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_戊戌变法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推荐六篇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下面就由读文网小编来告诉你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吧!
戊戌变法的发展过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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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自然经济，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还极其微弱。甲午战后的严峻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均严重不足。而他们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从控制军政实权的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以及只会写八股文的士子文人，为了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而下构织成了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还有，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的问题上与他们有共同语言，但是为了“中体”，却站到了保守派阵营一边，使维新派势单力薄。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因此，敌强我弱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仅依靠一个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来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本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却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害怕和敌视人民群众，他们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这使他们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他们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才想起需要军队，于是去找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出卖了。因此，脱离人民群众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想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采用一些过激的做法，在自己并未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就要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尽管翁同龢提出让慈禧太后而不是让光绪皇帝来充当维新派的领袖，但是被康有为拒绝了，最终慈禧太后怀疑他们变法的动机是要从她手中夺权，这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还有，维新派采取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在短短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其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就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和恐惧，这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因此，过于激进是变法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理论指导上，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就是打出“孔圣人”的招牌来进行变法的，这虽然有减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意义，但是也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力，使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好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然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是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以免于列强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列强来帮助他们变法。结果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因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_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戊戌变法的主要任务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6]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戊戌变法的主要措施
政治方面
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教育方面
戊戌变法时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图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戊戌变法的综合分析
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涉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变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袭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变法就必须唤醒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浩浩荡荡的变法大军，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准备却不充分，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新思潮。
1、变法理论缺乏说服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进步理论为指导，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则在立新。这两部著作对传统儒学可谓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犹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风”，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动。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小变法的阻力，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康氏学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他们奉“古文经学”为立身之本，视康梁学说为洪水猛兽，攻击康梁是“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反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攻击康梁“邪说暴行，横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数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维新派的帝党官僚对此学说也是持否定态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论对正统思想的大胆冲击，如石破天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变法而言，康有为的学说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伪经考”对传统儒学作全面挑战，“改制考”也缺乏历史依据，难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争论、混淆和疑惧，使知识分子处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给顽固派镇压变法授以“乱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学说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
2、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力量动员得充分与否，关系到变法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前，其维新派在封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思想启蒙。到幕府末期，农民、市民、新兴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主、下级武士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
光绪和珍妃
中国从维新思潮兴起到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书，维新思想激荡华夏约有40年光景，但这在思想史的长河中仅是沧海一粟。促成变法的直接动力是高昂的“情绪”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为等在由甲午战败引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以高度的爱国热诚，上书呼吁请求变法，同时还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维新思想，在知识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但阻力相当大，不少刊物、学会时起时灭，其影响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维新思想尚未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百日维新前夕的思想界，变法派只占少数，较多的是守旧派，极大多数的是中立派。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学派是一与千之比，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守旧势力也相当大，更何况其它各省。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变法并不热心，他们缺乏敢于抗争的独立性格，没有全力支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维新派。变法思想不仅遭到守旧派、古文经学派的强烈反对，同时变法活动没有西洋留学生直接参与，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张之洞、李鸿章等的有力协调与合作，康梁可说是孤军奋战。
至于广大民众阶层，基本上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维新派居高临下的英雄史观使他们没能深人民众进行“开民智”的启蒙工作，一般百姓依旧被守旧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他们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理解维新者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维新变法之际，正值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由于列强人侵的深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绪。此时甲午战争才结束3年，战争的创伤尚未弥合，维新派居然不顾民众的民族情感，称赞发动甲午战争的的祸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盛情邀请他访华，积极促成光绪帝召见他，视他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救星。
维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帮助中国变法的行为与民众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为这场学习西方的进步运动增添了障碍。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现实利益，所有的变法措施没有一项涉及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一些新政措施甚至还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维新派没能启蒙民众，老百姓很难理解反帝反侵略与学西方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维新派之间隔膜很深，对变法表现冷漠。
可见戊戌时期，无论是思想界、士大夫阶层还是广大民众阶层，维新派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极不充分，变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
3、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康梁等维新派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疾呼变法，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竞争感、变革观交织在他们心中，他们期望中国“全变”“速变”，在10年内走完西方国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由于维新派长于书斋，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们对变法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严酷的政治斗争简单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对中国国情、对封建势力阻挠破坏变法的严重形势估计不够，对帝国主义本质也认识不清，企图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为极力建议光绪“设法和英国缔结同盟”，这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为帝国主义人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
作为变法决策者的光绪帝对变法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没能认识到整个封建制度的顽固腐朽和旧势力的强大，以为一纸诏书就可除旧布新。匆忙颁布的100多条诏令多数流于形式而没落实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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