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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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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
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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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而言,如何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每个企业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只有抓住资金管理这个中心,建立一套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资金管理方法,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措施,优化资金结构,拓宽筹资渠道,盘活沉淀资金,疏通资金流转环节,才能为企业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
总的来说,集团企业在对控股子公司的现金流管理模式上有多种选择,笔者更倾向于采取成立资金管理中心方式对控股子公司现金流进行统一的管理。集团企业在货币资金数量上实际上是财务管理者风险与收益均衡态度的最集中变现,如持有过多闲置货币资金,必然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集团企业成立资金管理中心,各控股子公司经营过程中暂时闲置的待用资金必须全额存入资金管理中心,按季度、年度提交本单位资金使用计划,资金管理中心编制系统内季度、年度资金使用计划,由集团企业资金实行统一调度。管理中心可模拟银行企业进行经济核算,提供成员单位内部融资,内部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等业务。企业集团实行这种资金管理方式,首先要把现存的发散在各个独立核算的企业资金统一起来,发挥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的最大效益。企业在不增加投入或少增加投入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存量资金的质量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发展目标。通过发挥集团内部信贷中心、结算中心、信息中心、内部监控中心等职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资金管理。使各企业互通有无,加速资金周转,避免资金闲置,使有限资金发挥最大用途,提高集团资金整体使用效益。基于集团企业现金流统一管理需要,“现金池”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1、集团企业“现金池”解决方案介绍。“现金池”是一种较为简便易行的资金管理方式。通过使用互联网将所有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都归集到同一个银行账户,用款则是由总部统一进行电子审批和划拨。集团企业总部资金管理中心每日终统一上收各控股子公司账户资金头寸,并集中到集团总公司“现金池”账户;集团总公司以现金池中资金及其统一向银行申请获得的授信额度为保证,约定各控股子公司的日间透支额度;在约定的透支额度内,若日间各控股子公司账户余额不足,可以账户透支的方式自主对外付款;日终,集团总公司与银行统一清算,以现金池资金或授信项下融资补足各控股子公司的透支金额。
如图1所示,日终,子公司A、子公司C账户资金余额500、200自动归集总公司现金池;子公司B、子公司D账户日间透支300、100,日终,集团总公司分别向子公司B和子公司D下划资金300和100,补足账户透支金额;日终,若总公司现金池资金余额不足以补足各子公司透支,由银行向总公司提供授信项下短期融资用以补足各子公司透支。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企业法人独立性、法规限制或其他原因,集团企业存在对各控股子公司账户资金头寸无法每日上收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可采取各子公司资金视同进入集团“现金池”的操作办法(实际上是没有进行转账),每日终了,银行合并各相关子公司指定户口的资金余额;若总合并资金发生透支(集团资金负余额),则由集团统一与银行结算透支利息,然后再分摊给相关子公司承担。由于各子公司都有可能发生资金正余额或负余额,集团可以制定政策在集团资金负余额时对个别有正余额子公司不与支付利息。这样,可以充分发挥集团企业资金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现金池”解决方案的特点。各控股子公司都有自身的财务部门、有独立的账号,进行独立核算,拥有现金的经营权和决策权;为了减少因分散管理而导致的现金沉淀增加,提高现金的周转效率,节约奖金成本,集团总公司对各控股子公司的现金实施统一结算;实行收支两条线,各控股子公司根据资金管理中心所规定的最高现金保存额(通常按日常零星支出支付需要确定),将每日超出部分的现金收入转入资金管理中心设立的专门帐户,当各控股子公司超过核定定额的现金时,必须事先向资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对各控股子公司提出的申请有两种管理方式:逐项审批制和超权限审批制;各控股子公司不直接对外直接借款,由资金管理中心统一对外办理。可见采用资金管理中心管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将各分公司的全部现金集中到资金总库,而是关于资金动员、资金流动和投资等决策过程的集中化,各控股子公司拥有较大的经营权和决策权。
3、“现金池”管理模式给集团企业带来的利益。降低了各控股子公司平时保持的资金,从而扩大了集团企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增强了集团企业的盈利能力;一切决策都以追求集团企业总体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有利于集团企业经营战略的设计和实施;可以促进集团企业内部资金管理专业化,通过优化财务管理水平,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集团资金管理中心更好地掌握各子公司资金需求,在集团企业内应该建立一套财务资金预算管理体系,由各子公司编制资金预算,集团资金管理中心对各子公司资金需求做到一目了然。当然,这些资金计划可以经常更新,集团总部可通过互联网对资金情况进行管理,从而更好地管理各子公司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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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
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了自身的矛盾。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以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些思想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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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构成复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提供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思路,为制定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依据,使人口结构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起来。
计划生育政策;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人口政策;经济发展
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
两个假定:如果人口不受到抑制,将会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率增加。[1]
两个抑制:现实抑制,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施加限制,增加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使物质资料与人口之间保持平衡;道德抑制是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措施来降低人口出生率,阻止人口增加。[2]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了人口发展的方向,但没有考虑人口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人口增长不受到抑制的例子,因此两个级数是否准确也无从考证,该理论仍具有很大的缺陷。
两个抑制作为平衡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增长的因素是合理的。而且,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增加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是存在的。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从主客观两方面指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
1954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601938035人,大大超过中国人口数量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固有观点。[4]马寅初在《新人口理论》中写道:从累计资金和加速累计资金的角度,从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促进科学研究、保障粮食供应等等角度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1971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为控制人口提供了法律保证。1980年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图1、图2对比显示了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前后我国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了30‰以上;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经历一番波动后持续降低,并在1998年之后一直低于10‰。这些都说明计划生育制度对于人口的控制的作用明显,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缓和,国家对人口的调控作用明显。
(1)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001年——2009年工业在我国GDP中的所占比重一直在40%左右浮动,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人口红利对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在减少。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性别比例失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显示大陆男女性别比为105.20:100,(以女性人口为100),人口比例的不协调也最终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处理我国的人口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有利于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与人口两者的关系,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祝和中译.
[2]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邬沧萍,谢楠.1980—2010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4]杜丽群.中国的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新思考[j]中国人口年鉴,199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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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经济学理论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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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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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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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全文如下:
摘 要: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多方面的认同困境。社会认同的流失会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运转成本增加。只有及时介入管理,才能提升和促进社会认同。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论文代写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2009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2010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2007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学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趋势是: 人才、技术、资金都是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然而,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移民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可预期性。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国外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更多; 对于财富精英来说,吸引他们的是相对稳定的期许。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的是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的生活考虑。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欠缺的。大批人才外流,不仅带走了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也带走了社会成长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社会认同的期望。
社会认同的困境加剧了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社会认同,失望和不满成了社会的主色调,这种情绪对青少年一代尤其具有严重的后果。由于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这会影响着他们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中,他们的生活没有准则,只图满足物欲和感官享受,蜗居一族、月光一族、啃老一族占据不在少数。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年轻人看到自我价值无法实现,便开始尝试摇头丸等新鲜毒品。“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杀,甚至是自杀。”[5]信仰危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的顽疾,如果再不介入干预,就会错失良机,加剧社会认同的瓦解。
( 一) 重建社会信任
市场经济本身不是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运转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较量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杜绝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社会信任是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你爱,就不冷漠; 你信任,才能收获信任。安全感有赖于稳定的基础秩序,这种社会秩序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信任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通过交换,分享由分工所带来的福利。一旦职守错位,秩序就会受到伤害,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无秩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硫磺到敌敌畏,我们的化学知识都普及了一遍,但我们的饮食却变得更加不安全。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倒塌。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应之。一句信任的话语,可以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使,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激发无穷的潜力。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无言的伤害,尤其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遭到怀疑时,这样的伤害对于双方都具有破坏力。平等是信任的沃土,平等的社会才能产生普遍的信任。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富人警惕穷人,那么,穷人也不会相信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能够平视时,人们才易于相处,也便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准则。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之本,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建设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欺骗失信者受到惩戒。只有通过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才能不断提升公信力,使政府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 二) 维护司法权威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法律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本武器。司法权威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律不能为社会兜底,规则不存,社会大厦的基础就会动摇。近年来,在涉诉信访问题方面,出现了一股信访司法化、司法信访化的倾向。即当事人因诉求未满足就怀疑司法公正,乃至以身抗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种舍弃司法途径、寻求权力干预的行为,正是“人治”方式的怪胎。例如,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利裁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求,而是在心理上渴望见到“大官”,所以出现了越级访、进京访等“告御状”的现象。这种“人比法大”的意识,日积月累成了信访人“告御状”的原动力。当他们的告状意识形成一种情结时,也就愈加坚定了不放弃的决心。有的甚至拿着法院的终审判决去上访,把上访理解为法律终审裁决之后的一个程序,使得社会问题的裁决变得没完没了。
当事人对司法裁决固然有要求改变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也应该依法行使,而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以违背公众利益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人都以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而司法机关惟恐发生矛盾不利于“维稳”而不敢坚持合法裁决,就会导致司法活动低效,甚至无效,从而损害所有社会成员的权益。当然,对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监督,失去监督的司法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一样,也会膨胀和腐败。对司法权的监督,应尊重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应符合宪法原则,有利于司法者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司法权威,要求行政权力对司法尊重、服从和支持,没有这种尊重、服从和支持,司法裁决就不能执行,司法权威自然也无从谈起。行政权力要达到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目标,离开权威的司法制约和支持也不会实现。只有司法者与社会各界共同信法、守法和护法,才能维护司法权威,确保司法体制的运转功能,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
( 三)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
造成社会认同困境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官员失职及政府失察有关。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则制约,导致拜金主义泛滥、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社会环境恶化,应该说,官德的败坏则是首因。地方政府失去民心,民怨沸腾,这对社会认同的冲击很大。官员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但是如果官员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民众就会觉得社会管理者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所谓“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 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 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约束权力,依法治理,规则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社会规则存,则民心向好,国民经济向好。当然,我们并不奢望一次性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规则的建立总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坚毅与持恒,强于等待与观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社会肌体才能健康,社会认同才能回来。
[1]敖带芽 .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J]. 攀登,2010,( 1) .
[2]于建嵘 . 底层立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208.
[3]石畅,赵展慧 . 全民焦虑: 现代化路上的阵痛[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1 -10 -21.
[4]海涛 . 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N]. 中国青年报,2010 -04 -19.
[5]郑永年 . 保卫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50.
[6]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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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我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 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 的比重为7.1%;2011 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 617.8 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 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 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 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离岸贸易成交的商品大多与内迁的制造业有关,随着内地港口和机场的发展,与其他中转货流一样,面临相对减少的局面。2001 年,在香港出口(包括转口)的内地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52%(以价值计,下同),从内地进口(包括进口后转口)的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79.3%。到2012 年,这二个比例降低到31.5%和41.5%。加工贸易商品在香港中转,主要是因为香港港具有诸多优势。不少离岸贸易商原本就是加工贸易商,在香港中转可以利用原有的设施以降低物流费用。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生、发展,到最终成为支柱产业,并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也不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而是香港的对外贸易商充分利用香港贸易和金融高度自由搭建的贸易便利化的平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充分满足市场现实和潜在需求,从而逐步发展的结果。由于对离岸贸易所得并不征税,贸易商经营的积极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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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产业规划,产业规划就是对产业发展布局,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整体布置和规划,产业结构就是指三大产业结构。 具体的措施可以概括为统筹兼顾,协调各产业间的矛盾,进行合理安排,做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突出重点、兼顾一般、远近结合、综合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产业布局政策探析。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探析
[摘要]产业布局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在宏观层面对产业的全局规划和指导。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布局政策,充分发挥重点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投资、金融、要素支持、技术信息以及商贸等政策,并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措施。
[关键词]重点开发开放区; 承接产业转移; 产业布局; 西部大开发; 城市统筹发展.
产业布局政策作为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产业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政策,充分发挥重点开发开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对优化整个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 一) 产业布局政策.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因各产业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二是本着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原则,不同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专门化。三是发展阶段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各具特色的多种产业的地域组合。从本质上讲,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合理的地区分工格局的过程。产业布局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包括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前者要求追求整个国民经济的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后者则要求不断缩小区域间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产业布局包括国家产业布局和地区产业布局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的产业布局任务各不相同。与这两个层次相对应,有国家产业布局政策和地区产业布局政策。产业布局政策手段包括直接干预政策和间接引导政策,前者是指政府对企业布局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的政策,包括国家或地区制定的产业布局战略和规划、国家直接投资兴建企业以及对企业布局的一些具体的限制;后者是指政府通过改善地区的整体环境,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来引导企业布局,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和技术信息政策等。[1]( P. 361 -362).
( 二) 研究范围.
西部各省市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生产力呈现出多个层次。本文的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是指三大重点经济区和四个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三大重点开发区包括: 成渝经济区、关中 - 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良好、资源环境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建设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契机,加快三大重点地区的产业发展,有序进行产业承接,合理进行产业空间布局,意义重大。四个沿边开发开放实验区包括: 云南瑞丽、广西东兴、新疆喀什、内蒙满洲里。它们是国务院确立的西部重点沿边开放实验区,拥有沿边和对外开放口岸的优势,在重点承接外向型产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扩大出口,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以上两类特定区域中,既有较发达地区,也有老少边穷落后地区; 既有资源富集地区,也有资源贫乏地区; 既有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有产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 既有内陆型地区,也有沿边开放型地区; 既有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做得好的地区,也有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后发优势的地区。这两类地区基本上能够涵盖西部地区的各种情况,能够作为研究西部地区的样本。目前,这两类特定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率先起步,有望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的试验区、西部产业和人口集聚的优势区域、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以及探索全方位开发开放新模式新机制的先行区。
因此,通过对这两类特定区域的现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进行分析和总结,能够为整个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规划编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以及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
( 一)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实施效果.
西部大开发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依托各自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产业布局政策,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产业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一是科学规划承接产业的布局。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依据自身的区位、资源、产业和综合成本优势,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产业发展基础等,体现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科学、合理布局已承接产业,促进了产业的合理聚集和优化布局。如,成渝经济区依托丰富的人力、矿产、农副产品、水等资源,结合灾后重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在主要发展带重点布局了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 东兴规划了进出口加工及商贸、物流、仓储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农产品、橡胶加工、家具制造等承接产业的布局,瑞丽重点规划和建设了一批国际产业合作园区、边民互市贸易区和跨境民族文化及生态保护试验区,满洲里积极规划了汽车组装、机电、电子、家电、服装、鞋帽等出口加工产业的布局。
二是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地区依托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等优势,围绕延伸产业链,有效地承接重大产业项目。如,关中 - 天水经济区在产业形态上,重点瞄准具有高附加值、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环节。在产业类别上,重点发展通信、光伏、软件与服务外包及创新型服务业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企业选择上,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产业巨头落户。[2]东兴积极利用中国和东盟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扩大与东盟国家在贸易、物流、港口、旅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贸工互动”全力推动主导产业由以贸易型为主向以加工贸易型为主转变; 瑞丽着力打造与国际陆港匹配的、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出口加工、仓储物流、商务会展、旅居度假等集聚地。
三是积极壮大产业承接载体。加快园区以道路、水、电、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以及供能、环保、物流、通关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以建设产业集中发展区为载体,不断拓展产业承接的空间。推进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资源等向园区集聚,重点依托园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骨干企业和园区转移企业抓承接。不仅如此,还探索了产业园区建设的多种模式,探索特色园区多元共建和异地投资利益分享的新机制,创新高效能管理园区的体制机制,等等。如,成渝经济区积极打造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引导企业向特色工业园区集中,着力打造了一批产业集聚度高、特色鲜明、规模效益显著的特色工业园; 满洲里科学定位园区功能,打造进口资源加工区、出口加工区、重化工业基地和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特色园区。
四是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工作。实施资源招商、市场招商、产业招商的招商战略,全方位挖掘招商潜力。围绕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有针对性地展开招商引资工作。按产业化链条,围绕龙头产业积极推进上下游配套项目的招商。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主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加工贸易的转移。
五是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如,在财政扶持政策上,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的投资力度,对重大产业转移项目进行贷款贴息。如,在要素支持政策方面,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园区用地、水电气供应等要素保障予以优先安排。
六是完善承接产业布局的体制机制。以区域合作为重点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承接地与产业转出地互利双赢长效机制建立; 推动建立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探索跨区域合作共建开发园区以及与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服务机制,营造最佳、最优、综合成本最低的支持产业承接的服务环境; 建立承接产业转移激励机制,支持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重要产业链的培育以及产业集群的打造。
( 二)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的不足.
尽管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产业布局缺乏统筹规划。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造成承接产业布局分散,不利于形成产业集聚,各地比较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布局政策时,普遍重短期效益、轻本地产业特色,没有依据资源环境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进行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致使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二是产业配套能力不强。一些产业还未形成完整链条,尤其是高端要素环节缺失,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产业间协同联动效应难以发挥;[3]生产性服务业跟不上,难以满足转移企业的配套要求,制约着产业的转移。
三是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作用。产业布局政策较多强调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具有产业联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及配套企业的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 政府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四是产业载体建设仍然滞后。由于缺乏超前意识,承接产业转移的各个层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规划不合理,园区的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生产服务等配套条件较差,难以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转入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对已转入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五是重引进、轻质量。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注重质量,不充分考虑本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不注重引进东部高新技术以促进本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一味地接受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或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还承接一些低端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
( 一) 产业布局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国家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背景下,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应充分依托其丰富的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等,科学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发挥其规模效应。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逐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并以其重点突破带动西部产业整体跃升,增强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二) 产业布局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是优化产业投资环境,加速产业集中集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支持重点开发开放区交通、能源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引导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到这些地区。各级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确定承接产业的集中布局区域,推动产业的地区分工和结构优化。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进行重点承接产业、重点承接区域的选择,并对重点承接产业进行合理的区域布局,探索建立重点承接产业基地。三是统筹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支持符合条件的园区扩容升级,支持发展得好的园区全面拓展和深化其综合服务功能。
( 三)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布局政策手段.
财税政策。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优化产业承接环境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借鉴国外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向西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提供适当的补贴,以有效降低其迁移成本。对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投资政策。省级技术改造等财政专项资金应优先投向转入产业; 金融政策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对产业转移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支持东部企业到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进行企业并购和重组。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金融支持力度,尤其要保障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期基建投资。结合转移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分区、分类信用授信和评级制度,保障项目转移后的融资需求。
要素支持政策。优先考虑“两型”产业的用地指标,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标准,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和年租制度。优先保障重点转移企业的交通运输需要。在转移企业用工需求方面,加强各类人才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结合产业转移重点办好特色专业,为转移企业提供数量足够、技能熟练的劳动用工。
技术信息政策。打造承接产业转移信息平台,支持诸如西博会等大型贸易发展平台的建设,为东部企业的转移提供及时、便利、有效的信息服务。商贸政策。设立边境合作区和跨境合作区。
加快建设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4].
( 一) 科学制定承接产业的空间布局规划.
遵循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和产业适应性,深入研究和统筹规划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重大产业布局,根据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产业基础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5]对不同区域实行承接分工,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产业承接发展重点,从而保障产业转移在区域间的有序发展,发挥区位优势、实现区域间优化布局和产业集群发展。
( 二) 因地制宜承接产业.
一是重点承接特色优势产业,包括能源及化学工业、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业、特色农牧业及加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产业。[6]二是有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重点开发开放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改造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接替区,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增加就业的重大作用。三是有选择地承接加工贸易产业。发挥沿边重点口岸城市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加快形成比较优势明显、布局优化、区域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区。四是加快承接现代服务业。适应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适应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加快承接生活性服务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培育和建立服务贸易基地。
( 三) 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
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园区,突出产业特色,加快配套建设。引导转入产业和项目向园区集中,引导优势企业、优势资源、生产要素等向园区集聚,[7]促进园区集约化生产、特色化发展和规范化管理。鼓励有实力的投资者参与园区建设,推行园区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利用西部重点开发开放区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构筑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加快探索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6].
( 四) 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
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体系建设,为承接产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加强承接地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公共信息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改善营商环境,保障投资者权益,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打破地区封锁,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 五) 搞好承接产业转移的“两型”建设.
按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设计承接产业转移方案,促进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一是严格产业准入。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承接产业的选择,把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禁止转入污染企业和落后产能,同时在承接中要避免低水平复制。[6]二是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加强矿产资源、耕地资源、水资源等的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鼓励和支持承接园区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强化污染防治。推进节能减排,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产业承载能力。[4].
( 六) 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体制机制.
完善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创新园区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政府服务体制,推动资源有效整合、产业联动发展; 深化区域互动与合作,支持东部地区企业通过多种方式与西部重点地区企业建立长期的合资和合作关系,探索建立地区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完善重大承接项目的服务和保障机制。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七) 强化承接产业的人才支撑.
通过政策倾斜、设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等形式,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引进高层次人才,建立高层次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他们搭建创业、创新平台,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的人才高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职业院校面向产业转移需要,定向培养中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1]王传荣. 产业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王向华,梁潇. 创新嫁接: 陕西承接产业转移升级提档[N]. 陕西日报,2010 -07 -02.
[3]谯薇.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问题的思考[J]. 经济体制改革,2008( 4) .
[4]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 意见( 〔2010〕28 号) [Z]. 2010 -08 -31.
[5]张冬梅.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2008( 10) .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Z].2012.
[7]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Z]. 2008 -0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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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归属感是指员工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在思想上、心理上、感情上对企业产生了认同感、公平感、安全感、价值感、工作使命感和成就感,这些感觉最终内化为员工的归属感。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一旦形成后,将会使员工产生内心自我约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调动员工自身的内部驱动力而形成自我激励,最终产生投桃报李的效应。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影响员工归属感的七大因素。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影响员工归属感的七大因素全文如下:
当代社会,人才已经成为一个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毫不夸张地说,企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人才的使用。然而, 各项数据表明,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企业都有一个较高的离职率, 企业由于员工的离职, 产生了大量的流失成本。
不仅如此, 由于关键岗位员工的离职,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如关键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泄露、客户群的流失、岗位的空缺等等, 这一切都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 如何培养员工的归属感, 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家”的感受, 也就成为当前企业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员工归属感的形成需要不同因素的激发, 本文主要就企业内部环境的构建, 从七个方面讨论影响员工归属感的因素。
归属感是指员工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 在思想上、心理上、感情上对企业产生了认同感、公平感、安全感、价值感、工作使命感和成就感, 这些感觉最终内化为员工的归属感。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一旦形成后, 将会使员工产生内心自我约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 调动员工自身的内部驱动力而形成自我激励, 最终产生投桃报李的效应。
人的归属需要具有多向度和多层次性, 归属感的形成是一个由浅入深、渐进互动的过程, 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1) 个体通过各种信息途径对企业有一个整体大致的了解, 当企业的薪酬、福利等物质利益和企业的各种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基本符合个体的价值标准, 个体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企业当中。
( 2) 个体开始了一个对企业全面认知、熟悉的过程。企业通过对员工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 使员工逐渐感受、感知、熟悉、适应企业的各个方面, 个体将对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决策、企业精神和行为规范产生基本的认同感。
( 3) 随着企业对个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断满足他对生理、心理、感情、人际关系等不同方面的需要, 导致个体对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深层次的认同感, 并逐步提高个体的安全感、公平感和价值感, 强烈的工作的使命感和成就感使得个体对企业的满意感不断增加, 最终形成个体对企业的归属感。归属感形成后, 一方面加深了个体对企业的认同, 另一方面个体将自发形成自我约束并产生对企业 强烈 的责任感, 体现为个体的主人翁精神, 并充分地、自觉地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 最终为企业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因此, 归属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过程。
1.有效沟通影响归属感。
杰克·韦尔奇有一句名言是“沟通、沟通、再沟通”, 可见沟通在企业中的强大作用。对员工来说, 员工通过企业内部的沟通来表达自己各种不同的情感, 沟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释放的情绪表达机制, 而且还可以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对企业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形成在管理架构和同事之间的公开、自由、诚实、开放的沟通氛围。有效畅通的沟通渠道可以实现领导和员工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可以促进员工彼此之间思维的碰撞、感情的升华, 从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及释放领导或员工产生的心理上的不满情绪。因此, 员工在有效沟通性的文化氛围中工作, 不仅能够控制和激励员工的行为, 实现信息的共享, 而且能够使员工体会到被尊重、被信任的感觉, 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从而对企业产生深深的依 恋感和 认同感, 加深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2.公平影响归属感。
员工公平感的强弱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对企业的认同度及满意度, 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的绩效以及归属感的形成。公平性强调公正、公开, 强调的是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出发, 在遵循基本的行为准则的前提下对员工行为作出相应的评价。公平性文化满足员工的不仅仅是分配上的公平感, 还包括程序公平感和互动公平感。分配上的公平感可提升员工晋升和报酬满意度, 程序公平感带给员工的是产生对组织的认同和对组织的信任, 互动公平感使员工对管理者产生信任感以及采取合作的行为态度,三者互相协调共同提高员工的公平感。企业要建立公平性的文化, 必须将公平观念融入企业的价值观, 把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在对价值的追求上面,为员工创造一个公平的工作氛围, 公平性越强, 满意度越高, 归属感也就越易形成。
3.创新影响归属感。
管 理 学 大 师 德 鲁 克 认 为 创 新 是赋予资源创造财富的新能力, 使资源成为真正的资源。创新可以是对新事物的创造, 还可以是对旧事 物的改造, 但创新打造的是企业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在于每一位员工的参与, 将全体员工凝聚在企业的创新理念中, 调动企业内、外部一切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在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企业员工在创新的过程中对创 新理念和创新行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积极参与创新的活动, 发挥自身的创新潜能, 在满足企业创新需要的同时, 也满足了员工在创新成功后带来的成就感, 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需要。更 重要的是, 在创新失败后, 领导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安抚, 鼓励员工继续保持和发扬积极 创新的 思维理念, 为企业今后的创新做准备。员工在这种鼓励创新性的文化中, 升华了对企业归属的情感。
4.领导示范影响归属感。
企业家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 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个性、气质、偏好等性格因素以及素质、修养等人格因素融入到企业。由此可见, 领导者对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领导的示范性行为时时刻刻影响着员工。从领导的两维理论上来看, 可以将企业领导行为模式分为交换型领导行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 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变革型领导优于交换型领导。在变革型领导行为的过程中, 领导者关心每一个下属的日常生活和发展需要, 帮助下属以新观念、新看法、新思路解决问题, 利用个人的魅力激励、唤醒和鼓舞下属完成组织目标, 同时变革员工的工作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变革型领导者从领袖魅力、感召力、智力刺激以及个别化关怀四个方面满足员工高层次的需求, 使员工产生了更大的归属感。
5.规范的习俗、礼仪影响归属感。
习俗和礼仪是企业的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塑造着企业的自我形象, 员工在习俗礼仪文化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自觉地调整不符合习俗礼仪的行为, 密切人际关系, 激发工作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实现“人企合一”。企业习俗是企业员工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具有“软约束”作用, 它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规范企业员工的一言一行。约定俗成的习俗让企业的员工无不感受到企业对员工的关心, 大大地强化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家庭”情感, 员工的归属感不禁油然而生。企业通过会议、庆典等仪式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仪式中员工不仅受到价值观的潜移默化, 而且可以满足他们聚集的心理要求, 强化其群体安全感、价值感和自我存在感, 使得员工对组织的依赖感、认同感大大增强, 从而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因此, 企业培育良好的习俗, 精心设计、组织各种文化仪式活动, 对于培养员工的归属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6.良好的企业形象影响归属感。
企业形象是企业价值观的外在表现。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财富”, 它不仅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 引导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 而且能够对优秀人才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另外还有利于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 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培养员工爱岗敬业、爱厂如家的精神, 使员工产生强烈的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真正实现“我的心在企业, 企业在我心中”。
企业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广告、报纸、公关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 也不仅仅是优质产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员工是企业形象的天然代言人, 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因此, 企业应该注重把员工的理想、信念、利益、价值、需求与企业的整体目标进行整合, 产生共同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形成一个和谐、共享、信任的文化氛围, 实现员工自身价值, 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进一步深化员工的归属感。
7.和谐的人际关系影响归属感。
创造一个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一个宽松、祥和、健康、文明的人际环境。领导与员工之间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坦诚相待, 员工与员工之间感情融洽、心心相通、配合默契, 企业上上下下建立起人际沟通的良性循环, 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地完成企业目标。要实现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 首先, 要统一在价值观上的认识。
如果企业员工价值观认识基础一致,相互之间就能够彼此理解, 彼此信任,消除彼此间产生的误会,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次, 要在情感上协调好价值观。情感上的交流可以缩短员工间的距离, 减少隔阂, 建立融洽的关系,从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后, 要实现价值观在行动上的一致。通过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 企业形象、习俗、礼仪等价值观表现形式的调节, 使员工不仅在思想上达到共识, 更能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最大限度地发挥共同价值观的影响力, 实现员工彼此间的认同、对领导的认同, 从而实现对整个企业的认同, 产生“企业员工亲如一家”的感受, 真正实现员工归属的需求。
一些著名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基业长青, 关键在于能够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一个优秀的企业内部环境可以为员工提供一个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环境氛围, 不仅能够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 更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任何员工在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中工作, 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满足,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因此, 构建一个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对于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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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是由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组成的经济学逻辑体系,包括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与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即经济学科学真理,内容是反映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经济学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往往是复杂经济现象中某些方面的抽象,是片面的,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府再造经济学理论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非典”危机让我们理解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信息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关键要素之一。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所有的决策、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应急机制、所有的行动协调,都建立在真实、迅捷、可靠、严密的信息基础之上。真实信息的披露是最好的阻击手段。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给抗击“非典”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后果。 “非典”使得中国政府建立起一种快捷的信息渠道,提高了政府行政效能和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同时,给我国政府及公共组织的行政理念、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启示和挑战。
启示一: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重视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应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虽然在政策制定与宣传上,强调了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但是在实践中,经济发展成了发展的惟一内容,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失衡。
启示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政府的责任增强了,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可以避免危机带来的损失。
启示三: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影响是全面的。应对危机,必须采取及时、综合、系统、协调的措施。各自为战,画地为牢,往往导致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从而导致更大程度的损失。
启示四: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公开。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在开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尽快向社会公布,有利于采取及时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击危机的局面。
透过非典危机事件,我们深知,信息技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方式,同时给政府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提出了挑战。现行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采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改进政府工作及服务的效率,建设“电子政府”,推进政府办公电子化、网络化、现代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建立廉洁、高效、透明、务实的政府机构的共同目标。
所谓信息技术,就是指有关信息的收集、识别、提取、变换、存储、传递、处理、检索、分析和利用等的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视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遥感技术、网络技术等等。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电子政务,乃是实现政府再造的主要途径。电子政务,就是政府组织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管理模式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管理型。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质和全方位的、规范而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其实质是,在某一区域内构建一个电子政府,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信念,政府重新定位,重新确立其角色和职能,通过既定程序在互联网上进行行政管理,把大量决策权下放给团体和个人。
政府定位再造主要是政府管理角色、管理理念的再造,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重新定位后的政府不再是所有服务的提供者,而是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责、效能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政府的责任增强了,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
目前,我国总体上的信息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地区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处在网站层面,只是电子政务的初级阶段。而且,各行业的电子政务系统大都是彼此隔离的信息孤岛,不能实现网络业务的交换、共享、协同和控制,难以在业务与安全范围内实现互联互通,严重影响电子政务的正常发展,影响着政府行政效率、服务质量。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观念落后,效率意识差;二是我国信息化程度不够高,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应用程度远未普及;三是缺乏既懂业务,又精通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人员;四是部分政府部门在规划、部署信息网络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五是有关信息网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的职能角色和管理理念的再造已成为必然。
电子政务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加强政府管理,包括政府内部管理和外部管制;二是改进政府服务,包括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这两个功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补充的。管理是为了服务,服务可促进管理。但是,政府的神圣职责乃是为人民服务。电子政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信念,政府重新定位,重新确立其角色和职能,通过既定程序在互联网上进行行政管理,把大量决策权下放给团体和个人。因此,推进电子政务,应该更新观念,尽快从“官本位”的行政观念转变到“民本位”的服务宗旨上来,应突出以服务用户尤其是人民大众为中心。建设政府网络平台,向公众开放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改传统的行政手段为现代化手段。作为政府信息化手段的电子政府建设的水平直接反映和影响着政府的未来竞争力和服务管理质量。要实现电子政府必须要建造电子政务系统,它是基于互联网的政府信息服务和业务处理平台,其服务对象包括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其他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公众。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要设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在各操作系统之上建立全国统一的较高层的包括电子政务在内的信息应用平台。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成为组织的核心战略资源,整个组织沉浸在巨大的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也不简单遵从孔茨等人所指出的纵向、横向和斜向等线性方式。传统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是多层次、多部门、规模庞大、权利集中、效率低下。因此,传统的金字塔式层级组织由于其系统的刚性,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政府再造就是要建立一个扁平化、效率化、权责分明的政府组织架构,简化政府组织层级,建立现代化政府的运作体系,明确各级政府权责,提高公共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
电子政务实质上是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电子政府, 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 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电子政府将打破传统的政府办公管理方式,其工作机制、工作方式方法、工作思路都有很大改变。传统政府按区域、级别、行业划分,各个部门独成一体,相互之间的信息很难共享,更谈不上信息传递流畅无阻。电子政务使传统政府的金字塔式结构改变成扁平化、无中心式的网络结构。电子政务实现后,政府可以直接获得来自公众的大量反馈信息,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变为“服务型”。
由于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我国的电子政务发展也不平衡,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发展较快。例如从2000年岁末到今年,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政府部门,纷纷宣布了“数字化北京”、“数字化上海”等电子政务计划。随着经济全球化,电子政务正在一些发达国家快速发展。如,199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首倡电子政务;1997年至1998年美政府大力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工程;1998年至1999年建立、完善各州政府网站,发布政务信息;2000年至2009年,组建全球最大政府网站,链接全美2万个站点,联邦机构全部实现上网办公。减少“橡皮图章”,加速政府对国民需要的回应,让美国人能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政府,并能“一站式”满足公民向政府申请贷款、竞标合同、网上付税等服务;重塑美国的政府运行系统,使之更富效率,运作成本更低,并彻底扫除美国政府的官僚作风。布什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建立一个1亿美元的“电子政府基金”,希望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在推动各州和地方政府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使公民有能力以一种更及时和更有效的方式和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交流 。
电子政务是把信息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推广应用到政务活动上,但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同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向社会开放相结合,另一方面还必须同政府改革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业务流程重组、政府机构改革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推动电子政务的难点,也是发展电子政务的重点。再造后的政府流程由于职能的综合性被提高,从而加强了每一个工作单位的权力和责任,尤其是自主决策的裁量权的强化,不借助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便会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电子政务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由“一个技术平台,四个资源整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平台是指数字化、网络化技术集成平台。四个整合是指政府资源整合、企业资源整合、社会资源整合及社会服务整合。电子政务系统突破了传统的工业社会办公的模式,建立了适应网络社会的新模式,是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
目前电子政务还仅仅限于政务手段上的变革,还停留在新办企业的证件审批提交阶段,而绝大多数电子政务则停留在发布新闻、邮件或留言性交互活动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电子政务仅仅停留在网站层面的应用上,远未达到促进现实生活中优化政务的作用。这种应用和技术脱离,是因为应用层面和技术人员在观念和指导实施的目标相互混淆引起的。政府信息管理观念是将单一的管理目标转化为全方位,由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化,加强服务于民众的意识,而把这种意识用技术的手段表现出来,就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无论应用层面还是技术实现层面,自始至终要以服务转型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始终把握总体方向。从实质上讲,“政务”应该是电子政务的主体,而“电子”只是实现主体的手段和形式。与电子商务应用类似的是,电子政务实施同样需要规范合理的政务实施环境,但与电子商务不同的是,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务职能转变要求更为强烈,后者已经成为电子政务成功实施的前提和保障。
对服务来说,过程就是服务,即客户直接参与服务的传递过程。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推动政府服务过程变革的技术。但是,只有恰当地使用这种技术才能给服务创造新的价值。由于得到服务的人像看到产品一样看到服务过程本身,因此,在引进新技术时需要考虑到用户的接受意愿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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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指导思想源自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以人为本理念,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高校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机会成本、木桶定律、鲶鱼效应、示范效应、马太效应和执行力等角度对高校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效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尽管现在企、事业组织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广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提升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是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离不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思想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中小企、事业组织缺少这种管理意识和理念,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落后,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进一步探索和提高。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内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作用与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经济学 劳动关系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人事管理经济学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学派,更多的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范畴。当前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就业(就业宏观经济目标、就业与生产率、就业的培训)、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管理(宏观的劳务市场体制以及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劳动分工协作管理以及劳动环境和人体保护)、劳动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等)。人事管理经济学当前研究的范围涉及了劳动力有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经济的宏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导致研究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国内专门从事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机构和个人不多,所以目前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投入,不断地促进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这对于我国劳动经济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由六个模块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的招聘、人力资源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薪酬福利、人力资源培训及开发、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企、事业组织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科学手段管理人力资源,促进其发挥最大潜能的管理,也是当前企、事业组织管理者,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不断地实践探索当中成熟,目前已经被广大企、事业组织认同和接受,并且慢慢脱离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尤其是最近兴起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更是成为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协调企、事业组织内部的各项资源,以保证使得员工人力资本最大化,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力。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源自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以人为本,充分保障员工权益,并且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劳动环境,激发员工创造更多价值。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是需要满足企、事业组织整体的战略需要,并且保证组织整体以及员工个人目标都可以得到实现。
现代企、事业组织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作用不断提升,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人力资本作为企、事业组织的核心,企、事业组织想要取得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但是目前我国企、事业组织,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人力资源存在很大的浪费。企、事业组织不了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方法以及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大中小企、事业组织依旧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1.人力资源雇佣当中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产生的费用(也就是该工人的工资以及福利的综合值)称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将投入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收益称之为边际收益。企、事业组织生产周期当中,资本的投入一般相对固定,但是对于劳动力的投入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企、事业组织需要获得高的投资收益,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工人的雇佣数量。如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缩减劳动力规模,反之如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费用,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扩大自身的劳动力规模。如果一个企、事业组织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控制好自身的边际成本以及收益的比例,不断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资本的不足,并且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2.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于新入职员工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快速熟悉掌握业务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的认同和对企、事业组织的忠诚。因此,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之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下,人力资源的培训可以量化。人力资源培训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培训以及特殊的培训,一般的培训只能等量的增加一个员工对于多家企、事业组织的产出,特殊培训内容比较深入专业,仅仅是针对唯一一家企、事业组织员工业务的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生产率有作用。所以企、事业组织为员工选择培训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如果企、事业组织给员工提供一般的培训,培训费用假设为300元一个人,培训前员工边际收益是1000元,培训后边际收益是1400元,培训前假设员工工资等于边际收益1000元,那么培训之后员工工资应该达到1400元,但是由于企、事业组织花费了时间和费用,所以希望支付的工资仅仅是1300元,稍低于边际收益。这个时候员工和企、事业组织会存在一个博弈关系,员工可能完成培训之后,去其他企、事业组织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企、事业组织提供的是自身企、事业组织量身定制的培训方案,那么无论是何种支付方式,企、事业组织最后都可以获得利益。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性一直很强,主要原因就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不高,而且缺乏自身特色。我们国内企、事业组织需要根据自身企、事业组织的文化以及特色打造一套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员工培训开发制度体系,同时利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的流失,增强企、事业组织内部的人员结构稳定性。
3.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薪酬管理也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一套有效的薪酬管理方案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员工积极性和忠诚度。薪酬管理主要和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的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有关。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提到的替代效应,员工收入不变,员工工资的上涨就会导致闲暇价格上升,这样一来员工就会尽量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一个是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工资保持不变,那么理想的工时数就会减少。所以企、事业组织在制定具体的薪酬管理方案时,需要强化替代效应,弱化收入效应,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主动性。
1.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理论进行人力资源招聘和选拔。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需要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方式缺少足够的科学性,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体现得更加显著。企、事业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方案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为理想的就是降低成本,而工人的工资一般占据很多企、事业组织的成本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企、事业组织要想减少成本支出,就需要合理的进行员工招聘。按照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效应来分析,对于新兴企、事业组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中小企、事业组织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2.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包括新入职员工以及老员工。在一定程度上面都有助于提高新老员工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和企、事业组织价值认同,并且不断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企、事业组织在选择员工培训的方式和具体内容时,需要参考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有关于培训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分析,并且通过分析员工和企、事业组织的博弈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员工的流失。
3.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薪酬福利制度的设计。薪酬福利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六个模块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人事管理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基本上就简化为研究劳动力的工资支付效率问题,但是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薪酬福利内容的设计。企、事业组织在进行工资制定时,人事管理经济学考虑的主要就是工资支付的效率,需要考虑工资变化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这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员工积极性。前文已经分析工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对于员工积极性的影响,因此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设计员工薪酬福利时需要考虑企、事业组织的现状,效率与平等是一种取舍关系。企、事业组织要想员工保持高水平的工作效率,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员工薪酬福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企、事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相关的问题,而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则是企、事业组织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两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企、事业组织需要不断地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推动企、事业组织整体的发展,也可以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职业价值实现需要。
[1] 张金麟.企、事业组织人员雇佣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应用[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
[2] Edward P.Lazear,孙劲悦,张凤林.人事管理经济学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激励工资的效力[J].经济资料译丛,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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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萧�B予.经济形势动荡下的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策略[J].商业时代,20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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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希.科技工作者薪酬公平感知影响机制研究[D].天津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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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在财经类高校教学工作中的越来越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一西方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自有贸易,数量在增加,质量在好转,其中各方的博弈也愈发激烈,提到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就不得不提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它们的理论依旧是自由贸易论者手中强大的武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对“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的异同及它们对当代世界贸易的启示做一个简浅的分析。
一、绝对利益理论
绝对利益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
(一)绝对利益理论的概念和理解
绝对利益 是指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或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若各国都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继而进行交换,那么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绝对的利益,从而整个世界也可以获得分工的好处。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1:1的商品交换,则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酒,本国剩余了1.7单位的毛呢,显然本国对毛呢的消费将会增加;则葡萄牙从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毛呢,本国剩余了1.375单位的酒,显然本国对酒的消费也将增加。从两个国家的总和来看,毛呢的产量和酒的产量都得到了增长,也就是说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的特点:
(1)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他认为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
(2)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
(3)亚当·斯密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济,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绝对利益说的局限性。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主张依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对供求关系进行自发调节,维持均衡,控制社会利益,从而使社会获得进步和稳定。这种主张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为突破封建统治对生产力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它具有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上述分析就无法解释这一种情况。可以说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这就引出了接下去要论述的比较利益学说。
二、比较利益理论
(一)、概念及理解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旨在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其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 都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相应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要集中力量生产那些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间的自由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生产率,节约参与交换的国家的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费。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二)简评与局限性:
比较成本理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其科学性的一面突出表现在该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的思想。它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证明,无论是生产力水平高或低的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思想参加分工和贸易,都可以得到实际利益,这就为世界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思想是现代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它具有普遍意义,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可利用、可借鉴的。正因为如此 ,虽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比较成本说至今仍然是世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比较成本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以静态的短期的观点分析问题,缺乏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为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服务。
三、“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对当代贸易启示:
绝对利益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贸易的启示与影星可以理解为有以下几点:
1.参与贸易的各国,不应以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参与分工的基础,而应该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前提。即使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葡萄酒并不是葡萄牙的最佳选择,因为生产毛呢对葡萄牙来说有最大利益。
2.绝对优势说和比较成本理论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因为一般穷国只在低智产品生产中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
3. 每个国家都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有绝对劣势或比较劣势,也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贸易繁荣的今天,面对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两个理论也都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对两者的浅显分析,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当今国际分工还是应该依据最佳利益原则,使贸易国的利益达到最大。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生活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社会科学 社会环境 指导生活
前言
刚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时以为这又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老师只是讲些空洞的理论,可是在通过学习这一门选修课之后,却发现这门学科其实很实用,和现实生活联系的很紧密,虽然理论性很强,但是联系实际生活的话还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际的例子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以下为部分例子。
一.由供求均衡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与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率和签约率成反比的走势,每年大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大学生的签约率却在不断下滑。我国的高校在不断的扩大招生的规模,导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对于企业和政府实际所需求的多很多,即劳动力相对过剩。
从微观经济学来分析,在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是劳动的供给方,企业和政府是需求方,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导致供过于求,供需不平衡。
对于需求方来说,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综合企业的成本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政府根据各级部门工作开展的需要和人事部的结构来招聘所需的毕业生,也就是说需求方都是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最后招聘所需要的人员数目。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的话,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供给方就会通过降低价格等手段来夸大需求,以实现供求均衡,但在现实中肯定不可能,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或者政府显然不会扩大需求量,因此,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相对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形势很严峻。
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处于富余的状态,但是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工科类的学生相对较少,一些第三产业仍然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作为供给方的大学毕业生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自己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
由此可见,大学生不能只是去想就业的困难而对未来没有了憧憬,因为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能够正确认识和面对就业带来的种种问题,调整好心态,迎接挑战,努力学习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全面发展,提升自身的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由垄断与竞争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
可口可乐作为外国的品牌想要收购中国的汇源果汁,走多元化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认定,汇源被收购不利于我国国内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利益。
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汇源这个在我国还算有点名气的饮料企业如果再被收购,外国的企业将可能控制我国大部分的饮料市场,最终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危害到我国饮料果汁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的市场份额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却足以产生限制和消除竞争的效果,不利于我国果汁饮料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垄断法上有明确规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构成垄断行为。因此如果收购后的实际效果会限制甚至排除竞争,按照法律这也是构成垄断的。可以想象,一旦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成功,可能会借助于其在碳酸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集中限制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国内的中小型果汁企业将会受到威胁,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也将受到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因此最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没有获得通过,体现了我国的
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民族产业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反垄断法的宗旨,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竞争,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抵制市场垄断,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发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有利于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良性竞争发展,反对市场垄断,构建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促进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由利润最大化来看食品安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衣食住行是我们最根本、最首要的生理需求,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面对我国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现状不禁让人胆战心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的超标到最近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的超标,“霉变的大米”、“瘦肉精”、“苏丹红事件”、福尔马林等等一系列的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对食品都产生了恐惧心理,确实令人担忧。
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从企业来看,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疏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丢失,错误地理解微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在这个追逐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商家都片面的追求企业的利润,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最大利益,片面的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不择手段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思想的背后,其实质就是违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危。企业的社会责任才是基础,一旦缺失了社会责任,企业的利润只是暂时的,企业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企业长期的发展。
因此,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道德和责任问题,应该在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等合法的、合理的、不违背自身责任的方法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厂家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利润。
一个追求利润的组织,无论企业怎样去宣扬自身的道德诉求,它最终必须能够用所得的利润去回报股东和员工,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同时也有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企业,最终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行业的排头兵。因此面对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提倡全面的道德管理,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员工,以更强更有力的创新力,打造属于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要注重道德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四.由博弈论看商业广告战
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时,要懂得从“双赢”的战略出发分析问题,寻求协作的技巧,才能避免蒙受更多的损失。商业活动中经常会折射出博弈论的影子,下面以广告竞争为例。
两个公司的商品互为替代品,相互竞争,因此两个公司的广告必定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公司的广告容易被顾客所接受,则另一个公司的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如果两个公司在相同时期发出质量内容方面都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也在增加。但是如果不提高广告质量的话,顾客减少,收入就会被对方夺走。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公司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两公司相互合作,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二是增加自己公司的广告支出来提升自身公司广告的质量,从而压倒对方公司。
下面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广告战。说到博弈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囚徒的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对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商业中的广告战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两个公司都不信任对方,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相互合作,即背叛成为支配性的策略时,两公司将会陷入广告战,而公司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两个公司的利益,这也就是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在现实中,要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达成协议确实比较困难,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合作意识,多数的公司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两个公司只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从双方共同的和长远的角度去考虑而造成两败俱伤,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互惠互利,最终可能会实现对两者来说都是最好的结局。
要想走出囚徒困境,不受到其牵绊,就要实现双方的合作,最终实现双赢。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双赢是现代社会商业界中经常会提到的字眼,而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血腥的商战中,很多公司都会陷入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在困境面前,需要的是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彼此的信任,如果彼此都存在有私心,一味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最终将会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糟糕的结局。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
结论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去解释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冷静而又经济的头脑,更加理智的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会用经济学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发现经济学的奥妙,更理性、更科学地融入社会,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主宰人生,在学习中和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P706—P733。
【2】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
【3】 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 曼昆《经济学原理》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P601—P607。
一、引言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人才之间的竞争压力也日趋增强,如何使各大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站稳脚跟,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是关键。就外语院校培养单一语言人才而言,虽然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但是相对于飞速发展国际大环境来讲,语言类学生适应范围相对太窄。西方经济学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它对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满足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无疑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四川外国语大学而言,虽然一部分教师尝试着进行西方经济学相关教学,但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整体效果不太理想。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科学,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性”,这样才能较好的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能力。综上所述,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教学思考,提出了关于外语院校西方经济学“实践性”教学模式的若干思考,以加大外语院校综合性人才的培养。
二、当前外语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授课背景存在问题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学理论是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我国大部分高校老师在进行相关理论教学时,通常直接拿来分析我国某些经济现象或问题。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差异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经济学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
(二)教学方法存在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案例教学相对落后和教学方式相对单一。首先,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时,大部分老师的经济学相关案例大部分是基于教材上的数据和实例,一部分老师虽然也尝试将当前经济热点问题引入教学过程中进行讲解,但大部分案例始终局限于国内;其次,教学方式相对单一,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高校的必修学科之一,老师与学生都十分重视,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好成绩,一部分老师始终倾向于习题的反复讲解,而学生也很喜欢这类“取巧”获得高分的教学模式。
(三)评测方式存在问题
虽然大部分高校在期末考核学生西方经济学学习成果时,引入了平时成绩,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但是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平时成绩相对期末笔试成绩来讲,比例仍然不高;其次,平时成绩的获得,大部分老师是以上课点名来打分,这种方式完全不能够体现平时成绩的真正价值。
(四)课程安排存在问题
大多数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这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对于大学新生来讲,他们刚刚从高中升到大学,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十分缺乏,在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握、描述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时存在一定难度;其次,对于外语院校的学生来讲,他们自身数学基础较差,而且大部分外语院校新生基本上都没有学习高等数学相关课程,这时让他们来理解经济学中的数理推导,存在较大难度。
三、推行西方经济学“实践性”教学的相关建议
针对以上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想要合理利用外语院校资源,有效培养经济实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通过“实践性教学”,能够很好地做到这几点。“实践性”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或者说一种教学理念,能够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法。本文认为要在外语院校的西方经济学中开展“实践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理论联系实践
第一,课程教学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为基础。目前国内通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里包含大量的让外语院校学生感觉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和数理模型,因此在进行教学时,老师要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以弥补学生数学思维的不足。首先,以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把经济数学模型“通俗化”。针对外语院校学生有数学模型学习障碍问题,教师可采取“先思想,后模型,再思想”的方法来进行反复论证、强化教学,以慢慢培养学生们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规律的习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授课老师自身要不断吸取最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
第二,教学过程要以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数据分析就是两者最好的联系工具。在课堂上,老师需要准备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数据资料,然后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以此来加深学生们的学习动力和兴趣。例如,在讲授GDP概念的时候,给出近10年重庆各个区县来的数据,让学生自己分析各区县经济10年间的发展情况,比较各区县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同时给出各区县三次产业数据,让学生们核算三次产业增加值之和是否等于当地GDP,然后比较10年间三次产业发展比重变化,让学生们自己发现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第三,要激发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性”思维能力。首先,在授课过程中,教师除了正常上课外,也可以尝试通过QQ、微信等工具,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其次,采用“故事-黑板-PPT”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对于PPT上的“一句话概念”问题,我们可以先用故事的形式让学生们明白其具体的含义,然后在黑板上将该概念所包含的理论原理用模型推导方式,再给学生进行展示,以减少学生们学习的心理负担,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最后,相关经济学授课老师可在每次课程结束时,给出与下节课教学内容有关的案例思考题,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可以拿出几节课的时间,专门给学生准备、收集现实生活中所涉及的经济例子来进行分析讲解。从而充分培养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思考习惯,以引导学生主动观察问题、发现问题。
(二)行动联系实践
第一,优化案例教学,重视实践环节。西方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实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恰当、合适案例的选择,是把抽象难懂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知识的较好方法。因此案例教学应当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认真选择典型经济案例,将学生带人特定环境中进行经济现象分析,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笔者认为在外语院校进行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应从自身出发,考虑不同专业、不同语言背景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然后结合国内外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些典型事例和热点问题,编制不同的案例讲义,以此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现实感觉,加深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第二,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专门的实验室来开展实践教学,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来达到实践目标。第一,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到企业、市场等地方了解当前经济发展现状,运用已学经济学原理努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虚拟经营比赛。能够让学生换一种方式了解市场的基本运作原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为以后进入社会,创造财富积累经验;第三,撰写日记。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同时也打开的学生眼界;第四,开展经济学辩论。辩论可以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同时发现自身理论方面的不足,强化相关概念的记忆。
第三,改革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为“实践性”教学创造条件。为进一步激发西方经济学课程学习学生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我们还应积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基于标准试卷的考核方式,为“实践性”教学创造良好条件。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宜由相对单一的考核向多元化考核转变。除了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以考查学生理论基础能力外,还应该提高平时成绩的占分比例(将学生实践活动时的表现好坏纳入其中),以考核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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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西方经济学是舶来的产物,这种思想的引进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当前,案例教学已经应用到很多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也概莫能外。案例教学的引入对于偏理论与数学逻辑的西方经济学来说,案例教学把经济学抽象的理论知识跟现实的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使得经济学教学不再枯躁乏味,而是充满乐趣。然而,案例教学的目的是要实现既让经济学教学变得生动、活泼、具体,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并具有较强的经济学思维来分析解读现实经济问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前的案例教学,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教学方式比较落后,停留于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教学案例不是来源于现实中,而是主观编造,对案例的讲授也没能将理论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1];对案例教学存在碎片式的理解,如案例教学或停留于举例教学的层面,或片面强调案例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2]。或非常重视某一知识点或某一理论的案例分析,而忽视学生运用已学过知识全面分析某一问题的综合能力[3]。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如何结合的问题,因此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结合,首先是内容上要结合,即案例材料要与知识点相关,案例内容能够被知识点所解释,或案例内容能够映射知识点理论;其次是案例教学的层次与理论教学的层次应相衍接,如单一知识点可由一小故事或小案例来说明,而综合性知识点则需由大型的案例材料来说明;再次,理论教学的系统性与案例教学的碎片化如何结合,使学生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经济学思维,来分析解读现实经济问题。
一、案例材料与理论知识点的结合
案例材料必须与要讲解的知识点有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没有相关性或相关性不强,则难以对要讲解的知识点进行充分的阐述。如在讲解需求弹性时,一些资料以2002年成都华西乳业将牛奶倒入下水道事件为例,解释说牛奶需求弹性小,使得企业降价也难以提高销售量而只好倒掉卖不出去的牛奶。这一案例材料认为牛奶是生活必需品,所以牛奶需求弹性小。这一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在教学中也会使学生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感到迷惑。因为现实中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牛奶并不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比较大,价格降低,则需求会增加很多,而价格提高,则需求会减少很多。所以在这里,案例材料选择的不适当,会使得案例教学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案例材料除了内容必须与知识点有较强的相关性,材料来源最好是我们所处的生活与经济环境。如果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或感知的世界相距太远,也难以使学生对案例材料产生共鸣,而影响案例教学效果。因此,案例选择最好是本国本地区的案例,时间最好是近几年或近十几年发生的。因此,来源于国外的很多案例材料,可能与理论有很好的匹配,但由于制度、文化与习惯的差异性,这些案例材料不一定能为中国学生所理解。同样,时间比较久远的案例材料,由于其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与现在有较大的差异性,其材料内容的现实说服力大打折扣,难以在教学中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在解释经济泡沫的形成的原因及生成机制时,很多人列举了荷兰历史上的郁金花泡沫事件。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很难理解郁金花会有如此高的价值,会成为荷兰人抢手的投资品,价格会涨得那么离谱。因而,虽然这个案例能够讲清楚经济泡沫是如何形成的,但难以在学生中形成较大反响,也难以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而以我国2007年股市泡沫为例来分析,学生会有更强的感性认识,对知识点的理解也更深。
二、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在层次上的衍接
知识点有综合性知识、单一知识之分,同时,针对教学要求,不同章节、不同知识点也有侧重,这就要求理论教学有不同的层次性。对于重要知识点、综合性知识,要重点讲、细致讲,而对于概念性知识点、非重要知识点,可简单、粗略地讲。与理论教学的层次性相对应,案例教学也有层次性,如对应综合性知识点,案例材料应有充足的内容与信息,并对其进行展开深入分析,对概念性知识点,则举例说明即可。如讲解供求定理,为了向学生讲解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成本加成方式来决定。可举一简单例子说明,如2011年飞天茅台53度酒国内价格为1050元,而在美国的售价为82.99美元(约合550元人民币),国内与国外价格存在巨大差异,学生从这个例子中就能真正理解价格的差异来自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而不是成本的差异。而在讲完了供求分析这一部分后,由于学习了供求均衡、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因素,需求与供给弹性等多个知识点,在进行案例分析时,就需要有较多内容的案例材料来分析。如可将上述茅台酒的例子扩充内容进行分析,茅台酒的供给受到特定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大幅度提高产量,因而其供给弹性小,而在国内需求方面,由于茅台的国酒地位,社会及政府机关对其需求大。特别是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由于是公款消费,政府部门对其价格变动不敏感,需求弹性小,因而茅台酒在国内市场是供不应求。由于需求与供给弹性小,厂家与经销商往往可以大幅度提高茅台酒的零售价格。但在国外,没有了国酒地位,也没有公款消费,所以国外对茅台的需求很小,需求弹性很大,所以价格远低于国内。通过将案例扩充,并且老师进行诱导式启发、问题式讨论,可以使学生对刚学到的概念及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在综合案例分析中,则可将前后的理论知识贯穿起来,如综合性案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为何一涨再涨。则可以将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知识点串联起来,并以专题讨论的形式,由老师介绍、引导,学生提问、讨论等方式,使学生在讨论中再次回顾了这些理论知识,并将之串联起来,逐渐形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将理论用之于解释现实。
三、理论教学的系统性与案例教学的碎片化的结合
由于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大量地运用了数理分析、图形推理,前后知识点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因而理论教学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与此相对应的是,案例材料则是一个个独立的内容,案例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案例教学因而呈现明显的碎片化。我们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是从归纳到演绎,即从已有的理论来解释现实,或以现实中的案例来佐证、阐述理论。这一模式有其固有的优点,可以完整地将基础理论讲解清楚,体现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同时通过案例分析使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增进学生对理论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因此,针对经济学理论与教学的特点,我们认为在教学中应坚持理论教学为主,案例教学为辅。在课堂上,老师应系统性地讲授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理论假设、运用条件及理论内涵要讲清楚,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要讲明白。在此基础上,插入案例材料来分析,将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单一知识点的案例材料,可以通过对其内容的补充与延伸分析来对多个知识点进行综合阐述,使得单一的案例材料得到综合性运用。或组织综合性案例材料,将前后知识点串联起来,克服案例内容的碎片化,使之与理论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实现融合。另外,对过去过于重视理论教学,忽视案例教学以及案例教学方式过于简单等弊端应进行改革,在理论教学的内容与案例教学的方式上进行改进。第一,针对不同的教学要求,应在理论教学的内容上有取侧重、取舍,如针对非经济类本科学生来说,对经济学理论掌握的要求较低,在教学内容上,则重点讲解与现实更为密切的知识点,如在《微观经济学》讲课中,供求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可重点、深入地讲解;对生产要素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则可略去不讲;对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可结合现实简单地、定性地讲讲,不必进行深入的数理推导与理论分析。第二,案例教学方式应多样化,注重师生互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改进:
(1)提问或答疑式。比较简单的知识点,可以先让学生自学再由老师提问及答疑。这样既可节省时间为案例导入让路,还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避免单向输入式教学的枯燥与单调,同时又避免教学中的“放羊”;
(2)讨论或辩论式。对于一些重要、疑难、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在老师进行讲授后,可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辩论,老师进行引导与评议,使学生在辩论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3)小论文式。对于重要的、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可以布置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对资料搜集、论文结构与逻辑、论文学术规范等方面老师进行指导,并对论文进行及时批改与评点。第三,在讲授完一个大的知识点或几个知识点后,应对学过的内容进行回顾与梳理,梳理出各知识点的逻辑联系与展开过程。梳理过程中,可用图形、动画、文字等来演示。对重点知识的回顾,可组织新的案例材料,或对以前的案例材料进行补充扩展,以专题辩论、课堂讨论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一、多元化与数学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反映的是人类的活动与经济参与的一般规律,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内在的反映。其研究成果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还研究社会经济连续的发展,人与人间,人与自然间,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等。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还变化无常,应该要采取不同的研究办法来对其研究。研究不同的方面,比较分析然后对那些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揭示。这绝对不能用数学的分析来解决,因此就确定了马克思的主义是多元化的。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这样的数学化现已发展成了主导趋势。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越来越让人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不是经济上的因素的趋势。经济学的数学化可能会把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加速化。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人阿莱批评了经济学数学使用的过度趋势,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是被人为地加入了数学的模型并使其成为了主导,并且可怕的是在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上向前发展;受到数学思想的荼毒比较深厚,在历史上是一种倒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就提出了数学分析的方法,并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他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的数学公式,可是他反对对于数学的滥用倾向。里昂•惕夫说:“专业的经济学的杂志里面整篇都有着数学上公式的充斥。这样的话就把那些看这些杂志的人从一个看似有理的却是任意假设出来引导到虽然很精确但是却毫无道理的结论,所以对数学的滥用就成了经济理论学的研究误区。数学对于经济学理论是种研究,论证,分析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是可以发挥成果,其关键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是不是正确利用。正确理论的服务需要数学的方法,却也可能为错误理论进行效劳。浅层次的来看,貌似这两种推理的方法的数学方式都是合理的严谨的,但是事实是对于同一个数学的推理不仅可以导出正确结论,还可能致使成果错误。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出世,让有些西方的学者们欢呼一个对人际间的关系进行处理的工具出现了。最起码能够将双头,单头问题解决了,可是这六十几年来该书却没有帮上解决问题的大忙。美国的哈佛教授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对美国的《挑战》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进行回答时说过,对于现在来说单一数学的分析并不一定有很好结论,可能得需要哲学的一些基础。克莱因是198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人,他说过,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计量的经济学中数量的办法。也不是一切的经济学的问题都能够被量化,能够测算,在有的时候肯定得有主观上的决策。他的话表明用数学的办法来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张单一不合情理。在经济理论中用数学方法是有局限的,其实就是说数学的办法只是辅助工具,它是分析经济的第二重要方法。
二、发展性与两重性
马克思的主义作为真理,是永不会过时的,它只会跟着在实践过程当中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自创建至今是在连续不断地发展着的,其理论的体系是开放的。正是它的开放特点,才能够吸收兼容别的学科精华从而让自己更加完善。该经济学的体系是通过继承前人在经济学的成就的遗产所建立发展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是科学的,拥有着与时代共同发展的优秀品质,伴随社会的发展而连续壮大发展。以上就表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性。可是,西方的经济学拥有着双重性:一是阶级特性,二是某种条件之下实用的特性。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态与意识,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经验的总结。其阶级的特性主要是为了维护那些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对资本的主义这种制度进行了维护,也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与对资本主义的宣传进行了维护。对于特定的情况就如那些实用特点强的市场的经济客观现实进行了限度之内的反映,尤其是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西方的经济学也有有价值的科学性与能用东西的存在,不单单只是形式中存在,通常是和形态意识以及具有辩护特性理论东西共同存在,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们国家要进行发展就必须按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实情,尤其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特色制度对市场的经济发展与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特色经济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对马克思的主义进行发展概括。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借鉴其合理成分来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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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特殊路径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解释经济学”,它还肩负着“改造世界”的职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留守妇女;二元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耕,农业从业女性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日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主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正逐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力,成为农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但是,留守妇女在担负起生产、生活双重任务之后,因为中国农村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水平并没有因为丈夫外出务工为其参与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有所提高。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表明,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生产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和销售是相分离的。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留守妇女更多从事的是农副业日常管理的事务,家庭经营决策的权力,譬如粮食作物生产品种的选择、面积数量的确定、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一些需要一定知识、经验、技术、资金、对家庭发展影响较大的事项和活动,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农业较低的收益率也使得以农业为主的留守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留守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下降,对男性的依赖在加重。由此可见,“男工女耕”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和农业女性化现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甚至对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明显不利。
三、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
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留守妇女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政策建议或解决路径方面已形成诸多共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譬如,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5],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家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实施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解决农民家庭离散问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支持和关心妇女。尊重、倾听妇女的意见和需求,支持妇女的选择,鼓励留守妇女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实施;开展妇女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增加妇女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互助[6]等等。上述成果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素材、逻辑起点和理论借鉴。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妇女问题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前文已有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以来大力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积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为留守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千载难逢的好契机,更为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根本路径。根本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是破解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篇大文章,亟待深入研究。□项目基金:湖北文理学院政治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开放式基金项目:“四化同步”进程中汉江流域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YB20150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发展问题研究(2012G36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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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0L].
[3]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钟斌.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及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3(05),121-124.
[6]江洪,李继华,傅兰英.农村留守妇女健康状况及健康需求调查———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4,(02)112-117.
[摘要]
本文对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的情况做了简要的论述,初步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同时对扩招的度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从扩招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教育大众化和农村学生负担能力,扩招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扩招和教育经费来源,扩招和毕业生就业以及知识失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扩招应该暂缓的结论。
[关键词]高校;扩招;经济学分析
1引言
始于1999年的这次高校扩招,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增长,更为当时我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这一经济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支撑。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国际市场萎缩,国内需求不旺。国家企图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但这一措施并无多大效果,于是政府将希望寄托于教育消费。高校扩招既有政府扩大内需的目的,也有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目的,既有学生的愿望,也有高校本身的愿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校扩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比如招生数目的快速增长给高校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高校师资队伍、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制度的不配套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等。因此高校扩招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如何权衡其利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那么,政府应该进行扩招吗?或者说,政府扩招会增进还是损害社会福利?如果政府有权扩招,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近几年政府对高校扩招?扩招的度又如何把握?现在扩招是否适当?本文拟就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2政府干预高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学将社会产品分为私人品和公共品。所谓私人品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中,私人品的生产将是有效率的,政府不需干预。而所谓公共品是指那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例如国防、教育、公路、路灯等产品。由于公共品存在着外部效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行为。如果排除搭便车的成本非常高昂,那么通过市场来生产公共品是缺乏效率的。由于在市场情况下生产者不能将生产产品的收益全部占为己有,产品的提供将比实际需要的要少。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其目标是向接受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传授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就业或者满足入学者其他需求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表面上来看,高等教育具有私人物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但同时由于它给受教育人带来了效益之外,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外部社会效益,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混合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部分性质,也同样因为如此,政府干预高校是有效率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存在搭便车问题。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林毅夫,1989)。高校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然也存在着外部性,如果任由其诱致性变迁,会导致供给不足,因此,政府的强制性变迁是必要的,这又为政府干预高校提供了一个理由。
3高校扩招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是以长期、持续、稳定地与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以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为准则,因此,它的发展道路受社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反过来,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特别与国际上教育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此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有一个超常规的补偿性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政府决定的扩大招生计划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1999年扩招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可见扩招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具体说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3.1反经济周期论的支持
反经济周期论是在教育产业化论争中涌现的一种激进的观点。所谓“反经济周期论”就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即经济越处于低谷,越应该发展高等教育,通过发展教育反过来调节经济周期。该理论认为:教育投入纯属于生产性建设投资,而不是消费性支出;教育资源要按照产业化方式进行经营,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教育不仅要满足市场或社会的需求,而且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反向调节。这一观点由于暗合了二十世纪末高校大扩招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成为高校扩招的有力理论支持。经济学家也许正是基于以下的假设:到1999年,经济持续低迷已7个年头。应该是处于“谷底”,4年之后,也就是第一次扩招生的毕业期,经济应该彻底走出低谷,导致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必然增加对人才资源的需求,而这些扩招生正好派上用场。这样,高校扩招不但拉动了即期消费、延缓就业压力,也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才供给。总之,高校扩招的直接动力源于经济,而反经济周期论为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高校扩招对一些激进的教育理论主张从实践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必将更进一步地推动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高校扩招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3.2社会发展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与之相适应的高层次管理人才。若仍施行低入学率的高等教育模式,在21世纪以人才为核心的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将会处于劣势,再则,由于高等教育的低入学率,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难圆大学梦,我国又素有倾其家产培养下一代的传统习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家长们千方百计要让子女上大学。我国政府实施扩大招生规模的战略,这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和稳定,实现众多家长培养子女的心愿,对广大适龄青少年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提高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占人口的比例,缩小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
3.3产业调整的需要
21世纪是高科技竞争的时代,许多传统企业正迈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经济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升级,随之而来的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结构性调整与就业者知识的矛盾日趋严重,导致许多文化素质低的就业者不能适应企业转型、技术进步的要求,面临着岗位胜任和新就业方面的巨大压力。3.4扩大内需要求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商品出口量下降,加上我国历史上遗留的产业结构性问题的不良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内市场许多商品供大于求,消费疲软,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投资减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连年提高,内需不足,企业生产日渐困难,企业的扩张能力明显下降,低层次人员的就业需要量减少。就业难度日趋严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加剧了企业的竞争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要想通过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不可能,而我国国内市场广泛,拉动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成为主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教育被看作是一项居民的投资以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因此,政府不遗余力地扩大高校招生规模。
4高校扩招的博弈分析
教育可以看作是个人的一项投资,投资决策与此必然依其成本-收益来决定。博弈论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作一些有益的探讨。我们通过计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的年均收入与非大学毕业生的人参加工作的年均收入的差额,进而推算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首先假设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或古典环境下,信息是完全的,交易费用为零。假设高校具体执行政府的决策,政府可以扩招,也可以不扩招。如果政府不扩招,学生个人的收益就是V(X)。当政府决定扩招,由高校来执行,此时,学生有两种选择,即受教育和不受教育。如果学生选择受教育,他的收益是V(X),如果他选择不受教育,那么他的收益是V(Y)。如果政府不扩招,个人收益为V(X),不必讨论。如果政府扩招,学生个人会根据其收益的大小来比较,如果V(X)>V(Y),学生必然会选择受教育;如果V(X)
4.1高等教育扩招的可持续性分析
教育最终是为了服务于经济,也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教育的发展必须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果教育的扩张速度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致平衡,则这种扩张是可以持续的;如果教育的扩张大大快于经济的发展,则教育最终会因经济后盾不足而不可持续。那么高等教育扩招幅度是否“可持续”?我们不妨对1980年以来高校扩招的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作一个比较,这样会对两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多个年份高等院校扩招幅度达20%以上,招生增长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此速度是否适当?当前我国高校办学条件能否承受?根据1996年教育部颁布的《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来衡量,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因扩招致使办学基本条件降至此《标准》之下。例如,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图书仅为81册,与标准规定的160册相去甚远;2000年半数本科高校生均教学仪器值在3874元之下,与规定指标4000~5000元也有相当的距离;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1997年的14平方米下降至2001年的10.9平方米,相当多高校不达标。专科院校的办学条件标准要求较低,但也因扩招过快,有半数院校生均图书量,生均教学仪器值,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等办学基本条件达不到标准。
4.2高校扩招的适应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是必然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高级人才需求的日益扩大,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这一转变过程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随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完成的,而并不是由个人意愿就能达成的。高校扩招导致了学费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是适合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的。而我国二元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我国城乡结构的二元化是指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在城市和农村中的断层和分化,这种对立和分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过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而在0.4以上则意味着进入警戒线。最近1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我国的基尼系数计算均超过0.47。我国基尼系数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在农村,只有真正提高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大众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施,目前出现的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无疑会增加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难度。据国家统计报告,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8年最高,然后逐年回落,正呈现差距日益扩大之势。基尼系数的变化说明,我国二元结构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势必受制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点和难点,不在城市适龄人口,而在农村适龄人口。基于这种现实,现行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是否超过了我国农村的人均收入,农民对学费的承受力是多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二元结构社会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会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4.3高校扩招的财政约束分析
高校的扩招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教育经费的增长,我们来考察一下财政性教育总支出增长速度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1998—2012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增长速度总体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相匹配,意味着高校目前的招生规模如果继续扩大,将受制于财政状况。
4.4高校扩招与就业分析
扩招带来的最大问题还是毕业生就业问题。由于毕业生人数大大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数量,再加上高校专业设置不适合经济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一般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下降。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受教育人口之间相互竞争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所谓的“人才高消费”与“文凭贬值”现象,受教育人口已经“相对过剩”。高校的扩招给毕业生的就业造成了明显的压力,扩招造成的就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加剧一般性就业矛盾。一般性就业矛盾即指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引起的就业矛盾。按理说,扩大招生能使更多的待业者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从而增强其生存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缓解一般性就业压力。然而在超常规发展的情况下,毕业生的总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在抵消一部分就业压力后往往还会产生新的或积累更多的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在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多的情况下,高校的快速扩招无疑更加剧了这个一般性的就业矛盾。
2).加剧结构性就业问题。所谓结构性就业矛盾是指经济结构和人才结构的不适应以及工作岗位和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之间的不适应引起的就业矛盾。一般而言,结构性就业问题出现往往是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在这个阶段上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方面是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产业的逐渐转移与消失,与此相适应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或综合型的高级人才往往供不应求,而单一型、学习型的高级人才则供过于求。这种结构性失业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校专业结构和学科发展相对滞后于市场职业岗位变化,高校学生培养规格和社会需求错位等因素,尤其是近几年扩招的学生并没有按产业结构的变动需要或新的模式来培养。因此,通过扩招培养的毕业生不可能在整体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反地,还可能加重一般性就业负担,并使原有的结构性就业问题雪上加霜。知识失业是高校扩招之后的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知识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在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期处于不得其用,从而引起结构性失业的一种经济现象。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失业的过程也是教育深化的过程,由于现代部门(指工资报酬较高和福利待遇较好,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及政府部门)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低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应运而生,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其结果,原来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现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在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失业的相互作用下必然导致人力资源浪费和教育投资低下。随着教育层次的高度提升,国家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资源,社会成本上升,社会收益下降。老百姓为此也要倾尽全力,为子女教育费用的层层升级付出昂贵的代价。
5结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扩招应该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容置疑,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但从短期来看,十几年的高校扩招确实是过度了,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是不可持续的。面对已造成的问题,政府可以做的,首先是稳定高校招生数,使扩招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使社会资源和就业压力有一个缓冲的机会。其次,政府和学校应该完善毕业生就业机制,完善就业信息传播渠道,完善人才市场服务。同时,学校应调整专业结构设置,使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再次,高校要建立扩招能力评估机制,高校必须在能力范围内确定招生数。最后,毕业生应找准定位,不能要求过高,不切实际,要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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