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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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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后,美国、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才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心从阿拉伯国家转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才使中东和平进程步入了正确轨道。
关键词:巴勒斯坦民族 阿拉伯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道路艰难而坎坷。在民族认同上,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人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转变。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深入探讨这一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巴勒斯坦民族的复兴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以色列、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对于认识现代民族的分化与整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发展阶段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论述巴勒斯坦民族发展历程之前,有必要对学术界的有关论述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便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
斯大林曾把民族的形成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他说:“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车臣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孜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我国学者也提出,在民族形成以后,就其内部的凝聚来说,还有一个从雏形到定型的发展过程,“从民族的初型到定型也有一个发育过程,即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民族的发育”。
在对民族过程的研究中,根据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可将其划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三种状态。最早对民族发展形态做出“自在”和“自觉”划分的是费孝通先生。他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时讲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先生在此仅就中华民族的形成谈到了“自在”和“自觉”,但实际上这也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两种普遍状态。
在完整意义上提出民族发展状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博士。他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三种状态,即“潜在民族”、“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在民族诸要素完全凸现、构成完整的民族实体之前,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虽然还不是民族,却具有滋生民族因素的土壤,具有向民族转化的趋势,故可视为“潜在民族”;“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区别在于族体能否被自身认识,即民族认同问题。由于民族是人类相互隔绝的产物,而民族认同只能发生于民族交往、形成对比之际,认同的完成也有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因此,一般来说来,民族认同的发生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同步。民族认同在“自在民族”发展阶段并不一定存在,但却是“自觉民族”发展阶段的必备特征。以民族认同为标志进入“自觉”发展阶段有两种途径:由“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顺序型发展进程;“潜在民族”未经“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认同,进入“自觉”阶段的跨越型发展进程。
笔者认为,王博士的理论对于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下面笔者就以王博士的理论为依据,分析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经历,探究巴勒斯坦民族的状态和发展历程。
在阿拉法特时代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潜在民族”。它虽拥有语言、地域、宗教文化等共同特征,但不是一个“原生民族”,而是一个“次生民族”,它孕育在阿拉伯人之中。“次生民族”的形成一般有三种途经:(1)从民族分化而来;(2)由民族聚合而来;(3)由其他人们共同体转化而来。显然,巴勒斯坦民族的形成属第一种途径,它是从阿拉伯人中分化出来的。
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自我认知以及民族从“自在”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是需要人为努力的。不论是杰出人物还是一般的民众所体现的民族意识,其初始形态都是自在的、分散的和局部的。这种初始形态的民族意识还不可能为全民族所认识,要想使其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并为群体成员所接受,需要杰出人物的提升和传播。而领袖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阿拉法特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他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思想加以提升,并使其得到广泛传播;他为巴勒斯坦人赢得民族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巴勒斯坦人从“潜在民族”和“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在以耶路撒冷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只有1/3的人继续留在当地,且大多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分散状况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于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毫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总体上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才经历了一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其民族主义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裂成三部分:以色列除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给犹太人建国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加利利地区、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地区;埃及控制了剩下的加沙地带;剩下的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由约旦接管。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东区由约旦控制,西区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这也是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在1949—1967年间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然而,在1967年以色列打败阿拉伯联军,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又成为一个整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又成为一个社会。
1967年战争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出现,同时还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创造了一个聚合空间。这个过程是在1967年战争后的年轻一代成长时开始的,又向上影响了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在1949—1967年成长时,约旦河西岸是在约旦统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1949年10月将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并人约旦)之下,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由于埃及、约旦与巴勒斯坦同属阿拉伯文化,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老一代巴勒斯坦人没有感到必须持久地维护他们独特的巴勒斯坦属性。事实上,很多老一代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在1949—1967年间均已“约旦化”或“埃及化”。自约旦赋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后(埃及未这样做),1967年战争之前的那一代巴勒斯坦人中的很多人认为,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比任何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更像他们的领袖。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出生的巴勒斯坦青年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他们长大成人时,约旦“不在西岸”,埃及也“不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取代了它们。他们面临的是他们不愿与之融合的以色列文化(以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事实上,自从不能再获得约旦的身份后,巴勒斯坦人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他们自己的“根”上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强调他们自己独特的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在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人做的事情,巴解组织也为巴勒斯坦人做到了。阿拉法特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这次战争之后,这些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一股政治力量。#p#副标题#e#
在1967年战争中失败之后,一直在包办和垄断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成为1949—1967年间的泛阿拉伯问题的各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允许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以色列击败后,各阿拉伯国家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在此期间,它们给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权力,使其自由地继续和以色列战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发起了民族抵抗运动,该运动是1967年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虽然自以色列建国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就已存在,但1967年“六五战争”却给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推动力。过去,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时则依靠自己,并且明确地表明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政治斗争目标。可以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1967年战争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重新被以色列占领,这使巴勒斯坦人重新聚集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聚合空间,并逐渐从“潜在民族”发展为“自在民族”。可以说,民族形态的提高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却存在着不利于巴勒斯坦民族继续发展和产生民族认同的因素,其民族主义发展面临险恶的外部环境。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政府一直企图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使许多犹太人深信,不存在合法的巴勒斯坦国,也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的领土要求。他们把巴勒斯坦人看成从摩洛哥延伸到伊拉克的广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没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在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刚刚兴起时,这种古老而持久的传说起着特定的作用,它能说服犹太人振奋精神,离开长期生活的莫斯科、约翰内斯堡、纽约、墨西哥城、伦敦和蒙特利尔等地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回到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上”。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把被驱逐出去的巴勒斯坦人称为“阿拉伯难民”,认为这些难民应该定居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长期否认巴勒斯坦人同他们一样是一个有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合法民族,因为若承认他们是一个合法的民族,以色列人就得让出一部分土地,就必须与他们共享这块土地,而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其次,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利库德集团统治时期,以色列把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希伯来文中,“利库德”是“统一、联合”的意思。事实上,利库德集团是由许多右翼政党联合而成的。它成立于1973年9月,1977年5月在以色列第9届议会大选中首次获胜。自1977年至1992年7月,利库德集团一直是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声称“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不能有别国存在,这一地区应由以色列管辖并享有完全主权”。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决心以武力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使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消失。它先采取对阿拉伯邻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战略,理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以这些阿拉伯国家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是,利库德集团报复战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加剧这些阿拉伯国家与巴解组织的矛盾,迫使这些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铲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以实现以色列的既定战略目标。由于阿拉法特等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不断努力,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利库德集团的这项战略未能奏效。之后,利库德政府决定自己动手来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然而在贝京执政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个“精灵”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充满了活力。西方学者A·D·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Group)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只要消除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人就不能获得合法的民族资格,以色列就可以安心地占有巴勒斯坦领土。正是按照这一逻辑,以色列在1982年夏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侵入黎巴嫩,支持__马龙派对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巴解组织因此被迫离开贝鲁特,把总部迁往突尼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野蛮行径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未能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却大大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实现本民族理想的困难,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渺茫。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虽然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但在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性上则存在不同观点。一些阿拉伯国家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在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叙利亚和约旦。
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叙利亚人并没有放弃建立“大叙利亚”的意图,巴勒斯坦被视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在20世纪70年代经常与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会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要巴勒斯坦人不要忘记1919年中东被分裂以前的那些岁月,当时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同属一国公民,他们是生活在往昔叙利亚自然边界里的人民,阿萨德总统曾对阿拉法特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他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惟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与叙利亚或约旦相联系的半自治的实体”。约旦也曾支持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但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
其次,二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在下降,逐渐变得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1.1949年之后,阿拉伯国家确曾宣布过,解放全部巴勒斯坦是它们的一项神圣事业,它们对此承担着义务。然而经过屡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明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它们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战斗对象不是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某些大国。只要犹太国的存在是为某些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服务,这些大国就要保护和支持它。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得出了如下结论: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因此,只要某些大国需要以色列存在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来越失去信心。
2.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热情下降是1967年战争造成的结果。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更加激进、独立的抵抗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在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中不愿接受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时间表和策略。虽然阿拉伯国家仍然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以色列对1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控制和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意味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曾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阿拉伯国家控制局面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巴解组织取代了原来由阿拉伯国家扮演的巴勒斯坦代言人的角色。原来由阿拉伯国家为巴勒斯坦人承担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此时已由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分担:以色列负责管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则承担着境外巴勒斯坦难民的事务。这种趋势明显地被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所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主要争斗者。这是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和容忍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3.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阿拉伯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逐渐降温。因此,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感到,当危境来临时,自己是孤单无助的,在1982年以色列侵黎战争中尤其是这样。当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试图在几个星期内消灭巴解组织时,阿拉伯国家安然地坐在巴以战场的背后袖手旁观,有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希望沙龙得手。沙龙指挥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使得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认识到,阿拉伯国家不会再为他们冲锋陷阵。1967年战争后的形势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产生民族认同,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虽然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问题的181号决议,巴勒斯坦人被赋予与犹太人平等的建国权利,但由于阿拉伯国家从开始就对这个决议持否定态度,在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漠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而把巴勒斯坦问题仅仅看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被忽视了。这从196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242号决议和1973年10月通过的338号决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两个决议中,巴勒斯坦人问题仅仅被看作“难民问题”,一点也没有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直到1974年联大第3236号决议宣布“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在不受外来干涉条件下享有民族自决权,享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
此后,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关注,但阿拉法特提出的政治和解方针,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响应和国际社会实质性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其他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在安曼所采取的那种把巴勒斯坦问题搁置起来的做法;华盛顿高级会议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巴解组织的主张置之不理的做法;以色列领导人大谈不会再有人关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做法,被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对本民族的侮辱。不管怎样,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象征,因此,如果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强国排斥他们,那就意味着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受到忽视。国际因素也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1987年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因提法达”运动,使巴勒斯坦人走上了集体认同的正常轨道,他们以一个民族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从“自在民族”发展到“自觉民族”阶段。巴解组织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承认以色列,由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与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诉求。
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大都来自1967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如海法、雅法和加利利等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有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他们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享受居家之乐。因此,这些巴勒斯坦人往往更倾向于巴勒斯坦极左分子的政治立场。#p#副标题#e#
然而,对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170万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则不是这样的。诚然,有1/3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来自1967年以前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他们在被占区也是难民,但他们至少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1967年以色列人到来之前就世世代代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城乡,只是世代居住在加沙地带的人稍微少些。他们在以色列控制下遭受非人待遇,备受歧视,对这些巴勒斯坦人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摆脱以色列的占领与统治。如果以色列结束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以军士兵撤离并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居家之乐。因此,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更愿意接受一项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
1987年底在以色列所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反抗以色列的运动。巴勒斯坦人称他们的暴动为“因提法达”,而没有把它称为“萨伍拉”——“起义”的标准阿拉伯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之所以选用“因提法达”,而不用“萨伍拉”,是因为他们和在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同胞不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消灭以色列,而是要尽量去除他们自己身上的“以色列性”,把以色列的习俗、语言、产品、制度等等从他们的世界中清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因提法达”的真正含义是:巴勒斯坦人要求确认自己的民族特性,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的所有感情和想法通过“因提法达”得到了确切的表达。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20年,不设身处地,你就很难理解“因提法达”,因为许多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青年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已经融入了以色列社会,他们身上的巴勒斯坦成分越来越少。实质上,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像巴勒斯坦人了,因为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青年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在以色列统治下长大的,都讲希伯来语。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不清的困境:他们在思想上发誓忠于亚西尔·阿拉法特,而他们的身体则不得不为以色列做工。巴勒斯坦人萨里·努赛贝赫在谈到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同化时说:“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体现在已溶进以色列体系之中,而我们的头仍在外面。我们的身体已与它结合,而我们的意识却在抗拒它。”
只有通过“因提法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才能真正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因提法达”实际上标志着要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从“约旦化”、“埃及化”和“以色列化”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由于以色列的镇压和对巴勒斯坦人的侮辱(如把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看作二等公民,把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看作暴乱分子等),使巴勒斯坦人有了共同的痛苦经历,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并将他们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巴勒斯坦人用石块对抗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勇气,给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自我认同感。同时,也使巴解组织在制订政策时,给予他们新的重视。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开展的“因提法达”运动不仅公开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承认,也使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进一步认同,其整个民族在情感上更加团结,国际形象大为改善。
长期以来,巴解组织流亡在外,主要是在巴境外的巴勒斯坦难民中开展活动,支持它的基本群众都是那些来自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构成它开展游击战的兵源,不仅是巴解组织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且养育了巴解组织。所以,巴解组织的政治纲领充分反映了这些难民的愿望,代表着难民们的利益。
“因提法达”爆发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暴动把他们的意愿完全表达出来。他们明确告诉阿拉法特,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讲话,必须公开承认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他们强调自己才是巴勒斯坦政治生活中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巴境外的难民。对阿拉法特来说,如果不按照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确定政治方向,他就有失去其领袖地位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象征的危险,同时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还有可能产生确具权威的新领袖人物。“因提法达”促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抛弃了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的政治主张,公开承认以色列,走上和谈道路。
在“因提法达”爆发一年之后,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更为重要的是,巴解组织宣布接受1947年联合国的边界划分方案和联合国第242号(1967年)、338号(1973年)决议。此后,阿拉法特写信给以色列拉宾,“宣布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条件下的生存权,放弃恐怖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事务负起全部责任”。巴、以之间开始了接触和秘密谈判,开始了巴以和平进程。1993年8月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达成了相互承认以及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的和平协议。同年9月13日,双方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此后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选出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民族自治,同时继续与以色列谈判,争取更多的民族权利。
但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巴以和平进程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因为和平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态度,尤其是以色列的政策。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一样,以色列内部在对恢复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归还巴勒斯坦领土等问题上历来存在分歧。
1993年巴、以签署和平协议后,巴以和平进程进入快车道。但以色列工党的和谈政策遭到以色列右翼集团的强烈反对,1995年11月拉宾被犹太右翼极端分子所刺。继拉宾之后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拒不履行《奥斯陆协议》。直到1997年1月17日,巴、以双方才在埃雷兹检查站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在领土问题上,以色列同意撤出希伯伦市80%的土地,希伯伦市被划分为巴勒斯坦控制区和以色列控制区;同时以色列承诺要在1998年内完成从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撤出的计划。《希伯伦协议》与原来达成的协议相比显然有所倒退,如原来协议规定以色列军队至迟在1997年9月完成在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的“进一步重新部署”等。《希伯伦协议》刚刚签署不久,1997年3月以色列决定在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并赶走巴勒斯坦设在东耶路撒冷的4个办事处,使巴以和平进程难以向前推进。
1998年6月21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耶路撒冷的扩建计划,此举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谴责。10月1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怀伊河种植园举行谈判。10月23日双方经过谈判最终签署《怀伊河备忘录》(也称《怀伊河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13.1%的土地上撤军;巴方制订打击恐怖活动、保护以色列安全的措施,取消巴勒斯坦宪章中的灭以、反以条款。该协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监督执行。协议虽已签署,但要付诸实施还面临巨大困难。直到1999年9月5日,巴、以才在美国的促使下签署了执行《怀伊河协议》的《沙姆沙伊赫备忘录》,从而使《怀伊河协议》重返轨道。1999年9月13日,以色列完成了第一阶段从约旦河西岸的撤军工作,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也在同一天于以色列与加沙交界的埃雷兹检查站象征性启动。2000年3月16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并从规定的土地上撤军。7月11日至25日,在克林顿总统的主持下,以、巴、美三方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会谈,就巴、以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在耶路撒冷和难民等问题上双方分歧严重,戴维营谈判无果而终。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1000名以色列警察的陪同下强行访问圣殿山。巴勒斯坦人认为这是故意挑衅的行为,被称为“阿克萨起义”的新一轮暴力冲突爆发了。此后沙龙上台执政,双方冲突不断。美国、约旦、沙特、以色列都提出过停火计划与和平方案,但都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没有结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4月30日由联合国公布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以下简称“路线图”)。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在5月底前,巴、以实现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自治区,撤出2001年以后建立的犹太定居点;要求巴方进行政府改革、司法改革,建立民主政府;要打击恐怖主义,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第二,从2003年5月到年底,建立巴勒斯坦国,确定以、巴临时边界线。第三,从2003年到2005年完成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路线图”出台后,以色列强烈反对,沙龙提出要对“路线图”做100处修改。经过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再三斡旋,以、巴双方勉强接受。但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止步不前。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1月9日,阿巴斯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以、巴双方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利于和平的爆炸事件,又使局势陷入循环报复的怪圈。2005年8月23日,沙龙命令以色列犹太人从加沙21个犹太定居点全部撤离。这虽是以色列的单边行动,但却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但这时在巴、以内部都出现激烈的政治变动。2005年11月沙龙退出利库德集团,另组新党,开始叫“国家责任党”,后改称“前进党”,使以色列政坛出现了新变化。2006年1月沙龙因脑中风病倒在医院,由代奥尔默特领导的前进党在2006年3月29日举行的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这预示着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将是一个联合政府。2006年1月25日在巴勒斯坦自治区举行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激进的“哈马斯”在大选中意外获胜。同年2月21日,阿巴斯任命哈尼亚为巴自治政府。这种情况使巴、以和平又增添了新的变数。总之,巴、以双方内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对巴以和平进程带来直接影响,而巴以和平进程将是双方政治势力互动的结果。由此看来,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到“自在民族”再到“自觉民族”的顺序型发展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之后,我们对美国和以色列把谈判对象从某一个阿拉伯国家转到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身上就容易理解了。其次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民族支撑着民族主义,无根的民族主义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民族的发育和成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领袖人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笔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点应放在民族自主、自立和自强上;只有民族觉醒和民族自身状态完善,才能赢得本民族的尊严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赵克仁,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家庄,0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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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对“阿拉伯解决”的失望必然导致巴勒斯坦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法塔赫的创建者和早期成员主要来自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很多是在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难民区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在开罗大学学习,都积极参与学生组织,如亚西尔·阿拉法特等人。毕业后,这些青年活动者在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地区找到工作,主要在公共部门任职。渐渐的,他们感到在巴勒斯坦需要新的运动:以色列的强盛与巴勒斯坦难民地位日益恶化形成鲜明对比,而反以的阿拉伯民族斗争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仅有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运动,只按纳赛尔的意志办事。1959年,法塔赫正式成立。
法塔赫的转折点是1968年3月的“卡拉迈大捷”,它使法塔赫誉满阿拉伯世界,1969年阿拉法特当选巴解执委会主席,法塔赫正式接管巴解组织。有学者对此变化评价时写道:“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领导的法塔赫在1969年对巴解的接管,是巴勒斯坦运动历史上的分水岭,增强了各地巴勒斯坦人的信心。新巴解强调的是巴勒斯坦人的独立决策。”-5然而,法塔赫频繁的游击行动只能在与以色列交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1973年十月战争后,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都不愿再次与以色列发生战争,不可能为支持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而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1967年以前的任何领土也未被解放,法塔赫,特别是其领导层,开始走向政治和外交的道路。毋庸讳言,斗争方式的改变,使巴解组织内部严重分裂,人阵、斗争阵线、阿拉伯解放阵线等组成“拒绝阵线”,要求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法塔赫组织内部也发生分裂,反对派要求纠正阿拉法特的“错误路线”。随着巴解在约旦和黎巴嫩建立的两个“国中之国”地位的丧失,巴解组织完全失去了同以色列的战场接触,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从此,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将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和实践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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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体育生活化、全民健身已逐渐深入人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运动艺术概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现代艺术 艺术运动 平面设计
论文摘要:绘画和设计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虽属于不同的门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理念、技法等方面,绘画和设计是互为作用,互为服务的。而现代艺术不是单纯指各种美术流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的体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响到其它领域。现代艺术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更多的形式语言,促进了平面设计的表达和新风格的形成,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此,现代平面设计在自觉的层次上步入了多元化、自主化的境地。
20世纪是一个无法比拟的时代,各种艺术形式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它几乎很难用一种风格和形式进行描述,也很难用传统的观念进行分类。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艺术家们带来了新的艺术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在190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艺术运动,是针对传统艺术而进行全面、彻底的艺术革新运动不仅是对人类文明中从传统艺术的内容、目的价值观、服务对象、表现形式、创作手段到表达媒介的彻底改变,而且也为现代视觉设计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招贴设计的视觉语言。
一、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运动从190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运动,它不仅对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新艺术运动的出现,并且对平面设计从表现形式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他们的创作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一个是非洲的原始艺术形式,特别是原始部落的面具、雕塑和埃及的出土文物;另一个是保罗·塞尚的静物和风景绘画。20世纪初,当人们还沉浸在传统艺术的浪漫优美的氛围中时,毕加索在1907年向世人展示了“第一件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亚维农少女》,人们被这抽象成几何人形的画面震惊了,这是向传统的审美观进行的尖锐挑战。因为立体主义“否认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调”。
立体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8年到1912年,这时期基本上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的二人活动,后来影响到其他青年艺术家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一个国际运动。他们分析绘画中的各种基本组成元素,对于色彩、形式、结构都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原则,在绘画上逐步走向理性分析的方向,称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还开始尝试把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处理艺术状态的方法用在雕塑上,受他影响的几个前卫雕塑家推动了立体雕塑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开始的,立体主义往更主观、更抽象、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毕加索开始尝试使用新的媒介进行拼贴,他在作品中使用旧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票等,之后还使用了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开创了绘画渐新的方向,表现方式使艺术家空前的自由。
立体主义在造型、空间的处理手法上,新材料的运用方面都给现代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启示。在进入了综合立体主义阶段后,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开始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传统的写实的、具象的形象被抽象的几何化的形象代替,新材料拼合出色彩和肌理都逼真的形象,创造出新的平面设计语言。抽象的几何形态,多视角的画面,不同空间的物象组合,新材料的运用,拼贴手法的使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创造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平面设计语言,开拓了新的设计思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的招贴设计和平面设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影响。
二、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于20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它是涉及到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一场影响深刻的艺术运动。它崇尚机器速度,抛弃传统的趣味,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对抗和谐与高雅的趣味,否定艺术批评的作用,对达达主义运动和构成主义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设计方式。
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诗人费里波·马里内谛,他于1909年2月份在法国报纸《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成为未来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认为应该庆祝速度、战争和暴力,这些活动才是代表未来的实质。他反对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认为真正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应该是意大利和欧洲的技术成就,而不是古典的传统,应该歌颂技术之美、战争之美和速度之美。
未来主义摒弃一切传统的绘画方式和表现手段,强调艺术反映工业时代的现代感,致力于通过表现运动和速度来展现工社会的审美观念,赞美机器、运动、速度和暴力。未来主义一面吸收了分析立体主义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感,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印象主义点彩的绘图技巧,用线和色彩表现连续的层次组合和一系列重叠的形,还经常把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放在一幅作品中,来表现物体运动时的情景,用无拘束的构图,狂乱的线条和笔触表现物象的运动感和速度感。巴拉的代表作《链子上一条狗的动态》体现了未来主义的风格,描绘的是奔跑的狗和女人的足,用重复的形来表现物象的运动,将奔跑的狗连续运动时在不同的时间腿部的动作瞬间定格在一张画布上,这些动作瞬间就会凝固成一个个变化阶段,这是未来主义艺术家以静态的手段描写动态物体的积极尝试,对后来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画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于平面设计来说,未来主义主张利用抽象元素在画面中的穿插、重叠,以及线的力量来表现作品的运动感、速度感和力量感。他们对字体设计、字母形态及组合构成有独到的见解,强调对时代和生活的感受、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把平面设计的内容通过具体的画面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要素体现出力量感是未来主义平面设计的风格,未来主义诗歌和宣传品的设计是他们平面设计风格的典型表现。马里内谛正于1913年6月份在《拉谢巴》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他的平面设计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语言应该是不受以前规律限制的自由组合。在版面编排上,他也主张推翻所有的传统的编排方法,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取代。他在其中一页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完全违反语法,编排自由,纵横交错,杂乱无章,字体各种各样,大小不一,在版面上形成一个完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从这里开始,意大利未来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平面设计风格,称为,成为“自由文字”。 马里内谛任认为诗歌额其他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解放作家自己的手段,解放的内容包括从语法中摆脱出来,从陈旧的版面编排控制下摆脱出来。他的这一主张,在未来主义艺术家这一时期设计的招贴画、书籍和杂志中得到充分发挥。
未来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是现代机器文明和技术进步的狂热歌颂者和崇拜者,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也并不只是艺术风格、形式语言的创新,其重要性更体现在激进的艺术主张,,以及自由不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所引发的强大感染力与煽动性。未来主义在平面设计的形式上给后来的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编排借鉴,而且还影响着计算机出现以后的当代平面设计。
三、达达主义(Dada)
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对社会前途感到失望和困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在瑞士苏黎世,之后在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美国的纽约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他们用偶然在字典上翻到的词来称呼这一艺术运动,主张用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以前的艺术,现实世界和战争的反映,以批判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对艺术的准则进行瓦解和嘲讽,力图反主流文化和彻底解放视觉的想象。达达主义反对所有的现存艺术,反理性,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的,唯一可以遵循的是机会和偶然性。达达主义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点,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对20世纪的艺术和平面设计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破坏意义上的达达精神的真正先驱是制作现成品的马塞尔·杜桑,他曾用立体主义语言创造过经典的绘画《下楼梯的裸女》,用静止的形象记录传达了运动的可能性。他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在1917年用小便池制作的“泉”,引起了极大的哗然;另外还在复制的蒙娜丽莎脸上加上两撇胡子的画等。他以坚定不移的自我逻辑和杰出的禀赋,将他艺术家的命运贡献给了颠倒的、贬义的、反艺术的、甚至非艺术的美术原则。但他是艺术与生活融合的主倡者。
德国汉诺威的诗人兼画家库特·施威特是达达主义平面设计的代表人物。他的版面编排随意,强调艺术视觉效果,版面没有实质的内容,且大部分的版面内容都难以读懂,但是他的版面排版工整,并经常使用象征的版面设计手法,追求完全自由与偶然性法则相互作用的创作方式。同时,他还大量利用各种平面印刷品、照片进行随意拼贴、拼凑,是照片拼贴设计的重要早期探索人物。
达达主义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是从形式上开始的,他的对现成品使用的随意性、偶然性,成为现代平面设计创造语汇与表现手法的能源。达达主义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精神和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继而又为超现实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四、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运动是1920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在文学、喜剧和艺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明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害,使大批知识分子感到茫然,出现了虚无主义思想。他们以为所谓的真实表象都是虚伪的,要了解社会的真实,只有艺术家的自我感觉可以依赖和信任,这种思潮很快得到其他艺术家的认同,发展为一个运动。1924年,安德烈·布里东发表了一篇名为《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超现实主义的开始。超现实主义继承了达达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态度,对于字体、文字、文学的表达方法、语法规律,文化、美学持否定态度,对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心理学研究倍加赞赏,声称要进行精神领域的革命,主张发觉未开发的想象,幻想的心灵世界,全面地解放思想。超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更强调无意识是一种与理性思想相分离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还是一种认识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超现实主义有两个著名的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琼·米罗,二个人都是西班牙人,却代表了超现实主义两种相反的表现方向。达利以写实和近乎摄影搬的形象来尽力捕捉他梦中的感觉,梦中所看到的景象,让不可能的现实变为一眼目睹的真实;而米罗则采用抽象的纯视觉语言进行创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去完成作品的释读与理解。他们把现实观念与梦境幻觉及本能潜意识等结合起来,不受逻辑和现实制约,由非理性的联想来指导并表现原始的冲动和主观意象,营造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和环境,以达到超现实的境地。 超现实主义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风格:那种看似真实的、光怪离奇的形象之间非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怪诞的、神秘的美;其次超现实主义还为平面设计的创意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感觉生活的新思维。
平面设计中常常把毫不相关的物象组合在一起,强调主观比喻,或者采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进行主题表达和信息传递。同时,超现实主义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写实技法和儿童般天真的抽象、半抽象的神秘有机形为平面设计广泛运用,其强烈的视觉形象对平面设计造型、表意、信息表达都具有很好的作用。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逝去,但它为后来者建起了一座丰富的创意宝库。
五、结语
以上几种西方的艺术运动不仅仅是绘画方面的成就,绘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观念、审美精神也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发生和发展。绘画和设计本是一家,只是在当今社会发展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绘画是设计的视觉准备,不仅给予设计造型的方式产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同时绘画的美感知觉也可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提高品味美,为设计打好基础。设计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被赋予了很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产品宣传的最有效途径;设计也可以激起学生的绘画热情,可以使绘画变得精致细腻合乎现代人的审美。因此,设计和绘画可以进行互动性教学,在互动中激活有灵感的创意,从而做出有创造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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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志设计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各种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标志设计已成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的视觉通信,本文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标志设计的新思路,以国内外的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为例, 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
关键词:现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风格演变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的来源及研究现状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来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它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形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领域风格的融合已经成为设计风格变化的主题之一。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和审美心理,而整个设计世界的设计趋势则出现了“反国际化”的现象,倡导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设计,一个新的设计风格不断涌现,日趋多样,这同样在标志设计中表现出来。
1.2课题的意义
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涌现的标志设计新思维,分别从标志设计的表现手法、历史文脉的继承、消费者情感需求、及后现代标志趋向方面予以阐释,归纳出具体新趋势和表现风格,希望对现代标志设计的研究知识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
1.3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国内外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作为实例,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同时又借助优秀案例生动具体地帮助读者掌握如何赋予简洁的标志图形以丰富的内涵,以及如何把图形所承载的信息以恰当的、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第二章 概念与定义
2.1标志设计
“标志是用以区别个人或集体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它是根据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既是一种知识产权,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又是工业产权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它不同于古代的印记。
2.2现代标志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的的大众传播符号,它能够借鉴和运用原始符号并给予原始符号以更高的艺术境界,原始符号是人类有记载以来为了交流、记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视觉语言。原始社会中,一些部落的图腾、手工艺品及其物品的符号和记号都是现代标志设计形成的萌芽,它们都代表着群体文化,这类标志、符号和记号并非是一种纯装饰的纹样,它们充满了部落信仰和传统观念,凝结了原始人一定的动作和目的,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和各种含义,表现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
2.3现代标志设计的特性
一、多元化特征更为鲜明
进入新世纪以后,包括美术和设计在内的多种学科,都呈现出了鲜明了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特征的表现是一个包含从创作到接受的体系。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创作效果、审美接受方面,都会有多种理念和多种风格。多元化特征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时代和社会、创作者自身和接受者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导致了标志设计作品的多元化艺术特征。这就要求设计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理念,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风格和理念中,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设计概念,掌握多种设计方法,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倘若对于多元化这种发展大趋势持一种抵制和逃避的态度,则无异于一种固步自封,所设计出来的作品,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二、注重民族化的坚持和表达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丰富了设计本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即设计出来的作品过于的主观,大多数人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认同的基点,导致标志内涵的传达受到了阻碍。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标志设计中融人民族性因素,无疑是激发起观众认同的最佳选择。同时,越是多元化的发展,越需要强烈的个性化因素,民族性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人性化需求将更加强烈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们对于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所以现代标志设计中,要体现出一定的人为因素,在设计时要从欣赏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考虑,注重作品和受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人性化的关注,将会使作品本身的所传达的信息更为流畅,从而让受众者印象深刻。因此人性化的表现,已经成为当前标志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只有充分考虑和估计大众的心理需求,将情感因素倾注于作品中,才能创造性的提高设计主题的传达功效和诉求目的。
四、设计要体现出强烈的视觉感
现代标志设计种类繁多,要想让标志设计达到让人瞩目的效果,就需要注重标志设计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一种出奇制胜的目的。这种具有强烈视觉感觉和非常时尚的现代标志,具有吸引观众的独特优势。它不但可以使用视觉艺术上的魅力来吸引大众,还可以用标志所暗含在内的意蕴,达到在最短暂的瞬间示人以理、动人以情,在情理的结合中呼唤观者的共鸣,从而震撼观者的心灵。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深刻认识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真正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促进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2.4当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 标志设计未来的走向,其实每位设计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经过长时间观察和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希望能结合我自己一些近期的作品对标志未来设计的特点做一些自我看法的总结。标志设计发展到近代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体现在其艺术性、标准性、应用性。而下面我将介绍和分折的标志更冲破了某些束缚、更大胆、更前卫。更能掠夺你的说视线。
在设计上有以下主要方面:
三维造型的广泛应用:标志更加立体化,通过前所未有的立体造型传达更强的视觉欣赏视觉信息三维造型,标志还可以在更加细致的区分为几种层次上的立体造型。
材质和光泽的应用:标志摆脱以往纯色填充的约束,具有更丰寓的材质和光泽,这种设计风格还受到其他邻近设计领域风格的影响。
更复杂的生动形象:标志设计的对象不再只有死板的简约造型,更具艺术性和表现性的形象层出不穷。设计素材的来源大大被丰富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插画设计的风格。
第三章现代标志设计风格演变趋势的研究
3.1包豪斯前: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是流行于l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型设计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设计的运动与变革。持续时间大约20年,盛行于西欧,席卷美国,涉及了家具、印刷、服饰、建筑、绘画、文学、舞蹈、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工艺美术运动、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等多种风格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审美标准和艺术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改变。新艺术运动反对传统复杂的装饰风格,反对工业化生产,反对直线装饰,强调自然主义,迷恋乡土风格。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是传统装饰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过渡的桥梁,是一次不成功的设计改革,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设计的试金石,在世界设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艺术运动旨在源于自然却又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凿相处。以“回归自然”为设计口号,将自然、空间、表现的设计的要素融入设计中,表现出灵动自然的艺术本色形式。艺术设计的精髓在于给人们美的视觉冲击的同时,将设计理念融入自然,使人们从心灵和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丰富和充实。
3.2包豪斯
包豪斯(Bauhaus),产生于1919年德国魏玛,是德国一所国立建筑学院,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跨时代的设计主义,包豪斯设计理念对现代艺术、建筑及各大设计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为现代主义提供了清晰明确、耐久实用的设计原则,追求经济、简洁与实用功能。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或是家具、餐具设计等,均随处可见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呈现。因此,包豪斯设计理念实际设计中应遵循以下戒律:
1 包豪斯设计戒律一: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Function)
这一设计戒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路易·沙利文⑧首先提出。在“形式追随功能”之前,设计师一直从过去来寻求借鉴的形式,自从这个概念提出并风行后,产品和建筑物都试图不再雷同,形式渐渐等同于内容,也就是审美与功能的相互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看,单纯的实用性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美”的观念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但人们对美的渴求依然不减。而形式与审美必须服从于内容与功能,这一点是包豪斯铁的戒律。建筑大师与理论家阿尔贝蒂认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功能性还须具备审美性—— 当然这观点也被广泛应用于版面设计”。现代版面设计起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豪斯的具象艺术家及文字排版工们的无数实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试图创造出系统化
的平面分割,给予版面设计以新的形式基础,并且每一个排版作品都需要将其版面内容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艺术创造直觉,类似于构成主义和具象几何艺术,但这种系统化分割版面的设计方式,最终被发展创造为用来整合图片、文字等图形元素的现代格式手段,被称为瑞士版面设计。这种版面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把文字和图片并列放置在一起,而是从画面结构中的相互联系发展出来的一种形式法则。它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设计风格。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版面设计作品重视比例感、秩序感,具备清晰感、准确性和严密性。于是,形式与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所有的设计元素——字体、图片之间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
2 包豪斯设计戒律二:忠实于原材料(Truth to Materials)
包豪斯提倡让每一种材料保持本色—— 不要把塑料伪装成木头、织物或者毛皮。正如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的公园扶手和山路上修建的栏杆,硬是把水泥实心的扶手栏杆伪装浇筑成木头的材质,显得与自然环境极不相容还有形形色色的假花儿、塑料花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环境空间。木头就是木头,植物就是植物,包豪斯认为,最简单的真实,有着最简洁的美。这种简洁的美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平面设计中的美感是通过印刷介质—— 纸张来传递美的。“纸的尺寸和比例自身是不能产生美感的,只有通过所有视觉元素的结合才能产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对平面设计来说,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元素和材料的结合,纸质材料选择及其传递出的触感与温度,以及纸张的尺寸和比例;版面字体的选择与运用;插图、墨色的选择等,最终构成版面美感的将是印刷区域与未印刷区域的关系,所有这些材料与元素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构成它们之间美感的要素就是各部分的和谐统一。
结论
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者和教育者来说,要深刻认识到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全新要求,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这门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设计都要紧跟时代,标志设计也不例外,一种设计风格会因为社会历史背向的变化而被另一种设计风格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时代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显示标识个性化的设计时代,设计师要注意世界前进的每一步。现代标识设计的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
总之,我们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除了把握标志所要传播的信息要点,还要谨记以上八项准则,标志设计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设计出更好更有创意的高品质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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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洋务运动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 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 改革 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 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
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 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
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
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 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 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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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近代史》 作 者:方敏 马克锋 耿向东 龚书铎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0年03月
4.《现代化新论》 作者: 罗荣渠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4-01-01
【摘要】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三支海军,建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的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教育事业;近代化
一、 洋务运动的产生及性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一页。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地上大量的倾销商品,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威胁。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所以中国丝、茶以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在下跌。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席卷南部数省,公然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为了应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由清朝统治者集团中的一部分有实权的大臣为核心,集结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能人志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设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却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此期间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创办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办学堂、派遣留等。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一阶段,创办军事工业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为第二阶段,虽然还继续创办军事工业,但重心转为创办民用工业。
一、军事方面
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为解决燃眉之急,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由于当时没有意识到落后在制度上找原因,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洋务运动就是从军事近代化开始的。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以及各省陆续建立的兰州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共二十一处军工厂。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
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军事工业由政府投资,朝廷委派地方大员总办,所造军火由政府无偿调用,装备海军,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属于封建官府创办的近代军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某些技术性工作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所以这些企业不完全等于封建官府工业。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显倾向。
二、民用企业方面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社会,人力是主要的生产力。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我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清朝看到了西方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同时,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积极倡导下,以“自强、求富”为思想口号,开始了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主要的民用工业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三、创办海军
1875年清政府决定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自从,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
四、教育事业
洋务运动时期,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除了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努力外,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洋务运动对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创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
1.创办学堂
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从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开始,至1896年,共创办的新式学堂20多所。这些学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自办的,另一类是外国教会办的。 新式学堂讲究教学内容是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学生先理解然后记忆、背诵,循序渐进,这比传统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囫囵吞枣要合理、进步。他们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制订学制,新式学堂普遍制定了分年度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教学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如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规定学生入学到毕业,以五年为限。
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新式学堂出现可以说是对科举制度的致命的一击,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2.派遣留学生
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让洋务运动的工厂摆脱雇佣洋匠的限制。除开设形式学堂外,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了七批留学生,共二百余人。这是旧中国最早派出国的官费留学生。培养了不少人才,最出色的有严复、詹天佑、黄仲良、程大业和林永升等。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各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开创性。这些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3.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各类学校的创设,留学生的派遣,逐步培养了一批懂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科技著述,培养出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二代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理论方面,牛顿力学,微积分等大量的近代科学知识都被相继系统的介绍到了中国。在技术知识方面,从新式的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从造船炮到电报、火车、轮船等等各种近代的技术知识,都不断的介绍和引进中国。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打开了中国面向缤纷多采的世界文化之窗,它所设立的近代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也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三、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1.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2.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3.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冲突。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尽管西学的流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封闭,使很多普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严重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四、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明朝后期及清朝统治者长期以来昏睡于“天朝上国”之中,而社会中更是将科学技术列为奇淫巧计下九流之列。闭关锁国导致文化上的落后,使得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飞跃发展时期,远远落后与世界。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而派遣的留学生日后很多是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一些领域的奠基人。
2、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遇到了经费,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开办民用企业,在政府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打破了“士农工商”的格局,以士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经济形势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3、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从而建成了亚洲规模最为庞大的海军,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首的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此后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
4、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思维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愚昧落后的外交思维,使得中国外交正式与世界接轨。 总结: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洋务运动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也为后来的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基础,前人之失,后人之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错误观念的陋习,引进近代科技文化与教育制度。对中国日后的革命的影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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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战争,达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镇压,但群众斗争此起彼伏,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天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平均分配的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最后也未能付诸实行。
谈起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映入我的脑海中的是一个个首先站出来反抗清王朝奴隶般统治的一位民族运动的英雄们: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全,陈玉成„„早些时候,我读了曾国藩的传记,在我看来,曾国藩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那个昏庸是非颠倒的社会中,依靠了自身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志士们一起建立了湘军,成功的镇压了当时清廷无力镇压的太平运动的起义军们,并且引领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厂”,并提拔了一批有能力,有正气的将领们,其中当然包括后来建立淮军并成为清末第一重臣的李鸿章,为清朝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说起太平天国,虽然说他加速了清朝国力的衰退,使清廷在后来完全无法抵挡外国的侵略,而且他们也是一支由农民组织而成的造反起义军,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多有褒贬不一。然而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可歌可泣,我们对其的评价应该更加给予同情与理解,而不是批判和反驳。
从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一路抗争,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至江苏六省,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资政新篇》,之后西伐,天京肃清战区取得巨大胜利,和功亏一篑的北伐失利太平天国书写了一个一个奇迹。在此,我想分析一下太平天国的失败的原因。首先,政权的建立的主要成员主要是由农民,他们缺少统一的建设思想,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短时性,这一点仅可以从洪秀全的后期表现就可以窥见一斑。(后期的洪秀全迷醉于奢华的享受之中,身躯肥大臃肿不复当年豪情,怠于朝政,将政权交与自己的亲信人等,同时逼杀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逼走天国第一战将翼王石达开,分化了天国的实力,这些举措完全在一大程度上导致了天国政权的覆灭)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迅速封建化,并导致腐败丛生。起义初衷,洪秀全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人人温饱的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却连个合适的官名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王一级的名称“姑从凡间歪例”,其他各级官员也只好按“歪例”定名。于是便相应地制订出《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卑尊和特权。洪秀全在《天父诗》中则公开宣扬“生杀由天子”,即和封建皇帝一样,拥有生杀大权。并继承了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表现在生活起居上,也都按照帝王将相的规格来铺排。进入南京不久,便大兴土木,广建王府。新建的天王府周围更达十余里,墙高数丈。城称金龙城,殿称金龙殿。“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至于东王府则“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生活上的腐败,失去农民起义军应有的进取心。并由此引起的争权夺利,把好端端的太平天国引向失败。第二是人心不齐,天朝的一大部分将领是东王杨秀清的属从,而杨秀清后来与洪秀全闹翻,洪秀全设计同时杀掉杨秀清和韦昌辉,大失人心,直接导致部分将领对天朝的信仰产生怀疑,对当初同甘共苦的思想产生质疑。况且拜上帝会毕竟是迷信,无法长久的支持人们的信仰。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是石达开的出走,这位曾经数次击败曾国藩的湘军的传奇将领带走了当时天朝的精锐部队在在四川独自作战,中寡不敌众而亡。一位位极具声望的领袖相继忘去,大失人心,从而将天朝赖以生存的人心本钱消耗殆尽。第三是由于神权左右政权。历史造成的失误,使洪秀全不能自拔。
1848年,正当拜上帝会蓬勃发展之际,首领人物冯云山被捕入狱,拜上帝会濒临解体。杨秀清为了挽救革命危机,“替天父下凡”,巩固了革命群众的信念。对此,洪秀全加以认可。但是,时过不久又出现萧朝贵“替天兄下凡”,这不管是出自洪秀全还是萧朝贵的主意,都应是争夺权利的表现。大约洪秀全想由天兄来制约天父,才纵容萧朝贵“替天兄下凡”的。可是,这个天兄比天父更厉害,一发不可收。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仅1849年,“天兄下凡”就达37次,包括起义的人事安排和日常事务全由天兄安排。洪秀全不得不回过头来借重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永安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东王,节制诸王。洪秀全的信任,杨秀清本人的才干,使他的地位猛然上升。冯云山、萧朝贵早逝,王权失去互相制约。东王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重要决策者,其借用力量仍是“替天父下凡”这个武器。洪秀全作为天王,没有掌握实权,这就造成杨秀清权力过大、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轻重倒置局面。如果在金田起义之后,永安封王之时,立即取消拜上帝会,一切以新建立的政权组织行使职能,杨、萧代言人资格自然取消,洪秀全权力就能集中。可惜洪秀全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潜心研究教义,宁可当教主,不去认真当天王。而教权又必须由天父来施行,这就是洪秀全难于从教权政权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的原因。由于政权、神权并行,神权既高于政权,又为杨秀清所掌握,这就在许多问题上,杨秀清凌驾于天王之上,必然造成矛盾,而洪、杨的矛盾又必然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一些心怀叵测又不愿受神权控制的大臣,如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等人,就会利用政权、神权的矛盾,起而翦除神权势力,并借机扩大事态,打击洪、杨力量。就这一点而论,洪秀全还不如朱元璋清醒,朱元璋借白莲教起家,夺取政权后立即宣布白莲教为非法,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却从始至终都信奉天父皇上帝。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则是曾国藩湘军的不懈追击作战,历时多年,曾国藩顶住了朝廷等多方面的压力,独自一人协同寮建立湘军,最终将天京攻破,结束了轰轰烈烈天国起义运动。不得不说湘军在天朝覆灭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抗日战争,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自金田揭竿,就把矛头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杨秀清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号召“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把推翻清封建王朝作为直接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学校中拆除孔子牌位。太平天国的官书《太平天日》中尖锐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官正殿两庑木主亦具焚弃殆尽”。太平天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给清王朝以严重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太平天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高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不怀好意。1853年,太平天国刚定都南京,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提出,趁清朝皇帝还能够和外国签订条约时,进行干涉,以便向清朝皇帝取得“干涉的报酬”,即“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并使鸦片合法化”。为判断这种干涉“是否必要,是否值得”,英使文翰特地从上海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递交《南京条约》。杨秀清说: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焉有主从之分”,没有理睬不平等条约。随后让韦昌辉、石达开给文翰正式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敏锐地把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联系在一起。
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后期,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正面作战,曾经给外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洋枪队首领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等都死在太平军的刀口之下。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立场十分鲜明,1862年前后,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天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言下之意,只要洪秀全接受他们的条件,可以让洪秀全当儿皇帝。洪秀全当即予以驳斥:“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英国人呤唎问李秀成为什么要去进攻有外国领事馆的上海,李秀成说:“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他们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
外国侵略者和清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点,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是十分清楚的。太平天国名将陈坤书在常州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之后,城破被俘,他痛斥李鸿章:“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座城池。”洪仁玕在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时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李秀成被俘之后,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虽晚节不终,但良苦用心之一,是劝曾国藩“防鬼反为先”,并提出学习西方的“利炮”计划,认识到我国虽有“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说明李秀成已经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本质,而且在寻找“制夷”的办法。太平天国英雄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觉醒,是以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极为可贵的财富。
太平天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同时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斗争锋芒直指国内封建统治者,同时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最终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如同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一般,产生了保守、迷信、享乐、皇权等封建思想意识。历史告诉我们,农民战争无法诞生先进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自发的农民思想不能拯救中国。 关键词:太平天国,阶级,失败,时代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当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和耶稣的指示。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利用迷信“邪教”聚集力量,中国历史中并不少见,如东汉时期黄巾起义中太平道;宋朝方腊叛变,约是一个佛教分支; 元朝红巾起义的明教以及清朝的白莲教。)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是政权的代表。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但却没有天父或天兄附身下凡、代天父或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当东王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就是天父皇上帝,就是最高神权,天王须跪在东王之前,俯首听命。从上帝教理论和教义说,只要东王愿意这样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前期确实表现出神权政治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就是东王握有神权,而天王为一国之君,东王所掌握的神权却凌驾于天王代表的政权之上。东王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设尚书,每部尚书12人,共达72人之多,分掌国务;六部设承宣,共24人,主发号施令。东王实际执掌最高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和各种猜测。如向荣于1853年六月在《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所谓太平天国前期表现出非神权政治的特点,也称作“虚君制”。
【金田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____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永安建制】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
【定都天京】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北伐】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天京解围】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天京事变】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1859年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1861年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余部坚持战斗。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
【东征与清军反击】
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
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
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____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
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
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
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自此淮军与金陵湘军联络畅通无阻也。
【天京陷落与败亡】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
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历史功绩不可抹灭。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
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引用几位伟人言作,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 “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91]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卡尔马克思:“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参考资料: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赵彦昌、陈婧曙 ,《太平天国档案工作研究综述》
台湾三军大学 编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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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朱芳哲、黎斐,《金田团营考释》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摘要:本文从宗教、军事、社会等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形成原因,以及在其实施上的某些矛盾现象。
关键词: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矛盾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可以说是男子的附属。太平天国兴起于封建专制政体时代,男性中心无可厚非,当时的妇女当然还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在占领区实行过一系列关于妇女方面的政策,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农民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影响,并未把妇女从封建压迫中完全解放出来,其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矛盾性和落后性。
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最主要的措施可归纳为:置女馆,收妇女;设女官,立女军;办女试;废奴婢,禁娼妓;禁缠足等。
一、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原因
1.宗教上。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出自____教义的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中包含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们尽量地宣传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友爱。《天条书》上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简又文先生也认为:“天朝对于提高妇女,解放妇女,保护妇女,确有崇高的理想,兼有实际的措施,推究其源则莫非出自于宗教信仰。”我对简老先生的这种看法也是同意的。
另外,太平天国以宗教创军建国,道德观念视为上帝戒条,至为严格,其对于淫乱行为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或饶恕,就拿他们实行的女馆制度来说,隔别男女之作用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实际上可以杜防淫乱,起到治本清源的作用。
2.社会背景。太平天国起义于两广,会众多是童谣民族、西南一带的边区民族,当时仍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举凡一切精细操作皆为妇女服劳;加上社会道德观念的不同,如“不落家”的习俗。影响太平天国严别男女政策与奸淫之禁的原因,可能是社会风俗严禁的一面和随便的一面,两者的成分都包含在内,因为观念不同,若不加约束易造成动乱。
3.军事上。厉行男女分营,无异使入伍的教徒以眷属为人质,使之不敢妄萌异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有的是全家参加革命,有的是独身入伍,他们中的个个男子都必须奋勇作战,大业成败都在于此。如果仍有室家之好与内顾之忧,则纵欲、徇私、眷恋,在所难免。这样就会消减全军的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领导者实行“女营女馆”制度并不无道理,这一制度的实行成为无劳动能力妇女的衣食来源。此外,在军事战略上,在攻占一城池后,并不打算久留,也不安顿后方,只是一味向前,只有将妇女纳入军事化组织以便行动。
二、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上的矛盾现象
1.一夫一妻制的矛盾性。一般来说,男女地位平等,最主要表现在一夫一妻制上,但天朝只准一般的低级干部及平民娶一妻,而中级以上干部按等级规定妻子的人数,洪秀全的妻妾则不计其数。
天朝领袖和将领们普遍广选女色或保持一妻数妾是无可置疑的,但有的人还说,太平天国领导人中“许多因受到《新约》的影响而变得开朗起来,已经抛弃了多妻制,已对多妻制感到嫌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教。中国向来注重上行下效,这样的领导不可能在天朝内部彻底地推行妇女解放政策和措施,更不可能说他们对待妇女的道德品质有太大的进步性了。
2.女营女馆可以说是大集中营。本来妇女可以过基本的家庭生活,如今连那一点自由都被剥夺,这特别是对年轻妇女的一种摧残。
女馆妇女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妇女活动没有自由。为了禁止奸淫,防止男女授受相亲,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防守极严,即夫妇母子不许相见讲话”。夫妇同居,亦为犯天条当斩,这一政策在战争时期尽管有其合理性因素,但它违背了人性和生理规律,对于太平天国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人性大欲遭到了严重的控制和压抑。尽管太平天国天律中规定夫妻只准在每月晖日同宿,“余日犯者为违教,每人只生一子,多着亦为违教”,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孩子骨肉亲人不准相见,违者即犯天条。自古以来此种情况从未有过。一方面他们的天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性情受到扭曲。另一方面他们却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广选美色,嫔妃成群,淫奢无度,这种现象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在这方面的禁令急严,但违者仍习以为常,以至于斩首游街,鸣锣示众,仍有不畏法者。有一次,杨秀清关闭天京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结果查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妇各数十人,悉杀之”。鉴于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领袖们不得不经常派人到男馆查看,不许藏匿妇女。又担心夜晚出来难以防范,于是派人沿路“梭巡”。
3.女军所担任的任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集中在女馆之姐妹,也为军事服务,但她们所担任的职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天朝政制像乡土官由军、师、旅师以下至大司马、伍长,皆由人民推选,……次种乡官皆由男子任职,未闻妇女入选”。女军所担当的任务大多为生产、劳作性工作,如挖沟,背负米盐,收割稻麦、砍柴拾柴,抬埋死尸,等等。“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兼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只要是个人生活所需的劳动和杂活,以及前线太平军作战所需要的后勤杂役,太平天国均让女军承担,其目的一是为整个太平天国服务。二是想让她们通过生产劳动在社会中求得生存,恢复人性本来面目,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三、总结
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实施,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以上所说的种种矛盾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妇女的重视只是利用妇女的力量与怀柔作用,所谓男女地位之平等,并非出自人道关爱。同时,由于受社会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农民阶层不可能达到真正地去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太平天国的妇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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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体育生活化、全民健身已逐渐深入人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运动艺术概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现代艺术 艺术运动 平面设计
论文摘要:绘画和设计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虽属于不同的门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理念、技法等方面,绘画和设计是互为作用,互为服务的。而现代艺术不是单纯指各种美术流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的体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响到其它领域。现代艺术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更多的形式语言,促进了平面设计的表达和新风格的形成,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此,现代平面设计在自觉的层次上步入了多元化、自主化的境地。
20世纪是一个无法比拟的时代,各种艺术形式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它几乎很难用一种风格和形式进行描述,也很难用传统的观念进行分类。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艺术家们带来了新的艺术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在190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艺术运动,是针对传统艺术而进行全面、彻底的艺术革新运动不仅是对人类文明中从传统艺术的内容、目的价值观、服务对象、表现形式、创作手段到表达媒介的彻底改变,而且也为现代视觉设计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招贴设计的视觉语言。
一、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运动从190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运动,它不仅对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新艺术运动的出现,并且对平面设计从表现形式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他们的创作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一个是非洲的原始艺术形式,特别是原始部落的面具、雕塑和埃及的出土文物;另一个是保罗·塞尚的静物和风景绘画。20世纪初,当人们还沉浸在传统艺术的浪漫优美的氛围中时,毕加索在1907年向世人展示了“第一件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亚维农少女》,人们被这抽象成几何人形的画面震惊了,这是向传统的审美观进行的尖锐挑战。因为立体主义“否认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调”。
立体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8年到1912年,这时期基本上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的二人活动,后来影响到其他青年艺术家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一个国际运动。他们分析绘画中的各种基本组成元素,对于色彩、形式、结构都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原则,在绘画上逐步走向理性分析的方向,称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还开始尝试把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处理艺术状态的方法用在雕塑上,受他影响的几个前卫雕塑家推动了立体雕塑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开始的,立体主义往更主观、更抽象、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毕加索开始尝试使用新的媒介进行拼贴,他在作品中使用旧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票等,之后还使用了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开创了绘画渐新的方向,表现方式使艺术家空前的自由。
立体主义在造型、空间的处理手法上,新材料的运用方面都给现代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启示。在进入了综合立体主义阶段后,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开始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传统的写实的、具象的形象被抽象的几何化的形象代替,新材料拼合出色彩和肌理都逼真的形象,创造出新的平面设计语言。抽象的几何形态,多视角的画面,不同空间的物象组合,新材料的运用,拼贴手法的使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创造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平面设计语言,开拓了新的设计思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的招贴设计和平面设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影响。
二、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于20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它是涉及到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一场影响深刻的艺术运动。它崇尚机器速度,抛弃传统的趣味,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对抗和谐与高雅的趣味,否定艺术批评的作用,对达达主义运动和构成主义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设计方式。
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诗人费里波·马里内谛,他于1909年2月份在法国报纸《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成为未来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认为应该庆祝速度、战争和暴力,这些活动才是代表未来的实质。他反对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认为真正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应该是意大利和欧洲的技术成就,而不是古典的传统,应该歌颂技术之美、战争之美和速度之美。
未来主义摒弃一切传统的绘画方式和表现手段,强调艺术反映工业时代的现代感,致力于通过表现运动和速度来展现工社会的审美观念,赞美机器、运动、速度和暴力。未来主义一面吸收了分析立体主义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感,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印象主义点彩的绘图技巧,用线和色彩表现连续的层次组合和一系列重叠的形,还经常把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放在一幅作品中,来表现物体运动时的情景,用无拘束的构图,狂乱的线条和笔触表现物象的运动感和速度感。巴拉的代表作《链子上一条狗的动态》体现了未来主义的风格,描绘的是奔跑的狗和女人的足,用重复的形来表现物象的运动,将奔跑的狗连续运动时在不同的时间腿部的动作瞬间定格在一张画布上,这些动作瞬间就会凝固成一个个变化阶段,这是未来主义艺术家以静态的手段描写动态物体的积极尝试,对后来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画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于平面设计来说,未来主义主张利用抽象元素在画面中的穿插、重叠,以及线的力量来表现作品的运动感、速度感和力量感。他们对字体设计、字母形态及组合构成有独到的见解,强调对时代和生活的感受、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把平面设计的内容通过具体的画面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要素体现出力量感是未来主义平面设计的风格,未来主义诗歌和宣传品的设计是他们平面设计风格的典型表现。马里内谛正于1913年6月份在《拉谢巴》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他的平面设计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语言应该是不受以前规律限制的自由组合。在版面编排上,他也主张推翻所有的传统的编排方法,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取代。他在其中一页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完全违反语法,编排自由,纵横交错,杂乱无章,字体各种各样,大小不一,在版面上形成一个完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从这里开始,意大利未来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平面设计风格,称为,成为“自由文字”。 马里内谛任认为诗歌额其他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解放作家自己的手段,解放的内容包括从语法中摆脱出来,从陈旧的版面编排控制下摆脱出来。他的这一主张,在未来主义艺术家这一时期设计的招贴画、书籍和杂志中得到充分发挥。
未来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是现代机器文明和技术进步的狂热歌颂者和崇拜者,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也并不只是艺术风格、形式语言的创新,其重要性更体现在激进的艺术主张,,以及自由不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所引发的强大感染力与煽动性。未来主义在平面设计的形式上给后来的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编排借鉴,而且还影响着计算机出现以后的当代平面设计。
三、达达主义(Dada)
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对社会前途感到失望和困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在瑞士苏黎世,之后在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美国的纽约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他们用偶然在字典上翻到的词来称呼这一艺术运动,主张用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以前的艺术,现实世界和战争的反映,以批判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对艺术的准则进行瓦解和嘲讽,力图反主流文化和彻底解放视觉的想象。达达主义反对所有的现存艺术,反理性,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的,唯一可以遵循的是机会和偶然性。达达主义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点,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对20世纪的艺术和平面设计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破坏意义上的达达精神的真正先驱是制作现成品的马塞尔·杜桑,他曾用立体主义语言创造过经典的绘画《下楼梯的裸女》,用静止的形象记录传达了运动的可能性。他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在1917年用小便池制作的“泉”,引起了极大的哗然;另外还在复制的蒙娜丽莎脸上加上两撇胡子的画等。他以坚定不移的自我逻辑和杰出的禀赋,将他艺术家的命运贡献给了颠倒的、贬义的、反艺术的、甚至非艺术的美术原则。但他是艺术与生活融合的主倡者。
德国汉诺威的诗人兼画家库特·施威特是达达主义平面设计的代表人物。他的版面编排随意,强调艺术视觉效果,版面没有实质的内容,且大部分的版面内容都难以读懂,但是他的版面排版工整,并经常使用象征的版面设计手法,追求完全自由与偶然性法则相互作用的创作方式。同时,他还大量利用各种平面印刷品、照片进行随意拼贴、拼凑,是照片拼贴设计的重要早期探索人物。
达达主义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是从形式上开始的,他的对现成品使用的随意性、偶然性,成为现代平面设计创造语汇与表现手法的能源。达达主义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精神和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继而又为超现实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四、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运动是1920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在文学、喜剧和艺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明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害,使大批知识分子感到茫然,出现了虚无主义思想。他们以为所谓的真实表象都是虚伪的,要了解社会的真实,只有艺术家的自我感觉可以依赖和信任,这种思潮很快得到其他艺术家的认同,发展为一个运动。1924年,安德烈·布里东发表了一篇名为《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超现实主义的开始。超现实主义继承了达达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态度,对于字体、文字、文学的表达方法、语法规律,文化、美学持否定态度,对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心理学研究倍加赞赏,声称要进行精神领域的革命,主张发觉未开发的想象,幻想的心灵世界,全面地解放思想。超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更强调无意识是一种与理性思想相分离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还是一种认识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超现实主义有两个著名的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琼·米罗,二个人都是西班牙人,却代表了超现实主义两种相反的表现方向。达利以写实和近乎摄影搬的形象来尽力捕捉他梦中的感觉,梦中所看到的景象,让不可能的现实变为一眼目睹的真实;而米罗则采用抽象的纯视觉语言进行创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去完成作品的释读与理解。他们把现实观念与梦境幻觉及本能潜意识等结合起来,不受逻辑和现实制约,由非理性的联想来指导并表现原始的冲动和主观意象,营造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和环境,以达到超现实的境地。 超现实主义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风格:那种看似真实的、光怪离奇的形象之间非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怪诞的、神秘的美;其次超现实主义还为平面设计的创意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感觉生活的新思维。
平面设计中常常把毫不相关的物象组合在一起,强调主观比喻,或者采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进行主题表达和信息传递。同时,超现实主义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写实技法和儿童般天真的抽象、半抽象的神秘有机形为平面设计广泛运用,其强烈的视觉形象对平面设计造型、表意、信息表达都具有很好的作用。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逝去,但它为后来者建起了一座丰富的创意宝库。
五、结语
以上几种西方的艺术运动不仅仅是绘画方面的成就,绘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观念、审美精神也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发生和发展。绘画和设计本是一家,只是在当今社会发展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绘画是设计的视觉准备,不仅给予设计造型的方式产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同时绘画的美感知觉也可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提高品味美,为设计打好基础。设计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被赋予了很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产品宣传的最有效途径;设计也可以激起学生的绘画热情,可以使绘画变得精致细腻合乎现代人的审美。因此,设计和绘画可以进行互动性教学,在互动中激活有灵感的创意,从而做出有创造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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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志设计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各种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标志设计已成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的视觉通信,本文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标志设计的新思路,以国内外的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为例, 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
关键词:现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风格演变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的来源及研究现状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来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它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形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领域风格的融合已经成为设计风格变化的主题之一。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和审美心理,而整个设计世界的设计趋势则出现了“反国际化”的现象,倡导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设计,一个新的设计风格不断涌现,日趋多样,这同样在标志设计中表现出来。
1.2课题的意义
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涌现的标志设计新思维,分别从标志设计的表现手法、历史文脉的继承、消费者情感需求、及后现代标志趋向方面予以阐释,归纳出具体新趋势和表现风格,希望对现代标志设计的研究知识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
1.3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国内外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作为实例,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同时又借助优秀案例生动具体地帮助读者掌握如何赋予简洁的标志图形以丰富的内涵,以及如何把图形所承载的信息以恰当的、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第二章 概念与定义
2.1标志设计
“标志是用以区别个人或集体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它是根据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既是一种知识产权,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又是工业产权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它不同于古代的印记。
2.2现代标志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的的大众传播符号,它能够借鉴和运用原始符号并给予原始符号以更高的艺术境界,原始符号是人类有记载以来为了交流、记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视觉语言。原始社会中,一些部落的图腾、手工艺品及其物品的符号和记号都是现代标志设计形成的萌芽,它们都代表着群体文化,这类标志、符号和记号并非是一种纯装饰的纹样,它们充满了部落信仰和传统观念,凝结了原始人一定的动作和目的,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和各种含义,表现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
2.3现代标志设计的特性
一、多元化特征更为鲜明
进入新世纪以后,包括美术和设计在内的多种学科,都呈现出了鲜明了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特征的表现是一个包含从创作到接受的体系。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创作效果、审美接受方面,都会有多种理念和多种风格。多元化特征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时代和社会、创作者自身和接受者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导致了标志设计作品的多元化艺术特征。这就要求设计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理念,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风格和理念中,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设计概念,掌握多种设计方法,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倘若对于多元化这种发展大趋势持一种抵制和逃避的态度,则无异于一种固步自封,所设计出来的作品,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二、注重民族化的坚持和表达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丰富了设计本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即设计出来的作品过于的主观,大多数人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认同的基点,导致标志内涵的传达受到了阻碍。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标志设计中融人民族性因素,无疑是激发起观众认同的最佳选择。同时,越是多元化的发展,越需要强烈的个性化因素,民族性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人性化需求将更加强烈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们对于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所以现代标志设计中,要体现出一定的人为因素,在设计时要从欣赏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考虑,注重作品和受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人性化的关注,将会使作品本身的所传达的信息更为流畅,从而让受众者印象深刻。因此人性化的表现,已经成为当前标志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只有充分考虑和估计大众的心理需求,将情感因素倾注于作品中,才能创造性的提高设计主题的传达功效和诉求目的。
四、设计要体现出强烈的视觉感
现代标志设计种类繁多,要想让标志设计达到让人瞩目的效果,就需要注重标志设计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一种出奇制胜的目的。这种具有强烈视觉感觉和非常时尚的现代标志,具有吸引观众的独特优势。它不但可以使用视觉艺术上的魅力来吸引大众,还可以用标志所暗含在内的意蕴,达到在最短暂的瞬间示人以理、动人以情,在情理的结合中呼唤观者的共鸣,从而震撼观者的心灵。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深刻认识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真正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促进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2.4当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 标志设计未来的走向,其实每位设计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经过长时间观察和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希望能结合我自己一些近期的作品对标志未来设计的特点做一些自我看法的总结。标志设计发展到近代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体现在其艺术性、标准性、应用性。而下面我将介绍和分折的标志更冲破了某些束缚、更大胆、更前卫。更能掠夺你的说视线。
在设计上有以下主要方面:
三维造型的广泛应用:标志更加立体化,通过前所未有的立体造型传达更强的视觉欣赏视觉信息三维造型,标志还可以在更加细致的区分为几种层次上的立体造型。
材质和光泽的应用:标志摆脱以往纯色填充的约束,具有更丰寓的材质和光泽,这种设计风格还受到其他邻近设计领域风格的影响。
更复杂的生动形象:标志设计的对象不再只有死板的简约造型,更具艺术性和表现性的形象层出不穷。设计素材的来源大大被丰富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插画设计的风格。
第三章现代标志设计风格演变趋势的研究
3.1包豪斯前: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是流行于l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型设计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设计的运动与变革。持续时间大约20年,盛行于西欧,席卷美国,涉及了家具、印刷、服饰、建筑、绘画、文学、舞蹈、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工艺美术运动、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等多种风格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审美标准和艺术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改变。新艺术运动反对传统复杂的装饰风格,反对工业化生产,反对直线装饰,强调自然主义,迷恋乡土风格。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是传统装饰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过渡的桥梁,是一次不成功的设计改革,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设计的试金石,在世界设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艺术运动旨在源于自然却又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凿相处。以“回归自然”为设计口号,将自然、空间、表现的设计的要素融入设计中,表现出灵动自然的艺术本色形式。艺术设计的精髓在于给人们美的视觉冲击的同时,将设计理念融入自然,使人们从心灵和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丰富和充实。
3.2包豪斯
包豪斯(Bauhaus),产生于1919年德国魏玛,是德国一所国立建筑学院,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跨时代的设计主义,包豪斯设计理念对现代艺术、建筑及各大设计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为现代主义提供了清晰明确、耐久实用的设计原则,追求经济、简洁与实用功能。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或是家具、餐具设计等,均随处可见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呈现。因此,包豪斯设计理念实际设计中应遵循以下戒律:
1 包豪斯设计戒律一: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Function)
这一设计戒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路易·沙利文⑧首先提出。在“形式追随功能”之前,设计师一直从过去来寻求借鉴的形式,自从这个概念提出并风行后,产品和建筑物都试图不再雷同,形式渐渐等同于内容,也就是审美与功能的相互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看,单纯的实用性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美”的观念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但人们对美的渴求依然不减。而形式与审美必须服从于内容与功能,这一点是包豪斯铁的戒律。建筑大师与理论家阿尔贝蒂认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功能性还须具备审美性—— 当然这观点也被广泛应用于版面设计”。现代版面设计起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豪斯的具象艺术家及文字排版工们的无数实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试图创造出系统化
的平面分割,给予版面设计以新的形式基础,并且每一个排版作品都需要将其版面内容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艺术创造直觉,类似于构成主义和具象几何艺术,但这种系统化分割版面的设计方式,最终被发展创造为用来整合图片、文字等图形元素的现代格式手段,被称为瑞士版面设计。这种版面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把文字和图片并列放置在一起,而是从画面结构中的相互联系发展出来的一种形式法则。它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设计风格。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版面设计作品重视比例感、秩序感,具备清晰感、准确性和严密性。于是,形式与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所有的设计元素——字体、图片之间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
2 包豪斯设计戒律二:忠实于原材料(Truth to Materials)
包豪斯提倡让每一种材料保持本色—— 不要把塑料伪装成木头、织物或者毛皮。正如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的公园扶手和山路上修建的栏杆,硬是把水泥实心的扶手栏杆伪装浇筑成木头的材质,显得与自然环境极不相容还有形形色色的假花儿、塑料花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环境空间。木头就是木头,植物就是植物,包豪斯认为,最简单的真实,有着最简洁的美。这种简洁的美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平面设计中的美感是通过印刷介质—— 纸张来传递美的。“纸的尺寸和比例自身是不能产生美感的,只有通过所有视觉元素的结合才能产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对平面设计来说,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元素和材料的结合,纸质材料选择及其传递出的触感与温度,以及纸张的尺寸和比例;版面字体的选择与运用;插图、墨色的选择等,最终构成版面美感的将是印刷区域与未印刷区域的关系,所有这些材料与元素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构成它们之间美感的要素就是各部分的和谐统一。
结论
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者和教育者来说,要深刻认识到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全新要求,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这门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设计都要紧跟时代,标志设计也不例外,一种设计风格会因为社会历史背向的变化而被另一种设计风格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时代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显示标识个性化的设计时代,设计师要注意世界前进的每一步。现代标识设计的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
总之,我们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除了把握标志所要传播的信息要点,还要谨记以上八项准则,标志设计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设计出更好更有创意的高品质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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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中_运动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事件,一直以来倍受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五四运动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19年5月4号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条件、历史特点、历史意义
一、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
1.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五四运动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 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3.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政府在华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1.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了。
2. 五四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不仅有学生群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参加到革命的运动中去了,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3.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_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2.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
3. 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4.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
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意义深远。五四运动解放思想,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因此在当今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应该传承五四精神,增加社会责任感,用我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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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国内外社会风云,那展用先辈们鲜血染红的“五四”运动大旗,现在急需我们高高举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革命事业现在需要我们青年用热血去继承!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呼唤!“五四”让历史和现实证明:我们青年的血是一腔革命的热血!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意义;五四精神
一、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表现出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斗争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盲目排外。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将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其次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就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就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
三、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且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四、五四运动普及了民主思想,加快了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步伐
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和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制度层面的宪政进程从满清王朝的末期就开始了。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满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终于还是迈出了向宪政文明靠拢的第一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宏大的革命理想几乎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地开展。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先后颁布和开始施行,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基本构建起来。但是这些法律大多数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实行,宪政制度也被拆来改去。国人早期宪政运动的制度设计所实现的程度,与其所期冀的目标相比,只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民的思想深处,还缺乏对民主与宪政的正确认知。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对于西方先进的宪政文化的了解要早于法律文本的制订和制度的设立,但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下,国民的思想整体上仍然处于冰冻中。五四运动润物无声,它瓦解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冰封,宪政民主思想才得以蔚然盛行,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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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反对苏联·亲近帝国主义的政策。1927年底,蒋介石发表谈话,停止对苏贸易,驱逐苏联侨民,宣布与苏联断交。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修约外交与改定新约运动的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5 年,北京政府在其政治上进入统治末期的同时却在外交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约外交”.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奥、中芬条约的签订,上海会审公廨的收回,关税会议的召开及法权调查,对届期条约的修订等。1928 年,蒋介石举行“二次北伐”,通过军事打击、收买分化等手段实现了政权的革故鼎新,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新政权的“革命”与“进步”,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伊始在外交上宣布以恢复国权为目的,掀起“改定新约运动”,一直持续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其内容大致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的法院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等方面。
学界对北京政府末期的修约外交与南京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均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因两个政权是以相互敌对的形式实现政权的转换,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进行了切割,较少将二者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场景加以比较和审视,使民国外交史中呈现出“断链”的现象。本文尝试从修约方针、修约手段、修约内容、修约原则四个层面对二者予以比较,进而揭示民国外交的内在延续及中国历届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努力。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指导方针是“届期修约”,即双方根据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时间或条约到期后,双方可以对条约予以修订或废除。规定条约到一定期限后就可进行修改本是列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设定的一种利益保护机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即为英法借修约时间已到,要求更多侵略权益而未得到清政府满足,进而爆发战争。被侵略的一方也可利用这种机制要求修约,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1925 年,北京政府根据“届期修约”的方针对期满旧约要求一律重新商订新约。如对中比条约,北京政府在照会中指出: “所有该约条款,……均至本届十年期满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一律失效,并应缔结新约。”[1]139在修约交涉过程中,为加快新约的订立,北京政府又向比利时表示“愿从事研究另觅一种能保护比国毫无疑问之利益而又不损及中国正当之权利之‘临时办法'.”[2]1401928 年 7 月 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重订条约宣言:
“( 一) 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即废除,另订新约; ( 二) 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 ( 三) 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3]165其方针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如出一辙,只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是把“临时办法”事先提出,为自己以后的交涉预留空间。这一指导方针符合通行的国际法法则,对方无法直接拒绝,进而为通过修约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遇。
无论是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即通过谈判、斡旋、调停等外交方法,以及仲裁、司法等法律方法,乃至于借助国际组织解决,而经由外交途径,直接谈判,协商解决则为正常的处理国际争端的方法。[4]759之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首先是两个政府的实力使然。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存在派系纷争,中央权威屡受挑战等问题,中国政府的孱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可能采取的措施。“弱国无外交”固然可以商榷,但弱国外交更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采用谈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因而也是他们的现实选择。
在谈判对象方面,北京政府可谓教训深刻。从巴黎和会开始,北京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先后经历了一揽子解决、先提原则再个别具体解决、与各国分别谈判三种策略的转换,实践证明,双边谈判的方式最适合。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具有直接性、灵活性等特点,既便于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可避免各国联合反对,易于争取外交主动权,取得更大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中完全采用双边谈判的模式正是吸取了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约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基础上展开的。南京国民政府改约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实现关税自主,而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也以关税自主交涉为首要目标并筹备召开了关税会议。经北京政府的积极努力,该会议通过了“各缔约国( 中国在外) 兹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决各该国与中国间各项条约中之关税上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发生效力”[5]94的决议案,这为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奠定了法理基础。加之各国对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已有所准备,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后不久,就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
在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的过程中,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已有相当的进展。1926 年底,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 “所有该租界行政权,亟应先行收回”,并“派员前往天津将该租界一切详情实地调查,拟俟调查清晰,即由中央会商地方官厅妥商接受办法,订期实行接收”,国务会议对此“决议照办”.[6]966在中方的强硬态度下,1927 年 1 月 12 日,比驻华公使对顾维钧表示: “俟中比议约正式开幕之日,再由比国自动宣布,即交还天津租界主权。”[7]981后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比租界的收回暂时被搁置,但收回已是大势所趋。
1929 年 8 月南京政府宣布成功收回天津比租界,实际上是坐享北京政府的修约成果。其他如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等活动,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都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代其完成了未尽之功而已。
尽管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修约期间都面临国内局势动荡的局面,但在修约过程中均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①当然,这种维护国家权益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还不能令人满意。以关税自主交涉为例,在《中美关税新约》中,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一方面又规定“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家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8]628-629美国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先前的特权,而且成功地将坚持关税特权的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这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关税条约留下了祸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政府基础上做出让步的举措。如在废除治外法权方面,比利时在北京政府修约期间为维持法权也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俟美英法日本等国与中国订立新约时比国政府对于中国与上述任何一国所定关于法权问题之办法亦予以同样容纳”的建议。北京政府对此表示,如果“各国对于修订条约,设均取同一态度,势有彼此推诿牵掣之弊”,因而对比方的提议“不予容纳”,[9]防止由此而产生的恶性循环。但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签订的《中比通商》条款中,却同意了比利时提出的类似要求。曾参与过北京政府中比修约交涉的顾维钧对此协议感到“相当吃惊”,因为“在治外法权这一特殊规定上,上述协议使比利时摆脱了原来的困境。因为无需再为坚持这些特权而承担任何责任,而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推给了其他国家”.[10]358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还有国家通过签订新条约恢复了原来在中国失去的特权的情况,如德国。
以两个政府修约时所面临的国势而论,南京国民政府远优于北京政府,两个政府虽有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权益的共同点,但通盘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要优于南京国民政府。何以出现此种情况,颇能让人深思。
1925 年至 1928 年北京政府修约期间,段祺瑞、张作霖虽从法律的角度讲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11]73-75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显然在军事。外交在他们的视野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他们索性让职业外交官们去处理那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故而在“北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在外交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12]219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大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情结,他们较少参与国内政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维钧曾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你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你的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10]397正是本着这种信念,他们在修约过程中敢于坚持原则,对涉及有关国家民族利益时不轻易让步。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外交完全“党国化”,国民党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极为关注自身利益,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要受到国民党的利益的极大制约,当二者利益出现冲突时,有可能会出现二者的背离。曾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要职的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多次对两个政府的外交进行了比较,认为北京政府在对驻外使馆的意见的重视,驻外公使与外交总长的地位等方面均优于南京国民政府。[10]393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大决策决定的手续也“相当繁琐”.[13]55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降为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执行机构,外交家不仅不具有决策权,而且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被采纳。这种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对外交涉中的表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权鼎革是一个经常重现的历史现象。自袁世凯上台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后,北京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的对外交涉极为复杂。既有如“二十一条”那样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也有如顾维钧等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爱国壮举,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自1927 年清党以后,再次举起“革命”大旗进行二次北伐,进而推翻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正廷的“革命外交”为肇始,掀起“改定新约运动”,正是上述政治逻辑的延伸与发展。
以上述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相比较,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是北京政府政权的掘墓人,但在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方面却是北京政府的继承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修约的方针大体相似; 在修约的方式和手段方面,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 修约内容也都以关税自主和撤废法权为主; 都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但北京政府坚持原则方面比南京国民政府做得更好。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北京政府起,历届政府为废除列强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者既需关注政权鼎革过程的种种变化,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延续与继承,唯此,方能从历史延续中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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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全文如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稳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也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然而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彻底从世界文明、国际政治体系的中心滑脱到世界格局的底端,被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饱受压迫与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代理人”的清政府仍做着他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黄粱美梦,继续实行昏聩的统治,不断盘剥、侵蚀中国的广大民众。面对这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交错复杂的社会现实,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廷无疑成为人么内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荡涤着整个时代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解放观念与西方思想理论在这片摇摇欲坠的土地上发生强烈的撞击。
基于这样的国情与世情,为挽救民族危亡,关于解决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问题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研究探讨内容。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较于改良维新派依托于统治者陈旧落后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方式,孙中山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理论进一步熔铸成为三民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189为昏昏欲睡、一蹶不振的社会带来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动力与曙光,其民族主义不仅在实践中具有革命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与完善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理论。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交融复合而成的理论体系与学说,其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近代革命形势与革命实践不断成长、变化和完善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讲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然而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留洋经历,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烙印,内化到其思想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仍在其学说中窥见一斑,尤其在革命初期体现明显。
(一)“夷夏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
“处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核心的‘华夷之辨’因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局面而基本处于隐含状态,只有在面临少数民族威胁汉族政权、华夏文化正统地位时才会脱离隐含状态而凸现出来。”〔2〕32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元朝与清朝统治时期,汉民族被蛮夷民族所统治与压迫,汉民族的正统文化受到蛮族文化的威胁与挑战,“夷夏之辨”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强调汉族在各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宣传汉族文化的先进性与文明性,一些知识分子高举“华夷大防”的旗帜,期待以此来恢复汉族的中心地位。在清朝末期,国家面临帝国主义欺凌,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之下,“华夷之辨”又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众中广泛流传。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在革命初期高举“反满”大旗,在兴中会成立之日起便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的口号,“驱除鞑虏”明确的体现出其反对清政府统治,驱除满族的思想。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明确的“反满”倾向,受到了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深刻影响,恢复汉族在政治领域及文化领域的核心优越地位,力主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这一点在革命初期革命派主张建立十八个汉族省的中华民国想法中便可见一斑。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论述过程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民族主义会灭亡最大的原因归结为被异族征服。
虽然这种反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这一想法与主张也是切合中国社会现实情势应运而生,在革命初期,向受几千年封建压迫与统治的社会大众宣传民主与革命的理念必然是在思想与情感上都很难接受的。然而,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的不断觉醒,适时的明确提出“反清反满”的口号能更好的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点燃革命热情,为实现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国家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以血缘关系位为核心的家族与宗族观念
从古至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一直贯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家本位思想浓厚。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便论述到“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1〕 185他充分认识到家族与宗族主义民众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中国人的团结力还没有涉及到国族。正因为家族与宗族观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因此孙中山意识到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在提高民族意识、恢复民族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相较于西方的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在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孙中山以传统宗族为连结体,实现家族、宗族向国族的国度;将传统的宗族与家族主义作为凝结整个民族的重要力量与手段,以此来树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建立民族主义。 (三)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孙中山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并将其恰切的融入其民族主义学说之中,来恢复民族地位、指导革命实践。古代先贤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的道德伦理;“兼爱”“修身、治国、平天下”与“大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得到较好的扬弃,丰富了其民族主义学说。
孙中山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在新旧潮流融合撞击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被保留与继承下来。“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 244孙中山强调修身、齐家,只有“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 250他认为要唤醒民族意识、恢复民族地位,提高国民的个人素质是必由之路。
革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自身阶级性与妥协性,民族主义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持有暧昧不明的态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认识的不断提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善,从早期极端的“反满”倾向、大汉族主义倾向中逐渐抽离,提出“五族共和论”, 主张建立大一统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并且孙中山也不断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再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反帝”主张,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一些年轻人受西方世界主义影响、抵触民族主义的情势下,提出要发达世界主义必先巩固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肩负着“济弱扶倾”的使命,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平等与解放才是真正的“大同之世”。因此民族主义有其重要作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将中国纳入到建立世界主义的核心位置中去。
(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总是结构性的交互影响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进行压迫、经济上进行压榨的同时,也将其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到我国,中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受着西方思想理论的熏染。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转折时期,对于民族理论的探讨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在吸收本国民族观念的同时,将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整合,探索适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留学日本以及在西方各国家进行演说期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也或多或少的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发端于西方国家,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与完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必然产物。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产生条件、民族政权等问题有深刻的论述,这些理论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中也有广泛的体现。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五个要素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强调“一族一国”。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便是“一族一国”。孙中山在早期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强调汉族中心,主张民族同化,在面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上,强调汉族文化的由于地位,主张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以实现“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
(二)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
孙中山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极为推崇的,并将其贯穿到其三民主义学说的论述与阐述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孙中山运用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阐述民族兴亡、论证民族革命。
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民族兴亡源于天然淘汰,由于这种天然淘汰力的作用,一些民族生存下来,而一些民族则从人类中绝迹了。“但在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1〕 197这种人为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立下主要是指政治力与经济力。“照自然力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1〕 217孙中山主张面对帝国主义三种力量的共同压迫,更要树立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地位,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共和。
(三)民族自决思想
从革命初期狭隘的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反满”革命到辛亥革命后期明确的提出“反帝”,从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随着革命形势、自身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日臻成熟与完善。
在民族主义的第四讲中孙中山接受并赞扬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人脱离了了白种,不赞成白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想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1〕孙中山在革命后期逐渐走出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实现本民族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来“济弱扶倾”实现“大亚洲主义”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全世界民族平等、独立、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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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叫做自由落体运动。在重力比空气阻力大得多的情况下,物体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可近似看成为自由落体运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自由落体运动》为例谈谈“互动式”教学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以《自由落体运动》为例谈谈“互动式”教学
所谓互动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最大差异在一个字:“动”。传统教学是教师主动,脑动、嘴动、手动,结果学员被动,神静、嘴静、行静,从而演化为灌输式,一言堂,“我打你通,不通也通”。而互动式教学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真正做到“互动”,“教师主动”和“学员主动”,彼此交替,双向输入,多言堂,“我打你通,你打我通”,奏出和谐乐章。
互动式教学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开放式探究和创造性活动为主。互动对象为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小组与小组。
自由落体运动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物体自由下落运动的理想化模型,是一种典型的匀变速直线运动,有其广泛性和特殊性。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对概念的形成,依据认知结构理论,结合因材施教的原则通过实验探索、课件展示、分析讨论强化物理知识的形成过程,使学生获得基本的科研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下面就谈谈“互动式”教学在《自由落体运动》一课中的应用。
【思考提问】 重力大小不同的物体,下落快慢是否相同?
【观察演示1】先在同一高度同时释放金属片和纸片,金属片先落地,再把上述纸片揉成一小团,仍在同一高度同时释放,发现两者几乎同时落地。
【观察演示2】牛顿管中的物体下落:将事先抽气的牛顿管内的金属片与轻羽毛从静止开始下落,观察结果。两者几乎同时落到牛顿管的下端;将牛顿管内通入空气再做该实验,情况截然不同,金属片比羽毛下落得快。
【学生看书】亚里斯多德的观点——重的物体下落快,轻的物体下落慢是错误的,及伽利略的分析和研究。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小结】在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下,物体下落的快慢与重力的大小无关。
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叫做自由落体运动。在重力比空气阻力大得多的情况下,物体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可近似看成为自由落体运动。
【思考提问】自由落体运动的特点、性质是什么?
【教师点拨】伽利略为了研究落体运动,利用当时的实验条件做了在斜面上从静止开始下滑的直线运动(目的是为了“冲淡重力”),证明了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小球在斜面上的运动是匀变速直线运动,用逻辑推理外推到斜面倾角增大到90°情况,小球将自由下落,成为自由落体,他认为这时小球仍然会保持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性质,这种推理多么巧妙啊!这个结论的正确与否需用实验来验证,现在我们利用课本上频闪照片提供的数据来进行具体的研究。
【多媒体展示】学生观看频闪照片。
【学生运算】学生进行数据运算,探究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
【诱思导学】将质量不同、形状不同的物体放在被抽掉空气的玻璃筒中,从同一高度自由下落的快慢相同,说明各个物体自由落下时速度变化的快慢都是相同,从而可知各个物体自由下落时的加速度是否相同?
【教师总结】物体自由下落时的加速度叫自由落体加速度,也叫重力加速度(用字母g表示)。
【合作研讨与交流】通过对自由落体运动小球的频闪照片的研究,利用公式h = gt2/2 或者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殊规律:相邻相等时间内的位移关系△s = a T2 ,可求出小球自由落体的加速度约为多少?
【学生看书】学生通过观看课本上的数据,探讨重力加速度随地理位置的改变规律。
【小组讨论小结】在同一地点,一切物体自由落体运动的加速度大小都相同,都等于该地的重力加速度g。重力加速度g的大小与地理位置有关。通过精确的实验发现,在赤道两级重力加速度越来越大,在两级最大,但最小值与最大值相差不大,故在一般计算中,g取9.8 m/s2 或者10 m/s2 。
重力加速度与离地面的高度有关,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减小,但在离地面不太高的范围内,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也可忽略不计。但它的方向始终竖直向下。
【学生思考】由学生结合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进行知识的迁移,得到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方程。
【动画演示】动画演示小球坠地的情景。
【学生实验】两位同学互相配合,利用直尺,通过数据运算求出自己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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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关键词:关系网络社会运动维权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 , 2002 ; 华伟,2000) 。因此,街区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这些行动者的关注点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关心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 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注1)。
因此,为达到各自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在当前,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结成联盟,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经济改革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如Wank ,1995) ,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或利益集团( growth machine , 参见Domhoff ,1986 ; Jonas &Wilson , ed , 1999) ,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
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 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 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事实上,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如戴星翼&何慧琴,2000 ;Cai , 2002) 。这种集体抗争与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定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目的都是“要求矫正基层政府或代理机构导致的一般性不公正行为或寻求补偿”而开展的集体抗争(Pei ,2000 :p25) 。它们一般都以“维权”为目的和口号,大多局限于社区层次上的集体抗争,且都鲜有抽象的政治诉求如民主、自由等。
因此,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同于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单纯由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抗争一般聚焦于相当具体的经济问题(如农民抵制不合理税费征收、下岗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等)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对象包括各种阶层的公民,并且强调运动目标的“公民性、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刘能,2004 :p65) 。这种抗争有时比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诉求的问题更为广泛;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可能还涉及一些社区问题如要求保护绿化、阻止房地产商建造高楼阻挡本居民区的阳光等等。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来,除了基本的经济权利外,他们还要争取财产权、环境权(包括绿化权、阳光权) 等公民权利。
目前已经有很多经验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等、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 ;O’Brien , 1996 ; Li & O’Brien , 1996 ; Cai , 2002 ; Pei ,2000 ;Read , 2003 ;Lee ,2000) ,等等。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运动。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尚不清楚。一方面,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 Tilly , 1978 ; Kitschelt , 1986 ; Tarrow ,1994) 。有关中国农民和工人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O’Brien , 1996 ; 李连江&欧博文,1997 ;于建嵘,2004) 。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注2)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但是,它们不能解释在相同的体制、法规和经济文化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城市街区的居民在维权运动中比其他面临着相同问题的街区表现得更为积极和成功。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是集体动员的一个重要依托( Snow ,Louis&Sheldon ,1980 ; Klandermans &Oegema , 1987 ; Dieter & Gern , 1993 ; Passy & Giugni , 2003) 。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聚焦于检视市民抗争者之间水平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有些抗争者从国家或高层政府得到的支持。因此,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些市民抗争者成功地从国家获取支持,而其他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戴慕珍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开的参与和利益诉求渠道十分稀缺,这使得普通群众不得不通过与上级之间的个人垂直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Oi ,1989 :8) 。那么,据此类推,市民抗争者也可能利用与熟识的高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垂直性关系来帮助他们进行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运动。因此,探索这种可能的垂直网络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由于街区已经变成国家施行日常治理的主要场所,为了理解这种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政治秩序,非常有必要研究街区层次上的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因此,本文关注下列与城市社区运动有关的问题:较之于面临着相似维权问题的其他街区,为什么有些街区的居民更为积极地诉诸于集体抗争,并且在行动中更为成功?市民抗争者如何通过自己与他人、组织之间横向性的或垂直性的关系网络来组织集体行动?
我将通过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城市A 市一个居住街区(我称之为绿街(注3)) 中的社区维权运动个案来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下文将首先介绍方法论和简要描述运动史。其后,本文将展示对立双方的斗争策略,并总结关系网络在市民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揭示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并探讨与当代中国城市维权运动相关的理论问题。
本文力图揭示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为此,和其他当前的个案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一方面,为了揭示当代中国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复杂博弈过程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 方法(注4)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本运动个案的全过程,以更清楚地解释关系网络是如何在社区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控制“多余”变量可以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Bennett ,1999) 。由于这个运动是发生在绿街中两个建筑形态、人口结构都十分相似而且相连的居住小区里,所以我也将比较这两个小区关系网络的区别及其居民在运动中的作用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更加清楚关系网络在城市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总之,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
集体抗争行动在当代中国常被看作“不稳定”的标志,故而相对敏感。一般而言,无论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愿对不太熟悉的“外人”谈及当地发生的集体行动。我在2000 年初因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而居住到这个运动发生的街区(我称之为绿街) 。在长期的田野研究中,我逐渐和当地官员及普通居民熟识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把我当作“自己人”,很自然地和我谈论起这个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鲜为“外人”探究的社区运动。在运动各方看来,自己的做法都无可非议。他们之所以愿意和我谈论这个个案,多是希望和我讨论解决此类“社区矛盾”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运动个案,我开展了大量开放式访谈,以理解和运动有关的各方行为和动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深度采访先后共达九十多人次,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媒介记者、社区组织领导人、社区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我还获准参与观察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一些相关会议。此外,我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文字资料。
绿街新村位于A 市N 区绿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于上世纪80 年代末经市政开发而成。绿街一村小区和绿街二村小区构成了绿街新村的北区,分别归一村居委会和二村居委会管辖。每个小区的居民数量大约都在3500 人左右,结构也比较类似,其中包括各阶层人士。这两个小区之间建有十二幢二十多层的居民楼。在这些高楼中间,一块8000 平方米的空地被规划用作公共绿化带和街区中心绿地;规划中的中心绿地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随着N 区于90 年代开始的大开发,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街街区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这使得许多当地当权者垂涎街区中心绿地这块土地。结果,从1993 年到2003 年,绿街北区的居民们发起了社区护绿运动以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断断续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个运动主要分成两大阶段:前期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后期则针对当地政府。
早在1993 年,绿街的一个房产开发公司(系A 市市政府所有) 企图在尚未建成的街区中心绿地上插建一幢26层的商品房出售以谋取暴利。项目开工后,绿街二村居民高女士认为这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不但占用了绿化面积,而且将会遮挡住自己和周围邻居房屋的阳光。因此,她决意抵制这个项目建设。她设法结识了以前并不认识的居民,动员他们参与保护社区环境。他们集体到有关政府部门上访,要求他们制止该项目。面对居民抵制,该房产公司假意和高老师秘密谈判,然后又在街区中散布谣言说高同意和他们私下妥协并收受其“好处”。由于居民们最初对高老师的熟悉和信任程度就有限,他们相信了房产公司的说法,对高老师的“背叛”十分愤慨,拒绝再参与其组织的行动。自此,绿街二村停止了集体行动。
鉴于上述教训,仅剩的几个抗议积极分子认识到一个能干而且可靠的领导人对于抗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一个居住在绿街一村JZ 高层居民楼的老积极分子推荐了一个他十分信任的老邻居沈先生来担此重任。沈当时是一个商场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积极分子和沈先生以及本楼的很多居民以前就是多年的老邻居,并由政府集体动迁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JZ大楼。他之所以推荐沈,是因为沈在“”期间曾参与多次集体行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沈当时在单位负责基建工作,对建筑规划也比较熟悉。而且,沈交游广泛,在各行各业乃至一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朋友;他的这些网络在居民将来的维权行动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居民的劝请下,沈同意接替组织维权运动;他因而成为街区护绿运动新的领袖。“”的经历使沈意识到“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阻止房产商,必须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证据。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和其他居民的商讨,沈等发现该项目从建设布局上看似乎不符合有关法规。当时国家为推动法制建设,已在强化“二五”普法宣传,“法治”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沈先生意识到法律和政策在维权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国家强调“法治”的“大形势”下,只要能够抓住这些有权的房产公司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的证据,就有可能要求高层政府对其进行惩治(注5)。既然他发现房产商的建设项目很可能在法律上有问题,沈等积极分子就打算利用相关法规政策来抗争。于是,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经历使沈先生也认识到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对于抗争的重要性:和个体抗争相比,采取集体性行动会给希求地方稳定的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使国家在其容忍的限度内尽量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运用国人常用的关系网络实现动员。正如沈后来在总结自己斗争经验时所说:“(法律和公关) 这两样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地方当权者) 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通过公关来解决;当(他们) 要达到违法的时候,就要靠法律来解决。”(注6)在此后的运动史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法律和关系网络是沈赖以组织维权运动的两大主要武器。
在正式领导维权运动后,沈号召居民在他所住的JZ大楼聚会。在他的鼓励下,很多居民,尤其是居住在本大楼的老邻居们,同意参与维权运动;其中一部分人在此后长达十年的运动中成了沈的坚定支持者。此外,在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的私下帮助子下,沈得到了绿街街区正式规划图。他发现,该房产公司正在建设的项目违背了正式规划图的规定,因而是非法的。通过A 市一名人大会副主任的一个朋友,沈向其呈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这个人大副主任批示要求N 区规划部门查处。但由于该房产公司是市政府所属企业,区政府规划部门反而为其项目作辩护。在此情况下,沈等意识到不能再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来“主持公道”,居民自己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直接与房产公司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94 年6 月15 日晚,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告知街区居民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并号召居民捣毁了房产公司的地基。
其后, 为防止该房产公司卷土重来, 沈等“趁热打铁”。一方面,维权积极分子多方向媒体求助,请它们对房产公司的违反规划占用绿地的行径予以曝光。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媒介开始关注一些时弊并在高层政府容忍的范围内予以报道,这些报导甚至直指一些地方政府的问题。媒介的曝光可以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而可能使得高层政府不得不处理违规的地方政府部门以维护政体合法性。有些隶属于高层党政部门的媒体甚至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配合调查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并在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参”或“情况汇报”上予以刊登以引起后者的关注。因此,这些官方媒介常被民众看作一种特殊的权力机构。在当前,当市民群众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往往到媒介上访,这样使问题更容易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解决。在A 市,作为市政府机关报的《W报》在地方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它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群众工作部”接待市民信访。沈因此极力向《W报》等传媒呼吁。由于A 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绿化建设,《W 报》因而调查了此一“毁绿”事件。7 月初,该报和其他媒介连续对该房产公司毁绿事件进行曝光。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有关政府部门再对他们的上诉问题采取“拖而不决”的做法,沈开始采用“缠”的办法来对高层政府施加压力。通过与一些官员的朋友关系,沈得知A 市规划局的工作地点和日常安排。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组织居民每天轮流到市规划局的几个重要部门去申诉该房产公司的违规行为。市规划局被绿街居民的连续上访搅得鸡犬不宁,最终不得不表示“房子不会再造了,按规划法规确定的办。”(注7)
虽然房产公司打算像对付高女士一样来败坏沈先生的声誉,但沈并不接受他们提出的私下谈判要求;大多数居民也不相信关于他的流言。在居民和媒介的压力下,A市规划局很快于七月中旬就吊销了该项目的建设许可证。该房产公司不得不停止项目建设。至此,凭借邻里横向网络的支持,官员、媒介垂直性网络的帮助,沈先生终于领导居民赢得了针对房产公司的集体抗争胜利。
经过此阶段的社区运动,一套维权积极分子的非正式网络在绿街北区逐渐形成。在空地周围几乎每一幢高层居民楼内,都出现了一些维权积极分子。从职业身份上看,这些积极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白领、普通政府干部和工人、家庭主妇以及退休的老年人等。就政治身份而言,这些积极分子不仅有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共产党员(注8)。这些积极分子维权意识强烈,并且愿意服从沈的领导。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使得沈能够轻易动员居民参与集体维权行动。尤其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积极分子非常之多。当1996 年A 市政府号召已购买住房产权的居民选举代表组建业主委员会时,沈先生因为胜利领导护绿运动的影响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支持,被选作JZ大楼业委会主任。
尤其重要的是,在上访过程中,富有“公关”技巧的沈先生逐渐和一批政府官员以及记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垂直的联系在该社区此后的维权过程中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沈等居民呼吁和媒介报导压力下,N 区按照规划建成了街区中心绿地。此后,这块8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绿地成为该区一个抢眼的生态亮点。
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绿街中心绿地又引来了新的侵权者。1997 年底,区政府和绿街街道办事处决定在中心绿地中“划拨”1300 平方米土地,建造N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并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此前,街区中心绿地内曾有一座占地面积为135 平方米的供本街区老年人使用的活动中心。当地政府的计划是推倒这个活动中心,在此基础上建造专供老干部使用的休闲中心。但是,当此项目开工时,周围的居民们大为不满。首先,这个项目占用了很大一部分中心绿地,会有损于街区的环境以及当地的房产价值。其次,周围居民无权使用在自己街区内建造的公益设施,这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公平。再次,居民们担心,一旦该项目将来被用于商业目的,很多顾客将进出于社区,由此带来的各种噪音和污染将干扰本街区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尤其是沈来说,这个街区中心绿地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开发商手中保护下来的,当然不甘心自己深以为豪的成果被掠夺。
因此,沈和以前的一些维权积极分子马上相互联络,决心抵制当地政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开始,他们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抗议。但后者声称中心绿地土地属于国家,而基层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土地。他们还警告说阻碍该项目建设者将被视作扰乱社会秩序,会受到严厉惩处。维权积极分子们终于认识到此次他们所面对的是富有权力的当地政府(注9),任何考虑不周的抗议行动都会给自己招至危险。然而,过去的胜利鼓舞了沈等积极分子的信心,沈的个人性格也使他不甘心轻易放弃。
由于针对的是声称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维权积极分子们必须为自己的抗争找到尽可能多的“过硬”的理由,才有可能成功维权。抵制房产公司的“辉煌”经历使沈先生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法律武器上。经过研究,他发现地方政府的项目不仅有悖于A 市规划法规,而且违反了关于公共绿化和房产物业法规。有了上述法律依据,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相信,如果他们在今后的抗争行动中策略运用得当的话,己方是有可能赢得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的。
沈等意识到,维权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反驳地方政府的说法,以赋予集体抗争合法性。为此,他们需要发明一套维权“说法”。鉴于国家控制非常严厉,这套“说法”绝不能冒犯国家权威。相反,它不仅要起到动员普通居民参与维权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尽可能迎合国家的主流“说法”以获取国家权威的支持,并使地方政府抓不住自己的“把柄”。在此前的运动历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等人力资本使得沈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没有“当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法规阐释,沈建构了一套“法律代表国家,要依法护绿以维护居民合法的环境权益”的“说法”;或者说,他由此建构了法律话语和市民权益话语并以之对抗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话语(注10)。
为了在街区内传播自己这套“说法”以压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对地方“父母官”的盲从,沈等在街区中发布了很多上书“依法护绿”的横幅和标语。通过这些宣传,维权积极分子的这套“说法”迅速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认同,为下一步进行社区动员推动维权运动制造了有利的公共舆论。
当时,连同沈担任主任的JZ业委会在内,绿街街区已经成立了九个业主委员会;其中六个在绿街一村,组织相当健全。为避免维权运动被当地政府攻击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沈决定利用这些依据有关法规批准成立的正式的居民组织。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些业委会的主要成员。由于他作为ZJ 业委会主任的身份以及过去领导社区护绿运动的成功经历,沈成功地说服他们一起参与抗争。自此以后,在这些业委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它们的负责人经常聚会商讨维权策略;沈自然地成为联盟的“发言人”。
有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通过以前结识的关系向A市媒介寻求帮助。他再次向《W报》等媒介揭露了地方政府这一违法项目,并提交了上述九个业委会联名签署的上访信。后者迅速调查了这一项目,并于1998 年2 月份向市政府领导报送了“情况汇报”。考虑到这一事件影响到当地稳定,一些A 市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相继批示地方当局暂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缓和与群众的矛盾”。随后,A 市市园林局下属部门迅速对此项目进行了调查,准备制止地方当局侵占绿地的行径。
由于媒介报道和市政府的干预,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不于1998 年4 月和九个业委会进行了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妥协:同意街道建造一个市民休闲中心;但其必须同时向老干部和社区居民开放,且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50 平方米。然而,即便如此,区政府也不同意这一协议:因为协议规定建筑的用途和占地面积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区政府于是和街道重新议定了建设计划,决定新建的设施只对老干部开放,且把占地面积扩大到1960 平方米。但是地方当局并没有将此决定通报该街区的居民。直到1999 年4 月,沈等维权积极分子从街道工程队开挖的地基面积和深度判断该建筑面积和高度将远远超过业主委员会和街道的协议规定。他们遂通过与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得知基层政府建造的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受骗的维权积极分子们十分愤慨。他们一面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一面向新闻媒体反映基层政府的欺诈行为。在社区居民连续上访和新闻媒体曝光的压力下,绿街街道不得不提出和业主委员会再行谈判。沈先生要求先停工再谈判。但街道拒绝了这一要求。过去的经验使沈等意识到,如果一味采用上访等“软”方式,是无法让地方政府与他们进行对等谈判的;而如果采用冲击工地等激烈形式,就有可能造成上级政府最关心的“安定团结问题”,从而逼迫地方政府就范。于是,在地方当局拒不执行上级政府停工指令的情况下,维权积极分子们于1999年5 月25 日晚捣毁了工地地基。
对于冲击街道施工现场的行为,沈等事前经过了慎重的斟酌。他先就自己的行动方案向区公安局的一位重要官员(也是他的朋友) 征求了意见,对方向他交代了一些躲避法律惩处的策略和界限问题(如不能毁坏机械设备等) 。在实际行动中,维权积极分子们在沈的约束下严格遵守了上述公安局官员所建议的策略,没有毁坏施工机器(注11);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并无超越高层政府所容忍的“限度”,地方当局无法找到过硬的把柄来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冲击工地事件发生后,绿街街道办事处要求绿街一村、二村居委会对组织居民、党员以及运动积极分子的家属进行“再教育”,声称JZ 业主委员会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动乱和破坏行为。他们扬言警方要因此逮捕沈等积极分子。
在此情况下,沈等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公道;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商议决定到市政府集体上访。沈意识到要充分发挥上访效果,需要精心设计行动方案。为此,他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朋友就此进行了商讨。朋友们告诉他,上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既要能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又不能过分伤及其颜面。因此,沈等积极分子选择一个相对敏感的时间—6 月1 日晚上—到市政府进行集体上访。
这种给高层政府“保全面子”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 市市政府信访部门接待了这些集体上访的居民后,随后向N 区地方当局作了通报,要求其妥善解决问题。鉴于当时时间节点的敏感性,地方当局对沈等“捅漏子”行为十分恼怒。次日,街道一面委派干部带领当地民警和居委会书记对沈等几个运动领袖进行家访,警告他们不得再去市政府;一面派人到沈等工作单位“告状”。然而,在警察陪伴下的家访和“告状”均受到沈等积极分子及其单位的谴责和敷衍。为防止维权积极分子再去市政府,高度紧张的地方当局又组织街道干部、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在沈所居住的JZ大楼和市政府门口“三班倒”连续值班监视“动静”,以阻止可能再度发生的上访行动。
由于这些集体行动都是在以沈为首的业委会的名义下组织进行的,地方当局由此声称业委会组织良好,并且奠基于市民们的根本利益之上,正在成长为威胁基层政府权威乃至国家治理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声称,业委会将比“”组织更危险。但是,在沈等呼吁下,《W报》调查了这次冲突。绿街街道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向其提交情况说明,承认建造的是老干部活动中心。《W 报》于1999 年6 月15 日在“情况汇报”中将冲突经过和相关证据报告给A 市政府,明确提出错在基层政府。因此,高层政府要求地方当局克制。此后,整个事件处于僵局。
在后一阶段运动中,在沈等连续奔波和呼吁下,有些市政府部门如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都同情维权的居民。由于N 区政府被授予特殊权力,常常在其辖区内无视上述政府部门的规章,导致这些部门的权威受损。因此,后者对N 区地方政府多少存在一些不满和愤恨。通过和一些官员朋友的交往,沈充分意识和利用了这种嫌隙(注12)。因此,市规划局和市园林局等部门对维权积极分子们给予了有力帮助。
2000 年2 月,鉴于沈先生在保护街区中心绿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市园林局一位和其关系良好的领导提议授予沈“A 市群众性爱绿护绿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A市一些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对沈的事迹和社区护绿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并称沈为“绿化卫士”。市园林局和媒介的支持大大激励了沈和其他积极分子,并赋予了社区运动更大的合法性。
沈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权积极分子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当地政府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瓦解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抗争行动就会自然平息。因此,地方政府的“摆平”措施主要指向沈本人。他们不但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了一些记者和运动积极分子,而且利用居委会极力挑起其他业委会和居民对沈的反感,以瓦解沈的支持网络。
这些摆平手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在一村居委会书记的个人影响下,大多数以前和沈先生“结盟”的业委会主任都拒绝继续公开支持他。由于绿街街道封闭了整个中心绿地,以至社区居民长期缺乏锻炼、活动场所。很多居民迁怒于沈,认为他给整个社区生活制造了很大麻烦。一些积极分子的亲属也阻止他们参与沈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其中包括沈所在业委会的副主任,都转而公开支持地方政府的立场。其中有人甚至将沈的行动计划泄露给地方当局。至2000 年9 月,情势的严峻使得沈忧心忡忡:“我现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一败涂地了!”
尽管对以上情形很失望,但沈并没有放弃斗争。他认为如果自己放弃并导致抗争失败,地方当局就会进一步把他们的维权运动定性为非法破坏。这样一来,不但自己个人名声受损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和一些官员、记者,都会因此而受到连累。他觉得自己应该坚持下去赢得胜利以报答他的支持者们。和最先领导运动的高老师不同的是,即便在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沈身边也还有十多个对他十分忠诚的维权积极分子;一些官员、记者也自始至终支持他的维权活动。因此,沈决定继续抗争。
鉴于业委会联盟已经被地方当局所瓦解,沈设法通过其他非正式关系组织网络反击。首先,他极力揭穿街道办事处的“谎言”。通过其官员朋友垂直网络的帮助,沈秘密搜集到几乎所有的当地政府关于本项目的内部文件资料。他向媒介记者和居民展示了这些材料,从而揭穿了街道办事处“建设此项目是为居民办实事”的欺骗性说法。他声称自己作为业委会主任有责任有义务依法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呼吁居民应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来判断是非并参与维权运动。他还声称该项目是“代表着一小撮地方官员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组织抵制并非挑战国家的权威,而是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因此,他呼吁上级政府支持居民的维权行动。沈的反击十分有力。结果,一些以前倾向于地方当局立场的媒介记者在了解事实真相后转而支持沈的抗议活动,并如实就此事作了报道。这使得地方政府感到十分尴尬。一些居民也因此对地方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声称街道和居委会欺骗了他们;沈所在的ZJ 大楼的居民们对居委会尤其愤恨,以至于居委会对该居民楼无法再进行日常管理。
其次,沈等积极分子加大了“缠”访的力度。尽管失去了其他业委会的支持,沈仍于2000 年9 月份凭借积极分子网络召集到200 多居民签署了上访信。他把这些积极分子分成几批,分别“承包”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带着上访信和相关的法律文本前去“反映情况”。这些已经熟知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积极分子经常蜂拥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吁请其“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些“缠”访使得这些政府部门和负责人不胜其烦。但由于维权积极分子有理有据,他们也无法发作。沈等还警告有关规划部门,如果他们再违规给基层政府发放施工执照的话,居民将依据有关法律对规划部门进行起诉。
再次,沈还通过关系直接求助于中央权威。通过一些熟识的媒介记者介绍,沈结识了新华社A 市分社的资深记者。该记者迅即调查了此事并相信了沈的说法。他通知A 市主要领导人,如果市政府再不严肃查处此事,他就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沈还通过关系向中央递交了上访信和相关证据。其后,中央有关部门将沈的投诉转发A市政府,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些压力下,A 市各级政府从上到下再也无法采用“拖”的办法回避绿街维权积极分子所反映的问题。2000年10 月,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市规划局和园林局认真查处该项目。于是,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到N 区与其党政负责人会谈。后者虽然同意取消该项目,但仍想方设法拖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沈又两次被市园林局授予“绿化卫士”的荣誉称号。至2003 年,对立双方均感到疲累不堪。在高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当局和沈等维权积极分子终于达成妥协,基本上按照后者要求重建了被毁的街区中心绿地,缩小了休闲中心的占地面积,并对全体居民开放。至此,绿街居民护绿运动最终胜利。
通过以上描述,读者可能对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印象非常深刻。下文将总结关系网络在威权体制下的城市社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这个社区运动是围绕着保护绿街一村、二村两个小区之间的中心绿地而发生的。但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在社区运动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实际上,绿地的大部分位于绿街二村小区,因而关乎到更多绿街二村居民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维权积极分子是绿街一村的居民,他们是维权运动的主力和核心。
运动史显示,尽管是绿街二村居民最先发起维权运动的,但其后不久,运动的中心和领导权就转移到绿街一村。由于缺乏密切的关系网络,绿街二村的运动发起人高女士和普通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并不稳定。因此,他们的抗争行动被房产商轻易瓦解。在沈先生领导运动时,房产商和绿街街道办事处也先后对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使用了相似的瓦解策略,但最终都遭致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绿街一村很多居民系集体动迁,因而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沈先生和主要支持者之间由于长期交往而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绿街一村居民之间高密度的相互交往,在该小区存在很强的社区参与规范。正是小区存在的这些稳固的非正式网络和参与规范造成了其与绿街二村不同命运的最大区别。
其次,这两个小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绿街一村有着很多组织良好的业主委员会,而绿街二村由于居民之间合作的稀缺而导致业委会发育不良。我们仍旧记得,在运动第二阶段针对地方政府时,业委会联盟最初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联盟最终被依附基层政府的居委会瓦解,但沈仍旧能够利用自己JZ 业委会主任的头衔组织抗议。也就是说,这种正式的民间组织大大增强了维权运动的合法性。
第三,和绿街二村早期发起运动的高老师相比,沈凭借个人网络更成功地获取了很多政府官员和媒介记者的支持。如前所述,这种垂直联结对集体抗争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之,和绿街二村相比,绿街一村本来就有更多的关系网络“存量”;其主要维权积极分子建构关系网络的能力也更强,因而在维权运动中建构了更稠密的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和参与规范导致了更高程度的内部团结以及居民间更多的信任和合作,这些是集体行动动员的基本条件。由于有垂直网络为基础,绿街一村能够从代表国家权力的市政府以及主要媒介获取支持,这种支持也反过来给了运动积极分子和普通参与者更大的信心。正是这些区别使得两个小区的居民对于运动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本社区运动中,正如一些运动积极分子所强调,没有沈的领导,他们很难赢得胜利。然而,沈最初之所以愿意领导维权运动,一个重要因素是邻居的推荐和劝导。因为在当代中国,要发起集体行动,组织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钱财乃至承担很大风险。鉴于过去的生活经历,沈充分认识到这些代价,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失望。如果他不愿领头或者半途而废,无疑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进而丧失自己的关系网络。或者说,由于绿街一村社区网络和参与规范的存在,处于网络核心的居民领袖反过来也承担了带头捍卫社区公共权益的压力。
沈之所以坚持不懈地领导社区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信心赢得胜利。这种信心来自于他以前拥有的关系网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的能力。正是这些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动员的社会资源使得沈愿意领导这个社区维权运动。换言之,关系网络发挥了动员运动领导人的作用。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网络在动员普通参与者参加集体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沈接替成为运动领导人时,他利用了与老邻居的非正式网络和业委会的正式网络动员了大批参与者,并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募集了运动经费。进一步,媒介的支持和高层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给维权积极分子增加了信心,激励其中一部分人坚持到底。
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场域,虽然国家在相关领域设立了很多正式规则和法规,但行政机构很少能做到“依法行政”。因而,对于那些求助于国家权威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就本个案而言,沈确实先后和多位律师商讨过通过法庭起诉当地政府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意识到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正规渠道赢得大权在握的N 区政府。更何况,如果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失败的话,他们就丧失了进一步通过上访进行抗争的合法性(注13)。于是,沈等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政府官员和记者之间的个人关系。首先,他们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来接近国家权威,如诉诸市规划局和其他市政部门等。其次,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来探知集体行动的边界。在当今中国,尽管各级政府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一定的容忍度,但仍然有很多界限不容跨越。一旦行动被认为越过了这些界限,就会遭致镇压。
因此,对于组织集体行动的市民来说,探知这样的边界并充分加以利用,也就是俗话说“踩线不越线”,对维权行动成功非常重要(参见应星等,2000 ;应星,2001 ;Cai , 2002) 。但这些界限根据情势的不同而变动不拘(注14)。在本运动中,由于很多官员朋友的帮助和建议,沈得以认识到各种情况下政府容忍的边界。因此,尽管维权积极分子捣毁了街道工地并集体上访,但他们没有使高层政府“丢面子”。因此,这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并没有因采取“暴力”抗争而受到什么严厉惩处。第三,这些垂直性私人网络也被用于加强市民抗争的合法性。在运动中,沈通过他的官员朋友推荐,三次被市政当局授予“绿化卫士”荣誉称号。这使得他能够“合法地”组织护绿运动。正如当地政府承认,正因为沈拥有高层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他们不敢对沈采取逮捕等强硬措施。总之,正是私人性垂直网络使得市民抗争者获得国家权威的支持。
社会网络还被用于打击地方政府的声誉和削弱其影响。在本运动中,沈等维权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以收集各种针对地方当局的证据和信息。这些材料使得沈能够及时向公众揭露房产商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不合法性质。沈的揭露成功地打击了地方当局的声誉,给维权运动带来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威权主义国家和“分裂”的行政体系:关系网络运行的制度背景
本研究展示了关系网络在中国城市社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读者可能对关系网络何以能够发挥上述作用尚有疑惑之处。实际上,正如武考克所假设的那样,社会网络的运作与其所嵌置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密切相关(Woolcock ,2001) ,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研究认为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威权主义政体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所致。这种制度背景使得普通市民运用关系网络进行抗争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相对无权的市民来说,关系网络对于他们组织集体行动是必要的。由于威权化的国家本质,法律体系无法得以正常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方掌权者违背法规,很少会依法受到相应惩处。因此,在本运动中,当面临着侵犯居民利益的地方当局时,无权的市民无法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市民需要利用关系网络建构抗争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以前的研究者发现,虽然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的国家,但是其行政体系并非浑然一体的。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和利益出发点不同,整个行政系统中存在很多相互冲突和“裂痕”。这些包括上下级矛盾、条条矛盾、块块矛盾以及条块矛盾等(Lieberthal & Lampton , 1992 ; Lu , 1997 ;应星,2001)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此类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利益和关注点并不一定和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一致,甚至会相互冲突,尤其在前者的发展项目违背职能部门规章时更是如此。这种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则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抵制地方当局侵权提供了空间。正如本个案所展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的“裂痕”和媒介的初步开放都成为被维权积极分子利用的“政治机会结构”。也就是说,相对无权的市民可以利用高层职能部门的支持来制约作为国家另一部分的地方当局侵权行为。
然而,并非所有的市民维权者都能利用这种机会结构,因为要么它们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要么市民抗争者即使知道其存在但却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因此,市民维权运动者需要某些渠道获取这样的信息并学习如何利用这种机会。本个案展示了这一点。实际上,在A 市,有些市政府部门和N 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很多矛盾;前者对于后者的特权很不满,因为后者损害了自己的权威。和其他社区集体行动组织者不同的是,绿街一村的维权积极分子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了解到这种“裂痕”,而且在其官员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在运动第二阶段开始时,由于N 区的特殊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愿与当地政府公开发生冲突。但是,沈和其他维权积极分子有意识地不仅向市园林局、规划局、媒介等汇报当地政府的违法项目,而且向这些市级机构报告地方当局对其权威的轻视态度。本来就对地方当局不满的园林局等部门因此倾向于更公开地支持市民维权运动并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种支持最终导致了地方当局的失败。
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针对地方当权者的民众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本研究检视了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发现,“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是当前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当前促使集体抗争爆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则有三个主要面向:行政体系的相对“分裂”、媒介的初步开放以及法规政策的逐步完善。媒介的开放、法制的进步使得群众的权益意识有了明显增强,并开始学习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体的相对开放导致了业主委员会等社区性NGO 的出现,为群众性维权活动提供了组织依托。
但是,这种结构性机会的显现以及“以法抗争”策略的运用都不能充分解释市民维权运动何以能够发动以及发动之后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和侵权问题时,有些街区发起抗争并获得成功,有些虽然发起了抗争但却失败了,更多的街区则缺乏任何集体行动。因此,本研究主张以关系网络这一因素来解释这种差异。换言之,在当代中国,除了法律政策外,维权积极分子还必须运用关系网络作为集体抗争的重要武器,才有可能获取国家权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
实际上,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关系网络是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其重要性的上升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反映。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以单一阶层为基础的“单位”(大多数成员具有相似的收入和地位) 。当时绝大多数市民由国有单位集中管理,因而其集体行动往往以单位为基础。然而,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区建设的兴起,街区越来越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越来越多的集体行动开始以跨阶层(市民分散于不同单位和职业) 的街区为行动单元。关系网络因此便成为促进社区团结和在横向上动员普通市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垂直性关系网络对于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市民动员国家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比起那些纯粹由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发起的“维权”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各个阶层人士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精英,其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便更有可能建构垂直网络以促进集体行动。因此,这些横向和垂直关系网络的存在与否、性质如何和强度高低,决定性地影响了街区层次上市民维权运动的出现及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关系网络是个双刃剑,既可能为维权市民所用,也可能为侵权的地方当局所用。本案例说明,只有在保证其维权活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普通市民才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获取成功(注15)。换言之,关系网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关系网络尤其是垂直网络与社区运动之间关系的检视将促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尽管作为市民维权的主要方式的信访渠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解决问题(注16) ,但却为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正如本个案所示,虽然法律已经成为民众抗争的重要武器,但司法体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群众维权的重任。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受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此情况下,无权的市民实际上无法利用司法部门来抵制地方当局的侵权(注17) 。因此,在司法体制本身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体系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群众权益上目前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弱势的维权市民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权力资源。
对上访技术和时机的精确把握和应用可以使弱势市民生产出社区权力以和地方行政权力相抗衡。在大多数遭遇地方当局侵权的百姓看来,信访渠道是他们唯一的得以表达冤屈和诉诸国家权威的垂直网络,并让其抱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这条垂直网络的存在使得群众一旦在遇到基层政府侵权时,不至于便立即对整个政治体制丧失信心,从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在本案例中,一些核心维权分子表示,如果A 市市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就将集体到北京上访。这说明:正是由于上访渠道的存在,这些维权积极分子坚持在不触犯法律的框架之中行动,而一直没有采取真正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过激行为。如果失去了信访渠道,群众因为遭受侵权而无法申诉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
本研究也发现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本文展示的城市市民维权运动在当前中国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和其他地区相比,A 市无论高层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要相对“文明”的多。在本案例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基层政府,即使在和居民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对维权的市民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打压手段。而近两年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广州“孙志刚事件”、湖南嘉禾拆迁等大量公开出来的事件说明地方当局侵权和市民抗争现象在当代中国其他城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结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地方当局为核心的地方性“增长机器”(开发商、政府、工程队等联盟) 。这些利益集团片面强调自己的发展计划和集团利益,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贯彻和普通市民权益。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互信的缺失(注18) ,以致引发了大量的集体抗争。结合上述有关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在政治环境上,它们都面临着法规政策的完善、政府一定程度的容忍、“分裂”的行政体系、大众媒介的开放等“政治机会结构”。在行动目的上,它们主要聚焦于维护具体的社区公共利益,但开始有追求社区民主权益的迹象。在抗争对象上,和西方“新社会运动”(注19)不同的是,它们不但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反而利用其抵制侵权的地方当局和工商组织。在行动策略上,它们不但利用现代法律作为武器,而且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进行动员。在行动单位上,它们主要以各自的社区为行动单位,但目前已经在更大范围上出现了扩展和联合趋势。
在组织依托上,它们不仅在维权积极分子中建立了紧密的非正式网络,而且开始利用业主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运动领导上,它们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群众领袖和精英小组,这些群众领袖在农村中和同辈相比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更丰富的阅历,在城市中则表现为具有更高的维权“热情”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在参与对象上,它们的参与者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但目前城市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表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开始参与集体抗争。在行动后果上,虽然它们不像西方“新社会运动”一样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动力,但它们确实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善地方治理秩序。
此外,从上述几个引起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处理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成功的“维权”事件都遵循着相似的博弈轨迹:地方当权者对普通市民施加不法侵害,后者不得不利用媒介等非官方渠道来诉诸高层政府,由高层政府对地方当局的不法行为进行干预。在这些事件中,新闻媒体作为比较中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或者说,逐渐发展的大众媒介作为垂直性社会网络发挥了链接国家和普通民意的作用。因此,正如本个案和这些事件所揭示的,在目前阶段,中国市民社会运动的方向,不是所谓反对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是要利用信访渠道、新闻媒体等垂直性网络联合国家对地方“增长机器”进行监督和制约。只有如此,市民权益和国家权威才有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注释:
* 本文是基于我2001 年初完成的关于本运动个案的民族志写就的。上海大学董国礼副教授、中山大学朱健刚博士当时就此个案和我进行了很多探讨。特此感谢这两位先生在我早期研究中所给予的支持。本文于2003 年9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ARI ,NUS)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A/ P Chan , Ching Selina ,A/ P Khondker , Habibul Haque ,Professor Zou Keyuan , Professor Chua Beng Huat , A/ P
Hadiz , Vedi Renandi , Dr. Cai Yongshun ,Dr. Yang Der - Ruey , Miss. Nah Han Yuong Alice Maria , Mr. Kumbamu Ashok and Mr. Ruan Hengfu 都对本文各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此特向以上各位以及其他在此研究上给予我帮助的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
注1:在本个案的研究地中国南方大城市A 市,由于环保宣传工作的普及和深化,各种组织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街区的绿化环境当前已经被社会各界视作该地“档次”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房产价格。
注2: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运动时,李连江、欧博文(1997) 和于建嵘(2004) 先后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两者都指农民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侵权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于建嵘认为,“依法抗争”是指农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和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很少直接挑战侵权的基层政府;“以法抗争”是指农民以法律为武器直接挑战违规的地方当局,而以诉诸国家为辅(参见于建嵘,2004) 。换言之,较之于“依法抗争”策略,“以法抗争”采用更多形式激烈的集体行动。
注3: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本文所有地名、人名等都作了技术处理。
注4:参见Bennett & George (2000) ,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ing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Similar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ci 。
注5:当然,沈并不是相信一旦居民发现并向上报告开发公司的违规证据,高层政府就会自动依据这些证据惩处后者。他是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经常打交道。他很明白,在实践中,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都把法律和政策看做“官面文章”,而基层政府也往往在执行政策时实行“变通”之策,或实际上执行各自的“土政策”。高层政府有时候也了解基层机构有违规或“变通”行为。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基层机构“变通”不太过分,或不引起其他人的抗议,上级政府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当前行政体系中的“潜规则”,即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但是如果群众抓住了当权者违规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政府严格“依法办事”而不能“变通”。正如应星(2001) 在农村研究中发现,一旦群众搬出法律和政策条文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严格执行时,至少在正式场合,没有官员敢于冒政治风险否认“依法办事”的正式规则,并不得不承诺按法规办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和官员朋友的交往使得沈很了解这些游戏规则。沈等认为,采用上述策略一方面可以给上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居民的维权行动显得“合法”,从而使自己掌握主动权。从实质上看,这些市民维权者的策略就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的抗争,类似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依法抗争”(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 和“以法抗争”(于建嵘,2004) 策略。
注6:沈所谓的公关,是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私人渠道动员抗争力量,这些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上下级关系等。在沈等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动员这些私人关系是为了社区公益的话,那些做法就是正当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斗争技巧,沈在此后几年一直坚持自学公共关系学和法律,并参加了相关专业文凭的考试。他指出,要用法来维权,“ ……首先自己要学法、懂法,才会用法。”。
注7:应星在对农村上访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高层政府和上访民众之间“拖”与“缠”的博弈。他发现,对于大量涌现的民众上访,高层政府通常采用“拖延”策略来“过滤”出“真问题”。而有经验的上访者就采用连续的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的办法来寻求问题的尽快解决(应星,2001) 。
注8:按照党纪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参加上访活动。对此,曾经多次参加上访的维权运动骨干、党员刘先生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公民,因此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忠实代表,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群众的利益。”可见,对于这些党员维权积极分子来说,公民权益比党的纪律更加重要。
注9:N 区在A 市具有特殊地位,享受类似于“特区”的待遇。它被赋予了比A 市其他区大的多的权力,其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A 市副市长。因此,在N 区辖区,地方政府常被赋予“特区特办”的便利。
注10:这些维权积极分子指出,“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土地确实是国家的,但国家是老百姓的。人民是通过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法规以体现自己意志的。党中央提出要依法行政,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可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绿化条例办,没有按照物业条例办,没有按照规划条例办,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国家的真正代表是法律而不是基层政府。有关法规规定公共绿化不得非法毁损。所以我们百姓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威信。”。
注11:那位官员指出,在高层政府看来,毁坏机器意味着“打砸抢”和“搞破坏”。如采用这种“干扰性”策略,正如应星和景军(2000)所指出,就可能超过了国家容忍限度而导致“引火烧身”。
注12:有一次,沈发现在街区中心绿地的施工告示上,地方政府使用词语不当,有损市规划局权威。沈把这个告示牌拍成照片,并随即报告了市规划局。后者对此十分不满,立即派出官员到场检查并向地方政府抗议;后者不得不更换了告示牌。沈等也声称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抵制地方政府,也有利于维护上述部门的权威。
注13:沈认为,中国法制建设落后。N 区地位特殊,其负责人是A市副市长。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制约区政府。他说,“从法律上说,它(区政府) 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权势来说,它肯定比你(司法机构) 大!”所以,沈相信只有通过上访诉诸高层政府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注14:比如,在一般时候,中央容忍群众去北京上访。但在有些敏感时期如国庆节等,这种行动就被严格控制,因为它可能使中央政府难堪或“丢面子”。这种“敏感时期”就是一种界限。然而,这样的边界往往并不明显和确定。很多集体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无法把握边界问题而导致失败和危险。
注15:正如沈先生指出,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支持他领导的护绿运动,一方面固然有个人关系的缘故,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护绿运动是居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正义行为”。
注16:根据有关报道,在目前中国群众诉诸国家信访机构的大量问题中,实际通过上访成功解决的只占0.2 % ( 参见赵凌,2004) 。
注17:这一点也为大量相关调查所证实(参见包永辉等,2004) 。
注18:如前所述,在本案例中,绿街居民自沈先生展示基层政府违规证据后,就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虽然目前事情已经解决,但这种不信任气氛仍然存在。在应星(2001) 的调查中,他也发现当地老百姓总是认为“山阳的天黑暗着呢!”。
注19: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60~70 年代在西方爆发的女权、环保和反战和平运动等。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国家(参见Habermas , 1981 ; Mamay , 2001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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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运动作为一项竞技运动,较量的不仅是体能和技术,也是对心理素质的考验。通过探析羽毛球运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了解羽毛球运动员情绪变化的特点,探究羽毛球运动员心理状态的特征和一般规律,结合实践经验,从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三个阶段提出相关心理素质训练的对策,旨在促进羽毛球运动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为我国羽毛球运动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心理素质因素对羽毛球运动员训练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羽毛球项目要求运动员在瞬间对变化的球路做出精准的判断,羽毛球在运动分类上属于隔网对抗类,比赛成绩除了受技战术、场地、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受运动员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较大。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以及数理统计法对相关内容进行整理与统计。我国羽毛球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与大赛成绩均具有很高的水平;然而,近年来运动员心理训练备受教练员与体育科研人员的关注,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队员在训练与比赛中还存在一些心理问题需要解决。
根据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趋势来分析运动竞赛与训练的情况,运动员要想在国际大型赛事中创造出较高的运动成绩,获取个人最好的运动成绩,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运动员的心理因素对运动员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并有扩大趋势,比赛的层次越高、竞争越激烈,比赛的最终结果受心理因素的干扰就越大越深,某些特定环境下,成为左右比赛走向的一大因素。正如国外运动专家所说,高水平的体育竞技赛事就像电脑程序中的应用一样提前设计好了,对比赛不起关键作用,技能不是决定比赛最终结果的因素,而是激烈对抗状态下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稳定能力。该研究通过对相关高水平羽毛球运动员心理的调查研究,探寻心理素质对羽毛球运动员训练的影响因素,以及对羽毛球运动员的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我们基层羽毛球运动员在心理训练和科学的选材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是以西安体育学院羽毛球队的男子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年龄都在20.1±1.2岁,羽毛球训练年限在3.2±0.6年,身体健康并无任何心理疾病。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知网和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著作与书籍,并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汇总,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2.专家访谈法。为了使本研究的相关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向有关心理专家、运动训练专家和专业教练进行相关内容的咨询和探讨,以使调查的内容更加科学合理。
3.数理统计法。将所观察与调查到的内容与相关数据,利用SPSS22.0专业统计软件与Microsoft Excel2007进行统计学分析,经过处理得出相关结论。
(一)我国高水平羽球队员心理状况的研究
运动员的赛前心里紧张在任何一项体育项目中都会遇到。特别是在羽毛球比赛中,运动员便显得较为突出。在比赛之前,队员身体就会表现出脸色苍白、手心冒汗、不停地想去厕所等现象。心理准备不足,对对手的实力与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受场地、灯光等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从而使队员产生焦虑不安、不知所措的神情。
(二)关于心理训练的定义和影响因子
1.心理训练的相关内容和意义。
运动员心理训练主要是指在专业心理人员的指导下科学合理的针对每一位专业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心理变化过程施加特定影响的过程。针对运动员心理素质的训练与提升,主要目的是运动员在大赛之前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无论发生什么都能泰然自若的去准备自己的比赛,外界环境再怎么变化,运动员都能够按照要求进行自我调节和激励自己,具有强大必胜的信念品质。根据科学定义,我们日常将心理素质训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普通心理素质训练,第二类是特殊心理素质训练。普通心理素质训练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运动员专业方面的心理素质能力水平。特殊心理素质训练,关键是提升运动员具备该项运动所必需的特殊心理品质。
2.身体机能的状况水平。
大赛之前,运动员的心理波动极易影响到运动员的赛前准备状况,造成心理极度紧张,严重阻碍了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发挥,比赛之前集中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呼吸系统、排泄系统、循环系统以及代谢系统等产生一系列不好的反应;比赛激烈时身体机能水平差的运动员神经系统会出现反应迟滞现象,且伴有肌肉发抖情况。因此,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思想专注度较低、本体感知觉降低等,严重者使得体能很快不支,由此造成的运动员技能水平大大折扣。
3.运动技能因子。
运动员心理水平不稳定直接会引起运动员技术水平的发挥和表现。当实力不及对手时,运动员极易激动、没信心,从而导致比赛失误猛增、技术动作变形严重,无法掌控比赛;若水平高于对手时,易发生轻敌,常常被对手轻易追分或者逆转;两者实力相差无几时,因专注度与意志力不坚定,打不了持久战,特别在重要比赛关键时刻时,求胜心切、久攻不下、丧失斗志、丢掉比赛等情况时有出现。
(三)心理素质的训练方式
1.健康性方式。
运动员心理训练主要是指在专业的心理人员、科学合理的针对每一位专业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心理变化过程施加特定的影响的过程。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心理训练时首先要使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受到保护,保护其隐私、相互尊重,应该关爱每一位运动员,从提升其体智能力的角度出发,加快运动员更好更快、健康的发展。
2.个别对待与因地制宜原则。
对每一位运动员进行心理素质训练时,教练员都应当根据个人的实际进行,切忌不能搞一刀切的训练模式和思想。对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时,务必让训练内容等切合实战的要求与标准,更好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战水平。这样一来运动员的心理适应期才会被大大的减短,同时对心理训练方法的创新起到一定的提升,促进其更好地达到预期效果。
3.虚拟训练和实际战况训练。
虚拟训练法对运动员心理训练的提升比较有效,而且对运动员比赛成绩的提升效果比较明显。通过对虚拟训练的切身体验,可以有效的提升运动员自身感知的水平,使运动员能够更快地适应比赛环境和氛围,并且逐渐消除运动员对赛前环境所产生紧张状况,由此使得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并且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力也能得到增强。虚拟训练根据深入的层次可以分为浅层虚拟与实际战况模拟训练。实际战况模拟训练是指日常训练过程中尽量的设置与实际比赛的环境相一致的氛围,让运动员尽快融入其中的训练方法。情报人员尽可能准确地向教练员提供所搜集到有关竞争对手的所有信息,以便于教练员有针对性的进行实战模拟训练,并研究制敌的有效方法,从而为运动员的良好发挥打下扎实的基础,为最终赢得比赛服务。
4.比赛期间的调节作用。
心里紧张、精神压力大等情况都是所有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经常遇到的现象。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常常会采取各种方法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从而消弱不良因素对自己心理产生的影响,例如和队友聊天、大声唱歌等等。除此之外,进行自我情绪放松的方法还有呼吸调整法、针灸法等,这样都能够促使运动员的心理趋于平静状态。科学合理的改善呼吸方式,不但有助于快速平缓情绪波动,还能提升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使机体活力增强,加快代谢物的代谢,有利于身体疲劳的恢复和运动技能的发挥。
(一)结论
1.高水平运动员不仅应具备较好的体能储备与获胜的杀手锏技术,而且应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上取胜,并获得较好的运动成绩。
2.心理素质后天的可塑性比较强。因此,其与技战术、身体等素质一样受后天因素影响较大,均可通过训练得以提升。
3.心理素质的训练不同于其他身体素质的训练,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个性,基层教练员必须遵循其规律对运动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训练。
(二)建议
1.现代竞技体育的竞争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战术和体能层面,已经深入到每一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层面,其对比赛的胜负意义非凡。因此,应当加强运动员的心理训练,促使队员在赛场上更好地发挥出技、战术水平。
2.在当今高强度的比赛与训练过程中,教练应当时时关注队员的临场发挥与情绪变化,并且适时给予指导和发泄,保证队员正常的发挥竞技水平和心理压力的释放。
3.在日后的基层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员的选材过程中,教练员应当加强对优秀苗子心理素质层面的考察和综合分析,才能够为好的苗子运动员在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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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性格完美、智力正常、认知正确、情感适当、意志合理、态度积极、行为恰当、适应良好的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太极拳运动对心理健康的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古代医学著作中也有诸多关于身心关系的描述。如“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因郁而致病”;“因病而致郁”等。《吕氏春秋?尽数》中指出:“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这一表述清楚地阐明了运动有益于身体和精神健康,以及身体和精神相互依赖的关系。现在社会中,由于信息交流加速,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生活压力大,人们往往都处于身心紧张的状态中,心情容易急躁、感情容易冲动、忧患、焦虑、精神高度紧张,经常感到身心疲惫。许多人面临精神方面的问题,而长期的不良和紧张的情绪又是许多心身疾病的重要致因。
认知行为假说认为:“锻炼可诱发积极的思维和情感,这些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对抑郁、焦虑和困惑等消极情绪状态具有抵抗作用”。分散注意假说认为:“体育锻炼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使他们能够分散对自己的忧虑和挫折的注意”。太极拳运动要求动作松柔、圆活、松而不懈、身正体舒、气沉丹田、内劲节节贯穿,以求达到导引经络,通常气血。所谓“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心静体舒”,有意识地、能动地控制调节中枢神经和植物神经系统。
以上太极拳要领的综合运用,可解除神经系统过度紧张,减轻压力。另外,长时间的太极拳锻炼,对发挥正面A型性格,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明显效果,达到积极进步而情绪稳定,充分考虑和照顾周围人群和环境因素、谦逊随和等良好情绪,从而延缓生理、心理的衰老速度。改善人际关系,使社会安定;同时,消极情绪(如冷落感、孤独感、抑郁感等)会逐渐减轻和消失。
另外,太极拳对因失眠造成的心理功能障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能延缓记忆力、注意力的衰退,改善信息加工速度,调节思维运动、抑制能力,提高稳定性有良好影响。这些对调整心理状态都有显著促进作用。太极拳的动作较为复杂,学习起来较其他项目困难,如果通过他们自身努力完成了学习任务,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我成就感,从而提高自定效能。这些都有助于打破与抑郁、焦虑以及其他消极情绪相关联的恶性循环。
太极拳其拳理是以太极思想为指导,老子主张“道义”,提倡凡事不应急躁,更不能逞凶斗勇。太极拳作为道义之拳,重德之拳,要求练习者只有深怀道义之心,多做对社会、国家、集体有益的事情,少索取,多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争名利,才能真正从思想深处解放自己,“致虚极、守静笃”,保持恬淡虚无状态。“拳虽武艺,得其正道,无往不宜”(陈鑫语),太极拳是正道,练习者从中可以悟出立身之本,做人之理,不断追求精神健康,道德高尚。
太极拳运动对心理健康的意义探讨
太极拳练习要求是在松静、柔缓、圆顺、驰张的基础上做螺旋缠绕的意识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和要求对调节心理有良好的作用。
松,指精神和形体两方面的放松;静,指思想与情绪上的安静。以自然为法,以舒适为度的松静,能有效减轻人的应激反应和精神压力,改善紧张焦虑状态、强迫症状和躯体化反应,对人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使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处于最佳状态。
太极拳运动是意、气、形的整体运动,既练意又练气,既练神又练形,意气相随是行功的法则。这种运动方式充分发挥了脑(心)对生命过程动态变化的控制作用,强调通过意识指挥下的精微的肌肉运动,对人体经络产生刺激而使体内之气调动、聚集、充实起来。而太极拳练习要求人体注重运用精神意念的一紧一松,使内气运行流畅,肌肉收缩有律,紧、松、刚、柔互为其根,周而复始。一紧一松的精细的肌肉运动又可使人体运动的节律趋同于人体的生物节律,同时也有利于内气的起动与发放,使丹田之气鼓荡。
太极拳动作的圆活是以脊柱为轴,并通过两腿的虚实转换和重心的左右移动所产生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来带动四肢进行或大或小的弧行运动。太极拳的技术动作柔顺和缓、沉着稳定等特点所表现出的心意慢运、肢体缓随的行动节奏,体现了太极拳运动的低强度、长时间的值下运动特点,它可避免由于大强度运动后,给人体生理带来的各种负效应。这些运动方式有利于人体的有序化,而这种人体运动状态的有序化,能达到重新调整精神,塑造行为的目的。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化底蕴、辩证的养生之道和超然的运动心态,都决定了它不仅有利于人们的躯体健康,更有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太极拳已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川。它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行拳方式,为练拳者提供了特殊的文化氛围,给练习者提供了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社会教化,此极有利于塑造练拳者谦和的道德情操、坚韧的人格力量和空灵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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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最大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巴以问题有着重要影响。 1987年,哈马斯在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中应运而生。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巴勒斯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朝着温和化和务实化的趋势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哈马斯在巴以关系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哈马斯提倡现代伊斯兰主义,有学者将其崇尚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归因于宗教狂热。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
关键词:哈马斯;民族主义立场;巴以关系
自哈马斯诞生以来,从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到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再到2007年巴勒斯坦大选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可谓逐年增多,长涨不消。此间巴以和平进程虽有进展,但民族矛盾长期存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谓此起彼伏。一方面,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不断制造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不时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弹;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军事袭击使得巴勒斯坦人民骨肉分离、流离失所。
1989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了第一次军事袭击。1991年,哈马斯的武装组织卡桑旅建立,以独立的战斗小队形式实施军事袭击。1994年之后,哈马斯的武装抵抗愈发激进,自杀式爆炸袭击开始成为主要斗争方式。1994年到1996年,哈马斯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以色列人员伤亡。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期间,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据统计,2000年9月到2005年12月,以色列共损失了1080人,巴勒斯坦伤亡达3570人。此外,哈马斯对巴以和平进程持抵制态度,曾经发动群众谴责运动,同时进行媒体宣传,利用报纸、杂志、哈马斯领导人录制的卡带、书籍、传单公报等传达出抵制和谴责的信息,以此反对以和平进程。[1]
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也从未停息。从2008-2009年的“铸铅行动”、到2012年的“防务之柱”、再到2014年的“护刃行动”,以色列多次对哈马斯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装备,巴勒斯坦人只得在差距极大的力量对比中,过着无家可归、颠沛流离、骨肉分离的悲惨生活。新月地带烽烟四起,巴以两国人民在战火之下时时置身危险之中,经常无辜受害、受到连番惊吓,值得同情和关注。
关于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学者认为,正是哈马斯作为伊斯兰主义组织所固有的极端立场和暴力属性,使得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增多、和平进程停滞;哈马斯则蓄意破坏和平,是巴以和谈中的“搅局者”。西方学界多数学者持上述观点。《巴勒斯坦历史词典》中将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立场,“哈马斯反对以任何形式同以色列达成和解,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因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瓦克夫’(宗教财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我国学者陈天社认为,哈马斯掀起的宗教狂热,是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阻碍,“伊斯兰激进势力对巴以问题的政治解决构成了重重阻力,导致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上升,而阿以冲突的长期持续,又成为滋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的温床,从而形成一个怪圈,周而复始,循环不己。”[3]
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对,部分学者认为哈马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民族主义立场并非源于宗教狂热,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哈马斯也并非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的终结者,相反是从法塔赫手中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阿扎姆?塔米米在《哈马斯:非书面章节》中认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受到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待遇的前提下,暴力行为是“合法的暴力”[4]。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从国内政治层面阐述哈马斯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吉哈德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有政治层面的内涵。如果政府存在,那它会履行保护人民免受侵略和占领、代表人民权利的职能。但在巴勒斯坦,由于政府的缺失,吉哈德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在该种情况下,民众会因为其他政党的军事行动而给予其政治支持。”[5]
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武力抵抗的民族主义立场。
从动态层面看,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是法塔赫时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民众对巴以和平进程的不满和对法塔赫的失望,转化为对暴力抵抗的狂热和对哈马斯的拥护。一方面,和平方式固然最佳,然而和平需要双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权力分配的得当,此外更需要秩序;在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和平进程自然无法继续,巴以关系转向暴力解决是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塔赫无力继续完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只能由哈马斯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
从静态层面看,巴勒斯坦的社会政治现实塑造着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暴力斗争的立场。一方面,强制压迫和恐怖暴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色列的步步紧逼使得巴勒斯坦人无处安身、性命不保。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哈马斯不得不选择“以暴制暴”。另一方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军事行动的目的也是赢得民心、争取选票。换言之,在充满军事威胁的政治环境中,武装斗争强化了哈马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诚然,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自杀式爆炸袭击行为多发生在例如咖啡馆、公交车站、市场等公共场所,时常伤及无辜平民,使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人民生活在危险之中,时常朝不保夕、骨肉分离,可谓生灵涂炭。
综上所述,哈马斯在巴以问题上略显激进的立场,是历史的结果和现实的选择,而并非因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固有极端倾向和暴力属性。伊斯兰主义作为哈马斯政治活动的一面旗帜,自然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并非导致恐怖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反之,若将巴以之间频发的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归咎于哈马斯和伊斯兰主义,不免落入唯心主义的桎梏。
以动态视角审视,近70年的巴以冲突经历了从大规模战争到地区冲突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巴以冲突以大规模战争为主,例如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1967年以色列吞并加沙和西岸。自9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取代了大规模对抗,例如1987年大起义、2000-2005年阿克萨起义、2008-2009年“铸铅行动”等,皆发生在加沙,且只以哈马斯为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巴以双方从五、六十年代的武装冲突,到七、八十年代和平进程的启动,再到1994年和平协定的签订,巴以关系明显渐趋缓和。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的此消彼涨,预示着巴以关系和平解决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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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但它基本上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因此,对它的界定也颇多争议。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由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所以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较为平衡。而中国则由于传统的文化主义的历史积淀,再加之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战,还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从而集聚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这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就不能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有着时间的先后。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适性的政治理念都有着相应的影响,这些也决定了民族主义的走向。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人民主权 文化主义
民族主义在当前学术界已渐受青睐,也引发了相应的思考和无休的争论。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近现代的理论形态和社会运动,它的出现是在民族国家之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产品。中国与西方有着异质的政治文化、思维理念、历史传统和社会基因,在近代民族主义分别与之相结合,便演绎出不同的发展进程和行进轨迹。理清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理解时下全球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进一步深入探讨民族主义在当今民主化大潮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预测民族主义的走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太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政治思潮,因而它的含义较难把握,对它的界定自然也层出不穷。这里简单介绍几种当下较为流行的观点。
一些学者沿用政治学中"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创始人(诸如黑格尔等人)的定义,强调一种基于民族意识之上的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意识"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包含着精神上、道德上、理念上对国家的认同。这里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国家主义"。(1)这些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团结,并承担起保卫它们的责任。
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未在欧洲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情绪,是指对以相同文化、语言、种族为基础的国家、社区或集团的忠诚。(2)这种民族主义纯粹建筑于文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同种性上,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态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从属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因素。只要是基于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哪怕是独裁专制或是无道昏君,也不能背离这种忠诚。这种界定明显是带有贬低意味的,相应地,这些学者很自然地认为民族主义一般总是为君主、专制或独裁政权所提倡或宣扬。
一些学者犹以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为代表,提出了"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即进攻性民族主义、非进攻性民族主义。(3)基于一种归属感和同自由相平衡的认识,非进攻性民族主义关注文化的自决,强调民族的归属情结和民主精神,(4)赫尔德把此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则轻视、拒斥、压制,甚至欲先毁之而后快,它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神权政治等。"在人文主义大师辈出的德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民族主义演变为不同民族精神之间的流血战争。甚至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也对个人的自由造成了威胁。"(5)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理论简单、力量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6)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是薄弱的,因而最易为人们掌握。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这里,我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及人民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实际上,这就包含着两层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这是民族主义的载体;第二个层面是主观的心理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政治认同及爱国情绪。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当民族主义获得载体,即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便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已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民族主义的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与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相互关联的。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及程度是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自然,人们对其的认同感也不尽相同。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因此,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景观。
简单地说,西方民族主义(即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7)
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却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结构、分配、组合,构建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因素。在民主因素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了,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从此,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不再分离。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从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参与者。
从这一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提供了原动力,一个是集体自由(民族自由),一个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民族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由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表达而已。原本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由的政治与法律被应用到民族问题之上。人民的意志可决定该由谁来统治他们及其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的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民主国家可以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而得以独立,这一思想发端于16、17世纪。当时国家面临着两个主要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两者分别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和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制解体后,随之兴起的是地域国家,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君主掌握着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这样,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提供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实行统治的道德与合法性的基础。(8)16世纪和布丹和18世纪的莱布尼兹对君主专制合法性的论述无疑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但不久,君主王朝政体也暴露出了弱点。到18世纪未,君主王朝已经没有能力再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国王的一已私利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代表和伸张民族大众整体利益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民族开始自觉地起来保卫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并迅速走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而言,人民主权意味着君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政治阶层都无法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时的"民族"概念近似于"政治主体"和"民主"的概念。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把理想转变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把政治理想外化为一种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民族国家通过这一过程,把民族主义体现在民主的制度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
实际上,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过程。首先是资产阶级。资产者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利用不同的路径(或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利的胜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其次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与资产者利用经济权力参与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普选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看,工人阶级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平民化"的过程,(9)而实质却是人民权力与民族权力的一次联结和融合。
民族主义发端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在英国清教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发展。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进入高潮,持续约为一个半世纪,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0)
在18世纪未到19世纪中期的第一阶段,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欧洲联盟的干涉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其他欧陆国家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后这种爱国主义演变为拿破仑帝国主义,使欧洲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费希特、意大利的马志尼等,均颂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描绘民族复兴的前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族优越感。但总的来说,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西欧和北美的民族独立基本实现,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渐渐转为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特莱奇克、法国的巴雷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大多吹嘘本民族的文化优势,随意贬低其他民族,并主张依靠战争向外扩张。德国纳粹党的民族主义最为极端,已同疯狂的种族主义熔为一体,追求日耳曼人对世界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主宰和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族主义迅速衰落。总结这段历史断面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一旦超出爱国主义的合法性范围而走向极端,便可能成为破坏性的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7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图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金和技术、商品和劳务、人员和思想文化跨国界流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网络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生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对近代发展而来的民族主义也提出了深刻的挑战。(11)到了80年代,由于受经济因素、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情绪的诱发与催化,民族主义又走上了复苏的道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取强势的运动。"(12)尤其到80年代未,强大的苏联和东欧在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强力与韧性。伯林曾描述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受了伤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了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东欧和苏联,现在就像一个裂开的大伤口。"(13)
在传统中国中,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不是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主义,这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14)较近,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长期统治中国。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因此,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而发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这种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性。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应对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了文化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侵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论述,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
这种转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当时中国国家建立与发展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说,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15)
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设计和方略,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又都诉诸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首先认识到的是西方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中日战争的失败,政治精英们从历史的波折中认识到政治制度以及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想赶上西方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人民。王韬认为要把两者结合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而且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才能做到。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
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改革已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已是必要的,于是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要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给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存在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这样,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孙中山最初强调较多的是人民权力,后又转向了民族国家和组织方面,并基于此的考虑,在1960年提出建国的三大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后又受苏联影响,认为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则是首要任务。他主张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组织和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蒋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人民大众,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16)正如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是的国民党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人民大众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从以上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动的复杂性。民主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说来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的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由于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这样,人民主权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是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必然对其他社会发展趋势如民主浪潮、社会发展、公民社会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那么民族主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民族主义与相关的问题做以考察。
民族主义对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着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着正面的作用。因为,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效仿别的国家或模式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民族主义是具有二重性的。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应该接纳外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17)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
民族主义不必然会成为一种对民主化的抵制力量。这个观点的论证实际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意识是如何被诠释的。民族是由一致赞同团结、而不赞成分离的社会成员构成的;而所谓的国家,则来源于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如果这样来理解国家和民族,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因为,民族意识可以成为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源泉。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团结一致的意识,民主政治是无法运作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一个政府也许仍然可以运作,但是民主政治肯定会运转不良。
根植于地区性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的全球化趋势的自卫型反应,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绝不是一种最好的回应。而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在每一种文化传统的范围内重新诠释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比如,可以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诠释自由的含义,并设法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关于自由的某些论述。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地把西方的价值观引进到本国的文化中,或把西方政治准则强行介入自己的传统之上,而是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角度,重新创造出或重新诠释自由、人权等这种理念。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也有一些起码的价值观和权利,是不需要在各自的政治言语中重新解释的,是应该在任何社会都被保障和尊重的。例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是如此。
对于当今的世界与各国的社会现状而言,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同样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不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温和的、开放的、理性的、尊重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伯林曾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它的理论根基是自由理念和价值多元论。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的,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它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民族凝聚力。(18)但这种凝聚力往往以游离于两个极端的形式存在,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以致在社会中集聚成专横的权力,甚至动员人们作出愚蠢的举动。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总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而要想发挥民族主义的作用,就必须在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对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民族主义。我们承认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民族主义对当今社会的潜在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该就是寻找民族主义与当今现实的结合点,使其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能量与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76页
2、 商戈令:《读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95页
3、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4、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5月,第141页
5、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6、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0年1月,第251页
7、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
8、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09页
9、 关于人民主权的"平民化"问题这里不能加以详细阐述,但这不等于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3月版,第125页
11、 张谦:《民族国家、全球网络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6月,第262页
12、 《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与伯林对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第213页
13、 同上文,第215页
14、 相应的论述参见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15、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13页
16、 相关论述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9页
17、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第177页
18、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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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球运动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一项新型的排球运动,同时是一项技术难度小、运动负荷适中、有较强趣味性以及高观赏性的综合性健身运动项目。现如今,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已经是改革发展的必要内容,是保障公民权益、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然选择。只有通过大力推进全民健身活动,不断增强人民体质、提高民族素质,才能实现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以及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气排球运动的健身价值及其推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气排球运动是一个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体育项目。本文从气排球运动的起源,发展历程,现状,推广和研究的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论述,让更多人了解气排球运动,并喜欢此项运动。
关键词:气排球;健身价值;推广
气排球运动是我国一个新兴的群众体育项目,二十年来越来越被接受,并受到群众的欢迎,成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健身娱乐项目之一。近年来,随着人们改变健康意识,健康理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可以看到气排球运动在全民健身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点正反映了气排球运动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我国对气排球运动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它的价值和推广程度还够深入和广泛,所以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推动这项运动。
气排球运动是我们国家的新兴体育项目。1984年,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为了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他们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在没有规则的限制,组织退休职工用气球在排球场上比赛。但是由于气球太轻,又容易破,于是又改为将两个气球套在一起,后来还用孩子玩塑料球代替,参考排球运动规则制定简单的规则,最终将这项活动名为气排球。
(一)气排球有着重量轻、体积大、球体柔软的特性比赛用球重约100~150g,比普通排球轻100~150g;圆周79~ 85cm,比普通排球圆周长15 ~18cm;由聚氨乙烯薄膜制成,故球体较柔软。气排球的特点使它不受性别、年龄、技术水平的限制,运动的技巧性降低,比赛中球的飞行速度减慢,来回球的次数增加,击球花样增多,受伤的机率降低,初学者对球的恐惧感消失,因而大大的提高了气排球运动的趣味性。
气排球具有重量轻,体积大,柔软的特性,比赛用球重约100~150克,比普通排球轻100~150克;圆周长79~85厘米,比正常排球圆周长15~18厘米;球体软。从性别,年龄,技能,技术的限制分析,气排球运动对技术要求较低,运动强度不大,在比赛中气排球的飞行速度慢,双方来回击球次数比较多,花样也多,因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初学者学习气排球的乐趣和积极性。
(二)气排球运动对场地没有很高的要求,有足够的空间再拉上网就可以进行。最常见的是用羽毛球场代替。而且对设备要求简单,价格低廉,特别利于在群众中开展。
(三)规则简单。气排球运动规则与排球规则大体相似,因为是老年人发明的,所以改动的部分也都是根据老年人运动的特点来改进,主要还是参照排球的规则进行比赛。不同的是上场队员为五人, 进攻线内禁止扣球,类似于排球的后排进攻。每球得分制,并且得分后轮转换人发球,即得胜方也是每得一分都必须换人发球。对持球的限制也较小,可以双手托球,但不能有明显的持球动作。
(一)对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机能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气排球运动是在执行非乳酸能量供应系统中的一项运动。通过气排球运动,既能提高有氧代谢能力,也可以增加呼吸系统的力量和耐力,推迟心血管系统的老化过程,增加心输出量,增强氧运输送系统的功能,改善肺通气量。长期参加气排球运动可以改善人的精神状态,增强体质。
(二)消除身体疲劳,降低应激反应
通过气排球运动能提高最大吸氧量和最大肌肉力量等生理功能,因此可以降低人体疲劳 程度。
(三)预防心理疾病,缓解精神压力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得人们在生理,心理上一时无法适应,导致情绪低落,抑郁,焦虑等情绪。而气排球运动,参与人数多,比赛趣味性强,可以让参与者感受到快乐,消除因工作生活产生的不良情绪,很大程度上缓解心理压力。
(四)增进人际交往和友谊
因为气排球运动是集体运动,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交流,增进队友之间的感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很多人都觉得越来越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而气排球运动正是人与人之间彼此接触的一种形式,在运动中团结协作,沟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一) 气排球运动的现状
气排球运动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也符合人们平时参与运动的意愿,所以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响应,因此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这项运动已经蔓延到了各个人群,很多高校已经把它作为学生选项课内容开展开来。各个单位和社会团体也经常组织气排球赛。相对于其他运动项目,它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二)加快气排球运动的发展
1.体育总局应该更加重视气排球运动,能多组织大型气排球比赛,创造一个健康的氛围。
2.加强教练员、裁判员队伍的培养。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工作能力会直接影响并制约教学训练与比赛水平,同时也会限制该项目的发展。希望有关部多组织学习和培训,要有计划地组织气排球教练员、裁判员进行培训, 尽可能提高裁判员和教练员的数量和质量。
3. 作为一个新兴的大众体育项目,气排球运动竞赛规则应该统一。随着运动发展要不断规范,不断完善,就必须不仅要适应的该项目的运动特点,也要符合全民健身的特色路线,极力推广气排球运动。
(一) 进一步完善气排和统一气排球规则。气排球运动是大众体育项目,所以要以群众为主体。
(二)气排球运动锻炼价值很高,是所有年龄段的一种新型的活动,可以在各个年龄段进行推广。
(三)适当增强气排球运动的对外推广工作,可以增强该运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姚鲆,吴志鹉,连道明,等.气排球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与推广前景[J].体育科学研究,2007,11(2):25-27.
[2] 蔡志源.我国创新的气排球与项目展望[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26(6):849-850.
[3]王则珊.终身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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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在清帝国民族压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汉人眼前,越来越多的汉人醒悟了。但最后,“三民主义”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陈真形象的演变与民族主义的书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真形象的演变与民族主义的书写全文如下: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电影类型,功夫片一直以来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除了功夫电影中的动作场面、人物角色以及义气精神的呈现外,激发中国观众认同的还有功夫片中的民族主义书写。李小良在谈论武侠电影与功夫电影的区别时曾指出:功夫电影热衷于表现外来侵略者,故事发生在更具现实感的近代。而这种历史性书写往往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诸多功夫电影中,陈真这一形象被不断书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部作品:李小龙版的《精武门》(1972年)、李连杰版的《精武英雄》(1994年)和甄子丹版的《精武风云?陈真》(2010年)。
虽然三部电影在表现同一个人,并且影片中不同程度的折射着民族主义话语,但是由于受到具体时代环境的影响,这种折射的程度以及相对意义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对三部电影中“陈真”形象的变化进行分析,试图探寻随着中国自身发展所引起的电影中的民族主义的变化,并进而探寻民族主义在电影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存在是否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以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存在。
之所以首先进入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被任何有关陈真的电影所反复表现的,更重要的是由踢碎的“东亚病夫”的招牌所形成的关于中国人的反抗话语成为构筑影片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因而进入这一问题,可以了解三部影片对民族主义展现的不同面貌。
“东亚病夫”的说法与梁启超主编的《实务报》密切相关,因而也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自强道路相联系起来。1896年10月17日,上海《字林西报》转载伦敦《学校岁报》的一则专论,随后《实务报》又将这一转载翻译为《中国实情》一文刊发。文中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由此,“东亚病夫”的说法在中国流传开来,中国人被想象为身体和精神的弱者,这极大地刺激着国人。同时,东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又加重了这种愤怒。但是回溯近现代史,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于“东亚病夫”的记忆以及耻辱感随之淡化。而这一点在电影中可以得到充分认证。
细读电影我们发现,关于“东亚病夫”的匾额只有在李小龙版的《精武门》中得到了叙事上的完整展现,具体表现为日本人到精武门送匾,陈真赴虹口道场,以及最后踢匾这样一条完整的叙事线索。《精武英雄》中,当陈真与霍廷恩赴约至虹口道场以后,才出现“东亚病夫”的匾额,并由藤田刚提示说匾额是由他写的,准备打败两人以后送给他们,随即陈真踢碎匾额。匾额未曾送出便已经被踢碎,因而并没有成为完整的链条。到了最近的《精武风云?陈真》中,踢匾已经完全成了闪回中的内容,影像上的模糊以及叙事上缺乏交代使得这种源自“东亚病夫”的仇恨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消解。当然,叙事上缺乏交代可能与国人来源于前两部电影的经验记忆相关,而这恰恰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记忆正变得如影像般模糊斑驳。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叙事同样说明问题。在李小龙版中,陈真踢馆后经过上海公园被“红头阿三”拒之门外,此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以及日本人的羞辱激起了他的愤怒,进而凌空踢碎了警示牌,“使受欺压的华人情绪在刹那间得到了宣泄” [2]。而这一情景在其后的两部电影中均没有出现。
两个在中国人心中极具耻辱意义的牌匾所经历的逐渐淡化的过程,正对应了民族主义由愤怒压抑到自信表达的变迁之路,从1972年到2010年,其中所包含的改革开放的30年,以最鲜活的事实阐释这一问题,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削弱民族耻辱记忆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使得民族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华语电影中。
李小龙自己曾说:歌颂暴力是不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在这部电影里我演的角色最后还是死掉了,他杀了很多人,也必须偿命。[3]但是他的这种“杀人偿命”观点显然与观众产生了冲突。“中国观众不愿意看到他死,很多人出来抗议,为他们的英雄得到惩罚而感到愤怒。” 这种对于英雄不死的观影期待,自然地流露了观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而这种主题表现也促成了李小龙影片的轰动。
即使英雄死去,观众同样可以在影片中得到满足。裴开瑞在对李小龙进行身体研究中曾指出:李小龙的身体所展示的男性气质模式使观众得到欲望性的投射和满足,同时“李小龙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进行展示” 。也就是说这种满足除了体现在李小龙的身体魅力上以外,更为重要地是影片中所流露出的民族情绪,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时,以陈真以代表的武者进行了决绝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取得了部分效果,比如陈真踢馆并杀死了邪恶的日本人。
陈真被枪杀的结局充分反映了这部电影激愤的民族情绪,它在满足李小龙自己所陈述的“杀人偿命”或者表面的法制观念之后,更加激发观众对于英雄形象的确认,而且这种确认往往超出了陈真赴死是为挽救师兄弟及精武门这种关于义气的原因,而直接的与民族英雄相联系起来。这一问题显得十分复杂。一方面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存在的近代屈辱记忆成为升华反抗――即使这种反抗仅仅呈现为个人行为――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是影片中义气以及仇恨与民族主义相纠缠产生的实在意义。影片在这一方面来看是混杂的,义气、仇恨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但是民族主义在此并不是模糊地,而正是因为陈真的义气才突出武者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传统的道义原则,仇恨的呈现亦是对家与国不可分割的传统叙事策略的运用。第三就是执行这种“法”本身的不道德性。围聚在精武门门口的是萦绕在近代中国生活与精神上的帝国主义,影片所象征的是帝国主义合谋杀害了一个中华民族英雄。所以,陈真腾空而起中,一声长啸的定格,部分是因为对于这种反抗形象的保留,部分是因为悲剧性的呈现所能激起的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激愤的民族主义,有评论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明显带有“义和团色彩”。“百多年来,中国人受东、西洋的欺侮与凌辱,造成了一种自卑与自傲、愤怒与可怜交织的复杂心态及民族心理情结。义和团,正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6]影片中出现的所有日本人角色以及西方人都被塑造成邪恶的敌人,反映了对东洋、西洋整体性的排斥和否定。有论者曾指出这种叙事策略的必然性,“(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很难被具体化在个别的人物身上,而必须通过表现对殖民者群体性的仇恨,才能将反抗行动顺理成章的上升为民族大义” 。虽然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但笔者更愿意将这种情绪化解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时代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片中所构建的,一个是影片产生的时代。虽然影片的具体年代是模糊地,但大致可以定位在民国初期,此时中国内忧外患尤甚,同时因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得民族主义激荡澎湃;而影片拍摄的7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经历浩劫,国家没有取得相应的发展,同时,香港以作为殖民地的形式存在,其归属感的缺乏使得中华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得以存在和表现。面对这种境地,呼唤一种可以承担此种凝聚力的东西――民族主义出现,但是它的出现必须是激愤的,否则不能解决问题。
伴随着《精武门》以及李小龙完成的一系列神话,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与时代一般激荡。22年后,李连杰完成了《精武英雄》,“电影不但标榜李连杰为李小龙的继承者,而且强调了由当代功夫明星体现出来的一些美学上与政治上的变迁” [8]。
较之《精武门》,《精武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陈真这一人物还是影片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都趋向了理性,甚至影片开始出现了对于国民性的思索,即使这种思索最终被民族大义所遮蔽。因而,对比《精武门》中激愤的民族主义,《精武英雄》中理性的参与使电影明显呈现出一种新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新民族主义显示在人物塑造上即表现为人物的复杂性。
在人物分类以及性格塑造上,影片显示了成熟的姿态。影片对日本人不再予以全盘丑化,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陈真有了日本未婚妻,而且与船越文夫以武会友,最后陈真更是被日本领事所救,这样便将日本国民与日本军部区别开来,这一重大变化显示出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虽然对待历史是理性的,但是仇恨以及屈辱史并不能完全用理性解决,它们常常被情感因素所裹挟,因而这种理性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完全消除内在于其中的民族主义,反而在对比中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正如影片结尾,这种家国恨最终以陈真奔赴抗日战场得以体现。
与李小龙版相比,该片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让李连杰像李小龙那样消灭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取而代之的是陈真成为一个更为矛盾的民族英雄。这一矛盾的民族英雄形象与影片中对待日本的复杂态度相互联系,共同为笔者所提出的新民族主义做了充分注脚。影片开始时,陈真正在日本接受近代科学教育,但是一群黑龙会成员却试图以“中国猪不配读日本学校”驱逐他。这与近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形成了互文关系。
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再到学习日本、英美、苏俄,近代中国精英分子自开眼看世界后,始终处在一种学习的状态。但是同时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对东西方强者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渴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耻辱记忆中形成的对列强的拒斥和反抗。这种矛盾状态正如影片中光子与陈真见到奔赴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时,光子问他恨不恨日本人,他说:这是命运,我对此没有选择。而处理这种矛盾心理的关键便是从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
甄子丹在谈到李连杰版时曾说:(李连杰)基本扮演了一个着装不同的黄飞鸿。事实上,正如他所说,《精武英雄》中,陈真与90年代徐克所塑造的黄飞鸿形象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而这也正可以说明此版电影与90年代社会、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坚持认为,文化必须被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与系统中加以研究。” [10]而此版电影亦应当与90年代社会、国际环境相联系。
90年代,大陆或是香港经济发展所依靠的无一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现代化的过程必须要“改革开放”;但同时,萦锁在中国人心中的近代屈辱历史以及建国后意识形态分立所加重的对东、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异己性认知,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但是,即使这一现实问题很难在电影中得到解决,但至少会以平和的方式令观众得以接受。正如影片结尾部分,枪决场面以法律的形式说明了违法的后果,但是与中国民族感情或者说正义性来看,以陈真死亡为重点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而最终我们知道了虚假的枪决,陈真“复活”,使得法律与情感得到了双重满足,而这与90年代中国政府韬光养晦、处理国内外关系十分相似,依法治国与传统道德得到策略性满足,这种策略性叙事更为功夫电影表现民族主义带来了新的可能与思考。
《精武风云?陈真》在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被西方人指责“过分迎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口号太多”,并且在国内上映之后同样受到此类批评。在检视整部影片之后,我们发现这种民族主义或者说“膨胀”的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正当性或者可以接受却更值得思考。
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经济全面发展以后,迫切需要努力树立在国际中的新形象,而且不单单要使国际社会认同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的历史,甚至还要重新思考界定中国近代史。影片开端便将视角放置于一战战场,在世界性范围内定位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的呈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欧洲强国的战士在战场上遇到危险时,以陈真为代表的华工挽救了形势,从而使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欧洲强国在影片中被明显的高昂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边缘化了。虽然“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系统” [11],欧美处于这一金字塔系统的顶端,但是电影却恰恰对这种“等级分明的系统”进行了改写,这背后所掩藏着的正是一种迫切地试图改变自我形象的欲求。而且中国人的角色设置极具意义,15万中国人以工代兵,负责输送弹药,对人物角色的呈现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中国以及其他亚非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强国的形成建立在被压迫的亚非国家的“物资供给”上。
处在国际视域中的这部电影在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便显得十分微妙。在对中日关系的呈现上,将敌人干脆地直指日本军部,而且将两者的斗争以谋杀与挽救的打擂的方式公开呈现。同时,影片中舒淇所扮演的日本特务的表现十分暧昧,她不是李小龙版中完全的坏人,也并非向李连杰版中光子、船越文夫般正面,她亦正亦邪的处理在满足对人物人性化表达的同时,也隐含的表露出当今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欧美各国的表现同样暧昧。一方面陈真强调日本和欧美国家是一丘之貉,但另一方面以英国买办为代表的欧美人对日本又表现出排斥与厌恶,并最终死在日本人枪下。影片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似乎在反映二战中同盟国关系以及当今中国以不同方式处理不同国家间关系的现实。
陈真形象的变化是影片的重点。影片中,陈真的功夫回归到李小龙的凌厉,与李连杰的内敛形成强烈对比。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对陈真形象的多元化表现,这与李小龙、李连杰的陈真形象形成了阶级层面的对照。李小龙饰演的陈真身着中国传统布衫,而且“少读书”,是一个底层的武者形象;较之李小龙的陈真形象,李连杰版有了提升,他身着中山装,并且留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知识分子的特点;甄子丹版的陈真与钢琴、西装、机车、外语联系起来,颇具小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过去是为主流话语所批判的。而且影片中对“天山黑侠”的呈现虽然是以一个极具中国武侠色彩的名字命名,但是其装束以及视觉呈现上与好莱坞的蝙蝠侠、蜘蛛侠十分相似,他以绝对的拯救者姿态出现,成为以一己之力对抗侵略的超级英雄。
在这一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针对陈真的枪决场面,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部在正面对抗不成功的情况下,以为人所耻的方式将陈真抓获,并拷打陈真,此时陈真以裸体出现(这在李小龙版、李连杰版都不曾出现),根据身体研究的观点,赤裸的男性身体表现挣扎的姿态、紧绷的肌肉,使身体成为各方力量角逐的场域,反映的是施暴与反抗的较量,而这种对抗联系着民族主义,当最终陈真醒来时,民族英雄取得了这场较量的胜利。当陈真以一个中国名字、西方外衣屹立于城市之巅时,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形象便于叙事中完全呈现突出出来。而他所对应的正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呈现给世界的形象,虽然中国力量最终在外交政策上被表述的十分低调、谦虚,但是早已为西方定义为威胁,这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内在于电影中,所以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点电影节上引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警戒。
上文中提到,功夫电影通常更容易表现的民族主义,其实从更广泛意义上讲,任何电影中都可以存在民族主义。但是当面对部分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一些思考和质疑便会出现,比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电影中是否应该出现?是应该抑或是必须?如果出现,那么该如何界定它的程度?
首先,民族主义在电影中的存在很难避免。这不单单因为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而且,电影在走商业化的同时,必然会面对国际市场,当这种“走出去”得以实现时,以何种方式展现本国电影标签以及怎样展示自身文化便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即使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逃不出民族主义,而对应于今天我们试图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现实,除了展现传统文化之外,还应当表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包括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屈辱、奋斗和抗争,而在这种电影化的呈现中,民族主义便不可或缺。
既然民族主义不可缺少,那么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在何种程度上去表达民族主义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因而只能规定一个最低界限――即民族主义不可以成为什么。例如它不可以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或者认为一种“义和团情绪”。但是即使这种规定也很难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因为这种难以规定的模糊的处理方式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更多问题。就像有学者讨论武侠、功夫电影中“义和团情绪”时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在理智上当然知道义和团运动是落后的,可悲而又可笑的,但这不能完全抑制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失衡之后的‘义和团情结’。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表现。这种‘情结’,在今天,乃至今后若干年里,还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宣泄出来。” 这与电影中表现民族主义十分相似,因而如何在电影中合理的呈现民族主义也只能交给电影实践。同时,联系近年来电影创作与学术界中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对此研究更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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