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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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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中国的公益事业进入活跃期,2011年“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的公益组织推到了风口浪尖,也为媒体参与并推动公益创造了条件。公益新闻接过民生新闻的接力棒,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各大报纸开辟了公益版面或是发行公益周刊,媒体圈的记者也开始投入到各项公益事业当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可以参与公益活动吗?它自身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呢?本文主要以《南方都市报》为例,通过分析媒体参与引导公益的学理之争,分析媒体公益的主要表现形态,总结目前媒体尝试公益的主要优势等。
【关键词】媒体公益;公共新闻;《南方都市报》;
中国的公益活动正在急速发展,2010年社会捐赠总额达700多亿元,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而2008年由于雨雪冰冻灾害及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捐赠达到1000亿元,创历史之最。公益逐渐成为新时代的显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随着公益活动越来越普及,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2011年“郭美美事件”令大家对中国红十字协会产生质疑,并引发了对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据了解,2011年6月,全国的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份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月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1]
在传统公益模式备受质疑之际,为了打破闷局,以公开、公平、公正为追求的媒体率先出手,成为公益力量新的生力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媒体对公益活动的参与仅局限于新闻发布,通过新闻报道来动员社会大众的参与。进入21世纪,媒体对公益新闻的参与不再只局限于一报了之,而是更多地主动介入,既坚守客观报道,又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媒体在公益活动中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报道者向组织参与者转变,媒体正在走向社会责任与品牌传播双赢的坦途。
媒体在公益组织的活动中到底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媒体在公益组织的活动中到底是监督还是介入和倡导,一直都存在争论,而这背后是关于新闻报道两种不同的实践理念。当下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强调媒体的中立性,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客观记录,公益组织也像其他权力部门一样需要媒体严格践行监督职责,这种报道理念就是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报道原则。而介入式报道则是秉承公共新闻的观念,即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媒体不仅需要更多地为公共利益呐喊,更要参与其中为公益利益表明自己的立场。
“公共新闻”最早是由纽约大学新闻学系的杰伊?罗森(Jay Rosen)教授提出的。罗森教授认为新闻记者应该进行角色的重新调整,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更要通过报道“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新闻媒介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实践,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2]
公共新闻的目的就是促进协商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为此,新闻工作必须改变传统,不再独自把持新闻议程设定的权力,而是“让公民作为积极合作者加入到新闻制作中来”。媒体则无须坚持表面的客观与中立,而是应该主动介入到协商过程中,以促进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
舆论监督是媒体神圣的职责,也是媒体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公众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当下,媒体对于热点公益事件的报道,很难做到常规性的监督,通常只限于事后的跟进报道,从监督的层面来讲,往往有滞后的因素。但是如果媒体扮演更多的倡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时,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新闻媒体参与公益行动就意味着新闻界不再是中立、超然地观察社会,而是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借此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提升公益活动的参与能力。媒体的这种“参与”,并不仅是改善了新闻报道的行动,更是介入到新闻报道之外的公共生活当中。作为参与者,新闻工作者加入公众当中并组织公众进行讨论,将自身的角色从公益的“守望者”转换成公益的“参与者”。
“在公信力普遍缺失的当下,我们碰到了最好和最坏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做公信力重建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的信息都要管,这是时代的背景。特别是当下传播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曙光,我们很多的行为可以做到透明化,尤其是每一个公民和个体通过机构和组织融合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个人可以组织资源。”这是南都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余刘文,在阐释南都系列公益活动的出发背景时的介绍。[3]
回顾国内公益媒体的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益慈善领域的业内报刊和网站的兴起。1996年,面向自然之友会员的内部刊物《自然之友通讯》创刊;1997年,《中国发展简报》创刊;2001年6月1日,《公益时报》创刊;2005年1月,NGO发展交流网(NGOCN)创立;2005年9月,《NPO纵横》(现已更名为《社会创业家》)杂志创刊;2006年6月16日,公益中国网开通;2008年1月11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环球慈善》杂志在京创刊;2010年5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希望工程》杂志创刊。第二阶段是新兴网络媒体公益频道的开设。新浪、搜狐、网易、TOM网、腾讯、凤凰网、人民网、中国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的公益频道均属此类。第三阶段是传统媒体尤其是报刊平面媒体的公益介入。《京华时报》公益周刊于2010年6月20日创刊,以“快乐公益,人人皆可公益”为传播理念,这也开了国内都市报做公益的先河,《人民政协报》《华夏时报》《南方周末》等也开辟了公益专刊;2011年,深圳《晶报》《云南信息报》等先后开办公益周刊,公益媒体与公益传播可谓风起云涌。[4]
《南方都市报》介入公益,首先是传播公益,作为一个关注者,传播公益活动,传递公益理念,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倡导实践。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南方都市报》组织参与了系列公益活动,获得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作为南都致力于社会关怀和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活动品牌,自2004年起,“责任中国”每年策划实施慈善捐助、节能减排、环保低碳等公益项目及奖项评选。除此之外,南都还坚持自己的公益活动探索,现已设立专项公益基金。
当下公益慈善领域的主体并不独立,它仍然是一个有待发育、有待培育的领域。媒体做公益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其他社会群体也在做客跨界公益,这并不是媒体特有的现象。当下正处于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关键点上,公益事业发展已经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过去以及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即慈善垄断阶段,公益慈善事业的资源是被垄断在政府官方组织手中,同时通过立法,乃至制度上延续下来的障碍,使得民间公益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这时就需要一些人和组织凸显出来,把这个阶段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全民公益的阶段,在这个关键点上,媒体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率先引领公众进入全民公益。作为中国公益转型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南都公益品牌及公益媒体平台的开发正在不断完善中,这和南都在社会背景下参与公益的优势分不开,主要体现在自身公信力、身份合法性和人才优势三个方面。
自身公信力。当下中国公益事业凸显的最大问题是公信力的普遍缺失,曾有一项网络调查表明,85%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的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是制约公益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由于缺少后续反馈、跟踪以及监督,很多捐赠人对捐款的用处、具体发挥的功效不得而知。在首届中国都市报发展高峰论坛上,《南方都市报》获得2009中国最具公信力都市报的称号,凭借多年公信力的累积,民众往往更愿意相信南都这个平台,而南都本身也有自己的版面和声音,这是南都从事媒体公益最大的优势。“《南方都市报》广泛地调动南方报业集团这个平台的资源,积极地做出示范性、发现性和探索性的公益项目,并且在承接公益项目时会有一定的选择性,会尽量选择一般公益组织或社会不会涉及的、门槛比较高的、俗话说‘出力不讨好’的活动。”[5]
身份合法性。民间组织在注册的时候,如果没有挂靠组织,就没有办法获得合法身份,所以官方基金会就会成为唯一的选择,但这个注册的过程非常艰难。而媒体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平台。作为连接民间和社会的重要通道,媒体不像纯粹的民间组织在活动的空间和渠道上受到很大的制约,在公益需求旺盛的时候,它往往会直接变成承接这种需要的机构。2007年5月11日,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使命的南都基金会成立,它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关注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南都?爱心点对点公益基金、社区互助节、新候鸟计划等公益项目的投入,均体现了南都为推动公益事业、倡导现代公民社会互助精神做出的应有贡献,亦是对公众利益的关切和参与。
人才优势。媒体本身聚集着一批高素质人才,有专业的训练,对于突发事件有应急处理的能力,这都是当下公益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从媒体从业者个人角度而言,当一个记者经过多年的职业生涯之后,对社会会有很多很深入的观察,对社会问题有着职业敏锐的判断力,处理起问题会更加游刃有余。“新候鸟”计划是由南方都市报东莞新闻部参与发起的,东莞新闻部主任王海军和他的同事们最早开始关注外来工子女是源于一个外来工孩子自杀的新闻报道。除了报道这个社会现象之外,王海军和他的同事开始思考还能做些什么,于是就开始了关注外来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的探索,慢慢地将这个项目做得比较成熟,其中一名记者还成功转型,专职负责这个项目。
现在的公益生态之所以令人担忧,在于供应及需求双方都未能对公益有更专业的认识,捐赠者的出发点可能缺乏无私利他的精神,同时也认识不到存在的问题需要协助。同样,公益工作者行为不规范,除了因为缺乏法规政策外,更重要的是业界的专业水平不足。在“买卖双方”都不专业的情况下,乱局是自然的结果,民众对公益事业没有信心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从公益组织行为、管理模式、项目监督到人员成本等等,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需要职业化和专业化,只有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成熟运作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媒体引领公众进入全民公益只是一个过渡,最后一个阶段应该是一个全民参与的专业性运作阶段,由于专业所限,媒体从业者并不能代替专业的公益人士,这也是媒体必须清楚认识到的一个问题。而半官方的媒体性质也决定了媒体参与公益的局限性,它有民间公益组织所缺乏的优势,但也不能完全代替民间公益组织的作用。同时,从报道传播到公益项目运营,媒体既是参与者也是报道者,拥有话语权的媒体相较于其他公益组织自身角色模糊,谁来监督媒体公益呢?面对这些问题,媒体更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公益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体作为公益先行人坚持不断践行的,是把公益推向全民,带动这个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带动社会发育最为重要的板块走向成熟。(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生)
[1]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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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材设置的缺憾、学校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教师教育手段的滞后以及法治建设中的不良现象是影响当前大学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因素。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要加强课程建设,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课程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加强法治理念教育的投入,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改进教学方法,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丰富教育载体,拓展教育渠道。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自觉性,是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05方案”实施以来,大学生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了提高,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如“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和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灭口案。事件虽逝,肇事者都依法受到了处罚,但留下大学生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当前,大学生的法治理念教育主要通过思政课的课堂教学来实现,其主要载体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和课堂教学。现行教材吸收了教学改革的最新成果,但还存在缺陷。一是法治理念的理论指导地位不够突出。教材第七章涉及一些法制观念,但没有集中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仅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任务来阐释,对于“三个至上”的理念也没有提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公共、职业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从顺序上看置于第七章法治理念内容之先,不能体现法治理念先导性地位。第八章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度,缺少与法治理念关联性的内容。二是对法律制度阐述不够具体。第八章对法律制度阐述过于抽象,既宏观又概括,既枯燥又乏味,达不到教学目的。如教材中犯罪构成的内容还不到三百字,没有深入分析四个方面构成要件在判定犯罪中的作用。许多大学生都不明白贪污、盗窃、交通肇事等常见多发性犯罪的起刑点和法定刑。如果教师不增加授课内容,学生只是知道犯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才是犯罪还是不清楚,也就不能采取正确方式处理事故。三是对法律制度表述出现知识性错误。如第八章将《行政复议法》这一程序法内容归结为实体法律制度,属于明显错误。在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采用“抽象行政行为”定义中的“行政相对人”这一语词,而是使用了外延较小的“特定个人”。很容易使学生产生误解,即行政主体对特定的法人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类似的漏洞和错误较多[1],教材是教育的基本载体,其内容准确与否关系到受教育者对法律的信仰,关系到正确法治理念的树立。
一方面,学校对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视不足。长期以来,高校在教学中较多倾注于专业教育,对法治理念教育往往是“嘴上重要,行动次要”。开展的课外活动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群体的稳定和专业、科技方面的内容,所配备的辅导员和班导师专业知识要求高而法律知识贫乏。“05方案”将思想品德和法治教育合二为一,须要对缺少法律知识背景的教师进行培训。一些学校不仅思政课教师进修、交流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且思政课的课时被随意压缩[2]。教师在讲完“思想道德修养”内容后,“法治教育”的内容就没有多少时间了。特别是最后一章中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制度,由于授课学时的短促,教师只能讲一些皮毛,无法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学生对法治理念教育重视不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像专业课那样更具直接的实用性。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成长的“90后”大学生,功利性强,对一些他们认为无法直接、快速受惠的课程并不欢迎。有些学生,在上思想道德修养课时,经常请假或者旷课,去参加某一学生社团、协会的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等[3]。即使经常听课的学生,他们也只重视实体法律制度,而对法律思维方式、法治理念兴趣不高。
当前的大学生是伴随着网络文化发展和大众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较为独特的群体特征。他们个性张扬,喜欢自我表现,追求独立,对外来文化和新生事物更加宽容和接纳,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内容也表现得更加排斥。一些思政课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无视上述特征,忽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内在需要。从教学方法上看,有的教师属于念材料型的,念一些人尽皆知的材料;有的属于作报告型,居高临下作一些无多少新意的“报告”;有的属于满堂灌型,照本宣科;有的属于封建社会教训儿孙型,不以理服人而以势压人;有的属于偷懒省事型,随意拿来一个过时的或人所共知的音像制品进行“教育”。这样教学手段不适应90后学生的群体特征,容易挫伤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导致部分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至23周岁之间,从心理上看,具有向成熟过渡阶段矛盾性。他们抽象逻辑思维迅速发展但易带主观片面性,自我意识增强但发展还不成熟,情绪波动性较大,独立性、闭锁性与依赖感、归属感同时存在等,极易受环境的左右而在思想上出现认识偏差。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一些不良现象还没有彻底肃清。腐败现象、权钱交易、诚信缺失等使学生的思想产生了迷茫。现实生活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存在,容易动摇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影响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同和追求。由于缺少对法律权威的信仰,出现了一些随意违反道德规范、违反校规校纪的大学生,个别大学生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课程建设要处理好法律具体制度知识教育(以下简称“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教育的关系。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法治理念的形成以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必要条件,欠缺起码的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法律知识空白的人,无法分清违法和合法的界限,无法辨别违法的程度,也不知道采取合法的补救措施,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为法律知识运用提供了导向,具有一定法律知识而缺失法治理念的人,可能会漠视和践踏法律,即使明知有些做法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也不会积极去避免、纠正这种行为。因此,思政课课程设置要坚持以法治理念的培养为主线贯穿始终,构建知识和理念教育相辅相成的课程模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学领域内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容易体现法治理念的先导性,其基本内容应前置于绪论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强化法治理念教育,应提高各章节法治理念内容的权重。第七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本质”应增加阐述“三个至上”和“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第八章应增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内容,突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不能抽象,应当具体化。如刑法部分可以增加多发性犯罪的构成要件,扩充从轻、从重、缓刑、减刑等量刑制度内容,民法部分可以扩充代理、合同等制度内容,程序法部分可以增加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目标。为了满足大学生对具体法律知识学习的需求,可以选修课方式在全校开设“法学二类通识课”[2]
持久地抓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关键在教师。法治理念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学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对于缺少法学专业背景的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和辅导员教师,学校应加大投入,通过进修、培训等方式提高其法律专业素质,根据教学需要引进法律专业优秀毕业生担任专职教师。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法律专业教师在法治教育中的作用,组织他们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西方法律思想进行分析和鉴别,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念,防止学生盲目崇拜、片面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的倾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为有效地将法治理念教育延伸到课外,在学生课外活动的经费预算上,学校应加大经费投入,创造参加各种形式的法治理念社会实践教育活动条件。在校内要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经常性的课外教育活动机制。在校外,要与地方团县委、禁毒办联合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到基层宣传法律知识。组织学生到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一对一帮救活动”,到监狱、法院、派出所等单位开展假期见习,把学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识运用到法治实践教育实践中,巩固学习效果。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完成教学任务,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教师进行法治理念教育所采用的教学手段,应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要避免灌输式、填鸭式,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互动教学,采取理论精讲、学生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需要改进教学评价环节,完善考试形式、内容和成绩构成。应采用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的考试形式,减少纯粹记忆性的内容,注重考核学生运用法治理念评价现实问题的能力,成绩构成上要改变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的分数构成状况,提高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
采取讨论式教学法时,教师要把主导性与学生的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参与度,使其从内心上确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采用案例教学法时,要注意同举例教学区分开来,选用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和疑难性,提供各种处理意见、方案,给学生开辟一个广阔思维空间,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不断追问,层层深入,将学生观点引向正确的法治理念上来。采用多媒体教学法时,要注意遵循多样性和相关性原则,选取最适合教学、最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的素材,切忌搬家式地堆砌文字,适度插播视频资料。要注意同传统教学相结合,适度运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和机会,让学生积极自主地进行法治理念体系的构建。
丰富多样的载体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增强剂。提高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充分发挥现代教育载体作用。一般认为,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大众传播载体是现代教育载体的基本类型[4]。为了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有效内化和强化学生在课堂中所接受到的法治理念,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工具,规范学校的管理活动,把法治理念教育的信息寓于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和校园文化之中。
拓展法治理念教育渠道,首先要创造依法治校的校园环境。制定体现人文精神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校园管理、宿舍管理、奖罚等各种规章制度,形成完善的管理规范体系,以教工大会、学生大会、学校信息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制度,创建公平正义的执行环境。其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活动。可以借鉴司法系统“大学习、大讨论”模式,开展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项活动;可以针对国内外重大和突发法律事件,邀请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做演讲或座谈;还可以引导学生开展法治事件讨论或辩论、模拟法庭、有奖问答、知识竞赛、征文比赛、课题研究等自主性活动。再次,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宣传法治理念。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电视组织学生收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法制节目;可以通过校报、简报、黑板报、板报、墙报、电子屏幕、宣传栏、宣传条幅、校园广播等宣传阵地,广泛深入地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义、内涵和要求;还可以由专人负责建设法治BBS论坛,占领网络教育阵地。
[1]姜志远,周玉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存在的法律问题的探讨[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4):9.
[2]王静.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培育[J].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09,(2):45,46.
[3]林国平.“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途径之研究——基于期望理论视野[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0,(5):555.
[4]王升臻,张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几个理论问题[J].理论与改革,2004,(5):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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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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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此对其结构性能进行研究是实现古建筑保护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存的木结构古建筑最早的已经存在逾千年,很多结构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古建筑保护是文物保护的一部分,是继承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述了对古建筑保护的理念和内容,分析了在古建筑保护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更好地开展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古建筑 保护理念 传统工艺
前言: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的古建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与西方石制古建筑不同,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材料,无论是木质材料的构架结构,还是榫卯结合的形式,都表现出中国独有的特色。作为古建筑保护工作者,应清楚古建筑的损坏特点和修缮方法,在修缮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的价值,经常维修,从而使古建筑永葆健康状态。
由于古建筑是一定时期文化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艺术品,因此都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保护与修缮的过程中,针对的只是古建筑的物质组成部分,而不改变古建筑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因此在保护过程中,针对不同价值的古建筑,需要对其价值进行意义评估,从而拟定不同的保护对策[1]。
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古建筑保存状况的研究,通过对其材料、保存环境等的研究,找出古建筑损坏的原因和实现古建筑长期保存的办法。此外,还可以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技术,对古建筑加以保护和修复。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相关的资料,而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随意改变,从而破坏了古建筑的历史原貌。
对古建筑的保护,首先要保护的是古建筑的本体,包括古建筑原先的平面格局、造型以及艺术风格等,每个古建筑都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古建筑,就是不改变古建筑的原状,不损毁、改建或者拆除古建筑。古建筑的原状,指的是古建筑最初建成时的样子,通过建造时间、类型和工艺手法等找出依据,从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再现当时的风采,进而保留古建筑的文化传统特性。
其次是保存古建筑的材料,以及原有的结构[2]。古建筑的材料主要由木、石、砖、瓦、灰五种构成,由于我国的森林资源缺乏,木材通常是供不应求,基于此种现状,我国的古建筑方式需要采用现今的建筑方式,而湿木材通常难以保证古建组修缮的质量。砖瓦的制作也是古建筑修缮的问题之一,由于传统工艺的大量缺失,现代的砖瓦厂很难烧制出原有的砖瓦,从而使古建筑修缮质量大打折扣。建筑结构决定着建筑类型,古建筑在修缮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原有的建筑结构,就会降低古建筑的科学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古建筑的形式。
此外还有保存原有的工艺技术,用原有的材料、原有的工艺、原有的技术完成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是实现古建筑保护和修缮的根本保证。当原有的技术难以完成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时,可以利用现代的技术实现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在古建筑的保护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从而不利于古建筑的保护。首先是公众的古建筑保护意识不足,人们在参观古建筑的同时,如乱涂乱画等现象,会造成对古建筑的破坏。由于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兴起,部分人为了眼前的利益,对古建筑进行彻底翻新,从而造成了对古建筑的破坏。
其次,古建筑的保护略显表面化,相关方面的措施不够。部分古建筑的保护仅限与对周围环境的改造,而忽视了对其内部的原状的保护,外表上颇有古韵,而内部则是钢筋水泥加固,失去了古建筑原有的韵味。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消防设施的缺乏通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2009年7月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怀德堂突发大火,短短几个小时后,百年建筑毁于一旦[3]。
此外,在古建筑保护过程中,通常会忽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古建筑的保护仅仅停留在单个建筑上,而忽视了建筑周围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久而久之,古建筑的历史文化氛围也将逐渐消失。
针对中国古建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首先,提高广大群众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对古建筑的保护,成立相关的保护团体,宣传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广大群众和政府部门相配合,共同开展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其次,要加强对古建筑的维护,不仅要维护古建筑的外表,更要维护古建筑的内在。定期对古建筑进行修复,在修复过程中保持古建筑的原状。强化古建筑的消防措施,尽可能地减少火灾发生的概率,在发生火灾时也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建筑的损坏。加强火灾预防技术的应用,通过各种探测报警系统,做到防患于未然。
再次,将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建设结合。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古建筑保护和城市建设结合的原则,合理规划古建筑保护范围,做到对古建筑本身及周边的文化保护。在城市的建设上,做到与古建筑风格保持协调。
此外,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通过在高校开设相应的专业来培养专门的人才,通过开设古建筑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课程,从而使传统的工艺技术得以代代流传下去。通过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从而扩大古建筑保护的队伍,提升保护人员的整体水平,从而便于古建筑保护工作的更好进行。
结语: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国家与社会对古建筑的保护的关注也逐渐加强。不断发展古建筑保护的理念,关注古建筑保护的内容,针对古建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公众对古建筑保护意识不足、古建筑保护不够、忽视相关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等问题,提出提升公众对古建筑保护意识、加强对古建筑保护、将古建筑与城市建设结合的对策,从而更好地开展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刘乃涛.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J].文物春秋,2008,09(06):43-46.
[2]王洲,潘可馨.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发展与对策浅析[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07(08):245-246.
[3]邱盼.试论我国古建筑保护面临的问题[J].山西建筑,2009,01(29):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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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讲究个性、尊重个性,并试图塑造自由个性的时代;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秩序,谋求秩序,并试图构建良好秩序的时代。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总是既要保证人的个性化发展,又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正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其核心主旨可以说就在于解决好个性与秩序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当代,特别是立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人的个性与秩序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关系。
个性是个人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独特的人格、思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主体性和差异性是个性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个性的主体性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方面;差异性则是指个体因为各自的独特性而彼此区别的方面。个性因此体现为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与生活中人们对个性的理解不同,从哲学的角度看,主体性才是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没有主体性的差异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的。如果说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往往代表着个性的话,那么,相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代表着秩序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现代表述。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所束缚的主要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人藉此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所需要获得的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协同彼此的行动,分享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存在和发展。[1] 35-36社会秩序并不神秘,一定的社会秩序总是人们活动的产物,社会秩序是由有个性的个体相互作用、合力的结果。比照于个性的主体性、意向性与差异性,社会秩序表征着人的活动的受动性、外延性与同一性的方面。
当我们把主体性理解为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时,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把个人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历史也因之表现为一个从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发展过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性个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主动驾驭与否。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2] 122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我们可以推论: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绝对地从属于群体,个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极少数所谓有“个性”的人也必然遭受悲剧性的历史命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秩序以压倒的力量战胜了个性。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们着力于个性的伸张,反抗以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当然,个性的伸张依然需要秩序,但不再把秩序看成先于个性的存在状态,而是往往把秩序看成个人契约达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个性依然是异化的——与此相对,社会秩序对于个人而言也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只有在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即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 89-90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到达自由个性的境界。自由个性的阶段必定是个性与秩序完美统一的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人类已基本进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因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中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她必须尽快摆脱封建血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自由个性”的高远理想具体化为行为的规范,尽量减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努力使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目前个性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个性与秩序之间还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状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先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个性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社会秩序是个性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是现代社会秩序是否良好的重要判断标准,或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根据。离开人,秩序并没有独特的价值,人们追求秩序一定是秩序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最初是为了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但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的秩序有着更高的合法性标准,而不止于一种本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的组织者、维护者,政府往往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言人,而确如保罗·库尔兹指出的,在当代社会,“无论社会接受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以人类自由——即为保证每个人类个体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最大限度地发展他或她的个性的那个自由为基础。”[3] 64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有个性的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生成的话,社会秩序则只是人们个性发展、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人的个性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标准。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能允诺和保障个性发展的自由,这种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持续认同,这种社会秩序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个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为个性的形成提供条件,也以内化为人的社会性的方面对个性形成一种制约与规训。有个性的个人,即主体性的个人之所以可能,来自于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全面、充分的占有与驾驭。对于个人而言,这些社会条件、社会关系总是编织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占有与驾驭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内化。对于有主体性的个人来说,这种内化首先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受动和压迫,社会秩序的内化以“一般化的他者”造就了“宾我”,使个体自我成为可能。“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行为举止。”[4] 176也就是说,个性化与社会化并不矛盾,只有在社会化中才能个性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个性才得以可能。同时,社会秩序也是个性、自由得以扩展的条件,没有秩序就没有确定性,个性的主体性就无从显现,个体的自由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当然,社会秩序的内化必然表现为对个性的某种规范,只有这种规范才能保障其他个性的显现。也就是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使得作为复数的个性成为可能。从根本上,与其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是出于秩序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其他个体个性、自由成为可能的需要。
如果说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从来都很重要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和中国,个性与秩序的关系则因为其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而被极端地突现出来了。
首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秩序具有立体多维的层次。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要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关系总和,相应地,社会秩序也主要用来描述、解释和规范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生、发展,社会秩序逐渐现实地展示出全球秩序(类秩序)与民族—国家秩序(群体秩序)的双重面相。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秩序与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秩序的相互关联更为明显、强烈。确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 68而且,在世界交往的层次,就全球秩序而言,不仅包括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秩序问题,而且还包括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个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之间的秩序问题。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全球社会业已形成。这些立体的、作为复数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个性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必然对当代人们的个性产生重大影响。更为棘手的是,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对个性的制约与规训在现实中有时是相互矛盾着的——例如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使得个体无所适从,产生种种焦虑,甚至是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
其次,个性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不同社会秩序对个性制约的矛盾使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意识形态撕扯的结果。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而且会提出和努力实现基于自己利益的全方位、立体的社会秩序构想(当然也包含其对个性进行独特理解的辩护),并把它说成普遍的、唯一合理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张总是包括自己的和世界的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的合法性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获得内部成员,乃至全世界的认同,意识形态作为其辩护工具就在所难免。意识形态是“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它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社会,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成功地协调起来。”[5] 133但是,既然作为一种“艺术”,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就不可能是科学,其越来越抽象的普遍性也掩盖不了其虚假的方面——这正是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越是隐蔽、越以貌似真理的方式出现,个体受其影响、控制就越深刻,既有的社会秩序就越是能得到更好的巩固。但在本质上,只要意识形态有虚假的成分,受其辩护的一定社会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p#副标题#e#
再次,个性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被异化。在生产力和交往的不断发展下,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可能性上说,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体都能放眼于整个世界,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方式运用世界的一切物质、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 89同时,个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自己个性化的活动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这都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事情。个性的发展因此也获得了广泛、丰富的关系。但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 89。这不过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扩展、确立的一个结果。这样一来,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这些广泛、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2] 121加之意识形态对个性的蒙蔽,在这样的时代形成怪异甚或畸形的个性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当今时代个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极大的风险。诚如吉登斯指出的,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就是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关联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具有变动不居的即时性特征,一切固定的事物及其关系都烟消云散了;就其相互影响来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特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征,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就其产生的后果而言,具有有机的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荣损与共,谁也不能置身于外。人的个性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秩序状态之间处于高度敏感依赖的状态。这“既引出了希望,也引出了一种威胁。说希望,是因为哪怕是小的涨落也可能增长并改变整个结构。结果,个别活动不是注定不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在我们的宇宙中,稳定的、永恒的规则的安全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不确定的世界中。”[6] 373这就是所谓“高后果风险”。许多学者已经揭明,人类已经进入所谓风险社会,我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这样,一方面,全球化与高度现代性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空间,而形形色色的强调个性、差异的所谓后现代思潮则从观念上引导和助长了人们日益个性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秩序状态变得越来越脆弱,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秩序的畸变可能性越来越大。风险不仅意味着秩序的可贵,而且意味着获得和维续一种秩序的难度、成本增大。风险社会使得追求秩序的人们往往进退维谷,因为建构的力量有可能以放大的方式走向反面,转化为一种解构的力量。而且这一切从根本上是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来加以标识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秩序的畸变往往是个性化追求的客观后果。由此出现一个深刻的悖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秩序为个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人们的个性发展又在更深的层次上不经意地摧毁着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基础。
目前,虽然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性与秩序的复杂性关系,但只要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对存在的领悟总是意味着某种应然的规范。笔者以为,从如下几点着手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
首先,对个性发展、秩序稳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个体行动的反思性特征获得了普遍化,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维度,直至被制度化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当代的所谓高度现代性也被称为反思性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反思性并不等于自我意识,它是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它体现了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自我监控的特征。[7] 62同时,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反思性相区别,现代性的反思性是社会活动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自我修正的那种敏感性,而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由前述,风险社会所蕴藏的危机表明,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不仅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而且应该对个性发展可能导致的非线性后果有超前反映、反思监控的作用,将危险尽量减少。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反思的功能,有意识地进行个性、秩序的研究,对现实的个性与秩序的关系状况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以便个体或社会作出及时修正。
其次,从个人来看,应在清除虚幻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对于个人而言,尽管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审慎的理性行动在当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作为对个性进行制约、规训方面的人的社会化更需要一种类意识、类责任的培育。在一个个体本位的时代,由于表面上的自身独立性往往声张的是个体的权利,而认为个体的许多行为是纯粹私人的。可是,在全球化的当代阶段,人活动的意向性与外延性的强相关性使得传统的责任观已经遭受质疑。我们不仅需要责任意识,而且需要的是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同时,我们的责任意识不光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类的责任意识不仅应该超越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成为个体权利、个性自由是否合理的一个限度标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不脱离对人类同伴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合理的。就个性的主体性而言,自由自觉的活动必然包括对自己活动受动性的深刻认识,对受动性的认识恰恰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最后,走向公共性的追求。如前所述,个性与秩序分别代表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意向性、差异性与受动性、外延性、同一性的方面。追求个性与谋求秩序都是当代之所需。换言之,个性与秩序的矛盾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获得某种同一的问题。传统的方式要么强调同一(秩序),要么强调多元(个性),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从两极到中间——走向公共性的追求——这也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泰勒、阿伦特等当代西方诸多大家的着眼之点。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的。今天,公共性则更应当理解为对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同一的普遍主义、极权主义的双重超越。对于个体而言,公共性意味着超出自身去考虑他者并获得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对于社会而言,公共性则意味着一种“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哈贝马斯语)的秩序建构原则与价值理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走向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都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公共世界的条件下,现实主要不是由组成这一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质’保证的,而是由这样一种事实来保证的,即尽管角度不同,因而看法各异,但每个人关注的总是同一客体。”[8] 45归根到底,公共性的存在论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共在于世——“‘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当然,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自然。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这个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8] 40只有关注和着力于公共性,个性与秩序才是同时可能的。同样,正是在公共性的讨论中,对个性、秩序的反思性监控,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去蔽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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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欧美高等教育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政府在逐渐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或者在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经费削减的情况下,高校开始通过学费、捐赠、企业研究项目、专利、子公司等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这引起了学术界和高校管理层的普遍忧虑。高校能否指望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如果不能,高校如何应对经费紧张的压力?高校的创收行为对学术的影响是什么?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带头过紧日子”[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高校也有可能面临经费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组织行为的变化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在众多理论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学者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拨款的削减是高校创收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高校通过专利、子公司、产学研关系等获取“利润”的主要驱动力。[2]斯劳特等学者对高校的这一变化更多地持消极的态度,提议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系统。[3]
与斯劳特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门德泽(Pilar Mendoza)和博格(Joseph B.Berger)研究发现,市场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不同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尽管一些院系有很多企业研究经费,然而教师的学术文化依然保持良好。教师把企业资助看做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用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科学探索。”[4]麻省理工副校长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在工程领域中,研究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他并没有履行全部职责。让一项重要的专利束之高阁,发明创造就难以为公众所用。[5]哈佛校长博克(Derek Bok)认为,如果政府一般性拨款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些商学院和生命医学学院拥有大量的研究经费,为什么他们也会参与学术资本主义活动?[6]
鉴于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本文系统梳理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以及趋势。
斯劳特等学者最早对“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做了界定。学术资本主义,即大学和教师的市场行为以及类似市场的行为。市场行为指的是高校的营利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报;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研合作。类似市场的行为指的是高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的来源有:政府、基金会、企业、学生等。这一行为之所以带有类似市场的性质,原因是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外部资源。[7]
围绕“学术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斯劳特等学者研究了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公立高校。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8]斯劳特等学者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借鉴了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你想要了解组织的选择和行动的话,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少注意组织内部的互动,以及领导者的价值和信仰,而是多注意组织所在的环境,以及组织所需要承受的来自环境的压力和限制。”[9]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依赖理论所指的外部环境或因素主要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10]
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斯劳特等学者的评价是:市场逻辑不适合高等教育,高校也不是成功的风险资本家。未来的大学应当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方式,创造新的知识传播路径、边界组织与合作网络。这些新的方式和组织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
以上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果把高校通过竞争获得资源看做“学术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采用竞争的方式(同行评议)来分配研究经费,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为学术资本主义? 竞争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评价高校竞争行为的标准应当看竞争的目的和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对于政府而言,促使高校竞争资源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认为,正是这种基于同行评议的竞争性拨款方式,保证了美国科研的质量。[11]
2.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依据。斯劳特等学者所依据的是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主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组织的内部行为。由于资源依赖理论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轻视了组织的内驱力。正如斯劳特等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只要参考组织的外部环境,就能清晰地理解组织成员的内部行为。”[12]伯顿·克拉克认为,与外部环境的影响相比,知识的增长是自我驱动的现象,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巨大。[13]
3.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与评价。从斯劳特等学者的访谈材料中不难发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弊大于利。相反,在被访者那里,斯劳特等学者所设想的一些不利之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明显。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网络继续教育、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等等,并非都是为了金钱。不可否认,一些高校出于创收的考虑而设置这些项目。然而,更多的高校是为了满足教育和社会的需求。究竟是何种机制,使得欧美的高校有效地平衡了市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张力,值得深入研究。斯劳特等学者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高校的市场行为有可能使学术走向异化。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书中,迈克尔·吉本思(Michael Gibbons)等学者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14]他们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即由模式1逐渐过渡到了模式2。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作为一种补充与模式1共存。在未来,知识生产模式1将会并入到知识生产模式2之中。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大量增加,二是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中,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吉本思等学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就研究问题的性质而言,模式1的研究问题是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模式2的研究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模式1主要基于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模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结果的评价而言,模式1主要采用学者同行评议的方式,评价的标准是研究者对知识的贡献;模式2的知识评价者不仅包括学者同行,而且包括政府、企业等研究资助者。评价更多地依据经济和社会价值。就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而言,模式1的生产者主要是大学,模式2的生产者遍及社会各处。模式1的知识使用者主要是学者同行,模式2的知识则用于生产和生活。就组织而言,模式1主要以系科为单位,模式2以跨学科的团队为单位。
以上是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分析思路。吉本思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主要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入手来研究知识生产的变化。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生产的社会驱动力与社会组织上,而忽视了知识生产自身的变化与规律。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跨学科的院系组织,其原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还由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知识量的剧增。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学科边界上,要求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知识量的增长规律是呈指数的方式,十年的知识增长量是过去所有知识量的总和。[15] 这使得一个科学家很难再掌握所有的知识,跨学科的合作成为必然。
2.知识生产的性质和研究问题的性质。二战前的知识生产并非象吉本思和斯劳特设想的那样,属于纯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即基于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探索。相反,很多科学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研究了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他发现当时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都与经济、军事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6]20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生产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客观地看,不能因为这些变化,就把之前的学术看成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也不能把任何与经济有关的研究,看成是学术资本主义。学科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学科与市场的远近。比如,新闻学、工商管理、工程学科等,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则相对较远。需要注意的是,当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与市场互动时,应当警惕学术价值和伦理的扭曲。
赛门·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研究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提出了“企业型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这一概念。[17]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企业型大学更加积极地从各种途径获得经费,经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声誉。
198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大学经历了一次转型。①在这次转型中,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促使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政府采用了绩效拨款的方法,资源配置更加强调大学竞争和对经济的贡献。这种经费变化导致大学从一个传统的文化机构,变成一个类似企业的组织,院系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以副校长为中心的管理层越来越取代学术委员会,主导大学的发展;大学绩效更为重视量化的指标,比如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马金森认为,这些变化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色彩,大学远不是管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改革代表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即政府把大学当成产业来办,用产业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大学的成就。马金森的研究揭示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以及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转移。他所忽视的是对这一变化的内因研究,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政府资源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承担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同时,马金森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层面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对大学内核(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涂又光认为,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即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高等教育自身(higher education-in-itself)的研究。②伯顿·克拉克认为,过去三十年间,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事件的表面,特别是对政策和法律的争论。多数人研究的是宏观趋势和结构,而低估了微观的活动和决定因素。[18]
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反思了大学商业化的原因、危险和应对的策略。“高等教育商业化”,指的是大学内部人员通过教学、研究和其它活动营利的行为。[19]这些活动和行为有:远程教育;体育比赛;工商管理教育;校企合作;教师创办企业和持有公司股票;咨询;专利授权,等等。
博克认为,大学的上述行为并非近些年才有。自1975年以来,大学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从教育和研究中创造收入。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由于政府削减了一般性拨款,从而迫使管理者和教师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博克认为,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学自身。“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理想,要满足这些都离不开钱。校长和院长无不为这些需要感到焦虑。”[20]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商业活动,博克表示担忧: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金钱收益容易衡量,而大学为之付出的代价很难去量化,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显现的。在评价大学的学术计划时,人们主要依据它们能够带来多少金钱,而不是基于内在的学术价值。
以上是博克的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就概念的界定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相同的是,把许多能够带来资源或经费的行为视为“营利活动”。不可否认,工商管理课程、继续教育、企业研究项目等,的确为大学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的非营利性高校并未把这些回报进行分红。不仅如此,他们还严格限制教师其它来源的收入。例如,麻省理工规定,如果教师每年有超过1万元的外部收入(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将被视为重要利益冲突。教师需要向系主任和学校公布。学校也会采取措施监督教师的研究和学生培养。[21]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而言,博克超越了斯劳特等学者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政府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博克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内因: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和大学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这些兴趣和问题如何造成了资源的压力,博克并未进行证明。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结果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等学者一样,指出了它对学术标准和价值的危害。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现实中,美国的大学教师抵御住了商业诱惑,很少有科学家以牺牲教学或研究为代价,追逐报酬丰厚的商业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教师遵守学术规范,而不是异化教学和研究?博克未能进一步探索。
就应对的策略而言,博克认为,政府持续的、足够的经费支持是避免商业化的最终保障。然而,他没有认识到的是,政府能否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如果高校资源需求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下去,政府如何满足高校的经费需求?如果不能,高校如何避免商业化?
20世纪90年代,伯顿·克拉克研究了欧洲的大学改革,提出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理论。
所谓创业型大学,是指当大学越来越不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时,一些不甘平庸的大学,没有等待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增加预算,而是选择了主动变革。在不断地变革过程中,学者和管理者协同努力,为大学赋予了新的品格:坚持自我(self-asserting)、自我依靠(self-relia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ing)。[22]很多人把“entrepreneurial”一词与创收和营利联系在了一起。在克拉克那里,虽然它涉及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但更接近于积极进取(proactive)一词,表达开拓事业的冒险精神与不懈努力。
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的是,克拉克研究了经费紧缩背景下大学的创收行为。所不同的是,克拉克没有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原因是,创业型大学筹集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增加个人收入。透过这一概念,克拉克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倡导有独立精神和变革意识的大学。
就原因而言,克拉克与博克的观点相同,认为大学经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教师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兴趣,使得知识呈现指数的增长方式。这导致大学必须不断更新和增加教材、课程、学科、专业、仪器、教师等。他们对这一原因的揭示,超越了许多学者的“外因论”。克拉克指出:“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增长速度。”[23] 然而,他没有论证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如何使得大学的经费入不敷出?知识增长如何导致高校的资源需求迅速增长?如果知识的增长速度呈现指数的方式,那么高校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同样如此?
就结果而言,克拉克的研究与马金森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改革中,管理者把基层院系和教师看成了不利因素,因而决策往往绕过他们。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创业型”的回应一方面弥补了大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从根本上转变了大学的品格(character)。大学从依赖政府转向依靠自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业型大学整合了行政与学术的力量,使得大学没有出现价值的分裂。
本文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理论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尽相同。斯劳特和博克从消极的立场,把大学的许多活动贴上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因而大学不应当承担这些活动,以恢复大学的公共产品属性。吉本思则从积极的角度,认为知识的市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拉克也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大学在新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变革。
鉴于学者们的这些分歧,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斯劳特等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一般性经费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就绝对值而言,美国政府虽然削减了一般性经费,但同时增加了竞争性经费,来自政府的总经费并没有减少。就相对值而言,美国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呈稳定状态,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未下降。如果以高校的总收入为参照,政府经费所占的比重的确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政府经费增加的速度无法与高校经费需求增长的速度保持同步,高校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因此,不能把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而应当深入分析高校经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根源。
其次,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看作学术资本主义,认为它们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实际上,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是相对的,受制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在一些高校中,这些活动并非单纯是为了创收,而是出于教学、研究和服务的需要。例如,在理工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是教学和研究的内在要求;专业学位和继续教育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专利的授权是为了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把这些活动都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来判断它们的性质;应当避免把这些活动异化为商业行为。
其三,学术资本主义未来的趋势。对此,斯劳特等学者并不确定,呼吁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克拉克则认为,政府是不可靠的经费提供者,大学应当主动地寻找其它资源。
然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并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例如,无限地提高学费,已造成学生辍学或背负过重的贷款。在美国,学生贷款已经超过了信用贷款。公立高校是否可以象私立高校那样,依靠捐赠投资回报呢?事实上,这也是一条不太可行的途径。原因是,捐赠投资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经济情况,而且每年只能使用一部分。即便在捐赠基金有31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福斯特(Drew Faust)校长这样说:“人们经常问我,哈佛大学有310亿美元捐赠基金,怎么会面临财政压力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基金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不等于有310亿美元活期存款。其一,捐赠人往往限定了某些基金的用途;其二,我们每年只能拿出5%的捐赠基金用于教育……今天的财政压力是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哈佛。”[24]
如果资金来源多元化或者公立高校私立化,不是化解学术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那么,未来高校究竟该如何解决经费紧张的压力?美国高校试图通过网络开放式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节约教学成本。然而,他们未曾考虑的是,如何节约研究的成本。正如克拉克所言,与学生的增长相比,知识的增长将给高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压力。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运行模式。打破资源孤岛,实现大学间和大学内的资源共享,例如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等。这些探索可能引发教学和管理的深刻变革,开启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时代。
最后,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斯劳特等学者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高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源的行为。经费不足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无法承担庞大且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指数型增长使得高校对资源的需求同样呈现出指数的增长方式。[25]学术资本主义既可能有利于学术,又可能不利于学术。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二是高校是否有意识制定政策,避免不利于学术的行为。在美国,一些著名高校,例如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有着长期与企业合作的历史,然而他们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原因之一是,这些高校制定了强有力的利益冲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s)。③
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是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需要,例如理工科专业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就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如果这些活动为了增加收入,而牺牲学术的价值和伦理,我们可以说它是学术资本主义。斯劳特等学者所列举的学术资本主义活动,实际上是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属性,是学生增长和知识增长引起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或照搬模仿,而是应当设计合理的机制,确保高校在与知识经济互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平衡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
①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198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与公共领域改革的一种主导思想。就经济领域而言,它旨在刺激经济,通过减税和减少管制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即小政府,大市场。就公共领域而言,它旨在改革过去的福利政府,减轻政府负担,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放权(devolution)、减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范例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改革,美国的里根政府改革,澳大利亚的道金斯政府改革,以及他们后任政府的改革,等等。
②笔者2010年9月与涂又光的交流。高等教育自身,或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指的是通过教学和研究,增进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识,使人格达到至善,并获得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③笔者对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的邮件访谈,访谈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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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是对教育本质及其价值的根本性判断和理性认识,是指向教育未来发展的精神范型和远见卓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理念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实践性强,将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教学中来,可以让学生以主动、实践的方式学习该课程。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子学课程组通过合理组织理论教学、合理安排《电子工艺实习》进度、改进实验和《电子工艺实习》的验收考核环节等诸多教学方法的改变,突出工程教育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电子技术;CDIO;教学方法;教育理念
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简称CDIO)这种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工程教育改革的新成果。该模式让学生主动地以实践的方式学习产品的研发、产品的设计、产品的运行整个过程,以综合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多方面具有工程师的素养。对于《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国内很多高校将CDIO理念融入到该课程教学模式中。黑龙江工程学院借鉴CDIO工程教育理念对专业教育进行一体化设计,将《数字电子技术》与《EDA技术》两门课程有机地融合为一门课程《数字电子与EDA技术》,将《电工电子工艺实习》和《PROTEL实习》有机地融合为《电工电子工艺实习》[1]。广西科技大学基于CDIO理念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课程考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2]。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改革《电子技术综合设计》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3]。东北林业大学基于CDIO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4]。南京工程学院将CDIO融入数字电子技术教学模式改革中,使理论教学、实验课程与课程设计相辅相成进行[5]。浙江工业大学基于CDIO教育工程模式下进行了“模拟电子技术”授课体系改革,该体系分成课堂授课、课外辅导小组授课、建立课外兴趣小组授课这3个层次,具有诸多优点[6]。河北工程大学在CDIO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对电子应用系统项目实施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对项目训练教学中的项目体系结构、项目训练方式、项目训练成绩评定、项目指导过程及项目空间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实施模式进行构建和实践[7]。经过实践证明,《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教学模式后,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项目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学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均得到了提高[8-10]。
1《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优点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实践性强,有很多通过学习、实践易于实现的电子产品,如秒表、节日彩灯、简易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直流电源、智能声音放大电路等。将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基础》的课程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自行进行电子产品的思考、设计及实现,从电子产品的研发到产品运行为主线,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提高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后,《电子技术基础》的课程教学具有以下优点:1)能加强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2)该教学方法的实施能建立起学生在现行教育中缺失的工程意识,激发学生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从而转变学习态度;3)该方法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锻炼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4)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引入CDIO的《电子技术基础》教学方法
把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基础》教学中,任课教师必须具备很强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工程知识与能力,这样才能在《电子技术基础》的课堂教学中提供恰当的工程实例。另外,学生在实践过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具备工程实践经验的老师能及时给学生提供经验性的指导。一般来说,青年教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子学课程组采取了“传、帮、带”的措施,青年教师上讲台前必须跟经验丰富的教师听课并助课,课程团队同时还为年轻教师指定工程经验丰富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指导。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对教学方法、工程实例进行讨论和共享。另外课程团队积极鼓励工程经验少的教师到企业单位参观,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工程项目,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2014年春季学期,课程组教师去同辉电子有限公司参观;2014年秋季学期,课程组教师去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测中心参观;2015年春季学期,两位教师去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测中心进行实际操作培训。通过参观和培训,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
2.1根据工程实际,确定课程教学内容
1)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去除《电子技术基础》课程里陈旧的教学内容,比如集成电路的内部结构,突出集成芯片的外部特性与应用。2)理论教学内容模块化。《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突出计数器模块,学生可以进行秒表设计;突出寄存器模块,学生可以进行节日彩灯设计;《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突出直流电源模块,学生可以进行直流稳压稳流电源和充电器设计;突出波形发生和振荡电路模块,学生可以进行简易信号发生器设计;突出运算放大电路模块,学生可以进行各种运算电路和滤波电路的设计等。具体模块化内容与实践性项目如表1所示。3)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中均加入电子线路的仿真。《电子技术基础》课堂教学中加入仿真,帮助学生理解难懂的电路原理,比如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启动振荡过程。在《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教学中也引入仿真。学生在实验室搭接硬件电路前,利用仿真帮助学生掌握实验仪器的基本使用方法及电路参数的测试方法,如放大电路的交直流参数的不同测试方法。仿真完成后,学生再进行硬件电路的实验环节。加入仿真的方法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通过理论与实验结合的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学习兴趣。图1和图2分别为数字时钟仿真和RC正弦波振荡电路仿真。
2.2将《电子工艺实习》贯穿到整个《电子技术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电子技术教学体系中,《电子技术基础》与《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是分别开设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或者《电子工艺实习》)是一门单独的实践类课程,这种课程设置的本意是让学生重视实践课程,但是这种课程设置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理论与实践分开,课程进度不做协调,并且一般课程结束数周后才进行为期一周的课程设计(或《电子工艺实习》),不利于学生连贯性、持续性的学习。课程组将《电子工艺实习》和《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安排在同一学期,《电子工艺实习》安排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后,内容为稳压稳流电源设计与制作,该内容涉及到《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直流电源这一章节的内容。在理论课程未讲述到时,就下达设计任务,学生可以自行预习这一章节,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在理论课程讲述完负反馈放大电路后,给学生安排稳压稳流电源的仿真与印刷电路板设计任务,学生两人一组进行电源电路仿真和印刷电路板(PCB)的设计。在讲述完直流电源内容后,学生即可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际的电路焊接与调试工作。焊接与调试时,每位同学做出一个电源成品。学生自行进行调试工作。最后学生进行实习报告的书写、分组讲解稳压电源的功能,提升整个实习的理论高度。经过《电子工艺实习》,学生普遍反映收获很大,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兴趣。
2.3改进实验和《电子工艺实习》的验收考核环节
CDIO其中的一个理念是团队合作能力,课程组采用口试答辩和现场调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口试答辩和调试过程强调每个组员的作用,每位成员承担的任务不同,讲解及调试的重点也不同。调试通过后还要进行设计报告的提交工作,通过设计报告的制作提高学生的科技写作能力。
3结束语
将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基础》的教学模式中,在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电子工艺实习》中均引入与电子产品相关的各个项目,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方法。从实践结果看,取得的教学效果良好。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电子技术基础》的兴趣,还提高了学生的工程意识、项目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学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然而,将传统的教学方法转变到这种教学方法时,课程组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任课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工程实践经验欠缺;为了提供更多的工程实例,任课教师的工作量增加;学校与企业联系偏少;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学生人数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实践场地不易调配;等等。在后续的课程改革和实践中要积极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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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著名教育家黄宗羲身处这一转折期,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开放教育理念。在这一理念影响下,黄宗羲以书院讲学为平台培养了一大批、各专业领域的杰出人才。
关键词:黄宗羲;教育;开放;理念;书院
黄宗羲(1610—1695),号梨洲,是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有着极高的历史和学术地位。黄宗羲不仅在政治、哲学、历史等领域造诣颇深,在数学、历法、天文等方面也是建树颇丰。的黄宗羲曾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创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教育见解,而其理念的开放性在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
一、教书育人三十载,浙东学派领风骚
黄宗羲生于浙江余姚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父黄尊是进士出身的东林党骨干。在反清复明运动中,黄宗羲多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四处漂泊。后来他对混乱无为的反清复明运动彻底失望,遂将精力全部投入在著书立说上,成为明清时代一位博学多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并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学术根基[1]34。作为思想家,黄宗羲以《明夷待访录》与《明夷留书》两部著作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是我国最早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宏著,具有思想启蒙的深远意义。作为学术大师,黄宗羲以《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两本学术专著开创了学案体史书体例的先河,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作为哲学家,黄宗羲极力反对高谈阔论却不切实际的宋明理学,主张实践主义至上的实践哲学,并提出了公众合一与一本万殊的辩证哲学史观。作为教育家,黄宗羲倡导精研经史又经世致用的新兴学风,还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接连不断地讲学活动开创了浙东学派,其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此外,黄宗羲在算学、历法、音律、地理、天文、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都造诣非凡,创作的各领域专著超过一百种,总字数超过两千万,极大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财富。开创浙东学派是黄宗羲教育实践与思想的突出反映。这个在清代以地域名“浙东”命名的学派主要在绍兴、宁波等地形成。学派之所以能够创立,根本原因是黄宗羲在位于浙东的证人书院、郑仁书院开展的系列讲学活动孕育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学术思想。浙东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学术的风格上。
第一,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的教育和学术方针。原本这个方针是源自永康之学和永嘉之学,但浙东学派坚持认为黄宗羲才是这一方针的创始人,因为黄宗羲不仅提出过“穷经以经世”的主张,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学史以应务”的观点,从而扩大了经世致用的外延。黄宗羲以经世致用为教育活动和学术开展的方针,被他的学生以及广大浙东学派人士所继承。
第二,浙东学派具有鲜明的史学研究色彩。作为开创者,黄宗羲在经史哲文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向后辈传授甚多,而浙东学派的后人们日渐偏向于史学,并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比其他领域更显著,因此浙东学派也被称为浙东史学派。在黄宗羲的教育引导下,浙东学派掀起了明末清初史学理论发展的高潮[2]112。然而,代表黄宗羲民主思想的《明夷待访录》作为涉及史学理论研究的启蒙式宏著,却因朝廷对思想言论控制的强化没有在问世后立即被浙东学派继承发扬,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民族资产阶级挖掘出来当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浙东学派的兴起离不开黄宗羲的讲学活动,这是黄宗羲教育实践的主要方面。从五十余岁至七十余岁,黄宗羲曾在今天的浙江绍兴、海宁、宁波、桐乡等多地讲学。1668年,黄宗羲拿出多年积蓄创建了宁波证人书院,亲自担任书院主讲,授课长达八年时间。八年后,他应海宁诸多学者邀请到海宁讲学,一讲便是五年。黄宗羲的讲堂从来都是人满为患,一来是因为黄宗羲声名远播,二来是因为黄宗羲学富五车,可以讲授多种学科,只要对其中一门学科感兴趣都可以前往听课。教育实践的丰富也促使黄宗羲对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探索。他撰写的《取士》、《学校》等文章表达了对教育的独到看法。在他看来,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学校,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带动社会风俗转变的地方,甚至国家大事的议论也可以在学校进行。黄宗羲明确说“学校可公是非”,对封建君主制下皇帝一人决断的权威提出了挑战[3]79。这不仅是对学校教育理论的贡献,更是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社会进步论。分为上下两篇的《取士》对禁锢思想、埋没人才的科举制给予了强烈批判,反映了黄宗羲经史并重、人文自然科学兼顾的教育主张。此外,黄宗羲还强调老师的尊者地位,认为全社会都应该尊重老师这个职业。
二、全民教育尊师道,学有所获重务实
第一是尊师重道、尊道轻权。黄宗羲主张:朝廷每年的太学祭酒活动不能随便请个名士来担当即可,而要由当世大儒出面,其地位应与当朝宰相当;如果在祭酒活动之后还要进行讲学活动,那么场下所有人都要向讲学者行弟子礼。其中所谓的“所有人”不仅包括文武百官,还包括当朝皇帝。在地方教育方面,黄宗羲提出设置不隶属提学的学官,纯粹从教育而非政治的角度监督学校教育开展情况,而学官都应由当地有名的学者、老师担任。黄宗羲对教师的尊重实则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于权力凌驾于知识、学问、教育之上的言行,他坚决反对。他曾数次当面警告地方官员:“决不可仗势欺压儒士,若此则方圆之内无实学之少年,无多才之士子。”如果比较偏僻的地方因没有老师而办不成学校,黄宗羲就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地方官员前去临时充当老师的角色,并要接受本地学官的监督管理。第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提倡全民教育。在学校设置的规划中,黄宗羲不分城乡,也不分贫贱,而是兼顾城乡与全民,太学、县学主要在城内,蒙学主要在乡村。考虑到偏远贫苦的乡村没有条件办蒙学,黄宗羲还提议可以借用庵堂、寺观作为办学场所。他说:“学可在城,可在野,亦可在庵堂,学堂大可为书院,以经师教学,学堂小可为小学,以蒙师教学。”黄宗羲此言看似是简单的城乡教育安排,但实则是突出教育的普及性,强调国家应该对城乡教育一视同仁,让农村的孩子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能够在五百年前即提出现当代人才普遍接受的教育观点,足见黄宗羲对教育事业的高瞻远瞩。第三是突出学校的教化功能。学校除了是传授知识学问的地方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教化功能优势。
黄宗羲自开办书院之初就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教化功能,黄宗羲具体解释为传播传统礼教、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如果学校没有老师专门负责教化工作,那么学官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让学生懂得有关衣冠、丧服、木主、宫室等的礼教之制。学官还要对学校进行日常巡视,及时纠正那些不符合道德行为规范的言行。如果学校出现鄙语优歌、无益之物或不法之服等,学官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此外,黄宗羲还建议,学校对小的违规行为可以在内部处理,如果违规行为比较严重、对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则应该考虑在校外公之于众,让世人也能体会到学校的教化功能[4]184。第四是始终将学生学成之后的出路放在心上。为了解除学生在学校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的后顾之忧,黄宗羲坚决反对以科举取士。因为黄宗羲讲学所涉内容以及黄宗羲的书院所传授的知识绝大多数都超出了八股文的范畴。但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出路与希望,黄宗羲做出了若干举措:每隔三年便让学官在书院挑选优秀学生,将他们送到提学处,补考这三年的博士空缺之位;若是博士弟子在书院就读,也由提学直接将其推荐至礼部;科举落榜者若是书院平日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学可到书院补录;学历法者由礼部补录入钦天监;学医者由提学考之并授予行医许可。每年年终时,黄宗羲都会过问书院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并将他们分为三类,分别是黜之下等、行术中等、官之上等。可见黄宗羲办学有着非常清晰的务实思路。
三、自然科学不忘传,长江后浪推前浪
1647年,已经在化安山隐居的黄宗羲一边自学天文历法,一边向他的学生王中正传授自学而得的天文历法知识。在证人书院,除经学外,天文历法、九章六书等都是黄宗羲讲学的主要内容。在海宁讲学,黄宗羲同样不忘传授自然科学知识。正是在黄宗羲的教导下,才涌现出了明末清初数学家陈讦这样的数学天才。黄宗羲当年十分欣赏陈讦的数学才华,他说:“因吾一席言,陈讦速出勾股书,将空中数理于秋毫间显出。”[5]50从黄宗羲的这段自述可知,一方面他能够教授算学,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擅于引导学生、激发他们的算学潜能。在黄宗羲生活的年代,以自然科学为专业进行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得不到朝廷重用和社会肯定是主要原因。黄宗羲就极力提倡重用这些有科学热情的年轻学子们。他在“取士八法”中就专门设置了“绝学者之法”作为第七法,主要就是针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重用问题,包括水利人才、火器人才、占候人才、测望人才、乐律人才、历算人才等。此外,在黄宗羲的书院,如前所言,专业学习医学、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学生有望获得提学、礼部、钦天监、太医院的补录任职,这也是黄宗羲努力争取得来的。尽管名额非常少,但至少保留了相关学生对未来的希望。对于西方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黄宗羲更是如获至宝。有史料显示,在书院讲学中,黄宗羲曾讲授过西洋历和回历。说明他很早就对西方历法有过研究。在黄宗羲之前,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崇祯历书》中就提到过回历,但并没有像黄宗羲那样在学堂上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黄宗羲不仅亲自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还撰写了不少相关著述,期望向更多的学子传播。例如他撰写的天文历法类著作《西历假如》、《授时历故》等,数学类著作《隔圆八线解》、《圆解》等,地理类著作《四明山志》、《今水经》等,乐律类著作《律吕新义》等,都在黄宗羲的书院内外广为传阅,既教育了学生,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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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既是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心理健康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健康体育教育在高校课堂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健康体育教育模式是在“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体育教学模式。该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法、访谈法、实验教学法和数据统计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健康教育模式能够提高高校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促进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健康体育;教育模式;高校学生;心理健康
体育是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其教学目标是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和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由于近几年来高校学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因此,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变得极为重要。健康体育教育模式符合体育教学的特点,有助于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的提升,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1研究对象
选取该校2014级600名大学生,其中男300例,女300例,分为12个教学班,以教学班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
2方法
2.1问卷调查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Inventory)分别对600名大学生实施健康教育模式前后进行调查。该量表共有90项症状清单(SymptomChecklist),因此,也被称为SCL—90量表。
2.2文献法
参照该次研究目的,对国内外体育运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心理健康的文献进行查阅,做好研究的准备工作。
2.3访谈法
访谈一些体育和心理专家,咨询其意见以及最近研究成果。为该次实验的方法和手段提供有效依据。
2.4实验教学法
两个学期均进行健康体育教育模式,第一学期完成跆拳道教学和选项课教学,分别为男6个班和女6个班。每周进行一次教学,每节课45min,9~11周完成跆拳道教学。课堂前期进行跆拳道教学,其余时间作为学生足球、篮球、兵乓球、健美操和太极拳等选项课学习,让学生发现自己喜欢的课程。学生可在7~9周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完成选课,完成选课教学并对其进行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剩余时间让学生完成心理健康学习。提高选项课教学设置在第二学期。依据学生自行兴趣和爱好的选课结果,重新排班,每班人数为40~50人。排球、太极拳、篮球和乒乓球课程中乒乓球课程均男女各2个班,剩余课程均为男女各1个班,共计10个班。足球1个班均为男生,健美操1个班均为女生。技能教学时间为14周,心理健康理论教学2周,考试测评2周。实验前要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根据实验目的和要求完成教学,以学生为教学主体,让学生能够有自主选择权进行体育项目课程选择。每学期课堂评价结束后,要对学期的课堂评价和意见进行总结和反馈,并对教学方法及时修正,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2.5数据统计法
所有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用(x±s)进行表示,采用t进行检验,技术资料用%表示,采用χ2进行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分析
3.1高校学生心理状况测评结果分析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高校学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高校学生进入大学后,学习方式、心理状况、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改变。存在一些学生不能立即适应大学生活。高校学生社会阅历和社会生活经验不足,使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障碍。高校学生的生理发育相对成熟,会产生性冲动和性欲望,但受到法律、自身理智、社会道德和纪律的制约,把冲动和欲望压抑在心里。学生缺少正确的性心理健康知识,不能够对性做出科学的评价及认识,造成学生出现心理不适和困惑。恋爱、经济情况、个性发展、生活习惯、个性发展和家庭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学生心理问题。
3.2高校学生第一学期教学前后心理健康水平分析
第一学期体育教学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并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通过对第一学期教学完成后的结果分析,与学习前相比,学生学习跆拳道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升。跆拳道注重的精神和意志上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把存在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释放出来,让学生变得更加沉着冷静,长时间学习,促进学生自我行为调控力和注意力的提升,还可改善学生躯体化症状。教学实验结束后,采用SCL—90量表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10个因子值均有所改善。
3.3高校学生第二学期教学前后心理健康水平分析
分别对第二学期教学前后进行心理健康测试,测试结果表明,10个因子值都有所改变,一些因子间的改变具有显著性差异。依据学生选项课内容,可分为技能主导同场类项目、技能主导表现难易类项目和技能主导隔网类项目。对三类不同项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分析结果表明,技能主导同场类项目能够降低学生的强迫、敌对、抑郁和焦虑等心理,与教学前相比,各项因子的总均分具有显著性差异。技能主导难易类项目可改善学生的抑郁、焦虑、躯体化和人际关系等因子,具有显著性差异。技能主导隔网类项目可调节学生的敌对、躯体化和人际关系因子,各类项目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思维灵敏性和文化素养等都有所提升。
4结语
将健康体育教育模式实际应用于教学中,对学生的自信心、交往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意志等均有所提升,充分证明,健康教育体育模式能够提高高校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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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威胁我国青少年学生健康的心理行为问题日益突出,心理障碍是青少年学生产生心理行为异常,甚至导致犯罪的主要诱因。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依据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特点,结合大量的实践经验,对青少年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青少年;社会;心理健康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21世纪体质健康研究工作更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成为当前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当前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健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依据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特点,对青少年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与研究。
1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
有关文献报道近40%的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最大的因素来自家庭,家庭关系不和、亲子关系紧张以及家庭教育失当是造成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主要家庭因素。这种家庭的青少年心理相对敏感、多疑,心理承受能力差,自责、自我否定是他们的主要心理特点。这些因素的影响,使中学生们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对许多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感。其次是学习,围绕着学习产生的问题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部分,激烈的竞争,传播媒介的影响。加上学校过于强调升学率,致使家庭、学校只重视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智力因素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具体表现就为恐惧、厌学。虽然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学校“减负”、不搞排名,但学生课业繁重,月月排名,如此激烈的竞争,使得学生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对青少年来说,学习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今后的升学,使得他们的心理素质包括情绪、性格、自我意识、人格倾向、社会交往与适应能力等方面往往处于自发形成和盲目发展的状态。最后是社会环境与人际交往,随着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情绪感染,甚至是影视作品所追求的享乐、暴力等不良风气,都会对他们人生观、价值取向产生影响。青少年对友谊的珍视与渴求,以及情感丰富的特点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特别重视感情的交流,当被人误会、议论甚至发生纠纷时,往往就会自我封闭,自我否定。
2青少年的心理现状
2.1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主要症状表现为缺乏耐力、容易被人误解、思想不集中、缺乏自信心、爱操心、缺乏观察力、过于担心将来的事、容易动怒、父母期望值过高、缺乏决断能力等。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竞争性的增强,家长和社会对青少年的期望水平越来越高,导致在校青少年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过重的精神压力严重影响着他们心理健康发展。
2.2自主能力和适应能力差
被父母疏远、娇生惯养、在家称大王在外懦弱的儿童,腼腆抑郁的青少年等都经常因孤独而烦恼。这类儿童和青少年,和大家一起做某件事时,由于技术差、经验不足,经常感到失败的威胁。因此,感到和大家一起玩还不如一个人玩。从中学升入大学,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生活能力,而一些学生从一切都由父母操办进入一种一切靠自己动手的生活环境,感到无所适从,有些同学甚至把脏衣服打包邮寄回家清洗。不能很快适应生活环境导致一些同学情绪不稳,甚至有人萌发了退学的念头。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是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2.3不能正确对待激烈竞争的学习环境,感觉人际关系协调困难
由于学习成绩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奖学金评定、荣誉称号、未来就业选择等方面,学习压力增大,导致一些学生学习信心上的失落。由于青少年都来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个人素养、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感到沟通困难,找不到一个可放心的,无利害冲突的倾诉对象,长此以往,就易形成青少年中人际敏感、偏执、冷漠的心理倾向,危害了他的学习和生活。
2.4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挫折打击
青少年对成功期望值过高,当遇到挫折、生活不幸时都会将他从豪情万丈的理想世界里拖入到痛苦的现实深渊中,所谓自责就是责备自己。当发生不如意的事情时,不认为是他人的问题,而经常认为是自己不好,对自己所做的事抱有恐惧倾向,称为自责倾向。这种倾向走向极端就会过低评价自己,自责、自我卑视、自我轻蔑。这种状态是受悲哀和忧郁情绪支配的,调节不好会极大地影响青少年自信心及积极人生观的建立。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势必会引起他情绪上的强烈反弹,特别是情感上的纠葛,更容易引起消极情绪的蔓延。如果不能尽快摆脱情绪上阴影,就会对意志力不坚强,自控能力差的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以至于酿成悲剧。有时无缘无故地想大声哭、大声叫,或者一看到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拿到手,毫无理由地想到远处去,或想死,这些称为冲动倾向。这种想干危险的事或愚蠢的事的观念,是因为内部具有焦虑倾向而产生的。
3对策
人的大脑与肌肉的信息是双向传导的,即神经兴奋可以从大脑传至肌肉,也可以从肌肉传至大脑。有关研究也早已证明:心理疾病长期得不到改善便会通过一定途径导致生理疾病。无论是心理疾病还是生理疾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就会有可能相互转化,导致病上加病。所以,加强学校体育、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健康,对预防和治疗生理、心理疾病,确保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极为重要。体育运动与自然的身体活动相比,无论是强度、内容还是运动形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例如,短跑要求较短的反应潜伏期、良好的运动距离知觉和运动速度知觉。又如,足球比赛需要了解队员位置,要求有较大的注意范围,既要带球前进,又要防止对方拦劫,需要善于分配注意。几乎任何运动项目,都要求运动员有勇敢、坚持、不怕困难、团队协作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乐观、友爱、偷快、豁达等多样的感情,上述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就一个人的自然发展水平来说,当然不能满足运动学习和运动竞赛的需要。但是,在学生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或战胜对手而进行的运动活动中,原有心理水平便慢慢获得提高。也就是说,体育运动的新需要与原有心理水平的矛盾,推动了心理的发展。因而重视体育教育,加强体育锻炼,增强生理与心理的抗压能力,对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着积极影响。科学的体育运动能增强体质,通过体育运动,可使身体正常发育,为心理健康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体育运动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活动过程,可以有效塑造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也能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社会竞争的下移使广大中学生饱受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患有心理障碍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不容乐观。随着素质教育不断学入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第三次全教会把心理健康教育确定为德育的主要内容,予以重点关注,要求“针对新形势下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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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试用试验台越来越多地采用了计算机控制 ,以满足高效率和自动化的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工程测试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概述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综合了许多新技术、新知识,内容抽象,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长期以来,课程教学内容分散、杂乱,新内容新知识不能被及时扩充,总的教学学时不断被缩减,教学方式单一,实验和实践教学环节非常薄弱,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较难掌握。然而,面对测试技术在机械工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为使学生能够更好学好该门课程,适应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高素质工程应用人才的教学目标,进行《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尤为必要。
二、存在问题
国外各高校非常重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同等重要,实验环境比较开放,研究性和综合性实验比例较大,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目前,我国的《机械工程测试技术》以课堂教学为主,实验教学为辅,而且在教学内容、方式和实验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教学内容方面,教材老化,新知识和新技术难以及时扩充到教学中,使教学内容不能得到及时更新;目前课堂教学时间课时偏少,体现最新科技的章节内容部分没有多余的课时进行讲解。教学方式以多媒体、口述和板书为主,课堂上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的学习知识,很难培养出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考核方式单一,学生的考核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基于非知识性因素平时成绩为辅,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得不到有效考核和体现。实验教学方面,实验设备陈旧,实验手段落后,实验内容偏少,多以原理验证性实验为主,研究性和综合设计性实验较少,不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考评方面,一直沿着讲解、指导、批改实验报告的模式,轻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面对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以特色名校建设为契机,有必要对我校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在教学内容、方式和实验方面加大教学改革力度,进一步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强化特色名校工程内涵建设。
三、课程教学改革
本文针对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实验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如下改革。
(一)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教学内容的优化与完善
本课程教学内容比较分散,学习中不利于掌握整个知识体系,需要在教学中应尽量淡化各知识点的分界,注重教学内容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因此,以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信号流程为主线,以测试系统框图为骨架,将各个模块课程内容贯穿起来,使学生建立起完整的测试系统概念。教学过程中正确处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术的关系,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与完善,课堂教学重点放在课程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上,同时通过穿插讲解工程应用案例,并适当介绍本学科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应用,既可以使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可以开阔眼界,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二)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教学方法改革
目前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教学方法上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则被动吸收知识,该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课程教学任务。为此,需要改变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模式,建立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新型教学模式指导下,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将多媒体教学、板书、演示和实物结合起来,应用文字、图形、声音、动画等多种媒体素材使抽象和枯燥的理论形象化和生动化。针对不同的内容可以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基于问题、工程案例剖析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在教师的引导下,注重以生活实例和工程案例设疑式地启发学生,教师创设问题情境,提出问题,以学生为主体对实例中所涉及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展开积极课堂讨论,以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结合虚拟仪器教学平台,在课堂上综合运用多媒体教学系统,建立一个理论与实践一体的网络化教学环境,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为了使学生能够在课后可以及时温习和回顾课堂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和综合应用,在每节理论课后,为学生留出适当的作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报告,教师在课堂上对学习成果进行答辩,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解答,使学生对学习内容进一步的深化和提高。在理论考核方面通过出勤、作业、课堂讨论和期末考试进行综合考评,改变传统一考定结论的弊端。
(三)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由于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理论性强,应用过程抽象,实验教学是深化本课程学习的必有途径。目前国外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定位为实验课,实验教学尤为重要,主要通过实验环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国内实验教学方便有所欠缺。为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应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层次、应用型实验模式,将开设实验分为基础性实验、验证性、研究性和综合性四个不同的层次,增加研究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的比例,满足学生对该课程各阶段学习的不同要求,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组织成立研究型学习小组,在课题组教师指导和帮助下,积极参与研究项目中的一些工作,完成项目研究报告,教师对项目成果给予评定。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开发网上虚拟实验系统,为学生提供开放性实验环境,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自主实验。基于该自主开放式研究性实验平台,可以扩展课堂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全面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学生构建基于虚拟仪器的创新设计平台,开展虚拟仪器案例教学,将虚拟实验与理论教学有机融合在一起,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特点和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实验手段方面的改革和实施方案。不断优化与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实验手段,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创新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手段,加强研究性和综合性实验教学。教学过程中形成师生良性互动,以此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对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特色名校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推广价值。
要改变单一的教与学的教学模式,拓宽学生视野,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合理的评价学生的整体水平。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上理论课的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课程去做有限的实验,最后参加理论考试,教师根据考卷的分数或按比例加进实验成绩给定学生最终成绩。我们觉得这样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还不够完善。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课题组的教师经过几年来的尝试和探讨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结构体系调整前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在开始的时候,考核满分为100分,课程结构分两部份,一部份是理论教学,占考核的80%;另一部份是实验教学,占考核的20%,共有8个实验,具体如下,实验(1)∶测试仪器系统特性参数测量;实验(2)∶电阻应变片组桥;实验(3)∶扭矩及剪应力测量;实验(4)∶平面应力状态下的应力测量;实验(5)∶位移测量;实验(6)机械传动系统参数测量与分析(综合性);实验(7)∶局域网络试验系统(选作)(综合性);实验(8)∶虚拟仪器制造与使用(设计性,选作)。作为学生实验技能训练,这种教学模式还不能有效地完成本课程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同时也不能合理评价学生的整体水平。
2“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程教学结构体系调整后
经过近一步调整,课程结构分六部份:理论教学+实验技能训练+综合答辩训练+平时表现的考核+撰写论文+到工厂进行实测训练。相对应的分数为笔试50%;实验技能20%;综合答辩10%;平时表现10%;论文5%;现场实习5%。
(1)前两项已经说明,第三项为综合答辩训练,方法是老师从题库中调出80~100道题,然后每个学生单独面对1~2两位老师以抽签的形式抽出两道题,根据题意要求进行回答问题。回答过程中,老师可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与学生互动,老师对回答好的学生可以在深入以及拓宽知识面方面再问一些问题,目的是让学生多掌握一些知识。对于回答问题不好的学生,通过引导尽可能的让学生对本问题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综合答辩训练的优点是,老师和学生可以面对面进行沟通,可以准确知道学生掌握某个知识点的情况,通过学生单独与老师互动,可锻炼学生胆量,应变能力,从而为学生就业面试以及在今后的工作中接触任何事的时候不胆怯奠定基础。
(2)平时表现的考核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出勤率、课堂纪律、回答问题准确性和学习态度是否端正、课程服务等几方面进行评定。出勤率方面,抽查三次无故旷课的,不准参加理论考试,两次以内的,要根据情况在平时成绩中扣分。课堂纪律和回答问题经常挂钩,有时候针对课堂说话学生进行提问,回答不上来,记录在案,作为平时表现成绩的参考。如果能正确回答问题,可抵消课堂纪律不好应扣的分,但不加分。正常提问时,回答正确的可加分。学习态度是否端正的考察方法是,在平时的课上课下或答疑过程中,就可了解掌握这部分好学生的信息,课程服务方面,主要是针对课代表和部分积极为课程服务的学生。课代表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之一,有些学生可能不愿意直接和老师进行交流,但老师可以通过课代表了解掌握与本课有关的一些信息,从而可以调整教与学的方法和节奏。课代表还要收发作业及实验报告和联系实验等工作。付出较多,平时成绩给满分。有的学生积极主动擦黑板或帮助老师或同学做一些与课程有关的服务,从这些小事可看出人的素质,可在平时表现中加分。
(3)论文撰写的评定是,对于工科院校的学生来说,写作是弱项,尤其写科技论文,在各门课程中都没有涉及,为了让学生在科技论文方面有个初步了解,我们在讲课的环节中,加入了怎样写科技论文的教学内容。让学生结合本门课程所学知识,写一篇3000字左右的论文。老师根据学生论文的质量,给出该成绩。
(4)到工厂进行实测训练,学生经过理论课学习和到实验室进行了实验,那么在工程中,测试技术又是怎样用于工程领域的,我们分批带领学生到工厂去,在工厂的生产线中选择合适的机械设备,让学生自己动手连接检测系统进行实际测试与分析。让他们感受到理论知识、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际检测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从理论性到实际检测体验的训练,是学生对测试技术这门知识有了较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毕业后到工厂从事点检工作时,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在评定这一项成绩时,只要主动参加并积极动手实测的学生,都可得到满分。无论学习好或不太爱学习的学生在这一环节表现的都很积极主动。
3考试改革前后的学生考试优良率比较(表1)
4结语
(1)通过课程考试内容调整,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初步学会了撰写科技论文。改变了实验只在实验室做的习惯,让学生亲身体验到实验室做实验与工厂进行实际测试不同感觉,学生都主动动手实验。
(2)理论教学与实验、工程实践结合的更密切。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验以及到现场亲手进行测试,学生对“机械工程测试技术”课的理解、掌握加深了。
(3)优良率得到提高,不及格率大大下降。优、良率提高1%;中提高6%;及格率下降2%;不及格率下降5%。
(4)通过理论教学+实验技能训练+综合答辩训练+平时表现的考核+撰写论文+到工厂进行实测训练,提高了学生综合能力并合理的评价了学生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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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预防性和发展性为主导。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以问题导向为主,忽略了学生心理的发展性目标,不利于提升学生适应能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心理考试论文,供大家参考。
1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研究生在学业、人际交往、情感、就业等问题上面对的压力越大,期望与现实的失衡,使得他们在某些程度上产生了极度压抑乃至自卑的心理。加之研究生阶段本身就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封闭的个人生活空间,使他们越来越多的脱离社会,但又无法摆脱就业的压力,心理问题由此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得极为重要。近年来国内不少关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大都是普遍意义上的范式,没有针对性。我们知道,研究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本科生不同,他们彼此专业不同、院校不同、学习环境不同、分布的地域也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研究的结果加以普及。我们必须有针对性的对每个专业、每个地域、乃至每个院校的研究生进行调查,使数据的相关性更强。基于职业教育学是教育领域的特色专业,在全国都具一定的影响力,因此研究也就有了一定的价值。本文旨在调研江西省100名职业教育学研究生,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掌握心理健康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为他们将来就业,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开展职业教育学研究生的教学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随机挑选江西省教育学研究生100名,其中男7名(25%),女21名(75%),应届毕业生(75%)。
2.2研究工具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SCL—90量表由Derogatis编制,包含90个项目,每个项目按1—5级评分,将SCL—90归纳为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以及因子分,作为本研究的心理健康水平指标。SCL—90量表包含9个因子,每一个因子都会反应被测者某方面的症状。本量表经过大规模人群测试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目前也为国际上通用的症状自评量表,主要用于反应被测者有无各种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
2.3研究步骤
本量表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每一位被测者,并对量表注明统一指导语。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与全国18-29岁青年组的常模结果进行比较,采用t检验。
3调查结果的分析
3.1结果分析
100名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在SCL—90量表上的得分结果:100名研究生中,因子分≥2的学生18名,占总人数的64.3%。其中总分大于250分的被测者暂无,说明都无严重性心理问题。但是阳性项目超过43项的学生12名,占42.9%。筛查阳性者因子分布情况中较为明显的因子为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这里饮食睡眠属于附加项目,作为第十个因子来处理,以便使各因子分之和等于总分。
3.2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国内常模的比较
职业教育学研究生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等各项因子与国内常模间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于国内常模里没有饮食睡眠这一项,故这里暂且忽略,不影响比较结果。
3.3不同性别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
不同性别职业教育学研究生SCL-90各因子的得分间差别具一定统计学意义(P>0.05),t检验结果均为正值。
4讨论与结论
当前大部分高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聘请了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士,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心理障碍的研究生。然而全国40所院校的在读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测试发现,30%的研究生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一检出率比在校大学生(21.68%)高出8.32%,心理障碍类型中强迫、人际交往、敌意、抑郁症状明显。根据本文的数据统计,大部分学生有比较轻微的孤独症状;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比不上他人,觉得自己很自卑,对未来前途很悲观;还有大部分学生都表示自己精力下降活动减慢。男女职业教育学研究生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表现差异比较明显,男生较为严重,各项指标均高于女生。通过男女职业教育学研究生的SCL-90量表答题情况,可以对比出男生精神容易紧张、有明显的敌对心理、自卑、感情易被伤害、感觉自身能力欠缺无法完成任务、经常责怪自己,有几位竟冒出了轻微自杀的念头。这不得不引起学校和老师的关注。本研究SCL-90量表中专门列出了饮食睡眠一项,是为了说明这也是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一个诱因。因为据此次调查发现,100名教育学研究生普遍存在睡眠不适的问题,另外女研究生中也存在经常过量饮食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现象而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这不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笔者不作具体论述。职业教育学研究生与同龄人及其他学生的心理状况相比,既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又有其独特的心理活动,对于他们心里产生的种种问题,学校应加以重视。在其入学初始就应着手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咨询工作,以帮助其适应学校生活、尽快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为完成以后的学习任务打好坚实的心理基础,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家长、教师和心理卫生工作者的关注。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因心理障碍或精神病导致的退休学人数占退休学总人数的3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1]。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北京16所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因心理障碍休、退学的人数在休、退总人数中的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部分大学因心理障碍或精神病导致的休、退学人数占休、退学人数的50%左右[2]。研究表明,医学生的主要问题以情绪障碍为主,主要表现为抑郁和焦虑[3,4]。尽管政府和专业人员不断呼吁给学生减负开展素质教育,但医学生由于学科对知识要求严谨加之医学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即将面临的就业压力,使得这一群体的心理障碍发生率有增长的趋势。尤其是护理专业大学生作为未来卫生护理技术人才队伍的主体,不仅需要培养精湛的护理技能也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但由于护理专业学习枯燥的理论专业知识加之与其他院校交流较少而大部分都是女生,相对缺少人文气氛。有些研究指出血清中的BDNF含量降低导致抑郁[5]。有研究证实,抑郁症的发病因素不仅与生物因素有关,还与其社会心理因素有关[6]。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学业压力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家庭结构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也会影响学生心理健康[7,8]。本文的目的是调查护理专业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以及这些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随机整群抽取某大学护理专业学生481人,其中大一年级170人,大二年级162人,大三年级149人,年龄16~24岁,家庭类型:核心家庭309人(64.2%),大家庭38人(8%),单亲家庭35人(7.2%),父母离异60人(12.5%),重组28人(5.8%),其他11人(2.3%)。
1.2方法
采用SCL-90量表[9],以班级为单位对入选对象进行心理测评,SCL-90为自评调查量表,此量表由DerogatisIR编制(1975)包含9个因子,90个项目,比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习惯,通常评定近1周的情况。评定方法:分为5级评分(0~4级),0无、1轻度、2中度、3相当重、4严重。在心理测评师的统一指导下由受试者自己评价。
2结果
2.1护理专业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
依据常模确定的因子分和严重等级标准,统计各类症状发生率和心理问题的发生率。结果显示:各种心理症状发生率有较大差异抑郁、焦虑、强迫、人际关系等问题相对较多(26.30%),总的心理问题发生率相当高(21.65%),其中抑郁为18.48%,焦虑为16.34%,强迫为9.27%,人际关系为7.72%。健康人数为78.35%。
2.2家庭类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方差分析显示:在不同家庭类型之间,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和总分存在组间差异(P<0.01),其他维度的组间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进一步分析(LSD)发现:单亲家庭、离异家庭或重组家庭子女多数维度得分高于核心家庭、大家庭或其他家庭(P<0.05)。见表2。
2.3家庭经济情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不同经济状况家庭之间,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等因子均具有显著性(P<0.01),进一步分析(LSD)发现贫困和一般家庭子女的总分和多因子分均高于较好或富裕家庭(P<0.05)。
3讨论
3.1护理专业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
国内有关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很多,本文中针对护理专业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运用SCL-90调查量表,对在校的481名护理专业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心理健康者占78.35%,21.65%的护理专业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轻度为12.48%,中度为5.82%,重度为3.35%。而其中排名靠前的依次为抑郁、焦虑、强迫、人际关系。结果提示近78.35%的护理专业大学生的心理是比较健康的,需要专业咨询或治疗的占8.17%,有10.48%轻度的心理问题的大学生可以经过心理健康教育得到改善。其结果与中南大学近几年对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发现约有20%的大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经常感到抑郁、焦虑的大学生分别占20.7%、11.6%有相似之处[10]。与广东省某医学院校马泽威研究抑郁检出率27.8%[11]有一定的差距,这可能跟发达城市比较相对检出率稍低。
3.2护理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影响因素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很多,本文调查了家庭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核心家庭和大家庭,单亲、离异、重组家庭的子女心理问题较多Wang[12]等认为这类人群可能和研究中被试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有关,这些个体在追求高标准时更多是源于父母或者家庭的要求,而不是个人追求;贫困家庭子女较富裕家庭的子女心理问题多。家庭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和父母的教养方式等对子女的心理健康都有重要影响。抑郁在大学生中有较高的发生率,且社会上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不够,一提到抑郁症就使人联想到精神病,因此,有些学生尽管出现了问题也不敢大胆地去精神专科医院就诊,怕招致舆论和偏见,导致病情逐渐加重[13]。药物治疗只考虑其生物因素,目前抗抑郁药的有效率只在60%~80%[14,15],因此应引起家庭与学校的重视,不仅要在生活上给予关心,精神上也要给予支持与理解,多组织大学生参加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和社交活动陶冶自己的情操,这样遇到一些事情就能正确对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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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的形成和提出,表明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抓住核心、把握本质的程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发展理念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经济法发展理念论》
【 内容 提要】 工业 文明所培育的传统 发展 观是单纯的 经济 增长观,强调市场的诱致性、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无限性。这势必导致经济发展的非持续、非公平和非快速状态。契合于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法着眼于国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衍生出新型的法理念——发展理念。从生态、人力、产业层面演绎的持续发展理念,从地区、竞争、分配角度演绎的公平发展理念,从制度补给、制度能动属性演绎的快速发展理念,诠释了经济法的精神本质与 社会 动力基因
理念提升是 法律 部门成熟的标志之一。文明与法治的演进,不断地在为承担不同使命的法部门注入新的精神与灵感。产生于文明潜深与交替时期的经济法部门,虽然其地位与体系仍处于渐趋成熟状态,但其独特的精神与理念已现异彩。本文拟从经济法独特的法理念——发展理念路径出发,探索经济法的精神本质与社会动力基因。
一 工业经济、工业文明与传统发展观
人类社会 历史 发展表明: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则会孕育出自身特有的文明观、发展观。工业革命完成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以其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催生出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成为一国的 现代 化模式,这种模式简而言之即指“人力+资本+资源”,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两者,这种以资本、资源为支撑的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工业经济”,在工业经济模式下孕育出的工业文明观,其基本价值就是追求工业化和刺激增长。因循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工业经济阶段,物质财富增长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标识,也被视为衡量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上就是工业文明观下的基本发展观:单纯的经济增长观。这种发展观的 理论 前提是 自然 资源的供给能力具有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具有无限性。换言之,即自然界可以充当人类任意索取资源、排弃废物的“理想”场所。这种理论预设物化为人类的行为,表现在人类为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凭借自己创造的技术与智慧而与生物圈进行对垒,无限制地掠夺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人与资源之间的对立与非协调状态,注定了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发展是非持续的,这种发展观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观。
其次,工业文明在人文精神方面,首次废除了人的身份关系的不平等,确立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价值理念,赋予人 政治 、人身、财产等多重权利,并建立了以“私权至上”为原则的私法体系,形成了契约神圣、意思自治、权利不得侵犯等原则。这一切都为商品经济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及进行平等竞争提供了必要的人文基础。然而,竞争的过度发展与垄断必然引起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如果仍仅限于保护形式上公平、平等的传统文明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无法保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会由对人性的尊重异化为对人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在公平发展方面存在欠缺。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传统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的局限性。 中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可以说,存在巨大的快速发展压力。然而,传统民商法作为市场内在运作的忠实法律载体,其功能保障了微观民商事关系的协调和当事人之间平等意志的表达,但并未能对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而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自行运作,仅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常态,并会存在与市场共生的周期性衰退与危机,在市场发育不完全、行政障碍残留较多的情况下,还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一种经济形态总会孕育出与自身共生的文明模式、发展理念,并具体体现为一种制度设置。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认识自己、自然界的能力,也就限定了人类思维空间的广度与深度。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态的衍变,势必会拓宽人类的生存空间,提升人类的文明境界,催生更新型的发展理念。传统文明模式下的发展观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形态的需要,一种新型的、内生于知识经济 时代 的发展理念正呼之欲出。民商法体系与传统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新的发展理念的制度载体。经济法作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法律现象,以这样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能保障经济运行的持续、公平、快速发展,而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同时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立足点比传统法律更广、更宽、更远,其体现出来的发展理念也属于一种新型的、代表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发展理念。
二 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主持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所做的确认。这表明人类已认识到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观的非持续性。而实现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无度需求超过了其再生的能力与速度,造成了资源的耗损甚至枯竭;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所排放废弃物又超过了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这些都造成了现代生态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发展处于一种对立和不可兼容的状态。有学者将这种高耗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模式称为“不可持续”经济。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选择。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外延必将发生深远的拓展。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至少包涵以下三个层次的意义。
(一)生态持续发展
生态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形成时期的基本内涵,其追求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此,学界也有人提出了“生态人”的假设,所谓“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称的一种概念假设,后者出于对自身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盲目追求,对社会利益与自身经济利益的破坏已危及可持续发展,而“生态人”则顺应生态发展 规律 ,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在当代经济立法中,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农业法等部门,开始接受生态人的假设。
(二)人力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信息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准确地说是人的智力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民商法对人格、私权的抽象尊重与形式保护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人的智力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一环。
以现代 企业 为例,在物质资源、活劳动同等条件下,管理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以人为本”已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体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其也应该成为法律倾向选择的价值。人力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劳动力的维持、发展与延续,而落实到经济法角度,则包括 教育 法对合格劳动者的培养、劳动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社会保障法对劳动者充分竞争的有力法律支撑。
(三)产业持续发展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观还存在着特殊的产业背景。中国农业有几千年发展历史,至今仍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工业经济历经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正处于增长期。在世纪之交,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浪潮,又使知识产业化成为大势所趋,从而形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与其相伴生,也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文明观、发展观。在这种特殊国情背景下,产业的协调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我们所说的协调并非平均、均衡发展,而是发挥各自优势,以培育新兴产业,巩固基础产业为主轴,使各个产业之间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体而言,知识经济虽以知识、信息为支撑,但其亦应建立于扎实的旧经济(农业、工业)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其发展的虚拟化、泡沫化;而旧经济也必须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借助知识经济的信息载体加速发展自身。
综观我国现存法律制度,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民商法比较丰富,但巩固、扶持农业基础产业和鼓励、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法律则明显缺乏。经济法以持续发展为自身理念与目的,在产业法律方面,应做出以下努力:
1.加强农业部门法的 研究 与立法进程,尤其在农业生产、流通、科教投入、环境保护等方面,应加紧加快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经济法律体系。
2.把握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适度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在市场进入方面,放宽进入口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在市场规制方面,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研究其竞争规律,制定适合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竞争法律制度,以确保其正当、适度、有效竞争,培育健康的市场理念。
3.总体把握合理产业结构比例,改变产业结构的纯经济观念,从法治角度将一个国家的产业战略稳定化和规范化;其次,要在充分认识国情和维护经济主权的基础上,对实现产业公平的有关产业政策用法律方式稳定下来;再次,要将已稳定和规范的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用法治方式去推动和操作。
三 经济法的公平发展理念
公平作为人类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其内涵却随时代发展而衍变。法律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但从经济学角度 分析 ,它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导源于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最初意义上法律化的公平就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制度结果。
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的、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的、实质的公平,则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
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公平需求和体现,主要是从静态的、外部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对公平加以保障:宪法维护公民的政治公平;刑法中的公平则体现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同罪同罚;而具体到民商法,公平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彰展与弘扬。在民法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公平理念体现为平等、自主、自愿、合意等。
上述公平观及其制度表现,应该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制度成本。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静态性、外部性对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复杂的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把握的欠缺。经济法并非否认上述公平观,而是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对动态的、实质的公平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内在化的效率公平,是终极意义上的公平,其为人类发展观注入了新理念与新思维。
(一)地区发展公平
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及各国各地所选择的经济制度不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经济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及高度的贫富不均现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演进,不公平的经济贸易秩序与格局成为世界经济共同向前发展的阻碍。在一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 问题 在中国显露得尤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产生了地区之间相对明显的贫富差距。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由于良好的地理条件以及政策倾斜,近年来发展很快,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地理位置闭塞,以致人才、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内需不足,发展后劲渐渐减弱。静态的外部公平观无力改变这种地区发展的非实质公平,经济法秉承的公平观是基于发展上的公平观,不是利益的简单均衡,而是着眼于更深远层次的发展。我国在新世纪开始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顺应这一公平发展观,追求地区发展公平的明智选择。经济法应对这一现象做出制度回应。
(二)竞争公平
民商法的原则与制度保障了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即机会平等。然而对公平理念在竞争过程中的延伸,民商法却并未体现,其主要在于为竞争行为提供一种信念与支持,但对实施结果并不进行法律评价,而是以当事人之间义务约束是否完成为标志,缺乏来自社会的宏观评价。民商法自我负责机制或自己负责机制排除了社会评价的必要,也不存在不良后果社会纠正的可能性。虽然不排除市场主体单个进行的司法救济,但由于成本高昂,使反竞争行为最终得不到有效规制。
经济法正是基于民商法理念中的个人自利性极度膨胀而在竞争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背叛公平原则的行为而进行法律控制。这一任务主要由竞争法来承担。竞争法是国家为保障公平交易而对竞争实行规制的法律手段。由于竞争法具有公法与私法兼容的性质,调整手段以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又都是经济法的典型特征,因此,凡是在立法上或法学上承认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都把竞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而 台湾 的竞争法更直接命名为《公平交易法》,日本的竞争法则称为《公正交易法》,可见,公平、公正乃是各国竞争法共同的品质。2000年3月份微软垄断案引起世人瞩目,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微软借助垄断地位的市场行为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正当竞争理念。
(三)分配公平
所谓分配公平,乃是在市场领域所发生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产业差别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发的再分配需求。我们所说的公平,也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刺激产业效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效率与公平,实质上是一对互相促进的价值取向,效率可以为实现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而只有实现公平才可能实现更久远、更大的效率,体现分配公平的法律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其中,国家通过对财政资源的合理预期分配,为国民经济设定一些基本参数,这是公平的前提;国家通过税收这一手段既保证财政资源的有效取得,又充分地实现了在个人间、产业间的分配公平。
四 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一)社会化大生产与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生产的社会性逐渐表现为不同财产主体之间通过交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共同体内部通过分工实现生产社会性,这便是作为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本经济单位的企业的出现。企业作为生产组织和产权组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和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这也就是科斯所称的“企业取代市场”原理。
企业是投资者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投资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单位,它作为社会的基本而普遍的生产单位标志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完全确立。社会化大生产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产生了较之以往个体生产高得多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发展的独特功能。正如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P10)社会化大生产使人在社会关系中摆脱了生产中的孤独性,将许多工人和许多生产资料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个人体力、智力的局限,产生了无限大的体力、智力和社会生产力,此即加合性原理,亦合作产生效益的规律。二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合作利益(增量利益)的新的物质利益关系,即如何将社会合作的利益及成本合理地分配给其成员。后者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前者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快速发展功能的发挥必须构筑在合作各方对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合理分配之上。
(二) 经济 法的快速 发展 理念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无限放大市场的功能,认为通过市场无形的价格、竞争、供求三大机制来完成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市场分配,个人利益最大化便会被引导到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因而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这种 理论 形成的快速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由利己精神的人格化的经济人所进行的市场诱致性经济发展,国家只是从属性存在。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由价格机制自发调整形成的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的分配模式,这种分配模式适应物质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 工业 文明,但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在竞争关系上,形成了主要由竞争机制自发形成的自由竞争模式,排斥国家干预适用的空间和范围,由此而形成的垄断既符合竞争机制又扼杀竞争机制;在宏观供求关系上,市场的供求机制通过价格等信号来实现 社会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 企业 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大循环才能得到实现。由于上述两个供求和价格机制的失效,致使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达到宏观实现。总之,传统经济的快速发展观无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的条件,是一种单纯的市场经济增长观。
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及其发展,致使商品经济逐渐演进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逐渐转为知识文明,人类的合作由人手的合作逐渐变为人脑的合作。人类合作的空间和范围愈来愈大,单纯的个人理性越来越难以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势。因而,行为模式上的利己主义的市场模式逐渐受到限制甚至是抛弃。资本人格化所致的单纯利润追求必然会造成过度竞争而产生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分配不当,势必会导致合作效益的下降,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并丰富了产品品种,以致资源稀缺与枯竭加剧,废弃物增多与 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毁坏,生态失衡等。国家作为市民社会中惟一的 政治 权力,是社会利益的正式代表,必然会利用其资源和信息优势,承担起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协调功能,经济快速发展的单纯市场经济增长观演进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观。
从我国的特殊国情来说, 目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由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的矛盾和压力。从内部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要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国企独立性不强的经济非均衡态势下实现工业化和 现代 化,以及完成向知识文明的过渡。 农业经济占很高比例的社会化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艰难任务,自由的企业、健康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 内容 必须逐步实现;从外部经济条件来看,我国面临着由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世界经济一体化体系为我们既展示了机会又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社会化是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我国必须在企业的整体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利用机会,减少限制。由以上 分析 可知,发展压力显而易见。赶超战略的实现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是社会全面变化的引擎,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不断升级。而在市民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单靠其内生的市场或经济的自力发展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国家的“监护机制”“从上”来形成经济秩序,国家不应当仅仅是作为市民社会从属的手段性存在,同时也应当作为超越性手段存在。 中国 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有意识地对未来作出安排。经济法作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补、互动、互长的 法律 表现,既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参与、 组织和 管理为前提,同时又要求国家的这些行为主要依靠具体经济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指导性计划、契约、企业、利率、价格、税制和税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的、非由政权直接干预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2](P89)。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会使中国走向一条交易成本低、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信息灵敏、市场扩张快的发展道路。这具体体现在:
1.在微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在制度上事先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确立投资者和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权利义务在企业中相互渗透、相互制衡的边界,实质上是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对企业控制权。
自从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来,投资者和劳动者都在自发地追求企业所创造的剩余。在古典企业时期,由于物质资本在生产要素市场中居于支配地位,以及产业资本家政治上的优势,投劳者只获得其市场价格,其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被剥夺,这便形成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制。这种制度缺乏有效激励约束相容机制,工人常常用怠工、罢工、捣坏机器等手段来抵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人格化本能追求财产收益和资本增值,而打破经济效率的保持与增长。随着知识经济的孕育和发展, 科技 等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成为关键性因素,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逐渐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制,实物资本只有依附于高科技等知识含量高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其增值。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契约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得以兴起。现代企业契约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管理者和职工都是劳动力产权的主体。劳动者向企业投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劳动行为,而且是一种投资行为,劳动者不仅应该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应该向其他公司财产投资人一样,应该获得产权收益。”[3](P56~57)经济法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调控应当以此为理念,对增量利益的分配及企业的控制权作出规制,在制度上明确投资者将其有形的物质资本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股权,投劳者将其劳动力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劳动力权。这样,企业形成稳定的有效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2.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采取直接调控以协调垄断与市场的矛盾,采用间接调控以协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矛盾。国家作为经济管理中心,遵循客观经济 规律 ,缓和供需矛盾,将国家本身所占有的资源和信息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1)直接调控。“垄断化,是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并根据私人自治,通过市民法秩序而进行的。”[4](P166)大规模的企业,特别是出现了可以统治市场的巨型垄断组织,自由竞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商品实现的机制受到限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的效率;不正当竞争 方法 使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遭到破坏,民事主体通过谋求法律规定之外的优势来获取竞争利润,从而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自发实现机制受到破坏。因此,调整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反垄断法、调整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经营者之间的反不正竞争法等国家直接调控市场的法律,有充分的空间与能力发挥协调垄断与市场矛盾,恢复自由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我国,关于直接调控的竞争法,要依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来制定。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逐渐打破国家垄断的前提下,采取放权让利的方法逐渐搞活经济,因此,制度惯性中的行政垄断比较猖獗。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供给不足和人们逐利心情太切,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严重,因此,我国自由竞争秩序的形成应当主要是逐步消除行政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比较低,应当扶持规模经济的发展。此外,要避免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收购和合资控股的方式垄断我国某些重要行业和部门,以免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
(2)间接调控。间接调控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指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5](P33~34)。间接调控是国家作为资源和信息中心,积极主动地使用经济计划的指导性、经济杠杆的利导性、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缺陷的活动,现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间接调控已经形成了“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宏观调控机制调节和控制各种宏观经济总量、结构和比例关系,实质上就是确定和变更一定的社会关系。间接调控法通过调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来 影响 社会循环过程,协调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大体平衡。我国已经在间接调控方面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1996年宏观经济调控软着陆就是成功的范例。但是上升到法律层次却之善可陈,今后还应着力 研究 ,同时不断吸纳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立法 经验。
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快速发展是经济法特有的发展观,也是最适应中国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法律文明。21世纪,中国经济法将高扬发展旗帜,提升发展理念,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贡献重要的制度力量。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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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新理念》
摘要:青少儿体育是提高人类成长期体质健康水平最积极的方式,是各项体育活动的基础。少年强则中国强,关注青少儿的身心健康,不仅是体育的主业,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认为,青少儿体育应自儿童始;把“分享运动”的人文价值观作为我国青少儿体育发展的理论导向,使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与课外、校外、假期、家庭、社区体育活动衔接,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保障广大青少儿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受益的对象,使体质健康水平可持续提高。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分享运动;青少儿体育;人文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展现出持续的辉煌,最大的亮点是金牌不断增多,最大的遗憾是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如果不相信几年一次的全国青少年体质测量数据中不断下降的体能指标,可以看看学校新生军训时操场上扑通扑通倒下一片的场景,甚至一些中小学生在升国旗的仪式上也屡屡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真是触目惊心。回顾中国体育的累累成果,也不能不看到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制度缺陷,导致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缺位与错位。究其缘由,与过度依赖短期的功利目标、模糊终极发展的理念有关。
党中央领导人在2008年“9・29”讲话中指出:“国运兴,体育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大踏步迈入世界体育大国行列”;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这表明,在“奥运争光”中超额完成任务的金牌大国是不能与体育强国划等号的。中国体育的优异成绩后面存在“民生短板”,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哪怕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一份意外惊喜的答卷,当前体育事业的状况仍然难以让党和人民完全满意。转变体育发展模式,需要提升到一个新目标来认识。
国家体育管理部门负责人指出:“这一目标是对中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向未来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着眼于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新追求,更加深入地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体育需求的新特点和新要求;要进一步履行好政府职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要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积极探索建立全民健身长效化机制。”中国体育改革的转折和深化,倚赖管理者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意识,调整管理运作重心和局部发展方式,把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作为首要任务。青少儿体育发展,更需要强调普惠和公益性。
作为理论创新的尝试,从国家营造和平崛起氛围的需要出发,为促进广泛的运动参与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笔者于广州亚运会期间撰文倡导“分享运动”;针对体育这一特殊领域的观念更新,为了使更多的人通过获得运动体验来提高身体运动能力,本文进一步倡导“分享运动”的人文价值观,作为我国青少儿体育发展的理论导向。
从民族复兴和平发展的高度看,体育工作者不仅是要把体育本身的事办好来建设“体育强国”,更需要以体育事业的发展来促进国家的强盛。认真探讨“体育”如何才能“强国”的路径,答案只能是:少年强则中国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需要受益的对象,应该是代表中华民族未来希望的广大青少儿群体。
1人类发展以动为本
运动惠及大众,是体育的普世价值,是人文价值观的核心。通过体育人类学的视角可以发现,人类作为世上唯一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以不同于任何生物的运动方式,通过上百万年的历程适应大自然,在漫长的史前社会就具有大致均等的身体运动机会和条件,才能缓慢进化至今。人类进行身体运动的权利是天赋的,对身体运动的需求是刚性的,是为满足基本生存和延续的恒久性需求。“分享运动”,就是为了使身体运动回归公平公正的始发原点。
原始的竞技运动几乎都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人类史前主要是通过身体运动来学习和提高生存和繁衍的能力,古老部落里的竞技游戏是身体锻炼、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传承文化的主要方式,其核心价值观是“分享运动”。这也从“残存”至今的现代儿童游戏中可看出,不仅几乎人人都可以参加丢手绢、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就是借助运动器械的踢毽子、跳绳等也是谁都可以参与的公众活动。但随着运动规则及器械的复杂化,高难度的运动技巧使参与运动的人越来越少,如自由体操、花样游泳或跨栏、撑杆跳等。一般而言,简单的身体运动如用手捡一块石头投掷是几乎人人都可参与的,但发展到用弹弓射出泥丸就会使会运动者减少,进而用弓射箭时更少,再进而发展到以弩放矢则少之又少。然而,在偏远地区遗存的具有原始生态的竞技运动中,无论规则(礼仪)和器械发展到何等复杂的程度,并未排斥大众参与。如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表明,黔东南苗族的独木龙舟赛,本族群从少年到老年,几乎无需经过任何训练都可以参与运动。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比其他哺乳动物的哺育培养期长很多,需要在十几年的成长期有效提高体质健康水平;体育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教育活动与劳动方式以身体活动为主,工业社会以后锐减,需要在生活方式的休闲时段积极增加体育活动的成分。
进入阶级社会后,经济政治地位的差距使社会各阶层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身体运动才逐渐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成为部分人的“独享”或“专享”。作为人类迈进文明社会早期古希腊竞技,虽然提供给古希腊自由民公开竞技的集合,但人数更多的奴隶们却绝不能参与,竞技场对非希腊人更视为禁脔。而古罗马的竞技场却逆向走到极端,以人类相互杀戮为乐,观众赋予角斗±运动权利是为了使其走向死亡。身体运动失去分享权利的社会条件。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掌握文化资源,独享余暇,垄断用以休闲娱乐的竞技活动。所幸,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全身性的体力劳动必需与昼夜、四季的自然节律相吻合,因此对个体在客观上具有体育的效果,并无“分享运动”的迫切需求。一直到工业社会,过细的分工和巨大的科技成果彻底异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使全社会萌生了对体育的强烈需求。经过无产阶级和教育精英几个世纪的奋斗,在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几乎人人都知道自己应该享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联合国的《体育运动宪章》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各国政府提供公共运动场地设施的状况成为衡量公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残余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影响,致使体育和教育行业潜意识地封闭优质运动资源,从部门利益出发的相对垄断形式致使公共服务缺失。
公共服务,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劳务行为的总称,涉及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供给,如何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确定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使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相适应成为管理部门长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2008年党中央总书记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想的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设,指导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建设步骤要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二,应围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三者间关系;第三,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发挥和体现财政资金的公益性价值,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部门必需转变行政职能,树立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提高公共服务意识,把自身定位于公众服务者的角色,承担发展体育事业以惠及全民的责任。
我国体育事业在国家经济捉襟见肘的起步阶段,集中力量于局部超前发展,成绩斐然,也埋下隐患。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体育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但“两个战略”中“以青少年为重心的全民健身”战略,事实上早已成为虚幻口号,几乎从未有过像样的举措;更奇怪的是,在全国群众性的体育人口调查中,每次都把青少年的主体――学生作为当然的体育人口来统计,不仅抹杀了青少年体育的特点,而且回避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从实际效果看,青少年的体质持续30年不断下降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对冲了金牌数量不断增多的喜悦,令人对当前体育制度的失衡深深担忧。中国体育的总体战略是以发展高水平竞技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以后,更应该让广大青少儿分享参与体育运动的快乐,从而收获身心的强健,显示体育领域的公平正义。
青少儿体育发展,应该把维护最广泛青少儿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成果由青少儿共享。学习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需改变以政治为本、以金牌为本的传统观念,转变奥运争光战略为体育强国目标,树立以青少儿体育发展为突破口,树立为民服务的的指导思想,倡导体育改善民生、大众分享运动(spons sharing)的崭新观念。
就人类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而言,青少儿体育应自儿童始。公共服务主体能否意识到公共服务客体的需求并及时生产和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决定了青少儿体育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要抓好青少儿体育,必需依靠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公共体育服务意识的提高,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要为广大青少儿服务,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化,自觉做到权为青少儿所用,利为青少儿所谋,真正做到使广大青少儿“体有所育”。
2公共服务力求均等
当前在我国青少儿体育发展中倡导“分享运动”的观念,目的是为了推动体育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简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享受的机会和程度应该都是平等的。对于我国体育而言,就是绝大多数青少儿不仅在精神层面分享极少数运动精英夺冠的喜悦,而自己也可以以获得基本的身体运动机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国家发展的清晰指向,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在许多行业都很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体育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加大,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严重阻碍。公共服务在青少儿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非均等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广大青少儿缺乏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以及足够的机会和公共体育运动设施场地;一是在传统的三级训练网里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儿在层层选拔中每向上迈一个台阶就远离公共教育一步。
虽然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平公正的宏伟蓝图,但目前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需求压力大与供给不足,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标准不规范等,理论基础还相对薄弱,实现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还不够清晰,制度还不够健全和系统化。这也是青少儿体育发展不如人意的根源所在。
青少儿体育是促进青少儿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在磨练青少儿坚强意志、促进智力发育、培养优良品德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儿营养水平和形态发育水平都不断提高;但由于学校体育设施和条件供给的不足、未能充分利用等因素,青少儿体质状况尤其是身体运动能力连年持续下降。近30年的体质健康监测表明,青少儿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儿的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儿营养状况亟待改善。这些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将影响青少儿的健康成长,也势必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央早已认识到加强青少儿体育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针对青少儿体质持续下降的现实,为了提高青少儿体质健康水平,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干预措施。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随之下达的7号文件《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规定:“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加强学校体育设施特别是体育场地建设。城市和社区的建设规划要充分考虑青少年体育锻炼设施的需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设施和条件。加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要与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统筹考虑、综合利用。把‘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与农村中小学体育设施建设结合起来,改善农村学校体育条件。公共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应免费或优惠向周边学校和学生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在课余和节假日应向学生开放。”“进一步完善加强青少年体育的政策保障措施。中央设立专项资金,实施‘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器材支持项目,帮助义务教育阶段中西部农村学校配备体育活动器材。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和卫生新校园建设工程中,切实加大对学校食堂、饮用水设施、厕所、体育场地的改造力度。”中央把青少儿体育视为公共服务的思路很明确:首先,建立新的促进青少儿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评估和公共卫生服务监督与指导制度。其次,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开足开齐体育课,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大力推动阳光体育运动,加强对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等方面的建设与资金投入。最后,倡导建立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儿体育工作网络,积极宣传和引导,大力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鼓励青少儿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公共服务体系。
然而,中央的正确决策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层层下发贯彻,实际效果却并不如人意。究其缘由,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体育的理论缺陷和制度障碍所致。专业 理论的研究误区长期把青少儿体育等同于学校体育,而导致儿童体育的盲点和缺失;观念里缺乏“分享运动”的公共服务意识,把公共权力视为部门行政专利;体制上导致全民分享的体育运动资源被视为行业财物,形成了在自己小圈子里只为上级领导满意而操办体育活动的“专享”和“独享”状况。由于中国政府过去是一个管制型政府,难免受到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而体育制度更深受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侵蚀,形成了失去社会监督的政府主导的行业专权,包揽了体育运动发展的所有事务;在行政管理中,难免不同程度存在部门利益至上的现象,使行使职权不完全从公共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
“专享”和“独享”的现实功利心态,使体育事业进入简单化操作程序:搞体育的认为体育=竞技运动=金牌=奥运金牌,搞教育的却认为体育=增强体质=学校体育=体育课,而研究者索性把学生都算成体育人口更省事――不仅可以作为体育部门不管青少儿的理由,也可以使“以青少年为重心的全民健身战略”简化为城市社区一些老太太的晨练。这些缩小范围减少责任的错误观念,是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背离的。
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强国的道理中央领导已经讲明,而把青少儿体育等同于体育课的阴影仍然笼罩于学校体育之上。体育课是为了增强体质吗?体育课能增强体质吗?体育课与增强体质并没有必然联系,把增强体质的任务全部放在体育课肩上,是体育教学难以承受之重。教育部门把重心和精力放在体育课程改革上,改来改去,增强学生体质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想一想,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大学没有体育课,高中体育课也是选修的,但学校的大量运动场馆设施往往24小时开放;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三令五申开放学校运动场地,效果一直欠佳,这也是部门“独享运动”垄断资源的潜意识,导致一些高校的运动场地设施的豪华先进程度超过了专业队而享用者仍然是少数人的不公平现象。扪心自问,高校办运动队,有几个优秀运动员是学校自己培养的?让极少数退役或挂名的专业运动精英以训练为名驰骋高校操场,即使对本校的学生也不易分享到有限的体育资源,使青少年缺少运动场地的状况雪上加霜。
中央7号文件,是指导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青少儿体育发展的指南。重点抓学校体育,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青少儿体育以学校体育为主干,却又不能等同于学校体育。一方面是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大批青少儿离开了学校;有相当部分不能进入各级学校的青少儿,属于更需要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体育权利缺失群体。另一方面,青少儿以学生为主,有不少体育活动是在校外和假期进行,学校难以包揽学生的全部体育活动;即使要以提高学生的体质为目标,学前儿童与体育活动脱节的负面效应也难以在上学后得以弥补……学生体质下降涉及到复杂深层的社会问题,除了学校之外,更需要社会、家庭的配合,也需要代表社会福利的公共财政支持,充分发挥各种体育资源对促进青少儿健康的积极作用。
当前,在我国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总量供应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单靠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均独木难支,难以扭转青少儿体育发展现状。如果要改变国家短期难以全面提供公共服务的局面,必需转变政府职能,弥补其在青少儿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平台的缺位。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第一是提供体育活动的公共事业性服务,根据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区别,对其中属于商业性的部分交由市场去做,对青少儿体育属于公益性的主体部分责无旁贷地由政府直接承担起来;第二是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主要是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运动场地设施建设等公益性基础服务。进一步的市场化,需要打破国家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对青少儿体育服务领域的垄断,鼓励全社会关心青少儿成长,可将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具备条件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甚至社区,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中心,形成有效竞争机制,实现体育运动资源的有效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对青少儿体育发展理论进行研究,有充足的依据在全社会广泛更新观念以促进认识趋同,配合相关公共服务的制度和财政支持,才能够有效贯彻中央七号文件。具体执行,需要一个制度保障层面的管理机构,使其转化为长效机制。为此,中央在推行全国大部制精简机构的背景下,2010年特批新建青少儿体育管理机构,21世纪中国体育界这一最重大的体制改革举措,显示了国家对青少儿体育发展的高度重视。
3分享运动青少儿始
青少儿体育应自儿童始。如果不考虑人类身体发育最重要的儿童期,仅关注学校里的学生,很难构建增强中华民族体质健康水平的长效路径。因此,本文慎重用“青少儿体育”的概念来置换缺乏学理支撑的“青少年体育”。
“分享运动”的理念运用到实践,目的是消减部门和行业“专享”和“独享”的思维惯性,构建青少儿体育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即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门相关部门积极参与,为广大青少儿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体育产品,着手使全体青少儿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是青少儿体育发展的必要环节。
建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为了弥补和完善现有体育制度的缺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核心是在公共财政预算和支付的导向上,关注普通青少儿的体育权益、需要和愿望,涵盖市场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政府以国家财政投入,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以青少儿体育发展为轴心的公共体育服务工程。随着社会进步,弱势群体的体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学校体育、农民工二代的体育与西部地区广大青少儿校外体育等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中央7号文件提出“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支持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合力”,“建立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教育、体育、卫生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等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青少年体育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这是需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的大型复杂系统工作,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周期的工作才能完成。令人遗憾的是,文件下达了几年,联席会议的举行仍让人望眼欲穿,也未见应该共同达成的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预定指标和拟定具体的行动计划,“青少年体育工作网络”等急需工程并没有实际承建者。
“青少年体育工作网络”的正式提法,也来自于中央7号文件,指为有效的围绕青少年开展体育工作,将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的有关行政部门,与横向上的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青少年体育相关领域有机结合形成组织,关联成系统。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妇联组织的优势和特色,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锻炼活动。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妇女儿童中心和其他校外教育机构要把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作为重要职能。积极倡导和鼓励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体育活动和团、队活动,充实课外生活,努 力把更多的青少年吸引到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中来。”“加强家庭和社区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形成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力。家庭教育对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起关键作用。要在广大家长中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注重从小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饮食卫生习惯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体育锻炼。学校、社区要和家庭加强沟通与合作,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家庭、社会形成科学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方式。”这些都是青少年体育工作网络的必要环节。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措施,但贯彻下去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否则,“青少年体育工作网络”可能沦为镜花水月。
近年来,作为横向铺开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工作环境已经得到明显改善。除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全面健身条例》的颁布和《全面健身计划》的详尽修订,为了保障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弱势群体的基本体育条件,形成全民健身长效机制,中央各部门联合下文要求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作。文件指出:乡镇综合文化站是集体育、文化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服务当地农民的综合性公共机构,其中承担着乡镇政府管理体育工作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职能,是农村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开展农村体育工作的基本阵地。然而,作为体育和教育纵向管理的青少儿体育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协调,为青少儿“分享运动”着手制度创新,寻找可行性路径。
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需以满足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在公共服务意识的指引下,打破行业垄断和专业封闭,真正地管办分离、官民分离、政企分离,把按照公众的意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作为头等大事,建立以发展青少儿体育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体育行业的主要工作重心将不再沉淀于内部“完善”培养少数运动精英的模式,而逐渐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对内开放”,调整基层业余训练亲手操办的传统方式以提高管理重心,面向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发展制订系统配套的方针政策,为体育惠及民生提供导向。教育行业则需要“对外搞活”,各级学校需要把公共服务置于部门、单位利益之上,消除系统封闭和资源垄断,明晰学校体育的公益性质,一切从青少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出发,不仅要把学校的体育运动场地向社会开放,更应该最大限度让广大学生充分利用。
在行业行政化分割各自为阵的管理惯性下,解开青少儿体质持续下降的症结,并不取决于学校的体育课程是否合理,也不取决于调整高水平竞技耗费财力的多寡,而主要在于如何弥补课外、校外、假期体育活动组织管理的严重缺位,是填补青少儿在学前、家庭、社区体育活动的空白。当前,亟需教育和体育部门携手,在各部门联席会议共同制订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把青少儿体育俱乐部、青少儿活动中心、传统校、特色校、基地、营地特别是大批嗷嗷待哺或奄奄一息的基层体校,作为建设青少儿体育工作网络的基础细胞、构建衔接业余训练基本单位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才能真正使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后备人才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并推动学校、家庭和社区以青少儿为轴心的各种大众体育活动。
体育运动缺乏分享,青少儿体质健康难提高。“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已提出了10余年,却一直作为口号悬挂在半空中。要使其真正得到贯彻,需要续接“分享运动”的体育发展新理念,把政治口号转化为面向青少儿体育发展的实际工作,面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实践,使之有效链接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实施体育行为的领域。“分享运动”作为遵循科学发展观更新体育观念的实施途径,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体育制度的重要环节,将使中国体育在人文价值理念引导下,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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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
摘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是对发展现念的创新。它提出了以人为奉发展、经济均衡发展以及“人――社会――环境”系统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理念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党在总结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模式的认识,及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它摒弃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建立起以主体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相和谐的发展观,为我们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发展和“人――社会――环境”复合系统的和谐运转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发展的理念
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要求满足人的需要、尊重人的个性;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实践中就是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类”和“个体”在体力、智力、心理、品德、能力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既是全人类和个体的人各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建立了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发展观。科技进步和工业化创造了极为丰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标志的传统发展观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给所有人带来普遍的福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实践过程中,人只是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工具,人的全部意义被淹没在对物质的片面追求中,成了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动物”。人性的丰富内容被纯粹的物的需求所取代,人对自我的认识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完全服从于逐物的需要。这种发展的物本倾向,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人的发展仅仅体现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能力提高上,其他方面诸如政治品行、精神文化修养、思想品德素养往往被忽略。人的片面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的畸形,因此生态恶化、贫富悬殊、价值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等一系列涉及社会、自然发展的严重问题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发展的主题,也即发展要以人为本。这是人类在对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的反思中,尤其在对传统发展模式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的反思中所获得的理性认知,同样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上世纪中后期。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渐次暴露出来,人们开始对这种发展观进行深人的反思,经过现实的归纳和理性的思考,逐渐意识到:人是发展的主体;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不能单纯以物质的高度发达为目标。长期以来,我国的发展受西方发展观的影响很深,在很大程度上把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或者是经济的高速增长,由此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党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经过深刻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吸取西方先进发展理论,及时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新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终极目标,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和个人的需求作为指导发展实践的出发点,注重转变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发展模式,强调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的全面和协调的发展,就能够使每个人广泛地享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化文明建设的成果,就能够创造满足人的生存生活需要、能力发展需要、个性塑造需要的外部条件,促使主体性的人从传统发展观下单纯的“经济动物”中摆脱出来,使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经济均衡发展的理念
经济发展是发展的最重要内容,能够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历来是各国注重的头等大事。我们党也指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但是,在不同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是不同的。所取得的发展效果也是有差别的。
从工业革命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诸如城乡经济不均衡发展、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不均衡等。美国在20世纪早期,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法国直到现在,巴黎和其他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别仍旧存在且还在扩大;亚洲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性也很突出。这种不平衡经济发展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传统发展观把经济数量的增长看作发展的唯一标准,而城市和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所具有的经济区位优势、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等众多因素都刺激着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我国地域广大,自古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就很不均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影响等方面原因。东部沿海地区比西部地区发展更快,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而固有的“二元制”经济体制的存在更是加剧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产出、低效益、低稳定”的“三高三低”经济增长方式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层出不穷,使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不利于长久的社会稳定和资源的长期利用,从经济的长期发展考虑,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拥有量相对较低的国情要求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经济片面发展的做法。
在充分意识到不均衡经济发展所暴露的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也既是说经济发展要走均衡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要保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再分配制度的完善,对那些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坚持更广泛范围内的经济成果的分享。要做到这些,在促进经济发展时,就应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彻底摈弃以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注意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优化相协调。在具体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就是要求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政策倾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紧紧依靠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改造农业和农村经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大量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把农 业和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轨道,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的实施,支持中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中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坚持转变“三高三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把合理保护开发和节约自然资源放在经济发展中更重要的地位上,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和生态化循环式的农业发展道路,促使经济发展的增长和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使经济由不平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
三、科学发展观提出“人――社会――环境”系统和谐发展的理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一个“人――社会一环境”复杂系统和谐运作的过程;发展应是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优化相统一。
人的全面的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和环境不断优化的原动力。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劳动生产率在石器时代每万年提高约1%-2%;在铁器时代,每百年提高4%左右;而在现代科技革命中每年提高3%-10%。究其原因,就是人的智力发展、交往范围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不是外在于单纯的物质增长。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决定的。因为,人的全面的发展意味着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合理的张扬,人的能力的多样性得以显现,人的体力、智力、思想文化素质得到切实的提高,促使人在复杂多变的发展中能够应付自如,表现出更强的主动进取精神和创造力。以人为本的发展保证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促使人民群众以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参与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更加优美、更能适合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条件,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不断的进步。
社会发展和环境的优化都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仅包括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认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才会得到足够的物质供应,才能够把劳动当作自我完善的根本手段,而不是仅作为谋生的手段;也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不断提高自己。同时。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应该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相协调。指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亦是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它认为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新型民主体制是人走向全面发展的政治前提;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文明,将会奠定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也具体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环境是指与人的生存生活密切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如气候、矿产资源以及丰富的动植物等等,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从环境中获取果实来维系自身的发展。并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更使人类能够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然而同时也正是盲目违背自然界特有的规律,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开采,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应合理地调节人类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使发展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遵循自然界固有的运转规律,作到人和环境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不断优化环境。环境的优化,将使人的生存状态得到根本的改善,生活质量水平得到提高,使人的合理的物质资源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总之。在发展实践中,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人类就将会具备丰富的物质基础,和谐的社会关系和优良的环境条件,这些都会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环境的优化相辅相成,构成相互促进、不断提升的互动过程。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紧密结合。江泽民明确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明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互动的关系同样也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自然环境优化三者之间。自然环境的优化为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物质来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又为环境的优化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因此,在发展中,我们应该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人、社会和环境的发展相统一起来,保持“人――社会――环境”系统有序、有效地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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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产业规模也随之扩充,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产业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根据我国政策引导方向进行调整,当前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要加强协调发展能力,提高协调发展的推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产业经济学考试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需求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约,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以及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的丰富性。因此劳动力有效转移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教育培训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
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
(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少。劳动力转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素质对社会问题影响不小。素质低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出卖苦力谋生,由此引发城市相关治安问题。甚至这些现象突出.低素质的劳动力会产生厌世心理,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为避免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转移前及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得到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诸如“阳光工程”、“春风行动”、“两后双百培训工程”等活动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认识不统一,部门协调不得力。尽管国家至上而下成立了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领导部门和管理机构.但从现行的运行过程来看,教育培训管理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政府统筹协调乏力。主要表现在各行业主管部门为了完成自己的务,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开展自己的培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专职培训部门的工作举步为艰。这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受教育培训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很多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学不能致用,打击了学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很多地方的教育培训工作没在真正地开展起来。
第二,用工法规不落实,用人单位对用工人员素质要求不高。由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用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不少企业为了应付生产发展,招聘工人“饥不择食”,不求高素质的生产操作人员,有时甚至只要有人想应聘,就能得到一个工作岗位.从而造成了不少企业使用的都是无证上岗人员这就使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第三,基础条件差.教育培训质量不高。由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领导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地的教育培训情况极不平衡,由于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财力分散,用于培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严重不足。不少地方出现了有牌子、无设施、无经费、无师资、无活动的现象,所谓的培训是以会代训、标语宣传、发“明白纸”.搞形式主义,其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五、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解决好教育培训的问题,关键是思想上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政府要肩负起这一重任,在制度保障和资金设施上给予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培训观念的创新、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和教育培训制度的创新。
首先是教育培训观念上的创新。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与其它教育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要抛除传统的教育培训观念,以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树立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并举,以及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农民脱贫致富服务的观念。通过开展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农村劳动力增长知识、技能,增强创业致富的竞争力。
第二是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一种高效、实惠的教育,通过教育培训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就是这种教育不为人们所重视,教育的经费呈严重短缺状态,当然,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经费完全依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完全由劳动者自费,难度也相当大。因而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增加农村公共教育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部门要创新教育投资之路,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投资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一定的保障体制。
第三是教育培训制度的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与基础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应该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就业和创造能力为目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符合这种要求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采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学方式,有效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就职业技能的考核、鉴定、发证等方面进行协调,将培训与就业挂钩.建立起培训、学习、考核、发证、上岗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将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农村劳动力求职谋业的“通行证”,严格执行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持证上岗制度,有效地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总之,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不单单是在转移前.更应贯穿于转移的整个过程。国家应认真审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所面临的困难采取措施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成本,使普遍的农民能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最终实现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十一世纪,旅游业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并且作为一个流动性强、涉及范围广的新兴产业,将在全球经济的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资源类型分析研究在旅游研究、区域开发、资源保护等各方面受到广泛应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地处三江平原,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以盛产绿色优质水稻闻名,有“中国绿色米都”之誉。对建三江旅游资源类型进行系统科学的归纳,将为建三江旅游业发展提供专业依据,为建三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基础条件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位于我国东北边陲,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流的河间地带,素有“小三江”之称。地跨同江市、富锦市、抚远县、饶河县,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全局东西长152.9公里,南北宽152.8公里,总面积12332平方公里。属寒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温1°—2°,平均降水量550—600毫米。区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海拔50—626.6米之间,主要由平原、山区和丘岗、山坡组成。
建三江分局下辖15个国有农场、139个管理区。现有固定资产28亿元、常住人口20万人、各类从业人员82577人。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建三江分局形成了八大优势:一是大农业,全局现有耕地802万亩,人均拥有耕地40亩,并实行规模化经营。二是大机械,全局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0万千瓦,农机新度系数达到0.78,旱田机械化率达98%,水田机械化率为94%。三是大科技,建三江现有大中专毕业生7127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9356人,科技贡献率达到67%,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5%;四是大粮仓,已累计生产粮豆725亿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644亿斤,人均生产粮豆34万斤,职均生产粮豆234万斤。2008年粮食总产量92亿斤,约占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1/10。五是大湿地,拥有洪河、挠力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苏里江、勤得利鲟鳇鱼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面积19.6万公顷;六是大界江,有八个农场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江边,全局有230公里界江;七是大旅游,有900公里科技示范带和16个科技园区;八是大文化,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与北大荒人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北大荒精神和建三江精神。有一批文学艺术创作团体和人才等。
近年来,先后被联合国、国务院、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中国绿色水稻之乡”、“国家级生态示范局”、“省级绿色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称号,2006年,被国家粮食协会授予“中国绿色米都”的称号。
二、建三江旅游资源类型
为了科学合理的促进建三江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保护、旅游项目的规划与建设、旅游业的管理与法规建设、旅游资源信息管理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对旅游资源的类型进行分析探讨。
1、自然旅游资源:建三江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浓厚的生态内蕴,是开发生态旅游的最佳区域。
(1)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84年,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属平原湿地类自然保护区,是黑龙江垦区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三江平原的东北边缘,建三江分局境内,总面积21835.7公顷。区内有浓江河、沃绿兰河,河流迂回曲折,水流平缓,低洼地沼泽发育良好,沼泽和草甸连片。岛状林主要位于原二抚路两侧,人为干扰极少的保护区核心区,是东北三江平原沼泽地貌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内植被类型为湿生、沼生植被,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化植被。常年积水区一般水深1.0米左右,湖泊水深可达2米以上,几乎全为沼泽植被,鱼类、昆虫和浮游生物十分丰富。保护区内现已查明有植物1012种,鸟类110余种,其中迁徙鸟70余种,留鸟40余种,大雁、苍鹭、丹顶鹤等在春、秋两季数量多达万只。
(2)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建立,于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该区位于祖国边陲,三江平原腹地,分布于建三江分局七星、大兴、红卫、胜利、八五九农场,总面积97951.4公顷。保护区河流系三江平原内河,水系发达,水资源极为丰富,与完达山余脉隔河对峙,两侧岛状林较多,呈零星分布。
保护区内挠力河长350公里,流域面积23589平方公里。沿河明水泡子星罗棋布,是水禽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区内各种鸟类110余种,其中迁徙鸟70余种,留鸟40余种,主要有大天鹅、白鹤、野鸭、红嘴鸥、苍鹭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8种。保护区内有兽类27种,其中珍稀动物9种,有较大经济价值的动物18种,如麝鼠、赤狐、麝子、貉等。区内生态系统极富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是省内、国内乃至世界上不可多得的湿地生态系统。
(3)喀尔喀玄武岩石林地质公园:位于饶河县境内,占地109平方公里,由喀尔喀玄武岩石林、挠力河湿地及东安镇地层古生物地质遗迹保护区、龙山森林观赏区、明山屯——桥梁队民谷野营区和乌苏里江游览区组成。2005年正式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地质公园。
喀尔喀玄武岩石林保存有接近原始状态的山川景色,各种拟态石景观如龙绕虎搏、或熊攀狮偃、或壁立危岩……可与天下名山媲美。玄武岩石林是新第三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台地,由于岩浆冷凝过程中形成的柱状节理发育,再加上长期风化剥蚀,便雕琢成千姿百态的石林,是黑龙江省独有、国内罕见的玄武岩石林景观。
(4)勤得利湾风景区(额图湾):额图,勤得利农场水产公司一队所在地,是古代的赫哲渔村。传说从前有兄弟二人反目成仇,大动干戈,哥哥杀死弟弟,拿走了弟弟颈上的金项圈,人头落于此地,故取名为额图。民国初有赫哲人20户,以捕鱼为生,繁衍生息。现有45户,常年和渔船打交道,生活富裕。额图湾有著名的景点“月亮湾”,远远望去,清澈的“月亮湾”两端与江水相连,湾中是原始湿地和丛林,原生态味十足。村北立着一块国境线界碑,界碑的东侧是刚落成的摄影基地,这是“摄影爱好者之家”,是采风者的客栈。
为了发展名特优鱼养殖,农场在额图湾修建了水库,并被总局命名为“额图湾名特优商品鱼养殖基地”。1998年总局又建立了“黑龙江鲟鳇渔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黑龙江珍稀史氏鲟鱼、鳇鱼。
(5)五星山风景区:五星山位于勤得利农场北部,系额图山余脉,海拔480米,是农场境内第二座高山。山顶峰的西南坡有一个硕大的由山石组成的五星,鬼斧神工,什么植物也不长而周围则是郁郁葱葱。从场部的西南方极目远眺,便可望见仿佛一颗五星镶嵌在山顶,五星山因此而得名。
传说当年玉皇大帝亲临此山游玩,见风光美妙龙心大悦,便令随从搬来山石摆下五星作标记,好让臣子们也来此游玩,就留下了这颗醒目的五星。如今,登上峰顶,场部景色便尽收眼底,鳞次栉比的楼房,宽阔平坦的路面,还有长栏石岸的人工湖点缀其间,赏心悦目。
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山野菜,薇菜、蕨菜、刺老芽、四叶菜等等。每年五月份,上千人结伴背筐上山采山野菜。薇菜干货价格每公斤在120元左右。采摘山货已经成了当地职工群众创收的有效途径。
(6)东安镇风景区:东安镇位于乌苏里江边八五九农场境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渔村。历年盛产如鰲花、鳊花和马哈鱼等五十五种鱼类。清末,此地与俄罗斯民间通商。沿江修筑砖瓦结构及俄罗斯式木刻楞单层门市房及二层楼房,有十余户商号店铺,甚为壮观。日本占领时期为饶河县所在地。现仍保留一栋俄式商店门市。到这里,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鱼宴,也可乘船游览美丽的乌苏里江沿岸风光及对岸俄罗斯村庄。(1)勤得利古城:位于勤得利农场,黑龙江边的西山南坡。整个古城呈不规则形,城墙周长近2公里,以夯土为墙,北、西墙保存较好,外高5-6米,内高3-4米,墙基下宽6米,上宽1米。南墙保存较差高仅1米左右。此城两面河水环绕,两面雄山夹峙。西城墙紧逼勤得利河,地势陡峭,怪石嶙峋,城墙依山势而修,高耸嵯峨,易守难攻。
此城在辽代称兀惹城(见张泰湘著《兀惹丛考》),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著名的民族兀惹人的首府。据《辽史、卷8、景宗上》记载,辽保宁七年九月,渤海余党燕颇作乱,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失败后,“燕颇走保兀惹城”。这是有关兀惹城的最早记载。明朝永乐七年,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理,建立了东北水陆交通驿站45处,即“海西东水陆城站”。这是明朝经营东北的一条主要交通线,它和抚远境内现存的莽吉塔古城均为这条交通线上的驿站之一,此时的兀惹城,已改名为乞勒伊城。
(2)洪河农场文化宫(场史馆):洪河文化宫始建于1984年,文化宫总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四周绿树怀抱、花香四溢,文化广场占地3000平方米,是黑龙江垦区最早建成的一座集会议、文化、娱乐、体育、教育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场所,建有场史图片室、影剧场、多功能体育馆、图书室、“老年人之家”等,是农场文化娱乐活动中心,被外界赞誉为大荒深处文化宫。
洪河文化宫场史图片室是农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开发建设时的艰苦岁月,现代化大机械的作业场景、形象地展示了农场20年来的开发与建设,光荣与辉煌、希望与未来,展示了洪河农场由“婴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农场的沧桑历程。文化宫已成为展示洪河人形象的窗口,曾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先进文化宫”。
(3)北大荒农业股份七星科技园区:位于七星农场,有核心展示区500亩,水稻、大麦、玉米、大豆示范辐射区10万亩。它具有现代农业展示、科技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技术推广带动、农业人才培训、休闲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年接待参观人员10多人次。他们对现代化农业高、精耕作、高科技研发成果赞叹不已。
(4)二道河农场万亩大地号:二道河农场第六作业区七号地,总面积为12620亩,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号。大地号采用立体化作业技术,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大马力农用机进行耕种管收,飞机航化作业喷肥、灭虫,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由于该地号面积大,土地平整,生产过程全部采用机械作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粮食产量,成为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典范。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温家宝先后来万亩大地号观看作业的展示,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建三江分局周边市县还有较多景点:
(1)赫哲民族文化村:位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境内,占地面积16.7万平方米。景区以赫哲族历史文化为主体,再现了赫哲族生产生活、宗教仪式、民风民俗等场景。文化村内集中展示了赫哲族民族歌舞、渔猎生活、渔猎资源、宗教习俗、食鱼文化、传统说唱艺术、传统体育竞技项目等赫哲族文化精粹。现已建成广场区、展示区、雕塑区、宗教区、民居餐饮区、狩猎区、游乐区、码头区等功能区。景区内建有文化村大门、赫哲族展览馆、博艺斋、图腾柱、木雕天神及神偶、五组大型雕塑(猎归、猎熊、狗拉雪橇、鳇鱼、天鹅)、赫哲民居(撮罗子、马架子、地窨子)、萨满屋、娱乐场、表演舞台、小动物狩猎场、荷花湖等景点。景区内服务设施齐备。宾馆饭店卫生洁净,服务热情周到,使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2)饶河县抗日游击队纪念碑:位于饶河县饶河镇小南山主峰下。占地面积2032平方米。纪念碑由花岗岩石及钢筋混凝土构成,碑高16.6米,碑座呈方形,设两层平台,每层高2米左右,四周围有雕刻着松针、松果图案的石栏杆。碑身表面为镶嵌青灰色大理石。碑身顶端坐落着一位抗联战士持枪前进的雕像,高6.9米,由花岗岩制成,正面镌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题字“饶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碑体背面题词“抗日先烈,永昭千秋”。
饶河县是东北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抗联第七军的发祥地。前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崔镛键,曾任七军参谋长,转战饶、富、虎、宝一带。1965年崔镛键来华访问时,提出在饶河小南山建立抗日纪念塔,得到周亲自批示并拨款70万元,后逢““””而中止。1985年再次由省政府拨款,县民政局主持建设,次年9月3日落成。现已成为饶河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之一。1986年10月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
(3)东方第一哨:位于抚远县乌苏镇,是中国大陆最先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每当夏季2时15分,红日便从江面冉冉升起。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的胡耀邦视察边境,为乌苏镇哨所题词:“英雄的东方第一哨”。1986年8月,黑龙江省政府、省军区在哨所建立了纪念碑。这里是休闲度假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
三、建三江旅游资源类型整合
1、丰富的自然景观
翠绿的森林,绚丽的山峰,弯曲的河流,神秘的界江,辽阔的湿地草原,构成了建三江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有东安、勤得利古城、喀尔喀山及大溶洞等古迹遗址;有洪河、挠力河等保护区;有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条界河;有20万分局人民辛劳结晶的别拉洪人工河。本区还栖息着国际珍稀濒危珍禽(丹顶鹤、白鹳等)和国家重点保护兽类(梅花鹿、马鹿等)以及珍贵濒危植物(野大豆、黄檗)和名贵鱼类(鲟、鳇、三花五罗、大马哈等)。还有许多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动植物,如芦苇、不叶樟、狍子、鲤鱼等。此外,周边市县也有较好的自然风光,如街津口国家森林公园、东方第一哨等。
2、深厚的以“北大荒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气息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20世纪50年代末,按照“屯垦戍边”的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万转业官兵随王震将军开赴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开拓了人类农耕史上的一段传奇——大机械操作的现代化农业区在一片沼泽地上拔地而起。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亘古荒原变成了中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营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北大仓”。北大荒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北大荒精神正是在这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她集中体现了“北大荒人”这个英雄群体高度的政治觉悟、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由“北大荒精神”衍生的人文景观,是建三江旅游发展的另一亮点。她承载了红色知青时代的全部记忆,是北大荒人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印记。
建三江拥有如此具有深厚生态意义和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类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将为建三江旅游业的开发、发展提供一个参考蓝本,也是建三江旅游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准备阶段。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应本着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历史遗迹原貌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才能将建三江旅游业带入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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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的进一步推进,必须以生态经济理念为指导,破解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面临的多重制约,重视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本积累,以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增强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节约型社会,真正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和谐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产业经济学考试论文,供大家参考。
多年来,经济学界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统称为宏观经济调控,虽然已经有个别学者注意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但至今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献。产业经济学文献中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主要是产业管制问题)的论著,管制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也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讨论的是产业管制、微观经济管制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则有大量的讨论宏观经济调控的论著。这些论著对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专门领域的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并没有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在政府经济学文献中,也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系统讨论。在专门讨论宏观经济调控以及讨论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文献中,流行的观点是将宏观经济调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等同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政府等同于宏观,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成了宏观经济调控;二是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明确区分两者的异同。实际上,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一回事,宏观经济是有确定的涵义的,并不是任何经济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活动,从而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的任何干预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明确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对规范政府政策、规范政府行为和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职能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对二者的相互联系与差别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 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 )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 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学金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 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p#副标题#e#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 )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 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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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日益成为各国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在介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第三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预测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第三产业;产业结构;作用;国民经济
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第三产业,又称第三次产业,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第三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除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它行业,其发展水平是衡量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不仅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我国国民的应有水平。因此,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充分认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采取有效措施的前提和基础。
一、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1.发展迅速但仍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特别是“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国策倡导”以来。自1992—2005年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了近7倍,从9138.6亿元增加到72967.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34.3%增加到2005年的39.9%。其中2004年第三产业的产值更是占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7%,是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最高的一年。
然而,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均落后于世界相关国家发展水平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偏低,不仅远未达到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45%以上)的要求,而且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发展还相当不成熟。面对发达国家将会迅速进攻我国第三产业市场的趋势,无论从国内经济发展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来看,还是从国际化竞争程度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偏低,远远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第三产业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及所处的阶段是很不相称的,对GDP的贡献也远远低于其应有的贡献,就业比重偏低,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2.与新兴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发展快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新兴的服务行业不断加入到第三产业的队伍中来,使第三产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并对提高杜会经济生活水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信息行业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现代杜会被称为信息社会,信息已成为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神经脉络。信息技术,尤其是传感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业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趋于成熟,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关键产业部门,其就业人数已接近其本国劳动力的70%。所以,我国的信息行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1.可以推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
我们知道,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它可以为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为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起到辅助作用;随着产业转型,发展第三产业还可以吸纳大批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保证社会安定。
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大都在3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在50%左右,高收入国家在70%以上。据统计,全球500家大企业,前10席中三产就占7席,前10个行业257家公司,三产占59%,亚洲前10名企业中有9名为三产企业。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第三产业的突出地位和拉动一二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
2.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目前,物质消费占支出的比重正逐渐缩小,精神消费比重逐年上升,折射出消费需求的层级变化,体现多元化的现代综合消费。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消费社会化,充分享受到了现代服务业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消费需求的变化为第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服务业对经济发展拉动力的增强,服务经济日益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源泉,对未来社会经济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十分迫切,尤其是消费占GDP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下降趋势。我们需要有新的消费增长点,而根据国民的消费需求的变化,第三产业就是一个有待培植的消费增长点,它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产业间的连带关系作用,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几乎所有产业的进步。比如其中的旅游业的发展就带动了酒店、航空、铁路、餐饮、银行、工艺品等相关产业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讲,第三产业发展带来的连锁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比较全面的。
3.可以扩大就业门路
第三产业集劳动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于一体,属于广阔的就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第三产业强调劳动者技能、技巧多样化,而对标准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吸纳不同知识层次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上对就业者需求较宽、能使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的新兴产业。另外,第三产业不仅吸纳了大量新增劳动力,而且吸纳了部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到2004年底,全社会从业人员共7302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为36513万人,占50%;第二产业为16284万人,占22.3%;第三产业为20228万人,占27.7%。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渠道,为我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在目前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下,发展第三产业会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过渡产生极为深刻的意义。
4.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1999年,我国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加快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工作力度,重视生态保护和加快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政策都与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乡村第三产业,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农业观光游、农村服务业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
5.有利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行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服务的概念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几近是全方位的,因此服务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居民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新变化引导新需求,新需求酝酿新商机。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无疑为培育和拓展第三产业中全新的行业提供了灵感。
第三产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现代服务业已不仅仅包含传统的餐饮、修理、零售行业,它还囊括了教育、金融、旅游、文化娱乐及体育运动等行业,可以说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涉及面最广的产业,服务产业的不断创新与拓展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大致相当于世界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20世纪中期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比重日趋缩小,第二产业比重较稳定,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更是提出要把第三产业列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为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前的良好时机。因此,今后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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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小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现代化[J].湖湘论坛.2008年第12期.
[3]于文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论文.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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