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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关键词:文体;文体学;宋代;宋型文化;语言;雅俗;古今
宋代是文备众体的时代,各种应用类、文学类文体大致完备,如百舸争流般各胜擅场、此消彼长。应该指出,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立体开放的系统。任何文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易言之,文体的背后有文化,文体的发展和演变往往映衬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如能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对宋代文体学进行观照、审视、思辨,当能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对宋代文体学得出一些新鲜活泼的有益见解。
唐宋时期是华夏文明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文化,高度成熟、全面繁荣。宋人自身对本朝文化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普遍具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并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
朱熹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
史尧弼《策问》云:“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2]1029
陆游《吕居仁集序》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间,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3]
刘克庄《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4]
不但宋人对本朝文化无比自豪,后代的研究者对宋代文化亦莫不推崇备至。王国维、陈寅恪对此曾有精辟论断,邓广铭更以“空前绝后”来赞誉宋代文化:“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5]说宋代文化空前绝后,不是指宋代文化在所有领域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就宋代文化整体衡量而论,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科技、音乐、书法、绘画等都普遍成熟繁荣。
台湾学者傅乐成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论述,影响颇大。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宋代文化的研讨日益深入,并以“宋型文化”来特指宋代在文化方面的开拓创新之功。然则如何界定宋型文化?其特点表征如何?今人已从不同层面、角度来概括宋型文化,诸如内敛含蓄的作风、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态度、兼容创新的意识等,以上数端,可大致综括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质。在笔者看来,宋型文化的突出表现,是“集大成”、“综合性”。若用宋人自己的且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当推朱熹《答姜叔权》的一句话:“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6]拈出其中“融会贯通”,就是宋人说宋型文化的最佳注脚。而宋型文化的会通特征对于宋代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官政治让宋代士人意气风发,他们关注时事,议论皇皇,在政治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学术上形成了崇尚义理、注重思辨的理学。理学是宋型文化的内核,亦是宋代士人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而整个宋代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学烙印。理学对文体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有直接作用,有间接濡染。理学家倡导的“文以载道”说在宋代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显然载道之“文”也是有讲究的,古文最有资格充当载道的文体工具,诗歌次之,而词、小说等则与载道关系甚少。由此言之,宋代古文盛行,成为无施不可的文体代表,正与理学思潮有一定关联。
理学思想还助长了宋人的思辨议论倾向。张耒《答李推官书》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7]用古文发议论自是天经地义,影响所及,宋代的其他文体也都“议论纷纷”。宋人不但在一贯以写景抒情为主的辞赋、记体中说理议论,甚至在诗、词里也大发议论、用经用史。宋代最擅长议论的无疑是苏轼,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云:“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8]因理学的关系,宋代又兴起了语录体散文。这种文体起源于佛教,基本就是一种口语白话,理学家为更好地阐发义理,就用它作了说道理的工具。如说宋代文体有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大趋势,那么语录体正是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精英。宋代士人的学问根底、哲学修养和文艺才华都是卓越出众的,他们的学识贯通各个门类,兼擅不同领域。以欧阳修为例,他既是宋代经学的开创者、独具慧眼的史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代宗师、宋诗的奠基人、别开生面的词家。苏轼更是“十全才子”,堪称宋型文化特质的最杰出代表。宋代文人的这种艺兼多门的情况在古代历史上特别突出,他们有融通化成文化艺术的雄心壮志,表现在文体方面就是创新意识的强烈和破体相参的蔚然成风。宋祁说:“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矩作方,终为人之臣仆。”[9]苏轼说:“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10]宋人的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助成了宋代文体的完备发达、各尽其妙。
在宋代城市文化背景下崛起勃兴的俗文学,如词、小说、戏曲等文体,能够充分体现宋代文体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演进总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诸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等都是商贾辐辏、百业兴盛的大都市。宋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代之文体――词,本质就是于歌台舞榭浅斟低唱的流行歌曲,所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1]。词的臻于鼎盛,自然和当时的城市文化消费脱不开关系。宋代繁华的都市生活让文化娱乐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勾栏、瓦舍等文化消费场所热闹非凡,各种适应城市文化和市民需求的文艺样式蓬勃兴起,说话、杂剧、影戏、傀儡戏、转踏、赚词、诸宫调等,朝歌暮舞、五音繁会。这些根源于城市文化娱乐的文学样式虽然和传统的诗文并存,但已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久的将来,它们会站到舞台的中央,成为最能代表元明清时代文化的文体。
文体虽然千差万别,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折射出背后的时代文化精神。近代人姚华《曲海一勺・述旨第一》云:“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世既殊,物象即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一治一乱,文运攸关,说似诡谲,理实寻常。”[12]研究宋代文体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大背景,文化对文体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p#副标题#e#
文体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结构。文体示人的直观层面是以语言为基本材料的,语言的形质和特征自然左右着文体的样式和规范。字词的音形、句子的长短韵律、语法的规则要求等等,构成了文体的浅表结构形式。尤其那些对形式因素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语言就更加重要,往往成为决定文体样式的必备要件。由此言之,语言是文体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语言的特殊性对于文体样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汉语言为华夏民族的特殊创造,它自成一系,举世无双。王力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而又最富于稳固性的语言之一。”[13]中国文体的发展,即本此独特创造的语言。陈寅恪《论再生缘》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14]充分运用和发挥汉语的特征,在句式、对偶、声韵、词藻等构件上排列组合,古代文体就形成了纷繁的体制形式。譬如宋人作诗讲“诗眼”、宋四六何以不同于前此的骈文等诸多问题,都涉及语言的变化和修辞的特点。其实古人很早就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体了,古代的很多文体分类都是以语言韵律为标准的,突出代表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语言有特殊要求的文体莫过于古代的杂体诗词。杂体诗词本属“文字游戏”,虽然古已有之,但至有宋方发育成熟,渐成气候。宋人不但杂体诗词的作品众多,而且有较成体系的创作理论。例如杂体诗,根据汉字的音、形、义或字数多寡,运用离合(拆、合偏旁或词)、嵌入(如建筑、药名、数名、地名等)、回环(如回文、反复)、重组(如联句、集句)等作为“游戏”手段,构成独具一格的作品形态。可见杂体诗是汉字文化独有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采用。杂体诗词盛行于宋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言文化和创作文体之间的微妙关联。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文体,必得联系语言的嬗替变迁。在古代,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一般认为,先秦的口语和文言(即书面语)是一致的,而西汉时已表现出文言脱离口语的倾向。[15]汉代以后,这种趋势日渐显著,并对文体的发展衍变造成一定影响。我们不妨从文言和口语的视角,把古代文体笼统划分为文言文体和通俗文体。当然,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清语言变迁对文体的影响,不一定完全合适。文言的单音词多,用语典雅考究,显得言简意赅而富有余味。文言文体主要指采用典雅书面语的传统诗文(当然也有例外,如唐代的白话诗)。唐宋以来兴起的白话则较多使用双音词,虚词比重增加,句式更为灵活多变,并融进了大量新产生的市语俗谚,带有浓重的口语语气。通俗文体一般指以口语为主的通俗文体样式,如变文、话本、语录等。
研究显示,中唐至北宋是汉语史上通俗字词滋生最为繁多的时期。因了语言的变化,文体从中唐就开始逐步呈现出一些趋俗的倾向。即便文言系统的文体,如散文,虽以周秦两汉为标榜,但也在大量创造新词新句,还偶尔采用口语入文。诗歌方面,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刘禹锡的民歌体绝句,都隐含着白话口语逐渐渗入文言系统文体的意思。进入宋代,语言变化对文体的影响至为明显。宋代的各种说唱艺术、话本小说、戏曲、语录等空前扩大了通俗文学的势力范围,初步表现出通俗文体和文言文体分庭抗礼的局面。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16]连宋朝皇帝都愿意听“话说赵宋某年”的话本小说,通俗文学的巨大吸引力可见一斑。通俗文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言文体的消亡,文言文体的阵地和势力依然很大,于是就出现了文言和通俗文体间的影响与交流。比如宋代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汉唐的高古、典雅,日益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自然平易的作风。正如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里所说:“诗体既渐趋于自由,其随以并起的现象,即是采用语体以入诗。……唐人诗中虽多采用方言俗语以入诗,但不如宋人之词其采用语体之处为尤多;宋人词中固多有纯用语体以成篇者,但也不如元人之曲之尤为普遍。一方面固是诗体愈自由,愈可增加采用语体的数量。一方面亦是愈采用语体,愈可促进诗体的自由。这二者实是交相为因、交相为果的。” [17]文体的益趋浅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言文体的巨大成就和丰厚积累又源源不断地被通俗文体所吸纳化用,成为新兴文体自我更新和不断提高的内在力量。文体正是在语言的文白竞流、此消彼长复杂格局中逐步演进的。
刘师培《论文杂记》有一段话专论古代文学史的言文关系:“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18]109-110刘师培是具有非凡文学感悟能力的渊博学者,他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往往精警而发人深思。刘氏认为,中国文学的演变是逐渐向着“言文合一”的方向运动的,宋代开始文词日趋浅显,并逐渐有了口语入文的情形,元代以来,言文合一的趋向更加明显。这绝非倒退,实是文字进化的必经阶段。从语言和文体的发展角度考虑,到清末民初才真正实现言文一致,文言文体趋于消亡,白话文体独占鳌头;而宋代则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揭开了文言和通俗文体转关的序幕。
从语言的角度审视古代文体的变迁,所谓文言和白话之争在审美指向上其实也是雅俗之辨。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体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从文化的雅俗方面再作一些考索探究。
宋玉《对楚王问》中有一则“曲高和寡”的寓言流传广泛,里面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日后成了雅与俗的代名词。雅和俗是人们品评事物的尺度、标准,古代的一般观点都是崇雅忌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雅俗共赏也为人所接受。就文体论,也可作雅俗的分辨。雅文体一般采用典雅庄重的文言,流行于官宦士人之间,使用于正式公开的场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传播,譬如古文、骈文、诗歌即是;俗文体则更多采用口语白话,通俗易懂,流行于市井民间,使用于较随意的场合或娱乐场所,传播形式或以书面文字、或以艺术表演,如话本小说、戏曲等。 刘师培《论文杂记》云:“秦汉以降,文与古殊,由简而繁,至南宋而文愈繁;由文而质,至南宋而文愈质。盖由简趋繁,由于骈文之废,故据事直书,不复简约其文词:由文趋质,由于语录之兴,故以语为文,不求自别于流俗。”[18]125这段话里的“文”应该是指语言。不过,如果将其理解为文体,也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就大致表现为由简而繁、由文趋质的总体特征。骈散的消长、言文的更替实是古代文体演进的嚆矢。#p#副标题#e#
笔者把古今文体嬗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言文合一的古文时代(先秦)。上古时代的口语和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当时记载传播工具的不便(如竹帛),治事一般口耳传授,故而“辞尚体要”(《尚书》)、“辞无支叶”(《礼记》),诗文等文体都古雅简赅,此时还无所谓骈散的分途。二是有意为美文的时代(汉魏六朝至中唐)。汉赋尚未成为骈体,但已揭开了骈体形成的序幕。魏晋开始,文学自觉,行文讲究骈偶对仗渐成气候。随着骈体文的定型,骈散的分道扬镳也由此时开启,口语和书面语的距离日益拉大。齐梁年间,近体格律诗草创成体,延至盛唐,遂成一代之大观。骈偶文体为此期主流。三是有意为古文的时代(中唐至南宋)。过度讲究形式偶俪给文体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唐韩愈开始,又复倡简约洗练的古文。韩、柳虽具倡导之功,但古文的再度发扬光大却主要靠了北宋的欧、曾、王、苏等的推波助澜,宋代实为骈散消长的一大关键。散体文的复兴对其他文体产生了深刻影响,通俗文体也在此期勃兴,这些因素暗暗逗露出言文合一的新变趋势。宋代的语录、话本小说等正是文体实现言文合一的过渡形态。四是由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代(元至清末民初)。元明清三代,文体的由简而繁、由文趋质已成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小说、戏曲等通俗文体大放异彩,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日趋缩小。五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时代(民国至今)。清末以来,倡语体入文,口语和书面语渐趋合而为一。更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进,开启了白话文的新时代,文言文时代宣告结束。白话文比散体古文更自由、更解放、更大众化,代表了文体演变的自然趋势。
如果嫌五个阶段繁复,想要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承上启下的界限则一定只能断在宋代。因为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有意味的是,宋代文体学的历史地位正与整个宋代在古代史坐标上的“近代指向”意义相仿佛。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要紧的关节点,又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中国近世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从宋代露出端倪的。就文体而言,亦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语录体很值得重视,它是文言向白话转关中的一个微妙标志,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的特殊风味”。[34]直到民国以后,宋人的文体革新经验还为胡适的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理论借鉴。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笔者注:1915年9月)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35]胡适对民国初年所持塑造新诗的理论作了交底,宋诗的革新在胡适看来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要建立白话新诗的新文体,舍此亦无他途。只此一点,即可说明宋代文体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启迪意义了。
要之,从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可知成熟繁荣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极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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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往往只注重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容易忽视文体活动在中学阶段对青少年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广,人们对中学生中开展文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越来越重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加强民族学校文体活动开展提高学生心理适应能力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加强民族学校文体活动开展提高学生心理适应能力
西盟佤族自治县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当地民族主要为佤族、拉祜族、傣族等,其中以佤族为主。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地的其他民族人员纷纷迁入,并定居于此,如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等,虽然以佤族为主,但民族结构复杂,少数民族学生占绝大部分。由于社会变迁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等原因,西盟佤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呈现出继承与变迁的矛盾。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在不断的改变这固有形态的价值观,给民族价值观带来了很大冲击,又呈现出多对价值观的矛盾。
民族学生是民族地区未来的栋梁,在当前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学生既是受益者,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人们的价值理念变迁过程中往往导致年轻的中学生们没有继承和吸收正确的价值观,却形成了奢靡、懒惰、贪娱、厌学等不良习气。因此,学校教育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及时的引导学生心理健康全面的发展,培养学生良好价值观的形成,提高学生心理适应性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据本次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来看,运用“中学生心理健康综合测试”,通过对19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统计显示26人有较严重的心理障碍,54人有可能患了某些心理疾病,77人显示心理方面有了一些障碍,23人大致属于健康的范围,但应引起注意的是,仅有15人显示心理非常健康。本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虽然绝大部分学生心理没有严重的问题,但对于新事物的适应能力较差,整体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1、心理适应性
适应是个体通过不断做出身心调整,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维持一种良好、有效地生存状态的过程[1]。民族地区的中学生心理适应能力主要是指学生个人与环境取得协调一致的心理。心理适应能力是人的一种综合性心理特征。包括智力特征,但主要是指各种个性特征结合起来,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学生心理适应性主要体现在学习能力,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处理自身所面临或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在学习生活中处理与同学、家庭、社会、教师等方面关系的能力[2]。
本课题组通过对150名学生抽样调查分析,学生心理适应性总体情况及各民族学生的心理适应性水平普遍较高,心理适应性很强的占2.67%,适应性较强的占58.67%,适应性一般占38.66%,在抽样调查的学生中没有出现心理适应性较差和很差的学生,这说明学生心理适应能力都在一个较好的范围内。经过调查,虽然学生的总体心理适应性较好,但与社会适应性、学习适应性的调查呈现出矛盾的一面。社会适应性、学习适应性也是学生心理适应性的内容,但几份调查比较发现,对学生总体的心理适应性的调查可能呈现了学生的一种“心理假象”,由于传统民族文化乐观、随意等的成分的影响,学生表面看似适应能力较好,但对社会适应性、学习适应性的调查却发现并不乐观。
2、社会适应性
社会适应性,起源于达尔文进化理论学说“适者生存”一词,民族学生对于社会适应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自理能力、适应新环境能力、与老师同学交往能力、适应新学校管理方法的能力等。
经过调查,各年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差异不明显。对民族异质进行比较,除高一年级彝族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与佤族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他各民族进行比较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总体的情况是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且高年级学生学生与低年级学生比较,社会适应能力并没有提高。
3、学习适应性
学习适应性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调整自身,积极主动适应学习环境,通过自身原有知识经验来获取知识,获得能力的过程。民族学生学习适应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在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效率等方面。
通过调查学生对学习有一定的兴趣,但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效率较低。对学习方面的困扰可能是多方面的,不如家庭、社会、学校、教师等。学校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比如劳逸结合、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等。
传统教育往往只注重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容易忽视文体活动在中学阶段对青少年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推广,人们对中学生中开展文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越来越重视。对于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由于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往往在学习方面找不到成就感,开展文体活动就尤为重要,它是培养学生自信心的一个法宝。能歌善舞、爱好运动是我们这些民族学生的共同特征,哪怕学习成绩不理想,只要他们一走上歌舞台或运动场,马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充满了自信心和表现力。
文体活动的开展,不但是学生健康身体、愉悦心情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缓解沉重学习负担的方法,同时还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文体活动能使校园充满生机、活力,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途径。开展文体活动能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培养民族学生的自信心,帮助学生建立集体荣誉感,使他们具有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
1、文体活动合理开展
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学校合理开展文体活动,是推进基础教育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体活动合理有效的开展,可以全面提升育人质量,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拓展课外活动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基石。 (1)以人为本,以生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学校教育中“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学生真正的视为教育的主体,不断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以生为本”就是学校要把学生作为生存和发展之本,把学生利益放在首位。办学理念和教学理念要从“教学生”转变成“培养学生,为学生服务”。学校要从关心学生、热爱学生入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深刻的认识到文体活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转变传统观念,重视体育课程的开发和质量,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转变形式为主的文艺活动,在开展活动中要让学生体会到“娱而有感”,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文体活动的开展要树立健康快乐成长理念,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系统地设计能切实提高学生文体技能的内容和方法体系,有效开发文体教育功能。本着健康快乐成长的理念开展文体活动,以活动促进学生培养情感。
(2)激发学生积极性
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全面地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学生采取个性化教育,即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个性化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创造力的发展,而创造力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地使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进行学习[6]。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里多开展文体活动,积极贯彻新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进引导、激发学生参与文体活动的积极性,通过活动的参与和磨练,长见识、得乐趣,从而掌握运动技能和艺术技能,提高能力和水平。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要“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在文体活动中充分发挥文体活动的优势,激励、唤醒、鼓舞学生,以信任为前提让学生自主筹办各种活动,不包办代办。
(3)发展特长教育
提高学生心理适应能力,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素质教育实施要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转变观念,营造素质教育的氛围。文体活动合理有效的开展,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学生的个性,还为素质教育的推进铺筑了一条通往全面发展的轨道。民族地区中学生的文体活动就是张扬个性、发展特长的活动,通过文体活动,能使学生更好地发挥个性。我们要进一步拓展教育的空间,以目标构建内容,促使学生发展特长,从而开展有特色的体育、文艺教育活动,提升教育质量。民族地区文体活动的有效开展,还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多种多样的民族体育、文艺使民族个性也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是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的方式。
(4)教学相长全面发展
教学相长,要处理好课程、教师、学生的交叉运动过程,要处理好学生的期待效应和课程的动态生成过程。“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文体活动,要以提高文体教育师资的专业水平和教育能力为先导,面向全体学生,满足广大学生完善人格、学有专长、技能发展的要求,并满足个体选择发展和心智水平提高需求,开展师生互动,坚持教学相长,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通过“教”与“学”的关系提高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
(5)全体学生共同参与
参与式文体活动是以学习者的发展为中心,在自然轻松的学习氛围中,以分组活动的学习方式,通过自由的学习行为,自主的探究精神,合作的学习态度,体验活动的乐趣,体验成功和发现自我价值。所以全体学生共同参与的文体活动,能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合作态度,在活动中学会合作。在参与式的文体活动中,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在合作过程中的适应能力。在民族地区学校开展文体活动,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参与,要充分合理安排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合理配置文体教育资源,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活动方面展示身手,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文体活动内容的丰富
文体活动的开展,能达到课内外相结合的目的,有利于学生良好品质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欣赏、创造美的能力。因为问题活动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是美育的延伸和必要的补充,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文体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大型的文艺汇演外,音乐、美术、体育课外活动小组,以及与生活、科技相结合的文体小组活动都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民族学校(以西盟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为例),就开展着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出以下建议。
(1)丰富体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体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是身心文化。体育除发展知识、技能和体力外,还把人的情绪、态度、理想也作为教育价值的取向[7]。开展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竞争性的体育文化活动,不仅是体育课程的丰富,还能激发学生的健康意识,还是学校校园文化活动的丰富。按国家课程标准按质按量开展体育课程,完成体育课大纲规定的内容,不以文化课程紧等任何理由占用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并在体育课标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校民族学生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及体育竞赛等。比如在开展传统体育活动,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拔河比赛等活动的基础上,发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比如民族操等,并把每届民族运动会持续开展下去。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文艺活动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艺育人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陶冶学生情操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因此,学校要充分意识到文艺活动的功能,实现文化育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文艺活动能以一种暗喻的形式来表现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志,是一种人格精神和生命意志的外化,通过文艺活动学生能拓展自己我价值追求和体验生命的意义[8]。在民族地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还可以发掘民族地区特有的“生态文艺”,通过民族地区生态文艺与活动的结合,能使民族学生的人格精神和生命意志外化,更能促进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形成,提高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等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心理适应性的提高,还可以达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民族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要结合学校的音乐、美术、劳技等课程综合开展。 首先,要保证音乐、美术、劳技等课时要求。每周每班一节音乐课、一节美术课、一节劳技课都正常开展,并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要注意美育的功能,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感受文艺的熏陶。
其次,做好节日宣传活动,组织好节日文艺晚会,充分利用祖国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开展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利用五四青年节、元旦节开展文艺晚会,利用六一节做好儿童向少年转变的教育活动。
再次,利用课余时间开设好文艺兴趣小组活动,充分利用边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在学校里开设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如,高中年级的舞蹈、歌唱、美术特长班,初中年级的舞蹈、歌唱兴趣小组等。
3、文体活动中提高学生人生观、价值观
开展好文体活动,对中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同学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开展文体活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在民族学校中开展文体活动,能使学生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进步。能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开展文体活动,教师对教学投入积极情感,在活动中与学生保持密切的关系,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平等,促进学生保持愉快的学习心境。不仅能促进师生之间的关系,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2)开展文体活动能促进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根本观点,它决定着学生的道德品质及其一生的发展;价值观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的学生生活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主要时期。在我们民族学校中,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文艺和体育,他们能够在活动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体现,能够很好地展现自我,彰显个性。所以在文体活动中,学生能寻找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能够体会到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学生还能在文体活动中寻找到自己在课堂学习中体会不到的展现自我的舞台;能够培养学生正直、善良、诚实、勤奋的性格,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会善待他人。有了正直、善良的品格,他们就能立于人生的大舞台。
(3)开展文体活动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我们民族学校里,由于民族学生所占比例众多,各民族学生之间由于语言、生活习惯、习俗存在差异,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复杂,各民族学生之间甚至会产生矛盾。而在文体活动的舞台上,没有民族之分,大家都可以在文体活动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大家都尊重有才艺、有特长的学生,甚至能把各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在文艺晚会的舞台上还是在体育比赛的运动场上,各民族学生都能很好地进行配合,晚会中能把佤族的拉祜族的和傣族的舞蹈整合在一起,编排出赏心锐目的节目;运动场上,谁有能力谁上场,绝不会因为民族关系而坐冷板凳。所以,在我们民族学校里,文体活动能帮助各民族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4、寓教于乐的心理健康活动
民族学校的学生具有其特殊性,教育和管理工作要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要注重其有效性,必须采用灵活多样的工作形式和措施,把这样一个受教育的特殊群体引导到我们既定的教育目标上来,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决不是让学生玩一玩,乐一乐而已的问题,它能有效的提高我们对民族学生的整体管理和教育水平。
(1)增强凝聚力,便于老师引导
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是民族学校学生非常感兴趣并乐于参加的一种形式,在活动的进行中加强了解和沟通,能有效的抵御不良影响,减少压力,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产生很大的凝聚作用。
(2)加强互相沟通
民族学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观念,他们是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个特殊的个体。作为教育和参与管理的老师,学校教育要让他们进行沟通。开展各种体育比赛和排演文艺节目都能起到沟通的作用。老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中,能很快了解和掌握学生群体中的各种信息,便于及时的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3)稳定学生情绪
在民族学校中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举办文艺晚会、开展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运动会等文化学习比赛和各种集体项目的体育比赛等,可以使各民族学生之间的隔阂、误会消除,加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相互理解与配合,加强凝聚力、亲和力。
(4)促进学习和提高理解能力
有组织有目的地让他们参加丰富的文体活动,了解各民族的语言艺术和文化传统,对民族学生提高学习兴趣,提高理解能力,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1、充分提高中学生对课外文体活动重要性的认识。各班把开展中学生课外文体活动作为推进素质教育、活跃学生课余生活、培养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入工作计划,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制定实施方案,把活动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加强对课外文体活动的管理与指导。为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环境,认真研究,精心设计,积极探索符合本学校实际、面向全体学生的活动内容与方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责任明确,实施方案科学有效,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成中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制度化和规范化。
3、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文体设施。按照国家和省关于中小学校体育器材设施配备要求,不断改善开展课外文体活动的条件,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的需要。
4、加强安全保护工作。在开展活动中,要高度重视安全保护工作,从活动计划的安排、文体设施的检查、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过程的控制以及指导教师的选用等各个方面严格把关,以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5、加强舆论宣传,树立先进典型,推广先进经验。落实责任制,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做好中学生课外文体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6、利用每天下午课余时间。形成不少于一小时的文体活动或其他课外活动,活动内容贴近学生生活,活动形式采取兴趣小组或班级之间、年级之间的各种比赛活动等。
7、建立评比表彰制度,促进中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全面持久地开展下去。校领导大力支持学校团委年级组开展各种比赛活动,为他们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保证活动顺利开展,活动结束后在周一升旗时亲自进行点评和颁奖,表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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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论文能否被录用、发表及检索。体裁分析为研究摘要的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文献研究未见对于土木工程学术论文英文摘要所做的体裁分析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土木工程英文学术论文的文体特点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以自建的语料库为基础,对语料库中土木工程英文学术论文从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加以分析,得出了土木工程专业英语的特点,并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建议,以便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在学习实践中更好地加以掌握。
【关键词】土木工程英语 学术论文 语料库 文体特点
文体,文章的体式,即一篇或一类文章所表现出的遣词造句的规则和谋篇布局的格式。科技英语作为现代英语的一种功能变体,是科技文化群体中所特有的一种文体。与普通英语相比,除目的和意义方面的差异外,在词汇、句法和篇章的构建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土木工程英语作为科技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在进行专业英语阅读和写译时需要熟练掌握的语言变体。土木工程英语与其他领域的科技文体存在很多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本文根据可代表性和易接近性的语料选取原则,以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出版的包括《建筑工程期刊》在内的3种土木工程专业期刊在2012年3~5月期间收录的30篇科技论文为语料,探讨了土木工程英语在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的特征,针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和研究者在掌握本专业英语特点方面的难点提出了一些建议。
1.专业术语
土木工程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其词汇高度术语性或专业化特征显著。这些词汇词义精确而狭窄,只用于本学科,利用专业词汇表可以较快掌握。相较专业术语,土木工程英文学术论文中还存在另外一类词汇,它们的使用范围较广,出现频率也高,被称为通用科技词汇或半科技词汇、半专业词汇。例如:
For tensioned fabric structures, the natural principle translates to using soap film models as analogues for finding optimal design solutions.
上例中的soap film按字面意思读者可能会理解为肥皂剧(正确的英语表述应为soap opera),土木工程英语中则应理解为“皂膜”。这些半专业术语在普通英语以及不同学科的科技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词义,需有区别地加以掌握。
2.词根、词缀构词法
据费洛德著的《科学词汇》一书所载,科技词汇的基本词素不过1150个。土木工程英语也是如此。这些词素来自拉丁语和希腊语,不会因为频繁使用或文化发展而引起词形、词义的变化,每个具体的词素都有一个固定的含义,只要读者掌握了构成一个词的各部分的含义,懂得词根表示一个词的基本意义,并运用大学英语阶段所学的构词法,如加缀法、复合法、拼缀法等,就可以在阅读中对所遇到的生词加以分析,迅速扩大自己的专业英语词汇量。
3.名词化
土木工程英语词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名词化倾向,它是指使用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抽象名词替代在日常英语或其他文体里的动词、形容词等词充当某些语法成分。土木工程英语的名词化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英语动词的使用受到形态变化规则的严格限制,一个句子结构通常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大量靠动词表达的概念不得不借助于其他词性,特别是名词;另一方面,名词化结构紧凑严谨、简洁明晰、信息量大、传递效率高,同时还可以避免人称主语,增加客观效果。例如:
Computational form-finding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detailed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of a surface spanning given boundaries and satisfying the assumed pre-stress.
例句中的form-finding名词化结构,通过前置性陈述,将主要传递的信息放在主语位置,加以强调,同时将句式结构简化成简单句,表达概念更确切严谨。
以下将从时态、语态、模糊限制语以及主从句的使用等四个方面讨论土木工程英语的句法特征。
1.时态特征
英语中谓语动词的时态共有16种,但对语料库中的土木工程英语学术论文进行分析统计后发现仅出现6种时态,即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现在进行时、一般将来时、过去完成时,其中一般现在时占使用时态总数的86.1%。
The level of the out-of-balance forces determines the magnitude of incremental displacement that needs to be added to each node, to ensure static equilibrium.
上述例句中一般现在时的使用主要用于一般性的描述,能给人以无时间限定、客观真实的感觉,使行文更加生动,强调动作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2.语态特征
对语料库中的土木工程英语学术论文进行分析统计后发现,由于论文中需要表述的内容比较客观,凡是需要引起读者关注的客观事实,需论证和说明的科技问题通常都将被置于主语的位置上,凡是不需要明确指出动作的执行者或动作的执行者不可知时,动作的形式均采用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为36.0%,这与之前学者对科技英语文体中被动语态的使用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In broad terms, form-finding can be defined as a process that shapes a structure by the action of forces applied to it.
上述例句中,作者为了突出论述的话题,将form-finding放在句子的主语位置,引起读者的注意,预示话题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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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消费的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绿色营销观念认为,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顺应时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注重地球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实现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社会利益及生态环境利益的协调统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市场营销相关毕业论文:21世纪的营销主流—绿色营销。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1世纪的营销主流—绿色营销全文如下:
内容概要: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通过绿色营销活动,协调了企业利益保护环境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至于对后代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和威胁,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营销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企业,绿色营销是企业的营销活动,绿色营销的策略主要是企业的一系列营销策略和方法构成的。21世纪将是绿色文明的世纪和绿色经济的时代,:绿色营销必将成为21世纪的经营理念。
关键词:绿色消费 绿色营销 绿色文化 绿色计划 绿色产品 绿色价格 绿色促销 绿色渠道 绿色管理
不断恶性化的今天,人们对环境和资源的忧虑逐渐转化为消费过程中的一种自律行为,更加倾向于适度、无污染、保护环境的消费,绿色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或正被逐渐唤起。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且已形成了绿色需求——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价格——绿色市场开发——绿色消费这种以“绿色”为主线的消费链条。因此,从根本上讲,是绿色需求决定了绿色营销的产生、规模、运作模式和发展趋势。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导致的绿色需求和绿色技术水平的差异,正越来越多地被发达国家利用来作为遏制他国对外贸易的壁垒,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
乌拉圭回合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中规定:“不得阻止任何国家采取措施来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健康、保护环境。”这样,环境保护就成为不承诺相关的国际贸易规范的一种借口,而实际上确有一些发达国家借保护环境为名,行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之实。西方国家设置绿色壁垒的主要目标,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创汇所主要依赖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设置的,其结果将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产品逐渐退出国际市场。所以它将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恶化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困难处境及国际收支状况。
随着1999年1月1日欧元的启动,欧盟将更注重扶助区内较落后的国家,这势必也会导致绿色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及早准备应对措施。绿色壁垒主要包括课征环境进口附加税、限制或禁止进口、绿色贸易制裁、绿色标志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由于其隐蔽性强、技术要求高、灵活多变的特点,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利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要想冲破绿色壁垒,进行绿色突围必须加强绿色营销,舍此别无他途。
绿色营销是在绿色消费的驱动下产生的。所谓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意识到环境恶化已经影响其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要求企业生产、销售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绿色产品,以减少危害环境的消费。所谓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
1.绿色消费是开展绿色营销的前提。
消费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绿色消费是较高层次的消费观念。人们的温饱等生理需要基本满足后,便会产生提高生活综合质量的要求,产生对清洁环境与产品的需要。满足绿色需求,是绿色营销的出发点。
2.绿色观念是绿色营销的指导思想。
绿色营销以满足绿色需求为中心,为消费者提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能有效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损害健康的产品。绿色营销所追求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重视协调企业经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力求实现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发展。
3.绿色体制是绿色营销的法制保障。
绿色营销是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新观念,所要实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必须有完善的政治与经济管理体制,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与绿色营销的方针、政策,制约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以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维护全社会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
4.绿色科技是绿色营销的物质保证。技术进步是产业变革和进化的决定因素,新兴产业的形成必然要求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如背离绿色观念,其结果有可能加快环境污染的进程。只有以绿色科技促进绿色产品的发展,促进节约能源和资源可再生、无公害的绿色产品的开发,才是绿色营销的物质保证。
1. 绿色营销所倡导的绿色文明。
通过绿色营销活动,协调了企业利益保护环境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至于对后代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和威胁,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绿色营销有利于企业占领市场和扩大市场销路。
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增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成为时尚和明智之举。
3. 绿色营销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和优化企业行为。
绿色营销促使企业采取防治和防止污染技术或使用无污染技术,在企业内部营造清洁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有利于企业职工的身心健康,在企业外部通过绿色营销,树立企业“绿色”形象,促进产品销售和企业发展。
1.制定绿色计划。
实施绿色营销战略和生产真正绿色产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适宜 绿色计划。在企业绿色计划中,应明确企业的环境事务的方针和方向,不仅要阐明企业自身应当承担的研制和营销绿色产品的义务,还要具体说明环保的努力方向以及如何尝试,并用以指导日常决策。此外,企业绿色计划还必须与企业长期战略计划相组合,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
2. 绿色产品策略。
开发绿色产品,要从产品设计开始,包括材料的选择,产品结构、功能、制造过程的确定,包装与运输方式,产品的使用及产品废弃物的处理等都要考虑环境的影响。绿色设计是本阶段的关键,它强调对资源与能源的有效利用。在产品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材料选择、产品制造品牌、功能、包装、回收、无污染、安全等。绿色产品的生产过程应该是“一种清洁生产”,这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或消灭于生产过程之中。企业在给产品命名和选择品牌时,要符合绿色标志的要求,符合“环境标志”。而且绿色包装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应选择纸料等可分解、无毒性的材料来包装,并使包装材料单纯化,避免过度包装等。企业在产品或劳务满足绿色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性、可分解性,并搞好包装品及其废弃物的回收服务,以免给环境带来污染。
3. 绿色价格策略。
利用人们的求新、求异、崇尚自然的心理,采用消费者心目中的“觉察价值”来定价,而且消费者一般都认为绿色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愿意为此支付较高的价格。二是根据“污染者付费”和“环境有偿使用”的现代观念,企业用于环保方面的支出应计入成本,从而成为价格构成的一部分。但是,绿色产品价格上扬的幅度不仅取决于绿色产品品质提高的幅度和环保费用支出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价格的理解。在工业发达国家,绿色产品价格上扬幅度较大,消费者也乐于接受。在我国,由于消费者的绿色意识较弱,绿色产品价格上扬幅度不宜过大,在大中城市市场价格可略高些。
4.绿色渠道策略。
绿色营销渠道的畅通是成功实施绿色营销的关键,既关系到绿色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又关系到绿色营销的成本。因此,企业选择绿色渠道时:一是选择具有绿色信誉的中间商。如关心环保,在消费者心中有良好信誉的大中间商,借助该中间商本身的良好信誉,推出绿色产品。二是设立绿色产品专营机构,以回归自然的装饰为标志,招徕顾客。三是所选择的中间商应不经营相互排斥的、相互竞争的,而且相互补充的非绿色产品,便于中间商虔心地推销企业绿色产品。
5. 绿色促销策略。
绿色促销就是围绕绿色产品而开展的各项促销活动的总称。其核心是通过充分的信息传递,来树立企业和企业产品的绿色形象,使之与消费者的绿色需求相协调,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因此,绿色营销首先是一种观念。企业要通过宣传自身的绿色营销宗旨,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其次绿色营销又是一种行动。企业可以利用各种传媒宣传自己在绿色领域的所作所为,并积极参与各种与环保有关的事务,以实际行动来强化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最后,企业还应大力宣传绿色消费时尚,告诫人们使用绿色产品,支持绿色营销,本身就是对社会、对自然、对他人、对未来的奉献,提高公众的绿色意识,引导绿色消费需求。因此,制定绿色促销策略,应注意长远目标与现阶段任务相结合,要突出重点、切忌空泛。
6. 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就是融环境保护的观念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活动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研究(Research):把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之中,重视研究本企业的环境对策;减消(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异物的排放;再开发(Rediscover):变传统产品为“绿色产品”,积极争取“绿色商标”;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erver):积极参与社区的环境整治,对员工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绿色企业形象。企业只有在绿色管理原则下,才能加快向绿色企业发展转变,推动企业采用各种环保技术,实行清洁生产,生产出符合社会和消费者需要的绿色产品,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营销将成为21世纪营销的主流,这是因为:
1.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呼唤绿色营销。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同自 环境及社会环境相联系,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以保证社会实现良性循环发展的长远战略。然而,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给广大消费者提供物质福利及给企业带来巨额商业利益的同时,却严重地浪费了自然资源,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并造成恶劣的社会环境,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保护自然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解决恶劣的社会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势在必行。7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80年代是逐步树立环保意识的年代,被称为“环保崛起的十年”。90年代则将环保付诸于行动,称为“环境行动的十年”。
至今,世界各国,尤其经济发达国家掀起了制定“环保标志”,实施“环保意识”的战略及方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从宏观方面,要求政府重视制定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方针及具体办法;从微观方面,要求各类企业将营销活动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相联系,使企业营销活动有利于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也就是说,要求企业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开展绿色营销。
2.21世纪的消费者趋向于绿色消费。消
费者趋向于绿色消费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在为社会及广大消费者谋福利的同时,造成恶劣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已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治理环境污染,要求企业停止生产有害环境及人们身体健康的产品;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居民个人收入迅速提高,他们迫切要求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及高质量的消费,亦即要求绿色消费。
3.政府更加重视制定和严格实施规范企业营销行为的立法。
政府对企业立法调控行为日趋严厉,既囿于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及保护生态平衡运动的压力,同时,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亦促使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更加成熟。
4.绿色营销是21世纪企业兴衰的根本。
21世纪的企业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先是宏观环境的压力,诸如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和保护生态平衡运动的压力,以及政府规范化立法的压力,从而驱使企业必须树立环保观念,开展绿色营销;其次是广大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需求剧增,企业必须顺应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开展绿色营销,才能赢得顾客;最后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迫使企业改变经营观念,开展绿色营销,才能有力地对付竞争对手,不断地提高市场占有率。
5.传统经济为现代经济所替代,为企业开展绿色营销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只重视劳动力和资本在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重要作用。过去,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价值的,例如,在种植业中认为唯一成本是开发及耕种,而土地是无价格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甚至掠夺式开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同早期市场营销理论一样,倾向于产品及生产导向,其发展的重点是物品数量及服务创造,而非生活的品味及消费者的满意度。如今,现代经济已取代传统经济,现代经济不仅重视劳动力、资本,而且同样重视自然资源在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同环境相协调,从而为企业从传统营销转化为绿色营销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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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各大城市中年单身人口显著增长。相比琐碎忙碌的家庭生活,独居人士认为,独居享有更多空间和自由,可以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吸引不少已婚或中年人士投身其中。
美国社会学家认为,独居时代降临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数据显示,独居家庭和无子女的丁克家庭已成为美国主流居家生活方式,高于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克利嫩伯格认为,独居兴起是美国社会经历的最深刻变革。
20世纪50年代,400多万美国人独居生活,独居户仅占总户数的的9%。那个年代,人们除非迫不得已,不会选择独居。独居人士常见于西部各州,如阿拉斯加、蒙大拿和内华达等地。这些地方相对偏远、人口稀少,大量依赖外来劳力。到此打工者多为单身年轻男性,为挣钱远赴他乡,不得已独居生活。一旦攒下些钱或年纪大了,他们就会结束单身,结婚生子,过上传统的居家日子。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2011年统计结果显示,有近3300万美国人独居生活,独居户占总户数的28%。这一数据意味着,独居家庭和无子女的丁克家庭已经成为美国主流居家生活方式,高于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和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今罕见“过渡型”独居者,即成家前短暂独自生活之人。研究显示,一旦独自生活5年以上,这些独居者极有可能终身维持孤家寡人的生活方式。在美国,除了育有子女的夫妻,独居者的生活状态最为稳定。与50多年前的情况不同,他们更常见于城市之中。
克利嫩伯格欢迎独居时代到来,认为尚无证据显示独居生活令美国人更加孤独。他发表不少学术文章强调,衡量生活是否孤独,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卡乔波与人合著《孤独》一书,指出是否独居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感觉寂寞。
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独居者更自由地通过社交网络彼此联系,往往能在短时间内一呼百应,走出家门聚到一起。
当独居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社会学者纷纷试图重新定义“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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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学首先来自于古代的修辞学,来自于亚里斯多德的修辞论。现代文体学创始人是法国文体学家巴利(索绪尔的学生),文体学的性质是一门结合文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适宜于对文学和语言学很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的一门课程。简单地说,文体学就是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文学内容和写作风格的一门学科。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和写作技巧。同时,激发学生开展批评性阅读,尝试建立自己的见解。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语文体学论文格式相关模板。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题目:
1)StylisticAnalysisof…………..
2)ComparativeStudyofAandBfromthePerspectiveofStylistics
AbstractinEnglish
KeyWords(3-5)
Introduction(thetextyouanalyze)
ⅠAtthePhonologicalLevel
ⅡAttheGraphologicalLevel
ⅢAttheLexicalLevel
ⅣAttheSyntacticLevel
ⅤAttheSemanticLevel
Conclusion
References(includingatleast2references)
Appendix(thetextyouanalyze)
1.根据所学内容对某个文本进行分析。论文里若引用别人的观点必须用夹注标明,格式为(Thomas,2012:12);论文末尾列出的参考文献必须是论文里引用过的。引用别人的内容不得超过15%,否则视为抄袭。切忌拼凑。
2.格式要求按以上模板,统一用TimesNewRoman五号字体,每部分大标题用黑体,1.25倍行距,页面两端对齐。使用英文标点。
3字数要求:1500以内
文末参考文献格式:
Thomas,J.D.2012."ScienceandtheSacred:IntertextualityinRichardPowers'sTheGoldBugVariations."Critique51,no.1:18-31.AcademicSourcePremier,EBSCOhost(accessedDecember7,2012).
Hung,Eva.2002(ed.).Teachingtranslationandinterpretation4:Buildingbridges.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
4.论文截止时间:18周周二三四节,打印版:A4纸打印,(学委收齐后按学号排序)
电子版(文件名:班级+中文姓名+论文题目)由学委收齐后,按学号排序,打包压缩发至(电子版可延至18周周五交。)
5.评分标准:原创性;语言流畅地道;格式符合要求;按时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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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打动读者,诱发其消费欲望。广告翻译亦然,它强调的是译文的效果,不仅要提供明白易懂的商品信息,而且还要具有原文的感染力,让译文读者也能获得同样的感受。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广告文体的特点浅谈广告翻译的艺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广告文体作为应用文体之一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英汉广告在遣词造句以及修辞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因此,在翻译广告时,应根据具体广告的不同特点,采用灵活的译法,译成符合目的语读者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的广告。
关键词:广告 文体特点 翻译 艺术
论文正文:
从广告文体的特点浅谈广告翻译的艺术
随着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英文广告的翻译显得越来越重要。广告翻译不仅同产品信誉、销售和经济效益息息相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谭卫国2003)。本文拟从广告的文体特点着手,探讨如何在广告翻译中达到与原文同等的效果。翻译是一种艺术,广告的翻译更是一种艺术,它是美与简的结合。
一般来说,英文广告词的句子比较简短,讲求利落有力,大量使用省略句、祈使句及破折句,忌讳用结构复杂的长句.例如:
(1) Coca-cola is it.还是可口可乐好
(2) Fresh up with seven-up.请饮七喜,倍添精神。
(3) Good to the last drop.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4) The taste is great!味道好极了。
(5) A diamond lasts forever.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以上这些广告语实际上都省略了很多常句当中应该有的名词和词组。这些简短的句子琅琅上口,涵义深刻,能产生让读者过目不忘的效果。
此外,广告语篇充满修辞,明喻、暗喻、拟人、双关、夸张等修辞手段在英汉广告语体中都被大量使用。这些修辞手段的生动形象的运用,使得广告语篇巧妙异常, 让人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吸引人们注意该广告商品,并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例如:
(6) Feather water: light as feather.法泽瓦特眼镜:轻如鸿毛。
(7) I am More satisfied! 我更满意摩尔牌香烟。
(8) We have hidden a garden full of vegetables where you would never expect. In a pie. 我们在您想不到的地方藏着整个菜园。就在馅饼里。
(9) Flowers by Interflora speak from the heart.植物园培育的鲜花倾诉衷肠。(陈新1993)
例(6) 为典型的明喻式广告标语,十分生动而富于想像力。例(7)是双关,More这个词既指香烟的品牌又可以看作是形容词的比较级的构成。例(8)是夸张,将馅饼中大量的蔬菜夸张成一个菜园。在例(9) 中,鲜花给拟人化了,好像情人一样诉说衷肠,情意融融,魅力非凡,动人心魄。
鉴于英汉语广告在遣词造句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别,我们在翻译中一定要慎重对待,以保证在翻译中实现在功能对等的基础上等效。广告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打动读者,诱发其消费欲望。广告翻译亦然,它强调的是译文的效果,不仅要提供明白易懂的商品信息,而且还要具有原文的感染力,让译文读者也能获得同样的感受。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广告语“衣食住行,有龙则灵”Your life is very busy, and our Long Card will make it easy. 在这句的广告语翻译中,并没有把建设银行的龙卡翻译成为dragon card,是因为在西方国家dragon是一种邪恶的动物,是不好的象征。但在中国,龙是吉祥的象征。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只能将龙卡译成Long Card才能达到与汉语同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广告语的翻译不仅要求语言上的对等,在词的情感上也要很有表现力,诱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例如:
AVON Perfect Day Moisture Cream
Nourishes skin with the moisture it needs or a softer, more healthy appearance.
雅芳保湿营养霜蕴涵丰富维生素和天然保湿成分,具滋养和保湿功效。为肌肤提供氧分和水分,另肌肤全日滋润亮泽、平滑柔软,保持健康的动人光彩(郑玉琪,郭艳红2005)。
译文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形式上都给一种简洁纯净的感觉,并且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营养霜带给女性的美,从情感上打动读者,激发购买欲望。
通过以上的实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同一则广告对于不同民族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照葫芦画瓢,一字不动地译成另一种语言不一定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广告翻译侧重的是效果,因此,在翻译广告时,应根据具体广告的不同特点,结合目的语语言的文化和其特点,准确、创造性地译成符合目的语读者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的广告, 以促进产品的销售。
[1]谭卫国.英汉广告修辞的翻译.中国翻译.2003 (4).
[2]陈新.英汉文体翻译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苏淑惠.广告英语文体功能与翻译标准.外国语.199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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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结果显示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以负面居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主要有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和媒体宣传手段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美国主流媒体;跨文化
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皆有对此形象进行“自定义”的可能。因此,他国公众尤其是他国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一个国家的报道和评论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中国值得庆祝的两项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对这两大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无疑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美国《纽约时报》,CNN,VOA三家主流媒体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对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纽约时报》, CNN, VOA 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素材,通过分析文本中的词语,句子来解读中国国家形象。选取《纽约时报》是基于这份报纸至今已由百余年历史,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高级报纸,素以信息灵通、言论权威著称。CNN同样是美国重要的主流媒体,每天24小时的全球直播新闻报道,对于公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远的影响。VO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每周向世界各地广播1300多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听众一亿多人。因此这三家媒体在美国众多媒体中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三、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的文本分析
据相关资料整理统计显示,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6篇,CNN 4篇,VOA 2篇,共计12篇。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8篇,CNN 1篇,VOA 5篇,共计14篇。分析结果表明,《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负面报道。总体来说,这三家主流媒体对这两项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选取具有偏向性,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予以重点报道,而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大肆渲染。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中国的腐败问题,台湾问题,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这四个方面进行内容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多以强权专政的形象出现。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或是一笔带过或是避而不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丑化。
以《纽约时报》于2011年6月30日一篇名为“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的报道为例。在这篇报道中出现: “a bit like many 90-year-olds”; “increasingly infirm, fearful,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prolong life, but overwhelmed by the complexities of managing it.” 文本中将中国共产党类比为“日渐衰老的90岁高龄老人”,“内心充满恐惧,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但在处理复杂事情过程中总是被压垮。”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老人是脱离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年轻人不愿意过多与老人交谈接触①。因此《纽约时报》把中国国共产党比喻为90岁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美国读者的误导。
CNN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China can not confront truth of century-old revolution”中,多次使用 “low-key celebrations(低调庆祝)”来形容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low-key”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not intended to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其中“intended(意图)”有主观愿望的感情色彩,所以“low-key”一词不单意味着“低调”,实则暗指主观上的消极态度,所以CNN一定程度上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没有积极主动承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同时,CNN指责当前中国政府全完抛弃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民主与个人自由。“1911 was a revolution inspired by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personal liberty. Those ideals are cynically disregarded -- or brutally suppressed -- by China’s present government.(直译:辛亥革命是一场追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革命,而这些理想被中国当前政府无情地抛弃和残酷地镇压了)”。
而《纽约时报》也指责中国当前政府忽视民主和个人自由。其中的一篇报道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They want you to remember what they want to tell you, and not what the truth is, whether you know already or not. And even after you know, it still doesn’t matter.”(直译:他们只想让你记住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非事实真相,无论你知道与否,即便你知道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味向民众灌输一切信息。
2.中国的腐败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都对中国的腐败问题予以关注。2011年7月2日《纽约时报》和CNN的两篇报道中都分别提到了胡锦涛同志在建党__周年大会上关于腐败问题的讲话。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原文如下:“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纽约时报》对于讲话的翻译为“The course of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tells us that resolute punishment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ill decide where people place their faith and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the party.”虽然从翻译内容上来看,忠于原文,较为客观,但是从新闻内容的选取上却是具有偏向性的。例如“corruption”一词在整篇报道中出现3次,较之其他主题,出现频率较高。
而CNN的报道中则翻译为“Chinese communists need to fight corruption if China’s ruling party is to survive, China’s president said Friday.”翻译中使用到了“if”语句,if语句是指c语言中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if的返回值为真或假。原文的意图是在说明反腐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if语句的使用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能否生存的唯一条件就在于反腐败的成功与否。翻译文本在措辞上强化了中国的腐败问题。
3.台湾问题。
VOA在报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五篇新闻中有四篇涉及到台湾问题。在纪念辛亥百年活动期间,台湾问题在中国大陆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在题为“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和“China Marks Centennial End of Dynasty With New Call for Reunification”两篇新闻报道中,题目中纷纷出现的“reunification(统一)”一词,意在强调两岸统一的问题。
其中“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一文,分别重述了胡锦涛和马英九的讲话。台湾问题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原文中所占份额较少,而在VOA的这篇报道中,虽然陈述较为客观,但台湾问题则成为重点话题。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原文为“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而VOA对马英九讲话的重述为 “emphasized values that differed from his mainland counterpart.(重点强调了台湾不同于大陆的价值观)”和“called on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remember Sun Yat-sen’s founding ideals of China as a nation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he urged Chinese leaders to, in his words, "bravely march" in that direction.(直译: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理念:自由、民主、民生。同时他呼吁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勇敢前进。)”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马英九讲话原文中,在价值观问题上倡导“彼此激励,相互提升”,而非报道中所强调的价值观的不同。报道中有关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理念的言辞在马英九讲话的原文中没有体现。
4.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民间活动中,“唱红歌”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媒体也对此现象给予了关注。在这个题材的报道上,VOA 和CNN保持了高度一致,报道内容均较为客观。以 2011年6月30日VOA在一篇题为 “Chinese, Young and Old, Sing Communist Party’s Praises”的新闻报道为例,记者采访了景山公园中唱红歌的老老少少。报道中提到中老年人对唱红歌有着极大的热情,认为可以通过唱红歌来表达其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而对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似乎显示了年轻一代对唱红歌热情不高,“ they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with a songbook that helps remind them of the correct words.(直译:他们更喜欢有一个歌词本来提示歌词)”。报道中男女老少欢声笑语,高唱红歌的场景似乎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们十分满意当下的生活,对党和政府充满着感激之情。这篇报道中,较少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四、 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出现负面的中国形象。总体来讲,这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这两件大事的报道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而从跨文化学科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对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有着深远影响,他们习惯从美国人固有的思维角度出发,从事着看似自由民主的新闻报道活动,实际上却参照他们的宗教观念、世界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评判别国的标准,与其保持一致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和愚蠢的。这种现象即是跨文化学科领域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为“在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社会,我族中心主义者,常因文化优越感(cultural superiority)的作祟,认为多元文化是引起族群不安的元素,因此试着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事情判定的标准,并且忽略或刻意摒除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利益。”②
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报道中,三家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忘却辛亥革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中美两国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对错之分。美国以本国对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来评判别国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
其次,这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与历史原因是息息相关的。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种敌对心理,这种思维定势发展到今天也有一定历史的承袭,从而决定了主流媒体的基本定位、立场和倾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报道便成了这种历史“惯性”的牺牲品。即便是冷战后,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有所体现。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多用贬义、负面的词句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不仅是由于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更是因为冷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敌对心理的延续的结果。
再次,《纽约时报》,CNN和VOA虽然在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媒地位,但在媒介选择多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地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无疑仍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这三家媒体对中国这两大事件的报道中多用激进的语言和负面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种营销策略一方面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五、结语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CNN和VOA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较为负面。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支配及特定的媒体旨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但是,中国局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不如人意,同时中国方面有时不能提供细致和全面的信息服务,新闻透明度不够也是造成相关新闻负面报道的原因。这就需要我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在自身形象建设方面加快步伐,转化劣势,逐步改善中国在他国政府和民众心中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2]滑明达,《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魏娟,《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以美英法主流报纸对中国60周年国庆报道为例》,传媒观察,2010年1月。
注释:
①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
②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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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由体制供养的艺术家本可以更多地研究艺术规律,更容易归复以人为本的艺术价值观,更能有益于社会,然而现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今文艺政策并没有以狭隘的政治目的限制艺术,主流艺术也在多元发展。有的在追逐新的艺术流派、风格,有的固守在僵化的老套路上,有的在苦练技法和功力,有的偏重写实或抽象。理论家在闭门谈论着符号、解构、后现代,或是禅宗和道法。在社会体制的庇护和包容下,部分艺术家已经出现疏离社会与民众,远离生活感受的倾向。职业化的艺术追求虽然在业内很热闹,却更像是象牙塔中的幻境。当艺术高雅到大家都说不清时,洋教条或老八股就再次显露出浮华加贫乏。
无视民众的喜闻乐见,就只能在圈内的展厅和刊物中露面,难以对大众产生影响。民众对这类艺术并不关心,隔膜感日见其深,这使得主流艺术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艺术本是生活的伴随物,它与真性情有关,与技艺有关。职业化的闭门造车有可能缺失真情实感,技艺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把玩之物。长期在“业内”生成的行情、行规也令人担忧。由于技法或形式追求日益脱离生活感受,一些莫名其妙的“专业功力”令人费解,不被民众欣赏的原因未必就是曲高和寡。
还有一种以观念创新为前导、以新主义为招牌的艺术,它忽略视觉艺术的直观效应,远离与生活感受的联系,缺少情感与心灵上的历练,无视受众心理反应,把简陋的视觉效果和虚玄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艺术成了蓄意晦涩的炫耀之物。这种神化、神秘化的做法并不能拔高艺术,相反,观念加主义的文字游戏已经令人生厌。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艺术家从不力图把他们艺术的原材料加工制作成可传授的形式,或者他们至多满足于和自己小圈子的人分享它,这是真正的反沟通主义。至少他的一些表现总是任性的、刚愎自用的以及蓄意朦胧的。……艺术倘若成为某种像法律那样的博学专家的所有物的话,那将不是一件好事。”[2]14-15如何形成健康的主流艺术,在艺术教育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十分重要。然而,如果把程式化的套路代替普遍规律,把臆断的观念作为通用知识,这种狭隘的、规范化的学院教育可能会培养出“文化的呆子”。问题仍然出在缺乏对自然与生活的真切体验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不符合人性特点,游离在生活之外的专业追求,必然与社会要求格格不入。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标榜,既不能有益于社会,也当不成精神贵族。
在我国有一支庞大的艺术专业队伍,多数受到体制的供养,这本来是难得的优势。然而在体制内恰恰正在失去活力,社会的变革已经提出许多新问题。虽然我们无力改变社会机制和评价体系,但起码要有正确的导向和价值观,可以寻求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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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宋代史家忧患意识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种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忧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怀,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抱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容、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四)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中蕴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和信念正是这种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才使虚弱的两宋历史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史辉煌,人才辈出。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两宋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高度发达的文史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凝重忧患意识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今,两宋文化之所以为后人所仰慕,不只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史学、文学及科学发明与创造,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忧国如家”的精神风貌。
总括全文,可以作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境界与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又对后世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为我们时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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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论文采取文体学对比研究的途径,分析圣经《路得记》以及其作为儿童圣经故事的改写两文本之间的异同。本文探讨了文本母体与衍生文本是如何形成诗学上的差异,更关键的是,揭示它们在传教和释经的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经过上述两种价值的操控后,改写者寻求关怀目的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着得以延续生命。
关键词:《路得记》改写,叙事文体学,圣经话语,基督____一主神教
论文正文:
浅谈作为儿童圣经故事的《路得记》—个改写视阈下的叙事文体
《路得记》的改写版本源自《圣经史话--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一书。本文在叙事文体学的框架下,全面地体察《路得记》及其改写之间的得与失。按照勒菲弗尔的主张,对原作的改写无论是采用翻译、文学史、参考丛书、文集、批评或再版,“改写者改变,操纵笔下的原作,某种程度上,使其迎合所处时代主流或者其中一股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或诗学思潮”(勒菲弗尔1992:8)。本文将细致地研究改写版《路得记》的变异特征,包括被扭曲的圣经话语和突显的意识形态意图,从而可预见到迎合儿童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和神学的共鸣与反响。与此同时,改写中的丢失也不容忽视。
《路》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这属于外部聚焦,维持隐含作者与角色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方便在虚构现实中描述行动和事件。另外,因为隐含作者掌握着文本世界所有的信息和知识,该聚焦结构是全知全能,文本聚焦因此趋向于客观,冷淡、不可一世以及更为可信。
在人物塑造方面,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是圣经叙事的特色,福斯特的人物类型观很好地阐明这种结构对照: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前者是二维的,不复杂,在作品展开中变化不大;圆形人物则是性格复杂多变,会给读者带来惊喜(福斯特,2009)。路得出身异邦,丧夫,她与婆婆在糟糕的环境下相依为命。她请缨到陌生田地上捡拾余留的麦穗,解决温饱。这个举动显示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女性的勇气。除了服从婆婆对婚姻的每个指示,她在晚上给波阿斯提亲时礼数周到、自爱自律。相反,拿俄米的儿媳俄珥巴被劝诫离开了婆婆,是受责备的。
话语表达的主要模式是对话。有两处直接引语属于文体变异,因为原本可以处理为间接引语。一处是“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路 2:7);另一处为“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路 2:21)。直接引语能证实路得与波阿斯的说话内容,因为惟有得到波阿斯的允许和慷慨解囊,路得的请愿才能生效,一家才不会饿死。
故事开头的社会风气、地理位置和时间顺序等无一例外都是轻描淡写。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路 1:1);“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路1:6)”;“于是她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路 1:7);“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 1:19) 。缺乏对细节的实质性的描写,读者充满困惑。近乎去前景化,过分不完全叙述的叙事构成了故事背景。
德国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在其大作《模仿论》中试图探索圣经故事的文体特征。他主张圣经故事并不为取悦读者感官,而是通过指定经书的编纂和汇编,建立自身专横独断的现实和历史观。由此一来,圣经剥夺了叙事的精妙细节,人物或者语言的修饰润色,时间环境的说明以及背景知识的补充。他辩论道
圣经对真实的声称不仅仅要比荷马史诗更紧迫,而且是专横的;它排除了所有其他主张。经文中的世界不以标榜历史真实性为满——它强调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必然服务独裁统治。其他场景,议题和法令没有权利独立于它。圣经并非愉悦我们的口味,他们不奉承,讨好和迷惑我们——他们力图奴役我们,假如我们拒绝被奴役,我们就是叛徒。(奥尔巴赫 1974, 14-15;作者自译)
他论述道,驱动圣经文体的核心原因是圣经背后的教条和应允,即让异教徒改信____或者建立上帝教诲终极崇高性的野心。所以这些简洁、过于简单、美学性缺乏的故事要求读者做大量阐释。圣经叙事的绝对权威在于征服我们的生活,将其纳入圣经世界,并将我们的存在化作宇宙历史结构中的元素。但是我们的历史环境越来越远离经书,圣经话语的改编难免须通过解释性变形。
与原作相比,改写过的《路》突破了圣经话语的许多叙事规范。与其同时,各维度的文体变异使得再创作的文本完成“小说化”,也更具试验性。
首先,儿童版《路》追求的是“丰满化”的历史现实,增添内容符合时代特征和原作精神。以往乏味的叙事被肉体化,展现了人物人性和弱点。引入现代叙事技巧,比如思想表达、感情流露以及人物形象化等,实现了小说艺术化,儿童读者因此更愿意和容易与故事产生共鸣,同时也能轻而易举地分别善恶。这种被润色的、动态的、图像化的儿童体裁打破了原有圣经叙事的特征:“某些部分被突显,其余则显得晦涩,唐突、暗示着意想不到的‘背景’性质的影响” (奥尔巴赫, 1974, 23)。
其次,使用第二人称,提供了隐含读者与角色之间的交流空间。由于全文的视角是第三人称,因此这种变异非常怪异,更不用说在重写中人物不具备与隐含读者反驳的权利。例如,隐含读者与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单方面的互动构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般的历史感。问题不断地抛向作为接话人的“你”,这仿似营造了永恒进行中的审判现场:以利米勒逃避上帝惩罚,上帝对他有罪的举证和抨击不断地在第二人称的话语模式中被再现。与干瘪的母体相比,改写版本更有生气。
第二人称的入侵也暴露了隐含读者的显现。隐含作者的干预无处不在,排除了多种解读以及弹性意义的可能。圣经并没有解释路得为何对拿俄米“依依不舍”,基于文内对话,我们可以推断她的奉献源自对亡夫的忠贞不渝和对婆婆关爱孝敬。
但在改写中,她含糊的动机只允许一种解读,即拿俄米帮助路得皈依为____教徒。“上帝赐给了拿俄米一颗新心,她爱上帝,愿意与媳妇分享上帝的恩典。她把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行的神迹奇事和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一一讲给媳妇听。” (冯罗敦希尔, 2005) 这行动促成了路得沉思,继而决定 “她决定不再拜摩押的偶像,她发现他们不过是假神,她的心向往以色列人的上帝。”
诗学形态有两种部件:“其一是形式库,包括文学手段、题材、母题、原型人物和情境以及象征;其二是文学充当什么角色的概念,或者说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文学应担当什么角色” (勒菲弗尔1992:26)。考虑到适应儿童的需求,在选择主题以实现原文影响的点上,前后两个诗学要求却发生了分歧。显而易见的是,在重写中,抛弃摩押偶像而拥护以色列上帝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取向会在儿童心中得到强化。小孩子们则会被说服“到了以色列地,就是不能结婚,没有将来可言,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她有地方住,可以一生一世敬拜真神,也就心满意足了。” (同上, 2005)
在阐释圣经传奇时,选用儿童文学的题材,让原作改头换面,不但引发了绝对一元解读的局限,而且需要填补儿童圣经文学的社会效用缺口。
鉴于驱动圣经叙事的根本动力是上帝的意志,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的神学原理与人类的功利追求是如何牵涉一起的。
首先,圣经语言充满了强烈的神圣意蕴和明显的精神指引,即神谕。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上帝的评判成为了推动一切向前发展的驱动力。此外,重中之重是一个信条:相信唯一的真神。与路得相比,俄珥巴回到自己的民族、土地和摩押偶像。在儿童故事里面,注释成为了补充信息,读者了解到降临以色列人的惩罚来源于他们错误的偶像崇拜。因此,单一主神教,即信仰单一至高无上的神明,尽管并不一定排斥对其他次要神明的存在,应该是对当时正义信仰更准确的概括。摩押与以色列宗教之间的强烈对比将以色列上帝独一无二的神性前景化了。
更进一步来说,上帝“以神迹显灵”与永恒的“重返伊甸园”的母题交织一起,编纂《路得记》的意图昭然若揭:“因信称义” (鄢, 2007)。路得牺牲自我,保护拿俄米,成功地赢回了上帝的眷恋。家里男性先后离世,经济赤贫,拿俄米被迫回到应许之乡。过去的厄运是上帝愤怒、警告、定罪的前兆,但路得皈依____后,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爱、婚姻以及后代。这些福气都归因于她对婆婆的奉献和对信仰的虔诚。同样地,拿俄米也重新取得了上帝的恩宠。这两个人物通过决定相信和赞颂哪一个上帝从而获得新生。路得的圆满结局强化了基督____学真理:进入上帝王国并成为其中一员的途径是信守真正的信仰,这与国籍、种族、性别和血缘无关。
《路得记》中事件的取舍无与儿童的宗教教育和接受能力息息相关。意义最重大的删节行为是以片言只字一笔带过第三、四章:“小朋友,下面我得长话短说了,故事的发展有些复杂,不容易明白。总之,最后路得嫁给富有的波阿斯,她不需要再下田里拾取麦穗。她成为以色列人的一分子” (冯罗敦希尔, 2005)。这两章记叙的是路得是如何高明地向波阿斯提亲,以及波阿斯如何圆滑地从近亲的手中取回赎回权。这些内容涉及到在圣经时代再婚的合法性,当然改写者有足够理由删去它们,因为主要目的是宗教教化,而非普及民俗。
再次,大量注释填充新文本,定下了一个说教式的基调。比如“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变卖家产”;“摩押是上帝咒诅的地方,没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娶不信上帝的异教女子,他们与摩押人联姻,自然不被允许”等。外加许多呼格,如“小朋友,我要郑重地劝戒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相近的时候求告祂”(同上, 2005)。实际上,故事最后一句出现在以赛亚书55:6中,这借用了圣经材料的互文性,从而定型文本为布道式的儿童故事。
无论《路得记》经书如何朴实和难解,还是改写成品如何充盈着感知快感和教条式诉求,无可否认的是,上帝在圣经的叙述话语中无处不在。尽管伪装成不同的文体,编纂儿童故事的意图十分清晰:注入传道士高昂的基督精神和文学家虔诚的创作热情。然而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并不止于教化,以叙事文体学的途径审视改写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领悟到故事内容和形式上是如何被改写的,即在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改写者寻求关怀目标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着得以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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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过去学术界研究不多,成果也比较少,主要是受资料的限制。房地产业是近代上海最主要的产业之一,但同时又是最受宏观经济和时局变化影响的产业。在经济、货币和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很难长期坚持下来,于是我们就很难找到企业或同业公会的档案资料来研究这个产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利用可以找得到的资料。本文主要利用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下文中简称《道契》)以及2001年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28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可贵资料,对晚清上海租界的地价表现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南京路地价在1869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22倍之多,但随着道路交通建设的成效释放以及商业和金融集聚效应的扩散,南京路的开发渐趋成熟,地价差距明显缩小,1874年第一段与第八段相差10倍。以后进一步缩小差距,到1933年两者相差不到一倍。(14)
二十五保头图和二图是南京路中心商务区的邻近地段,其城市综合功能也较早地得到开发。表现在地价上,就是地段内的地价差距显著缩小,从表3和图1可以反映出来。
资料来源:根据30卷《道契》相关资料编制。说明:1.本表数字系地块面积满1亩以上的地价。若地块面积太小,其价格未必能反映真实情况。2.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段内的新申领道契地块数越来越少,每块地也越来越小,在选择度很小的情况下,出现了与说明稍有误差的案例:1907年最低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85亩,1908年最高地价的那块地面积为0.917亩。
至于杨树浦、曹家渡这样的地区,至少到清末,区域内的地价差距仍然很大。这类区域由于开发较晚,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市中心(中央商务区)较远,其区位功能尚未定位,或只偏重于某一方面,导致即使在较小的区域范围之内,地价仍有较大的差异。一旦这些地区的城市综合功能得到较深度的开发,区域内部的地价差异就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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