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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应当积极地探索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作用的问题,可以通过目标、内容、方法、路径等方面的梳理,归纳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路径和原则,为在实践中推进二者的结合提供理论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教学中的传播机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的过程,其文化本性要求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必须按照教育目的,同时遵循文化的规律,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也为思政理论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教育,但同时,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学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其由“自然人”转变成“文化人”的过程――“文化化人”的过程,充分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文化属性的学科。本文尝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展开讨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的辩证意义及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传播机制。
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其次,进行教学改革,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课程与教材体系中的比重。通过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传统文化积极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通过一些措施,激励研究哲学的教授和学者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述”或“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导读”之类的选修课和必修课,规定所有的大学生必须修满有关传统文化的学分,否则不得毕业。在课堂日常教学中,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青年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渗透的实际效果。另外,利用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传统节日上,要让大学生到社会上举办纪念活动,激发他们热爱民族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一般来说,实践教学活动比较生动有趣,大学生也比较有兴趣参加,是很不错的传播方式。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新一代大学生可以说是生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中。学生通过发贴与回帖、短消息回复、社区论坛等网络方式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但总体而言,高校思政理论课的网站建设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因此网站的建设一定要有特色和吸引力,通过开辟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栏目,吸收大学生参与进来讨论或交流。也可以有计划性地播放一些经典的反映文化传统的红色影视作品,让学生写出自己的观后感在网络平台上交流和分享,以此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还可以以其他多种方法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定期、不定期地向青年大学生传输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等,以此提高青年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广泛传播。
除以上述几个方面,还可以组织一些以传统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通过举办校园论坛、开设专题研讨和支持学生社团开展学术活动等多种方式,营造出一个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融入的过程,就是将事物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践的进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蹦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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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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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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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论断,先后提出了凝聚人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愿景、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发展规划和 “命运共同体”的伙伴关系理念。在工作方法上注重 “担当”,在精神状态上讲 “精气神”.这些政治术语只是同志治国理政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形成的整套话语体系的一个侧面。
作为有多重文化身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将这些理念和政治话语成功用于对内动员、对外阐释,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探索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重大国际问题 “发出有别与西方国家的中国声音”,创新话语方式,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还要赋予中国政治传播以深刻的全球意义,这样才能为我们建立说明中国政治理念的知识体系,让堪称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实践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传播,得到世界的理解,最好是认同,至少不掉进 “跟着西方说”的传播陷阱,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建立自己独特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传播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议题,也已成为其中一项极具紧迫性的战略任务。政治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具体应该解决哪些问题,笔者总结如下四个方面:
面对平日空有爱国热情、鲜有爱国行动,偶有爱国举动也只是为发泄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的愤怒,跑到街头砸别人开的日本车,自己家里连马桶盖都是从日本带回国的个别国人,让肩负着塑造中国文明、进步、和平、发展形象的光荣使命的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油然而生。这些宣传战线的同志由于长期处于国内宣传的汪洋大海包围中,加上传播对象、传播内容、语言及思维方式都是纯中国式的,即使做对外传播,他们也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一味强调传播的指导、教育和宣传职能,传播中语气生硬,强调高大上,霸气十足,漠视海外受众的诉求,充满排涝式、运动式、概念化、标签化的宣传,时常还有充满贬损化的隔空对骂,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外传播看成国内宣传的翻版,把对内动员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对外传播中,使我们的政治传播充满宣传腔和赤裸裸的宣传味,结果是真实性、可信度大打折扣。因此,我提出政治的对外传播必须首先去政治化,淡化 “宣传味”.
2014 年以来,无论是在周边国际场合还是海峡两岸的会见会谈中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有效的地区关系策略,更是彻底摈弃对抗思维的新慨念新思想。在政治传播中如何贯彻的重要思想,有三点我们必须做到:
1. 摒弃对抗思维,强调相互共存。过去我们过于突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建立在战胜其他文明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税应更多地强调文化多元、世界相互共存。在政治传播中,应努力寻找与世界利益的交汇点,把 “我们想说的”和 “人家想知道的”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少讲崛起,多讲共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政治传播中有两个慨念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二是中国的 “和平崛起”引起了全球利益的重新调整。 “和平崛起”是过去的常用词,现在更多讲 “和平发展”.为什么要用 “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 因为 “和平崛起”容易引起人反感,容易让周边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舒服,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政治传播中,强调共享价值观,强调共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法。
3. 避免使用容易引发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传播语言。有些只在内部或者国内动员中使用的名词,如 “韬光养晦”必须严格限定在国内传播中,不要动不动就对外强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行业、领域和地区,都把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归结于 “新常态”,使这个经济概念被滥用、泛用,导致对外政治传播概念化甚至贬损化。
1. 力戒夸张与炫耀,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政治传播必须秉承沉着、含蓄、心平气和、包容、自信、文明、平等的心态。而我们的政治传播话语结构里容易充满夸张和炫耀,喜欢称头,喜欢写最、说过头话,喜欢煽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2. 坚持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治传播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话语,如过去的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的 “中国梦”、 “四个全面”,应思考如何进行对外阐释。这样才能在海外做到入脑入心,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才能讲清楚这些政治慨念对中国及全球的重要意义。
3. 针对主流舆论,加强议题设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传播中国声音,要看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国家。关键要针对主流人群、主流媒体、主流社会而不是针对个别言论或非主流舆论来设置议题,选择的议题也应该是人权、宗教、国防、气候变化、互联网安全、涉藏、涉疆等长期被西方攻击和曲解的议题。
1. 政治传播无论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传播都不应该是高大上的代名词,而应该努力探索轻松、愉悦、可读、有趣、接地气的传播实现形式。
2. 创新政治传播的议题设置,使政治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传播领域。
3.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手段,打破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的禁区。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频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自2013 年 10 月 14 日在优酷上出现后,短时间内中文版播放超过百万,英文播放量超过一万,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引发了公众主动制作与政治相关的作品、创造政治传播议题的热情。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方媒体纷纷创新领导人报道。新媒体传播在为传统政治传播的平民化、通话化创造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对倒逼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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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武装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指导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初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的关键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从早期传入国内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去学习的那些阶段,是当前必须研究的问题。中国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下我们何以去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使有着两千多年统治思想的主体文化在这一时期被如此震荡,如果不加以深究,恐怕要产生许多误区。
在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传播开来之际,中国有很多人去往日本留学,并且中国最早真正接触过马克思的人,可以说就是从日本开始的。早期有很多思潮,然而我们通过史实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但凡能被早期中国留学生接受的,都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日本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思想,仔细来看,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又有着很大程度的切合,又与孟子的小农思想有着某种不谋而和的地方,这其中的种种我觉得这都与中国千年的文化根基与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毕竟在熟读四书五经与满是道德文章的之后,中国这个古老帝国之下的臣民,对于一个安逸的社会是非常的向往之的。
所不同的恐怕要属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同的,欧文的公社是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的时期,而日本的新村主义确是不太发达的阶段。它主要是一些农民组成的,新式村社当中人们过上了原始的生活,这种生活使得村社与周围的村舍脱离,村里的人一起劳作,一起吃饭,有统一的作息时间,看起来幸福无比,周作人当时被这样的生活所深深的吸引,只是可能是由于时间较为短暂的关系,周作人并没有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就是与外界的隔绝可以说使得新村的维持走上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新村得以存下去的原因完全是靠的创办人的稿费维持下去的。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的生活的差距,这种就需要一种较为科学的学说去为这种美好愿景找到一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说,之所以被称之为一门科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我们指明方向的同时还为我们具体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把他当成众多的学问当中的一门,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会在后来的日子这样一门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景,同时还超越当时社会状况的,研究更高一层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会在若干年以后成为了救国图存的利器。
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当属辛德秋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30我在日本读过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于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描述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大大的鼓舞了我,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的大同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交织成了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早期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一种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感觉,思考当时在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从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地方传入我国的,可以说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征所致。自古至今中华文明都是在不断的融合与不断的创新之中才得以延续发展。例如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儒家的结合,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就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上层,因为历史证明他是能被中国文化所利用的。话题转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是外来文化的传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生的年代与我们较近,再加上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猛然从西方文明当中找到的这条出路(五四运动以后探索的结果),从很大意义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是同以往中国先民对待其他所有思想一样,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拿来主义”就符合中国的需求,而是经过不断的加工与创新,才与中国的国情具有了相适应的因素。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他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当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一个必要的时代而最终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同样,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他在东方的发展,要想真正的融入到东方社会,又必须具有东方的基础,扎根于东方的泥土。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深刻的指出,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历史的特点,可以不用像西方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很发达阶段,就可以跨越式的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显然马克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是并未给我们指出具体怎样操作。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以后,人们的思维产生了极大的振动。许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中华民族的种种弊病。他们像西方学习,其中给古老帝国带来的许多东西当中就有一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的应当属于梁启超。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咯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咯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从梁启超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带有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东西。只言片语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对于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观察,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等思想,可以说对于弱者的同情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思想。帝王将相之于黎民百姓或许有许多的压迫,但是“兼济天下”的思想几乎是读书人骨髓里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的土壤里吸取养分,终究是因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早期的文化分子处于东西文化交汇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优良基因相结合就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早期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注重正己和自身修养,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自成一套体系。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思想部分对后来的中国共产的主要继承者们普遍的都大有裨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批判地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党性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任务的完成。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党内大部分人都出生于知识分子阶层、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普遍接受旧式教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他诞生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一个工人阶级解放理论学说,让农民去了解并且参与其中实在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扎根于旧式中国的农村,其原因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所以能在广大农村进行,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有正确的路线指引,更重要的一条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性修养。而这一条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修养相结合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上,大部分学者只注意两者相一致、相契合方面的结合,而忽视了两者各具特色,相互补的方面的结合。其实,就文化交往而言,两者各自特有、互通有无、互补相成方面的结合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由未脱离旧式教育的思想家,学者们去进行的,这种由外而内,内部消化后通过自身素养提炼,表达给外界的思潮,既具有外国文化的先进部分,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自身修养的内涵。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简单
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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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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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自古就保持着比较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越南被称为北蜀的时期,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秦朝至北宋初年的一千一百多年之间,中国文化对于越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南的文明程度。而在十九世纪法国殖民越南之前,越南也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文化在越南国流行开来,并为越南人民所接受,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饮食文化。
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不断的迁往越南,这使得越南也接纳了云南、广东以及不少的客家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深刻的影响了越南人的生活习惯,时至今日,越南街头仍旧能够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
这里我们所说的地缘因素,主要包含了两国之间的地理条件,这为中越两国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越南和中国的南方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相似,而且与我国的西南两省相邻,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长达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边境线,并且中越两国边境上没有高山大河和的阻隔。很中越边境的很多地方,两国人民隔路相望,除此之外,还有流经中国云南和越南的红河-元江水道,这为两国之间的物质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越南和我国接壤的广西地区气候十分相近,雨量十分的充沛,并且预热之间的配合比较好,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特别适合一年多季的水稻种植,这些气候方面的相似之处,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更加容易进行传播。
汉文化对于古代生活在越南地区的人民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北属时期之前,也就是距离现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周朝时期,越南就已经有了原始部门的人类群落,但是在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形成。直到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正式将越南地区纳入到大秦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设置象郡,同时将中原地区的居民迁移到此地居住,那些开荒、戍边的人们就成为了越南地区最早的一批使用汉字的居民,使得汉语正式传入到越南地区。在汉朝统治时期,赵佗在越南一地建立南越国,将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完整的植入到了越南,正式的帮助当地的原始部落从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这为后来汉文化深入的影响越南地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越南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的使用汉字,在文学作品和官方文书等,都开始使用汉语。即便是在后期越南被法国占领的19世纪,汉字依然被看作是正统的文字。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将一些文字记录的美食也传入到了越南。
筷子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在古代筷子被称作是箸或筋,早在商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象牙制成筷子,一直延续至今。筷子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逐步的传入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此时筷子也传入到了越南地区,并成为了越南古代人们重要的饮食工具。现代越南语中将筷子称作是“
在越南有很多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小食品和小吃,比如豆鼓、烧麦、水饺、油条、馄饨等等,这些食品不仅仅和中国国内的食品做法相同,而且发音也十分相像,基本上和广东话一样。油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小吃,相传古时候人们为了纪念岳飞,将秦桧的妻子模样捏成面放在油锅里炸了,然后把她吃进肚子中,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随着时代的演变,油条逐渐成为一种在我国南北方都比较受欢迎的食品,广东话将油条称作是油炸鬼”,越语直接取最后一个字叫“quáy”(越语发音为“鬼”)。这个例子足以看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对于越南的深刻影响。
茶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很大。在越南话中,茶被称作是“trà”或“chè”,这和广东话中的茶比较相似,仅仅从语言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茶文化对越南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历史长,两广地区的居民大量的移居越南,这为中国茶文化在越南的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越南饮食文化中,将中国阴阳调和的饮食方法应用的也比较到位。在越南的饮食制作中烹调比较讲究清爽和原味,只放少许的香料,其中青柠檬和香花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佐料,制作方法中主要以凉拌、蒸煮为主,在具体的食用过程中,即便是烧烤的菜肴也多会配上一些生菜或者是薄荷菜一同来食用,进而达到下火去油的作用。总体来讲,越南人认为咸味道属于阳,而酸或者是甜则属于阴,在菜品的制作中越南人讲究阴阳调和,将甜和咸进行调和与混搭,以达到最佳的饮用效果。
越南人不仅仅关心食品之间的阴阳调和,同时还留意食品和人之间的阴阳调和。当有人感冒的时候,越南人就会煮姜粥给她喝。如果有人中暑了,则会给他煮葱粥喝。除了这些,越南人还注重人和气候之间的阴阳调和,夏天阳气比较重,所以吃的时候多选择酸汤之类的东西,冬天的阴气重,则会选择烤肉一类的东西。
中国和越南之间比较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加上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多个省份都有居民前往越南居住,这不仅仅促进了越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即便是今天,以油条等中国传统食品为代表的饮食仍然在越南受到欢迎,这足见中国饮食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用筷子、饮茶文化等在越南民众中影响深远,特别是在饮食的制作和饮用过程中,越南民众将中国阴阳协调的饮食方法进行应用,加上本地的一些食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越南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身影,这说明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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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国际天然药物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介绍了欧盟《传统药品法案》对中药出口的严格限制及中药进入欧美市场的瓶颈和国内抗冠心病中药海外销售概况。
【关键词】天然药物;抗冠心病中药;海外市场
Abstract: The market size and potential for the natural medicines was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EU Directive on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s and the bottleneck for the expo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analyzed; and the overseas markets of l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introduced.
Key words:natural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overseas market
美国:市场广阔,植物药销售额已达50亿美元左右(保守估计),年增长率约在12%~16%,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而美国的植物药资源并不丰富,该国仅能满足25%的需求,其余则依靠进口。
1997年美国使用植物疗法的人数由1990年的150万猛增5.6倍而达到996万,而据2002年大卫・考夫曼等人发表在权威刊物《美国医学协会会报》(JAMA)上的调查报告显示,现有14%(即约4000万人)的美国人在使用植物药,其爆炸性增长,可见一斑。
欧洲:1999年欧洲天然草药补品的市场规模已达70亿美元左右。其中以德国的市场规模最大,且政府调控也最为严格,其次是法国。目前,德国卫生部批准可供使用的植物药约有300种(单方与复方),并有35万医生使用植物药,80%的医生会给患者开植物药处方,该国规定病人可报销约60%的药费。
另外,许多欧洲国家对中医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态度。这些中医诊所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普及了中医知识,促进了中药的销售。
亚洲:我国的中医药历来以我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一些国家、日本和韩国为主要销售市场。其中,日本的中药市场很大,约为15~20亿美元。但由于日本对进口申报中草药的审批程序冗长而繁琐,因此我国针对日本的出口几乎只有中药材。在日本,从事中药研发的人员已达5万人,中药厂200余家。
日本所生产的中药,其处方主要来自我国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等,原料的75%又由我国进口,但其在国际市场的产品占有率却已达80%左右(也有人认为,日本的占有率远没有这么高)。日本的中药产品具有质量稳定、疗效可靠、技术支持雄厚、产品定位清晰等特点。
此外,韩国对进口中药的态度和限制也日趋苛刻。而韩国本国生产的人参、银杏叶等制剂,每个品种年国际销售额已超过1亿美元。
东南亚的中药市场基本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我国原料药材和中成药中药产品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相对顺畅,无论是品种、剂型、剂量、服用方法、说明及包装等,都能为当地民众了解和接受。其中,泰国政府在2000年正式承认了中医、中药的合法地位,继之便积极发展本国的天然药物产业,并迅速占领了一部分国际天然药物市场。总之,这些地区的市场已经相当成熟,且日趋饱和,要在这些国家扩广东药学院学报,2006,22(1)第1期 姚立新.中国抗冠心病中药海外市场概况大中草药的出口量,已相对困难。因此,我国不应把它们作为今后实现出口突破的主要目标市场。
其他地区:澳大利亚对中医药的态度较为宽松和积极。不过,西方文化仍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西医西药主导着澳大利亚的医药消费市场,加上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全国人口不到2 000万,市场规模有限,近期内中药对澳大利亚出口的绝对值,在我国中药出口中不会有太大增长。非洲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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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遗产极为丰富,具有言简意赅、表现力强和富有文采的特点。在新闻写作中,借鉴古典文学中的写作风格、警句格言,不仅可以提高文字水平、表现技巧,还会使作品翔实丰满、相得益彰。古文在现代新闻传播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 新闻 运用
新闻中正确运用古文的重要性
古文能为新闻写作增添色彩。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遗产极为丰富,中国古典文学具有言简意赅、表现力强和富有文采的特点。在行文之中借鉴古代文学的语料,则有文白相生、言简义丰之妙。
古文的传承和发展要借助新闻传播。新闻传媒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担负着一定的传承优秀文化的重任。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他们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他们文化的基石。古文的传承和发展要借助新闻传播。今天,新闻媒体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大众传媒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给受众提供大量的古文信息。古文本身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新闻事件,如果作者运用古文写成的稿件在媒体上发表,传承古文的影响力便非同小可。正如茅盾的《林家铺子》使得人们追随文中的内容来到周庄,一个小小的古镇便由此成为旅游胜地。同样,古文在新闻稿件中若能恰当地运用,不知不觉中就会给古文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取得很好的效果。
正确运用古文是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还要具备良好的古文素养。在新闻写作中,借鉴古典文学中的写作风格、警句格言,不仅可以提高文字水平、表现技巧,还会使作品翔实丰满、相得益彰。新闻工作者要提高古文方面的素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重视阅读、背诵。读是古文学习中最为关键的方法,应贯穿于学习的整个过程。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些都说明熟读、背诵的好处。能熟读成诵,久而久之,就能循序渐进、增强语感,对古文的感性认识就能升华为理性认识。
第二,在积累中丰富。古文学习需要积累,古文中雅字佳句的积累也正是解决语言贫乏问题的途径。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名言佳句、字词用法、古代作家常识这些知识的积累将是古文学习的一笔宝贵财富。
新闻写作中对古文的借鉴
古文在新闻标题中的引用。新闻标题中对古文的引用常见的有直接引用和易字引用两种形式。
第一,直接引用。直接引用是指恰当地引用思想完整、立意鲜明、哲理性强的诗词伟句。直接用古文作为新闻的主标题或引题,这种借用已屡见不鲜,有的引用甚为经典。例如《人民日报》2006年5月10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国太阳能利用独辟蹊径》、《工人日报》2006年5月12日的一篇题为《青歌赛“素质考评”是在“喧宾夺主”》的文章都直截了当地运用成语作标题。成语集中凝练,给人启迪,作新闻标题有较强的吸引力。又如新浪体育2001年6月5日载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洛杉矶湖人进军总决赛之路》。这篇报道取用唐代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中的诗句,来形容湖人队在季后赛首轮、西区半决赛、西区决赛中所向披靡,非常贴切。这里将诗句“拿来”直接作题,意境相同,不禁使人抚今思古,耳目一新。
第二,易字引用。古文中描写过的事情在现在时有类似的现象发生。若运用古文的原句,则可能与文中的意思有出入;倘若不用,又少那么点味道,可将古文原句中修改一二字,用在新闻标题中。曾获得好新闻奖的作品《每逢佳节倍思谁?》(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96年1月24日)一文引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句子,文中将“思亲”改为“思谁”,留下了悬念,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再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出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意是指作者饮酒作乐,其实是纵情于山水、心情放纵之乐。后人就引用此来表示当前举动或者言语不是最终目的,另有所图。《“会翁”之意不在会在乎山水之间也》(引题)《青岛会议知多少请看会议一览表(主题)》正是运用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义,并且巧妙地将“醉翁”改为“会翁”。易字引用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利用古文中的古典含义,借指今天的事物,恰到好处地借古喻今,简洁而有力。真是一字之别,趣味盎然。
新闻稿件借古文中的人物、事件来表现主题。借古文中的人物、事件来表现新闻稿件的主题早已有之,有些运用得相当巧妙,让人耳目一新。例如《“敬亭绿雪”恢复生产》(新华社1978年5月23日电):“失传40年的安徽名茶‘敬亭绿雪’,今年正式恢复生产。‘绿雪’产于宣城县敬亭山,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有诗咏赞此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游历祖国山川,写下了许多讴歌江南风光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其中一首。诗人笔下,可爱的敬亭山成了能够懂得诗人心情的朋友。在这篇消息中,记者让读者一边品味敬亭山的绿雪名茶,一边吟咏脍炙人口的名诗《独坐敬亭山》,使人顿感心旷神怡。又如《一些用人单位“宁要武大郎,不选穆桂英”(肩题)女大学生找工作好累(主题)》(《新民晚报》2004年3月8日)“武大郎”是《水浒传》里的人物,书中形容他是“三寸钉枯树皮”。穆桂英是戏曲及小说《杨家将》中的人物,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有神女传授神箭飞刀之术。她50岁仍挂先锋印,力战番将,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是中国古典文学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题中将武大郎与穆桂英相提并论,意在点出有些用人单位性别歧视的做法。新闻稿件中,正是这样大量地引用了古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才使新闻稿件更具可读性,联系古今,相得宜彰。
古文作为新闻稿件的论据。新闻评论是一种政论性的新闻体裁。古文中的东西可谓新闻评论中的盐,是不可缺少的。如一篇杂谈《发现人才之后》(198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中作者引用的古文篇幅占了一小半:“春秋战国时期,想成霸业的齐桓公问谋士管仲:何为而害霸业?管仲答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深以为然,于是便将国政托付给知才善用的管仲主持。齐国果然大治,称雄天下。今天,我们虽然决不想称霸,但是,在对待人才问题上,管仲的话还是可以借鉴的。”运用这面古代的镜子,确实可以照见我们今天在人才问题上的种种弊病,它启发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以管仲为鉴,“识才之后,还要做好用才、爱才、护才等工作,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人才济济,兴旺发达。”这样不仅增添了文章的色彩,使之富于生动性,而且更富于说服力和号召力。假如删去这段文字,就会使文章不够丰满,减弱了说服力和号召力。
古典文学成为新闻事实。中国古典文学运用于新闻作品中,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新闻,为新闻作品增添色彩,也有可能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成为新闻事实而出现在文章中。例如2006年7月13日《楚天都市报》载文《一个孤儿的爱心“反哺”》,报道了一名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肖前志,把靠勤工俭学10个月攒下的300元钱全数捐给了《楚天都市报》“七助贫困大学生”活动。文章引题为“去年,他被‘六助’资助;今年,他捐给‘七助’300元”。当记者劝他把钱留给自己时,他一听这话急得脸都涨红了。他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钱虽然不多,但其中凝结着我对社会的感激之情……”肖前志“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这句俗语取自《增广贤文》,这并不是记者写报道时所惯用的华丽辞藻,用来表现被采访对象的高大形象,而是真实的新闻事实。记者完整地记录下肖前志被采访时与他的对话,用新闻事实说话,毫无掩饰、也不夸大地将一个可爱大学生的“反哺”之心呈现给读者,让人们为肖前志叫好,也将新闻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到极致。又如载于2006年7月5日《楚天金报》的《三镇市民争为武汉“取名”》中写道:“家住黄鹤楼下的武昌戴羚女士,力荐武汉延用‘江城’的别称。她说,‘江城’的由来有历史文化的支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人李白的一首绝唱,让武汉‘江城’的佳名流传至今。”“‘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出自李白的《黄鹤楼闻笛》。正如文中被采访对象说的,武汉的别名‘江城’,即来自‘江城五月落梅花’一句。”文中出现的李白的诗句是由被采访对象表述出来的,作者在文中间接引用了被采访对象的话语,那么也就成为新闻报道事实的一部分,也让读者认识到了“江城”的由来,很有效地传播了这一信息。
温家宝在新闻发言中引用的古诗词赏析
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温家宝,给人以谦谦君子的印象。一些海外人士评价这位常引用古诗文抒发自己理想情怀的中国,“看上去更像一位有着儒家风范的知识分子,并且兼具了忠诚与亲民特质。”2003年的人代会上,温家宝当选为国务院。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引述中国晚清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将自己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自身的生死祸福均可置之度外的信念与决心展示在世人面前。温在公开场合对古诗词的引用,不仅让世人对这位平民产生无限的敬意,让海外华人华侨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这无形中让中国古文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多次引用诗文:在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时他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有一句古话:“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其中,“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出自《管子·版法》;在谈到海峡两岸关系时,温引用唐诗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出自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时说:“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一古语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
2006年4月6日,在新西兰访问的温家宝在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先后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简短的几句古文不仅传达了温对海外华人、对全体中国人真挚的感情,更是让海外华人感受到我国独有的古文气息,引起海外华人华侨胸膛中的那颗中国心的共鸣,这短短的几句古文胜过了千言万语。2008年在答记者问时说:“我想集中回答一下关于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一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我想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一直很重视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两句古语,很好地阐释了继承传统与解放思想,坚持根本与开拓创新之间的关系。
温讲话中对古诗文的引用,不仅达到了“诗言志、露真情”的效果,而且无形中也对中国古文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俞香顺:《传媒·语言·社会》,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于德山:《当代媒介文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康文久:《实用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彭朝丞:《新闻标题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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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其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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