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论析文学革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远意义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诉讼法指的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的总称,是打官司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诉讼法是典型的法律程序法。在中国有三大诉讼法,分别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除了以上三大诉讼法外,一般还有宪法诉讼。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诉讼,从文字意义上讲,“诉,告也”,“讼,争也”。即:“诉”是告知,是倾诉、控诉、控告的意思。“讼”是言词争论、争辩的意思。“诉讼”,是诉的行为和讼的现象的结合。在诉与讼的活动中,诉是形式,讼是内容。诉讼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三方条件,根据诉与讼的含义和诉讼的构成要件,诉讼的一般定义应为:诉讼是讼争的一方或双方将致讼的原因、内容、主张及理由告知、倾诉于听讼之人,以求讼的息解的活动。按照现代关于诉讼的解释: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解决讼争的活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我国的诉讼是指在国家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解决讼争的全部活动。
据专家考证,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有关民事诉讼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古代长期刑事与民事不分,实体与程序不分。直到上个世纪的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我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典——《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这部诉讼法草案因清政府的灭亡而未能实施,但对后来我国制定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诸法合律”的格局,开始制定单独的诉讼法。下面分别谈一下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有关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诉讼的方式、内容及其效力的各项规定的总称。
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根据程序法的特征,要求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应用性、实用性的特点。作为主持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其调整对象是刑事诉讼活动。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主体,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什么,法定的诉讼义务是什么?等等。以上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还有刑事诉讼法所包含的内容等,因篇幅所限,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1、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谈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完善,自然离不开历史。据史料记载,周朝的诉讼即有了刑事与民事之分。一般称刑事诉讼为“狱”,称民事诉讼为“讼”。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在其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特征,简单概括为:
①、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在我国古代,司法权从
属于行政权,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从地方到中央,司法权均由各级行政机关行使。
②、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差异不大。因为我国古代的律令没有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分,有关诉讼程序的规范一般都与实体法律规范同时规定在法律之中。同时,实体法大都以刑为主、刑民结合,即以定罪、判刑等刑事手段来调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
③、裁判与追诉责任不分,诉讼采取“纠问”形式。这一形式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司法不分的司法体制相适应的。
④、广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在我国古代,刑讯一度被用作获得口供和其它证据的重要手段,并被认定是合法的,体现了古代诉讼野蛮的一面。
⑤、建立多种监督程序,做到“明德慎刑”。通过建立具体的制度来防止错杀无辜,慎用死刑。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延续了数千年,直到清朝末年刑事诉讼改制后才结束。1906年,清政府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此后,相继制定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律草案》等,但此后不久,上述改制以清政府的垮台而告终结。这次改制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首次从德、日等国引进和移植了了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1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条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以上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在我国的引进和初步确立,并在我国大陆沿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3、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使许多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在法律中确立下来。1956年,全国人大委托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刑事诉讼法。次年5月,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
1979年5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人大会法制委员会开始了制定刑事诉讼法的准备工作。经过反复修改和补充,于是1979年提请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于是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正式诞生。在此后,该部法律进行过多次的修改补充,全国人大授权的司法机关还相继发布了司法解释,使这部法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1996年平3月,全国人大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补充、修改,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同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正式通过,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决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有:
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即可聘请律师协助;
②改革刑事强制制度,放宽逮捕的条件,完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程序;
③废止收容审查,并将其原适用的对象纳入到拘留中来;
④改革审查起诉制度,废除免予起诉;
⑤改革刑事审判程序,取消开庭前的实体审查,改革法庭调查程序,扩大控、辩各方的参与权;
⑥设立简易程序,使轻微案件得到迅速处理;
⑦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其拥有当事人的地位和诉讼权利。
做了重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新的里程碑。
民事诉讼法也是国家基本的部门法之一。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法亦属于程序法的范畴。同样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的漫长历史过程。
1、我国古代的民事诉讼制度
在我国古代,虽然是“诸法合律”,但在具体实施中民事、刑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办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收取诉讼费用的规定,且在诉讼制度上已采用了对席审判、坐地对质。在诉讼证据方面,盟誓、物证、书证、人证、当事人陈述等已被广泛采用。并有审查、核实、判断等验明证据的方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制度。同时对听讼,总结出五听:一是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是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是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是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是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毛然)。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事诉讼制度在那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在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民事诉讼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对现代民事制度产生影响。如司法机构设置和审理期限,审判中的回避制度,诉讼请求权利,民事诉讼受案期限,诉讼时效,代理诉讼制度,书状制度,起诉制度等。
2、我国近代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是《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
它在制定时参照了德国、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根据当时国情制定。这部诉讼法共有4篇800条,其体系结构规范,与现行诉讼法已十分接近。该法因清政府灭亡而未能颁行,但对后来的民事诉讼立法产生积极影响。民国政府于1935年2月公布了民事诉讼法,同年7月1日实施。该法共9编636条。这部民事诉讼法的结构、内容与前述《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基本相同。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不少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并存,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两种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并存,并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新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制定民事诉讼法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先后以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了一系列通则条例。1979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从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1981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获得原则通过。此后,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修改稿)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修改,于1982年3月8日获得通过,1982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审判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对《民事诉讼法(试行)》本身的许多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于1991年4月9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诉讼法共4编29章270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颁行的法律中,条文、内容较多的一部基本大法,并当即公布实施,并沿用至今。
行政诉讼法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由法院来处理行政案件的法律制度,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并称为三大基本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如在法国,行政诉讼被称为行政审判,指公民等一方对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行为,请求专门的行政法院通过审判程序给予救济的手段;在英美国家,行政诉讼被称为司法审查,指法院应相对人的申请,审查裁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诉讼活动。表述尽管不同,但在行政诉讼是由法院运用司法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并保护公民一方合法权益的诉讼,是解决行政案件的司法活动这一点上,是基本相同的。我国对行政诉讼的界定是:所谓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依法向国家审判机关即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并由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裁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行政诉讼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商品关系。契约自由、等价有偿、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正是在这种商品关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资产阶段的“天赋人权”学说。并由此产生了所谓人权、人民主权、民主和法治原则。为了保障人权和民主,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当时,这的确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得非法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保障社会成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政府的行为一旦侵犯了个体的权益,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由此决定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亚洲国家第一个吸收借鉴的当属日本。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制上首先次效仿德国,制定宪法,设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后又模仿美国,废除行政法院,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我国最早的行政诉讼应该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在第2条、第10条、第49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相关条款。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分别于是1914年和1933年制定施行了《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虽然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仍然存在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仍然要提倡民主政治,公民的各项权利需要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直到1982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正式出台。该法律的草案是经我国第七届人大会会议多次审议,于1989年4月4日获得通过的。该法律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历史上最完备、最具有民主性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各项原则和具体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规定,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完善起来。
现代社会的法律诉讼形式主要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称为三大诉讼。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调整冲突的法律手段,其基本功能是制止、揭露和惩罚犯罪,巩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刑事诉讼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有了国家,就有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调整手段,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行政诉讼是现代国家的产物。行政诉讼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行政诉讼产生的基本条件。三个诉讼法同是程序法,其中规定的许多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都是相同的。但因三大诉讼法各自的目的、任务不同,从而使它们在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方面又有许多不同。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是刑事被告人是否犯罪及其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与争议的问题,行政诉讼法要解决的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
1、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如同现代几何学里三个点可以固定一个平面的定理一样,三大诉讼法合力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治平台。不同的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以法律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上,可以说是有共同地认同。勿庸置疑,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满足了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需要。而且,近年来,程序的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法学专家们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来研究诉讼程序问题的独立价值问题。
2、三大诉讼法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治思想的精髓。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国家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执政党执掌政权方式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执政党政治成熟的表现。法律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二者互相依存,互为保障。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法治目标。一个国家的法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或者说是系统,而三大诉讼法正是在宪法的统领之下的三大柱石。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保障民主政治的正常进行,其意义是深远的。
3、三大诉讼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战乱不断,烽烟连绵,无数平民惨遭战争铁蹄的践踏蹂躏,不计其数的社会财富在战乱中毁于一旦。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用_运动代替法制来治理国家,以至出现了让我们永远难忘的“十年动乱”,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个国家,要屹立于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上。强大的国防,积极的外交,科学、高效、公正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效率与公正,效率与公正的实现离不开诉讼程序的规范引导。
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①、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法学教材《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主办。
③、《依法治国论》,肖扬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④、《法治理想国》,周天玮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10月第一版。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
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理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学根本性质理论的一个心理学分支,也称体系心理学。它以揭示各种心理现象之间以及心理现象与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为任务,不但可以解释、预测并有意识地支配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而且可定向指导心理学各局部分支学科的研究。是研究心理现象、探讨心理科学基本原理的一门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与新发展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问接的,或者说是“薪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问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姐代危”。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问,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再确立及其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全党的力量,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
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毛泽东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
语来表达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
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
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_”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_”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
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
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实践证明”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应有含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就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明确论断。[6]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真理当然离不开实践。然而,在一段时期这一论断却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强调“被实践证明”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要予以抛弃和纠正,把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予以坚持和发展。所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坚持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那些贯串于毛泽东全部
科学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谓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原有含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就含有这层意思。把这层意思更突出地表达出来不仅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使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愈发厚重。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5](P172),“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5](P148-149)。这番话语重心长,寓意深远。由此可见,否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仅仅否认毛泽东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必然否认由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整整一代人,必然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样,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思想的再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起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1] 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上一页[1][2]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戴光宗.赵树理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3]赵树理.也算经验[N].人民日报,1949—06—26.
[4]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A].三复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5]黄修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6]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8]鲁迅.呐喊·自序[A].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鲁迅(下)[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9]鲁迅.中国杰作小说·小引[A].吴子敏.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N].人民时报,1947—08—10.
[11]王嘉良.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0.
[12]李茂民.个人化写作的背景、成就与局限[J].东岳论丛,2000,(3).
[13]李复威.世纪之交文论·总序[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15]陈晓明.剩余的想像[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6]杨剑龙.文学应该如何跨入新的世纪[N].文艺报,2001—01—02.
[17]张学昕.站稳我们的立场[N].文艺报,2001—06—09.
[18]杨品.做公众的代言人[N].文艺报,2001—03—27.
[19]杨匡汉.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黄远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思想家,他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的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实践家之一,被称为“报界之奇才”,他的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新闻思想,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所写的大量的新闻通讯、报刊争论以及他提出的办报理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远生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著名记者,是我国新闻事业勇敢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而闻名于世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选生的记者生涯是从民国元年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名声远扬,当年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中就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其中第一人就是他。由于黄远生本人身居高职,留过学,了解国内外的情势,以致于写的文章比一般记者要略胜一筹,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只三四年,但在新闻界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他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曾先后为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上海的《东方日报》、《时报》、《申报》和北京的《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担任特约通讯员为他们采访供稿,还常常在《东方杂志》、《论衡》、《庸言》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亲切自然、真实可信、有条有理,与当时杂乱无章的议论、激烈攻击谩骂的政党报纸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他之前,维新改良派在办报思想上一直秉承梁启超的观点,即认为报纸是“去塞求通”的工具,其作用不外是“宣上德”、“达下情”、“知中外”而已。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本报之新生命》、《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一、新闻报道及评论
第一,主持公理,认为新闻记者应有“良心”应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少年中国之自由》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之舆论,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第二,在新闻报道上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对自己的办报方针作过这样的表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二、记者的素质
他在《忏悔录》中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三、“新闻通讯”文体—黄远生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
黄远生在民初开创了以内容深、文风新的“新闻通讯”文体而负盛名。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一是:多独家新闻,一手材料,重大政治内容。抓独家重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追求,多苦于难以捕捉,而黄远生是捕捉的高手。他所写的通讯大多是关于国家政治、外交、财政方面重大内容的报道。由于他学贯中西,中过进士,留过学,又曾涉足宦海,人生经历丰富,对国际时事、国内政界情况非常熟悉,使他在民国总统、内阁、各部总长及党政要员之间交游肆应,周旋自如,了解重大政治动向、官场内幕消息特别灵通,常常能采访到他人采访不到的独家重大新闻,并通过他深邃的思考、敏锐的观察、如椽的妙笔反映出来,将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告之世人。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二是:针砭时政,辛锐深刻,淋漓尽致。黄远生满怀爱国热忱,对民初窃国弄权的袁世凯及其一帮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附庸深恶痛绝,以犀利之笔写下大量辛辣尖锐的通讯,针砭时政,淋漓尽致,毫不留情。他认为民初的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另一方面,他的笔下有人民的血泪,有他发自肺腑的呐喊。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屈辱条约时,黄远生在《新闻日记》里一一记录他深刻的爱憎。1915年8月7日,他写道:“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巨痛深。”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点之三是:幽隐毕达,入木三分,词兼庄谐,文采夺人。黄远生的通讯所以能饮誉不衰,还因为他那匪人所及的妙笔。正如邹韬奋所说“写得实在好。”语言文字的驾驭有其极富个性的独特魅力。状物叙人,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描绘细节,则须发毕现,幽隐毕达;解说评判,又亦庄亦谐,议论风生。其笔酣墨饱的通讯,常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且信手拈来,妙语天成。
如果说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办报方针表现了他对新闻传播的功能及舆论机关的使命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在新闻记者的素养方面则有更卓越的贡献,对当今社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黄远生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完全符合新闻采访客观规律的所谓“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黄远生认为,“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我们从他的新闻实践中,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而且具备这方面的种种素养。这种种素养在他身上的表现首先是深入实际,其次是在调查中处处作到细致,周到、严密和认真。他的好友林志钧说,黄远生写新闻通讯,“所费力的”就是到处“一一收集材料”,而且这材料要求都是第一手的,即“直接由本人得来的”。尽管这样,他还不满足,还要“和事主对证明白”。黄远生反对只凭道听途说去写文章、搞报道,他在《最近之北京》一文中,曾批评有些“新闻家以耳当目”,凭听来的消息就以讹传讹地去写文章,结果闹出不少的笑话。他写文章,总是走出去,到实际中去作深入的调查。如他写的通讯《历历伤心录》,从“ 蒙古近状”到“中俄交涉”,最后分析“借款关系”,全是用他调查收集来的事实,读者读后都很信服。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脑筋能想”的结果。
“四能”中的第二能—腿脚能奔走,更是一个做记者的基本条件。黄远生对“能奔走”的解释是“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他本人交际甚广,家中常是客人不断,方方面面的友人,言谈之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和材料。以时访接,他更是得心应手,“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弗届。寻常所不能见之人,亦不得要领者,远生必有素焉,使之不能拒绝”。
“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远生对“耳能听”即记者三能的阐述。黄远生就很善于从听来的消息中透过现象抓实质,“由显达隐”地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如看完题为《库伦独立后之外交》的通讯,黄远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库伦独立后,俄国国家及国民种种活动,汇而记之,不仅是以识外事,即将来中俄交涉果之几微,亦在此矣”。事实证明,中俄交涉之结果,正如黄远生的预见。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善于“听”。黄远生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手能写”是黄远生主张的作为记者应当具备的一能。何谓能写,“刻画叙述,不盘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这是黄远生对“能写”而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刻画一个人,形象逼真,“须眉毕现”,叙述一件事,如临其境,很有现场感。翻开黄远生的通讯,可以说随处可见其高超的文字表达六。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从采访到写作的业务的客观规律。这一见解不仅是在当时,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记者素质的培养,记者能力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作为一个著名的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黄远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总结和探讨他的新闻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将他的新闻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学习他作为新闻人高超的工作能力和公正不阿的品质。黄远生丰富的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光辉典范。
黄远生是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其新闻传播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影响。作为一名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记者素养、报纸作用与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五要素实践性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德化的一个书香世家。黄远生是我国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黄远生早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从1912年开始记者生涯,至1915年被暗杀,从事新闻业不过短短数载,但却参与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月刊,并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后被其好友整理收录在《远生遗著》中。
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报界的传奇人物,后人对于黄远生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大量的研究都停留在对其“民初著名记者”“报界奇才”“通讯界大师”的身份评述以及他的采访能力和“四能”专长的介绍上。即使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也常囿于已有的范式与研究基础中,仅仅对其部分思想进行介绍,而没有系统地、逻辑地归纳与评析。
同时,在研究素材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者也主要以《远生遗著》与以往的研究论文为参考,忽略了黄远生主编的《少年中国》和《庸言》刊物,造成了研究结论的重复性。
黄远生的职业身份主要是一名新闻采写记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人。他虽然创办和主编了两本刊物,但是时间都非常短暂。黄远生在从事新闻业的短暂时间中,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依然是投入在新闻采写上。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不像王韬、张季鸾等报人一样系统,但却具有十足的实践性。这也是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个巨大特点。他将自身对新闻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总结融入到了个人的新闻传播思想中。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将从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对黄远生的实践性新闻传播思想展开新的探讨。
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五要素”都十分熟悉。“新闻五要素”要求一篇新闻报道要讲清楚“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既然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本文试图借助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新闻五要素作为框架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新闻生产过程中,“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便是记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报刊的办报目的,进行的新闻报道。因此,本文着重探究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何人”记者素养、“何因”办报目的与“何事”报道特征。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此处不做探讨。
一、“何人”:记者素养
记者作为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记者的素养对于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高素质的记者在新闻生产还未开始前,便能够把握住大方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能够精细采访与写作,在新闻生产结束后,能够反思过程利弊。
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提出新闻记者应具备的素质。“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调查研究中有种种素养,是为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如此看来,脑筋能想的记者在平时便有许多新闻想法与创意,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与他人不同。在新闻采访开始前,记者便有诸多想法,而采访时也能够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与观点。为了采访到最详实最准确的新闻素材,记者要能奔走,要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要擅于东奔西走挖掘事实真相。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采访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更不能获得实地采访得到的信息。好记者要擅于倾听,并且要擅于触类旁通,由此知彼,但不能道听途说,面壁撰文,而要以事实为基础,擅于动脑筋。当把以上3点都做到后,记者还要精于写作,要能用练达精简但却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新闻真相表达出来。
唯有做到如此,才能称得上一位好记者。而好记者是新闻生产的基础,更是新闻生产的决定者之一。没有好记者,哪来好文章?哪来新闻生产呢?
二、“何因”:办报目的
办报目的,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因”,即记者写新闻报道从事新闻活动的原因。办报目的,同时又可理解为报纸要实现的功能和任务。在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办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报纸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和任务呢?
1.督责当权者
对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黄远生一直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对其督责。他对袁世凯窃权专制禁锢言论严加抨击,指出前清时记者尚可“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而袁之专权“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而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认为对总统的督责需要报刊和国人一同努力。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这样说到:“故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其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
但报刊所应监督的,不止总统一人,只要是当权者,均在监督的范围之内。“本报发愤立愿,将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所注目者,绝非袁总统一人。”
2.为“民生社会请命”
黄远生认为除了督责当权者,报纸还要为民生说话。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钟犹有再兴之日”。报纸作为舆论机关,不仅要和百姓一起监督政府,揭露政府的丑恶一面,还要替百姓考虑,帮助百姓大声疾呼,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报刊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中这掷地有声的探问,道出了当时社会报刊为权贵呼号的社会现实。黄远生誓为“民生社会请命”,不畏权贵。
向上督责当权者,向下为“民生社会请命”,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办报目的。
三、“何事”:报道特征
记者为了督责当权者和为“民生社会请命”,进行新闻报道,这便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事”。黄远生对于新闻报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实践。
1.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
在《本报之新生命》中,黄远生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过去的文章多含有作者的主观态度,而少有客观的叙述。黄远生认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不应加入作者不能确定的任意而言的观点。对于一切事物,如要发表评论与主张,也要是真实全面的观点,并且不能够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盲目排斥其他主张。
在当时社会,新闻报道的不正之风盛行,能在环境压力之下提出这种观点实属不易。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说“以今日大势,固已指导吾人趋于研究讨论之途,决不许吾人逞臆悬谈腾其口说故也。”他反对一些记者以闻传闻,道听途说写报道,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的现象。他对报道及评论的真实性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自己十分重视跟踪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
2.通讯见长
黄远生是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其“远生通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明国初期以前,著名报人多以政论见长,而黄远生则开创通讯局面之先河。由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内容简单不足以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他便在大量的新闻事实采写基础上,将更多内容写到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比消息更加详实丰富、生动有力的报道文体,后发展成为当今的通讯文体。黄天鹏在《新闻文学概论》中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崛起而为通信界之大师”。
黄远生对于通讯文体的贡献,可见其新闻传播思想中极强的实践部分。
四、结语
黄远生作为一名职业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本文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何人”记者素养、“何因”报纸作用与“何事”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究与梳理评析,发现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黄远生.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远生.本报之新生命[N].庸言,1914-2-15.
[4]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M].//黄远生.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7
[5]邦梁.试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J].试听纵横,2006,(01):115.
[6]宋三平.论黄远生新闻思想的内在逻辑[J].南昌大学学报,2012,43(06):120.
[7]张洁.新闻职业化的萌芽――重读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J].新闻大学,2006,(89):28.
[8]高坡.黄远生新闻思想探析[J].盐城师专学报,1998,(02):94.
[9]李晨光.民初记者黄远生研究综述[J].媒介纵横,2013,(07):223.
[10]雷素云.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4(20):110.
[11]宋三平.从《庸言》看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J].中国出版社,2010.54.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一、引 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 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这是黄远生对“必杀之人”的一种假设,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幕、为人民讲话。
(三)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
黄远生强调办报要对当政者进行监督,这是为他所主张的新闻媒介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使命观服务的。他继续记者应该“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与皇亲国戚,监督那些最有权力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重点说了对袁世凯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说:“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1]”“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持论或有偏激,宗旨决不少变者也。[1]”
三、用新闻实践去阐释“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观
新闻事业活动首先是以通过这一活动所解决的使命和任务为特征[3]。新闻事业活动从使命观的确立开始,通过新闻实践去实现预期的结果。黄远生在他的新闻事业活动,以自己的新闻实践诠释“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
(一)忧国忧民,悲观“社会”,同情“民众”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绝境,整个社会充满凄楚与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远生忧国忧民,他以一名新闻记者特有的体会和观察,用大量的通讯、政论文章为社会立言、为民奔走呼号,对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悲观,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疾苦充满同情。 俄蒙协约,西藏问题,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等很是触动黄远生的悲观情绪。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屈辱条约,远生很悲愤,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日本无理要求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方报纸的舆论,谈判中的各种动向,他都写在《新闻日记》里,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写道:
“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已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钜痛深。”
“余坚询一外交官,以最后办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谓城下之盟,或尚可说。以外交官而让步至现今程度,岂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国民若无自觉心,则此后之危险何可言状,言时泪下。[4]”当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凯政府尚在开会商议,痛呼道:“此时——,此时,——方在会议之中,——呜呼!吾国之命运系于此时。[4]”
黄远生在他的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虽不多,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见一幕幕外国侵略者凶残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奔走呼号而大鸣不平。
黄远生曾描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残一幕,一天,大雨,一对洋人分别坐在两辆洋车上,其中一辆上载得有他们的爱狗。突然车翻倒,狗的头被压碎,这对洋夫妇按住车夫的颈子用鞭子一阵乱打,车夫被活活打死,这对夫妇洋洋洒洒抱着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讳,指斥权贵,为民发言
黄远生力主办报要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来,时刻不忘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所写的政论和通信,不管是总统,还是各级各类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讳。
黄远生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如中央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5]”。对袁世凯这一最有权力者,他也常常批评和指斥,为民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他说:“袁总统自受任以来,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6]”他批评袁世凯只能扶植个人的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的权力等。民国二年,面对全国政局的险恶,他批评袁世凯道:“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5]”黄远生对袁世凯的批评可谓是十分尖锐。
四、小 结
黄远生以“为社会民生请命”为他新闻业的出发点,又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很好地阐释了“为社会民生请命”这一媒介使命观。首先,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会效益。他认为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应,无论正负,皆不能不名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具有“真平民”意识。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体现的是“平民”观念,新闻实践是为“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的国民真正奔走呐喊。再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突出公共属性。黄远生认为,新闻媒介“为谁服务、代表什么人讲话”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媒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大多数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参考文献:
[1]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 (苏)E·普罗霍罗夫等.新闻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 黄远生.新闻日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四)[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5] 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J].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6] 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黄远生.政局之险恶[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人类从远古走进21世纪的今天,每个成员都或多或少与科学有所交涉,因此,科学与每个普通公众的生存和权利都有关系,并非科学家或其他少数人的专利。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反映,而且也是科学活动日益社会化的体现,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都已成为发展科学技术、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标准与尺度。推进科学的民主化,不仅影响着科学的健康发展和科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民主理念的启蒙、科学精神的弘扬及公众素养的提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语境、历史演进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并建立了新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总统,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明确载于宪法。这些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表明帝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旧的保守势力、风俗习惯、心理积习、思想信仰等远远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就可以根除的。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未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要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来救中国。
新青年派认为,“民主与科学既是新文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一方面,假如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那么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1]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封建专制观念残余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府不支持、法律和政策不配套、经费不充足等“形而下”的问题,而是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异化的儒家理念的“形而上”问题,即八股式、教条式的被认为是“正统思想”的孔学,以及孔学所渗透的道德、礼教、生活等问题。因此,应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的异化儒家思想,启发人民的民主理念,铲除养成中国人“奴性”的封建礼教,培养广大人民的独立人格,使其从旧观念和旧礼教中解放出来,理解并接受现代民主理念,推进科学的民主化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一,科学民主化的兴起。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知识、文化的熏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创立了“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留美知识分子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对于普及人们的科学知识,引起人们的科学兴趣,训练人们的科学思维,弘扬民主理念和科学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促使中国公众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还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第二,科学民主化的推进。
20世纪30年代后,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把科学传播给工农大众,科学民主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创办了《科学通讯》和《中国科学》两种期刊,成为我国科学工作者交流的媒介。1950年8月22日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全国科普协会为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50年8月到1958年9月,科普协会以电影、展览、墙报、画廊等形式进行科普活动,参加人次超过10亿。1958年至1966年,中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虽然期间受到“反右”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但整体而言,不论是科普讲座还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科学实践活动,都能紧密配合当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很受公众欢迎,科学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第三,科学民主化理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促使科学民主化理念发生了变革。公众理解科学明确提出,每个人都需要对科学事实、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就以及科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公众理解科学,使公众不再像以往传播中只是被动的接受,现在还有对科学项目中科学原理的询问、对其可行性的置疑、以及请其做出必要的解释等权利。这些在过去科普中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科学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第一,科学民主化唤醒了科学家的人文良知。
随着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人要求自由、公正和尊严。“在唤醒科学家社会责任感方面,爱因斯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地提醒和告诫科学家们仅仅关心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发展才是一切科学和技术上的奋斗目标。”[2]科学在本质上是追求至善的,关注现实、关怀社会,特别聚焦于解决人类福利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食品安全等问题都需要运用科学技术加以解决,这些都时刻提醒科学共同体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绝非口号,而是体现在当下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中的。
第二,科学民主化保证了科学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违背科学求真务实精神的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李醒民教授在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涵义即科学精神,这为商品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3]而弘扬科学精神作为推进科学民主化的首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更希望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为公众所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公众的心灵之中。同时也使公众打破思想中固有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家是神仙的神话,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第三,科学民主化健全了科学的运行机制。
随着科学民主化的推进,我国先后创办以“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团体、《新青年》和《科学》等期刊、中国科学院和科普协会的创立以及为提高公众科技素质而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科学运行机制不断发生着改变,走向了社会化、法制化。科学民主化意味着普通大众应与科学专家有同样的参与科学事务的权利。使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转化为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科学探讨,促使公众自发、自愿参与科学传播实践制度和文化层面创新,实现全民参与的高效运行模式。
第四,科学民主化使公众理性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其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开始呈现出来,使公众对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失去了信任。例如,近些年来颇受争议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温室效应、转基因食品问题等,不只是与学术相关的,而是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科学的民主化,既是科学走向社会化的必须,也是要藉由民主的程序来挽回公众对科学丧失掉的信任,为科学的社会合理性提供依据与支持。”[4]因此,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帮助公众理性的理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确保大多数公民都应该有充分的、平等的机会来对最理想的结果做出评定。
恰如史蒂芬?耶利所言,“我并不认为草根代表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什么,但是它意味着,这是一种重建信赖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受社会尊敬的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前景”。[5]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的传播、科学技术加快转化为生产力,还提升了公众的整体素养,不断革新着社会的价值体系。
相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犹太哲学产生于希腊化时期前后专门论证犹太教教义的宗教神学化的哲学体系。最最的犹太哲学家是亚历山大的斐洛;他用柏拉图主义、新斯多亚主义解释犹太教经典,认为上帝是纯存在,是超验的,故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他是什么。认为上帝和世界是通过神秘的逻各斯为中介而联系起来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东方与西方之间:犹太哲学及其对中国哲学的意义
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一种哲学就是一条思想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存在过许多不同的思想之路。西方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就是两条重要的思想之路。
西方哲学之路发端于古代的小亚细亚和雅典,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在走完了古希腊的历程后又延伸到古代和近现代的欧洲诸国及至北美。这是一条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逻辑论证型的。古代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在以后各个朝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主流的思想派别。众所周知,这是一条直觉主义之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是直觉或体悟。
然而,除了上述两条思想之路外,在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又生发出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犹太哲学。这是一条奇特的思想之路。它起始于耶路撒冷,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但又靠近西方,处在东方和西方的中间地带——中东地区。但是,后来的历史却神奇般地使之从中东而挺进欧洲,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等欧洲腹地独辟蹊径,开出一条新路来。斐洛、萨阿底、哈列维、迈蒙尼德、格森尼德、克来斯卡、门德尔松、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开普兰、列维那斯是这条思想之路上功名卓著的哲学家。它之所以成为一条新路,乃由于它是一种新的哲学,是一种既不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也不同于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的中国哲学,而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信仰的新哲学。无疑,这样一种哲学对于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应该有积极的意义。迄今,犹太哲学在中国却尚未得到广泛的了解和认同,其价值和意义还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本文拟阐述犹太哲学是如何形成的,其基本性质和特征,并在与现代中国哲学的比较中,探讨它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著名犹太哲学史家古德曼(Julius Guttmann)说:“犹太哲学可以描述为用一般哲学的概念和规范对犹太信仰和习俗所做的描述。”[1](P4)他这里所谓“一般哲学”指的就是希腊哲学和由之发展而来的西方哲学。这个颇为流行的定义表明,犹太哲学的构成需要两个因素,一是西方哲学,二是传统的犹太教。它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原初的以色列人那里是只有宗教而没有哲学的,只是随着希腊文化及其哲学的传播,犹太人开始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自己的传统做出解释时,犹太人才拥有了自己的哲学。
众所周知,以色列人为人类贡献的《圣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神教。但是,按照古德曼等犹太哲学家的解释,尽管《圣经》作为宗教的经典也包含了一些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哲学思想,但它不是哲学著作,其中没有系统的哲学。犹太哲学的产生是与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相遇分不开的。
公元前323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巴勒斯坦,把希腊文化带到了这个一神教的诞生地,使原本两个独立的民族、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式相遇了。这是一个战败了的民族和一个强势民族的相遇,一个弱势文明和一个强势文明的相遇。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的相遇具有“不得不”的性质。这样的相遇不似朋友间平等的会面,其间有冲突、对抗,包括犹太人“以身殉教”这样的血的代价,当然也有温和平静的对话,天长日久的熏陶和逐渐的相互融合。两种传统相遇300年以后,在地处北非的亚历山大里亚孕育出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他在血统上是地道的犹太人,笃信犹太教,而且以诠释犹太教的《圣经》为毕生的事业,他同时也是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精通希腊语言、哲学、历史和诗歌的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希伯来的信仰和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和理性主义精神交织在这位希腊化的犹太人心中,经过艰苦的综合与调和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犹太教,也不同于希腊哲学,同时又包含犹太教信仰和希腊理性内容的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犹太哲学。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斐洛哲学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犹太人所知,因而没有直接影响后来的犹太哲学,但是,他作为犹太哲学的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
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军队焚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犹太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流散在世界各地,巴比伦、西班牙和德国、波兰先后成为犹太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在穆斯林学者的努力下,重要的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著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再次与希腊哲学相遇,并逐渐塑造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使中世纪成为犹太哲学的第一个繁荣、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有萨阿底·高恩、犹大·哈列维、伊本·道德、摩西·迈蒙尼德、列维·本格森、克来斯卡。尽管这些犹太哲学家身处阿拉伯帝国(后来欧洲南部成为____的辖区),但他们面对的依然是希腊哲学,他们都是用希腊哲学的概念和理性的方法来审视犹太教传统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犹太哲学依然是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相遇、对话和融合的结果。
在中世纪,犹太人被迫居住在和_分离的“隔都”里面,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无权利,人格上受歧视。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逐渐被赋予了公民权,取得了与宗主国人民平等的地位,史称犹太人的“解放”。“解放”使犹太人冲破了“隔都”的围墙,更加直接地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门德尔松认为,犹太人应该同时兼顾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坚持犹太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融入到西方文化和社会中去。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文化上的交锋和对话的过程。之后,犹太人内部又产生出一批后启蒙时代的卓越哲学家,如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等等。科恩本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代宗师,属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但是,他在退休后却回到了自己民族的宗教,发展出犹太教哲学的体系,影响了罗森茨维格、布伯等哲学家。
这就是犹太教发生发展的大致历程。这个历程表明,犹太哲学是古代犹太教传统和与希腊哲学以及后来的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用一位犹太哲学家的术语来说,这是“亚伯拉罕主义”和“雅典主义”相会合的结果。
作为东西方文化相遇的产物,犹太哲学有亦东亦西的特点。这里的亦东亦西性就是犹太教中固有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和西方哲学中理性和逻辑的成分的整合与统一。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前提是承认对象的可理解性,其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即认为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研究的对象——这种对象也许是自然界,也许是人类社会秩序或人的本性,也许是科学知识和语言,诸如此类,并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逻辑地表达出来。尽管西方哲学的发展曲折多变——古希腊的繁荣时期,中世纪的“奴婢”阶段,近现代的鼎盛春秋,后现代时期传统的衰微,然而其主导的方面是理性主义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不同,有唯心主义哲学,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有唯物主义哲学,如古希腊原子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如洛克、巴克莱、休谟的古典经验主义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现代逻辑实证主义,也有唯理论的认识论,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有以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著称的学派,例如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反理性主义哲学表面上看与理性主义无缘,但其本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这是因为,这些体系所研究或重视的对象是非理性的成分,如意志、情感、性欲等,而其方法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即运用理性对非理性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并理性或逻辑地诉诸文字表达。后现代哲学以反传统著称,传统的理性主义当然也在其反对之列。但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理性主义的,因为它是对古代和现代传统所做的理性的批判,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仍然是理性主义的。
如前所述,犹太哲学的源头是犹太教。犹太教是东方(中东)的产物,体现着东方的精神特征,这就是信仰至上和神秘主义。犹太教的前提是对造物主和神性立法者上帝的信仰。有这样的信仰,才有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给予“十诫”和诸多律令典章,使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有所依从。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前提,就不会有犹太教的存在。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是希伯来《圣经》,它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隐含着对上帝的信仰,它没有也无须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圣经》对于上帝的描述多是神秘莫测的,其中尤以《创世纪》中的创造论和《以西结书》、《以赛亚书》中对于神车的描述最为突出。在历史上,这些篇章的内容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与信仰的结合。这个特点有两层涵义:其一是说犹太哲学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研究犹太教这个对象,试图借理性之助解决上帝的存在、人生的信仰、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和信仰对象的结合。其二是说犹太哲学在内容上既有理性主义的因素,又不排斥或排除信仰的成分。对于大多数犹太哲学家而言,理性主义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对他们来说,否认理性的作用,只承认信仰,就只有犹太教而没有哲学;反过来,如果只强调理性和知识,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犹太传统就失去了意义,就只能导致古希腊的唯智主义而不是犹太哲学。
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中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哲学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说:如果仅仅在口头上谈论真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而不真正理解它们,就不能真正信仰它们。“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2](P107)在他看来,信仰而无理解是盲目的,因此,必须对传统的信仰作一番理性的考察,使之成为不违反理性的信仰。通过他的理性的考察,《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被解释成按上帝的“理智”造人;“看见”、“看”、“望”在被用于上帝时,“都是指理智的把握,决不是指眼睛的看到”。[2](P29)这样一来,犹太传统中的人格神就被抽掉了神人同性论的特征而被理性化了。同时,迈蒙尼德又始终把信仰放在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上。
当亚里士多德派的宇宙永恒论和犹太教关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学说发生冲突时,迈蒙尼德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犹太教信仰一边,认为犹太教的创世论远比宇宙永恒论更为可取。还有,在论述先知何以作出预言的时候,迈蒙尼德把上帝和从他而释放出的“流”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认为神不但是预言的最终源泉,而且在预言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理性和信仰是同时共存,互相补充的,只有具备高度发展了的理性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将潜在的预言现实化。迈蒙尼德的目的就是调和理性和信仰,使《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神车论”、犹太教传统中的“先知论”等等,都成为理性或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哲学的内容既是有关宗教的,又是理性主义的。在他那里,犹太教的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理性主义的分析和论证下结合起来,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一种整体的统一性。[3]
理性主义讲求概念的清晰、分析和论证的合逻辑性,它与东方的神秘主义那种晦暗不明、语焉不详的风格迥然不同,因而很难与之兼容并存。但是,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它们却被有机地融汇在一个体系之中。第一个犹太哲学家斐洛借用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派的哲学阐述犹太教的创造论,试图通过理性主义的阐释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理论化、系统化。他认为,上帝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是借助于理念渐次产生出世界的。理念是上帝的思想,是他用以规范质料的工具,也是为被造物的形式或本质。“它们赋予万物以形式,给无序以有序,给无限以界限,给无形状以形状,总之,变坏事为好事。”[4](P210)但是,他对于“逻各斯”的解释则充满神秘主义。“逻各斯”(Logos)是最高的理念,是“理念的理念”,“神的言辞”或“智慧”,它还被说成是“上帝的长子”、“上帝的形象”、最高的天使,以及宇宙的力量源泉等等。它内在于物质世界,即为自然界的规律,内在于人,即为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体现在犹太教的《托拉》中,则成为神圣的律法。在他那里,逻各斯在概念和功能上都是不清楚的。
我们无法形成它的明确认识,只能靠体悟来把握它在不同场合下的意义和功用。类似“逻各斯”这样的神秘性概念也体现在各个时期的其他犹太哲学家那里,即便在20世纪的马丁·布伯那里也是显而易见的。布伯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是“我-你”关系,指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存在状态。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不把别人作为外在的它物(It),也不作为和自己不相干的他者(He),而是作为和自己处在直接的关联中的你(Thou)。我和你的这种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相互包容,共同结成一个整体。从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彼此界限分明,而我-你关系强调的是二者的交互性(co-relation)和“伴侣”(partnership)关系,突出的恰好是二者之间的不明晰性。不仅如此,他承认上帝的存在,认为《圣经》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是永恒的你,人与上帝的关系也是我-你关系。无疑,这样的关系也是神秘莫测的,只有在宗教经验中才能体会其意蕴所在。
理性与信仰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结合,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犹太哲学家那里,二者结合、统一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犹太哲学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区别的两派,一派推重理性,代表性的哲学家有斐洛、萨阿底、迈蒙尼德、格森尼德、科恩;另一派推重传统的犹太教信仰,其主要代表是哈列维、卢扎托、克莱斯卡、罗森茨维格、布伯和海舍尔。卢扎托认为,西方文化是由两种力量构成的,这就是雅典主义或希腊文化与作为犹太宗教思想的亚伯拉罕主义。前者给世界带来了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对和谐和壮丽的热爱,后者带给人类的是公正、平等和仁爱之类,使人类讲道德和慈善。希腊文化中的唯智主义对生活没有意义,它只适用于哲学家,而不能满足大众的要求,因为大众需要的是“道德维生素”。[5](P281—282)马丁·布伯也严肃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不足:它拥有最全面的和高度发达的知识,然而自己却无法找到意义;它拥有最严格的和最纯正的规训,但自己却无法找到道路。这样的道路就是对于超越存在的信念,它关乎人类的本真的生活,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样的道路存在于东方文化之中,即犹太教和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家哲学之中。因此,东方文化可以弥补现代西方文化的缺陷。[6](P555—556)
犹太哲学的以上特点表明,犹太哲学不是纯粹东方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犹太教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因素,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亦此亦彼的做法。因此,它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可以说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思想之路。它还表明,犹太哲学家没有故步自封,没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蒙蔽,他们对西方文化和哲学采取开放、学习和汲取精华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妄自菲薄,犹太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在他们的新哲学中得到了创造性地保持和弘扬。犹太哲学这样一些特点及其态度和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应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文明与希伯来文明都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形式,都有丰富厚重的文化传统——在犹太人那里为犹太教,在中国人这里为儒释道宗教和哲学。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中断了,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明,有的虽然没有中断,但是迄今尚未开发出完整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如印度哲学——她和西方的相遇几乎与中国同时,目前也和中国一样正处在探索和形成新哲学的时期,还没有成熟到成为范例的程度。而犹太人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犹太哲学发展的背景相似,现代的中国也是在和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和对话的大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而且这样的相遇都曾经有过被迫的性质。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这样,对于正在建设的中国哲学应该有积极意义。
首先,犹太哲学的“发现”,确认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走向。
国哲学源远流长。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都是很有哲学意味的思想体系。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魏晋、隋唐以来的佛教以及宋明之际的理学和心学都富有博大精深的内容。但是,现代意义的哲学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遇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换言之,假如没有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假如没有由此而引起的中西哲学的相遇、碰撞和整合,中国哲学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儒释道的传统中,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关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含义,冯友兰先生说得很清楚。他说:“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捏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7](P200)他所谓现代逻辑学的成就指的是共项和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关系的学说。这也就是说,和犹太哲学相似,现代中国哲学的旨趣也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阐释古代的哲学传统。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同之处主要是犹太哲学在先,中国现代哲学于后; 前者历史悠久,后者 历史短暂罢了。中国现代哲学之始,哲学家们对犹太哲学一无所知 ,即使是最近的中国 哲学家如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对犹太哲学也不甚了了,没 有受其影响。今天我 们“发现”了犹太哲学,始知犹太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所走的竟是 同一条道路,这本身 就是对现代中国哲学走向的认同。同时,先行的犹太哲学向世人表 明:东方传统与西方 理性主义结合是可行的,同时也向21世纪的中国学人昭示:“中西 合璧”的现代中国哲 学之路是可以走通的。
其次,犹太哲学提供了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范例。
如果说犹太哲学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成功的思想之路,那么,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式上,它成功地运用了希腊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和阐述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使传统犹太教中观念和问题学理化、系统化。二是在内容上较好地做到了信仰与理性、神秘主义与逻辑风格,即犹太精神与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融合,而且越是靠近现代,这种融合的工作就越完善。在中世纪,迈蒙尼德这种综合与融合的工作做得最好;在现当代,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则是整合和融合犹太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典范。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哲学在后一方面还有明显的欠缺。冯友兰著有《贞元六书》,创建了名曰“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他的新理学,就是用共项和殊相以及其他希腊哲学的概念去分析宋明理学中的范畴,如“真际与实际”、“理”与“气”、“性”与“心”、“太极与无极”、“道体”、“大全”、“精神境界”等,以期使它们明晰并充实起来。他所谓“真际”就是事物的形而上学根据,属于一般或本体界;“实际”则是可以见到的这个或那个事物,属于个别或现象界。
由于“理”是一般,是个别事物之所以为个别事物的形而上的根据,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所以理是属于“真际”的;“气”被解释成“料”,或“质料”,是使事物能够存在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和人都是由“理”和“气”即形式和质料两者构成的,都以“理”和“气”为形而上的根据。他还认为,与人的认识或得到的概念的层次相联系,人生有四种境界,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的,指的是人在直觉中达到的“浑然与物同体”或“自同于大全”的精神状态。[7](P200—216、240—243)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接着讲”之区别于“照着讲”就在于前者能够用西方近代逻辑学的成就,“使那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7](P200)在这个意义上,新理学没有在内容上对“旧理学”做实质性的发展,他的工夫和主要贡献是,使宋明理学在形式上学理化和系统化。借用冯友兰自己的说法,这仍然属于“新瓶装旧酒”。牟宗三对西方哲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尤其对康德哲学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吸收多少西方哲学的内容。如郑家栋先生所说,康德对他影响也只是在形式上为他提供了诠释中国哲学的框架罢了。[8](P510)
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很好的西方哲学素养。但是,似乎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的内容对于他们多半还是异己的,他们对于中西哲学的认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中体西用”的模式,他们的“问题意识”主要是中国的,其精神也仍然是中国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哲学的工具而已。如前所述,在犹太哲学家那里,尤其是在当代犹太哲学家那里,西方哲学与犹太传统是糅合在一起的理性主义的阐述,西方哲学的内容与犹太宗教的精神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可以说,他们做到了“即体即用”、“体用无间”。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所欠缺的,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创建新哲学时应该向犹太哲学家学习的地方。
第三,犹太哲学提醒中国哲学家关注宗教信仰因素。
如前所述,犹太哲学乃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犹太教信仰的统一体,实质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哲学。它在揭示了西方哲学与犹太教会通的可能性的同时,表明了宗教对于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宗教和哲学不应该是纯粹的、孤立的文化现象,哲学家在从事哲学研究时应该关注宗教和信仰因素。许多中国学者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往往只注意到了西方的科学、民主和哲学,而忽视了宗教。冯友兰于1934年在布拉格世界哲学大会上说:“我们把它们(中西文化)看作是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方西方就不只是联结起来了,它们合一了。……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9](P271)在他看来,所谓东西方的联合就是用中国的直觉和体验补充西方哲学。他没有宗教意识,其目标是“以哲学代宗教”。
牟宗三虽然认识到____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对于早期儒学的宗教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强调的是“理智的直觉”对于“智性存在体”的把握,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也没有融入宗教信仰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如果此岸的现象世界之后或之外存在着一个彼岸世界,那么,如康德所解释的,这样彼岸世界就不仅是作为自然界的本体——物自体,而且包括自我的本体——灵魂和整个宇宙的本体——上帝,而后二者正是宗教所由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如果理智的直觉可以把握自然界的本体(牟宗三称之为“物如”),那么,似乎信仰就应该被承认为把握灵魂和上帝的方式。牟宗三、冯友兰等现代中国哲学家认同直觉的哲学意义,而且在理性和直觉的综合统一上做了出色的工作,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大贡献。但是,当我们知道犹太哲学是一种融理性与信仰为一体的哲学后,是否应该在今后的哲学研究中充分考虑宗教信仰的因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犹太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恐怕不止以上这三条,但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列举更多。最后,我想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这样一段话:“假如没有犹太人,我们用来看世界的眼睛,听世界的耳朵,感受世界的感觉就会不同。不仅我们借之接受世界的感觉中枢不同,就连我们思想世界的心灵也不相同,我们将对自己的经验给出另外的解释,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中得出另外的结论。我们将为生活设计不同的轨迹。”[10](P3)我想,这段话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1]Julius Guttmann.Philosophy of Judaism:The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from Biblical
Times to Franz Rosenzweig[M].New York,1964.
[2]迈蒙尼德.迷途指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3]傅有德.试论犹太哲学及其根本特征[J].哲学研究,1999.
[4]塞尔茨(RobertM.Seltzer).犹太民族,犹太思想:犹太人的历史经验(JewishPeople,Jewish Thought:The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M].伦敦与纽约:1980.
[5]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6]傅有德.犹太名人传:(思想家卷)[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
[7]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8]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10]Thomas Cahill.The Gift of the Jews:How a Tribe of Desert Nomads Changed the Way Everyone Thinks and Feels[M].New York,1998.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践功能。
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中国是处一个半殖民地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四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才能把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之中,经过无数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关键词:国情 时代特征 民主革命
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1948年,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的表达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一大批的仁人爱国之士为之探索了几十年,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奋斗着,在无数次的探索之后,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全面的分析中国当前的革命。
(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
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到鸦片战争的结束而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原来的封建主义社会变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而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程度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入侵而加深。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帝国主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改变着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帝国主义通过一些武装入侵和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等,让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同时还通过战争索赔、控制海关税收、倾销商品等其他方式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让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等等。例如:
中英《南京条约》中,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赔款20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同英国进行商定等等。
中日《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割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于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等。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民族资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有很大比例,工业的比重不高,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由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行排挤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占据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建立一个如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这个最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革命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压倒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
(二)充分认清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革
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会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为了挽救这个灾难重重地民族和社会危机,无数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一大批的仁人志士探索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虽然每次的失败而终,还是推动着中国民族的向前进步。
(三) 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同时也唤醒了东方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者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的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不出动封建主义的根基,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他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向共产主义奋斗的,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共产主义,所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必然。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章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主要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一些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
第一,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是由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第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还有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其中,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中国还没有开始选择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已在世界范围暴露了其腐朽性;(2)外国帝国主义也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3)中国工农阶级也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其深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4)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发展不充分。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以及和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中经常表现出动摇和妥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第四,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无法超越,只能由新生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任何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第五,因此,从其根本性质来看,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又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下过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它应成为我们确定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的重要依据。毛泽东也曾提出:“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了。”又说:“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6.2.
[2]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8.6.1.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何具有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经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不会完全因时而变,因时而废,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因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切合当今时代主题的特点。
第三,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动荡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威胁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
我们常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欣慰,但由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思想中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内容,就很难说完全与当今时代背离,毫无当代价值可言。 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应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
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兴起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
思想先导.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实现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今后新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摘 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十八大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
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十八大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十八大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9.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72 -298.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人民出版社,1981.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5]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p#副标题#e#
【摘 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关键字】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创造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定义亦可以知道: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这5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极具创新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除了极具创新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具有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认识和指导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军事领域矛盾运动普遍规律、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规律的理论体现,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第一,提出了战争的科学定义。德国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虽表述了战争的基本特点,但没有明确战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分析研究了战争与生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进一步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他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精辟的阐述不仅阐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生产方式、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指出霸权主义也酝酿着战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扩张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这就在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比前人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但未能揭示战争真正的政治本质和从经济上揭示战争的根本动因。列宁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由于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
第三,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特点。
第四,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革命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在阶级社会中,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根本消灭战争。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的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去战胜、消灭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以后军队建设指明了道路:
首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问题,使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强大有力、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明确地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概括为主要是一个战斗队,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把人民军队的任务、命运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军队的任务上划清了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严明界线。
再次,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它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杜绝军阀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维护军队团结统一的根本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个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体现。
最后,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在军队建设上重点突出了政治建军的内容,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确立了我军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和行动准则,提供了我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并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创新思维,启迪人民智慧极具影响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毛泽东是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池野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导致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长期以来为世界军事界所关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
在当代新形势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我军的全面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并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应运而生,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当今中国,国情、军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新形势下我军的建设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方法和制度,为新形势下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指导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持续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惠才.日本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几个特点[J].党史通讯,1986,(12).
[11]《毛泽东思想概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