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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行》不仅是一部推理小说,还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学者对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白夜行》的作者用忧郁基调奠定男女主人公凄凉的爱情故事,在每一件事件背后都透露他们各自的感情纠纷,一切的一切都由深深的情感与无奈完全贯穿,时代的发展紧紧地牵引着人物的命运,直至结尾达到沸点。
关键词: 东野圭吾 《白夜行》 爱情
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将主体内容围绕一个犯罪案例展开,贯穿各自凄凉的情感,用爱的线索追寻。东野圭吾在推理上拥有毋庸置疑的实力,将这份爱情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而正是这样漫长的叙事时间,使得这份爱情显得悲凉而厚重,让读者看到这一场涂满鲜血和罪恶的所谓爱情。读者在品读两人各自生活的时候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份躲在“白夜”里,“无法牵手”也“没有回头”的爱情。整本书情节曲折,各事件的设置又富有理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手法引人入胜,两人间的情感描写与人性社会揭露更让读者回味。
一、时代背景与作者经历
东野圭吾于1999年创作此小说,此时为泡沫经济时代,正如文中多次提及的一样,失业率剧增,大量人口失业,人们生活状况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又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导致民众普遍感到生存的威胁。此时的日本人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开始疯狂追逐金钱等现实物质。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道德危机慢慢显露出来。雪穗和亮司爱情悲剧的源头就是家庭的冷漠、社会的冷酷导致的人性扭曲,是雪穗和亮司儿时的不幸让“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结出“恶”的花朵并不断蔓延而不可遏制。
东野圭吾对于刻画社会问题与人的执著尤为擅长,并对主人公的情感描写独具一格。在日本泡沫经济蓬勃、推理小说新风潮再起的时代,东野尝试了许多新的切入点并决定以推理为手法,而且本书中主人公们的命运实际与他自身创作过程与内心情感有不可否认的联系。记者曾采访过他,他将《白夜行》中的雪穗比做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而亮司的生活则比做理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白夜行》中的部分内容则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生活。
二、主人公人物悲剧性格与情感羁绊
山本雪穗是自私的,但同时集中了女性的完美,有着令人羡慕的美貌与身材。幼年的雪穗一定觉得所有遭遇都是因为自己出身卑贱,家庭贫困,所以她一直都渴望跃入豪门,过上富裕的生活。她不择手段地想要摆脱困境,甚至为了个人私利摆布他人的命运。因为她渴望改变一切,让自己跻身社会名流,永远脱离那贫民窟般的卑微气息,忘却让自己不堪回首的童年,用现实的物质弥补曾经受到的创伤。
雪穗是爱亮司的,她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明显她所说的太阳就是亮司,或者说是人性。他的出现带给了雪穗仅有的一束阳光。亮司对她的爱也就是她最后残存的一丝人性。但是,由于两人幼年的经历,每一次面对亮司时,她都会回到自己的过去,看到曾经被母亲出卖、被亮司父亲凌辱的自己,所以她不可能和亮司在一起。雪穗想忘掉的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她用尽一切方式想要取得地位、金钱和权势,她认为这样就能获得幸福,一次次为了实现拥有幸福而犯下罪孽,殊不知她这样只能使自己和幸福背道而驰。所以,正如书中雪穗所说:“我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雪穗和亮司之间除了幼年时残存的初恋之情外,更深的羁绊是两人之间由于那件事情所建立的坚不可摧的同伴关系,在他们两人的灵魂中,除了这点爱外,几乎也不剩下别的了。这是一种爱,但并不能单纯地称为“爱情”。正如书中的老警察所说,他们两人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用他的话说,他们两人是枪虾和虾虎鱼的关系。但他们并不只是互相利用的,他们之间的羁绊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
“这人……是谁?”�G垣看着她的眼睛。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冰冷地回答:“我不知道。雇用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G垣脚步蹒跚地走出警察的圈子。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他们之间有深入骨髓的爱,但在文章结尾处以亮司去世、雪穗无情离去告终。此处是文章的高潮与结局,也是雪穗情感重大波动的最后阶段。亮司为了掩护她不幸跌落身亡,她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这种冷漠不是她的刻意表演与逃避。亮司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丝温暖,当她看到尸体的一刻一定给她重大的冲击,以至于她无法再表现出任何惊慌或悲伤神态,取而代之的是面无表情的冷淡,或许她的灵魂也瞬间消失了。她回头离开,像往常一样工作,但在她离开后自己内心已经发生细微的变化。她懂得亮司为她付出的一切,她要替亮司继续活下来,用合法手段谋生走入正途,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不辜负亮司无私地为自己牺牲的爱,当她微笑地与客人交谈时代表她的情感已经升华到下一个阶段。
桐原亮司是无私的,十九年间一直守护着雪穗,为她扫除前进的障碍,哪怕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或许因为小时候父亲玷污了雪穗使她内心愧疚,所以用这种方式向雪穗赎罪,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爱她。只要有人阻碍雪穗的生活,让她无法实现梦想,“守护者”便会立刻察觉到并除去他们。每一次行动都充满罪恶,受着灵魂的煎熬,但他心甘情愿,这样才能保护心爱的人。可最终雪穗不能够嫁给她。书中有一段描写侦探跟踪调查化名秋吉的亮司的情节:“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得要命。”这是今枝对亮司的感叹。没错,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他几乎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人性,陪伴的只有雪穗。在小说的最后,那把剪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十九年前就该刺进去的剪刀,十九年后终究还是刺了进去,亮司用死完成了赎罪。
东野圭吾曾说,自己是相信人性本恶的。在他的小说中,最阴暗的罪恶背后往往是最绝望、最彻底的爱和奉献。这让人想到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白夜行》是推理小说,以命案开始讲述,作者并没直接说出凶手是谁,但文章多处暗示。此外两个人的情感变化更吸引人,他们两人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者,相互依赖。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剥夺他人的生命,道德在他们心里已经完全沦陷。在残忍手段背后却是脆弱的心灵与孤寂。“结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男女主角最大的愿望,就是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然而这对于他们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他们只能在用彼此的光亮照耀下的黑夜艰难前行,为了生存,他们付出了无法偿还的代价。
参考文献:
[1]东野圭吾,刘姿军,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9.
[2]张蓉.日本名家推理小说精粹出版.北京日报,2000.
[3]刘邦惠.犯罪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09.
[4]戴尔.卡耐基(美).人性的弱点.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摘 要: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白夜行》中的雪穗自幼就是城府颇深的女孩,学生时代成长为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少女,长大成人后更定格为貌美如花却蛇蝎心肠的女人。雪穗可作为东野圭吾塑造的“扁平人物”恶女形象系列的代表:为了掩盖不得已的恶行连续犯下新的罪行,生活在犯罪与伪装交织的网中。这一形象即源于作家的女性观,也展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关键词: 东野圭吾;白夜行;雪穗;恶女形象
在日本,东野圭吾可谓路人皆知,“这个名字几乎已经成为推理小说的代名词[1]”但是在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度还不大,远没有村上春树、川端康成闻名遐迩,可他在中国民间却拥有了大批忠实粉丝。“在中国,卖得最好的推理小说作家是东野圭吾,东野的版税甚至是其他推理小说作家的十倍以上。2008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文版推出一周之内就卖出了超过十万本,仅仅新经典文化一家出版社,2008年至今已经卖出了超过二百四十万本。[2]”可见他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由于他原本是理工科出身,所以他的作品有着极强的推理逻辑思维,善于将事实放置于一层一层迷雾之中,让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焕然一新,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让他的作品在众多推理小说中独树一帜。
女性是东野圭吾长期关注的焦点。纵观他的所有著作,不难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散发人性光辉的善女,多的是外表美丽而内心狠毒如蛇蝎的女性,罪犯也多为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恶女。他笔下的恶女们,虽然确实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由于塑造出了一种勃发力量感以及角色本身的丰满,反而产生了异样的魅力,并且由于小说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因此读者们对恶女产生的原因也有所了解,一定程度上对于角色的恶行也有所理解和宽容。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影视小说中很普遍,最受欢迎的角色不是正义英勇的男主角,往往是邪恶的反派赢得了大多数人的青睐,这大多是由于坏人表现出了人们受困于社会秩序、道德等因素而无法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大家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从女性立场看,《白夜行》是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无冕之王。也许更多人喜欢《嫌疑人X的献身》,因为那更具推理性,更加挑战读者的智商,铺设的局中局可以说是很少人能够猜得到的,但《白夜行》带给读者的更是内心的澎湃与激荡。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少男少女悲惨的命运。亮司,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却有着一个背地里肆意宣泄恋童癖的变态父亲,又目睹母亲因为欲求不满和家里的雇员偷情。雪穗的境况更糟,父亲早逝,母亲西本文代靠出卖雪穗的身体给有恋童癖的“恶魔”来赚钱维持生计。两人青梅竹马。偏偏亮司的父亲又恰巧是“恶魔”之一。亮司为了保护雪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雪穗为了不让事情败露,把知道真相的自己母亲也杀死了。而且把罪行推加到母亲的身上。法律对案子的追查期为15年,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两人约定,在今后的15年内,彼此要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只有这样,别人才不会怀疑。没有了完整家庭的他们,在惨剧发生后,就这样各自生活了14年。渡过了平静14年后,亮司突然发现之前的案子还是有人在查,而且已经开始怀疑到自己和雪穗身上了。没有家庭温暖的亮司和雪穗,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被发现,用尽各种手段把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除掉。“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白夜行》巨大的时间跨度、独特的叙述技巧、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也标志着他从最初的探索时期步入中期的成熟时期,文章开篇便引入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死亡事件:一件离奇的杀人事件和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实际上是由一条纽带联系起来――主人公雪穗。
一、自幼城府颇深
主人公雪穗的首次出场是在�G垣润三和古贺两位警官来家中向其母亲文代询问案件时。当警官问到“你妈妈在不在啊[4]23”时,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听到警察自然会紧张”,然而雪穗却口气十分坚定道“我妈妈还没回来。[4]24”并且还通过查看证件让警官证实身份。在等待中,又让警察进门,这是因为“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奇怪。[4]25”一系列的对白和动作描写立刻让读者脑中浮现了一个超龄敏锐、心思缜密的小女孩形象,待人接物如此恰当,这个年纪原本是该躲在父母怀抱中撒娇,享受天真烂漫的生活,而她却处处留心、谨小慎微,顷刻间为这个典型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进门后,呈现在警官们眼前的是“没有丝毫明亮精美的气氛”“令人感到昏暗[4]31”的狭窄居所,作者很明显利用这个小环境对雪穗的性格、气质大为渲染。她在看一本名为《飘》的外国原著,而两位警官却说“那个我看过电影”“我最近都没看书[4]56”,并且还讨论了漫画。在这里,对于雪穗我们的认知又增加了,她还是一个有着文艺气质、高雅品位的小孩。�G垣再度环顾室内,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布丁的包装纸,转眼便与雪穗的眼神撞个正着,后来在警官询问其母文代时,为了逃脱嫌疑,原本打算撒谎的母亲在雪穗的提醒下只好道出实情。这件事情顿时让读者觉得这个小女孩是不是过分聪明?两位警官对此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问文代星期五桐原是不是来过,一开始她好像要回答没来。但因为雪穗在旁边提醒她布丁的事,她只好说实话。雪穗也一样,本来也是想隐瞒桐原来过的事,不过,因为我注意到布丁的包装纸,她才判断说谎反而会出问题。”“是啊,那女孩看来很机灵。[4]167”雪穗的城府已初现端倪。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按理说在这个年龄应该不谙世事,天真单纯,可是她却有着非一般人的气质,似乎让人不能拿寻常小孩的态度却审视。
紧接着,在雪穗设计将母亲和另一个“恶魔”除掉并嫁祸他们的事件中,她的沉着冷静和缜密的计划让人真是不寒而栗,年幼的她早就在心中布下了一步步的打算。为了摆脱这个贫穷苦难的家庭,就已经和有着高雅气质、擅长茶道的远房姑姑密切来往,之后便是为母亲制造一场看似“意外”的死亡,让已经有着亲密联系的姑姑正好出于喜爱和同情收养自己,方便获得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她隐瞒母亲自杀还有另一个理由。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形象。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同情,但若是自杀,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为将来着想,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4]467”小小年纪能看穿世人对这两种死法的权衡,并作出了超脱伦理的选择。那么普世的看法是怎样呢?如果是“自杀”,母亲会被冠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人们会怀疑她是为了掩盖情夫杀人的真相,而雪穗也会因此被人侧目;但若是“意外身亡”,世人的关注点会放到存活下来的小女孩,会对她产生同情,也会使她以后的路好走许多。权衡之下,雪穗选择将母亲的死伪装成后者。她的身上早已埋下了深深的罪孽,这株芽儿在幼苗时期就浸泡在毒液之中。 二、灰色地带的少女
“有一株芽应该在那时就摘掉,因为没摘,芽一天天成长茁壮,长大了还开了花,而且是作恶的花。[4]469”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案件慢慢被人淡忘,雪穗俨然活成了自己预想中的样子,彻底和不堪的过去挥手告别,她“透着聪慧的面容,高雅而无可挑剔的举止”“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人[4]538”,仿佛过去的那个自己并没有出现过,原本就是如此。然而,这株芽儿却将浸满毒液枝蔓伸向了无辜的地方。
初中时,雪穗和同班同学藤村都子在别人眼中都是才女、美女,都子对雪穗怀有竞争意识、又在背后四处散播雪穗身世,对她恶意中伤,导致后来被雪穗设计陷入强暴案中,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雪穗伪善去安慰都子,怀柔了这个竞争者。步入大学后,雪穗和好友川岛江利子在社团活动中认识了社交舞社社长筱冢一成,很快在一成的追求下,江利子坠入了爱河,并且在一成的改造下变得美丽自信开朗,不再是雪穗身旁的绿叶,成为一朵娇艳的百合。雪穗不喜欢别人比她强,一成显然是雪穗看中的人,是企业的继承者,是自己向上爬的阶梯,让江利子离开,而她留下是最好的接近一成的方法。于是江利子自以为那么多年的友情,也终究逃不过命运,仍然在雪穗的策划下成为又一名强暴受害者,伤口永远不会再愈合。可是她用尽手段,一成还是无法忘记心上人,并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中看清了雪穗的真实面目。回顾一下被收养后雪穗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看似完美的姑娘选择了依附黑暗,似乎在扫清所谓的障碍中赢得了快感或者说是活着的实感。看不到她对从前暴力的谴责,看得到的只是这个人日后对暴力的放纵。且不说报复只会造就更多的痛苦,短暂的愉悦过后只能是更大的空虚。最重要的是雪穗并没有报复当初的施暴者,当然,她也无法做到,毕竟已经被桐原亮司杀了,她的行为更像是把自己的怨气化为私欲以极其自私的方式强加于他人身上,这也是这个典型形象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看似坚强独立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不安,看似温柔体贴也不过是伪善,看似坦诚却有种莫名的威逼之感,好似抓住了人性道德的缺点强迫他人接受她所谓的苦衷,以至于她只有不停地通过粉饰甚至不惜动用违背道德的途径来加工看起来完美的形象。然而外表举止再怎么善于伪装,这个恶女的眼神里还是“有一种微妙得难以言喻的刺,那是更危险的光,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真正的名门闺秀,眼神里不应栖息着那样的光。[4]”
三、蛇蝎心肠的熟女
如果说毁掉别人的生活是出自于对他人的报复,那么在作恶时还搭上了自己的婚姻幸福,这又是何等的冷漠残酷?一向像天鹅一样高贵冷艳的雪穗开始在社团活动中寻找另一个猎物,主动找成员高宫诚教自己舞步,在一次一次的单独练习中两人很自然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然这一切也是在她的计划之中,因为她需要一个殷实的家庭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在高宫诚电话中的窃听器中,他发现了诚爱上了公司里即将辞职的三泽千都,眼看着自己的计划即将破产,一切欲求即将化为泡影。她便安排自己的“虾虎鱼”桐原亮司假冒警察使诚失去了表白的机会,只好如期娶了自己。在他们最初的婚姻生活中,雪穗一直扮演着良家妇女的角色,因为她需要利用好诚的价值,使他为自己的店铺投入资金,可当诚失去利用价值后,雪穗便计上心来,安排了三泽千都和高宫诚的“偶遇”,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人迅速擦出火花,旧情复燃。于是,高宫诚便成了一个对雪穗怀有愧疚的人,认为是自己不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死亡,“对于离婚,法律政策和世俗眼光往往站在丈夫一方。[5]”如此雪穗便片叶不沾身地摆脱了这段已经无用的婚姻。接着,她遇到了第二位高富帅筱冢康晴,然而他的女儿筱冢美佳却无法接受这个年轻的继母,为了制服这个丫头,雪穗同样使用了凌辱的方法让美佳乖乖闭嘴。
最让人觉得雪穗冷漠无情、心肠歹毒的莫过于当桐原亮司被警官�G垣润三逮捕时,用曾经和雪穗一起做剪纸的视若珍宝的剪刀扎进自己胸口的死亡方式来换取雪穗的安全,雪穗却无动于衷。
“这人……是谁?”世垣看着她的眼睛。
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冷冰地回答:“我不知道。雇佣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
……
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幽灵。
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小说由此结束,一个外表纯良无害、内心却阴暗毒辣的恶女形象跃然纸上,在感慨东野圭吾独特的叙事结构的同时,对雪穗这个典型的恶女印象想必更为深刻,雪穗幼时遭遇的确引人同情,并谴责那些毫无人性的勾当,但是这并不能为她后期的行为买账。曾经的创伤能否作为日后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借口?当然不能,毕竟怎么能用从前的悲开创今后的恶。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似乎一生都要带着隐形的枷锁,再度回首她缺乏爱的表现,恍然,或许她其实并不爱自己。
四、恶女形象的特质
其一,蛇蝎美人。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和他其他作品的女主人公大同小异,她们都是容貌出众又心狠手辣的带刺玫瑰,都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都是为了钱财而犯下罪行,背叛爱自己的人,更兼都是不断地为了弥补错误而犯下新的罪行,导致破绽越来越大。这里就单说唐泽雪穗这一典型形象。恶女自持美貌,善于伪装成楚楚动人的假象来迷惑他人,内心肮脏无比,黑暗阴险。对违背损害自己利益的障碍绝不留一丝温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任何人都看清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险恶;
其二,由被害到害人。穿越到每个人的童年,去倾听他们残缺心灵的内心独白,那都是滔天巨浪。幼时的阴影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童年残缺的人在成年之后总是会受到童年的影响,残缺了什么就想要补回什么,残缺的越大想要补回的执念就越强。这点在雪穗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幼年的雪穗曾被猥亵,恶魔还不止一个。顺着这个思路想就会明白雪穗的执念是什么。被逼出卖身体会失去他人的尊敬、羡慕,会获得他人的同情、非议。这就是雪穗的残缺。这份残缺太强烈了,以至于给雪穗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若要弥补这份残缺,就要不断获取他人的尊敬、羡慕,所有胆敢同情非议她的人,她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让他们尊敬她,羡慕她。但道德也好法律也好,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也好,世上没有哪一条规矩说了:被伤害过的人就有权利去伤害其他人,不幸的人有权利将阻挡自己幸福的人变得不幸。 其三,可恨人背后的可怜。恶女们在游戏人间、为非作歹的同时,也必定会失去作为普通人的乐趣,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里也能透露处内心的空虚,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生活,除了亮司几乎没有人真正爱过她,筱冢一成喜欢川岛江利子,且能一眼看穿她,高宫诚结婚前就想反悔了,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一次伤痛几近杀了自己的灵魂,恨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别人时也让自己血肉模糊,任何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最大的破坏
其四,品质始终如一。东野圭吾将恶女塑造成扁平人物,“扁平人物的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只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3]”细究雪穗这一形象,不难发现在年幼时她的身上就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缜密、敏感、颇具城府、气质高雅;高中大学期间更是冷酷残忍、攻于心计,神出鬼没;成年后的她依旧是笑里藏刀、伪善、心狠心辣,在小说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形象特点,并没有因为成年后拥有了财富、地位、家庭而开始向善,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邪恶的形象。虽然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在精神上却是没有归处,就算成功的达到目的依旧是心无处安放。
当雪穗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4]”时,她终是没有领悟:外因所起的作用根本上讲,其实是帮助调动人们的内心,推波助澜地使我们自己意识到什么才能让我们平和而幸福。因而最根本的是能够自我醒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源自内心。很遗憾,对雪穗而言,最缺乏的爱应该是包容。不是包容他人,而是要包容她自己,其实并不是要求雪穗自救,毕竟她只是个书中人物且事已成定局。这个词是对读者说的,作者为何会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见仁见智的事,一如有人看到了劝慰。对于我们实实在在的人而言,希望能够谨慎对待自己的人生,不要永远受困于他人加诸身上的恶。
五、塑造恶女形象的原因
1.东野圭吾的女性观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到:““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6]”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创造的女性形象都是恶女登场,常常会显得妖魔化女性。但是换个角度看,文学作品出现夸张的手法加剧冲突也很正常,通过放大一些特质来反映人性。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作者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和圣女。日语中,“‘恶女’一般指的是会诱惑男性、有魅力且危险的美女。‘恶女’虽然危险,但是有神秘的魅力,男性虽然有害怕之心,但又总是情不自禁不能自拔。[7]”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
2.鲜明的时代色彩
“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语言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8]”从传统上看,“日本的社会是一个按照年龄、性别、家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组织起来的拥有上下之分的阶层制社会。[9]”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明治维新以前,《女大学》被奉为妇女必读的“圣经”,它宣扬“三从四德七出”等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妇女是丈夫的奴仆,是为了实现家的延续目的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被认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10]”男人挣钱,女人持家”是日本家庭里男女分工的基本形态,“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11]”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是日本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男人一进门妻子就迎上去接提包、帮丈夫脱外衣小心伺候的情景目前虽已不多见,但是找一个职业稳定和收入丰厚的可靠丈夫仍是日本女性的基本婚姻观。东野将《白夜行》背景发生在70-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个极其有意思的年代。那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女性开始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外出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百分之四十的日本企业是由女性支撑的,妇女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2]”但同时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地位悬殊,他塑造的许多角色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是差距极大的。这也为雪穗小时候家庭条件疾苦创造了条件。而且当时很多人会拿钱来做投资,也决定了亮司他们家当铺的好生意。日本战后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社会和家庭里地位平等。对于性别这个话题,东野圭吾在《单恋》里是这样写的:“许多人相信血型可以影响性格的说法。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人类可以分为A、B、O、AB四种类型。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会因为血型去歧视他人。我认为即使血型不一样,但同样属于人类的事实不会改变。同时我也知道,若当真要分类,也不能粗粗地仅分为四个类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染色体的类型束缚呢?为什么不能想到不论是XX还是XY,抑或除此之外的类型,同样都属于人类呢?”[13]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东野圭吾作品里面的恶女都是极具性格的,不管是做职场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就算是被日本社会环境限制住,恶女们也都像男人一样支配着自己的欲望,没有因为自身是女性这一身份而约束天性。
恶女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东野圭吾的女性观,女性并不是是温顺的小绵羊,一旦被男性压迫到极点,她们便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即使是非法的手段,也会达到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是超越男性,越来越朝着开明的方向发展,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所以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造就的。[14]”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5]。在《白夜行》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不幸的,更何况恶女贵为主人公。小说里并没有很多地描述雪穗小时候有多么悲惨。对于雪穗来说,悲惨这个词就要更为真切得多,幼年即被母亲卖,成为男人的泄欲品这样的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这样事件发生,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泽雪穗是不是化作了什么――扑火的飞蛾。这有可能避免悲剧么?如果唐泽雪穗不住在这片是非之地,不害死母亲,她也许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更不用为了掩埋真相把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但是那又怎样呢?桐原亮司撞破了事情真相,即使是孩子,也没办法像没事一样手牵着手走在阳光下吧。他们所能掌控的只有解除恋情而已。除非,做出更加决绝的决定。爱和死亡是人类心中永远的痛。
摘要:推理小说《白夜行》以其独特的忧郁基调和主人公之间爱而不能的感情纠葛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残酷的爱情故事,从而突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写作思路,而更多地着眼于人性和社会问题,掀起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又一高潮。
关键词:东野圭吾;《白夜行》;推理小说 ;凄凉无望;冷静缜密
东野奎吾的时代处于日本推理小说 发展的鼎盛时期。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多是作为大众文艺而流传于民间,以情节曲折离奇、表述通俗易懂而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者则甚少。这主要是以往推理小说重情节轻语言和人物形象塑造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随着推理小说发展的日趋成熟以及读者接受能力的不断提升,推理小说不再以破案为最终写作目的,反而更多地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问题的深思。而东野奎吾之所以能在推理小说泛滥的日本掀起一阵狂潮,主要得益于其在情节曲折之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创作手法以及社会和人性问题等都有着深深地思索,进而受到了一致好评。
一、 自私而完美的唐泽雪穗
东野奎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唐泽雪穗比作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而将亮司的生活比作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相似之处,都为了守望而无私奉献:亮司心甘情愿地守望唐泽雪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雪穗为了守望自己既定的生活,哪怕反复利用真正心疼自己的人。他们都在绝望中祈求生存下去,他们都是怀抱理想的坚强之人。
唐泽雪穗有着“聪慧的面容、高雅的举止、完美的身材和非凡的智慧”,这样的理想女性 自然是男性所憧憬的,男性也极易为其美貌所吸引而任由雪穗摆布。为了自己的身世不被揭穿,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她不择手段,利用亮司对她的无私守护而制造了许多意外事件。然而当谜底一步步揭晓的时候,在亮司为了掩护她而不幸跌落身亡的那一刻,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正是“绝望的念想,悲恸的守望”。二、无奈无私的守望者桐原亮司
故事一开始就安排了桐原亮司父亲的离奇死亡,而杀死父亲的凶手一直未能找到,直到该书的末尾才道明了原来杀死亮司父亲的凶手正是桐原亮司自己。在这个谜底还未揭晓之前,亮司一直受到良心的拷问,同时又夹杂着对父亲玷污幼小的唐泽雪穗的愤恨,而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只能通过他多年来暗地里无私帮助雪穗才能得到一丝丝化解。因此,这也是亮司一直无私守护着雪穗的原因之一。在许多同学的眼里,亮司是个低调、沉默寡言的人,不会和任何人走的过于亲近,也不愿在任何场合凸显自己,总之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家伙。然而他私下里却有着另一面:对 金融市场的敏锐直觉、处事手段的高明和对唐泽雪穗的言听计从。这些在外人眼里都是看不到的。只有在唐泽雪穗面前,他才变得谦恭和顺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守护,最终换来的却是雪穗“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那刻的亮司多少是有些无奈和绝望的。而当亮司死去的那一刻,雪穗的灵魂也跟着消失了。
由此可见,《白夜行》是一部推理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谁是凶手已经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而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之间的感情 发展和人性表现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的性格都是人性的悲剧,只有在彼此间才能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雪穗为了谋求金钱、利益、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惜一切手段借助自己的美貌一步步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桐原亮司则为了内心的愧疚和赎罪而以爱的名义一步步逼迫自己走向死亡。
在故事主人公的人性由于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扭曲时,读者不禁要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层面,从而深度挖掘造成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进行系列犯罪的动因。而作者东野奎吾正是通过情节的曲折离奇、逻辑的思维缜密、悲恸无望的爱情故事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使得故事主人公形象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由于桐原亮司只想和雪穗“能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的希望最终变成了无助的绝望,从而使得《白夜行》因为凄美爱情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大力追捧。
参考 文献:
[1]东野奎吾.《白夜行》. 刘姿君译.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9月
[2]李昕.推理小说为何能燃烧 中国书市?[J].新观察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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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 《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红楼梦人物形象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分析研究的兴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
《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正面我就从一个《红楼梦》欣赏者的角度来对其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一些评说。不当之处,还请大家给我指出、改正。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
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
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 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 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
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 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
“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 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
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 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
二 林黛玉
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
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 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
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 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
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
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 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
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 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
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
三 薛宝钗
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
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 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
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 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
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 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
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 “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 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
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
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
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 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
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 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
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四 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凤姐。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阶级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王熙凤是一个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出现在哪儿,哪儿至少就会有热闹。年仅二十岁的她就主持荣国府的家政。在卷首,我们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她的介绍:“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细,竟是个男人不及万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
这样对她已有了一点印象,但这些印象毕竟比较淡漠。但她第一次出了场,马上就被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教人再也不会忘却。那是黛玉初次与她的外祖母相见,老祖宗把她的外孙女心肝肉儿地搂着哭叫的时候,就连王夫人、李纨和众小姐都“个个皆敛声屏气,严肃恭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从后院笑声说:“我来迟些,不曾迎接远客。”仅仅一句话却给人特别鲜明的印象,这句话只是“这一个”凤姐才说的出的。可能贾府众人的感觉都已迟钝了,可我们却和黛玉一样,感觉格外鲜明:“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
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接着短短的一段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忙人,大红人。因为忙,她迟到了。在短短的聚会中还同王夫人谈了另外两件事。同黛玉讲话也显得很忙:笑着讲两句,马上拿手帕拭泪,又忙转悲为喜,赶忙询问有关情况和布置待客之道。因为红所以才敢这亲放诞无礼,贾母才特别给她加上“泼辣货”这一似贬实褒的称号。这同凤姐喜欢表现自己,事事争风头的性格特点盯适应,作者的浓笔艳抹,把凤姐的露面写得极其鲜明。在接下来,曹雪芹继续在各场合描写凤姐,并一步步地揭示出其性格的其它侧面,如才能、淫威、贪婪、伪善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完整活生的凤姐。
作者不仅从正面描写了凤姐,而且最常用的还是通过别人的观察和描述来表现观凤姐的形象。贾府的穷亲戚刘姥姥初见凤姐时的描写,就很好地表现出她的“威”。刘姥姥好不容易才进了荣国府,经过了一番周折后才等到“凤姐”“下来”时,却只听人声未见人影,又经过摆饮,“半日鸦雀不闻”,最后才得到接见。而见到的凤姐却是“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
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着:‘怎么还不请进来?’待抬头看见刘姥姥已在地下站着,”这才忙欲起身,但“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地问好。”这一段描写的特别精彩,寥寥几笔,足以传神。尤其是她“拨手炉里的灰”的细节写来“追魂摄魄。”这种细节描写虽简洁,但已写足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管事奶奶对一个穷亲戚的威风。另外,其仆人兴儿对其评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也极其准确地反应了凤姐的性格特征。
从第十二回起,作者陆续通过大段情节的描写来表现了凤姐性格的真实面。“毒设相思局”写她狠毒,“协理宁国府”写她的才干,“弄权铁槛寺”写她的贪婪舞弊。这些描写使得读者越读下去,就越能发现其性格的险暗面。“弄权铁槛寺”,水日庵的老尼姑求凤姐拆散张金哥的婚事,结果凤姐得了三千两银子逼死了一对示婚夫妻。
然而就在其利用贾王两府关系使得阴谋得逞后,“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作为起来”,作者的谴责之意非常明显。 凤姐不象贾政、王夫人流戴着“宽厚”、“仁慈”的假面具,她做坏事自觉不而大胆,她曾经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表示自己敢于向任何阻止她做坏事的力量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姐的人生哲学大概同曹操相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但人们又绝不会把她同曹操混淆开来。同时贪婪狠毒的天性,凤姐却以女性的美貌和聪明,善于逢迎辞令,把自己隐蔽的更巧妙,更具复杂性。
在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上,她真可谓爱财如命。她瞒着贾琏放高利贷,甚至把丫环仆人们的月钱都挪去放债。后来贾府坐吃山空,钱的确不够使了,机琏便让她去求鸳鸯,她张口就要一二百两银子做报酬。连夫妻之间也这样勾心斗角,可见其的确是贾府崩溃前的蛀虫。 在“五熙凤大闹宁国府”这一典型情节中,作者用了近二回的篇幅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凤姐性格。她发现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儿以后,凤姐从兴儿嘴里听到全部情况,针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策,对尤二姐先是虚心假意地笼络,骗其入住大观园后,又借刀杀人。
而为其“显威”而状告贾琏的张华最后只落得被害死,被灭口的待遇,她的所做所为的确是兴儿一席话最好的验证。 凤姐性格的充分描写,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作者给王熙凤的“判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已心研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替。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从这可以看出,作者对其还是很婉惜的。凤姐越是能干,就越加速了贾家这座破败大厦的崩塌,而她自己也同归于尽。 总之,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又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五 史湘云
史湘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之一。她在“金陵十二钗”中名列前茅,在《红楼梦》复杂的形象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形象,对于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广泛地表现作品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湘云的判词写着:“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概括了湘云生于富贵,长于忧患,自幼失去父母,且又遭逢未杨,只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苦痛一生的悲惨遭遇。由于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因此她的性格也随生活境遇的转变而有所变化。 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高墙深院内,被禁锢在侯们似海的封建记邸中,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一整套陈腐传统的思想观念。
在第三十一回写的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阴阳的一段话中:史湘云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当翠缕提出:“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时,史湘云就说她“糊涂”,骂她“放屁”,接着又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上步说明:“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史湘云的这一篇宏论,突出地表现了她受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荼毒之深。暴露出了其封建阶级的本质。
在这一湘云与宝钗是同一思想体系的。在她第一次正面出场贾府时,还是与林黛玉同榻而眠,而到了三十七回应邀入诗社时,就被薛宝钗拉去蘅芜苑同住了。在第二十一回,她见到贾宝玉要吃胭脂,就一巴掌把胭脂打落,同时骂他“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过。”从这就开始展露出这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封建道学气。接着她又操着薛宝钗的腔调,来劝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之流,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一番薛宝钗式的言论,惹得宝玉大为光火,立即象过去对薛宝钗一样,斥之为“混帐话”,给她难堪,赶她到别屋去坐。
由此可见,在史湘云骨子里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但随着她寄食依人的不幸遭遇和四大家族的衰落破败以及大观园的动荡不安,在最后一次诗会上的《柳絮词》明显地表现了她不愿封建阶级的“春光别去”及对将彻底失去天堂的无限依恋和哀悼。 不过湘云性格的最大转换是在七十六回,那年仲秋节的日明之夜,贾母带领全家在大观园里开宴赏月。他们虽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又是击鼓伟花,又是饮酒赋诗,又是说笑话,但一派肃杀破败的气氛却紧紧围绕着他们。再加上一阵阵传来的呜咽凄清的笛声,敏感多愁的黛玉自然对写感怀,俯栏垂泪。当更定夜阑,席散人归时,只剩下同病相怜的史湘云来宽慰林黛玉。说着说着,她也不禁对宝钗有所鬼抱怨“可恨宝姐姐,天天说亲道地热,早已说今年仲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
亲历贾府重大变故,受到宝钗冷落,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湘云终于对封建势力有所隔绝了。她与黛玉共同唱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贵族阶级覆灭前颓丧绝望的哀歌。另外在史湘云身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豪阔大”“需月风光”的品格和横放杰出的才华等一系列的下面形象。
史湘云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她辩证的人物思想性格对揭示作品本身所表现的社会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 其他
在《红楼梦》中,除了以上几位主要人物外,作者还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个笥性。温顺世故的袭人,出世孤高的妙玉,怯懦的迎春,忍辱吞声的尤二姐,敢于反抗的尤三姐和晴雯,以及泼辣能干的探春等无一不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就连书中一些着墨不多的焦大、傻大妞、小红等也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
《摘要》“红学”之说,离不开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的争议,本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出生背景,生活环境,成长历程,人生价值观的差异和重合等四个方面论述两人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打破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定论,曹雪芹终其一生精血所创造的鸿篇巨制《红楼梦》,立意独特,意义深远,并非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情感纠纷小说。
“盖贤与不肖之性,皆通人所兼具,非可以判然划分者也。人以宝钗为奸险,而阴为邢岫烟赎棉衣事,则亦仁厚。以黛玉为天真,而讥笑一村老妪为‘牛’为‘母蝗虫’,则亦刻薄。且宝钗宽大,黛玉偏狭,宝钗善体谅他人,而黛玉则心存嫉妒,然则宝钗必不肖而黛玉必贤乎?谓宝钗之美德全出于造作亦过,要而言之,人之天性不同,所表现者亦异也。”(1)
此上一番论述,指出黛玉和宝钗的贤与不肖所兼具,打破了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常论,“宝钗阴险狠毒,以黛玉之稚气,当然不是对手。盖黛玉多心,乃无手段,宝钗多心,手段又辣故也。”(2)
在读者的眼中,书中的林黛玉虽然生性多疑敏感苛刻,但是读者看到她的每一行每一言,都透露出一个“真”字。相比之下,薛宝钗的温柔敦厚大方,却总让人感觉造作之姿,隐隐笼罩着一个“假”字。假的东西总不及真的能够打动人心,黛玉的真心可以掩盖她的性格瑕疵,宝钗的假意则遮住她在其它方面的光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两位形象的对比具体分析,主要会通过两人的四个方面不同分而述之。
一 出生背景的差异
林黛玉的出生家庭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族,这也为她具有满腹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家,到了她这一代却是仅仅剩下她一个人,盛门的背后,展现的却是无比的凄凉和孤苦。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是必然的结果。生长在这样的世家,从小接受的不是生存之能,而是精神气质上的追求,那么她的傲气自然是油然而生。
但是就是她这样一个经过精神洗礼的女子,却要过着寄人篱下,在贾府鱼龙混杂的地方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活,心中的悲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黛玉之所以是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根源在于是自己本身的生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书香世家讲得是读书认字,诗词歌赋,但是皇商讲得却是生意人际的交往。
跟人打交道,肯定没有跟书那么的简单,和人打交道,在利益衡量之间,讲得是人心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薛宝钗出生在这样的皇商家庭里,已经处于人心斗争的漩涡之中。她在这样的出生背景下,还可以有着可以和林黛玉一较高下文学才华,着实不易,这还要归功于她的父亲,将她当男儿一般来抚养,使她比他的哥哥强个一百倍。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家业的重担之下,父亲早逝,唯一的哥哥又不成器,家族的辉煌已是西山落日,光芒渐消。家族的重担无时无刻的压在她的肩膀上,令她做事不能随心而发,须得左右权衡,小小年纪被迫接受大人的世故圆滑。
在贾府那种人性受到压制的地方,两人同是薄命,一个是活得太真,一个是活得太累。
二 生活环境的不同
黛玉自小的生活的环境及其的简单,是一个纯净空灵的世界,直到父母的接连去世,让她开始知道生命无常和世事变幻莫测。
对这种对无常的无法掌握和对逝去的难以割舍让她有着一颗惶惶之心,不安时时笼罩在她的内心深处。以致她才会有异于常人的想法,“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对繁华散尽之后的感叹痛惜,无奈伤感一一洞明。
宝钗,从她大哥薛蟠的累累劣迹就可以看出她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再加上一个大家族里所谓的一些夺权争产明争暗斗之事,在她年幼的心里已经埋下了现实是残酷的萌芽。
她是一个具有远见和才识的女子,自云守拙本只是明哲保身,然而周围的环境始终不相宜,让自己的才华在对现实的迁就之中渐渐的隐没,这对她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林黛玉出生于书香世家,封建礼教自然是自小就学,自小就知,但是她在《红楼梦》中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薛宝钗出生于皇商世家,封建教条的管束自然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她却是一个封建社会标准的淑女。这样的位置转换实在是很有意思,也足于体现曹公的匠心独具。
其实,从他们两人的生长环境就是不难看出的。在封建社会之中,对子女,特别是女儿的遵守礼教的教导,一般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是林黛玉却是幼年丧母,这样,封建礼教的第一导师就没有了。之后父亲林如海给她聘请的老师贾雨村也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自然对她的封建教化更不会放在心上。那么林黛玉可以说自小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封建礼教,那么她会目无礼教,敢于反叛,只管真心就不难理解。
在这一方面,薛宝钗正好相反,她是幼年丧父。也就是在父亲死后,她才停止了诗书方面的用功,为了不让母亲操心而专心于针凿家计等事,此时宝钗母亲对女儿的封建礼教教导现在才刚刚开始。之后薛家有心想让女儿进宫选秀,要合封建第一帝王的心意,在封建礼教上更是不能放松。于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导宝钗,想让她慢慢的转变为封建教教条的卫道者,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对她下的定义,“她自幼尊孔读经,学会一套阴险狡诈的统治本领,她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日益衰败的阶级利益紧紧的联在一起。”(3)
但是读者应该还记得她写的《螃蟹咏》吧,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所谓诗歌见其志,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就连开始骂她热衷于仕途经济的贾宝玉都赞叹说写得痛快,如果认为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者,那么赞扬她的贾宝玉也难脱干系了。(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薛宝钗对宝玉的劝学让读者论定她是封建卫道者的铁证,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出于一份真心的关心,和林黛玉面对贾宝玉差点葬送在父亲的棍棒之下的哭泣“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有着异曲同工之意。(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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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宝玉
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
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
二、林黛玉
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可能是个神仙,可望不可及,似乎也是一种姻缘,不想命运如此多作弄,其特点可概括为“凄美”二字。“凄”则主要表现在林黛玉的“身世凄凉、纤弱多病”,“美”则表现在“外在、内涵、艺术”这几个方面。两者相加就构成了林黛玉“凄美”的悲剧形象。
外在之凄美
初见黛玉,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来描绘她的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林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而在宝玉的眼中:“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好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美”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之凄美”。
内在之凄美
林黛玉是敏感而善良的。
一方面,她寄人篱下的处境让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人处事,形成了“生怕被人看轻了去”的心态;另一方面,一个兰心慧质的女孩儿的小心眼儿更可以为她增添些“灵慧与可爱”之处,从而使林黛玉这个角色的塑造变得更加生动、有血有肉、感人至深。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在较大部分的一些的文学作品中,作者们往往对正面的角色作太多的褒扬而使主人公几达神化的程度,这就导致人物的塑造脱离了现实生活变得空泛无趣、了无动人之情了。
在黛玉的善良方面,我们又可以从她与宝钗相处的文字里边看得出来,尽管两人在平日里为情所累而有些磨擦,而至后来待宝钗“竟更比他人好十倍”,还把宝钗让她“每日吃上等燕窝一两以滋阴补气”当作是宝钗对她的体贴。再者我们还可以从她教香菱作诗“诲人不倦”以及她的葬花之举等事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善良。事实证明,越到后来“大得下人之心”的不是常“施下人以小恩”的宝钗,而“以诚相待,啥也不瞒人”的黛玉,其出自本性的善良与坦诚也由此可见一斑。
本是天外飞仙,何故凄凉如是?曹翁笔墨之神,亦在于此,一方面让黛玉“美丽”到极至,一方面又让她“凄凉”而至身死!于是是乎,一个跨越无数时空的、恒久的悲剧性人物——“凄美的林黛玉”至此“雕塑”而成,“活生生”站在你的面前,让人为她尽情的感痛伤心,耿耿而不能忘怀。
三、贾母
贾代善之妻,出嫁前为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她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重孙媳妇。她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才坐稳了贾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她喜欢众孙女,溺爱孙子宝玉,从前80回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贾母是支持宝黛爱情的,但高鹗续本中却说贾母并不支持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她的思想也受到了宝玉和黛玉的影响,有了一些前卫的思想。总之贾母能受到大家的尊敬,说明她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她的能耐也是有的,要不能在封建社会保持长久的地位么?
四、王熙凤
荣府内,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她便是王熙凤。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她用毒计害死贾瑞,又阴谋逼死尤二姐。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后害了全家。她的个性是泼辣的,文中处处都不忘点明这一点,像她过生日那天,与那鲍二家的媳妇拼命,向老太太求救,足以见得。但毕竟她很能干聪明,荣府上下大小事务都得她说了算,又善于迎合贾母,深得老太太的宠爱。她的根本目的使聚拢钱财,赵姨娘曾说过“这一半家产不叫他搬到他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五、薛宝钗薛宝钗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和颇深的城府。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
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像”,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
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虽说如此,但宝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她的城府。例如王夫人的丫鬟金钏死了,宝钗说“姨娘也不必过于念念于兹,多赏她几两银子便完了。”
还有,她在偷听了坠儿和红玉在滴翠亭的话后嫁祸给黛玉,虽说没明说,但看过书都知道,宝钗的城府不浅! 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
六、探春
贾探春贾探春,贾政与妾赵姨娘之女——她没有黛玉的纤细怜人,没有宝钗的乖巧伶俐,没有湘云的活泼开朗,却有卓超的才干,过人的智慧,深僻的见解,远大的眼光,这些在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中精彩地表现出来了。
王熙凤因病卧床不起,便由探春、宝钗,李纨等人主持家务,此期间,探春查看家中大小账目,发现发放给各个房的月钱和发放给买办的重叠了,便想出了两全的办法,与宝钗等人商议年里往赖大家去,从赖大家中得到启发,和自家的情况对比,最后提出好的办法,岂不是足以见她的办事能力和精干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素质。谁怪宝钗说“真真膏粱 之谈!你们虽是个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而后宝钗又玩笑似的说:“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么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闻此言,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如此一番精辟的言辞,岂是一位普通女儿说得出的,非有政
治眼光能矣!她虽为妾生,但处处要求自己的主子身份,为了得到平等的地位,她不得不与自己的生母赵姨娘割断“天然脐带”,与正室夫人王夫人接上一条“人工脐带”。她不认自己的亲舅舅,却满口叫王夫人的哥哥王子腾为舅舅。其实探春很无奈,在这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贾府,她不得不这样。
1、薛宝钗的人物特征:
(1)她容貌美丽,举止娴雅,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
(2)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3)她稳重大方,八面玲珑。她对不同的人自有一套不同的“社交”方式:对贾母、王夫人这样的“权威人物”,她尊重顺从;对大观园的其他姐妹,她表现出的是“宝姐姐”的稳重和宽容;对下人,她又显得平易近人,不端架子。随和,大度;有才华;冷、无情,但 “任是无情也动人”。
2、贾宝玉的人物特征:
(1)他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
(2)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3)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
(4)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5)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逆臣”。
3、王熙凤的人物特征:
(1)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
(2)她容貌俊美,性格泼辣;
(3)她精明能干,要强逞能;
(4)权诈机变,心狠手辣;
(5)机智幽默,善于奉承;
(6)贪财好利,嫉妒成性;
4、林黛玉的人物特征:
(1)她是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则是她的写照。
(2)她从小失去双亲,寄居在荣国府,虽然贾母对她疼爱有加,但由于清高自尊的个性,她常生“寄人篱下”的伤感。
(3)她多愁善感,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伤流泪。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黛玉葬花”一幕,就突出了这一点。花开花谢本来就是自然景象,但她却由此而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4)她为落花叹息,她把宝玉引为知己,同看《西厢记》,把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宝玉身上。她深爱着宝玉,但又感到很难如愿。于是,她因想争取自己的位置但又多次失败而顾影自怜,暗泣于无人之处。
(5)她的内心世界似难捉摸,但也常常将其显露于外。若宝玉“得罪”了她,她便生气,泪水涟涟,甚至为他而生病。表面上这样,其实内心仍是挂念着他,借口去看他。宝玉一病,她为之而伤心,为之而哭泣。但由于封建礼教道德的约束,她不得表白,不得自已,最终在宝钗出阁之日郁郁而死,没能了却自己的心愿。
摘 要:曹雪芹所着成的《红楼梦》被列入四大名着之一。在书中, 他以金陵十二钗作为主线, 全方位地铺开了整个故事, 并充分展示了封建时代女性本身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品格。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来看, 她们同时有觉醒意识和叛逆的精神。应该说, 每个女性所展现的性格魅力都会对现代女性有很大的启示。本文结合《红楼梦》的内容, 谈一谈其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 现代女性; 独立意识;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中非常重要的小说,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曹雪芹在写作的过程中, 通过运用全新写作的手法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即便历经千百年, 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仍然深深地打动着大家[1]。女性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女性的解放本身和女性的人格独立和良好的文化素质品格有着很大的关系。《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互换了女性自己的人格尊严, 并将女性内部丰富的文化品格更好地展现出来。应该说, 《红楼梦》给现代女性很多深刻的启示。
1. 现代女性应该做一个有思想的独立女性
在小说的第一回, 作者就列出了这样的绝句:“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从这样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曹雪芹在写本书时候内心的辛酸。虽然封建时代还是属于男权社会, 但是曹雪芹这本书却是从女权的角度来写的。曹雪芹在评价自己写这本书时, 又有如下的一段话:“今风尘碌碌, 一事无成,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一一细考较去, 觉其行止监视, 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自护其短。”
曹雪芹在讲述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时, 有了上面一段话, 而这一段话可以看出, 曹雪芹认为女子自然有她们的过人之处, 不仅见识不凡, 而且有些能力甚至超出男子。写《红楼梦》就是为了能够彰显女性的能干, 从而让她们的好名声能够传扬于世。作者笔下的女子在现实中都是很平凡的人, 虽然并没有多大的才能, 也没有在工作中有多么惊世骇俗的举动。但是曹雪芹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描写来更好地展现女性内心细腻的想法, 并更好地弘扬她们的个性魅力。在《红楼梦》里,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有不输男性的才华和资质, 同时, 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这正是《红楼梦》的成功之处。
在曹雪芹的笔下, 包括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鸳鸯、贾探春、平儿和尤三姐等女性不仅非常的聪慧, 而且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很有自己的一套。人物全部都有血有肉,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思想意识已经觉醒的一群女性。
2. 全面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贾宝玉有很深的印象。虽然他贵为封建时代的男子, 但是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格。他从小就是生活在一群贵族女子之间的, 作者完全可以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来展开故事, 这样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展现出《红楼梦》中女子的精神风貌, 并借此来更好地评价女性。
全书将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叛逆者。贾宝玉从来未曾为自己的男儿身所骄傲过, 相反, 他曾经说过“男人是泥做的骨头, 我见了女儿便清爽, 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所以, 在贾宝玉的心中其实是提倡男女平等的, 须眉男子只不过是一些渣滓而已。所以, 贾宝玉从小就厌恶了官场上的引来送往和应酬, 也不太喜欢世俗的男子, 更不会和一些色鬼为伍。
从《红楼梦》回回的内容可以看出, 贾宝玉每天都是和女儿们吟诗作画, 下棋猜谜[2]。他欣赏探春的精明能干, 同情迎春的懦弱不幸, 倾慕宝斋的端庄优雅。更是与林黛玉心心相印, 贯穿全书前半部分。应该说, 他对每个女性都投入了同等的关爱, 同情、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她们。
贾宝玉的种种行为其实无不透露出男女平等的信号, 很难得并没有在封建制度下追求有关的大男子主义。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女子和男子平等到现代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但是在当时, 贾宝玉的这一形象本身就有着超前意识, 曹雪芹实际是在心中彻底否定男权社会的, 更鄙夷男尊女卑的现象。他极力倡导男女平等。
3.《红楼梦》中女性面面观
3.1 贾元春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要说《红楼梦》最风光的人物就是大姐元妃, 非常有幸一朝得到圣宠, 得以封妃, 从而荣耀了整个家族。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多女人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 元妃却在省亲的时候哭着说道:“那是见不得人的地方, 进宫之后要时时刻刻遵守宫规, 更不能够行差踏错, 不仅不能够有自由, 而且还要出处谨慎, 更无法享受爱情和亲情。元妃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实则是死于权利斗争之中。贾府的衰亡正是从元妃的倒台开始的。元妃的一生可以说是富贵至极, 但是她在背后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
但是, 从头到尾, 元妃都是心甘情愿的, 她也承受了一般女子所不能够承受的代价。所以, 从元妃的故事来看, 就是, 作为现代女性而言, 不论你是在职场、工作还是在生活中, 都应该学会在合适的位置做好份内的事情。元妃通过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使得贾府能够多享受几年荣华富贵, 虽然贾府内里早已空虚。所以, 作为一个现代的女性, 一定要在各种场合找准自己的位置, 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
在人的一生中, 也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 但是, 一定要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作为妈妈, 你要尽力将孩子抚养成人;作为女儿, 你要尽可能地尽孝;作为妻子, 你应该尽到应尽的义务。
3.2 迎春探春姐妹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也有很多人想要去分析《红楼梦》中的迎春。贾迎春是小妾所生的女儿。她是一个受尽欺负也不知道叫疼的“二木头“女孩。虽然和元春、探春和惜春, 迎春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懦弱, 所以就连奶妈子都可以随意偷她的头饰, 她也没有去追究。而无论在大观园里有多么热闹的活动, 贾迎春都没有想要去参加, 而只是默默地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 贾迎春作为一个最没有存在感的人物, 也没有人在意她是否开心, 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她的父亲只知道一直娶比她年龄还小的女孩回来享乐, 却也从来不关心她本人的死活。贾迎春经常被派去做一些根本不在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最后, 贾迎春被父亲安排嫁给了孙绍祖做妻子, 结果还不到一年就被折磨之死。贾迎春的悲剧可见一斑。
贾迎春在她短暂的一生中都没有去争取过, 只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贾迎春一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既没有贾宝玉那样耀眼的身世, 也没有薛宝钗和林黛玉那样过人的才华[3]。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后来的悲剧。
但是贾探春却和迎春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虽然同是庶出之女, 但是却也一直都在为自己拼搏。不顾赵姨娘三番五次地用计谋破坏, 但是却一直在向贾府的人彰显自己不好惹的一面, 从而为自己在贾府赢得一席之地。贾迎春从来都没有畏惧命运给予她的艰难险阻, 能拼则尽力一拼。
而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一定要从贾迎春身上吸取教训。不管是在家庭、职场和生活中都需要适度地为自己争取。但凡那些能够在职场上变得很出色的姑娘, 大都懂得为自己的未来谋划, 并通过不断地努力去争取。刻薄地说:“职场上混的好的姑娘从来都是有些“自私”的姑娘。而那些嫁的好的姑娘, 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自己想要的伴侣, 从而获得最后的幸福。现代女性要知道, 不争从来不是福气, 而只会被认为是懦弱。
3.3 王熙凤给现代女性的启示
要论《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女子, 大家大概都会想到王熙凤。现代女性要在随时都在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职业的升迁、恋爱婚姻到交际办事, 如果有王熙凤那样卓越的口才, 那么办事则无往而不利。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3.3.1 学会夸赞他人
例如, 王熙凤在初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就说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 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想老祖宗的外孙女儿似的, 竟是亲生的孙女儿,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虽然王熙凤只是用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来夸赞他人, 但却同时表达了对林黛玉的赞美、读贾母三位亲孙女的赞美, 同时又自谦说自己见识少了。最重要的是, 王熙凤的这样一番话既让黛玉明白了老祖宗对她的挂念, 同时又迎合了老祖宗内心希望被夸赞的需要。这比直接告诉林黛玉老祖宗有多挂念林黛玉有更好的效果。
而现代女性就是要学会王熙凤这样一套夸赞人的技巧,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照顾多方人的感受, 从而在职场、婚姻和生活中也能够变得更加顺畅。
3.3.3 言谈得体
在刘姥姥问王熙凤借钱的时候, 凤姐有这样一段话:“且请坐下, 听我来说:方才你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论起亲戚来, 原不该等上门就有照应才是。只是如今家里事情太多, 太太上了年纪, 一时难免有疏忽。我初管事不久, 又不太知道亲戚们的事情, 但也知道亲戚们各有各的难处。你既是大老远来了, 又是头一遭张口, 怎么叫你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 你不嫌少, 先拿了去用罢。”
可以看出凤姐在说话的时候非常注意技巧:第一, 她讲话的时候虽然依然保持着她矜持而高贵的身份, 但是讲话的过程还是很的体的。第二, 她的话里暗含着贾府还是对刘姥姥家关心的, 但是贾府本身也不如外面看的那样辉煌了。第三, 在借钱的时候说话能够做到不过分热和, 又不过分怠慢, 更不会过分炫耀。
4. 结束语
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有无数的女性形象, 而从每个女性的身上都对现代女性有所启示。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在平时多学习, 只有掌握了真本事才能够让自己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一方面, 一定要能够勇敢说出属于自己的需求, 在家庭、生活和职场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最重要的是, 现代的女性要能够有属于自己独立的思想, 并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参考文献
[1] 王昆仑.王熙凤论[M]//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中) .天津:百花文艺社, 2016 (3) :59-64
[2] 王建华.礼貌的语用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5 (3) :139-143
[3] 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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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先生的一部《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红楼梦》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书中对各个人物的塑造也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红楼梦》人物艺术形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小说文学是离不开情节与细节的,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任务,但所包含的内容、表现的形式和所需的手段却不尽相同。情节是小说的骨骼与筋脉,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与细胞;情节使小说站立成形,细节则使小说摇曳多姿;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重视细节描写,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细节是文学作品的血肉,她给读者以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如果没有细节就没有了艺术形象。妥帖的语言和安排适当的细节,是杰出作品两个必不能少的特征,没有这两点,也就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了。恩格斯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玛.哈克奈斯》)这说明细节描写在典型创造中的重要意义。
在《红楼梦》整个篇幅里,差不多全是人物的对话,作者只是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来讲述故事情节。这种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社会形态和心理性格的艺术手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而《红楼梦》则将它发挥到极致。它比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从旁静止地分析人物的心理、性格,更显得生动而富于内涵,同时也更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形。
《红楼梦》一书所以被誉为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作者塑造了众多生动、逼真的艺术典型。对于那些个性十分鲜明的女子,作者善于迅速捕捉一刹那间特定的神情、动作、心理状态,使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而用人物的对话、语言来表达人物的性格更是一个主要的方法。曹雪芹善于挑选、提炼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人物的独特气质、心理活动对人生际遇的暗示,而且还能概括出一定的社会面貌。在这本书里,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物,哪怕人物的出场是稍纵即逝,也因为准确的语言一下子抓住了人物的灵魂而给人以“天长地久”的印象。
且不说《红楼梦》中那位“两面三刀”、最会说话的琏二爷,来看看青春丧偶、心如“槁木死灰”一般,“惟知伺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的珠大嫂子。对比凤姐的出场,李纨显得平静多了,作者只是简单地一句带过:“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她也是金陵名吏之女,她的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于是不曾叫她十分认真读书,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这样介绍后,李纨在我的心目中已基本定型――一个寡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安静地活着,抚育幼子、侍奉姑翁。就好像一炉香,静静地燃烧着,儿子在袅袅的香烟中渐渐长大,她自己却日渐衰老,这与那些大观园里天真烂漫、诗意年华的女孩子们对比起来似乎没什么可写的,更没什么精彩内容可以打动人心。所以,初看红楼时的我对曹雪芹居然把这么一个在张爱玲笔下被比作“完”(《鸿鸾禧》)字的人物也列入“十二金钗”之一而感到有点不解。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遍遍细细地品味红楼,发现原来那里也是个鲜活丰富、充满诗意与才气的所在,同时也体会到作者的悲悯情怀。
李纨在文学方面的才气与鉴赏能力,在生活方面的情致都透过她的话语展现在读者眼前。我们来看,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探春发起诗社,向各位兄弟姐妹发出邀请,李纨以积极的态度响应与支持。她一迈进秋爽斋,就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看!一个多有兴致的雅人啊!作为“未亡人”的李纨,遇到喜庆节日,她都必须自觉回避。青春年华、花容月貌、诗情画意,都必须跟着她逝去的丈夫一起埋葬。再多的苦楚也只应该往肚子里咽,她必须把全部的人生意义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与她相依为命的小儿子上。所以,她即使“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也只能给自己找个借口“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 打消了念头。在稻香村里守着一盏孤灯,与儿子相对课读,虽然温情脉脉,但寂寞凄凉的气氛也挥之不去。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她便“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于是,自封为“稻香老农”的她成为诗社中最具分量的评审。她的评论旗帜鲜明,从诗歌的思想情操、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以及用词炼句,都因见识高人一筹而获得众人一致的心悦诚服。熟读历代的文艺理论提高了她的审美标准,她常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原则。评“菊花诗”时,她说:“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梦菊’第三――题目新,诗意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当黛玉自谦道:“我那个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李纨马上亮出观点:“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精确而有理据的分析评判,没有一定的评论标准和判断力是做不到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才思敏捷,也让一众才华出众的红楼姐妹们额首称赞。
在贾府长辈们的面前,她表现得恭顺安分,而当她和姐妹们在一起时,时常表现得开朗活泼,她的幽默开明,十分适度,使她在人事复杂的大家族中也赢得了上下人等的一致爱怜与赞叹――长辈们怜她年轻守寡,安分孝顺;年轻的尊她爱护晚辈,扶持弟妹。看,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宝玉生日私开夜宴,她欣然参加,并在黛玉担心有夜饮之嫌时,说:“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尖如此,并没夜夜如此,这倒不怕。”话说得简单明理,她也是玩得极开心投入的: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着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
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 风趣的语言尽显她开朗的本性。她不拘泥刻板,又不腐朽陈旧,而且胆识、见地都不错,看她在书中唯一的一次发火:当凤姐借醉泼醋打了平儿后,李纨以插科打诨的方式,为平儿打抱不平,她说:“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他还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给平儿打报不平儿。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未平。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说的众人都笑了。好伶俐的口齿哦!只是被“寡妇”这个沉重的虚名苦苦压抑着她的真性情;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极严格地限制了她的活动与发展,象铁窗一样封住了她的身躯、锁住了她那颗鲜活、年轻的心。
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细节描写向我们展现了这位“虽处膏粱锦绣中,却心如槁木死灰般”的珠大嫂子的真心――原来是一个多么鲜活的所在啊!她如花的青春年华还未绽放就已跟随着短命的丈夫匆匆逝去,从此她的天地就是一片灰色,一直延伸到坟墓。我们更加痛感她能忍受如漫长无尽的封建压迫和桎梏该需要多少坚忍和决心啊!
每当看到、想到这些话语,就如投石入水,泛起层层涟漪,不断扩大,于是一个活生生的珠大嫂子深深地伫立在读者的心里。《红楼梦》在处理人物肖像细节的时候,总是恰到好处,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既不“太平淡”,也不“流于过火”,而是正符合各种不同的情景,显示出它无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人物的身姿、神情和心里。曹雪芹以生动语言赋予人物灵动的生命力,激起读者无尽的探索兴趣,如同面对浩瀚的海洋,蹀躞于岸边,不断地去咀嚼、钻研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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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获得巨大进步,“旅游景区地域性和旅游地区品牌化”成为趋势,地域化旅游整体文化形象的竞争成为当前旅游竞争的主流。由此,旅游特色形象的策划设计富有特色,成为旅游地域的重要制约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与形象塑造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分析了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特色,探讨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原则和文化旅游形象塑造。旅游品牌定位原则:整合区域资源优势,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文化旅游形象塑造:塑造多主题形象,树立一体化形象,加强形象传播。
【关键词】品牌定位;旅游形象;西咸地区
陕西省西安、咸阳两市在地理区位上紧邻,文脉相承,西咸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品类多样。长期以来,陕西作为旅游大省一直以西咸地区密集的周、秦、汉、隋、唐时期文化旅游资源蜚声于海内外。本文从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视角来探讨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与其旅游形象的塑造,为西咸地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1、文化旅游资源品类丰富
文化旅游资源从形态上涵盖了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艺术文化旅游等多种形态。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包含以上种种形态,且每一种都有其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化发展鼎盛时期周、秦、汉、唐的都城遗址以及帝王陵寝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西咸地区。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西咸地区坐拥阳陵国家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秦咸阳城遗址公园等数个,其规格之高、数量之大,居全国首位。在此资源基础上能够引申发掘的与体验各朝代社会文化风情、考古各历史遗址遗存相关的文化旅游产品线路多种多样,不胜枚举。
2、文化旅游品牌认同度高
西安与咸阳本身为全国距离最近的两大城市,在西咸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也呈现出联系紧密、共同完成的频次较高等特征。近年来陕西省对区域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为西咸地区打造出综合配套的东线与西北线旅游线路。其中东线以西安地区秦兵马俑博物馆及遗址公园、华清池、骊山为主要景区,西北线以咸阳地区汉阳陵、茂陵、唐乾陵、昭陵等为主要景区。这两条旅游线路特色鲜明、相对成熟,在广大海内外旅游者心目中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认同度。在此基础上,西咸地区进一步加强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拓宽文化旅游方向,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也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1、定位现状
对于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问题,实际上是探讨如何在旅游者心目构建起与其他竞争对手有所区别的形象问题,也是如何以个性化、创新化打造文化旅游产品的问题。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产品本身具备优质的资源后盾与口碑基础,但在整体形象的呈现上还存在着设计不够精心、定位不够明确、传播不够到位等诸多瑕疵。如,西咸地区为数众多的旅游资源皆可称为具备世界级水平,但旅游者普遍认知水平不高,只知兵马俑、乾陵等少数景区景点,忽略其他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难以形成更具特色与创新的优质文化旅游产品印象。这事实上也是缺乏明确的品牌定位与推广的结果。
2、定位原则
根据区域旅游品牌定位的相关理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应综合考虑资源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客源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简单探讨定位的方向:
(1)整合区域资源优势。西咸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与资源基础,但由于整个西咸地区包括两市一区(西安市、咸阳市及西咸新区),在经济运行与政府运作方面区域内有各自的独立性,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也由于利益的独立性而受到相应制约。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定位必须突破各自为政的窠臼,对区域资源进行优势整合。例如,在推出文化旅游产品时着眼于整个西咸地区,而并非其中的某一市某一景区,应有整体观和大局观。选择以不同的文化主题的形式整合相关文化旅游资源不失为一个好的思路,具体问题留待以后探讨。
(2)以公共品牌为主导。公共品牌的构建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府的行为与驱动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定位关系着整个区域的旅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一个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换言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生产主体应是政府。公共品牌的定位需要政府制定长远的、总体性的旅游发展规划,并加强对本地区旅游品牌的推广促进。
目前国务院在西咸地区设立的西咸新区可以成为构建公共品牌的中坚力量,作为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在行政上综合西安、咸阳之力,一些受到行政区划所限而难以完成的政策层面的问题可以由西咸新区政府在新区范围内尝试进行,其中也包括文化旅游公共品牌的构建。例如,可采用面向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面向社会公众的旅游优惠活动、面向区域内旅游企业的税费减免、完善地区旅游交通与环境设施建设、提供更全面与及时的旅游服务信息等方式,推广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的优良形象。
(3)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相结合。在公共品牌建立的背后,必须有旅游企业品牌的实力支撑。打造一批高水准、高认可度、高知名度的精品景区景点,做强重点文化旅游产品,是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构建的必由之路。以2012年成立的陕西西咸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为例,西咸文旅已启动了“西咸国际文化教育园区”、“北国风光文化旅游中心区”、“新西部影视基地”等重点项目,就是在区域发展的平台上打造强强联合的优秀企业品牌,与公共品牌相结合,进而推进西咸地区整体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除上述外,西咸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品牌正在迅速发展,如主打葡萄酒文化之旅和主题星级酒店的咸阳张裕瑞纳城堡酒庄,拥有多家4A级以上景区、文化主题酒店、文化演艺项目的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区域内企业品牌之间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最终形成良好的联动作用与规模效应,共同为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品牌特色化、创新化定位发力。
1、塑造多主题形象
目前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形象塑造,还停留在较为模糊和笼统的阶段。旅游者可能知道秦朝帝都咸阳和十三朝古都西安,但就西咸地区整体的、多样化的文化旅游项目知之甚少。塑造多主题形象是一个可选择的路径,如,唐文化主题下,大雁塔?大唐芙蓉园与唐城墙、大明宫遗址公园、唐乾陵、昭陵等景区整合打包构建唐文化旅游线路;秦文化主题下,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养生温泉、秦腔戏剧等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可以进行归纳策划;汉文化主题下,丝绸之路起点、汉城湖、汉长安城遗址公园、汉阳陵、茂陵、杜陵等有汉文化背景的旅游产品项目可组团呈现于市场;还有西咸民俗风情与民族特色文化主题、西咸特色饮食文化主题等等。这些多角度主题的内涵挖掘、产品组合与宣传推广都大有文章可作,有助于增进目标旅游市场对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的认知度。
2、树立一体化形象
多主题的旅游形象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各行其道,在进行整体品牌定位的同时,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应树立起一体化的形象。对于一体化形象的设计可以借鉴企业识别系统(CIS)的相关理论,在政府主导作用下,配合有利的旅游发展政策,设计具有较强区域辨识度的视觉识别系统(VIS),利用系列化的视觉符号通过旅游者能够广泛接触的层面,实现文化旅游形象的统一,如,设计西咸地区文化旅游统一的LOGO、各文化旅游主题统一的风格等;还可引入人文识别系统(HIS),通过对西咸地区精神、信仰、知识、艺术、历史、传说、语言、风俗、习惯和人文遗产等特有的人文资源进行整合设计,进而加深旅游者的体验度,感受本地区独有的文化,如,在整理西咸特色文化品牌的同时,利用开展丰富的民间艺术、弘扬当地民俗文化的各种方式与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发掘相结合,将文化旅游活动渗透到当地日常生活中去,重现文化基调,带给旅游者更深刻的旅游感受。对于西咸地区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形象塑造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具体操作还应综合考虑行为识别系统(MIS)、理念识别系统(BIS)等的设计,在此不一一赘述。
3、加强形象传播
在塑造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同时,该形象向旅游市场快速、深化地推广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利用传播要素通过构建优质高效的传播途径,根据市场反馈不断调整、更新形象传播策略,有助于促进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的不断提升。具体到传播策略,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从传播媒介中,可选择电视、广播、报纸、户外广告、书籍、影视等传统媒介,也可选择网络、移动客户端等新型传播媒介。以当下受众最广、传播速度最高的网络媒介为例,建立西咸地区文化旅游形象推广的官方网站,在网站页面内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归类,方便公众进行浏览与取得相关背景知识;
西咸地区政府及重点旅游企业也可与腾讯、搜狐、新浪、网易等大型门户网站联合推出文化旅游专门的板块,或借其平台建设电子邮件、论坛、博客、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向公众发布最新的西咸地区文化旅游活动资讯,使公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关注到西咸地区的文化旅游形象,达到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提高更高层次的认同度。另外,相关数据表明,举办高规格、大规模的节事活动对于区域旅游形象传播有较大的影响力,节事活动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人气,使地区旅游活动产生强烈的旅游吸引力,西咸地区打造文化旅游形象也可从大型节事活动找切入点,提升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
总体而言,西咸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基础十分优良,但综合开发利用度还远远不足,旅游产业一体化程度较低,社会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本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选择适当的品牌化战略、塑造优质文化旅游形象任重道远,本文在此仅作粗浅初探,未来学界、业界、政府应共同发力,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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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袁世凯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我对袁世凯的看法,最起初是看某部电影,对他有深印象是因为饰演袁世凯的演员很是帅气,以致前不久在图书馆看见袁世凯传记便借来翻了翻,还算对袁世凯有了个完整的认识.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是戊戌告密事件,与日签署《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他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期初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后悍然称帝。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没有了首领,从此中国陷入了数十年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状态。虽然袁世凯有过,但其功劳不能被过失掩盖。
1.兴办新式教育
1905年,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 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西式学校,得到批准。清 政府谕令从 1906 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他建立了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他还是百年名校山东大学的建校元老,于1901年上书光绪帝,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 所,实 业学堂 20 所,优级师范学堂 3 所,初级师范学堂 90 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 30 所,小学堂 7391 所,女子学堂 121 所,蒙养院 2 所,总 计 8723 所,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当时直隶有学生16.4 万多人,位居全国第二,但学务资产有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2.大力支持出国留学并重用海归
1901 年 8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为 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 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 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 事学堂中学生。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 学堂速成班学习, “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 “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 ,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 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 8 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 20 人赴日留学。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 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绍仪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 其中最著名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马廷亮、 陈恩涛、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詹天佑等人。
3.创建新式军队
在袁世凯的努力下,与旧式军队有着明显进步的新式军队得到组建。 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4.辛亥革命后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其一手造成的, 是咎由自取。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洪宪乃自己造机”, “洪宪之举, 迹近儿戏, 背叛民国, 夫复何辞?”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 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尤其在制定 《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却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与封建帝王的做法又有何明显区别?对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有很多过失,如戊戌变法中的告密,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袁世凯当年就是在一片唾骂声和讨袁枪炮声中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身后也留下千古的骂名。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袁世凯并非一面的自私自利,心中还是抱有爱国之心。
说到北洋军阀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袁世凯名字的由来也是十分的巧合。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①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而袁家的“保世克家 企文绍武”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喻着这个家族的爱国思想,同时正如上文所说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着深刻影响,袁世凯从小耳濡目染,也一定有着爱国保家的思想。
袁世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自己偏爱武术、兵法,从小立志,经常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他的豪气在他的诗中也有所表现。这也为他今后一生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得到成功,这也因此更加坚定了他投笔从戎的决心。他仰慕李鸿章,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也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思想。
袁世凯23岁那年,朝鲜发生了军乱,当时的朝鲜为大清的附属国,于是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率领军队支援。他作战勇猛并且极具智慧,最终帮助朝鲜平定了这场军乱,并在之后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朝鲜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他的这一举动打退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从而推迟了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间接的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中国的作用。
袁世凯回国后组建新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他们的部队也在中国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极力拥护新政,废除了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并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说明他高远的眼光。这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革命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停止。这也使中国进入了相对民主的时代。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而日本的这些要求侵害到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利益,袁世凯则努力争取欧美列强的干涉,尽可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减小中国的损失。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袁世凯推行新政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而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家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爱国思想是不容质疑的,他做得许多事情也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作为对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总之,他是爱国的。
下面是张作霖。
张作霖身份卑微,没有袁世凯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道路十分的不寻常。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很守规矩,讲义气,最看不惯欺压百姓的土匪。并且治军有方。
同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虽依附日本,但他痛恨日本人,没有做过卖国求荣的事情。人们都说他是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是绿林出身,识字有限。一次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这件事正表现了张作霖的爱国思想。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②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当他知道日本人要趁机让她签署条约的时候,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尽管东北长期受制于日本,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这是北洋军阀中很典型的两位,除此两位之外的其他北洋军阀也有各自的传奇故事,但他们都是比较爱国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袁世凯 人物生平 5月5日 更新。
② 《北洋军阀史》 下册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章 第四节。
摘要: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关键词:袁世凯 人才 人才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活动二十余年,叱咤风云。从当初的一名纨绔子弟发展到清末政坛显赫有名权倾朝野的重臣,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但这并非是偶然之事。他作为一名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首领,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思想,从而使他的势力得以发展膨胀。因此,人才思想是研究袁世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就从袁世凯的人才思想去进行探析。
一、论述人才的重要性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人才的多少关系到社会的兴与衰,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从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庶民百姓,朝野上下都从“天国上朝”的迷梦中醒来,看到了中日对决中的惨败,深刻的认识到人才短缺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此时袁世凯继承和发扬了李鸿章的把培养新型人才看作是“自强根基”的思想,特别的强调人才对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于是袁世凯发出了“人才之难,古今一致”的感叹并体会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人才优势才是取胜的关键。他在给朝廷中的奏折说:“世变不足以因人才,而人才固尚足以弭世变也”;“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国强易入反掌”。这都表现了一名朝廷大员从国家的强弱来衡量人才,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人才的渴望及重要性的理解多了份更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袁世凯进而提出:“治国之要,人才为先”,“立国之本,要在得人,而得人之难,进昔同概。方今列强环伺,国用日艰,外交内治之纷乘,世道人心之浮靡,非广罗人才,使之同心戮力,不足以持危局而至富强”。袁世凯的这种主张既迎合了清政府挽救危局,办理新政对于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了袁世凯为什么能够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从而迅速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权于一身,为以后推翻清政府而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迫使洋务派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也没有辜负清政府对他的信赖,一方面继承了洋务派前辈的思想,倡导各类军事人才的栽培,提出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差此次军兴,往往以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有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他的这种积极态度与战后清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一致的,因而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袁世凯拓展了知识人才的外延,积极去倡导行政人才的革新。他在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方面,主张学粹评优,体用兼备。在培养新式人才的过程中,主张唯才是用,知人善任。袁世凯在任督抚期间,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任用,主张以才干做为选择标准,建立一支现用的、备用的、储用的、陪用的人才梯队,对各类人才各取所长,进行合理的利用与调控。
可见,袁世凯在人才认识上已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人才理论的认识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着自己的原则与主张,通过培养多层次人才,来顺应新时代的要求。
二、广泛搜罗,兼收并蓄
兼收并蓄,广泛搜罗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到袁世凯出任清坛的重要人物,时间也不是很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洋集团由地方走向中央,由一个不出名的道员而成为清政府权威的重要官员。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与其吸收人才的广泛性和其能力的强弱有关。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他任命的将领非常广泛,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彰、段祺瑞,后来在历史上人称“北洋三杰”,他们在小站练兵期间,为使袁世凯的练兵更富有生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他们把小站练兵的经验给予总结,将一些规范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而合编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从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可以说这些成果与袁世凯的知人善任有关,在行政上,袁世凯又任命了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使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幕僚,而他们也都是有文化类型的人,具有新知识、新头脑,而且都还具有一种锐意进取而甘冒风险的精神气质,使袁世凯能够运筹帏幄。
可见当时袁世凯用人思想的独特之处,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有张骞、周学熙、梁士诒等人,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政期间制定了经济法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较快发展,各种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局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的财政有好的转变,这都与当时的统治者领导有关。行政、军政、教育、外交人才无所不包,涉及到北洋集团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为袁世凯所用,那么袁世凯也舍得投资,以礼相待,礼贤下士,只要有才干,不问资历出身,都给予提拔。这表明了一个重要情况,即袁世凯爱才,特善于笼络人才。
袁世凯幕府的人才济济,能量巨大,而且随着其幕僚的出仕,他的势力也得到扩张,渗入到各个部门。袁世凯任用的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这与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客观局势和自己的意愿有关,纵观袁世凯的奏疏、传记,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他的抱负和野心非常大。袁世凯从一个纨绔子弟再到军旅生涯,使他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建功立业,看到自己袁世家族中的袁三甲办团练,高官厚禄,及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的的淮军,萌发出要想成为清王朝中一位权势显赫的人物那就要自己有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纵观袁世凯的传记中,从青年时代,袁世凯就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至在他以后的十几年生涯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自己的人才队伍。
袁世凯敢于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敢于用金钱作为资本。只要是有用人才,能为自己所用,花多少钱也不吝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思想、有魄力之人。此外,袁世凯结交广泛,待人友好亲善,对待自己的官僚,态度不粗暴,能够礼贤下士,这在当时的晚清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袁世凯有一个特点“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已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这表明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就是在这些人才策划和帮助下,北洋集团才得以发展和膨胀。
三、广泛兴学,推行新式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加上清末统治危机的日益恶化,袁世凯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认为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人才的需要,他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原于学校”。因而他主张除旧布新,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创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体制的格局,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为新式的近代学校教育在中国扎根扫清了障碍,它是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命,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此时的袁世凯在这种局面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不仅是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也是新式教育的倡办者,他组建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创办新式学堂。他本人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给清廷奏报过程中说“考各国学制,必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主张赶紧兴办小学,而且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逐渐设立了大、中、小学堂,为系统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兴办学堂的过程中,袁世凯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看重师范学堂的建设,谓“课士之道,师范最难。”“兴学莫重于的师。如师道不讲,学术即不免分歧,人才将因以败坏,此各国师范学堂直之设,所以为意美法良也――故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可见,袁世凯将师资的培养放在首位。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广开门路,聘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截止1907年,直隶共办学堂8000多所,直隶地区的教育初具规模,这都表明了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尽管入学人数于全省人口2000万相比,为数还很少,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几年时间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可观的。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财力十分窘迫,远不能满足办学的处境,袁世凯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集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以补官方之不足。同时袁世凯本人亲自带头捐款,对捐资兴学者,均以上奏,,给予鼓励。可见,袁世凯在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这种教育新气象,不得不归功于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名官吏,袁世凯之所以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不仅因为他确信学堂才是培养新政人才的摇篮,而且也看到了学堂对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顶着旧的官僚体系的巨大压力,倡导了这种新的育才教育,解除了旧式科举对人才培养的束缚和障碍,对培养中国新人才,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开启明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吸收新型人才
在北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任用人才的基础上,还注重人才的质量,吸收懂得时务的新式人才。这是因为传统的治国安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要想一个国家强盛,必须要有人才创新意识,他认为:“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学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实名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各就性质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
由此可知,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要懂得本国吏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只要是有用之人,袁世凯就加以重用,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重用留学生和洋人,认为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不拘清末依然重视科举功名的陈规,对没有功名的留学生礼敬有加。因此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举荐并任用了大量留学生。如当年的詹天佑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这些人都是科技人才,回国都被袁世凯所用,让他们安心为北洋集团服务。詹天佑、邝荣光的科学精神在那一时期名闻中外。同时袁世凯还发展了李鸿章任用外人的思想,聘用外国教员,对外国的洋顾问非常重视,不仅体现在聘请的洋人数量上超过前任,而且待遇也非常优厚。
可见,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花了很大的心血。不过,纵观北洋集团的大多数人员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于国外。他们毕业后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努力工作,这也是北洋集团在清末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旧斗争尖锐激烈。袁世凯生活在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人才思想反映出晚清社会巨变、人才匮乏的事实,又体现了袁世凯有一种独特的用人手腕。他极为重视人才建设,并在人才的目标、培育和任务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才思想。袁世凯提出了维新战略,作为思想主体,它紧扣时代脉搏,大力倡导革新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袁世凯本身的思想夹杂着许多阴险狡诈,有关于其人才思想的认识也并非完全正确。
参考文献:
[1]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中、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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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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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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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领导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同时又带头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成为开眼看世界 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近代史论文关于林则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关于林则徐的研究,多重于史实的考证和历史过程的记述。对林则徐实践活动的文化内因缺乏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林则徐由一位封疆大吏上升为民族英雄。“文化林则徐”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林则徐;爱国;爱民;民本;文化
虎门销烟1 188 127公斤(1839年5月18日前后林则徐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日记),如用现代载重4吨的卡车装载,需要297辆才能容纳。当时鸦片走私价格昂贵,有“一两鸦片一两黄金”之说。虎门销烟等于把英国鸦片走私者的金山银山轻蔑地抛到了大海里。这一事件,使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和世界禁毒运动的先驱。林则徐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有了很高的声誉,比如在美国纽约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就有林则徐广场和高达5.5米林则徐塑像(纽约东百老汇奥利华街至加萨林街一段为林则徐广场,林则徐塑像在广场中央。据一华侨说,在美国街头的塑像中只有两位是中国人,一是孔子,二是林则徐)。
由于虎门销烟影响特别巨大,后人对林则徐的敬佩自然集中在这一事件上,难免对林公其他方面的贡献、成就和美德有所忽略。即使比较专业的林则徐研究,也多重史实的考证和记述,对林则徐多种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内因或文化驱动力缺乏深入的分析。因此,对于林则徐这位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文化林则徐”。
林则徐晚年有一枚印章,上面刻有“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十个字,这说明他曾在十四个省为官从政,并指挥过四十万军队。如果把他在翰林院担任过9年文官不计的话,林则徐从36岁任地方官员(首任杭嘉湖道,即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行政长官)起,到他在云贵总督任上因病请辞、告老还乡为止,林则徐在官场上席不暇暖地奔波劳碌了整整三十年,其中还有三年多流放新疆的艰辛岁月。林则徐48岁以前,担任过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从1832年7月起升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在江苏巡抚任上5年之久,这是林则徐一生各种任职中时间最长的一职。此后林则徐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蒙冤流放后曾署理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这三十年间,林则徐爱国爱民,经世致用,整顿吏治,平反冤案,惩办邪恶,崇尚廉洁,培养人才,防灾救灾,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兴办矿业。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他是当时举国公认的水利专家,著有《畿辅水利议》一书。当时有人评价他说“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一生事事闪光。过去有人说林则徐晚年镇压太平天国,连中美合编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林则徐”条目中都是这样写的,但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是荒.唐的谬说。林则徐逝世在前,太平天国起义在后;林则徐逝世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桂平县金田
村。死去的林则徐如何镇压活着的洪秀全?身在广东的重病老人林则徐,怎么可能镇压远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时间和地点上看,所谓林则徐晚年镇压农民起义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林则徐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官,他为什么能做出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从何而来?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林则徐而不是他人?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上找出许多原因来,但纵观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约三百万字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而在优秀文化传统中,对林则徐时时刻刻起作用的一个核心、一个枢纽、一个强大的驱动力,就是真诚的、热切的、始终不渝的、超越一切选择的民本思想。如果没有民本思想就没有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一壮举,与林则徐的民本思想直接相关,因为吸食鸦片不仅使白银外流,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健康、死于非命。在对鸦片是严禁还是弛禁的斗争中,林则徐力主严禁,他首先关心的是人的健康,其次才是白银外流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由儒、佛(释)、道这三个思想体系构成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所说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指精华那一部分。如果把那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做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或者说封建社会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对儒、佛、道的理解和憧憬,就是“儒仁、佛善、道驱邪”。林则徐一生的实践活动,鲜明地体现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誉。虎门销烟时林则徐55岁,他的爱国爱民、他的卓越才干、他的辉煌成就自然为万众仰望,而同一个林则徐不满40岁时,在江苏省按察使任上,因平反冤案深得民心,已有“林青天”之誉了。“林公来,庆更生”是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呼声,是林则徐民本思想产生的民众赞誉。
林则徐于1775年8月30日生于福州,他父亲林宾日是位私塾先生,家境十分贫寒。1827年林宾日病逝后,当时身为湖北省布政使的林则徐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回忆他幼年时期的贫苦生活,其中写道“……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呜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孰知其不可再得耶。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①(P281-285)另据台湾林崇墉撰著、蒋中正题写书名的《林则徐传》记载,林家有一传家宝,是一双芯油灯。平时林家夜晚用的油灯只加一个灯芯,以便省点油,只有过春节时,为了增加一些节日的气氛,才舍得用两个灯芯。如此贫苦的生活,使林则徐自幼深知民间的疾苦,这对他为官后接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时刻廉洁自律,显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林则徐6岁时开始随父亲读书,所习功课自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对林则徐人生观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他勤勉和聪慧,13岁就考中了秀才,后入鳌峰书院就读6年,19岁考中了举人。鳌峰书院的主持人郑光策是一位坚定地信仰“经世致用”的人,这对林则徐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后来,林则徐的好朋友陶澍、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人全是经世派。所谓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读书做学问要力戒空谈,应联系实际,兴利除弊。这种进步的思潮影响了林则徐一生,并与民本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林则徐信仰佛教,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从他用楷书抄录的《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往生咒》(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了影印集共145页)来看,林则徐是笃诚地信仰佛教的。此外,从他多次祈晴、祈雨、祈雪活动和他写的祈文来看,道教的思想,以及由道教形成的风俗习惯,对林则徐也有相当深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儒仁、佛善、道驱邪的观念,加深了、强化了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林则徐这样一位封建社会高官有着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
中国的民本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他的名言是:“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是管仲灯塔式的历史贡献。后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被历代杰出人物所采纳,林则徐尤为突出。在林则徐的实践活动中,体现民惟邦本的事例不胜枚举,最突出、最感人的是1833年林则徐全然忘我,为民请命,单衔上疏的事例:
清道光十三年,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因长时间的阴雨造成庄稼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在这种大天灾的面前,如果还要农民纳税,只能饿死人。林则徐准备向朝廷申报,请求免税和赈灾救济。但是,道光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措辞严厉地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请求减免税赋,并指责地方官员不顾“国计”,“大官沽名钓誉,小官中饱私囊”。
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怎么办?当时,他处在至少四个 压力下:第一,皇帝金口玉言,有令在先,违逆皇上的意志,后果不堪设想,罢官、坐牢乃至杀头的可能性都有;第二,林则徐因没有抓到一个名叫陈瑞的大盗,正在受着降五级留任的处分;第三,按朝廷规定,过九月后不准报秋灾;第四,巡抚给朝廷的奏折必须与总督联合署名。面对这样的一堆难题,林则徐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听之任之,撒手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然而,林则徐不顾一切个人得失,决定为民请命,单衔上疏(即自己署名,有罪一人当,不牵连两江总督陶澍)。
这一年的11月13日,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在这一长篇奏折中,针对道光皇帝所谓关心“国计”的说法,写道“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自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②(P2732)林则徐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只有下恤民生,才能上筹“国计”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也完全是正确的。
这篇奏折的结尾部分,林则徐写道:“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林则徐为了拯救灾民,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不惧皇威,因老百姓的疾苦而声泪俱下,他的民本思想胜过一切,在这里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还应当指出,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不仅在于拯救灾民和关注民生,他还认识到了更深刻的道理,这篇奏折最后说:“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所谓元气指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古籍中“元气”是指“天地万物的本原”,或“天始于元”的意思。林则徐那个时代,他当然不会说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样的话来,但他说“多培一分元气”,已经包含了人民是社会本原的意思,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核心。
作为一位封疆大吏,林则徐时时刻刻面对民与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民本思想也是十分突出的。首先是他自己一生清正廉洁。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他作为钦差大臣从北京赴广州禁烟,一路经过数十个城镇,在他动身时,从良乡就发出传牌,其中写道“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顶。需索者即须扭秉,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③(P2386)。这段话无须解释,这位钦差大臣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形象已呼之欲出。林则徐这样做也与他的民本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写道:“呜呼!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④(P2788)林则徐的这个呼声,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如果没有民本思想这个文化驱动力,林则徐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而已。由于林则徐以民本思想作为一切行动的枢纽,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官员中,他鹤立鸡群,成了林青天,成了民族英雄。
自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后,对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注家蜂起。有的同志一再贬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说那是封建统治的权术,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左”的偏见。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过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惠民……”因此,我们现在强调“以人为本”,就是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新发展。那些否定、歪曲古代民本思想的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而林则徐在民本思想驱动下的爱国爱民实践活动,既是我们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摘要]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虎门销烟的英雄,他有体察民情、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不敢忘国、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开端。
[关键词]林则徐 爱国主义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
百余年来,用刀与火、血和泪所渲染浸透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悲壮历史,从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便揭开了序幕。林则徐的英名也从此昭垂史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给中国近代社会无疑增添了一丝丝美丽的色彩。在中国近代史上,他可谓是革命的先驱,不论是面对外敌的入侵还是本国分裂者的挑战,他都临危不惧,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为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和繁荣富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具体的、丰富的、有意义的。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一、经世致用、体察民情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1811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他在任督、抚时,清理冤狱,救灾代赈,兴修水利,整刷吏治,办事严肃认真,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被人民称为“包青天”。他从“名惟邦本”的思想出发,主张“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一再表示要为民“请命”。他关心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考察民心,爱惜民力,主张在灾区减征缓征钱粮漕米,暂纾民力。1823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史时,由于水患严重,吏治腐败,灾民“汹汹将变”,有人主张镇压灾民,林则徐则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适,会损害到人民的利益。他主张“轸灾黎而保富民”,他把救灾兴利与整修吏治结合起来,不仅使灾民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为清王朝成功地制止了一场农民起义的爆发。
林则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中流砥柱,为了给封建统治“补天”,他肯于关心民事,甚至不惜犯颜谏上,为民请命。1833年他在任江苏巡抚时,灾情严重,民生维艰,而朝廷仍然催人们上交赋税,他要求朝廷延缓时间,放宽期限,等着来年新的粮食下来再交税,然而道光帝并不听取他的建议,认为他办事不利,林则徐抗疏力争说“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及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放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道光帝最后被他说服了,同意延缓时间。当地人民都对他不胜感激。
二、反侵略、虎门销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发展到了清代中期早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清政府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使泱泱大国早已奄奄一息了,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依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但是西方列强对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的中国垂涎已久,他们开始将中国作为侵略和掠夺的重点,然而一些棉毛纺织品的输入使他们远远无法满足,于是他们丧心病狂地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鸦片,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益。
鸦片泛滥,毒烟弥漫,严重侵耗着清王朝的国力和统治基础,白银大量的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市场紊乱,商民交困。鸦片战争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林则徐对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英国商人贪婪的预谋暴利,这也突出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本性。他认为如果我们放任自流,不及时地控制这种现象,中国就会丧失自己独立帝国的地位。他主张厉行禁烟,并且多次向道光帝提出要彻查英国的船只,软弱的道光帝却害怕节外生枝,多次指责林则徐。但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禁烟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又好多次请求禁烟。1838年年底,他临危受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主持禁烟抗争。临行前他虽然知道此次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动摇,毅然决然地前往。他到广东后,严拿烟贩,勒令英国交出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一行动振动中外,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可辱没的民族气节和林则徐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流放遣戍,力所能及,位卑未敢忘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定海失陷后,琦善等投降派占了上风,道光帝对林则徐横加指斥,但是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在心,仍力主收复定海,昏庸的道光帝却将林则徐革职换上了投降派琦善。此时林则徐仍不计个人荣辱,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关心的是如何抵制侵略。后来受到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职,充军新疆。到新疆后林则徐没有自暴自弃,他兴修水利,修坎儿井,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他还将织布技术传入吐鲁番,并且建议将官产耕田划归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耕种,推广民屯,以充实边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他视察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对沙俄的侵略有所觉察,他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45年后,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上奏折建议鼓励商民集股开采铜矿、银矿、金矿,企图打破政府官办的垄断局面。他的这种建议有利于中国刚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四、师夷长技以制夷、追求富国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蒙昧主义,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抵抗西方侵略,林则徐搜集外国书籍,找人翻译,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近代史上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他不拘一格选拔熟悉外情的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组织翻译班子,翻译了《四洲志》,有计划、大规模地搜集和编译外国书报。他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询访外请;他以“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出发,对美国概况做了介绍,主张人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追求富国强民。
总之,林则徐的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禁烟抗英阶段和被贬戍两个阶段。如果说他的前一阶段是轰轰烈烈的,那么他的后一阶段无疑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凄凉悲壮的,但是它也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延续。在被贬戍期间不计前嫌为国家做贡献,始终爱国爱民,不顾个人的安危,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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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在 中国 近代 政治 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政治 文化中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 社会的反映。本文将林则徐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源、形成及向爱国主义转化的 历史 轨迹,置于清末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作一番简要的勾勒。
【关键词】林则徐 民本思想
一、清朝统治的衰落与嘉道经世致用思潮
1.清朝统治的衰落
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经两千余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已经朽烂动摇。早在乾隆后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重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帝即位之际,由民生极端艰难,官吏渎法贪冒等诱发的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面动荡不安。他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止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朝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历史 发展 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此间,盛世的表象迅速消失,种种弊端日渐暴露。加之西方殖民势力肆意东侵,海警飚忽,中国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鸦片战争的失败,它便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衰落之路。
2.嘉道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思潮,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清末急剧变化的形势,不能不促使社会思潮出现新的激荡。“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于是,敏感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一些封建士大夫掀起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第一排涌浪,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关系极大。清中叶以后统治黑暗,危机深重,士大夫中有识之士起而揭露、批判,要求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进而掀起政治上的波澜。于是,千年绝学今文经学(或称公羊学)进入了视野,并重获生机,以至逐渐成为晚清“显学”。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开山者是庄存与。他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创立了近代今文经学。刘逢禄则强调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和主“变”的积极思想,赋予“久被冷淡而活泼不拘”的今文经学以某些改良维新趋向。继刘、庄之后,清代经世思想由“纯学术”趋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魏源首开“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签,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批判现实,呼吁“更法”、“改制”。近代今文经学成为嘉道经世思潮兴起的重要思想武器。
嘉道经世思潮的兴起,也是嘉道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的产物。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直捣紫禁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朝野为之惊悸震撼。嘉庆帝说,此“非浮言泛论所能弥,必以实心行实政”。在此前后,嘉、道二帝为了遏止王朝的衰落,励精图治,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以行“实政”。虽然对其效果难做高估,但“实政”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学术界风气的改变。于是,经世之学,遂蓬勃兴起,蔚为思潮。而且,“实政”本身也造就了以陶澍、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经世派。“禁城之变”时,林则徐正在翰林院庶常馆供职;其政治思想也就是在此前后,发端于经世之学的。
二、林则徐民本思想的形成
1.林则徐的家世与早年 教育
林则徐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早期的家庭 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民本”思想的产生起了一定的影响。与中国历史上那些出身寒微的非世宦家族的知识分子官员一样,林则徐也形成了反映了其社会出身的政治理想,并在其漫长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常常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坚持遵循儒家思想的原则效力于国家”。
乾隆末年以后,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不仅把广大农民逼进衣食无着的绝境,中小地主在土地聚散过程中也起落无常,很难逃脱破产的厄运。“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林家亦沦落到“家无立锥,而宿通山积”的境地。林则徐之母因“宾日(林则徐之父)家贫,授徒恒不给”,为生活计,只得“率诸女以女红”,“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寝,……其困苦之状,……见而愀然!”则徐本人早年亦不得不“以谋食故驰四方”。这种贫寒的家世和清苦的生活境遇的刺激,使他对民不聊生的现实比较敏感,在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下层民众。
同家庭环境相 联系的是林则徐所接受的教育。对他教育影响最深的,当数林宾日、郑光策,以及与他互相影响促进的陈恭甫和梁章钜等。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对社会黑暗不满,倾向和提倡经世之学,且作风正派。林宾日对林则徐,即是“慈父”又是“良师”。
林则徐“所得力于父教的,不仅限于文事之教导,而且还有处世治事基本学问的灌输”。林宾日作为落魄秀才,“又备尝穷困艰辛,格外体验到民间疾苦, 自然 深切地洞悉社会黑暗的一面。这一切使得他能客观地多做些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这种学问传给了他的儿子。林则徐从政后,关心民瘼,形成“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的人格特征和“清廉狷介”的为官作风,并不是偶然的。1798年,林则徐入学鳌峰书院。时任山长的郑光策,更是注重“明礼达用之学”,以“立志为先,谓定志而后有所施”。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如,向学生灌输“爱民仁物”为“赴士之的”;认为,为治之术,以得民心为本,而本中之本则是“劝农桑以重本计,明礼度以正风俗,躬勤俭以节民用”。
林则徐在政治 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恤民”、“重民”思想和郑光策存在着渊源关系。在郑的引导下,林饱览了各种史书经典,眼界大为开拓。后来,则徐追忆恩师当年“有心用世”教诲,“不禁泪涔涔下也”。陈寿祺(字恭甫),汉学大师,道光二年(1822)主持鳌峰书院。他对林寄托着极高的期望:“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安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觑欷”。为此,林则徐在《答陈恭甫前辈》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自己一向崇敬陈的为人和学问,表示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当个勤政爱民的好官。梁章钜与林则徐同辈,又同为鳌峰弟子。二人“临容膝地”,砥砺学问,“穷达素心共”,可谓过从甚密。这种师友往来,对林则徐“少而沈悫谨,事亲至孝。为帖括之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品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林则徐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儒家学说是其基本思想的支柱,如重民、爱民,就来自儒家。在鳌峰书院求学期间,虽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严厉抨击“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困”等鱼肉百姓的不良现象,感发他对贪官污吏的愤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流露他对现实有某种不满的情绪,但应当看到,林则徐此时的政治思想不具体,还缺乏特定的时代与阶级内容。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林则徐的家庭、师友、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共同构成他的“民本”思想的坯床。
2.林则徐民本思想的明朗化
林则徐于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及弟,此后便有了出色的仕宦经历,升迁较常格稍快。“历官十四省,仰荷三朝知遇”,宦海四十年,累官至督抚,可以说经阅“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计民生,是林则徐生平居官行事,推行各种政务措施的基本格调。所以,时人称他“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
林则徐中举(1804年)后成进士前,曾为闽抚张师诚延为幕僚,“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自觉地把自己的前程和清朝统治紧密联系起来。1811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开始了他的小京官生涯;并同京中文人韵士如曹振庸、陶澍、李彦章、魏源等相往来,“商榷古今上下”,“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他为人处世很讲道德,有强烈责任感。这部分是因为他受了当时与他过从甚密的清帝国一些最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激励”。因此,林“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
其经世思想在此时已开始形成。1816年和1819年,林则徐先后赴赣、滇任乡试考官。途中所经,叠遇旱涝,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禁发出“嗟尔生涯剧可怜”,表达了对“劳劳竞日”而不得温饱的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尤其是他在裕州突遇洪水,幸有“村夫歘来灿成行”后,深叹:“斯民真天良”;疾呼:“为语司牧慎勿忘,孜孜与民敷肺肠;毋施箠楚加桁杨,教以礼让勤耕桑”,明确指出,要医治疮痍,使“闾阎苏”,必须“厚培民气”。这表明,林则徐在出任守土官之前,其关注民生、重视“天下舆情”、以养民安大局的民本思想已经明朗。
列宁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 联系和‘中介’”。林则徐集封建士子与政府官员于一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想不同凡响。作为封建士子,虽然通过科举 考试 最终“读书显扬”,但幼时的家庭境况,对 社会现状的关注,以及明清实学的耳濡目染,却使他接受了并倡导以务实为特点、求治为目标的经世致用思想;身为政府官员,对清朝的腐朽黑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广大民众的苦难怨愤比较了解,主张变革现实社会。晚清经世派分为两类:一类为 政治 家型,可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由于受制于官场的慎言传统,与龚、魏之流不同,主要是通过“立德”、“立功”的政治 实践来演绎自己的价值取向。
1820年,林则徐出任浙江杭嘉湖道,从此踏上了亲身实践他那一套思想主张、比较独立地支撑一方统治危局的道路。在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视“民事皆士事”,从吏治民生、盐河漕政,到牵动全局的鸦片问题,无不殚精竭虑,成效卓著,“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关心民瘼,稳定民心,兴利除弊,挽救危局,是他勤于政务的重要内容。林则徐高于一般封建官吏的地方,在于其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即更重视民众疾苦与清朝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言:“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犹可悯。”在这里,林则徐力图调和构成封建生产关系的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矛盾,体现着其民本主义思想主张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对于维系国计民生的现实性和力量,并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将原本明朗化的民本思想形成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新出现的 中国 人民与西方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趋上升,原来以维系国计民生,抵制西方侵略为中心内容的嘉道经世思潮,其重心亦逐渐转移到抵制西方侵略,特别是反对英国鸦片侵略方面来。林则徐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其民本思想迅速地向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转化。张灏先生认为,人的主要思想是人面对“时代的刺激”和“生命感受”时,“在思想上作自觉的反应”的结果。林则徐虽然还“无法理解当时时局巨变的意义”,但是历史巨变所产生的冲击力已使他本能地去“探索这时代大风暴的思想和其根源与背景”。
1838年,他经过一番密查暗访后,敏锐地揭示了苏州、湖北等地“商民交困”的原因:“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物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賸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上奏呼吁道光帝:“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这说明,林则徐已经比较清醒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 侵略给“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并把维护商民利益,重视商民地位,上升到维护国家稳定的战略高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陈胜粦先生认为:“林则徐在实践中形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则是嘉道经世思潮在政治领域内开出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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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中,孙中山作为我国历史的重要革命思想家,永远为人所铭记、敬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关于孙中山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在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奋勇斗争、走向振兴的有三个领袖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1956年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做出崇高的、科学的历史评价.继承者对先行者的科学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思想与行动的指南.
一:内容简介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文章中,第一: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概括总结:“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毛泽东自豪地道:“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第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看法整齐划一,因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功过做出了概括,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以及他早期的思想和活动,在研究成果中,几乎都是正面文章,少有提出问题的。
二: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毛泽东科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对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作了充分的概括。主要是:第一,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第二,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第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阐明了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
二、历史意义: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所提出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后,又开始为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于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民主革命的经验相比,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更没有实践的经验,再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只能在建国初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政治上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经济上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获得来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实践证明,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现实意义: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了,从而科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三:启示
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第一:我们要从中学习到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号召我们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使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第二:毛泽东也指出了孙中山像其他伟大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缺点方面,但我们决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第三: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刻苦学习,将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为自己的责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结束语:我想,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态度,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在对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时,仔细地玩味、思考。
摘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他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1905年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在《民报》上提出了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并取得革命的首次胜利。为此,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
关键词:
民主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复辟、护法运动
引言: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正文: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又是卓越的革命实践家。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他不辞辛劳,奔走颠簸,跑遍整个世界。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也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他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他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仅在1907年至1911年间,就领导革命党人连续组织了8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到来。直至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后辈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此,辛亥革命被传诵至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它依然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下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他勉励革命党入“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1913年8月间,孙中山来到日本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策划新的斗争。经过积极筹备,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制定《革命方略》,组织中华革命军,不断派人联络军队,组织武装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完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二十一条”,并加紧复辟帝制时,孙中山在日本一再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在中华革命党的参与发动下,国内各省纷纷起义,并发表宣言、通电,形成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直到1916年4月,孙中山回到国内继续领导护法运动。 1924年冬,孙中山扶病北上,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孙中山到北京后,继续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卖国政策进行斗争。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是孑然一人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不仅推翻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新生民主共和国,将帝王时代带到现今世界,实现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他在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胆识,促使他在时局变化的重要关头,能够在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表现出政治敏感性和革命坚韧性,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他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宗旨,但他追求的共和国模式以及革命方法和手段却不断变化。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提出的和平发展、改革创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和长处,与世界接轨等思想和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初步探明了道路和方法。他所探求和绘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案,既反映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见解。
从孙中山先生的毕生的革命活动中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创人,又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向往者。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说,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是现在也仍旧带有启导和借鉴的积极意义,仍旧带有开拓未来的潜力。
参考文献:
《孙中山传》——尚明轩——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舞与欢呼》——张骏/周楠——解放日报
《文化之旅》 ——王志光——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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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总体认识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就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发展历程作了论述,并力求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出客观的评价,最后对当代民族主义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国势积弱衰微。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了拯救国家危亡的许多方案,探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道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萌发这个时期,是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过程中关心国事、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表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总体认识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以推翻现存政权,实行革命救国,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中,宣传最得力、影响最大、旗帜举得最高的就是民族主义。
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
民族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是与近代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欧美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时,为发动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欧美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民族独立”的旗帜,唾弃 “民族主义”的理论,成为对全世界后进民族的压迫者。在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派从西方借取已经被抛弃了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宣传革命,这是跟当时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形势密切相关的。它有社会、阶级和思想上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瓜分对象,使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卑躬屈膝,无耻叫嚷“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死心蹋的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孙中山认为,为了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机,“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1]1019 “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1]141。
(二)阶级基础
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阶级基础。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治上摆脱无权的地位,在思想上渴望解除传统封建的钳制,求得自由民主。他们不仅公开谴责清政府“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并且提出了“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等政治要求,这表明历史已把民族资产阶级推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要革命,借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口号和中国传统的“反满民族主义”语言来进行宣传鼓动,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民族觉醒日益提高。
(三)思想渊源
继承和发展华夏历史上的民族意识和吸收欧美、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是20世纪初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
孙中山在回顾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时提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1]916又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915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发展。
1.“先民所遗留者” 或“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孙中山所说的“先民”,是指华夏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并不是一律平等,而是形成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辩”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不可能不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2.“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指的是从西方借取“民族主义”思想,要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孙中山虽然痛恨西方侵略者,但是为了摆脱民族危亡,他竭力从欧美吸收进步思想。在孙中山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他曾长期生活在外国,孙中山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当他了解了美国民族自离英独立以来,高飞突进,便生仰慕之。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理论。
3.改良“民族主义”的缺点
改良“民族主义”的缺点就是排除反满种族主义情绪,“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2]。
总之,孙中山对于中外两个方面民族主义思想的承袭和吸收,不是单纯地照搬,而是把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思想和中国人民反压迫的优良革命传统融会贯通,成为孙中山自己所特有的一种思想体系。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综观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萌发和形成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期阶段
1.兴中会成立之前,孙中山民族思想酝酿产生
当时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主要是出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1893年冬天,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尤列等人,在讨论建立革命团体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华夏”的口号。称满人为“鞑虏”,把清朝入主中原说成是中国的“亡国”,反映了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对孙中山的某些影响。
2.兴中会成立至同盟会产生之前,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初步确立
孙中山这时已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的藩篱。1894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国”遂被定为入会的秘密誓词。1895年,香港兴中会誓词改称“恢复中华”。1900年,孙中山明确提出要在政治上“努力以颠覆北京政府”,“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初步确立。这一阶段,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排满”,主要目的是造成革命舆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推翻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做充分准备。
(二)第二阶段:旧民族主义思想发展阶段
时间是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24年国共合作以前。这是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向新的民族主义思想过渡的阶段。
1905年,同盟会成立。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革命宗旨定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样,就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
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民族主义用民权、民生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以动员人民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战斗口号和奋斗目标。
这一阶段,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由“排满”到“反清”
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3]。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其民族主义思想名曰“反满”,实为“反清”。
“排满”和“反清”,从民族思想的发展程度来说差异是很大的。“排满”是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很浓厚的口号,而“反清”就具有明确的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阶级压迫的意义。反清,实际上是反对清朝少数统治者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压迫、剥削和蹂躏,反对他们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统治。
2.把“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列为民族主义的内容
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提出了“五个统一”的内政方针,并且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贯彻到政权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上,提出了“民族之统一”的方针。后来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4]220,将民族平等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与此同时,孙中上还渴望民族团结,他衷心希望“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 [4]440。
“五族共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民族主义内容,使民族主义具有新的生命力。孙中山能提出和接受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政权,这不仅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压迫和歧视的反动观念对人民思想的束缚,而且是近代中国民族平等思想的一大进步。
(三)第三阶段: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阶段
这段时间大体上从1923年国共合作筹备时期开始到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成熟的光辉标志是增添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5]591 。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这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了,将民族主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具体来说,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以下新的内容及改变:
1.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由对帝国主义的失望、不满,发展到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纲领。辛亥革命前后的斗争实践,使孙中山的头脑更加清醒:不反对帝国主义,也就不能很好地反对和根除封建主义。苏联十月革命的启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使孙中山明确了这一观念。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有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591孙中山把革命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比起旧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2.由民族共和到民族自决
1920年,孙中山主动否定了带有大汉族主义味道的“五族共和”的主张,认为它“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这以后,他把民族主义又注入了新内容,提出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1924年4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主张:“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4]601民族自决的原则,主要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592
3.联合被压迫民族,支持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对待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民族独立、平等,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支持弱小民族。他说:“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是被压迫的活受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6]他在其著名《遗嘱》中,更是集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和思想:“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994孙中山这时候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开阔发展到世界受压迫民族,或者“平等待我之民族”,纳入了世界的范围。无论从认识的深度上,还是其广度上,都表现出巨大的进步。
三、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革命和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富强的时代主题,因此,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唤醒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
首先,孙中山把反满民族革命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民权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给民族主义赋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孙中山曾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7]总之,孙中山进行的民族革命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穷凶极恶的满洲政府,还我主权。但“还我主权”并不是要恢复汉族统治,而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让国民平等地行使国家政权。
其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现实革命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民族主义不仅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战斗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情。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号召革命,不仅把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反清方向上来,而且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吴玉章同志对此作过如下评述: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这样鼓动起来的” [8]。
当然,如前所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旧民族主义时期的“反满”口号带有较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辛亥革命后虽然曾提出过民族平等的口号,但最初也只是局限在“五族”范围之内;新民族主义时期虽然明确提出“反帝”口号,但同时又主张民族自决和“民族同化”等等。不过,笔者认为瑕不掩瑜,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来转变自己的思想,从而达到扬弃的效果。对此,列宁在评价孙中山思想时,指出他的思想具有这样的气质:“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9]。
四、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的一些思考
近几年来,由于世界局势的演变,民族主义又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正确评价民族主义,如何处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利益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
通过以上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民族的深沉意识,它是维系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精神纽带,具有不可抹杀的对内和对外两重意义。但我们要谨防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有分离的倾向,属于一种封闭、自我阻隔、激化仇外情绪的意识,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孤立起来是不行的,它必须与全世界联系,充分利用全世界人民的文明财富。我们要坚持民族主义,但是,这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以建设与变革本民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排斥和凌辱他民族为目的的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胡汉民.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5.
[3]孙中山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4-75.
[4]孙中山选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97.
[7]孙中山全集:卷1.[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5.
[8]吴玉章.章亥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
[9]列宁全集.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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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经历丰富而又复杂,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供大家参考。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他在近代中国宛如一个启明星,带给渴望自强独立的国人以希望。而这其中,《新青年》便是他的舞台。陈独秀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蔡元培1917年在北大任校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北大任教几达两年之久;五四抗议运动后他被捕入狱,1919年秋获释后回上海。然而,陈在北京出现意义深远,不仅由于他的言论——正是在这期间他从一个进步人士转变为政治激进分子——而且也由于他为不断壮大的北大文化叛逆团体发出了第一声呐喊。陈去北大任教时把创办于上海的杂志《新青年》迁到了北京,这个刊物在1917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争论的首要阵地。 陈独秀本人在思想和气质上都是一个叛逆者。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他1879年10月出生于皖南怀宁的一个小康绅士家庭。出生几个月后他父亲就死了,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是祖父,陈回忆说,他是一个粗暴易怒、神经过敏、苛刻挑剔的老人,是个鸦片鬼,严厉的工头。“老白胡子”死时陈独秀才8岁,这时他并没有完全形成传统社会所培育的怀疑性格。此后又有许多教师管教他,最后一个是他的兄长,为人随和,不是那种要求很严的教书匠。然而,年轻的陈独秀并不是因为向往(别人要求他掌握的)知识传统才努力学习的,他的动力来自他后来很伤感地描述过的东西:“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可见,陈独秀在这时已有了相当的责任感,同时幼年生活使他拥有了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这为他以后27年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同样促进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思考。1896年陈独秀以优异成绩通过秀才考试。给他带来声誉的应试之作,是他改头换面故意模仿的古代八股文,但却赢得了昏聩考官的赞赏。应试成功只激发了陈对传统课程的兴趣。一年后他第一次离家勉强去南京参加乡试。在九天的严格考试中,几百名应试者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为他们准备的闷热、臭气熏天的号子里,当时正值夏季,在小号子里他既不能直立又无法平躺。陈落榜了,由那些怪现状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他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正是这次考试,开启了他的革命事业,他在摸索着前行。
此后不久,陈就投身于激进的时事评论,尽管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个不引人注目的评论家。他多次去日本在弘文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他与革命运动有联系,但并未参加,这也许是因为他反对那种狭隘的具有种族主义痕迹的民族主义。但无论如何,他显然是同情革命的。章士钊是他当时的朋友之一,此人当时是《苏报》最负盛名时期的编辑,陈与章及其他人的合作,在上海和安徽创办了几种改革派报刊,文章大部分用方言写作以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后来陈也为《甲寅杂志》撰稿,这个杂志持反袁世凯的温和自由主义态度,为谨慎起见,在东京发行。陈自己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期1915年9月在上海出版。
1916年9月,杂志改名为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它的问世,结束了陈默默无闻的历史,如此,一颗耀眼的新星闪耀。
当时的社会形势是:1915年,上海已成为现代大众出版中心。可以想象,大部分出版物是轻松的消遣读物:《滑稽时报》、《莺花杂志》、《笑林杂志》是其中几种月刊。但《新青年》并不是当时唯一自称内容高度严肃的刊物。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后来持续了几十年。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不久被亲袁世凯的日本政府查禁。
但《新青年》很快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以来,还没有一个杂志能做到这一点。陈在开始他新历险的发刊词中向读者响亮地宣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 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这里同样是他不懈斗争的阵地。陈的敬告青年包括一些特定的忠告:精神上要独立而非奴隶的;人生态度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眼界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上要实利的、科学的,而非虚文的、想象的。这些并非新见解;《新青年》在创刊第一年,肩负起了梁启超十年前未能完成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任务。虽然这些见解并不新鲜,但与先前的比,还是有极其巨大的差别。《新青年》早期读者们看到的,是大量、集中的辩论,是具有不同个人风格和趣味的大杂烩。陈本人爱好生气勃勃、态度鲜明、开朗大胆的行文方式,对诸如法兰西文化的伟大,东西方的根本差异,现代文明的历史等这些大问题最有兴趣。他也擅长精雕细刻的写法,如他所作的近世两大科学家传:俄国生物学家伊凡〃梅克尼科夫(1845—1916),德国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物种起源》的译者,曾留学日本的老革命家马君武,为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Ernst Heackel,1834—1919)写了一个具有学院派特征的详细介绍。曾在明治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的高一涵,非常精细地著文讨论了共和体制下公民的意义和自由与自由权的区别。
这个杂志的基本调子是善于煽动而拙于分析。曾选译了马威克(W. F. Marwick) 和史密斯(W. A. Smith)所著的《真公民》(The True Citizen)中的一章,并以恰当的格言开头:“儿童者,成人之根基也”,“凡当为之事宜善为之”,“使汝功败垂成者,唯汝躬耳”,“天才无他,劳与勤而已”。《亚美利加》和《马赛曲》作为爱国赞歌的典范刊登了出来。翻译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他被抬高为“其自强不息勇猛精进之气,尤足为青年之典型”。奥斯卡〃王尔德的《遗扇记》在该刊连载,称其“摹写英国政治及社会生活之特征”。该刊对“妇女问题”颇感兴趣,陈独秀翻译的马克斯〃奥雷尔(Max O’Rell,1848—1903)的《妇人观》(Thoughts on Woman)预示了五四时期这个问题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争论之一,其中有这样的智慧妙语:“常誉妇人之男子,非知妇人者也;常毁妇人者,亦终不知之。”出于介绍这个组织的热情,全文翻译发表了梁启超12年前简要介绍过的《美国少年团戒律》(The Boy Scout Low),其戒律有恭敬、忠诚、谦虚、节俭、友善,而且告诫人们要坦然微笑着面对艰难困苦。
这个杂志介绍的内容,的确有些庞杂。例如,既有从赫胥黎(T. H. Huxley)布道书中选的《论改进自然知识的合理性》,题目翻译成了更容易理解的《现代思想的科学精神》,也有伯克(Edmund Burke)的演讲《美洲殖民地的自由精神》。
总的印象是混乱,“今其国之危亡也,”陈独秀1916年写道,“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在这里,他将国民性提升到了救国图兴的高度。
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1915年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15000—16000份。它因此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北大知识界的大本营。1918年初成立了编委会,其中成员计有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以及稍后加入的高一涵。每月的编委常提出新颖的题目出版专号。比如胡适1918年6月编辑了“易卜生专号”,直到1920年,《新青年》绝大多数文章表达的是激进思想的一般观点,而一旦置于陈独秀的独断控制之下,它就成了中国第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从《新青年》的历史和几个早期撰稿人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到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大部分历史,看出他们从文化激进主义向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逐渐转换。
显而易见,在1917—1919年《新青年》已经吸引了各种支持者时,这些就成为《新青年》同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是自由派向来追求的目标。高一涵的第一个观点可以解释为努力使政治与个人无关,把文化视为人的道德政府的产物,这种传统观点要修正,而代之以这样的观念,即政府仅仅是文化的工具,反映社会公民的价值观。由此转弯抹角得出的结论是,渴望在知识分子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以作为文化和国家的代表力量。但新文化激进主义走得更远,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大胆的、真正的革命企图是,以包容广泛、注重实效、自由无羁的怀疑精神,作为培养人的性格、调节人的行为的基础,以取代儒家大一统的道德教条。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缔造者,他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国振臂高呼,将新思想通过《新青年》传入中国,带给渴望变革的国人思想的引导,虽不能说是百家争鸣,但这里已成为一个各种新思潮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平台。为中国革命有一定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虽然它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先进思想,但引导了一批革命先驱。使民主和科学思想进入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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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策略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供大家参考。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
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
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又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15.5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22.5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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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近代史中,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伟大的领导者,也是我国杰出的军事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孙中山,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1866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他后来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名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伟人,是因为其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弃医从政,走上救国之路
孙中山早年曾人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先后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等地上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眼界大开。21岁时,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五年后以全校最优的成绩毕业。随后,他先后在澳门和广州等地行医。这时,他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便“借医术为人世之媒”,联络有志改造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求救国的途径,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上书给清政府要员李鸿章,提出自己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系统主张。但是,他既没有得到答复,也没能见到李鸿章。孙中山意识到,通过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是行不通的。
创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上书受挫使孙中山毅然抛弃改良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他来到檀香山,开始在当地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于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他明确指出兴中会的宗旨是“振兴中华”,并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兴中会的建立标志孙中山开始踏上民主革命道路。第二年,他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有人告密,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失败了,遭到通缉的孙中山从此开始丁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
1905年8月,孙中山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于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他亲自制订章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政纲。不久,他又把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政纲比兴中会纲领有了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纲领。尽管同盟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缺陷,但是,它的建立以及革命纲领的提出,还是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领导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同盟会建立以后,一方面,在思想上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另一方面,策划、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因为缺乏群众基础和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听到消息后,取道欧洲于年底回到国内。经宣布独立的17省代表投票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宣誓就职,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宣告诞生。同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法令。1912年3月,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成文法。它的基本精神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用法律形式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赋予国民自由权利,这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仅仅三个月时间,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于1912年4月1日宣布辞职,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给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从此,共和制度名存实亡。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过暴力方式,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这是一个伟大创举,也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为争取国富民强而奋斗,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认为,中国发展的政治障碍已经扫除,三民主义中的两个主义已经实现,接下来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民生主义了。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就是发展实业,孙中山对此满怀信心。他把实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交通运输业上,尤其是铁路建设方面。他还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到处发表演讲,表示自己计划在十年之内,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早日富强。
袁世凯在接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要忠于共和。但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很快便撕下了民主共和的伪装,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1913年3月,袁世凯在上海制造血案,派人刺杀了主张议会政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宋教仁。随后,又与西方财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用来购买军械,扩大军队,准备镇压革命力量。
1913残酷的事实使孙中山等革命派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再次举起斗争旗帜。
年7月,孙中山组织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此,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袁护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把持中央政权,不仅出卖国家主权,还拒绝恢复象征民主共和制度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反对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维护《临时约法》,孙中山于1917年发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并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他担任大元帅。由于遭到滇、桂军阀的排挤,护法运动很快失败。但是,孙中山没有气馁,继续探索中国的出路。1920年底,他返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两年后,由于陈炯明发动叛乱,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孙中山的思想转变,促成国共合作捍卫共和斗争的屡屡失败,给孙中山带来极大困惑。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中国共产党给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以真诚帮助。第二次护法失败以后,孙中山避居上海,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多次与他接触,说明中共主张,商讨合作事宜。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是革命的坚定力量。孙中山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适时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转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的博爱,即“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这种博爱不仅表现在他的宽容广大的胸怀,而且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道德。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是他的精神遗产中的瑰宝,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炎黄子孙神圣的历史使命,也成为我们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追求和责任。孙中山明确指出,谋求国家统一只有用兵力去征服和用文治去感化这两种道路,也就是只有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式,但他主张国家统一最好采用和平方式。
1923年1月,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中说:“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并且孙中山明确指出,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召开一个国民会议。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尽管孙中山也有种种缺点,但是,作为站在时代潮流前面,领导中国人民结束旧时代、开拓新时代的伟大革命家,他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之所以将孙中山先生称为一个伟人,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和平统一的国父,平等博爱的表率,民主共和的先驱。
摘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1866年11月12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1895年2月21号,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总会。1905年8月,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并确定革命政纲,创立《民报》。1911年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成功, 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1917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享年58岁。
关键词:孙中山;民主共和;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
我从小就笼罩在亲爱的伟人孙中山先生的“阴影”下长大,我知道周围的路叫兴中道、中山路、孙文路、逸仙路、博爱路、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有医院叫博爱医院,甚至连体育馆体育场都叫做兴中体育馆兴中体育场。从小到大所有学校春游秋游必去地点是孙文公园和孙中山故居。印象中还保留着小时候在那个高大的孙中山铜像前面献过花鞠躬的场。,也记得小时候妈妈指着那座两层红色小洋房说那是孙中山的哥哥从檀香山(夏威夷)寄钱回来起的。所以我这次写的仍然是我引以为傲的他------孙中山。 还记得历史书上是这样描绘的“120多年前,即19世纪的6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在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王朝的抬枪刀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联合残杀着我国同胞。一场轰轰烈烈,坚持了10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绞杀了。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美丽贫困的翠亨村里,全村7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穷苦生活。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 月初六日)的子夜,绵延不断、终年葱绿的五桂山还未苏醒,和天一色的大海还在沉睡,而翠亨村村头已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越晃越亮,原来是53岁的农民孙达成在村头巡更。“哇哇哇„„”透出灯光的小茅屋内传出了婴儿降世的啼哭。这位刚诞生的婴儿,就是40年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倾覆清王朝统治,在东方古国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孙中山”。下面就让我来详细介绍这位伟人。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名逸仙。香山县(现中山)在富饶秀丽的珠江三角洲南部,北通广州,南达港澳,交通十分便利。这里是最早遭受西方殖民者侵扰的地区,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林则徐曾亲自领兵驻扎香山县;关天培在香山县辖属的磨刀洋痛击英国军舰;香山县有不少群众参加过太平军;就在孙中山诞生的前两年,这里发生了袁亚兴领导的反清暴动。这块“现代思潮汇注之区”,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78年,孙中山随母亲到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并在当地学校就读。这次出国开阔了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积极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1894年初,孙中山满怀激情北上投书掌握中国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提出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实行改革,使国家达到独立富强的目的。可让孙中山意想不到的是上书遭拒,再加上受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的刺激,孙中山开始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在那里定下了兴中会的主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900年10月,孙中山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尽管屡次革命的失败,但孙中山却从未放弃,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而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孙中山的思想也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具有民主化趋势。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然而上天似乎又再一次考验孙中山。
虽然革命是成功了,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2年9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孙文越飞宣言》。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他在主持广东军政的同时,继续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悲痛。
耳边似乎响起了孙中山在临终前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话语。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最伟大之处,是一直坚持把武力推翻清廷当成头等重要的任务,毕生为之奋斗。或许他的一生是曲折的,然而他却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作为一个中山人的我,更从心里为他自豪。
参考文献
[1]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2] 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摘 要: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再到“反帝”这样几个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问题仍然严峻的今天,同样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思想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这场20世纪初的伟大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门。孙中山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对革命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其中民族主义不仅是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今天,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国内外的民族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民族和谐发展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提炼而最终形成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反满”到“五族共和”、建立统一多民族的独立民主国家的过程。
受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熏陶、帝国主义入侵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共同影响,孙中山早在香港读书期间就开始为革命做准备。他经常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鼓吹革命,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还有革命理想的人交往密切。离开香港去澳门、广州从医后,孙中山一方面与郑士良等人联络会党,争取和发展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深入京津等地正式开展他的革命行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限于战争无暇他顾,孙中山认为可利用这个时机展开行动。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口号的提出,可视为孙中山旧民族主义思想早期的主要内容和基目标,我们通常以“反满”加以概括。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斗争要求却没有对准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与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念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密切相关。
到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随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政治上明确坚持国家统一思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口号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中国”到“中华”之称的细微变化,隐含了孙中山在“反满”问题上的根本转变。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①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其民族主义思想名为“反满”,实为“反清”。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被推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满清政府被推翻,“反满”任务已经完成,此时面对蒙、藏宣布独立,东北、新疆被日俄控制的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问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顺应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其侧重点从“反满”进入到了要求民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主张,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平等。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曾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③将民族平等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孙中山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着一定的先进性。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这时的孙中山全力倾注于反军阀的护法斗争,但仍未找
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曾经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的孙中山在经历了陈炯明叛变后,痛定思痛,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从而将其民族主义旗帜转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他再次强调了辛亥革命后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在。他说:“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④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将民族主义旗帜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 会议上,他对民族主义做了新的阐释,他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⑤对外“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尚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 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 发展之肯能。其在劳动界,尚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对内“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 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⑥这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将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政治性、曲折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特点,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 社会作用。在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民族革命的方向最终没有滑向民族屠杀的悲剧,五大民族平等参政的观念得到了体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囿于各种限制,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即: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没能提出通过消灭剥削制度来消除民族压迫的科学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将其否定,应当看到其主流还是科学、进步的。在民族问题仍然存在的今天,诚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应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以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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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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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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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物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实事求是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一段历史中,都有其杰出的人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名爱国将领,他们都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牢牢铭记在心中,去敬重去瞻仰去怀念。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陕北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年,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199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习仲勋撰文纪念,文章写道:“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 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90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刘志丹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有着令人崇敬的革命先烈精神。在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岁月中,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良好的革命品质。他身上有太多好的精神与品质供我们学习与瞻仰,对刘志丹烈士最好的追忆方式便是去怀念去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风。
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很大情况下由于中学历史书的原因,因此所了解的对其事迹几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少。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简介是这样的:
“蒋介石(01887.10.31—1975.4.5),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这么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却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而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至此,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从而在成长中慢慢地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曾有过这样记录他的一些儿时的事情: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有这样一句话:“三岁定八十。”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猛烈了点,可是从小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几次战争乃至最后撤至台湾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这种性格。
对于外敌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即使面对着内战的担忧,却能先以国家的完整为先,对维护国家完整说到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全国军民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个伟大的人物。而这方面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勇于驳斥日本教官对中国的蔑视时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所以,虽然有“西安事变”这一事情的发生,而且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对于一个自小就不孝而且狭隘和极端的人来说,先答应后倒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因为他给与共军的重大战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战略计划。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却只限于对国家的“大爱”而非顾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泛爱”,充分显示了他的残酷与专横,因此在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抵御了侵略之后,他的国家“大爱”转移成个人的对国家的获得和领导的贪婪。
于是新一轮的对共产党的围剿又开动了。
因为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至此,蒋介石终于失去了对占有大陆的所有力量。,因为此行再也难以归去,可是作为爱国者的他的确始终不承认“两个中国”,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这种说法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始终是畸形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败走台湾的收场,谁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对中国带着贪婪,正如他“不可动摇的国家决心”和“光复大陆”的说法一样,正是那些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扎了根,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想要统一,却又要是由一个独裁者上场主导。今天,独裁者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人民期待的是那个自由而非独裁的统治,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则讣文略带讥讽:“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只是历史的路注定有人走的是一条荆棘满途但最终却因为方向从一开始就错误而无法达到理想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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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主要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实际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能让我们更注重于去了解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思考与反思。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新青年;领袖。
读完《胡适自传》后,又找到胡适的其它一些文章读了读,读后感触颇深。对胡适这个人也比以前了解了很多。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初中的历史课中的一次接触到胡适,一脸的书生气息,活脱脱的一个文人样貌。再一次深入的去了解胡适,发现他很多观点都十分的犀利,带着他自己的特有的看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是胡适的一篇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卷。这篇小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批判”,解放后更是被揪住不放,被批得“体无完肤”。 胡适的这篇文章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外来的思想文化象潮水一样涌向中国古老大地,各种“主义”满天飞舞,各色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义还根深蒂固,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还普遍落后,特别是社会弊病非常严重,国计民生问题更是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一时引进的“主义”虽然多,但大多数是“空”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纸上”谈论的东西,所以胡适认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应该实际些,多研究与解决比较具体的问题,少谈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他感慨道: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那么多人热衷于空谈主义,不愿意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畏难求易,是思想上的懒。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本《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自己与别人的经验,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加上想像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的办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为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看了胡适的原文,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另外,不象有些人捕风捉影的那样,胡适也没有特别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的是所有的空谈“主义”。 不仅观点正确,我还觉得胡适这些话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富足、社会清明、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生活舒心„„这些就是检验中国进步的标准,至于什么“主义”,那是很次要的。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实,不一定就完全的反映出了历史。当朝的统治者为了让后人看到当时统治的好,往往会让史官做一些修饰,去美化历史,去美化自己的统治。我们从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才能推论或是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胡适的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反映出历史是存在着一定的虚假成分。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他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有血有肉的胡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忽视的杰出人物。
参考文献
[1]. 书名:《胡适作品集》,作者:胡适,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 年5月,起止页码:1-504页。
[2]. 书名:《胡适自传》,作者:曹伯言,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日期:1992年7月,起止页码:1-132页
[摘要]: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为人处世、治学路径、思想风范、道德操守、与鲁迅的友谊与争执,一直是海内外广泛流传、评论的话题。可无论他人和历史如何评价他,都掩盖不了他曾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他是希望之神,他是光明使者,他用他惯有的乐观与希望努力探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当然,他也犯过错,可这错还不足以抹杀他一生的功绩。对胡适的评价,也许我们都该以“不管胡适臭也好,香也好,我始终认为,对他和对别的任何人都该永远一分为二,既不捧为神,也不贬为鬼。”为标准,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胡适 新文化运动 鲁迅 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物,在当年‘如雷贯耳’的,如今已没人知道了;今日‘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还不见经传呢”②,这就是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比如胡适,今天我们对他的评价大都停留在胡适最终成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走狗,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胡适是一个永怀希望者,他满怀希望的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坚定的相信中国可以真正的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他的心是系着国家的,他的情是为着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该以他一时的错来掩盖他一生的功绩。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偏见,拨开历史的从从迷雾,来从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光明使者”——胡适。
一胡适生平概述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是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㈠胡适主要经历 ② 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㈡胡适一生的信仰
胡适人生信仰的孕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19年已有所定格。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的信仰复杂而渐次丰富,贯其终身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其行为起着直接的左右作用。然而在1919年以前他的信仰是多维的,他之后的信仰是逐渐演化而来的:
①胡适的第一信仰是父亲的教诲。他说其父“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胡适入学后的第一读本是其父写的《学为人诗》。他 2
后来回忆说,内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
②胡适的第二信仰是母亲的为人。他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③
③胡适的第三个信仰是“无神论”。他说:在八至十一岁时,读《资治通鉴》“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④
④胡适的第四个信仰是杜威哲学。他说:“杜威给了我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竞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⑤胡适的第五个信仰是“社会不朽”。这种“社会不朽”的信仰是从“三不朽”的信仰演化而来的。他说:“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足,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我母亲的逝世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经过种种“推想”之后终于“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他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胡适一生头衔很多,他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的头衔。由此可见,尽管胡适一生贡献卓越,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③
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个人及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他命运中所凝聚的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都是令人回味并有着现代启示意味的。
㈠思想站的更高的胡适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思想言论影响最大、最久的一个人。外国学者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就足以证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
㈡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㈢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说起“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说鲁迅,他和胡适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历史抬高了鲁迅贬低了胡适,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以为然,我倒认为他们各有千秋。
三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㈠两人在上的文化异同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已确定,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民性进行“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现代化的改变。他的目标明确并且相信这目标总会实现,为实现目标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满希望。而鲁迅正好相反,所以他一生都处于绝望。
㈡两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异同
两人都从文化起步,但鲁迅始终注视着文化,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政治,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完美导致绝望,而“不要太坏”则总会激发希望,他们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着“乌托邦”情节的鲁迅是孤独的,因为有心中的“乌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锐了,他的言语也最为让人难以接受,中国在面对鲁迅时是崇尚中庸的国度,何时能够容忍如他这样对于国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鲁迅不断的被刺伤,也不断的用手中的笔去回击,但越回击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国的前途在那里?
希望中国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的胡适,也是孤独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为当权者所接受,也不为“革命者”所接受,那么要想影响这两大团体所控制的民众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要么隐忍于黑暗,要么在黑暗中进行更为黑暗的破坏,而进行光明的建设却总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干。
鲁迅在不停的抗争、揭露、还击中精疲力尽的倒下了,而胡适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不厌其烦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在最为黑暗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恒的真理,直到突发性心脏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鲁迅死在绝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中;胡适死在希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的希望当中。无论希望与绝望,他们都已死了,都在历史的风尘中看着后人们进行着希望和绝望的努力。⑤
「结论」:“历史该留给历史评述”,这句话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总会应各种原因而存在偏差,所以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怀着怀疑的态度⑤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去接受。正如胡适,如果我们只听信历史课本而就认为胡适是一个“过河卒子”的话,我就会错过一位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迪的大师。
“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⑥既然我们已了解了胡适先生一生的荣辱成败,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发扬他的优秀的品格,并把他的失误当成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参考文献]:
1.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2.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
3.林语堂 《为胡适先生营造一座公共纪念坊》载于《北大人》2008年冬季刊第34期
【摘 要】胡适先生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有着不媚不俗的独立人格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婚恋生活上,他有着遗世独立的君子操守;在待人处世上,他更有常人不备的雅量。胡适的人格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关健词】胡适;人格;独立;爱国;雅量
一、胡适的独立人格
胡适的政治人格是独立的。对于政治,胡适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而是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偏向蒋介石,还反对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他始终在悲观和执著中超脱,始终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始终坚信民主政治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随时随地不忘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土壤完全没有不适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移植,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始终是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i ” 。
胡适总是让青年人特立独行,说老实话,敢于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胜过面包,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特立独行之人,才有了今日文明的世界。他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ii ”胡适倡导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iii”。与此同时,胡适清醒地看到自由主义也不能矫枉过正,故还强调,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数个“小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这种“大我”与“小我”互相关联的责任心,有助于激励社会良知和警诫罪恶行为。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虽也曾效力于国民政府,但他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仰来改造积贫积弱的中国。他鞭挞国民政府不重视白话文的推广,批评其不重视教育,也曾多次面刺蒋介石。胡适的人格独立还在于其对文学的改良,他早年推行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林琴南等人的围攻,仍不改初衷。胡适的独立更在于对权力并不贪婪且有自己的原则,1922年就曾拒绝接受黎元洪颁发的勋章,拒绝为北洋政府效力。1933年,他拒绝汪精卫的邀请,辞官不做,即便昔日好友张慰慈来游说,也决不轻从。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拒绝出任外交部长,顶住了阎锡山和美国佬的压力,宁可偏安美国一隅,也不和“无赖政府”合流。
二、胡适忠心为国的言行
胡适先生认为,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1915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热议“二十一条”,一致主张“对日宣战”。而胡适作为一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他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和权衡利害,“战”并不一定就是爱国,“不战”也不一定就是不爱国。胡适认为爱国必先爱民,必先爱国民的生命。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需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所以他不主张用道德去绑架民众的生命,更不忍心用国民的血肉餍足某些人的爱国热忱。胡适的爱国思想体现在爱中国的文化上。所以他首倡白话文,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章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还革新了文学体裁,新诗方面有《尝试集》问世,戏剧方面有《终身大事》出版,这两部文学开山之作为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适的爱国还体现在他的行动与实践中。曾经留学美国七载,却并不贪图外乡的物质享受。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在北大授学,教化后昆。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奉命于危难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驻美期间,胡适四处奔波,说动美国政府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使美国人民同情中国的抗战并慷慨解囊。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胡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争取中国抗战外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后人评价之为:“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iv”胡适一生情系北大,始终视北大为自己永远的精神家园,甚至规定五月四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在遗嘱中他要求将自己留北平的所有文献资料全部转交北大。胡适晚年居住在美国,仍写文章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困苦中“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没有去领美国绿卡,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胡适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情怀,着实令人感动。
三、胡适的婚恋观
胡适本人的爱情最终是屈服于亲情。虽然在美期间和韦莲司有过一段恋情,但他本人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孝为先,最终与江冬秀结为夫妻。江冬秀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胡适并未意气用事,接受了这桩旧式婚烟。也许胡适骨子里头是崇尚恋爱自由的,他喜欢真性情,喜欢交真性情的朋友,也喜欢真性情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亲自成全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促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这对神仙伴侣。胡适还曾与表妹曹诚英有过美好的感情,但他爱惜自己的名节,始终没有与江冬秀离婚,正确处理好了个人的感情问题。
胡适的婚姻有对本我感情的压抑和戕害。“说到胡适的婚姻,我们常为胡适报不平,觉得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之下的牺牲者。然而他因此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又何尝不是受赐于旧礼教呢?胡适之所以能令新旧两派都敬重的一点,正是他婚姻上的‘不忍’之心,这点‘不忍’之心背后有多少关爱、容忍和体贴v ”。胡适一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还曾说自己和江冬秀的婚姻是人生一大幸事,认为这是最讨便宜的事情。胡适不舍糟糠之妻的名士风度值得后人学习,尊重母命的孝道精神和爱惜羽毛的自律品质值得学人敬重。胡适的自我牺牲,成全了他感情世界的高贵,使他坚守住了真名士的精神高标。
四、胡适待人处世的谦和与雅量
众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然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胡适也不例外。胡适曾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资助在国外读书的林语堂,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回北大效力。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对待自己的学生,胡适倾心培育了“物理女王”吴健雄,对吴晗和顾颉刚等学术奇才大力提携。 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胡适的确是心胸坦荡之人。在白话文和文言文论争问题上,很多人与他发生过笔战,但他毫不记仇,还维护骂他的人的形象。在鲁迅死后尸骨未寒即受人攻击之时,胡适没有因为鲁迅与之有过嫌怨就坐视不管,很快站出来替鲁迅说话,维护了鲁迅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名誉,肯定了鲁迅非凡的文学成就。再如李大钊曾与他开展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两人政见不和,在李死后,胡适负责了李的后事,任劳任怨。胡适还曾经四次营救狱中故友陈独秀,其行其迹,感人至深。
在20世纪的大哲中,应该有胡适的重要位置。胡适的独立人格、爱国主义情怀、婚恋生活上的君子操守的以及待人处世的雅量,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他的人格魅力正如他的墓志铭写的那样:“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① ”
注释:
i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39.
ii 黄团元.胡适的谦和雅量[M].武汉:长江出版集团,2007:180.
iii 白振奎.胡适人格[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85-586.
iv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80.
v 周质平.胡适的情缘与晚境[M].合肥:黄山书社,2008:332.
【参考文献】
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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