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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p#分页标题#e#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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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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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是规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职权方面的制度,它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文教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其中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主导环节.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即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
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 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 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 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 ’;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
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 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 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 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 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 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 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 。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 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 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 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 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 ,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 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 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 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 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 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 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 ,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 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 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 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 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 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 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 。[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 ,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 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 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 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 ,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 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 、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 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 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 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 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 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 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
近 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 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 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 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 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 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 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 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 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 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
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 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 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 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 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 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 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 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 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 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 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 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 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
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 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 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 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 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 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 [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 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 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 [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 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 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 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 ,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 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 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 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 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
据保罗 ·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 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 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 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 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 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 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 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
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 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6](P432,434)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 “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 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 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 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 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 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 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 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 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 、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 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 ,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 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 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 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 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 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 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克yáo@①.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 ,1993.
[7]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J].历史研究,1991,(2).
[9]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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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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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年级的历史学科学习是学生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关键的一步,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能力的培养、教师的引导和教学方法都是成功的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八年级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兴趣是知识的入门。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 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 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 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众多教 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 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 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甚至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尽 可能一开始就引人入胜,把学生吸引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 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 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 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 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 ?”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 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 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 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 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 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二、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讲好课文中的有关插图,对引发学生兴 趣,增进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记忆,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 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 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 。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 ,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 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 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 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 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 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
一 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 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 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 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 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做出“中国”和“西汉 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 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 书写材料。继而我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与纸相比,竹木简和帛的缺点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竹木简太笨 重,帛的价格昂贵”后,我指导学生看彩图27“汉代木简,”指出这就是汉代以前的书。看到这种用绳子串 木简做成的书,引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这时我又加上一句话:“要是你们的书包里的学习材料还是木简的话 ,该有多少木简?会有多重?”学生听后,情不自禁地议论纷纷,都感到纸的发明太伟大了。我紧接着提出第 四个问题:“西汉发明了纸,为什么东汉蔡伦又要改进造纸术?”由于课文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学生的回答 很难准确,而这个问题又是必须了解的。我告诉学生:“在蔡伦之前造的纸质量差,易脆裂,厚薄不一,急需 改进。”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 ,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 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 ,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 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 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 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 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 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 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 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 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 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 张骞在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做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 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 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情境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探索 《历史与社会》是开放的课程,教学内容紧紧联系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但各部分内容之间并没有遵循传统的逻辑结构,若按灌输知识式教学模式讲授,很难取得较好效果。为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增强其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必须更多地结合学生的情感和态度,积极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高度还原或仿真实际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激发其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互动中完成对问题的理解、衍生和知识的应用、重建,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创设情境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创设声情并茂的语言情境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最普通、最直接、最常用的教学手段,可能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八年级《历史与社会》 本身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然而,中学《历史与社会》教材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抽象概括、提炼浓缩的书面语言。因此,通过形象的语言,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才能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求知欲。对学生而言,苍白的语言,平铺直叙的讲述,就像是一潭死水,让人昏昏欲睡;空洞的情感,千篇一律的语调,就像是一盘淡而无味的菜,让人兴味索然。若能丰富语言表达法,或寓事于理,或寓情于景,或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声情并茂地再现,就能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如讽刺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时,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这样说:“慈禧太后多年来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子跳舞。现在,只要听到笛子的声音,她就知道该踏出右脚或左脚了。”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他在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就用了这样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如果老师能够像他们一样熟练地驾驭语言,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何愁学生不专心,何愁教学效果不提高呢? 2 创设生动直观的教具情境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视觉效率比单纯的听觉效率要高30%左右,这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轻易地记住一部电影的主题内容,却不能同样轻易地在听别人朗诵一遍剧本之后就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依照心理学对于记忆规律的研究,通过不同渠道,对受教育者的大脑皮层进行多重刺激,有助于巩固记忆的成果。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应用直观教具正是为了通过学生的多种直觉感官全方位地认知,既可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社会》是一门鲜活而且有趣的学问,从而产生兴趣,又可帮助他们在更容易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产生获得认同的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如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由于学生缺乏战争的感性经验,教师光讲课文往往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我特意播放了电影《珍珠港》的片段,让学生亲自感受,再配以教师具体的讲解,就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高科技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美国军队的训练有素,战争的残酷性等等,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3 创设活灵活现的角色情境
当今学生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喜欢形式新颖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他们又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强烈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的最好刺激,乃中创设模拟角色情境,比如自编小品,通过学生模拟历史片段,渲染课堂气氛,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体性、参与性,增加学生的学史兴趣。如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要求学生用军事家的思维去思考:如果你是英国海军总司令,你打算如何设计到达中国的路线?达到后选择哪些地方和中国军队作战?你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在讲到鸦片战争的影响的时候,我又要求学生用政治家的思维去思考:战争胜利了,如果你是政府代表,你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要求?理由是什么?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同意吗?为什么?很多学生都有成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梦想,在课堂上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过过瘾,他们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争先恐后的回答,老师再加以点拨,不难分析出鸦片战争的地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得出《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结论,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特点。这样的学习方式要比老师的“灌水”有趣得多,有效得多。
4 创设欲罢不能的问题情境
巧妙地设置问题,以引导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求知心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可以以设疑—答疑的方式来解决。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教材中的结论,有意识地、巧妙地设置成问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从而使学生的注意、记忆、思维协调活动起来,以达到最佳学习状态。
5 创设别有滋味的另类情境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要求历史与社会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搭建了一座可以尽情展示的舞台。在结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风格和特点,在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课堂里营造一种耳目一新的情境。
比如在讲到《盛世文化》时,可以像语文老师那样上一堂诗词鉴赏课,师生共同于都,共同赏析,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作品出现不同特点的历史原因。
情境教学固然有着强大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某些情境的设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一方面需要认真甄选适合情境教学的内容,不要刻意追求每一种情境教学模式都要用到;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如何改变“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情境教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往往会在课堂上出现一部分学生出尽风头,另一部分学生默默无闻的尴尬情境。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挑战,努力探索多元化的情境教学模式,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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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中、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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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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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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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领导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同时又带头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成为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近代史论文关于林则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关于林则徐的研究,多重于史实的考证和历史过程的记述。对林则徐实践活动的文化内因缺乏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林则徐由一位封疆大吏上升为民族英雄。“文化林则徐”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林则徐;爱国;爱民;民本;文化
虎门销烟1 188 127公斤(1839年5月18日前后林则徐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日记),如用现代载重4吨的卡车装载,需要297辆才能容纳。当时鸦片走私价格昂贵,有“一两鸦片一两黄金”之说。虎门销烟等于把英国鸦片走私者的金山银山轻蔑地抛到了大海里。这一事件,使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和世界禁毒运动的先驱。林则徐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有了很高的声誉,比如在美国纽约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就有林则徐广场和高达5.5米林则徐塑像(纽约东百老汇奥利华街至加萨林街一段为林则徐广场,林则徐塑像在广场中央。据一华侨说,在美国街头的塑像中只有两位是中国人,一是孔子,二是林则徐)。
由于虎门销烟影响特别巨大,后人对林则徐的敬佩自然集中在这一事件上,难免对林公其他方面的贡献、成就和美德有所忽略。即使比较专业的林则徐研究,也多重史实的考证和记述,对林则徐多种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内因或文化驱动力缺乏深入的分析。因此,对于林则徐这位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文化林则徐”。
林则徐晚年有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十个字,这说明他曾在十四个省为官从政,并指挥过四十万军队。如果把他在翰林院担任过9年文官不计的话,林则徐从36岁任地方官员(首任杭嘉湖道,即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行政长官)起,到他在云贵总督任上因病请辞、告老还乡为止,林则徐在官场上席不暇暖地奔波劳碌了整整三十年,其中还有三年多流放新疆的艰辛岁月。林则徐48岁以前,担任过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从1832年7月起升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在江苏巡抚任上5年之久,这是林则徐一生各种任职中时间最长的一职。此后林则徐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蒙冤流放后曾署理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这三十年间,林则徐爱国爱民,经世致用,整顿吏治,平反冤案,惩办邪恶,崇尚廉洁,培养人才,防灾救灾,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兴办矿业。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他是当时举国公认的水利专家,著有《畿辅水利议》一书。当时有人评价他说“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一生事事闪光。过去有人说林则徐晚年镇压太平天国,连中美合编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林则徐”条目中都是这样写的,但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荒.唐的谬说。林则徐逝世在前,太平天国起义在后;林则徐逝世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桂平县金田
村。死去的林则徐如何镇压活着的洪秀全?身在广东的重病老人林则徐,怎么可能镇压远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时间和地点上看,所谓林则徐晚年镇压农民起义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林则徐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官,他为什么能做出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从何而来?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林则徐而不是他人?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上找出许多原因来,但纵观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约三百万字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而在优秀文化传统中,对林则徐时时刻刻起作用的一个核心、一个枢纽、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就是真诚的、热切的、始终不渝的、超越一切选择的民本思想。如果没有民本思想就没有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一壮举,与林则徐的民本思想直接相关,因为吸食鸦片不仅使白银外流,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健康、死于非命。在对鸦片是严禁还是弛禁的斗争中,林则徐力主严禁,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健康,其次才是白银外流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由儒、佛(释)、道这三个思想体系构成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所说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指精华那一部分。如果把那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做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或者说封建社会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对儒、佛、道的理解和憧憬,就是“儒仁、佛善、道驱邪”。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鲜明地体现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誉。虎门销烟时林则徐55岁,他的爱国爱民、他的卓越才干、他的辉煌成就自然为万众仰望,而同一个林则徐不满40岁时,在江苏省按察使任上,因平反冤案深得民心,已有“林青天”之誉了。“林公来,庆更生”是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呼声,是林则徐民本思想产生的民众赞誉。
林则徐于1775年8月30日生于福州,他父亲林宾日是位私塾先生,家境十分贫寒。1827年林宾日病逝后,当时身为湖北省布政使的林则徐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回忆他幼年时期的贫苦生活,其中写道“……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呜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孰知其不可再得耶。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①(P281-285)另据台湾林崇墉撰著、蒋中正题写书名的《林则徐传》记载,林家有一传家宝,是一双芯油灯。平时林家夜晚用的油灯只加一个灯芯,以便省点油,只有过春节时,为了增加一些节日的气氛,才舍得用两个灯芯。如此贫苦的生活,使林则徐自幼深知民间的疾苦,这对他为官后接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时刻廉洁自律,显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林则徐6岁时开始随父亲读书,所习功课自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对林则徐人生观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他勤勉和聪慧,13岁就考中了秀才,后入鳌峰书院就读6年,19岁考中了举人。鳌峰书院的主持人郑光策是一位坚定地信仰“经世致用”的人,这对林则徐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后来,林则徐的好朋友陶澍、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人全是经世派。所谓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读书做学问要力戒空谈,应联系实际,兴利除弊。这种进步的思潮影响了林则徐一生,并与民本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林则徐信仰佛教,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从他用楷书抄录的《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往生咒》(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了影印集共145页)来看,林则徐是笃诚地信仰佛教的。此外,从他多次祈晴、祈雨、祈雪活动和他写的祈文来看,道教的思想,以及由道教形成的风俗习惯,对林则徐也有相当深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儒仁、佛善、道驱邪的观念,加深了、强化了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林则徐这样一位封建社会高官有着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
中国的民本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他的名言是:“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是管仲灯塔式的历史贡献。后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被历代杰出人物所采纳,林则徐尤为突出。在林则徐的实践活动中,体现民惟邦本的事例不胜枚举,最突出、最感人的是1833年林则徐全然忘我,为民请命,单衔上疏的事例:
清道光十三年,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因长时间的阴雨造成庄稼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在这种大天灾的面前,如果还要农民纳税,只能饿死人。林则徐准备向朝廷申报,请求免税和赈灾救济。但是,道光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措辞严厉地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请求减免税赋,并指责地方官员不顾“国计”,“大官沽名钓誉,小官中饱私囊”。
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怎么办?当时,他处在至少四个 压力下:第一,皇帝金口玉言,有令在先,违逆皇上的意志,后果不堪设想,罢官、坐牢乃至杀头的可能性都有;第二,林则徐因没有抓到一个名叫陈瑞的大盗,正在受着降五级留任的处分;第三,按朝廷规定,过九月后不准报秋灾;第四,巡抚给朝廷的奏折必须与总督联合署名。面对这样的一堆难题,林则徐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听之任之,撒手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然而,林则徐不顾一切个人得失,决定为民请命,单衔上疏(即自己署名,有罪一人当,不牵连两江总督陶澍)。
这一年的11月13日,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在这一长篇奏折中,针对道光皇帝所谓关心“国计”的说法,写道“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自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②(P2732)林则徐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只有下恤民生,才能上筹“国计”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是正确的。
这篇奏折的结尾部分,林则徐写道:“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林则徐为了拯救灾民,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不惧皇威,因老百姓的疾苦而声泪俱下,他的民本思想胜过一切,在这里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还应当指出,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不仅在于拯救灾民和关注民生,他还认识到了更深刻的道理,这篇奏折最后说:“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所谓元气指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古籍中“元气”是指“天地万物的本原”,或“天始于元”的意思。林则徐那个时代,他当然不会说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样的话来,但他说“多培一分元气”,已经包含了人民是社会本原的意思,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核心。
作为一位封疆大吏,林则徐时时刻刻面对民与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民本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首先是他自己一生清正廉洁。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他作为钦差大臣从北京赴广州禁烟,一路经过数十个城镇,在他动身时,从良乡就发出传牌,其中写道“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顶。需索者即须扭秉,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③(P2386)。这段话无须解释,这位钦差大臣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形象已呼之欲出。林则徐这样做也与他的民本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写道:“呜呼!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④(P2788)林则徐的这个呼声,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如果没有民本思想这个文化驱动力,林则徐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而已。由于林则徐以民本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枢纽,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官员中,他鹤立鸡群,成了林青天,成了民族英雄。
自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后,对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注家蜂起。有的同志一再贬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说那是封建统治的权术,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左”的偏见。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过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惠民……”因此,我们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新发展。那些否定、歪曲古代民本思想的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而林则徐在民本思想驱动下的爱国爱民实践活动,既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摘要]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虎门销烟的英雄,他有体察民情、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不敢忘国、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林则徐 爱国主义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
百余年来,用刀与火、血和泪所渲染浸透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悲壮历史,从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便揭开了序幕。林则徐的英名也从此昭垂史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给中国近代社会无疑增添了一丝丝美丽的色彩。在中国近代史上,他可谓是革命的先驱,不论是面对外敌的入侵还是本国分裂者的挑战,他都临危不惧,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为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和繁荣富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具体的、丰富的、有意义的。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一、经世致用、体察民情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1811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在任督、抚时,清理冤狱,救灾代赈,兴修水利,整刷吏治,办事严肃认真,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被人民称为“包青天”。他从“名惟邦本”的思想出发,主张“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一再表示要为民“请命”。他关心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考察民心,爱惜民力,主张在灾区减征缓征钱粮漕米,暂纾民力。1823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史时,由于水患严重,吏治腐败,灾民“汹汹将变”,有人主张镇压灾民,林则徐则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适,会损害到人民的利益。他主张“轸灾黎而保富民”,他把救灾兴利与整修吏治结合起来,不仅使灾民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为清王朝成功地制止了一场农民起义的爆发。
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中流砥柱,为了给封建统治“补天”,他肯于关心民事,甚至不惜犯颜谏上,为民请命。1833年他在任江苏巡抚时,灾情严重,民生维艰,而朝廷仍然催人们上交赋税,他要求朝廷延缓时间,放宽期限,等着来年新的粮食下来再交税,然而道光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认为他办事不利,林则徐抗疏力争说“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及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放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道光帝最后被他说服了,同意延缓时间。当地人民都对他不胜感激。
二、反侵略、虎门销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发展到了清代中期早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清政府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使泱泱大国早已奄奄一息了,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依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但是西方列强对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的中国垂涎已久,他们开始将中国作为侵略和掠夺的重点,然而一些棉毛纺织品的输入使他们远远无法满足,于是他们丧心病狂地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鸦片,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益。
鸦片泛滥,毒烟弥漫,严重侵耗着清王朝的国力和统治基础,白银大量的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市场紊乱,商民交困。鸦片战争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林则徐对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英国商人贪婪的预谋暴利,这也突出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本性。他认为如果我们放任自流,不及时地控制这种现象,中国就会丧失自己独立帝国的地位。他主张厉行禁烟,并且多次向道光帝提出要彻查英国的船只,软弱的道光帝却害怕节外生枝,多次指责林则徐。但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禁烟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又好多次请求禁烟。1838年年底,他临危受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主持禁烟抗争。临行前他虽然知道此次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动摇,毅然决然地前往。他到广东后,严拿烟贩,勒令英国交出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一行动振动中外,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可辱没的民族气节和林则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未敢忘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定海失陷后,琦善等投降派占了上风,道光帝对林则徐横加指斥,但是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在心,仍力主收复定海,昏庸的道光帝却将林则徐革职换上了投降派琦善。此时林则徐仍不计个人荣辱,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关心的是如何抵制侵略。后来受到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职,充军新疆。到新疆后林则徐没有自暴自弃,他兴修水利,修坎儿井,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他还将织布技术传入吐鲁番,并且建议将官产耕田划归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耕种,推广民屯,以充实边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视察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对沙俄的侵略有所觉察,他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45年后,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上奏折建议鼓励商民集股开采铜矿、银矿、金矿,企图打破政府官办的垄断局面。他的这种建议有利于中国刚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四、师夷长技以制夷、追求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蒙昧主义,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抵抗西方侵略,林则徐搜集外国书籍,找人翻译,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近代史上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他不拘一格选拔熟悉外情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组织翻译班子,翻译了《四洲志》,有计划、大规模地搜集和编译外国书报。他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询访外请;他以“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出发,对美国概况做了介绍,主张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追求富国强民。
总之,林则徐的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禁烟抗英阶段和被贬戍两个阶段。如果说他的前一阶段是轰轰烈烈的,那么他的后一阶段无疑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凄凉悲壮的,但是它也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延续。在被贬戍期间不计前嫌为国家做贡献,始终爱国爱民,不顾个人的安危,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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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在 中国 近代 政治 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政治 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 社会的反映。本文将林则徐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源、形成及向爱国主义转化的 历史 轨迹,置于清末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作一番简要的勾勒。
【关键词】林则徐 民本思想
一、清朝统治的衰落与嘉道经世致用思潮
1.清朝统治的衰落
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经两千余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已经朽烂动摇。早在乾隆后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重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帝即位之际,由民生极端艰难,官吏渎法贪冒等诱发的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面动荡不安。他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止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朝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历史 发展 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此间,盛世的表象迅速消失,种种弊端日渐暴露。加之西方殖民势力肆意东侵,海警飚忽,中国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鸦片战争的失败,它便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衰落之路。
2.嘉道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思潮,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清末急剧变化的形势,不能不促使社会思潮出现新的激荡。“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于是,敏感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一些封建士大夫掀起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第一排涌浪,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关系极大。清中叶以后统治黑暗,危机深重,士大夫中有识之士起而揭露、批判,要求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进而掀起政治上的波澜。于是,千年绝学今文经学(或称公羊学)进入了视野,并重获生机,以至逐渐成为晚清“显学”。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开山者是庄存与。他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创立了近代今文经学。刘逢禄则强调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和主“变”的积极思想,赋予“久被冷淡而活泼不拘”的今文经学以某些改良维新趋向。继刘、庄之后,清代经世思想由“纯学术”趋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魏源首开“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签,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批判现实,呼吁“更法”、“改制”。近代今文经学成为嘉道经世思潮兴起的重要思想武器。
嘉道经世思潮的兴起,也是嘉道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直捣紫禁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朝野为之惊悸震撼。嘉庆帝说,此“非浮言泛论所能弥,必以实心行实政”。在此前后,嘉、道二帝为了遏止王朝的衰落,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以行“实政”。虽然对其效果难做高估,但“实政”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学术界风气的改变。于是,经世之学,遂蓬勃兴起,蔚为思潮。而且,“实政”本身也造就了以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经世派。“禁城之变”时,林则徐正在翰林院庶常馆供职;其政治思想也就是在此前后,发端于经世之学的。
二、林则徐民本思想的形成
1.林则徐的家世与早年 教育
林则徐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早期的家庭 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民本”思想的产生起了一定的影响。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出身寒微的非世宦家族的知识分子官员一样,林则徐也形成了反映了其社会出身的政治理想,并在其漫长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常常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坚持遵循儒家思想的原则效力于国家”。
乾隆末年以后,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不仅把广大农民逼进衣食无着的绝境,中小地主在土地聚散过程中也起落无常,很难逃脱破产的厄运。“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林家亦沦落到“家无立锥,而宿通山积”的境地。林则徐之母因“宾日(林则徐之父)家贫,授徒恒不给”,为生活计,只得“率诸女以女红”,“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寝,……其困苦之状,……见而愀然!”则徐本人早年亦不得不“以谋食故驰四方”。这种贫寒的家世和清苦的生活境遇的刺激,使他对民不聊生的现实比较敏感,在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下层民众。
同家庭环境相 联系的是林则徐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教育影响最深的,当数林宾日、郑光策,以及与他互相影响促进的陈恭甫和梁章钜等。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对社会黑暗不满,倾向和提倡经世之学,且作风正派。林宾日对林则徐,即是“慈父”又是“良师”。
林则徐“所得力于父教的,不仅限于文事之教导,而且还有处世治事基本学问的灌输”。林宾日作为落魄秀才,“又备尝穷困艰辛,格外体验到民间疾苦, 自然 深切地洞悉社会黑暗的一面。这一切使得他能客观地多做些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这种学问传给了他的儿子。林则徐从政后,关心民瘼,形成“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的人格特征和“清廉狷介”的为官作风,并不是偶然的。1798年,林则徐入学鳌峰书院。时任山长的郑光策,更是注重“明礼达用之学”,以“立志为先,谓定志而后有所施”。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如,向学生灌输“爱民仁物”为“赴士之的”;认为,为治之术,以得民心为本,而本中之本则是“劝农桑以重本计,明礼度以正风俗,躬勤俭以节民用”。
林则徐在政治 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恤民”、“重民”思想和郑光策存在着渊源关系。在郑的引导下,林饱览了各种史书经典,眼界大为开拓。后来,则徐追忆恩师当年“有心用世”教诲,“不禁泪涔涔下也”。陈寿祺(字恭甫),汉学大师,道光二年(1822)主持鳌峰书院。他对林寄托着极高的期望:“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安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觑欷”。为此,林则徐在《答陈恭甫前辈》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自己一向崇敬陈的为人和学问,表示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当个勤政爱民的好官。梁章钜与林则徐同辈,又同为鳌峰弟子。二人“临容膝地”,砥砺学问,“穷达素心共”,可谓过从甚密。这种师友往来,对林则徐“少而沈悫谨,事亲至孝。为帖括之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品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林则徐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儒家学说是其基本思想的支柱,如重民、爱民,就来自儒家。在鳌峰书院求学期间,虽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严厉抨击“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困”等鱼肉百姓的不良现象,感发他对贪官污吏的愤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流露他对现实有某种不满的情绪,但应当看到,林则徐此时的政治思想不具体,还缺乏特定的时代与阶级内容。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林则徐的家庭、师友、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他的“民本”思想的坯床。
2.林则徐民本思想的明朗化
林则徐于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及弟,此后便有了出色的仕宦经历,升迁较常格稍快。“历官十四省,仰荷三朝知遇”,宦海四十年,累官至督抚,可以说经阅“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是林则徐生平居官行事,推行各种政务措施的基本格调。所以,时人称他“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
林则徐中举(1804年)后成进士前,曾为闽抚张师诚延为幕僚,“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自觉地把自己的前程和清朝统治紧密联系起来。1811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开始了他的小京官生涯;并同京中文人韵士如曹振庸、陶澍、李彦章、魏源等相往来,“商榷古今上下”,“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他为人处世很讲道德,有强烈责任感。这部分是因为他受了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清帝国一些最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激励”。因此,林“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其经世思想在此时已开始形成。1816年和1819年,林则徐先后赴赣、滇任乡试考官。途中所经,叠遇旱涝,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禁发出“嗟尔生涯剧可怜”,表达了对“劳劳竞日”而不得温饱的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尤其是他在裕州突遇洪水,幸有“村夫歘来灿成行”后,深叹:“斯民真天良”;疾呼:“为语司牧慎勿忘,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箠楚加桁杨,教以礼让勤耕桑”,明确指出,要医治疮痍,使“闾阎苏”,必须“厚培民气”。这表明,林则徐在出任守土官之前,其关注民生、重视“天下舆情”、以养民安大局的民本思想已经明朗。
列宁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 联系和‘中介’”。林则徐集封建士子与政府官员于一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想不同凡响。作为封建士子,虽然通过科举 考试 最终“读书显扬”,但幼时的家庭境况,对 社会现状的关注,以及明清实学的耳濡目染,却使他接受了并倡导以务实为特点、求治为目标的经世致用思想;身为政府官员,对清朝的腐朽黑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广大民众的苦难怨愤比较了解,主张变革现实社会。晚清经世派分为两类:一类为 政治 家型,可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由于受制于官场的慎言传统,与龚、魏之流不同,主要是通过“立德”、“立功”的政治 实践来演绎自己的价值取向。
1820年,林则徐出任浙江杭嘉湖道,从此踏上了亲身实践他那一套思想主张、比较独立地支撑一方统治危局的道路。在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视“民事皆士事”,从吏治民生、盐河漕政,到牵动全局的鸦片问题,无不殚精竭虑,成效卓著,“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关心民瘼,稳定民心,兴利除弊,挽救危局,是他勤于政务的重要内容。林则徐高于一般封建官吏的地方,在于其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即更重视民众疾苦与清朝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言:“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犹可悯。”在这里,林则徐力图调和构成封建生产关系的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矛盾,体现着其民本主义思想主张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对于维系国计民生的现实性和力量,并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将原本明朗化的民本思想形成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新出现的 中国 人民与西方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趋上升,原来以维系国计民生,抵制西方侵略为中心内容的嘉道经世思潮,其重心亦逐渐转移到抵制西方侵略,特别是反对英国鸦片侵略方面来。林则徐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其民本思想迅速地向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转化。张灏先生认为,人的主要思想是人面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感受”时,“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的结果。林则徐虽然还“无法理解当时时局巨变的意义”,但是历史巨变所产生的冲击力已使他本能地去“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
1838年,他经过一番密查暗访后,敏锐地揭示了苏州、湖北等地“商民交困”的原因:“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物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賸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上奏呼吁道光帝:“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这说明,林则徐已经比较清醒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 侵略给“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并把维护商民利益,重视商民地位,上升到维护国家稳定的战略高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陈胜粦先生认为:“林则徐在实践中形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则是嘉道经世思潮在政治领域内开出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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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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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历史始终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鉴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事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近代史事件论文
1840~1859年
鸦片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法、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此时的中国处于农耕文明的晚期,政治腐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思想闭塞,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于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腐败的社会制度最终无法抵御新兴的资本主义,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1860~1879年
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为掠取更多的侵略利益,在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国内人民起义不断,边疆危机四起。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880~1899年
中法战争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场所和殖民地。地域辽阔的中国成为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中国边疆危机四起,法国发动了中法战争。清政府以胜求和,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夺取了越南,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中法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刺激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
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日本急需从侵略扩张中寻找出路,为此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带有现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就是海军的出场和角逐。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戊戌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次爱国救亡的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外国传教势力活动猖獗,农民阶级发动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归于失败。这是一次旗帜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最高峰。
1900~1919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1920~1929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春天,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对中国给予大力的帮助;1920年秋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转到浙江嘉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此,它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的召开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利益,1921~1922年,美、英、日等国在华盛顿开会。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样,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在列强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既各自扶植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军阀,争权夺利,又联合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使一战期间有所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迫。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战火弥漫大半个中国。这一切导致国内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共产党在二七罢工失败后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于是,积极倡导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也意识到以前单靠国民党一党领导,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方法,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旨在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北伐战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南昌起义 见前
八七会议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1939年
土地革命 1927年三大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除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压迫,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它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阶级上和经济上的保证。 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早就确立了侵略中国的方针。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第二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红军的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中南方革命根据地无法立足,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遵义会议 见教材108页
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_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行为,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它使学生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压力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的大局出发,经过多方努力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团结抗日的诚意。它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七七事变 1936年,德、日、意法西斯在共同_的幌子下,勾结起来,同英法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英法美对此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实施全面侵华的计划。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总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同时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0~1949年
中共七大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早已决定了内战的方针,但为欺骗国内舆论,并为发动内战做准备,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策略。1945年8月,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内和平问题。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它虽然不能制止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但为国内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三大战役 1948年秋,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 当今 症结 中日关系未来
1 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就近代史中日关系与当今中日关系之间有什么呢?
2 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 2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 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 中日关系的症结
4.1 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 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 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 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 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 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 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 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国近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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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主要是研究宇宙间的基本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并分析由这些基本原则推断出的系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物理学发展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物理学的开端源溯深远,但若说物理学真正意义上的征服世界还是在19世纪末,他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人们所未知的现象。古老的牛顿力学城堡历经岁月磨砺风雨吹打依旧屹立不倒,反而更凸显他的伟大与坚固。从天上的行星到地上的石头,万物皆毕恭毕敬的遵循它的规律。1846年海王星的发现更是它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光学方面,波动论统一天下,神奇的麦式方程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理论并将其扩大到整个电磁领域。热学方面,热力学三大定律已基本建立,而在克劳修斯,范德瓦尔斯的努力下,分子动理论和统计热力学成功建立。
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似乎都彼此包含,形成了以经典物理联盟。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形成物理世界三大支柱。它们紧紧结合在一块,构建起一座华丽而雄伟的殿堂。
那当然是一段伟大而光荣的日子,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科学的力量从这一时期开始才真正变得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神往。我们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上帝造物的奥秘,在没有遗漏,我们所熟知的一切物理现象几乎都可以从现成的物理理论里得到解释。力,热,声,光,电等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被同一种手法控制。物理学家甚至相信: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都已被发现,物理学已尽善尽美,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做的事,那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补充与修正。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说:“物理学的未来,将在小数点第六位后面去寻找.。”而普朗克的导师甚至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个已经高度成熟的体系。
但历史再次体现了他惊人的不确定性,致使19世纪物理世界所闪烁的金色光芒注定只是昙花一现,而那喧嚣一时的 空前繁盛的经典物理终究要像泡沫那样破败凋零!
其实,今天回头来看,赫兹1887年的电磁波实验的意义远比实际得出的结论复杂而深远。它一方面彻底的建立了电磁理论,为经典物理的繁荣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另一方面,它又埋下了促使经典自身毁灭的武器,孕育了革命的种子。当赫兹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那件实验室里通过铜环接收器的缺口爆发的电火花证明电磁波存在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有光照射到这个缺口上时,似乎火花出现的更容易一些。
显然赫兹是伟大的,他甚至为这个现象写了专门的论文,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一起太多人的注意,更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篇论文的真正意义。或许甚至连赫兹自己都不知道,量子存在的证据就在他眼前,几乎触手可得!不过,或许是量子的概念太过爆炸性,太过革命性,命运冥冥之中将它安排在新世纪出现。只可惜赫兹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它的诞生,也没能目睹它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在经典物理还没来得及多多体味一下自己的盛世前,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连续发生,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
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元素的放射现象。
1897年,居里夫妇研究了放射性并发现了更多的放射性元素如钋,镭。
1898年,汤姆逊研究了阴极射线后认为它是一种带负电的电子流。
1899年,卢瑟福发现了元素的嬗变现象。
如此多的新现象的涌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让人开始觉得不安。虽然经典物理的大厦依然耸立,依然那么雄伟,一眼看起来牢不可摧。但天边这小小的乌云,虽然不起眼,却给人一场暴风雨将至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十分准确,随着乌云的扩大,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相继诞生,经典力学的大厦就此轰然倒塌。有人说物理学学到最后清一色是在学哲学,那么以哲学观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种必然!新的物理结论代替旧的物理结论也是必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说绝对完美,即使我们提出的理论在完美,也终会有受局限的一天,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提出十分完美,别人永远攻不破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物理大厦更加完善,所以我们要做只是努力向前看!
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同时为了提高人眼的观察能力,人们发明了光学仪器,第一架望远镜的诞生促进了天文学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显微镜的发明给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荷兰的李普塞在1608年发明了第一架望远镜。开普勒于1611年发表了他的著作《折光学》,提出照度定律,还设计了几种新型的望远镜,他还发现当光以小角度入射到界面时,入射角和折射角近似地成正比关系。折射定律的精确公式则是斯涅耳和笛卡儿提出的。1621年斯涅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入射角的余割和折射角的余割之比是常数,而笛卡儿约在1630年在《折光学》中给出了用正弦函数表述的折射定律。接着费马在1657年首先指出光在介质中传播时所走路程取极值的原理,并根据这个原理推出光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综上所述,到十七世纪中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
关于光的本性的概念,是以光的直线传播观念为基础的,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发现有与光的直线传播不完全符合的事实。意大利人格里马第首先观察到光的衍射现象,接着,胡克也观察到衍射现象,并且和波意耳独立地研究了薄膜所产生的彩色干涉条纹,这些都是光的波动理论的萌芽。
十七世纪下半叶,牛顿和惠更斯等把光的研究引向进一步岁展的道路。1672年牛顿完成了著名的三棱镜色散试验,并发现了牛顿圈(但最早发现牛顿圈的却是胡克)。在发现这些现象的同时,牛顿于公元1704年出版的《光学》,提出了光是微粒流的理论,他认为这些微粒从光源飞出来。在真空或均匀物质内由于惯性而作匀速直线运动,并以此观点解释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然而在解释牛顿圈时,却遇到了困难。同时,这种微粒流的假设也难以说明光在绕过障碍物之后所发生的衍射现象。
惠更斯反对光的微粒说,1678年他在《论光》一书中从声和光的某些现象的相似性出发,认为光是在“以太”中传播的波.所谓“以太”则是一种假想的弹性媒质,充满于整个宇宙空间,光的传播取决于“以太”的弹性和密度.运用他的波动理论中的次波原理,惠更斯不仅成功地解释了反射和折射定律,还解释了方解石的双折射现象.但惠更斯没有把波动过程的特性给予足够的说明,他没有指出光现象的周期性,他没有提到波长的概念.他的次波包络面成为新的波面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它们是由波动按一定的位相叠加造成的.归根到底仍旧摆脱不了几何光学的观念,因此不能由此说明光的干涉和衍射等有关光的波动本性的现象.与此相反,坚持微粒说的牛顿却从他发现的牛顿圈的现象中确定光是周期性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在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占统治地位的同时,由于相继发现了干涉、衍射和偏振等光的被动现象,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也初步提出来了,因而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几何光学向波动光学过渡的时期,是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步深化的时期.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波动光学时期
19世纪初,波动光学初步形成,其中托马斯·杨圆满地解释了“薄膜颜色”和双狭缝干涉现象。菲涅耳于1818年以杨氏干涉原理补充了惠更斯原理,由此形成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用它可圆满地解释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直线传播。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光的偏振和偏振光的干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菲涅耳假定光是一种在连续媒质(以太)中传播的横波。为说明光在各不同媒质中的不同速度,又必须假定以太的特性在不同的物质中是不同的;在各向异性媒质中还需要有更复杂的假设。此外,还必须给以太以更特殊的性质才能解释光不是纵波。如此性质的以太是难以想象的。 1846年,法拉第发现了光的振动面在磁场中发生旋转;1856年,韦伯发现光在真空中的速度等于电流强度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他们的发现表明光学现象与磁学、电学现象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1860年前后,麦克斯韦的指出,电场和磁场的改变,不能局限于空间的某一部分,而是以等于电流的电磁单位与静电单位的比值的速度传播着,光就是这样一种电磁现象。这个结论在1888年为赫兹的实验证实。
然而,这样的理论还不能说明能产生像光这样高的频率的电振子的性质,也不能解释光的色散现象。到了1896年洛伦兹创立电子论,才解释了发光和物质吸收光的现象,也解释了光在物质中传播的各种特点,包括对色散现象的解释。在洛伦兹的理论中,以太乃是广袤无限的不动的媒质,其唯一特点是,在这种媒质中光振动具有一定的传播速度。
对于像炽热的黑体的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这样重要的问题,洛伦兹理论还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并且,如果认为洛伦兹关于以太的概念是正确的话,则可将不动的以太选作参照系,使人们能区别出绝对运动。而事实上,1887年迈克尔逊用干涉仪测“以太风”,得到否定的结果,这表明到了洛伦兹电子论时期,人们对光的本性的认识仍然有不少片面性。 光的电磁论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光恶化电磁现象的一致性,并且证明了各种自然现象之间存在这相互联系这一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在认识光的本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此期间,人们还用多种实验方法对光速进行了多次测定。1849年斐索(A.H.L.Fizeau,1819--1896)运用了旋转齿轮的方法及1862年傅科(J.L.Foucault,1819--1868)使用旋转镜法测定了光在各种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近代光学发展简史-量子光学时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光学的研究深入到光的发生、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围观机制中。光的电磁理论主要困难是不能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某些现象,例如,炽热黑体辐射中能量按波长分布的问题,特别是1887年赫兹发现的光电效应。
1900年,普朗克从物质的分子结构理论中借用不连续性的概念,提出了辐射的量子论。他认为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包括光,只能以各自确定分量的能量从振子射出,这种能量微粒称为量子,光的量子称为光子。量子论不仅很自然地解释了灼热体辐射能量按波长分布的规律,而且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整个问题。量子论不但给光学,也给整个物理学提供了新的概念,所以通常把它的诞生视为近代物理学的起点。
1905年,爱因斯坦运用量子论解释了光电效应。他给光子作了十分明确的表示,特别指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光也是以光子为最小单位进行的。
1905年9月,德国《物理学年鉴》发表了爱因斯坦的“关于运动媒质的电动力学”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基本原理,文中指出,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物理学,其应用范围只限于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情况,而他的新理论可解释与很大运动速度有关的过程的特征,根本放弃了以太的概念,圆满地解释了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 这样,在20世纪初,一方面从光的干涉、衍射、偏振以及运动物体的光学现象确证了光是电磁波;而另一方面又从热辐射、光电效应、光压以及光的化学作用等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光的量子性——微粒性。光和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玻璃二象性,这个认识促进了原子核和粒子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光和物质的本质,包括实物和场的本质问题。为了彻底认清光的本性,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摘 要】应用物理学是建立在古老物理学上的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但在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研究它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将基本的物理学理论性的基本规律、实验方法、最新的物理成果运用与实际。转化为现在所需要的实用生产力,再从实践反馈的信息中反过来推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本文就物理应用在不同物理历史时期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应用物理的发展历史,简述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应用物理学;发展
1 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
在古时候,虽然人们对自然界中事物的认识只依靠直觉和思辨性猜测,但是此时已经有了物理知识的应用。从刀耕火种之中就能看到物理力学的基本应用,由此可见应用物理在生活中的普遍性,以及应用物理发展的必然性。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的是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力学,诸如静力学中的简单机械、杠杆原理等在农业和狩猎之中有广泛的应用。在该过程中很多的经典物理理论得到实践。而后的时期中更是有了电磁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指南针就是电磁学方面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重要代表作。声学方面,唐朝的编钟闻名世界,优美的音律让人们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自古时候到近代,总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物理学的应用,这就是最初期的应用物理的起步和发展。在应用物理没有成为专门化的学科时,它早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贯穿于生活的每个角落。
2 应用物理在经典物理学时期的发展和贡献
15世纪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和技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在该时期特定历史需求下诞生了。物理学增加了系统的观察实验和严密数学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发了17世纪在物理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大发展。牛顿建立力学体系,开启了近代物理学的大门。到了18世纪时期,应用物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大大的提升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出现了发明和使用机械大时代。如尔顿于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玻尔兹曼,吉布斯等创建了统计物理学,使得热机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结束了二类永动机的辉煌时期。在18世纪应用物理的发展也使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为当时物理学的主导思想。19世纪,物理学得到了快速和重大的进展,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不断被挖掘出来。如新数学方法与物理研究不断联系,并建立了热力学、分子运动论、波动光学、经典电磁场理论等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奥斯特发现在实验中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到安培提出分子电流假设,再到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最终麦克斯韦总结出的位移电流假定,创建一套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同期的应用物理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从第一台电动机的制作,到电力工程、电磁通讯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应用物理在历史中的逐步登台,应用物理正从现在中的平民角色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明星形象。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的凸显,在历史的科技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了更加重大的地位。
3 物理应用指出了近代物理的不完备性
18世纪在统计力学和热力学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后,经典物理学发展达到一个历史的至高点。经典物理学取得了比之历史看来十分突出的成绩,令不少当时的物理学家萌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物理学的知识已经完备,物理学最基本的、核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解决,只有需要更深层次细化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细节上需要作出一小部分的补充和修整,从而令已有的公式更加的贴近最真实的物理本质。但在19世纪,生产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精密、大型仪器的制作,研究对象由宏观到微观、从低速到高速,并不断的触及到神秘的宇宙和物质内部的结构。让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物理应用于现实的过程中,在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一些不能用当时经典物理学解释的现象。从开始的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现象被人们所发现。到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和无结果的“以太漂移”。此类与经典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有强烈的冲突的实验,使传统的经典物理学观念受到了重大的质疑,这正是物理应用引起的物理学的一场新的历史进程。在矛盾被提出后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相继的薛定谔、海林堡等物理学家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观点,由此结束了经典物理学深受质疑的局面,将理论物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该物理学理论性提升的过程中,物理应用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正是将理论付诸于应用才将理论深层次的不完备性挖掘出来,进一步推动物理学的理论化进程。
4 应用物理专业化的正式确立
4.1 正式确立
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物理学的不断发展,核技术的逐步崛起,此时应用物理作为一个领域从整体物理中被专门挑选出来,相对于更加注重结合数学的理论研究的物理专业而言,应用物理更注重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确立了应用物理的地位,表明了对应用物理态度的改变。是应用物理正式走向专业化的标志。在20世纪以来应用物理在航空航天、电子电信、声、光等基础开发和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4.2 独立化意义
应用物理在现在的应用面不断拓宽,在医疗、宇航、新能源开发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代,在发展新型能源的今天,人们对医疗条件和能源供应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应用物理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只有不断发展应用物理才能满足当代人们的生活需求。曾经的蒸汽机极大程度的解放了劳动力,电子通信的发展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让一个个新兴娱乐产业萌芽,极大的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上不断的发展应用物理才能加速一个时代的进步。
5 应用物理学未来发展展望
就应用物理的发展来说在这里引用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前辈的一句话来说:“今后二十物理学的成就会远远不及100年前,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有起伏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物理学不会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此时的物理学很多新领域出现了,为我们打开了很多门,每一个门走进去都能大有作为。”无疑应用物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领域,在理论无法取得重大突破的现在,应用物理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可喜的。在物理理论近乎停滞的近些年,各国相继在应用物理的指导下将各种航天器送入太空,不断的探索宇宙的奥秘。在信息传递方面不断的革新,将信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化和便捷化。从巨型的计算机到mini iPad,每一次的进步都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应用物理的研究方向是顺应历史需求的,就应用物理今后的进程很多学者有自己的理解,就当前时代的需求:对宇宙的开发。新型航天器的研发将会是每一个国家努力的方向。再次应新时代能源的需求,核反应进一步的可控化也将是一个研究的大方向,同时新型能源开发必不可少。
6 总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应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时期,我们要不断的回顾和总结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发展经验,为应用物理学的日后发展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王东亮.浅谈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J].物理期刊,2012.
[2]潘永晴.应用物理学发展历史探究[J].湖北教育周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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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近代史既是让人印象深刻,又是一段让人心痛不已的屈辱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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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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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 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上,史景迁造访中国,正好赶上他的《太平天国》重新出版,在书架上卖得火热。在他讲述的太平天国里,洪秀全与神棍无二:做的是近似招摇撞骗之事,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朕”的名号下谕,把平时的一切纲常条规、律令指示都镀以他的学说。史景迁将太平天国的宗教成分强调得更多,这又是一次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描述,史料被细细揭开铺展,文字构成的画卷细腻翔实。
一直以来关于史景迁的争议有二:一是他著史学就像讲故事,但是传统的“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让执拗的人心生疑窦。例如《王氏之死》来自1673年的《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以及《聊斋志异》的部分,通过一个小县城里妇女和情夫出逃最终死去的故事展现17世纪中国郯城的地震、兵灾、饥荒、土地的暴力争夺、乡权冲突、贞妇烈女的事迹。记录来自《聊斋志异》似乎已经有“不真实”之嫌,而史景迁行文之间甚至有“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这样梦幻般的描述,和所谓的“历史严谨”似乎并不搭界。第二个争议就是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从来不见史景迁提到任何学术名词,只有对历史细节一再的描述,甚至没有像黄仁宇一样在小处着手叙事的时候强调“大处着眼”。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一段段细节并列铺陈,甚至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难免会得到“观点欠奉”的负面意见。这些争议倒过来看恰恰就是史氏著书令人耳目一新之处。推崇者谓之曰“人性”、“人文关怀”、“感知历史细节和图景”;批评者则冠之以“主观想象”、“缺乏理论”的评判,甚至有传言说钱钟书称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史景迁本人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I have never written fictions)。”不管中国人是将伟大的意义赋予他,还是将主观臆想的评价加给他,他一再强调史料的重要,保护史料和研究史料是第一要义:“中国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用很少的钱就维持了600万数量的史料—也许是出于偶然,有些留在北京,有些留在台湾—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我觉得我是守护这些历史秘密的卫士,我有很多朋友、学生都会问我,‘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因为相关的记录已经找不着了。但这正是我们历史学家需要去探寻、追问的问题。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所有关于历史的资料都需要被认真地保存。我在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公共档案整理工作,我就发现有些文件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小心防范出现这样的情况。”
史景迁认为,中国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很接近说故事,并用最新发现的中国史料举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样有意思。就在两周之前,我们发现在印度也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新闻,在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古沉船,时间大约是乾隆时期。一位利物浦学者研究沉船里的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船队成员和一个当地人结婚了,‘二战’之后他的后裔举家搬迁到了伦敦。中国古代的史料都非常有意思,像是说故事。”史景迁对于历史中的“故事”的兴趣也许是一种天性,不管谈到什么,他总是用自己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经历来举例,言谈之间充满同情和代入感—正是他自己首先身陷其中,感同身受,才能写出更多让中国人动容的历史片段。
记者转告他种种中国人给予他的盛赞,他很认真地说:“关于中国的史料太多了,那么的复杂、广博,我所做的事情真的只是庞大历史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话虽如此,但他的涉猎实在是非常广泛,他在谈话中一直引述各种中国史料,用英伦口音说出那些偏门的中国史料名称听起来虽然略显荒诞,但足见其功底。
外界传说史景迁根本不会中文,他的中国学生郑培凯也曾经澄清过,史景迁会直接采用真实的中国史料。史景迁本人说,他觉得中文很难,但是阅读中文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中文是非常难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曾经学习基础的书法课,一,二,三,四……(用手比画)非常有趣。”
2.学术生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两种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度之间要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
史景迁:我一生的工作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英格兰,在美国学习中文,后来又到澳大利亚去学习更高级的中文,之后到台湾进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来到了大陆,在那之前我还去过香港研究。
我研究了20多年的中国语言以及历史,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实体。我们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在我的美国大学教学生涯中,发现阻碍两种文化理解的最大问题就是对社会多元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和不均衡性比欧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美国,懂中文的人不多,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就要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巨大实体的复杂性,以及它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所在。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我们应该研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在明朝之前的这种蓬勃发展和增长。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怎样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末的衰落,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研究方法。
时代周报:像你一样,这几年,很多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反而能获得更多的关注?
史景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历史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中国的研究者或是读者,也许他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些研究给了他们全新的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同样一种现场。
我最初的历史研究由英国、欧洲史开始,后来才对中国历史有了兴趣。如果说我的作品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话,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的翻译才使得我的作品可以被介绍到中国,还有中国历史学家做的许多工作。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前段时间我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廷以的孙子会面,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简直是和过去的一部分,和一部活的历史书会面。
我整个学术生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的理解还只是像管中窥豹一样少,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康雍乾阶段,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的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包括内政外交、权力分配等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的另一个兴趣所在是民国早期,清朝灭亡之后,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许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后选择了哪条道路。
3.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硃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4.“第一个到伦敦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历史研究给了你什么?你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史景迁:研究令人兴奋,非常有意思,有时也令人沮丧。我从没写过虚构作品。我是说,现在的写作是我唯一的写作方式。电脑让人们有了很多写作的新方法,但是我做不来那些,我不喜欢用电脑写作。我喜欢手写,虽然这意味着过后要打字,但这没关系。每当文字落在纸面上,我都感到愉悦,感到我确实能够围绕着我的点子建造出整本书。
时代周报:你最近研究什么呢?
史景迁:我最近的研究是康熙年间一个来到欧洲最终落脚巴黎的中国人(指沈福宗, Shen Fu Tsong,2010年史景迁曾做过一次关于他的演讲),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不同的画面。这个中国人旅居欧洲却完全不能理解西方文化。通常我们喜欢描述来到欧洲的人们多么喜爱西方文化,不过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憎恨西方文化,憎恨欧洲,憎恨鹅肝酱,憎恨牧师,这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可能你觉得不可信,想否定这些资料,试图寻找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同时期巴黎的警方记录,正如故宫里的法律文书一样,以及法国的资料、英国的资料……我则使用当时英国的资料,以研究这个在康熙年间—1686年—第一个来到伦敦的中国人。当时他居然有能力和英国人交谈。我的问题是:为何当时一个中国人居然能够和英国人沟通?答案是:因为他们讲拉丁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教一些中国父母拉丁文,而他们的孩子就此学会了拉丁文。而在当时的欧洲,在学校里、大学里,人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也必须有能力同时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这就使一种语言共通成为可能,而这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做不到的。我们是有在线字典,但是字典并不能真正地“说”。
因此,奥巴马总统致力于推动在小学增加更多中文课程,但是这无疑成本昂贵,并且上哪里找那么多老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上述例子中的史料来源)叠加起来,你总能完成一些研究。所谓的“美国社会历史学”,我们就是这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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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德育研究力图攻克的难关和始终难以解决的难点。德育理论源于德育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开展,以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德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教育”就应当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来促使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人格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和升华,以促进人的生命整体不断获得发展为根本追求的学科教育。德国的著名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为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创建生活化的课堂,教有生命的历史。只有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交汇与融合,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在历史中“跃动”着生命。
一、知识关怀与精神关怀并重。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完全等同于一堆毫无生气的秦砖汉瓦之类的“老古董”了。就“历史”机械地说历史、死背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教师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强调,“某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背过”、“某某问题特别重要,一定要死死地背过”,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历史看成了僵死的东西。学习历史就等于机械地死记硬背。事实上,“历史”原本是有生命的。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先生亦曾指出:“单做事实的传凿、记忆、叙述,决不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精神,是社会的意志冲动,是时代精神。”“更不能单纯将历史看成死了的形骸,而应看作活着的文化,看作人的活动,生命的跃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字——“生命”。生命是一个整体,它由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是生命成长的理性力量,后者是生命成长的感性力量。对于学生个体来讲,一个完整的生命是“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的统一,因而,真正的教育关怀应是知识智慧与情感关怀的统一。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学习对知识的掌握,更应该是学生精神的呵护者。学生学习的关心者是一种外在于学生的存在,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是走进学生心灵的人。做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会注重对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培植和成长。
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与情感培育并重
我们承认历史思维能力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就要把它当作整个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精神培育之间,精神培育应当是更接近于历史教育的本质,因而也就应当看作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义。
历史是有生命的,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加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强调使学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崇尚科学精神的”、“民主与法制意识”等。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营造历史教学的情感氛围,带着情感去教,教有感情的历史内容,让学生在情感化的课堂氛围中,去品味知识内容所蕴藏的情感,体验情感、感悟情感,完善学生作为“人”的“真”、“善”、“美”高尚境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学科内容的特点,开发教材,组织学生通过查阅史料,品读历史、感悟历史,如在学习完抗日战争的专题时,我为了突出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形象,选用了下面的史料:
材料一:父送子“死”。四川安县王者成送即将出征的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中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材料二:冈村宁次日记(1938年武汉会战)10月初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敌军官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时,检查敌军战死者父母的来信,都是鼓励他们誓死为国捐躯的言辞。
两则史料,表述清晰,历史信息丰富,富含情感因素,贴近学生实际,分别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激情,效果非常好。达尔文曾说过,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如果我们能真正以史料教学为媒介,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探究性学习的方法,那么,学生不仅可以从容的应对高考,更为重要的是将受益终身。
在我们的历史教育实践中,决不能以单一的所谓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来遮蔽了历史教育的精神培育功能之光芒。否则,就是对以人文精神教育为本的历史教育的一种异化。
三、历史与现实联系,促进学生智慧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让学生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去感悟历史,是让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问题,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人文教育的历史学科,在本质上是以人的思想灵魂和情感的不断升华为发展目标的。列宁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如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应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情境(或者说“神入”可能更贴切一些),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感受历史事物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进行一种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从而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为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努力创设生活化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体味历史,让历史课堂成为学生亲身“经历历史”的形态,——而且还是以历史主人翁的角色“经历历史”。
我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教学中,根据学生情况和教材内容特点,把社会生活中官方大型祭孔、一些城市出现的读经热,网络语言流行等鲜活题材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将历史知识赋予一定的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使历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创设两个讨论问题:(1)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官方举办大型的祭孔活动,国内兴起了一批以“读经”为主的全日制私塾。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2)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信息时代,网络语言丰富,有人说,这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垃圾,你会持什么观点呢?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提出后学生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中学生思维的活跃和迸射出的创新思想火花令我惊喜。例如在如何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学生除了得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结论外,有的学生还提出“要尊重其它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民族性”。而对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中,由于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的表现更是精彩不断。生活化的历史,在促使学生的思维启动和运转的同时,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潜移默化中使新文化运动一课的主题得以升华。
齐健老师曾经对历史教育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解读,即:“历史教育=思想之旅+情感体验”。在历史教学中,把历史教育与教学视为生命活动的场所,视为生命意义的实现途径,使历史教育具有生命的灵性,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摘 要: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其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就必须重视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工作。笔者将从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课外教学中简略的阐述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关键词:历史学科 德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094-01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人们对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才是德才兼备;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全面发展。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就是是要培养学生爱校、爱家、爱国的思想感情,更要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么如何做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呢?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展述个人认识 :
一、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课堂德育教育的内在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渠道,教师要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比较法的教学,引导学生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与同一时期世界农业、手工业比较,认识到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先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引导学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救国壮举,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功能,利用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学生的自我德育教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科成了所谓的“副科”,这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教学发,挥学生在德育养成方面的主体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讲历史故事,围绕德育教育的主题进行话题的讨论和演讲。故事或话题的素材由学生自己搜寻,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查找课外资料,全班同学面前的自我表达,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同时提升了道德素养,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切不可放手不管。
三、充分利用历史的资料、信息实行德育教育
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这些历史的见证更真实、更直观地描述着历史的原貌,起着更深刻的教育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书籍、图片、新闻资料等这些历史信息,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达到德育教育的效果。我们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博物馆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四、充分利用地方史进行德育教育
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适当加入地方史的内容。由于涉及到身边的人、事、物,学生容易感兴趣,认为可信,易于接受,也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德育教育效果。如河西走廊西路军的历史等。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祖国与家乡的融合,身边先贤的事迹感染着学生,学生的情感和道德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地方史素材是加强历史学科德育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五、积极组织课外活动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历史课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在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活动来临时,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历史课堂教学功能,同时可以举办专题讲座或专题报告,形成可以面向全年级或全校学生开展,可以举办图片展览,使学生形象直观地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所需图片可由学生自行收集。(2)播放录像片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多次组织学生,播放有关历史文献片和电影,使学生直观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例如在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时,对中华的石窟艺术,可以播录像片,把石窟艺术的雄奇,精美展观在学生面前仿佛使他们融入到艺术的海洋里。这样的形式学生深受喜爱。(3)撰写历史人物小传。教师要求学生在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进行探讨,并撰写人物小传,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并对其功过进行评价。例如写曹操、陈独秀、拿破仑等的小传。(4)开展专题读书活动并撰写读书报告。教师可以选择一本历史著作、人物传记、一本教材或一篇文章,组织学生阅读。然后要求学生写一篇包括介绍所读书籍或文章内容、作者观点的读后感。(5)历史故事报告会或演讲会、历史成语故事会等。可以分组,通过竞赛的形式,使学生感到为集体争荣誉。这项活动富于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和竞争性,深受中学学生的喜爱,一方面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历史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积累更多的故事素材,学生自己进入“角色”,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教学效果很好。(6)结合纪念重大节日,开展德育教育。通过这些纪念活动,组织专题报告和历史图片展,生动再现这些历史情景,如有勿忘国耻“九一八”,中国共产党诞生,香港回归等。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实,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众多社会现象和事迹可以被用来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也是由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要实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尝试,但一定以历史史实为基础,只有将德育教育渗透置于历史史实之上,这种教育才是有说服力的。作为教师要尊重历史事实,将准确的知识和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以切实达到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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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早年哲学的研究者们一直认为马克思早年研究的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的哲学。事实上,马克思早年没有进行过纯粹世界观性质的哲学研究,他早年持有的哲学的主题是政治哲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马克思和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反思。
和很多同学一样,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开始是在初中时代的思想政治课程上,那时的学习很大程度限于努力去记忆一些来自于《资本论》的概念——“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可变资本”等等,它们显得遥远而深奥。我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现实意义真正带有自己思考的学习是在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的过程中。复习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书引发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的辩证性思考,有了自己的疑问就有了深入学习的兴趣。 从了解马克思这位伟人的艰苦生平到了解他的伟大的科学思想,无不让我受益匪浅。它启发了我用更客观、更全面的角度去继续解答和思考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疑问。书中系统地讲了《资本论》引发的对它的普遍性的疑问,其中当然也有许多是我的疑问,例如,“马克思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他对哲学、历史有兴趣,但是对经济学还没有具体研究。那么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动因是什么?”,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研究经济学的动因和经过:
第一,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马克思深感自己政治经济学知识不足后就发奋研究这门科学,这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第二,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当时深受法国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影响,马克思发文表示反对,同时坦承自己对次研究不够,还不能做出正确评判。他提出,最重要的是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
第三,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从此,马克思就下决心研究经济学,并在他一生的科学生涯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就这部书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 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必胜两个伟大
科学发现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崭新的社会历史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他是用唯物史观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证明和具体运用。《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资本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从而在理论上武装了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和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研究的,就是体现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各环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论述引发了我对此更多的思考。马克思断言:“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具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我想一点是忽略了资本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的。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出发,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机器等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使价值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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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次看到有关中国外交的新闻都给我一种中国一点都不强势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软弱,像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经常“欺负”中国,而中国却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像渔民被拘事件,日本政府对二战侵略的态度等。都让我为之不解——到底为何中国外交如此软弱?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已逐渐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弱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军事强国,其成长的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近几十年来的外交却让我十分疑惑。在中国国力不强,被列强欺负的时候发展和平外交,对美国等经济强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还可以理解,但如今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各国都想分一杯羹的穷国,弱国了,还对其他国家那么“敬畏”就让我十分不解了。
日本问题由来已久,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德国公开道歉还有德国两任跪倒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更是让我们对德国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更加深恶痛绝。对于德国发动二战对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的多数德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忏悔意识,战后德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而反观日本却不思悔改,在全世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时,而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新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课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这些对于中国——一个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反击,这让我们国民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而近来发生的中国渔民被拘事件也是如此,韩国海警以“非法捕捞”和“抗拒执法”为名围攻中国渔民时遭遇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9名渔民被扣。在韩国“强烈抗议”后,中国外交部不是要求释放渔民而是表示要“教育渔民”。还有 现代地图标示已上百年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沙群岛,已叫越南占领了29个岛屿、菲律宾抢占9个、马来西亚则占领5个,还有文莱也凑热闹,它们大肆开采海底石油,催迫中国渔民,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中国“默不做声”。
而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中国的外交为何如此软弱,在我看来原因有几个,其一是历史问题,中国清末时期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清政府不作为,签署了许多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如今虽然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这种民族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中国外交才会一直不够强硬。其二近代中国一直以和平外交为外交原则,中国一直实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不想因为一些不会影响到中国根本的外交摩擦打破如今的发展形势。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面子,而为了维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形象,中国可能认为表现得宽容一些会让中国在国际上的评价加分,当然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求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占一个有利位置。
这许多事件都证明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只顾所谓的大国形象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却置大国尊严于不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该如何去让中国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大国的风采和尊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国!
摘要: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通过中国古代与现代外交关系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与现代的外交政策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及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原因。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外交
古代的中国是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仅在农业、工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文化、科学、医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与世界各国。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就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地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同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给周围各个国家而且给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受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
古代的中国社会较为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东方大国;文化繁荣;对外交通便利(早在汉朝时期就开辟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东亚,西亚,南亚之间的交往便利);从汉朝时期开始领导较为开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加上马车,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
在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早在汉武帝时期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史关系汉光武帝时,光武帝赐予印绶,在这以后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铁技术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中国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各新的阶段,隋炀帝也遣使到日本,日本方面给隆重接待。
唐朝时,我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19次。日本也频繁遣使来唐。大量的日本人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所吸引,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城里随处可见。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进行了大化改新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采用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推行租庸调制;建筑;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奈良时期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首都的建设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设。促使日本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新文化和以汉语位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由腾原氏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私自渡海来华,宋王朝侧实行相反的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对日贸易。直到南宋日本改变拉保守政策。中国的钱币和先进的建筑术,纺织术,医药术,以及种茶,吃茶术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中日双方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中日开始来往到北宋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大国行列。在中日交往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日本为了本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积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割据时期,诸侯相互攻战,争夺土地的权利,在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就组织武士,没有生活能力的流浪人,商人和海盗勾结,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掠夺财物。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积极同各国交往。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国家衰弱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的政策,更多的日本人侵入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倭,取得胜利。
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清朝后期,英国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对外开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大国的愿望。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觉党起义,枉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野蛮式掠夺,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直到1945年才结束了对中国的统治。
从明朝到194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断的侵害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态度与先前截然相反。说明了国家利益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弱国无外交。要想不受别的侵略必须让自身强大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变化。日本被迫与中过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得以逐渐发展。两国藉此重新确立外交关系,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历史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苏东剧变和美国对话政政策的改变,中日之间进入准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表现的特点,人们称之为“政冷经热”,这一时期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成为双方外交政策在政治领域的主色调。今年来日本不顾人民的反对三番五次参百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 歪曲侵华事实,关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予与否认。对中国钓鱼岛虎视眈眈。
由于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日之间的正常交往留下了阴影。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冷经热“。
落后与闭关政策,导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新中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在铭记与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人民素以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著称于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的保障。所以中国对日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杜民喜:《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北方丛1999年第2期
汪向荣 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毛子和李著 《中日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
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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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是一个国家灿烂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既浓缩了过去又影响着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心态史学 年鉴学派 史学特征 史学功能
论文摘要: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一、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
“心态”一词出自英语,最早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运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于是年鉴学派的各大史学家们便对心态史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由于“心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本身太广泛而又太模糊,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公认为权威的界定。在我国,关于“心态”一词的解释,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辞典条目中,如《汉语新词词典》解释为“指心理状态,内心世界活动的状态”。史学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借用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飘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
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和经济社会史实现的。于是心态史家们一开始便注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等。这种研究的史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会心态在历史运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这种中介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社会角度讲即:社会环境—人—社会运动;二是从个体角度讲即:社会意识—心态—行为。前者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示心态受社会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后者反映心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态影响下的行为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理想倾向发生的变化。同时,心态对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会主体的人的心态就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它不属于社会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却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实在动力之一,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们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
(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历史研究也应包括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无意识的历史现象的考察,心态史学往往都是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的或不准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所指示的“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这些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态史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三)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号去迁回认识。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等,它们都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这些表象也确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图书书名、评论、读者、地方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和术语要领等的统计分析,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状态发展的某些趋势。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表象符号系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辩,以及研究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起。这就使得心态史的研究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心态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救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 三、心态史研究的史学功能
心态史学从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为法国史坛的一门显学,其史学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强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效果和整合性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扩展到对历史上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扩充为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立体效果,使历史研究结论更为充分可靠,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现实借鉴意义,从而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历史是整合的现象。说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统之中,由多种系统构成的社会也是整合的。在社会大系统中作为要素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都得保持相互和谐一致。当其中某一子系统因外力压迫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社会大系统内“一体化”而导致失衡,社会随之发生动荡和变迁。所以,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系统的和谐一致来维持社会整合状态。这也告诫人们,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时,切不能忽略社会心态的状态。
(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年鉴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历史,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研究志趣以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等原因,他们的研究重点毕竟偏向社会经济史一端,到第二代尽管也提倡总体史观,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正宗史学。心态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以前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读某些被他们的先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见解的依据。
(三)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心态史学的研究为史学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就年鉴学派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影响不断扩大,到新史学时期,不仅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也博得厚誉。然而,这种影响毕竟仍限于史学界。心态史学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而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后者所包含题材更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再加上心态史学家非常注意在选材、文辞上下功夫,从而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优秀的心态史著作堪称新史学的典范,新史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四、心态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然,在肯定心态史学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态史学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
(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与作用。
心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但它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社会的、文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否则其结论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对某些人来说,心态已成为全部历史演变的原因。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夸大其作用,虽然在研究中给人以启发,但其结论不免带有神秘色彩,难以让人信服。
(二)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态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无论从方法的运用还是理论的规范都应该是相关学科的有机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等并无深刻把握,经常造成个体、群体、情感、意识、动机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对诸如语言学、符号学、计量学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探究。因此熟练掌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欢迎心理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态史研究行列,应是真正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碎化”现象的存在
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学的初始,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由于在社会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往往津津乐道对服饰、举止、礼貌等太琐碎问题的研究,使“历史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史学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学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现象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间题。
心态史学自80年代落户中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勤奋开拓,卓有成果,也给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误区,使这一新领域得到更好的开发,仍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论文摘要:薛绍徽在《满江红》的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官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栽,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法战争的历史空白。
论文关键词:薛绍徽;满江红;词前序;海战;价值
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人。晚清闽籍杰出的女作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黛韵楼遗集》。其夫陈寿彭(字绎如),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晚清外交官。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丈夫等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女学会、女学报和区别于西方教会所办的女学堂。且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薛绍徽自幼聪慧,学识渊博,一生创作了四百多首诗词,功力深厚,并反映社会现实。她在晚清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涉及社会改革、女学教育等及有治学见解的文章,对当世很有影响。林怡在《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阑珊春事花谢水流》等文中,介绍了对薛绍徽的研究情况并对她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薛绍徽与其夫共习艺文,擅长诗、词、骈文的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文名播于福州、上海、北京等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学士。去世后。家人于1914年出版家刻本《黛韵楼遗集》四册传世,刻本封面题签系近代著名文士姚华。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为《黛韵楼诗集》,集名系陈宝琛所题;第三册为《黛韵楼文集》,集名系陈衍所题;第四册为《黛韵楼词集》。集名系林纾所题。足见作为介女流的薛绍徽曾以她非凡的才识为当时名儒硕学所敬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绍徽是冰心、林徽因、庐隐之前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闽籍女作家、女学者、女艺术家。”
她才华学识并不只是表现在她的翻译文学上,而是表现在她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的创作上。“作为闽中才女的杰出代表,她的诗文一洗闺秀创作惯有的脂粉铅华,呈现的是基于传统温柔敦厚风格之上的新风貌……”。她的代表作《秦淮赋》全文长1540字,其中赋文1353字,赋前序文187字,全文写得洋洋洒洒既有大气沉郁之势,又有清丽隽永之笔。夹叙夹议,句句用典,可与俞平伯、朱自清二人的《秦淮赋》相媲美,笔者认为“其驾驭锤炼辞藻的空灵才气”甚至略高一筹。
这里只介绍她的一首词《满江红》的序:在此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管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而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载,单凭薛绍徽的这个序就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感谢和铭记她。
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
序:中元日,绎如以甲申之役。同学多殁战事,往马江致祭于昭忠祠,招予及伯兄同舟行。航工一老妇言:当战时,适由管头载客上水。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避梁厝苇洲中,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小舟咸震慑。无敢行。四更,有橹声咿哑至。既近。则一破坏盐船。船有十余人。皆上斡乡远近无赖,为首林狮狮,讯敌船消息,既而驶去,天将明,又闻炮响数声,约有木板纷纷飞去而已,盖狮狮等虽横行无忌,此际忽生忠义心。见盐船巡哨者弃船逃走。既盗其船,用其炮,乘急水横出,将近敌船,望敌将孤拔所坐白堡者,燃炮击船首上舱,舱毁,敌惊返炮。而狮狮等并船成齑粉矣,绎如闻说。骇然曰:“是矣!数年疑案,今始明焉。”余叩其故,则曰:“我在巴黎时。适法人为孤拔竖石像于孤拔街。往观之,遇相识武员某言:曾随孤拔入吾闽。初三日战时,华船仓卒。无有抵御,惟至翌日天将明,似有伏兵来援。炮毁舱。孤拔睡梦中。舱板折,压左臂。伤及膏。还炮则寂然。乃疑港汊芦苇处无不有兵,急乘晓雾拔队出口。又畏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至白犬。修船治伤,弗愈。又至澎湖,终以伤重而殒。此一说也,我初闻以为妄。意是日之战,吾船既尽歼。督师跣而走。此江上下。实无一兵,安有翌晨突来之炮?不意今日始知有林狮狮诸人者。噫嘻!天下可为盗贼者,亦可为忠义。虽其粉身骈死,能使跋浪长鲸于怒波狂澜中,忽而气沮胆落、垂首帖尾、逃匿以死。其功岂浅鲜哉!惜乡僻。无人为发其事,子盍为我记之?”余曰:“唯”。用吊以词。
词:莽莽江天,忆当日、鳄鱼深入。风雨里、星飞雷吼,鬼神号泣。猿鹤虫沙淘浪去。贩盐屠豕如蚊集。踏夜潮、击楫出中流,思偷袭。咿哑响,烟雾湿。砰訇起。龙蛇蛰。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
词前序中,薛绍徽对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补充:
首先,介绍了《满江红》的写作背景,约1890年农历七月十五。薛绍徽的丈夫陈寿彭(字绎如)去马江(马尾军港)昭忠祠祭奠在中法海战中战死的同学,招呼薛绍徽和伯兄一同前往,他们同船而行。一位摆渡的老妇人向他们讲述了,她亲眼目睹的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细枝末节,但却对研究中法海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然后,词前序中描写了当时惨烈的战争场面:“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当时,老妇人们避藏在芦苇洲中,只“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她们的小船上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贸然前行。可以看出敌人有备而来,我军仓促迎战。
其次,词前序中描写了这场海战中。真正的英雄人物林狮狮出场了,薛绍徽先介绍了林狮狮等人的身份,平时他们都是上斡乡受清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当国难当头,他们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乘潮高流急、横空而出,接近敌船,用盐船上的大炮,向敌主将孤拔所在白堡上燃炮袭击,用炮轰击船首上舱,船舱被炮击毁,敌船惊慌返炮回击,林狮狮等义士所在战船被击成齑粉,他们慷慨就义,以身殉国难。他们的英雄壮举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忠义爱国精神,反映了国难当头下层人士自发地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在文章中薛绍徽大胆地歌颂了林狮狮等人的爱国行为,与弃船而逃的“盐船巡哨者”和“跣而走”的清军“督师”等人的行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而作为具有正义感的普通女性作者能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热情讴歌和无情的抨击,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
再次,词前序中通过绎如(陈寿彭)的“骇然曰”补叙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法国侵略军的海军中将孤拔被林狮狮等人用炮击中,不久。孤拔伤重致死与澎湖。法国人为纪念其人,将孤拔的石像高高地竖在巴黎的孤拔街上。
最后,表达了绎如对这件事情的评价、看法,表明了观点,替无人知其事感到可惜,让薛绍徽替他记载下来。薛绍徽不但记载了这件事,还写了一首《满江红》来凭吊。
林狮狮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一个平时受清朝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一个在甲申中法海战中用生命鲜血立下赫赫战功,写下辉煌业绩的民族英雄。但在我查阅的大量的中法战争历史资料中却从未提及此人。
在印鸾章著《清鉴》卷“十三法军寇闽陷马尾”条中记载与薛绍徽的上一篇词前序背景的交代基本相似,“佩伦仓卒遁”与“督师跣而走”所描写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很多细节多没有记载。提督孤拔如何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为什么不久即死在那里?有些细节没有交代。遇到相识武员某,听了他的话才明白,原来第二天拂晓时,法军以为清军好像有天降神兵来增援,又怀疑港汊芦苇之中,无处不有伏兵。急忙乘拂晓大雾率领舰队仓皇出逃,又害怕与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到白犬,又至澎湖。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清军。而是林狮狮等义士,当国难当头,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自发地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向敌舰发起了攻击,击重了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所在的军舰,使孤拔伤重而亡。林狮狮等义士们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撼天地,泣鬼神。
笔者认为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的叙述是公正的、客观的,这个材料为研究中法海战提供了详实细节资料,这则珍贵的史料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一个真实的、说法一致历史展现给后人。
薛绍徽在《满江红》词前序中,提到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孤拔是法国海军中将,被法国任命为舰队司令。1884年7月15日,他率领一支拥有8艘军舰的舰队驶抵我国闽江口,把战火扩展到福建和台湾的中国领土上。在海峡两岸犯下了滔天罪行。孤拔是侵华的罪魁祸首。在1885年3月甲申海战中,被英雄人物林狮狮等人开炮击重。受重伤,6月结束了他罪恶的短暂一生。死在了澎湖,真是大快人心。可是这场中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侵略取得胜利的战争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的《巴黎停战协定》、《中法新约》而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纵有新式枪炮,也难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更谈不上富民强国”。孤拔是侵略者的头目。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但他却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石像高高立在巴黎,让法国人民世代敬仰,而我们中国真正的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却无人知晓。被历史尘封。感谢女作者薛绍徽《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让我们中国人民也知道我们民族在中法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林狮狮的名字吧!
孤拔高高立在巴黎的石像在时时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希望屈辱挨打、对外软弱妥协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老教授激动的热泪,才女作家“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的慨叹,林狮狮等人以身殉国难的英雄壮举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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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表面上看,中国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肉体饥饿的残酷折磨,也没有直接承受“反右”和““””的精神摧压,只是在童年时代见证了““””的历史劫难。但是,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构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上的依据。譬如,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甚至会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整个心灵。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如此,“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事实上,很多作家也常常会意识到,童年记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创作中,甚至构成某种创作的潜在基调。但是,如果细致中国考察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们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童年记忆,但他们很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很少是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事。
而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下,童年记忆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兄弟》(上部),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伤心的舞蹈》、《城北地带》,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艾伟的《越野赛跑》、《乡村电影》、《回故乡之路》、《田园童话》,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东西的《耳光响亮》和《后悔录》,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彪的《隐秘》、《残红》、《在屋顶飞翔》、《大鲸上岸》、《身体里的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记得汪政曾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尚有一点‘“”’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虽然汪政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这一代作家在“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上作出了哪些承担,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骨子里仍然存在着某种历史反思的强烈意愿。事实上,他们如此津津乐道地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正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端口,在一次次无望而又无助的漫游中,向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发出诚挚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童年记忆的叙事中,他们常常会动用一种窥探的叙述方式,借助少年人物的偷窥性视角,不断地深入到许多隐秘的生活内部,以此撕开沉重的历史帷幕。这一独特的叙事策略,既体现了这一代作家“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折射了他们在规避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某些独特的审美思考。
2006年7月,余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沉寂十年之久的余华带着这部作品进入文坛,却立刻引起了大范围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李光头的“偷窥”情节写得过于粗俗。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现实经验的误读所致。在本质上,《兄弟》是一部高度符号化和隐喻化的小说,仅上部里就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李光头通过磨擦电线杆来展示性启蒙;李光头通过偷窥美女的屁股获取三鲜面;“红袖章”们喊着口号在刘镇到处耀武扬威。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奇特的情节,只需从公众经验中就可以轻松获得的常识,但是,它们都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从精神到肉体被极度压抑的特殊征象。禁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虽然不及““””对个人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整体性伤害,但是,它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华自己曾说:“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在余华看来,通过禁欲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伤害来打开这段历史,虽然不乏某些思维上的落套,但仍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从叙事策略上看,这种以少年“偷窥”的方式进入人性或历史深处的叙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法,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童年记忆的特殊处理。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童年的成长不仅仅充满了苦涩的诗意,还饱含了无拘无束的放任和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处于高度自危的斗争年代,老师和家长们大多无暇管束他们,为此,他们得以自由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角落,探寻并发现了被现实遮蔽的各种生存景象。在《河边的战争》一文中,艾伟就全面地回忆过这种自由、冒险的生活。多少年之后,这种成长期里漫无目标的游荡,恰恰成为他们窥探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视点,并成功地帮助他们进入人性的深处,解开了诸多生命存在的密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有余华、王彪、东西等人。在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里,作者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置入某种恐惧与战栗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从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接着,一个现在的声音迅速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阒无人寂的黑夜里长啸,却没有任何人间的回应,这种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恰恰笼罩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换句话说,余华从小说的开篇就采用了一种隐喻性的叙事手法,将孙光林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也无法把握,但是又必须把握。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事实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不只是孙光林,整个孙家的孩子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情境之中,父亲孙广才的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一种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告诉他,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他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份和养份,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孙荡的五年时间里,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童年所必须的自由和欢乐,但是无论是继父王立强还是继母李秀英,都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所以他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而这种亲切感,还同样延伸到他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之中。遗憾的是,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孙光林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他甚至连家都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南门。
但是,重新回到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表面看来,孙光林是希望通过这种游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而当他那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窥探者,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之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独之中,甚至几乎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的增加,以及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致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打探者。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隐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厌倦与冷漠,都表明了他的整个成长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正确原则,批评错误倾向,是符合思想斗争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由于社会上对文艺讨论比较敏感,并鉴于史上搞文艺批判的某些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引导作者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和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对搞好这场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该刊从一开始便“与作者保持联系,缓和他思想上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座谈会前后,还以打电话的方式及时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徐敬亚曾在电话中说:“你们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认为你们很负责任,这比较好,在过去不大可能。我表示感谢……”另外,这一期刊还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如给他寄相关资料和准备发表的文章清样等。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把收到的读者来信及时传达给他。最终,徐敬亚的文章在字数被压缩、尽量保留了全部观点后,被有意放在1983年第一期,学习十二大精神相关文章的后面,发表的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前文艺思潮探讨”栏目,同时发表了《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潮流》、《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变革》等文章,“还加了一个希望展开讨论的的编者按语”。这样精心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种种复杂姿态和策略,终于使得这一地方性的期刊获得可贵的言说空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获得了一再涉及现代派及其他西方理论的合法性。
二
著名诗人李老乡曾对《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谢昌余说:“现在有两颗大勋章,一颗是你们给甘肃文艺界挂上去的,这就是你们的刊物,一颗是徐敬亚给你们挂上去的,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篇文章。”(10)《崛起的诗群》成为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的第三个“崛起”,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著名的“三崛起”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现代派诗潮的宽容和肯定。但在激烈焦灼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资源,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开篇就指出:“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他认为新诗在“五四”之后,经历了30年代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正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以艾青和郭沫若为例,他认为新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于外国诗歌的借鉴。在此前提下,他以五四新诗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肯定写着 “古怪”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的革命精神,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主张“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最后以“接受挑战吧,新诗”(12)结束。谢冕站在当时文艺界的角度,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并以宽容态度居之,整篇文章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如果说谢冕文章的矛头还不那么明显,针对的是30到50年代的某种文艺思潮,那么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显然比谢冕更进了一步。他首先指出,权威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是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的障碍。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当时的历史主流,这就意味着,朦胧诗人们是在顺历史潮流而行。孙绍振在谢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朦胧诗中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并给与肯定。总的来看,谢冕和孙绍振分别以“五四”诗歌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资源,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在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比较客观,并未涉及具体的艺术细节,而是有所保留和克制。
较之谢冕和孙绍振文章的中规中举、宽容平和,徐敬业更极端激进,涉及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彭礼贤在《评1980年代文艺上的现代派问题论争》中指出:谢文几乎无辫子可抓,而孙文和徐文则相对来说被批判得多一点,尤其是徐文。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表面看来,徐文充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当时的历史方向是契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篇激情四溢的文章中,究竟充满了哪些不确定和可疑的因素?又有哪些可贵的声音被遮蔽和淹没?
徐文中的疑点和偏颇,涉及的并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当时敏感的大问题,被批判的命运一开始便已注定。首先是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徐敬业把新诗潮看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时期,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诗歌道路没有任何突破和创新,新诗潮开始,诗歌才开始真正地在政治观念上思考之外,开始对诗自身的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他把这股新诗潮作为了诗歌艺术的可贵转机和必由之路。他在新诗潮的诗歌中,看到了对“艺术反映生活”、“理性诗”、“连贯情节”、“顺序时空观”、“单一主题”、“具象艺术”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方式的反叛,对传统诗歌“韵律、节奏及标点”的新处理等。言语之间,透露出对既往诗歌历史的间接否定,对“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怀疑。同时,他看到“我国民族几千年道德观念和文学传统对青年们的无形哺育和制约”,最后,徐氏得出结论和对未来诗歌走向的预测:“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是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14)很显然,徐敬亚所要接续的传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五四”和30年代等40年代以前的诗歌资源。他所要极力回避的,是40年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和主流地位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艺术规范还处于社会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的语境中,徐敬亚无疑是在冒天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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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单纯的保护到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和满足居民生活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 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自然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科学”(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著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现代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时代启示。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著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问题,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著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经典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正在其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典的解释完全没有客观性,可以兴到乱说。“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是指significance,而不是meaning。后者是文献所表达的原意;这是训诂考证的客观对象。即使“诗无达诂”,也不允许“望文生义”。significance则近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它涵蕴着文献原意和外在事物的关系。这个“外在事物”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也可以是其他作品,总之,它不在文献原意之内。因此,经典文献的meaning“历久不变”,它的significance则“与时俱新”。当然,这两者在经典疏解中常常是分不开的。(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我自觉这一段话大可为笑敢的议论张目,所以特别引录于此,以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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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二十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里一门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学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小论文》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和国土的大门,是中国历史性的变化,也是中国觉醒的时候,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泱泱大国,曾几繁荣,却敌不过洋炮的轰击!
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次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两国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内部斗争,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7月,湘军冲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失败了。
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10月下旬,清政府又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是,清政府急忙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定不平等条约。至此,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同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德、日、意、奥等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在革命的领导下,革命军英勇奋斗,所向披靡。辛亥革命的胜利后革命党人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但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7月15日,汪精卫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还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我们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虽然,在近代,我们的祖国忍受了太多的蹂躏、承受了太多的折磨,我们的国民被列强所歧视、侮辱,但,我依然深爱着他们。这种爱,包含着辉煌、包含着屈辱;包含着惜弱、包含着图强。这种爱,已经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这种爱,给了我无形的强大动力,使我们每个有良知、有责任的华夏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应努力的奉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一个繁荣的民族,作为个人,不论怎样,都逃不掉先辈的遭遇。
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将紧紧的团结;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将发奋的努力;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不再沉默;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都更加深爱我们的祖国。 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的民族将在悲愤中爆发!
中国会在时间的考验中重新站起来,变得更强,更繁华!
《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的体会》
——论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侵略下的中国和日本及其现阶段的发展 工业革命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各欧洲列强开始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地。与此同时,一股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渐渐打破各地区之间的孤立。在这股浪潮下,一个古老、神秘、富庶的东方大帝国和她那不起眼的小邻居,面对西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被迫打开大门,睁眼观望这全新的,风云变幻的世界,并且要在传统和潮流间做出艰难抉择。由于不同的政治、地理、文化背景,她们各自的选择,虽谈不上相背,可是这些反应收到的效果,却是迥然相异的。
世界的滚轮不停向前,到那个历史阶段——1840年前后,这场对抗双方的不同姿态,可以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多种因素的聚合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明。她们都经历了辉煌的帝国时代,然而,在同样遭受蛮族入侵后,神圣罗马帝国率先被击败并四分五裂,而东方的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分裂后又重新合拢,回到了老路上去,维持着其惊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然而,真是因为这一点,才使西方在近代走到了世界前列。
他们较早的摆脱了传统风文明的枷锁,形成了多元化、充满活力、富有开拓精神的全新社会,而中国,则愈来愈僵化,继续着坚如磐石的、不可动摇的帝国结构。
日本在某些方面类似欧洲。她的国家面积小,四面环海,山岭重叠,封建社会的结构不像中国牢不可摧。她相对不稳定,可改造和活动的空间相对大些;政府领导者和官员,也不像中国,因为国家太过富庶、稳定和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久而久之生成极端保守顽固、骄傲自满的思想。因此,面对西方浪潮的冲击,日本更易作出积极的反应,改革也容易得多。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单凭几个思想开化的知识分子在宫廷内上几本奏折,却妄想颠覆整个僵化成铁板一块的社会,无异于钉子在墙上打洞,只是掉下来几块墙皮而已。更不用说以李鸿章为首的地主阶级派,学习着西方的技术,目的却在维持旧制度。 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洋务运动、之后的百日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即是这一切的证明。
不过,说到推翻封建制度,明治维新与中国的一系列变革(洋务、维新、辛亥等)都是与西方不同的。西方的顺序是思想、制度、器物,中国是与之颠倒,而日本则是一并统改。日本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很快收到了效果,首先完成现代化并开始扩张,看似相当轻松。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全部失败,整个国家仍在苟延残喘中挣扎前行。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便朝着错误的方向。一群文人学士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看上去虽然是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眼界,可这些却没在实际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抵御外敌入侵上。企业由官僚控制,腐败现象严重,经营没有效益,造出来的“器物”质量可想而知。虽说北洋海军装备先进,可是官兵们玩忽职守,思想上不重视自己的职责,是导致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学习”是一方面,但学得怎么样,学后能否应用,真正建立强大军队,抵御外敌,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恰恰也是洋务运动所忽视的,或者说,在封建统治集团成员的领导下,和腐朽昏庸的“上司”监视下,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建树。
相较之下的日本,自不必说,明治维新的结果就摆在眼前。维新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对军事、教育、政治制度、经济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前面已经说过,日本具备改革成功的诸多优势,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国内大部分人——尤其是统治阶层——已经很明确的认识到其必要性。因为正是曾经的弱小才没有使他们骄傲自满。这个民族非常善于借鉴并改造,他们重视的是一切对自己民族有利的,能实际增强自己力量的成分,再加上本身崇军尚武的传统,很快建立起强大的军力,接着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道路,并大大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明治维新取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成功。
而此时,他们的庞大邻居,仍处在一片动荡和混乱当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明治维新拉开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一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其作用留下的显著痕迹。
现今中国的“落后”——这里指的是软实力——文化,民族信念,社会风气,群众素质,精神状态,生活质量等等,这些方面的严重畸形,绝不是在短时期内,个别原因造成的——其实从明朝开始就已经有
了苗头,中国开始陷入绝对的黑暗、专制统治。自洋人轰开清廷的大门之后,悲剧便不可遏止的重复。由于封建根深蒂固,改革接连失败,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共产党的出现似乎拯救了中国,然而,十几年后却又一次把中国推向了深渊——黑暗时代““””洗去了一切文化,一切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似乎除了党之外中国被掏空了。于是改革开放一来,“愚民”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其实,除了钱和新奇外,他们什么也没抓住。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断层了,他们只是一团没有信仰的蠓虫,嗡嗡闹闹,到处冲撞。
日本虽不像西方,自始至终在一脉相承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下发展成现代化的样子,他们的现代化也是借鉴,但他们是真正接到了家,同时也有自己独特之处。没有经历““””,日本对文化传统的保留要远远好于中国。而且,又发展出一套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在今日日本的大街小巷,我们会惊奇的在地面的井盖上,发现绘画柯南、樱桃小丸子、叮当的身影,由此他们对文化的利用与保护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只有古而没有新,古的是独特的,可以说令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叹为观止,而新的,却没有能够拿出手,没有能在世界上独当一面的东西,一律平淡无奇,缺乏创意,实是悲剧。1840以后,中国在磕磕碰碰中走过近两百年,当年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似乎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现在,物质上的求富做到了,可精神上,仍是一片荒原,或者说是,垃圾遍布的荒原。
焦躁不安的我们真应该慢下来,仔细审视自我的状态,我们怎样走过,又该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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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一场轰轰烈烈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全国十八个省市,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政府。然而却以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局收场,令人惋惜不已。
不可逆转的命运
如果要历数太平天国运动这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曾有过的过失,恐怕连小学生都可以列出一箩筐。比如,起义军应趁着北伐破竹之势直取北京,而不应在紫荆山附近徘徊不前。不应该在起义还没胜利之时就在南京建都。更不应该在建都天京后互相猜忌、争权夺利。
太平天国失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太平天国是由神权与王权结合统治的皇朝,实质就是神权左右政权,起义大军定都天京后,起义领袖洪秀全一直以天皇自称,总揽朝政大权,圣灵乱封。朝政纲纪紊乱,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为所欲为,神权的统治有时更甚于儒家思想的统治。文化上,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意识形态,即孔教和儒学,但由于没有找到新的批判武器,跳不出封建主义的框子,在反孔的同时迷信着天父和天子,没有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新建立起的政权实际上是另一个更暴力的封建王朝。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却也仅有那么一次。
至于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也有两条:一是历史的局限。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打击地主阶级为目的农民战争,除农民阶层自身以外,还没有其他先进的阶层足以影响和引导农民战争走向新的历程。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是在一些新的思想驱动下发生的,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思想的影响是远远敌不过封建旧势力对它的影响的。这就是历史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局限。二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清封建势力的勾结,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
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的确,太平天国从根本上是落后的,而且从某种宏观的角度上看它的出现甚至是不应该的,加上后期洪秀全的大兴土木,广纳民女,沉湎享乐等一直为传道德所谴责的举动,更是招致无数批评。实践小农阶级不可能完成与工业文明的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争中获胜,并推动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任务,其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自身难保,更何况是一个刚刚建立统治还未稳定的小农国家呢,其又何来维护民族独立之重任?
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
即使是一枚硬币,也有正反两面,任何事物都不能以一概全。如果对太平天国运动从总体上进行评价,那么既要看到农民战争自身的弱点,也要看到这场运动为历史为社会所提供的新东西。太平天国的许多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是客观存在的。
其一,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其二,太平天国运动和历次农民战争所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自己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次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从分配标准来看,分田不论男女,体现了平等思想。按人头分地,不能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在革命进程中,它是以一种理想被提出来的,曾经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并且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是可贵的。太平天国的另一个纲领《资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如鼓励兴舟辑之利,兴车马之利,兴邮亭,兴宝藏;主张让百万富翁兴办银行;鼓励创造发明,允许发明者自专其利等。洪仁轩说,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与“番人并雄”。其进步意义十分明显。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它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一样,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太平天国从金田揭竿,矛头就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悬赏“有能擒狗挞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
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在答复有关不平等条约时就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能有“主从之分”,对不平等条约不予理睬。1862年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表明了太平天国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在近代中国起了开启作用,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其四,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反传统斗争,太平天国动摇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焚毁经书是进入近代后中国出现的由农民战争领袖发起的一次反传统斗争,他们则把予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哀叹,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尽管当时出现了不加分析地
“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过激行为,但它毕竟开启了2000多年来动摇儒家统治地位的先河。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官方的统治地位,然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将儒家思想放在了统治的对立面,即使这是天国受到顽固势力的激烈抵抗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起码也是告诉了后来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现在已是可以动摇的了,而且不会激起统治基础的强烈反抗,这对于后来的洋务运动,乃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影响巨大的。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其五,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著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正确看待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农民战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失败是正常的。因为农民阶级不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在于打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扶正历史前进的轨道。至于自身的历史归宿,或则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或则如同刘邦、朱元璋一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总的前提下,对太平天国的事业就不应过于苛求,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运动,或者任意贬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毕竟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与历次农民战争不同的施政纲领,初步担负起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否定的,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
《近代史论文》
一:【内容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是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中掀起的惊涛骇浪。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的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但也出现了不少的英雄人物和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惊动天地,泣鬼神!他真是一位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武将的典型关天培,拔齿入家,不可不谓以死投国,尽散家资,不可不谓义无反顾,笑对死神;不可不谓威武不屈。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也开始了中国近代史进程。中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也揭开了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序幕,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也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 二:影片讲述:
《鸦片战争》讲述了19世纪初期,清朝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做为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英国,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1835年,中国就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让中国的财产大量流失,人们也体力日衰,意志萎靡。
林则徐是清朝大臣中主张禁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上书道光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赶快禁烟,几十年后,中国恐怕没有能够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充作军饷的白银了。于是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日夜兼程直奔广州,沿途打听消息,掌握了广州贩卖鸦片的许多情况。林则徐一来到广州,就化装成商人,来到大街小巷和各个港口,了解鸦片伤害、各烟馆以及外国商船的情况。然后发布命令,拦截所有鸦片运船,不准外国商船装卸货物,封锁外国商馆,限期交出全部鸦片,逮捕了31名重要烟贩,特别严惩了英国老毒贩颠地,对拒交鸦片的外国商船断绝一切供应,三天之内,迫使他们交出了所有的鸦片。林则徐把收缴到的230万斤鸦片,在虎门海滩上统统销毁,引起万众欢腾,山呼海啸,而且一到广州,林则徐便雷厉风行与官员邓廷桢、关天培商定整顿水师,加强海防,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上任,就改筑虎门炮台,换上40门有威力的大炮。虎门炮台的总兵关天培在开战前,拔下自己的牙齿,让侍从带回祖坟,取出全部家产,用以激励全军战守。无奈夜郎自大、腐败不堪的大清国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大炮根本打不到英国的舰船。只过了十个小时,有金锁铜关的虎门炮台失守,全军覆没,满身是血的关天培面对蜂拥的英军,他微微一笑,用火炭点燃了炸药。关天培死了,但是,他死而不屈,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则被诬陷,被发配到新疆,就在林则徐走的那个晚上,英国人依然在袭击农民,因为群众力量大,而那个晚上正好是雨天,英国军队的枪支被雨水全部淋湿了,农民们一举歼灭了英国军队。从此,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
三:鸦片战争的原因:
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具有了征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当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它本身具有扩张的本性,它需要足够大的活动空间,注定要征服世界落后地区。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对外扩张愿望强烈,又有印度作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从而英国成为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其根本目的是想要打开中国的经济以及原料市场,对中国掠夺廉价原料,并且对中国倾销商品。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英国工业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和闭关政策的顽强抵抗,销量不大,而英国商人却需要用大量的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于是有人说鸦片战争起因于洋人的利益受损,殊不知,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就连英国女王最后都说“谁能拥有中国,谁就拥有十九世纪。”可见她的欲望是有多大。所以发动战争只是时间问题,首先得找个借口,这样才好下手。所以这么看,他们无疑是狡猾的狐狸,算盘打的还是挺精的。但我从他们议会成员口中发现,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广泛的,让人深思的地方很多。有人称中国泱泱大国,一个皇帝,一种语言,四亿多的人口,实在是难以捉摸,还有人称宁愿游过大海,也不愿坐军舰前去。这些人他们不主张战争,贸易则是最佳方式,但最终,英国议会以271赞成打仗票数击败了262票反对票数,悬殊不是很大,还有就是当时19世纪的中国没有跟上世界发展的主流——资本主义,封建的闭关政策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弱国,而且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成为西方工业国家觊觎的目标。
四:鸦片战争的影响:
经济民生:战争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仍是旨在“羁縻”。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并不激烈,反而对中英两国文件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鸦片继续销售,吸食者不断增加,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严重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使原本问题重重的社会经济更加恶劣。
政治及外交: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物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但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
而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其后各国纷纷要求此一条款,清廷失去某一特权于一国,等于失去该特权于列强,这使清廷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弱势位置。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使国防受到威胁。香港岛被割让给于英国,开外国人要求割地先例,在后来的战争中更多土地被外国所夺去,使中国领土失去完整。领事裁判权使中国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清廷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的违法行为。
鸦片战争是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的开端,一场战争竟签下多达5条条约,分别为《穿鼻草约》、《南京条约》、《望厦条约》、《虎门条约》和《黄埔条约》,其中《黄埔条约》中法国取得传教权,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美国人更通过《望厦条约》中取得治外法权。这使以后与列强签下更多更不合理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国际地位下降,而割地和赔款对清帝国来说也是第一次的。
五:感受:
(一) 对英雄的钦佩: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惊动天地,泣鬼神!他 真是一位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把祸福荣辱都抛之脑后,挺身而出,披荆斩棘,力挽狂澜!林则徐的伟大壮举,消灭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作为武将的典型关天培,拔齿入家,不可不谓以死投国,尽散家资,不可不谓义无反顾,笑对死神;不可不谓威武不屈。民族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时期,国家和人民同样需要林则徐这样的好官,具有民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的国家肯定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二) 对战争的反思:“落后就挨打”这是沉痛的历
史教训。更重要的是从当时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受到了严重的侵略,大量金银外流,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成了列强口中的一块肥肉,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来看无疑中国失败。 然而,你可以细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思想,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与其那样活,还不如死了痛快。眼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何尝不是这样,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期,夕阳将要西下,以那仅仅的余热,苦苦燃烧,但那已无济于事了,黑夜马上就要来临。在“八股”的束缚之下,思想界是万马齐喑,人人做“天朝上国”的蜜梦,闭关锁国,“我是老大”的思想在国人脑中的根深蒂固,眼里那还有世界啊,地球上只有中国。清王朝苟延残喘,国人个个愚昧无知,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存在着有什么意义呢?正是鸦片战争,像一声惊雷,唤醒了国人的梦,对清王朝有了怀疑,对封建社会有了怀疑。一些先进的思想,传进了中国,接着出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的思想逐渐解放,最终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推翻了没落的封建王朝。中国人的思想的焕然一新,这难道不是鸦片战争的功劳吗?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鸦片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开始成为时代主题, 先进人士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围绕着向西方学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形成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运动,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为此,我认为“鸦片战争”中国是物质上的失败,而是精神的胜利,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没有完全失败”。
参考文献:(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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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事件论文》
1840~1859年
鸦片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法、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此时的中国处于农耕文明的晚期,政治腐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思想闭塞,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于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腐败的社会制度最终无法抵御新兴的资本主义,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阻止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1860~1879年
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为掠取更多的侵略利益,在经济上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国内人民起义不断,边疆危机四起。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880~1899年
中法战争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资本输出场所和殖民地。地域辽阔的中国成为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中国边疆危机四起,法国发动了中法战争。清政府以胜求和,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夺取了越南,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中法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刺激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
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日本急需从侵略扩张中寻找出路,为此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带有现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就是海军的出场和角逐。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戊戌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的一次爱国救亡的革命,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外国传教势力活动猖獗,农民阶级发动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归于失败。这是一次旗帜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最高峰。
1900~1919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1920~1929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春天,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对中国给予大力的帮助;1920年秋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转到浙江嘉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从此,它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二大”的召开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利益,1921~1922年,美、英、日等国在华盛顿开会。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这样,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在列强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既各自扶植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军阀,争权夺利,又联合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使一战期间有所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迫。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战火弥漫大半个中国。这一切导致国内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共产党在二七罢工失败后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于是,积极倡导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也意识到以前单靠国民党一党领导,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方法,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旨在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
北伐战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南昌起义 见前
八七会议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1939年
土地革命 1927年三大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除农民身上沉重的封建压迫,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它巩固了工农联盟,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阶级上和经济上的保证。 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领土垂涎已久,早就确立了侵略中国的方针。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1931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第二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红军的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中南方革命根据地无法立足,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播下革命的种子。总之,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遵义会议 见教材108页
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行为,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它使学生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西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的压力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的大局出发,经过多方努力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出中国各个阶层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团结抗日的诚意。它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七七事变 1936年,德、日、意法西斯勾结起来,同英法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英法美对此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实施全面侵华的计划。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华北而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总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同时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最终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0~1949年
中共七大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
延安整风运动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早已决定了内战的方针,但为欺骗国内舆论,并为发动内战做准备,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策略。1945年8月,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内和平问题。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的举行,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它虽然不能制止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但为国内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三大战役 1948年秋,敌我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经过分析,认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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