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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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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践功能。
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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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何具有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经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不会完全因时而变,因时而废,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因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切合当今时代主题的特点。
第三,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动荡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威胁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
我们常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欣慰,但由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思想中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内容,就很难说完全与当今时代背离,毫无当代价值可言。 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应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
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兴起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
思想先导.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实现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今后新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摘 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十八大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
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十八大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十八大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9.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72 -298.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人民出版社,1981.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5]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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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关键字】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创造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定义亦可以知道: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这5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极具创新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除了极具创新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具有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认识和指导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军事领域矛盾运动普遍规律、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规律的理论体现,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第一,提出了战争的科学定义。德国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虽表述了战争的基本特点,但没有明确战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分析研究了战争与生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进一步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他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精辟的阐述不仅阐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生产方式、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指出霸权主义也酝酿着战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扩张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这就在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比前人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但未能揭示战争真正的政治本质和从经济上揭示战争的根本动因。列宁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由于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
第三,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特点。
第四,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革命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在阶级社会中,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根本消灭战争。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的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去战胜、消灭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以后军队建设指明了道路:
首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问题,使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强大有力、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明确地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概括为主要是一个战斗队,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把人民军队的任务、命运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军队的任务上划清了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严明界线。
再次,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它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杜绝军阀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维护军队团结统一的根本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个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体现。
最后,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在军队建设上重点突出了政治建军的内容,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确立了我军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和行动准则,提供了我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并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创新思维,启迪人民智慧极具影响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毛泽东是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池野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导致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长期以来为世界军事界所关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
在当代新形势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我军的全面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并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应运而生,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当今中国,国情、军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新形势下我军的建设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方法和制度,为新形势下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指导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持续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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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反对苏联·亲近帝国主义的政策。1927年底,蒋介石发表谈话,停止对苏贸易,驱逐苏联侨民,宣布与苏联断交。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修约外交与改定新约运动的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5 年,北京政府在其政治上进入统治末期的同时却在外交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约外交”.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奥、中芬条约的签订,上海会审公廨的收回,关税会议的召开及法权调查,对届期条约的修订等。1928 年,蒋介石举行“二次北伐”,通过军事打击、收买分化等手段实现了政权的革故鼎新,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新政权的“革命”与“进步”,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伊始在外交上宣布以恢复国权为目的,掀起“改定新约运动”,一直持续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其内容大致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的法院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等方面。
学界对北京政府末期的修约外交与南京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均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因两个政权是以相互敌对的形式实现政权的转换,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进行了切割,较少将二者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场景加以比较和审视,使民国外交史中呈现出“断链”的现象。本文尝试从修约方针、修约手段、修约内容、修约原则四个层面对二者予以比较,进而揭示民国外交的内在延续及中国历届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努力。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指导方针是“届期修约”,即双方根据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时间或条约到期后,双方可以对条约予以修订或废除。规定条约到一定期限后就可进行修改本是列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设定的一种利益保护机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即为英法借修约时间已到,要求更多侵略权益而未得到清政府满足,进而爆发战争。被侵略的一方也可利用这种机制要求修约,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1925 年,北京政府根据“届期修约”的方针对期满旧约要求一律重新商订新约。如对中比条约,北京政府在照会中指出: “所有该约条款,……均至本届十年期满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一律失效,并应缔结新约。”[1]139在修约交涉过程中,为加快新约的订立,北京政府又向比利时表示“愿从事研究另觅一种能保护比国毫无疑问之利益而又不损及中国正当之权利之‘临时办法'.”[2]1401928 年 7 月 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重订条约宣言:
“( 一) 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即废除,另订新约; ( 二) 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 ( 三) 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3]165其方针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如出一辙,只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是把“临时办法”事先提出,为自己以后的交涉预留空间。这一指导方针符合通行的国际法法则,对方无法直接拒绝,进而为通过修约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遇。
无论是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即通过谈判、斡旋、调停等外交方法,以及仲裁、司法等法律方法,乃至于借助国际组织解决,而经由外交途径,直接谈判,协商解决则为正常的处理国际争端的方法。[4]759之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首先是两个政府的实力使然。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存在派系纷争,中央权威屡受挑战等问题,中国政府的孱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可能采取的措施。“弱国无外交”固然可以商榷,但弱国外交更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采用谈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因而也是他们的现实选择。
在谈判对象方面,北京政府可谓教训深刻。从巴黎和会开始,北京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先后经历了一揽子解决、先提原则再个别具体解决、与各国分别谈判三种策略的转换,实践证明,双边谈判的方式最适合。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具有直接性、灵活性等特点,既便于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可避免各国联合反对,易于争取外交主动权,取得更大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中完全采用双边谈判的模式正是吸取了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约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基础上展开的。南京国民政府改约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实现关税自主,而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也以关税自主交涉为首要目标并筹备召开了关税会议。经北京政府的积极努力,该会议通过了“各缔约国( 中国在外) 兹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决各该国与中国间各项条约中之关税上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发生效力”[5]94的决议案,这为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奠定了法理基础。加之各国对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已有所准备,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后不久,就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
在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的过程中,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已有相当的进展。1926 年底,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 “所有该租界行政权,亟应先行收回”,并“派员前往天津将该租界一切详情实地调查,拟俟调查清晰,即由中央会商地方官厅妥商接受办法,订期实行接收”,国务会议对此“决议照办”.[6]966在中方的强硬态度下,1927 年 1 月 12 日,比驻华公使对顾维钧表示: “俟中比议约正式开幕之日,再由比国自动宣布,即交还天津租界主权。”[7]981后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比租界的收回暂时被搁置,但收回已是大势所趋。
1929 年 8 月南京政府宣布成功收回天津比租界,实际上是坐享北京政府的修约成果。其他如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等活动,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都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代其完成了未尽之功而已。
尽管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修约期间都面临国内局势动荡的局面,但在修约过程中均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①当然,这种维护国家权益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还不能令人满意。以关税自主交涉为例,在《中美关税新约》中,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一方面又规定“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家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8]628-629美国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先前的特权,而且成功地将坚持关税特权的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这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关税条约留下了祸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政府基础上做出让步的举措。如在废除治外法权方面,比利时在北京政府修约期间为维持法权也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俟美英法日本等国与中国订立新约时比国政府对于中国与上述任何一国所定关于法权问题之办法亦予以同样容纳”的建议。北京政府对此表示,如果“各国对于修订条约,设均取同一态度,势有彼此推诿牵掣之弊”,因而对比方的提议“不予容纳”,[9]防止由此而产生的恶性循环。但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签订的《中比通商》条款中,却同意了比利时提出的类似要求。曾参与过北京政府中比修约交涉的顾维钧对此协议感到“相当吃惊”,因为“在治外法权这一特殊规定上,上述协议使比利时摆脱了原来的困境。因为无需再为坚持这些特权而承担任何责任,而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推给了其他国家”.[10]358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还有国家通过签订新条约恢复了原来在中国失去的特权的情况,如德国。
以两个政府修约时所面临的国势而论,南京国民政府远优于北京政府,两个政府虽有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权益的共同点,但通盘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要优于南京国民政府。何以出现此种情况,颇能让人深思。
1925 年至 1928 年北京政府修约期间,段祺瑞、张作霖虽从法律的角度讲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11]73-75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显然在军事。外交在他们的视野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他们索性让职业外交官们去处理那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故而在“北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在外交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12]219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大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情结,他们较少参与国内政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维钧曾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你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你的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10]397正是本着这种信念,他们在修约过程中敢于坚持原则,对涉及有关国家民族利益时不轻易让步。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外交完全“党国化”,国民党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极为关注自身利益,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要受到国民党的利益的极大制约,当二者利益出现冲突时,有可能会出现二者的背离。曾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要职的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多次对两个政府的外交进行了比较,认为北京政府在对驻外使馆的意见的重视,驻外公使与外交总长的地位等方面均优于南京国民政府。[10]393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大决策决定的手续也“相当繁琐”.[13]55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降为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执行机构,外交家不仅不具有决策权,而且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被采纳。这种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对外交涉中的表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权鼎革是一个经常重现的历史现象。自袁世凯上台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后,北京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的对外交涉极为复杂。既有如“二十一条”那样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也有如顾维钧等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爱国壮举,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自1927 年清党以后,再次举起“革命”大旗进行二次北伐,进而推翻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正廷的“革命外交”为肇始,掀起“改定新约运动”,正是上述政治逻辑的延伸与发展。
以上述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相比较,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是北京政府政权的掘墓人,但在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方面却是北京政府的继承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修约的方针大体相似; 在修约的方式和手段方面,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 修约内容也都以关税自主和撤废法权为主; 都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但北京政府坚持原则方面比南京国民政府做得更好。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北京政府起,历届政府为废除列强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者既需关注政权鼎革过程的种种变化,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延续与继承,唯此,方能从历史延续中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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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在“”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此相反,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审美观念与现代文学及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崇高被彻底的消解和亵渎,在此情形之下,赵树理创作的那些充满崇高意识,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失去往昔的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文学由一元独尊走向多元共存。从五四开始的将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学行程所形成的文学格局,基本上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现代文学创建伊始,总的来说是多元并存的,它全方位地接纳世界文学新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重要文学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其知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天地,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迫切需要,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处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一元独尊,独霸天下的局面,浪漫主义思潮虽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蔚为壮观,但不久即被现实主义思潮所淹没;现代主义思潮因在现代文坛缺乏适宜的生存土壤,更是难与现实主义思潮一决高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更使本应多姿多彩的文学走向模式化。在此一元独尊的文学背景下,当年的赵树理红遍整个解放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读者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坛,由于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樊篱,复归了文学自身,致使“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13](P4),在这样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里,读者、评论家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一枝独秀的历史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此背景,赵树理的小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但要再现当年之风流,实比登天还难。当今之文坛,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也别想独霸文坛,谁也没有那种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魅力与魄力,因此,赵树理在今日的落魄与沉寂,倒也算得上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各领风骚三五年”,有论者以此来描述新时期文坛之文学现象,细思量,确有一语中的之深刻与尖锐。新时期文学伊始,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便纷至沓来,先是伤痕文学一鸣惊人,再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跟其后,紧接着又是寻根文学、先锋派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粉墨登场。异彩纷呈的各文学现象一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则又是昙花一现,即生即灭,缺乏顽强的生命力,表面的繁荣与热闹之下,显现的却是极度的虚弱与贫血。“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冷酷现实昭示人们,这是一个缺乏经典的文学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并呼唤伟人的文学时代。文学从工具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之后,按理更易产生传世之作,更应有文学大家的脱颖而出,竟何以反步入了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出现了90年代初文学整体的、大面积的滑坡?文学反失却了往昔的轰动与辉煌?探其缘由,自是纷繁复杂,但笔者认为,如下两条原因是十分关键的。
其一是在“写什么”问题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过分疏离,文学由往昔崇高之云端一头栽进了现实之庸俗泥淖。如前文所论,出于对往昔文学与政治一鼻孔出气的逆反与叛离,自80年代末以降,文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文学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与躲避,文学对崇高的刻意消解与亵渎。正因为这种有意的疏离与躲避,刻意的消解与亵渎,使得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迅速减少,虚无迷茫的情绪在文坛大行其道”[14](P73),题材上有意弃“大”就“小”,刻意用“私人性”取代“公共性”,将史诗丰富多彩的宏伟叙事变成了“一地鸡毛”的大拼贴,一度沉迷于展现那赤裸裸的欲望,堆砌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表现,“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15](P163)成了创作的基本法则,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化叙事,“作家不再把自己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思想的启蒙者……
作为代言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我’退场了,走到前台的是对于金钱和肉体有着浓郁兴趣的小‘我’”[12](P137)。更有一些作家甚至“以及时行乐的态度描绘生活……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弃之如敝屣,而让欲望的宣泄与满足置于人生追求的峰巅”[16],总之,转型期的文学创作“都将欲望的宣泄作为作品叙写的主要内容,而缺乏对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16],因而显得“有肉而无灵,有欲而无神”。显然,这种刻意脱离政治,有意消解崇高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毕竟不能离群索居,而社会中的人就不能不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疏离政治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个健全的人,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必定还会有所精神追求。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完全流于欲望化表现而缺乏精神上的审美提升的作品永远都成不了经典之作。
其实,在“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庸俗化,文学的快餐化、文学的颓唐化”[17]笼罩20世纪最后一些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坛时,倔强生存着的讴歌时代主旋律,甘为群众鼓与呼、颇带几分政治味的作品依然博得了亿万读者的热烈欢呼,现实主义依然是当今文坛之主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山西籍著名作家张平。张平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面向时代,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复杂矛盾与问题,反映老百姓的心声,做普通群众的代言人”[18]。张平的作品以“反腐败”称誉文坛,他们创作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论者的普遍好评,遂有了文坛上的“张平热”。反腐败不正是当前我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吗?可见,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与政治密切相关。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这自然是错误的,但要使文学与政治完全相脱离这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看你怎样通过文学去表现政治。
鲁迅是世人公认的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鲁迅曾明确坦言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可见,鲁迅的作品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为什么难以产生不朽之杰作,文学对政治的刻意疏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依法治国是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而以德治国则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好比鸟之双翼,有此双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方能成真,江泽民曾屡屡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概括出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文学依然肩负着神圣而庄严的使命意识,文学依然不能与政治分道扬镳,因此,无论是当下还是日后之文坛,赵树理那直面现实,勇于干预生活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在“写什么”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仍值得今日作家的认真借鉴!
其二是在“怎样写”问题上,当代文坛仍面临着外来创作思潮,创作方法的本土化考验,新时期作家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积极“从异域吸取养料,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世界近一百年的文学思潮、流派,创作方法、形式、手法,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有所表现”[7](P440),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正如有的论者所断言的,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以马原、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的崛起,曾是80年代文坛一道格外亮丽眩目的风景线,先锋小说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跌入低谷的时间标志”[19](P395),然而,也正是在1987年,先锋派崭露了头角,独领风骚。且不说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讽刺?事实是,先锋文学恰如一颗流星划过文坛上空,虽灿烂夺目,却转瞬即逝,曾经那么耀眼的文学奇观,却是如此的短暂,原因之一就在于先锋派远离现实而在艺术探索的道路铤而走险,而这种铤而走险的艺术探索又很大程度上流于对外来文学手法的生吞活剥,缺乏咀嚼消化,没能实现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从而失却了其生存发展的适宜土壤,夭折的命运也就势所难免了。
90年代的转型期文坛,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倾斜。以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为显著特征的精英文学开始了悲壮的衰落,尽管仍有少许知识精英仍然坚守着精英文学的立场,抵抗着世俗文化的侵蚀,但已有不少精英作家却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分离出来,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开始倒向大众文学之阵营,还有一部分精英作家则是退入象牙之塔,“告别革命”,埋首于比较规范、精致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从原先的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变成了文化守成主义。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之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总以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出现在大众面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文学也是步履维艰,难与汹涌而至的大众文学分庭抗礼。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以实现娱乐性功能为主旨的大众文学以“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抢占了文坛,占据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堂而皇之地充当了文坛的“一代天骄”,使90年代成了“大众文学年代”。
赵树理高举起大众文学、民族文学的大旗,立志做一名文坛文学家,誓为广大民众而写作,创作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深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较好地实现了传统形式的现代化以及外来形式的民族化,在“怎样写”这点上,赵树理的创作实践在日后文坛仍大有可鉴之处!
五、结语
“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即以此诗高度评价了“初唐四杰”的文学伟绩,今日,笔者聊借此诗以赞颂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史上,赵树理为解放区文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立起了一座丰碑,今天,赵树理的作品恰如尚未被雕琢的荆山之玉,因不被凡人所识而一时蒙尘,但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赵树理的价值必定重被世人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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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性格完美、智力正常、认知正确、情感适当、意志合理、态度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的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太极拳运动对心理健康的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古代医学著作中也有诸多关于身心关系的描述。如“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因郁而致病”;“因病而致郁”等。《吕氏春秋?尽数》中指出:“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这一表述清楚地阐明了运动有益于身体和精神健康,以及身体和精神相互依赖的关系。现在社会中,由于信息交流加速,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生活压力大,人们往往都处于身心紧张的状态中,心情容易急躁、感情容易冲动、忧患、焦虑、精神高度紧张,经常感到身心疲惫。许多人面临精神方面的问题,而长期的不良和紧张的情绪又是许多心身疾病的重要致因。
认知行为假说认为:“锻炼可诱发积极的思维和情感,这些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对抑郁、焦虑和困惑等消极情绪状态具有抵抗作用”。分散注意假说认为:“体育锻炼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使他们能够分散对自己的忧虑和挫折的注意”。太极拳运动要求动作松柔、圆活、松而不懈、身正体舒、气沉丹田、内劲节节贯穿,以求达到导引经络,通常气血。所谓“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心静体舒”,有意识地、能动地控制调节中枢神经和植物神经系统。
以上太极拳要领的综合运用,可解除神经系统过度紧张,减轻压力。另外,长时间的太极拳锻炼,对发挥正面A型性格,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明显效果,达到积极进步而情绪稳定,充分考虑和照顾周围人群和环境因素、谦逊随和等良好情绪,从而延缓生理、心理的衰老速度。改善人际关系,使社会安定;同时,消极情绪(如冷落感、孤独感、抑郁感等)会逐渐减轻和消失。
另外,太极拳对因失眠造成的心理功能障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能延缓记忆力、注意力的衰退,改善信息加工速度,调节思维运动、抑制能力,提高稳定性有良好影响。这些对调整心理状态都有显著促进作用。太极拳的动作较为复杂,学习起来较其他项目困难,如果通过他们自身努力完成了学习任务,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我成就感,从而提高自定效能。这些都有助于打破与抑郁、焦虑以及其他消极情绪相关联的恶性循环。
太极拳其拳理是以太极思想为指导,老子主张“道义”,提倡凡事不应急躁,更不能逞凶斗勇。太极拳作为道义之拳,重德之拳,要求练习者只有深怀道义之心,多做对社会、国家、集体有益的事情,少索取,多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争名利,才能真正从思想深处解放自己,“致虚极、守静笃”,保持恬淡虚无状态。“拳虽武艺,得其正道,无往不宜”(陈鑫语),太极拳是正道,练习者从中可以悟出立身之本,做人之理,不断追求精神健康,道德高尚。
太极拳运动对心理健康的意义探讨
太极拳练习要求是在松静、柔缓、圆顺、驰张的基础上做螺旋缠绕的意识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和要求对调节心理有良好的作用。
松,指精神和形体两方面的放松;静,指思想与情绪上的安静。以自然为法,以舒适为度的松静,能有效减轻人的应激反应和精神压力,改善紧张焦虑状态、强迫症状和躯体化反应,对人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使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处于最佳状态。
太极拳运动是意、气、形的整体运动,既练意又练气,既练神又练形,意气相随是行功的法则。这种运动方式充分发挥了脑(心)对生命过程动态变化的控制作用,强调通过意识指挥下的精微的肌肉运动,对人体经络产生刺激而使体内之气调动、聚集、充实起来。而太极拳练习要求人体注重运用精神意念的一紧一松,使内气运行流畅,肌肉收缩有律,紧、松、刚、柔互为其根,周而复始。一紧一松的精细的肌肉运动又可使人体运动的节律趋同于人体的生物节律,同时也有利于内气的起动与发放,使丹田之气鼓荡。
太极拳动作的圆活是以脊柱为轴,并通过两腿的虚实转换和重心的左右移动所产生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来带动四肢进行或大或小的弧行运动。太极拳的技术动作柔顺和缓、沉着稳定等特点所表现出的心意慢运、肢体缓随的行动节奏,体现了太极拳运动的低强度、长时间的值下运动特点,它可避免由于大强度运动后,给人体生理带来的各种负效应。这些运动方式有利于人体的有序化,而这种人体运动状态的有序化,能达到重新调整精神,塑造行为的目的。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底蕴、辩证的养生之道和超然的运动心态,都决定了它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躯体健康,更有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太极拳已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川。它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行拳方式,为练拳者提供了特殊的文化氛围,给练习者提供了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社会教化,此极有利于塑造练拳者谦和的道德情操、坚韧的人格力量和空灵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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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0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0至一七八四年)平均=100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从输入到中国的货物来说,英国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一件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当时英国本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纺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也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什么主顾;而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土布、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大黄、瓷器、糖、樟脑等,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铅料,铜及打簧货),从印度运来棉花;美国从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生丝、茶叶、土布三项,向中国输出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一八二一年英输往广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见下表: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干隆时(一七六0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一八一0年英国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参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中国自秦始皇建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与专制国家以来,二千年来尽管这种封建与专制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换,以至到清王朝的确立,无非都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代替另一种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建立的这种中国封建专制王朝,二千多年以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君权至上,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中国为什幺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封建与专制时期的时间长,而且又较为稳固,这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一方面中国封建与专制时期经历的时间二千多年,时间长和影响深,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0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0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保守派的头目,自然道光帝也反对许乃济的主张,不久道光帝就否定了许乃济的驰禁主张。从此朝延内部再也无人敢提驰禁主张,而许乃济本人也因为提出"驰禁策"与道光帝的思想背道而驰,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许乃济含冤死去。
对于许乃济"驰禁论"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帧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王中茂:《许乃济驰禁论评价新探》,《洛阳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关于"严禁策",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奏章,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策,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本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严禁的奏折,符合道光帝的心意,道光阅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其它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的现实性都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黄爵滋的"严禁策"的主张,自然在禁烟活动中,黄爵滋的"严禁策"派也就暂时占据了上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光帝任命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帅,前往广东实施道光帝的禁烟"严禁策"主张,这便后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禁烟活动"。
林则徐(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与道光帝,黄爵滋等一道主张"严禁"的代表人。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地方官,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去广东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广东,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广东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广州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并且要求外国商人具给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二百四十三。)而对于外国走私鸦片的商人,林则徐也指名了捉拿了一些,并派兵围困了外国商馆,撤走了在外国商馆内服务的中国人,停止外国商馆的一切饮食供应,在林则徐的"严禁"下,二百多英国商人在当年三,四月间共交出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两国商人交出的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林则徐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将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当众进行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个大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入湖水冲入海中,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至此,中国与英美等国的贸易就完全停止。七月间和九月间英国军队和军舰与中国军队和水师在九龙山口,穿鼻洋面,官浦一带数次开始发生冲突,结果由于英军数量较少,数次失败,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更加滋长了道光皇帝的高傲和头脑发热。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亲自批示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十七页。)林则徐原准备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该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到十一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页三十六。)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吉利贸易",一八四0年一月五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这样林则徐禁烟的"严禁策"主张,造成的其结果是:表面上虽然禁止了鸦片走私贸易,但实际上是造成中国与外国整个贸易的停止,外国通过"鸦片"敲开的中国大门又被重新关上。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从鸦片对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鸦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侵害,从维护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的完整,主权的独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无疑应该是一个"爱国行动"。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从中国长远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古老和封闭与专制最长最大的国家,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民众的交往,包括西方国家的交往,而当时西方正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中国更需要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的民主思想,还需要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体制。但是,中国当时的封建与专制君主心里明白,大量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涌入,这就意味着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封建与专制体制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道光王朝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以道光为首的拥有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清政府,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已的权力,这也就促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争端开始由争端发展到战争。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从一定程度来讲,它维护了当时中国闭关销国的清朝统治者的利益,违背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贸易争端的"战争化"。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
满清王朝尽管也有"康干盛世",但对外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表现的更为充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与当时发展的世界显更为落后,为了防止民众更多的了解世界,嘉庆和道光皇帝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政策。尽管当时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民众的素质有损害作用,也影响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道光皇帝禁烟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这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英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鸦片"来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直接影响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也完全是奉道光皇帝的旨意进行的,也绝不是仅仅依靠林则徐所谓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道光皇帝的旨意任何满清大臣也都不会有如此的胆量,退一步来说,如果禁烟运动仅仅是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所致,那幺这种"爱国之心"也只能是道光帝的旨意而已。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道光皇帝的闭关销国政策的作用。
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与英国,以及美国,法国等国的贸易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中英贸易,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有许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对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一个完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会促进这种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传统封闭的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了最初时期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对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做为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中国当然应该坚决反对,但是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的结果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实际上是在做"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都被倒了出去"的错误。
3、林则徐使"贸易摩擦"激化为"贸易战争"。
由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样中英关系就由原来"贸易争端"变成了一场"贸易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开始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之间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本来中英贸易完全可以采取相互竞争和相互协商的办法解决,即便严禁"鸦片贸易",但也不需要在两国民众之间发动战争,但由于林则徐从一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就企图通过暴力驱逐的办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解决贸易争端,而且带来双方的战争。实际上中国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猖獗。
世界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自己长处,不同的民族应该互相交流和学习。但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高于别人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是民族排外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几千文明历史的古国,自然也有许多的长处,从十五以后,中国的发展显然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十八世纪当欧洲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本来国内的一些守旧分子时时都在寻找借日,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当时国内民族排外情绪的增长。
林则徐的激进"禁烟运动"中断中英贸易的作法,尽管对于维护当时的满清王朝的闭关销国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贸易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战争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提供了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一八四0年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正副全权代表,四月英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六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舰船,从印度进入中国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鸦片战争尽管以鸦片为起因,但是双方却是代表着不同的文明程度,英国政府是当时世界文明较高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于中国;而中国则是代表着封闭和落后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国,这样也就自然决定了当时战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如对关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待遇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不仅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就领事裁判,建立教堂,医院都达成了协议,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清政府也只好本着"一视同仁"的办法,与这些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
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一般士大夫都喜欢虚骄自大,过度地指责外国,但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却与之有不同的评说,他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魏源能从中国本身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大陆的出版了许多书籍,往往把当时的"主战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称之为"民族败类",似乎只有虎门销烟的的林则徐是"英雄",而为了国家和平而奔走的清朝大臣则成了"民族败类",似乎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议和大臣而造成的结果,如此下去,有谁还再为和平而去奔走。这些主战派闭眼不去看中国的现实,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民族"、"爱国"势心所蒙骗,如果按主战派的逻辑,中国就不仅仅只是割让一个香港的问题,甚至可能一个广东,或者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主和派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为和平奔走,才换来了当时中英的和平。历史应该为这些主和派平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做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此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武力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他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距离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封闭人为的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对外贸易开始增长起来。从中国对外出口来看,外国商人进口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一七七二七七五0镑,一八四四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增至七0四七六五00镑,一八四九年两口输出茶八二九八0五00镑,一八五六年上海,广州,福州三口共输出茶一亿三千万镑,十年间增加了八倍;再如丝的出口,一八四三年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输出一三二二0包,一八五0年输出二一五四八包,至一八五六年输出达八万包,增长了十几倍。象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具有着巨大增产的潜力,一旦市场信道被打通,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中国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外国进口的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一八三六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一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因战争原因每年下降九十万英镑上下,而一八四三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发展到了最高峰,每年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万英镑左右。以后输入中国的货物有下降,也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市,十一月二日厦门开市,十一月十日上海接着开埠,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二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它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但是《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参阅:《海国图志》,叙。)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中国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的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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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历史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就21世纪的新人培养要求而言,当前的历史教育状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有,没有对历史课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功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出来。
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在以“读书—考试—上大学”为学生奋斗目标的今天,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而人文教育却出现严重缺失。近年来“马加爵惨案”“药家鑫事件”的频发给人们敲了警钟,也让人文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历史学科富含人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知识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载体。有感于当下历史教学存在严重的人文教育缺失,本文试从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出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和人文教育重建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
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培育人”。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教育逐渐被忽视,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最初根本。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历史课堂中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指历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人生、价值观实现的教育。其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的教育,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修养的养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是使人理解并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
二、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
1.教学情感目标的虚化导致人文教育的迷失
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与教学设计中情感目标的虚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教案的编写中,教师尽管写上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但这种目标大多是历史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附带物。在实际课堂授课中,教案内容通常是讲授知识的行进秩序,情感目标自然无从落实。受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影响,许多教师只注重历史知识点串讲而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致使情感教学目标人为性缺失。教师受这种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模式。对教案中设置的情感目标熟视无睹,从而导致了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方向性的迷失。
2.教学内容的泛化导致人文教育效能低下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评价和“高考成败论英雄”思想的影响,知识目标也就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把相关考试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很轻松,只需课前把知识结构备好,无需为了情感教学而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然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对知识的多元性、答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过去依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做法已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历史基础知识,而且还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新材料、新语境的实际运用。由于历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写模式,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重组与创新历史教材的能力,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都容易造成传统教学思维下的教师教学自我能力感下降,对新时期课堂教学感到无所适从,致使人文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效能低下。
3.课堂模式的单一化导致人文教育开展困难
受传统教学思维影响,历史课堂教学长期遵循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课堂模式。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课堂引入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源,课堂教学内容变得丰富了,然而师生的情感交往也逐渐被课件所“屏蔽”。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宰,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显得有些僵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及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备受关注,“师生互动、追求达成率”成为课堂普遍追求的目标。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利用生成的动态资源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凝固的课堂场景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动的画面”。[1]然而教师很难摆脱原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由于教师指导不当,小组合作中大多数学生无所事事,没能达到理想教学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中依然无法开展有效的情感教学。
4.教学评价单一化导致对人文教育的排斥
教学评价作为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旨在比较目标与结果的差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评价者往往以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然而在当前教育大背景下,教学评价主要还是沿袭传统模式。为迎合当前中国单一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适应单一化的教学评价,教师不得不在课堂教学中唯知识化,从而排斥了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三、历史课堂中人文教育的重建策略
传统历史教学思维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人文教育新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使教师陷入教学困境,而且严重阻碍了人文教育的顺利推进。那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重新构建人文教育的模式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教学设计中正确定位人文教育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下,虽然很多教师在历史课堂中看到了“重智轻情”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学效果低下的弊端,但或出于提高升学率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或由于未能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这些教师都未能深入探讨和挖掘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把情感教学活动作为推进人文教育的载体。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依据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对情感目标重新定位和思考。比如在设计《抗日战争》教案时,可以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材料充分刺激学生感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明白只有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远离战争,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在课堂情境创设中实现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
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要注意有意识地对学生的意志、情感等心理品质进行培养。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进行互动的过程,所以“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递知识或培养学生的智力方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2]教师通过设置恰当的课堂情境,可以实现知识目标向情感目标的迁移,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例如,在学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有关“渡江战役”的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背诵毛泽东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仅活跃了整个课堂的氛围,而且也让学生感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同样,在讲解《改革开放》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仅记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年代和事件,而且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人文教育的开展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在历史课堂开展人文教育,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的师道尊严的封建观念,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历史知识传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忽视学生的感受。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要关心、尊重、理解、信任和宽容学生。通过爱与民主感染学生、教育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可能地让学生发挥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做自己学习和行动的主人。
总之,人文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广大历史教师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在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使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得以提高,使其人格也得到较好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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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倡导有效性提升是当前的潮流,有计划地建立起有效性高的初中历史课堂,完善初中历史教学体系已经成为历史教师的热议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二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
历史插画是历史教材中常见的模块,这些插画图片对文字进行了补充和说明。然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够重视对历史插画的讲解,教师往往只是关注文字部分的讲解,而学生一般也只是跟着老师的思路在书上记着笔记,划着重点。但其实,历史插画存在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插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中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非常少,通常情况下都是教师在讲台上不停的讲课,不停的向学生灌输着知识,而学生就在下面不停的记着笔记,生怕漏下教师口中所谓的考试重点。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非常不利于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1]。首先,这种教学模式导致课堂的学习氛围非常压抑并且沉闷,这让学生很容易产生疲惫或者头晕的状态,不利于学习;其次,即便是没有走神的学生来说,这种不停歇的学习方式也会导致学习效率的降低。教师为了赶学习进度,提高教学效率而不停歇的教学方式反而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因为学生没有时间去对问题和知识点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样只能通过大量的课余时间去消化和吸收,远远没有在课堂上的效率高。久而久之学生会因为繁重的课业压力导致对历史学习进一步失去兴趣,也就导致了历史学习成为初中生心目中乏味无聊的代名词。
二、初中历史插图的应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才会“主动学习”,才能学习好。如果我们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就能够提高学生对于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进行历史知识的学习,那么将会从很大程度上缓解学生学习的压力,并且可以提高历史学习的成绩。与此同时,养成一个对于知识的渴求欲望以及独立自主获取知识的习惯可以给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因为毕竟我们不能教学生一辈子,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终究是要独立面对生活。初中历史插图恰恰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初中生对于历史学习的态度,因此我们要探究初中历史插图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提高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在教学中忽略了插图的作用,导致学生对于枯燥的文字产生厌倦的情绪,不利于历史的学习。如今我们要改善这一现象,将历史插图与文字结合起来。比如,初中历史人教版八年级下册中有一张图叫乔冠华开怀大笑,我在讲到这一课的前一天,将图片放大通过投影仪展示给学生们并布置家庭作业:找出有关头像的相关信息,比如图片中的人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开怀大笑,照片中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事件说明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但是却几乎涵盖了这一章节的知识点,并且这些小问题并不会耗费学生几分钟。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有时候甚至会比一堂课要来的有价值[2]。因为,这是学生自主的去寻求答案的过程,这期间学生会积极的思考以及归纳总结,其实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会让学生一看到图片就会想到这些问题,这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通过历史插图加深历史知识印象
研究表明,我们人类对于文字的记忆是最弱的,而图片向我们传达的信息要高出文字很多倍,并且其占用的空间却相对小很多。这就意味着,学生们看到一幅图片之后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然而看到一个字的时候却只会局限于这个字。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对插图的描述来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印象。如上文所述,如果我们只通过文字来描述1971年10月,第二十六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相信如果不进行复习,下次上课会有大部分人忘记这段话。而如果是通过这些文字来描述上述图片,那么会加深学生对插图的印象,而图片总是比文字更容易牢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插图的应用,来增加学生的印象,强化识记。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完全依赖于插图,否者会导致学生对于历史框架的掌握出实现问题,这同样不利于学生学习历史。
3.通过插图让学生更好的复习备战考试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了历史插图在教学中的应用,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教师仍然觉得这样不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我们的教育中仍然十分重视分数和成绩。其实我认为,通过历史插图能够帮助我们学生进行更好的复习。如果有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插图统一到一起,然后根据插图来复习知识点。学生看到一个图片之后,会联想到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一一得到答案,那么就可以换到一下张,如果想到了什么问题却没想出答案,就去找出答案将答案写在图片旁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避免浪费时间,对于看到图片就能想到的知识点说明已经完全掌握也就不需要进行反复的识记,这是我们在复习文字内容的时候所不具有的作用。另外,在考试前学生们通常是很紧张很焦虑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看厚厚的笔记资料等只会加重焦虑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插图来复习检验学习成果等都显得容易的多。
4.举办历史插图比赛
我们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通过举办历史插图比赛来提高校园学习历史的热潮。既给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也激励了学生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兴趣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将会变得有意义,变得轻松容易,甚至还可以鞭策自己克服懒惰的心理。比如,我们可以面向整个校园学生来进行报名,还可以以年级为单位单独举行,按照参加报名的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初试,一般初试只要笔试就可以,可以设置选择题和判断题,这样可以节约时间[3]。另外,通过初试的学生就可以继续参加比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就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了。比如我们可以在每个环节中学生固定回答题目之外设置抢答环节,通过这些附加题可以很快的拉开分数距离,并且这种竞争形式会带动现场观众的情绪。因为,无论是插图的应用还是竞赛的举办,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提高初中生历史成绩,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题目的选择上不宜选择过难的题目,这样会导致观众不能很好的融入比赛氛围当中,对于比赛的关注度降低,甚至会影响对历史的兴趣。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的阻碍了初中生学习历史兴趣和效率,导致初中生对于历史的学习兴趣越来越低,这也导致了学生学习历史的效率变低,长期以往非常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学生未来的生活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历史插图,那么可以很明显的改善和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点的印象,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保证了历史成绩。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也在不断改革和创新。在教学法的应用实践中,不断追求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今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已经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情景教学法是实现学生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初中历史的教学中,根据初中历史教材的知识框架和结构,采用情景教学法,能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历史情节的理解和接受,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和模式,情景教学法能够更好地丰富课堂教学气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情景教学概述
传统教学方式通常是教师讲述占用大部分的时间,而学生只是负责听和记,相对于情景教学法来说是比较枯燥的,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情景教学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情与景有效地结合起来,即情、景、理、辞等达到共鸣,运用情景来激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这也是基于学生兴趣教学的有效途径。归根结底,情景教学法不仅仅适用于历史这一学科,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都是比较适用的,这也是情景教学法被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可以充分创设情景,将教材中的知识要点进行归类总结,并且根据相关情节创设出不同的情景,这不仅为课堂教学增添了乐趣,而且还能够进行生动形象的展示,让学生对知识要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另外,历史是集复杂性和社会性以及过去性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巧妙地设置情景,让学生对历史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因此,说这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建议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应用情景教学法。
二情景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充分利用多媒体,吸引学生眼球
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为教师在教学中创设情景提供了有力保障。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创设情景,将过去的历史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的视野和思想得到更好的扩展,并且能够有效地带动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例如,在学习“原始的农耕生活”这一节课时,在课前,我利用多媒体,把本节课的相关内容制作成课件,在讲解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顺序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如原始农耕所用的工具:石锄、石刀、石铲等,这些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见了,学生看到这些原始的农耕工具,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对本节课的知识要点也会有更深刻的印象,便于学生记忆。
2.创设引人深思的问题情景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相关的历史问题提出创新的答案。那么这一能力的实现就要通过教师创设出引人深思的问题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体会历史,教师尽可能地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促进学生思维发散的有效方式。例如,在学习初中历史“鸦片战争”这节课时,我会在第一时间把本节课所有的知识要点讲解清楚,让学生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之上,进入情景。我会设计以下几个问题情景:
(1)如果你是林则徐,处于当时的情况,你也会这样做么,为什么?
(2)若你身处当时的社会背景,你会做些什么?
(3)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让学生带着问题将自己的思维发散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见解。在这一问题情景的学习过程中,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和掌握了本节课的知识要点,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创设生动逼真的历史情景
带领学生学习历史时,已经发生并且学生没有亲眼见过的事实,让学生学习和想象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图片和视频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将历史事件和图片结合起来,让学生参照逼真的图片或视频来了解和学习历史,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时熟练掌握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将搜集到的图片和视频制作到多媒体幻灯片中,根据教学的需要逐一播放出来。图片或图画的教学方式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手段,如人物图片、历史遗址图片以及纪实类的图片等等,让学生通过观看图片更好地体会当时的历史背景,以便于更好地学习。例如,讲析“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这一单元包括“难忘九一八”“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血筑长城”三节课时。九一八在历史上是比较轰动的大事件,有必要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发展的全过程,所以我会以动画的形式播放给学生,看完之后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想,这样的方式要比教师口述的方式效果好很多。对于“血筑长城”这节课,我将会把更多的图片展现给学生,每一张图片都是非常形象的,让学生认识到血筑长城的人坚毅的精神。整堂课的过程不断穿插着教师的讲析、图片以及动画等,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亲身感受的情景应用
虽然历史事件的发生已经是过去时了,但是有些文物和遗迹仍被保留至今。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参观历史文物对学生学习历史是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教师在带领学生参观文物的过程中,要及时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事件进行讲析,让学生了解文物被保留的价值以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便于学生对本节课知识要点的理解和记忆。历史教学就是让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解,并且能够从中总结教训和经验。例如,在学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课时,我将会带领学生去参观历史遗址和人物雕像,把课堂教学改为室外教学。首先向学生介绍八国联军侵华发生的社会背景,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更加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然后随着学生们的参观,讲析每个文物的来历,也就顺理成章地理清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全过程。学生在参观中了解历史事件,并且观看历史文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历史教学效果,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三总结
在新课程改革的推动下,各种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已经不断地融入到教学中,为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供更多的参考,对于历史这一学科,学科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理解和学习,教师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所谈及的情景教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之上的教学内容,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让学生不仅掌握了科学的文化知识,还能够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不断学习先进技术,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素质和水平,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初二历史论文范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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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很多初中学生往往视历史课为 副科 ,认为初中历史不如数学、语文、英语等学科重要,课上表现不积极,极大影响了初中历史的教学效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二历史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初中历史课程是我国素质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是通过历史基本知识与技能,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基础。当前我们提倡主体性教学,让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而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就是其学习主体性的基础。素质教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提倡创新精神,而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是他们发展的根基,是他们求知、探索的原动力。那么,作为历史教师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一种艺术。
一、多措并举,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
首先,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性,采取多种方式,使学生乐于探究,勤于动脑。注重学生的思想活跃,态度积极,使其主体地位得以充分体现。例如,通过阅读、演示、辩论、竞赛、用第一人称介绍历史人物事迹等方式,使学生投入其中,直接参与教学活动,并乐于积极配合教师教学活动,通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生的参与,绝不是仅仅几个个别学得好的学生参与,而是全班同学的参与。其次,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培养善于驾驭课堂能力,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沟通心灵,也可以像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里的大师一样潇洒自如,妙趣横生:在非智力素质方面,通过教师的风格、气质、表情、眼神、手势、姿势等,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使学生一提到这个老师就信心百倍,激情饱满,以此来吸引学生要比浅层次的兴趣教法更为有力。再次,加强自身师德修养,以人格魅力感化学生。作为一名历史教师,熟悉教材,扩大知识面,增强自己的业务技能是最基本的。但是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兴趣上。教师往讲台上一站,这种客观存在要产生既有形又无形的一种力量、一种威势、一种信心,这就是一种人格魅力。在智力素质方面,要有深厚的业务功底,驾轻就熟教材,旁征博引知识及简洁、生动、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教无定法,同样的课题、同样的课堂,不同的教师,其精彩度、影响力绝对不一样。
二、灵活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首先,教师应采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引发学生的兴趣。例如,在课堂教学开始时的导入,我们应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复习旧课式的导入、提出问题式的导入、图片赏析式的导入、讲述故事式的导入、引用诗词式的导入、播放乐曲式的导入等等,由导入创设情境拉近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使学生尽快投入到历史学习的情境中。其次,由于历史包罗万象,涉及中学的所有科目。所以要温其他科之“故”而知新(联系各学科的知识)。如数学方面,有圆周率的计算者祖冲之等。语文的课文背景是历史,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的发展的历程。再次温课外知识之“故”而知新。这个“故”不是所有学生都了解,但恰恰是这一点是最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最让学生有自我实现的空间,而且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勇于创新,培养教育教学新理念
教学可以说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既然是科学,就有规律可循;既然是艺术,就要不断创新。在教学中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学生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如:讨论、问答的方法、模拟、竞赛、游戏、角色扮演、历史课本剧编演等方法进行教学活动。此外,课堂上可以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直观性、动态性的还原历史。科学的、适当的教学方法,是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具体途径。教师应在充分掌握本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利用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开展活动,指导学生参观相关地点,或上网查找有关资料等,使学生自觉的、多方面捕获历史信息,增强学生的兴趣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加强历史与实际的联系,是学习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可以联系当前国内国外的发展形势,联系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等。例如,要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先通过商鞅变法的例子来分析。商鞅变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的史实,使学生体会到商鞅变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古今同理,结合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这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因此,历史教学要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人生,贴近学生,这样才会有生命力。总之,在教学方面,教师要切实把握初中生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改进教学。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积极思维,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主动探索问题。教师要针对初中生的特点,加强兴趣引导,培养学生特长。在教学中充分重视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更好地展示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艺术性。
历史是一门人文性很浓的学科,其视点主要聚集在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中,需合理引导方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本文也主要探讨了情感教学的理念,以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情感体验,健全人格品质,进而再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培养学生珍爱和平的情感
邓小平通知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其中,和平是基础,发展则是关键。要想发展经济,首先需要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有义务对学社渗透追求和平、珍爱和平的教育意识。例如,在探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节内容时,笔者指导学生合作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影响,先是让学生出示了课前收集整理到的有关二战影响的数据,接着再让学生根据数据表展开讨论,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最后再由小组代表在班上交流。通过讨论,学生深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与损失。另外,笔者还提议让学生各抒己见,谈谈战争给和平时代的我们带来的启示。很多学生都结合了最近难民潮谈到“战争是残酷的,我们要反对战争、珍爱和平……”本节教学有效唤醒了学生追求和平、珍爱和平的强烈感情。
二、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营造历史氛围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与深化,情感教育逐渐成为了初中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过程。因此,教师在输入知识信息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学生输入情感信息。例如可以通过富有情感的活动拉开课堂教学的序幕,然后再牢牢把握住学生的情感脉络,把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充分挖掘出来,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结合学生实际,从学生现有的水平出发,实施鼓励性评价,营造民主平等课堂气氛,让师生处在情感交流的友好氛围中。教师只有积极投入情感,才能更好地带动、感染学生,促使学生快速进入角色,创造出鲜活的历史情境,然后再营造出感人的历史氛围。例如,在分析《中英鸦片战争》这节知识时,在备课环节,教师就应把握住不同的情感因子:第一,对清政府妥协的痛恨,对琦善、弈山、牛鉴等贪生怕死之辈的愤慨;第二,对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以及三元里人民爱国精神的敬仰。结合正反两点,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合理发挥,让学生沉浸在情感的洗礼当中,或愤怒,或感动,或欢呼,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情绪高涨。
三、善用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
语言可以说是所有学科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情感的交流、知识的传授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提高等都依赖于语言的发挥。要想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首先,历史教师就要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以此来带动学生的情感。具体要做到:授课时,保证语言的准确性,这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知程度。另外,要仔细观察学生在情感交流过程中的措辞,既要加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同时也要给予学生一定的关心,在丰富教学内容、输入历史知识的同时,能够促进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其次,教师也要掌握好语速、措辞等细节。由于初中阶段学生正处在情感转型期,对外界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且敏感,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时,一定要避免因语言应用不当而伤到学生的自尊。要科学合理地使用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感染到每一位学生,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除此之外,历史教师还要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向学生传授丰富的历史知识,在教师声情并茂的讲解下,学生自然会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课堂教学效率自然也就提高。
四、借助社会热点让学生关注历史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生吸收信息的渠道也在逐渐加宽。学生都希望及时了解最近发生的社会热点新闻以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热点现象,都渴望倾吐、交流。历史教师在教学时,就要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度,想方设法将教学内容与热点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将这些有价值的问题引入到课堂中。这样,既能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展开激烈的交流,还能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另外,还可以以热点问题作为媒介,促进学生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现象与问题的积极探究。情感教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渗透情感因素,开展情感教学,主要是以对全体学生和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为指导思想与教育目标的。在实际教学中,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讲究策略,慢慢调动学生的情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培养学生积极思维、大胆创新以及不断探索的精神。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情感之间的调节与启发中使学生了解其意义和方法,使其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唯有真正达到情感教学的“情意合一”,才能真正体现出情感教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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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在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方面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也在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去使用多媒体网络。因为多媒体具有信息量大并且兼具视频的特点,它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教学情境,直观形象,有声有色。这样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进一步营造出更好的学习氛围。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历史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了解更多的事情,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使学生能通过这些历史故事和知识,更好地接触社会。对于历史这门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应该怎样提高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能力是每一位历史教师比较关心的问题。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教学优势
(一)多媒体技术应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初的老师,一旦有了兴趣我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努力去尝试。初中历史课内容有一定的时代和背景,如果教师只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很可能提不起学生的兴趣。而且由于学生们生活经验不足,简单的教学对于他们也会过于抽象,无法体会理解学习的内容。多媒体的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历史内容描述的情景以更直观更立体的形象展现出来,在视觉和听觉上让学生更融入,身临其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相对于传统的教学,多媒体集图文声像于一体,改变了以黑板加粉笔的教学媒介,主要以图片、声音、文字、视频和音频来传递信息,更加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在历史课堂中的应用具有很大的优势。多媒体教学可以再现色彩鲜明的音频视频,极大地活跃历史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乐中学。同时,在历史教学中可以使用多媒体创设情境,采用情境教学法可以更快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的热情,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具体化,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二)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加深学生的记忆,突出重点
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主要是靠教材,而多媒体教学就可以减少教师备课本的难度,利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讲课,同时还可以将课件分享给学生,在课后如果学生有不懂的问题还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进行理解,加深记忆。多媒体还可以帮助学生再现历史物质,对一些凭借想象无法理解的分子、原子等历史物质,通过多媒体的形式进行模拟。使学生能特别轻松地掌握物质之间的关系,使学生理解透彻,从而优化了学习方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教学内容里面的重点和难点的讲解,是课堂教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历史事件和内容是在某段时期某个背景下的综合产物,而课本中的知识一般都比较抽象,这就是一个难点。而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更充分、更立体、更全面地展现历史内容,分解难点,强化重点,让复杂的内容更直白简单,从而突破难点,突出重点。同时,还能够极大地鼓舞学生的学习自信,最大化地优化教学效果。
(三)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
以前的教学,学生一直扮演着被动跟从的学习者,都是在教师的严格控制下获取知识。教师们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压制了学生们的个性,禁锢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学生都是通过死记硬背获取知识,对知识的运用也是机械式的,毫无灵活性,完全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而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完全能够改变这一局面。多媒体能够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消除紧张,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进入思维学习的最好状态。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能主动地学习,积极思考,彰显他们的个性,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四)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促进师生的共同提高与发展课堂教学不但要促进学生的学习,教育工作者也要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要求。所以,初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多媒体具有丰富的资料和资源,可以不断深化历史教学的密度和容量。多媒体网络技术还能够实现师生间的协作学习,促使师生形成双向参与和平等协作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关系,学生能够充分自由的发问,表达自己观点,教师也能够更直接、更全面地帮助学生。良好的互动和交流,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成绩。教师也能够在更好地发现自己的教学短板,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教学方法。
二、总结
总之,多媒体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但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还能够在根本上提高老师与学生的热情参与,构建积极轻松的课堂气氛,让学生融入到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人翁地位。作为初中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利与弊,加强学习与实践,勤于实践和总结,不断提高运用多媒体课件的能力,使其真正地优化初中历史教学课堂,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
摘要:
心理学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笔者以历史课为实验课堂,把情景教学融入到课堂、心理暗示运用到导课等理念,通过课堂实践来加以阐述。
关键词:情景教学心理暗示;自主逆反;激活
社会在发展,教学的重点早从知识灌输的框架中跳出来,现代研究证明把心理学原理渗透、升华到教学中,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如何将心理学运用到历史这门课中去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找到这一突破口。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突然悟得:教学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师生通过语言、情感、动作、眼神互相传递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交流的过程,这需要教师具有架起沟通桥梁的能力,在课堂中根据学生知识结构、接受能力、个体差异、情感需要创设情景,激发、唤醒学生主动求知、主动接受的意识,使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实现这种情景,达到这种境界也就实现了将心理学运用到教育教学中的目的了。
一、将情景教学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情景教学是在教育教学中给学生创设一种情景,将教学内容与情景联系起来,找到教学的切入点,对课堂教学起到提升。我在上第18课《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时,讲到“南京大屠杀”这一环节,对课堂气氛有意进行了渲染,尤其是讲到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手段之“日本军官进行杀人竞赛时”,我让一个学生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宠物猫放在讲台上,让他们做个心理测验,当问及学生谁能将宠物猫亲手杀死的时候,在场的所有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老师,那么残忍的事儿,我们做不到啊!”由于巧妙地创设了情景,学生的心理感受增加,自然唤醒了对日本法西斯行为的痛恨,以至于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把残害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用“这群”“这头”来称呼。
二、在导课中运用心理暗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
历史教学中导课非常重要,导课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个心理暗示,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主动精神,为上好课做一个良好的铺垫。在讲《社会生活的变迁》一课时,我问学生谁看过《西洋镜》这部影片,学生便如啁啾学语的麻雀一般立刻热闹了起来。我用一部影片开启学生想象力的大门,用心理暗示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就是导课的意义所在。接着,我便很巧妙地将学生引导到这节课的第一部分“照相与电影的出现”,告诉学生当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电影,用电影《猫和老鼠》、《摩登时代》加以论证和比较。由于初二的学生童心未泯,玩心尤重,一提到《猫和老鼠》这部家喻户晓、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儿童成长的影片,也就找到学生共同关注的话题,捕捉到适合学生年龄特征、心理发展的共性东西。如此便激发出学生对该门课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思路,引导他们找到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并顺应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更易于理解和把握。
三、巧妙利用学生的自主逆反,适时唤醒学生重新调整情绪的意识
自主逆反,指主体地位、尊严受到威胁时,为了维护自尊心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当外界的压力使受教育者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在教学中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学生在课堂表现较以往下降了许多。起初我以为是我上课的原因,于是赶快调整状态和上课方法,可效果并不明显,班里几个“困难户”仍然我行我素,睡觉、说话、做小动作。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几个孩子在我的课堂以前一直表现很好,虽然成绩原地踏步,可课堂上的反应还不错,其中一个孩子的历史课外知识还很广博。通过调查发现,这两个孩子在评选班级先进个人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落选了。他们很不服气,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维护自尊心和发泄不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我给他们一人一个钉子,让他们想办法钉在任何地方,只要固定住就可以了。两位学生虽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照做了。一名学生很快把钉子钉在一本书上,另一学生拿来一把锤子用力把钉子钉在墙上。钉完后他们来找我,我又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把刚定的钉子拔出来,前者很快拔出来了,可后者使出浑身力气也没拔出钉子,反倒把钉子弄弯了卡在墙上。我拿起那本受损的书告诉孩子,不良情绪就好像这把钉子,虽然找到书和墙泄了愤,可书、墙、钉子都被损害了。因为受挫,随意发泄不良情绪最终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书和墙本来是光滑的,但当钉子拨出后,伤疤却永远留了下来。要学会适时地遏制不良情绪的蔓延,否则周围的人也会受到伤害。此后,他们逐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四、充分利用教学素材,激活学生思维的灵动性
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利用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情景,还需要培养学生把握运用素材的能力,在把握和运用中思维被不断激活,灵感被不断激发。如此,历史课堂的教学就会变得轻松高效。把历史教学和心理学知识巧妙柔和,是在历史教学中发现问题,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心理疏导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完美结合。这需要教师具备将学科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相结合的能力。以历史课堂为载体,我不断地做了一些尝试,终于悟得:教书的本领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对学生的激励、唤醒和鼓舞。作为现代化的教师,要学会激励学生的上进心,并能够唤醒学生的自觉心,然后鼓舞学生的进取心,使学生具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疏导的能力。实现这种情景,达到这种境界也就实现了将心理学运用到教育教学中的目的了。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陈琦,刘儒德.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3]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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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以其特有的直观性与趣味性,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素质教育是针对中国当前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宏观上来说当前对于教学评价的过程仍然是以考试分数为主的,来自应试教育的阻碍仍是制约现代素质教育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所要探索的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来自应试教育压力,还有着非常多的影响因素。本文就从近几年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真正实施到教学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一、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
当前很多教师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不足是制约素质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学科相对其他的学科来说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教师所讲述的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如果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认识不到位,就会将历史的教育变成了历史史实的教育过程,这样的话学生在历史学科中也就仅仅学到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并没有获得能力的提高,这种教育的思想和过程是制约当前历史学科中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我们应该充分的理解历史的教育意义,历史的教育应该是贴近生活的,从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去思考,历史事件背后的发展成因、过程和规律,只有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积极主动的思考才能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提高对历史学科的认识,重视历史在素质教育中的教育意义,从课堂改革出发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历史学科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方法。
二、历史教学方法和手段
由于当前中国教育中教学评价的制约,对于历史教学的评价仍然是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方式,因此尽管我国已经实行素质教育多年,但是很多教师仍然选择采用沿用多年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不会“冒险”使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和手段从根本上制约了素质教育的开展过程,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历史教学课堂上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一讲一节课,学生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笔记以及习题的联系来完成历史学习。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当前应试教育和教学评价机制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学生的主观能动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都有着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主动探索和思考方面引导作用的缺失是制约学生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就要充分认识到新课改对于历史教学的需求,转变教学思想以学生为主体,并且积极使用多媒体技术和设备改善教学方式和手段,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积极尝试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过鉴于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我们也可以通过创新手段提高学生对于试题的解读能力,也可以尝试从解题的过程提高学生主观思考能力,进而促进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历史教材的认识
在我国对于素质教育的不断重视下,各个学科都开始了新教材的改编工作。但是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对于素质教育的强烈要求下的历史教材的制定和编写过程让很多历史教学难以理解和掌握,这种对于新教材理解的不到位,对于以教材为中心所开展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提高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教材的理解不到位,使得很多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的过程无法很好的把握。历史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无论是旧版教材还是新教材,历史教师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教学的内容和教材的关系,吃透教材,同时不过分的依赖教材,以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教学的主要目标,辅以教材的帮助开展并设计具体的教学过程,通过科学的安排纵向扩展教材内容,突破教材限制提高教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全面性。
四、历史教师的素质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是影响当前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重要制约因素。历史教师的水平也直接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当前历史教师素质制约素质教育的开展主要表现在:科研意识、知识结构、创新思维三个方面。首先历史教师的科研意识是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追求和探索,这也是历史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体现,在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的科研意识尤为珍贵,这种积极的探索和专研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提高对历史探索过程。其次完善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历史知识的框架能够给教师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教师能够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发现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点,从而安排具体的教学过程。最后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具体的表现就是新型的教学方法和观念,创新也是当前历史教师素质中最为匮乏的部分,很多教师固守成规,封锁了自己对于历史教学和知识的认识,从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
教学实践证明,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将抽象的内容转变为具象的内容。且能够使学生从多个角度获得信息,有助于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另外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内心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兴趣,从而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下面是笔者根据自己教学经验谈。谈了一下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有效性
长期以来历史作为小学科备受冷落。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学生对于历史学科没有多大兴趣,甚至们根本没有有一点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根本就不能够集中注意力或者是不能够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俗话说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但是兴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后天慢慢培养。因此作为一线的历史教师,我们必须要掌握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学生的心理状况。然后巧妙地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历史教学中,努力为学生创设出和谐愉悦地学习情境。从而激发学生内心的求知欲望,使学生自主,自觉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逐步培养学生对于历史学科学习的兴趣。最终达到提高历史教学的效率。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有助于有效突破教学的难点以及重点
历史教材中涉及到的内容,往往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很遥远。使学生产生陌生感,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主动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又不能够直接运用生活的经验加以验证。因此在教学中单单是教师运用语言传授很难实现教学的目标。更加不用说有效的突破教学的内容的难点与重点多媒体技术。运用于历史教学中可以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枯燥乏味的文字转化为有声的文章,大大地增强学生对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与感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知识掌握知识。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教师运用到讲述知识上的时间。比如八年级上册《难忘九一八》一课,教学难点和重点是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原因。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就必须要把西安事变前后的复杂形势分析清楚。假如,我们只是单单凭借教师的讲解根本就不可能是学生真正理解清楚。怎么可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呢?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运用多媒体技术,把当时复杂的形式呈现到学生面前。学生不仅能够充分分析,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受理解通过自己的不断分析和探究,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面前,西安事变只能和平解决。
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多媒体课件能为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教学情境。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为学生营造一个色彩缤纷,能动能静的教学情境。使学生眼、耳、口、手、脑多种器官同时接受刺激,促使学生手脑并用思维集中,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有利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运用和提高,从而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在讲述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将甲午风云中的几个镜头播放给学生看。邓世昌等北洋军师官兵海上奋勇抗敌、壮烈列国。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大肆铺张,北洋军师在威海卫车全军覆没,进而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军师在短时间里就毁灭在日本侵略者手里呢?学生积极的思考联系李鸿章退缩避战,慈禧太后铺张浪费的镜头得出结论,清政府腐朽统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是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陶冶学生情操,实现历史教学的德育功能
新的历史课程标准要求通过初中历史课程,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一名当代的历史教师我们必须能够准确的把握教材,将蕴含的思想内容挖掘出来,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是越用简单的语言对知识进行阐述不能够给予学生亲身体会的机会。因此学生不能够真正领悟其中精髓和其价值所在,往往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而在多媒体教学中我们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运用文字图像和音响来展示历史的风云变幻。从见难忘的历史时刻展现中华文化的精彩斑斓。以强烈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去感受历史,了解历史,发现历史,领悟历史。将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渗透到学生的心灵中去,增强课堂教学的生机与活力,引起情感共鸣,自觉地接受熏陶,例如我在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内容时播放。精剪辑的南京大屠杀等电影片段。当同学们感受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看到国共双方紧握的双手时,同学们个个满怀豪情,甚至发出誓言与日军周旋到底的呐喊,当镜头上交替出现日军将南京青年当做刀疤练习刺杀,看到日军活埋南京普通居民,日军在南京郊外集体屠杀,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进而转为低泣。这时,学生的情感已完全融入了影片中。生动的画面鲜明的色彩,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本文的知识。从而感染和熏陶学生的思想感情。总之,让历史教师与时代接轨,与时俱进。更好地完成素质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需要我们对多媒体技术不断的学习。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优势,补充传统教学的不足,这是中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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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端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大学历史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历史的重要作用,指明了进行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三种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最后呼吁新时期历史教学的改革,实现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大学历史;影视教学;学习方式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历史课就一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旧唐书?魏徵传》中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传统之一,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史的惯例。目前国内的大学也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学,一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历史的教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历史是史书上那些干巴巴的名字,距离他们很遥远,听上一节课还可以,一直听下去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其次,虽然高校的历史专业教材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也只是版本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在其内容设置、体系编排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教师也不容易提起激情。最后,历史教学的方法基本上维持在满堂灌的形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老师在上面写,学生在下面记,等到下课老师走了,学生也合上笔记不再翻看。这样必然导致大学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低下,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降低,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进入教学,大大丰富了大学课堂的形式。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来说,多媒体引入教学,可以改变以往死气沉沉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突破,最终促进历史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 历史与文学相联系,活跃课堂,掌握多种知识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一直就有一个共识“文史不分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是语文老师将文学的教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背景来讲授文学,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历史老师则很少在讲历史时提到文学,就是提到也是在讲该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笔者认为,在历史的教授过程中,适当加进一些文学作品的熏陶,可以增强历史课程的效果。例如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提到欧洲,教师就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文学与历史是相映发展的。在介绍中世纪时,由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特点就表现为,政教合一、神学取得万流归宗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禁欲主义,与之相应,此时的文学就表现出四种类型,即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文学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圈可点的了,由此可见中世纪的黑暗。再如讲到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就可以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介绍,将雨果、司汤达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可以在视觉上对此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把握。这样相互借鉴,既可以使历史的把握更准确,也可以使同学们欣赏一些世界名著,拓宽视野,同时,也可一改过去历史课堂死气沉沉的场面,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二、 讲历史变为说历史,历史人物走下来
历史人物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目中一直是躺在历史书中的名字,毫无生气,让历史人物从冷冰冰的书本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这样就可以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历史也就成为了活着的事物。采取这种办法教学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时轻松很多,现在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百家讲坛》最初就是由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而被观众迅速熟知的。《品三国》的出现,使得一些普通人也对于三国时期的故事日渐熟知。由此可见《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强大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人物从死气沉沉的书本上走了下来,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这也使历史走向了大众,不再呆在厚重的书本里。又如,借助博客讲明史的当年明月,洋洋洒洒七本书,将明朝的历史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被普通人了解的大明王朝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在这种方式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在闲时娱乐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自己本该掌握的知识,既放松了心情,又学到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三、 启发性学习,以专题进行演练,进行研发性教学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历史课的习惯认识是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并且要背过这些大量的、无聊的东西。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外的大学,背诵几乎就从来不是历史系学生们的一个基本功课。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围绕一些历史专题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探索和进行实践的过程。历史系的学生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个专题,去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再写成一个个可以给读者看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虽然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笔者十分赞同国外同行的观点。在将以上两部分内容落实好后,学生们会对于历史学有一个宏观而全面的把握,这时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们的总体状况来设立一些专题进行训练。比如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再让小组决定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时间就可以交给同学们自己来支配了,由于大学生们的空闲时间相对更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制作课题。等到教师约定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讲台,将自己小组的研究状况向同学们进行展示与讲解,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们自己的讲演能力、组织能力,也可以促进老师和同学们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可能会让老师学到不少,所谓教学相长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拓展历史学学生们的知识面,历史系的教师们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来为学生们开设一些相关历史选修课程,如《四大家族专题》《中国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国文化专题》《世界文化史》等课程,使得学生在学遍必修之后,利用选修来调节学习状态。
总之,大学的历史学习是一个更为放松、更为开放的课程,可以利用各种合适的方法来探索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历史与文学相联系、将讲历史变为说历史、进行启发性学习都是探索新时期历史教学的重要形式。我们呼唤新的历史教学方式,我们期待着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由此来培养出既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同时又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使他们能够经受住市场经济的挑战。
摘要:“授――受”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历史教学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去问题化”。教师通过“糊涂”教学可以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究式教学,其核心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究和积极建构式学习。
关键词:历史教学;去问题化;探究式学习
历史教学中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一直受广大师生的诟病,被认为是“去问题化”的“授――受”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探索热情。但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这种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都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是单向的“刺激――反应”。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大学历史教师喜欢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使课堂教学成为教师的“独舞”。有研究表明: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并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获得的。大学历史教学如何体现这种理念,超越传统教学的困境,突破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作为一位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师,笔者深刻理解问题意识、独立思考、意义建构等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在大学历史理论课教学中,笔者试图尝试一种与“授――受”式教学不同的教学方式,即变“去问题化”的灌输式教学为探索研究性的“糊涂”教学。
一、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差异
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是典型的“去问题化”的“明白”教学,即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解答学生的疑问。学生的历史学习越“明白”,教师的历史教学越“成功”。在中学阶段,历史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打下历史知识基础,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启蒙,所以基础性和确定性是中学历史知识的基本特点。历史知识的基础性决定了其确定性,对学生来说,知识的范围是确定的,知识的性质也是确定的,因为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是难以进入中学历史课本的。这种确定性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权威,留给他们思考与选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与记忆。
在中学历史学习中,跨越知识的边界去探索新知被认为是多余的,挖掘知识背后的问题被视为“钻牛角尖”。很多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问学生的是“知识都掌握了吗”“内容都理解了吗”等问题。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知识出教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以转化为知识而结束。在这样的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形成对问题的独立见解成为“副产品”。尽管中学历史新课程对内容的编排与教学要求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教学目标的艰巨性和学生历史知识基础的薄弱、学习时间有限等,教师在教学中很难真正解放学生的思想,仍然是以“授――受”式教学方式把历史知识灌输给学生。这样,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思维空间都被限制了。
大学的历史教学与中学的不同。中学历史教学以打基础为主要目的,以边界明确、内容确定的知识为教学内容,重在让学生受到历史启蒙教育。大学历史教学以学生独立思考为主要目的,重在帮助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开拓自我发展空间。因此,突破中学历史教学局限性,改革“授――受”教学模式,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独立解决问题,成为大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方面。
二、“糊涂”教学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糊涂”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从“明白”到“糊涂”,再从“糊涂”到“明白”的一种教学方法。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在“已掌握的”“没有问题的”知识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没掌握的”空间,存着无限“有问题的”视角,变“我明白了”到“我糊涂了”。其次要让学生从“糊涂”中明白过来,积极探索通向“明白”的途径与方法。学生在质疑状态下积极探索学习,独立思考,用心论证,形成自己的见解。
“糊涂”教学法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突破中学历史知识的界限,把学生大脑中封闭的历史知识“外壳”击碎,变封闭的知识体系为开放的结构核心,即变“明白”为“糊涂”,变“已知”为“未知”。大学历史教学已突破了基础性的局限,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具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教师通过扩大知识量突破学生大脑中历史知识的边界,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复杂性,引导他们理解历史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永远都是无限的,因此在历史学习与探索中永远不存在“我已经掌握了”,只存在“我又进步了”。大学历史教学要帮助学生突破原有知识的界限,引导他们积极探索无限的历史空间。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要把阐释不同的学术争议作为重要内容,把相互冲突的观点与认识展示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历史知识不存在绝对的确定,只有相对的确定。在探索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深度的拓展还是角度的变换,都可能影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确定性认识,因此,培养学生多层次、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
“糊涂”教学法的第二步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授人以渔”,即引导学生在“糊涂”中去追寻“明白”,这是“糊涂”教学法的关键环节。当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被打破后,必然会出现一定的“糊涂”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问题对于有一定知识基础和强烈求知欲的大学生来说是求知与探索的诱因。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大学教师习惯于在学生面前展示其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良好的口才,把学生的疑问置于其“权威”论断之下,在“解决”学生疑问的同时也击垮了学生的质疑精神。这样的教学仍然是中学“明白”教学的延伸,学生依然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能力上难有大的提升。
“糊涂”教学采取的策略是:当学生“糊涂”时,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也采取“糊涂”策略,即不直接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解答问题,而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寻找答案。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教给学生怎样形成假设、怎样查找资料,然后尝试论证,形成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然会接触到其他人的思想与观点,教师则引导学生学会吸收但不盲从、尊重但不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敢于承认“糊涂”,勇于面对“糊涂”,是科学探索的前提。大学教师常会把自己的探索成果拿出来与学生分享,这样学生不仅能从中获取丰富的知识,也能受到学科前沿研究的启发。教师正在探索的问题往往是学术前沿问题,与学生一起分享可以把学生的研究触角带进学科前沿。教师提出问题后,可以与学生共同探索,而学生在与教师共同探索中也可以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学会查阅资料、收集有用信息,学会提炼观点和论证方法等。
三、“糊涂”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下面笔者介绍一个运用“糊涂”教学法的案例――“亚细亚生产方式”教学。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讲授唯物史观历史规律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难以回避的教学内容。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算起,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含义的争论已逾百年。在20世纪,中国学者也曾对此展开过三次大规模争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都曾参与争论,提出的观点非常丰富,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政治现实也极为复杂。教师在教学中很难通过讲授把问题讲透,而学生仅听教师的讲授也很难真正理解问题。对师生来说,最困难的还在于有关争论最终没有一个统一结论。面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糊涂”教学法。
在上课之前,笔者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习中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然后,笔者按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分别讲述了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随后,笔者打破时间顺序,把各种观点进行归类。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阶段论,即把它定位为五种生产方式的一个阶段,或是原始社会,或是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等;二是特殊论,即把它视为特殊的东方社会形态;三是放弃论,即把它视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讲述完之后,笔者开始接受学生提问。不出所料,学生对于如此众多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与论述感觉“糊涂”,于是疑问也就随之产生。
当笔者停止讲授时,学生立即踊跃提问。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以看出,学生们是想从笔者这里直接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显然是他们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笔者告诉他们笔者自己也还在探索与思考之中,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对于笔者的“糊涂”,学生们显得很诧异。
也许是笔者的“糊涂”让学生失去了“说错”的压力,也许是这样的确刺激了他们的思维。笔者期待的情景出现了:学生们开始踊跃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有学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寻马克思的本义;还有学生提出,理解各位学者的观点不仅要看他们立论的理论依据,还要看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因素……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宽泛,笔者引导学生们集中精力探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这样,笔者和学生们一起思考进一步探究的方案。
笔者告诉学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起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五个时代。”学者们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就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的理论源头。有学生立即提出,序言是对正文的说明,要理解序言的内容,首先要看正文,即查阅《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笔者和学生们都认为这是个正确思路,于是就确定了探究的第一步。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很快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写作前后,还发表了关于东方社会(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多篇文章,他们认为这些文章也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
在共同探究过程中,笔者提醒学生:《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底稿,应把《资本论》也联系起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晚年他还写了大量“人类学笔论”和“历史学笔记”,其中关于公社的论述也是理解马克思晚年“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重要参考。
学生们的探究热情超乎预料。大部分学生都认真查阅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最后,笔者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让学生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学生讨论过程中,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还与笔者一起讨论。当然,这正是笔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糊涂”教学法作为大学历史探究式教学的一种尝试,在学生中的反响是超出预期的。从学生们的课后感想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历史学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一是他们不再把记忆视为学习历史的唯一目的;二是他们开始认识到历史学习是需要探究与思考的,真正的收获来源于探究与思考;三是他们不再迷信权威的观点和结论,开始学会独立探究、自我论证,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四是他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深刻体悟,逐渐学会了研究问题,学会了分析与鉴别问题。
综上所述,“糊涂”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学生把历史学习从“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积极建构的学习。
参考文献:
[1]庞维国.自主学习――学与教的原理和策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摘 要:我国传统的课堂主要是使用一本书、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盒粉笔等工具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向学生传授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多媒体技术的出现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人类教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大学使用最多的就是多媒体教学。本文主要讲述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利与弊并分析其弊端的修正对策。
关键词:大学历史 多媒体教学 教学策略
1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 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 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 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 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 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 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核心,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3 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王芳,徐明.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分析及相应对策[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2,(9).
[2]孟展.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利弊分析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6,(10).
[3]王旭旭,王存年.多媒体教学的利弊分析[J].宿州师专学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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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即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选择性即历史主体的选择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一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素质教育的概要
素质教育的内涵正式话题说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升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说明:素质教育是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根据国家教育法规订的国家教育方针,朝着社会以及受教育者的长远发展目标,以全面学生来提高其综合素质,为了培养受教育者的能力,态度,精神,促进其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不仅包括外在的素质还包括内在的素质,外在的素质为学生行为能力所取得的成绩等,内在素质包括学生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对局整个世界人生环境的看法与理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两种素质相互交融、影响、互为表里,体现为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初中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是相对于应试教育而言的,在不单纯关注学生的卷面成绩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气质与胸怀,引导学生朝着塑造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与建设者,在初中历史课堂上对于学生素质教育的渗透有利于培养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责任感,激发爱国热情与民族正气,具有历史大局与观念的学生,所以本文以下将重点说明怎样在历史教学课堂上进行素质教育的渗透。
二、历史课堂上的素质教育的渗透
1、具体、明确教学目标。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明确教学目标是历史教学的灵活与生命。明确的历史教学目标对于教学效果起着决定性与关键性的作用,是提高历史教学课堂效率与质量的关键一步,所以在历史教学课堂上,首先教学工作者要以素质教育为教学的目标,掌握教学的总目标就是在教授固定的历史知识过程中要以心理教育与思想教育为主要目标,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科学研究能力、以及审美观点等,然后在每一个课时上要把总目标具体为一个个小目标,相应总的教学目标,要求的层次是从较低的水平发展到搞较高的水平,从了解的少到了解的多,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目标最后在保证掌握教学内容与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从让大多数学生初步掌握教学的技巧上市时增加情感目标、智能目标等内容,实现质的优化与培养学科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综合素质的目标。
2、突出教学关键,优化教学内容,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教学内容中,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方面,将具体的内容分解成一个个小模块,也可以按照认知的层面讲,历史知识分解成历史规律,历史概念,历史表象等等。这样实现了既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也有上层次的抽象历史理论,在每一节历史课堂上,由于教学内容的千差万别,每一节课的重难点也不相同其教学目标也有侧重点。教学工作者应该在素质教育的目标下,根据教学内容来优化教学目标,应该遵照以下几个注意点,首先,在数学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的的基础上以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智力水平适当选择教材与辅导书,其次,再梳理教学系统大纲的基础上,抓住教学重难点,最后,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定时回忆与巩固在传播教学内容过程中渗透道德情操与历史技能训练。
3、创新历史教学法,活跃学生思维再确定完善教学目标突出教学关键点之后,作为实现课堂素质教育的核心与关键是科学选择教学的方法与其与手段。创新历史教学的方法应该本着降低历史教学难度,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素质为目标,应该优化组合与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从历史教学的课堂上的各个环节来创新优化,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学习能力,然后再进行课堂的学生提问时应该注意问题的层次与深度水平深入浅出,使得学生在掌握已有的知识水平之上,开拓思维进行积极的回答与思考,最后在设计课后练习时候应该明确联系目的,难度适当,设计分层次思维的问题,兼顾使得所有学生有完成训练有完成练习的机会与世道拔高水能力水平高的学生的问题。
4、创造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让学生成为主人公创造了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学习环境,可以引导学生发挥出原有自然最佳的学习欲望状态,应该多鼓励学生大胆的说出自己的观点想法,怀着包容与创新的胸怀与观念,反之,如果学生在历史教学课堂上说每句话都怕说错,生活学习于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与老师的关系也就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处处害怕被训斥与绩效那么学生的开拓思维与积极关念又谈何说起呢,所以,创造积极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学习环境是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素质教育作为用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点一级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步骤是不容小视与忽视的一个教育范畴,在初中的教学阶段,也是素质教育实施的最为关键的阶段,历史课堂上的素质教育应该从具体、明确教学目标,突出教学关键、优化教学内容、创新历史教学方法,活跃学生思维,创造民生和谐的课堂环境,让学生成为主人翁等几个方面来贯彻落实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让学生有清晰的历史全局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也将是当今历史教学工作者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与任务。
素质教育是针对中国当前的应试教育提出来的,宏观上来说当前对于教学评价的过程仍然是以考试分数为主的,来自应试教育的阻碍仍是制约现代素质教育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所要探索的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来自应试教育压力,还有着非常多的影响因素。本文就从近几年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出发,探索素质教育真正实施到教学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一、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
当前很多教师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不足是制约素质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学科相对其他的学科来说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教师所讲述的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如果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认识不到位,就会将历史的教育变成了历史史实的教育过程,这样的话学生在历史学科中也就仅仅学到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并没有获得能力的提高,这种教育的思想和过程是制约当前历史学科中素质教育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我们应该充分的理解历史的教育意义,历史的教育应该是贴近生活的,从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去思考,历史事件背后的发展成因、过程和规律,只有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积极主动的思考才能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提高对历史学科的认识,重视历史在素质教育中的教育意义,从课堂改革出发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历史学科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方法。
二、历史教学方法和手段
由于当前中国教育中教学评价的制约,对于历史教学的评价仍然是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方式,因此尽管我国已经实行素质教育多年,但是很多教师仍然选择采用沿用多年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不会“冒险”使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和手段从根本上制约了素质教育的开展过程,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历史教学课堂上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一讲一节课,学生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笔记以及习题的联系来完成历史学习。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当前应试教育和教学评价机制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学生的主观能动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都有着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主动探索和思考方面引导作用的缺失是制约学生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就要充分认识到新课改对于历史教学的需求,转变教学思想以学生为主体,并且积极使用多媒体技术和设备改善教学方式和手段,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积极尝试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过鉴于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我们也可以通过创新手段提高学生对于试题的解读能力,也可以尝试从解题的过程提高学生主观思考能力,进而促进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历史教材的认识
在我国对于素质教育的不断重视下,各个学科都开始了新教材的改编工作。但是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对于素质教育的强烈要求下的历史教材的制定和编写过程让很多历史教学难以理解和掌握,这种对于新教材理解的不到位,对于以教材为中心所开展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提高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教材的理解不到位,使得很多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的过程无法很好的把握。历史课程是一门传统课程,无论是旧版教材还是新教材,历史教师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教学的内容和教材的关系,吃透教材,同时不过分的依赖教材,以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教学的主要目标,辅以教材的帮助开展并设计具体的教学过程,通过科学的安排纵向扩展教材内容,突破教材限制提高教学活动的探索性和全面性。
四、历史教师的素质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是影响当前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重要制约因素。历史教师的水平也直接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当前历史教师素质制约素质教育的开展主要表现在:科研意识、知识结构、创新思维三个方面。首先历史教师的科研意识是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追求和探索,这也是历史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体现,在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的科研意识尤为珍贵,这种积极的探索和专研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提高对历史探索过程。其次完善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历史知识的框架能够给教师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教师能够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发现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点,从而安排具体的教学过程。最后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具体的表现就是新型的教学方法和观念,创新也是当前历史教师素质中最为匮乏的部分,很多教师固守成规,封锁了自己对于历史教学和知识的认识,从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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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高中历史教育过程里实施有效的人格教育方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是历史教师立足的专业点,也是高中新课改、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历史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就21世纪的新人培养要求而言,当前的历史教育状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有,没有对历史课进行准确的定位;长期的应试教育造成教育目标的偏离;教育功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将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出来。
教育是人的教育,然而在以“读书—考试—上大学”为学生奋斗目标的今天,知识的教育、专业的教育被强化,而人文教育却出现严重缺失。近年来“马加爵惨案”“药家鑫事件”的频发给人们敲了警钟,也让人文教育越来越引起关注。历史学科富含人文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之一,不仅承担传承历史文化知识的重任,而且理应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载体。有感于当下历史教学存在严重的人文教育缺失,本文试从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出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和人文教育重建策略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意蕴和界定
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培育人”。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及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教育逐渐被忽视,人们逐渐忘掉了教育的最初根本。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历史课堂中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指历史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道德品质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人生、价值观实现的教育。其本质特征就是对人的教育,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这种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修养的养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是使人理解并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在根本上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
二、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缘起
1.教学情感目标的虚化导致人文教育的迷失
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与教学设计中情感目标的虚化有着直接关系。在历史教案的编写中,教师尽管写上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但这种目标大多是历史知识与能力目标的附带物。在实际课堂授课中,教案内容通常是讲授知识的行进秩序,情感目标自然无从落实。受传统的历史教学观念影响,许多教师只注重历史知识点串讲而忽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致使情感教学目标人为性缺失。教师受这种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模式。对教案中设置的情感目标熟视无睹,从而导致了人文教育在历史教学中方向性的迷失。
2.教学内容的泛化导致人文教育效能低下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评价和“高考成败论英雄”思想的影响,知识目标也就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诉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把相关考试内容直接灌输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这种课堂教学中很轻松,只需课前把知识结构备好,无需为了情感教学而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然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考对知识的多元性、答题能力的综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过去依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做法已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现在的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历史基础知识,而且还要重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重视新材料、新语境的实际运用。由于历史教材实行“一纲多本”编写模式,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重组与创新历史教材的能力,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对教师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些都容易造成传统教学思维下的教师教学自我能力感下降,对新时期课堂教学感到无所适从,致使人文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效能低下。
3.课堂模式的单一化导致人文教育开展困难
受传统教学思维影响,历史课堂教学长期遵循一种“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课堂模式。随着多媒体课件的广泛使用,课堂引入了大量的音频、视频资源,课堂教学内容变得丰富了,然而师生的情感交往也逐渐被课件所“屏蔽”。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教师成了课堂的主宰,这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显得有些僵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及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教学模式备受关注,“师生互动、追求达成率”成为课堂普遍追求的目标。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是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利用生成的动态资源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凝固的课堂场景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动的画面”。[1]然而教师很难摆脱原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由于教师指导不当,小组合作中大多数学生无所事事,没能达到理想教学的要求,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中依然无法开展有效的情感教学。
4.教学评价单一化导致对人文教育的排斥
教学评价作为学校工作的基本环节,旨在比较目标与结果的差异,从而提高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评价者往往以学生学习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提倡多元化评价体系,然而在当前教育大背景下,教学评价主要还是沿袭传统模式。为迎合当前中国单一化的人才选拔制度,为适应单一化的教学评价,教师不得不在课堂教学中唯知识化,从而排斥了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三、历史课堂中人文教育的重建策略
传统历史教学思维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人文教育新模式之间的冲突,不仅使教师陷入教学困境,而且严重阻碍了人文教育的顺利推进。那么在历史课堂中如何才能重新构建人文教育的模式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教学设计中正确定位人文教育目标
传统教学模式下,虽然很多教师在历史课堂中看到了“重智轻情”导致学生厌学和教学效果低下的弊端,但或出于提高升学率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或由于未能真正认识到人文教育的价值,最终这些教师都未能深入探讨和挖掘历史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把情感教学活动作为推进人文教育的载体。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依据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对情感目标重新定位和思考。比如在设计《抗日战争》教案时,可以利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材料充分刺激学生感官,使学生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明白只有奋发图强、自强不息、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远离战争,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在课堂情境创设中实现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
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要注意有意识地对学生的意志、情感等心理品质进行培养。课堂教学是由师生共同进行互动的过程,所以“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递知识或培养学生的智力方面,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2]教师通过设置恰当的课堂情境,可以实现知识目标向情感目标的迁移,知识教育向人文教育的迁移。例如,在学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有关“渡江战役”的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背诵毛泽东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不仅活跃了整个课堂的氛围,而且也让学生感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同样,在讲解《改革开放》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仅记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关键年代和事件,而且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关系促进人文教育的开展
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在历史课堂开展人文教育,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型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的师道尊严的封建观念,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作为历史知识传授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忽视学生的感受。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要关心、尊重、理解、信任和宽容学生。通过爱与民主感染学生、教育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进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尽可能地让学生发挥其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做自己学习和行动的主人。
总之,人文教育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广大历史教师一定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在历史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使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得以提高,使其人格也得到较好的培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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