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历时考察
论文摘要:历时性考察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形成、变异和发展，可以见出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由一些基本元紊组成一定结构，其内涵在发展中相继呈现，其中有深化和丰富，也有异化和扭曲，似乎完成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过程。政治制导是报告文学丈体特性发生偏离的最主要的原因。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成型的文体，其文体特性是什么?历时性地考察，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差异去领略这种文体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辩证地理解和掌握这一基本问题。
一、193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
(一)胡风:报告文学是杂文的姊妹。
胡风于1935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速写及其他》的短论。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新文体的独特理解和阐释”m。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把报告文学称之为“速写”，“‘速写’为什么能够发达得这样快呢?说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处在非常穷困和忙乱的境况里面，这种文体最和他们相应。”“十几年来剧激的社会变动所掀起的瞬息万变的波纹，使作家除了在较大的规模上创造综合的典型外，还不能不时用特殊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态度，运用他的锐敏的锋芒和一切的麻木混浊相抗。”胡风把报告文学与现代杂文相比较，认为它们是“姊妹”。“姊妹”当然有相像的地方，它们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产生于“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是“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 ,“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是两者共同的社会职能。他认为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fuuilleton)"，而速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文艺性的纪事( sketch)"。两者“不同的是，‘杂文’是由论理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甚至能够使人得到形象的认识，而‘速写’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社会批判”这个意思在胡风的报告文学理解中是占首位的。他在多处地方用到诸如“解剖”、“战斗性”、“锐敏的锋芒”、“相抗”等相近意思的词。而批判的实现，得建立在“不是经过综合或想象作用”的“形象侧面”的报告上。它有三特征:
(1)它不写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它的主人公是现实的人物，它的事件是实在的事件。
(2)它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的中心的人。
(3)不描写无关的细节而攫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
胡风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作了深人的探讨，在《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里，他告诉报告文学的作者，要“从繁杂的现象中间抓出那特殊的一点”，“应该从特殊的侧面反映全体，应该在一般的现象中间注重特别激动我们的事件”，他举例说，“与其详细地叙述堆积在车站的行李和拥挤着的人群，倒不如用力地写一写在那里被挤散了孩子的痛苦的母性。”这就是文学的取材眼光与表现手段—典型性、特殊性，关乎人类情感(用“心灵去画出场景”)。这样自有“作品的表现力”。
概括起来说，胡风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是:(1)坚持社会批判;(2)有以真实性、社会性、本质性为基础的新闻品质;(3)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品质。
(二)茅盾:“其与‘小说’同为文学之一部门”。
茅盾对“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该文发表于1937年《中流》杂志。
“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直须是真实的事件。
在茅盾的眼里，报告文学是这样一种文体:它具有新闻性—立即报道生活中真实的关乎“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事件，不容虚构;它具有文学性—“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它秉持“尖锐的批评”性—把对“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进行“解剖”、“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看作是“作家的主要任务”。“新闻性的获得，将报告文学同一般的文学文体作了区别;文学性(形象性)的设置，将报告文学与新闻文体作了分离;而批判性(论评性)的造就，就使报告文学从一般的新闻文体、文学文体中独立了出来。这样的文体，就是独具特性的报告文学。
回望历史，1930年代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的认识，最突出、最一致的一点，是它的社会批判精神。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危险”即来自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相比于其他文体，更需要作者肩负使命感、责任感，更需要作者直现现实，参与甚至干预生活。因此，报告文学作者也更应具有胆略和识见。我国作者在介绍基希的作品、推广报告文学这一新型文体时，首先确认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战斗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它已成为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成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其次是新闻性，坚持真实，拒绝虚构;快速反映，讲究时效。但关于文学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胡风强调的是文学思维、文学表现力;茅盾则要求以“小说”的规范来规范报告文学。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就三次强调“小说必备”的“一切艺术条件”。茅盾是小说家，他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他与同是小说家的高尔基持相同观点)。从理论的视角看，也许对提升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境界，使之尽快与纯新闻文体剥离不无意义，但其局限在于，用“小说”规范取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则无疑使“文学性”内涵逼仄和削弱了，因而会阻碍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表明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缺乏成熟的认知。
二、1970年代的话语
根据王晖的观点，1950-7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正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规范场之中，政治文化制导它的发展。前十七年，出现过由战地报告(抗美援朝)到工地报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农村报告(生活变迁)的转换，其中写人(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蓬勃发展，并延续延安文学传统，以“歌颂”为主。“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曾露头角，但如昙花一现，随着反右斗争的到来，一大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有过重要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迫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此缺位。接着，“大跃进”高潮制造了一波一波的“伪报告文学”泡沫;进人““””十年，报告文学更跌人低谷，除三年没有一篇作品外，最后还沦为了“阴谋文学”的工具(如《西沙之战》、《大地的翅膀》等)。
这一时期是“革命话语”“一元化”霸占，以“主旋律”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的时期。它不仅制导创作，同时也制导着总结创作的理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也不例外。《辞海》(1979)的解释可为代表:“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轻骑兵’之称”。
这个条目给我们如下信息:
(1)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精神”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奴埠意识。
(2)真实性受到削弱。既“为当前政治服务”，就逃不脱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方式扭曲客观本在事实。有学者称，十七年的报告文学都“遵循一种典型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写作，而“所谓典型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取舍，二是夸张。而取舍的标准自然只能是为之服务的“政治”，而要“服务”好，夸张则是必要的“修辞手段”。
(3)文体尚没独立。报告文学只是散文的一种，“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报告文学的名称曾一度消失，代之以“特写”(受苏联影响)。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不分，多有同一篇作品各归其类的现象，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等，既进新闻通讯选本(属新闻文体)，又进散文特写选本(属文学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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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末的认知
历史进人20世纪后期，政治语境经过改写，报告文学自《哥德巴赫猜想》起，出现了振奋人心的“阳线”，创造了世纪辉煌。创作现象反映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上，出现了三大变化:
(一)文体获得独立。
1979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上，成果之一是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确认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黄钢表述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极富战斗性的，兼有时代的报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闻性的内容为题材、以文字的形象为手段的、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是现代文学中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肯定。
独立的表现有三:一是定位为“一种边缘性体裁”。“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边缘性体裁”。 “兼有新闻和文学双重特色的边缘文体，兼有新闻和文学价值。”网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还有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统计学·一等等与文学的结合，“边缘性文体”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二是报告文学独立设奖。1980年全国举行1977-1980年区间的三项文学(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共计80篇获奖作品，报告文学占了30篇。这是第一次对报告文学评奖，标志着它与其它文学门类的“并驾齐驱”。“它再也不是徘徊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时常找不到自己准确位置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学样式，在我们的文坛勃兴起来了。它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三是创作队伍相对专职化。从报告文学诞生以来，作者基本上都具兼职性质，由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来客串。到了这一个时期，虽然兼职队伍依然继续存生，但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出现了，如鲁光、乔迈、陈祖芬、孟晓云、祖慰、贾鲁生等等，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二)“政论性”得以确立。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文学性是其原生特性(从新闻和文学的母体中带来)，而“政论性”则是1979年才得以确立。“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是报告文学最主要的特点。报告文学的这‘三性’，互相依存，相得益彰0在此之前，我们习见的是诸如“现实性”、“战斗性”、“鼓舞性”、“轻骑兵”之类代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反映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种质变:它标志作者告别了盲目歌颂的时代后反思精神的启动、批判精神的回归。
(三)文献价值得到强调。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报告”、当代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而具有历史文献功能，自是不言而喻的。黄钢说:“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报告文学是反映当今时代的、艺术化的历史文献。……从历史的本质的意义上说，是概括了它的社会的功能。但报告文学并不只是这么一种功能，也不是每种类型的报告文学、或每一篇报告文学作品，都能够尽到这么一种历史文献的职能。应该指出，报告文学文献价值在这一时候得到强调，其背景是“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四、新世纪新表述
进人1990年代以后跨越新世纪，中国的报告文学是走向退化、萎缩，还是走向成熟、自觉?这是章罗生在他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就目前学术界而言，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与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走向退化、萎缩。”而他则认为走向了成熟、自觉。其实两方面都没有抹煞这一时段报告文学实绩的意思，前者痛心的是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批判意识—的再次流失，“躲避现实前沿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而后者则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成熟、自觉”的表现。
用前者的眼光看，政治制导下的“主旋律”报告文学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控制”文坛;即使是以现实反思与批判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中，批判与反思的泛化也成为一种趋态—要么是透过史志性文本折射出来的一个“暗喻”;要么是驰骋在远离政治、法制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旷野上作“堂·吉诃德”式的叫阵—作为一种“在野”文体本性的抗争与批判早已转移了锋头!用后者的眼光看，讲究表达的艺术和不专注于单向度抗争与批判、而作“更宽广”的文化批判不能视之为“逃避”而正是“成熟、自觉”的表现。
从创作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后从文本数量看是颇为丰收的，从质量看也有非常不俗的表现。这些为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提供的鲜活样本，加上国外新新闻、非虚构文学的观念、作品的传人，都使得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认知有不同于前期的理解。
这里介绍王晖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对报告文学属性的理解一般局限于“三体”之内，即认为报告文学或属新闻文体，或属文学文体，或属新闻与文学交叉的边缘性文体。而对报告文学特性则多强调“三性”，即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他认为如果将报告文学视为一种纯新闻或纯文学形式，其局限是显明的—它直接导致了阐释报告文学时的两难困境，说到“报告”即新闻性，用新闻而非文学的尺度;谈及“文学”即文学性，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的规范。结果造成一种文体两种标准，使研究常常搁浅在真实与虚构等问题上。至于对报告文学“三性”的理解，研究者们争论最大的是新闻性中的真实性问题，与之相连的是文学性的多向度解释。他的工作是力求在报告文学文体“三体”、“三性”的平台上，从文体学语域对报告文学的规范进行再阐释，于是他转换成新三性: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
非虚构性的内涵，即文本所呈现的是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是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的特性。作为报告文学的规范，非虚构性包容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等三方面。
“田野调查”是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它大抵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采访。过去仅在写作的意义上谈到它。王晖以为，田野调查这样一个涵盖实地考察、采访、甚至以角色置换的方式进行全程追踪的方式，不应只是作为写作技巧或写作的前期工作来看待，而是应将之上升至支撑报告文学非虚构性规范的核心元素来把握。田野调查性的有无，成为报告文学与非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分界线。这种认识无疑超越了纯粹方法论的意义而成为保证非虚构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人们常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阐释为时效性、现实性和真实性三个因素。实际上，以快速反应的时效性作为报告文学新闻性的内涵，已不合时宜，且不占优势，因此，对时效性的强调应逐渐淡化。至于其现实性特征，应予特别重视，因为“其前沿性或现实针对性，特别是那种关注社会问题及国计民生的品格，那种绝不回避生存矛盾与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精神，无疑是这一文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确定了的创作宗旨，也是它的‘表情’或‘性格’。至于真实性，它涵盖了写作主体的真实观、文本主体的真实态与接受主体的真实感等三大层次。就写作而言，范培松“最大的近似值”观点可作参考。
在田野调查性、新闻性的基础之上，“文献性”保证报告文学文本具有历史性文本特质。高密集度的现实社会有价值信息的储存、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真实资讯的展示、当下审美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贯注都应成为文献性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批判性。文体是以语言艺术为本位的文化存在。非虚构的文学文体主要通过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再现生存现实的状态与趋向，并表明写作主体对此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取向。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来看，代表非官方的知识分子以及底层社会弱势群体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的这一文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批判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反思传统与现状为已任的“左翼的文体”、“在野的文体”，基希所谓“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其实正是对报告文学这种与生俱来的、对主流体制颇富对抗性与监督色彩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性的形象化概括。过去，人们常常从言说的方式上将报告文学文体中的议论总结为政论性，实际上，“政论”也即政治性评论，不过是文化批判性中的一个维度，当然，它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并在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史的某些阶段占据主要位置的维度。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从20世纪最后20年报告文学的变迁来看，仅仅将政论性作为报告文学的一个规范，似乎难以涵盖其所有复杂的评述现象。因此，用文化批判性取代政论性，就不仅仅是名词的置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符码具有更为广阔的言说张力。
跨文体性。从艺术表现的维度确证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与其它文学艺术文体—诸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影视，甚至非文学文体相互兼容而成的交叉性文体的本质。跨文体性在报告文学历时态运作中是最活跃的成份，它使报告文学文体在不断形成规范的同时，又不断使之发生转化、变异。
我认为，王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对报告文学特性(规范)的阐释是合理的—尽管不是那么精致。他结合创作的实际情况，吸收既有理论，有扬弃，有创新，充实、丰富与发展了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内涵，建立起一个算得是自洽的系统。需要指出的是，他“用文化批判性取代政论性”，着意在于对那些“躲避现实前沿”的报告文学的一种精神收留，从理论的概括方式说，一方面是出于模式普适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对现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可—一种消解冲突、寻求出路的阐释。理论话语也透露文化语境的状况信息。
五、几点启示
至此，我们选取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富指标意义的几个时点(创作和理论发展曲线上的高峰值期和低峰值期)，来考察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规范)，可以看到:
(1)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由一些基本元素组成一定的结构—尽管在文体发展的过程中其内涵在丰富和发展，但其结构本质相对稳定。正因为如此，才构成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特性或日规范。任何有意无意的偏离，都会使得报告文学文体呈现不成熟或异化的样态。
(2)政治制导是报告文学文体特性发生偏离的最主要的原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中的“霸权”话语会强制文体特性结构产生适应其存在的变化，于是“扭曲”在所难免。“伪报告文学”的产生是它在作祟，批判精神的强弱或丧失，也是它在作祟。
(3)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是它最本质的特性。它发挥得最好的时候，一定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中表达空间相对自由、相对宽松的时候，或者是制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最需要利用它冲锋陷阵的时候。
(4)报告文学文体特性内涵在发展中相继呈现，其中有深化和丰富，也有异化和扭曲，似乎完成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过程。但发展既不会终结，认识也没有定论。“体裁是一种社会历史以及形式的实体”，托多罗夫说，“体裁的变革应该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所以，辨证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报告文学文体特性或规范，才是科学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