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以人为中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及创新等手段，对组织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进行有效的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期高效的达到既定组织目标的过程。

成功与失败是对立的矛盾体。管理者想要通过管理获取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那么必须重视为人与处事的关系。个人工作作风影响着管理的效率与效果。当然，管理学不是成功学，而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管理者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个：

一、是感觉迟钝，不好相处，胁迫、威逼。管理者重要的领导技能是人际关系技能，如果管理者处理不好人际关系，那么想要推得工作就会遇到各种抵制与困难。在工作环境特别好时与工作环境特别差时，管理者的胁迫与威逼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当工作环境一般时，管理者的胁迫与威逼会受到员工们的不满、抱怨与抗议。人们都不愿意受到胁迫与威逼，对强制性的领导风格痛恨。

二、是冷酷、不合群、傲慢。管理者如果表现出冷酷、不合群、傲慢言行与性格，必须会使得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管理者对员工冷酷，员工也会对管理者冷酷，甚至于背后非议与咒骂管理者。不合群的管理者，会让上司、同僚、下属觉得这位管理者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有点恃才傲物的态度。没有人愿意为管理者的傲慢买单。傲慢的管理者容易使人嫉妒，并且容易得罪上司、同僚、下属，反正这样的管理者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三、是背叛人们的信任。人的信任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的，“罗马城也不是一天能建成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就会自觉地触发心理防御机制，时刻提防着对方。正是由于没信任，员工会时刻提防着管理者，并且导致强烈的偏见油然而生。而且无论管理者做什么，员工都会怀疑管理者的动机，都不会心甘情愿地配合管理者的工作。管理者想要顺利开展工作是不能如愿以偿的。信任建立难，摧毁容易。正如建造一座城堡，需要几年时间，而摧毁只需一夜之间即可。

四、是野心过大，以自我为中心，玩弄权术。野心是超过自身能力的欲望在膨胀发酵。对权力的欲望与渴望，促使一些管理者对牚控企业最高权力有非分之想。野心带来的是不切实际的欲望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往往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大多数人不懂得尊重他人。对权力有极大野心的人，往往会玩弄权术、操弄权柄，造成内讧不断，搞乱企业。

五、是行事时不合时宜的表现。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看其为人处事。做官只是一时，做人是一辈子。做人做得好的管理者，成功是迟早的;做人做不好的管理者，成功只是暂时的。为人处事要得体，要合时宜。不合时宜的管理者，会被人认为是不懂味的与无能之辈。这合时宜，还跟认时务有莫大的关系。识时务者为俊杰。

六、是权力过大，不能代表或组建团队。权力过大的管理者，是两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是组织的最高职位的造成的，另一种是独断专行的领导风格造成的。过度集权，是管理者权力过大的“母体”。独裁者可以成为权力过大的管理者的另一称呼。独裁者是不会把他人的意见放在心上的，更不会倾听员工们的心声。团队建设是管理者的必修课，不懂团队建设的管理者，是不合格的企业领导，注定是要失败的。

七、是不会挑选合适的下属。工作任务的落实与执行，都需要强执行力下属去完成。执行力不行的下属，误事的多，成事的少。可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管理者如果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就算是“超能力者”，也会累死与忙死。所以，管理者需要授权给下属，让下属给他分担工作任务。还需要下属完成各项企业目标。没有合适的下属，工作的完成，目标的实现，组织绩效的提高，都会是一句空话。得人心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才者得企业，失人才失企业。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简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吧!

简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愤世心态

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造成这种愤世心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压抑感。依次戊戌变法人士一旦获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们的求变心态以高度情绪化的亢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力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变革着的愤世心态与广大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相冲突，导致了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的对立。

(二)急剧改革的心态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全面“大变”的心态

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这种“全变论”有其片面性。变革者仅仅注意到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对中国应付民族危机所构成的障碍，而忽视了这种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继续承担着传统的整合功效。他们仅仅根据中国旧体制无法抗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来认定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四)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改革者对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判断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而且康有为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康有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这种以危机感的强度为基础的求变心态，固然是可以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危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变革者脱离现实的允许条件来确定变革的幅度、速度与范围。危机感比较容易使人们确认变革的“必要性”，而变革的约束条件则较少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样就会使改革的分寸与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据。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改革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准备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并从而引起荣禄等势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其次，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在光绪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大誓群臣的做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

(二)改革理论不成熟

公羊学说是康有为维新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把儒家经典解为伪书，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当头棒喝，它动摇了封建正统儒学的思想基础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几千年来的儒家正统教育并不是用一两篇文章或一场精神运动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即使在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为的公羊学说一出笼，自然遭到一大批守旧和保守人士的攻击，即使本来对社会危机有很深的认识，同时主张政府变革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也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价值观念。公羊学说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使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另外，在没有对中外国情作出深刻的历史比较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日两过历史表象的类似性匆匆设计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急进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传统的幕府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地建立中央集权的机构，当他在推想改革时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来充实自己的新的政治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数人，但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他必须采取缓进的方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旧式官僚的声望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新官僚的作用，否则就会引起旧官僚的剧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用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种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导致改革失败的理论陷阱。

(三)“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产生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做贮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的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容易产生反对情绪。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由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作出的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如何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确保变法成功重要条件。然而康有为拒绝采取“调和两宫”的主张，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事实上，康有为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人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一些有关政策的具体建议中，认识到这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不可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就可以得到好价钱。有了这些钱，哪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出建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另外，康有为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换西服的”改革“建议，他提出的理由是：“衣服虽未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变矣。”[5]这种变法设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客观条件与国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致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康有为到变法失败以后也承认这种好高务远的空想主张“实为巨谬”。[6]康有为回忆这一点时曾感叹，如果全国的人都穿了西装，那农村的织机人还能从哪儿挣钱生活?

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议是以孔子纪年。光绪年号是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以孔子纪年历来就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反抗运动的统治做法，它无疑会引起满清权贵与王朝效忠者们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为这样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谋求恢复汉族统治的险恶用心?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对变法中的经济问题的建议，来看出这位过于自信的变法设计者的轻率与无知。康有为在建议统筹全局，举办新政的奏议中，认为举办各项内政所需的费用，通过发行六亿两公债来筹集，在这以前，清政府曾发行过昭信股票亿一两，而事实上却极少有人愿认购。六亿两的公债，当时政府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亿两，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按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不可能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的。

从康有为等变法派人士在中国变法所作的战略设计中，更为切实具体地认识到，有康有为这样的书生政治家来主持复杂而艰巨的变法大业，其失败就决不是偶然的，尽管我们并不怀疑康有为与他的青年同志们在道德上的真诚与热情。

如果说，光绪是荆棘丛生的危崖的脱缰之马，是江海巨浪中失控的风帆，那么，始终受到这位年青皇帝尊崇的康有为，却对光绪的思想与政治选择的激进化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当光绪帝最需要冷静的关键时候，康有为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正是他促使处于极度的焦虑心理状态的光绪皇帝作出一系列更为激进的决策。

三、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一)裁汰冗官事件

七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中央衙门以及一些外省衙门。戊戌变法把裁官视为首要措施，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由此而导致连带关系失职失业者近万人之多。朝野为之震惊，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光绪帝实施他心目中的官制改革的激进做法，其基本原则是“新旧水火，势不两立”。康有为建议皇上用赏罚之大权，严惩守旧派。为使新法推行，他甚至建议皇上频频采取“大举动”，用当年赵武灵王、秦孝公与彼得大帝的方式来震耸守旧派。光绪帝下诏裁汰冗官，然而，却对于被裁撤的官吏的今后的生活出路并无相应的配合措施。这就使当时的官制改革给一般官僚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又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新政的态度，其结果是各种谣言广为流传。据记载，“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一些老迈官僚竟有“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7]

(二)礼部六堂罢官事件

如果说，裁汰官员的举措在中下层官僚中普遍引起了惊恐不安，并进而形成对戊戌变法不满的社会气氛，那么，五天之后出现的王照事件与此后的六部堂官被罢事件，则进一步在上层官僚中引起严重不安，礼部六堂罢官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帝巡行中外，从日本开始，体太后之意变法。而保守派礼部堂官认为日本历来多刺客，让皇帝出访日本，这样会使皇帝置身于危险之中。他们认为王照的意见荒谬，不肯代递。王照起而抨击礼部堂官，于是引起冲突，结果光绪帝以礼部堂官壅蔽言路为由将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这件事的发生，使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不满开始表面化，他认为光绪帝办事操切，性情暴烈而且处理政务的能力极不成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礼部六堂官被罢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下谕，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章京上行走。这四位新官与康有为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皇帝现在已经完全受康有为的想法支配。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光绪帝从此本人成为众矢之的。

(三)从开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他设想的制度局职掌十分重要，包括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定立法典。对于开制度局的建议，反对派一开始就表示抵制，他们认为制度局的开设无疑是对军机处的“釜底抽薪”，所以这项方案也没有被采纳，此后康有为则转而提出在宫中开设懋勤殿代替制度局，新旧派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守旧派屡次否定了康有为的设立的制度局的请求之后，康有为并没有改弦更张，改换斗争方式与策略，而是抓住制度局不放，一味纠缠于此，以致影响了其他新政的推行。在制度局受到抵制之后，又开设懋勤殿，议政处，立法院，这些机构花样翻新，其预期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引起守旧派的反感。而光绪帝也同样受其僵硬的思路的影响，并始终以制度局为唯一的改革思路。

四、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戊戌变法人士在进行变法时，存在着一些制约变法的条件。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怎样变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在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条件下，在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与多数后知后觉的官僚士绅对峙的条件下，只有一个改革者被充分地“官场社会化”，以获得官僚群体认可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他才可能游刃有余地从事政治活动，并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取得相应的对旧体制进行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才能使改革的计划更为周全，各种举措更为切合实际，而不至引起广大官僚阶层的严重对立与反抗。

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解决这一困难的前提是皇帝必须握有实权。而皇帝要取得实权，决不应是通过大张旗鼓地发动变法的声势，甚至不是以变法的名义来清洗保守派，因为，这样做必然会打草惊蛇。另外，在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多数人，无法接受那种明目张胆的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习俗的挑战性的言辞与主张。正因为如此，改革者应采取多数官僚所能理解与接受的观念来阐述与表达改革的理由，通过隐蔽含蓄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锋芒鄙露。

真正富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渐进的方式，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把复杂的矛盾，问题，阻力与障碍予以分散，并逐步地克服与化解，主张小步地持续地推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既存秩序作根本的决裂，使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的现存秩序之间，大体上可以保持相适应的状态，在历经了上述各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使变革的结果逐渐转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风尚，习惯。这样就不再会引起新旧派之间由于界限分明与对立而出现的两极冲突。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我们在强调一些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主观方面的失误。戊戌变法人士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中国改革的主要人物，虽有满腔热情但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不仅不能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给变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反而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分析它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些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更是一部抗争史。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继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做出的又一次尝试。采取走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但结果是失败的。以下由小编来浅谈一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

戊戌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_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是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那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吧!

戊戌变法失败的历史影响

维新变法终究还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而且没有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也不适合中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性。而且维新变法的领导者没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而且即使没有袁世凯的告密变法也不会成功，并且当时的变法领导者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根本不能执行变法，再加上当时的殖民者也干涉这次变法，导致最后变法的失败, 所以说这场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法虽然失败，但其进步性、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1、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11]

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2、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3、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

4、它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更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历时短暂，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分析其失败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而结束，留给后人以惨痛的教训。那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吧!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自然经济，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还极其微弱。甲午战后的严峻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均严重不足。而他们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从控制军政实权的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以及只会写八股文的士子文人，为了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而下构织成了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还有，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的问题上与他们有共同语言，但是为了“中体”，却站到了保守派阵营一边，使维新派势单力薄。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因此，敌强我弱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仅依靠一个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来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本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却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害怕和敌视人民群众，他们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这使他们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他们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才想起需要军队，于是去找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出卖了。因此，脱离人民群众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想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采用一些过激的做法，在自己并未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就要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尽管翁同龢提出让慈禧太后而不是让光绪皇帝来充当维新派的领袖，但是被康有为拒绝了，最终慈禧太后怀疑他们变法的动机是要从她手中夺权，这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还有，维新派采取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在短短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其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就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和恐惧，这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因此，过于激进是变法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理论指导上，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就是打出“孔圣人”的招牌来进行变法的，这虽然有减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意义，但是也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力，使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好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然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是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以免于列强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列强来帮助他们变法。结果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因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也有一定的经验教训。那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吧!

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

1. 敌强我弱。维新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初步发展，但还极其微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峻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而维新派所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

2. 脱离民众。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原本维新派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维新派却采取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方针，甚至害怕和敌视民众。这使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维新派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他们才想到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3. 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吧!

戊戌变法的发展过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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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有哪些?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吧!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11]

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

它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更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历时短暂，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分析其失败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戊戌变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下面读文网给大家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希望能帮到大家。

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

1. 敌强我弱。维新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初步发展，但还极其微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峻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而维新派所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

2. 脱离民众。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原本维新派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维新派却采取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方针，甚至害怕和敌视民众。这使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维新派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他们才想到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3. 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皇帝的合法权威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动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1898年，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它却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下面读文网给大家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变法背景

国际背景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2]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

马关条约

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光绪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2]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

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2]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2]

梁启超

梁启超

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2]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维新派图出卖国土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么，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吧!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①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②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那么，戊戌变法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吧!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

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

2)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性。康有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

3) 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策略错误侵犯了一些大官僚的利益，如开国会、设制度局，一些老臣的职权被剥夺，又没有安排措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那么，戊戌变法的意义是什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吧!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 进步意义。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2. 爱国意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保国”，反对“瓜分”，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要求汇入到救亡运动中，使变法运动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对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3. 启蒙意义。维新派在中国最早创办近代报刊，把旧式书院和私塾逐渐转变为近代学校，广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社团。他们大力提倡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重新认识世界，为后来人们接受新思想扫除了一些障碍，这种思想影响不会因政变而消失。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旋涡中，这正是维新运动的群众基础。戊戌变法之后，人们追求的社会目标有了明显的变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已不单向官僚阶层聚集，转而向其对立面转化。戊戌思潮过后，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阵营，相当数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团，另择他途。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戊戌变法人士心态及改革战略的分析，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那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吧!

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摘要：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戊戌变法人士激进的改革心态及其改革战略的失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主观因素。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皇帝的合法权威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动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1898年，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它却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一、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愤世心态

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造成这种愤世心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压抑感。依次戊戌变法人士一旦获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们的求变心态以高度情绪化的亢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力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变革着的愤世心态与广大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相冲突，导致了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的对立。

(二)急剧改革的心态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全面“大变”的心态

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这种“全变论”有其片面性。变革者仅仅注意到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对中国应付民族危机所构成的障碍，而忽视了这种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继续承担着传统的整合功效。他们仅仅根据中国旧体制无法抗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来认定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四)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改革者对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判断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而且康有为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康有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这种以危机感的强度为基础的求变心态，固然是可以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危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变革者脱离现实的允许条件来确定变革的幅度、速度与范围。危机感比较容易使人们确认变革的“必要性”，而变革的约束条件则较少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样就会使改革的分寸与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据。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改革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准备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并从而引起荣禄等势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其次，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在光绪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大誓群臣的做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

(二)改革理论不成熟

公羊学说是康有为维新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把儒家经典解为伪书，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当头棒喝，它动摇了封建正统儒学的思想基础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几千年来的儒家正统教育并不是用一两篇文章或一场精神运动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即使在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为的公羊学说一出笼，自然遭到一大批守旧和保守人士的攻击，即使本来对社会危机有很深的认识，同时主张政府变革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也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价值观念。公羊学说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使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另外，在没有对中外国情作出深刻的历史比较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日两过历史表象的类似性匆匆设计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急进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传统的幕府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地建立中央集权的机构，当他在推想改革时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来充实自己的新的政治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数人，但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他必须采取缓进的方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旧式官僚的声望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新官僚的作用，否则就会引起旧官僚的剧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用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种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导致改革失败的理论陷阱。

(三)“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产生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做贮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的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容易产生反对情绪。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由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作出的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如何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确保变法成功重要条件。然而康有为拒绝采取“调和两宫”的主张，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事实上，康有为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人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一些有关政策的具体建议中，认识到这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不可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就可以得到好价钱。有了这些钱，哪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出建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另外，康有为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换西服的”改革“建议，他提出的理由是：“衣服虽未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变矣。”[5]这种变法设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客观条件与国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致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康有为到变法失败以后也承认这种好高务远的空想主张“实为巨谬”。[6]康有为回忆这一点时曾感叹，如果全国的人都穿了西装，那农村的织机人还能从哪儿挣钱生活?

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议是以孔子纪年。光绪年号是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以孔子纪年历来就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反抗运动的统治做法，它无疑会引起满清权贵与王朝效忠者们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为这样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谋求恢复汉族统治的险恶用心?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对变法中的经济问题的建议，来看出这位过于自信的变法设计者的轻率与无知。康有为在建议统筹全局，举办新政的奏议中，认为举办各项内政所需的费用，通过发行六亿两公债来筹集，在这以前，清政府曾发行过昭信股票亿一两，而事实上却极少有人愿认购。六亿两的公债，当时政府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亿两，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按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不可能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的。

从康有为等变法派人士在中国变法所作的战略设计中，更为切实具体地认识到，有康有为这样的书生政治家来主持复杂而艰巨的变法大业，其失败就决不是偶然的，尽管我们并不怀疑康有为与他的青年同志们在道德上的真诚与热情。

如果说，光绪是荆棘丛生的危崖的脱缰之马，是江海巨浪中失控的风帆，那么，始终受到这位年青皇帝尊崇的康有为，却对光绪的思想与政治选择的激进化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当光绪帝最需要冷静的关键时候，康有为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正是他促使处于极度的焦虑心理状态的光绪皇帝作出一系列更为激进的决策。

三、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一)裁汰冗官事件

七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中央衙门以及一些外省衙门。戊戌变法把裁官视为首要措施，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由此而导致连带关系失职失业者近万人之多。朝野为之震惊，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光绪帝实施他心目中的官制改革的激进做法，其基本原则是“新旧水火，势不两立”。康有为建议皇上用赏罚之大权，严惩守旧派。为使新法推行，他甚至建议皇上频频采取“大举动”，用当年赵武灵王、秦孝公与彼得大帝的方式来震耸守旧派。光绪帝下诏裁汰冗官，然而，却对于被裁撤的官吏的今后的生活出路并无相应的配合措施。这就使当时的官制改革给一般官僚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又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新政的态度，其结果是各种谣言广为流传。据记载，“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一些老迈官僚竟有“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7]

(二)礼部六堂罢官事件

如果说，裁汰官员的举措在中下层官僚中普遍引起了惊恐不安，并进而形成对戊戌变法不满的社会气氛，那么，五天之后出现的王照事件与此后的六部堂官被罢事件，则进一步在上层官僚中引起严重不安，礼部六堂罢官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帝巡行中外，从日本开始，体太后之意变法。而保守派礼部堂官认为日本历来多刺客，让皇帝出访日本，这样会使皇帝置身于危险之中。他们认为王照的意见荒谬，不肯代递。王照起而抨击礼部堂官，于是引起冲突，结果光绪帝以礼部堂官壅蔽言路为由将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这件事的发生，使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不满开始表面化，他认为光绪帝办事操切，性情暴烈而且处理政务的能力极不成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礼部六堂官被罢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下谕，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章京上行走。这四位新官与康有为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皇帝现在已经完全受康有为的想法支配。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光绪帝从此本人成为众矢之的。

(三)从开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他设想的制度局职掌十分重要，包括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定立法典。对于开制度局的建议，反对派一开始就表示抵制，他们认为制度局的开设无疑是对军机处的“釜底抽薪”，所以这项方案也没有被采纳，此后康有为则转而提出在宫中开设懋勤殿代替制度局，新旧派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守旧派屡次否定了康有为的设立的制度局的请求之后，康有为并没有改弦更张，改换斗争方式与策略，而是抓住制度局不放，一味纠缠于此，以致影响了其他新政的推行。在制度局受到抵制之后，又开设懋勤殿，议政处，立法院，这些机构花样翻新，其预期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引起守旧派的反感。而光绪帝也同样受其僵硬的思路的影响，并始终以制度局为唯一的改革思路。

四、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戊戌变法人士在进行变法时，存在着一些制约变法的条件。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怎样变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在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条件下，在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与多数后知后觉的官僚士绅对峙的条件下，只有一个改革者被充分地“官场社会化”，以获得官僚群体认可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他才可能游刃有余地从事政治活动，并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取得相应的对旧体制进行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才能使改革的计划更为周全，各种举措更为切合实际，而不至引起广大官僚阶层的严重对立与反抗。

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解决这一困难的前提是皇帝必须握有实权。而皇帝要取得实权，决不应是通过大张旗鼓地发动变法的声势，甚至不是以变法的名义来清洗保守派，因为，这样做必然会打草惊蛇。另外，在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多数人，无法接受那种明目张胆的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习俗的挑战性的言辞与主张。正因为如此，改革者应采取多数官僚所能理解与接受的观念来阐述与表达改革的理由，通过隐蔽含蓄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锋芒鄙露。

真正富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渐进的方式，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把复杂的矛盾，问题，阻力与障碍予以分散，并逐步地克服与化解，主张小步地持续地推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既存秩序作根本的决裂，使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的现存秩序之间，大体上可以保持相适应的状态，在历经了上述各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使变革的结果逐渐转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风尚，习惯。这样就不再会引起新旧派之间由于界限分明与对立而出现的两极冲突。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我们在强调一些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主观方面的失误。戊戌变法人士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中国改革的主要人物，虽有满腔热情但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不仅不能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给变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反而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分析它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些借鉴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可是戊戌变法最后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戊戌变法的发展过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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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气，造成城市里大面积低能见度的情况。在早上或夜间相对湿度较大的时候，形成的是雾;在白天气温上升、湿度下降的时候，逐渐转化成霾。这种现象既有气象原因，也有污染排放原因。不过雾霾是怎么形成的呢?以下就是读文网小编给你做的整理，希望对你有用。

雾霾的危害：

雾霾天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杀手”，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雾天最好不出门，更不宜晨练，否则可能诱发病情，甚至心脏病发作，引起生命危险。专家指出，之所以说雾天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危险天”，是因为起雾时气压低，空气中的含氧量有所下降，人们很容易感到胸闷，早晨潮湿寒冷的雾气还会造成冷刺激，很容易导致血压波动、血管痉挛、心脏负荷加重等。同时，雾中的一些病原体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因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老体弱者，不宜在雾天出门，更不宜在雾天晨练，以免发生危险。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近期我国不少地区把阴霾天气现象并入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其实雾与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有很大差别的。譬如：出现雾时空气潮湿;出现霾时空气则相对干燥，空气相对湿度通常在60%以下。其形成原因是由于大量极细微的尘粒、烟粒、盐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10KM的空气混蚀的现象。符号为“∞”。霾的日变化一般不明显。当气团没有大的变化，空气团较稳定时，持续出现时间较长，有时可持续10天以上。由于阴霾、轻雾、沙尘暴、扬沙、浮尘、烟雾等天气现象，都是因浮游在空中大量极微细的尘粒或烟粒等影响致使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10KM。有时使气象专业人员都难于区分。必须结合天气背景、天空状况、空气湿度、颜色气味及卫星监测等因素来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而且雾和霾的天气现象有时可以相互转换的。霾在吸入人的呼吸道后对人体有害，严重会致死。

雾霾的形成相关

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老人家的身体都比较虚弱。所以身体上有什么毛病都会让家里人十分担忧，而突然吐血是件可大可小的事，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老人突然吐血采取的方法如下：

咯血和呕血都是从口腔吐出来，有时容易混淆，但二者的处理方法不完全一致，应加以鉴别。
(1) 安静休息 ，不要恐慌，头偏向一侧或取半卧位，及时清理病人口鼻腔的血块，保持呼 吸道通畅。大咯血时头低足高以顺位 引出血液，以防咯出的血吸入气管造成窒息。痰中带血可口服止 咳药和镇静药，减轻胸部震动而止血。

(2) 病 人胸部可放置冷水袋压迫止血。

(3) 适当应用止血药 ，如安络血、止血敏、维生素K3、云南白药、三七粉等。

由此看来，老人突然吐血的原因分很多种。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疗和处理方法，老年人突然吐血多数 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所以老人的饮食是要非常注意的，不要吃坚硬、生冷的食物，多吃柔软、温补的食物，使老年人的消化疾病慢慢恢复。

很多老人的身体体质都很虚弱，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老人突然吐血，这会让家属非常担忧。这样的情况时，及时送到医院救治是最好的办法，不可以盲目的实施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