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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全文如下: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权威的宪政理论家,他的宪政思想是他政治启蒙思想中最闪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一生矢志追求宪政,其主要目的是用宪政来反对封建君主制。他不光重视理论的研究,还积极投身到宪政运动中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活动,使大家能够正确认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并对当前我国的宪政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 宪政 法治国家
Abstract:Liang Qichao is a modern authoritativ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oretician of China, glistening,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most in the thought that hi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his politics to teach beginners. He pledges one’s devotion and pursues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all one’s life, its main purpose is to object to the feudal monarchism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e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but also joins i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el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greatly. This text attempts to pas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ity of introduction Liang Qichao, enable everybody to know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rrectly, and offer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Keyword:Liang Qicha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untry governed by law
梁启超不但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宪政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重要的立宪政治活动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同起来看作是戊戌维新派的代表,只讨论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忽视了梁启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间在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宪政观点上与康有为的差异;或者虽然把康梁区分对待,但是却把梁启超看作是与革命派对立的一方来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和活动,从而忽略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运动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事实。
何为宪政?这是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可见,梁启超认为宪政的实质就是确立宪法的至上性。
对于宪法,梁启超提倡狭义的宪法概念,即指有议会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 。
梁启超特别强调宪法的以下几点特质:
首先,宪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权和限制君权的武器。梁启超指出:“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 ;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 ;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事实上,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这个程序推出的,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立宪的过程中断了而已。
(二)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团和创办报刊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
(1)1909年,梁启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宪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闻社,明确宣布政闻社的宗旨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独立等等。政闻社成立时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多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与授意下,大批成员纷纷回国,广泛联络国内知识分子、士绅和青年学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宪舆论,宣传宪政思想,通电请愿敦促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他又通过徐佛苏等人的活动,组织了国内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1910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时,梁策划派徐佛苏等人到国内活动,将各省驻京绅商代表联络成一体,使各地立宪首领人物如汤化龙、谭延恺等都聚集在梁启超、徐佛苏的周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立宪期限缩为五年后,梁启超立即撰文指出这是假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各地立宪代表聚集北京,集议决定联合全国各界请愿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开国会,拟订宪法等等,并且梁启超还建议他们在请愿后要持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关于这一点,徐怫苏有这样的记载:“余即于宣统元年冬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
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 。立宪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动机进一步暴露,革命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于是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从这一角度说,梁启超对于推翻清政府的政权,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徐佛苏本人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谘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与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
(2)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是进行国民性启蒙、探讨新思想、新学术的阵地,同时也是宣传立宪思想、进行宪政启蒙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法制理论等。此外,还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246266∷ 美丽心灵·美丽人生·美丽中国 ∷246266
,“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正是从这种宪政的启蒙和指导中,中国人开始有了系统的宪政和法制观念。
继《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主持创办了《时报》,很快成为宣传宪政的著名报纸。1909年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实际推动宪政步伐。1910年他又派自己的学生创办《国民公报》,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 ,以言论和思想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
1910年3月,《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作为总撰稿人发表了《立宪九年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系列文章,继续灌输宪政常识,精心设计指导立宪的每一个环节。《国风报》是当时中国立宪理论和舆论的主阵地,其中“半数文章皆为梁启超所撰写”。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又创办了《庸言报》,倡导以政党政治推进宪政实施,继续为宪政摇旗呐喊。
(三)梁启超以其丰富的宪政理论和知识来指导宪政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宪政理论和知识最丰富、最系统的人,他不仅精通各国宪政实施的进程,系统比较研究过欧美德日各国的宪法,还对中国当时的宪政环境、宪政模式、实施程序等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宪政的论述。粗略统计,梁启超系统论述宪法与宪政的各类文章共约65篇。 在1910年、1911年两个立宪请愿运动的高潮年里,梁启超总共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宪政的就有30多篇,占了1/3,《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责任内阁释议》等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中国立宪的著名篇章都是这时候发表的,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 。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从事筹备立宪的官员也奉梁启超为宪政权威,也要向梁启超请教办法。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归国之际,因不了解宪政理论,加上各国情形复杂,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汇报,便暗中通过联络向梁请教,梁于是代为起草了考察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约20万字,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另外,当时的法部尚书戴鸿慈、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梁启超请求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闭塞”,梁启超借此灌输立宪主张与设计方案。
梁启超对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的内容,而且开阔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传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论,更重要的是,为宪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环境。
辛亥前夕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理性、有影响的全民运动,“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 。梁启超作为宪政理论和运动的灵魂,他的言论、宣传和活动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把近代西方的权利、政党、政团等概念引进中国,成立并联络各种民间社团呼吁、督促政府,鼓舞民气,开启民智,还在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宪政理想而组织进步党参与政治,实际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立宪报刊和团体的活动,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本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汹涌壮大。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2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
5张友渔:《宪政论丛》,群言出版社1986年版
6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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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旧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内容:①总则;②物权;③债权。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注重结果而忽视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并且是以1800年《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渊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日本民法法典化和近代化的政治动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日本民法法典化和近代化的政治动因全文如下:
日本的民法近代化,是以法典化的形式完成的。《日本民法典》乃是亚洲第一部民法典,虽然在世界法制史上其创新性、革命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远不及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但在亚洲却有先声夺人的地位,客观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诸国实现民法的法典化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作为一个毫无民法传统的亚洲国家,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民法的法典化和近代化,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几乎别无其它选择。在日本法制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前,世界法制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了欧陆模式和英美模式两种,日本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正是向欧陆国家学习的结果。可以说,日本是大陆法系在欧洲大陆以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近现代日本民法典的发达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翻译外国民法的活动。其后经历了学习法国民法模式、法典论争到采纳德国模式确立现行民法典的基本框架,再到二战之后的修改民法典等重要事件。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虽然有许多因素也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的民法法典化过程相比较,其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却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谢怀栻先生曾经提到,日本民法与政治因素有着亲密关系。 我认为,日本民法之近代化与法典化,包括它不可避免的走上德国式的道路,政治因素都不仅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起着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日本地处东亚,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华法系国家。与中国一样,日本历史上缺少民法传统,所谓律法,均指刑事或行政管理法而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处在幕府封建统治之下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也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且在其强大压力下,曾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了通商贸易条约,在这些条约里,都不同程度的被强行加入了“治外法权”的内容,从此日本失去了司法主权的独立和关税自主权。
西方列强要求治外法权的借口,是认为日本固有的封建法制不符合近代法治的要求,是野蛮落后的法制,因而怀有不安感,不愿意接受其管辖。 就日本方面而言,由于包含有治外法权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是民族的屈辱和不幸,同时也由于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极大地损害了它的经济利益,于是改正条约成为日本政治家们的强烈愿望。而列强提出改正条约的前提是日本实现法治的近代化即构建起欧式的司法系统和编纂法典 .为了满足列强的要求,达到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日本便不得不在最短的时间里开始大规模立法,实现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所以富井政章说:“在法学尚未发达的今天,短期内成就如此庞大的立法事业,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就这一点,当时领导日本法务工作的江藤新平说得更清楚:“帝国今日的急务在于确立国家独立的要素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司法权独立的基础的确立、完备法治国的组织,在于贯彻条约改正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民法法典化和近代化是改正不平等条约这一当时最大的政治因素推动的结果。日本民法的近代化进程是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启动的,首先从翻译外国民法文献开始。1870年在司法卿江藤新平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日本翻译外国民法文献的工作。作为一个急进主义者,按照江藤的想法,是在直接翻译外国法典的基础上迅速实现民事立法的目的,先以之应付列强的要求以便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再对法律慢慢修改以求适应日本的实际需要。为了强调快速立法,江藤新平频频催促,甚至命令箕作麟祥“误译无妨,唯求速译”。 可见当时要求改定条约的心情之急迫。
追求改正条约固然是导致日本民法近代化和法典化的原动力,但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并没有把眼光只是停留在摆脱不平等条约上,他们是想通过法制的近代化,通过条约的改正,达到富国强兵,走上欧式的近代化发展道路,最终达到与欧洲列强比肩而立的目标。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以法制的近代化为手段确实实现了政治经济国家生活整体上的“脱亚入欧”梦想,成为列强俱乐部在亚洲的成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民法制定,不仅是为其短期的政治目标所推动,而且还为其长远的政治目标服务。
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旧式的封建国家向着近代式的资本主义国家演进的关键,从性质上讲可以说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但这一次改良不仅没有废除封建的天皇君主制,反而是在恢复天皇权威的旗号下进行的。分析其深刻原因就在于:
第一,明治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来自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如所谓的“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均是强藩的藩士出身;又如明治维新在封建集团内部的主要支持者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人,虽然怀着改革和富国强兵的愿望,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意识的影响也是不太可能的,他们都是天皇政体的坚定拥护者。
第二,明治维新是仰仗天皇的权威推行起来的。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政治革新经历了一个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王政复古”-明治维新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尊王”即借助天皇的权威或者说实现大政奉还天皇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天皇制度在日本实行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幕府时代开始尽管天皇已沦为傀儡,大权由将军控制,但天皇在道义上仍旧有很强的号召力。倒幕的维新派因找不到别的能够对抗幕府的力量,只得拾起天皇的旗号。因此顺理成章的“一君万民”,鼓吹主权在君的思想,便成为维新派论证其合理性和进一步推行其改革举措的理论根据。
第三,建立以天皇为首,在天皇的名义下展开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革新的最大特色。在维新之前,日本虽名义上由幕府统一控制全国,但实际上往往强悍的地方大名藩镇势力并不一定完全听从将军的号令,所谓的“雄藩”还可以自由的制定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日本全国处在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割据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因为长期天皇的暗弱,日本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维新派的领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寻找一个维护全国统一的偶像。为此,伊藤博文曾经在制定日本宪法的枢密院宪法制定会议上提出,日本要建立宪政,必须确立国家的机轴,在排除了将宗教作为国家机轴之后便想到了皇室,他说:“在我国,可以成为机轴者,唯有皇室。” 所以,伊藤博文领导起草的宪法也把注意力放在确立皇室为国家机轴上。他说:“此宪法草案用意于此,力求尊重君权并尽量不加束缚……亦即草案指望以君权为机轴,而完全不加毁损,不敢以彼欧洲分割主权之精神为据。当然与欧洲某些国度中之君权民权共同者相比,其道理各异,此为方案之大纲。”
第四,1871年10月8日,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有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参加的使节团,赴欧美诸国进行考察,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2国。岩仓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之一是为改革和健全日本国内体制而调查欧美先进诸国的制度与设施。 为探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模式,具有日本现代化开端的重要意义。岩仓使节团一方面认同英国的工商立国模式,也同意美国的教育普及模式;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体制,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的出身于武士阶级的使节团成员,面对欧美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德国比英美法更有参考价值。之所以德国政治体制吸引住使节团,原因大致有:
其一,普鲁士刚刚通过普法战争战胜了相对更为发达的法国,这对刚刚为改正条约而与美英交涉失败、迫切希望摆脱列强控制的日本来说,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同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对使节团热情招待,并大力鼓吹发展军事,用武力维护国家尊严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们。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写道:“德国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其二,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由官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既没有动摇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又能够保证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僚们大刀阔斧的推行他们的政治策略。
其三,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乃是一个后发的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其发展程度与日本非常相似,这一点也是使节团感兴趣的,因为要日本立刻就去向英、美、法这些发达国家学习,差距太大,正如木户孝允所说:“英美法等国(比日本)先进几倍,(日本想模仿)也是无法赶上的。” 法国刚刚发生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建立民主政治,这显然让使节们不安,被认为不符合日本国情,英国的君主立宪也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所谓使节团认为均不足以效仿。经过权衡之后,岩仓使节团认定德国的集权政治体制最符合日本的实际。负责考察政法的木户孝允说:“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以后在立宪过程中作为负责起草工作的法制官僚最高首领井上毅也十分倾倒于普鲁士,事实上,他关于法律、宪法的知识都来自于德国专家。1880年3月,他详细阐述了把普鲁士宪法推荐为日本应该学习的宪法的主张:“普鲁士于1850年颁布之国家宪法乃政府创立之初,即给与人民并获得人民同意之宪法,此与其他各国内乱之后,人民逼迫,向政府要求之宪法不可同日而语也。
现今之日,德国政府与国会之间互相扶持,因而富强之果得冠欧洲之首,此亦其建国政体不失其宜之故也。” 而当时的德国不过是一个由容克贵族地主把持的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影响而用议会粉饰门面,按官僚制度建立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因此,岩仓使节团把德国的集权主义宪法体制引进了日本,同日本固有的天皇制嫁接建立起集权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天皇专制主义统治。
这样的君主制思想和建立君主制国家的决心,既然已经成为日本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各项制度和社会生活,包括为国民的商品经济生活提供行为规范的民事法律,都围绕这一中心为其服务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了。因此一八九三年为修订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而专门设立的以伊藤博文任总裁的法典调查会,作为首相的伊藤博文亲自拟定民法典修订的规程,其中明确提出:法典应采潘德克顿式编制体例,按照萨克森民法的编别安排。 所以,“一君万民”的君主制政体构想,是促使日本民法典最终走向德国模式的政治决定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德国民法结构严谨、逻辑连贯、易于模仿的因素; 德国民法具体规则技巧方面较之于法国民法具有后发优势等等,也对日本民法典最终选择德国模式有所影响,但我以为,政治因素仍然是最根本的。正如加藤雅信所说的那样:“法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因此它要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 .
日本民法典在结构形式上模仿德国民法典,仅仅是完成了民法典服务于国家宪政体制的第一步,它要真正全面地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在内容上贯彻以政治为中心的精神。日本民法典就是从维护封建的“家制”、旧的继承制度、封建的土地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维护君主制的政治体制的,其中家族国家主义观念又是联结君主制政体与绝对主义家制的纽带。
首先,天皇制要求有臣民对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绝对主义的家族制度是培养和维系这一敬畏之情的有效手段。伊藤博文说:“维新前我国处于一种其他文明国无法类比的特殊状态。自古以来我国民人种、宗教、言语、感情皆相同,而与海外诸国隔绝,独自继承几百年来传说及封建制度之惰性,一家亲族关系甚为错综,成为社会组织的枢轴,加之宗教及道德上的主义、信仰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仁义、忠信、孝悌之德极其严格,日本臣民在此间恰如一大乡党,从而举国呈现一种家族相亲的状态。” 这说明国家就是按家族的原理来构建的,天皇可以在其中拥有家长般的权威,这一权威不仅用于维护家族的统一,而且被纳入伦理范畴而不必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它要求臣民有无条件地归属意识,对天皇国家自发与自愿的服从,并充满崇拜与温情,成为以忠孝为本的忠臣赤子。这是一个靠无形的力量统治的精神王国,权威在这里是无限的和绝对的,它希冀的是一种从肉体到灵魂的全面的慑服。
可见,家族制度与天皇制度是一以贯之的,是维系天皇制的民间基础,为了和忠于天皇的政治制度相适应,规定以孝为主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即“家庭的天皇制”,就成为《日本民法典》的重要任务之一了。所以1898年第二次《日本民法典》,亲属和继承部分大量采用的是日本旧有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以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严格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加上若干资本主义原则便形成了日本明治民法特有的亲属继承法律制度。《日本民法典》第732条定义了家族的概念,规定凡以亲族关系而聚居者构成家族,家族设户主。日本民法典所谓的户主绝非一个空名,而是享有许多实际的权利,包括家产管理、家业经营、家族和分家的指挥权、先祖的祭祀权、家名的保持权等等,户主握有的对家属及其事务的实际管理权力,如:户主有指定家族的居住之权(第749条),家属有违反这一指定者,户主有权将其驱赶出家族;户主有家属婚姻或收养的决定权,家属违反户主意志擅自婚姻或收养,户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将其赶出家族(第750条);户主的权利与义务不得抛弃,必须依法律规定方可变更(第752条),可见户主权更类似于一种公权力而非简单意义上的私权;在继承法部分,既有财产继承的内容,更非常有特色的确立了家督继承制度,家督继承是取得户主权的方法之一,目的在于使这种封建家族制度传续下去。
通过维护家族的秩序,既强化了忠孝一如的伦理观念,又建立国民对天皇、对天皇国家的恭敬忠顺之情,同时也是对当时声势日隆的民权思想和民主意识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以家族国家思想为基础的民法典竭力维持家族制度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日本1898年民法典不仅通过家制维护君主制度,还通过物权制度维护封建性的土地关系、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法典保留了永佃权。
在债权法和其它财产权领域,明治民法典采纳了近代化的尊重经济发展要求的财产制度,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保护私人所有权、保护契约自由的思想。其实这些规定也是有其政治意义的。日本维新的目标就是效仿英国,追求富国强兵,追求与欧洲列强比肩,殖产兴业也是他们的追求,在相对远离国家政治根基、而又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域,这样的放松与容忍是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也于他们有利。因此,1898年的日本明治民法典就是一个结合了若干近代民法理论和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和封建主义的人身家族法相混合的民法典。
众所周知,日本民法典的出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诞生的。自从直接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尝试无疾而终后,日本又聘请了法国法专家波瓦松纳德担任政府法制顾问,负责起草日本民法典。波瓦松纳德于是按照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法理念,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和法国民法典模式的日本民法典。但是这一部民法典刚刚出台便遭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强烈反弹。这就产生了日本民法史上着名的延期派与断行派之间的法典论争。关于这场论争的本质,日本学者有很多研究,有从思想基础研究的、亦有从学者各自的阵营或从政治背景方面进行研究的。人们认为,这场民法典论争既有英美法学者与法国法学者之间为争夺学术领地的学阀争斗的意义,又有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之间的理论分歧的性质, 还有自由主义与绝对主义政治主张的斗争,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不同法观念构成这场法典论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其学术意义与德国的法典论争不相上下, 我以为,日本围绕旧民法典展开的所谓“法典论争”,其实质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性是其主要的属性。我们可以从这场论争双方的阵营组成、斗争的焦点以及决定斗争最终命运的因素各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看斗争的双方人员。在法典论争中的断行派,大多数是法国法的支持者,他们以“和法法律学校”为阵地,坚决主张立即实施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其代表人物除了旧民法典的起草主持人法国人波瓦松纳德之外就是曾经留学法德的梅谦次郎。 波瓦松纳德是一位思想先进的法学家,他的很多思想超越了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例如他主张租赁权为物权,主张废弃日本固有的家族制度而建立近代婚姻家庭制度,不仅表现出他的超前思维,而且说明他是一位具有近代法治理念的自然法学者;作为波瓦松纳德的支持者,梅谦次郎也是一位深受民权思想影响的具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以自由主义自然法学者而着称。他们与自由民权派相结合, 主张旧民法典应该迅速实施,其实质是希望全面引进欧洲近代法律体系和思想,迅速在日本建立起以自然法学思想为指导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一举荡涤旧有的封建性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可见他们更像是一群激进的革新者。
作为断行派的反对者,延期派则是以英国法学者为主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主张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法律理念优越于法国法,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歧而已,但在实际上表现了英国法派对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的羡慕,体现了他们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另一方面并不希望改变既有的具有浓厚封建性质的所谓“淳风美俗”。他们的核心人物虽然是穗积陈重,但穗积陈重的弟弟穗积八束起到关键作用,他所撰写的《民法出而忠孝亡》的论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国粹主义保守思想,抨击旧民法典的进步思想,成为延期派代表性着作。
其次,从双方斗争的焦点来看,集中在对家族制度尤其是对家长制为中心的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同态度上。从江户幕府中期以来日本的家族关系仍旧存在,家长制也还没有废除,但作为倾向来看,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家长制逐渐削弱了,在下层市民如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之间,长子继承制并不一定受重视,子女结婚也相当自由了,这一倾向随着明治维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推广。
按照自由主义学者福泽谕吉的主张,希望改造日本旧有的以家长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而以平等的夫妇为中心加以重构, 以便达到消灭家长专制特权,建立民主式的家族,实现家族制度近代化的目的。波瓦松纳德主持下的旧民法典家族法部分正是体现了这一主张,这部民法典形式上虽然承认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家长制,但实际上是承认了以夫妇为中心的家族制,削弱了家长的实质权力,这一方面体现在法典形式上一反东方式的先家族后婚姻的顺序,而采用先规定婚姻、再规定亲子关系,最后规定家长权和家制的欧洲式排列顺序;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则体现为家族成员有独自的财产所有权和结婚、居住的自由,没有绝对承认家长的居住指定权、婚姻否决权等实质性权力。 这可以说是旧的家长制家族制与新的夫妇中心的家族制的结合,同时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和民权思想在家族制度、民法典上的反映。
旧民法典的这一革新成果,成为延期派着力攻击的对象,所谓“民法出而忠孝亡”指责这一家族制度是“极端个人本位的民法,欲以此剔除三千余年的信仰”,认为:“我国是尊祖训,重家制之邦,权力与法均生于家,……所谓家长权神圣不可侵犯,理由源于祖先的神灵神圣不可侵犯,家族中无论长幼男女,一是服从其威信和权力,一是赖于其保护。” 穗积八束与延期派固守日本三千余年的家长制家族制度,把它说成是优越于万邦的日本独有的好传统,无疑有国粹主义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政治上保守的观念,是对民权主义的反对,他们坚持维护家长的威信和权力,最终的政治意图当然还是要维护天皇专制的政治体制,抵御民权思想对天皇制度的消减作用。此前的一八八九年由江木衷、奥田义人、土方宁、冈村辉彦、穗积八束等人发起,有松野贞一郎、伊藤悌次、中桥德五郎诸人联名发表《法典实施延期意见》,从七个方面对旧民法典进行了责难,他们认为,波瓦松纳德民法典一是败坏了伦常,二是缩减了宪法上的命令权,三是违反了预算原理,四是欠缺国家思想,五是搅乱了社会经济,六是变动了税法的根源,七是法典强行推行学理。
可以看出,他们攻击旧民法典的核心理由仍旧是以绝对主义家族观和国家观为基础的,所谓“败坏了伦常、搅乱社会”,实际指的是民法典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家长权至高无上的绝对主义家族制度;所谓“欠缺国家思想、缩减宪法上的命令权”云云,无非是要说明家长权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大权神圣不可侵犯那样,侵犯了家长权就是动摇了天皇制度、“大日本帝国”的根基。 因此家族制度作为延期派与断行派斗争的焦点,体现了绝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的本质。
第三,从决定这场斗争命运的因素来看,政治势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从政治背景上看,日本旧民法典诞生的几年,正是日本自由民权思想得到发展的几年。进步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过“天不造人上之人,也不造人下之人”的天赋人权思想,有日本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则大力宣传共和思想,对革命的民权运动有重要影响。这些进步思想家和某些主张宪政和议会制的政治家的民主活动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促使自由民权运动在十九世纪70到80年代在日本辉煌一时。
一八八八年即自由民权运动最后辉煌的那一年,旧民法典完成。可以说,日本旧民法典是与自由民权运动相伴而生的。它深深打上自由民权的思想烙印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始终遭到保守的日本政府收买、分化瓦解和强力镇压,在小农经济破产、农民阶级分化、起领导作用的政党被瓦解的情况下,到一八九零年,短命的民权运动已是明日黄花,政府极力鼓吹绝对主义国家观、并通过一系列对外扩张政策,在国民中煽动沙文主义,绝对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天皇制度和天皇政治体制得到了巩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延期派的胜利,实际上是绝对主义国家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胜利,是天皇专制镇压民主思潮的胜利。旧民法典被延期,标志着启蒙思想在日本的失败。其次,在这场斗争中,政治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学者筱塚昭次指出,日本旧民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这是对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一个冲击,因为当时大多数议员都是多妻者,仅此一点,议会就不可能通过这个法典,这一说法虽然偏激,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 不仅如此,主导日本政治生活的主张学习德国宪政体制的大官僚伊藤博文、井上馨、井上毅等人此时已经稳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当发现旧民法并不符合他们的政治主张时,便断然让尽速出台民法典的愿望让位于保证绝对主义政治模式的需要,他们也站在延期派一边反对旧民法的实施。因此,带着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遭到政府和议会一致的反对便理所当然了。最后,双方还通过组织支持自己观点的议员在议会内部通过论战以获得支持,可见法典论争的双方也有动用政治力量为自己张目的心态。这样,在一八九二年的日本帝国议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民法商法延期案。从以上各点,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场论争中延期派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学术的胜利,也不是英美法的胜利,而是绝对主义政治家的胜利、也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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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中、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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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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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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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领导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同时又带头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成为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近代史论文关于林则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关于林则徐的研究,多重于史实的考证和历史过程的记述。对林则徐实践活动的文化内因缺乏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林则徐由一位封疆大吏上升为民族英雄。“文化林则徐”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林则徐;爱国;爱民;民本;文化
虎门销烟1 188 127公斤(1839年5月18日前后林则徐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日记),如用现代载重4吨的卡车装载,需要297辆才能容纳。当时鸦片走私价格昂贵,有“一两鸦片一两黄金”之说。虎门销烟等于把英国鸦片走私者的金山银山轻蔑地抛到了大海里。这一事件,使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和世界禁毒运动的先驱。林则徐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有了很高的声誉,比如在美国纽约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就有林则徐广场和高达5.5米林则徐塑像(纽约东百老汇奥利华街至加萨林街一段为林则徐广场,林则徐塑像在广场中央。据一华侨说,在美国街头的塑像中只有两位是中国人,一是孔子,二是林则徐)。
由于虎门销烟影响特别巨大,后人对林则徐的敬佩自然集中在这一事件上,难免对林公其他方面的贡献、成就和美德有所忽略。即使比较专业的林则徐研究,也多重史实的考证和记述,对林则徐多种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内因或文化驱动力缺乏深入的分析。因此,对于林则徐这位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文化林则徐”。
林则徐晚年有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十个字,这说明他曾在十四个省为官从政,并指挥过四十万军队。如果把他在翰林院担任过9年文官不计的话,林则徐从36岁任地方官员(首任杭嘉湖道,即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行政长官)起,到他在云贵总督任上因病请辞、告老还乡为止,林则徐在官场上席不暇暖地奔波劳碌了整整三十年,其中还有三年多流放新疆的艰辛岁月。林则徐48岁以前,担任过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从1832年7月起升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在江苏巡抚任上5年之久,这是林则徐一生各种任职中时间最长的一职。此后林则徐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蒙冤流放后曾署理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这三十年间,林则徐爱国爱民,经世致用,整顿吏治,平反冤案,惩办邪恶,崇尚廉洁,培养人才,防灾救灾,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兴办矿业。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他是当时举国公认的水利专家,著有《畿辅水利议》一书。当时有人评价他说“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一生事事闪光。过去有人说林则徐晚年镇压太平天国,连中美合编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林则徐”条目中都是这样写的,但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荒.唐的谬说。林则徐逝世在前,太平天国起义在后;林则徐逝世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桂平县金田
村。死去的林则徐如何镇压活着的洪秀全?身在广东的重病老人林则徐,怎么可能镇压远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时间和地点上看,所谓林则徐晚年镇压农民起义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林则徐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官,他为什么能做出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从何而来?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林则徐而不是他人?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上找出许多原因来,但纵观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约三百万字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而在优秀文化传统中,对林则徐时时刻刻起作用的一个核心、一个枢纽、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就是真诚的、热切的、始终不渝的、超越一切选择的民本思想。如果没有民本思想就没有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一壮举,与林则徐的民本思想直接相关,因为吸食鸦片不仅使白银外流,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健康、死于非命。在对鸦片是严禁还是弛禁的斗争中,林则徐力主严禁,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健康,其次才是白银外流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由儒、佛(释)、道这三个思想体系构成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所说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指精华那一部分。如果把那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做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或者说封建社会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对儒、佛、道的理解和憧憬,就是“儒仁、佛善、道驱邪”。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鲜明地体现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誉。虎门销烟时林则徐55岁,他的爱国爱民、他的卓越才干、他的辉煌成就自然为万众仰望,而同一个林则徐不满40岁时,在江苏省按察使任上,因平反冤案深得民心,已有“林青天”之誉了。“林公来,庆更生”是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呼声,是林则徐民本思想产生的民众赞誉。
林则徐于1775年8月30日生于福州,他父亲林宾日是位私塾先生,家境十分贫寒。1827年林宾日病逝后,当时身为湖北省布政使的林则徐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回忆他幼年时期的贫苦生活,其中写道“……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呜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孰知其不可再得耶。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①(P281-285)另据台湾林崇墉撰著、蒋中正题写书名的《林则徐传》记载,林家有一传家宝,是一双芯油灯。平时林家夜晚用的油灯只加一个灯芯,以便省点油,只有过春节时,为了增加一些节日的气氛,才舍得用两个灯芯。如此贫苦的生活,使林则徐自幼深知民间的疾苦,这对他为官后接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时刻廉洁自律,显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林则徐6岁时开始随父亲读书,所习功课自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对林则徐人生观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他勤勉和聪慧,13岁就考中了秀才,后入鳌峰书院就读6年,19岁考中了举人。鳌峰书院的主持人郑光策是一位坚定地信仰“经世致用”的人,这对林则徐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后来,林则徐的好朋友陶澍、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人全是经世派。所谓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读书做学问要力戒空谈,应联系实际,兴利除弊。这种进步的思潮影响了林则徐一生,并与民本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林则徐信仰佛教,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从他用楷书抄录的《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往生咒》(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了影印集共145页)来看,林则徐是笃诚地信仰佛教的。此外,从他多次祈晴、祈雨、祈雪活动和他写的祈文来看,道教的思想,以及由道教形成的风俗习惯,对林则徐也有相当深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儒仁、佛善、道驱邪的观念,加深了、强化了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林则徐这样一位封建社会高官有着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
中国的民本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他的名言是:“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是管仲灯塔式的历史贡献。后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被历代杰出人物所采纳,林则徐尤为突出。在林则徐的实践活动中,体现民惟邦本的事例不胜枚举,最突出、最感人的是1833年林则徐全然忘我,为民请命,单衔上疏的事例:
清道光十三年,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因长时间的阴雨造成庄稼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在这种大天灾的面前,如果还要农民纳税,只能饿死人。林则徐准备向朝廷申报,请求免税和赈灾救济。但是,道光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措辞严厉地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请求减免税赋,并指责地方官员不顾“国计”,“大官沽名钓誉,小官中饱私囊”。
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怎么办?当时,他处在至少四个 压力下:第一,皇帝金口玉言,有令在先,违逆皇上的意志,后果不堪设想,罢官、坐牢乃至杀头的可能性都有;第二,林则徐因没有抓到一个名叫陈瑞的大盗,正在受着降五级留任的处分;第三,按朝廷规定,过九月后不准报秋灾;第四,巡抚给朝廷的奏折必须与总督联合署名。面对这样的一堆难题,林则徐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听之任之,撒手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然而,林则徐不顾一切个人得失,决定为民请命,单衔上疏(即自己署名,有罪一人当,不牵连两江总督陶澍)。
这一年的11月13日,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在这一长篇奏折中,针对道光皇帝所谓关心“国计”的说法,写道“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自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②(P2732)林则徐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只有下恤民生,才能上筹“国计”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是正确的。
这篇奏折的结尾部分,林则徐写道:“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林则徐为了拯救灾民,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不惧皇威,因老百姓的疾苦而声泪俱下,他的民本思想胜过一切,在这里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还应当指出,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不仅在于拯救灾民和关注民生,他还认识到了更深刻的道理,这篇奏折最后说:“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所谓元气指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古籍中“元气”是指“天地万物的本原”,或“天始于元”的意思。林则徐那个时代,他当然不会说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样的话来,但他说“多培一分元气”,已经包含了人民是社会本原的意思,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核心。
作为一位封疆大吏,林则徐时时刻刻面对民与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民本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首先是他自己一生清正廉洁。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他作为钦差大臣从北京赴广州禁烟,一路经过数十个城镇,在他动身时,从良乡就发出传牌,其中写道“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顶。需索者即须扭秉,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③(P2386)。这段话无须解释,这位钦差大臣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形象已呼之欲出。林则徐这样做也与他的民本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写道:“呜呼!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④(P2788)林则徐的这个呼声,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如果没有民本思想这个文化驱动力,林则徐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而已。由于林则徐以民本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枢纽,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官员中,他鹤立鸡群,成了林青天,成了民族英雄。
自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后,对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注家蜂起。有的同志一再贬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说那是封建统治的权术,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左”的偏见。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过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惠民……”因此,我们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新发展。那些否定、歪曲古代民本思想的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而林则徐在民本思想驱动下的爱国爱民实践活动,既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摘要]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虎门销烟的英雄,他有体察民情、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不敢忘国、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林则徐 爱国主义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
百余年来,用刀与火、血和泪所渲染浸透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悲壮历史,从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便揭开了序幕。林则徐的英名也从此昭垂史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给中国近代社会无疑增添了一丝丝美丽的色彩。在中国近代史上,他可谓是革命的先驱,不论是面对外敌的入侵还是本国分裂者的挑战,他都临危不惧,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为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和繁荣富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具体的、丰富的、有意义的。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一、经世致用、体察民情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1811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在任督、抚时,清理冤狱,救灾代赈,兴修水利,整刷吏治,办事严肃认真,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被人民称为“包青天”。他从“名惟邦本”的思想出发,主张“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一再表示要为民“请命”。他关心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考察民心,爱惜民力,主张在灾区减征缓征钱粮漕米,暂纾民力。1823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史时,由于水患严重,吏治腐败,灾民“汹汹将变”,有人主张镇压灾民,林则徐则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适,会损害到人民的利益。他主张“轸灾黎而保富民”,他把救灾兴利与整修吏治结合起来,不仅使灾民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为清王朝成功地制止了一场农民起义的爆发。
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中流砥柱,为了给封建统治“补天”,他肯于关心民事,甚至不惜犯颜谏上,为民请命。1833年他在任江苏巡抚时,灾情严重,民生维艰,而朝廷仍然催人们上交赋税,他要求朝廷延缓时间,放宽期限,等着来年新的粮食下来再交税,然而道光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认为他办事不利,林则徐抗疏力争说“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及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放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道光帝最后被他说服了,同意延缓时间。当地人民都对他不胜感激。
二、反侵略、虎门销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发展到了清代中期早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清政府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使泱泱大国早已奄奄一息了,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依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但是西方列强对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的中国垂涎已久,他们开始将中国作为侵略和掠夺的重点,然而一些棉毛纺织品的输入使他们远远无法满足,于是他们丧心病狂地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鸦片,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益。
鸦片泛滥,毒烟弥漫,严重侵耗着清王朝的国力和统治基础,白银大量的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市场紊乱,商民交困。鸦片战争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林则徐对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英国商人贪婪的预谋暴利,这也突出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本性。他认为如果我们放任自流,不及时地控制这种现象,中国就会丧失自己独立帝国的地位。他主张厉行禁烟,并且多次向道光帝提出要彻查英国的船只,软弱的道光帝却害怕节外生枝,多次指责林则徐。但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禁烟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又好多次请求禁烟。1838年年底,他临危受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主持禁烟抗争。临行前他虽然知道此次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动摇,毅然决然地前往。他到广东后,严拿烟贩,勒令英国交出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一行动振动中外,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可辱没的民族气节和林则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未敢忘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定海失陷后,琦善等投降派占了上风,道光帝对林则徐横加指斥,但是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在心,仍力主收复定海,昏庸的道光帝却将林则徐革职换上了投降派琦善。此时林则徐仍不计个人荣辱,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关心的是如何抵制侵略。后来受到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职,充军新疆。到新疆后林则徐没有自暴自弃,他兴修水利,修坎儿井,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他还将织布技术传入吐鲁番,并且建议将官产耕田划归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耕种,推广民屯,以充实边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视察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对沙俄的侵略有所觉察,他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45年后,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上奏折建议鼓励商民集股开采铜矿、银矿、金矿,企图打破政府官办的垄断局面。他的这种建议有利于中国刚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四、师夷长技以制夷、追求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蒙昧主义,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抵抗西方侵略,林则徐搜集外国书籍,找人翻译,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近代史上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他不拘一格选拔熟悉外情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组织翻译班子,翻译了《四洲志》,有计划、大规模地搜集和编译外国书报。他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询访外请;他以“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出发,对美国概况做了介绍,主张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追求富国强民。
总之,林则徐的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禁烟抗英阶段和被贬戍两个阶段。如果说他的前一阶段是轰轰烈烈的,那么他的后一阶段无疑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凄凉悲壮的,但是它也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延续。在被贬戍期间不计前嫌为国家做贡献,始终爱国爱民,不顾个人的安危,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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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在 中国 近代 政治 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政治 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 社会的反映。本文将林则徐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源、形成及向爱国主义转化的 历史 轨迹,置于清末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作一番简要的勾勒。
【关键词】林则徐 民本思想
一、清朝统治的衰落与嘉道经世致用思潮
1.清朝统治的衰落
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经两千余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已经朽烂动摇。早在乾隆后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重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帝即位之际,由民生极端艰难,官吏渎法贪冒等诱发的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面动荡不安。他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止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朝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历史 发展 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此间,盛世的表象迅速消失,种种弊端日渐暴露。加之西方殖民势力肆意东侵,海警飚忽,中国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鸦片战争的失败,它便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衰落之路。
2.嘉道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思潮,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清末急剧变化的形势,不能不促使社会思潮出现新的激荡。“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于是,敏感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一些封建士大夫掀起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第一排涌浪,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关系极大。清中叶以后统治黑暗,危机深重,士大夫中有识之士起而揭露、批判,要求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进而掀起政治上的波澜。于是,千年绝学今文经学(或称公羊学)进入了视野,并重获生机,以至逐渐成为晚清“显学”。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开山者是庄存与。他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创立了近代今文经学。刘逢禄则强调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和主“变”的积极思想,赋予“久被冷淡而活泼不拘”的今文经学以某些改良维新趋向。继刘、庄之后,清代经世思想由“纯学术”趋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魏源首开“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签,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批判现实,呼吁“更法”、“改制”。近代今文经学成为嘉道经世思潮兴起的重要思想武器。
嘉道经世思潮的兴起,也是嘉道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直捣紫禁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朝野为之惊悸震撼。嘉庆帝说,此“非浮言泛论所能弥,必以实心行实政”。在此前后,嘉、道二帝为了遏止王朝的衰落,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以行“实政”。虽然对其效果难做高估,但“实政”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学术界风气的改变。于是,经世之学,遂蓬勃兴起,蔚为思潮。而且,“实政”本身也造就了以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经世派。“禁城之变”时,林则徐正在翰林院庶常馆供职;其政治思想也就是在此前后,发端于经世之学的。
二、林则徐民本思想的形成
1.林则徐的家世与早年 教育
林则徐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早期的家庭 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民本”思想的产生起了一定的影响。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出身寒微的非世宦家族的知识分子官员一样,林则徐也形成了反映了其社会出身的政治理想,并在其漫长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常常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坚持遵循儒家思想的原则效力于国家”。
乾隆末年以后,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不仅把广大农民逼进衣食无着的绝境,中小地主在土地聚散过程中也起落无常,很难逃脱破产的厄运。“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林家亦沦落到“家无立锥,而宿通山积”的境地。林则徐之母因“宾日(林则徐之父)家贫,授徒恒不给”,为生活计,只得“率诸女以女红”,“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寝,……其困苦之状,……见而愀然!”则徐本人早年亦不得不“以谋食故驰四方”。这种贫寒的家世和清苦的生活境遇的刺激,使他对民不聊生的现实比较敏感,在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下层民众。
同家庭环境相 联系的是林则徐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教育影响最深的,当数林宾日、郑光策,以及与他互相影响促进的陈恭甫和梁章钜等。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对社会黑暗不满,倾向和提倡经世之学,且作风正派。林宾日对林则徐,即是“慈父”又是“良师”。
林则徐“所得力于父教的,不仅限于文事之教导,而且还有处世治事基本学问的灌输”。林宾日作为落魄秀才,“又备尝穷困艰辛,格外体验到民间疾苦, 自然 深切地洞悉社会黑暗的一面。这一切使得他能客观地多做些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这种学问传给了他的儿子。林则徐从政后,关心民瘼,形成“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的人格特征和“清廉狷介”的为官作风,并不是偶然的。1798年,林则徐入学鳌峰书院。时任山长的郑光策,更是注重“明礼达用之学”,以“立志为先,谓定志而后有所施”。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如,向学生灌输“爱民仁物”为“赴士之的”;认为,为治之术,以得民心为本,而本中之本则是“劝农桑以重本计,明礼度以正风俗,躬勤俭以节民用”。
林则徐在政治 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恤民”、“重民”思想和郑光策存在着渊源关系。在郑的引导下,林饱览了各种史书经典,眼界大为开拓。后来,则徐追忆恩师当年“有心用世”教诲,“不禁泪涔涔下也”。陈寿祺(字恭甫),汉学大师,道光二年(1822)主持鳌峰书院。他对林寄托着极高的期望:“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安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觑欷”。为此,林则徐在《答陈恭甫前辈》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自己一向崇敬陈的为人和学问,表示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当个勤政爱民的好官。梁章钜与林则徐同辈,又同为鳌峰弟子。二人“临容膝地”,砥砺学问,“穷达素心共”,可谓过从甚密。这种师友往来,对林则徐“少而沈悫谨,事亲至孝。为帖括之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品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林则徐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儒家学说是其基本思想的支柱,如重民、爱民,就来自儒家。在鳌峰书院求学期间,虽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严厉抨击“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困”等鱼肉百姓的不良现象,感发他对贪官污吏的愤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流露他对现实有某种不满的情绪,但应当看到,林则徐此时的政治思想不具体,还缺乏特定的时代与阶级内容。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林则徐的家庭、师友、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他的“民本”思想的坯床。
2.林则徐民本思想的明朗化
林则徐于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及弟,此后便有了出色的仕宦经历,升迁较常格稍快。“历官十四省,仰荷三朝知遇”,宦海四十年,累官至督抚,可以说经阅“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是林则徐生平居官行事,推行各种政务措施的基本格调。所以,时人称他“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
林则徐中举(1804年)后成进士前,曾为闽抚张师诚延为幕僚,“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自觉地把自己的前程和清朝统治紧密联系起来。1811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开始了他的小京官生涯;并同京中文人韵士如曹振庸、陶澍、李彦章、魏源等相往来,“商榷古今上下”,“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他为人处世很讲道德,有强烈责任感。这部分是因为他受了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清帝国一些最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激励”。因此,林“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其经世思想在此时已开始形成。1816年和1819年,林则徐先后赴赣、滇任乡试考官。途中所经,叠遇旱涝,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禁发出“嗟尔生涯剧可怜”,表达了对“劳劳竞日”而不得温饱的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尤其是他在裕州突遇洪水,幸有“村夫歘来灿成行”后,深叹:“斯民真天良”;疾呼:“为语司牧慎勿忘,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箠楚加桁杨,教以礼让勤耕桑”,明确指出,要医治疮痍,使“闾阎苏”,必须“厚培民气”。这表明,林则徐在出任守土官之前,其关注民生、重视“天下舆情”、以养民安大局的民本思想已经明朗。
列宁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 联系和‘中介’”。林则徐集封建士子与政府官员于一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想不同凡响。作为封建士子,虽然通过科举 考试 最终“读书显扬”,但幼时的家庭境况,对 社会现状的关注,以及明清实学的耳濡目染,却使他接受了并倡导以务实为特点、求治为目标的经世致用思想;身为政府官员,对清朝的腐朽黑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广大民众的苦难怨愤比较了解,主张变革现实社会。晚清经世派分为两类:一类为 政治 家型,可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由于受制于官场的慎言传统,与龚、魏之流不同,主要是通过“立德”、“立功”的政治 实践来演绎自己的价值取向。
1820年,林则徐出任浙江杭嘉湖道,从此踏上了亲身实践他那一套思想主张、比较独立地支撑一方统治危局的道路。在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视“民事皆士事”,从吏治民生、盐河漕政,到牵动全局的鸦片问题,无不殚精竭虑,成效卓著,“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关心民瘼,稳定民心,兴利除弊,挽救危局,是他勤于政务的重要内容。林则徐高于一般封建官吏的地方,在于其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即更重视民众疾苦与清朝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言:“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犹可悯。”在这里,林则徐力图调和构成封建生产关系的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矛盾,体现着其民本主义思想主张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对于维系国计民生的现实性和力量,并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将原本明朗化的民本思想形成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新出现的 中国 人民与西方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趋上升,原来以维系国计民生,抵制西方侵略为中心内容的嘉道经世思潮,其重心亦逐渐转移到抵制西方侵略,特别是反对英国鸦片侵略方面来。林则徐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其民本思想迅速地向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转化。张灏先生认为,人的主要思想是人面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感受”时,“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的结果。林则徐虽然还“无法理解当时时局巨变的意义”,但是历史巨变所产生的冲击力已使他本能地去“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
1838年,他经过一番密查暗访后,敏锐地揭示了苏州、湖北等地“商民交困”的原因:“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物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賸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上奏呼吁道光帝:“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这说明,林则徐已经比较清醒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 侵略给“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并把维护商民利益,重视商民地位,上升到维护国家稳定的战略高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陈胜粦先生认为:“林则徐在实践中形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则是嘉道经世思潮在政治领域内开出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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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策略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供大家参考。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
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
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又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15.5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22.5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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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战争,达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镇压,但群众斗争此起彼伏,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天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平均分配的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最后也未能付诸实行。
谈起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映入我的脑海中的是一个个首先站出来反抗清王朝奴隶般统治的一位民族运动的英雄们: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全,陈玉成„„早些时候,我读了曾国藩的传记,在我看来,曾国藩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那个昏庸是非颠倒的社会中,依靠了自身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志士们一起建立了湘军,成功的镇压了当时清廷无力镇压的太平运动的起义军们,并且引领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厂”,并提拔了一批有能力,有正气的将领们,其中当然包括后来建立淮军并成为清末第一重臣的李鸿章,为清朝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说起太平天国,虽然说他加速了清朝国力的衰退,使清廷在后来完全无法抵挡外国的侵略,而且他们也是一支由农民组织而成的造反起义军,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多有褒贬不一。然而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可歌可泣,我们对其的评价应该更加给予同情与理解,而不是批判和反驳。
从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一路抗争,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至江苏六省,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资政新篇》,之后西伐,天京肃清战区取得巨大胜利,和功亏一篑的北伐失利太平天国书写了一个一个奇迹。在此,我想分析一下太平天国的失败的原因。首先,政权的建立的主要成员主要是由农民,他们缺少统一的建设思想,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短时性,这一点仅可以从洪秀全的后期表现就可以窥见一斑。(后期的洪秀全迷醉于奢华的享受之中,身躯肥大臃肿不复当年豪情,怠于朝政,将政权交与自己的亲信人等,同时逼杀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逼走天国第一战将翼王石达开,分化了天国的实力,这些举措完全在一大程度上导致了天国政权的覆灭)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迅速封建化,并导致腐败丛生。起义初衷,洪秀全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人人温饱的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却连个合适的官名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王一级的名称“姑从凡间歪例”,其他各级官员也只好按“歪例”定名。于是便相应地制订出《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卑尊和特权。洪秀全在《天父诗》中则公开宣扬“生杀由天子”,即和封建皇帝一样,拥有生杀大权。并继承了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表现在生活起居上,也都按照帝王将相的规格来铺排。进入南京不久,便大兴土木,广建王府。新建的天王府周围更达十余里,墙高数丈。城称金龙城,殿称金龙殿。“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至于东王府则“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生活上的腐败,失去农民起义军应有的进取心。并由此引起的争权夺利,把好端端的太平天国引向失败。第二是人心不齐,天朝的一大部分将领是东王杨秀清的属从,而杨秀清后来与洪秀全闹翻,洪秀全设计同时杀掉杨秀清和韦昌辉,大失人心,直接导致部分将领对天朝的信仰产生怀疑,对当初同甘共苦的思想产生质疑。况且拜上帝会毕竟是迷信,无法长久的支持人们的信仰。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是石达开的出走,这位曾经数次击败曾国藩的湘军的传奇将领带走了当时天朝的精锐部队在在四川独自作战,中寡不敌众而亡。一位位极具声望的领袖相继忘去,大失人心,从而将天朝赖以生存的人心本钱消耗殆尽。第三是由于神权左右政权。历史造成的失误,使洪秀全不能自拔。
1848年,正当拜上帝会蓬勃发展之际,首领人物冯云山被捕入狱,拜上帝会濒临解体。杨秀清为了挽救革命危机,“替天父下凡”,巩固了革命群众的信念。对此,洪秀全加以认可。但是,时过不久又出现萧朝贵“替天兄下凡”,这不管是出自洪秀全还是萧朝贵的主意,都应是争夺权利的表现。大约洪秀全想由天兄来制约天父,才纵容萧朝贵“替天兄下凡”的。可是,这个天兄比天父更厉害,一发不可收。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仅1849年,“天兄下凡”就达37次,包括起义的人事安排和日常事务全由天兄安排。洪秀全不得不回过头来借重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永安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东王,节制诸王。洪秀全的信任,杨秀清本人的才干,使他的地位猛然上升。冯云山、萧朝贵早逝,王权失去互相制约。东王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重要决策者,其借用力量仍是“替天父下凡”这个武器。洪秀全作为天王,没有掌握实权,这就造成杨秀清权力过大、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轻重倒置局面。如果在金田起义之后,永安封王之时,立即取消拜上帝会,一切以新建立的政权组织行使职能,杨、萧代言人资格自然取消,洪秀全权力就能集中。可惜洪秀全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潜心研究教义,宁可当教主,不去认真当天王。而教权又必须由天父来施行,这就是洪秀全难于从教权政权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的原因。由于政权、神权并行,神权既高于政权,又为杨秀清所掌握,这就在许多问题上,杨秀清凌驾于天王之上,必然造成矛盾,而洪、杨的矛盾又必然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一些心怀叵测又不愿受神权控制的大臣,如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等人,就会利用政权、神权的矛盾,起而翦除神权势力,并借机扩大事态,打击洪、杨力量。就这一点而论,洪秀全还不如朱元璋清醒,朱元璋借白莲教起家,夺取政权后立即宣布白莲教为非法,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却从始至终都信奉天父皇上帝。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则是曾国藩湘军的不懈追击作战,历时多年,曾国藩顶住了朝廷等多方面的压力,独自一人协同寮建立湘军,最终将天京攻破,结束了轰轰烈烈天国起义运动。不得不说湘军在天朝覆灭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抗日战争,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自金田揭竿,就把矛头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杨秀清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号召“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把推翻清封建王朝作为直接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学校中拆除孔子牌位。太平天国的官书《太平天日》中尖锐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官正殿两庑木主亦具焚弃殆尽”。太平天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给清王朝以严重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太平天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高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不怀好意。1853年,太平天国刚定都南京,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提出,趁清朝皇帝还能够和外国签订条约时,进行干涉,以便向清朝皇帝取得“干涉的报酬”,即“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并使鸦片合法化”。为判断这种干涉“是否必要,是否值得”,英使文翰特地从上海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递交《南京条约》。杨秀清说: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焉有主从之分”,没有理睬不平等条约。随后让韦昌辉、石达开给文翰正式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敏锐地把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联系在一起。
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后期,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正面作战,曾经给外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洋枪队首领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等都死在太平军的刀口之下。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立场十分鲜明,1862年前后,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天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言下之意,只要洪秀全接受他们的条件,可以让洪秀全当儿皇帝。洪秀全当即予以驳斥:“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英国人呤唎问李秀成为什么要去进攻有外国领事馆的上海,李秀成说:“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他们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
外国侵略者和清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点,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是十分清楚的。太平天国名将陈坤书在常州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之后,城破被俘,他痛斥李鸿章:“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座城池。”洪仁玕在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时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李秀成被俘之后,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虽晚节不终,但良苦用心之一,是劝曾国藩“防鬼反为先”,并提出学习西方的“利炮”计划,认识到我国虽有“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说明李秀成已经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本质,而且在寻找“制夷”的办法。太平天国英雄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觉醒,是以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极为可贵的财富。
太平天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同时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斗争锋芒直指国内封建统治者,同时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最终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如同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一般,产生了保守、迷信、享乐、皇权等封建思想意识。历史告诉我们,农民战争无法诞生先进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自发的农民思想不能拯救中国。 关键词:太平天国,阶级,失败,时代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当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和耶稣的指示。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利用迷信“邪教”聚集力量,中国历史中并不少见,如东汉时期黄巾起义中太平道;宋朝方腊叛变,约是一个佛教分支; 元朝红巾起义的明教以及清朝的白莲教。)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是政权的代表。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但却没有天父或天兄附身下凡、代天父或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当东王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就是天父皇上帝,就是最高神权,天王须跪在东王之前,俯首听命。从上帝教理论和教义说,只要东王愿意这样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前期确实表现出神权政治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就是东王握有神权,而天王为一国之君,东王所掌握的神权却凌驾于天王代表的政权之上。东王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设尚书,每部尚书12人,共达72人之多,分掌国务;六部设承宣,共24人,主发号施令。东王实际执掌最高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和各种猜测。如向荣于1853年六月在《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所谓太平天国前期表现出非神权政治的特点,也称作“虚君制”。
【金田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____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永安建制】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
【定都天京】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北伐】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天京解围】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天京事变】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1859年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1861年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余部坚持战斗。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
【东征与清军反击】
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
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
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____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
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
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
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自此淮军与金陵湘军联络畅通无阻也。
【天京陷落与败亡】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
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历史功绩不可抹灭。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
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引用几位伟人言作,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 “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91]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卡尔马克思:“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参考资料: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赵彦昌、陈婧曙 ,《太平天国档案工作研究综述》
台湾三军大学 编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编著 .《中国近代现代史 上册》
洪仁玕、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朱芳哲、黎斐,《金田团营考释》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摘要:本文从宗教、军事、社会等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形成原因,以及在其实施上的某些矛盾现象。
关键词: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矛盾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可以说是男子的附属。太平天国兴起于封建专制政体时代,男性中心无可厚非,当时的妇女当然还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在占领区实行过一系列关于妇女方面的政策,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农民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影响,并未把妇女从封建压迫中完全解放出来,其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矛盾性和落后性。
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最主要的措施可归纳为:置女馆,收妇女;设女官,立女军;办女试;废奴婢,禁娼妓;禁缠足等。
一、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原因
1.宗教上。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出自____教义的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中包含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们尽量地宣传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友爱。《天条书》上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简又文先生也认为:“天朝对于提高妇女,解放妇女,保护妇女,确有崇高的理想,兼有实际的措施,推究其源则莫非出自于宗教信仰。”我对简老先生的这种看法也是同意的。
另外,太平天国以宗教创军建国,道德观念视为上帝戒条,至为严格,其对于淫乱行为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或饶恕,就拿他们实行的女馆制度来说,隔别男女之作用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实际上可以杜防淫乱,起到治本清源的作用。
2.社会背景。太平天国起义于两广,会众多是童谣民族、西南一带的边区民族,当时仍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举凡一切精细操作皆为妇女服劳;加上社会道德观念的不同,如“不落家”的习俗。影响太平天国严别男女政策与奸淫之禁的原因,可能是社会风俗严禁的一面和随便的一面,两者的成分都包含在内,因为观念不同,若不加约束易造成动乱。
3.军事上。厉行男女分营,无异使入伍的教徒以眷属为人质,使之不敢妄萌异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有的是全家参加革命,有的是独身入伍,他们中的个个男子都必须奋勇作战,大业成败都在于此。如果仍有室家之好与内顾之忧,则纵欲、徇私、眷恋,在所难免。这样就会消减全军的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领导者实行“女营女馆”制度并不无道理,这一制度的实行成为无劳动能力妇女的衣食来源。此外,在军事战略上,在攻占一城池后,并不打算久留,也不安顿后方,只是一味向前,只有将妇女纳入军事化组织以便行动。
二、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上的矛盾现象
1.一夫一妻制的矛盾性。一般来说,男女地位平等,最主要表现在一夫一妻制上,但天朝只准一般的低级干部及平民娶一妻,而中级以上干部按等级规定妻子的人数,洪秀全的妻妾则不计其数。
天朝领袖和将领们普遍广选女色或保持一妻数妾是无可置疑的,但有的人还说,太平天国领导人中“许多因受到《新约》的影响而变得开朗起来,已经抛弃了多妻制,已对多妻制感到嫌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教。中国向来注重上行下效,这样的领导不可能在天朝内部彻底地推行妇女解放政策和措施,更不可能说他们对待妇女的道德品质有太大的进步性了。
2.女营女馆可以说是大集中营。本来妇女可以过基本的家庭生活,如今连那一点自由都被剥夺,这特别是对年轻妇女的一种摧残。
女馆妇女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妇女活动没有自由。为了禁止奸淫,防止男女授受相亲,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防守极严,即夫妇母子不许相见讲话”。夫妇同居,亦为犯天条当斩,这一政策在战争时期尽管有其合理性因素,但它违背了人性和生理规律,对于太平天国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人性大欲遭到了严重的控制和压抑。尽管太平天国天律中规定夫妻只准在每月晖日同宿,“余日犯者为违教,每人只生一子,多着亦为违教”,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孩子骨肉亲人不准相见,违者即犯天条。自古以来此种情况从未有过。一方面他们的天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性情受到扭曲。另一方面他们却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广选美色,嫔妃成群,淫奢无度,这种现象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在这方面的禁令急严,但违者仍习以为常,以至于斩首游街,鸣锣示众,仍有不畏法者。有一次,杨秀清关闭天京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结果查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妇各数十人,悉杀之”。鉴于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领袖们不得不经常派人到男馆查看,不许藏匿妇女。又担心夜晚出来难以防范,于是派人沿路“梭巡”。
3.女军所担任的任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集中在女馆之姐妹,也为军事服务,但她们所担任的职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天朝政制像乡土官由军、师、旅师以下至大司马、伍长,皆由人民推选,……次种乡官皆由男子任职,未闻妇女入选”。女军所担当的任务大多为生产、劳作性工作,如挖沟,背负米盐,收割稻麦、砍柴拾柴,抬埋死尸,等等。“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兼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只要是个人生活所需的劳动和杂活,以及前线太平军作战所需要的后勤杂役,太平天国均让女军承担,其目的一是为整个太平天国服务。二是想让她们通过生产劳动在社会中求得生存,恢复人性本来面目,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三、总结
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实施,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以上所说的种种矛盾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妇女的重视只是利用妇女的力量与怀柔作用,所谓男女地位之平等,并非出自人道关爱。同时,由于受社会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农民阶层不可能达到真正地去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太平天国的妇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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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中_运动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事件,一直以来倍受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五四运动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19年5月4号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条件、历史特点、历史意义
一、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
1.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五四运动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 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3.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政府在华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1.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了。
2. 五四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不仅有学生群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参加到革命的运动中去了,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3.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_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2.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
3. 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4.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
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意义深远。五四运动解放思想,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因此在当今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应该传承五四精神,增加社会责任感,用我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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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国内外社会风云,那展用先辈们鲜血染红的“五四”运动大旗,现在急需我们高高举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革命事业现在需要我们青年用热血去继承!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呼唤!“五四”让历史和现实证明:我们青年的血是一腔革命的热血!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意义;五四精神
一、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表现出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斗争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盲目排外。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将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其次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就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就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
三、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且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四、五四运动普及了民主思想,加快了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步伐
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和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制度层面的宪政进程从满清王朝的末期就开始了。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满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终于还是迈出了向宪政文明靠拢的第一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宏大的革命理想几乎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地开展。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先后颁布和开始施行,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基本构建起来。但是这些法律大多数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实行,宪政制度也被拆来改去。国人早期宪政运动的制度设计所实现的程度,与其所期冀的目标相比,只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民的思想深处,还缺乏对民主与宪政的正确认知。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对于西方先进的宪政文化的了解要早于法律文本的制订和制度的设立,但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下,国民的思想整体上仍然处于冰冻中。五四运动润物无声,它瓦解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冰封,宪政民主思想才得以蔚然盛行,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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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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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历史始终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鉴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事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近代史事件论文
1840~1859年
鸦片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法、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此时的中国处于农耕文明的晚期,政治腐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思想闭塞,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于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腐败的社会制度最终无法抵御新兴的资本主义,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1860~1879年
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为掠取更多的侵略利益,在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国内人民起义不断,边疆危机四起。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880~1899年
中法战争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场所和殖民地。地域辽阔的中国成为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中国边疆危机四起,法国发动了中法战争。清政府以胜求和,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夺取了越南,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中法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刺激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
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日本急需从侵略扩张中寻找出路,为此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带有现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就是海军的出场和角逐。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戊戌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次爱国救亡的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外国传教势力活动猖獗,农民阶级发动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归于失败。这是一次旗帜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最高峰。
1900~1919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1920~1929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春天,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对中国给予大力的帮助;1920年秋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转到浙江嘉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此,它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的召开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利益,1921~1922年,美、英、日等国在华盛顿开会。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样,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在列强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既各自扶植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军阀,争权夺利,又联合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使一战期间有所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迫。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战火弥漫大半个中国。这一切导致国内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共产党在二七罢工失败后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于是,积极倡导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也意识到以前单靠国民党一党领导,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方法,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旨在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北伐战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南昌起义 见前
八七会议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1939年
土地革命 1927年三大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除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压迫,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它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阶级上和经济上的保证。 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早就确立了侵略中国的方针。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第二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红军的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中南方革命根据地无法立足,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遵义会议 见教材108页
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_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行为,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它使学生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压力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的大局出发,经过多方努力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团结抗日的诚意。它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七七事变 1936年,德、日、意法西斯在共同_的幌子下,勾结起来,同英法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英法美对此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实施全面侵华的计划。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总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同时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0~1949年
中共七大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早已决定了内战的方针,但为欺骗国内舆论,并为发动内战做准备,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策略。1945年8月,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内和平问题。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它虽然不能制止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但为国内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三大战役 1948年秋,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 当今 症结 中日关系未来
1 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就近代史中日关系与当今中日关系之间有什么呢?
2 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 2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 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 中日关系的症结
4.1 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 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 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 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 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 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 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 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国近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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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洋务运动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 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 改革 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 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
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 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
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
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 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 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1.《曾文正公全集》作者:曾国藩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出版社:中国书店
2.《李文忠公全书》 作者:李鸿章
3.《中国近代史》 作 者:方敏 马克锋 耿向东 龚书铎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0年03月
4.《现代化新论》 作者: 罗荣渠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4-01-01
【摘要】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三支海军,建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的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教育事业;近代化
一、 洋务运动的产生及性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一页。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地上大量的倾销商品,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威胁。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所以中国丝、茶以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在下跌。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席卷南部数省,公然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为了应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由清朝统治者集团中的一部分有实权的大臣为核心,集结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能人志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设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却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此期间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创办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办学堂、派遣留等。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一阶段,创办军事工业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为第二阶段,虽然还继续创办军事工业,但重心转为创办民用工业。
一、军事方面
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为解决燃眉之急,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由于当时没有意识到落后在制度上找原因,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洋务运动就是从军事近代化开始的。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以及各省陆续建立的兰州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共二十一处军工厂。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
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军事工业由政府投资,朝廷委派地方大员总办,所造军火由政府无偿调用,装备海军,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属于封建官府创办的近代军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某些技术性工作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所以这些企业不完全等于封建官府工业。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显倾向。
二、民用企业方面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社会,人力是主要的生产力。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我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清朝看到了西方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同时,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积极倡导下,以“自强、求富”为思想口号,开始了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主要的民用工业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三、创办海军
1875年清政府决定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自从,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
四、教育事业
洋务运动时期,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除了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努力外,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洋务运动对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创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
1.创办学堂
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从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开始,至1896年,共创办的新式学堂20多所。这些学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自办的,另一类是外国教会办的。 新式学堂讲究教学内容是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学生先理解然后记忆、背诵,循序渐进,这比传统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囫囵吞枣要合理、进步。他们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制订学制,新式学堂普遍制定了分年度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教学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如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规定学生入学到毕业,以五年为限。
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新式学堂出现可以说是对科举制度的致命的一击,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2.派遣留学生
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让洋务运动的工厂摆脱雇佣洋匠的限制。除开设形式学堂外,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了七批留学生,共二百余人。这是旧中国最早派出国的官费留学生。培养了不少人才,最出色的有严复、詹天佑、黄仲良、程大业和林永升等。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各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开创性。这些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3.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各类学校的创设,留学生的派遣,逐步培养了一批懂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科技著述,培养出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二代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理论方面,牛顿力学,微积分等大量的近代科学知识都被相继系统的介绍到了中国。在技术知识方面,从新式的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从造船炮到电报、火车、轮船等等各种近代的技术知识,都不断的介绍和引进中国。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打开了中国面向缤纷多采的世界文化之窗,它所设立的近代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也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三、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1.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2.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3.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冲突。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尽管西学的流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封闭,使很多普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严重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四、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明朝后期及清朝统治者长期以来昏睡于“天朝上国”之中,而社会中更是将科学技术列为奇淫巧计下九流之列。闭关锁国导致文化上的落后,使得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飞跃发展时期,远远落后与世界。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而派遣的留学生日后很多是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一些领域的奠基人。
2、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遇到了经费,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开办民用企业,在政府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打破了“士农工商”的格局,以士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经济形势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3、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从而建成了亚洲规模最为庞大的海军,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首的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此后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
4、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思维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愚昧落后的外交思维,使得中国外交正式与世界接轨。 总结: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洋务运动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也为后来的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基础,前人之失,后人之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错误观念的陋习,引进近代科技文化与教育制度。对中国日后的革命的影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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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战争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战争论文范文一: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学了近代史后让我对它更加了解。毛泽东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世人宣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在那个年代,虽然我们的国家很穷,没有先进的武器,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很团结,军民一心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等战术,把我们的弱势变成了优势,打的敌人晕头转向,血肉横飞,不得不缴械投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强占东北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民族战争。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在杨虎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不计前嫌合作抗日。最终达成统一战线。
从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由于清政府腐败软弱,最后都以割地赔款而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彻底打败。这说明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战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
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强国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正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是他们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他们浴血奋战于抗战的最前线,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以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良好开端。
艰苦的磨难,压不垮中国人民;残暴的敌人,只能激发起中华民族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风在喉,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振聋发聩的吼声,伴随着黄河的滔滔水声,流传至今。这是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誓言,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宣言,是抗战精神生动、有力的诠释和展现。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民国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统一与团结,这是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
一个民族要走向振兴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民族的大团结。抗战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政治势力。除了国共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外,还有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中央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实力派相互之间也是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在山河破碎,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各种政治力量、各个阶级终于摒弃成见,共同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民族敌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振兴。
国共两大党的合作是全民族团结的关键。国共两党原先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但在民族责任感的驱使下,中国共产党主动改变策略,一再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国民党开始则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终于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共产党一起战斗,形成中国军队一致团结在抗日大旗下共同对敌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锻炼,更加成熟,更加坚强,政治威望空前提高,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主要领导力量。抗日战争的意义抗战的胜利使中华民族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民族大团结,维护了世界和平。
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再加上中华民族的觉醒,还有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持。同时抗战也使我们民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第一:全民族大团结是中华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伟大的胜利。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第四:中华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同时又惧怕战争。第五: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捍卫自己的生存发展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专心致志的学习,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科学知识,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更加强大更富有,如果有人敢侵犯,我们一定把他打的落花流水。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昭示我们:中国人民既然能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新的振兴。
近代史战争论文范文二:抗日战争的启示
【摘 要】爱国、团结、民主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之魂,这种民族之魂催生的伟大力量,使中国人民创造了近代第一次抗击外国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辉煌历史。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传承的精髓。通过深入透彻地剖析居安思危的本质。从小到大,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居安思危的必要性。从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阐述了加强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节俭意识教育的几个关键点。
【关键词】爱国 团结 民主 居安思危 忧患意识 艰苦奋斗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彻底垮台。日本法西斯企图继续顽抗,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互配合的对日作战的坚决打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站诏书。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失败。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不断重新挑起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愤恨与不满。卢沟桥,九一八,毒气战,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再次掀起中日之间的仇恨,而是不想再让贪婪无厌侵略者得逞,不想让我们的下一代重蹈覆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欲灭其国,必去其史!”“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每想到这些有关历史的名言警句,内心就无比激动!伟大的教育学家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我想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到那段历史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东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国家民族存亡的!深刻体会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之后,我心中产生了许多许多想法!
一、爱国之魂,驱动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团结之魂,集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民主之魂,激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踏入中国,民族空前危机的时候,中国人民弘扬了比起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激昂、更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之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呼喊。1934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对日宣战通电》,宣布要“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
“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战”。并且命令共产党员“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在强敌当前,国难当头之际,团结御敌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他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大团结的壮丽画卷。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强烈呼吁“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决然以民族大义为重,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摒弃血仇,不计前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与国民党联手,共赴国难。能不能实现民主,直接关系能不能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大问题。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和实现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正是这种民主之魂,激励中国人民勇敢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铁流中,他们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一个民主中国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抗日战争新的意义。
二,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精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远离当年侵略者引发的硝烟战火,但是却要时刻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复辟。居安思危,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安宁的环境下,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随时都有应付意外事件的思想准备。当日本侵略者悍然人侵我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认清形势,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无畏精神扫: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领导组织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全国人民同仇敌汽,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建立、巩固和发展了各抗日根据地,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这一胜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添上了珍贵的一笔。虽然说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电华民族将这段文化代代相传,而且时时提及,将其作为一面历史真实的镜子,激励世世代代不断奋发图强,壮大民族,免受外族的欺凌。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要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即使你现在工作稳定,也要做好失去饭碗的思想准备。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充实自己,为自己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上增添取胜的筹码,只有这样我们的未来生活才会幸福美满,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讲,居安思危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居安思危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消亡更迭到苏共的倒台,没有哪一个不是因为忧患意识消亡,追求安逸享乐,不思进取导致的。历史上无数的事例说明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弧盛的必然保证。
三,我们应该向强者虚心学习,从实际出发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反感,我是很有感触的,但若深究其反感的本原,便很难于理解.基本上无非是近百年来日本对于中国的欺凌造成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无非是南京大屠杀罢了.诚然,百年来中国的落后很与日本有关,中国在明治维新之际同日本的差距远不如现在这么大, 然而在我认为,所谓物腐虫生,正该好好认识一下自己不足之处,做出改进才好.作为中国人,可以为南京大屠杀恨日本人;而作为日本人,却好象不曾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而去恨美国人。相反,他们与美国似乎相处的非常好,日本这个国家虽小,却很有学习自己对手的志气,当年,唐朝时被中国打败后,日本曾派了大量人员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现在,他们又在向美国学习。所以我觉的日本虽小,不能被征服啊。虽然日本民族文化单薄又狭隘,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无论在如何强大的向外国学习的旋风中亦能脱身而出、反省自己、重申本民族文化。日本人固有的优等民族观念、尊崇天皇和尚武的民族精神使日本人只会把适合于他们思维模式以及国家目的的思想成分纳入自己的文化范畴中,而“舶来”的其他成分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和少数人的玩赏,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又资源丰富的近邻大国,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浓厚的邻国的防备和督促更是不可松懈和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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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主要是研究宇宙间的基本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并分析由这些基本原则推断出的系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物理学的开端源溯深远,但若说物理学真正意义上的征服世界还是在19世纪末,他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人们所未知的现象。古老的牛顿力学城堡历经岁月磨砺风雨吹打依旧屹立不倒,反而更凸显他的伟大与坚固。从天上的行星到地上的石头,万物皆毕恭毕敬的遵循它的规律。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更是它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光学方面,波动论统一天下,神奇的麦式方程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理论并将其扩大到整个电磁领域。热学方面,热力学三大定律已基本建立,而在克劳修斯,范德瓦尔斯的努力下,分子动理论和统计热力学成功建立。
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似乎都彼此包含,形成了以经典物理联盟。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
那当然是一段伟大而光荣的日子,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科学的力量从这一时期开始才真正变得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神往。我们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上帝造物的奥秘,在没有遗漏,我们所熟知的一切物理现象几乎都可以从现成的物理理论里得到解释。力,热,声,光,电等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被同一种手法控制。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说:“物理学的未来,将在小数点第六位后面去寻找.。”而普朗克的导师甚至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个已经高度成熟的体系。
但历史再次体现了他惊人的不确定性,致使19世纪物理世界所闪烁的金色光芒注定只是昙花一现,而那喧嚣一时的 空前繁盛的经典物理终究要像泡沫那样破败凋零!
其实,今天回头来看,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的意义远比实际得出的结论复杂而深远。它一方面彻底的建立了电磁理论,为经典物理的繁荣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另一方面,它又埋下了促使经典自身毁灭的武器,孕育了革命的种子。当赫兹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那件实验室里通过铜环接收器的缺口爆发的电火花证明电磁波存在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有光照射到这个缺口上时,似乎火花出现的更容易一些。
显然赫兹是伟大的,他甚至为这个现象写了专门的论文,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一起太多人的注意,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篇论文的真正意义。或许甚至连赫兹自己都不知道,量子存在的证据就在他眼前,几乎触手可得!不过,或许是量子的概念太过爆炸性,太过革命性,命运冥冥之中将它安排在新世纪出现。只可惜赫兹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它的诞生,也没能目睹它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在经典物理还没来得及多多体味一下自己的盛世前,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连续发生,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元素的放射现象。
1897年,居里夫妇研究了放射性并发现了更多的放射性元素如钋,镭。
1898年,汤姆逊研究了阴极射线后认为它是一种带负电的电子流。
1899年,卢瑟福发现了元素的嬗变现象。
如此多的新现象的涌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让人开始觉得不安。虽然经典物理的大厦依然耸立,依然那么雄伟,一眼看起来牢不可摧。但天边这小小的乌云,虽然不起眼,却给人一场暴风雨将至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十分准确,随着乌云的扩大,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相继诞生,经典力学的大厦就此轰然倒塌。有人说物理学学到最后清一色是在学哲学,那么以哲学观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种必然!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同时为了提高人眼的观察能力,人们发明了光学仪器,第一架望远镜的诞生促进了天文学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显微镜的发明给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荷兰的李普塞在1608年发明了第一架望远镜。开普勒于1611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折光学》,提出照度定律,还设计了几种新型的望远镜,他还发现当光以小角度入射到界面时,入射角和折射角近似地成正比关系。折射定律的精确公式则是斯涅耳和笛卡儿提出的。1621年斯涅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入射角的余割和折射角的余割之比是常数,而笛卡儿约在1630年在《折光学》中给出了用正弦函数表述的折射定律。接着费马在1657年首先指出光在介质中传播时所走路程取极值的原理,并根据这个原理推出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综上所述,到十七世纪中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
关于光的本性的概念,是以光的直线传播观念为基础的,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发现有与光的直线传播不完全符合的事实。意大利人格里马第首先观察到光的衍射现象,接着,胡克也观察到衍射现象,并且和波意耳独立地研究了薄膜所产生的彩色干涉条纹,这些都是光的波动理论的萌芽。
十七世纪下半叶,牛顿和惠更斯等把光的研究引向进一步岁展的道路。1672年牛顿完成了著名的三棱镜色散试验,并发现了牛顿圈(但最早发现牛顿圈的却是胡克)。在发现这些现象的同时,牛顿于公元1704年出版的《光学》,提出了光是微粒流的理论,他认为这些微粒从光源飞出来。在真空或均匀物质内由于惯性而作匀速直线运动,并以此观点解释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然而在解释牛顿圈时,却遇到了困难。同时,这种微粒流的假设也难以说明光在绕过障碍物之后所发生的衍射现象。
惠更斯反对光的微粒说,1678年他在《论光》一书中从声和光的某些现象的相似性出发,认为光是在“以太”中传播的波.所谓“以太”则是一种假想的弹性媒质,充满于整个宇宙空间,光的传播取决于“以太”的弹性和密度.运用他的波动理论中的次波原理,惠更斯不仅成功地解释了反射和折射定律,还解释了方解石的双折射现象.但惠更斯没有把波动过程的特性给予足够的说明,他没有指出光现象的周期性,他没有提到波长的概念.他的次波包络面成为新的波面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它们是由波动按一定的位相叠加造成的.归根到底仍旧摆脱不了几何光学的观念,因此不能由此说明光的干涉和衍射等有关光的波动本性的现象.与此相反,坚持微粒说的牛顿却从他发现的牛顿圈的现象中确定光是周期性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在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占统治地位的同时,由于相继发现了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光的被动现象,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也初步提出来了,因而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几何光学向波动光学过渡的时期,是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步深化的时期.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波动光学时期
19世纪初,波动光学初步形成,其中托马斯·杨圆满地解释了“薄膜颜色”和双狭缝干涉现象。菲涅耳于1818年以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形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用它可圆满地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光的偏振和偏振光的干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菲涅耳假定光是一种在连续媒质(以太)中传播的横波。为说明光在各不同媒质中的不同速度,又必须假定以太的特性在不同的物质中是不同的;在各向异性媒质中还需要有更复杂的假设。此外,还必须给以太以更特殊的性质才能解释光不是纵波。如此性质的以太是难以想象的。 1846年,法拉第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磁场中发生旋转;1856年,韦伯发现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等于电流强度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他们的发现表明光学现象与磁学、电学现象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1860年前后,麦克斯韦的指出,电场和磁场的改变,不能局限于空间的某一部分,而是以等于电流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的速度传播着,光就是这样一种电磁现象。这个结论在1888年为赫兹的实验证实。
然而,这样的理论还不能说明能产生像光这样高的频率的电振子的性质,也不能解释光的色散现象。到了1896年洛伦兹创立电子论,才解释了发光和物质吸收光的现象,也解释了光在物质中传播的各种特点,包括对色散现象的解释。在洛伦兹的理论中,以太乃是广袤无限的不动的媒质,其唯一特点是,在这种媒质中光振动具有一定的传播速度。
对于像炽热的黑体的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这样重要的问题,洛伦兹理论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并且,如果认为洛伦兹关于以太的概念是正确的话,则可将不动的以太选作参照系,使人们能区别出绝对运动。而事实上,1887年迈克尔逊用干涉仪测“以太风”,得到否定的结果,这表明到了洛伦兹电子论时期,人们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仍然有不少片面性。 光的电磁论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光恶化电磁现象的一致性,并且证明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存在这相互联系这一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在认识光的本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此期间,人们还用多种实验方法对光速进行了多次测定。1849年斐索(A.H.L.Fizeau,1819--1896)运用了旋转齿轮的方法及1862年傅科(J.L.Foucault,1819--1868)使用旋转镜法测定了光在各种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量子光学时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光学的研究深入到光的发生、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围观机制中。光的电磁理论主要困难是不能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某些现象,例如,炽热黑体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的问题,特别是1887年赫兹发现的光电效应。
1900年,普朗克从物质的分子结构理论中借用不连续性的概念,提出了辐射的量子论。他认为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包括光,只能以各自确定分量的能量从振子射出,这种能量微粒称为量子,光的量子称为光子。量子论不仅很自然地解释了灼热体辐射能量按波长分布的规律,而且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个问题。量子论不但给光学,也给整个物理学提供了新的概念,所以通常把它的诞生视为近代物理学的起点。
1905年,爱因斯坦运用量子论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给光子作了十分明确的表示,特别指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光也是以光子为最小单位进行的。
1905年9月,德国《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爱因斯坦的“关于运动媒质的电动力学”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基本原理,文中指出,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物理学,其应用范围只限于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情况,而他的新理论可解释与很大运动速度有关的过程的特征,根本放弃了以太的概念,圆满地解释了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 这样,在20世纪初,一方面从光的干涉、衍射、偏振以及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确证了光是电磁波;而另一方面又从热辐射、光电效应、光压以及光的化学作用等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光的量子性——微粒性。光和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玻璃二象性,这个认识促进了原子核和粒子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光和物质的本质,包括实物和场的本质问题。为了彻底认清光的本性,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摘 要】应用物理学是建立在古老物理学上的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但在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研究它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将基本的物理学理论性的基本规律、实验方法、最新的物理成果运用与实际。转化为现在所需要的实用生产力,再从实践反馈的信息中反过来推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本文就物理应用在不同物理历史时期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应用物理的发展历史,简述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应用物理学;发展
1 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
在古时候,虽然人们对自然界中事物的认识只依靠直觉和思辨性猜测,但是此时已经有了物理知识的应用。从刀耕火种之中就能看到物理力学的基本应用,由此可见应用物理在生活中的普遍性,以及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的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力学,诸如静力学中的简单机械、杠杆原理等在农业和狩猎之中有广泛的应用。在该过程中很多的经典物理理论得到实践。而后的时期中更是有了电磁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指南针就是电磁学方面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重要代表作。声学方面,唐朝的编钟闻名世界,优美的音律让人们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自古时候到近代,总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物理学的应用,这就是最初期的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在应用物理没有成为专门化的学科时,它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生活的每个角落。
2 应用物理在经典物理学时期的发展和贡献
15世纪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和技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在该时期特定历史需求下诞生了。物理学增加了系统的观察实验和严密数学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发了17世纪在物理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大发展。牛顿建立力学体系,开启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到了18世纪时期,应用物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大大的提升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出现了发明和使用机械大时代。如尔顿于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玻尔兹曼,吉布斯等创建了统计物理学,使得热机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结束了二类永动机的辉煌时期。在18世纪应用物理的发展也使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为当时物理学的主导思想。19世纪,物理学得到了快速和重大的进展,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不断被挖掘出来。如新数学方法与物理研究不断联系,并建立了热力学、分子运动论、波动光学、经典电磁场理论等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奥斯特发现在实验中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到安培提出分子电流假设,再到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最终麦克斯韦总结出的位移电流假定,创建一套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同期的应用物理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从第一台电动机的制作,到电力工程、电磁通讯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应用物理在历史中的逐步登台,应用物理正从现在中的平民角色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明星形象。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的凸显,在历史的科技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了更加重大的地位。
3 物理应用指出了近代物理的不完备性
18世纪在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后,经典物理学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至高点。经典物理学取得了比之历史看来十分突出的成绩,令不少当时的物理学家萌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物理学的知识已经完备,物理学最基本的、核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解决,只有需要更深层次细化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细节上需要作出一小部分的补充和修整,从而令已有的公式更加的贴近最真实的物理本质。但在19世纪,生产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精密、大型仪器的制作,研究对象由宏观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并不断的触及到神秘的宇宙和物质内部的结构。让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物理应用于现实的过程中,在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一些不能用当时经典物理学解释的现象。从开始的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现象被人们所发现。到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和无结果的“以太漂移”。此类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有强烈的冲突的实验,使传统的经典物理学观念受到了重大的质疑,这正是物理应用引起的物理学的一场新的历史进程。在矛盾被提出后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相继的薛定谔、海林堡等物理学家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观点,由此结束了经典物理学深受质疑的局面,将理论物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该物理学理论性提升的过程中,物理应用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正是将理论付诸于应用才将理论深层次的不完备性挖掘出来,进一步推动物理学的理论化进程。
4 应用物理专业化的正式确立
4.1 正式确立
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物理学的不断发展,核技术的逐步崛起,此时应用物理作为一个领域从整体物理中被专门挑选出来,相对于更加注重结合数学的理论研究的物理专业而言,应用物理更注重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确立了应用物理的地位,表明了对应用物理态度的改变。是应用物理正式走向专业化的标志。在20世纪以来应用物理在航空航天、电子电信、声、光等基础开发和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4.2 独立化意义
应用物理在现在的应用面不断拓宽,在医疗、宇航、新能源开发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在发展新型能源的今天,人们对医疗条件和能源供应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只有不断发展应用物理才能满足当代人们的生活需求。曾经的蒸汽机极大程度的解放了劳动力,电子通信的发展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让一个个新兴娱乐产业萌芽,极大的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上不断的发展应用物理才能加速一个时代的进步。
5 应用物理学未来发展展望
就应用物理的发展来说在这里引用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前辈的一句话来说:“今后二十物理学的成就会远远不及100年前,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有起伏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物理学不会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此时的物理学很多新领域出现了,为我们打开了很多门,每一个门走进去都能大有作为。”无疑应用物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领域,在理论无法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在,应用物理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在物理理论近乎停滞的近些年,各国相继在应用物理的指导下将各种航天器送入太空,不断的探索宇宙的奥秘。在信息传递方面不断的革新,将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化和便捷化。从巨型的计算机到mini iPad,每一次的进步都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应用物理的研究方向是顺应历史需求的,就应用物理今后的进程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理解,就当前时代的需求:对宇宙的开发。新型航天器的研发将会是每一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再次应新时代能源的需求,核反应进一步的可控化也将是一个研究的大方向,同时新型能源开发必不可少。
6 总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应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时期,我们要不断的回顾和总结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发展经验,为应用物理学的日后发展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王东亮.浅谈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J].物理期刊,2012.
[2]潘永晴.应用物理学发展历史探究[J].湖北教育周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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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近代史既是让人印象深刻,又是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屈辱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
5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6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6)
7 沈渭滨:《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1,(2)
8 郑师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反封建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3) 9 高放:《中国近现代史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人文杂志.1981,(5)
10 王金铅:《略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历史研究.1983,(4)
11 朱哲芳:《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几点认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1) 12 山东科技大学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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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2.学术生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度之间要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史景迁: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英格兰,在美国学习中文,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更高级的中文,之后到台湾进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来到了大陆,在那之前我还去过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代周报:像你一样,这几年,很多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史景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研究者或是读者,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我最初的历史研究由英国、欧洲史开始,后来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兴趣。如果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的翻译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绍到中国,还有中国历史学家做的许多工作。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前段时间我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孙子会面,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简直是和过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历史书会面。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3.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硃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4.“第一个到伦敦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历史研究给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史景迁:研究令人兴奋,非常有意思,有时也令人沮丧。我从没写过虚构作品。我是说,现在的写作是我唯一的写作方式。电脑让人们有了很多写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来那些,我不喜欢用电脑写作。我喜欢手写,虽然这意味着过后要打字,但这没关系。每当文字落在纸面上,我都感到愉悦,感到我确实能够围绕着我的点子建造出整本书。
时代周报: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迁: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间一个来到欧洲最终落脚巴黎的中国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迁曾做过一次关于他的演讲),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同的画面。这个中国人旅居欧洲却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们喜欢描述来到欧洲的人们多么喜爱西方文化,不过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欧洲,憎恨鹅肝酱,憎恨牧师,这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可能你觉得不可信,想否定这些资料,试图寻找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同时期巴黎的警方记录,正如故宫里的法律文书一样,以及法国的资料、英国的资料……我则使用当时英国的资料,以研究这个在康熙年间—1686年—第一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当时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国人交谈。我的问题是:为何当时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和英国人沟通?答案是:因为他们讲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教一些中国父母拉丁文,而他们的孩子就此学会了拉丁文。而在当时的欧洲,在学校里、大学里,人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也必须有能力同时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这就使一种语言共通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做不到的。我们是有在线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说”。
因此,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推动在小学增加更多中文课程,但是这无疑成本昂贵,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来源)叠加起来,你总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谓的“美国社会历史学”,我们就是这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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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早年哲学的研究者们一直认为马克思早年研究的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的哲学。事实上,马克思早年没有进行过纯粹世界观性质的哲学研究,他早年持有的哲学的主题是政治哲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马克思和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反思。
和很多同学一样,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开始是在初中时代的思想政治课程上,那时的学习很大程度限于努力去记忆一些来自于《资本论》的概念——“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可变资本”等等,它们显得遥远而深奥。我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现实意义真正带有自己思考的学习是在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的过程中。复习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书引发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的辩证性思考,有了自己的疑问就有了深入学习的兴趣。 从了解马克思这位伟人的艰苦生平到了解他的伟大的科学思想,无不让我受益匪浅。它启发了我用更客观、更全面的角度去继续解答和思考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疑问。书中系统地讲了《资本论》引发的对它的普遍性的疑问,其中当然也有许多是我的疑问,例如,“马克思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他对哲学、历史有兴趣,但是对经济学还没有具体研究。那么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动因是什么?”,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研究经济学的动因和经过:
第一,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马克思深感自己政治经济学知识不足后就发奋研究这门科学,这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第二,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当时深受法国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影响,马克思发文表示反对,同时坦承自己对次研究不够,还不能做出正确评判。他提出,最重要的是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
第三,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从此,马克思就下决心研究经济学,并在他一生的科学生涯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就这部书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 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必胜两个伟大
科学发现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崭新的社会历史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他是用唯物史观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证明和具体运用。《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资本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从而在理论上武装了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研究的,就是体现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各环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论述引发了我对此更多的思考。马克思断言:“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具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我想一点是忽略了资本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的。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出发,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机器等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使价值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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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次看到有关中国外交的新闻都给我一种中国一点都不强势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软弱,像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经常“欺负”中国,而中国却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像渔民被拘事件,日本政府对二战侵略的态度等。都让我为之不解——到底为何中国外交如此软弱?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已逐渐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弱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军事强国,其成长的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近几十年来的外交却让我十分疑惑。在中国国力不强,被列强欺负的时候发展和平外交,对美国等经济强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还可以理解,但如今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各国都想分一杯羹的穷国,弱国了,还对其他国家那么“敬畏”就让我十分不解了。
日本问题由来已久,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德国公开道歉还有德国两任跪倒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更是让我们对德国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更加深恶痛绝。对于德国发动二战对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的多数德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忏悔意识,战后德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而反观日本却不思悔改,在全世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时,而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新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课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这些对于中国——一个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反击,这让我们国民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而近来发生的中国渔民被拘事件也是如此,韩国海警以“非法捕捞”和“抗拒执法”为名围攻中国渔民时遭遇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9名渔民被扣。在韩国“强烈抗议”后,中国外交部不是要求释放渔民而是表示要“教育渔民”。还有 现代地图标示已上百年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沙群岛,已叫越南占领了29个岛屿、菲律宾抢占9个、马来西亚则占领5个,还有文莱也凑热闹,它们大肆开采海底石油,催迫中国渔民,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中国“默不做声”。
而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中国的外交为何如此软弱,在我看来原因有几个,其一是历史问题,中国清末时期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清政府不作为,签署了许多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如今虽然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这种民族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中国外交才会一直不够强硬。其二近代中国一直以和平外交为外交原则,中国一直实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不想因为一些不会影响到中国根本的外交摩擦打破如今的发展形势。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面子,而为了维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形象,中国可能认为表现得宽容一些会让中国在国际上的评价加分,当然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求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占一个有利位置。
这许多事件都证明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只顾所谓的大国形象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却置大国尊严于不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该如何去让中国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大国的风采和尊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国!
摘要: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通过中国古代与现代外交关系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与现代的外交政策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及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原因。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外交
古代的中国是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仅在农业、工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文化、科学、医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与世界各国。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就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地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同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给周围各个国家而且给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受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
古代的中国社会较为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东方大国;文化繁荣;对外交通便利(早在汉朝时期就开辟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东亚,西亚,南亚之间的交往便利);从汉朝时期开始领导较为开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加上马车,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
在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早在汉武帝时期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史关系汉光武帝时,光武帝赐予印绶,在这以后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铁技术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中国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各新的阶段,隋炀帝也遣使到日本,日本方面给隆重接待。
唐朝时,我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19次。日本也频繁遣使来唐。大量的日本人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所吸引,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城里随处可见。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进行了大化改新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采用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推行租庸调制;建筑;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奈良时期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首都的建设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设。促使日本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新文化和以汉语位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由腾原氏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私自渡海来华,宋王朝侧实行相反的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对日贸易。直到南宋日本改变拉保守政策。中国的钱币和先进的建筑术,纺织术,医药术,以及种茶,吃茶术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中日双方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中日开始来往到北宋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大国行列。在中日交往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日本为了本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积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割据时期,诸侯相互攻战,争夺土地的权利,在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就组织武士,没有生活能力的流浪人,商人和海盗勾结,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掠夺财物。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积极同各国交往。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国家衰弱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的政策,更多的日本人侵入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倭,取得胜利。
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清朝后期,英国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对外开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大国的愿望。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觉党起义,枉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野蛮式掠夺,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直到1945年才结束了对中国的统治。
从明朝到194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断的侵害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态度与先前截然相反。说明了国家利益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弱国无外交。要想不受别的侵略必须让自身强大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变化。日本被迫与中过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得以逐渐发展。两国藉此重新确立外交关系,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历史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苏东剧变和美国对话政政策的改变,中日之间进入准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表现的特点,人们称之为“政冷经热”,这一时期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成为双方外交政策在政治领域的主色调。今年来日本不顾人民的反对三番五次参百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 歪曲侵华事实,关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予与否认。对中国钓鱼岛虎视眈眈。
由于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日之间的正常交往留下了阴影。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冷经热“。
落后与闭关政策,导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新中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在铭记与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人民素以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著称于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的保障。所以中国对日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杜民喜:《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北方丛1999年第2期
汪向荣 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毛子和李著 《中日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
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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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体育生活化、全民健身已逐渐深入人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运动艺术概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现代艺术 艺术运动 平面设计
论文摘要:绘画和设计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虽属于不同的门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理念、技法等方面,绘画和设计是互为作用,互为服务的。而现代艺术不是单纯指各种美术流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的体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响到其它领域。现代艺术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更多的形式语言,促进了平面设计的表达和新风格的形成,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此,现代平面设计在自觉的层次上步入了多元化、自主化的境地。
20世纪是一个无法比拟的时代,各种艺术形式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它几乎很难用一种风格和形式进行描述,也很难用传统的观念进行分类。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艺术家们带来了新的艺术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在190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艺术运动,是针对传统艺术而进行全面、彻底的艺术革新运动不仅是对人类文明中从传统艺术的内容、目的价值观、服务对象、表现形式、创作手段到表达媒介的彻底改变,而且也为现代视觉设计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招贴设计的视觉语言。
一、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运动从190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运动,它不仅对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新艺术运动的出现,并且对平面设计从表现形式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他们的创作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一个是非洲的原始艺术形式,特别是原始部落的面具、雕塑和埃及的出土文物;另一个是保罗·塞尚的静物和风景绘画。20世纪初,当人们还沉浸在传统艺术的浪漫优美的氛围中时,毕加索在1907年向世人展示了“第一件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亚维农少女》,人们被这抽象成几何人形的画面震惊了,这是向传统的审美观进行的尖锐挑战。因为立体主义“否认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调”。
立体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8年到1912年,这时期基本上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的二人活动,后来影响到其他青年艺术家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一个国际运动。他们分析绘画中的各种基本组成元素,对于色彩、形式、结构都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原则,在绘画上逐步走向理性分析的方向,称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还开始尝试把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处理艺术状态的方法用在雕塑上,受他影响的几个前卫雕塑家推动了立体雕塑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开始的,立体主义往更主观、更抽象、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毕加索开始尝试使用新的媒介进行拼贴,他在作品中使用旧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票等,之后还使用了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开创了绘画渐新的方向,表现方式使艺术家空前的自由。
立体主义在造型、空间的处理手法上,新材料的运用方面都给现代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启示。在进入了综合立体主义阶段后,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开始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传统的写实的、具象的形象被抽象的几何化的形象代替,新材料拼合出色彩和肌理都逼真的形象,创造出新的平面设计语言。抽象的几何形态,多视角的画面,不同空间的物象组合,新材料的运用,拼贴手法的使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创造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平面设计语言,开拓了新的设计思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的招贴设计和平面设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影响。
二、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于20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它是涉及到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一场影响深刻的艺术运动。它崇尚机器速度,抛弃传统的趣味,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对抗和谐与高雅的趣味,否定艺术批评的作用,对达达主义运动和构成主义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设计方式。
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诗人费里波·马里内谛,他于1909年2月份在法国报纸《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成为未来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认为应该庆祝速度、战争和暴力,这些活动才是代表未来的实质。他反对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认为真正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应该是意大利和欧洲的技术成就,而不是古典的传统,应该歌颂技术之美、战争之美和速度之美。
未来主义摒弃一切传统的绘画方式和表现手段,强调艺术反映工业时代的现代感,致力于通过表现运动和速度来展现工社会的审美观念,赞美机器、运动、速度和暴力。未来主义一面吸收了分析立体主义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感,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印象主义点彩的绘图技巧,用线和色彩表现连续的层次组合和一系列重叠的形,还经常把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放在一幅作品中,来表现物体运动时的情景,用无拘束的构图,狂乱的线条和笔触表现物象的运动感和速度感。巴拉的代表作《链子上一条狗的动态》体现了未来主义的风格,描绘的是奔跑的狗和女人的足,用重复的形来表现物象的运动,将奔跑的狗连续运动时在不同的时间腿部的动作瞬间定格在一张画布上,这些动作瞬间就会凝固成一个个变化阶段,这是未来主义艺术家以静态的手段描写动态物体的积极尝试,对后来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画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于平面设计来说,未来主义主张利用抽象元素在画面中的穿插、重叠,以及线的力量来表现作品的运动感、速度感和力量感。他们对字体设计、字母形态及组合构成有独到的见解,强调对时代和生活的感受、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把平面设计的内容通过具体的画面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要素体现出力量感是未来主义平面设计的风格,未来主义诗歌和宣传品的设计是他们平面设计风格的典型表现。马里内谛正于1913年6月份在《拉谢巴》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他的平面设计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语言应该是不受以前规律限制的自由组合。在版面编排上,他也主张推翻所有的传统的编排方法,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取代。他在其中一页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完全违反语法,编排自由,纵横交错,杂乱无章,字体各种各样,大小不一,在版面上形成一个完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从这里开始,意大利未来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平面设计风格,称为,成为“自由文字”。 马里内谛任认为诗歌额其他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解放作家自己的手段,解放的内容包括从语法中摆脱出来,从陈旧的版面编排控制下摆脱出来。他的这一主张,在未来主义艺术家这一时期设计的招贴画、书籍和杂志中得到充分发挥。
未来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是现代机器文明和技术进步的狂热歌颂者和崇拜者,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也并不只是艺术风格、形式语言的创新,其重要性更体现在激进的艺术主张,,以及自由不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所引发的强大感染力与煽动性。未来主义在平面设计的形式上给后来的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编排借鉴,而且还影响着计算机出现以后的当代平面设计。
三、达达主义(Dada)
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对社会前途感到失望和困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在瑞士苏黎世,之后在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美国的纽约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他们用偶然在字典上翻到的词来称呼这一艺术运动,主张用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以前的艺术,现实世界和战争的反映,以批判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对艺术的准则进行瓦解和嘲讽,力图反主流文化和彻底解放视觉的想象。达达主义反对所有的现存艺术,反理性,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的,唯一可以遵循的是机会和偶然性。达达主义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点,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对20世纪的艺术和平面设计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破坏意义上的达达精神的真正先驱是制作现成品的马塞尔·杜桑,他曾用立体主义语言创造过经典的绘画《下楼梯的裸女》,用静止的形象记录传达了运动的可能性。他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在1917年用小便池制作的“泉”,引起了极大的哗然;另外还在复制的蒙娜丽莎脸上加上两撇胡子的画等。他以坚定不移的自我逻辑和杰出的禀赋,将他艺术家的命运贡献给了颠倒的、贬义的、反艺术的、甚至非艺术的美术原则。但他是艺术与生活融合的主倡者。
德国汉诺威的诗人兼画家库特·施威特是达达主义平面设计的代表人物。他的版面编排随意,强调艺术视觉效果,版面没有实质的内容,且大部分的版面内容都难以读懂,但是他的版面排版工整,并经常使用象征的版面设计手法,追求完全自由与偶然性法则相互作用的创作方式。同时,他还大量利用各种平面印刷品、照片进行随意拼贴、拼凑,是照片拼贴设计的重要早期探索人物。
达达主义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是从形式上开始的,他的对现成品使用的随意性、偶然性,成为现代平面设计创造语汇与表现手法的能源。达达主义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精神和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继而又为超现实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四、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运动是1920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在文学、喜剧和艺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明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害,使大批知识分子感到茫然,出现了虚无主义思想。他们以为所谓的真实表象都是虚伪的,要了解社会的真实,只有艺术家的自我感觉可以依赖和信任,这种思潮很快得到其他艺术家的认同,发展为一个运动。1924年,安德烈·布里东发表了一篇名为《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超现实主义的开始。超现实主义继承了达达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态度,对于字体、文字、文学的表达方法、语法规律,文化、美学持否定态度,对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心理学研究倍加赞赏,声称要进行精神领域的革命,主张发觉未开发的想象,幻想的心灵世界,全面地解放思想。超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更强调无意识是一种与理性思想相分离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还是一种认识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超现实主义有两个著名的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琼·米罗,二个人都是西班牙人,却代表了超现实主义两种相反的表现方向。达利以写实和近乎摄影搬的形象来尽力捕捉他梦中的感觉,梦中所看到的景象,让不可能的现实变为一眼目睹的真实;而米罗则采用抽象的纯视觉语言进行创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去完成作品的释读与理解。他们把现实观念与梦境幻觉及本能潜意识等结合起来,不受逻辑和现实制约,由非理性的联想来指导并表现原始的冲动和主观意象,营造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和环境,以达到超现实的境地。 超现实主义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风格:那种看似真实的、光怪离奇的形象之间非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怪诞的、神秘的美;其次超现实主义还为平面设计的创意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感觉生活的新思维。
平面设计中常常把毫不相关的物象组合在一起,强调主观比喻,或者采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进行主题表达和信息传递。同时,超现实主义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写实技法和儿童般天真的抽象、半抽象的神秘有机形为平面设计广泛运用,其强烈的视觉形象对平面设计造型、表意、信息表达都具有很好的作用。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逝去,但它为后来者建起了一座丰富的创意宝库。
五、结语
以上几种西方的艺术运动不仅仅是绘画方面的成就,绘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观念、审美精神也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发生和发展。绘画和设计本是一家,只是在当今社会发展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绘画是设计的视觉准备,不仅给予设计造型的方式产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同时绘画的美感知觉也可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提高品味美,为设计打好基础。设计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被赋予了很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产品宣传的最有效途径;设计也可以激起学生的绘画热情,可以使绘画变得精致细腻合乎现代人的审美。因此,设计和绘画可以进行互动性教学,在互动中激活有灵感的创意,从而做出有创造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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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志设计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各种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标志设计已成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的视觉通信,本文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标志设计的新思路,以国内外的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为例, 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
关键词:现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风格演变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的来源及研究现状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来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它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形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领域风格的融合已经成为设计风格变化的主题之一。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和审美心理,而整个设计世界的设计趋势则出现了“反国际化”的现象,倡导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设计,一个新的设计风格不断涌现,日趋多样,这同样在标志设计中表现出来。
1.2课题的意义
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涌现的标志设计新思维,分别从标志设计的表现手法、历史文脉的继承、消费者情感需求、及后现代标志趋向方面予以阐释,归纳出具体新趋势和表现风格,希望对现代标志设计的研究知识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
1.3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国内外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作为实例,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同时又借助优秀案例生动具体地帮助读者掌握如何赋予简洁的标志图形以丰富的内涵,以及如何把图形所承载的信息以恰当的、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第二章 概念与定义
2.1标志设计
“标志是用以区别个人或集体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它是根据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既是一种知识产权,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又是工业产权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它不同于古代的印记。
2.2现代标志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的的大众传播符号,它能够借鉴和运用原始符号并给予原始符号以更高的艺术境界,原始符号是人类有记载以来为了交流、记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视觉语言。原始社会中,一些部落的图腾、手工艺品及其物品的符号和记号都是现代标志设计形成的萌芽,它们都代表着群体文化,这类标志、符号和记号并非是一种纯装饰的纹样,它们充满了部落信仰和传统观念,凝结了原始人一定的动作和目的,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和各种含义,表现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
2.3现代标志设计的特性
一、多元化特征更为鲜明
进入新世纪以后,包括美术和设计在内的多种学科,都呈现出了鲜明了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特征的表现是一个包含从创作到接受的体系。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创作效果、审美接受方面,都会有多种理念和多种风格。多元化特征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时代和社会、创作者自身和接受者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导致了标志设计作品的多元化艺术特征。这就要求设计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理念,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风格和理念中,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设计概念,掌握多种设计方法,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倘若对于多元化这种发展大趋势持一种抵制和逃避的态度,则无异于一种固步自封,所设计出来的作品,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二、注重民族化的坚持和表达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丰富了设计本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即设计出来的作品过于的主观,大多数人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认同的基点,导致标志内涵的传达受到了阻碍。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标志设计中融人民族性因素,无疑是激发起观众认同的最佳选择。同时,越是多元化的发展,越需要强烈的个性化因素,民族性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人性化需求将更加强烈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们对于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所以现代标志设计中,要体现出一定的人为因素,在设计时要从欣赏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考虑,注重作品和受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人性化的关注,将会使作品本身的所传达的信息更为流畅,从而让受众者印象深刻。因此人性化的表现,已经成为当前标志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只有充分考虑和估计大众的心理需求,将情感因素倾注于作品中,才能创造性的提高设计主题的传达功效和诉求目的。
四、设计要体现出强烈的视觉感
现代标志设计种类繁多,要想让标志设计达到让人瞩目的效果,就需要注重标志设计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一种出奇制胜的目的。这种具有强烈视觉感觉和非常时尚的现代标志,具有吸引观众的独特优势。它不但可以使用视觉艺术上的魅力来吸引大众,还可以用标志所暗含在内的意蕴,达到在最短暂的瞬间示人以理、动人以情,在情理的结合中呼唤观者的共鸣,从而震撼观者的心灵。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深刻认识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真正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促进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2.4当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 标志设计未来的走向,其实每位设计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经过长时间观察和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希望能结合我自己一些近期的作品对标志未来设计的特点做一些自我看法的总结。标志设计发展到近代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体现在其艺术性、标准性、应用性。而下面我将介绍和分折的标志更冲破了某些束缚、更大胆、更前卫。更能掠夺你的说视线。
在设计上有以下主要方面:
三维造型的广泛应用:标志更加立体化,通过前所未有的立体造型传达更强的视觉欣赏视觉信息三维造型,标志还可以在更加细致的区分为几种层次上的立体造型。
材质和光泽的应用:标志摆脱以往纯色填充的约束,具有更丰寓的材质和光泽,这种设计风格还受到其他邻近设计领域风格的影响。
更复杂的生动形象:标志设计的对象不再只有死板的简约造型,更具艺术性和表现性的形象层出不穷。设计素材的来源大大被丰富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插画设计的风格。
第三章现代标志设计风格演变趋势的研究
3.1包豪斯前: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是流行于l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型设计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设计的运动与变革。持续时间大约20年,盛行于西欧,席卷美国,涉及了家具、印刷、服饰、建筑、绘画、文学、舞蹈、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工艺美术运动、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等多种风格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审美标准和艺术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改变。新艺术运动反对传统复杂的装饰风格,反对工业化生产,反对直线装饰,强调自然主义,迷恋乡土风格。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是传统装饰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过渡的桥梁,是一次不成功的设计改革,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设计的试金石,在世界设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艺术运动旨在源于自然却又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凿相处。以“回归自然”为设计口号,将自然、空间、表现的设计的要素融入设计中,表现出灵动自然的艺术本色形式。艺术设计的精髓在于给人们美的视觉冲击的同时,将设计理念融入自然,使人们从心灵和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丰富和充实。
3.2包豪斯
包豪斯(Bauhaus),产生于1919年德国魏玛,是德国一所国立建筑学院,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跨时代的设计主义,包豪斯设计理念对现代艺术、建筑及各大设计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为现代主义提供了清晰明确、耐久实用的设计原则,追求经济、简洁与实用功能。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或是家具、餐具设计等,均随处可见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呈现。因此,包豪斯设计理念实际设计中应遵循以下戒律:
1 包豪斯设计戒律一: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Function)
这一设计戒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路易·沙利文⑧首先提出。在“形式追随功能”之前,设计师一直从过去来寻求借鉴的形式,自从这个概念提出并风行后,产品和建筑物都试图不再雷同,形式渐渐等同于内容,也就是审美与功能的相互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看,单纯的实用性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美”的观念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但人们对美的渴求依然不减。而形式与审美必须服从于内容与功能,这一点是包豪斯铁的戒律。建筑大师与理论家阿尔贝蒂认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功能性还须具备审美性—— 当然这观点也被广泛应用于版面设计”。现代版面设计起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豪斯的具象艺术家及文字排版工们的无数实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试图创造出系统化
的平面分割,给予版面设计以新的形式基础,并且每一个排版作品都需要将其版面内容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艺术创造直觉,类似于构成主义和具象几何艺术,但这种系统化分割版面的设计方式,最终被发展创造为用来整合图片、文字等图形元素的现代格式手段,被称为瑞士版面设计。这种版面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把文字和图片并列放置在一起,而是从画面结构中的相互联系发展出来的一种形式法则。它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设计风格。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版面设计作品重视比例感、秩序感,具备清晰感、准确性和严密性。于是,形式与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所有的设计元素——字体、图片之间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
2 包豪斯设计戒律二:忠实于原材料(Truth to Materials)
包豪斯提倡让每一种材料保持本色—— 不要把塑料伪装成木头、织物或者毛皮。正如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的公园扶手和山路上修建的栏杆,硬是把水泥实心的扶手栏杆伪装浇筑成木头的材质,显得与自然环境极不相容还有形形色色的假花儿、塑料花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环境空间。木头就是木头,植物就是植物,包豪斯认为,最简单的真实,有着最简洁的美。这种简洁的美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平面设计中的美感是通过印刷介质—— 纸张来传递美的。“纸的尺寸和比例自身是不能产生美感的,只有通过所有视觉元素的结合才能产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对平面设计来说,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元素和材料的结合,纸质材料选择及其传递出的触感与温度,以及纸张的尺寸和比例;版面字体的选择与运用;插图、墨色的选择等,最终构成版面美感的将是印刷区域与未印刷区域的关系,所有这些材料与元素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构成它们之间美感的要素就是各部分的和谐统一。
结论
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者和教育者来说,要深刻认识到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全新要求,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这门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设计都要紧跟时代,标志设计也不例外,一种设计风格会因为社会历史背向的变化而被另一种设计风格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时代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显示标识个性化的设计时代,设计师要注意世界前进的每一步。现代标识设计的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
总之,我们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除了把握标志所要传播的信息要点,还要谨记以上八项准则,标志设计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设计出更好更有创意的高品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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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二十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里一门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学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小论文》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和国土的大门,是中国历史性的变化,也是中国觉醒的时候,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泱泱大国,曾几繁荣,却敌不过洋炮的轰击!
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次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两国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内部斗争,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7月,湘军冲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失败了。
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10月下旬,清政府又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是,清政府急忙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定不平等条约。至此,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同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德、日、意、奥等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在革命的领导下,革命军英勇奋斗,所向披靡。辛亥革命的胜利后革命党人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但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7月15日,汪精卫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还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我们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虽然,在近代,我们的祖国忍受了太多的蹂躏、承受了太多的折磨,我们的国民被列强所歧视、侮辱,但,我依然深爱着他们。这种爱,包含着辉煌、包含着屈辱;包含着惜弱、包含着图强。这种爱,已经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这种爱,给了我无形的强大动力,使我们每个有良知、有责任的华夏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应努力的奉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一个繁荣的民族,作为个人,不论怎样,都逃不掉先辈的遭遇。
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将紧紧的团结;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将发奋的努力;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不再沉默;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都更加深爱我们的祖国。 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的民族将在悲愤中爆发!
中国会在时间的考验中重新站起来,变得更强,更繁华!
《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的体会》
——论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侵略下的中国和日本及其现阶段的发展 工业革命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各欧洲列强开始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地。与此同时,一股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渐渐打破各地区之间的孤立。在这股浪潮下,一个古老、神秘、富庶的东方大帝国和她那不起眼的小邻居,面对西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被迫打开大门,睁眼观望这全新的,风云变幻的世界,并且要在传统和潮流间做出艰难抉择。由于不同的政治、地理、文化背景,她们各自的选择,虽谈不上相背,可是这些反应收到的效果,却是迥然相异的。
世界的滚轮不停向前,到那个历史阶段——1840年前后,这场对抗双方的不同姿态,可以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多种因素的聚合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明。她们都经历了辉煌的帝国时代,然而,在同样遭受蛮族入侵后,神圣罗马帝国率先被击败并四分五裂,而东方的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分裂后又重新合拢,回到了老路上去,维持着其惊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然而,真是因为这一点,才使西方在近代走到了世界前列。
他们较早的摆脱了传统风文明的枷锁,形成了多元化、充满活力、富有开拓精神的全新社会,而中国,则愈来愈僵化,继续着坚如磐石的、不可动摇的帝国结构。
日本在某些方面类似欧洲。她的国家面积小,四面环海,山岭重叠,封建社会的结构不像中国牢不可摧。她相对不稳定,可改造和活动的空间相对大些;政府领导者和官员,也不像中国,因为国家太过富庶、稳定和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久而久之生成极端保守顽固、骄傲自满的思想。因此,面对西方浪潮的冲击,日本更易作出积极的反应,改革也容易得多。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单凭几个思想开化的知识分子在宫廷内上几本奏折,却妄想颠覆整个僵化成铁板一块的社会,无异于钉子在墙上打洞,只是掉下来几块墙皮而已。更不用说以李鸿章为首的地主阶级派,学习着西方的技术,目的却在维持旧制度。 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洋务运动、之后的百日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即是这一切的证明。
不过,说到推翻封建制度,明治维新与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洋务、维新、辛亥等)都是与西方不同的。西方的顺序是思想、制度、器物,中国是与之颠倒,而日本则是一并统改。日本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很快收到了效果,首先完成现代化并开始扩张,看似相当轻松。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全部失败,整个国家仍在苟延残喘中挣扎前行。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便朝着错误的方向。一群文人学士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看上去虽然是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眼界,可这些却没在实际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抵御外敌入侵上。企业由官僚控制,腐败现象严重,经营没有效益,造出来的“器物”质量可想而知。虽说北洋海军装备先进,可是官兵们玩忽职守,思想上不重视自己的职责,是导致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学习”是一方面,但学得怎么样,学后能否应用,真正建立强大军队,抵御外敌,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恰恰也是洋务运动所忽视的,或者说,在封建统治集团成员的领导下,和腐朽昏庸的“上司”监视下,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建树。
相较之下的日本,自不必说,明治维新的结果就摆在眼前。维新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对军事、教育、政治制度、经济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前面已经说过,日本具备改革成功的诸多优势,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国内大部分人——尤其是统治阶层——已经很明确的认识到其必要性。因为正是曾经的弱小才没有使他们骄傲自满。这个民族非常善于借鉴并改造,他们重视的是一切对自己民族有利的,能实际增强自己力量的成分,再加上本身崇军尚武的传统,很快建立起强大的军力,接着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道路,并大大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明治维新取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成功。
而此时,他们的庞大邻居,仍处在一片动荡和混乱当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明治维新拉开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一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其作用留下的显著痕迹。
现今中国的“落后”——这里指的是软实力——文化,民族信念,社会风气,群众素质,精神状态,生活质量等等,这些方面的严重畸形,绝不是在短时期内,个别原因造成的——其实从明朝开始就已经有
了苗头,中国开始陷入绝对的黑暗、专制统治。自洋人轰开清廷的大门之后,悲剧便不可遏止的重复。由于封建根深蒂固,改革接连失败,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共产党的出现似乎拯救了中国,然而,十几年后却又一次把中国推向了深渊——黑暗时代““””洗去了一切文化,一切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似乎除了党之外中国被掏空了。于是改革开放一来,“愚民”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其实,除了钱和新奇外,他们什么也没抓住。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断层了,他们只是一团没有信仰的蠓虫,嗡嗡闹闹,到处冲撞。
日本虽不像西方,自始至终在一脉相承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下发展成现代化的样子,他们的现代化也是借鉴,但他们是真正接到了家,同时也有自己独特之处。没有经历““””,日本对文化传统的保留要远远好于中国。而且,又发展出一套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在今日日本的大街小巷,我们会惊奇的在地面的井盖上,发现绘画柯南、樱桃小丸子、叮当的身影,由此他们对文化的利用与保护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只有古而没有新,古的是独特的,可以说令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叹为观止,而新的,却没有能够拿出手,没有能在世界上独当一面的东西,一律平淡无奇,缺乏创意,实是悲剧。1840以后,中国在磕磕碰碰中走过近两百年,当年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似乎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现在,物质上的求富做到了,可精神上,仍是一片荒原,或者说是,垃圾遍布的荒原。
焦躁不安的我们真应该慢下来,仔细审视自我的状态,我们怎样走过,又该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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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一场轰轰烈烈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全国十八个省市,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政府。然而却以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局收场,令人惋惜不已。
不可逆转的命运
如果要历数太平天国运动这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曾有过的过失,恐怕连小学生都可以列出一箩筐。比如,起义军应趁着北伐破竹之势直取北京,而不应在紫荆山附近徘徊不前。不应该在起义还没胜利之时就在南京建都。更不应该在建都天京后互相猜忌、争权夺利。
太平天国失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太平天国是由神权与王权结合统治的皇朝,实质就是神权左右政权,起义大军定都天京后,起义领袖洪秀全一直以天皇自称,总揽朝政大权,圣灵乱封。朝政纲纪紊乱,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为所欲为,神权的统治有时更甚于儒家思想的统治。文化上,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意识形态,即孔教和儒学,但由于没有找到新的批判武器,跳不出封建主义的框子,在反孔的同时迷信着天父和天子,没有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新建立起的政权实际上是另一个更暴力的封建王朝。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却也仅有那么一次。
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也有两条:一是历史的局限。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打击地主阶级为目的农民战争,除农民阶层自身以外,还没有其他先进的阶层足以影响和引导农民战争走向新的历程。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是在一些新的思想驱动下发生的,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思想的影响是远远敌不过封建旧势力对它的影响的。这就是历史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限。二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清封建势力的勾结,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
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的确,太平天国从根本上是落后的,而且从某种宏观的角度上看它的出现甚至是不应该的,加上后期洪秀全的大兴土木,广纳民女,沉湎享乐等一直为传道德所谴责的举动,更是招致无数批评。实践小农阶级不可能完成与工业文明的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争中获胜,并推动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任务,其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自身难保,更何况是一个刚刚建立统治还未稳定的小农国家呢,其又何来维护民族独立之重任?
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
即使是一枚硬币,也有正反两面,任何事物都不能以一概全。如果对太平天国运动从总体上进行评价,那么既要看到农民战争自身的弱点,也要看到这场运动为历史为社会所提供的新东西。太平天国的许多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是客观存在的。
其一,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其二,太平天国运动和历次农民战争所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自己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次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从分配标准来看,分田不论男女,体现了平等思想。按人头分地,不能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在革命进程中,它是以一种理想被提出来的,曾经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并且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是可贵的。太平天国的另一个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如鼓励兴舟辑之利,兴车马之利,兴邮亭,兴宝藏;主张让百万富翁兴办银行;鼓励创造发明,允许发明者自专其利等。洪仁轩说,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与“番人并雄”。其进步意义十分明显。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它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一样,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太平天国从金田揭竿,矛头就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悬赏“有能擒狗挞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
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在答复有关不平等条约时就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能有“主从之分”,对不平等条约不予理睬。1862年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表明了太平天国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在近代中国起了开启作用,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其四,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反传统斗争,太平天国动摇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焚毁经书是进入近代后中国出现的由农民战争领袖发起的一次反传统斗争,他们则把予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哀叹,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尽管当时出现了不加分析地
“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过激行为,但它毕竟开启了2000多年来动摇儒家统治地位的先河。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官方的统治地位,然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将儒家思想放在了统治的对立面,即使这是天国受到顽固势力的激烈抵抗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起码也是告诉了后来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现在已是可以动摇的了,而且不会激起统治基础的强烈反抗,这对于后来的洋务运动,乃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影响巨大的。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其五,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正确看待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农民战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失败是正常的。因为农民阶级不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在于打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扶正历史前进的轨道。至于自身的历史归宿,或则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或则如同刘邦、朱元璋一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总的前提下,对太平天国的事业就不应过于苛求,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运动,或者任意贬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毕竟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与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施政纲领,初步担负起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
《近代史论文》
一:【内容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是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中掀起的惊涛骇浪。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的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但也出现了不少的英雄人物和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惊动天地,泣鬼神!他真是一位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武将的典型关天培,拔齿入家,不可不谓以死投国,尽散家资,不可不谓义无反顾,笑对死神;不可不谓威武不屈。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也开始了中国近代史进程。中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也揭开了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序幕,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也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 二:影片讲述:
《鸦片战争》讲述了19世纪初期,清朝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做为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英国,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1835年,中国就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让中国的财产大量流失,人们也体力日衰,意志萎靡。
林则徐是清朝大臣中主张禁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上书道光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赶快禁烟,几十年后,中国恐怕没有能够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充作军饷的白银了。于是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日夜兼程直奔广州,沿途打听消息,掌握了广州贩卖鸦片的许多情况。林则徐一来到广州,就化装成商人,来到大街小巷和各个港口,了解鸦片伤害、各烟馆以及外国商船的情况。然后发布命令,拦截所有鸦片运船,不准外国商船装卸货物,封锁外国商馆,限期交出全部鸦片,逮捕了31名重要烟贩,特别严惩了英国老毒贩颠地,对拒交鸦片的外国商船断绝一切供应,三天之内,迫使他们交出了所有的鸦片。林则徐把收缴到的230万斤鸦片,在虎门海滩上统统销毁,引起万众欢腾,山呼海啸,而且一到广州,林则徐便雷厉风行与官员邓廷桢、关天培商定整顿水师,加强海防,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上任,就改筑虎门炮台,换上40门有威力的大炮。虎门炮台的总兵关天培在开战前,拔下自己的牙齿,让侍从带回祖坟,取出全部家产,用以激励全军战守。无奈夜郎自大、腐败不堪的大清国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大炮根本打不到英国的舰船。只过了十个小时,有金锁铜关的虎门炮台失守,全军覆没,满身是血的关天培面对蜂拥的英军,他微微一笑,用火炭点燃了炸药。关天培死了,但是,他死而不屈,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则被诬陷,被发配到新疆,就在林则徐走的那个晚上,英国人依然在袭击农民,因为群众力量大,而那个晚上正好是雨天,英国军队的枪支被雨水全部淋湿了,农民们一举歼灭了英国军队。从此,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
三:鸦片战争的原因:
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具有了征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当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它本身具有扩张的本性,它需要足够大的活动空间,注定要征服世界落后地区。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对外扩张愿望强烈,又有印度作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从而英国成为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其根本目的是想要打开中国的经济以及原料市场,对中国掠夺廉价原料,并且对中国倾销商品。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英国工业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和闭关政策的顽强抵抗,销量不大,而英国商人却需要用大量的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于是有人说鸦片战争起因于洋人的利益受损,殊不知,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就连英国女王最后都说“谁能拥有中国,谁就拥有十九世纪。”可见她的欲望是有多大。所以发动战争只是时间问题,首先得找个借口,这样才好下手。所以这么看,他们无疑是狡猾的狐狸,算盘打的还是挺精的。但我从他们议会成员口中发现,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广泛的,让人深思的地方很多。有人称中国泱泱大国,一个皇帝,一种语言,四亿多的人口,实在是难以捉摸,还有人称宁愿游过大海,也不愿坐军舰前去。这些人他们不主张战争,贸易则是最佳方式,但最终,英国议会以271赞成打仗票数击败了262票反对票数,悬殊不是很大,还有就是当时19世纪的中国没有跟上世界发展的主流——资本主义,封建的闭关政策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弱国,而且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成为西方工业国家觊觎的目标。
四:鸦片战争的影响:
经济民生:战争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仍是旨在“羁縻”。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并不激烈,反而对中英两国文件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鸦片继续销售,吸食者不断增加,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严重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使原本问题重重的社会经济更加恶劣。
政治及外交: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
而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其后各国纷纷要求此一条款,清廷失去某一特权于一国,等于失去该特权于列强,这使清廷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弱势位置。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使国防受到威胁。香港岛被割让给于英国,开外国人要求割地先例,在后来的战争中更多土地被外国所夺去,使中国领土失去完整。领事裁判权使中国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清廷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的违法行为。
鸦片战争是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的开端,一场战争竟签下多达5条条约,分别为《穿鼻草约》、《南京条约》、《望厦条约》、《虎门条约》和《黄埔条约》,其中《黄埔条约》中法国取得传教权,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美国人更通过《望厦条约》中取得治外法权。这使以后与列强签下更多更不合理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国际地位下降,而割地和赔款对清帝国来说也是第一次的。
五:感受:
(一) 对英雄的钦佩: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惊动天地,泣鬼神!他 真是一位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把祸福荣辱都抛之脑后,挺身而出,披荆斩棘,力挽狂澜!林则徐的伟大壮举,消灭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作为武将的典型关天培,拔齿入家,不可不谓以死投国,尽散家资,不可不谓义无反顾,笑对死神;不可不谓威武不屈。民族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时期,国家和人民同样需要林则徐这样的好官,具有民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的国家肯定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二) 对战争的反思:“落后就挨打”这是沉痛的历
史教训。更重要的是从当时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受到了严重的侵略,大量金银外流,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成了列强口中的一块肥肉,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来看无疑中国失败。 然而,你可以细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思想,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与其那样活,还不如死了痛快。眼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何尝不是这样,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期,夕阳将要西下,以那仅仅的余热,苦苦燃烧,但那已无济于事了,黑夜马上就要来临。在“八股”的束缚之下,思想界是万马齐喑,人人做“天朝上国”的蜜梦,闭关锁国,“我是老大”的思想在国人脑中的根深蒂固,眼里那还有世界啊,地球上只有中国。清王朝苟延残喘,国人个个愚昧无知,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存在着有什么意义呢?正是鸦片战争,像一声惊雷,唤醒了国人的梦,对清王朝有了怀疑,对封建社会有了怀疑。一些先进的思想,传进了中国,接着出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的思想逐渐解放,最终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推翻了没落的封建王朝。中国人的思想的焕然一新,这难道不是鸦片战争的功劳吗?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鸦片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开始成为时代主题, 先进人士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围绕着向西方学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形成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运动,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为此,我认为“鸦片战争”中国是物质上的失败,而是精神的胜利,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没有完全失败”。
参考文献:(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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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事件论文》
1840~1859年
鸦片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法、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此时的中国处于农耕文明的晚期,政治腐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思想闭塞,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于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腐败的社会制度最终无法抵御新兴的资本主义,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1860~1879年
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为掠取更多的侵略利益,在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国内人民起义不断,边疆危机四起。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880~1899年
中法战争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场所和殖民地。地域辽阔的中国成为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中国边疆危机四起,法国发动了中法战争。清政府以胜求和,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夺取了越南,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中法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刺激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
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日本急需从侵略扩张中寻找出路,为此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带有现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就是海军的出场和角逐。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戊戌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次爱国救亡的革命,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外国传教势力活动猖獗,农民阶级发动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归于失败。这是一次旗帜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最高峰。
1900~1919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1920~1929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春天,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对中国给予大力的帮助;1920年秋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转到浙江嘉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此,它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的召开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利益,1921~1922年,美、英、日等国在华盛顿开会。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样,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在列强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既各自扶植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军阀,争权夺利,又联合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使一战期间有所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迫。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战火弥漫大半个中国。这一切导致国内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共产党在二七罢工失败后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于是,积极倡导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也意识到以前单靠国民党一党领导,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方法,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旨在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北伐战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南昌起义 见前
八七会议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1939年
土地革命 1927年三大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除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压迫,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它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阶级上和经济上的保证。 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早就确立了侵略中国的方针。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第二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红军的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中南方革命根据地无法立足,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遵义会议 见教材108页
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行为,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它使学生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压力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的大局出发,经过多方努力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团结抗日的诚意。它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七七事变 1936年,德、日、意法西斯勾结起来,同英法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英法美对此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实施全面侵华的计划。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总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同时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0~1949年
中共七大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早已决定了内战的方针,但为欺骗国内舆论,并为发动内战做准备,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策略。1945年8月,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内和平问题。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它虽然不能制止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但为国内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三大战役 1948年秋,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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