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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针对这一特殊怪局,本文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国际贸易;定价权;大宗商品
1 前 言
“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10年5月16日直言,“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姚坚做出如此激烈表态的最大依据就是连年落败的铁矿石谈判。“铁矿石谈判由年度定价转为季度定价后,以现价结算,中国钢企按2009年进口量全年要多付700多亿美元。”在2010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商务发展论坛上,姚坚算了这样一笔账。从2002年至今,进口铁矿石价格已经由不足30美元涨到150美元,而钢材价格仅由2000元左右涨至目前的4400多元。“在国际市场中,虽然我国占65%的铁矿石进口量,但是没有发言权。” 姚坚表示,事实上,不仅是铁矿石,石油、铜、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也面临类似局面:供需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海外收购遭遇阻力,对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只能被动适应。进入21世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渐渐出现了“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现象。虽然我国进口量非常大,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定价权已经“几乎全面崩溃”。由于缺少定价权,中国在“买”的方面不得不多付钱;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在“卖”的方面也是屡现“肥水外流”。稀土便是最好的例子。“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道出了中国稀土大国的地位,不过这一资源优势并未被利用,反而遭遇了贱卖。我国拥有超过全球50%的稀土资源储量,并占据全球90%的市场份额,但1990—2005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增长近10倍,平均价格却跌至1990年时的一半。“中国因素”成为世界市场的热点,但这显然是尴尬的“被热点”。如何解除“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局,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2 国际定价权缺失的主要原因
2.1 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病
一是决策机制老化。国有企业传统的风险管理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考验。二是行业管理缺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稀土就被列为我国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还设立了国家稀土办公室。但是,实际情况是稀土的采矿权归国土资源部管理,而出口配额归属于商务部,部门衔接的不顺畅造成了管理上存在很大漏洞;另外,配额发放的倾斜和局部不公,再加上个别地方乱采滥挖,造成了中国是世界稀土供应的垄断者,却在国际市场定价问题上失语的局面。三是政府各部门缺乏协调。我国政府各部门和进口企业没有形成统一对外的格局,出现了多家采购、内部竞争、互相抬价、外商获利的局面。同时也造成了进口企业只知道到国际市场购买商品,缺乏参与和调控国际价格的主动权和积极性。
2.2 行业集中度低导致无序竞争
行业集中度低是当前影响我国原料市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贸易主体过多、平均规模较小,企业在谈判能力方面很难与国际大集团形成对抗。以铁矿石为例,我国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与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三个主要跨国集团形成同一级别的对话。同样由于经营主体过多,厂家之间不惜低价竞销,使我国无法掌握定价权。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我国的焦炭等行业。“因此,商务部提出通过行业协会整合行业集中度,再辅以国家扶持,形成行业龙头,从长远来看非常必要。”
2.3 信息不对称
目前中国在大宗商品的谈判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中方的意向常常暴露在商家尤其是国际炒家的眼下,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机制和信息,他们对我们却是一清二楚。2004 年的大豆风波即是如此,当年,在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采购250 万吨大豆后,国际炒家联手将CBOT 大豆期货价格从220 美元/吨力推到391 美元/吨;但合同签署完毕后,期价最高下跌了125 美元/吨,最终造成了国内一半大豆压榨企业的倒闭。
2.4 产能弹性缺失
运转产能弹性的缺失并非仅限于钢铁行业。作为稀土资源大国,中国在稀土领域定价权的旁落同样受制于产能弹性不足。2009年,国际稀土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国内各媒体纷纷指责国内资源型企业的“稀土贱卖”。在国际需求大减之际,国内稀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非但没有及时减产、停产,反而提出国家收储以维持企业运转。大型央企五矿集团也正是在此时南下江西,收编了两家稀土分离企业,并在金融危机全程满负荷运转。好在全球经济迅速走出低迷,稀土价格在2010年快速攀升,否则,真不知五矿要如何面对满负荷生产出的库存。
无论作为资源需方或是供方,中国企业在产能运转率方面似乎都缺乏一定的弹性。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市场向好时,企业快速扩产满负荷生产,过度竞争造成全行业利润微薄;市场一旦下滑甚至持续低迷时,企业只能适量减产,却慎言停产,必要时借助政府之力拉动需求。正是这样缺乏弹性的工业产能,让中国无论作为供方还是需方都面临相对于交易对手的过剩问题。解决之道,恐怕绝非将100家企业整合为2~3家、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这般简单。因为,即便国内只有1家钢厂,7亿吨产能如不能弹性运转,面对市场的变化,三大矿仍有底气漫天要价;即便上期所开设了铜、铝、铅、锌、钢铁等所有的金属期货,具有反映和放大供需关系的期货价格仍然不能反映中国的利益。
2.5 期货市场发育不完全,缺乏国际定价中心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职能。目前,我国有3家期货交易所,只有10个交易品种,而美国商品期货市场则有多达 348个交易品种。交易品种稀少、市场规模小、市场开放度不高、市场参与者有限等因素制约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使之难以发挥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作用。目前,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几大期货交易所手里,国际石油价格的确定主要由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期货价格决定,国际农产品价格主要以美国芝加哥期货价格作为参考,国际金属价格主要参照英国伦敦期货价格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宗商品进出口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价格。与此同时,由于外国的供应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或预测我国的库存状况及采购时间、品种和数量,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抬高价格,赚取巨额价差。此外,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国内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规避,这就使我国企业进口面临的价格风险绝大部分由自己承担。
3 积极争取国际定价权的对策
目前,针对供求之外的不确定因素,我国在大宗能源类商品进出口业务的开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各种看似“非理性”的溢价或折价,我国应在更高的理性层面采取相应对策。
3.1 改革我国大宗商品流通体制
大力推进我国大宗商品的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打破流通行业的行政垄断,鼓励市场竞争,尽快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以增强企业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服务意识。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逐步让大宗商品的价格由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来形成,进出口决策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灵活决定。鼓励民营企业到国外低价购买大宗商品,然后进口到国内。政府从完善和规范市场入手,制定市场规则,灵活管理和调控市场。当前要完善市场法律体系,特别要建立反暴利、反垄断等法律法规,保护市场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2 尽快建立和完善期货市场
目前在上海、大连、郑州三大期货交易所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类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市场,发展避险工具,通过远期合同化解价格风险。
要尽快把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理顺期货品种上市程序,适度扩大期货公司的业务范围,使期货市场能根据市场需要及时推出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利益的石油、铁矿砂、钢材、农产品等大宗期货品种,并适时推出国债、外汇等金融期。货品种,有效规避国际市场风险,增强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发言权”,力争使我国成为某些大宗进口商品的全球定价中心。
3.3 加强政府的有效协调与指导
尽快成立专门机构,或通过行业协会,收集国际市场信息,跟踪国际利益集团与国际炒家的动态,消除我国进出口贸易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议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成立专门协调机构,加强对大宗商品国际采购的宏观指导。要协调好国内各大进口商的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联手采购影响和压低国际价格,使得我国获得与进口需求相匹配的国际价格的参与权重。政府应重视对重要资源性商品信息的开发并服务于国内企业,努力消除国内企业在参与大宗能源类商品国际市场定价过程中的信息劣势。
3.4 采取灵活多样的采购方式,并建立战略储备
国家应帮助和引导企业及时根据国内需求和国际价格行情的变化,自主、灵活地确定进出口数量。在采购过程中,既要避免分散采购导致内部竞争使外商获利,也要避免集中采购导致商业机密泄露引起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对大宗买卖,必须在高度保密情况下统一策划,采用灵活多样的采购模式与具体策略,特别是要把现货与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组合买卖,规避市场风险。要积极通过国际投资等方式,参与大宗商品国际基地的建设,从源头上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保证大宗商品的安全供应。
3.5 实施企业联盟,争取国际价格谈判优势
从整体上看,中国在某些大宗产品上是国际大买家,但由于有太多企业从事这方面的国际贸易,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定价的联盟,国内单个企业的声音很容易被湮没。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价格卡特尔” 体系,是规避国际大宗产品市场价格风险的重要手段和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有利武器。
大宗商品实施集中采购是在海外建立价格卡特尔的有效途径,这样可以使行业内各个企业统一协调和自律,团结起来进行联合议价,打破各企业在国际市场各自为政的格局,避免由于相互竞争而竞相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实现利用数量上的优势来换取在价格等方面的谈判优势,并最终规避进口价格波动风险。中国作为需求和消费大国,更需要由几家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建立一个联盟,由这个联盟负责海外集体采购原料。价格卡特尔是一种有效的规避价格风险的行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考虑其合法性问题,不能与国内外的反垄断法等约束竞争行为的法规相冲突。可主要通过行业协调、企业自律来实现,尽量避免行政力量的介入。
参考文献:
[1]顾列铭.中国如何拥有国际市场定价权[J].中国外资,2006(2):50-51.
[2]王万山,伍世安.我国争取大宗进口物资国际定价权的基本策略[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5):14-18.
[3]诸永,贺婷婷.国际铁矿石贸易结构和定价机制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物价,200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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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季度以来,主要经济体和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运行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日益增多,表明此前各国或国际间共同实施的经济拯救措施及国际间合作已初显成效,世界经济有望启动复苏航程。但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国际金融管理体制重构和有毒资产剥离工作进展缓慢,各类消极因素仍随时可能令世界经济航船触礁下沉。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需要积极妥善应对。
一、全球经济拯救计划取得积极成效
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国综合运用包括货币、财税、产业政策等在内的多种手段,投放了大量资源来遏制经济下滑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今年6月份,二十国集团(G20)为应对金融危机已承诺投入的资金总额高达11.9万亿美元。全球范围的经济拯救计划,有效地遏制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成效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有所缓和。今年以来,三大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逐季改善。二季度,美国GDP增速环比折年率为-0.7%,好于一季度的-6.4%。欧元区环比增速-0.2%,好于一季度的-2.5%,其中德国和法国经济均出现正增长,环比均增长0.3%。日本环比增速0.6%,好于一季度的-3.1%。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逐步恢复。二季度,巴西GDP环比增长1.8%,好于一季度的-1.6%。印度GDP同比增长6.1%,好于一季度的4.1%。韩国GDP环比增长2.3%,好于一季度的0.1%。
二是工业运行有所企稳。今年5月份,欧元区工业产值出现了9个月来首次环比增长。7月份,美国工业产值也出现了9个月以来的首次环比增长。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回升到景气区间;全球订单存货比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预示着下半年库存回补将会推动世界范围的工业生产的复苏。
三是金融市场有所回暖。今年3—9月,主要股指大幅反弹。美国道·琼斯指数从年内低点6547.05上升到9712.28,升幅为48.3%;伦敦富时指数从年内低点3512.09上升到5133.9,升幅为46.2%;日经指数从年内低点7054.98上升到10133.23,升幅为44.4%。
经合组织9月预计,七国集团(G7)、美国和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将恢复正增长,其中美国第三季度经济会增长1.6%,第四季度经济会增长2.4%。IMF最近把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从先前的-1.4%调整到-1.1%,并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早于预期。
二、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当前,世界经济金融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拯救计划实施过程中又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世界经济复苏的航程前方还有不少暗礁。
第一个暗礁,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投资方面,民间投资意向依然不强。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41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计划在今年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约占58%,其中近1/3的公司计划将大幅减少对外投资。消费方面,作为世界主要市场的美欧消费依然不振。今年以来,美国家庭储蓄率一度接近7%,目前虽回落至4%左右,但仍远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欧元区今年一季度家庭储蓄率则高达15.6%,为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科技发展方面,目前尚没有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科技进步出现,尚不足以形成能够促使经济持续复苏的新增长点。
第二个暗礁,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吸纳就业的主力军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尚未恢复元气,裁员仍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民间投资乏力直接影响吸收新的就业。美国9月份失业率为9.8%,高于8月份的9.7%,创26年来新高;欧元区8月份失业率达9.6%,高于7月份的9.5%,为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7月份失业率为5.7%,高于6月份的5.4%,为二战后最高失业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个人消费能力的下降和偿债能力的降低,影响到内部需求的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借口。
第三个暗礁,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去年以来,在舆论上,各国都纷纷表态要反对保护主义。但在具体操作中,不仅发达经济体,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公开或变相采取了一些保护性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WTO最新公布的《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下,今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0%,差于3月份预测的9%。
第四个暗礁,经济拯救措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降息和直接注资等经济拯救措施有效纾解了各国大型银行的经营困境,但无法解决失业恶化和房屋断供率上升所导致的中小型银行坏帐增加、经营状况恶化等问题。今年以来美国已倒闭94家银行,而2008年美国只有25家银行倒闭。截至8月,16家欧洲大型银行中有4家亏损;欧洲央行6月警告,到明年底有毒资产会让欧元区银行再蒙受2830亿欧元的损失。日本银行破产案件数截至5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7%,但绝对数仍达1203起。与此同时,美国、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直接购入长期债券等所谓“量化宽松”措施,引起人们对美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担忧。
第五个暗礁,各种突发性不利因素集聚。一方面,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较多、这些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注意力,影响经济复苏进程。
基于上述种种不利因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在9月7日发布的《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说,经济危机的严冬远未过去,全球经济不大可能实现早日复苏,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2.7%,其中发达国家的经济降幅可能达到4%,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率可能减缓到1.3%。这一看法远比IMF悲观得多。9月末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公报也称,应避免过早撤出刺激措施。
三、关于完善我国一揽子计划的政策建议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我们既要看到有利因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巩固和发展我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也要冷静分析现实和潜在的不利因素,早做预案,特别是要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一)决不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条件下改变宏观政策取向
这既是9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共识,也已经体现在9月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新西兰央行和韩国央行的实际行动中。这些经济体央行的最新决策的主基调都是维持当前的低利率,同时维持量化宽松措施的规模。这就启示我们,对于当前各界关于通胀预期和退出政策的议论要有清醒认识。应当注意:
一是世界各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仍处在较低水平。美国7月份CPI年率下降2.1%,为1950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欧元区8月份CPI为-0.2%,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负值,7月份更是创下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跌幅高达0.7%;日本7月份核心CPI下降2.2%,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加拿大7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下降0.9%,降幅创1953年以来最高水平。这表明通缩威胁依然存在。
二是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并未失控。从2009年7月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看,流通中货币总额从2007年3月的8073.9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9095.3亿美元,增幅仅为12.65%。目前美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较2007年3月分别仅增长20%和16.65%。这表明市场对美国滥发美元短期内引发通胀的忧虑并不符合实际。
三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不稳的情况下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会严重影响市场信心。减少市场流动性会立竿见影地打击股票市场,减少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居民消费,打击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甚至抹杀此前一年取得的成绩。单独宣布复苏或结束刺激政策,还会导致一国货币对外币的升值压力,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呼吁说,实际上通货紧缩是目前真正的危险所在,各国政府和央行必须维持或进一步加强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在2010年恢复正增长。
我国在这方面应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保持一致,避免提前紧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有关部门应不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及时澄清社会上对一些宏观调控热点问题的误解。与此同时,应抓住发达经济体三、四季度消费需求可能随经济环境改善而复苏的有利时机,积极稳定和扩大外需。这对稳定我国就业和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
(二)审慎应对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对能源和原材料采购谈判的统筹协调工作。帮助企业获得合理的长期协议价格,对外方违约行为提前制定足额惩罚条款。积极加强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建设,努力争取对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依法严厉打击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
二是坚持灵活机动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加强经济与外交的协调配合,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能源资源合作开发。在传统能源资源价格上涨时提醒各类企业提防价格风险,避免一哄而上。抓紧研究制定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办法,严格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继续加强能源资源需求侧管理。严控“两高”行业盲目扩张,从源头上控制能耗过快增长。落实和完善节能减排政策,积极推进重大节能环保工程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在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时注重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
(三)不断创新扩大国内需求的方式和途径
有效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培育经济增长点。1998年,我们曾依靠培育汽车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经济增长点,成功地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现在,我们也必须千方百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有效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有效促进结构调整和实现产业升级。
一是要围绕培育经济增长点大力推动科技进步。组织力量针对节能减排、“三农”等领域当前重大的技术需求开展科技攻关,分析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制定技术解决路线和方案。针对交通、能源、环保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技术进步项目。研究推动企业创新工程试点,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二是要围绕培育经济增长点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促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加强村民银行和贷款公司建设并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和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改革内销的信用支持体系,鼓励并支持出口外贸企业转向内需生产。
三是要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保障等民生工程的投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鼓励居民适度扩大信贷消费,完善居民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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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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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国综合运用包括货币、财税、产业政策等在内的多种手段,投放了大量资源来遏制经济下滑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今年6月份,二十国集团(G20)为应对金融危机已承诺投入的资金总额高达11.9万亿美元。全球范围的经济拯救计划,有效地遏制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成效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有所缓和。今年以来,三大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逐季改善。二季度,美国GDP增速环比折年率为-0.7%,好于一季度的-6.4%。欧元区环比增速-0.2%,好于一季度的-2.5%,其中德国和法国经济均出现正增长,环比均增长0.3%。日本环比增速0.6%,好于一季度的-3.1%。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逐步恢复。二季度,巴西GDP环比增长1.8%,好于一季度的-1.6%。印度GDP同比增长6.1%,好于一季度的4.1%。韩国GDP环比增长2.3%,好于一季度的0.1%。
二是工业运行有所企稳。今年5月份,欧元区工业产值出现了9个月来首次环比增长。7月份,美国工业产值也出现了9个月以来的首次环比增长。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回升到景气区间;全球订单存货比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预示着下半年库存回补将会推动世界范围的工业生产的复苏。
三是金融市场有所回暖。今年3—9月,主要股指大幅反弹。美国道·琼斯指数从年内低点6547.05上升到9712.28,升幅为48.3%;伦敦富时指数从年内低点3512.09上升到5133.9,升幅为46.2%;日经指数从年内低点7054.98上升到10133.23,升幅为44.4%。
经合组织9月预计,七国集团(G7)、美国和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将恢复正增长,其中美国第三季度经济会增长1.6%,第四季度经济会增长2.4%。IMF最近把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从先前的-1.4%调整到-1.1%,并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早于预期。
当前,世界经济金融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拯救计划实施过程中又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世界经济复苏的航程前方还有不少暗礁。
第一个暗礁,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投资方面,民间投资意向依然不强。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41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计划在今年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约占58%,其中近1/3的公司计划将大幅减少对外投资。消费方面,作为世界主要市场的美欧消费依然不振。今年以来,美国家庭储蓄率一度接近7%,目前虽回落至4%左右,但仍远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欧元区今年一季度家庭储蓄率则高达15.6%,为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科技发展方面,目前尚没有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科技进步出现,尚不足以形成能够促使经济持续复苏的新增长点。
第二个暗礁,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吸纳就业的主力军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尚未恢复元气,裁员仍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民间投资乏力直接影响吸收新的就业。美国9月份失业率为9.8%,高于8月份的9.7%,创26年来新高;欧元区8月份失业率达9.6%,高于7月份的9.5%,为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7月份失业率为5.7%,高于6月份的5.4%,为二战后最高失业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个人消费能力的下降和偿债能力的降低,影响到内部需求的提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借口。
第三个暗礁,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去年以来,在舆论上,各国都纷纷表态要反对保护主义。但在具体操作中,不仅发达经济体,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公开或变相采取了一些保护性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WTO最新公布的《2009年世界贸易报告》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下,今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0%,差于3月份预测的9%。
第四个暗礁,经济拯救措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降息和直接注资等经济拯救措施有效纾解了各国大型银行的经营困境,但无法解决失业恶化和房屋断供率上升所导致的中小型银行坏帐增加、经营状况恶化等问题。今年以来美国已倒闭94家银行,而2008年美国只有25家银行倒闭。截至8月,16家欧洲大型银行中有4家亏损;欧洲央行6月警告,到明年底有毒资产会让欧元区银行再蒙受2830亿欧元的损失。日本银行破产案件数截至5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7%,但绝对数仍达1203起。与此同时,美国、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直接购入长期债券等所谓“量化宽松”措施,引起人们对美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担忧。
基于上述种种不利因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在9月7日发布的《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说,经济危机的严冬远未过去,全球经济不大可能实现早日复苏,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2.7%,其中发达国家的经济降幅可能达到4%,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率可能减缓到1.3%。这一看法远比IMF悲观得多。9月末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G20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公报也称,应避免过早撤出刺激措施。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我们既要看到有利因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巩固和发展我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势头,也要冷静分析现实和潜在的不利因素,早做预案,特别是要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这既是9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共识,也已经体现在9月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新西兰央行和韩国央行的实际行动中。这些经济体央行的最新决策的主基调都是维持当前的低利率,同时维持量化宽松措施的规模。这就启示我们,对于当前各界关于通胀预期和退出政策的议论要有清醒认识。应当注意:
一是世界各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仍处在较低水平。美国7月份CPI年率下降2.1%,为1950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欧元区8月份CPI为-0.2%,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负值,7月份更是创下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跌幅高达0.7%;日本7月份核心CPI下降2.2%,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加拿大7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下降0.9%,降幅创1953年以来最高水平。这表明通缩威胁依然存在。
二是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并未失控。从2009年7月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看,流通中货币总额从2007年3月的8073.9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9095.3亿美元,增幅仅为12.65%。目前美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较2007年3月分别仅增长20%和16.65%。这表明市场对美国滥发美元短期内引发通胀的忧虑并不符合实际。
三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不稳的情况下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会严重影响市场信心。减少市场流动性会立竿见影地打击股票市场,减少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居民消费,打击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甚至抹杀此前一年取得的成绩。单独宣布复苏或结束刺激政策,还会导致一国货币对外币的升值压力,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呼吁说,实际上通货紧缩是目前真正的危险所在,各国政府和央行必须维持或进一步加强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在2010年恢复正增长。
我国在这方面应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保持一致,避免提前紧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有关部门应不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及时澄清社会上对一些宏观调控热点问题的误解。与此同时,应抓住发达经济体三、四季度消费需求可能随经济环境改善而复苏的有利时机,积极稳定和扩大外需。这对稳定我国就业和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对能源和原材料采购谈判的统筹协调工作。帮助企业获得合理的长期协议价格,对外方违约行为提前制定足额惩罚条款。积极加强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建设,努力争取对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依法严厉打击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行为。
二是坚持灵活机动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加强经济与外交的协调配合,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能源资源合作开发。在传统能源资源价格上涨时提醒各类企业提防价格风险,避免一哄而上。抓紧研究制定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办法,严格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继续加强能源资源需求侧管理。严控“两高”行业盲目扩张,从源头上控制能耗过快增长。落实和完善节能减排政策,积极推进重大节能环保工程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在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时注重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
有效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培育经济增长点。1998年,我们曾依靠培育汽车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经济增长点,成功地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现在,我们也必须千方百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有效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有效促进结构调整和实现产业升级。
一是要围绕培育经济增长点大力推动科技进步。组织力量针对节能减排、“三农”等领域当前重大的技术需求开展科技攻关,分析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制定技术解决路线和方案。针对交通、能源、环保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技术进步项目。研究推动企业创新工程试点,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二是要围绕培育经济增长点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促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加强村民银行和贷款公司建设并提供相应政策支持和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改革内销的信用支持体系,鼓励并支持出口外贸企业转向内需生产。
三是要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保障等民生工程的投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鼓励居民适度扩大信贷消费,完善居民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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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政治思想论文范文: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全文如下: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
(二)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一)国家利益原则。
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
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二)反霸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三)反和平演变原则。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
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政治思想论文
(四)一边倒原则。
毛泽东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毛泽东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
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
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毛泽东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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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相互关系的现状及其动态。当今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形势与政治论文范文:论述与台、美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甚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 (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 见图 1) 。
当我们检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时,免不了要以「台湾 - 美国 - 中国」的远东区域三角关系来着手;一直到苏联瓦解为止,此三角关系又与「美国 - 苏联 - 中国」的全球性大三角关系息息相关。
全球性大三角关系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美、苏对峙而大致取得平衡 (T1) (注十),一九七零年代因中、苏龃龉而呈不稳定 (T2)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因美、中和解而又趋向平衡 (T3) (注十一)。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也因此随之变动,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冷战而稳定 (t1) ,一九七零年代因美、中酝酿和解而稳定性下降 (t2) ,导致一九八零年代的不稳 (t3)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 (T4) ,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则大致保持不变 (t4) ( 见图 2) 。台湾与美国从原本紧密的军事同盟到松散的伙伴关系,其稳定性却开始稍有波动,基本上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架构改变所致。
就逻辑上而言,三角关系有八种可能的组合 ( 见图 3) ,并且可以归纳成四种模式(注十二) ( 见图 4) 。我们如果由目前的区域三角为原点 (t4 或 S0) ,可以推演出七种可能的演化 ( 见图 5) : S1 到 S3 为一阶演化, S4 到 S6 为二阶演化, S7 为三阶演化。理论上而言,阶数越低,要获致的动力越低。
由 S0 出发,如果台湾与美国间要保持正向关系,同时又要维持稳定的区域三角关系,即有两种可能性产生:一为 S1 , 即中国与台湾间的关系转趋友善,远东达成某种皆大欢喜的和平安排,在可以想象的空间里,三者至少应同为某种集体安全机制的成员,譬如联合国。
再来是 S2 ,即中国与美国间的关系恶化,甚至于倒退至一九六零、七零年代的敌对状态。从近来美、中两国彼此之间逐渐成长的经济关系判断,两国间的关系似乎只有更趋紧密,因此短期内关系倒退似乎是较不可能;然而,也有人预测美、中终将冲突。此时,台、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甚至于结盟。
另一方面,在平衡的区域三角关系下,台湾与美国间的关系是否将变坏?譬如在 S3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全面拥抱中国,放弃与台湾间的关系。如果在此前提下达到区域的平衡,美国势必牺牲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撕毁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的道德承诺。这时,台湾将被美、中孤立。
在二阶演化的情况下,远东的区域三角将呈焦虑状态。第一种可能是 S4 ,及中国同时与彼此不悦的美、台交好。很难想象实际上可能的演化,譬如由中国主导的某种政治安排─华人国协或邦联。这时,台湾要被迫放弃美国『台湾关系法』的安全保障,以交换中国的友善,代价相当高。
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是 S5 ,由台湾与互斥的美、中保持等距离,也就是说台湾保持中立,不卷入两国的龃龉。这里的大前提是美、中交恶,而且愿意让台湾维持中立;如果两国誓不两立,就不可能容忍台湾游走两强之间。可见,这并非长期可行的安排。
再来是 S6 ,即台、美、中互不往来。在经济高度相互倚重的时代,这只是过渡的状态,因为三国之间随时有合纵连横的诱因,除非三者极度相互仇视。
最不可能的情况就是三阶演化下的 S7 ,即中国与台湾关系转趋和,例如被迫统一,同时美、中关系转趋敌对,在加上台、美不睦。此种发展并非美国所愿,除非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此外,美国与台湾对立不只有悖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会伤害到美、台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
台湾的偏好大致是 S1 > S2 > S5 > S0 > S4 > S6 > S3 > S7 。
美国的偏好大致是 S1 > S0 > S2 > S5 > S3 > S4 > S6 > S7 (注十三)。
站在台湾的立场,不管是和平 (S1) 、与美国结盟 (S2) 、甚或与美、中保持等距 (S5) ,都预期能比现状 (S0) 取得较高的边际效用。和平与结盟是稳定状态,自然比不稳定的等距策略更胜一筹。此外,和平与结盟会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等距的作法相对上势必要降低与美国的亲密度。
美国的最佳选择 (S1) 以及不乐意见到的发展 (S7 、 S6 、 S4) ,与台湾一致。不过,两者的次佳选项的排序稍有出入,即除了和平外,任何偏离现况的发展 ( 譬如 S2 、 S5) ,预期将给美国带来较低的边际效用。此外,美国在不得已时仍可以威胁孤立台湾 (S3) ,这是台湾不愿期待的。
由上面的初步分析,除了现状外,台、美之间能有互利的发展是远东区域的和平。相较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刻意保持现状,不愿当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仲裁者,柯林顿倾向于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僵局,积极鼓励台、中对话,而国务院与学界的步调似乎仍跟不上,甚至于作不利台湾的错误诠释,我们却不能不察。
柯林顿本身近年来对外交政策表现超乎寻常的关注,譬如北爱尔兰,如果再加上近日对台、中关系的焦虑,不惜逾越美国信誓不当两边调人的立场,很难不被解释为营造个人历史定位所作的努力,也就是说和前美国总统卡特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坦白说,柯林顿果真能促成中国接受台湾独立,为东亚带来稳定的和平,他与江泽民、李登辉三人共享和平奖,自是当之无愧。
「两国论」就是台湾要先发制人,在新的架构下,要义无反顾与中国进行国与国的政治谈判了。就学理来看,李登辉经过十年的摸索,抓住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解构的契机,采取「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的途径,要以台湾的主体性来挣脱外力强力制约的结构性暴力,甚而要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新秩序作建构的努力。
回顾一九九四年柯林顿的「台湾政策检讨」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大部分还是维持不变,尤其是台湾的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中,柯林顿派遣尼米兹号( Nimitz )与独立号( Independence )两艘航空母舰前来巡弋,再次证实『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美国防御台湾的承诺无条件地载于『台湾关系法』,并于一九九七年所公布的美日安保『新指针』中,再一次由「周边有事」的文字获得确认(注十四)。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之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几乎是准同盟的型态(注十五)。
虽然『台湾关系法』中并没有诸如「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然而,中国若因为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而入侵台湾,美国是否会因此派遣军队保护台湾?美国一直避免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人的意愿迄今不明。平心而论,美国虽然没有主动帮助台湾独立的强烈意愿,却也不愿意让中国吞掉台湾,除非台湾人自己选择要羊入虎口。
长期来看,美国人到底是因为反中国、痛恨共产党、与﹝老﹞国民党的交情而支持台湾?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因为美国民间对台湾人摆脱中国的奋斗,而惺惺相惜呢?或许皆有。因此,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使之不相互抵消,自是国人的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台湾的终极安全还是要靠主权来保障,台湾人自己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行使主权的意愿,毕竟天助自助依然是当前国际政治运作的不贰法则。
注一:自来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重要指针,就是对台湾法律地位的思考。在一九五○年代以前,美国坚持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韩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合理化保护台湾的行为,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需寻求国际解决。此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二年方转变。
注二:即 strategic partner ,台湾却喜欢译为「战略性伙伴」,未免让人望文生义。
注三:一九七二年美国于『上海公报』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在一九八二年美中联合公报中重申,美国「认知( acknowledge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注四: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以及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其它以国家为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注五:当然,也有美国人私下表示,「不支持」并不等于「反对」,只不过是用来应付中国,反而台湾可以放手去做。
注六:当然,也有以「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来解释者。
注七:但因为「一个中国」未必否定不承认台湾共和国的可能,这种刻意性的模糊,让台湾独立运动者有充足的空间来推动建立台湾共和国。
注八:而稍早 ( 十五日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警告中国「不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注九:至于台湾是否要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美国不会支持。但仍然有一句话,是美国不方便公开说出来:「我们并不反对」。
注十:或是准两极关系(美国 vs. 苏联与中国)。
注十一:或是一种未成熟的两极关系(美国与中国 vs. 苏联)。
注十二:见 Lowell Dittmer (1981) 对「战略三角」的讨论。
注十三:中国的偏好大致是 S7 > S1 > S4 > S3 > S0 > S5 > S6 > S2 。
注十四:若非中国在一九九五、九六年以飞弹演习恫吓台湾,让美国李伯大梦惊醒,怎么会有「新指针」?近日来美国再度出动包含航空母舰的海上战斗群,可以说首度对「周边有事」的立即反应。
注十五: TMD 则为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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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属于法学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论文范文:民族学视野中的欧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族学视野中的欧盟全文如下:
欧盟,人们似乎已经熟悉和更多的以多极世界的一极来看待它,然而欧盟又实实在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欧洲人从氏族、部落、城邦、王国、民族国家逐步演变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联盟。虽然人们已经从历史、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这个演进过程予以了广泛关注,但还可以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步伐,分析欧盟的理念和民族国家所赋予它的权力,从而进一步认识欧盟。
欧盟是什么?欧盟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权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谈及欧盟这个话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欧洲联盟首先是一种理想。大欧洲建设者的理想是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共同体的创建者们从一开始便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舒曼计划宣告了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次次地向更高的整和层次迈进。
主导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观念即所谓“欧盟的理念”,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观念或欧洲主义。它是一种欧洲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新观念,主旨是告别传统民族国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构建联盟大厦。
欧盟既不等同于欧洲政府,也不等同于欧洲大市场。它处在介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人称之为“似与不似间的矛盾统一体”。在欧盟条约的修订、共同外交与安全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间会议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将欧盟机构视作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吗?人们大多难以持肯定态度。政府间谈判不能完全涵盖欧盟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意味着欧盟已经成为一个等同于国家政府的实体。
1991年12月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最高缔约各方在他们之间建立一欧洲联盟”,而且按照辅从制原则的规定,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它尊重组成这一联盟的各个国家的民族特征,不要求成员国放弃国家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7年对于欧共体具有宪章意义的《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人联合组成的共同体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其自主力度在不断加大,各机构间逐步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近年来,随着超国家结构在欧盟事务中作用日益增强,旨在实现欧盟各机构间及其与成员国政府间权力平衡的机构改革,逐渐成为欧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欧盟已经逐步摆脱了20世纪60-70年代主要依赖政府间谈判的运作方式,正在以一个地位上与各成员国政府相对平等的政治实体的面目行使决策和管理欧盟事务的职能。到20世纪90年代初 ,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成员国国内立法的75%—80% 要事先与欧共体委员会商榷。
与此同时,对于投身于欧洲一体化的欧洲民族国家而言,其政府控制欧洲整合的能力陷入了一种被逐步削弱的状态。它们不得不在经济、社会、货币、司法等领域将部分管理权转移到欧盟机构。但是,这种权力的转让并不是主权的转移,而是成员国政府根据有关的条约,自愿地将部分管理职能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国际法中履行国家条约义务的行为,成员国政府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仍然拥有退出某项政策乃至欧盟的最终决定权。
建立“欧洲合众国”是近代以来欧洲各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其根基是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特性和自身经历所做出的理性反思,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欧洲”, 才有可能解决对欧洲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内在矛盾。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是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大支柱,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近现代欧洲的特性和力量的源泉。民族国家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令人瞩目的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但是,两者之间也充满了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欧洲民族国家从本性出发需要不断追求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同时,在现实中它们又难以摆脱彼此间深厚的依存关系而独立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若求得自身的发展又难以不削弱民族国家。能否缓解、解决这一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未来。
欧洲联盟的建立,是欧洲民族国家顺应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做出的选择。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发现自身特征,组成国家形态;强制消灭其他民族;重新发现自我,恢复旧日辉煌;自然消亡阶段。一些学者认为,战后欧洲民族主义正处于民族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向洲际主义转化。这种洲际主义既削弱了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又在洲际范围内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排他性。这就从客观上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情感已陷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主导欧洲联盟前进的欧洲主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也是人们共同体从低级向高级不断递进的过程。人类社会从走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进入民族、民族国家经历了相当长的演进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对象、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增多、更新和变化。诞生于近代的民族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风姿正在淡然飘逝。今天,作为近代历史产物的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群体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纯粹的“民族国家”已屈指可数,多民族国家已经占据了当今世界国家群体的绝对多数,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民族国家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经变成了“事过境迁”的“历史”,然而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应该不算准确的认识。如果认为欧盟出现便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也还为时过早。
应该承认,欧盟的建立事实上已经无言地诉说了民族国家的衰落,但它们不可能一下就都走向“终结”。至少在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从欧盟机构到成员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还不能马上接受新的欧洲认同,并处理这一新的认同与原民族国家认同间的关系。认同作为一种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难以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现在也还难以做出如下结论——欧盟作为一种超国家联盟将代表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欧盟的未来还不能确定。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欧盟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陷,欧盟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缺陷。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尤其在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尚停留在政府间合作状态,它也没有统一有力的军事力量。其次,欧盟组织上不能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各国不愿将主权交给欧盟,欧盟所制定的政策缺乏基础。再次,体制上的缺陷使欧盟不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和对事态的控制力,对所制定的政策难以执行。
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需要覆盖的利益会更加广大,欧洲联盟结构内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间平衡与妥协的余地会进一步缩小。如果成员国之间无法在国家主权让渡问题上达成必要的共识,并找到一种可以较好平衡这两种权力的新结构,便不能排除欧洲一体化将走向反面的可能。
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欧洲要成为世界的一“极”必须走联合的道路。但是怎样走,欧洲在不断摸索。关注、认识作为一种新型人们共同体的欧盟以及欧盟下民族国家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对于我们了解欧洲、区域合作,把握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希望会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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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定,又称法律创制,法律创立,最通常的称之为“立法”。它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性活动。一般也简称为法律的订、修、废活动。这种活动,是将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阶级联盟)的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成为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清末法律修订的政治经济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清末清政府修订法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其修订法律的原因涉及内容较多,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故历来史家对此评说不一。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要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发布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 。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发布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出现“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广大贫苦民众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开始超乎寻常的加剧,而旧法律上的弊端,则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清户部就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而使“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官民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8]。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9]。广大农民生活正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开始极度尖锐。
而此时,法律上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政府更为反感。如:“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10]。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尤其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满汉相仇更为明显,这很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仅就满汉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导致后果而上奏朝廷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11],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12],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随时可能陷于混乱。
旧律例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更是给污吏压民提供了方便。在当时,即使 “知法律者”胥吏,也不能尽懂旧律的所有内容与涵义,只有“刑名专家”才能明了律意,而这些专家,却“上以助官广通声气,下以助官压抑平民。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任上下其手而莫能禁止”[13]。这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更加迫切地需要律例行文与体例皆简单明了的律法。因为只有“明了浅易”的律法出台,并在全国、在民众间真正推广、施行,使“村夫野老聚首闲谈,亦知某事为犯何律,某事为例所不禁”,才能让“差役不敢以无罪相欺,官府不敢以非理相难,势豪土棍不敢视为蠢陋而鱼肉之”[14]。
此外,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对清廷统治不利。清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熏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主张对一般犯罪,尤其青少年罪犯,要仿西国,改良监狱,行惩治教育,即“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所谓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英国一直“励行不懈,颇著成绩”[15]。同时,对重犯、死囚,也需要科学地执行处决。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让重犯、死囚游街示众,公而正法,目的在于“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 [16],而近时这种行刑效果却不仅未能达到其目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因为虽将重犯、死囚“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警心”,但罪犯之恶行却“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愍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实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7]。尤其在当时被处决、重判的犯人当中有着不少爱国或反封建先进人士,其视死如归、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英雄面貌,为百姓所景仰,其临刑的豪言壮举虽有助于民心与社会进步,但显然不利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
故而有人认为“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议,摄影而去”。这“即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此又周防不密,未可忽略者也”。而“查东西各国刑律,死刑有密行、公行之分”,“其行刑之所,或在监狱一隅,或别择障围之地”,“其制颇可采择”[18]。
阶级矛盾的激化,致使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发生。而中国当时的旧律所实行比附定罪与三权不分的原则,使得“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的情况严重,这则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因为历来“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若“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则必然致使“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19],将严重影响到法律行使的准确、统一。正是这种不合理原则的实行,才导致了部分清正廉明的官吏不知以何标准去统一“定刑量刑”;也使得大批官吏营私舞弊,造成更多冤假错案的产生,使当时的法律执行掺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感情成分。至于清末旧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淆,使得“酷吏之严刑峻法,每锻炼周内入狱,以矜其能,论者又恶其不仁。然此非独其人之过,盖以一身兼行政、司法,适足以为酷吏之藉也”[20]。
从上可见,旧律实在是“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法三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惟所欲为,莫敢谁何”[21]。正是由于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才使不法官吏得以作威作福,为害百姓。“况定例之旨(即比附定罪),与立宪尤为抵捂,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混淆不分,导致了地方官吏的专权,为广大民众所厌弃。
1851年,在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皆发生变化而迫切需要调整而未调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迅速恶化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其颁布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法令也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与统治权威。1894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兴中会”,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声势也日益壮大。189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扫荡了祖国大地,沉重打击和孤立了清王朝,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凡是义和团活跃地区,“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纪纲法度,荡然无存”[23]。特别是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卖国求索和投机钻营的官吏,在义和团运动中皆受到了严厉惩罚,有的被义和团处死。这就存在了大片因义和团破坏而需重建“纪纲法度”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呼唤着新律例重建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又为新律例提供了许多“试验田”,即实行新律例的地区与空间。与此同时,清廷上下非常震惊,也纷纷寻求“杜绝乱源”的办法。于是“变革政体,实行立宪”的呼声迅速高涨,“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24]。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击,清王朝已难以照旧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为了维系人心,更为了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必然要寻求新的自救道路,这可以说是清王朝之所以发动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本主义的在华发展,必然地引起了中国当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遂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5]。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遂下诏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 [26],“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27],即同意并宣布对旧律例进行修订。稍后,在政治改革上,清政府整修内政、裁撤冗员、清除腐败、剔除积弊等;在法制领域里,对旧有《大清律例》进行了一些删改、完善工作。
[1]《清德宗实录》卷495。
[2]宁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第649页,科学出版社1957版。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5][6]《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833页。
[7]同上,总第4803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第4册,第30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9]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10]《清末司法制度的几个问题》郑秦/历史档案1988年3期130页。
[1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967页。
[12]同上,总第4970页。
[13][14][21]闵暗:《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第223页、第224页、第221页。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册,总第20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18]同上,总第2061页。
[19][22][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8页、第876页。
[23]劳乃宣辑:《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1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25]《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
[26][27]《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01页、总第4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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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着政党或国家的两道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家的肢体语言及其深层含义探相关讨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人类社会的交往是靠信息的传递得以实现的。一般来说,这种传递可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成功的交际不仅要理解语言行为,而且要理解非语言行为。肢体语言是人类交际中最常见的一种非语言行为,它包括眼神、手势、身姿、面部表情和体触等,它同语言行为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交际过程,实现交际的最终目的。同样,在政治场合中,如果你想要辨别政治人物所说话的真伪,很大程度上不是听他说什么,而是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你便可以从他们的肢体语言解读出那些隐藏在他们无声肢体语言背后的真正含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肢体语言的解读,揭开隐藏在肢体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大国间的交际关系。
(一)国外研究
关于肢体语言,国外早在1644年就有一个叫约翰·布尔沃的做过一些研究。他出版的《手势研究:手部的自然语言》,被视为肢体语言研究的开创性着作。
1790年,朱利叶斯·法斯特《体态语言》的问世,使得人们注意到肢体语言的重要性,并从此打开了人们研究肢体语言的大门。查尔斯·达尔文于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是20世纪以前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虽然这是一部以讲述理论为主的作品,适于学者阅读,并不适合大众阅读,但是,这本书却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关于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的现代研究,达尔文的许多观点和观察结果最终也都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的证实。
从那时起直至现在,研究者们已经收集并记录下了将近一百万条非语言信息及线索。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肢体语言的先锋人物阿尔伯特·麦拉宾发现:一条信息所产生的全部影响力中,7%来自于语言(仅指文字),38%来自于声音(其中包括语音、音调以及其他声音),剩下的55%则全部来自于无声的肢体语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识谎专家艾克曼、福瑞森和瑟瑞森以生活在五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面部表情和动作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类的七种基本情感反应,表现在表情上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而现今对于肢体语言的研究也没停止,更多的是把肢体语言应用于实际生活。如享誉全球的身体语言大师乔 ·纳瓦罗就编写了《FBI教你解除身体语言》。他在美国FBI工作了25年,他多次通过身体语言侦破大案要案,是名副其实的侦探大师,其成果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
2007年出版的《身体语言密码》是享誉全球的英国人际关系大师亚伦·皮斯潜心30年研究的权威力作。编者尽量将生活中常见的、重要的肢体语言展现给读者,希望能带读者走进人类潜意识深处,解析人类最神秘的身体信号,解码无声世界最复杂的信息。
(二)国内研究
中国对肢体语言的分析和理解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问道于老子的历史典故。据说孔子作《春秋》时遇到了一些难题,遂率弟子到楼观向老子求教。老子未讲任何语言,但孔子却从其简单的动作中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从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遥远的古代,先哲圣贤们就已经运用肢体动作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同时,也早就懂得了如何准确理解他人肢体动作所传递的意义了。
现今国内对于肢体语言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的应用。例如在教学中的应用。钱蓓斐认为,课堂中教师语言教学很重要,但肢体语言也不能忽视。教师正确恰当地运用肢体语言,不仅给学生美的享受,而且能增强课堂和谐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尤其是跨文化的交际。石弘婕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相同的肢体语言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当中会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当中,如果肢体语言运用不得体,就可能产生误解,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肢体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肢体语言的含义
心理学家赫拉别恩曾提出一个公式:信息传播总效果=7%的语言+38%的语调语速+55%的表情和动作(周增文,2008)。可见,肢体语言是多么的不容忽视。肢体语言学家安顿(Anton)在他的《魔力肢体语言》中给肢体语言这样下定义:“肢体语言是一种非言语交流沟通方式,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肢体语言与别人进行互动的。肢体语言又称身体语言,是指经由身体的各种动作,从而代替语言藉以达到表情达意的沟通目的。”广义言之,肢体语言也包括面部表情在内;狭义言之,肢体语言只包括身体与四肢所表达的意义。肢体语言在大多数时候比真正的语言更能使我们了解别人,包括别人的性格、情绪、思想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别人的语言里无法体察到的。虽然是无声的交流,但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肢体语言的功能
肢体语言的重要性是由其自身的功能所确定的。
非语言交际通常与语言交际结合进行,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大致上起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热烈握手。”(胡文仲,1999)对于肢体语言的功能,不同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美国学者洛雷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在《非言语交流》一书中指出:非言语交流 “至少包含言语交流可能具有的三种功能---补充言语信息、替代言语信息、强调言语信息”.而李克祥在《中日非语言研究》中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概括为以下三种:1)代替语言的功能;2)辅助语言的功能;3)表露情感的功能。通过学者们对肢体语言功能的总结,就不难发现肢体语言对人与人之间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推销、谈判、服务客户时,不论是微笑的点头,微微上扬的眉毛,还是轻咬嘴唇,抑或是昂首阔步走在众人面前,在不知不觉之间,隐秘的肢体语言都在帮我们收集有用的信息,让我们能准确地判断出对象的真实意图。所以无论你是政治家、谈判专家抑或是营销高手,在不经意间胜负之局已定。
肢体语言对政治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曾在牛津大学工作的心理学家彼得·科利特教授在东吉利大学的科学研讨会中,具体解释了肢体语言对政治家的这一重要意义。他说,权力、权威和坚韧是政治家极力想要表现的特质,但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强势的形象不至于让人反感,甚至还希望自己能传递出友好、亲切和真诚的信息。如今的政治家们都十分清楚,政治与公共形象和行为举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肢体语言私人顾问,从而帮助他们借助肢体语言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真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尤其是在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更是不可或缺。他们希望能够巧妙地运用手势、行为和面部表情等肢体语言来掩饰那些负面的蛛丝马迹。本文从政治的角度,通过对那些政治家们一系列的肢体动作进行分析和观察,较为真实、可靠地解码政治家们的肢体语言,从而使隐藏在他们肢体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被成功揭开,也更深刻地理解大国间的关系。
四、肢体语言在国际政治交际上的应用
全球着名作家阿伦·皮斯认为:“肢体语言是一种比说话更有效的交流方式。”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已经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话语的主要作用是传递信息,而肢体语言则通常被用来进行人与人之间思想的沟通和谈判。在某些情况下肢体语言甚至可以取代话语的位置,发挥传递信息的功效。有些人由于身份特殊,他们的一言一行就随之全都暴露在公众的眼前,譬如说皇室成员、政治家、电视名人以及电影明星等等,他们都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公众。
而他们内心的情绪,或是心理,他们则希望能够藏得越深越好,不被任何人发现。所以,在公众面前他们往往以经过“乔装改扮”后的姿势来掩饰内心的想法,从而在面对观众时能够表现得自信、冷静、有控制力。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浅析政治人物肢体语言下的大国关系。
(一)亦敌亦友的美俄关系
随着被西方称为“鹰派”的普京再次上台,俄美关系可能就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詹姆斯·尼克西说的“将不平坦”.美俄因“棱镜”监控项目揭秘人斯诺登临时避难许可引起美俄关系紧张,现在又遇上美俄双方在对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决较量。因此,国际社会近来都在关注今后美俄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
这些消息我们通过新闻可以得知,但是有一段视频,我们却也可以看出美俄关系。
在2013年召开的G8峰会上,普京与奥巴马有个单独会面。当时他们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磋商,普京知道俄罗斯上上下下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可是普京的举动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与以往在公众面前神采飞扬的样子不同,在会话时,只要提到叙利亚问题,他就很不自然:经常搓手,低头看脚,频繁小动作,很少与人眼神交流。他的这种“异常”表现,值得我们思考。据研究人员发现,搓手、低头看脚、频繁小动作、很少与人眼神交流这些小动作意味着否定,审慎或是具有攻击性的态度。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低头的时候往往会形成批判的意见。所以,通过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出普京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其实并不想多谈,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分歧。尽管矛盾“阴燃”,但普京强调愿大幅推进与美国关系,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毕竟,经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和实力相对衰弱的美国,更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就这样,通过对这种无声肢体语言的解读,一场无声较量清晰地展现。
(二)安倍和朴槿惠“握手难”---“冰冻”的日韩关系
参拜靖国神社、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等等掺杂而来,考验日韩关系的敏感度、脆弱度和容忍度。
朴槿惠和安倍晋三上任以来的一年里,两位领导人一直没有会晤。在韩国看来,日本对自己的战时行为悔意不足,而东京指责首尔采取死硬立场。通过新闻可以知道,由“岛”引起的冲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协商、解决”层面。外交纠纷与本国政治因素纠缠错杂,外交问题也升格为政治问题,事件本身和决策、责任机制大为复杂化,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如今日、韩两国正面对自1965年建交后的最严峻局面。通过一段视频画面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日韩两国的紧张关系。
2013年10月10日,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参加东盟10+3(韩中日)领导人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在会议开始前合影留念。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这一幕被细心的摄影师捕捉到,画面变得意味深长。画面上朴槿惠始终未能和安倍首相“同时握手”.而安倍首相在离开日本之前,曾经向记者团表示,要在此次APEC峰会上寻找机会与中国和韩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努力改变双边关系。
握手这种肢体语言早在原始时期就存在了。握手礼源于西方人类半野蛮、半文明时期,在战争和狩猎时,人们手上经常拿着石块或棍棒等,作为防御武器。他们遇见陌生人时,如果大家都无恶意,就要放下手中的东西,并伸开手掌让对方摸摸手心,表示自己手中没有藏着什么武器,以证实自己的友好。这种习惯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作为见面和告辞的“握手”礼节,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拍照时,朴槿惠一时不知如何和其他人“同步”的深层原因。握手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友好,但是日本却频频挑战韩国人民的容忍底线,而且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这样的举动令韩国实在心寒。所以,这样尴尬的场面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朴槿惠总统实在是没有看出安倍首相的诚意和真心,也许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安倍首相,只有正确面对历史,承认历史,真心悔改,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三)普京牵狗迎安倍---俄日关系
俄日关系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作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强国和原超级大国的继承者,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举足轻重,日俄经贸关系的好坏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更是至关重要。两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战争。
1956年苏联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两国关系在各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北方领土问题无法解决,俄日两国时至今日未能缔结和约。
当地时间2014年2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牵着一条宠物狗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一同逗狗作乐。普京特立独行,经常做出惊人之举,世人习以为常,而牵狗会见日本首相,却引人颇多联想。
首先,俄罗斯成功举办冬奥会是国家盛事、人民喜事。而安倍晋三此次主动出席开幕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真心诚意来祝贺,而是冲“北方四岛”而来,真心诚意给俄罗斯人民添堵。因此,普京便以“玩世不恭”的姿态“欢迎”.我们都知道作为政坛上的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多方的关注,而他们的举动也会引发外界的联想与深思。在摄影师镜头的记录下,我们看到安倍弯腰逗狗的画面,是引人联想的。弯腰鞠躬是尊重,是礼貌,是友谊,是谦逊,是感谢,是道歉,是表达内心思想的一种外在方式。鞠躬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传统的、普遍使用的一种礼节。鞠躬主要表达弯身行礼,以示“恭敬”的意思。现在的日本,鞠躬礼是最讲究的。对日本人来说,鞠躬的程度表达不同的意思。如:弯15度左右,表示致谢;弯30度左右,表示诚恳和歉意;弯90度左右,表示忏悔、改过和谢罪。
了解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安倍“弯腰逗狗”背后的含义。此次与普京会晤,非真心诚意来祝贺,而是另有目的。现在就日本的现状,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而且这一次,许多欧美国家领导人都未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所以安倍觉得机会来了,希望借此机会来就领土争议谈判的进展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等经济合作进行确认。但是并未达到目的,可以说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大虚此行。普京的接待方式,也实在令人深思。
一个无心的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可能决定你的成败。肢体语言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它比我们想象传达出更多的信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在交际中如果只注意语言交际,忽视非语言交际,那就有可能是一种不完整的交际。因为这些复杂的信息、丰富而细腻的思想情感只有通过这两种手段的结合,才能得以充分的表达。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个无心的眼神,都有着神奇的魔力。我们可以通过那些不经意的语言去分析其背后蕴藏的含义。在这风云变幻的政坛上,一个微小的动作,都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我们把握好那些无声的语言,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Allan Pease.How to read other's thought by gestures[M].Sheldon Press,London.
[2]Allan&Barbara Pease.The Definitive Book of Body lan-guage[M].Pease International,Australia.
[3] 独雪梅.谈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中的体态语[J].文教资料,2010(6).
[4]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 黄赞琳.论全球商务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3).
[6] 郝社莲.浅谈体态语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研究2011(7).
[7] 李杰群.非语言交际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 彭晋祁.论体态语言在幼儿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怀化学院学报,2010(6).
[9] 乔·纳瓦罗.FBI教你解除身体语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10]亚伦·皮斯.身体语言密码 [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7.
[11]张先亮.语言交际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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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立场的过程。它是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是社会意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政治学家对政治社会化有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是: 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会对国际政治文化产生新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会从发源地不断的向外扩大、传播,形成国际社会化现象,而社会化并不同于社会性,社会性是国际范围内各领域社会化的集合,其包含的内容更广泛,例如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文化活动中的国际示范等,本文主要针对其政治领域的社会化而进行研究。
广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指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关系逐渐频繁中所形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可以经济交换为形式也可表现在社会沟通方面,所以形成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如跨国银行、跨国企业等,针对其社会联系的议事日程不再限制于军事而是日益多元化,国际政治社会化趋势明显;
而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是指足够的交往使不同民族国家间自觉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这种文化自产生起就会从发源地不断向外传播扩散,形成一种社会化现象,由此可见在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概念中更加强调国际制度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自愿并积极促使的现象,而周边国家结合自身利益会自愿接受,其推广范围越大对强权政治的制衡作用越强[1].目前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体系的社会化、国际政治主题的社会化、国际大国关系的社会化、国家安全内涵和战略的社会化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因素的社会化五个方面,随着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不断加深,全球维度在国际社会出现,主权国家受制于国际社会导致国际化关系愈加明显,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日益成熟会促使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向社团化方向发展,而冲突和抵抗被对话与合作逐渐取代的过程中国际民主化关系得到强化,共同繁荣发展与和平成为国际主题,知识国际政治观念、准则、机制等都要结合时代主题进行调整甚至重组,特别是国际大国结合和平发展、竞争合作、依靠互动进行战略调整,国家安全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向综合社会安全转变,在向集体安全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主体成员国的安全战略目标、具体实现手段等都要进行改变[2].
(一)推动国际体系的产生
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国家间的交流逐渐频繁,使帝国、城邦等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间形成了某种联系,当联系主体的生产力、对外贸易、人口数量和集中程度达到某种程度时,国际体系就会产生,为国际交往所必须的物质能力、社会能力的提升提供动力,当国际体系涵盖联系主体的文化领域时,其主体的联系会愈加的频繁,互动性增强,例如语言、货币、宗教等促使移民、外交等现象出现,物质力量的差异致使国际主权国家机械式的产生互动联系[3].
由此可见,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整体实力又比较孱弱时,必然要肯定他国实力,并在采取任何措施时都会因为自身的畏惧心理,而顾及他国的反应,这就形成了国家间的力量克制,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期必然会出现,但这种机械式的以国家自身安全和发展为基准的低层次互动关系大多存在于强权国家之间,由于国际交往程度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发展程度不够,导致目前并未形成国际范围内的共同价值观,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会形成不同的国际社会需求,例如对安全的需求,对国家互惠的需求等,国际各国为尽可能满足各自需求,自然会有意识的使国际体系机制化,有力的推动国际社会性增加,国际社会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在主权国家联系的某些领域出现,其作为人类的理性契约性行为的成果,必然会在主权国家间的联系到达某种程度的特定时间出现,是国际体系社会化的必然现象[4].
(二)推动国际社会的出现
以布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产生要以国际体系存在为前提,例如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与日本、波斯及欧洲诸国之间建立了形成了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但相互之间并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此时虽初步形成了国际体系,但并未达到国际社会的程度,在技术逐渐深化、国际间交换关系日渐频繁过程中民族国家体系会随之形成,当世俗制度覆盖主权国家大部分或全部领土、地方语言得到广泛应用、交通工具得到改善、文化交流逐渐便捷化的过程中原本的民族国家主体范围会迅速扩大,形成国际社会[5].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的形成必然要建立在主体国家产生共同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并以此价值观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所以国际社会可以看做国际体系的升级,是其发展的初步成果,其要建立在成员国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所有参与主体都必须自觉以其价值观形成的规范、制度规范各自行为,例如二战结束后,主权制度和以主权制度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文化不再限制于殖民体系,全球范围内的新兴国家都受其影响,不论是军事政治力量、经济交往力量还是跨文化的移民运动都是当时较先进的欧洲国际理念进行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如民族政治、主权观念等,这种政治社会化现象为国际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推动诸多共同安全体出现
国际政治社会学将国际社会发展分为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四个阶段,而安全共同体是其最高阶段国际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固定于共同体高于社会,例如德国社会学,将共同体视为前社会的组织形式,其明显低于社会,可以发现目前虽然对共同体与社会两者地位的观点并不统一,但其都承认社会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存在,在国际范围内,所有主权国家在进行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等活动时,在没有特殊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都会以理性交换为基本形式,这表明国际社会状态已经形成,而且是现阶段国际政治的主要社会形式,但国际社会并不等同于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更强调国际上的主权国家在安全上已经形成较高的信任程度,是国际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国际共同体是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在发展中有意识的社会构建,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超国家或次国家并不能够成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其只有在全体成员国的认同都发生集体转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形成,这种形成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上,并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深化,所以其自身就体现出一种因果关系,所以其实现的途径并不单一,只要条件允许其都可能出现[6].
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不能够达到所有主权国家都认同共同命运的水平,甚至部分主权国家仍崇尚武力是解决区域问题、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所以全面推行国际利益并不具备现实条件,可结合现阶段国际形式和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虽然国际共同体目前并未真正形成,但受主权国家对主权安全的共同愿望的影响,在安全领域上国际共同体已经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以其独特的地位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平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组成的美加安全共同体、南美洲成员国组成的南美洲安全体等,截止目前国际上至少形成8个较成规模的安全共同体,其形成的原因,可能由于长期处于外界压迫状态,考虑安全而形成,如中东联盟体,可能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往来衍生而成,如欧洲联盟体,而未来形成的共同体将使安全、经济、文化综合联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将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体三个角度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所以各国应在全面认识国际政治社会化现象,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结合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和经验,有意识的将社会化的范围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1]钱春元。美国私人基金会与美中关系--兼论国际政治社会化[D].北京:外交学院,2003.
[2]刘斌。新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
[3]苗红娜。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J].太平洋学报,2014,10:12-22.
[4]李艳芳。国家形象在大国崛起中的战略作用及其建构[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5]周兴泰。动力、作用与反馈: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研究[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2013.
[6]钟龙彪。国家社会化:国际关系的一项研究议程[J].欧洲研究,2009,02:125-137+161-162.
【国际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探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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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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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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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实施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增,GDP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地位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相称。当前,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国际金融领域,我国面临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任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原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参与者。人民币加入世界主要货币行列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旨在揭示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阐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性,最后给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人民币 国际化 路径
货币国际化,是指某一货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的信心。而这又取决于以下因素:货币流通或交易区域的规模,货币政策的稳定,没有管制,货币发行国的强大和持久,货币本身的还原价值。目前,除美元作为主要世界性货币外,欧元、日元也发挥着一定的世界货币职能。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各国开始重新评价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人民币加入世界主要货币行列越来越被各方所看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我国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上必将产生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为寻求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开展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专题研究。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进入起步阶段,应该抓住现有时机,以香港为操作平台,探索人民币区域化,摆脱国际收支依赖发达经济体货币的局面,争取形成境内与周边经济体之间给予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关系。
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来看,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60%,而日元,欧元都低于10%;外汇交易货币中,美元占比例超过40%,而日元,欧元加总不超过30%;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而日元,欧元加总仍然低于20%。同时,美国通过货币和债券的发行以及金融创新等手段不断扩大其货币市场规模,加强其在国际货币市场,石油和铁矿石等关键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正是因为对美元的依赖,在面临美元危机时很少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远离危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各国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多种弊端的深刻反思。显然单级国际货币体系的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已成为制约世界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国际上采取了一系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措施,包括20国集团将缓解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失衡,重新审视资本管制对抑制投机的作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影响国家的纾困措施。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法完全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所引发的担忧。
此外,根据蒙代尔三角悖论,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外汇资本管制、浮动汇率制,三者不可兼得,中国的金融市场特点是长期利率管制,利率如今为了适应时代和改革的发展,必须要逐渐浮动,这必然导致汇率相应变化,如果中国限制汇率的变化,就会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所以,为了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就应该放开汇率,使其市场化、国际化。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必须将人民币国际化,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路线图。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推进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目标;在有所控制的上海自贸区,资本账户也得到了开放,这些都是积极的进展。中国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推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快速增长,让离岸人民币持有量也相应快速增长;向外国投资者发放更多QFII和RQFII额度,以便其参与在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改革后的体系可以更好地体现全球经济的多样性和互联性。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指人民币在境外流通,外国居民将人民币作为支付、投资和价值储存工具。该进程由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是一个通过监管下的封闭金融体系推动境外积极使用人民币的过程。目前该进程主要通过五大步骤推进:
(一)发展人民币储蓄账户
2004年1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了第一步。当时香港本地银行获准面向香港居民推出了个人人民币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存款业务。2010年,企业客户获准开立人民币储蓄账户。香港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储蓄资金池。人民币客户存款从2009年的544亿元增长到2014年底突破万亿元。
(二)使用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
让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计划的重点所在。此前,跨境贸易无法用人民币结算,大多数都以美元或欧元结算。取消这些限制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开始增长,扩大了中国境外的人民币流通量,最终推动了国际对人民币投资产品的需求。中国企业热衷以人民币结算,因为这样可以免去与外汇交易相关的对冲和交易成本。
(三)使用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并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首先将香港建设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行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并提供人民币的贸易信贷,间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四)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央行签订双边互换协议
2009年以来,为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外界对区域内金融稳定的信心,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白俄罗斯,阿根廷,冰岛,新加坡等19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五)人民币晋升储备货币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对本国部分外汇储备进行重估,转持为人民币。虽然中国资本账户大体上依然处于封闭状态,但中国主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优惠计划和优惠政策来鼓励官方投资和人民币重新计价。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部门都希望实现多元化储备投资,目前,外国央行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获取人民币,离岸市场,QFII计划(在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额度(在岸市场)。
综上所述,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应因势利导,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促进,期盼能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了争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积极稳步的交叉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以及金融系统的改革。
[1]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金融,2009(7);8-9.
[2]成思危.发展中国货币市场的战略思考,载于成思危主编:《培育与监管:涉及中国的货币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46.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3年6月16日发布.
[4]周晓娇.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及发展分析.中国商贸,2009(15);148.
[5]何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09,4(7);9.
[6]周道许.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战略思考.中国金融,2009, (24).
[7]金碚.《人民币国际化演化与实现路径》评介.中国工业经济,2013(4).
[8]邵华明.人民币国际化:现状与路径选择.财经科学,2015(11).
[9]徐奇渊.人民币国际化:概念、争论与展望.上海金融,2015(4).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原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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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跨越式快速增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际政治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2016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热点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97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采。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采。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16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6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16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16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事件,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16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16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资源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资源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摘要:“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正式发布,获得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宣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和路线图。“一带一路”的立体布局日趋清晰,同沿线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我国分别同俄罗斯、欧洲签署了发展规划对接的联合声明,使“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两个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带一路”也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自贸区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在各个层面的经济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重点。
正文:一、“一带一路”概念由来
2013年9月7日,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主席在访问欧洲时表示,要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洲际合作倡议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014年5月21日,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8日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主席强调,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二、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1、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2、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
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1]
3、推动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各种机遇
1、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
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2、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结语:“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 剧锦文 经济日报[N]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5/4/2 第13版
[2] 王义桅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 人民出版社2015
[3] 冯并著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M]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看了“2017国际政治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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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代国际刑事犯罪恶性化的代表势,已经影响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恐怖主义国际形势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文摘要】美国“9·11”恐怖主义事件给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当代恐怖主义又出现了袭击目标多元化、作案主体多样化、手段高科技化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在国际反恐的策略和原则上,应以联合国为反恐的核心,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杜绝个别大国反恐的“双重标准”和“以暴制暴”的方式。
【关键词】恐怖主义 国际反恐 特征 趋势
【正文】
一、当代恐怖主义的新特征、新趋势
恐怖主义是指国际上一小部分极端分子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有组织、有预谋地采用暗杀、绑架、劫机、制造爆炸事件等极端手段,进行破坏、报复和讹诈造成社会恐怖的犯罪行为的总称。恐怖主义是冷战后困扰国际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与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毒品走私一起并称为“国际社会四大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呈加剧之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从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的90年代到现在,国际恐怖主义与过去相比,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多元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首脑、军事首领、国家机关等。其中,政府首脑是恐怖袭击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恐怖组织主要是想通过打击政府的各种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主要事件有:1981年8月,伊朗总统拉贾伊、巴霍纳尔被暗杀;1982年9月,黎巴嫩当选总统马耶勒被暗杀;1984年10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遭炸弹袭击,幸免于难;1984年11月,印度英迪拉被暗杀;1986年2月,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枪杀;1988年6月土耳其被枪击轻伤;1989年11月黎巴嫩总统姆阿马得被炸身死;1991年,印度甘地被暗杀;1993年4月,南非共产党哈尼遭暗杀;1993
攻击,其中包括重要的政府网站和金融网站,使其处于瘫痪状态。此种恐怖主义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丝毫不比传统的恐怖主义的小,造成危害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而袭击者本身的风险却非常小。
第四,恐怖活动组织方式日益国际化。
当前恐怖组织分工明晰,组织计划性很强,活动资金与武器的获取、转移、利用,活动的策划等都有相应的人员负责,有各自的组织纪律,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性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恐怖组织开始共享情报、技术、资金和人力,并且开始进行跨国性发展,即在本国以外组织武装团伙。同时各恐怖组织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网络。例如: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在沙特、苏丹、埃及、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建立了都基层组织,所以进行恐怖活动时也是分工协同,互相配合。(1)
恐怖主义的这些新特征和发展的新趋势,加剧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恐怖主义行为制造的悲剧令世界人民震惊和不安。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恐怖主义活动予以防范和打击。下面简略谈一下反恐策略和原则。
二、国际反恐的原则和策略
随着恐怖主义的跨国化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自恃强大的美国为了打击本拉登的国际恐怖网络,也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所以,在国际反恐战役中,各个国家必须遵守(1) 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才能将反恐怖斗争进行到底。
但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反恐怖政策抛弃了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就是其单边主义政策结下的一颗恶果。战后的伊拉克动乱不断,暴力行动频频升级,并将整个中东局势拖向更危险的境地。美国在反恐怖斗争中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反恐战线的团结,影响了反恐怖斗争的效果,给反恐怖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
第三,反恐怖合作应以联合国为中心。 (1) 杨扬,《国际反恐:任重道远》,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期
杨洁勉,赵念渝,《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
美国向来绕开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效果甚微,反而将自身陷入战争的泥潭。从反恐怖战斗三年的时间看,联合国应成为反恐的大本营,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合作是最终方向。在消除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单靠一个国家或若干军事强国的武器和军队是不足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需要就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达成理解和共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机制。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方面,多次召开世界性的反恐怖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国家恐怖主义制裁的措施,达成了若干协议和宣言。例如:199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联合国大会要求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消除恐怖主义;1996年联合国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新的国际公约,抑制恐怖主义分子的炸弹攻击和抑制核恐怖主义活动。1997年制定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家公约》,1999年制定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2001年联合国大会就恐怖主义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多数国家代表表示,希望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认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应该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以监督各国对安理会有关反恐怖问题决议的执行情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是人类社会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出现了前文所述的新特征、新趋势。使得国际反恐怖斗争变得任重而道远。因此,国际社会应共同做出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发展问题。只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
【参考文献】
[1]戴凤秀,《反恐怖战略与对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2]唐岚,《恐怖主义面面观》,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7月.
[3]吴瀚,《西方反恐战略存在诸多失误》,载《参考消息》,2005年3月.
[4]胡联合著,《当代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5]伊恩·莱塞等,《反新恐怖主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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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学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全过程中的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其进入课堂成为可能、成为必然。而现代信息技术进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课堂,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质量提高、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创新的重要手段与有效途径。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二、结论
思想政治学科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既要将之运用在课堂教学环节,还要将之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全过程,使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信息化,而是知识信息的信息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的信息化。
一、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丰富的网络资源给我们的种种科目的学习带来了方便,对于政治的教学,尤其需要大量的历史和影视资料来辅助教学,丰富政治学习的资源。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学图书馆难以提供比较齐全而丰富的资料,而且查阅麻烦,对于学生来说,难以使每一位学生同时分享某一模块需要的史料,这样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探究学习带来困境。网络信息技术给学生老师带来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网络技术的开发,可以给学生和老师提供学习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进行探究性学习,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交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师生的身份趋向平等,学生可以大胆的提出自己问题和想法,供大家共同探讨。老师也能通过网络平台,研究学生的想法和探讨的过程以及结果,从而更好地进行指导,同时老师也可以在这一过程学到学生的新思想,以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政治学科内容的信息量较大,这样就给学生带来学习的困难,以及教材太过简洁和枯燥,使学生产生喜欢政治,但不喜欢政治课的心理。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它既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显示知识背景,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学生带进网络世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充分展示学生的想象力。现代教育技术能以形象、生动、直观等优点将课本中的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哲理漫画、知识点比较图表、新闻片段、音乐片段等直接展示在学生面前,营造一个有效的学习氛围,能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让他们兴奋起来,兴趣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同时能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不仅能够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所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正如信息网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教学教育方面,它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问题也在显现:首先,网络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偏激性,一些对政治思想不负责的学者发表的一些政治见解似乎很吸引学生的视觉,但是却是曲解真正的政治理论,中学学生的心理特征还不够成熟,难以辨别相关思想曲直正误,甚至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的滋生,更容易收到网络偏激见解的影响,政治的学习没有不仅没有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反而使学生误入了偏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死胡同”。其次,现在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影视作品具有夸张性,真实性不够高,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形象思维,通过一些曲解虽然调离了学生的眼球,但是却忽视了作品的真正作用。再次,由于老师难以改变自身的主导观念和学生习惯于服从老师的观念,导致交流平台的学习探究总是顺着老师设计好的套路进行,难以发散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把网上的政治探究话题当成一种任务,在网上搜索一个观点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还有,由于政治教学提供的探究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搜索资料的盲目性,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真正的探究时间却很少,而且学生的各科学习时间将会难以控制,在当今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下,这样无效的学习会使学生感到焦虑,家长也会有意见。
二、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及其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的运用给政治教学注入了了新的血液,为了更好地发挥的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应该将信息技术和思想政治教学更好的整合。
2.1改变老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教师和学生的传统观念。首先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的特点,在政治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有利于教学的视频资料,研究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课件,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充分有效的做好教学准备过程中;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效地结合,多媒体技术可以使教学活动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信息功能于一体,图像清晰、动态感强、信息量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大容量、多信息、多趣味和高效率。其次,老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多媒体技术只是为教师更好地讲述政治课程服务,并不能主导政治课程,如果盲目地依赖于计算机,只注重人机的对话,而忽略了师生之间的信息反馈,那么就会使教师的教学活动处于一个单向的信息系统,无法摆脱“满堂灌”的模式,教师的讲课艺术在教学过程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将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有效的结合。再次,教师应该为了更好的转变教学方式,主动参加各种信息技术的培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从新的角度研究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学生应该随着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慢慢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方式,在老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刺激下,发现政治学科的乐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主动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转变那种被动地接受老师和同学的观点的思想,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需要老师的引导和帮助,渐渐形成平等自由式的课堂教学。
2.2正确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信息技术转变了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以及评价方式,更加适应新课改条件下“三维目标”的实现。但滥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这一手段,将会降低教学目标的效果,有些老师搜索各种形象图片和视频来降低形象思维的难度,导致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抽象思维能力都难以提高,在政治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学习能力难以提高,老师的讲课艺术下降,应该适当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教师应该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讲课艺术,教师传统的讲课艺术在学生提高自身的形象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起着更多的作用。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相关资料的搜索时,帮助学生提供正确的资源网站,避免学习时间的浪费,也避免学生被不良史学思想的侵蚀的危险。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运用在政治教学改革路上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改变了学生讨厌政治课的观念,改变了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解决了政治教师教学难的难题,使政治课变得生动有趣,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探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将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有效的整合,还需要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进行深入思考,真正做到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用得好、用得妙、用得巧、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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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出口模式进入国际市场,有形产品的国际物流将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工作环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物流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国际贸易对国际物流的促进作用
(一)国际贸易促进国际物流的进步
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为国际物流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要求,这种要求促使了物流技术的产生,物流技术包含很多内容,不仅包括在物流工作中所应用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还包含物流活动中应用到的各种设施、工艺和装置的总和。国际贸易为世界各大企业提供了在世界市场相互竞争的机会,商品的质量和价格都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杆,各大企业努力加强制作工艺,压缩产品成本的同时要想继续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就要从物流上入手。所以对国际物流的各个环节如材料价格和订单、运输成本都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成为了国际物流发展的内动力。
(二)国际贸易的发展不断对国际物流提出新要求
21世纪,人类的经济水平每天都在发展,需求层次每天都在变化,这种变化促使着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对国际物流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物流必须要满足贸易量的迅速增长,并丰富贸易产品的种类,还要及时调整国际贸易结构,以保证国际物流的质量和效率。可以说,正是国际贸易让国际物流与时俱进,不断成长。
(三)国际贸易影响着国际物流的发展方向
现今的国际贸易已经更加注重买方市场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日益个性化,所以国际贸易只有采取多种类少数量的贸易方式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转变。一些高额度小数量的配送需求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配送需求很可能成为将来业务发展的主流。国际贸易也必将影响着国际物流走上专业化、集约化的道路。
二、高效的国际物流系统是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货物的国际转移带来的国际贸易量的上升
国际贸易一般都需要跨越国境,这样一来,国际物流量自然会大幅度的上升。贸易量要求国际物流必须要让货物在运输、装卸、仓储等多个环节都获得便利,很多方面现代物流可以通过对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并选择货物流通的最佳渠道,用一种最能让消费者满意的方式将商品快速的送到消费者面前,提高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反应速度,加强资源共享,缩短产品的流通周期。通过规范化的作业避免在产品在流通中的各种问题,让消费者享受懂最好的服务。
(二)货物的转移对物流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货物转移的过程中,通常都要面对各种问题。和国内的贸易不同,国际贸易对国际物流往往有着更高的要求。国际物流环节多,周期长,风险大,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也更加的复杂。国际物流常常要在多种运输方式和路线中进行选择,还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对零件进行流通加工,让商品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
(三)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的关系
国际贸易促进着国际物流的发展,国际物流也支持者国际贸易走的更远。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国际物流如果跟不上国际贸易发展的脚步,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停滞不前;国际物流水平的发展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力支持国际物流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才能具有持久的发展动力。
三、结语
高效的国际物流系统可以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物流基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提。国际物流的发展还可以提高各个国家的参加贸易的利益,增加贸易的数量,降低贸易的成本,通过最合理的渠道来实现产品的加工和运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力的支持。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之间相辅相成,必须加强国际物流水平,防止国际物流的发展滞后于国际贸易,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脚步。
一、国际物流对我国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1.国际物流对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起推动作用。我国参与国际贸易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和形成比较完善的机制,很多都是借鉴而来。国际物流反作用于国际贸易,对我国国际贸易的被动式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物流规范、合同使得国外科学、先进的贸易方式让我国贸易商被动接受,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与自身发展需要相符合的国际贸易规范。经济全球化引起的金融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但是,这种国际性危机的负面效应只是暂时的。一旦这些危机过去,世界经济将迎来全面复苏,国际贸易也将大幅提升。
2.国际物流发展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伙伴过于集中,明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在以往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日本、欧盟为主要集中贸易对象,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的百分之五十。这让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的贸易依存度处于较高的状态,我国出口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经营困难也跟这方面因素有关。随着国际物流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由于信息网络、交通网络、物流基地等基础设置都被国际物流网络化,让对外贸易更快捷、方面和广泛,也为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在发展国家物流过程中,我国应该以国际贸易的全球网络化为依托,逐步扩展对外贸易区域,只有对我国出口进行全球化区域覆盖,才能确保我国对外贸易区域走向多元化,规模逐渐扩大。
3.国际物流发展可以降低我国对外贸易成本。在各个国家经济状况不同的影响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成本条件成为进行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场地。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销售和生产成本已经没有再开发空间,物流成本成为唯一可开发的资源。根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与物流有关的费用大概在一千九百亿人民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物流成本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范围的比例,而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物流成本是集装箱交货价格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之间,可以见得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物流成本占有的比重都相当大。所以,国际物流的发展无疑直接对我国对外贸易成本的产生造成影响。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如果能将一些软硬件进一步改善,使之与国内市场和国际物流相接轨,那么可以让我国对外贸易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二、国际物流发展的几点建议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深入,我国国际物流业也得到了突破性进展,逐渐与国际相接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国际物流业起步晚,还处于初始阶段,存在的问题较多,其表现为国际货物运输能力较差,物流基础设施落后,物流网络化、信息化以及标准化程度低、对外贸易和国际物流的运作效率低、第三方物流发展缓慢、缺乏具有高素质的国际物流人才等方面。因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发展国际物流时,应注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是是指专门从事物流服务行业的企业,其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可以凭借这种优势以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如果由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大部分物流业,将会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的整体水平。因此,应从其他业务中将大部分物流业务分离出来,直接让第三方物流企业管理经营,让各个企业都侧重于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要鼓励非国有资本投入到物流行业中,让物资、供销、商业、储运等企业逐步发展为第三方物流服务角色,大力提倡物流企业经营主体、多元化投资、多样化物流服务。
第二,进一步加快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我国国际货物运输能力得以提高。要加快与国际相接轨的步伐,各级政府相关的主管部门应对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让国家与地区的物流发展规划与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衔接。鼓励各种机构尤其是科研院校加大对物流技术设备如条码、包装、储存、搬运、装卸、标志印刷信息管理、运输等的开发。同时还要将科研院校在技术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之与物流企业有机结合,从而提高物流企业的经营与生产管理能力。
第三,推动物流网络化、信息化以及标准化建设,提高对外贸易和国际物流运作效率。企业内部在进行网络连线规划时,应将国内运输与国际物流系统考虑,采用先进的运输设施、运输工具以及运输方式,改进运输路线,建立一个通畅、高效的国际物流系统网络。国际物流信息贯穿于国际物流全过程,因而建立科学先进的信息网络系统是现代国际物流发展的关键。而要实现国际物流标准化,就要在加强计量标准、物流用语、数据传输标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以及物流作业等方面的基础上,强化组织协调工作的标准化,结合国际标准让各个标准协调一致,从而使得国际物流效率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三、结语
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相对起步较晚,企业在与国际物流接触的时候,已经初步建立起国际物流网络,要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将国内物流与国际物流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加快发展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动我国物流的信息化、标准化和网络化建设,促进国际物流的发展。真正实现物流对国际贸易的促进和推动,实现国际贸易的极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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