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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财务的转型,管理会计人才在企业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高管理会计能力和业务水平已经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构建模式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以国外国内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上的实践以及研究为借鉴,本文提出先把管理会计中的胜任能力融入到中国现行会计人才评价制度中,同时一步步构建管理会计人才能力的框架体系――“1+4 +X”。
关键词: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
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会计管理体系建设的阶段,国家力求在3到5年之内能够培养出一批对社会有用的管理方面的会计人才。会计管理人才能力框架的建立,在我国现阶段的人才培养进程中拥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
1999年,美国的会计管理师协会成功地将《哪些更重要,哪些不重要:1999管理会计实务分析》完成了,同时把管理会计职能划分为一般会计、管理和成本会计、业务规划、业务分析和决策、控制、理财和现金管理、税收、组织变革和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等9个模块,对管理会计从业人员的胜任能力进行考核评价。IFAC下属的管理和财务会计委员会在2002年也发布了相关的报告――第12号研究报告,即《管理会计实务及管理会计师的胜任能力档案》。另外,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协会在2014年10月成功地发表了设计出全球管理会计师所胜任的能力框架的《全球管理会计原则》。
(一)中国现阶段的会计人才能力框架体系
我国现行会计人才能力框架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会计从业资格能力框架(针对企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考试、继续教育)。二为会计专业技能资格能力框架(主要是针对评审、高级会计师职称考试、助理会计师、会计师)。三为高端的会计人才技能框架(主要针对总会计师提高素质工程、会计领军/后备人才的培养、选拔)。但是,当前在技能框架当中,管理会计有核心技能不够明确的缺陷,考试偏重于会计财务方面,会计管理方面不足,有培养方法同质化、行业类型区分度低等等一系列弊端,对培养优秀的会计管理人才会造成影响。
(二)中国在会计管理人才技能框架上的摸索与研究
1. CFO技能的框架研究。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于2004年4月形成《成为胜任的CFO――中国CFO能力框架》。我们认为,在CFO所必须具备的职能核心有八项包括业绩管理、决策技术、财务战略、财务服务供应、会计核算与控制、财务信息提供、有关的维护关系、经营管理责任;核心技能七项有分析能力、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控制和资源管理能力、协作能力七个核心技能;技能要素三个有核心知识、职业价值观、核心能力三个技能要素;知识板块十七个有成本管理、审计内控、风险管理、财务战略、战略、财务分析、公司治理、购并重组、价值管理、系统思维、沟通协调、职业道德、财务呈报、信息系统、税收筹划、资产管理、领导团队十七个知识板块。
CFO作为高端会计人才,其核心职能中包括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领域,其核心能力正是管理会计所要求的。
2.国内企业会计管理人才培训方式上进行了研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英国ACCA联合,在2013年12月成功发表了《中国企业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报告,提出会计管理上说应该具备的能力。在基本技能之外,还应该有管理成本技能、管理会计工具的知识、数据分析技巧以外,还需要具备潜在风险的认识、战略选择的评估能力、把握宏观经济对企业影响等能力。
在今年的7月1日,中国的总会计师协会联合财政部,正式签订下“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及人才评价体系”委托合同,开启了“中国会计管理人才培训体系建设研讨项目”, 计划是在四年之内完成对会计管理能力框架以及人才考评体系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建立起中国会计管理人才的技能框架,不仅需要以发达西方国家做法作为参考,也应该以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重点考虑,建议对现行框架调整完善,采用了先融合过渡、后独立认证,形成“1+4+X”的框架体系。
(一)融入到现阶段的会计人才评估制度当中,增多在会计管理胜任技能检测方面的内容
一是将管理会计的胜任能力融入会计初级、中级、高级职称考试和职称评定中进行考核评价;二是把会计管理的胜任技能融合到了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还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当中,实行统一的测试与考核。三为研究会计中不同岗位的技能框架,明白确定下财务总监、会计部门负责人在总会计师中需要的会计管理的主要技能,给用人单位在聘用人才以及测试考核当中提供相应根据;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在现行能力框架的基础上完善,实施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技能方面,财务会计以及管理会计融合到了同一个框架当中,属于管理会计的核心技能变得不突出;要求所有会计人员要参加管理会计胜任能力考评,对提升整体素质有好处,却也抬高了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
(二)建立会计管理人才技能的单独框架,管理会计师实行专业资格的认证
借鉴美国CMA和我国CPA能力框架的成功实践,开展管理会计师专业资格认证。优点是管理会计师的胜任能力框架更加清晰更加突出,便于单独考核评价;还可以引导企业在招聘时强调管理会计师资格,促使更多的人才去参加专业资格认证,对促进财务会计转型和高端会计人才培养有促进作用。缺点是目前国务院正在清理执业资格许可,需要修改相关会计法规,方能实施专业资格认证。
建议在“中国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完成前,先按照上述 “1”的模式试行,并积极创造管理会计师专业资格认证条件。这样既不耽误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又可整体提高会计人才的素质能力,也为今后实施专业认证储备了人才。
中国管理会计人才技能框架,能够考虑使用 “1+4+X”这种体系框架。“1”指会计管理师的资格专业认证;“4”是四大重要领域的会计管理人才的专业技能;“X”是各种重要的行业/部门中,会计管理人才所具备的特别技能。
(一)管理会计师之专业资格认证
会计管理师之专业资格认证,则为对从业有没有具备可以胜任的能力一种考核测试。考核内容主要有领导能力、商业技能、专业技能、公共能力等必需具备的技能。
公共技能:主要有适应外界环境、综合分析、心理调节、表达学习、组织应变、判断决策、自我认知等技能。
专业技能:如能够熟练使用财务会计技能、各种管理会计工具、大数据分析等能力。
商业能力:是指在不同的商业条件下,可以运用合适的专业能力解决问题的技能。
领导技能,包括战略规划技能、协调沟通技能、决策能力、团队中的互相合作能力等等。
(二)主要领域会计管理人才的最核心技能
企业类管理会计人才:战略规划、投资决策、项目管理、成本控制、产品定价、预算控制、信息管理、绩效评价、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
行政事业类管理会计人才:预算管理、公共投资决策、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共资源管理、项目绩效评价、部门协调能力等。
中介咨询管理会计人才:专业持续提升、信息收集分析、战略规划咨询、流程优化能力、客户风险诊断、学术交流等能力。
教育研究类(含会计领军)类管理会计人才:学术研究创新、学科体系建设、标准规范研究、知识教育传播、研究成果转化、对外交流合作等能力。
(三)重点行业或者部门中会计管理人才的特别技能
由于在管理会计中,不同的行业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我们提议把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再进行细分,分成了若干个(即“X”)重点行业(部门),构建符合行业(部门)特色的能力框架。如企业类可分成工业制造业、农业企业、商品流通业、旅游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建筑施工企业、房地产开发、金融企业、信息产业等行业;将行政事业单位分成行政管理类、投资审批类、行业监管类、教育培训类、研究咨询类等。
[1]黄湘.高端会计人才核心能力框架探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10,26(5).
[2]邓传洲,赵春光,郑德渊.职业会计师能力框架研究[J].会计研究,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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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认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和“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杰出贡献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科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武器和研究指南。我们必须厘清唯物史观的发展状况、精神实质,不断研究和挖掘唯物史观在当代的丰富的时代价值,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本真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理有力的理论指导。
唯物史观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某种程度上的核心地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索经历了起始阶段、探索阶段、完成阶段,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完善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原理。
(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初步形成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将市民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在文章中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鲜明地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政治国家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顺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引入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了生产分配原理,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同时期的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
(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史观的创立
《提纲》对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作用。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正确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算。从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并对唯物史观做了概括性的论述。1844年马克思发表的《神圣家族》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把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是消极被动的“群氓”。
(三)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序言》从五个层面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的表述。文章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从哲学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到私有制的批判,逐步深入直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从唯物史观切入剩余价值理论。其所蕴含的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范式,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184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全面、系统的重要著作。它对原始社会的家庭关系、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本书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家的重要成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要把握唯物史观的内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精神本真。针对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问题的表述,学术界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解说,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从马克思原著中找到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或许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帮助我们概括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而人类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即对物质的生产和创造,这也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初动力。恩格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只有基本生活条件能够得到保障,才能进一步进行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其他领域活动。由此,我们也能够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中得到关于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提示,事实上道理浅显易懂,即:是劳动保障了一切,人类的所有活动一切都起源于劳动,来源于最基本的生存目标追求。唯物史观带给现代人类最大的启示是个人无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是个人能力的发展,这些,都只能说明个人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不同,而不能以此划清界限,脱离生产与创造的基本框架。
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的活动,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同对历史主体―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社会发展要确立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结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上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文明。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客观考察,“人”在唯物史观中居于核心首要的地位,人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社会实践很好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只要我们依然面对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依然还试图筹划着历史性实践所展望的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规律范式解读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之所以唯物的方法论依据,是必须坚守的。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第一要义就是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新时期,中国梦的提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第二,唯物史观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突出了人的作用,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路线。到2013年,同志在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提出充分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激情,推动中国当代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中国梦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诉求,而且也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积淀。
第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不断用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立了公有制的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总之,唯物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所以在当代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其学习和掌握,在推进哲学社会学的实践中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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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市场(Growth Enterprise Market,GEM) 是指专门协助高成长的新兴创新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公司筹资并进行资本运作的市场,有的也称为二板市场、另类股票市场、增长型股票市场等。创业板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因此更加注重公司的信息披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二板市场:一个基于战略框架的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属于政府主导的模式,其功能定位及服务对象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因而在国内二板市场的建立过程中既要借鉴资本市场发达国际的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设立多功能多选择具有很强流动性的二板市场。为防范风险,二板市场应采用分步骤分层次的发展战略。在中小企业板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推出完全的二板市场。在区域选择问题上,由深圳向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发展,逐步向中西部科技、风险投资较发达的地区推进。
关键词:二板市场 中小企业板 风险投资
1998年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推出之后,全国掀起了建立二板市场的呼声,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二板市场迟迟没有推出j,主要在于以风险投资为载体的二板市场周期性波动。从2000年3月起,全球风险投资业一度陷入萧条,NASDAQ综合指数接近1000点,2001年随着国际经济的下滑,全球二板市场一度陷入萧条局面。2003年以来,国际主要二板市场各项指标陆续好转表明风险投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4年风险投资业逐步回升。据最新公布的年底数据显示,2004年风险资本获得的资金在继续增长,大学、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去年向17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投入了176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67%。据Thomson Venture Economics和美国风险资本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2004年的风险资本额比前两年的总和还要多。在2003年,135家风险投资基金共筹资106亿美元;2002年,165家基金筹到36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时期,635家风险投资基金筹到1061亿美元。含高科技类企业在内的全美风险企业投资调查MoneyTree Survey的数据显示,2004年对风险企业的投资金额为209.4亿美元,比2003年的189.5亿美元增加了10.5%。就我国而言,2004年创业投资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中外创投机构在2004年共对25家大陆及大陆相关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其中投资案例数量较2003年增加43%,投资金额上升28%。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的同时,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国务院2004年初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在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2004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我国分步设立二板市场的构想已经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尽管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功能定位、发展步骤、区域选择等,如果处理不好,将陷入与主板市场雷同的境地。
结构决定功能,单一的主板市场结构决定了我国资本市场只能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资金与不断攀升的12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由于缺乏投资渠道而得不到保值增值的矛盾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经济转型中的深层次矛盾需要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才能解决。建立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是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二板市场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结果。
国际上成熟的证券市场都设有二板市场,只是名称因国家定位不同而各异,诸如自动报价系统、小盘股市场、创业板市场、小型资本市场等,在美国称NASDAQ(1971),英国称另类投资市场(AIM,1995),德国称新市场(1996)、欧洲称EASDAQ(1995),香港则称创业板(GEM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1999)等。尽管名称各异,但是其功能却基本相同或相似。根据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种:
(1)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科技板”或“高新技术企业板”;
(2)为高成长性、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创业板”,
(3)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二板市场称为“中小企业板”[2]。
高新技术企业板、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这三个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主要表现在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上:三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的不同,高新技术企业板主要是针对高新企业而言的,其核心技术必须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确保其国内外的领先性,并且有足够的投入确保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而且还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创业板主要针对初创企业而言的,一般要求主营业务明确、成立时间大约在3-5年,具有良好成长潜力的企业。普遍观点认为创业板主要是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的;中小企业板主要是针对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而言的k,对其技术含量没有要求但必须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无论属于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均可。
三者的联系也是很明显的,三者之间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界定,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R&D投入比例相对较大,因而其一般也是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也往往是中小企业,当然某一个企业也可能是初创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只要具备良好的成长性就能够得到二板市场的青睐。但实际运行往往与理论有很大差距l,某些国家的二板市场并非只吸纳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对于传统企业和大型企业也是开放的,只要它们具备良好的成长性。
事实上,各国政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区分这几种市场,大多数二板市场的服务对象都涵盖了中小企业、高新企业、初创的成长性企业,甚至有的还吸纳了传统行业的企业,其目的在于缓冲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周期性波动对市场的影响。如香港创业板的服务对象为具有市场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欧洲EASDAQ的服务对象是高成长性的小型企业。英国称另类投资市场是向新创建的成长型小公司提供服务,无论是高科技公司,还是传统的制造企业,或是第三产业的服务公司,均可在该市场上市。而美国NASDAQ的服务对象是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或新兴公司,其上市公司包含了信息技术、电讯、医药生物技术、金融、保险等领域。
我国二板市场的功能定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9年,我国准备将二板市场定位为“高新技术企业板”。2000年,政府决定将二板市场改为“第二交易系统”,把其功能定位于为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服务。2004年设立的中小企业板是以后推出创业板的试验田。与主板市场不同,二板市场主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处于幼稚阶段中后期和产业化阶段初期的中小企业在筹集资本性资金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些企业的资产价值(包括知识产权)评价、风险分散和风险投资的股权交易问题[3]。
因此,我国二板市场的上市对象应包括三类企业:一类是成长型中小企业,即在3-5年内,具有持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能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整体扩张的态势、未来发展预期良好的中小企业。2003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在六成左右,上缴的税收已占全部税收的40%以上。最新调查表明,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中小企业贷款被拒率近60%,从全国范围来看,80%的中小企业不同程度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因此,二板市场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第二类是主业突出的创业型企业,即在产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创业初期或种子阶段的中小企业。尽管我国风险投资额已达到400亿元,但由于缺乏二板市场,大多数风险投资退出只能进行股权转让而无法获取高额的回报。第三类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具有经营历史很短、市场需求不确定、盈利能力不稳定、破产风险较大的特点j。我国每年大约有十多万件专利授权,但由于科技转化渠道不畅、转化率低,相当多一部分高科技含量的技术得不到转化而淘汰。
鉴于国际一些二板市场运作失败的经验k,在我国二板市场上市的企业除了高科技企业外,还应包括其他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抑制高科技企业明显的生命周期特性产生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这样可以形成多功能多选择的资本市场,增强二板市场的流动性,可以避免随着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以及陷入英国、欧洲等二板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困境。但实际上,我国的中小企业板主要安排了制造业行业的企业上市,并不能降低由于行业过于集中带来的市场风险(见表一)。
表一 中小企业板公司行业分布表
行业 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信息技术业 社会服务业 农林牧渔业 合计
家数 43 2 1 1 1 1 1 50
资料来源:中小企业板一周年全记录,《中国证券报》,2005年5月27日。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它应该包括有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和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等,比如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主要有:(1)全国性集中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NASDAQ;(2)区域性市场:太平洋交易所、中西交易所、波士顿交易所、费城交易所等;(3)未经注册的交易所;(4)场外交易市场:OTCBB和 Pink Sheets[3]。 二板市场只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从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来看,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上市条件依次递减,对应不同企业各有一个筛选机制,使企业有可能递进上市或递退下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
众多学者提出了发展我国二板市场的思路,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有刘纪鹏(2003)提出了规则与主板直接对接的“中小企业板”概念,建议创业板推出应贯彻从紧到松和从高到低逐步调整的指导思想,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在提高创业板门槛的前提下,尽快推出“改良”后的创业板,也就是门槛不低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第二步,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的加深、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加大,再调低上市标准,推出门槛较低的创业板j。成思危(2003)提出“三步走”思想:第一步,现在搞科技板块,先不降低门槛,在已经发审委通过的几十家小盘股中挑一些,组成科技板块,到深交所上市;第二步,逐步研究,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中小型创新企业通过科技板来融资;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创业板k。
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我国可以首先活跃各地的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场外交易(OTC)即三板市场,恢复NET和STAQ交易,辅导培养一大批未上市企业,形成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后备企业。这类企业至少要形成大约8000-15000家的队伍。其次,在这些上市后备企业中筛选一些具有良好成长前景的企业进入“中小企业板”,这类似于NASDAQ的小型资本市场,这类企业大约要达到1000-1500家。最后,在“中小企业板”精选一些规模较大、需要更多发展资金的企业转入创业板市场,这类企业大约要达到200-500家。深交所通过对中小企业上市资源调查,掌握了3328家重点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其中,辅导企业634家,占950家辅导备案企业的66%;后备企业2694家,占81%。在3328家辅导企业及后备企业中,880家具有完整的信息资料,明确表示有上市意向。对照目前的发行上市标准和主要财务条件,408家大体符合中小企业板发行上市条件,属于后备上市资源,占880家的46.4%l。我国有充足的上市企业资源,经认定的高技术企业有上万家,而且90%以上为中小企业,为二板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见表二)。
表二
1998-2003年我国高技术企业数量分布表
单位:家
类型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大型企业数 825 878 935 1111 1170 266
中型企业数 1241 1140 1077 1314 1445 2296
小型企业数 7289 7474 7746 8054 8718 9760
合 计 9348 9492 9758 10479 11333 12322
注:2003年数据的变化主要是因为采用了新的企业统计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
建立一种“接力棒模式”而不是“终身制”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不同层次上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各个不同层次的市场对进入企业在注册资本、盈利能力、成立年限应有所不同,以满足不同、规模、风险度的企业都能以合适的方式实现产权交易。值得一提的是,不能为了急于扩充上市公司数量而降低上市标准和忽视公司治理,降低标准虽然有可能促使部分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但是也很有可能让一些质量不高的企业混入二板市场,使得二板市场成为垃圾市场,海外相继关闭的二板市场就是很好的案例[7]。
资本市场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我国二板市场发展还面临着区域选择问题。二板市场应该选择金融、投资意识较强的地区。尽管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十多年,但投资者多数属于短线投资,还没有上升到价值理念投资的高度,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而且二板市场也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因此,在金融、投资相对发达的地区推行二板市场,容易被人们接受,成本也较低,而且也容易找到更有价值的上市企业。再者,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发展迅速,其投资风险也逐渐被人们接受。根据以上原则,我国地区性二板市场应选择以下三个地区:
一是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二是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三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投资意识强,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中小企业发展成熟,也比较容易接受国外先进的观念和事物,而且也是中国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密集、技术研发实力雄厚、社会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具备发展二板市场的外界环境。
以深圳为例,截止2004年底,深圳共有注册登记的创业投资公司197家,比2000年增长了410%;深圳地区实收创业资本总额125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223%。深圳的创投机构数量和创投资本双双居全国第一,成为国内创业投资资本聚集力最强的地区。尽管从短期看,我国还不需要这么多的区域性二板市场,但从长远看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也可能有多个二板市场,如日本东京的Mothers和JASDAQ二板市场[8]。从目前二板市场准备的成熟度来看,在深圳运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再在上述其他地区推出区域性二板市场,甚至必要时在中西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发展,如武汉、西安、成都等。
[1] “创业板理论与实务”课题组.中国创业板:迟设的风险比就设的风险更大[J].财贸经济.2001(7):64-70
[2] 辜胜阻、徐绪松.政府与风险投资[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3] 刘曼红.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林毅夫、苏剑.论二板市场在我国发展的前景[J].中国软科学.2000(11):16-19
[5] 曹凤岐.中国资本市场创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 林毅夫、李永军.再论二板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前景[J].改革.2002(2):94-102,106
[7] 谢百三、徐岚. 中国二板市场应无限期推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57-66
[8] 徐岚、谢百三. 海外二板市场的发展新态势及中国的艰难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03(10):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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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论文正文: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
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
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
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
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
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
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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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模型框架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句,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应用语言模型框架中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试论应用语言模型框架中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全文如下:
摘要: 本论文详细阐述了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在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框架内提出的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描述了该理论在句子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依据及其主要内容。从所指层、交际层、语义层和形式层四个平面研究话语句是应用语言模式中句子模型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将话语句看成一个多平面的整体能够建立起具有极大说服力的句子语言模型,能够形成解决一定交际任务的句子转换规则。
关键词: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句子;话语句; 三个平面理论;四个平面理论
在语言学中对句子的多层面的研究起源于捷克语言学家Фр.Данеш (Frantishke Danesh),他在《句子三个平面的句法研究》[1964]一文中提出了“从三个层次的不同角度研究句子”的思想,即从语义、句法、交际三个平面研究句法。这一思想被俄罗斯语言学家Л.П. Ломтев [1979], А.Е. Кибрик [1979], 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1977]等继承并发扬,其中Белошапков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项式”理论,指“在句法学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同的研究侧面,亦可称作句法结构中的三种机制:结构机制(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语义机制(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和交际机制(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这三种机制(侧面)相互支撑、互为补充,构成了整个句法学研究的完整系统。”[杜桂枝,2000:118]
三个平面理论在现代汉语言学界也得到广泛应用。提倡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相区分又相结合的代表人物有胡裕树、范晓、胡附、文练等*。
任何语言学理论都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有其传承性。句子的三个平面理论也是如此,亦在继续不断地完善着。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就是在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下面我们就详细阐述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在功能交际应用语言模型框架内提出的句子的四个平面理论。
在功能交际语言学中有两个研究语言模型的流派:一种是科学院派(包括Г.А.Золотова),一种是理论实践(大学)派。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属于后者,她对句子的研究完全是从功能交际的角度出发的, 她研究的是带有作者观点在内的具体的话语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речев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是交际单位,而不只是结构单位[2000: 195]。
如果在句子中只看到词形链条上词汇和语法意义相加得出的句子意义,那么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另外一些句子У Маши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Чтению Маши присущ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е Ма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Маша—это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я就都成了原始言语句,对它们的选择只取决于篇章的类型。如果按照传统句子结构模式理论,即句子是最低限度述谓的抽象样板,那么句子В лесу живет медведь中的в лесу是全句限定语(детерминант),即补充限定整个句子的成分。
按照这种方法,学生对句子的学习将成为不考虑句子内容而只是对篇章类型和相应句子模型的机械记忆,这会大大加重学生的记忆负担,而这个负担远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承受的。
如果在句子中首先看到的是其内容常体(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й инвариант),而且这个内容是可以用不同的句子形式结构表达的,那么上面列举的关于Маша的句子就是拥有相同所指内容的句子,也就是说这些句子在内容平面上是相同的,但在其他平面(交际、语义和形式平面)却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正体现在这里。
应用语言模型框架研究的对象是话语句,即抽象样板的具体言语体现。话语句与抽象样板的区别在于前者具备述谓化关系(предикация)。跟П.А. Лекан[1975,1983]一样,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2000]也区分述谓性(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сть),即句子的情态、时间、人称语法意义,以及构成话语平面的述谓化两个概念。述谓性的标志是有或没有动词,而述谓化的标志是语调。“句子是述谓语段的词的组合”[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96:332; Шмелев, 1976: 41-42, 79]。
句子就其称名功能本身(比如画的名称)来讲只有述谓性,而不具备述谓化,故不是话语句。试比较下列句子的语调。在读Саврасов画的名称 «Грачи прилетели»时,两个词形只有一个调位,而Некрасов诗歌的第一行 ØПоздняя осень. ØГрачи Øулетели则有三个调位。同样, Шишкин画的名称 «Осенний день. Сокольники»的语调和以这句话做背景陈述时的语调也是完全不同的:Осенний Øдень. ØСокольники. 以上每个句子都有述谓性,但述谓化只出现在第二类句子里,因为读它们时要用述谓语调。
话语句是反映具体类型事件的内容常体的言语体现。比如地质学家根据湖周围的岩石是红色的,可做出湖里有水银的逻辑推断。这一事件在不同论述中可有不同的陈述。在描述性言语中需要用在谓语位置上明确指出逻辑推断或复合句主句中的主语位置上有信源说明(авторизатор)的句型,如从属复合句:Так как цвет скал был красный, я догадался / думаю / подумал,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并列复合句:Цвет скал был красный, и я догадался,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或者简单句:По красному цвету скал я догадался (不能用подумал或 думаю), что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在交际性言语中,当直接观察和讨论参加者已知的客观事实时,需要选择逻辑推断转移至边缘而信源说明省略的句型:Судя по (красному) цвету скал в озере есть ртуть. 或者述谓化关系用原因特征与推断之间的关系表示:(Красный) цвет скал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наличии о озере ртути. 此时的信源说明意义保留在动词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中。
最适合表达内容常体的形式是形义对称结构(изосем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Золотова, 1982]或称原型*结构(прототипичная к.)[Лакофф, 1996],比如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而话语句У Миши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 У Миши—беглость в чтении – Чтение Ми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 Чтение Миши—это сама беглость; 以及Россию населя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много –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селяющих Росс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в России велико等等则是用不同形式结构对句子常体的展示。
这些话语句之间还有更深的区别,因为不只形式本身很重要,而且内容相同的同义句系列在相同模型的包装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由形义对称结构表示的内容常体就好比剧本,而其可能的体现,则好比按该剧本排演的话剧。
А.Е.Кибрик [1992:19] 的“自然模型论”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модель) (即相应的语言模型应该能解释语言事实上是如何建构的)和“语义先决论”(无论是句法内容还是形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语义内容预先决定的)促使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看到话语句是个多平面的单位,而且其每一个平面都有自己特有的结构。
М.В.Всеволодова[2000:199-201]提出,句子不是象Фр.Данеш主张的那样只有三个平面,而是有四个平面,而且其顺序也不同:第一个平面是所指平面(денотативный уровень),这是基础平面,体现在所指结构中;第二个平面是交际平面(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у.)和交际结构,即实义切分。第三个平面是语义平面(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у.)和语义结构;第四个平面是形式平面(формальный у.)和形式结构。
3.1 所指平面反映的是语言外事实——即类型情景(тип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类型情景由述体及其必有的参加者——论元(аргументы)构成。论元可能是题元(актанты),也可能是状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ы)。比如句子В лесу живет медведь中的处所状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локатив) в лесу就是存在述体的论元[Арутюнова, 1976]。述体是连接题元和状元的行为、状态、关系、存在和特征(质量和数量)。题元是事件的参加者,它包括:
1) 主事(протагонист)——所指平面上主体类角色,是构成情景的唯一或首要题元参加者[Шмелева, 1994:42]。它与存在述体连用时是存在主体(экзисциенс):В лесу водятся волки;与动态述体连用时可能是生命主事,即施事(агенс):Рабочие строят дом;也可能是非生命主事,即力(сила):Течением унесло лодку;或者是机能(функтив):Самолет приземлился;与状态述体连用上时是状态主体(экспериенцер):Старик страдает астмой;与特征述体连用时是被描述者(дескриптив):Это пальто новое;与关系述体连用时是关系对象(релянт):Петя – брат Миши; Оле и Наде смерть.
2) 受事(пациент)——情景的第二所指参加者,是主事行为的涉及对象:Я купил книгу.
3) 与事(адресат)——主事和受事之后的第三情景参加者,它不受主事的直接影响:Он подарил отцу часы.
4) 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帮助情景实现的物体。按照顺序它可以是第二位的:Он ходит на костылях; 第三位的:Я мою руки мылом;第三和第四位的:Мама кормит сына кошей с ложкой.
5) 情景元(ситуант)——使情景变复杂或具体的参加者。它要么使基本命题复杂化,比如句子Я сидел с книжкой в руке中的книжка没有改变基本命题,而只是使命题复杂化了的参加者,叫共事(комитатив);要么使题元或状元复杂化,如上句中的рука是主事的一部分,叫伙事(партитив);而на обложке журнала中的 обложка 是处所伙事。
所指结构反映的是类型情景的具体体现,亦即具体事实、现实生活原型事件的结构,故进入该结构的还可能有补充角色,即不是该述体的论元,但是是话语句的必有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反映了该事实的结构。Всеволодова将其称之为“助元”(партиципанты)。比如话语句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中的述体жить的论元有:主事——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事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处所词Россия和助元——数量词(квантитатив) много,这个数量格是该话语句所必须的。就象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中的бегло一样,其述题位置已经证实了它的必要性。
所指结构的成素就好象剧中人物和话剧的舞台场景。原型话语句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和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就如同按照剧本——事实结构排演的话剧,没有任何发自说话者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说没有交际前景(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3.2交际平面反映的是情景发话者的认识平面。这个情景是受情景制约的。它确定思维的对象——主题(тема),亦即被述谓化成素(предицируемый компонент),以及思维对象的特征——述题(рема),亦即述谓化成素(предицирующий к.),也就是指包括带主要句重音词在内的词群[Падучева, 1985: 112]。依此确定语义结构的述体框架。关于Маша读书的句子可有以下几种实义切分形式:
1) 主题是施事名词,述题是述体及特征,可有以下言语体现:Маша https://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У Маши https://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 Маша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ым чтением; Маше https://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 в чтении; Маша – сама беглое чтение等等。
2) 主题是行为名称,述题是特征,而施事名词在切分符号前,可有以下话语句:Читает Маша https:// бегло; Чтение у Маши https:// беглое; Машинному чтению https://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е Маши / Машина чтение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Чтение Маши – это сама беглость.
3) 主题是特征,述题是施事或施事和行为的结合,如:Бегло читает https:// Маша; Беглость чтения – у Миши; Беглостью отличается https:// Машино чтение; Беглостью в чтении https:// отличается Маша.
正是这个建构话语句的平面决定着话语句成素的基本词序。即使象Арутюнова[1976]曾指出的那样,有一些形式结构直接依赖于词形次序的情况,但交际平面不总能决定句子的形式结构。交际平面紧跟所指平面之后的原因是它对位于其后的语义平面结构和形式平面结构都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平面就好比导演意图与话剧主角的关系,但不总是与剧本主角的关系。
3. 3语义平面反映的是向受话人传达事实时说话人的主观认识。语义结构有几个界面,每个界面都与其他各个平面连接着,可以说,语义平面是连接其他各平面的句子核心。
1) 语义结构的第一个界面与所指平面连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情景参加者的数量成分和特征成分,比如关于俄罗斯人口的句子可以省略述体жить,试比较:В России –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Россия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等等。但句中可加入某些结构词,如 количество一词: 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在关于Маша读书的句子中省略掉了客体名词,但可加入象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свойствен, отличается一类词,因为句子内容中带有特征的特点。
正是在这个语义结构界面框架里,既可以引入作者的主观信源说明补充(авторизационные добавки):В Росси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Маша, по-моему,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又可以引入作者的主观态式补充(модусные добавки): Именно 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Не только в России живет м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引入句子结构的信源意义使所指结构变复杂,因为它们在句子结构内部建立了补充事件命题,而态式意义则只留存在语义结构中,也可能出现在形式结构中。
2) 语义结构的第二个界面与实义切分相关联,因为主题总是主体、思维的对象。正是实义切分建立了述谓化关系。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已有的述谓化关系不能进入某些陈说类型,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在口语陈说中主题是行为名词的句子很正常,如:ØЧитает Маша https://Øбегло.但在公文语体陈说中就不适宜,因为这种句子要求强烈的重音切分。为了避免这种“不适宜”就要选择将主题中的谓语换成主语的句型,这种句型的主题不要求强烈的重音切分,如:Чтение Михаила Сергеев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然而,这种做法已经与语义结构的第三个界面相关联了。
3) 语义结构的第三个界面反映的是被作者传达的事实结构的缩影(ракурс),它与形式结构直接相联。正是在这里才可以提及由主体-述体对构成的纯语义结构。为了与所指结构相区别,纯语义结构应该被称为命题。确实,话语句(1) Олег хорошо учится 和(2) Олег хороший ученик的所指结构相同,区别就在于其命题不同。在例(1)原型句中是事件命题,而在例(2)中却是逻辑命题。这个类型情景的所指结构跟有关Маша的句子一样,都是由动态述体、施事和行为的性质特征构成的。然而,在例(2)中我们从外部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情景,一个由描述主事(протагонист-дескриптив)(即性质或数量的承载者)及其性质特征构成的情景,试比较:Олег относится к числу хороших учеников. 但是所指结构显示,这不过是同一剧本的另外一出戏,也就是说其中的性质特征不过是类似的假象,没必要让这些假象使生活变复杂。所以在语义结构里最好用主体和述体这两个述语。正是主体-述体关系构成了句子模型的类型意义(тип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Золотова, 1982:98-99]。类型意义在形式结构中也有所体现,一定的形式结构决定着一定的类型意义。
正如Г.А. Золотова指出的那样,由名词一格形式和动词陈述形式构成的模型,如:Маша читает; Отец копает грядки; Подъехала машина等都拥有“主体及其动态特征(行为)”类型意义。
由一格名词和形容词构成的模型,根据形容词的词汇意义可拥有以下类型意义:
1)“主体及其性质特征”:Маша красивая; Дом высокий; Вода в речке прозрачная.
2)“主体及其状态”:Вера больна; Он был зол.
3)“主体及其与其他人或物的关系”Маша дружна с Олей.
助元的出现能够影响模型的类型意义,比如句子Маша читает бегло 一句中性质特征的出现使其类型意义变成:“主体及其所发出行为的特征”或“主体及其被修饰行为的特征”,试比较有类似类型意义的话语句:Девушка на Кубе танцуют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темпераментно; Саша решает задачи быстро等等。
如果语义结构和所指结构相同,那么内容常体和模型的类型意义就是同构的(изоморфные)*。我们在带中性词序的原型话语句和词序有变化但形式结构不变的话语句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然而,语义结构可能与所指结构不同,比如句子Олег – хороший ученик,由带类型意义“主体及其所修饰行为的特征”的特征动态模型句变成了带类型意义“主体及其性质-区分特征”的句法变体。于是,关于Маша的剧本可变成主体及其特征的故事,主角不再是Маша,而是其行为:Машино чтение беглое 或Чтение Маш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еглостью; Чтению Маши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беглость。此外,还可用存在情景表示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人的智能状态,试比较:Я надеюсь和Во мне живет надежда. 或者物体的参数特征,试比较:Рыба весит пят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Бассейн имеет в глубину неполных три метра 和В этой рыбе пять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весу; В бассейне нет и трех метров глубины.
由此可见,语义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话剧体裁,经常与剧本体裁不符。
3.4 由形式结构表示的形式平面由句子成分构成,是展示语义结构(因为形式结构是体现类型意义的保证)和交际结构的手段。句子成分不只是词形可能结合的成素,而是有交际意义位置的等级系统(иерархизова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 значимых позиций[Вопросы, 1989:23]。这些位置一方面保障句子形式结构本身和句子的构造(每个句子成分的位置都被一定形式的一定词类占据着),另一方面又是说话者划分所指结构的每个组成成素交际级(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ранг)的保证。
Всеволодова将句子成分看成是由以下三个形式特点决定的位置:1) 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2) 能够占据该位置的词的词类属性;3) 能够占据该位置的词类的形式。
词形的位置在多命题和多述体句子中有三种可能:1) 在首要述体对中(примарная предикативная пара)的位置;2) 在词中的位置(依附词位);3) 被结构制约的位置。
3.4.1首要述体对中的位置指词形的任何直接述谓伴随关系[Лекант 1975, 1983; Золотова 1982],比如类似下列句子 Маша – красивая; Отец читает; В лесу – тишина / тихо; У мамы – ангина; Из России – с любовью; Здесь – на курят;Всеволодова都看成是述体对。首要述谓化与二次述谓化(вторичная предикация)的区别出现在述谓关系中加入了中性词序不表达该述谓关系的词形的时候,试比较:句子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интересную книгу 讲的是个人简介的某个事实,而句子Книгу она вчера купила интересную的意义是书的特征,而买书的事实在发话者的视野中已不重要。同样,句子У сестры испортился характер 中主谓语之间的述谓关系已淡化,而补语у сестры和主谓统一体之间的述谓关系变得重要起来。
3.4.2依附词位是由保障语义一致关系,即保障词组语义完整的共同义素决定的(正是因此乔姆斯基的句子Бесцветные зеленые идеи яростно спя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其中每对词之间都没有共同义素)。依附词位可以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依附,数词或数词名词词组依附也是成体系的。如此一来,所谓的“全句限定语”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位置,因为其一,总有具体词形与之有语义一致关系;其二,在事实结构中有其法定的位置。所谓“全句限定语”与某一情景参加者有语义联系极易用带时间名词词组(传统上称之为全句限定语) за год和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的句子来证明。
词形за год在义素成分中有延续和期限之意,它要求与之连用的语境伙伴(контекст-партнер)要么指出行为或过程完成的结果: За этот год построил дом / написал книгу очень изменился (但不能说*За этот год приехал / позвонил, 因为这里缺乏过程义素, 也不能说*За этот год строил дом / писал книгу / изменялся, 因为这里缺乏结果义素); 要么罗列几个由一定数量事实构成的行为或事实, 以至于它们能够抵消期限义素: За прошлый год она защитила диплом, вышла замуж и родила ребенка;要么指出行为的数量标志:За год она много плавала(但不能说*За год она плавала);За год приезжал один раз / позвонил три раза.而且这个语境伙伴的句子成分级并不重要。比如句子За год у нее уже второй отпуск中的词形за год就是与定语 второй紧密相联的,因为去掉 второй,句子便不成立:*За год у нее отпуск;而去掉отпуск的句子За год уже второй在一定的交际情景中却是完全成立的。
时间格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除了有过程义素外还有渐次性义素,其语境伙伴应该有“成为”义素,这个义素要么是动词固有的: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меняется /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становится другим);要么出现该义素的专门说明词все больше, все хуже 及其数量等价物все новые: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лавала все лучше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лавает),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副词形式все лучше的;又如: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читает все 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е книги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читает серьезные книги),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比较级все 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е的。或者如: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все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 (不能说*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但句子Каждый год новые лекарства появляются в наших аптеках却是对的),该句的时间格是依附于修饰主语的数量等价物все новые 的。[参见Всеволодова, 1983]
3.4.3结构制约位置的特点是不具备情态上的形式联系和述谓联系,如:Онегин Лариным сосед; Характер у сестры испортился.不具备形式上的依附义素不等于不具备语义联系,如:сосед Лариных / Лариным; характер сестры у сестры.
由此可见,确定句中词形位置的特点需要一定的条件。每个句子成分都有由以上几个特征组合在一起的自己特有的特征。
应该强调的是,语义结构和形式结构是绝对不一定相符的,比如句子У сестры плохой характер的所指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主体сестра是在补语位置上的,而述体本身却在主语位置上。而句子Повар из нее (получился) плохой中的主体在补语位置上(из нее),而述体成素占据的是形式主语和谓语的位置,试比较:Она – плохой повар.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将话语句看成一个多平面的整体能够建立起具有极大说服力的句子语言模型,能够形成解决一定交际任务的句子转换规则。
Всеволодова从句子的四个平面研究句子模型似乎有些过于复杂,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描写反映出语言复杂的实质。况且人的思维,包括语言思维在内,本来就是复杂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力将从功能角度研究的句子模型完全表述清楚,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不断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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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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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代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p#副标题#e#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解除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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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筑工程框架结构结构施工
论文摘要:在探讨当前建筑结构特点的基础上,从钢筋工程、模板施工以及混凝土工程三个方面论述了建筑工程框架结构施工技术,给提高建筑工程框架结构施工技术提供了一个参考。
(1)充分的材料准备。对那些散乱的材料而言,要在绑扎固定之后,将之转移到那些安全稳固的地方;或者是将其保存在安装好的梁上,并将之固定在钢架之上;对于在地面堆放的材料,应该做好对应的安全管理工作,防止其滑落造成伤害;在上面覆盖油布时还应该在油布上层压上重物,并在端部加以固定。
(2)做好焊接施工准备。在正式的焊接施工之前,应该根据对应的操作规范走好焊接试验工作;对进场的每一批钢筋都应该进行逐批次的自检。同时做好取样力学试验工作,在自检的基础之上还要对焊接的质量进行适当的抽查,尤其要对那些由疑问的钢筋做重点抽查,且需要对于各个试验和检查人员都应该进行专业技术的培养。
(3)放样与下料施工。在进行实际施工过程中年的放样以及下料过程中,都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这主要是考虑到焊接完成之后,在焊缝处将出现线性的收缩,且框架结构中的桁架、梁等在受到弯矩作用之后还将拱起。虽然其收缩和变形量将与其他各种因素相关,但是结合施工实践以及具体的实验来讲,通常需要考虑的收缩量一般是:当受弯构件的总长不超过24m时,放样余量在5mm左右,当总长在24m以上时,放样余量则取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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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国际比较
论文摘要:提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并就风险管理的政策与流程、技术与系统、组织与文化进行叙述。分析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三个层次,对国际上对银行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在组织架构方面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框架分析
(一)风险管理政策与流程
国际活跃银行的风险管理政策框架核心共同点包括:在管理信用风险方面大量使用风险度量模型,构建了比较严谨的内部评级法;采用VAR法等手段度量市场风险;通过严谨科学的内控系统控制和防范操作风险等。在政策上,通过制定科学的风险战略和投资组合制度、风险准备金提取制度、先进的客户和授信评级制度等,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
国际活跃银行在授信流程方面既体现出不同特点,也体现出共同性:一是对资产业务、贷款审批、放款操作进行集中控制;二是审批环节少,审批效率有高度保证;三是贷款审批和业务营销两个环节既互相分离和制约,又能紧密结合,确保贷款及时发放;四是贷款审批流程相对独立;四是对个人授权(特别是金额较小的授信),明确个人负责;五是授权清晰,根据风险程度进行权限划分,业务岗位一般拥有小额贷款审批权,以满足客户的紧急需求;六是从单笔交易审批走向对客户授信总量的控制。
(二)风险管理技术与系统
近年来,国际活跃银行在风险管理技术和系统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以违约率为主要工具量化风险
随着风险管理理论的创新和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正迅速朝着被科学量化的方向发展,企业信用状况的不同和信用状况的变化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最终通过违约率的不同和变化而被量化,不同信用状况资产的违约率成为贯穿于商业银行进行风险资产度量、信用定价、经济资本配置以及信用衍生产品价格确定等全过程的核心工具之一。
2.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有如下四类:
(1)信用矩阵模型(CreditMetrics),由J.P.摩根银行1997年开发,运用VAR框架,对贷款和非交易资产进行估价和风险计算。
(2)麦肯锡模型,在CreditMetrics的基础上,对周期性因素进行了处理,将评级转移矩阵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利率、汇率、政府支出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并通过蒙特卡罗模拟技术模拟周期性因素的“冲击”来测定评级转移概率的变化。
(3)信用风险附加计量模型,由瑞士信贷银行(CSFP)开发,它是一个违约模型,它在任何时期只考虑违约和不违约这两种事件状态,计量预期和未预期的损失。
(4)KMV模型,利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企业的违约距离与预期违约率(EDF)之间对应关系等,求出企业的预期违约率。
3.高度重视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
国际活跃银行高度重视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工作,通常对借款人的评级以外部评级资料为基础,根据本行评级政策和方法,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对每个授信客户和每笔授信业务的评级,除作为信贷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外,还以此为依据,进行授信定价、提取呆帐准备金、配置资本金等。
国际活跃银行参照外部评级机构(如Moody’s和S&P)方法,结合自身特点制订内部评级体系,通过综合运用各种评级工具,实现评级尺度定量化。如法国兴业银行并不是简单地以财务报表作为评级的唯一根据,而是开发出财务分析模型、经济模型、支持度模型和国家风险模型等四个模型,对借款人进行综合的分析。
4.建立模型分析专业队伍和信息系统
部分国际活跃银行设立了定价模型(或模型分析)团队。由数学、统计、计算机等多名博士或专业人士为整个集团的模型进行服务。例如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有一个行业分析团队,共由40人左右的专家构成。通过行业分析组的研究,为业务部门推荐全行业排名前5-10名的企业情况。业务部门可根据名单,对优质客户立即着手进行跟踪,力图尽快建立客户往来。
(三)风险管理组织与文化
国际活跃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模式,可分为三个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制衡的层次:决策层(专门负责风险政策的制定、检查)、执行层(负责具体的信贷业务)和监督层(负责监控业务执行部门的风险控制水平)。首先,在决策层,由董事会领导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信贷管理委员会等设定信贷风险管理策略。其次,在执行层和监督层,信贷业务由相对独立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模块构成:第一模块,根据信贷政策进行信贷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第二模块,对信贷业务风险进行监控;第三模块,负责信贷业务的具体发放。这种模式可以从风险控制角度来实行全面的审贷分离,又能保证内部沟通渠道的畅通,并及时、全面、系统地进行内部检查和稽核。
1.决策层
从国际活跃银行来看,由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董事会对全行的风险控制负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等相关机构,负责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包括业务指引、额度设置、绩效考核目标等)。
瑞士银行集团(UBS)高层管理架构分为集团董事会和集团执行董事会(执行层面)。董事会负责公司风险管理基本原则、方针等,下设的执行董事会具体贯彻执行,包括批准核心政策、分拆风险限额给各业务部门、全面管理全集团的风险。
花旗集团设有风险窗口委员会,作为审议本行风险承受能力与风险政策的最高机构,检查和评价本行的所有风险。该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三大部分:在全球范围内评估花旗集团所处的外部环境;评估公司各类风险窗口;议定公司期望的风险窗口水平并随之决定相应措施进行调整。
2.执行层
国际活跃银行的执行层有如下特点:
(1)紧密贴近市场
风险管理执行人员(机构)与业务部门联系紧密或本身就设置在业务部门内部,保证了风险管理不会脱离市场。比如,RBS在每个业务板块均设有风险官,通过他们直接审批自己权限内的贷款申请,并可根据公司的年经营额及所申请贷款的金额不同,在自己权限内进行审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风险部门的人员与前线业务部门尽可能相靠近,有利于其对客户、业务、贷款背景最直接、最客观的了解,从而保证对各风险因素最有利的控制。
(2)全口径的风险控制集中化
国际活跃银行最基本的共同点是对各类风险都实行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例如UBS对集团内部的风险分类,根据业务风险和内部风险的不同特性,将所有风险划分成为业务风险和内部风险。集团的首席风险官(CRO)对市场、操作和信用三大风险进行总负责。
再如美洲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在四大业务线设立风险执行官,负责各自业务线中风险的监控职责。同时风险管理部也委任上述风险执行官监控全集团范围内的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
(3)强调风险管理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风险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风险管理在银行内部处于较高层次和地位是其保持独立性的重要保障。德意志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持风险控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风险管理的职能、人员和机构、报告路线等方面。
国际活跃银行的风险管理人员的任命、考核、调动等一般在风险管理系统中决定,派出到各地区总部或分行的风险管理人员也不受当地领导的制约。这就从人事制度上保证了风险管理的独立性。风险管理工作,包括信息的传递、风险管理方针政策的施行、授信项目的审批等,一般都在风险管理系统内进行,不受分行或业务部门负责人的干预。
(4)贯彻“明确个人责任”的原则
花旗银行对产品风险经理、地区风险经理等制定了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如:产品风险经理要设定风险限额和进行限额控制,履行风险分析责任、政策和流程控制责任;地区风险经理负责贯穿于这一地区所有产品的市场风险管理;作为当地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代表,在所在地区充当风险管理协调人。在这种明确的个人责任制度下,审批过程变得简洁、高效,不会出现推诿扯皮现象,也不会出现形式上集体负责,事实上无人负责的问题。
3.监督层
在监督层面,国际活跃银行有的通过董事会领导下的稽核委员会进行监督,也有的通过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领导下设的监督检查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能。一般都与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保持独立。
例如UBS集团,集团内部稽核部门的设置是独立于集团内其它任何部门的。该部门主管直接向集团董事会主席报告,同时协助董事会对执行层面的内部控制事项进行及时的掌握和监控,特别是在评估集团内控机制有效性方面。该部门还为风险管理、控制流程、法律法规、以及是否符合监管当局的规定方面提供独立的评估体系,负责向董事会和公司治理委员会递交年度审计报告和半年经营报告。该部门通过和主席办公室以及稽核委员会成员的密切沟通,向他们提供集团内控方面的重要事项动态及有关解决方案,同时还和瑞士联邦国家委员会或其它银行监管部门保持良好的往来。
二、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框架建设的原则
在风险管理流程方面,应结合国际通行经验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行之有效、监控到位,包括授信发起、授信审批、授信发放、贷后管理、授信收回在内的风险管理流程。在授信发起环节,通过“项目库”和客户信用评级严格授信准入管理;在授信审批环节,通过独立的尽责审查、民主的授信评审、严格的决策纪律和问责制有机结合,保证授信决策的科学有效;在授信发放环节,由独立的授信执行部门负责放款审核;在授信收回环节,由专业的资产保全队伍进行催收、核销。对于零售授信客户,区别不同产品实施不同的审批模式。对于风险相对较低的个人消费类贷款和小金额个人经营类贷款,可由零售贷款中心进行审批;对于大金额的个人经营类贷款和全部法人类零售贷款,按照公司客户授信审批程序执行。
在风险管理技术方面,应建立内部客户信用评级体系,设定信用等级及评价标准,根据企业偿债能力、获利能力、经营管理、履约记录、发展能力和潜力等方面的指标,确定客户的综合评分,修正、确定客户信用等级,通过在线评级系统实现客户评级。根据监管要求,建立风险资产分类体系,尽可能增加量化因素,准确评价资产分类。授信资产风险分类应涵盖全部资产,包括表内及表外,信贷及非信贷资产。可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法,尝试采用贴现现金流、迁移矩阵方法等进一步完善风险资产分类方法。在信贷组合管理方面,应按照风险分散、风险预警和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最佳原则,探索实行信贷组合管理,开发组合管理模型,建立组合管理系统,应用于实际的信贷决策、资产结构调整中。
随着市场化、股份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改造势在必行,框架设计和机制改革工作迫在眉睫、任重道远。在建立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上,按照全流程的理念,构建信用风险管理各组成机制,包括准入退出机制、风险评价机制、授信决策机制、监控预警机制、组合管理机制、资产证券化与信用衍生机制,如图1所示。
三、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框架建设的内涵
1.明确风险管理战略
应制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纲要,明确提出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战略,并通过宣传培训,使其深入人心。要按照风险管理战略,推动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确定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运行机制、风险管理目标等核心问题,建立KRI(关键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推进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2.建立风险管理架构
建立风险管理最高决策机构,确立大风险管理体系。按照商业银行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健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如,可在董事会下设立风险政策委员会。董事会及下设的该专业委员会是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核心,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管理。建立风险管理模块,分类指导,差别运作。强化对海内外分支机构的垂直式管理。由总行对全球风险管理进行总体规划,区分海内外机构特点,加强系统管理。通过资格认定、绩效考核、政策制定、授信审批、业务指导、专项检查和调研等方式,加强对海内外分支机构的垂直式管理,强化风险管理的独立性。
3.完善风险管理政策
提出风险管理政策、制度目标框架及其实施规划,启动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库和政策制度电子平台的建设。制定政策分层方案,推进各层面的政策制度建设。
对风险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初步形成完整、明确的政策制度体系,增强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支持授信业务发展,适时调整、规范、创新政策制度。对已有的政策制度不适应业务发展的,及时进行调整;对业务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及时予以规范;对业务发展需要在监管政策制度方面有所突破的,及时研究。
4.改造风险管理流程
按照集中化、专业化、扁平化、垂直化的原则,逐步推进授信全流程各环节的改革。解决授信全流程各环节的职责划分,兼顾决策程序的完整与审批效率,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加强对决策各环节的后评价。
结合不良资产的分布情况和形成原因,可考虑调整授信决策程序,实施授信决策的集中化。调整授权管理模式,实施客户总量授权,推行总量审批方式,加强授信总量风险控制、提高审批效率。对公司客户授信可实行逻辑集中审批,建立专业审批人授权管理体制。
作为授信流程整合的配套工程,可改革授信评审委员会制度,对授信评审委员实行专职化,对授信评审资源进行统筹调配。制定授信审批材料的格式化、规范化要求,完善业务部门评估报告和风险部门审查报告的标准格式,明确授信审批标准。
除了授信决策环节外,对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进行梳理,从授信发起、授信审批、授信发放、贷后管理、资产保全、授信收回各授信环节进行细分,实施前、中、后台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改革,有效降低授信业务的操作风险。全流程信用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如图2所示。
5.创新风险管理技术
调整细化客户评级指标体系。开发在线客户信用评级系统,将所有客户评级信息在总行集中。调整风险分类的基本方法和标准。尽快实现如下转变:由五级分类向实行内部拨备转变,由内部拨备向按照银监会要求实际计提拨备转变,并进一步向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计提准备金转变。细化公司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扩大五级分类范围,将表外资产纳入五级分类管理,制定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对各项垫款、贸易融资、票据融资(贴现押汇)和信用卡透支业务进行五级分类,制定统一的分类指引,加强对基层机构的培训、调研和指导。研发风险分类评估模板,提高风险分类量化水平。
可考虑与外部机构合作研发组合管理模型,试行信贷组合监测管理,按季对公司信贷组合的历史违约率和风险调整后监管资本收益率进行监测,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进行风险预警和评估报告,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和地区风险监测指标,提高总行层面组合管理工具的速度和效率。深入研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资产组合管理等基础理论,逐渐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
6.严密风险资产监控
建立监控系统,完善监控机制。在监控手段上,从依赖手工报表进行静态监控,转变为通过系统进行动态监控,确定监控指引,明确监控重点。在全面监控的基础上,按不同标识分类,重点监控大额贷款、集团客户贷款、关注类贷款和借新还旧贷款,特别对以上几个属性都有的贷款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建立潜在不良项目库、不良大户监控库等。定期对新发生不良进行分析,建立新发生不良项目库,及时掌握新发生不良授信情况。
不断增加监控深度。明确分支机构风险管理部分绩效考核指标,对授信发展情况、新发生不良情况、大客户授信情况进行定期监控,加强对不良贷款的成因分析,对资产质量真实性进行检查。推进客户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建立负面信息网和经济情报预警平台,提高风险预警和提示的水平。
7.建设风险信息系统
应制定风险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划,整理提出全口径风险管理的数据需求,推进信息电子化进程。提出授信业务数据库建设的需求和具体方案、预算,推进数据库的建设,建立资产质量监控系统和全流程的授信处理系统。针对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风险管理技术实施计划,并按计划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数据差异分析和构建风险管理信息数据平台,基于法定资本的资产组合管理,开展违约率测算、信贷系统数据清理、风险预警系统的开发及专业统计软件的引入等。
8.培养风险管理专业队伍
完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设。建立一支风险管理专业队伍,通过多种方式不断提高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建立风险管理专业序列。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定风险管理负责人资格认定办法,强化监管责任。加大法规宣传教育等。充实专业人才,优化风险管理人员结构。培养一批授信决策专业人员,包括尽责审查人员、授信评审人员、专业审批人员队伍的建设。增强授信评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为问责审批人提供更加充分的专业支持。通过考试选拨、统一培训,建立评级人员专业队伍。。
9.传播风险管理文化
倡导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培养全员的风险理念,提高风险管理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结合绩效考核,建立风险管理考核体系和后评价体系,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更新观念,平衡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矛盾,由重审批向重全程管理转变,由重单笔业务、单个客户的管理逐步向重资产组合层面的管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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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历史唯物主义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俄国哲学家列宁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则把它修正为经济唯物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之为指导,在各个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度左倾思潮泛滥,问题也随之而来,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些个别论述被割裂开来,被断章取义,被当作教条、公式,变成束缚生动的历史研究的绳索。改革开放的春风解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人们在总结过去历史的研究的成败得失之余,难免会思考,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是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可以继续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应当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怎样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看法。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
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
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
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是要善于吸收西方史学及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成份。中国史学遗产,远的不说,就近一个世纪的情况来说,像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诸位史学大师的主张,都不乏真知灼见,也可以说含有与唯物史观某些相通之处,如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应当就是一种对于古史研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至于今天广大史学工作者仍以之作为古史研究的基本通则。又如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当年郭沫若即认为它“的确是个卓识”。(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这个观点至今未能被动摇,因为它发现了中国旧的古史系统含有后人层层附加的成份,而这些附加的东西乃是源于人们所处时代的各种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的。
至于近年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更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对于其中一些带有明显政治企图,披着学术外衣而意在诬蔑、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东西,我们自然要驳斥之、坚拒之。但我相信,多数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是这种性质。其中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或与我国史学工作者思维方式不相协调的东西,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市场;另有相当部分西方史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确实蕴含着对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些局部性的规律的总结,或者含有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探讨,一些内容也是与唯物主义精神相通的。
如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其将物质因素视作历史运动的基础,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无疑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的理论当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近年,在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者提出的诸如“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命题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些理论赋予生产力的进步以决定性的意义,把它当作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其基本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的,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拒绝从这些理论中去获取有价值的成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开放的,我们应当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唯物史观永葆活力与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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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的形成,最初来自Rod Jahnson所著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籍《Expert One-on-One J2EE Design and Development》,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出现了Spring的一些核心思想,该书出版于2002年。另外一本书《Expert One-on-One J2EE Development without EJB》,更进一步阐述了在不使用EJB开发J2EE企业级应用的一些设计思想和具体的做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现基于Spring框架应用的权限控制系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Spring框架是一个优秀的多层J2EE系统框架,Spring本身没有提供对系统的安全性支持。Acegi是基于Spring IOC 和 AOP机制实现的一个安全框架。本文探讨了Acegi安全框架中各部件之间的交互,并通过扩展Acegi数据库设计来实现基于Spring框架的应用的安全控制方法。
关键词:Spring ;Acegi ;认证; 授权
近年来,随着Internet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已深入到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于是,怎样构建安全的web应用也成为了当前最热门的话题。Spring是一个基于IoC(Inversion of Control)和AOP(Asp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的构架多层J2EE应用系统的框架。Spring框架正在以其优良的特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的关注,并在大量的系统开发中被使用。然而,现有的Spring框架本身并没有提供对系统安全性的支持,本文通过介绍一种可用于Spring框架中的安全框架Acegi,并对在Spring框架中使用Acegi实现安全用户认证和资源授权控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扩展,同时给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1、spring 框架
Spring框架是由Open Source开发的一个优秀的多层J2EE系统框架,它为企业级应用提供了一个非常轻量级的解决方案,大大地降低了应用开发的难度与复杂度,提高了开发的速度。
Spring框架的核心是IoC和AOP。IoC是一种设计模式,即IoC模式。IoC模式进一步降低了类之间的耦合度,并且改变了传统的对象的创建方法,实现了一种配置式的对象管理方式,Spring框架中由IoC容器负责配置性的对象的管理。IoC模式极大的提高了系统开发与维护的灵活性。
AOP是一种编程模式,它是从系统的横切面关注问题。传统的面向对象编程OOP主要从系统的垂直切面对问题进行关注,对于系统的横切面关注很少,或者说很难关注,这样当考虑到系统的安全性、日志、事务以及其他企业级服务时,OOP就无能为力了,只能在所有相关类中加入类似的系统服务级的代码。AOP为解决系统级服务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AOP将系统服务分解成方面看待,并为类提供一种声明式系统服务方式。Java类不需要知道日志服务的存在也不需要考虑相关的代码。所以,用AOP编写的应用程序是松耦合的,代码的复用性就提高了。
2、Acegi 安全框架
借助于Spring框架,开发者能够快速构建结构良好的WEB应用,但现有的Spring框架本身没有提供安全相关的解决方案。同样来自于Open Source 社区的Acegi安全框架为实现基于Spring框架的WEB应用的安全控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Acegi本身就是利用Spring提供的IoC和AOP机制实现的一个安全框架,它将安全性服务作为J2EE平台中的系统级服务,以AOP Aspect形式发布。所以借助于Acegi安全框架,开发者能够在Spring使能应用中采用声明式方式实现安全控制。
Acegi安全框架主要由安全管理对象、拦截器以及安全控制管理组件组成。安全管理对象是系统可以进行安全控制的实体,Acegi框架主要支持方法和URL请求两类安全管理对象;拦截器是Acegi中的重要部件,用来实现安全控制请求的拦截,针对不同的安全管理对象的安全控制请求使用不同的拦截器进行拦截;安全控制管理部件是实际实现各种安全控制的组件,对被拦截器拦截的请求进行安全管理与控制,主要组件包括实现用户身份认证的AuthenticationManager、实现用户授权的AccessDecisionManager 以及实现角色转换的RunAsManager。安全管理对象、拦截器以及安全控制管理组件三者关系如图1所示。
1、分析系统安全性需求
首先,需要明确进行安全控制的对象,可为业务方法和URL资源。
其次,需要进一步明确,系统身份认证资料和资源授权信息的数据持久化形式。
2、Acegi安全系统数据库设计
在Acegi框架中支持多种安全信息的持久化方式,可以在配置文件中配置或存放在关系数据库。由于在实际应用中,需求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所以,在配置文件中配置是满足不了实际应用需求的。然而,Acegi本身对权限表的设计非常简单,users表{username,password,enabled} 和authorities表{username,authority},这样简单的设计肯定无法适用复杂的权限需求。为了解决权限管理的复杂性,在这里引入了role(角色)的概念,使得用户和权限分离,一个用户拥有多个角色,一个角色拥有多个相应的权限,这样就更灵活地支持安全策略。
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Acegi安全框架,还引入resource(资源)的概念,资源可分为URL和FUNCTION(方法)两种,一个权限可以对应多个资源。具体的数据库设计见图2。
3、认证管理器,授权管理器的配置
实现系统的安全控制,首先需要对系统的安全管理器和授权管理器进行配置,系统进行认证和授权需要获取安全信息,Acegi本身提供了对认证信息的获取机制,在实现认证与授权过程中,系统将主动根据配制信息和相应的信息解释安全信息的读取。图3给出了一个将用户安全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的认证管理器的配置示意图。
对应于图示的XML配置文件的代码如下:
由于URL资源请求安全拦截是借助于过滤器进行的。因此首先要配置Acegi Servlet过滤器。过滤器类似于AOP Around装备,实现在web资源调用前后进行的一些操作6种过滤器,他们依次构成Servlet过滤器链,依次处理客户请求。需要注意的是过滤器配置的顺序是不能交换的,当不需要使用某个过滤器时,可直接将其删除和注释。过滤器在web.xml中配置形式为授权管理器的配置方法与认证管理器的配置基本类似,这里不再讨论。
4、安全请求拦截器的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就需要配置安全拦截器。不同的安全管理对象需要使用不同的安全拦截器。对于方法级的安全认证需要使用的拦截器为MethodSecurityInterceptor,而应用于URL资源的安全拦截器为FilterSecurityInterceptor 。其中,MethodSecurityInterceptor拦截器是借助于Spring Aop实现的,而FilterSecurityInterceptor拦截器是借助于Servlet Filter 实现的。本文以URL资源请求的安全拦截器为例说明配置情况。
在spring applicationContext.xml文件中的配置形式为
以上代码是SecurityEnforcementFilter的配置,该过滤器对用户是否有权访问web资源作出最后的决定。其它的过滤器的配置类同。
配置完过滤器后,需要对拦截器FilterSecurityInterceptor进行配置,
objectDefinitionSource属性定义了那些受保护的URL资源,其中引用了一个本地对象filterObjectDefinitionSource。filterObjectDefinitionSource类从数据库中读取需要保护的URL安全信息,它扩展了PathBasedFilterInvocationDefinition Map类。
同样,实现了另外一个methodObjectDefinitionSource类从数据库中读取需要保护的FUNCTION资源,它扩展了MethodDefinitionMap类。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列出具体实现的源代码。
由于Spring在越来越多的项目中的应用,因此基于Spring应用的安全控制系统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Acegi提供了对Spring应用安全的支持,然而 Acegi本身提供的实例并不能满足大规模的复杂的权限需求,本文通过扩展Acegi的数据库设计即可满足复杂的权限需求。然而,怎样将Acegi应用到非Spring的系统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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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性的著作。哲学界以往的研究角度各异,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最常见最普通的是将它视为唯物史观的充分完整的展述,有学者认为它实现了人的本质观的革命变革,有学者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形态》中是对《提纲》的并非丧失而是真正的回归,有学者则以其价值取向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作了分析与探讨,还有学者则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从《形态》中的范畴层次对马克思哲学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统一的认识。
列宁曾说:“范畴是区分(人与自然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特定领域里的范畴,范畴的合理性、有效性、规范性,并运用一定方法对范畴及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描述及展开便形成科学。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具有重要性的范畴达三四十个之多。当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刚转变不久,一些范畴用语不太科学、合理,界线模糊,但不妨碍我们解读其中的天才思想。认识这些范畴的确切内涵,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清它们的层次,对于我们把握马恩形成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了解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认识作用。
在《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种种“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自己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观念”,“这些哲学英雄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认为“思想统治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这是一种纯粹主观抽象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觉得有必要揭穿“这种如此投合于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以“使之得不到信任”。另外,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世界观有一个由受黑格尔思辨理性和费尔巴哈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影响到最后转变成为科学的历程。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为:一方面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从客观现实出发加以事实性表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其总体思维框架中,浓重的人本主义主观先验逻辑仍贯穿全篇。如在描述历史现实的时候,先验地假定人的本质状态和从一般劳动的认识出发,通过对异化的否定和抛弃达到对一般劳动的复归和真正占有,假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状态。这无疑有碍于自己真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为了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为了彻底清算自己思想认识中唯心主义的残余。1845年马克思先后写了《提纲》,《形态》两篇文章,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抛弃了以往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悬设,以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眼光去洞悉人类社会的客观过程,以一种有别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视域阐述了唯物史观。我们认为把握了《形态》中不同层次的范畴及其联系,就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独特视角和总体框架,有助于达到对它的科学认识。
对范畴作一区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此处我们是根据范畴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整体构思牵引与形成机制中的相互作用、归属层面、制约层面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形成唯物史观最根本最核心的中心范畴。它们是进行理论厘定的中心层次,主要有分工、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力等。这里我们把“人”也归人这一层次,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它是“开始要谈的前提”、“现实的前提”,这些人不再是抽象的人,直观的人、只具有感情和爱的人、一般的人或者标准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范畴是马克思确定自己唯物史观的逻辑思维行程的最初出发点,他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社会历史中取决定性的东西这些唯物史观最基础的问题。“这丝毫没有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的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的获得了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归定性。人类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实现的。”
劳动的历史,生产工具的演变史即生产力的演变史同时又是分工由原始自然的分工、简单的分工再到发达的分工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现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仅仅是认识人类历史事实和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另一方面。由此由第一层次的范畴牵引出第二个层次如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资本、竞争等。有些范畴的内涵有相重复之处,但外延却彼此不一。只从生产上去界定人和历史,只是达到了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还缺乏对它的本质进行规定。这种规定性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次中分工范畴所指向的另一极——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生产关系,“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个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资条件。”这种一致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统一,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对人的纯主观本质的界定。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当然不仅是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是如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三大分工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任何生产力的飞跃都带来分工的变化,同时交往形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又引起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莫不如此。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期,由于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竞争的加剧、商业资本的兴起,逐渐排挤了自然资本。处于最具决定性的地位和因素当然是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孕育的现实存在。分工由此而产生,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生产力的最佳延伸,生产力的历史就是分工的历史,抑或反之。民族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行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共同体的信息、能量、物质互换互通的简单关系,必须放到与生产力的相适应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解读。这所有的一切结果便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形成发展起来。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生产力、分工、交往的延续和体现,既可以成为后者积极发挥作用的最佳舞台,也可以成为限制其发展与延伸的枷锁和桎梏。可见,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我们把握《形态》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理解之所在。当然不能仅从时间的向度来考察这些范畴。任何一个用语在某一层面上都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便是它们之间相互确认、相互规定、相互限制又相互作用的复杂而不断嬗变的历史。
第三层次的范畴有:异化、所有制形式、利益、社会关系、社会状况、社会形式、行会、市民社会、家庭、国家、共产主义、法、等级、阶级、集体、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历史、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偶然性等。这些范畴尽管多少有些派生性、从属性,某种程度上是第二、三位的性质,但它绝非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三个层次范畴之间的厘定契合,才可能建构唯物史观的完美大厦。有些范畴具有上层建筑的内涵,但不能笼而统之,我们必须对每个范畴作实质性的价值归属和屙性裁定,使它成为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大厦所必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
在《形态》中马克思转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概念,“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里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先验设定逻辑中对异化的描述了,而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的客观逻辑的描述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运用经验归纳法,从经验的叙述事实中抽象出以下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分工存在,生产力与社会状况(社会形式)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它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家庭为基础的”。…㈣’由此出现的劳动和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和私有制的出现。二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表现着。这种自发形成的由于分工不同而相互组合而成共同活动的社会力量,对于特殊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不能驾驭的真正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支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只要两者之间存在分裂,它就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打算把我们化为乌有的力量。”由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劳动的消灭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状态加以描述,提出两个前提:异化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多数成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无产阶级的广泛性,而这又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普遍交往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才能相互发现并相互结合起来”。否则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思维行程逻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用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视角,马克思站在现实的角度,由最根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入手,描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这种异化劳动的迫切性和前提条件,以达到未来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除了本身是一种抽象概括之外,毫无一点思辨唯心的色彩。由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大家可能会认为将唯物史观作这种人为而机械的区分无疑会割裂著作的完整和谐。但此处的区分并非去瓦解科学唯物史观体系,只是理清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行程逻辑时提供一种便捷的路径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思维言路并未因此断裂,至此我们必须对《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理路作出一全景式的解读。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首次以几乎典型而完美的哲学思维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达到了在社会领域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思想的完整阐发。如展开“人”这个重要前提的逻辑运演行程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自然存在)——“许多个人的合作”(人的社会存在)——“这些个人的一定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人的本质存在)。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意识“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与语言“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是一种“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由于需要,由于交往,才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发展为一种社会意识。最后由于精神劳动分工的出现,才出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该阶级的思想家们才作为以“纯粹”的意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但仍然“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关系”而已。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的是一种由现象到本质,由抽象到具体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式。当然,它的主线仍然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p#分页标题#e#
在“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中,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他说:“他(费)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这是否矛盾呢?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马哲的理论出发点与逻辑出发点的关系问题。《提纲》中的理论起点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一种能动的客观物质活动,它的实践性即体现了感性物质活动的客观性,同时又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非费尔巴哈式直观的感性的活动。当进入《形态》的行文中,在逻辑层面上发生了微观的分化,“原来在逻辑总体上作为(与外部对象对立的)主体方面中的物质生活活动却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被确立为狭义的社会历史的客体方面。”即马克思所称的“客观的活动”,由此可见,《提纲》中的行文是不矛盾的。实践活动并非主体也非客体,“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都是错误的认识。其实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在《形态》中体现的正是实践活动的这种本质规定性,归根到底是在于时代的思维方式变革,即实践思维方式的诞生,终结了以解释世界的本体为己任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解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认识论思维方式。
按拉卡托斯的观点,科学理论是由“硬核”和“辅助保护带”组成,“硬核”是最基本的理论公设,是学说的基本理论的根本主张,构成了该学说的基础,表现了学说的本质。“保护带”是运用该理论公设分析现实事物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如果我们将以上讨论的三个层次范畴的划分及对其关系的认识作为《形态》的“硬核”,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认识就形成了一条条的“保护带”。其实在《形态》中,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并非单独而割裂的进行,对问题的阐述和看法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但容易造成对著作的人为阉割危及唯物史观的完整性。关于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社会形态的划定、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等理论剖析都密切交织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客观物质生产为出发点的总体哲学视域框架中,而对其关键范畴加以层次区分是达成这一认识的最好触角。当然我们反对将马克思哲学称为体系哲学,但有必要对这些范畴层次从总体上、宏观上、整体上的关系加以认定和准确定位,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的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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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建立了从税务会计目标开始,以确认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方法为基础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建立我国税务会计理论框架的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建立我国税务会计理论框架的思考
不同的国家根据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环境的不同,会采取不同的会计模式。目前结合各国税法的具体情况,学者们一般将税务会计的模式分为三类:
(一)以英美税务会计模式为代表的“财税分离”型。
美、英两国的经济体制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证券市场发展完善,政府基本上不干预经济生活,而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确定的财务报表只能满足股东的需要却不能满足税法和政府的需要,因此税务会计便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在这一模式下,财务会计是完全独立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在财务会计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而是按照其建立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应缴纳的税款。其优点在于可以为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提供所需的信息,财务会计为投资者服务、税务会计为纳税人服务。但由于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是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的,因而企业应当根据不同需求者编制不同的报表,相应的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二)以法德税务会计模式为代表的“财税统一”型。
法、德两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的市场经济,企业的组织形式多为股份制企业,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和政府投资,因而股东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往往与政府相一致,因此没有必要分开编制报表。该模式是以税收为导向,而财务会计只是从属于税务会计,税法对纳税人财务会计中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此模式的纳税申报应与财务报表中的信息保持一致,无需再根据会计利润调整应税利润。由于此模式是以政府为导向,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使用过程中,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既是信息的使用者也是利益的获得者。如此一来,企业无须另外的核算体系来调整会计利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但该模式会使企业的自主权大大受到限制并且不利于国际交往。
(三)以日本税务会计模式为代表的“财税混合”型。
日本是一个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影响。该模式强调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即企业应按照税法的要求调整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计算应纳税所得,从而再进行纳税申报。也就是说项目的调整必须以税法为准绳。这种模式相对前两种模式实用性较强,但同时会增加纳税人的成本。
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各国税务会计模式不尽相同,鉴于以上三种税务会计模式,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虽然各学者对于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经济活动中还存在政府的干预,英美的财税分离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大多数支持财税分离的学者,其主要出发点还是为了顺应国际发展,逐步与国际趋同。我国的现行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还有政府干预,因而我国目前应选择混合模式并强调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协调发展。随着我国企业股份制的改革以及证券市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亦是必然趋势。
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建立了从税务会计目标开始,以确认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方法为基础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本文借鉴美国税务会计理论框架,并结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初步讨论我国税务会计的理论框架。
(一)税务会计目标。
税务会计的目标是税务会计理论框架的起点,其总体目标是遵守税收法规,具体来讲就是向信息使用者(税务机关、投资人以及债权人)提供相关信息,在财务会计资料的基础上正确填报纳税申报表,使其使用者能够更好地进行税收决策、实现最大涉税利益。其中,企业管理当局是税务会计信息的供应方,而税务机关、投资人以及债权人是税务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在这场经济活动中管理当局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着博弈。例如,管理当局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可以提供真实或不真实的税务信息,而税务机关作为监管机构有监管与不监管的选择,只有双方达到平衡状态,即在不违反税法的状态下,尽可能选择税负轻的方案,从而完成税务会计的目标。
(二)税务会计基本假设。
1.税务会计主体。税务会计主体应该是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和单位,其涉及的内容只能是该主体的税务信息,而不能是其他主体的信息。税务会计主体不应当包括纳税主体中的自然人,例如,集团公司中只有合并纳税的集团公司才是税务会计主体;再如,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是企业,则税务会计主体是企业,而纳税主体则是个人。
2.货币时间价值。相同数额的一笔资金,在不同的时点有着不同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资金会发生增值,这就是时间价值。由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对纳税事项的确认时点有差异,因而纳税人可以利用这个暂时性差异来完成纳税筹划。
3.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税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以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即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相结合。例如,采用收付实现制时,企业发生的一次性的资产租金支出,按照税法的要求不能将其一次性扣除,而应当在租赁期内分摊;采用权责发生制时,企业取得的一次性的资产租金收入,按照税法的要求,应将其收入全部作为当期的应税收入,而不能够分期摊销。
4.纳税会计期间。纳税会计期间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的要求选定纳税期间,我国的纳税会计期间是指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纳税会计期间与纳税期限不同,像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大的税种,税法有明确规定的纳税期限。另外,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应以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度;纳税人清算时,应以清算期间为一个纳税年度。
5.年度会计核算。年度会计核算是税务会计的基本前提。征税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纳税期间里发生的全部事项的净结果,而不考虑当期事项在后续年度中可能的结果,后续事项将在其发生的年度内考虑。
(三)税务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传统的财务会计的信息质量要求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重要性、谨慎性以及及时性。这些要求也是从事税务会计的基本要求,但是税务会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笔者认为税务会计也应有其特殊的信息质量要求,如以税法为导向性和筹划性。税法导向性是指税务会计应以税法为基准,在财务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础上,以税法为准绳重新确认和计量,履行纳税义务。筹划性是指税务会计要进行税务筹划,尽可能的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
(四)税务会计要素。
税务会计要素的分类要服从于税务会计的目标,按照涉税事项的特点和税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将税务会计要素分为资产、收入和费用。
1.资产要素。在财务会计中,对资产的定义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而在税务会计的角度,资产应为计税资产,即企业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资本性支出,该支出应在当前或以后纳税期间按照税法认可的方法进行摊销并且作为税前扣除项目。由此可以看出,财务会计中的资产强调未来经济利益,而税务会计中的资产强调未来的抵税支出。
2.收入要素。这里所指的收入为应税收入,即纳税人从事生产、运输、服务等取得的全部收入。与财务会计中的收入相比,其在确认上存在差异,如视同销售,财务会计并不将其确认为收入而税务会计却确认为收入。另外,税法对某些应税行为采用收付实现制。
3.费用要素。费用是指企业发生应税收入必须支出的成本费用,即可在计税时扣除的项目。财务会计确认的费用支出与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之间存在着差异,财务会计中的费用是与收入配比,计算某一期间的损益,而税务会计中的费用是为了计算应税收益。如利息支出、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等,财务会计将其据实列支为费用,而税务会计应将其按一定标准扣除,超过部分不作为扣除项目。
(五)税务会计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是企业反映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期间的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一般包括会计报表、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税务会计报告主要包括各税种的纳税申报表及附表。财务会计报告与税务会计报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税务会计报告中的一些数据是根据财务报告得出的,如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的进项税额是通过财务报表中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借方金额填写的;另一方面,财务会计报告中的有些数据在税务会计报告中未能体现出来,例如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税务会计报告中并没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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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全文如下:
一
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笔者同时对吴、庞两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传统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理论体系,而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或误读的理论范式。而笔者认为这一估计有些过头,理由是吴、庞两位先生无论是对苏联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还是对我国学人理论修养的评估都有些偏低。
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分不清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修养的确薄弱,正处在以俄为师的模仿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联的解释变了,我们不仅没变,还将斯大林版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决定论,从而把唯物史观推到了荒谬。经过““””的反面体验,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依笔者愚见,成熟程度甚至胜过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标准的讨论大概可以视为这一进程的开端,而译自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则对正本清源的工作具有象征意义。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区分不同版本的唯物史观的能力还是具备的。因此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辩护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
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归纳了六条“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并指出由于史学界过去对其中两条(注: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的“局限与不足”进行过深入分析,因此他仅分析另外四条最基本原理的“严重缺陷”,其中包括:1.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2.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其基本规律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4.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注: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最基本原理只有一条而非六条,也就是蒋先生所理解的第二条,其他五条都是第二条衍生出来的内层和外层理论,尽管也可称它们为基本理论。简言之,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核心理论,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内核周围,又有一系列支援性理论,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论,阶级、阶级斗争和政党的理论等。在这些理论之下,还依附着众多的外层理论,比如在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体系之下,还有《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理论,商品、价值、剩余价值、市场经济的理论等,这还不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原创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诠释。而实际上,这些诠释也附着在了唯物史观的外壳之上。如列宁的、普列汉诺夫的、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卢卡奇等的思想理论。
所以,我们评析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必须完全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各种解释,到唯物史观创立者的论述中去寻找,这就如同历史学研究必须依赖一手史料(当事人和目击者的人证、书证、物证)是一个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众多的著述中(注: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中都有过相关陈述。),或简单或详细地阐释过这一新的历史观,相对比较系统的论述最早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定理式的、最完整的陈述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表达出来的,这是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此外,恩格斯曾有过指示性的说明,认为他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其中《反杜林论》一书实际上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思想的结晶,因为马克思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并听读过全书。
由于这些著述的篇幅都比较大,核心原理往往同相当广泛的论证结合在一起,有时会使读者难以把握要领,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那些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相关小文章。那里边倒是常常包含着淹没在长篇大论中的作者最精华的思想,比如对唯物史观的高度概括。实际上没有哪个文本解读者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能准确地把握他们历史观的精髓了。
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论文
在这方面,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一文应该属于最值得重视的一篇作品,这是因为民间葬礼仪式短暂,现场发表的纪念演说必须言简意赅,必须对逝者生平业绩加以高度概括。为马克思做这种盖棺论定工作的最适当人选当然非恩格斯莫属。讲话虽短,却极其精彩,总结了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及他的为人。就功绩而言,恩格斯归纳出两大贡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在两大贡献中,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最一般规律的发现,属于宏观认识,放在前面;剩余价值论是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秘密的揭示,属于微观认识,排在后面。在恩格斯眼里,显然前者的价值要大于后者,因此他特别对前者的基本内涵做了解释性说明,而对剩余价值论则仅仅提了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到“直接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决定作用这一点,可以用来辨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核心原理的位置,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核心原理之后,依次是其他对应关系,如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才有总的结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的信中,再次就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做了高度概括,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有的。)
也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请布洛赫根据马克思原著而不是二手材料来“研究这个理论”,他特别提示布洛赫说“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恩格斯还在同一封信中就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质疑进行了反驳,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他抽取出来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而不是其他原理: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恩格斯对上述核心原理的遣词用句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差别,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也没有达到纹丝不差的契合程度,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恩格斯眼里的核心原理只有一条,即“物质生产”或“经济前提和条件”或“经济运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绝不是蒋先生归纳的六条。
如果说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是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庞大的上层建筑,那么这一原理是否如蒋先生所言“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属历史实证范畴,蒋先生的看法恰恰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现代历史哲学界在批评思辨的历史哲学时,通常所持的理由是该哲学脱离经验的历史,纯粹是思辨的产物,蒋先生是赞同此说的。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自维科以来的著名历史哲学家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建筑在西方历史家们所体验的经验的历史基础上的。以历史哲学之父维科的《新科学》为例,虽然书中概括出大量人类历史的规律、定理或原则,但每一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或多或少的史料作为论据。比如《新科学》中提出存在客观规律(民族共同性)的时候,就举出当时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观察到的事实,即各民族都有某种宗教,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都埋葬死者,维科认为这些共性是社会规律存在的有力证明(注: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有无社会历史规律、如果有又如何看待社会规律及社会规律的特点等问题暂置不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当然也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就他们的史学功力(古文、外文、典籍史料的把握、分析概括能力)而言,现代多数专业史学工作者也无法启及。他们大量的读书笔记、藏书目录和著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史料的熟练应用,都足以证明他们的唯物史观绝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对经验历史的升华和概括。至于概括得是否与客观历史同一或接近,那正是我们在下面要说明的问题。
至于西方史家群体的共识,是指世界史学界熟知的解释,就是西方通史或专史类著作,都把生产力的变革处理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连基本术语“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信息革命”等都是近现代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考察概括出来的(注:斯特瓦尔特·伊斯顿:《西方文明的遗产》(Stewart C.Easton,The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霍尔特瑞奈哈特与温斯顿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8页以次;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以次。在这本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教材当中,特别指出现代人很难想像农业和动物驯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类似的用法在几乎每一本西方相关史作中均可看到,并作为成熟的用语和解释被用于中学和大学教科书内,参见罗威尔·D.霍尔姆斯、韦恩·帕里斯:《人类学导论》(Lowell D.Holmes,Wayne Parris,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第145页、1147页等。“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的发明者是澳大利亚考古家柴尔德,“工业革命”概念的提出者不详,但它得以流行开来则有赖于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美国史家麦克尼尔甚至认为,正是农业革命 才 使人类结束了“智人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而开始了“人类史”(Humanhi story)。(注: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社会史——从史前史到当代史》(WilliamH. McNeill,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普兰提斯—豪出版公司1987年版, 第2 4—25页。)
这种在西方史学界中少见的共识说明生产力变革的历史作用属于显而易见的史实,尤其从史前攫取型社会向生产型的文明社会的转换,长达190万年,能够清晰地展现从“奥杜威卵石工业”(Oldowan pebble industry)经新石器工业到金属器工业所导致的人类生理、心理、社会进步的基本线索。因此整个史前史的分期都是以工具或生活方式(采集、狩猎、农人、牧人时代之类)的进步为依据的。新的考古材料的出土不仅不能证伪这一基本解释范式,而且为这一解释范式增加了雄辩的证据。可以说迄今世界史上的两次明显的历史转型,即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一变百变、一转百转的产物。
蒋先生列举易洛魁人处于农业社会却没有向新生产关系过渡的例子试图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如果只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本书的考察看,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只要把视线越出易洛魁人之外,观察的结果就不同了。(注:这里需要澄清蒋先生文中的一个误读,即易洛魁人并不是“摩尔根在19世纪发现他们”的,这支印第安人同“切诺基”(我们熟悉的吉普车品牌)等北美印第安部落一样,早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发现易洛魁人的时间是1609年。摩尔根的功绩在于运用实地调查方法查清了易洛魁人母系氏族公社的内部结构。至于将这一结构赋予普遍的意义的做法,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证材料的科学假设。)美洲印第安社会在被西班牙殖民者于15世纪末发现之前,便已独立地进入了文明社会,甚至形成了庞大的印加与阿兹特克帝国,社会分化出贵族、平民、奴隶阶级,家庭关系实行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国家甚至有成文法,有军队和法庭。其社会历史的演化脉与旧大陆没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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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保守性。黑格尔把理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市民社会”是理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国家是理念发展的最高体现,是决定“市民社会”的。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原动力、国家的前提,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又反转过来支配市民社会,两者之间产生了异化关系。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家庭生活和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的产物的观点。而异化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之间斗争的结果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什么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当时和黑格尔一样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体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包含着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市民社会阶级”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马克思虽然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他力图逐渐廓清它的外延和内涵以求对它的含义进行科学的规定。经过1843 年从法哲学方面、1844 年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市民社会”实质上与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概念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他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与黑格尔截然相反,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也就是物质生活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决定国家,而国家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可见,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提出同后来他的“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 把民主制看成是理想的国家制度, 是其他一切国家制度的理性实质, 主张通过民主制来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
总之,马克思从怀疑黑格尔的国家观转向了对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把他引向通往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及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思想,它们在唯物史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对于“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和了解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出于这种动因,使得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又得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从而他便获得了一把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这一最基本的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运动进行了剖析,深化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认识。通过异化劳动这一主线,揭示出资本、地租、利润、工资等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研究了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工人受资本家剥削,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人自身的本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 而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源就在于劳动本身发生了异化。在马克思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运动的基础上探讨了历史发展,最终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同时,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这一重要思想,即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经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的。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一步提高到物质生产决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是马克思第一次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内部基本关系所作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但是,异化劳动理论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包含有一切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根本理论和方法所特有的缺陷,虽然发现了物质生产劳动是市民社会中的深刻基础,但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理解为一种理想化的劳动,是从人性出发理解的劳动。 因此,从理论发展的进程看,《手稿》只是一种制定新世界观的最初尝试,本身具有不成熟性和不完整性,是一部过渡性著作。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缺陷,阐发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点,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是说,以前的旧唯我主义的主要缺陷是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主客体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因而就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只把事物、事物、现实、感性作为对象,而不能看作是改造对象,把认识看成客体的直观,看不到人对客体的改造作用,从而忽略了认识和实践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正是在这关键性问题上,把实践看作是新哲学的根本特征,因为新哲学的一切原理都是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的,它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服务。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本身、社会环境及其思想都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因此,对事物、现实、感性等不能只从客体、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必须从主体方面,当作实践的对象去理解。马克思还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是实践着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它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整个《提纲》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的批评精神,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都把自己的观点同旧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唯心史观彻底决裂的过程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先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束缚, 后又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从意识出发,从他设想出来的绝对精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的主体不是想象出来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主体,这个现实的主体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把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作为前提, 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人本身的历史。但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只停留在理论领域,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所理解的人, 不是活生生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 而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针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应把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我们的“人”的真正基础、真正的出发点, 同时又必须把人看作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看作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概括地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唯物史观前提的科学规定。这个规定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由现实的个人, 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三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了现实的人,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就突出了人在前提中的核心地位。其次,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实际的历史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人的活动。当然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活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源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的胚芽,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的根本的是劳动发展史、生产发展史。在《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考察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阐述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他们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 一种历史活动, 即一切历史基本条件”。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才能从事政治、艺术、科学、宗教等活动,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实质上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也只有从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才能深刻提示各种社会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只有到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中寻找,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次,现实的人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又恰恰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 它包括继承下来和现实创造的一切东西。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对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的考察, 归根到底要研究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是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统一运动过程。
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同时也是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研究现实的人, 研究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而研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社会历史观的这个根本问题,不仅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也正确地论述了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全部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里讲的“存在”,指的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而这个“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往的过程。这里讲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所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里,不仅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还明确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不仅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它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和力量是以人们的交往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生产力)决定的。接着他们分析了历史上三种私有财产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的状况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的,而分工的发展也必然改变着人们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产品的关系,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样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就是说,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论证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桎梏的时候,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许多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的出现,完全是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决定的。同时,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同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阐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他们要求消灭劳动,即消灭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受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的雇佣劳动。这使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区别开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雇佣劳动,就非消灭最高形式的私有制不可。所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至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不断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它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学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探讨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逻辑,对于我国当前建设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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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伟大工程,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遗产廊道和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遗产廊道和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全文如下:
摘要:遗产廊道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区域化趋势和绿道思想结合的产物,不仅强调了遗产保护的文化意义,而且强调了其生态价值和经济性。
我国有着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还缺少遗产廊道这个层次上的架构,这一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类似于重要遗产如大运河的保护。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既是保护众多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的需要,也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建设高效和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的需要,同时更是进一步开展文化旅游的需要。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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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李 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 (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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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探讨当前建筑结构特点的基础上,从钢筋工程、模板施工以及混凝土工程三个方面论述了建筑工程框架结构施工技术,给提高建筑工程框架结构施工技术提供了一个参考。
关键词:建筑工程框架结构结构施工
当前建筑工程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朝着高层以及超高层的方向发展,而这个趋势给建筑工程的框架结构特点带来了新的特点。高层建筑在竖向构件以及构成方面带来了逐层累积的重力以及载荷,这就需要较大尺寸的柱体以及墙体来支撑,给工程框架结构施工带来了新的技术要求。
与此同时,建筑的构件还需要承受地震载荷以及风载荷等荷载,而且这些载荷都属于非线性的竖向分布载荷,而且对建筑高度的敏感程度较高。以地震载荷为例,就层数较低的建筑而言,考虑这些建筑的荷载时一般只需要考虑恒定载荷以及部分动载荷,而对于建筑物的墙体、柱体以及楼梯等结构,一般不会予以严格控制,其他构件满足设计要求之后,对应的这些构件也都达到了设计要求。同时,对于现代化的钢架支撑系统,在设计的过程中在没有提出特殊承载要求的时候,不需要对柱体以及梁的尺寸加大,只需要增加板就能达到对应的要求。但是,对于高层建筑,解决上述问题还不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抗剪问题之外,还需要考虑抵抗变形以及抵抗力矩的问题。部分高层建筑的柱体、梁、墙体以及楼板在设计过程中经常需要考虑到结构的具体布置、特殊材料的使用,这样才能很好的抵抗较大的变形以及较大的侧向载荷。
在实际的钢筋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较多,主要包括:选择的焊条规格、型号不对;钢筋焊接接头存在偏心弯折问题;箍筋具体尺寸不能满足要求等。在框架施工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妥善解决,否则将对框架整体质量造成影响。而在钢筋加工完成之后,在钢筋的板扎以及成品的保护过程中存在对应的质量问题,诸如钢筋的类型和数量等没有达到要求、钢筋垫块不充分或者是没有提前稳固,一旦在对钢筋验收通过之后将造成后续施工的质量问题,诸如混凝土浇筑移位等,将造成实际施工材料的尺寸与设计尺寸存在偏差的问题,对建筑框架的整体结构安全性造成影响。同时,在对钢筋结构进行再焊接的过程中,对框架结构的整体形状等都会造成改变,给框架整体施工质量造成影响。
(1)充分的材料准备。对那些散乱的材料而言,要在绑扎固定之后,将之转移到那些安全稳固的地方;或者是将其保存在安装好的梁上,并将之固定在钢架之上;对于在地面堆放的材料,应该做好对应的安全管理工作,防止其滑落造成伤害;在上面覆盖油布时还应该在油布上层压上重物,并在端部加以固定。
(2)做好焊接施工准备。在正式的焊接施工之前,应该根据对应的操作规范走好焊接试验工作;对进场的每一批钢筋都应该进行逐批次的自检。同时做好取样力学试验工作,在自检的基础之上还要对焊接的质量进行适当的抽查,尤其要对那些由疑问的钢筋做重点抽查,且需要对于各个试验和检查人员都应该进行专业技术的培养。
(3)放样与下料施工。在进行实际施工过程中年的放样以及下料过程中,都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这主要是考虑到焊接完成之后,在焊缝处将出现线性的收缩,且框架结构中的桁架、梁等在受到弯矩作用之后还将拱起。虽然其收缩和变形量将与其他各种因素相关,但是结合施工实践以及具体的实验来讲,通常需要考虑的收缩量一般是:当受弯构件的总长不超过24m时,放样余量在5mm左右,当总长在24m以上时,放样余量则取8mm。
对于现浇混凝土结构,新浇筑的楼层重力载荷以及施工载荷都是由多层模板支架体系来承担的,然后再由模板支架体系将载荷传递给楼层的楼板。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由于施工时间爱你较短,这些楼层的楼板依然处于养护期,其承受载荷的能力有限。这就导致施工载荷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部分甚至将超过混凝土结构正常使用状态所承受的设计载荷。
(1)基础模板安装。在完成垫层施工之后,应该每天定时的对水平基础依照轴线进行测量,利用基础平面尺量好各个需要的边线,并在各个暗柱角用油漆做好对应的标记,确保安装模板的过程中,完全按照各个控制边线将材料支柱固定,这样可以有效的保证模板的硬度以及稳固性,可以提高模板承受在浇筑过程中产生的施工负载以及施工载荷。而在基础侧模的安装过程中,还应该对垂直角度予以把握,尽量将安装偏差控制在3mm的范围之内。同时,在垫层与模板的底部结合处应该用较细的水泥砂浆将缝隙嵌填严实,保证不漏浆。最后,应该在模板的上口拉通线进行校直,保证边线顺直。
(2)主体结构模板施工技术。立杆是整个结构的支撑体系,施工过程中应该保证其立于坚实的平面之上,保证在安装好上层模板与支架之后能够承受对应的载荷,保证其不会被压垮。否则,不仅下层楼板结构的支撑体系不能逐层拿掉,而且一旦上下支柱在同一个垂线上时,整个结构体系将不能正常施工。加之整个支模工序都是按照对应的程序进行的,在没有对之进行完全固定之前,下一道工序是不能进行的。同时,在脚手架使用的时候,不能够将主节点的横、纵向水平杆;横、纵向扫地杆以及连墙件拆除。
(3)模板的拆除。模板在拆除的过程中要保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一般是在后续支立的先拆,而最先支立的则最后拆;不承重、少承重的先拆,承重、承重大的最后拆掉;支撑部分先拆,方木模板最后拆。同时还应该将拆下的东西及时的运到安全场所,防止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1)混凝土原材料的选择。对于所有进场的材料都应该有材料的质量保证书,混凝土尤其重要。同时,混凝土还需要包括各个不同类型的具体强度级别、包装以及出厂日期等,这些项目都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2)配合比和合理控制。通过合理的控制配合比可以达到提高提高水泥强度以及提高混凝土的和易性目的。但是,对应的造价自然会增加,且会造成混凝土体积的变化率以及用水量发生变化。所以,还应该对掺入的水泥量进行控制,水泥用量应该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3)混凝土浇筑过程。通常而言,混凝土的浇筑施工方案是需要通过审批的,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及策略才能保证最佳的计算结果。同时,在浇筑之前还应该对模板的位置、截面尺寸以及标高等来进行控制,保证与设计相吻合,且支撑足够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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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框架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它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约束,影响着公共财政制度的内容安排、运行方式和运作机理。本文在研究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框架含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构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作为社会公共财政制度的重要基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对于公共财政制度实施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框架约束,这就涉及到公共财政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内容安排等问题。然而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针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公共财政职责划分显得较为模糊,这就使得财政错位及越位问题时有发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运行,同时更有碍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于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构建显得极为迫切。
自改革开放后,不断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果显而易见,这些成果与我国公共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必然联系,以此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在当前市场经济日趋完善背景之下,财政体制的改革也日益在实践中得到落实。自公共财政改革实施以来,无论是税收制度、预算管理还是财政体制都与社会化发展进程相适应,其中关于公共财政框架构建问题的研究对于市场经济发展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西欧发展而来的公共财政与我国市场经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它是现代化经济发展背景下涌现出的一种全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社会资源的重要配置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均不可忽视,其中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的作用更为基础,而政府则是立足于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提供。通过对财政职能范围的划分,建立对应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财政管理模式正是所谓的公共财政内涵。相较于以往生产建设型财政体制而言,公共财政的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公共性特征。作为公共财政的核心特征,公共性突出了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政府的资源配置主体作用,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放大。然而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主体被市场占据,政府与市场之间各司其职,满足社会公共开支需求成为了财政职能的集中体现。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从市场经济条件分析,市场监管者与宏观经济调控者是政府在经济职能方面的突出体现,这对于市场运转而言是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及制度化保障,却并非营利主体,这足以证明市场条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第三,法治性特征。作为以中国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呈现,市场经济所对应的公共财政执行也应满足法治化要求。在政府直接参与的过程中,财政收支理应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执行,在人大监督下突出财政收支的透明与公开。
2.1 政府预算制度改革
作为一项根本性变革措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是不可缺少的。随着人代会预算决定权的扩大,对应的政府机构变革措施也必不可少,这其中主要涉及到财政部门改革的工作内容,需要财政部门积极适应市场化需求,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进一步修订和调整构建更加稳固的政府预算制度实施环境。与此同时,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与法律体系完善之间也有必然联系。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应当从部门预算改革入手,最大程度降低部门预算内外的基金差异,扩大部门财政预算的涵盖范围,取消不合法的制度外内容,扩大部门预算制度实际适用范围,并在推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积极在地方政府中落实预算制度的核心内容。此外,关于政府预算确立时间应当尽可能提早,在科学化的预算科目规划中对现阶段存在的预算定员定额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予以纠正。最后,重视政府预算其它制度改革实施的必要性,比如建立社会保险预算制度、社会审计制度以及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等。
2.2 建立纳税人制度
作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之一,纳税人范畴的确定依赖于纳税人制度的有效建立。这就需要从纳税人意识培养着手,尽可能争取符合纳税人义务的权利。这一制度建立并非朝夕之事,同时纳税人制度建立还需要相关法律制度作为补充,突出政府的正面干预作用。与此同时,关于我国现行税费制度改革也不应忽视,只有切实强化政府税费改革中的法律作用,才能在政府导向下将制度建设纳入正轨,促进规范化税费格局的形成。在有法可依、依法行政的基本环境下,乱收费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肃清。因此,纳税人制度的建立需要从收费项目内容的清理和整顿出发,坚决制止非正常项目的收费问题。
2.3 地方公债制度的建立
财政赤字的弥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债制度的实施,这是因为公债制度在提供必需数量公债券的同时也能够积极与货币政策相契合,以地方政策手段的方式实现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有效调控。这就需要地方财政能够在立法方式辅助下突出地方政府的发债权,在真正成为一级财政后才能够更好地解决地方潜在的赤字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债务状况和中央政府债务情况有着显著的差异性,从地方政府发债行为约束角度分析,必要的法律措施保障必不可少。
2.4 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尽管财政管理制度已然经过数次变革,然而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我国财政在管理制度构建方面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在当前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实施背景下,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也应与公共化要求相适应,通过对具体制度的变革,切实提升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的实效性。
综上所述,公共财政改革的基本趋向与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变革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很大程度上经济市场化进程也决定了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过程,这其中就涉及到事业单位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体系建设,即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公共财政收支体系和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只有切实突出各项体系建设的规范与合理才能更好地满足于实际社会需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事,它既与事业单位改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受到我国经济市场化实施进程的影响。因此,从合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角度分析,我们需要端正思想,在岗位工作中切实履行自我职责,体现改革措施的针对性,这对于公共财政建设而言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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