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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在中国被人们俗称为插图。今天通行于国外市场的商业插画包括出版物配图、卡通吉祥物、影视海报、游戏人物设定及游戏内置的美术场景设计、广告、漫画、绘本、贺卡、挂历、装饰画、包装等多种形式。延伸到现在的网络及手机平台上的虚拟物品及相关视觉应用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数字插画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相对于技术应用成果而言,其美学价值尚未得到艺术理论界的重视与研究,本文试从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绘画创作实践、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探讨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并探讨了数字插画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框架与内容。
关键词:数字插画;理论研究;意义
数字插画(也称CG插画)是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影视动画概念设计、游戏美术、插画设计等领域。大众在消费杂志和欣赏商业影视作品的同时,间接或直接欣赏插图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数字绘画作品营造的唯美、绚丽、奇幻的艺术氛围通过游戏、电影、动漫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然而,作为新兴画种,数字插画自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商业美术,其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当今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1 国内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对于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软硬件技术、商业应用、教学研究,或者关联领域研究,如王选遥《论电影画面的灵魂――概念艺术》、赵小林《数码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等;从美学角度探索数字绘画艺术理论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变换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搜索,可见数篇,包括赵忠波《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数字绘画的影响》、许超《后现代视野下CG插画设计的美学特征探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
1.2 欧美等国的研究情况
在美国,以出版物为服务对象现代插画的发展已经超过百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法成熟、风格多元的插画大师。近20年来,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数字娱乐产业异常繁荣,很多从事传统插画创作的画家成功转型为概念设计师,使用数码绘图工具,为电影、游戏和动漫业服务,数字插画由此应运而生。不过数字插画师的成就也一直不为主流艺术承认,其原因同样源自艺术界对商业美术的某种长期的“歧视”。在西方的数字艺术行业内,有关数字绘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视觉特效软硬件开发使用、表现技法、商业应用等实用性、技术性领域,鲜见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历年的“ACM SIGGRAPH”会议所发表论文的主题与会议日程安排可见一斑。
2.1 为国内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拓展新的视角
目前,有关新媒体艺术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新媒体自身特性带来的审美异化,如虚拟性、交互性、技术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媒体与创作者的关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对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佳《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带来的美学思考》等等。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艺术审美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意义。这样的视角,固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媒体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限于一些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仍缺少对新媒体艺术中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艺术这个大的范畴中,实验艺术、装置艺术这类的当代“纯”艺术活动与游戏动漫设计、电影美术等商业艺术仍然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针对数字插画美学理论展开研究,对于充实国内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数字插画创作需要艺术理论指导
由于数字插画是商业美术,一直以来被视为流行文化,其价值得不到主流艺术界的认同。以网络相册为平台,优秀的插画作品甚至可以赢得千万次的点击率,却很难进入到画廊、艺术馆中与传统画种获得并列展出的机会。数字绘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空缺”,使其缺乏专业而系统的评价体系、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方法以及艺术投资人。这些都制约着中国数字绘画艺术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展开数字插画的艺术理论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厘清风格流派、完善评论体系,将数字插画研究学术化、正规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数字插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都能更好地激励数字插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对于提高数字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挖掘艺术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3.1 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国内大专院校的数字插画教育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均比较薄弱。当前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机构承担,但在培养方式上往往注重技巧训练、追求画面的外在效果,较为忽视绘画创作的文化艺术性,不利于数字插画人才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欧美等国,数字插画师(概念设计师)基本出自艺术设计类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系统学习解剖、架上绘画、艺术史、数字图形图像学等课程,企业培训只是培养实践经验的手段,学院教育才是主流。构建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完善教材建设、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3.2 利于促进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力提升
自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的创意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很多项目开始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更加注重前期的概念设计的投入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游戏作品。例如,腾讯游戏开发的网络游戏《斗战神》。该作的前期概念设定由国内一线的游戏美术师合力完成,人物造型夸张玄奇却不失中国神话人物的特征,场景华丽宏大,且充满东方色彩,充分展现出数字插画的视觉创造力和奇幻文化的魅力。
然而,对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而言,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概念设计师仍然数量稀少,数字插画师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拙劣的模仿和照抄,贫弱的造型与滥俗画风依旧充斥着中国的动漫游戏市场。建立数字插画艺术理论体系,特别是文化研究和批评研究,有助于指导插画师的创作,推动当前数字绘画创作者对艺术品质的自发追求,转变成自觉的要求。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数字插画艺术性,因而笔者认为可参照传统绘画研究的方式构建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框架,内容包括: (1)数字插画史论、人物及作品研究。 (2)数字插画文化研究。 (3)传统绘画与数字插画比较研究。 (4)数字插画批评研究。 (5)数字插画创作研究。
设计艺术史论家王受之先生在其所著《美国插画史》中评价了美国主流艺术界对插画艺术的态度,他指出“插图之所以不被主流艺术承认,无非是它的明确的商业性质,然而仅仅用商业属性作为口实,忽略插图的艺术性,实在是过分”。中国数字插画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并不比传统插画有所改善,所以,对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还是对于数字插画创作而言,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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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2、自由和平等原则。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3、契约自治原则,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具体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该契约没有违反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都具有法律效力。契约,又名合约,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协议。契约与其他协议的区别在于法院承认合约能够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一份契约包含一项或数项许诺。通常,契约责任是以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国民法典》中有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二)法国民法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封建性相互妥协,在折中中制定和颁布
《法国民法典》是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胜利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异常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各阶层对其积极响应,具有比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性。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只需要在运用革命诸原则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些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典必将是革命和封建传统妥协的产物,因为根据拿破仑对革命和即将发生的民事立法变革的态度,法典一方面保持并体现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前一些进步改革,主要表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法的基础―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并将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财产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例如法典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是民法典的革命性方面。
另一方面又摒弃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一些具有革命性措施,返回到封建传统上,主要体现在家庭法和婚姻法规定上。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
正是这种妥协的特点,使得民法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三)具有较强的立法语言、立法技巧上的先进性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语言上通俗易懂,简明规范,没有较多的弹性概念,避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的法国法学学术主张法典应该通俗易懂,大文豪伏尔泰认为,一切法律都应该是明了、统一和准确的;坚决对法律的解释,认为解释必然会把法律的立法原意丧失。孟德斯鸠也主张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主张直接的说法,反对深沉迂远的辞句;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第二,做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拿破仑要求民法典的语言要透明易懂,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法典编纂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我国民法典制定和颁布面临的问题
编纂中国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梦想。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民法典制定理念比较保守、立法技术等等原因,我国民法典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出台。
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我国民法典制定遭受前苏联旧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自1949年后,中国废止了旧中国的全部法律,以后数年里,中国全面彻底地引进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学知识体系。但这些旧制度旧原则严重束缚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如: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民法也当作公法;前苏联民法否定意思自治原则;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
(2)民法典制定脱离中国实际,大都是专家学者埋头于书房而形成。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法典立法方案,都是学者们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房子里编制出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方案,产生的方式大体也差不多。比如,现实中非法人团体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法院收到的关于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不断增加,但中国法律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法主体。
(3)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技术问题。中国近代民法改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模式,因为,潘德克顿法学给我们提供的民法知识系统都是其他民法知识系统不可以比拟的。在坚持潘德克顿模式的前提下,还有四个需要解决的立法技术层次的问题。债权法总则部分是否有必要保留在民法典中?债法总则在目前的立法方案中被取消,在理论界大家没有定论。人格权法具有什么立法意义?人格权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侵权行为法应否编撰进法典中?如何处理定位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的固有体系之中的地位?
(4)目前在中国法典无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层面。
合理性的法律须由合理性的职业机构来操作,法典是一种工具理性,必须由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职业机构操作才能发挥实效。这类职业结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管辖范围与其它机构范围由法律明确界定,机构内部的权力分布和每个职员的职位与责任由法律划分清楚,它保障每个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每个职员秉公执法,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专断的偏好,他的判断是可计算、可预测的。这种机构把效率放在首位,以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操作法律,因而每位职员的选拔以受教育的水平和专业资格为标准。
唯有这样象机器一样的职业机构才能保证法典象机器一样运转。在中国的文官制、法官制没有完全改革,实现专业化、技术化、知识化、制度化以前,没有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法典。近讼在中国过去俗称,“打官司”现在改成“打关系”,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法律不健全,法官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任意判决,不负责任,另一方面说明由于人的任意拘情的可能性存在,当事人或律师往往不信任法律而改向可能回护自己一方的感情因素求胜诉机会。如果这个现实障碍不克服,有法典也不能有效地运作。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其先进的立法思想和成果推动了近代各国民法典的编纂,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有特殊的知道、借鉴意义。因此,在当前我国热议和准备编纂民法典之时,认真回顾和分析《法国民法典》的体例和特点,能够给我们许多启蒙性的思考。
(一)立足我国国情制定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产物。我国民法典编纂应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现今时代背景来制定。当前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国情主要有:
(1)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每个民事主体都应具备私法理念,私法精神,对于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理念深深信服,熟练应用,从而使已经规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时要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基本法律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宪法精神;
(3)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编纂民法典时,要考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综合考虑我国农村中的风俗习惯,以契合实际为目标来制定。
(二)对法典中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法律意识的借鉴
在当今日益强调以人为本和注重人权的现况下,中国的民事立法更应注重《法国民法典》体现的价值理性。《法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注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确定了近代西方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过错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可以轻易复制法国民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很难移植者这些作为其灵魂的价值理性。立法者的理想是追求民事立法价值理性与形式合理的完美融合。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国家,“取义轻利”、“重利轻义”的思想,“厌讼”的司法文化传统,阻碍着人们对合法私有财产的追求。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要坚决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阻碍因子,注重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利,发展和树立私法理念。
(三)我国民法典要注重有效性、实用性,避免概念的空洞和抽象,脱离我国国情
《法国民法典》的实用性表现在没有总则部分,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法典的编纂从实际使用方便出发,具有措辞简洁、法律语言通俗易懂的法律文风。注重实际运用是《法国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是法律门外汉,但拿破仑对《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和修改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时具体参与某些法律条款的制定和修改。拿破仑作为注重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影响到法典的充分实用性。
另外,拿破仑任命的四个法典的起草者都具有长期和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他们在坚持法典实用性的基础上抽象概括,使法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更应当充分追求法典的实用性,要使普通百姓读懂和理解制定出来的民法典,而不能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含义艰深、用语晦涩、结构的极端严谨,不然也只是一个花瓶。只有这样,民法典才能满足社会对民法日益旺盛的需求,承担起促进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的作用。
(四)在立法语言、立法体例等立法技术上的借鉴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借鉴《法国民法典》先进的立法技术。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借鉴法国民法典的,注重吸收西方自然法、罗马法、普通法的先进理念,同时要汲取我国自土地革命时期便开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另外,要面向世界民法典立法趋势和潮流,做到现实和传统的结合、现在和未来的结合、外国先进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民法抽象理论和司法具体实践的结合。
其次,从法典体系上看,我国民法典要学习《法国民法典》,不能根据民法学者理论演绎法典的体例编排,更不能盲目套用外国的立法理论,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事实践具体编排民法典各篇章,注重方便实际。例如:单独列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法为一章。再次,在编排技巧方面,中国民法典要向《法国民法典》那样采取系统和列举并存的方式,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将人法放在物法前面,彰显对人权的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虽然十分艰辛和曲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吸收《法国民法典》以及其他各国先进的民事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不断探索创新民法理论研究,终有一日人们会看到中国民法典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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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
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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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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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学根本性质理论的一个心理学分支,也称体系心理学。它以揭示各种心理现象之间以及心理现象与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为任务,不但可以解释、预测并有意识地支配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而且可定向指导心理学各局部分支学科的研究。是研究心理现象、探讨心理科学基本原理的一门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与新发展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问接的,或者说是“薪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问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姐代危”。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问,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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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并始终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但在近年来,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某一特定阶段的特定的教育方法,认为灌输扼杀了学生的主体性,灌输过时了,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慎重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对实现高校学生中国梦的重要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灌输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理论基础。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灌输“对象”主体必然不同,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高校的运用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确保灌输理论在高校得到科学的贯彻,是促使高校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内在要求,是高校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保障,是成就高校学生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科学含义
马克思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说明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部灌输进来。列宁是较为系统论述“灌输”的理论家。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灌输理论,从灌输什么、如何灌输、灌输的必要性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从而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灌输理论。灌输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关系的理性认识,它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目的、有组织地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灌输思想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诞生之初和后来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急切问题,就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批运用灌输理论的人。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①,这里的“贯注”其实质就是灌输。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在全党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都要通过宣传思想工作灌输到群众中去。”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不仅重视“灌输”,更将灌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理论基础,在与中国革命及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被赋予了“牢记核心价值观,成就你我中国梦”的新时代任务。高校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是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高校学生成为“灌输”的重点对象,只有大力提高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水平,才能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蓬勃发展,才能使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③的历史使命。
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④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立则国立。面对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唯有对其进行理论“灌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才能使其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我国高校学生思想基本情况
大学生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现象有自己的见解,能正确评价社会现实问题,但其信仰立场不坚定,容易受外界干扰。当前高校学生思想心态叛逆,自我主体意识增强,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过分注重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社会责任感和理想追求淡化。在传承中华民族美德与追逐西方现代观念的思想碰撞下,大学生道德判断标准逐渐模糊,纷纷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从注重奉献的理想主义转向注重物质享受的现实生活,推崇及时行乐、超前消费,认为即使在追求理想和知识的同时,也需要金钱和物质享受。同时,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新思想、新事物学习接收较快,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片面的、模糊的层面,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政治信仰容易动摇,时常用发牢骚的方式来发泄对现状、社会、生活的不满,而不加以思考。这些思想现状问题加大了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如何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把个人的选择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产生当前思想状况的主要原因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高校学生成长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心理发展特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 高校学生自身心理问题的产生。当前高校学生基本上是90后出生,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老一辈中国人大不相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90后普遍为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物质条件优越,自信又脆弱,承受太多家庭的期望,心理承受力不强,加之学业、情感、就业压力,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
2.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不健全,方法单一。学校是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主要渠道,有的教师往往不顾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学习的接受能力,照搬课本知识对学生进行强硬的“灌输”,导致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而达不到教育的真正目的。另外,忽视了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多个领域,教育模式单一。 3. 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之中,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成为西方国家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载体。西方国家极力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渗透,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而这些对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校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冲击,这种消极影响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严重侵蚀。
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及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时有发生,诱发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腐朽思想,使很多大学生理想淡化,价值观扭曲。
5.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已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信息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不断加深。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反动、暴力、色情信息充斥着网络,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一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再加上西方势力的“西化”思想渗透,导致大学生价值观缺失和自我的迷失。
实现高校学生的“中国梦”必须依赖科学的灌输理论,这就迫切需要对传统灌输理论的路径进行重新审视,并创建适合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灌输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灌输理论提供了科学内容,它的层次性决定了其构建必须采取上下良性互动的方式,这既可保证我们党的思想主线自上而下的纵向灌输,又可充分考虑到高校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接受能力,调动学生的思想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并最终内化为高校学生践行“中国梦”的自觉行动。
(一)科学的灌输理论是承载当代大学生成才梦的助推器
高校学生“中国梦”的实现首先应该强调自身的“成才梦”。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学生“成才梦”的实现中,强调理论的“灌输”并不意味着把知识硬塞进学生的头脑,而是提供一种合适的理论环境,使学生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己的切身经验去理解、掌握知识技能。新时期思想教育工作既要坚持正面“灌输”,又要善于灌输对“灌输”理论的理解,科学的“灌输”除了向学生灌输各种科学文化技能及知识之外,更应该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教育和启发,逐步引导学生由表及里、从外到内的认知,提高高校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学会创造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实现“成才梦”。
(二)科学的灌输理论是成就当代大学生中国梦的内在动力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其基本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大学生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这就要求必要的科学的思想“灌输”。当今世界国际形式严峻,我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争夺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对高校学生的理论灌输,以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新的应用推动我国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高校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党要肩负起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要有一批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武装起来的、适应当前意识形态的学生后备队伍,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革命理论,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科学的灌输理论有助于大学生自觉担当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
2005年1月,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对高校学生进行“灌输”的几个重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
一是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所有大学生都明白,党和人民对当代大学生寄予殷切期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学生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学生去奋斗。
二是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三是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四是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坚持科学的灌输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内容,才能帮助高校学生认清形式,辨明方向,使之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帮助大学生自觉担当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
①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至6月3日结束。
② 1996年1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
③ 中国梦,是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④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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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的多方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全面发展教育”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保障和教育内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人与生俱来的美好理想。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强化。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异化劳动;生产力;现代化建设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说:一方面,每个人既能获得和其他人一样的合乎社会各方面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每个人又能获得与个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条件。此外,在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促进全社会一切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初步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出劳动应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劳动”,这是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劳动及其成果发展到较高程度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被消灭的情况下才能被消除其异化的性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考察个人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明确地提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成为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分工造成了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片面畸形发展,使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 年))和《资本论》(1867 年)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更加成熟。马克思、恩格斯从人和社会的关系出发,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揭示了三大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状态,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流通过程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同时,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发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尺度——自由时间。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性,必然性,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条件,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很多,但其思路脉路是清晰可见的。综合其含义,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理解和把握:
2.1 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人的能力既包括体力,又包括智力;既包括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又包括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既包括社会交往的能力,又包括道德修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
2.2 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是相对于自然关系而言的,指的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
2.3 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个人的自我意识及由此形成的个人特有素质、品格、气质、性格、爱好、兴趣、特长、情感等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个性的充分发展就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
2.4 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产品极其匮乏,人的需要只能在一个极其低下的层次上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使人的需要有可能向多方面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剥削制度被消灭,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将呈现丰富性和多面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了简单清晰的认识。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积极搞好现代化建设,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解决手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就会日益改善,物质文明程度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必然造成生产劳动者的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还会大大地缩短人的劳动时间,延长人的自由时间,从而增加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时间。
第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证,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的民主。作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其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实现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文化保证。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复杂、艰苦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熏陶必不可少。不断发展先进文化,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的精神世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是人的发展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第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文明的优势来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在自然和社会双重因素中存在和发展的,对人全面发展的内容和条件的思考,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孤立地进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能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们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而不断发展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人的发展,因为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又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是不断推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而人越能够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的物质文化财富也就越多,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社会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贾松青.马克思主义永具生命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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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地域空间消费者的是地方性公共产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
公债有国债和地方公债之分,前者由中央政府发行及支配使用,后者由地方发行和支配使用。地方公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成熟的融资工具,也称市政债券,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政府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完善财政分税分级体制、加强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地方公债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关注。
由政府来组织管理社会再生产、调节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自觉依据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主动引导制约经济发展,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经济职能的主要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具有四种身份,一是社会成员共同政治利益的代表(凭借行政管理权力),二是社会管理者(凭借社会管理权力),以国家主权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为物质实体,履行政治和社会的职能;三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生产数据所有者),凭借国有资本所有权(生产数据所有权),以政府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数据或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通过国有资本运营活动,履行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四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凭借宏观经济管理权,以全部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为物质实体,履行总体经济调控的职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和调节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是政府职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通过组织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通过国有资本的运营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实施各种经济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节控制经济运行。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同样要履行经济建设职能和地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例如,调整本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我国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着重强调了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对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清楚界定,特别是没有明确地方政府是否具有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地方经济宏观调控职能。因而,并没有完全对应地划分地方政府的财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调节控制地方经济运行的责任越来越大,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发展地方主导产业,提高地方就业率已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主要内容。地方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职能。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发行地方公债筹集地方政府资本金,通过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的运营来调节控制经济运行,以满足地方政府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划分,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地域空间消费者的是地方性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在其受益范围内,无法排除他人从消费中受益,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具有排他性。虽然部分地方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其受益范围不仅局限于本地,但地方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基本上在一个区域之内,其供给着眼于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成本也应由本地居民负担。地方公共产品也有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之分。纯公共产品包括用来满足地方社会公共需要的、为地方公众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环境治理、教育、公安和公共卫生保健等公共设施;准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大坝、给排水工程、电力、电信、环境卫生设施。此外,一些外部性较大、社会效益明显的基础性、主导性产业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对于地方纯公共产品应当以税收等公共收入供应资金,而对于地方准公共产品则应当以地方公债、地方政府国有资本投入供应资金。
公共产品理论、特别是划分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的理论,为进一步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地方政府运用经济属性分配手段之一的发行地方公债筹集资金,履行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职能,提供地方准公共产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开辟稳定的资本金供应渠道。
按照财政分权理论,政府的职责包括资源配置、经济稳定、收入分配三个方面。政府履行职责的方式是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但是在多级政府体系中,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地域空间差异性往往会导致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责权方面的矛盾。为了协调,中央政府常常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和财权,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着重提供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全国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主要承担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职能;地方政府在管理和调节地方事务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地方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来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本地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相对独立,各级政府财政都有相对独立的收入作为行使事权的保证。
财政分权理论强调了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弥补市场缺陷、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本地区居民对准公共产品多样化需求的作用,要求健全地方政府职能。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筹资将有助于提高地方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我国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总体上说是不够全面的,主要是由于财权划分与事权划分不对应,导致地方政府有事权需要,而无财权保证,许多地方政府只能维持基本的经费开支——“吃饭财政”,受财力制约难以发挥提高地方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控制作用。为健全地方政府职能,需要给予地方政府与事权相对应的财权。在目前分税制体制基本稳定、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余地有限的情况下,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无疑是可行的政策选择。可见,财政分权理论也为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规定,我国财政弥补赤字的工具只能是发行国债。1998年-2002年,我国累计发行国债27500亿元(其中增发基础设施建设国债6600亿元);2003年发行1400亿元人民币建设国债,其中11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250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国债发行规模达到6280.1亿元。2004年国债发行总规模进一步增至7022亿元,虽然长期国债比2003年减少300亿元,财政赤字也没有变化,但总国债发行规模仍比上年多出700多亿元。2001年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6.5%,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42.5%.2002年,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79%,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40.23%.这表明我国年度债务发行规模较大,尤其是中央财政作为直接债务主体负债过高。
同时,在我国财政收入总量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日益凸现。这说明我国财政方面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赋予地方政府自主举债的权利,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通过逐步建立地方公债制度,允许地方财政根据需要发行公债筹集资金,既可以有效解决地方公用事业建设的资金来源,增强地方政府组织经济建设的责任,让地方财政“把该管的事管起来”,又可以缓解中央财政债务负担压力,真正实现地方政府“自己的事自己做”。
城市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是经营城市的主体,市政基础设施一般被认为是准公共产品,因此,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中国正处于新一轮城市大开发的起点。城市化进程意味着对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巨大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就显得十分急迫。
完全由政府包揽基础设施投资几乎无法实行。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而眼下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都很有限;资本市场应是市政建设筹资的重要渠道,并且我国已经开始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但国内资本市场还远未有效地利用起来。
因此,改变我国基础设施落后、投入不足的现状,必须设计高效、灵活、多层次的融资体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其中。而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公债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无疑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举债权是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这是所有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家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在划分政府间事权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包括举债权在内的应有财权,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
分税制下,各级政府间有明确的事权范围,政府事权是与政府财权相对应,地方财政要相对独立于中央财政,在既定的收支划分基础上自我承担收支平衡的责任。
一般而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一是地税收入,由中央政府授权归地方政府拥有的与其事权相适应的税收收入;
二是非税收入,主要是各种规费收入;
三是地方政府从共享税中分享的收入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
四是地方政府资产收入和基金收入;
五是地方政府公债收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当今世界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国家的通例。无论是财政集权程度较高的单一制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等,还是实行财政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德国等,地方公债均在其财政收入和公债体系中占居重要地位。
各国实践证明,地方公债已成为保证地方财政独立性的重要条件。没有地方公债制度,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就难以真正确立和实施。
我国于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财权的界定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分税制在制度规则的配套方面还不十分完善。其中,地方政府公债制度的缺位,使得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互相匹配的关系存在极大的制度隐患。一方面,分税制促进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明显地强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在拉大,地方财政赤字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在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及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庞大(由于我国省以下各级政府实行的是平衡预算,财政赤字通常以隐性赤字的形式表现)。如果没有相应正规性的收入弥补,地方政府要么不得不减少本应由其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导致该区域内居民总体福利的降低;要么不得不通过制度外的非正规渠道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这将导致对一系列业已确定的制度安排的破坏。
缓解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困境的突破点,无疑将是更多地着眼于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允许地方政府拥有通过灵活的信用融资方式自我调剂的权力,有利于在地方税收入不足或不均衡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不足或暂不到位的情况下,扩大地方财政履行自身责权和收支平衡的回旋余地,保证地方政府职能的顺利履行。
在地方政府存在合理融资需求的前提下,尽管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但是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并且产生了变相的甚至是隐蔽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地方政府为了筹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资金,普遍采取“多元化融资、多头借款”的政策。缺乏规范管理,地方政府借债随意性大,形成了无序、失控的局面。
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变相发债形式,我们可称为准地方债券。
第一种形式是中央财政发行国债再转贷给地方,用于地方项目建设。
第二种方式是根据国家统一安排,由地方政府举借的大量外债,包括直接承借和担保的债务。这种方式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汇率风险。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开发银行贷款的方式形成变相的债券。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等为还款来源,把所建的项目进行打包,由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通常是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借款人统一向开发银行借款。
第四种方式是信托方式,通过规范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的介入,地方政府变相发行债券。比较典型的有上海外环隧道资金信托项目,自项目开始建设起,上海市政府将按照总投资额的9.8%对投资商进行补贴,补贴年限是25年,之后项目将移交给政府市政工程信托计划。第五种方式是以企业债的形式发行地方债。以企业债的形式发行地方债目前最为常见。为绕开有关限制,一些与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或本身即政府下属部门的机构,往往是当地的城市开发公司和专业投资公司,发行名义上的企业债券为市政建设筹资。
以上各种形式基本上是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以内采取的变通方法。此外,还有地方的非法集资、摊派等等。大部分融资方式脱离了财政体系的监督,实际发生时却不得不从财政中列支。虽解决了现实问题,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偿还机制和决策责任机制,不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容易酿成债务风险。同时,这种低水平的融资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中央部门和地方人大无法对这种债券发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约。
建立地方公债制度,用地方政府的规范融资替代传统的向银行借款等间接筹资渠道,整个投融资过程受市场机制的约束,可以保证资金筹措和使用的效率,构建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在法律的规定范围以内,极大程度地减少地方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从而为微观市场主体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随着我国“分级代表,分层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公债的运营管理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国有资本运营主体的重要工作内容。政府投资企业通过公债资金的筹集、投资、耗资、收入与分配活动,实现保值与增值,通过公债资金收益的上交维护政府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公债的运营要求打破地域概念、行业概念、产品概念,有助于得到政府公债资金投入的企业面对整个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自主经营,壮大国有经济实力。
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运营要求投入资金必须保全与完整,同时也要求取得收益。以地方政府公债收益分配为前提,才能实现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运营要求最大限度地支配和使用资本,以较少的国有资本调动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对地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运营主体不仅关注地方政府公债资金的投入方向和优化配置,而且还要考虑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对总需求的扩张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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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代理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宪政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宪政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权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宪政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宪政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主权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宪政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宪政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宪政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约翰·克里斯蒂安·劳尔森.颠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词汇[A].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杨仁忠,公共领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许纪霖,在合法与正义之间——关于两种民主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2001,(6):114—117.
[5]原威则,如何理解查尔斯·泰勒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6):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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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宪政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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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 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泰勒的地位无人能替代。百年之后,其科学管理思想仍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该原理与中国的实践以及泰勒的实践精神对当前学术科研活动的启迪。
[关键词]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实践精神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与中国实践
1912年,弗雷德里克・ 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人管理实践,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被尊称为“泰勒制”。泰勒提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的内容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劳资双方进行一次“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泰勒认为“所有的日常活动中,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而补救效能的办法在于科学的管理。”
泰勒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企业的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勒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百年之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其思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着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总的来说,从政府到公司,效率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效率低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导致了资源不应有的损失浪费。而有的企业主认为雇员与老板是对立的,想方设法卡员工,如珠三角前段时间频繁见报的劳工荒现象就是 “重企业经济发展、轻工人权益保护”,最大限度地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导致的结果。
因此,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广泛开展各种科学的分工和合作,建立新型的激励机制,采取强力措施,逐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标准化、计量化作业管理,使经营管理尽快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并且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应进行一次伟大的“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方式共同做大饼,从而得到双赢的结局。
笔者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在该企业带来的巨变。该企业是一家压力容器生产企业,起初厂里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厂级领导来巡视时工人们就各就各位干起来了;管理人员一走,工人便漫不经心地组装着零配件,时不时聊天看报。还不到下班时间,众人就都早早挤在厂门口,只等铁门一开就夺门而出。新厂长上任后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来笔者才知这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经过开会讨论,计件工资制正式实施,不到一个月就显成效,原来总不能按时完成的任务很快就完成,工人们不再视管理者为监工,而是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甚至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蛋糕做大了,工人的平均收入大幅提高,有的甚至比管理人员高出四五倍,由于企业效益改进,订单增多,整体员工的收入都比原来提高。员工与管理者双赢的局面出现。
泰勒的精神令人感动
泰勒出身于美国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长大后他立志继承父业,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但由于视力严重减弱不得不中途退学。他并没有怨天忧人,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不像今天我们脆弱的 “天之娇子”,动不动就做出要跳楼的呻吟,而是先在一个小厂踏踏实实当学徒,后到米德瓦尔钢铁厂当机械工人。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很快先后被提升为车间管理员、小组长、工长、技师、制图主任和总工程师,并在业余学习的基础上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泰勒的经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屈于挫折,与命运做斗争的典范。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几乎都是经自己亲自试验和认真研究提出的。他的探索主要反映在他的三个最有名的试验:通过搬运生铁的试验,摸索出工人的日合理工作量,从而为实行定额管理奠定基础;通过铲具试验,探索铁锹多大铲物效率最高,从而为工具标准化奠定基础;在金属切削试验中,泰勒前后共花了26年,15万美元,写出了3万多份试验报告,仅形成的切屑就达80万磅,最后,取得了有关车床、刨床、钻床、铣床在车速、进刀、材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制定各种机床进行高速切削和精密加工的操作规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实验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理论深深地扎根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他进行的多种实验可以看出他个性中的很多值得学习的品德:
具有独特的创造个性特征,坚毅,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独立性;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以自己科学的独立思想去认识分析研究对象;不迷信权威,好奇,对不了解的事实有新奇感和兴奋感,这是求知欲和潜在的创造力的具体表现;严谨,认真,任何事情都要用实验和数据去说明。
尽管岁月已经历百年,泰勒的品德对今天的我们进行学术科研活动仍有着深深的启迪。它启示我们,对于任何问题,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注意实事求是问题,不能浮夸,不能掺入半点虚假。
在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很多人都是急于求成,热衷跟踪模仿,不愿做深入的研究,评价和宣传浮夸不实,追求论文数量和不讲质量。少数人中还出现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也存在着文人相轻、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毛病。当然,形成这样的情势,甚至愈演愈烈,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有社会上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如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缺乏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等。
笔者深深地感到,对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学习泰勒的品德,提倡他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十分重要。在科学研究中,要力戒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要甘于寂寞,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认真执着,并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以指导实际。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只有不浮躁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应该耐得住清凉和寂寞,在科学道德上有正确的认识,识别什么是良好的科研实践;什么是科学道德和良好的学风,什么是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从而为世间真正做些贡献。
摘 要: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时至今日,其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科学管理理论没有过时,深入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还能为我国企业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方向性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泰勒;我国企业
1.泰勒科学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追溯泰勒科学管理传入我国的时间,甚至早于欧洲。早在1914年,我国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意识到科学管理的巨大价值,不远万里到美国向“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当面求教,而后开始着手翻译包含“泰勒制”精华思想的《科学管理原理》[1]。遗憾的是,20世纪复杂纷乱的中国环境,并没能使科学管理扎根结果。纵观我国企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被政治变故和战争所打断。以市场经济算来,我国企业真正迈入市场化,在按照企业规律运营的历史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科学管理被一些更新潮的管理概念和术语所湮没,很多企业还没有夯实基础就盲目地追求管理前沿;未形成严谨有序的职业化团队就开展企业文化等。时至今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内部仍然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等原始色彩。从普遍意义上讲,当前我国企业的管理还处于一种“草莽管理”的状态,然而,并非所有的我国管理者都认清了这点。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具体地说,管理缺乏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科学管理。
2.泰勒科学管理的基本内容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写道:“人的生产率的巨大增长这一事实是文明国家和不文明国家的区别所在……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科学管理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2]。
(2)提升效率的有力工具是标准化与工时研究。在科学管理诞生之前,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工具都是根据师傅的经验制定的,作息时间和机器设备也由管理人员依据以前的记录来确定。为改进这种方法,泰勒选择熟练的工人,记录他们的每一项生产动作,每一道工序。通过分析来去除不必要的部分,再加上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及额外的延误时间,就是该工作所必需的总时间。据此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对策日工作量,这就是著名的“工作定额原理”。
(3)培养“第一流的工人”。这里说的第一流的工人并非劳动模范,而是指在其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其适合的工作的人。泰勒认为,培养第一流的工人,主要是管理者的责任,使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优势与其本职工作相配,并且要使员工乐于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
(4)实行薪酬激励制度。泰勒提出新的计件工资方案,其中包括由管理层制订以工时研究和分析为基础的定额标准,在此基础上采用按工人完成定额的情况确定工资报酬的“差别计件制”的激励性薪酬制度。另外,泰勒特别强调,薪酬支付的对象并非职位,而是工人。也就是说薪酬激励的重点在于生产工作的效率,而不在于工作的类别,这样能够克服“磨洋工”的现象,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5)在工人与企业之间,要停止过去的敌对关系,开始新的合作关系,即“精神革命”。过去,企业更关心低成本,而工人更关心高工资,这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工人与企业的合作。“精神革命”的目的就是使双方意识到提高效率对方法都有利。泰勒将这种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称为科学管理的实质。
(6)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泰勒认为,工人仅凭经验无法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这些工作应交由计划管理部门去做,而执行职能则由一线管理者和工人来承担,并且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这也与我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殊途同归。
3.现阶段研究泰勒科学管理的意义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有过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曾经历西方工业革命的洗礼,无法形成真正的管理科学。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此历史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生产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转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形成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也就无法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这些体现工业文明精髓的要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尽管有了高速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硬件设施,然而我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仍然有待于提高。
总体来看,在资本经济关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所以,他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国外有研究指出,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当时完全推行科学管理方式的大多数工厂,的确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最先应用并取得成功的美国通用洗车公司以及福特公司等等。而科学管理方式的精髓及其在泰勒之后的不断被完善,更是历史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为人类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把科学管理评价为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巨大革命[3]。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面临科学思想缺乏、经验色彩浓厚等严重问题,很多企业仍然停留在家族式企业的阶段,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这正与当年一战后刚刚开始学习科学管理的欧洲的市场环境极为相似,而在此程度上探讨“人本”、“文化”、“战略”等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普遍缺少科学管理所提倡的规范化、流程化管理作为基础。在西方企业忙于进行企业流程再造、企业文化等环节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也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从最基础的理念出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标准的企业运作流程,所以当代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科学管理,实现从原始化、粗放化、经验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向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转型。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科学管理是当前我国企业最薄弱、最亟待提高的环节。科学管理也是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经阶段。回归科学管理,首先就要根据我国企业所处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倡导科学管理精神,回归管理起源,踏踏实实地学习科学管理的精髓,理解和掌握科学管理基本方法和原理。泰勒的科学管理源于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但是其方法、原理和理念决不仅限于流水线的管理,而是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管理领域。从本质上讲,泰勒的科学管理是一场革命,把人的小生产思维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场革命,就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而泰勒自己也承认,科学管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结合不同企业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况来探索和制订科学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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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以人机和谐为基础、以劳资和谐为灵魂、以社会和谐为终极追求、以科学方法为实现路径的、在内容上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 和谐管理 劳资合作 生产效率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在泰勒之后不久,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整合”管理观,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个“所有部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各自的活动得到调整,从而互相锁定、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运转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功能整体或者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ed unity)”[5],而管理者就是要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来“整合”企业各方(工人、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 [6]。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从这种“整合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其内容构成的和谐统一中来理解和运用。
提到科学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一套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工资制度,即所谓“泰勒制”。实际上,泰勒时代的许多企业和追随者正是从这方面来认识科学管理,把它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人产出的方法来应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工人的不满和劳资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美国国会就企业应用科学管理问题举行听证会。泰勒当时就对这种片面理解科学管理思想的做法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强调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方法的应用问题,而是“以一套根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以一种管理思想代替了另一种管理思想”[7]。除非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否则“就不要尝试从过去的管理变革到新的管理”[8]。因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一套整体性解决生产效率和劳资冲突问题的方案(在布兰代斯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之前,泰勒称自己创立的理论为“任务管理系统”)。正如泰勒指出的:“各个要素的集成,而非个别要素,构成了科学管理,可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9]。这表明,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由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不同要素构成的“整合统一体”。科学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包含有一定的管理思想”[10],泰勒反复提醒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要误解这一机制的实质和基本原理”[11]。这里,劳资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革命”是科学管理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上的整体性,实质上意味着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系统的、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具体地说,通过深入的动作和工时研究,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适当的绩效标准,确定每项工作任务的“最好的方法”;然后选择、培训“第一流的工人”,在职能工长的管理下,工人按照标准化的规范主动地、积极地工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根据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有差别的报酬,使劳资双方各有所得。而要达成这一完整管理过程的基本前提就是劳资双方形成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和谐理念。生产流程系统化、生产工具标准化、工作任务标准化、工资激励差别化、组织结构职能化等,都只能在这一和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也只有从科学管理理论各项要素的和谐整体中,才能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所实现的管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12] 1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继承和借鉴,还是反思和批判,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方面的这一总体特征,才是准确合理把握科学管理理论的真谛。
2 人机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是“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工业生产中的效率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主要是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一个是人,是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技能、劳动方法。但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是机器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工人方面的生产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器与工人和谐搭配所形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科学管理理论在技术、方法层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方面,泰勒通过精确的工作研究和对以往工作情况的总结,提出了生产工具、生产要求、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这就是泰勒所说的“建立科学的劳动过程”;[13]在工人方面,泰勒提出选拔“第一流的工人”,即那些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并强调对工人的职业培训,教会工人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根据对生产工具和工人劳动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通过合理确定工作定额、科学安排工作程序、训练工人使用正确工作方法,找到既能发挥机器最大效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工人付出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内容的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工时研究确定工人使用特定工具或从事特定工作的标准工作量,培训工人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工人操作规范化),据此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就可以“促使科学的劳动过程和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工人结合起来”。[14]这样,人—机之间的和谐运行局面形成,泰勒所期望的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就可以经由工人积极性的发挥而源源不断产生出来。据测算,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20-30%。这种人机和谐运行所形成的高生产率在随后福特汽车厂的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得到生动体现,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形式。
3 劳资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灵魂
泰勒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规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加上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先后发生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劳资关系处在相对紧张的状态之中。据统计,1881年至1905年,美国共发生了36757次罢工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达几百万。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人们从企业内部探寻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美国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管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的像麦卡勒姆、亨利·汤、泰勒、亨利·甘特这样的“效率专家”、“管理专家”,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就是这场美国管理运动的系统总结和最大成果。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公正,雇主与工人各得其所就可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工业界的现实是,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普遍都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协调到利益完全一致的地步”,永远都是“残酷斗争多于真诚合作”。[15]泰勒则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16]劳资双方利益共识的基点就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所以,实行“科学管理时涉及到的一个真正问题,是所有管理者(包括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的彻底改变”,这就是泰勒特别强调的“工人对他们自己和雇主的职责的看法”和“雇主对他们自己和工人的责任的看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17]即劳资双方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分配生产剩余的问题上转向如何增加生产剩余上来,通过友好合作,“共同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廉的产品”,[18]最终使工人所得和雇主所得都有增加。这样,“利益一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整天并肩工作的劳资双方就不再发生争吵”。[19]因此,泰勒明确提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20]“没有这种双方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21]这样,工业进程中劳资双方从“对抗和斗争”的敌对关系转变到友好合作的和谐状态,才能保障科学管理的各项措施或方法取得成效。
基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泰勒强调企业内部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雇主或管理者要“承担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的职责”,[22]“必须真正把工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23]要尊重、同情和关心工人,重视工人提出的建议,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给予工人以“特殊的诱导或激励”,充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克劳德·小乔治正确地指出:“在对待工人方面,科学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把劳资双方看成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集体。它倡导并号召一种新的和谐和衷心的合作精神以代替早期的拓荒者典型的强烈个人主义”。[24]简言之,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友好合作,首先在于雇主或管理者的主动责任,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
4 科学方法: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
泰勒创立的管理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性,他首次全方位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替代单纯的个人经验,把管理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实践性,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亲自参与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强调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应用价值。为了探索最佳的工具使用方法,泰勒及其助手就金属切屑工艺所进行的实验就长达26年,详细记录了3—5万次实验,花费了15—20万美元,把超过80万吨的钢铁切成了碎屑。因此,泰勒科学管理的任何一项制度、一个措施、一种方法,都追求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单纯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同理,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劳资合作、人机协调,还是计件工作、工人培训,泰勒都看成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努力以科学方法探求其实践中的具体路径。以劳资和谐为例,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下,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都心中无数,仅凭感觉判断,结果是:工人认为工资偏低,多劳不能多得,以“磨洋工”方式加以消极应对;雇主则认为工人工作量偏低,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增加工作量,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这样,雇主与工人之间互不信任,自然引发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合理确定“每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劳资双方的合作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因为相互猜疑而产生的矛盾。为此,泰勒通过对工作、时间、工具等的实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一个每日工作量的标准,采用差别工资制,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高的工资率付酬;如果工人没有达到定额,就将全部的工作量按低的工资率付给,如再不改进就考虑解雇工人。这样,劳资双方在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就可以实现相互协作,泰勒为工业生产中劳资和谐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制度基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管理”[25]。 5 社会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哲学意蕴
泰勒以宗教般的热情和执着从事科学管理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困、低收入、劳资冲突等)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而致力于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呼应当时的“全国性效率”运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科学管理原理》前言中,泰勒指出:“根治效率低下的良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就使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了超越企业、工人和利益层面的社会考量,成为一种社会哲学。泰勒说:“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单个产品的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与不开化、富裕与贫穷困扰之间的区别”。[26]泰勒要求人们特别是管理者、工人从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管理,认识科学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提高。第一,实行科学管理除了雇主和工人这两个利益方可以合理分配经过协作产生的利润外,“这一管理方法的唯一目标在于保证全体第三方的利益(指“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27]“这些人的利益比管理者或工人的利益要重要得多,第三方应从全部收益中得到其合理的份额”[28],因为科学管理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等方式,使“最大的收益还是落到全体人民头上”,最终使“今天的工人比3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好”。[29]第二,通过实行科学管理,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成倍地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缩短了,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实现了增长,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这些又意味着“整个世界由于这种增长而受益”、“意味着增加财富、减少贫困。受益者不仅仅是这些工人,而且还有与他们近邻的整个社区”。[30]所以,泰勒真诚地相信“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31]这就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由不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工程师的妄想变身为吸引人的、广为流传的、治愈社会痼疾的秘方,它几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美国民众热情拥抱泰勒的哲学,即清楚浪费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关键”[32]。这种以科学管理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人文情怀使科学管理理论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层面而具有了社会哲学的意蕴。
也许“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33],也许是初创时期的科学管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更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泰勒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34],无论是劳资合作,还是社会和谐,在泰勒时代的美国社会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在泰勒去世大致10年以后,因为有了工业民主、集体谈判、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条件的支持,科学管理理论的全面运用才不断逐渐产生出劳资合作、社会和谐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毕竟泰勒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身体力行地探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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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风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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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美]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风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07.
[28][美]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风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05.
[29]竹立家等编译.国外组织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8.
[30][美]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风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10.
[31][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孙耀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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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美]乔森纳·R·汤普金森.公共管理学说史[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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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是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他的管理思想包含着引发一切管理思想的萌芽,因此他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下面,我就针对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自己看法。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提出了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地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而要成功地实施科学管理,劳资双方必须进行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就是树立一种劳资双方互惠互益、利益一致的态度和观念,以友好合作代替对立斗争,这种劳资双方理念的转变是泰罗提出科学管理原理的基本前提。
泰罗提出“双赢思想”,他指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员和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这种最大限度的富裕不仅意味着公司和企业主获得最大的利润,还意味着对每一个雇员而言,他所获得的工资超出本阶层的一般收入水平。这让雇主和雇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利益不是必然的彼此对立,而是统一的、一致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才干,使每个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效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这种劳资双方思想上的转变将改变整个企业和工人的面貌,而长期困扰企业的工人“磨洋工”现象也将得到解决。科学管理理论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雇主应当以满足雇员物质和经济方面的需求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给消极怠工者以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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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英国19 世纪后半叶的伟大作家。他先是小说家,后来又成为杰出的诗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往往因切入点不甚相同而导致结论迥异。本文试从维多利亚时代大背景及作者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来解读哈代作品中的奇葩——《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哈代创作生活的初期,写了许多小说。在1871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计出无奈》(Desperate Remedies)。其后,又以两年一部的速度发表了许多小说。如:《一双蓝蓝的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 )(1873),《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卡斯特桥市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 bridge )(1886),《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以及《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在所有的作品中,《德伯家的苔丝》是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在《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就不再写小说。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中他写下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同样出彩。许多同一时代及其后的诗人都指出哈代对他们的创作起了重大的影响。哈代停止小说写作的原因,便是在写作《德伯家的苔丝》及《无名的裘德》时受到了众多攻击。
《德伯家的苔丝》讲述的是,自认为是名门望族之后的杰克●德伯,为想重振门庭,将亲生女苔丝送入豪门虎口因而成为父母虚荣之梦的牺牲品的悲剧故事。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关爱弟妹,热爱生活,渴望幸福,但又屈从于父母的虚荣心,一次次失去求得真爱的机会,重新落入纨绔子弟亚雷(Alec d’Urberville)的魔掌,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
对于这部杰作,特别是其女主人公的评价,在作品初创时,曾引起社会上激烈的争议。
哈代1888 年开始创作此书,即与一家出版商签订了在报纸上分期刊载的协议。然而,当出版商发现书中的苔丝怀有私生子时,便违背了协议。其他两份杂志也由于相同的原因拒绝予以发表。只有一份杂志承诺:如果哈代愿意删除某些内容的话便同意发表,哈代自然一口回绝。尽管如此,杂志最终还是将删减版从1891 年7 月至12 月以连载刊出。在这个版本中,删除了围场堡(Chaseborough)跳舞的桥段,删除了安琪(Angel Clare)将挤奶工背过被洪水冲过的路面的篇章,更删除了Sorrow(苔丝的孩子)的降生与离世的情节。可是,当后来小说以原版面貌出现,并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为副标题发表时,众多评论家便被激怒了。报刊《星期六》(Saturday)的评论是,哈代先生……用一种令人不悦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故事( Mr Hardy… … tells an unpleasant story in a very unpleasant way)。《国民报》(The Nation)将苔丝描述成一个卑劣且充满肉欲的女人(a weak and sensual woman);把安琪视作小说中唯一有道德的人物 (the only moral character in the novel)。不仅仅是当时的评论界,作品还激怒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他们都认为苔丝根本不能叫做“一个纯洁的女人”。一位激进的读者甚至焚烧了这本书,并把灰烬寄给哈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哈代痛斥了这些评论,他写道:“如果事情还这样,我再也不写小说了。站在那儿任人宰割的人肯定是个傻子”(Well,if this sort of things continues, no more novel writing for me.A man must be a fool to stand up to be shot at)。于是,在《德伯家的苔丝》之后,哈代只写了唯一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它发表于1895 年。那年,同时代的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同性恋而被监禁。此后,哈代再无小说问世。
19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在皇权支持下的地主,残酷地压榨穷苦的农民。法律极其严苛,维护的是当权者的绝对利益,备受盘剥的劳动人民辗转挣扎难以求存。除了封建势力的压榨,当时的英国又是一个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困于封建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社会。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unders)所指出:“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依然被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凝聚着,被清教徒的性主张死死控制着。”清教徒运动是兴起于16 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一种新教改革运动。清教徒不承认信奉天主教(旧教)的罗马教皇,只把圣经看作是宗教真理的唯一源泉。他们深信宿命论,认为人要么注定得到上帝的救赎升入天堂,要么就被永远地投入地狱。清教徒们素衣素食,而且是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把两性关系视作禁区。当今的人们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待两性关系有多么敏感和苛求。大多数女性在入洞房时对此却一无所知。人们坚持要为大师们的雕塑“穿”上衣服。男女老少只能阅读删减过有关风化内容的莎士比亚著作。但与此同时,互相矛盾的却是仅在伦敦就有着80000 名以上的妓女。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小说的主要读者,而此时的男人们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女阅读有关两性问题的书籍。
英国的清教徒初期因反对当政者曾饱受迫害,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寻求移居新大陆以避难。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渐放宽对清教徒的限制。但他们一旦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新教并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时,就转而开始迫害自己眼中的异教徒。清教徒用极其残酷的刑罚烧死、吊死所谓的离经叛道者。亵渎上帝的罪无可恕的人甚至被割去耳朵。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普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充满封建道德的说教。可以想象,哈代当时要冒多大的风险去写有背宗教道德的清规戒律,涉及两性关系的小说。
当然,就哈代本身的家世、经历及所受的教育等各种影响说,他写出像《德伯家的苔丝》这样不为他所处时代容忍的作品也绝不是偶然的。在其故乡波克汉普顿,少年哈代曾目睹农民贫苦悲惨的生活。他们既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又遭受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压榨,生活无着,只能在层层盘剥下挣扎、呻吟。底层人民的苦难,从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三怪客》中就可以窥知一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少年时代的哈代萌发了对受压迫的社会弱者,尤其是处于最底层的妇女的怜悯和同情。从《德伯家的苔丝》一书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及整部小说情节就可以看出他对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苔丝的赞美,及对其悲苦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他以自己这部不朽的代表作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为社会的弱者鸣不平,这对现实无疑是一种反抗。
不错,哈代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氛围很浓的家庭。他的祖辈父辈两代人都曾是教会乐队的成员。少年哈代自己也经常参加教区组织的多种演出,参加过当地教会学校的学习,曾一度想献身于宗教事业,做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但是,哈代所处的又是一个西方科学与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酷爱学习的他,深受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动摇了上帝造人的思想,尼采更是宣告“上帝已死”,这些都促使哈代宗教信仰的失落,成为宗教上的怀疑论者。这反映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有这样两段情节:当孤立无援的苔丝,在狩猎林的黑暗中,遭受亚雷的凌辱时,作者就大声疾呼:“哪儿有保护苔丝的天使?”同样,当苔丝为她的生命垂危的儿子而哀求“大慈大悲的上帝”予以拯救时,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与苔丝医生悲惨命运相联系的主要有两个男人。其一是她所曾经爱恋的安琪。作品叙述在苔丝与安琪的新婚之夜,安琪告诉苔丝他曾与人有染,纯真的苔丝回答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并告诉安琪自己也曾被恶人强暴。没想到安琪不但不原谅苔丝,而且立即抛弃了苔丝,使她从期待新婚幸福的高峰从此跌落到爱情悲剧的深渊。作品告诉人们:这个被誉为“小说中唯一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如此无情无义,是因为当时男人与女人存在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允许男性任意纵欲,却不允许女性失去贞操。其二是曾经强暴她的亚雷。对这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变色龙,哈代通过苔丝的口发出一针见血的有力控诉:“你(亚雷),还有你们那号人,在人世间拿我这样的人开心取乐,让我伤透了心,受够了罪;可你呢,作孽作够了,开心开够了,就想着变换花样,皈依宗教,准备着以后去享天国之福了,想得多美啊。”最终,怀着深仇大恨的她在重遇亚雷时杀了这个恶魔而走上了绞刑架。作品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不合理社会的黑暗:善良、受凌辱的女性只能被处以极刑,下地狱;而凶恶、伪善的害人精却可以享福上天堂。这里,哈代撕下了清教徒所宣扬的伪善的伦理道德外衣。他的这种立场,对他原来信奉的宗教来说,也是一种背叛。总之,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宗教伦理道德的伪善,深切同情受压迫的苦难人民,热情赞扬善良、敢于反抗暴力的女性。这些,都是哈代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处在19 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社会以及浓重宗教氛围的家庭和教育之下,不可能不给哈代的创作思想带来消极的影响。即使他后来接触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也并不都是科学的、进步的。比如他研究斯宾塞和叔本华的著作,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在这样的学术思想、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影响下,形成了哈代忧郁悲观的性格。他认为,世事多艰,幸福快乐是偶然的,而痛苦忧患却是经常的。支配宇宙的是一种不知善恶、冷酷无情、没有知觉的“内在意志”,人是这种统治冥冥宇宙的难以捉摸力量的牺牲品。“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人的命运前世就注定是悲惨的。这体现了其唯心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观点。细细研读《德伯家的苔丝》,我们可以发现哈代在现实地描写人物性格环境,正确地提示悲剧的根源的同时,又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暗示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或是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或是神意安排,不可避免。从中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消极的人们无法左右自己命运时的无助与无奈。虽然,我们不能过分苛求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作家。但是,在充分肯定其作品的积极、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唯心的宿命论、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的创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使作家在当时社会的压力下,没能继续勇敢地用他的通俗、直观的小说作武器和黑暗的社会作抗争。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自问世至今已有120 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评价。《德伯家的苔丝》无疑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苔丝这一形象已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最优美迷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小说出版一百多年来,一直畅销至今,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是全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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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何在各个子系统中形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达到整体和谐的目的。和谐管理的要旨是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核心组织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孔子和谐思想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愈渐重要。孔子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国家乃至我们每个人。
关键词:孔子思想 和谐 思想政治教育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了国家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及到了如孔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些思想对我国国民的影响。孔学的一些思想和原则,不仅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提供了学习的精华,同时也被他国所珍视并加以借鉴。在韩国孔子思想被众人熟知,韩国儒教权威机构“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80%的人受到过儒学思想的熏陶”。孔子和谐思想阐述了人、社会、自然的相处之道,对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很多社会现象反而呈现一种“道德滑坡”的状态。人们越来越多地为了己利而去伤害他人,这种现象的产生大多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时候忘记了伦理的教育和精神世界的升华,而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孔子的教育中得到有效弥补。孔子的教育是对人文的教育,在孔子的理想和谐社会中人们都应是博爱的,老有所依、壮有所长、幼有所养、各司其职,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奉献国家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首先,是言传身教。孔子被称为万世师表,对于教育学生他有简单而合理的原则。孔子很注重学生的德行身心教育,教导他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内涵和道德修养。他一直推崇高尚的道德和人格修养,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心去注重道德修养,那么他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像圣人一样得到他人的尊重和敬佩。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端正的话,就算不强调命令和要求,事情依旧可以继续推进,运用于教学中就是言传身教,教师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影响学生,为学生树立榜样力量。
其次,是注重礼节。在《左转?昭公二十五年》中的记载季平子为人狂妄,在组织舞乐的时候设置了八佾(八个人为一佾)的大型舞乐队,当时的宫廷制度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孔子十分愤怒,便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见孔子对于“礼”地位定义的极其重要。孔子对于弟子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是我们必须遵从的规章制度,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事原则。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准绳,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法规范,恪守自己的礼和社会的规范。再次是以德服人,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采取政治手段去约束治理百姓,人民只会因为恐惧惩罚而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内心往往相反;而如果对人民进行精神的教化使其有正确的价值观,人民就会真正的拥有羞耻之心从而真心顺从。德是对人身心的一种要求,是一种至善至美的高尚品质,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对待他人的关怀体谅的一种态度。最后是和而不同,这是一种宽容,是一种融入,也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一种人们在处理一切事物应该遵循和重视的一项重要准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事物的看法观点出现异议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盲目附和,而应该尝试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首先,要重视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教育也不可以亘古不化,而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更新,从多方面出发使受教育者在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才能之外还具备符合道德标准的良好品质。教育者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成长,所以一定要做到言传身教,提升自己的言谈举止,努力成为学习者的榜样。
其次,要克己重礼。一个人的内在素养的提升离不开自身的积极进取和努力。“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要因为是在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而放松自我要求,也不要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不拘小节,即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言慎行,自觉地把道德规范当做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力,即便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遵循正确的道德标准并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如果人们都可以认真的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对礼真正的诚挚无妄,那么人的价值追求和礼的作用意义就可以相互统一。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人必须具有礼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以礼待人,克制自己的不好的对他人有坏的影响的想法和行为,按照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做人做事,让人们可以做到自我的约束真正的做到和谐的发展。
再次,要与人为善、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育是对人心和精神的教育,所以应该以德育人,前提就是教育者必须具有较好的德行去感化学生,让学生有自己的精神榜样。孔子本人就是教育的成功践行者,所以孔门弟子对孔子的无限追崇都源于孔子自身较好的德行,和谐的教育关系可以更好的影响人的发展和道德的提升。
最后,是存异相合,承认有差异的相互融合。一滴水无法汇聚成海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今的社会是多元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应该接纳、融合不同的元素,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加以整合构成有包容性的完整社会。教育不能闭塞学生的思想,而应该是开拓的宽广的,学生的学术研究应该在互相探讨和切磋并共同创新的环境下有序进行,那样才能够有新理念和观点的形成,研究才可以永无止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坚持对立中的统一,只有矛盾才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教育也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和谐教育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和建设。所以,我们应该注重教育的力量,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孔学的精华,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发展,从而转化成中国教育事业的财富,同时结合当今时局的变化开展创造性的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可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服务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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