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论述文化遗产的当代意义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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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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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谈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
论文关键词:普适性价值;文化多样性价值;战略性价值;边缘文化价值
论文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混乱的价值认识是保护观念不能得到统一的根本原因。以历史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多维度探讨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提出以目前西方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总体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论文正文: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矛盾和问题比较多,最主要表现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不同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观点的冲突反映出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问题集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彼此交织,产生出当前比较混乱的价值观。尝试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当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进行发现并做出深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多元化”,理解做出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从而确立起应对遗产保护多元化现实的健全心态,以更加科学严谨、宽容、求实的态度对待遗产保护中的困惑与矛盾。
长期以来,理论界从价值论层面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结构并不普及,谈及历史遗产的价值,人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它的艺术美学价值,科学教育价值等客观性本体价值,基本回避了从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对遗产价值取向的影响角度探讨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体系还缺乏一个完整的建构,在需要自觉运用价值判断以决策保护行为,平衡方法措施的“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接受遗产价值的概念。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缺憾。
在2002年《世界文化报告》中与会者普遍谈到,“在遗产保护领域的项目计划中,运用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方法正在不断地赢得支持。”以价值评价为基础的保护观正是支持西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所以从剖析人类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人手,探讨保护观念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必要。
1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1.1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
当代,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要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表达了这样的共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区,各民族对自身文化不同的理解和价值认识也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但是在普适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我们还需要“文化的综合创新”。要超越‘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两极性、单向度立场,理性诠释、多向度评价”。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取舍方面,既不能盲目自大过高的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引自l9世纪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可全盘西化,以西方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而应该保留那些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合理的、可发展的价值观。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继而保留本民族地区传统保护观念和保护技术方面独特的内容,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遗产的情感需要,尊重不同历史,审美,民族及宗教背景人们的习俗。以“普适的多元化主义”以取代单一价值的普适性保护观念。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我国保护理论的推陈出新,一方面,摆脱对西方保护修复哲学体系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构成自己独特的保护观念,在对西方保护观念的引进中做到“以中释西”;另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保护观念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以中释中”。
1.2传统文化体系影响下建筑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2.1“重道抑器”的实用主义建筑价值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属于“器”的范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建筑物质实体,转而强调内部空间的功用性,它才是建筑的“大道”。重视实用功效的营造理念因而也成为我国工艺思想形成初期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战国技艺家墨子谓公输子日: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与建筑的器相联系的整个建造行为也就是“奇技”,它们不是人们追求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文化认知的指引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于建筑价值取向一直是“实用主义占上锋”,保护、维修旧建筑的行为也多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1.2.2“借物咏志”中历史古迹的审美与历史价值重叠再则,中国建筑的审美多与依附建筑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合产生,体现出特有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重叠辉映。人文历史的积淀,一方面丰富了历史古迹蕴涵的历史信息,无形中高大了它们的艺术形象。这和西方以“真实”为美的基本价值观差异较大,可以说,西方社会崇尚通过实证获得对对象知性认识的“真”,而中国社会追求“道德、修养、心性”和谐的“真”。
1.2.3“体用二分”思想注重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相比较西方建筑潮流的多变和建筑文化的“否定性思辩”,我们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建筑形态上的一贯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延续性保护方法。这样的特征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体用二分”的思想。中国人对待器物之“用”,往往是“喜新厌旧、除旧迎新或革故鼎新”;但是在文化方面,人们却“厚古薄今”,讲究文化思想体系的传承关系。
因此,建筑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换,而建筑的体系,与社会宗法礼仪制度的关系却通过“法式”,“则例”等不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中国人更加珍视建筑本身的文化价值。
1.2.4东方的物质观认同建筑自然更迭中的“生命价值”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中国建筑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从最初,中国并没有产生出象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刻意求永存不灭的工程。并不想以人工建造物与自然比久长,而是以“新陈代谢”的自然主义物质观,看待物质的生与死。
在东方人看来,物质本身的意义就体现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而不是本身物质形态的留存。作为建筑的物就如同时常生活中的用具,并不担心原物是否永存,也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恰如国人心目中对自然生命的重视,“它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2吸收西方遗产价值体系的普适性成果
2.1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
无论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都是差异和一致性并存。一方面,彼此间特性和追求千差万别,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又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着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着天然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同样是差异与共性并存。文化差异背后的共性建立在基本的人类共性上,这是人类不同群体以及文化间实现沟通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同样表现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方面,它们都是具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前提是要尊重那些代表人类基本价值共识的公约。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各种相异的文化独特性得以保持,并可能成为现代地球文化村的一部分。脱离普适性价值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率世界之先就人类诸多价值认识展开了深入探索。其他地区、民族的古老文明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有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趋势,比如在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国近代即开始了学习过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说,“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了中西一体的思想。当代,我国加入WTO,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都代表了对人类普适价值观的认同。
2.2吸收普适性价值为建设本民族遗产价值体系提供基准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起源于欧洲,通过百年的保护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保护意识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性宪章和保护文件将他们的保护思想和修复哲学向世界范围进行传播,率先影响到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吸收各国研究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对于遗产价值的普遍共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通过专家学者的交往,不断的引进了当时西方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就,从而摆脱了传统保护观念的局限,超越了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后来的40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交流中断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国际社会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我们了解接受。我国的文物保护观念一直主要停留在对历史遗迹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甚至政治作用的理解上。当代,随着交流的恢复和加强,加快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遗产价值体系成果,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全面理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才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遗产价值认识成果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3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遗产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要关注并发扬全球文化与地区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观。张岱年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关于“文化选择论”的思想,即“肯定文化的可折取性和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广泛交流,产生文化的杂交,进而获得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从促进国家建设角度思考我国历史遗产的社会价值十分重要。
国务院温家宝指出:“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只有积极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历史文化遗产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因素,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3.1发展文化产业,优化城市经济结构要挖掘遗产的文化产业价值
现代城市的经济构成,已从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多元构成的新经济形态。第三产业和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的指标评价体系中,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其中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是遗产价值市场化的最直接途径。
在国外,遗产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旅游大国。例如:法国依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吸引7000万旅游者,旅游收入达299亿美元,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目前为什么“世界遗产”的品牌含金景越来越高,对这一品牌的竞争从国际到国内也日趋激烈,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国家对遗产价值的探求“愈发具有一种资源博弈的性质”,“凯恩斯”决议背后是资源和利益的争夺。
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其中,人文景观无论从构成旅游卖点,还是从保持持续强劲吸引力来讲,自然景观都是无法与其比拟和抗衡的。随着旅游业逐步从走马观花式的观赏旅游过度到体验、品味和参与型旅游,文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业的主体。而文化旅游的主要内容就是寻觅地方历史遗产踪迹。
不仅如此,以旅游业带动的相关服务业以及地区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偏远地区传统产业结构整体调整的重要依托等等。
3.2城市形象营造与开发遗产的文化品牌价值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落后,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3.2.1它是构建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重要基础文化历史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创造的精华,有其浓厚的不可再生的特定文化内涵,有其无法替代的美学情趣和韵味,是现代城市中最能引人人胜的文化景观,因而是构筑现代城市良好人文环境的宝贵遗产。城市公众素质的提高,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公众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它可以使城市公众产生潜在的历史责任感,激发醉心城市发展的热情,净化他们的心灵空间,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新形势。
3.2.2它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城市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城市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来源于城市的这两大基础。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实力还比较弱,即便是上海,2000年GDP总量只达567.5亿美元,是伦敦1987年的1/2,是东京1991年的1/9。对城市而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营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文化实力,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作用。2l世纪的城市面临竞争,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就是指城市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构成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象城市的名片,勾勒出它给予人们的第一印象。文化品牌经营得好,可能会带来许多无形的有利影响。
4反思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
在2004年6月的《经济观察报》中有这样一篇报道“新天地——青砖和玻璃的双重神话”其中谈到“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交织性书写产生出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文章强烈的传递出人们对于这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方式既困惑又充满兴趣的现实状况。而且伴随着类似“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国内专家们的讨论和质疑声令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这个层面也需要我们做出解释。
由此,以目前各国基本达成共识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为核心,以代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中国传统和现实社会对遗产价值内涵的发展为两极,将形成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完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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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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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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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何具有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经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不会完全因时而变,因时而废,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因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切合当今时代主题的特点。
第三,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动荡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威胁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
我们常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欣慰,但由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思想中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内容,就很难说完全与当今时代背离,毫无当代价值可言。 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应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
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兴起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
思想先导.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实现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今后新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摘 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十八大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
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十八大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十八大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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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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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关键字】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创造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定义亦可以知道: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这5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极具创新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除了极具创新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具有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认识和指导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军事领域矛盾运动普遍规律、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规律的理论体现,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第一,提出了战争的科学定义。德国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虽表述了战争的基本特点,但没有明确战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分析研究了战争与生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进一步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他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精辟的阐述不仅阐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生产方式、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指出霸权主义也酝酿着战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扩张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这就在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比前人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但未能揭示战争真正的政治本质和从经济上揭示战争的根本动因。列宁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由于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
第三,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特点。
第四,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革命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在阶级社会中,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根本消灭战争。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的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去战胜、消灭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以后军队建设指明了道路:
首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问题,使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强大有力、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明确地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概括为主要是一个战斗队,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把人民军队的任务、命运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军队的任务上划清了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严明界线。
再次,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它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杜绝军阀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维护军队团结统一的根本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个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体现。
最后,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在军队建设上重点突出了政治建军的内容,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确立了我军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和行动准则,提供了我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并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创新思维,启迪人民智慧极具影响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毛泽东是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池野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导致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长期以来为世界军事界所关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
在当代新形势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我军的全面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并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应运而生,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当今中国,国情、军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新形势下我军的建设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方法和制度,为新形势下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指导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持续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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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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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从多个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个方面的弊端与矛盾,并且精确预言并在不久的将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必将爆发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深深的扎根在资本主义的血脉中无法调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脚步的较快,随着这种矛盾的积累,资产阶级所有制必将覆灭。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这种马克思口中必将消失的私有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私有制是排他性的占有,无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私有制即是剥削的一个鲜明的标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消灭私有制是在马克思看来是迫在眉睫且刻不容缓的,私有制的产生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品剩余量过多导致分配不均,产生剥削。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这些剥削,建立以个人为单位的所有制。建立个人所有制对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非公有制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随着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步一步进行,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节奏,并不是一步到位的,马克思曾指出要通过废除私有制把表现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并特别强调"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产权相关制度的修改,我国越发重视对私有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的相关保护,这也能表现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更加深刻的领悟,并且使之充分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网上的文章不可随意抄袭与借用,这也是保护私有制与时俱进的一种日常的体现。只有做到融入社生活,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的进一步得到切实的发展与高度的进步。
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价值追求与崇高目标,那么什么是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这是提出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最初的方式,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让人的物质文化与身心情况,思想状态都得到普遍的发展,这样才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于促进作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下正在积极的进行着,这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前提保证,这再一次体现宣言在如今社会背景下的不朽魅力,充分被我们继承和发展,所以我们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当今市场的关系。预见了全球化的到来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全球的到来使得越开越多得人民和地区走向了现代化,国际化,走进了现代文明,这是全球化赋予的积极地影响,全球化必然有它的消极影响,但是,全球化在现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促进了一体化的实践,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更多的各个方面的资源,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趋势,为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由于一体化涉及国家间的各个方面的融合与互动,彼此借鉴学习,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一体化不仅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生活全面进步,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文明成果的广发传播。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使世界文明生机盎然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步的成熟,这无疑是宣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指引,它的智慧不言自明。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是举出其中的几点,它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炯炯生辉,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无需赘言,它使我们摆脱了黑暗中的徘徊与摸索,使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它永远都是我们的不朽文献,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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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将节日的构成要素概括为如下五点:( 1) 节日名称的特殊性; ( 2) 在历法中位置的特殊性; ( 3) 活动内容的特殊性; ( 4) 活动空间的特殊性; ( 5) 参与主体体验和情感的特殊性。①节日名称、节日时间、节日活动以及活动空间共同构成一整套节日规范,社会成员通过对这一套规范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节日生活,产生特殊的体验和情感。这五种构成要素是节日与常日区别开来的标志,也可以用来作为区别不同节日以及同一节日不同历史形态的分析性工具。从这五个方面入手,能够发现,七夕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正发生重要的变化。
首先从节日名称上说,传统社会七夕节有许多专名,其中有根据节日所在历法中的位置命名的,如七月七、七夕; 有根据节日活动主体命名的,如女儿节、小人节; 有根据节日的活动内容命名的,如乞巧节、穿针节、巧夕。但这些名称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或中国爱情节。这不仅表现在商家的广告中,也表现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用这种专名称呼农历七月七日已是普遍现象。
其次从活动内容方面说,传统七夕节习俗活动主要有乞巧( 包括拜祷乞巧、穿针乞巧、观影占巧、用蜘蛛乞巧,看巧云、吃巧等) 、乞美( 包括用凤仙花染红指甲、采树叶洗头发、接露水洗浴等) 、乞子、准备享用专门的饮食以及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而当下,尽管乞巧等习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发送手机短信、享受烛光晚宴,饮用香槟红酒,开始爱情之旅,赠送玫瑰、巧克力和珠宝首饰等成为七夕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其三从活动空间方面说,传统七夕节的活动主要是在庭院中进行,庭院本是私人空间,由于七夕节习俗活动往往由来自不同家庭的多人共同参与,私人空间便公共化了。又由于多有祭祀织女等信仰活动,本来的世俗活动空间便神圣化了。如今,七夕节的活动空间较少公共化,不仅如此,像酒店、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也因为活动主体主要是恋人而变得私人化了。由于信仰活动的缺失,活动空间也缺少了神圣的意味。
其四,从活动主体及其体验和情感而言,过去,尽管七夕节也有男性参与活动,但主要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民俗节日,是女子们表达美好愿望的关键时刻,反映了女子们对心灵手巧的热盼、对生儿育女的祈愿和对美丽容貌的渴望。① 如今,七夕节的活动主体主要是具有婚姻恋爱关系的男女双方,七夕节主要成为他们表达爱情的重要场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此,当下流行的众多七夕节短信可以为证。比如“送祝福”网站的“七夕节短信”中,有“最新彩信”、“热门彩信”、“最新短信”、“搞笑短信”、“爱情短信”、“朋友短信”、“经典短信”栏目的设置,几乎全与爱情有关。② 节日所带来的体验和情感也多与男女爱情有关。比如“朗姆_ 可乐”在2013 年7 月25 日16 点左右发布的微博中这样说: “刚刚同事在讨论快七夕了,我突然觉得很失落,这些节日那些感情已经不再是我所能参与的话题,原本以为自己大大咧咧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原来我也是个可以让伤心跟随这么久的人……越是刻意想去忘记一个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越是清晰的回放……”③
在五个构成要素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节日的标志性时间。正是这个没有改变,提示我们上述的种种改变只是七夕节内部的变化。
七夕节的当下变化是人们可以看到、感知的文化事实,考虑到乞巧主题的退隐、爱情主题的突显,这个文化事实可以概括为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著且具有质变意义,因而是一种“蜕变”。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这个蜕变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 文化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圣瓦伦丁节以“情人节”的名称与玫瑰花、巧克力、烛光晚宴等文化符号进入中国社会( 主要是城市社会) 并为一些人所喜欢和践行。一种外来文化大行其道令国内一些具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的人倍受刺激,开始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中国情人节”,一些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三月三、七夕节的情爱要素被发现和被发掘。尽管在谁应该成为“中国情人节”方面存在着一些讨论,七夕节还是更受认可,成为“中国情人节”,圣瓦伦丁节也相应成为“西方情人节”。与此同时,已从西方情人节中获益的商家从中国情人节中看到巨大商机,他们采借西方情人节的过节方式和文化符号,在农历七月七日来临前,推出针对“有情人”的商品和服务。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不断引发公众围绕七夕节进行辩论和思考,并组织以爱情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认可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的正当性,并在行动上参与到和爱情有关的活动中。七夕节不仅拥有了情人节之名,而且拥有了情人节之实。
在七夕节从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过程中,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等单位于2002 年联合发起的“七月七爱情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率先以七夕节为爱情节,组织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沐浴了爱情的幸福与快乐”。① 另一方面,它举办了七夕节文化研讨会,引发了学者对七夕节作为爱情节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系统思考,思考的部分成果呈现于由袁学骏等人编成的《七夕文化论文集》中②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冯思德在河北省会首届七月七爱情节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倡办首届七月七爱情节的过程并阐述了将七月七定位为爱情节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
没想到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竟可以打破国界,在异国异族( 这里指在日本,笔者注) 中扎根,但我转而又有些黯然,七夕节( 乞巧节) 在我国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事实上它已经让位给了西方传过来的“情人节”。
去年12 月,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问题。在讨论中,我重提了日本七夕节的话题。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骏同志便找到我,说他想与省文联联手张罗一个节,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把我国的七月七乞巧节捡起来,重新定义一下,然后大张旗鼓搞一个中国的爱情节。我非常赞成学骏同志的意见,一拍即合,我们还征求了省会党、政、文各界一些人士的意见,大家普遍对这一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
过去,仅仅把七月七说成是乞巧节,定位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我认为应当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关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群众基础。
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不单单是为了与西方情人节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符合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大家知道,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优秀文化的传入,一些腐朽没落文化也乘机侵入。搞“七月七爱情节”将是绝对适时的,十分有意义的。③
上述讲话表明中国没有情人节,为了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他们就要“张罗一个节”,而“张罗”的策略和路径是对七夕节进行重新命名,并从中发现爱情。
1. 重新命名。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农历七月七日作为节日,本来有自己的多个专名,但在抗衡西方情人节的诉求中,被进行了重新命名。2002 年河北省文联的命名是“七月七爱情节”,2006 年时, “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提议”这个名字被更改为“情侣节”。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则是“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不过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一命名并不合适,因为: “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情感,不是表达婚前情人或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感情,因此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并不妥当, ‘七夕节’应称作‘中国爱情节’。”④ 尽管围绕着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至今仍有争议,情侣节、情人节、爱情节的所指也有一些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名称中都含有一个“情”字。新名字让七夕节更多与“男女之情”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实”之辨,根据“取实予名”和“循名责实”的逻辑,对七夕节的重新命名既需要人们在七夕节传统中发现爱情,又需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表达爱情的文化符号、从事与爱情相关的节日活动,从而表明七夕节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情节( 情人节、情侣节) 。
2. 发现爱情。从七夕节中发现爱情是一个多人参与的持续过程,早在1999 年,汪玢玲就发表长文论证七夕本就是“中国的情人节”。① 冯思德更多从牛郎织女传说中发现了七夕节蕴含着爱情元素。因为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讲述了两人被迫隔开但依然不离不弃、最终得以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浪漫爱情故事。2002 年未能参加七夕文化研讨会但积极支持“七月七爱情节”的乌丙安、冯骥才同样肯定这则附着于七夕节的传说与爱情相关。乌丙安说: “流传百世的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始终颂扬着中华民族历代民众为爱情坚贞、婚姻自由而奋斗牺牲的壮丽精神。”冯骥才说:“若向爱情求真谛,且问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② 这次会议上,“还有大量的文章,是阐发弘扬七夕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呼吁要让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时俱进,这与冯、乌二人论述形成了本次会议的最强音”③。之后,不少学者继续从传说、诗词、习俗、典籍中寻找发掘,以发现七夕节与爱情的固有关联性,许多民众也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白居易的《长恨歌》、秦观的《鹊桥仙》得到反复吟咏,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限绵绵无绝期”成为七夕节富含爱情因子的表征; 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二人被迫分开却不离不弃的牛郎织女传说版本得到反复讲述,他们成为忠贞爱情的代表; 牛郎织女传说的其他异文则被忽略,在这些异文中,或者织女与牛郎的生活并不怎么和谐,或者织女总是想方设法主动离开牛郎并终于成功。从七夕中发现爱情的过程,是将七夕节中原本零散的、潜在的爱情因子发掘出来、加以筛选、整合、阐释并集中呈现的过程。
3. 活动内容的采借与发明。“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④ 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让七夕节在社会上有了新的定位、内涵和指称。按照循名责实的逻辑,重新命名必然引导和激发人们在节日期间从事与爱情有关的活动。由于中国节日体系中原本没有一个情人节,中国情人节的设置原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如何过中国情人节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从西方情人节那里寻找合适的资源,采借西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运用西方情人节的活动模式,将玫瑰、蛋糕、巧克力、烛光晚餐纳入自己的节日实践。与此同时,又发明出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与节日活动,如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情歌对唱、抛绣球、放飞许愿灯等等。
七夕情人节因对抗西方情人节而生,本身却打上西方情人节的深深印痕,并以一种崭新的样态出现,不仅改变了活动主体,而且改变了活动内容、活动空间和活动情感,甚至改变了节日名称。如果我们将文化重构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既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那么七夕节从乞巧节到情人节的蜕变就是典型的文化重构。它是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重新发现、发掘传统,并将其与外来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p#副标题#e#
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源远流长,是传统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节日地位明显下降,七夕节也面临生存的危机。如果说节日的活态存在乃在于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境下对节日习俗活动的全部或部分实践,或者简言之,在于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人把这段时间当做“节日”来度过,那么在20 世纪末期,除了在个别地方,七夕这个曾经广为流行的传统节日因没有多少过节主体已名存实亡。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花店售卖鲜花的庞大数据中、从节日尚未到来关于七夕活动的预告宣传就纷至沓来的现象中,看到这个节日的蓬勃生机。七夕节复兴态势明显,其生存状态已然今非昔比。尽管七夕节复兴背后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并非只有七夕这一个传统节日经历着复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文化重构对七夕节的命运逆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一重构,使爱情成为七夕节的主题,它契合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并因此迅速吸引了众多商家和都市男女的注意力,迅速发展壮大了过节的群体。不仅如此,这一重构还使七夕节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不仅勾起许多中老年人对七夕节的早年记忆从而使其首先在记忆中复活,而且使个别地方如甘肃西和、温州石塘、广州珠河等地仍然活跃的传统七夕节俗得到更多关注,这也促进了七夕节的当代复兴。
传统节日是一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包括一系列何人在何时应做何事或不应做何事以及应如何做的规则,处于时间长河中的传统节日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其自身生长发展演变的历史。它可以生,也可以死。由生而死通常被视为一个传统节日正常的生命历程。七夕节的蜕变表明,传统节日的命运其实更为复杂: 不仅可以生,可以由生而死,而且可以死而复生。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传承中断后以一种崭新的样态重新回归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为其所遵循、操演和践行。七夕节的蜕变同时表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外来文化不仅是冲突的来源、竞争的对手,它还有可能成为激活本土传统的钥匙,并成为传统复兴过程中可以取用的重要资源。文化重构具有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有爱情,但中国神话中没有爱神。中国有情人,但中国节日中没有情人节。”①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填补了这一空白,突显了爱情的意义和价值,为当代人坦率地表达爱情、寻求浪漫提供了时机。而围绕爱情主题采借和发明的多种节日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从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能够感知2013 年七夕节( 阳历8 月13 日) 生活内容的丰富性。比如《七夕“浪漫经济”提前来袭玫瑰花预定异常火爆》一文中提到: “尽管距离七夕还有段时间,但各路商家却已提前备战七夕商机……除了传统的花店、蛋糕店、电影院,各大商场、超市的七夕节气氛也日渐浓厚,一股‘浪漫经济’悄然来袭。”② 除巧克力、蛋糕、毛绒玩具等常规礼物外,萤火虫、玫瑰香皂花、竹简情书等许多创意类礼物也非常受年轻情侣们的欢迎。③ 又比如,北京通州区于8月9 日至8 月13 日期间举办首届北京七夕节,共包括“七夕歌会”、“相爱运河”婚礼文化展、“大美运河”七夕传统文化展等17 项活动; ④ 而七夕节当晚七点零七分,首都体育馆也上演了一场盛大的“七夕中国2013 情歌演唱会”,主办方向社会公开征选的77 对情侣参与互动,现场万余名观众与众多明星共同见证爱的表达。⑤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归功于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其中专家主要发挥了启动引领作用,并从学术角度承担了正当性的论证工作。商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传统节日往往是消费时间,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家总是会介入传统节日当中,繁荣的市场往往成为节日期间的动人景致。通常认为,商家主要是为人们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过节提供各种物品。但在七夕节的蜕变过程中,商家不仅提供了节日主体在节日中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而且提供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引导节日主体如何过节,如何消费。通过引导如何消费,它们生产了人们对特定物品和服务的认可、偏好和需求,也便生产了节日的活动内容和和文化符号,因而也就形塑了节日本身。当前七夕节在事实上成为情人节,鲜花、巧克力、红酒、香槟、烛光晚宴、浪漫之旅等成为七夕节的文化符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鲜花店、巧克力经营商、红酒经营商、餐饮店和旅行社等商家比其他行业的商家更加积极地以节日所需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民众是七夕节蜕变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基于生活需要和文化自觉参与了七夕节的文化重构,不仅包括参与对正当性的讨论,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选择确证了七夕节的爱情主题,并基于追求个性、博取爱人欢心的目的而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断要求推陈出新,由此促进了七夕节节日活动的采借和发明。大众媒体则关注舆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引发思考,并为各种力量的作用发挥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平台。总之,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目标追求的学者、民众、商家、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通过共处在同一个中华文化空间里而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起营造了七夕乞巧节向情人节蜕变所必需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空间,推动了这一蜕变所必需的正当性论证和主体性选择,为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发挥了各自独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七夕节的文化重构过程并非一团和气,在应该如何给七夕节重新命名、应不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争议影响深远,颇具意义。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关于七夕命名的争议,前文已有叙述。命名争议明显地延续了“必也正名”的思维逻辑,其背后,则是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度式微的传统节日能够复兴并长期传承下去的殷切希望,是对这个节日以何种状态复兴的设计与理想,是企盼复兴的节日能够经世致用、传递文化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在是否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方面,争议更多。比如2006 年有一位学者提出“把七夕当作情人节来过不合乎传统”的观点,① 就引起了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演化成一个文化事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又比如2009 年8 月14 日腾讯QQ 论坛上开设了一个帖子,让七夕节PK 情人节。辩论设置了正反双方,正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无所谓,与时俱进嘛! 牛郎织女也是爱情的象征,只要有需求有市场,人们又喜欢这种氛围,就不要这么较真,毕竟传统也是人造出来的!”反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崇洋的情节,原本七夕的内涵就不是情人节,因为商业利益而改变传统文化,那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要慢慢变味了!”② 无论是正方观点还是反方观点,都有不少跟帖。比如正方11 辩的辩词如下:
自祖国建国以来,不断的与外界建交,更加入WTO 后,与世界交流更加密切,随着社会发展,非主流和西方的思想也不断涌入进来,既然七夕节也能带动市场消费,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而对于情人,特别是对于我国的情人而言,不是又增加了一次创造温馨,甜蜜的机会么。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的文化,我们需要做的是发扬自己的文化。不闭幕造车,要勇于交流。把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让七夕节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传统爱情节日。③
反方3 辩则说:
我们应该好好保护现有传统文化,并把“牛郎织女的爱情文化”进一步弘扬广大。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接续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是世世代代都要做的事。增强我们民族凝聚力、增强祖国在世界竞争中的“软力量”,不要让WAI GUO 人看笑话。④
这些围绕着七夕节应不应该向情人节靠拢的跟帖,表述着普通中国人关于如何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是公众参与七夕节文化重构的过程,也是参与文化讨论进行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过程,同时是公众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力、文化鉴赏力、文化反思力、生活自主性的培养过程。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中,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多元价值取向,纳异包容与坚守民族本位的共同在场。我们也看到,碰撞交锋激发、推动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对多元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着更加深入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论对于七夕节的未来发展,还是对于所有传统节日的传承,乃至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无疑都大有助益。可以说,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全社会进行文化反思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七夕节之外。
民众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节日生活,并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当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爱情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意识高涨、传统复兴已成大势的情况下,中国人要过情人节而且要过自己的情人节的诉求理应得到充分表达,也理应受到充分尊重,七夕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这种诉求的现实化,是民众凭借一定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纳异包容的文化开放态度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然结果,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珍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七夕节文化重构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且也应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因为尽管七夕节由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蜕变的文化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缺陷,即一定程度形成了对传统七夕活动的遮蔽。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七夕节在其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而且具有多样的地方性表现。比如甘肃西和仍然活跃的“乞巧节”是典型的女儿节,参加者主要是未婚的少女,节日历时七天八夜,包括迎巧、祭巧、唱巧、跳麻姐姐、拜巧、迎水、巧饭会餐、照瓣卜巧和送巧等一系列仪式,且有相应的仪式歌舞相伴。① 浙江温岭石塘箬山村的七夕节则是“小人节”,它的主要参加者是小于16 岁的孩童及其家人,主要活动是祭祀七女神,祈愿小孩健康发展。② 七夕节的众多习俗活动及其地方性表现以及“七夕”这个具有诗意、浪漫气质的名字,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认同价值,应该有比当下更好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未来的七夕节应该是既吸纳外来文化的优长又有更多中国元素( 不只是节日时间,还有节日活动及其具有的文化内涵) 的有机融合,能够同时作为情人节、乞巧节乃至小人节等在更大空间里共生共荣。
目前来看,突破情人节遮敝、实现共生共荣的重要路径是七夕节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和目前仍然活跃的地方七夕节俗活动一定程度的普遍化。前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曾经活态存在、目前仅仅保存于文献和头脑中关于传统七夕节的历史记忆重回日常生活,得到实践。后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当下为个别地方民众所传承享用的七夕习俗在更大的空间内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传承。这两种路径无疑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前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时间变换所带来的挑战: 毕竟历史记忆中的七夕节是传统社会的七夕节,更多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后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挑战: 地方七夕节俗活动毕竟是特定空间内生长发育出来并适合其水土的节日文化,普遍化则意味着将其置于非本土的环境之中。而这也决定了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都不可能是传统七夕节俗和特定地方七夕节俗的全面照搬,而只能是以其为资源从中汲取若干元素、结合其他元素重新加以组织并应用实践的文化重构过程。
未来的七夕节重构仍然需要包括学者在内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要求民众选择专家学者偏爱的节日生活和过节方式,但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为人们如何过节提供更多的选择项。这是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社会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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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始了全新的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当代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大地,渗透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大学生群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当代大学生的身上。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新问题,解决新情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现实意义;大学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问题。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革命与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凡事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原则方针,无论是出自毛泽东本人还是党的决定,都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三)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新的科学的评价。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需要让大学生意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于当今时代发展的指导意义,让大学生学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要求;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要求;是在当前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要求。
(一)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对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做了新的概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新概括,要求大学生必须把培育思想道德素质作为首要任务,把促进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基本目标,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思想旗帜,是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地位不容忽视。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而且还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它覆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学习这一思想体系,可以使大学生接触到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丰富大学生的文化修养,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提高了,有利于他们学习专业知识,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供思想保证和文化基础。他们“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通过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人类传统,并在实践中发扬了这种精神,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创新的硕果。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体系,可以使大学生认识到创新精神贯穿毛泽东思想之中,这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创新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伟大的指导作用。让大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从而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的确立起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总之,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中,毛泽东思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并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出色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比如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全党都认同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可见,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四)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有了一些新变化,但是基本的方面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点,没有做到的事情要做起来,做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没有做好的事情要做好。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可以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掌握毛泽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帮助大学生增强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邓小平继承毛泽东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状态,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任务,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且提出了很多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过程中,经历过巨大的挫折,犯过包括““””在内的错误。但是总结反思,这些挫折也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教训,避免在社会主义建设犯同样的错误。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五)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在当前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并且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时,不仅要学习其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掌握运用这些原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如果毛泽东思想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不会有生命力了,而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说,所以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仍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要学习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其精神支柱首先来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作风,所培育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心理上引起巨大的共鸣,培养了几代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具有较高素质的大学生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教育他们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树立远大理想,坚持拥护党的领导至关重要。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让大学生了解中国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与现实意义,结合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才能不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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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强调士人要积极出仕,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强调统治者为政以德,主张德治。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同时以仁政,富民、利民等政治伦理思想为统治思想。以这些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论文关键词:积极出仕:为政以德;政治伦理:现代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大。学者更多的谈孔子关于个人修养问题,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孔子个人伦理的论述.而很少关注孔子关于社会伦理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未被充分挖掘。本文就试图粗略谈一下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
孔子的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出仕”而用.因此在他与弟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现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君子要积极出仕.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责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人世者.在“仕”与“隐”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为人臣者应出来辅君治国,不应避世隐居。这样方合乎礼法伦常,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如与长沮、桀溺的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阿。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发了一番感叹,对子路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在《论语》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好几处。例如与晨门的对话,与荷藤丈人的对话,与楚狂接舆的对话等。这些人都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大。学者更多的谈孔子关于个人修养问题,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孔子个人伦理的论述.而很少关注孔子关于社会伦理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未被充分挖掘。本文就试图粗略谈一下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的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出仕”而用.因此在他与弟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现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君子要积极出仕.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责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人世者.在“仕”与“隐”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为人臣者应出来辅君治国,不应避世隐居。这样方合乎礼法伦常,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如与长沮、桀溺的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阿。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发了一番感叹,对子路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在《论语》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好几处。例如与晨门的对话,与荷藤丈人的对话,与楚狂接舆的对话等。这些人都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法使被统治者懂得犯罪是可耻的因此.这方面需要以道德来进行,只有道德能使人自觉地不去犯罪,懂得耻辱。从而使人心归附。进而,孔子强调以道德为中心.进行德.治。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列道德力量的比喻用“风”和“草”来比喻“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当风吹过来时,草必然会倾倒。也暗示高尚的道德力量必战胜邪恶的“小人之德”.从而显示巨大的力量。这也是孔子反对使用杀戮的手段.主张为政以德的理论根据。
同时,孔子强调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对臣民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上层提出的。他认为,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统治者自身必须就有高尚的道德.从而为民众树立榜样。让民众仿效之。那么统治者如何正身起表率作用呢?
首先.统治者应追求高尚的人格.对高尚道德的追求甚于对生命的追求。所以,孔子强调要做“志士仁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此,统治者要十分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并且.要经常进行内心反省。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对百姓其表率作用。其次.统治者应该为政清廉.要“见利思义”。孔子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利”,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而是要求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应该以义制利或以利从义,反对“见利忘义”的贪利行为.即所谓的“见利思义”和“君子义以为上”。第三.统治者应该勤政。统治者食俸禄,就必须时刻想着为老百姓办事。绝对不能懈怠政事。因此.孔子强调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敬事而信”等对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要求。
第三,统治者应该行“仁政”,选贤任能,富民利民,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大同”的政治理想。“仁”是孔子伦理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仁”,据学者统计,有109次之多。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学生提问。针对不同的环境。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因此。统治者要怀着爱人之心去管理老百姓。同时,孔子认为,国君要想治国平天下,举贤任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子日:“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最理想的统治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无为而治”。而舜能“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因为有禹、皋陶这样的贤能之士的辅佐.因此.具体的施政行为只有通过贤士能人才能贯彻执行,只有这样,国君才能“无为而治”。孔子还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以此论证了举贤任能的重要性贤士选出来之后.就需要他们以仁德来教化百姓,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实现“大同”理想。
孔子认为.为政者治国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使民如承大祭”.他还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多次赞扬管仲相齐使“民到于今受其赐”。从理论说.孔子的爱民、利民思想是他“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同时.孔子认为要给百姓施仁德,教化百姓,首先就需要让百姓富庶。“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闭这就是孔子要求统治者管理民众的三部曲:庶、富、教。也就是说,要想教化百姓,首先就需要让老百姓富裕,这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相通之处。
所谓教民.首先使老百姓做到“富而无骄”、“富而好礼”闭。然后.让老百姓在道德境界上也要提高一步.达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和而不同”。总体上来看,孔子认为,通过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这是促进个人完善与社会完善,促进人格高尚.社会和谐的需要
二
孔子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很多都是经过两千年的实践检验。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还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依然有很深的启示意义
第一,孔子强调出仕思想对当代士人(知识分子)依然有很强的鞭策与鼓舞作用。《论语》中的名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总是连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还要明白,“学优则仕”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实现在尘世建立“天国”的社会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于真正的士人来说,出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家庭的发达.而是为了实现自孔子以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不正是一个鞭策吗?做官是要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单独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领导干部应该时刻记住范仲淹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才是儒家所提倡的出仕的真谛。同样.对于当代的士人(知识分子)要记住“君子不器”思想。这实际上涉及到士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嚣子不器”这句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说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成为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存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应该记住“君子不器”这句话,要始终记住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要清楚自己不同于非知识分子之处.那就是为了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的职责。
第二.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当代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孔子是中国德性论伦理学的代表.其以道德为中心治理国家的思想对影响中国两千余年.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孔子传下来的德性论思想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孔子及其儒家批判甚多,同样孔子的以德治国也被抛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太深了.德性论对中国影响太深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以德治国,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打官司,那样会撕破脸,以后见面会变成仇人的因此。中国需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需要调解。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就是传统影响的显现。同样.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的政府也更加注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了。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其中。所谓的“以德治国”就是在全民教育中.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当然。要真正贯彻以德治国,首先必须以德治吏。孔子当年提出的“为政以德”,也是针对官吏的。就现代来说。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以及我们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担负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官员的~言一行在网络信息特别发达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他们的言行往往具有社会导向作用.
对社会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老百姓都会呼唤“包青天”.赞扬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员.而唾弃那些贪污腐化。生活作风严重有向题的官员。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以自己良好的行为作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然后才能以道德教化人民。这才是孔予“为政以德”的真正内涵
第三.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及富民利民教民思想对当代中国干部政绩观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传统上解释都是把“君子”解释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小人”解释为·普通老百姓.从而批判孔子蔑视体力劳动.瞧不起老百姓。孔予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是肯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理论去强求两=年前的古人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恰恰是对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官员的种更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不能仅仅追逐于利,而应追求更高的“道”——天道、人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成其为统治者.才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表率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对官员.对整个统治阶级提出的个更高的道德规范米对其进行约束.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是更合适码?要谋“道”、谋“义”,而不是某“食”,谋“利”。一旦党政干部失去了对“道”、“义”的追求。而只知道追逐“食”、“利”,社会风气就会败坏。孔子很少讲“利”,“子罕言利”.但是,孔子并不是不讲“利”,而足让“君子”少追逐“利”,那么对于小人(即普通老百姓)呢?孔子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而且还明确提出对老百姓教化的三部曲:庶、富、教。
以上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利益。我们的领导干部始终要记住:领导干部除了拥有自己的政党利益外。不能拥有任何特殊利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领导干部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应该记住孔子的话.要做到“见利思义”.而不能总想着搞自己的“特殊利益”.要知道“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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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历史实物,它记录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变迁的文化内涵。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街区甚至衣着服饰等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国际上相比较,无论是现实状况还是全民意识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形势十分严峻,保护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形成过程的一历史实物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茶马古道是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分别通往今川、藏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问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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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潮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直接推进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当代教育思潮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于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变化情况。文章主要分析了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高校教育;发展前景
教育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于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变化情况,从而得出一定的教育双方的心理活动、教学开展的规律以及教育的发展趋势。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环境是教学场景,主要关注得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和被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教育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关键在于将心理学相关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从而实现教学活动中教育双方的心理健康。
一、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的问题
1、内容体系缺乏系统性。
我国当代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到学习心理,还对品德心理、教学心理、教师心理和心理健康等领域涉猎甚广。但对这些领域在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上必须要有一个排序,这样才能做到调理明晰。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现状中,有的重视学习心理,有的重视品德心理,有的重视心理健康,并没有达到统一。这说明,当前教育心理学的内容冗杂、体系不清晰。导致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庞杂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没有明确、官方、主流的理论指导。其次,研究课题没有限定、主题花样繁杂。最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背景和方法的变化性较大,难以掌控。
2、研究方法缺乏创新性。
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述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强调实证主义,注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采用大量的实证量化分析,利用一系列的数据来说明教育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另一种是强调现象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并不能用自然现象的观测方法,采用大量的非自然的定性方法来说明教育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在整个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大致上只出现了这两种教育方法。
3、理论与实际联系缺失。
在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做到理论和实际的有效结合,主要表现为:首先,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无法接轨。教育心理研究者的成果跨度是从理论到理论,并没有实践的经验成果作为理论的有效支持;另一方面,高校教育工作者是关注到日常的实践,却没有将教育心理学作为教学的理论指导。其次,教育心理学并没有在教育改革中但有一定地位。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教育心理学的作用,它除了得出一定的教育双方的心理活动、教学开展的规律外,还会对教育体制造成重大影响。最后,学科应用领域不光。目前,教育心理学还仅仅应用于高校中的教学活动和教育双方,制约了教育心理学的应用性。
二、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的发展前景
1、研究设计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随着教育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大量高科技统计分析方法被应用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这虽然为研究开展提供了便利,但是也造成了为研究沦为数字化和科技化的附属品。这种现象虽然源于研究工作者对于统计精确度的严格要求以及数据量的本身限制,但是想要站在该领域的尖端,不仅仅要对方法、技能进行高科技创新,更关键的是要提高研究的质量。
2、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首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双管齐下。定量研究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精确度,但教育心理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不能仅仅使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方法注重的是观察性和体验性,并能够深入发掘某种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定性研究虽然能够进行思维的发散,但是过高的主观性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双管齐下才是进行心理学现象研究的正确方法。其次,使用高科技的研究手段作为辅助。传统的研究方法不能摒弃,但也要迎合是代变化采用高科技手段,能够大大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和精确度,也为定性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支持。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随着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其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人们往往仅仅关注到了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而忽略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但,也就出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脱轨现象。理论研究者们需要意识到过往的研究大多是站在格式化的情景下开展了,无视了社会现实。因此教育心理学研究应更尊重当下的社会现实,以教学现场为背景,在实际教学中发现教育双发的心理动态的变化以及背后的规律机制,走出理论研究的禁锢,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学科体系具有地方特色。
首先,了解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不能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成果生搬硬套,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而是要在分析和比较中国人的心理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其次,保证研究对象的典型性。认真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面向社会进行研究对象的招募。此外,也要保留我国教育心理学在发展过历程中的精华,极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最后,打造一支分工明确、特色显著、跨文化的科研团队。由于我国地广人多,不同区域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特征,我开展大范围的研究需要多方位的人才的支持,只有协同共进的通力合作,才能保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对象有着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心理学体系。当代教育心理学在高校教育中主要存在内容体系缺乏系统性、研究方法缺乏创新性、理论与实际联系缺失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要求、创新科学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地方特色的学科体系等手段保证教育心理学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春兴.从思想演变看教育心理学发展宜采的取向[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
[2]程刚,曾捷英.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与展望[J].心理科学,2015(4)
[3]王力娟,张大均.当代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取向及发展趋势[J].中国教育学刊,2007(2)
[4]胡东武,陈爽,吕灿文,吴迪,谭汉明等.当代教育心理学最新进展综述[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1)
一、前言
21世纪,人类社会已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模式已发生了重大变革。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上的“第四次教育革命”时期,这场新科技革命对教育提出的首要课题就是:从知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从结论教育转向方法教育(或称之为“过程教育”)[1]。这场新科技革命对我们一贯奉行的传统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作为教育者,为了迎接挑战,必须尽快转变教育观念,并积极改革教育模式,运用新的教育手段,努力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
二、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对教育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开发、使用、评价和管理,促进教与学的最优化。现代教育技术能充分开发、组合和利用各种有益而且丰富的学习资源,变教师主体为学生主体,变教师传授知识和技能为引导学生寻找达到学习目标的最佳途径。这是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根本无法达到的教育效果。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传道、授业、解惑是教育的唯一宗旨,而授业即学习过程也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继承性的学习过程,这种以继承前人已知的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已渗透到了教与学的各个方面。国际权威机构调查认为,当前人类科学知识是每3~5年增加一倍,这就意味着大学期间学到的知识在毕业时就已经老化、过时。如果教育还继续履行单纯的继承使命,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必将被时代所抛弃。21世纪国际教育发展有十大发展趋势,分别是教育的终身化、多元化、分权化、远程化和多媒化、个性化、产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竞争国际化,这10种趋势已经对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学校只有尽快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模式,才是实现继续从事教育使命的必由之路。现代远程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电视(电影)教学、广播教学、幻灯投影教学等已构建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平台,每一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优点。现代远程教学是一种与传统面授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形式,它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卫星资源,搭建实时和非实时的远程教育平台,建立强大的多媒体课件点播系统和教学直播系统,进行全方位的互动教学和音视频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而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传播。通过现代远程教学,教师教育的全过程,包括“视频+音频+电子教案”都可以通过网络和卫星进行直播。而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入网上虚拟学校,或通过电视在家中有选择性地接受著名学府优秀教师的实时授课。这是传统面授教育模式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教学活动,不可能达到的教学效果。[2]网络教学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势。丰富的网络资源,独特的视听效果,方便的网上交流,给教师的教学活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自我学习、合作探讨、创新发展,构建了广阔的平台。在网络环境下,教师可以将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和其他教师进行商讨,将自己的教学心得、教学成果与他人共享,通过互相学习和交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教学水平,同时可以将自己的电子教案在网上发布,提供给他人学习。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来学习和提高,学习是学生主动参与完成的,因而这种学习使学生真正获得了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这正是传统的教学所不能比拟的。学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习内容,通过和教师和同学的不断交流而充实自己,满足自己成长的各个方面的需要,这种建立在共享的、共讨的前提下的学习模式是传统面授教育所不能达到的。多媒体教学是以计算机各项功能和特点,代替(或部分代替)教师面向学习者,促使学习者实现有效学习的教学形态。教师可以充分运用计算机的特点和优势,进行CAI课件设计,将那些抽象的、用言语无法描述的知识通过课件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自主地选择性地学习,对学习过程中的重难点知识可以实现重复学习而不受时间的限制。多媒体教学避免了传统面授教育中因学生智力因素而带来的弊端。同时,对那些抽象的、操作性强的知识,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如图表、动画、音视频等诸多方式表达,克服了传统面授教育存在的单一性和不易接受性。电视(电影)教学、广播教学、幻灯投影教学都充分利用了这些媒体的特性,要么在图像上,要么在声音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代替(或部分代替)教师面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单调、沉闷的气氛,加强了学生的感观印象,提高了教学效率。
三、当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院校的发展现状
1.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现状
当前不少高职院校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投入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对提高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改革教育模式,推动教育现代化,开创教育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在校园网的建设、多媒体教室的建设、现代远程教学的开展、电视教学、幻灯投影教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教学的手段。从整体看,大部分高职院校已全面实施了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但在有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如校园网的建设,不少高职院校已经完成了它的前期工作,光纤铺设到了各教学搂、实验室、办公楼,如果接入到教师的家庭和学生的宿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的网上交流和教学资源的获取,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多媒体教室的建设近几年也得到大部分高职院校的重视,每个系部都建立了自己的多媒体教室,而且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职院校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但是由于不少高职院校学生已近万人规模,而有些系部的多媒体教室数量还不够,还不能满足教学的正常需要。另外在现代远程教学方面,不少高职院校已有了零的突破,如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成人教育学院都已经与相关教育部门建立了远程教育关系,现代远程教学已开绐实施。同时,由于校园网光纤已经接入各系多媒体机房,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全天对学生开放,对于那些想通过网络课堂进行学习的学生,学院为他们提供了又一个远程学习的场所。但由于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限制,目前不少高职院校的电视教学、幻灯投影教学这类常见的现代教育技术媒体还没有在各系得到普及,全面实现信息化教学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硬件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不少高职院校现代技术教育,但软件的投入却任重道远。不少高职院校在软件方面投入的资金相对显得较少,当然,设备资源的投入不应当看资金数额多少,而应当以实用、够用为目的。
2.现代教育技术实施的人力资源现状
美国有人这样比喻信息技术服务于教育这件事:教育信息化相当于一个三条腿的小板凳,其中一条腿是设备,一条腿是教师,再一条腿便是好的资源。有了三条腿,板凳才可以坐稳,少了一条腿,板凳可能只是木头或材料。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制约教育技术手段运用的诸多因素中,教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教育技术的开展需要广大教师的参与。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使用,课件的制作,素材的收集,脚本的编写,不是一两个教师能够完成的。而有的高职院校的教师还迟迟不能从传统教育模式中走出来,教学方式还是教师的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书进行教学信息的传递,同时造成了学院有些现代教育技术资源的长期闲置。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和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江泽民)。本世纪的竞争,是经济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学校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职业技术教育正是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直接作用于经济,影响甚至制约经济的发展。德国前科尔曾说过:“经过很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影响着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是培养结论性人才,还是培养创造性人才;是仅“授学生以鱼”,还是更多地“授学生以渔”,这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如果停滞不前,继续延用传统的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书来传递教育信息,所造就出来的就是单一知识复制型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他们毕业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就存在着老化、过时的现象。[3]同时在学校里,由于教学模式的限制,我们所培养的、所注重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性,而没有注重他们对知识的自我理解能力、自我创新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在这种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下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本身就缺少竞争力,走入工作岗位想继续向前发展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对那些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迎接教育发展的趋势,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较高的社会竞争力,使高职院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总体来看,当前高职院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存在着以下问题:(1)认识不到位;(2)技能生疏;(3)教学软件缺乏;(4)不同学科、不同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贫富不均”;(5)教师的教学任务重,未能投入很多的精力、时间系统学习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技能。
四、加快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措施与对策
1.转变观念,加强认识,抓好现代教育技术软硬件建设
原教育部陈至立部长曾指出,“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是教育领域的一场变革,不仅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软件建设”,没有必要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教师是不能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育教学的。一方面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设备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由于软件环境的建设需要长期的积累,因此,学校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教学软件建设:
(1)可以建立一个教学软件资料库,包括各个学科的各种教学软件,比如计算机软件、幻灯片、投影片、录音带、录像带和多媒体课件等。学校由专人收集和管理,教师需要时就可以去资料库找,这样可以减少教师的劳动量,也能调动教师使用各种教育技术进行教学的积极性。
(2)根据教师的教学需要,购置由教育部门审定的优秀教学软件,一些“教学资源库”式的教学软件,比较适合学科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在课堂上选择使用。
(3)强化教师软件制作能力,克服软件开发困难,提高软件质量。要加强教师的协作精神,把教师收集、整理的各种教学资源整合加工并用于教学,充实教学资源库。鼓励学科教师和信息技术课教师合作,制作教学软件,提高自制教学软件的使用率,减少重复劳动。
(4)调动学生参与,教师把学科教学的资料检索要求告诉学生,让学生在校外帮助收集,在收集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丰富知识,又可积累学习资料。
2.加强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要提高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促使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使用各种现代教学媒体,除了通过教师自身的努力学习,还需要通过系统的培训。开展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校本培训。要整体提升教师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主要还得依靠校本培训。校本培训可以利用本校的信息、技术、师资和节假日等空闲时间自行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可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采取自主学习与集中培训相结合、主题辅导与研讨交流相结合、专家指导与外出观摩学习相结合、课题研究与网络培训相结合等多种形式,促进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培训内容方面,应加强计算机的基本知识、文稿演示、CAI课件制作、动画制作、电子表格、常见教育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等方面的学习。在培训对象上,应针对全体教师,特别是对一线教师的培训,一线教师是现代教育技术的直接实践者,对推动现代教育技术起着关键作用。[4]
(2)远程培训。这种培训有教学光盘播放模式、卫星教学收视模式、计算机网络浏览模式三种模式,具有优秀教育资源充足、学习时间灵活、培训成本低,培训效果好等优点,教师可以确定自己最佳的学习进度,根据自己的“消化功能”去选择、去获取知识,远程培训支持受训者按需学习、适时学习、弹性学习、终身学习。这种培训方式既符合高速度进行教学的原则,又符合使全体受训者都能够得到发展的原则。
3.抓好教学的网络化建设
网络化教学是高职院校教学的最新发展形式,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发展高职教育的重要手段。教学的网络化是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教学主要的应用形式之一,通过把理论课、专业课等课程以网络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开发学习网站,学生通过免费注册成为学员,通过互联网学习相关的课程,并通过E-mail、留言板等方式跟教师相互交流。这样不仅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也有利于高职院校的发展,提高其知名度。
五、结束语
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院校教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育思想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推广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实践中,转变观念是根本,建立机构是保障,设施建设是基础,软件开发是重点,师资培训是关键,推广应用是目的。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并共同努力,去迎接新技术革命给高职院校带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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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其他阶段文学形式的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了自身的优点向前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在媒介的冲击和推力下,需要对文学的存在加以深度思考。
关键词:媒介;形态;现当代文学;关系
“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造我们的‘现代文学’”[1]103,媒介作为外部生存背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现代文学的自身塑造和构建首先即是从报章开始,“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现代传媒(媒介)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2]73,在作为载体和中介之外,本身就带有信息,有其主体性,传递讯息的同时也在努力塑造并呈现自身形象,由此,它的形态及其变迁关涉到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调整变通。报章、广播、影视以及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相继兴起,于文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共生现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存在的“场”。媒介以其特有的强大冲击和推力促使着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及文学生产/传播方式、作家身份和读者/受众心态等的改变,因此,对现当代文学的存在状态(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等)需要加以关注和探讨。
一、报章印刷与新文学构建
晚清与“五四”前后,民族先觉者们为寻求社会变革而触动文化并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并促成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在网络和广播、影视缺席的时代,报刊杂志处在最前沿,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形式,它们催生、哺育了新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与意义上决定了新文学后来的发展/走向。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体叙述的创新、写作者文化“身份”特征的改变等都离不开报章、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如文学观念变革的先驱者梁启超的“新文体”成就即与报刊密不可分,“没有大众传媒的发达也就没有梁启超”[3]17;另外,杂志和报纸副刊导致了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将作家从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的历史写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本人和其作品进入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之中”[4]3;还有,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传播形式、写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是关系重大。传统文人的著述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现代作家的创作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报章对文学内容和形式亦有着重大影响,如报刊连载小说促使着作家调整笔墨以适应其特征,鲁迅的短篇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小说从“说———听”转为“写———读”模式等等,使得读书人耳目一新的当时,既兴奋,也不无惶惑。“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后来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编纂完成了其自我经典化(总结与定位),而此编辑设想无疑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从以上论述中可窥见报章媒介对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深刻影响:“可以这么说,现代(新)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1]103,而由此产生的文学活动特征一直被保留着,在当今印刷媒介世界里内涵基本没有变化。
二、冲击与合作:电子媒介与新文学传统
报章印刷媒介带来的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新质文学,是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辟,而以广播、影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兴起对此新文学传统构成了一种挑战,大众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个人化文本阅读,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新的媒体(介)催生新的文学,每一次媒体(介)的革命都会引发文学的革命。同时,现代传媒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文化中心,对社会的文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既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媒体(介)的商业化特征和政治化特征……”[2]159-160,广播、影视媒介的出现带来社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使文学开始与时尚/流行文化联系起来,并且逐渐娱乐化、商业化,文学的叙述方式、表现形式、接受观念等也随之调整和改变。声色震撼、感官冲击大有取代传统的阅读习惯之势:广播的直播让人感觉到与现实世界的“有距离的同步”,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带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体验;而影视(尤其是电视,它更多占据日常闲暇时间)则是使文学图像化、商业化意味越来越浓厚,当然也改变了读者的趣味,使文学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直观画面和身临其境感的喜爱与对快感和轻松娱乐文学的消费追求,取代了曾经的文学文本阅读的美感及愉悦,摒弃了深度思考。对此,很多熟悉或习惯纸质文学形式的文学研究者发出了意义复杂的叹惋———“文学终结论”,电子媒介的兴起引起他们对于纸质读物命运的担忧,对于文学命运转折的悲观,同时也在承认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和改造。但实质应是“每种媒介都既有优点也有缺陷,所以……呈现出多种媒介并存的局面。……因此,说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后,……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真正‘死亡’,而是边缘化”[5]61,即印刷文学的中心地位遭到消解,需要调整文学叙述/艺术传达方式,寻找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最佳结合点来应对紧逼的挑战;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有着崇尚高雅和深刻的需要,不会止于浮光掠影式的感官满足,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源于人的本性,文学恰是对生命/人性的洞察与领悟,即符合了这种需要。文学本身并不拒绝/排斥新的电子媒介,“在纸质书籍阅读已经大量减少、出版业萎缩、电子出版业超过传统出版业的前提下,电子媒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优秀作品的方式”[5]63,如何更好地借助运用它们并保持文学内在的艺术独立性/深刻性不为新媒介所“奴役”才是必须深思的重大问题。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早在上世纪初就已出现,如作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张恨水、张爱玲等或参与电影创作,或对电影进行理论上的评论;后来一些经典作品如《伤逝》《林家铺子》《围城》等等被搬上荧幕,由此形成的人气聚集效应带来了纸质图书的再度热销,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被重新欣赏;新近的如《白鹿原》《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影视改编和广播台有声阅读也使得很多受众在表层的视听图像艺术欣赏之后,选择重回文本感思作品的表意丰富性和艺术独特性。另外,有些作品则是通过影视播出后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比如六六的《蜗居》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还有如韩寒、郭敬明、明晓溪、饶雪漫等人,更是借助影视使自己的作品“梅开二度”,由此带来印刷图书的畅销大卖,而这些也催生了影视文学。可以说,文学艺术是广播和影视艺术形式的基础,即文字语言绝不可缺席被取代,同时,电子媒介也大大拓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虽然其中存在消极方面的影响,如影视改编与作品原意的大不相符;影视炒作现象使原作品的内涵意义夸大或缩小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掩蔽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强大整合作用。
三、契机与危机:网络与现当代文学
当下最具关注度的“数字化”新媒介———网络媒介的兴起,让文学走向了大众狂欢,众声喧哗。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智能手机等通讯工具的逐渐普及带来了“网络文学”这一文坛新现象,“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6]143,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新的冲击,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相对于报章印刷、广播影视等来说,网络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媒介,它几乎囊括了前几种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信息,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实时性、交互式、全球性等特点。其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范围之广泛、变革之剧烈、渗透之全方位是前几次媒介革命所不及的。文学的存在方式自然就会大量转向“数字化生存”,几乎全部的原印刷文学作品(国内外)都被数字化复制储存在网络资源库中,网络原创文学更是难以数计,“读/刷屏”多于读书,纸与笔逊位于网络技术,使得文学的创作、阅读和传播方式以至作者身份、读者接受等又一次从媒介本体上发生重大转型与改变。关于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现已有很多评论,综合观之,主要集中在网络之于文学转型的“启蒙”和“消解”双重角色上:借助网络的大众化叙事,对既有的文学体制、文学旧观念和传统的作家文化身份等进行了革新颠覆,文学刊物和报纸编辑的权威性被消解,突破了原有的文学惯例/成规,推进了文学写作/阅读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和异化的一面,比如网络媒介的技术化对于文学性的消解,“自娱以娱人”的文学观念转变导致非艺术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网络写手大都是隐匿真名的,在虚拟的身份中,消解了作家该有的“责任焦虑”,导致主体承担感的淡化,致使网络文学的作品意义缺失;数字化复制及拼贴技术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易碎的没有重量的存在,带来的是文学经典的隐退与文学信仰的消褪,“……数字媒介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的界限”[6]153,带来文学身份危机。另外,网络文学的虚拟真实带来的只是数字化媒介之间的交往,虽然在公共网络上,每个写手都能够恣意用文字尽情狂欢或者与受众互动喧哗,但实质上都是“孤独的人们在排解孤独”而已,离开了网络,一切只是虚空,没有厚实感,所以,大多网络写手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印刷成纸质图书出版,等等,这些显示出网络媒介的缺陷暗弱。但不能因此把网络媒介看成文学的对立物,它是新的文学契机,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技术优势在数字化语境中提升文学。
四、结语
以上荦荦大端地分析了几种媒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当下是印刷、电子、网络媒介多元并存的格局,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与缺陷,互补共存着,在矛盾中整合,文学的存在状态也由此丰富多彩。当然,其中存在着显在的文学“忧虑”———在媒介技术本身带给文学的挤压冲击之外,还有“任何媒体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存在,它必然处于多重体制之中,……体制的制约是外来的、强制的,而自己的思想、立场与利益的驱动则是内在的、自发的;……它们都要通过媒体对文学产生影响”[7]137-138,即媒介是由人来决定如何运用它的,“体制”与“市场化”也同时通过媒介规约着文学,尤其是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带来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借用程光炜先生的说法,即“媒介焦虑”,“一方面,大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生产方式,带给人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登场的欲望;另一方面,就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也在谋杀现当代文学的‘诗性’”[4]4,进入“功利化”或“解构”的运作怪圈,这些都是必须正视面对的文学困境。所以,在通过媒介视角更为原生态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实存在面貌后,如何理性对待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在媒介语境下保存/增强文学的生命力,坚守文学性,重构/开辟文学新境界等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果让媒介技术和商业化等外在力量牵着文学走,那么“文学消亡论”就不只是悲观的叹息了,需要来自传媒机构、作家、批评家、读者大众等的共同反思与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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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文学涵养的养成离不开人文知识、专业知识以及实践知识的结合。现当代文学对于培养大学生文学涵养有着明显的优势和作用。在现当代文学的积累过程中,学生能够有针对性的掌握文学知识,奠定文学功底,另一方面,学生能够从、作者的写作手法中洞悉作者的生平和挫折,从而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再者,现当代文学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完善大学生的文学涵养,加快大学生个性的养成。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大学生;文学涵养;作用
一、传授人文方面知识,奠定学生文学素养基础
现当代文学在对学生的塑造中,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传播文化,进而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奠定学生基本的文学素养。人文知识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所表现出的,构成了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方面。现当代文学通过对文、史深入剖析和再现,让生动的历史场景在学生脑中再现画面。每个人只有经过了一定时期的文学积淀才会深化成为文学涵养。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学、艺术等丰富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向学生传输基础的知识,另一方面,教师还要能够把这个过程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思潮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走在时代的前沿去把握现当代文学知识。在较新的科研中,有许多新兴的文学观点和知识,因此,教师要能够承担得起这一责任和重担,积极向学生介绍新知识,增加学生的求知兴趣,让学生在新的知识中吸取营养,从而能够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
二、融入挫折教育,提升大学生文学心理素质
现当代文学在积极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也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它能够增强学生面对挫折的信心和毅力,增强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在完善大学生人格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生文学品质的提升。文学实际上人的学问,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往往是作家经历、人格、精神的再现,这些都能够对学生产生良好的教育,加深学生文学涵养的形成。作家的经历和背景,为学生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能够帮助学生在文学的海洋中自主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学生在文学精神之上得到升华。
(1)现当代文学中朗朗上口、简洁明了的诗句有助于大学生文学涵养的形成。现当代文学往往包含有诗句的内容,诗文通过再现当代事物和表现状况,从而构造成影响人们的诗句,在对诗句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学的魅力,帮助学生建立起文学之墙。
(2)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往往选取英雄典型来塑造人物,从而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面对挫折的思想。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在文学教学中,有许多的文学人物在历经挫折之后仍旧积极面对挫折,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用当代人物为例,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能够帮助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从而使学生在面对文学创作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积累来积极创作和表达。
三、完善人文个性,提升大学生文学写作能力
人文精神,是文学素养的内在支撑和表现,它包含着学生的内在信念、意志、价值观等个性。文学史人文科学中最重要的精神和品质,对于完善大学生的文学创作个性、塑造学生的文化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优秀的现当代文学,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当代大学生必须深刻继承和发扬的丰富的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现当代文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逐步完善大学生的人文精神素养。
(1)培养学生的文学道德情怀现当代文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文学道德情怀。现当代社会中道德败坏、丑陋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现当代文学通过对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写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培养起学生的文学道德情怀,促进学生在文学创作中注意一定的道德准则,关注道德的影响,从而建立起新兴的创作模式。
(2)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创作观现当代文学在对学生的文学涵养方面具有重要的培养作用。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对大学生的创作观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大学生人生创作观的形成同时反映的也是文学涵养的形成和发展,在观念的改变中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创作观对于学生文学涵养的深刻作用,能够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意义。
(3)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现当代文学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善于抓典型,对其进行深入的歌颂和弘扬,通过使人物精神和形象活灵活现的展示出来,于是出现了英雄做表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现代文学为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和积极的创作观念、增强文学素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表现出学生创作的激情和活力。
(4)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在知识经济占据卓越市场的条件下,我们势必需要进一步创新现当代文学,加快实现现当代文学与当代实际相结合,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注意发挥艺术的独特功能,通过让现当代文学教学来加快提高我国大学生文学涵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进而实现我国现当代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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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莉莉.如何通过现当代文学培养大学生的文气[J].湘潮(下半月),2014,1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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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教育是当代文学的基础,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启蒙思想,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对于文学的批判也逐步兴起。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还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南针。因此,如何做好针对文学作品的相关批评工作,使得该工作在满足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提高整个文学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成为文学批评工作需要重视的内容。为了做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相关工作,需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展开批判,以此来确保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观;批判;文学发展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文学批评作为文艺评论的内容之一,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就目前的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并做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此来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文学赏析的角度,我们不但要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还需要在充分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批判和分析。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需要利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念,或研究途径,以此来实现人们感知世界的理想。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史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二者之间需要利用批评这一手段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对自我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推翻。对现当代文学展开批评时,需要明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予以充分重视。此外,还需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讨论。就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定位,还引领者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的利用文学批评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我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并以此来确保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整个文学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2.现当代文学批评能树立好正确的文学发展观。现当代文学批评有利于明确文学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产生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评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以其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引领整个文学界向前发展。此外,还需要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利用好文学批评这一手段和途径,从根本上对我国的文学发展观起促进作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发展。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其特征较为特殊和复杂。为了确保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需要对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文学创作正确方向以及丰富内容的前提下,必须要符合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能够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作用进行充分利用,发挥好文学批评的内在潜能。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我们主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具体实际运用,并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的总结。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主要基于文学批评的手段,并由此形成的一套总的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要对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理解。
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基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观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征,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来说,该观点成为整个文学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概括和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发展来说,意义较为重大。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总结,并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优势和特征,并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充分理解和掌握,从而确保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效果。为了使得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批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形成以及发展,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的全面性,以此来满足文学领域现实发展的需要。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整个形成过程,对文学批评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整个文学史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为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各类文学作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性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我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断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作为一种思想风潮,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并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文学批评观的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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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一亭.从“批评”到“批判”——福柯的《何为批判》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探求[J].国外文学,2013
摘要: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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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是文学形式的承载体,它对文学形式的创作形式有着天然的影响力。文学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本科阶段更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其基本目标由精英式的“专才”培养转型为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培养,同时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使大学本科教学面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必设的专业,同样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
一、明确教学的总体思路
就甘肃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其中对学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培养要求: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理论和知识,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备本专业方向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具备调查研究和协调组织的能力,能适应相邻专业和相近专业的实际工作等。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既强调专业素质,又强调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过程方面都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此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由此在教材选择、课时分配和教学方式上都与此目标相符。在教材上选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此教材学理性强,文学史的线索清晰明了,授课就依教材的框架进行,对作品的分析教师自行补充,这是教材未展开而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部分,给教师和学生都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在课时分配上,明确突出作家作品的教学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思路,作家作品的讲授占60-70%,而文学运动、文艺思潮、社团流派、文体发展等内容占30-40%。在对具体文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概括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温儒敏先生在十多年前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时,就已明确提出要“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注意结合学生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侧重发掘与培育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由此,教学的总体思路就是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既要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要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都能获得提升。
二、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学生的阅读尤其是对作品的阅读,但是从近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多数学生的阅读质量不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阅读量少。学生对作品的阅读大多比较被动,以教师开列书目为主,自主阅读的较少,即便是规定的必读篇目,也存在敷衍现象,少数学生要么简单了解故事梗概,要么翻阅一下简评,要么干脆不阅读,当问及其对作品的理解时,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也是提高分析能力的前提,只有认真阅读了作品对文本熟悉的学生,才会认真思考,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所以,可以说,学生阅读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学生收获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阅读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部分学生轻文学原著重影视作品。一些学生不去读原著,尤其是长篇小说读原著的就更少。他们通过观看改编后的影视剧来了解原作,而且一些教师也“以名著改编的影视资料辅助教学”,认为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形象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感悟”,这种做法无疑会误导学生,使其以为这是一种快速便捷了解故事情节内容的有效方式,因而忽视了对文学文本本身的研读,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感受和感悟,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学生文学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的匮乏。笔者并不赞成用看影视剧的方式代替文学文本的阅读,一方面,影视剧为了观赏的需要,或者是编导根据自己的理解,会对情节作以改动,甚至是与原作大相径庭。比如巴金的《寒夜》,小说“尾声”的内容是: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看到的是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离开,不知去了哪里。而于1955年拍摄、由吴楚帆主演的香港粤语片《寒夜》,结尾的处理却是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她与丈夫永不分离,在那里她还意外地见到了儿子和婆母,不仅婆媳和解,而且还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过农村人的生活。巴金明确说,“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这样的改编已经和原作相差太远,如果用电影内容理解原作,岂不南辕北辙。实际上文学文本和改编后的影视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企图用影视剧代替文学文本。另一方面,优美的语言文字及丰富的语言内涵只有在文字阅读中才能体味鉴赏,甚至需要反复玩味,文学文本的这种优势是影视剧无法超越的。所以,关注学生的阅读问题,正确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原著,是提高学生阅读质量,进而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前提。针对学生阅读质量不高的现状,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去尝试改变。首先,应积极引导并督促学生阅读作品。除了既定的教学内容中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提供一些参阅作品,这样学生可以根据时间的宽裕度自主选择拓展型阅读。对学生的阅读效果可以采用课堂提问、讨论、写读书笔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考查,以此督促学生的阅读,并引导其提升阅读质量。其次,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参考书籍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将专业领域的新理论、新动态、新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经过学者们的反复研究,已较难发现新意,而邵宁宁先生则认为祥子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文章转换了思路,把对祥子形象的分析与当代农民工进城的现状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启示。像这种优秀的文章或书籍教师都应及时地介绍推荐给学生阅读,使学生尽可能多接触学界的最新成果,从而拓宽视野,获得启发。再次,采用比较教学法的形式,解决学生愿意观看改编影视剧而不愿意阅读文学原作的问题。可以选取两到三部作品,要求学生既看文学文本,又看影视作品,然后针对两种艺术形式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所在,从而理解阅读文学文本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阅读效果,紧密关注学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质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
三、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
1.“文本细读”教学法
朱自清、钱钟书、孙绍振、陈思和等学者都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并付之于实践,陈思和明确指出,“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多年的教学中,笔者一直采用文本细读教学法,一方面要求学生详细地阅读文本,通过对场面、细节的深入分析理解作品的主旨;另一方面教师选择重要的文本详细加以分析,教给学生具体的方法,使学生学会从文本出发理解文本,养成注重细节的良好习惯。比如对曹禺《雷雨》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文本中的三个时间,由此发现,三十年前周朴园家赶走侍萍,所娶有钱人家的小姐并不是繁漪,繁漪到周家才十八年,也就是说那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不知所终,甚至在周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和侍萍、繁漪相比,她的命运可能才是最悲惨的。诸如此类的重要细节对文本的理解很重要,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和思考,很可能就会忽略,所以只要教师从文本细节出发,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启发,学生就会发现新的知识点,进一步激发其阅读的兴趣,得到更大的收获。
2.“文本比较”教学法
分析一部作品,可以将其纳入到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相关作家群体的比较场域中去理解。“文本比较”教学法,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作家的相关作品中发现彼此的冲突与差异,或对同一作家的原文本与改编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原文本的风格特征或原始意蕴。如讲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可以联系到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王西彦《命运》中的路三嫂子、老舍《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沈从文《萧萧》中的萧萧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童养媳形象的异同;讲到老舍的《月牙儿》,联系鲁迅《伤逝》中的子君,鲁迅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分析,启发学生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讲到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时,可以联系繁漪、虎妞等人物,比较现代文学画廊中的“恶女人”形象。也就是说,课堂讲授不能局限在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定要有横向或纵向的延伸,使学生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学会阅读、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只有掌握了方法,学生在面对其他作品时才能够独立赏析、评价,从而真正具备独立学习和分析的能力。
3.“专题讨论”教学法
目前高校大多数课堂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我讲你听”、“我启你蒙”的师生关系,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效果不见得一定理想。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所以设计适当的专题讨论课就尤为必要。可将意蕴丰富的经典作品作为专题讨论课的内容,就作品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不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萧红《生死场》的主题问题,是抗日主题还是已超越了抗日主题探讨人的生存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对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界定问题,他是封建家长的典型,还是有情有义的爱情坚守者,都是可供讨论的话题。在讨论课的教学中,学生经过阅读、思考、讨论、最后发言陈述观点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训练,既培养了其自主学习、思考的意识,也锻炼了其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深化了其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体会到文学阅读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乐趣。当然,专题讨论中也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的观点缺乏新意、表述不清晰等,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引导和合理控制,最大化地优化专题讨论课的效果。
4.“论文写作”教学法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写作能力也是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温儒敏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培养有什么特点?和其他文科专业比较有什么更‘强项’的地方?我看就是‘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切还要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应当能培养‘写家’,就是‘笔杆子’。”学生的写作能力仅靠写作课程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在其他课程上也应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写作的机会。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督促学生提高阅读质量,掌握分析研究的方法,还应要求学生课后撰写课程论文,包括平常练习的小论文,课程中期考核的大论文。论文的写作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阅读与思考状况。比如,在对巴金的《寒夜》进行了讨论之后,一些学生就将其思考的内容反映在了论文中;课堂上引导学生对小王媳妇、小团圆媳妇、萧萧等童养媳形象进行比较,课后就有学生写分析童养媳形象的论文,这些例子表明课程教学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教师对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重视,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鼓励。论文写作中,教师对论文的批改、点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教师对每一份论文都应认真评点,写出评语,多鼓励,少批评,充分肯定学生的思想,注意阐发学生观点中的学术价值,解答学生思考中的疑惑。对其中比较优秀的论文还可以向院刊、校报及省级期刊推荐发表。在教学过程中同时还要求学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做准备,先明确选题方向然后搜集资料准备提纲。这种连环递进式的写作训练,使学生在经历小论文到学期论文再到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既开拓了视野,训练了思维,又逐渐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文体要求等基本知识,具备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不仅授之以鱼,还授之以渔,使学生在获得了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兴趣、形成了能力,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程学习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为将来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比较广泛,中小学教师、文秘、出版社编辑就业岗位比较普遍,村官、公务员等也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这反映出学生不仅具备了专业素质,也具备了不同行业需求的综合素质。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课程,只有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个方面探索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从重理论向重实践转变,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实现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面广的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
现代文学具体指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定的历史变革影响下,广泛接受外来文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新文学形式,不仅使用现代化的语言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方面都与传统文学具有较大差异,并且在新时期出现了现代小说、话剧、散文诗、新诗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与世界文学潮流一起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文学形式。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在我国研究较早,现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研究
关于现代文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武永明对张志公文学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其站在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思考当前我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较为实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在文学教育功能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郭虎妹也在其硕士阶段的研究中指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语文教学存在的缺陷,且在综合分析后对语文教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站在文学阅读的角度,探究了现代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最终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多维度文学观念,将西方文学的教育批评方式引入到职业学院的语文教学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的影响力[1]。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也对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研究内容,也对我国高校现代文学教育课程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并且文学的教育意义对我国各个时期的人才培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现代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审美对象
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接受文学作品中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感受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生动形象,优美的文学意境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趣味等获得自由的文学享受,进而体会审美主体的自由和自豪之感,这在本质上表现出对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升华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荷塘月色》、《凤凰涅槃》、《再别康桥》等经典作品时,学生总能够被作品中的优美意境、生动的形象、气势磅礴的语言和高尚的生活趣味等感动,进而得到心理和生理两方面调节,促进学生完美人格的形成。
(二)现代文学作品具有审美和认知双重功能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之为文学界的百科全书,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对作品进行阅读和欣赏,使学生深入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化认知。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由衷的向往和追求,能够加深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和认同感。例如在具体分析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巴金的《寒夜》等作品时,学生就能够在体会作品内涵的和接受作品精神教育的同时,对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新民主主义精神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三)文学作品的核心教育功能
我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教育性,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倾向、精神意志品格等产生影响,人们将文学作品称之为精神食粮就是对其教育性质的最生动表述。高尔基曾经对文学的教育意义进行分析,认为文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帮助和引导读者正确的认识自己,进而提高其生活的信心,产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和勇气。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作品教育意义的深刻阐述,简单的说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精神层面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转移人的心理倾向,促使人焕发出一定的精神面貌。综上所述,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对我国当今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对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现阶段应该加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在教育领域充分挖掘其教育功用,为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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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其他阶段的文学形式有所继承,并在继承基础上有了自身的发展,总的来说,当代文学的发展状态良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等学校中文专业(也包括一些非中文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熟悉并把握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具备文学鉴赏和批评能力。笔者从教院校为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这类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培养目标及生源情况,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加以改革。
一、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总体生源质量较差,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我校学生入学时的高考分数比较低,绝大部分学生刚刚跨过三本分数线,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在学校招生名额不足的情况下降分被录取的,因此,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应有的知识储备不足、科学合理的学习能力和方法皆不完善,亟待提高。
2.缺乏学习动力,学习自觉性不高
我校学生普遍缺乏明确的努力方向,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学生在高中阶段是在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学习的,进入高校后,原有的直接监管人和集体远离了他们,造成直接监管的缺失。另外,高校的学业压力没有高中时期面临高考选拨的紧迫和集中,能够让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之前大大增加。再加之身边大部分学生的文化水平都相差无几,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导致许多学生失去了自控能力。
3.缺乏学习的自信心和恒心
考入三本,并且又在独立学院就读,我校学生普遍表现得较为自卑,缺乏学习的自信心和恒心。有一些自愿选择我校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学习态度也很端正,认为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会有所收获。而另外一部分由于高考失利或迫于家庭压力选择我校的学生,则自视清高,认为很委屈,对学校教学满腹牢骚,课堂不听课,课后不复习。日积月累,学习上的问题来越积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差,久而久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4.应有的阅读储备不足
学好中文的前提基础之一就是要有大量的阅读储备,尤其是文学经典的阅读量,但是阅读经典通常在短时期内无法取得直接的功利性回报,所以很难受到学生的重视,更不用说非经典的阅读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本身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然而,在应试教育仍旧大行其道的当下,学子们为了取得较为理想的分数,依旧在题海中苦苦挣扎,很难有充足的阅读时间。
5.课程课时数减少
随着独立学院的教学定位和专业设置的不断调整,尤其是国家推行的独立学院(包括高职高专院校)不断向应用技术型学院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数也由原先的一百多个减少为五十多个,这对独立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应对策略
1.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校园人文环境,培养学习兴趣
我校学生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学习自觉性不强,因此,更要注意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成长的校园文化环境,利用环境的熏陶,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是从大一开课,对于刚结束高考踏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来说,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第一次上课时,教师要向学生讲解该课程的性质特点以及学好该课程的正确方法,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从而激发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2.以文本阅读为基础,提高学生理论素养
针对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少、重实践的课程特点,教学过程中,应调整教学重点,在使学生能够很好的掌握基本文学知识和文学现象的基础上,适当淡化“史”的线索(如思潮史、流派史等),将教学重点放在文本的阅读和深度理解上,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和鉴赏能力。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为学生开列出一份学期必读作品书目、一份参考阅读书目,可以以“鲁迅作品阅读”“巴金作品阅读”“王蒙作品阅读”“莫言作品阅读”等专题性作品阅读的形式构建。这样既能使阅读是系统的,同时又能对专题深入学习,能够得到系统性的锻炼。不但可以学习到相关理论知识,而且训练了学生对作品的感知能力、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另外,为了确保不流于形式,可以要求学生记读书笔记,教师定期不定期进行抽查,并且作为一项考查内容计入期末考试总成绩。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轮流上讲台就自己或大家感兴趣的作家作品阐述个人看法,引导学生相互争辩,以此提高他们的分析感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3.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
有了与学生特点相适应的教学内容,还要有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以教师的课堂教授为主,由教师在课堂上对文学相关基础知识进行讲解。在教师课堂点拨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作品的时候去体验、去感悟,并做好读书笔记,记下心得体会。这种教学方法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写作能力方面的训练。但是,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如果一成不变,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感到疲劳,渐渐地提不起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就要不断地变换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如讨论式教学方法。教师可以筛选指定一些与所讲授内容相关的话题,由学生分组自由讨论。例如,教师在讲述十七年文学时,可以安排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作家进行解读,然后每组将讨论结果表述出来,各组之间互相辩驳,老师在中间适当加以引导,最后对讨论结果进行点评,并加以总结。也可事先预设一个主题,学生自选感兴趣的作家作品,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教学过程都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独立钻研、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在开展“形象”教学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运用多媒体技术设计和制作教学课件,可以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知识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对学生尽快掌握学习要点,提高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产生巨大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建立影视资料库。让学生观摩经典作品,感受艺术魅力。中国现当代文学较之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是有大批的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剧,包括不少的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传记资料片。多媒体教学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影视资料片段,如将《阿Q正传》《雷雨》《围城》等作品里面一些学生不容易理解的文学形象转换为浅显易懂的视听形象,带给学生极大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进而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影视资料库不仅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还可以弥补学生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的不足。影视资料对历史情境形象再现,能使学生更加真切地触摸历史、感受历史,产生情感的共鸣,同时反过来有助于更加透彻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例如,在讲授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篇目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这部散文诗集的思想内容和象征意蕴。如果直接讲解的话,学生难以理解。这就可以借助影视资料库,如播放纪录片《鲁迅之路》,让学生直观地认识鲁迅成长和创作的道路,结合鲁迅成长的背景,再去解读《影的告别》《死火》《过客》《雪》等具体篇目。以上是笔者对于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体会及改革的思考。应用技术型独立学院因其特殊的培养目标,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独有的特点,在教学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从而采用最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使这门课的教学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后”语境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其一般指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关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潮所产生的语境特征,又被学界称为“后学”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有选择性地介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后学”理论思潮,并用3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后学思潮的选择、借鉴、应用、影响。这期间,二者碰撞所产生的理论融通与对话困境仍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选择与借鉴:“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接受取向
同其他理论思潮一样,后学思潮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影响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后学思潮被一些外国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引进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率先刊登了汤永宽先生翻译的索尔贝娄的后现代长篇小说《赛穆先生的行星》。随后的1980年,《外国文学报道》杂志,先后介绍了美国几位著名的后现代小说家,同年,发表了董鼎山的两篇文章《后现代派小说》和《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1983年,《读书》杂志发表了董鼎山的文章《60年代以来美国小说后现代主义及其他》。1987年《世界文学》杂志推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专栏,并发表了钱青的文章《当代美国试验小说的技巧》。这一时期,学界完成了对后现代小说的引进,但总的来讲,此时的后现代小说研究仍停留在对形成过程、创作特征、社会背景等方面研究的基础阶段,尚未从精神特性上形成具有深度理论水平的宏观后现代主义。相对于后现代小说来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一开始就显现了整体接受特征。这同中西方访问交流所催生的理论热潮密切相关。1983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受邀到山东大学演讲。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展开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座。1988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专著《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文版出版。同年,易布思与佛克玛合著的《20世纪文学理论》出版。1989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专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版出版。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和理论著述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并直接带动了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后学”特征的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二、转折与变革:“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思潮的兴起以及“后”语境的形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我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格局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表现,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文学研究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来看“,后学”思潮中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反传统以及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对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促使其形成“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其认为本质化的文学理论禁锢了作者的思维方式,阻碍了文学的创新发展,应解放思想,追求个性化、细节化、创新化的文学创作。其二,我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成的,它具有自己复杂的转变过程,这种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思维模式的转变上,更是体现在对文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原则重视度的提升上。这一时期出版的《无边的挑战》《隐蔽的成规》《表意的焦虑》等著作都对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创作原则以及研究方法都提出了深入的批评,并指明了“后”语境下我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以及创作原则的发展方向。其三,批评实践形式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多元选择。在后现代主义以及后学思潮的影响之下,我国当代文学在实践批评形式上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打破了既定陈规,更是对传统“体系情节”理论研究方式的一种有力反抗,有助于当代文学的重新建构。
三、危机与重构:“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
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型,伴随着转型而来的不仅是文学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还包括理论范式、理论传统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多重理论资源间整合的焦虑与压力、不同理论话语之间求异、趋同的危机与挑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仍是消化、整理包括“后学”思潮在内的当代西方文论新现象、新趋势、新发展,以增强中国文论研究的生命力。曾繁仁先生曾指出,“后”语境下的文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逐渐走向的建构,尤其是对唯科技主义、唯经济主义等不恰当现代性主义的反思,更是可圈可点,这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了一种创新与共生的理论形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后”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选择与借鉴、转折与变革、危机与重建等发展历程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和理论模式,为我国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创作了机会,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理论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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