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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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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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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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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学术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整体性思想,而且其理论自身的创立、形成和发展又是对这一整体性思想的应用。然而,在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整体性经常被遮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与时代同步,体现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马克思整体性研究是为了更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路线上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整体性 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者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表现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进步。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深入总结,全面发展,不断进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系统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仅是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叠加”,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过程检验和理论方法学习来进行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需要不断的补充新鲜的理论养料,汲取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合理成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跟高层次发展。长期以来, “三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路,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速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途径。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溯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需要我们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和研究。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价值的体现方式之一,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表现。协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根本任务,也是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的实践途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事例证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直接分类的研究方法不利于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价值观念,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发展状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直接分类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在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之中,必须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的重要性,深入细致地开展研究工作,从理论出发的同时,也要注意理论的回归问题,合理规划研究路径。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工作,需要在开放的学术氛围之中进行,采纳各种学术观点当中的优秀成果,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长期经受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增长下行阶段,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水平,带动生产力发展势在必行。发展经济必须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必须要统筹各方面的经济增长因素,全面细致地分析遇到的问题,才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源头出发,从源头出发就必须要重视思想理论工作,从思想重视问题,用行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正是基于此点,从而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氛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对我国社会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
人类的活动与实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推动意识形态的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就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人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马克思整体性研究亦如此,它直接面对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的研究必须注重多渠道和多元化的调查研究,注重对社会现状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观察探索。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须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深入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指导人类的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人类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指导与启发。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正是为了解决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实际状况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是在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的,在与社会现状的结合中进步和完善的。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发散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道路上,它不仅仅是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确批判,也是对将来社会理论框架的合理规划。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方针路线上的领路人,它关注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正如尼尔森所谈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他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创新高度总结,必将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繁荣昌盛。
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战略任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两项战略任务都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为这两项战略任务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能够上升到更高层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保障奠定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整体性研究是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障马克思主义能够长久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解决找到现实的理论途径,使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矛盾问题变的简单和清晰。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是为了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的指导地位,也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支持和推动。
任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产生的作用,正是对这些具体的复杂因素的深入分析中,我们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发展路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深入的研究学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最终也能够完美展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蓝图之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的,期间经历了多重的磨难与考验,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体系,不断深入发展。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当代价值时,也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是在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与人类的生活实践联系的过程中传播开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当代价值的完美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方法创新。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图伟中,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必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当代价值必将得以充分体现,彰显时代发展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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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指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幸福是指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由于人们的生活价值目标不同,人们的幸福观也就不同。尤其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幸福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幸福是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追求。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健康科学的幸福观,它指引人类不光要追求物质幸福,还要追求精神幸福。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幸福观,它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马克思的幸福观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马克思的幸福观理论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观;当代价值
追求和拥有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当今社会,幸福对于人们来说,更多的是感官上的需要与满足。于是,人们深思,幸福到底是什么?关于幸福,有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些都是在探讨幸福观时存在的问题,幸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心理的愉悦、精神的舒适,是一种自身需要被满足时的感受。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幸福观的概念很复杂,它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整体感知的观念,由于个体不同,所以幸福观也不尽相同,有的幸福观易实现,个人就比较容易获得幸福,反正则相反。
马克思认为,幸福是在一定的经济历史条件下,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使人类主体的欲望、需要以及目的得到满足,并且可以使人类获得美好生活发展的快乐心理体验。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多方面的辩证统一,首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他说:“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②马克思肯定人的正当的物质享受。幸福是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如果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话,人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一定要强调幸福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同时也非常注重精神生活在幸福中的地位,生存需要满足了,也会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并且精神上的满足所获得的幸福要更持久、更深刻。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统一起来,人类才能获得完整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任何时候,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幸福内在的包含着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幸福,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幸福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人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社会集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条件和最高表现。个人幸福的实现是以社会集体幸福为前提的; 相对的,个人幸福的实现扩充了社会集体幸福的内容,并使其更加生动具体。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幸福要靠劳动创造来实现,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幸福,同时又使人享受幸福,实现劳动和享受的统一。幸福是需要和欲望的满足,随后人类就要享受这种幸福。当今社会,我党也大力提倡人民通过勤奋、诚实和创新劳动创造和实现个人幸福。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科学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多方面的辩证统一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它建立在“人是社会的”这一论断的基础之上。人民的幸福观应该是正确的、健康的、积极的幸福观。
科学的幸福观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精神富足、身心和谐发展是个人幸福的基础。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忽略精神生活在幸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精神上的满足所获得的幸福要更持久、更深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二,人的生产劳动是追求幸福的途径。如果没有生产劳动,就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社会也无法丰富。如果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当今社会,也存在许多错误的幸福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思想误区,更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以增强幸福感。自然环境对于提升人的幸福感具有极大影响,中指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基于这一点出发的。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新时期,为了更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就要从环境保护入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人对于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我们正在实现幸福的路上努力着。只有准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深层含义,才能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真正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
【浅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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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村落生存结构虽然已被打破,但其根植于乡间的社火活动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融。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渗入,笔者认为探讨当下浚县社火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共通之处,将更有利于建立我们自身的美学评判标准,促进“社火”这一艺术奇葩的保护与利用。浚县社火在其绘画语言方面所体现出的平面意识,以及在美学题材中所体现出的大众意识,都与西方当代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为艺术创作中展现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正文:
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
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考系,将三个不同时期较具有美学意义上平面特质的艺术流派与浚县社火做平行比较,以期更深入的认识浚县社火表演的当代语言特征,将认识转化为绘画手段。
其一是印象派塞尚的画作中传达出主题结构的二维平面性。如《圣维克多山》这幅名作中将山的形体进行三维空间压缩,用山本身“形”上的平面特征来组建画面基本结构,产生画面韵律感与节奏感。
对应浚县社火语言也是通过形的重复,将视觉感受指向平面形式,用或明或暗的主线将视觉感受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旋律感的静止画面。如挑花篮表演中,将每一个表演者想象为独立的平面元素,先将人物想象成具有块状结构形式,藤条想象成具有线状结构形式,花篮想象成点状结构形式,然后再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建为具秩序美感的整体画面语言,按其运动态势结构为统一的画面效果。
其二是立体主义把体积分解成暗示几何形立体的平面。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多面体平面的技法,将物体的局部用平面化的语言构建起整体知觉性的画面形象,通过画面重叠和并列的平面体系,使画面呈现零乱与穿插的视觉效果,有时甚至运用实物拼贴的方法来张显平面与深度的矛盾特质,向平面化演进。画面呈现的是结构的整体,而非生活原型的整体。在画面中将动物头部与身体扭曲,五官在面部作错位排列,体现了一种扭曲的平面美。
对应浚县社火的表演形式,始终伴随着穿插走动,形成的视觉印象本身就是具有真实的片断感和虚拟的整体感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象,这种感受吻合立体主义的多面体平面构成语言,可以将人物与背景融会为虚幻的富有童趣的平面语言。在材料的应用上浚县社火本身就是就地取材,显露材料本身特质已成为当代审美趣味追求之一,浚县社火往往就是选择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表演和装饰,比如有些舞狮的狮身就是用家里常用的粗布线头等缝合而成,形象塑造也随性而至,有时难免有所失实,但却具有质朴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美学意味。
其三是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认为画面必须完全由纯粹造型要素构成,那就是平面和色彩,认为线形与色都是画面的本质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秋天的节奏-编号30》中,将颜料随意地泼溅在帆布上,在画面上显现出自然的流淌线条、滴落的色点,线与线、色与色相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画面。绘画品格具有令人动容的大自然品质,产生视觉纯粹的愉悦美,强调人为拼凑的主观性,强调随意性和偶发性趣味。并且在画面中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即分形法,所谓分形,就是让画面某些局部与画面整体呈现同样的形状。
对应浚县社火表演的画面形式,处处显露着这种自然的随意性的构成语言,往往用琐碎的凌乱的造型拼接成整个的视觉形象,如在耍狮舞龙中为了渲染热闹喜庆的气氛,将少则三四只,多则十数只狮子集中在一起,上下攒动,熙熙攘攘的舞作一团;在舞龙中,往往又十数人共同舞动一条大龙,表演时龙身下的表演者,随着鼓点迂回游走,形成纷乱的视觉感受,在不经意间却突然发觉巨龙已然盘绕腾空而起,像座山似的矗立在你的
面前,震撼力不言而喻,体现出随意性与偶发性共存的艺术趣味。其分形法则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无论是跑旱船还是秧歌舞或是挑花篮等舞蹈性的表演中,在整体与局部的形体表现上始终都是有所暗合的,扭动的秧歌表演者本身形体姿态往往就与整个舞蹈走动穿插的形态具有相近性。
浚县社火表演与西方当代美学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状态,对大众美学精神内涵的追寻,是伴随着本我意识的崛起,在题材的大众化表现语言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当下的特殊心理状态。
其一是对乡土的眷恋,中国长久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土地的眷恋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即使在都市生活的新的一代年轻人,用浚县当地的一位老百姓的话说,“往上查祖宗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的根在土地,虽然久已疏远但一旦再次相遇心里依然能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
其二是对情绪的宣扬,民间艺术延续至今,一直都有饱满的生命力,其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与表达,隐含在喧闹的表演之中。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表演中挥洒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是一年里积蓄的情绪,或是事事如意的高兴之情,或许是流年不利的积郁之情。在当代都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承受的心理压力就更多,心灵的束缚往往也更大,对情绪的宣扬使得人们心灵得到慰籍,也许这就是都市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浚县社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对温情的期盼,传统的人伦在当今社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逃脱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枷锁,但又容易走向另一个人伦的陷阱,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亲情的冷漠成为当代人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在浚县这个乡族村落中联系人们的往往就是血缘关系,通过社火表演将这种亲情关系加强与维系,朋友亲人之间除去生活的重担,在那一天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在一起,心灵得以贴近。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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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者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对当时和现在的中国都有着及其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文章通过分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试图使更多的人重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以弥补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缺陷。
【关键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物。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
文章一经发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篇文章在当下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因此笔者在此将主要论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以唤醒人们对它的重视。
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了早稻田大学具有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安部矶雄教授。但“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注重从精神方面观察社会主义”。因而,可以想象,李大钊从他那儿不可能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及其人并为其深深吸引,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他欢呼庶民的胜利后不久,他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起了李大钊浓厚的兴趣。随后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潜心研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一些引用的文字,李大钊会标明“以上的译语译从河上肇教授”,甚至开头部分与河上肇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也很相近。可见李大钊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河上肇的文章及相关学者翻译的著作等。
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路径――日本先于俄国。以前我们往往认为早期的知识分子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为师”。但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日本的近代文化对李大钊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李大钊不懂俄文,很少接触列宁的著作,直到1924年,他才开始撰写关于列宁和苏俄的文章。”所以,通过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可以找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源头,只有这样才能对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题目首先突出的是“我”。“我”字体现了李大钊的主体意识和“反奴性的理性精神”。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导致近代中国人的奴性十足,主体意识非常薄弱。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深入人心,五四运动的爆发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反奴性的理性精神。
学术界有学者认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对河上肇著作的“二次翻译”。但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写作的过程中,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河上肇的文章。“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参考文献远非全河上肇一家,其背后有着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这一现象也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并非仅局限于日本一个国家,还关注着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从中吸取经验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吸纳国外先进知识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意识对今天我们认识文化的地位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大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提示。“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李大钊强调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怎样运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的思考”。李大钊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主张知识分子要积极投身到人民中去。正因如此,在五四之前李大钊就在工人中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极引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同时还详细介绍了阶级斗争说并且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可见,李大钊当时就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之上的。
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头指出的“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说明此时的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意识到了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行的强调对今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向中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其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都是极其深远,不容忽视的。这篇文章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思想理论活动的历史见证,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篇文章并未引起过多的重视。“这恐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缺失”。因此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价值,认真思考其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并从中吸取经验以努力弥补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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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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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论文正文: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1.1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
当代,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表达了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认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但是在普适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我们还需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要超越‘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两极性、单向度立场,理性诠释、多向度评价”。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方面,既不能盲目自大过高的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引自l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可全盘西化,以西方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而应该保留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可发展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继而保留本民族地区传统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方面独特的内容,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情感需要,尊重不同历史,审美,民族及宗教背景人们的习俗。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以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保护理论的推陈出新,一方面,摆脱对西方保护修复哲学体系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构成自己独特的保护观念,在对西方保护观念的引进中做到“以中释西”;另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保护观念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以中释中”。
1.2传统文化体系影响下建筑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2.1“重道抑器”的实用主义建筑价值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属于“器”的范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建筑物质实体,转而强调内部空间的功用性,它才是建筑的“大道”。重视实用功效的营造理念因而也成为我国工艺思想形成初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战国技艺家墨子谓公输子日: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与建筑的器相联系的整个建造行为也就是“奇技”,它们不是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指引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建筑价值取向一直是“实用主义占上锋”,保护、维修旧建筑的行为也多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1.2.2“借物咏志”中历史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重叠再则,中国建筑的审美多与依附建筑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产生,体现出特有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重叠辉映。人文历史的积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古迹蕴涵的历史信息,无形中高大了它们的艺术形象。这和西方以“真实”为美的基本价值观差异较大,可以说,西方社会崇尚通过实证获得对对象知性认识的“真”,而中国社会追求“道德、修养、心性”和谐的“真”。
1.2.3“体用二分”思想注重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相比较西方建筑潮流的多变和建筑文化的“否定性思辩”,我们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建筑形态上的一贯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性保护方法。这样的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用二分”的思想。中国人对待器物之“用”,往往是“喜新厌旧、除旧迎新或革故鼎新”;但是在文化方面,人们却“厚古薄今”,讲究文化思想体系的传承关系。
因此,建筑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换,而建筑的体系,与社会宗法礼仪制度的关系却通过“法式”,“则例”等不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珍视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1.2.4东方的物质观认同建筑自然更迭中的“生命价值”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建筑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从最初,中国并没有产生出象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刻意求永存不灭的工程。并不想以人工建造物与自然比久长,而是以“新陈代谢”的自然主义物质观,看待物质的生与死。
在东方人看来,物质本身的意义就体现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而不是本身物质形态的留存。作为建筑的物就如同时常生活中的用具,并不担心原物是否永存,也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恰如国人心目中对自然生命的重视,“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2吸收西方遗产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成果
2.1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
无论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都是差异和一致性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又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同样是差异与共性并存。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同样表现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它们都是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前提是要尊重那些代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公约。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各种相异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保持,并可能成为现代地球文化村的一部分。脱离普适性价值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率世界之先就人类诸多价值认识展开了深入探索。其他地区、民族的古老文明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有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趋势,比如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国近代即开始了学习过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了中西一体的思想。当代,我国加入WTO,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都代表了对人类普适价值观的认同。
2.2吸收普适性价值为建设本民族遗产价值体系提供基准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专家学者的交往,不断的引进了当时西方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就,从而摆脱了传统保护观念的局限,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后来的40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流中断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我们了解接受。我国的文物保护观念一直主要停留在对历史遗迹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甚至政治作用的理解上。当代,随着交流的恢复和加强,加快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遗产价值体系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理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才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遗产价值认识成果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3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遗产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要关注并发扬全球文化与地区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观。张岱年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文化选择论”的思想,即“肯定文化的可折取性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产生文化的杂交,进而获得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从促进国家建设角度思考我国历史遗产的社会价值十分重要。
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只有积极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1发展文化产业,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要挖掘遗产的文化产业价值
现代城市的经济构成,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多元构成的新经济形态。第三产业和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其中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是遗产价值市场化的最直接途径。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例如: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目前为什么“世界遗产”的品牌含金景越来越高,对这一品牌的竞争从国际到国内也日趋激烈,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国家对遗产价值的探求“愈发具有一种资源博弈的性质”,“凯恩斯”决议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争夺。
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其中,人文景观无论从构成旅游卖点,还是从保持持续强劲吸引力来讲,自然景观都是无法与其比拟和抗衡的。随着旅游业逐步从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旅游过度到体验、品味和参与型旅游,文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主体。而文化旅游的主要内容就是寻觅地方历史遗产踪迹。
不仅如此,以旅游业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地区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偏远地区传统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重要依托等等。
3.2城市形象营造与开发遗产的文化品牌价值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落后,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3.2.1它是构建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基础文化历史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有其浓厚的不可再生的特定文化内涵,有其无法替代的美学情趣和韵味,是现代城市中最能引人人胜的文化景观,因而是构筑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宝贵遗产。城市公众素质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公众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公众产生潜在的历史责任感,激发醉心城市发展的热情,净化他们的心灵空间,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3.2.2它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城市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城市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大基础。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即便是上海,2000年GDP总量只达567.5亿美元,是伦敦1987年的1/2,是东京1991年的1/9。对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营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实力,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2l世纪的城市面临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就是指城市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构成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象城市的名片,勾勒出它给予人们的第一印象。文化品牌经营得好,可能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有利影响。
4反思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
在2004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其中谈到“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交织性书写产生出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文章强烈的传递出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既困惑又充满兴趣的现实状况。而且伴随着类似“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和质疑声令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这个层面也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由此,以目前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将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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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其中红色文化就是主阵地之一。以红色文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了解、挖掘红色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经验,进一步提炼和升华红色文化,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特征。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红色旅游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重申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面临诸多困境,传统的宣传教育方式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特点及需求。而随着中国进入到大众化的旅游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和课堂通过旅游来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特别是红色旅游的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新契机,也为中国梦的实现增添了正能量。
(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辐射面狭窄
我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培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这样就导致受教育群体基本局限在党员干部和学生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存在的范围广泛,并且拥有不同的认知能力、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此,局限于课堂和培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必然不能辐射范围广泛的大众群体,局限于党员和学生等群体的宣传必然很难让其他群体产生共鸣和认同。此外,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的同时,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当客体认知并认同理论的时候,就会完成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化。因此传统的理论宣传普及所形成的辐射面狭窄困境必然导致传播主体不足的问题。
(二)传统的单向灌输式使受众对理论的接受被动消极
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具有独立思想及情感的,不可能完全接受和认同被动的灌输式教育。想要大众积极消化理论、接受教育,必须让人民群众在深刻了解理论内涵,并从情感上认同理论价值。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所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手段,虽说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并未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消极的抵抗情绪。
(三)抽象的理论宣传使大众感到空洞虚渺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为大众所掌握及运用,究其根源是由于传播的理论内容过于学术化、空泛化,没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没有转化成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内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生活实践、不能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面临的具体问题,就会成为空泛的、枯燥的说教,如此,更无法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及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必须实现精英式理论到大众话语的转换,必须实现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更为强烈。人们既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旅游的核心和灵魂则是文化,旅游可以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可以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的魅力。特别是红色旅游,能使旅游者在游玩和审美过程中获得知识、升华民族意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国务院关于旅游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化旅游时代。据统计,2013年我国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7.86亿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17.3,在纪念场馆免费开放的前提下,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1985.6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19.1。就旅游资源方面,到2013年底,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达到4A级以上103个,其中5A级14个,接待人次超过100万的有82个。据报道,2014年国庆期间,仅四川省的27个红色旅游景区就接待游客107.56万人,累计实现门票收入1974.72万元;陕西接待游客3288万人次,红色旅游成其亮点;赣州市红色旅游接待人数93.44万人次,同比增长33.42%;红色旅游收入2.32亿元,同比增长32.37%,大众化旅游时代的到来无疑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新契机。
(一)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了受教群体的范围
我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或者培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这样就导致受教育群体太过局限。而旅游活动是全民参与的活动形式,无论旅游者来自哪个行业、受过何等教育、年龄高低都可以参与其中,这就极大的拓宽了受教育的客体范围。
(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史料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红色旅游资源中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每一个事件、每一位先烈、每一种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光辉历史。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工作重心由农村转为城市”,每一处红色资源,每一条道路的抉择,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都展现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只有置身其中,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才能自觉将其作为指导自身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红色旅游的寓教于旅游功能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从旅游活动的过程来看,红色旅游是一种具有很强参与性的旅游活动形式。人们通过体验红色旅游活动,可以亲身接受到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此外,旅游活动所具有的娱乐性特点,可以让大众在“游中学,学中游”,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隐性普及方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思想及心理存在“自身免疫”效应,即当外界思想进人人的头脑时,人自身的原有思想会形成一个防护层,抵制外来思想。因此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方式进行理论传播,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特征,能够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效提升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认同。 (四)红色旅游的生动讲解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构了通俗的传播途径
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为大众所认同,必须将抽象的理论通俗化、具体化。
列宁直接用一个公式,简洁而直观地强调了通俗化的重要性:“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可见,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群众,必须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生活实践。通过红色旅游,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了语言的通俗化和形式的多样化。
(五)红色旅游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红色旅游作为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必须突出强调其在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刘云山强调:“发展红色旅游,用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启示人,用党的辉煌成就和奋斗精神鼓舞人,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本质体现。红色旅游资源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幸福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在参与红色旅游的过程中,游客能够深化爱国情感,学习红色精神。当游客真正从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游客心中,就能形成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和群众意识的良好氛围,进而实现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并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一)加强对红色旅游的监管和审核,确保红色旅游社会效益的实现
要确保红色旅游始终成为凝魂聚气的民心工程,就必须始终遵循红色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随着大众化旅游时代的来临,我国旅游市场逐步形成和壮大,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红色旅游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这就使得一些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效益。例如一些旅游景区为了提升经济效益,大搞商业开发,不仅违背了红色旅游发展的原则,更破坏了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尹卫国在《红色旅游不要变了味》一文指出:红色旅游的本质与灵魂有“三贵”,即贵在苦、贵在真、贵在教。红色旅游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的建设的目的来打造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首要做到保护红色资源的原汁原味,让游客了解到革命前辈吃苦受难、艰苦救国的伟大实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和心灵的净化。
(二)挖掘和升华红色旅游资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价值
挖掘和升华红色旅游资源所蕴含的理论内涵及价值,是发展红色旅游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当前我国红色旅游的发展虽然已经有所成绩,但仍存在产品开发单一和雷同的问题。红色旅游的开发及讲解基本都是历史史实的简要介绍,或者是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的宣扬,忽视了红色旅游资源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理论价值。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不仅仅能使资源蕴含的理论内容普及给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也是解决红色旅游产品单一雷同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要在牢牢把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的同时,深刻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及价值,让群众能在游的过程中掌握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三)增强红色旅游的规划者和开发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意识
增强红色旅游的规划者和开发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及意识必然是当今发展红色旅游的关键。规划者和开发者只有增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才能在其规划和开发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其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旅游规划开发是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当规划开发者具备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意识和责任感,才能在规划开发过程中挖掘出红色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才能在开发的同时实现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保护,并平衡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好红色旅游开发与红色文化传承的关系,确保红色旅游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四)加强对红色旅游讲解人员的培训,建设高素质的理论传播队伍
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队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在红色旅游活动中,讲解人员是传播理论的主体。我国红色旅游讲解人员普遍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这就导致了他们不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主体。当前我国红色旅游的讲解,大多停留在历史遗迹和人物事迹的简要介绍上,甚至有一些讲解人员为了吸引游客,虚构历史、歪曲事实,这样不仅有损红色旅游的尊严,而且对大众产生了误导。因此,培养高素质的理论传播队伍,不仅仅是发展红色旅游的关键,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一方面宣传、文化、旅游、文物等部门要组织编写高质量的红色旅游培训教材,要加强对解说词、导游词的审核把关,杜绝编造野史的错误做法。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讲解人员的培训,丰富其党史知识,提高其理论素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使解说人员能够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内容和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高尚情操。这样就能确保讲解人员解说的真实性、权威性。此外,要加强讲解人员相关技能的培训,使其能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将理论知识普及到大众,而且能让大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认知发生的内在动力则是情感。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情感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吸收和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认识理论的过程,更是情感介入的过程。因此,声情并茂的生动讲解能够有效提升群众情感认同,能使人民群众的认知与情感达到协调统一和良性循环,能让大众主动将理论认识转化为一种政治信仰,积极地、自发地变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进而积极投身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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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宗教与人类文明同步,对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还在继续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宗教的认识缺乏历史性和科学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当代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宗教的起源、本质、功能、发展趋势及宗教消亡等问题的研究,指出了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并明确了实现人自由和彻底解放的正确途径。在新时期的中国,准确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对解决宗教问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人本主义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宗教,实现人的自由和彻底解放。宗教消亡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但宗教的自然消亡和人为消灭有着很大区别。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对于中国宗教问题的处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属于文化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人本主义出发,透彻地研究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功能及消亡等问题,形成了关于宗教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1.宗教是人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在泛神论中和“创世说”中,是宗教创造了人类和万物,人类应该崇拜自然和神以满足自己身体和精神的需要。事实上,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反之是人创造了宗教,恩格斯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它是“支配者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1]。人把自己的力量、智慧、高贵、价值衡量尺度等品质和特点赋予这至高的“善”,也就是神;宗教的本质是人本质的对象化,神所表现的不过是人本质的彼岸性,是人一切美好和愿望的集中体现。人在创造宗教的同时,将自己的美好愿望赋予在神的身上,以一种神圣的、虚幻的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本真。妄图通过宗教摆脱自然的枷锁和对现实的失望,得到解放和幸福,在这种超验的观念的引导下,人由此失去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力量的肯定,逐渐使“神的本位”代替了“人的本位”。
2.宗教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不论是哪种宗教,最基本的特征是对神灵的崇拜,是对虚幻美好的向往。作为人们观念上的东西的宗教,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着,是由特定的物质条件即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神灵是虚幻的和超验的,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对于宗教的多样性和宗教崇拜现象的差异性也只能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中去寻找答案了。“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2];“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即谈这一虚幻的本质的物质基础,那么,他就应该不在‘人的本质’,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1]。
根据不同宗教产生的基础,大体分为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两种,它们产生的基础分别为自然异己力量的压迫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自然异己力量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的原始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得足够的食物,自身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的一种恐惧和崇拜,以祈求丰收、繁衍生存。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对自然适应性的增强,社会统治力量的压迫逐渐代替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将人民大众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承担起了在物质上不能得到解放的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慰藉角色。这是社会异己力量对人为宗教产生的推动,恩格斯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3]这同样说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合理调节和处理的时候,社会关系还没达到完全和谐之前,宗教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3.宗教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发展趋势同样不可忽视
人们创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在人类生产力历史的不发达阶段,宗教是人类获得短暂解放和心灵慰藉的手段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是无法逃避和更改现状的无奈。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只看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的负面作用,他指出宗教不能给人类带去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达到摆脱异己力量统治的目的,必须通过对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变革、消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灭,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1]。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消灭阶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才能实现人们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由的人。社会物质基础的和社会物质生存条件的积累,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完善和改进,必将促使宗教走向不可挽回的消亡道路。马克思的宗教消亡观是其宗教思想的闪光点,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言不地的指出,宗教和国家一样是异化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俗土壤会逐渐失去供给宗教产生和生长的营养,宗教即自行消亡。
1.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意识,除了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反映之外,还是对现实世界的无声的反抗。宗教对人精神的麻痹,并不能帮助人从现实的苦难里得到解脱,它给人的只是“幻想的幸福”,而对宗教的批判,并不能仅仅瞩目于它麻痹人们意识的负面作用,还要看到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探索走出宗教辖制困境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占主导地位,认识到人的主体价值,重新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把对神盲目崇拜的目光转向自身主体性,承认自己有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人民大众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力军。对世俗世界的批判和改造,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消灭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推翻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进行彻底的革命,使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实现人的主体价值。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犀利批判的目的在于给工人阶级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号召千万信仰宗教的工人、农民群众正视造成自己悲惨处境的真正原因,积极投身于争取阶级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战斗性的一面。 2.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提出了人解放的手段和途径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到自己的主体价值,唤醒主体意识,并指出改变现状的有效手段是实践活动,鼓励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积极投身于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浪潮中。通过揭开蒙在宗教表面的神秘面纱,看到宗教虚幻的本质及其负面作用,使人从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转向对自身实践力量的确信,摆脱宗教的虚幻辖制。
要实现人的解放,达到宗教消亡的目的,需要在实践上和思想上同时作出变革。科学实践是战胜有神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是战胜信仰主义、愚昧迷信的有力工具。通过科学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人对自然力的崇拜转向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信仰。在思想上用“人的本位”取代“神的本位”,正视自己是改变和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体,用对改造此岸世界取得幸福代替对彼岸世界超验的虚幻想象,使人确信要实现彻底解放只能依靠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等改变人类处境的现实实践活动,将宗教社会根源的消亡同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宗教作为人自身的异化,随着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的消除,会随着人的彻底解放而消亡。
3.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观中宗教的自行消亡和人为消灭
随着人的彻底解放,宗教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消亡“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说明,宗教的消亡是过程化的,不是确定式的,它的发展状态具有客观性、过程性,不受人主观愿望的影响。宗教的消亡和宗教的消灭是不同的,宗教的消亡是在理性和科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在物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明白和合理的条件下自行发生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必然;而简单的宗教的人为消灭是一种不可取的方式,它针对的仅仅是宗教本身,消灭的仅仅是宗教的崇拜仪式和宗教的信仰木偶,它所扑灭的仅仅是迷信宗教的狂热火焰,而不是宗教产生的外在条件和实际根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战斗力的机械运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问题处理势必会造成不良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依据时代背景,科学对待和适当处理宗教的存在
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在新时期的中国,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虽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并未充分发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对自然崇拜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并且在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下,宗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减轻社会发展带给人的心理失衡方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而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依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对于达到宗教的自行消亡还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之前,仍有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必要和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活动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在民族中的影响不可忽视,重视和尊重民族和宗教问题也将是我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不变的价值杠杆。昆明的“3?01”事件说明,愚弄信教群众,鼓动民族冲突的不安定事件并未消失,我们在尊重人民信教自由的基础上,更要提防各种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问题不断地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干涉。这种行为严重的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党和群众要认清这些非法活动背后的实质,提高警惕,不断增强防自我范意识。
党的报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4]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在党的持政工作上,在宗教与社会关系和谐方面,积极引导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中国宗教的发展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避免类似令人痛心的事件再次发生。
2.准确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开放的、随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体系,因而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创造性的使用,以保证其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发挥积极的理论、实践指导作用。
宗教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等社会的整体发展,这同时也是对执政党执政水平的考验。由于宗教的存在取决于它的世俗基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基本任务就是消除这一世俗基础,因而要将消灭宗教世俗基础的任务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恩格斯指出:“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5]。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把宗教问题的处理融入到一切工作当中,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宗教,团结信教群众,增强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获得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消除宗教存在的世俗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在强调无神论的基础上,注意宗教的心理调试作用、道德约束功能、文化交往功能等正面作用,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依法保护信教群众。
3.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妥善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
今天,中国顺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在许多领域用法治代替了人治,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宗教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现有宗教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最关键问题乃是宗教基本法的缺失、相关法律不完善等。正是因为这些体制性的原因,导致近年来尽管国家一再加大对宗教管理的投入,但现有宗教管理体制低效、僵化、无力应对宗教方面问题的被动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依法治理宗教事物,消除宗教人士对有关国家宗教政策的不解和疑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把宗教信仰作为人民的私事不乱加干涉。国家应“保障公民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必须避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教徒群众”[6];“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族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既向宗教宣战”[5]避免人为的消灭宗教。
但从另一方面,同样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无神论的思想,辩证运用无神论的战斗力,无神论思想对于批判现代迷信、推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性看待宗教存在的同时,积极进行社会建设,促进宗教的自我消亡,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当代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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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勾绘出国家的价值内核、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价值公约数”。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以15项重点活动举措,架起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众的桥梁。
从倡导到践行,从理念到行动,十三亿中国人将在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划定的价值航标指引下,书写时代交给我们的考卷。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我们倡导的富强,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最终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更体现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追求的富强,不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希望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肌体,协调政治的机能。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价值理念,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有门槛,不受财产、地位、民族、性别、宗教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广泛的民主,绝不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又尊重和照顾少数人,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主,既真切全面地反映人民意愿,又致力于尽快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是丰富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主,还有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文明折射国家发展的境界、社会进步的状态。
我们倡导的文明,是以道路选择、理论指引、制度建构,追求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有机统一;坚持开放包容的创新姿态,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谐的中国,是民主与法治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谐的中国,秉持世界持久的和平理想,心系人类繁荣的共同命运,担当永续发展的历史责任。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
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形式上的、虚伪的自由,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实质上的、真实的自由;不是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受到法律和规范制约、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自由;不是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承受能力的自由,而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保证人民充分享有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使每个人都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我们倡导的平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平等,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实实在在的平等,不是落在法律字面上的“形式上的平等”。是要让人人都能公平行使社会权利、履行社会义务、分享社会成果,政治上平等参与、经济上共同富裕、文化上共建共享,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
公正是捍卫权利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我们倡导的公正,不只是强调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的公正,而是兼顾结果正义,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公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是要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推行三权分立,更不是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不是广场上的雕塑、柜子里的花瓶,而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体现人民意志、保护人民权益,让法治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坚强柱石。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我们倡导的爱国,就是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对接,把人生意义的提升同增进最广大人民的福祉相连,不断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是让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紧密结合,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我们倡导的敬业,就是要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激发积极进取的奋斗热情,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锻造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让敬业成为实现梦想的动力之源,以那么一股子干劲、拼劲、闯劲,续写中国奇迹,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美好未来。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我们倡导的诚信,就是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激发真诚的人格力量,以个人的遵信守诺,构建言行一致、诚信有序的社会;激活宝贵的无形资产,以良好的信用关系,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风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我们倡导的友善,是爱心的外化,是与人为善、与物为善。善待亲人以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善待万物以形成和谐自然生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广聚爱心,乐善好施,让世界充满爱,是友善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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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全文如下:
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实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其的发展,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由邓小平加以实践和阐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它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拨乱反正,彻底结束了“左”的思想束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根据我国建设实际做出了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有整体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形式,深刻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基础性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活化了,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质和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变革的起点上,相反,他们在“进入”理论时还深刻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起点,就如他们后来揭示的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创造历史的条件一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实践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这使得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同样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人的实践的深度及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核心,也从没有停止过发展,一直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是与时俱进的。它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清算”自己的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而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已经做出的部分结论的“过时”而怀疑甚至抛弃它。
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把“与时俱进”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写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它揭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认识。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上不断地拓展新视野,并做出新的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就是这种与时俱进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因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我们根据国家建设的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着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总结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可持续发展经验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结合新特点、新问题的出现,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从全局着眼,统筹兼顾地实现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时,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重要指导思想,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小康。而坚持科学发展观来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是在实践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 社会是个庞大的综合体,各种要素相互交织共存于社会之中,我们只有坚持和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含有的科学性和逻辑来理解它们,对待它们,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它的巨大功能。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都会孕育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梦思想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顶层设计,是源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历史和现实自信的一种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是中华民族要实现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个梦不是虚幻不实的空想,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梦的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高度明确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梦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进而积极推动中国梦伟大构想的实现,是我们必须要阐明的问题。
(一)中国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马克思实践范畴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从《德意志形态》中可看出关于实践多层次性特征的阐述”[4],它为我们寻找中国梦提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中国梦的提出满足了人民群众进一步进行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的需要,以更好地改善和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产生于西方,却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有着如此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而不是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范畴,而且把实践和理论纳入同一个范畴体系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告诉我们:人们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可行,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到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认识论,中国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认识,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次,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只有在积极的实践基础上中国梦才能真正展现出理想的光辉,才能得以最终的实现。
因此,我们走的路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和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努力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插上翅膀。
(二)中国梦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
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中国梦的提出符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当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5]我们必须也只能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找出中国梦提出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根本的实践活动,想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寻求发展规律,找出促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必定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以检验。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近代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侵略,曾一度陷入苦难的深渊,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没有现成的套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加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如何去解决?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和颠覆的原则性问题。而中国梦的提出正是基于我们当前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我们具体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适时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人民实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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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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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以来,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文献之一。尽管160多年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作为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蕴涵的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具有许多现实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与运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这部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宣言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革命历程中,《共产党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石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虽然有过许多传世名著,但没有哪一篇能够像《宣言》这样牵动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心魄。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成为引导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这部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宣言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进行了深刻地分析,而且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革命历程中,《宣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们分析和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十分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正是不断在实践中进步的《宣言》精神让我们不断地改进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斗发展的辉煌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宣言》是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的思想源泉
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再到国家富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坚定理想信念。《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我们党始终坚定三个“自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更是指导我们不断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撑。通过《宣言》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点也在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上得到了印证。因此,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理解贯彻党的提出的“我们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深刻道理,始终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决捍卫和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源于《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它永葆生命力的根源。在历史上,脱离历史条件、脱离实际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会走弯路,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我党历史上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大跃进”“两个凡是”等错误,一定程度上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时脱离了当时历史条件产生的沉痛教训。党的以来,以为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总纲与关键、方略与思路,为处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有力见证,也充分说明只有我们党才能够领导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巍巍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之巅。
运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躬身实践理想是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现实选择。重温《宣言》,不是学习它的某一句话或某一个结论,而是把自己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中,结合时代特征和地方实际,用以指导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来看,从我们党90多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来看,都从实践上证明了《宣言》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承担着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亟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努力奋斗。从达川区实际来看,在区一届二次党代会上,我们积极响应中央、省委、市委号召,提出了“深化改革、依法治区、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三大战略,加快实现五区目标,为与全省全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达川而努力奋斗”的美好愿景。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和4万余名党员紧密团结、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才能让美好的愿景变成现实。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宣言》中提到,“要把全部世界历史看成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要求我们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也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这就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党的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明确要求到2020年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情怀与责任担当。达川区作为全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以农业农村为主的市辖区,更需要把扶贫开发作为核心任务,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力争到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全区3.69万户、9.95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贫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旗帜,它的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了千百万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干部。传承和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使命。
(作者为四川省优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计划第五期培训班学员、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书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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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客体的属性是构成价值的客观条件,主体的需要是构成价值的主观条件。换句话来说,价值是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客体属性某种特殊的意义,回答的是客体属性对于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什么用”的问题。事实上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可以不和人发生任何关系,而只是依照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运动变化。价值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任何客体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主体的需要。大学生价值观就是大学生对其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能否满足自身需要进行认识、评价时所持的基本观点。它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社会时期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人的教育,也就是说都存在着对人的价值观教育的问题。价值观教育是一个永恒的常谈常新的话题,当代大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学习、历练,形成对客体事物价值的认识,即价值观的形成。大学生是一个独特的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后备军和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如何培养当代大学生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价值观,成为全国各高校价值观研讨的主要内容。目前,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开始,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各高校更加强调价值观教育应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更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模式,真正收获实效。只有这样才能把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从而更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实际的贡献,真正实现所谓的人生价值。
当代大学生已经逐渐步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把培养自身的综合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作为大学阶段的重要目标。尤其面向21世纪的教育要求培养出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人才。也就是说,21世纪的人才,不仅要掌握知识,更重要的要有独立完善的人格。要关心社会、关心他人,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但是,在当代大学生中确存在着不关心他人和集体,以自我为中心等现象。
市场经济遵循求利原则,它追求利益最大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通过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导致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保证了公民合法利益的实现。社会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追求物质利益已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肯定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成功的欲望。但一些大学生却走向追求物质利益的极端,在实现人生追求中,一些大学生缺乏远大的理想抱负,重物质利益轻无私奉献,把金钱至上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淡化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崇尚金钱,出现了信仰危机。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当代大学生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对于自己的重要性,知识能使人获得财富,知识能使人获得强大力量,知识能使一个民族变得优秀,变得强大起来,知识能使一个国家变得繁荣昌盛。?这使得大学生的求知欲越来越强,学习积极性越来越高,并且在学习中,力求使自己的各个方面的素质都有所提高。一些大学生开始慢慢去接触社会,希望早日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也有一些大学生却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只决定于个人的知识、能力,而与个人品德无直接关系,故出现了重视知识轻视道德的现象。
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之一,它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它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顾全大局。但是,集体主义并不抹杀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强调重视个人的正当利益,维护个人的尊严。因此要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集体主义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它对于当代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上具有重要作用。
理想、信念可以看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当今坚定理想、信念就是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大学生只有具有这种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才能产生不竭的动力。
在实践环节中,大学生的做事态度与思维引领指导着他们在实践环节中的决策过程和行为选择。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诚信、理想、爱国等这些价值涵盖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与荣耀使命,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下的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做出了完整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2]这是对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作了进一步提炼和功能定位。就目前国内形势而言,无论是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还是我国历来的道德教育,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仍是好的,呈现积极务实、健康向上的趋势,但因大学生对社会不能深刻认知,判断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多局限于个人的视角,容易出现复杂、多变的焦躁心理。
就目前而言,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方法和手段仍存在一些主、客观方面的问题,如教育的方式枯燥、单调,存在灌输式,采取现代化、信息化、创新化的方式不足。因此,要创新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理念,更好地在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改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积极探索教育的新模式。
掌握理论基础,丰富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首先要懂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知识与核心内涵,这是必要前提。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与政策课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开展价值观教育和传播主导价值观的主要手段。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学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更要积极寻找当前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式,把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时代性、创新性、科学性的授课方式放在首位,增强当代高校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培养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当代大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革新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努力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课堂上,既要重视与大学生的互动性、趣味性,用形象、鲜明、具有代表性的实事及趣事来帮助大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理解、掌握理论性知识,更要引导大学生在课后勤思考、多实践,鼓励他们勇于发现独自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
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有助于推进当代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良性形成,前提是要做到加强学风建设。就整个当前社会的浮躁氛围来说,严重影响着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和人际价值观的形成,因此,要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正确引导大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满腔热情的工作习惯,在整个社会形成求真务实、不说空话、不谈大话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古往今来,人类的思维方式、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风气的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人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应当积极去感受、认知、领悟。人的需求、动机、理念、情感、意识等心理因素的形成和发展也有赖于客观外界条件。营造当代大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环境,对于其价值观的良性发展能起到根本性作用。
正因为社会风气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因此,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把在校学习和社会实践等有效结合起来,并借助现代社会先进的科技、网络手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发展。要倡导、鼓励大学生自主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从而为建设更加强大、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做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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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何具有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经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不会完全因时而变,因时而废,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因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切合当今时代主题的特点。
第三,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动荡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威胁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
我们常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欣慰,但由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思想中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内容,就很难说完全与当今时代背离,毫无当代价值可言。 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应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
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兴起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
思想先导.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实现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今后新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摘 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十八大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
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十八大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十八大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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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72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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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5]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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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关键字】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创造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定义亦可以知道: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这5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极具创新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除了极具创新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具有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认识和指导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军事领域矛盾运动普遍规律、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规律的理论体现,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第一,提出了战争的科学定义。德国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虽表述了战争的基本特点,但没有明确战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分析研究了战争与生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进一步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他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精辟的阐述不仅阐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生产方式、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指出霸权主义也酝酿着战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扩张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这就在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比前人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但未能揭示战争真正的政治本质和从经济上揭示战争的根本动因。列宁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由于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
第三,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特点。
第四,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革命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在阶级社会中,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根本消灭战争。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的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去战胜、消灭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以后军队建设指明了道路:
首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问题,使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强大有力、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明确地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概括为主要是一个战斗队,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把人民军队的任务、命运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军队的任务上划清了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严明界线。
再次,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它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杜绝军阀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维护军队团结统一的根本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个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体现。
最后,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在军队建设上重点突出了政治建军的内容,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确立了我军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和行动准则,提供了我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并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创新思维,启迪人民智慧极具影响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毛泽东是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池野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导致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长期以来为世界军事界所关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
在当代新形势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我军的全面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并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应运而生,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当今中国,国情、军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新形势下我军的建设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方法和制度,为新形势下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指导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持续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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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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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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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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