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史资料论文

我国的近代史既是让人印象深刻，又是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屈辱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篇一：《中国近代史论文——论中国近代革》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

5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6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6)

7 沈渭滨：《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1，(2)

8 郑师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反封建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3) 9 高放：《中国近现代史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人文杂志.1981，(5)

10 王金铅：《略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历史研究.1983，(4)

11 朱哲芳：《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几点认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1) 12 山东科技大学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

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篇二：《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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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篇三：《试论中国近代史课本不该从屈辱开始》

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2.学术生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度之间要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史景迁：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英格兰，在美国学习中文，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更高级的中文，之后到台湾进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来到了大陆，在那之前我还去过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代周报：像你一样，这几年，很多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史景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研究者或是读者，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我最初的历史研究由英国、欧洲史开始，后来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兴趣。如果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的翻译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绍到中国，还有中国历史学家做的许多工作。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前段时间我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孙子会面，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简直是和过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历史书会面。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3.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硃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4.“第一个到伦敦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历史研究给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史景迁：研究令人兴奋，非常有意思，有时也令人沮丧。我从没写过虚构作品。我是说，现在的写作是我唯一的写作方式。电脑让人们有了很多写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来那些，我不喜欢用电脑写作。我喜欢手写，虽然这意味着过后要打字，但这没关系。每当文字落在纸面上，我都感到愉悦，感到我确实能够围绕着我的点子建造出整本书。

时代周报：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迁：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间一个来到欧洲最终落脚巴黎的中国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迁曾做过一次关于他的演讲)，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同的画面。这个中国人旅居欧洲却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们喜欢描述来到欧洲的人们多么喜爱西方文化，不过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欧洲，憎恨鹅肝酱，憎恨牧师，这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可能你觉得不可信，想否定这些资料，试图寻找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同时期巴黎的警方记录，正如故宫里的法律文书一样，以及法国的资料、英国的资料……我则使用当时英国的资料，以研究这个在康熙年间—1686年—第一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当时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国人交谈。我的问题是：为何当时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和英国人沟通?答案是：因为他们讲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教一些中国父母拉丁文，而他们的孩子就此学会了拉丁文。而在当时的欧洲，在学校里、大学里，人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也必须有能力同时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这就使一种语言共通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做不到的。我们是有在线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说”。

因此，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推动在小学增加更多中文课程，但是这无疑成本昂贵，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来源)叠加起来，你总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谓的“美国社会历史学”，我们就是这样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