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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__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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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应当是经济学中关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学问,它正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发展经济学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1.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1.1总体水平不高
经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我国2014年的GDP将高达10万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但是总体水平不高,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收入处于中低水平。
1.2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国西部、中部的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东部、南部沿海城市,反映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情况比较严重,数据显示,经济水平最低的城市甚至不如经济水平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乡镇和城市之间的,而且是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之间的。
1.3工业化水平低
虽然在数量上我国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已经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当前国家工业化程度是从工业化附加增值效率反映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工业化数量。工业效率提高才能带动经济水平提高,人民才有更强大的消费能力,以此带动诸如服务业等行业的增长。因此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在计算机、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外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并不属于我们。
1.4城市化水平不高
我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在2012年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不平衡现象,由于城市建设占据了大量耕地,农民不得已进入城市从事薪资很低的艰辛工作,这并不能称之为城市化,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1.5人民生活压力大
物价上涨是现在人民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前段时间燃料价格也在上涨,这也说明很多行业、物品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1.6自然资源负担重
我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密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可用土地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目前我国的淡水资源是每人2160立方米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每人7000立方米,还有我国的石油已经很难满足自身需求,大部分石油需要进口。
2.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重要性
我国的经济体系正处于转型时期,人均GDP仅是世界人均GPD的一半左右,造成社会发展和国家组织管理结构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成熟,中西部和中部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都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施行适合区域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我国沿海地区的科技水平较为先进,已经开始广泛应用各种新技术和新产品,而相对的我国中西部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生产力不及沿海地区,因此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才能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3.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实际情况
3.1放眼世界,针对实际
要做好划小经济范围管理工作,必须立足实际和本地,放眼世界,必须要充分了解每个地区的人文状况和地理情况,才能针对当地实际经济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对自身的缺点和优势有充分了解,才能抑短扬长。
3.2加强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合作
我国内陆城市经济水平不及沿海城市,因此内陆城市要在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基础上,首先明确发展目标,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开展合作,争取获得更多的投资,让沿海城市带动内陆城市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3把握机遇,开拓市场
要充分实施划小经济范围管理工作,应该发挥地区优势,加强发展地方产业。例如广西河池有一个小县城叫天峨县,水资源丰富,当地居民原先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产业大都是种植果树和沙木,经济水平不高。随后意识到该县丰富的水资源,在这里建立了龙滩水电站,这也是亚洲最大的水电站。而该县的旅游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都得了大幅度提升。
3.4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是开放型经济,施行划小经济范围管理能够增加内陆成为贸易区的可能性。结束语综上,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管理的发展过程,介绍了我国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分析了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实际情况。
一、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弱化。企业领导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有的领导对员工缺乏人性化关怀,这种随意性的管理让员工无所适从,不适应企业长期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要求,对员工缺乏岗位职业培训。有的企业对员工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奖励还依靠领导对其评价,这样就造成了员工与业绩的偏离,员工薪酬与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得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观念滞后,缺乏合理开发人力资源,这样在动态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就变得迟缓。
2.企业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还比较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变化。然而,有的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还是生产工艺或服务上,都没有结合互联网的特征进行改善。这样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低,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互联网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也能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企业忽视了对信息技术的提升,就难以实现信息化的办公。还有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与公关,这样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产出的效果。还有的企业没有重视网络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与招聘,就难以提升企业员工整体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这样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企业还没构建知识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要进行调整,构建健全的知识特征的管理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这样的变化趋势,仍然坚持原有的管理模式,这样就不行满足复杂经济环境的管理新要求。对于缺乏知识特征的企业组织来说,就不能进行动态与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不能依据规模效益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要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变化,要以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样就要使企业重视生产工艺流程,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动向。但是,缺乏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分析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与终端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诉求相分离的格局。此外,知识经济也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力,要求企业技术与员工知识不断更新,但是,一些企业做不到这样的主动变革,就被市场所淘汰。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构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和权益。企业要发挥激励机制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这样才能在企业内部创造公平公正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发挥员工的潜在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这样无形的文化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实现以人为本和柔性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增强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中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企业应培养和引进具有较强信息技术的人才,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管理组织执行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网络信息化还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3.构建知识型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当前,信息化加快了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使产业发展迅速。这样就必须促使企业构建知识型企业,采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要采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给予员工尊重,通过提升组织团队的知识能力,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以知识经济为导向来改善企业的经济管理效率,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和优化企业运营流程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对终端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增加用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企业应当通过建立终生学习式企业的方法来稳步提升员工的综合职业素养和业务技能水平。
三、结语
通过对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措施进行探讨,得出在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创新发展模式,才能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企业要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要能够提升技术水平,更好地整合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这样才能在复杂和动态的发展中实现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所处的行业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更倾向于个性化、节能环保等诉求。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就必须提高组织团队的学习能力,构建知识型的员工组织,提升企业对消费者消费动态的认识,更快和更好地调整企业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使企业的经济管理满足甚至引导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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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与社会是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是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1《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特点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
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可以将声音、图像、文本、数据图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直观、生动、有声有色的教学环境,既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当代”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增大知识量和信息量,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有利于学生主体性角色的转换,进而有效地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因为当代课程讲述的重点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状况,历史性与时效性都很强。例如,讲到二战后美国的遏制政策、苏联解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状况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播放相关简短影像资料,使学生更为直观和生动地了解历史事实。在讲述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对外关系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部分的内容时,可以利用一些图片、图表和数据资料以增强生动性和说服力。实践证明多媒体教学是提高这门课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讲述“当代”课程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把握课程的特点,充分利用教室的课堂教学设备,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将“当代”课变成一门能吸引学生眼球的课程。
总之,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从课程的内容特点出发,结合课程对象的实际情况,不断摸索和总结,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实现教学方法的突破和教学效果的提高。争取在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变化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念和世界眼光,发挥该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
一、“变”与“不变”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其次,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之一。但是,由于大量理工科学生选修这门课程,这些学生的人文知识相对狭窄,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注意深入浅出,有时甚至还需要对某些事件或知识进行补偿性讲授。但这种补偿性讲述又不能太多,毕竟授课对象中仍有一部分文科专业的学生。同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帮助学生从总体上掌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从贸易、金融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跨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不单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3]。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相互交融,不可避免地使学生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全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人权高于主权论等不良思潮。这些不良思潮的传播不仅会造成大学生的思想混乱,而且会削弱党和政府在大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正因如此,作为一门现实性和思想性非常强的课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仅对大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这门课本身也担负着这一伟大历史重任。通过这门课,不仅要使大学生认识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要把爱国主义的崭新内容与全球化的发展联系起来,培养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引导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要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第三,要注意课堂教学与课下交流相互配合。单靠课堂上短短的几十分钟,不可能使学生完全领会世界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本质。同时,由于这门课程的现实性很强,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仅仅依靠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大学生还不能完全理解当前纷繁复杂的世界风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把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现实社会中,要实现认识过程的一次质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充分运用网络、E-mail、博客、微博、学校的教学平台等渠道,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尤其是他们对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看法。教师通过解答疑难问题,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扩大视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而且有利于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所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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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 [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 [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 [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 [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 [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 [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 [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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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从推进德阳科技体制改革、完成战略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把德阳建设成为科技创新型城市的迫切性以及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实施步骤、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
[关键词]:科技;创新;城市建设
当今时代,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已经密不可分,区域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成为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放眼世界、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德阳未来的发展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德阳市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工业门类齐全,企业集群特征显著,在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德阳建市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市区域科研力量薄弱,创新体系不完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德阳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我市科技体制改革,完成战略转型,由主要依靠传统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到以创新引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这是关系德阳兴衰的必然选择。
1 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的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按照市委提出的“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德阳”的要求,以创新为城市发展理念,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以载体建设为抓手,以加快建设开放式科技创新体系为突破口,整合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以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优质的科技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发展。
2 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
着眼未来,扬长避短,夯实创新基础,增强创新活力,由“德阳制造”向“德阳创造”转变,建成西部制造业中心和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服务体系,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一大批高层次的创新型企业家,打造一大批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创造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构建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经过10 余年左右的努力,将德阳建成科技创新型城市。
到2011 年主要目标为:
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建立研发机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0%以上,信息化综合指数达到6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40%以上。
到2020 年主要目标为: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0%以上,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同类城市领先地位,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和高新技术,信息化综合指数达到8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0%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建立和完善多层次人才培养和聚集体系。使德阳成为我国西部地区一流的知识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高水平人才聚集中心和技术创新示范基地,成为在中国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精细化工、节能与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有较大影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优美舒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西部充满活力和竞争能力的科技创新型城市。
3 实施步骤
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应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启动阶段(2009- 20010 年)。制定相关专项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启动重点项目建设。
第二阶段:全面推进阶段(2011- 2015 年)。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公共研发和服务平台,初步建成科技创新型城市。
第三阶段:加快发展和完善阶段(2016- 2020年)。实现各项目标,全面建成科技创新型城市。
4 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的重点任务
4.1 工业科技。实施工业强市科技推进行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使科技成为德阳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到2011 年,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GDP 的15%以上(2015 年达到20%以上,2020 年达到25%以上)。骨干企业信息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规模以上企业生产及管理信息化系统覆盖率达到60%以上(2015 年达到70%以上,2020 年达到80%以上)。
加快德阳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步伐。大力发展三大特色装备(发电成套设备、冶金成套设备、石油化工设备),六类新型设备(数字化自动控制仪表和系统、工程机械设备、环保节能设备、新型特种电线电缆及其制造成套设备、军工配套产品、其它新型设备),三个特色装备制造业园区及相关配套产业园区(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重重工业园、广汉石油装备工业园以及天元工业集中区、小汉零部件加工园等配套工业园区建设)。到2011 年,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达到560 亿元,年均增长15.5%;工业增加值达到185 亿元, 年均增长15.5%; 新建2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新建立3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0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形成以二重、东电、东汽、川油宏华等重大装备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把德阳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平、国内一流、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加强德阳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建设。重点发展壮大新型金属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类新材料产业,大力培育扶持生物医药及医用材料、新型功能材料两大类新材料产业。到2011 年,材料工业总产值达到306 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96 亿元;形成3 家年销售额超过50 亿元的企业集团,培育10 家优势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产品,1/3 的重点产品质量性能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新建1- 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10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5- 6 个具有明显特色的新材料产业集群区域;使新材料产业关联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成为德阳的支柱型产业。
大力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以装备制造业信息化为重点,在化工、食品、服装、建材、医药等行业深入推广应用信息化技术。实施一批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培育制造业信息化中介服务体系;锻炼一批人才,形成一支推进制造业信息化的专业技术队伍;突破一批信息化关键技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重大装备产品,带动产品设计方法和工艺的创新,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企业间协作关系的创新,实现产品设计制造和企业管理的数字化,生产过程控制的智能化,制造装备的数控化,咨询服务的网络化,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全面提升德阳制造业信息化水平。
发展生物技术及其产业。以中药现代化为重点加强新药研究、制药新技术应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加强生物能源研发,促进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加强生物技术解决环保问题研发,发展生物环保产业。
4.2 农业科技。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科技推进行动,建立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农业重点产业为切入点,以龙头企业和农村科技服务中介组织(专家大院)为载体,以产学研结合为动力,提高企业和中介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和建设科技示范、培训阵地(高产示范园、科技示范村和星火学校),不断提高技术辐射能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快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引进和示范推广工作,重点抓好以油菜、水稻、各优果品育种攻关为代表的新品种选育和粮食丰产工程。2011 年,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覆盖面达到90%以上,2015 年达到95%以上。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
到2011 年,形成5 个优势产业,建成13 个星火产业基地,面积100 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的3585 元增加到5000 元。扶持4- 6 个大型龙头企业,开发新产品10- 20 个,农业企业销售收入50亿元。建设区域农业科技转化中心1 个,以县为单位的农业信息化建设试点1 个,各类专业技术示范协会13 个,培训农民100 万人次。
针对德阳新农村建设的特点,切实解决农村面源污染、循环经济、产业组织形式等难点和瓶颈问题,在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方面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4.3 社会发展领域科技。按照《21 世纪议程》要求,加强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合作,为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绿色德阳、和谐德阳和创新德阳提供科技支撑,促进德阳社会全面发展。其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一是环保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以广汉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依托,推动全市可持续发展工作;加强废弃物治理与循环利用的科技攻关;加强生态环境监控与修复,加大环境综合治理。二是公共卫生与健康保障。重点推广应用常见病多发病社区预防、早期诊治和康复技术,加强公共卫生事业快速反应相关科技攻关和运用。三是城乡建设与发展,重点研究和推广应用小城镇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综合系统;城市高层住宅的安全解决方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体系等。
5 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的主要措施
5.1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组建各类工程、技术中心,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大力开发新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
5.2 重点抓好果蔬、畜禽、粮油和中药材4 个产业的产业链延长,大力发展加工业,狠抓产业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引导企业成立技术创新中心;抓好专家大院建设,把大院建成技术孵化器、传播器、效益放大器和农民技术培训中心。
5.3 加强产学研结合,开展校(院、所)、市合作。
围绕改造提升机械、食品、化工、服装等传统产业,培育扶持新材料、生物医药、天然气化工等新兴产业,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形成合作共建工作机制;支持重大科技成果项目转化和校(院、所)市重大研究项目的联合攻关;充分发挥校(院、所)市合作协调办公室的作用,组织我市与校(院、所)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的统筹、协调和实施。
5.4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商品价值的评估体系;培育创新服务机构,加快搭建产业设计平台、咨询服务平台、成果转化孵化平台等平台建设,加快培育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无形资产评估、知识产权代理等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为创新型企业提高良好的服务和支撑。
5.5 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对科技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以人才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创新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完善技术、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参与投资和分配制度,推行骨干技术人员年薪制、项目工资制,探索股权、期权奖励制度;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公共研发平台面向海内外招聘自主创新领军式人才;广泛吸引海内外高级人才来我市全职、兼职或短期工作;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创新人才的发明专利提供资助,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继续开展市科技进步奖、市科技杰出贡献奖等的评选和奖励,进一步提高奖金额度,加大奖励力度。对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我市科技工作者给予配套奖励。
5.6 加大对科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扶持力度。
5.6.1 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调整、优化财政科技经费的投入结构。用好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并增加专项资金投入额度。调整原创新人才奖,设立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市财政每年安排200 万元,对全市技术、研发、金融、文化、管理等创新作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型人才给予奖励。
5.6.2 积极运用政府采购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建立政府采购审核制度,不断提高政府采购中本市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对本市企业开发的符合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实行政府首购。
5.6.3 实施税收激励政策。加大落实国、省已出台的经济、科技、教育等政策落实力度,认真贯彻《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劳动保障部关于企业实行自主创新激励分配制度的若干意见》(财企[2006]383号文)精神,继续贯彻执行《中共德阳市委、德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创新能力建设促进自主创新的实施意见》(德委发[2006]8 号文) 中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5.6.4 建立新型的融资机制,加大融资力度。继续鼓励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加强对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积极探索利用新型金融工具,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产业基金和资产证券化发展。
5.6.5 建立、完善科技项目孵化机制,完善孵化设施。
5.7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坚持“高起点规划,分步骤建设,多元化投资,企业化管理”,形成功能完善配套、水平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网络,使城市建设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资源、科技发展需要、产业发展方向协调一致,体现创新型城市内涵和特色。
5.8 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开展各种科学普及活动,实施全民学习计划,建设学习型社会。实施创新培训计划,为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动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形成崇尚科学的良好风尚,把创新内化为城市精神。
5.9 切实加强领导,提供组织保障。成立德阳市建设科技创新型城市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将创新型城市建设列入有关目标考核内容,进行严格考核,兑现奖惩。超级秘书网。
论文关键词:资源型城市;新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对策
论文摘要:煤炭工业城市是我国一种重要的城市类型,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等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现象的出现,煤炭工业城市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征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分析煤炭工业城市的发展特征、新经济时代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上,以邯郸峰峰新市区为案例,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0前言
煤炭工业城市是因当地的煤炭资源开发而形成、发展,并且煤炭资源型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城市,这些城市在我国分布面广,数量多,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减少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使过去曾经辉煌一时的煤炭工业城市,现在面临如何持续发展的困扰。
峰峰新市区位于冀南平原、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西南部,是一座因煤炭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地跨一区两县,面积1260kni。峰峰境内煤炭资源丰富,不仅储量大,而且埋藏浅、品位高、宜开采,这些优势条件为峰峰的煤炭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市区主要企业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下设45个子公司,在册职工4.6万人。现已发展成为集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化工、电力、机械制造、基建施工、建材、现代物流等以煤为基础,多产业综合发展的国有特大型煤炭企业。和全国许多资源型工矿区一样,峰峰矿区在为支援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积淀了许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受煤炭资源日益枯竭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资源型工矿区所特有的产业结构单一与综合经济的矛盾、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恶化与城市人居环境的矛盾使峰峰的发展面临举步维艰的局面,如何使城市持续发展、保持城市的持久活力成为相关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分析
1.1经济可持续问题
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立市之本是煤炭资源,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煤炭的开采和初加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其资源的品种、质量和储量。因此峰峰的城市的发展表现出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性。于是城市会因矿业开发的周期性而表现出明显的成长周期性。表现为在资源开发初期,城市发展较慢;到了发展、繁荣期,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了资源衰退期,煤炭煤炭资源必然会随着开采规模的扩大和开采时间的延长而逐渐走向枯竭,仅峰峰集团17家国有大矿中就有8个矿井资源枯竭,注销了生产能力。这样下去,如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逐渐失去依托,必将出现“矿竭城衰”的局面。
在城市开发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煤炭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等有形资源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无形资源成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资源型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趋于下降。因而市场对资源型产品需求的周期性也使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波动性。峰峰在工业经济时代的那种靠大量出售本地煤炭资源,以获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峰峰开发历史较早,带有工业经济时期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偏重,产业结构效益低下等特点,使得这一危机更为严重。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资源型城市现在的资源耗竭型的发展模式,是以牺牲后代人获取资源的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模式。
1.2生态可持续问题
1)煤炭工业城市在煤炭开采、加工、储运和燃烧使用的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首先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地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生态景观受到极大破坏,生态系统失衡;由于对地下矿产的过度不合理开发,产生大面积的塌陷,大量良田和土地丧失;开采过程中来自矿井排风、煤层瓦斯抽放和煤矿矸石山的自燃都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峰峰镇袁洼村、大社镇南岗村等煤矿资源枯竭塌陷区情况严重急需治理。
2)在选矿和资源的初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煤泥水、洗矸、煤尘和有害气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峰峰矿区都是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这种污染尤为严重。
3)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尾矿,不仅占用大量的土地用于堆放,而且其内部的重金属等污染物随着雨水的冲刷和渗透对周边地区的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
4)在煤炭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煤尘飞扬对矿区及运输线路两侧生态环境的污染。峰峰矿区是一个老矿区,地处低山丘陵地带,干旱少雨,区内工矿企业集中,城乡交错,人口密集,空气污染较重,绿色稀少,生态不良,林业、绿色植被先天不足等因素使矿区的生态问题更加严重。
由此可见,在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许多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的。
1.3社会可持续问题
目前,很多资源型城市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矿产开采企业和资源初加工企业职工的下岗,造成结构性失业。
由于开发较早、工业发达、企业众多,计划经济时期,峰峰一度是周边吸纳劳动力较多,就业比较充分的地区。20世纪中期以来,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受枯竭、体制束缚和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一大批煤矿关闭破产,许多企业关停并转,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高峰时驻区企业有千名职工下岗,区属企业也有大量职工失去工作,这两方面的下岗职工一起涌上社会,都要在峰峰这个有限的市场中找工作谋生活,给再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是紧紧围绕其所在区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行的,其产业结构以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偏重。资源型开采和初加工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其它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带动力或推动力不足。不能给下岗职工提供足够的再就业机会,并且下岗职工缺乏其他行业的就业技能,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就业的转化。在一些资源枯竭的矿区,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人们的文化、生活设施处于瘫痪状态,下岗职工由于收入水平降低,生活困难,出现影响社会安全的事件,社会治安状况较差。并且随着矿区的多年开采,矿业企业的职工也逐渐出现了老龄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矿区发展。
2可持续发展对策
针对资源型城市自身的弱点,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一系列的对策措施加以调控,使其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迎接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2.1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城市与区域联系,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区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依矿而建,地处偏远,地理环境相对闭塞,往往是区域的生产中心而非社会经济中心,城乡割裂突出。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就是要加强资源型城市对周围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市与农村的一体化发展。同时,资源型城市必须加强与周围区域的交流、合作,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区域共同发展的轨道,在比较优势原则和劳动地域分工的基础上与区外要素相结合,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
邯郸把峰峰问题放到全局考虑,保持由主城区、峰峰城区、马头镇构成的组团式城市结构,发挥主城区的辐射作用。实施大园区战略,实现产业园区化,不仅便于生产要素的集中使用,而且还能节约投资成本和商务成本。邯郸规划建设了中心城市经济开发区、马头生态工业城、标准件产业园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峰峰煤化工工业园等重点园区,不仅使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大大提高,还形成了优势板块经济,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峰峰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把握矿业生命周期特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本地优势的陶瓷、旅游等替代产业,降低对资源的依赖度,提高城市经济的稳定性。
2.2高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邯郸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以高新技术加强对资源型产业的改造,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延伸产业链,逐步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峰峰集团的煤炭可采储量为5亿t,目前已有4亿余吨被开采出来,余量日见减少;而煤矸石在已积存54oo万t的基础上,每年还要新增17.5万t。面对煤炭日减、废物日增、企业日衰的现实,峰峰集团及时制定了“一、二、三”发展战略,即:依托煤炭资源优势,做大做强电力、焦化两个支柱产业,快速发展建材、机械制造和煤化工三个支持产业,确保集团公司在循环经济道路上稳步发展。目前,集团公司已投产和在建综合利用煤矸石电厂6个,装机容量127MW;焦化厂4个,年生产能力135万t。电厂、焦化厂在用活煤矸石用精煤炭资源的同时也会以每年15万t粉煤灰、17.5万t炉渣的速度排出大量新的废物,造成新的环境污染。为此,峰峰集团又建起了两座矸石(粉煤灰)砖厂,一年就可利用煤矸石或粉煤灰26万余吨;还新上了一条每天就可吞掉2500t工业废渣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针对因长年开采造成的公司范围内4000余万平方米的地表塌陷,集团也搞起了煤矸石回填复垦,迄今,全公司已复垦土地200多万平方米。
2.3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是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人员。由于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矿业企业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并且就业门路狭窄,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再就业,可能引起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要解决结构性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首先必须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矿业企业职工的短期困难。其次,要实施系统性的再就业工程,包括就业机会的创造和下岗职工职业技能的培训。资源型城市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产业结构单一、偏重,产业链短,所能提供的非矿业劳动就业机会少,对劳动力吸纳力不强。在实施科学发展观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再就业计划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新的就业机会的创造。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职工的再就业技能培训时,国家和企业应当支付培训的费用。
2.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在新经济时代,资源型城市应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理念,以现代景观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做好城市与区域的生态恢复和重建规划,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环境工程技术搞好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加强政策法规的配套、土地的复垦、三废的治理、矿区的绿化几方面的工作,要将生态恢复与生态重建工作纳入到城市发展计划中,拨出专款用于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规划编制和具体实施。通过一系列的环境保护与管理、生态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实施,逐步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3结语
煤炭工业城市是我国一种重要的城市类型,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征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高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必将使煤炭工业城市走上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营造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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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现代企业必须实现经济管理体系的创新,才能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中经济体系的创新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大力发展,经济体制也在不断的完善,各个企业都把经济管理工作作为相互竞争的方式。企业各个部门通过相互配合,使企业收获更好的经济效益,从而能够正常运转,这就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本质。下文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中经济体系的创新分析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现代企业;经济体系;创新;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市场竞争力愈发激烈,加上整个市场环境日益复杂,我国的各个企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适应时代对企业的要求,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因落后而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要想摆脱这一现状,就必须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还要符合企业自身,在本质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效率。
(1)对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评审
检验一个企业的经理管理体系是否成功,需要对其进行评审,评审的结果要是不佳,就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这当中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对经济管理体系的一系列内容进行全方面的评审,可以使得管理者了解在经济管理系统下取得了哪些成效,这样可以更好对市场和企业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对企业的发展能够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2)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对员工进行管理
为企业创造直接效益的是企业员工,要想完善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体系,就要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对员工进行科学化的管理和开发,对员工多进行技能方面的培训多进行语言上的交流,要提高企业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这样能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获得更多。企业还应对企业相关的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的能力考核和不断深造,使得管理人员能够紧跟社会要求,这样能够为企业的经理管理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3)加强对企业生产的管理和改进
除了改造员工之外,企业还需要对企业的生产进行加强管理和改进,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经理管理体系。企业生产离不开对原材料的购买,这时就要求企业要原材料的质量和价格进行严格的把关,不仅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还要求原材料保质保量;还要求对原材料生产厂家进行各方面的综合评估,如信用评价、经营状况等进行严格审核。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应加强监督监管力度,要避免因不科学的生产程序出现不合格的产品,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
(1)对创新意识纸上谈兵,没有付诸行动
企业每天都会遇到无数问题,面对的客户也是不计其数,所以要求企业每天都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意味着需要创新意识,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好,便离不开创新思想,没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必定不能长远发展。有很多企业对发展创新意识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付诸行动,这也就导致了企业文化的匮乏,缺乏自身的特色,管理模式相对较传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
(2)缺乏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存在安全隐患
企业是承载着一定风险的,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时代的变迁、市场需求的瞬变等都使得企业面临着不同的风险,要是没有做好一定的防范准备,就极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严重的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没有具备防范风险意识的企业是无法做好风险的应对措施和补救方法的,这也就使得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没有树立成本观念,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
当前很多企业都呈现出一种粗放型的经济管理模式,这使得企业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企业应该树立成本观念,成本控制离不开企业全员的参与,企业应该做到投入较少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样就使得成本管理在企业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
(4)缺乏核心竞争力,影响企业的绩效
对企业直接起到影响作用的就是企业的绩效成绩,确定着企业是否能走向成熟。要想在无数企业中占领优势,就必须具备核心的竞争能力。例如:创新、品牌、人才等。这些能力得到完善和提高,企业的综合能力就会进一步的上升,留住企业人才,能增强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控制好成本和压缩能使得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创新作为企业生存能力的体现,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打好了一定的基础。品牌代表企业的巨额资产,给企业提升了极高的影响力。留住企业人才,能增强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
(1)以人为本
企业的主要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企业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来提升竞争能力,可以利用人才优势来提升和创造更好的企业优秀文化。对于人才的培养,要做到对人才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培养,为了方便员工进行更好的相互交流,应给员工配备比较舒适安逸的工作环境。要求更好的对员工的素质进行培养,这样能全面的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也能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人力资源优势。
(2)增强创新意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任何企业要想立足于社会就必须更上时代的步伐,需要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时,也能增强适应能力。企业要想增加新鲜活力,就需要建设新的经济框架,要想企业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就需要对企业进行创新。
(3)加强风险管理
企业要想顺利发展,就需要对企业风险进行加强管理财务部门掌管着企业的经济命脉,必须加强对财务风险的重视。还要对市场信息、政府信息、国际信息等内容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才能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可靠证据。也要对企业的整体风险意识进行强调,给普通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使员工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感,这样才能使得员工提高为企业拼搏的意识。
(4)重视人力资源建设
企业的良好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合理建设和发展分不开,所以要想企业的战略目标能够更好的制定和实现,就应该在人才资源建设方面更加重视和创新,要想保住好企业经济管理体系能够更好的运行,就需要人力资源管理从企业的大局出发进行考虑,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要想得到快速的发展,就需要重视企业管理经济体系的创新,企业需要紧跟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运用科学的经济管理体系来管理企业的经济活动,企业需要对经历管理体系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使得企业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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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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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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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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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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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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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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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理性利用是通过城市要素的集约利用及优化配置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理性利用评价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调控手段。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提要:本文根据城市理性利用的内涵,提出理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的C2R模型,以国内先进经济区城市为总体评价样本,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综合效率,为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调控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C2R模型;理性利用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论文正文:
试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
基金来源:广西教育厅面上项目(200802MS138)“基于DEA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本研究区域主要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4市及玉林、崇左等2个通道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6年3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服务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然而,从国内一些经济区城市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非理性发展的现象增多,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建设中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增多,因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实施,使原有的城市利用格局和利用效益发生变化,及时采用DEA等科学方法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进行定量测算和评价,通过对影响城市理性利用效益各相关指标的分析,判定理性利用效益的优劣,为了解城市理性利用现状和开发潜能、为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为政府协调城市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城市理性利用是通过城市要素的集约利用及优化配置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理性利用评价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调控手段。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一是要强调城市密度,将紧凑的布局、土地和建筑的混合利用、公交系统建设结合起来规划,目标是使居民生活更加方便,节约民众的时间和其他资源;二是提供多种便利有效的公共交通选择;三是在开发新区之前,尽量利用现有社区和已有的设施;四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环境敏感地区;五是让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发决策,以避免做出错误判断和结论。
(一)研究思路
1、DEA模型构建。因为DEA测量的效率为相对效率,是被评价单元相对于“领先”单元的效率,因此开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DEA评价以国内较成熟的长株潭城市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适宜城市要素为相对评价效率值。
2、DEA模型要求决策单元的个数应该接近或者超过输入输出变量的两倍。相对于评价单位自身纵向比值的DEA效果来说,横向的不同单位间的DEA评价更具合理性,以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6市及长株潭城市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12市作为决策单元。
3、从评价指标体系中,根据德尔菲法确定输入、输出主成分指标m的个数,作为新的解释变量。
4、利用DEA评价模型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进行评价,对非DEA有效的城市提出调控方案。
(二)城市理性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特点。城市理性利用包括资源、环境、经济、人口与社会五个子系统的协调,实际上是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根据全面性、科学性、独立性、可操作性、适用性的指标选取原则,考虑到系统的协调性和指标的可获得性,选择表1的指标构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中的输入、输出指标。(表1)
DEA方法将一个可以通过一系列决策,输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并输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经济系统(或人)称为决策单元(简称DMU),对已知的n个决策单元,可用DEA方法来判断各个单元投入/产出的合理性、有效性,特别适合具有时限性要求的理性发展评价。判断DEA对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测评比较多,本文采用评价DMU总体效率的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该模型可以评价DMU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率。见如下形式:
min[0-(eTs-0+eTs+0)]st.jxj+s+0=0x0jyj-s+0=y0j≥0,s-0≥0,s+0≥0
(一)评价单元现状。根据德尔菲法选择评价指标限于篇幅不列过程,各评价单元的输入输出现状见表2。(表2)
(二)评价结果。利用DEAP软件,采用C2R模型,从投入不变产出尽可能增加的角度、采用多阶段单元测算的方法 (MULTI-STAGE)运算。综合效率测算结果见图1。(图1)
(三)结果分析。从图1初步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中南宁、钦州、玉林、崇左4个城市为DEA有效,说明这4个城市在以国内各主要经济区城市的整个样本体系为参照集合中是相对有效的,对这4个城市来说,基于2008年现状投入的情况下,目前它们的城市理性产出已达最大化,理性利用相对较优,城市的发展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已设法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但也应注意除了南宁,4个相对有效城市中,其投入总量与长株潭的长沙、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宁波、珠三角的佛山等相对有效的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的目标是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投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相对有效的理性利用目标;其余2个城市北海和防城港市的评价结果为DEA无效,说明在城市理性利用能力、系统整体协调性方面还有提高的余地。
基于德尔菲法调查,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理性利用能力。
尽管仍然存在很多限制,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依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效率评价方法,从综合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北海市与各经济区城市之间的投入产出效率相差很大,非DEA有效的北海和防城港市必须提高从理性利用的角度加强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建设和发展,合理调控资源的投入和配置,使城市投入对产出的正向效应越来越大。下一步研究将从规模效益、技术效益以及各单项指标的描述与投影方面加以测算分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开发潜能与合理性利用的城市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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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我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 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 的比重为7.1%;2011 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 617.8 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 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 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 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离岸贸易成交的商品大多与内迁的制造业有关,随着内地港口和机场的发展,与其他中转货流一样,面临相对减少的局面。2001 年,在香港出口(包括转口)的内地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52%(以价值计,下同),从内地进口(包括进口后转口)的商品中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占79.3%。到2012 年,这二个比例降低到31.5%和41.5%。加工贸易商品在香港中转,主要是因为香港港具有诸多优势。不少离岸贸易商原本就是加工贸易商,在香港中转可以利用原有的设施以降低物流费用。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生、发展,到最终成为支柱产业,并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也不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而是香港的对外贸易商充分利用香港贸易和金融高度自由搭建的贸易便利化的平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充分满足市场现实和潜在需求,从而逐步发展的结果。由于对离岸贸易所得并不征税,贸易商经营的积极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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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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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所得税制改革
进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曰益明显。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生产要素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带来了所得的曰益国际化,各国所得税征收的国际效应不断增强,其所得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至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而源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则与此相伴而行,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世界所得税制改革作一前瞻性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界限制已经消失,世界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趋于形成,跨国公司立足于全球范围内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与人类消费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从全球着眼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交往曰益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尽管很早就有之,但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形成了世界性的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导致跨国所得的曰益增多,如何加强对跨国所得的征收成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体现。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所得成为各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交叉点。作为资本输入国,也是所得来源国,凭借地域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而资本输出国,则凭借居民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
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向既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相向投资。发达国家具有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双重地位,当然更侧重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商品税来维护国家权益和取得财政收入曰益显示出局限性。因此改变税制来适应新变化已成必然。所以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适应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权益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交往中也导致了国家间财权利益矛盾的曰益复杂,进而成为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因素。
因为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跨国所得,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征收必然导致纳税人承受的税负过重,即国际重复征税。对外投资本身就会承受比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且会发生一些在本国经营中不会发生的成本,重复征税更加大了这种阻碍力。前述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同是高所得税率国家,这种矛盾就愈加突出。当然,国际组织着眼于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制订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来协调国家间的所得税征收矛盾,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它的作用仍受制于国家间税收协定的签订和作为居住国行使居民管辖权征税时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方法的选择。
如果居住国采取除免税法和抵免法以外的方法,如扣除法、双率法等,就不能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即使采取抵免法,在收入来源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国纳税人承受比本国为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既然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即使程度较轻,但对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作用就不会完全消除。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所得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性。前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有主体地位,且在部分国家如美、曰等则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征收范围则受到限制,而且为弥补投资环境上的欠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在涉外所得税上实行了优惠政策。
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开征所得税或者征收比正常水平为低的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避税地,使得国际间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差异很大,这种特征在80年代中后期税改前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对资本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诱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因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不能不成为其跨国投资活动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在构成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如果其它的因素差异不大,税负差异的诱导作用就会大大的增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税收竞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所得税负的国际差异被跨国纳税人所利用,通过税源的转移来减轻其跨国所得税负,且税负差异越大,跨国逃避税行为就越甚。
这直接造成税收权益在国际间的非公平分配,因为很多所得或税源的创造地并不是其税款的交纳地。比较而言,避税地就成为所得转移的重点所在。所得的非正常转移表明了资本要素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干扰作用。为防范避税,高所得税负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周密而细致的反避税法规来防范和抑制逃税活动。
但这又会对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产生可能的干扰作用。如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调整大多采用事后调整的办法,既给税务当局带来繁重的工作量,也易和纳税人发生争端。因为调整的方法和依据完全符合征纳双方的利益是非常难的。西方国家税收实践中反映出的调整价格难定,税务机关为获取充分、详尽的资料调整转让定价,对纳税人提出的举证要求有时难免过于苛求,纳税人疲于应对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且已使西方国家颇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规定过严不利于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国际经济发展;规定过宽则无异于放纵逃避税,同样会损害有关国家的权益,破坏国际税收公平原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经1986年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则由46%降至34%,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低的,它引导了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不仅美国投资者而且是外国投资者将海外投资投向了美国,90年代初,美国已由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净资本输入国。
继美国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改革的举措与美国并无二致。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降低,无形中对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因为那些发达国家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而采用的外国税收抵免机制将会使本国的投资者在高税率国家投资承受较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其吸引外资,所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际资本,也必须将税率降至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税率都趋于降低,而且这种趋向一直在延续。
如卢森堡1998年1月1曰起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边际税率由50%降到46%,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将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由60%降到45%;英国将公司税税率从33%降到30%。曰本上议院于1998年3月31曰批准了政府本年度的税改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了公司税税率。据统计,以公司所得税率看,从1986-1998年,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名义税率都降低了,降低幅度通常在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所得税率水平的降低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所得税率水平的趋同。仍以公司所得税率看,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税率水平介于30~40%之间。这种趋同性反映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
它是经济曰益全球化的必然反映。90年代初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区域空间得到了拓展,这极大的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在曰益融合的全球性经济中,各国政府所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增强本国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作为内在于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因素不仅不应成为障碍,而且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高低悬殊的所得税率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障碍,所以对其改革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它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1、使国际重复征税矛盾趋于缓解,可促进国际经济交往更加深入的发展。
随着各国所得税负的减轻,跨国纳税人承受的税负在减轻,而且在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扩展,各国普遍采用抵免制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条件下,因各国所得税负的差异缩小,使得国际重复征税基本上不复存在。
因为前述抵免制下在受资国税率高于资本输出国税率且差异较大时,仍会存在重复征税的矛盾,它会对跨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干扰作用,即从税收角度考虑不愿到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去投资,但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各国所得税率差异的缩小而大为减弱。
2、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的动机,从而有利于税收权益在国家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进而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跨国纳税人进行逃避税活动主要是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间税制差异也是促使跨国纳税人逃避税的诱因。
因为所得税负的差异意味着可获利益的差异。所得税负差异越大,所获利益的差异就越大,为获取大的利益也就置于冒大的风险。在经济曰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所得税负的高低悬殊会诱使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愈演愈烈。而在世界所得税负不断趋同的情况下,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所获利益的差异就会趋小。
在当今各国主权意识增强,注重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加强对涉外税收管理的背景下,纳税入就会对从事逃避税活动所冒的风险与所获取的利益进行权衡,冒较大的风险而获取较小的利益差额就不会成为跨国纳税人的选择。如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获取的税收利益如果不大,却会受到利润转出国的检查和监督,并可能引致与税务当局之间的争议,承担税务当局所提出的举证责任,提供税务当局所要求的资料,增加其成本开支,这就会得不偿失。如果跨国纳税人的逃避活动能够减少,经济要素的流动就会更多的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
3、有利于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当然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各国并不一致,对残缺的市场机制实施合理的补充调节也是必要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或体系要发达和完善的多,且投资环境较为完备,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其所得税率低于发达国家是较为合理的,是属对投资环境欠缺的一种补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或相同的国家,所得税的趋同就会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作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世界所得税制的改革则体现了这种要求,优惠减少、税制趋同的倾向会使税收中性的作用曰益显现,从而更有利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展望新的世纪,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所得税制改革要曰益体现出对它的适应性。预测未来的世界所得税制发展趋向,会朝着税负稳定、税制趋同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所得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税基的扩大而不断提高,贯彻公平原则,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也会促使其所得税地位的上升,而发达国家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回归到合理的区间,两者间所得税地位的差异会趋于缩小。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所得税制趋同性会更为明显。
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曰益增强,区域性税收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欧共体已走到了前列。如果说90年代以前,欧共体税收一体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关税和增值税上,90年代后则开始逐步协调所得税制度,并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决定了税制的差异仍是主流。各国所得税制更因受制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约而主要表现为差异性。而且各国主权意识的增强,所得税征收矛盾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得税负担的趋同过程,也就是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将随着各国经济曰益紧密的融合而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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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从本质上来说是许多公司以共同的发展为目的而结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公司,虽然集团公司的说法并不是《公司法》中明文确认的正规说法,但是集团公司的出现却也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与活力。所谓集团公司,是一种与一般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进行独立会计核算、自主承担一切经营生产风险的经济实体,集团公司是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市场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出现的具有多层次经济组织的经济实体结构。集团公司具有一般公司的特点同时又因为具有超大型的生产经营规模、市场份额以及庞大的人员数量,所以在内部控制体系建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多更广,但是正是因为集团公司的庞大与复杂,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就更显重要。
目前我国集团企业在内部控制管理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实生产运营及人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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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精神内涵是指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奥林匹克精神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关键词:体育电影奥林匹克精神教育
论文摘要:体育题材电影应该体现出一种被受众所普遍认可的稳定的价值观,最终达到影响受众于无形的效果,实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价值。
一、电影具有与生俱来的传播属性
电影是传播大众文化的媒介,电影是文学艺术的一种传播形式,具有文学艺术跨文化传播方式的所有的优点;电影是一种以视觉符号为主的、直观的传播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传播功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传播渠道进一步整合。网络的普及使网络电影成为了一条范围广大的电影传播渠道。在大众传播领域,电影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长期的实践中往往会变成一种更为强大的影响力。
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媒介即是信息”的观点,认为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影响了人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所以,电影可以帮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电影中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并将其视为必然。不同的国家都希望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承传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建构能够被国民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进而确立一种大众共同信守的文化秩序。在体育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历史进程中,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大众媒介,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是奥林匹克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媒介,体现人类公正、忠诚、勇敢、善良的艺术形象,强调体育的人文价值,强调体育的真、善、美,强调体育应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进而促进和维护人的尊严与和平的社会建立。
二、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特点
体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体育文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体育题材电影具有一般电影所具的娱乐、审美和教育功能,体现了三个传播特点:一是传播的受众目标高度集中,有关体育的信息接受度强。体育信息在影院渠道进行传播,具有一种特殊环境下的“强制性”因素,令受众不由自主去接受。二是“窄众”传播。电影院的广告干扰信息相对较少,目标受众对体育信息传播的记忆度高。三是对传播的信息能动接受。体育题材电影传播往往融情节与体育为一体,在影院的特殊环境下受众比较容易接受,尤其是将体育比赛“嵌入”电影故事情节的传播方式。观众通过体育题材电影解读正确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社会价值、道德标准等表层和深层的文化。
劝服性传播学家霍夫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试验,利用电影《我们为何而战》来鼓励和激励士兵,成为了现代传播史上重要的传播效果研究影片。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当某种行为行为得到奖励而被强化时,学习的过程就发生了。电影的传播效果可以通过社会学习过程产生。体育运动是人类认识自身,改善自身,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体育运动是通过某种竞技比赛形式具体反映出来的,这种竞技形式不只是为了奖牌而进行体力和体能的较量,它具有的教育功能,以作为竞技体育最高形式的奥林匹克运动最具有代表性。体育题材电影传播介绍体育和奥林匹克知识,倡导奥林匹克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树立国家自豪感,宣传大众体育,介绍世界各国体育文化的多样性,通过电影中的象征性中介物呈示榜样的行为方式,吸引人们积极参与体育、身体力行,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体育人文精神的教育。由于人的社会化贯穿一生,在最为重要的青少年阶段通过体育题材电影所无意中学到的关于人的社会模式行为方面的信息,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体育题材电影进行体育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意味着对体育比赛或奥运会竞技体育比赛形式的介绍、展示,更重要的是展示体育和奥林匹克丰富的文化内涵,倡导“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彰显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世界和平进程的愿望和宗旨,将奥林匹克与教育融为一体,与文化艺术紧密结合,确立一种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的良好生活方式。达到《奥林匹克宪章》所提的宗旨:奥林匹克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三、体育题材电影和奥林匹克精神
获得1982年第5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始剧本、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始音乐四项大奖的电影《火的战车》讲述了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获取100米、400米冠军的两个英国人的故事。影片表现了高尚的奥林匹克精神和道德精神,体现了反对种种对于竞赛、种族、宗教以及国家等等狭隘的理解的社会准则,是关于理想、奋斗与信念和信仰的励志电影。威廉·布莱克在诗歌《耶路撒冷》中写到:“请给我一把火炼金子的弓!给我欲望的箭!给我矛吧!云啊,请不要遮住!给我火的战车!我不会停止思想的战争……”。“火的战车”一词出自于《圣经》,代表着执着和信仰的光芒。电影《后继有人》是一个关于一支橄榄球队勇气、热情、永不磨灭的意志与梦想实现的真实故事。《冰刀双人组》展现了两个昔日的竞技对手不但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达成高度的一致和默契,在冰场上再现辉煌的情景。在《重振球风》中,一支感化院橄榄球队的小伙子们,通过结合团结与对抗等多重拼搏内容在内的对抗性比赛—橄榄球赛,逐渐在一次次的比赛中重拾自信,得到社会的重新认可。在《幸运搏击》中,法国泰拳的标志性人物DidaDiafat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91年成为了泰国泰拳公开赛的冠军,并获得了11次世界冠军。《车神》让人们看到了两支世界顶极F1方程式冠军车队之间的激烈竞争。
而《铁拳男人》向我们展示了爱的神奇力量和人性非凡的的忍耐力。刻画出一个不但具有勇气,而且体能和拳击技巧上也十分优越的拳击手。《银牌车手》讲述的是一位曾经与金牌只差0.01秒的中国国家自行车赛手的故事。即将放映的《出水芙蓉》是有关中国游泳运动的励志电影,美国电影《出水芙蓉》讲的是一名青年男作曲家和美丽的女游泳教练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爱情与篮球》、《安娜与武林》、《百万金臂》、《棒球少年》、《冰上奇迹》、《冲锋陷阵》(美国)、《大联盟1、2、3》《呆呆向前冲》、《愤怒的公牛》、《高山上的世界杯》、《红粉联盟》、《滑板狂热》、《火爆教头》、《空中大灌篮》、《洛奇1、2、3、4、5、6》、《梦幻成真》、《少林足球》、《赤道雪车》、《乒乓特种兵》等等电影,以体育的各种不同项目为题材,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展现了在身体健美、均衡和体态端正的基础上,运动员们勇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付出辛勤的汗水去争取胜利的意志和品质。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超越自我,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对培养青少年终身体育教育观念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健康人格,增强健身意识和品德修养,搞好人际关系和建立合作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竞争的竞技原则与社会的行为准则一致。《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第2条规定:“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以体育为载体的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顽强拼搏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团结友谊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对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其他形式的活动所无法替代的。体育题材电影应该体现出一种受众所普遍认可的稳定的价值观,拥有特色鲜明的表现方式,最终达到影响受众于无形的效果,实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价值。使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创造一种以奋斗、教育和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怡,于浩飞.论奥林匹克精神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北京体育大学学报[J],2005.(3)[2]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编.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
[3]王军,王猛.奥林匹克与人的社会化.体育与科学[J],2002.(6)
[4]熊斗寅.新版《奥林匹克宪章》解读.体育文化导刊[J],2004.(2)
[5]杨梅.体育文学与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星星[J],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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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成为众矢之的。但目前的危机蔓延更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它不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而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理解该体系的漏损也是我们理解未来资本主义变化方向和空间的一个前提。
此次危机可以看作是传统体系漏损,以及各种矛盾积累的一种自然结果。
这里所谓的传统体系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和成型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的出现是基于它作为一个体系在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在竞争和积累机制方面,它从此前着重于保护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竞争环境向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方向发展,为此它强调社会需求与投资的平衡,高增长是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同步的。而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开支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和保护水平的提高都成为维持这种投资、需求与增长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和构成因素。因此人们把这样一种积累模式称之为“社会积累结构”。与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性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这可以看成是资本市场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应,而这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强化了经济控制权力从公共部门向私有部门的转移,弱化了传统的国家控制能力,而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无法遏制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趋势,更无法防止和校正市场的剧烈波动。另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政治政策方面的强势也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变革能力。新自由主义在逻辑上是对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中占主导的进步主义观念意识的一种反动。
第三,在现实政策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强势,各种进步主义力量虽然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应对,包括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而不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替代,而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的反全球化立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迄今为止,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替代性纲领。资本主义由此缺少了一种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政治动力。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是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漏损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得到有效的校正。目前危机的蔓延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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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程管理工作的新形式,它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人员“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的旧管理模式。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经济体系下治黄工程管理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经济 治黄
经济体系下治黄工程管理
1.1健全组织
1998年初,邝金局专门召开工程管理工作会议,决定把工程管理全部归口到工务科,由工务科统一管理,使管理机构简捷、精干,便于工作协调,改变了过去由几个部门共管的混乱局面,保障了工程管理工作的良好运转。同时成立了工程管理领导小组,形成一把手重点抓、主管局长靠上抓、工务科成立项目组具体抓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下设由技术组、堤防组、险工班、控导班、闸管所、收费组、景区管理班7个单位104人的职工管理队伍。
对工程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完善修订,制定了险工、控导人坝责任制,堤防人段责任制,涵闸项目负责人制,并对管理中的每项环节都作了量化规定。为使全堤段处处有人管理,工务科技术人员对全堤段险工,控导进行了实地丈量,重新划分了责任段,并与责任段管理人员签定了目标责任书,使工程管理人员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与任务,变以往的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为充分调动管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做到奖勤罚徽,奖优罚劣,结合目标与管理人员的工资直接挂勾,实施目标业绩制工资,使工程管理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1.2科学考核
工务科结合工程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工程管理工作的侧重点,使其具有连贯性和科学性,把往年靠突击后应付检查的工作分散到日常管理之中,做到每月每周都有具体的工作任务,使管理人员心中有数。工务科制定了工程管理检查评比的具体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了周汇报、月检查、季评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填写记录,限期进行处理。并结合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认真实施,杜绝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扭转了一部分管理人员的“突击”思想。
邝金局日常工程管理工作总的目标是一个确保,两个理顺,三大变化。该局1996年度被水利部评为河道一级达标单位,一个确保即确保河道一级管理单位不掉级;两个理顺即理顺管理体制,理顺管理措施;三大变化即工程面貌有巨大变化,工程管理意识有巨大变化,工程管理水平有巨大变化。在工程管理工作中,邝金局全面落实了黄委会,省、市河务局关于日常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月份,突出一个中心,即以日常管理为中心,抓好每一个环节,做到有布置,有检查。
2.1推行管理承包责任制
工程管理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程管理工作的新形式,它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人员“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的旧管理模式。专职管理人员实行包堤防、包险工、包涵闸,群管人员包堤段,把管理质量同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了管理人员的责任心,推动了工程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1998年初,邝金局针对所辖工程的实际情况,实行承包责任制。承包堤防管理的职工与局签订了《工程管理承包合同书》,承包工程管理人员每月发放工资的70%~80%,半年及年终检查时另加补贴。各项管理工作有布置,有检查,检查评比后根据合同要求及时兑现。承包人有职、有责、有权、有利,充分调动了积极性,稳定了管理队伍。
2.2发挥群管队伍的作用
群管队伍在工程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护堤员的生活、待遇、报酬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邝金局积极妥善解决护堤员生活上的困难,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2.2.1制定优惠政策。如在临黄堤有淤区的堤段就近划给护堤员2~3亩淤区,以增加经济收人。为让护堤员吃上“定心丸”,局里又与护堤员签订了承包种植合同书。
2.2.2妥善解决护堤员报酬。与地方乡村堤防管理委员会协商,护堤员报酬采取统一收缴、集中管理的办法,使报酬问题进一步得到落实。
2.2.3增加感情投资。每年的月、旬召集护堤员开展谈心活动,对确有困难的护堤员发放适量的救济金,以增加与护堤员之间的感情,使他们热爱护堤工作,提高工程管理的积极性。
2.3拓宽资金渠道,增加管理经费。随着防洪任务的加重,工程管理工作的标准和要求逐步提高,所需工费不断增加,加之土石方单价、人工工资等不断上涨,工程管理经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面对市场经济新形贰邝金局采取果断措施,千方百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2.3.1争取国家投资。通过工程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向上级反映部分工程老化失修,有的险点险段直接威胁防洪安全的实际情况,争取国家增加岁修经费。
2.3.2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依法对大堤上的行车收取堤防养护费,其费用直接用于工程管理。
2.3.3自筹资金。工程管理维修养护所需费用多,资金缺口大,每年仅靠上级下达和收取的维修费远远不能满足工程管理的需要。亡阵金局根据工程管理的需要从各项收人中调整筹集资金,确保了工程经常性维修养护。在资金使用上做到专款专用,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不等不靠,早计划,早安排,早处理,把隐患消灭在萌芽中。
2.4抓好“五结合”。实践证明,常年保持良好的工程面貌必须抓好五个结合:一是经常性与突击管理相结合;二是群众管理与职工投劳相结合;三是工程外貌与工程强度相结合;四是重点堤段与普通堤段相结合;五是工程基建与长期管理相结合。“五个结合”是我局多年来工程管理工作经验的总结。首先,要做好管理人员的发动工作,搞好工程的经常性维修养护,雨后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好人员、机械,全力以赴平整堤顶,填垫水沟浪窝。其次,对靠近村庄及行驶车辆较多的堤段注重投工投劳。第三,各项工程不仅要保持良好的外貌,同时对汛前汛后工程普查中发现的天井、陷坑、裂缝、狼狐洞穴等隐患及时进行翻挖回填和处理,恢复工程面貌。第四,工程管理人员一方面要抓好施工质量,另一方面对基建工程中的盖淤土方、备防土牛、新植草皮,必须要求施工单位按质量完成任务,否则不予验收。
2.5坚持检查评比制度。坚持月检查、季评比、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制度,有利于各级领导掌握工程管理工作情况。邝金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堤防管理办法》、《险工控导管理办法》、《涵闸管理办法》以及《防洪工程评比标准》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对管理工作做得好的班组及个人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对工作消极的班组和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批评并采取处理措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管理同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提高科技含量。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是邝金局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98年3月,邝金局在六堡和石桥裁弯处进行了堤防门树的捆灌试验,效果很好,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而且为管理工作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科技含量较高的马渡下延94、96、97坝为抽沙充填长管袋褥垫沉排实验坝,它的优点在于不抢险或少抢险,适应来水变化强,减少工程管理的维修费用。郊金局还非常重视内业工作的科学管理,对堤防、险工专门建立了堤防卡片和坝塌鉴定,对涵闸、堤防资料进行整编,认真分析,提出优化处理意见,保证工程完好。
工管与水政、水利公安等部分密切配合,协同一致依法管理,确保了工程的完整与安全。1998年共查处各种水事违法案件28起,已全部结案,有力地维护了黄河部门的合法权益;并与水政、防办等部门配合,依法圆满完成了邝金局1044。亩土地的确权划界工作,为发展水利经营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邝金局被黄委会定为水政水资源两化管理试点单位,1998年又被河南省定为“水政监察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
防汛靠堤防,堤防靠人防,人防靠思想。邝金局在工管工作上突出一个“严”字,同时又非常注重管理职工的思想工作,坚持“两手抓”,在干部职工教育、改善职工工作环境、提高职工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5.1继续贯彻“把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方针,克服“重建轻管”的思想倾向,提高管理人员对工管工作的认识。
5.2对工管人员加强科技文化知识培训,引导职工努力学习工管业务,掌握新技术,了解新情况,及时处理新问题。
5.3开展建家活动。在马渡闸门、•保合寨控导建起两处职工之家,配备了电视机、洗衣机、乒乓球台等娱乐设施,并对庭院进行了美化。保合寨控导还建造了鱼池,种植蔬菜,因地制宜开展经营创收。
5.4领导经常深人管理一线,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从而形成了工管队伍思想稳定、工作稳定的良好局面。多年来,邝金局始终坚持一手抓治黄,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工程管理水平逐年提高,1991~1995年连续5年被评为河南河务局工程管理“十佳”单位,1998年又顺利通过水利部河道目标一级达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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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处于两种资本主义主要发展方式交替之时――以强盗式掠夺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向以理性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转变。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试论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评价却近乎苛刻。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代替就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最经典描述莫过于下面的这句话。“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贪婪、无耻、卑鄙…马克思使用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的词来谴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是否真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韦伯可不这样认为。
韦伯认为对利润的追求非资产阶级所特有。“这种汲汲营营,无论过去或现在,皆可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贪官、军人、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以及乞丐……”“将所有追求金钱的努力通通称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更是没有意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用“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方式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韦伯以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勤勉、守时、诚实、重信用、节俭。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而非核心价值观。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深深打上了新教伦理的印记,因此在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资本家身上,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
“天职”(Calling)一词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评价。资产阶级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中的世俗活动得到了宗教伦理上的肯定,具有了神圣意义。与之相反,挥霍无度、浪费时间、有钱不赚、失去机遇则被认为是”渎职”。
禁欲主义在这里是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不是为了来生,而是为了世俗活动,因为世俗的活动本身就具备了宗教的神圣意义。禁欲并不否认对财富的追求,“禁欲尤其极力反对的是,无拘无束地享受人生及生命所提供的一切乐趣”。这种价值观念正是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积累财富主要有两种方式――强盗式掠夺和理性生产。马克思偏重于对资产阶级强盗式掠夺的认识,而韦伯偏重于对资产阶级理性生产的认识。每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也处于”流变”之中。
马克思处于两种资本主义主要发展方式交替之时――以强盗式掠夺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向以理性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转变。那时工业革命仅在英法美完成,资产阶级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与和平地、理性地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共存。而旧的掠夺式的强盗式掠夺行为在殖民地仍大量存在。“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由此不难得出,在欧洲资本主义精神发生转变时,殖民地仍是一片野蛮。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是与特定时代背景相适应的。
韦伯的这个作品集写于1904年至1920年,此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在英、法、美、德、日等多国完成。资本主义在多国已完全超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以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早已占据了决定性地位。这时资本主义精神也必然要发生转变。勤勉、守时、诚实、重信用、节俭,这些对生产创造必不可少的美德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主流精神。这些美德正是”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的具体体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从宗教的角度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寻根探源。
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或靠强盗式掠夺攫取财富,或靠物质生产积累财富。每种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因此,马克思与韦伯的两种看似彼此冲突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但不矛盾,而且统一在历史的辨证发展过程之中。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上,也有着共同之处:资本无限积累会引发不良后果,韦伯对此表示担忧,而马克思则号召无产阶级革命;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韦伯看到的是资本积累代替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成为了人生目的,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拜物教(当然还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限于篇幅笔者只选择最具典型的资本拜物教进行论述)。
韦伯与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的无限积累的非理性成份。禁欲主义与人们天生的财产享受欲是相对抗的。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勒紧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但是大量的财富怎么处置?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韦伯并没有想到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这些财富最终会使人们朝着贵族化的方向堕落,这种堕落又会引发新的”宗教改革”。马克思把财富的过度积累称为”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引发商业危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是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它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韦伯和马克思也看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至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在这种精神中是完全看不到幸福主义的。营利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导下,资产阶级用理性的方式追求非理性的生活。这种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金钱而金钱的行为与人的自然本性是向背离的,是极端的非理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精神中看到了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物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反映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它采取着货币、生产资料、商品等物质形态,并在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中,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利润和收入,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上便形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货币、生产资料或商品这些物天生就是资本,天然地具有使价值增殖的魔力。在资本拜物教的遮盖下,物高居在上,人却消失了。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用和平的、”性的、节制的方式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二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似乎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其实,两种”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两种不同方式――强盗式掠夺和理性生产――的认识。
两人对资本主义精神非理性的层面都有深刻认识,两人有着见解一致的地方。他们都察觉到了资本无限积累会带来不良后果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笔者认为只有对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进行扬弃并加以综合,才会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全面的、合理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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