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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其派生出大小许多门类。要想研究语言学,就应该了解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于研究外语教学的学者来说,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语言学中的各分支。例如:语音学,句法学,语用学等对外语教学的语音,语法,语意的指导与影响,还是从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对外语教学法的影响,都无疑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语言学流派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来探讨对外语教学法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语言研究就与语言教学有着密切联系和直接影响,其影响突出表现在理论对语言教学指导上,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一套有效的教学法。这些教学法被广泛应用于教学中,有些任然广受欢迎,并一直沿用至今。
十九世纪初,西方语言学发展中,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步发展与完善,成为语言学中标志性特征。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把有关语言放在一起加以共时比较或同一语言的不同发展历程进行比较,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异同。这样既能明白各种语言自身特点,也能找出某些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的亲属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打破了传统上认为各语言互不相同的局限。受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在外语教学领域诞生了“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是外语教学中历史最长与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以系统的语法教学为纲,依靠母语,通过翻译手段,培养第二语言读写能力的教学法。它的主要特点:第一,理解目的语的书面语言,培养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不重视口语和听力。第二,以语法知识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以机械式记忆与翻译练习加以巩固。第三,以母语进行教学,翻译是主要教学手段。第四,讲究语法翻译的精确性与规范性。语法翻译法创建了在外语教学中利用母语的理论,成为外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个教学法体系。然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教学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分注重书面翻译,导致学习者交流能力受到阻碍。在许多课堂上,教师任然习惯用翻译法讲解语法知识,面对这种单一枯燥的方法,很多学生都逐渐失去学习兴趣与动力。教育者应当在坚持其长处基础上,摒弃其不足,加入多元元素,使之成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20世纪处,语言学发展进入史上发展最快,最活跃的阶段。这一时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学科。索绪尔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现代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书中反对将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确立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之后产生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都接受了索绪尔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区分语言和言语,在语言中又区分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成分依据成分之间的差别和关系从话语中切分出来并加以分类归并。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互相制约中去研究语言的系统。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在音位,词法和句法这三个层面上对语言结构进行分析研究。结构主义时期体现在外语教学法上的影响是听说法的诞生,通过反复的句型结构操练培养口语听力能力。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第一,听说领先,口语是第一位,书面语第二位,读写为辅。第二,反复操练,用模仿,重复,记忆的方法形成习惯。第三,教学内容以语言基本结构——句型为中心,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语言技能的操练。第四,利用现代话的教学技术如幻灯片,电影,电视等进行强化刺激。但是过分强调口语,忽视阅读,写作,难以培养处合格的外语人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性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转换生成语法。以美国乔姆斯基为代表,它认为儿童天生具有一种学习语言的能力,在接触语言后,能激起大脑中语言机制,从而创造出无限的话语机制。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它从提出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古典理论时期”,这时期,重要影响的理论是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以及语素音位规则。第二阶段,“标准理论时期”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修正是把语义纳入到语法钟来,提出语法结构有深层和表层之别。深层结构决定语义。第三阶段是扩展的标准理论,这时期又对一些理论坐了修正。第四阶段的重大变化在于,在原来的规则系统之外增加了原则系统,而不仅仅是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因此,它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另外,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化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规则系统演绎生成无限的句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受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产生了相应的几种教学法,如交际法。交际法认为:语言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使用目的语达到交流的能力。语言教学的内容不仅要有语言结构,还要包括各种意念和功能的常用语句。交际法通过让学生收集真实,地道的语言材料,通过情景,以句型为主来学习日常生活的语言。交际法摆脱了传统的机械性枯燥的句型练习,加强了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主动性。教师的责任是给学生提供交际情景场合,帮助学生创造性,自由地表达。
此外,受到乔姆斯基观点所影响的教学法还有任务型教学法以及认知法。这些方法虽然各有特点,但其教学理论和原则大致归纳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辅导,主张教师先引导学生从语言材料中发现规则并略家分析讲解,然后让学生在一定的交际场合,情景以及实际生活中操练。注重听说读写多方面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允许错误发生。学生可从错误中得到一定启发,教师帮助其分析错误,找出原因。避免再犯,逐渐完善。无疑,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对当代外语教学法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流派之一,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导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语言学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自乔姆斯基后,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流派。与之对应的教学法也相继产生。例如:全身反应法。这种方法要求学习外语像幼儿学母语那样轻松愉快。课堂上教师先发口令,用动作把口令意思表达出来,学生理解后做出相应的动作。教师通过唱歌,跳舞,游戏等活动教会学生掌握语言。如今,全身反应法已广受大多数中国幼少儿英语培训学校的欢迎,被广泛运用于课堂中。除此教学法外,还有认知教学法。其按照认知规律,调动学习者智力潜能,努力去发现和掌握语言规则,创造性地活用语言的一种外语教学体系。认知法以学习者为中心,自学为主,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与创造性,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学与练,自觉学习与自然习得相结合,要求听说读写全面训练。利用母语,对错误进行分析的指导。运用电教手段营造教学情景,加强直观性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使外语教学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毋庸置疑,每一时期的语言学发展都对外语教学产生了相应的联系。外语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作为当代教育工作者,应当充分了解教学法与语言学之间的联系,并深刻进行对比与研究,找出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法,才能做到因材施教的原则。
语言学理论的不断深入改变了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而外语教学的实践又为语言学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有利依据。语言学不断发展与完善也必将促进新的的教学法出现。因此,提高对语言学和外语教学密切的互动关系,将促进我国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法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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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发展的产物,代表一种语言研究范式,是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即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把语言认知作为人的整体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来把握。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语义;语法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范畴化”(categorization)可以说是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种认知活动,是指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对外界事物进行分类或归类,使无序的世界变成有序的、分等级的范畴体系。这个过程(即范畴化的过程)就是认知,或者说是认知的第一个环节。范畴化使人类从千差万别万事万物中看到相似性,并据此将可分辨差异的事物处理为相同的类别,从而形成概念。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完成更复杂的认知活动,包括判断和推理。认知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和范畴的过程,它是一种以主客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物进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1]。正如Lakoff所言:“没有范畴化的能力,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外界或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2]
范畴化的现象很早便引起哲学家的注意,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系统论述了自己对范畴的观点,经典范畴观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对传统的经典范畴观提出了大量的反证。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家族相似”[3]的概念。维氏认为, 无法用一种共同的属性来描述一个范畴中的全体成员,只是在成员与成员之间存在部分的相似性,并以这种相似性的交织联结成范畴的整体;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范畴内的各个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维氏的“家族相似说”否认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质, 向经典范畴观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起,“家族相似说”被引入语义范畴研究。触发了哲学界、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对范畴化问题的重新审核。语言学家Labov和Rosch先后发表了他们对自然范畴的试验研究结果,把具有“家族相似”的这些自然范畴称为“原型范畴”[4-6]。一事物是否属于该范畴, 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同特性, 而是看它与其原型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范畴化研究的巨大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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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认知生成语言学
论文摘 要:生成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乔姆斯基始终把语法看作是语言的基础,始终遵守句法是独立于语义的,句法研究不应以语义为基础,形式必须独立于意义之外进行描述。认知语言学以语义为中心,将语义等同于概念化,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一个认知结构。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才具有生成性,认为词法、句法不是自主的,是受功能、语义和语用因素支配和制约的。
认知语言学家对意义的研究也是沿着内在论方向进行的,与乔姆斯基一样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认知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口号是“Meanings are in the head(意义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一观点就明确表明他们对语义的基本态度也是基于内在论的,与乔氏的内指性有某些共识。
认知语言学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对于意义的看法,他们还有一个口号:“Meanings are on the embodied basis(意义基于体验)”。语言的语义是一个从语言表达到某些心理实体的映射。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语言不是自治的而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语义虽是存在于头脑之中,但其根源不是天赋的,而是来源于身体经验,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在推理过程中人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知语言学还认为,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的内部,而是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和文本的理解。意义取决于理解,产生于解释者主体与文本之间的辨证关系。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人类这一最重要的认知特点正是他们与乔姆斯基理论在意义内在论上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认知语言学说虽与乔姆斯基理论都研究心智,表面上看同属内在论,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性分歧。尽管两者都持语义内在论,但认知语言学家与乔姆斯基所主张的先天的和自治的内在论存在巨大差异。前者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世界与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介,语言形式是体验、认知、语义、语用等多种外在因素促动的结果;同时还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和认知的心理现象,不能脱离人们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机制、神经系统。乔姆斯基那种先天的、自治的内在论正是认知语言学批判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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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词义及句法结构意义的一种方法。Fillmore指出:“框架语义学提供观察词语的一种特别方式,同时也努力描写一种语言新词的产生和已有词语里新意义的增加,或将一段文章中各部分的意义组合到一起,从而形成整篇文章的意义所需要遵循的原则”[11]。在框架语义学中,词义是用框架来描写的,框架是一种概念系统或认知结构,要理解词语的意义,就必须先具备概念结构即语义框架的知识。“一个“框架”作为在对语言意义的描写中起作用的一个概念, 是跟一些激活性语境相一致的一个结构化的范畴系统”[11]。以Fillmore着名的“商业交易”框架为例。这一框架涉及的概念包括: 拥有、给予、交易、钱。这样一个场景图式中的元素包括:钱、商品、买方、卖方。其他元素还包括:价格、时间、找钱等。根据这些概念, 我们就可以对一系列词语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结构进行对比描写。例如,英语中的buy, sell, spend, cost, charge, price等等。如果我们把商业交易框架与其他框架进一步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描述和解释像tip, bribe, fee, honorarium, taxes, tuition这样的词语。由此可见, 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结构。语言框架为词义的存在和使用提供了背景和动因。要理解词义必须将其放置于人们的经验与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中,理解人们的经验与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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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
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
(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
(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
(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代投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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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相对地都会关注语言内容推理过程中的机制牵引功效,但是始终保留不同侧重点介入规则,其中前者主要将一系列和语言推理流程相关的内容视为概念激活支撑单元,比较注重在激活概念架构期间认知机制单元的控制实效。而关联理论会全面解析语用、认知原则背景下情境理解的功效,整体上忽视概念、激活媒介交接细节。系统地讲,尽管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关注点各有偏重,但是始终存在共同点,关联特征为后期语言理解过程和认知深度彰显提供较为坚实的支撑跳板。
笔者主要联合关联理论内部推导规则进行特定语句明确意义和隐藏内涵加以合理区分,其间也会兼顾语言学针对隐喻、转喻之间转交的特殊调试手段。
1.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对于隐喻、转喻处理上保留合理的互补特性,而在关联理论架构内部,两者通常被视为一类夸张修辞方式,尽管此类叙述方式保留一定程度的独特效应,但是有关不足问题表现为:关联理论对于隐喻、转喻心理机制控制功用有所忽视;再就是在内涵揭示和人文情感深度探测期间保留强弱对待原则。总体上来看,对于人类具体思维习惯和修辞现象差异结果产生全面忽视。
2.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格式推理方面保留合理互补特性,实际上关联理论在处理明确、隐藏含义概念区分工作上可以选择将两类要素功用联合,特别是在试验人员语言逻辑形式探析蓝图比较完善前提条件下,可以进一步明确通过指称锁定,借由歧义拆解和内涵丰富获得更为精准的答案。而指称锁定手段主要是建立在初始假设图式综合发展基础上,进行隐喻、转喻异质化概念作用加以拓展而形成的假设图示。其中隐喻、转喻修辞模式在明确义获取上发挥高质量引导功效。
1.结合固定特性分析基础扩展,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之中,隐喻手法会在不同认知结构中加以延展映射,为了进一步确保相关解释条件的完整性,研究人员开始选用推土机行为和做事模式进行罗伯特行为做事规则解析。其实就是经过个体内在心理作用控制下,提供丰富形式的和语境相互适应的不明晰的意义。分析人员会从中挖掘一系列可能认知领域之间映射关系,不是简单的关联原则所能完全覆盖的,而其所能做的便是将我们核心注意力适当引导到建立此类联系的必要性机理结构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员必须清晰认证映射关系下怎样建立和挖掘和预期交际效果相对应的语境关联操作认知模式,有关此类细节长期被关联理论所忽视。
2.透过关联理论审视,一旦说两类命题形式之间保留一定程度的相似特性,分析人员就可从中选取一类命题形式进行另一类具有命题形式的表征描述,话语的解释用法和描写性用法保留较大区别形式,毕竟话语描写用法实际映射出的是真实状态下的命题形式。而转喻则是解释性用法架构的一类舒展途径,经过全新名字引出后,可以针对实际所指物质加以多元化表达,其中充分夹杂现存词语指称的系统设定经验。例如:She is the apple of his eyes.其中“the apple”并没有真正的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指称物,而是在解释其含义。换句话说,就是某种特定的语境下指称某种特定的人或物。其中指称词语表现出来的阐释性功能就是说话者概念表征中的“暗示”。我们可以看到,在隐喻的认知机制下,隐喻词语的基本交际功能事先已经被决定了,而在不同语境中也可有其明确意义。通过明确义,在特定语境中又产生了隐含意义。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一致性程度是由关联原则规约的。实质上我们可以清晰界定,涉及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始终将关注点投射在中心议题语用推理流程细节之上,结合认知语言学角度解析,有关人类核心认知模式的隐喻、转喻模式,在话语内涵解释种始终发挥着重要牵引功效。总而言之,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语言推理活动中保留的互补特性,为后期话语系统化理解研究范围拓展提供合理动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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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认知活动和过程。文化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对原著的认知活动。从认知过程来看,认知语言学关注创造性以及体验性,这一理论认为,认知过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结果。同时,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离开文化背景的翻译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要切实加强文化意识培养,充分认识到认知语言学对文化翻译教学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是对大脑中相关语言机制进行研究的学科。认知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80年代到9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变成为当前新兴的主流语言学流派之一。通常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这三派的相关学者也被看成是英语国家在认知语言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1)从转换生成学派中分裂出来的部分生成语义学家,例如Lakoff以及Langacker等人。(2)从功能或认知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相关学者,例如Dirven以及Taylor等,这些学者认为利用较为普遍的认知方法对语言的功能以及形式进行研究,能够使得人们对语言表达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3)对认知进行研究的相关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主要包括了Gibbs、Johnson以及Putnam等学者。国内知名学者王寅对国内外知名的认知语言学家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如下定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强调通过自我认知以及身体经验、借助知识结构以及认知方式等,合理地解释隐藏在语言事实中的认知规律。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是在现实体验的形势下,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凭借自身所参与的多种互动,在对原文本进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在译作中将原作者所刻画的现实世界以及认知世界反映出来。认知语言学十分注重体验以及认知所发挥的制约性作用,关注作者、文本、译者以及读者间存在的多重互动关系,期待达到“翻译的和谐性”以及“解释的合理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从事翻译活动的相关认知主体之间互动性的影响。好的翻译虽然存在着译者的积极创作活动,但必须坚持“创而有度”,在创作过程中不能过分发挥,所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应该是“追求平衡”的。可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能够为翻译教学带来更好的启迪。
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认知观通常将语言能力看成是人们所具备的认知能力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语言结构而言,它和人类的主体经验以及概念知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使用者在描写或陈述事物的过程中通常不简单地限定于客观陈述,通常会用更加自然、丰富的意义来描述它们。比如,人们在描述早餐的过程中,不仅会说自己在早餐时间吃什么,而且还会描述早餐的样式、味道等,这些内容都是人们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他们能够很好地体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经历多种现象,而且还会在这些方面储备数量巨大的经验以及思维概念,也就是语境。在认知语言学中,通常将属于某种既定领域的所有语境或认知体现叫作认知模型,而且还提出了与大多数认知模型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和人们生活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不断整合的模型,这种复杂的完形结构被称为文化模型。文化模型对人们的认知模型(Ungerer F,SchmidH.J.2001)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中国人的早餐(breakfast)为例,它是和馒头、米粥以及咸菜等等这些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国人民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型。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在“早餐”方面“breakfast”并不会和这些事物联系起来,而是会想到面包、牛奶等食物和饮料,这是英国人在早餐方面的“文化模型”。相似的案例也适应在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可能不会存在丝毫和中国春节相关联的概念,这是因为,庆祝春节不是美国人的文化,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认识,这也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认知模型。然而,在这些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通过交流来理解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过程中,他极有可能会套用相似的认知模型,如庆祝圣诞节这种认知模型,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庆祝春节的情况, 这也是不同的文化模型之间的碰撞。
在文化翻译教学的问题上,这个课题显得颇为复杂,不但牵涉到诸多理论问题,而且还具有较强实际操作意味。文化模型理论能够科学合理地指导译者站在认知语言层面开展翻译教学。当前很多语言哲学家都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看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假如没有文化承载语言的相关意义,语言将徒具形式。要使使得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和体会词意,就要深入分析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例如,commonplace,它的汉语意思是“平平常常的”,假如运用common-or-arden variety来代替commonplace,就能够看出它承载着英国的相关文化信息;假如运用garden-variety来替代这个词语,它能够体现出美国文化的相关信息。所以,不管是翻译理论教学,还是翻译实务教学,都要高度重视译入语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翻译理论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开设和跨文化以及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教授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翻译技能,而且还要让学生从文化层面认识文化翻译,这样才能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以及体味源语言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的翻译水平。
在翻译教学中,要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文化模型理论为依托,这样能够使教师向学生呈现的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案例更加形象和具体,而不会显得空洞无味,能够让学生通过文化翻译教学,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点,理解翻译实质意义。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性”以及“可译性”,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其中,难以把握的概念是“不可译性”它们一般都具有较为特殊的异质性,在语音以及文字方面有着自己的结构性特征,内容涵盖音、形、义(意义)、意(意象和意境)等许多方面。从这些文化翻译内容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来看,这些“丧失”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如果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来解释它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翻译现象。运用文化模型理论有助于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从而让学生准确地理解翻译理论,准确地判断翻译内容的文化特征。
学习了文化模型理论后,学生就能够很好地认识到,绝对“忠于原文”仅仅是一种翻译的理想状况,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信”以及“忠”的尺度。从翻译过程来看,“意义对意义”被看成是较为笼统的翻译,就算“等值”转换,也不能完全和原著相吻合。以英语中的语势(force)为例,可以用叠字来获得相应的语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声形美,但英语没有叠字,因此不能获得相应的语势。例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这一句中,“风萧萧”是名传千古的绝句,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and blew”,读者就会觉得笨拙、拗口,不能获得较好的翻译效果;假如将其翻译为“the wind blew desolately”,也只能认为“基本达意”。通常情况下,语势都是在独特的意境及巧妙的遣词造句中形成的,更能体现文化意义以及含蕴,但要想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却比较困难。
把认知语言学引入翻译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好地通过认知过程的变化,掌握翻译技能,成为更出色的翻译家。文化是语言得以持续发展的稳步动力和基础,因此,教师有责任让学生理解、把握以及运用“认知——体验——再现”规律,提高自己的文化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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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市场营销专业认知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三年培养期内,第1、2、3、4学期为基本职业能力培养阶段,在校内完成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其中在第1、2、3学期将进行公共基础课、两门专业基础课:计算机基本操作、经济法及三门专业核心课程:柜台销售、营销销售、团队销售的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开展校外实践活动,如进企业参观,参加企业一日营销活动等,同时也请企业实践专家参与课堂教学,为学生介绍企业文化、岗位要求、个人成长故事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认识了解热爱营销职业。第4学期在完成第四门专业核心课程:店面管理的同时,将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专长和实际能力,有选择的开设一些针对性强的专业课程,如金融营销、房产营销、化妆品营销、汽车营销等供学生选择,或开展一些相关的专题市场调查、营销策划、产品推广、社团协会活动等,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岗位适应性,促使学生提升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入了解所学专业,并做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目标,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建立校内实践与校外实习相结合的模式,加强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使学生建立学习即工作,工作是学习的理念,不仅能就业,并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规划。同时,在校内积极探索实践“校中厂”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根据市场营销专业特征,倡导建立校园超市,校园格子铺。由师生共同管理,采用市场机制运作,学生可以通过POS机、条码打印机等进行商品信息管理、销售、商品编码等实训和顶岗实习;在配套建设的仓储中心,学生可以进行入库、保管、出库、理货、装卸和搬运等实训和顶岗实习;相辅的校园格子铺,可以对学生的自主创业、营销策划、经营管理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在运营过程中,不仅提高学生的实习实训能力,同时也促进提高教师的实战能力,丰富教学经验。第5学期为综合职业能力培养阶段,主要在校外实训基地完成。以企业为主导,由企业经理、一线营销骨干人员和校内骨干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结合企业员工岗前培训内容,使学生熟练掌握营销工作流程,并灵活运用综合职业技能,实现由学生到营销职业人的顺利转变,为学生的预就业顶岗实习、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第6学期为预就业顶岗实习阶段。校外顶岗实习是目前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学校可以依托行业协会企业,广泛拓展顶岗实习岗位,同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技术业务相对稳定的单位作为紧密型实习基地,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完成企业综合实训的基础上,可根据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完全顶岗,为就业奠定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双赢”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任何业务单位都没有义务接受毕业生的实习任务,更没有义务来保证毕业生实习质量。因此,要调动实习单位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必须充分分析实习单位的实际需求,选择既能满足单位实际需求,又能锻炼学生能力的项目。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由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带队,参与社会、企业、商家实际的市场运作,由此,不仅达到了提高学生的目的,也使他们在实战中熟悉了工作,树立的自信心,增强了社会适应能力。在学生校外实习过程中,将由班主任、专业教师、校外导师共同组建校企双元顶岗实习管理机构,对学生校外实习表现进行考核,并结合学生实习报告,评定学生成绩。在培养期内,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能力为本位,质量为核心,强化职业素质教育”的原则,注重综合素质养成教育,通过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及校外实训、顶岗实习等一系列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思想道德与法律素质、人文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心理健康素质、职业心理素质)和职业素质(业务素质、创新素质、创业素质),使学生能以技能就业,以素质立业。
二、课程体系改革
根据初、中、高级营业员职业资格标准,以营销工作岗位为框架,通过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构建课程体系,开发突出社会能力、方法能力和专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以企业营销工作岗位活动为载体构建课程内容。
1.课程内容重构
根据营销岗位的特点,企业对营销人才更加强调“多能”而非“一专”的职业特性,根据营销岗位职业标准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将原有学科知识体系打破,运用“鱼骨图”分析学习任务所需技能点、知识点,结合营销职业素养,建立核心课程。
2.教学模式转变
充分利用校企合作优势,根据典型工作任务和学习情境的要求,创设尽量真实的工作环境,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来组织课程内容和教学过程。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做”一体化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认真分析学情,充分考虑学生实际情况,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组织教学。首先,工作任务交予学生组建的团队完成,学生以工作任务为载体,通过具体的工作环节驱动,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自主学习和实践。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实践获取和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完成工作任务并形成工作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是主动的信息加工者,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群体的协助者,学生的学习顾问;教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并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
3.创新教学评价制度
在工学结合一体化实施过程中,校企密切合作,各司其职,发挥学生、企业、社会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督促、评价作用,建立“学生+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评价制度,保证专业的职业性和课程的应用性,使学生专业有特长、就业有优势、创业有基础,发展有空间;让企业拥有“用得上、上手快、留得住”的技能人才;获得社会大众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的认可。“三位一体”评价标准将存在于每个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工作过程,评价的指标从工作态度到工作能力全方位立体评价。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地区特色的经济和文化至关重要。市场营销作为其中一门实战性很强的专业,需要有更为多样灵活的模式去创新和拓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职业教育理念,创建企业全程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加大与市场需求的全面衔接。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建立动态合理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市场和企业真正需求的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一、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培养模式方面
在民族地区,传统的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中对于培养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理论脱离实践。市场营销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然而在民族地区,“应试”教育根深蒂固,高校普遍集中加强学生对于理论基础的学习,忽略了培养营销实践的能力。加上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缺乏适宜的实践基地,上述问题显得更为严峻。而且缺乏有效的管理体系,无法对学生具体的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第二,素质培养缺乏。社会对营销人员的素质要求普遍较高,一名出色的营销人员在精通理论和掌握营销规律的基础之上能够在处于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事不惊,沉着应对,及时采取有效的营销策略。当前,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营销人员由于大都未经过严谨的专业培训,所以应对市场的变幻莫测显得过于被动,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也仍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锻炼才能达到岗位要求。
2、课程设置方面
专业课过于冗杂,缺乏特色课程。首先,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不仅包括一些基础理论课程,还有大量的专业选修课程,过多的课程使学生整日专注记忆这些课程的理论知识,而没有时间加强相应的实践性训练。其次,营销专业课程内容在各种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选修课和选修课之间过于重复。再次,缺乏特色课程。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市场营销专业,不仅要开设全国通用的专业课程,还要开设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以便为当地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另外,现阶段民族地区市场营销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理论教学而非实践教学。从教学成果来看,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未得到有效培养,这是由于实践教学过于单调,根本未从实质上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在民族地区规模较大的企业少之又少,导致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及实习基地建设受到一定的影响。
3、教学方式方面
民族地区高校存在着传统的讲授法所占的比重过大、案例教学体系不成熟、教学方式过于单调等问题。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采用案例教学法,但由于这些地区案例教学环境不完善,案例教学体系不成熟,还没有形成我国或本地情景下的案例教学模式,教学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亟待进行改革。对民族地区而言,由于环境闭塞、信息渠道有限,对新兴的产业和营销方式知之甚少,加上学校条件的限制,导致学生接触前沿动态的机会较少,也造成了这些高校教学方式的僵化。除了教学方法,这一地区高校的教学手段也相对落后,计算机辅助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
4、考核方法方面
依据期末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一般为60-70%)来评定该课程成绩的好坏仍然是本专业课程的主要考核形式。这样容易导致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单纯凭借期末突击考过关的现象频频发生的问题。同时平时成绩所占比重较少,所谓平时成绩也就是作业成绩和课堂表现成绩。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无法形成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氛围,在考查学生综合能力上尚显不足,只能偏重于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再则,目前的考核办法主要是通过平时及期末的考核,其主要部分也是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简单理解,而缺少对知识点运用方面的考核。
5、师资队伍方面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市场营销专业的目标。首先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目前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多数教师,几乎没有社会实际工作经历,而且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也没有到企业挂职锻炼的要求,只注重学历和职称,这就造成了教师缺乏该专业学生所从事相应岗位的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多数高校缺乏双语教学人才,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本校也不例外,由于学校地处朝鲜族聚居区,韩国和日本是大部分教师前往留学的国家,导致这里严重缺乏纯英语教学或英汉双语教学的教师。这种现象将会对学生在掌握欧美地区营销前沿问题和最新动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跨文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改革民族地区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教学模式的对策
1、注重实践,调整培养模式
民族地区高校要明确培养模式定位。地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高校,其经济、文化等水平均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在此境况下,这些高校必须确立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完全参照其他地区高校的模式,首先要和自身实际情况相匹配,其次还要突出地方性特色和民族性。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要使学生有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注重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有各高校应该根据本地市场及国内外其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加快专业结构调整,增强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争实现人才供需匹配以应对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强调校企联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在实践中巩固和深化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并明确定位是民族地区市场营销专业在构建教学体系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2、根据需求,设置课程内容
民族地区高校在课程设计时应该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可以设置更多的实践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目前缺乏的实践操作能力,将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增设营销实训、营销策划等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例如,让学生针对本地特色的产品编写营销策划书,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而且将专业课的教授时间合理的向前移,最后一年只安排实训/实习和毕业论文,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科学地、有计划地增设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来自由选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市场营销的兴趣,同时开设特色课程,以便培养地方人才;再次,合理调整课程内容,避免同一课程被反复学习,清晰划分每门课程特有的学习内容;最后,完善知识的前后联系和相互照应,科学安排相关课程,实现专业必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选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衔接。
3、紧跟潮流,更新教学方式
可以适当地减少传统的、灌输式讲课方法的比重,灵活地运用讲授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问题式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等各种类型的教学方法。第一,完善案例教学,尝试问题式教学,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可以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方式,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带领学生们参观相应的企业和工厂,使学生全方位地了解经营现状,参观过后给学生们指派任务,使他们去调查市场,了解市场动态,并进行总结;第三,采取“引进来”的方式,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来到学校开展专题讲座,为学生讲述市场营销领域前沿动态和先进的思想理念。此外,计算机辅助教学(简称CAI)在高校的计算机以及相关学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其在民族地区市场营销教学领域的应用还是较少。可以利用这种先进的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一种新颖、形象、直观、生动的学习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一方面,学生通过视觉和听觉上的认识,亲自动手操作、体验,可以极大程度上提高对营销理论和策略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气氛中保持了对学习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性,可以快速掌握市场营销的理论和策略,提高本身的学习效率。
4、结合实际,活用考核方式
采用灵活的考核方式是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根据市场营销专业的特点,合理分配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的比重,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例如平时成绩比重增加到60%或以上,不仅包括出勤、课堂表现、随堂测验,还应增加模拟操作、市场调查、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营销策划等实践考核方式,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调动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期末考试的比重可减少到40%或以下,主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考察学生是否进行了系统的复习等等。另外,还要改革传统的教师一人评价的方式,采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间相互评价相结合的、灵活的课程考核机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进行有效的、人性化的考评。通过这种灵活的考核方式,可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教学效果。
5、强调经验,提升师资队伍
市场营销实践教学最终必须落实到一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具备且能融会贯通的专业教师身上,而目前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中从事市场营销教学的教师虽然有较高的理论知识和学历,但是普遍都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民族地区高校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具有高学历、高职称、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教师队伍,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提供坚强的师资保障。对此主要有两条建设途径:一是鼓励教师走“双师型”道路,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从活动中积累实践经验。学校可以制定计划将部分专业教师下派到企业挂职锻炼,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理论知识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提高自身的营销技能;二是聘请企业家到学校担任实践课程的特聘讲师,形成校内和校外互补、专职和兼职相组合的师资力量,共同参与到学生的实践教学中来。这样可以使学生不但能够接收来自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同时积极培养或引进优秀的双语教学人才,以便培养跨文化应用型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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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或提供劳务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种税种,目前我国的增值税以及涉及到很多行业中去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增值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纳税筹划将来势必在企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而增值税作为我国流转税的重要税种,在涉及范围、现行税制等方面为企业进行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增值税进行纳税筹划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贸企业;纳税筹划;增值税
1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1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可行性
①增值税的税负转嫁功能使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活动具有可能性。税负转嫁是指在商品交换中,企业通过提高或压低价格的方法,把税负转嫁给购买者或供应商的一种经济现象。任何企业都存在税负转嫁的愿望,但要把这种愿望转变为现实也不容易。②税收政策的引导性使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具有可能性。不同行业的企业适用的增值税政策的差异性、特定地区的企业适用的增值税政策的差异性以及增值税税法构成要素的差异性使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具有可行性。
1.2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①有利于减少税负节约成本。对于商贸企业而言要想追求最大的盈利,必须尽可能的控制成本。商贸企业涉及的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企业重要税种的增值税有着很大的筹划空间。商贸企业的零售业务、视同销售业务、进口业务以及一些企业在零售商品的同时还兼营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都会涉及到增值税的缴纳。因此,商贸企业很有必要对增值税进行纳税筹划从而降低税负节约成本创造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②有利于纳税人更好的掌握和实施税收法规。要想有效的实施纳税筹划,纳税人必须随时随地密切注意国家税收法律的变更及新政策的出台,税法一旦发生变化纳税人就会马上采取行动通过一些合法的操作来达到节税的目的。商贸企业在减轻税负的同时提高了纳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税收法律及法规的贯彻、实施。③有利于商贸企业的发展。商贸企业通过对增值税进行纳税筹划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出,同时增加了企业的可用资金及税后收益,这符合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与动机。可支配资金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在其他方面更好的发展,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法在商贸企业中的具体运用
2.1采购结算方式的纳税筹划
企业的采购结算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赊销;一种是现金采购。无论采用哪种结算方式都应在税法的允许范围之内,商贸企业应尽量选择对商贸企业有利的结算方式,延迟支付货款的时间为企业取得无息贷款。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①在签订采购合同时与供货商协议采用分期付款或者赊销的方式尽可能的拖延资金流出的时间。②与供应商达成共识尽早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较早的进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企业通过减少当期货币资金支出的方式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2.2通过兼营行为进行纳税筹划
所谓的兼营行为指纳税人的经营范围既包括应税劳务和销售货物,又包括提供非应税劳务,但是,并且这两项经营活动并不同时发生在同一位购买者身上,即不发生在同一项销售行为。根据我国税法的规定,兼营非应税劳务的纳税人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非应税劳务应当与应税劳务和货物一并征收增值税。对从事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小规模纳税人来说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5%,但是增值税的征收率只有3%,这样看来不分开核算比较有利。在一般情况下,无论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分开核算还是较为有利的。
2.3通过混合销售行为进行纳税筹划
混合销售行为指生活中有些销售行为即涉及货物有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即在同一项销售行为中即包括销售货物又包括提供非应税劳务。这种混合销售行为给征管双方在管理上带来了很多困难,为了便于征收管理,增值税实施细则中规定:对于从事生产、批发或零售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均视为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即不可以分别核算。以上列举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在发生混合销售行为时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
2.4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利用
政府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而制定了不少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商贸企业所体现的税负情况来看,至今商贸企业还未有任何一家已经获批得到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总的来说我国商贸企业能够享有的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与其他企业相比很少,不过通过细致的了解和解读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不难找出可以筹划的空间。概括地说,商贸企业可以大致通过下面这些方面考虑是否存在可以利用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筹划的空间:①合理的规划所售商品的类别结构,并在顾及企业盈利的前提下,充分合理的配置能够和减征或免征增值税的商品;②及时关注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地区、边远贫困县以及国家政策规定需要扶植、鼓励地区的有关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等。
2.5通过增值税延期纳税进行筹划
增值税延期纳税又叫做纳税期的递延,指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延迟缴纳或分期缴纳税款。从税收法律规定上我们可以看出纳税期限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期限,所以要根据纳税期限进行筹划几率是很小的,利用推迟纳税发生时间这方面进行筹划才能延期纳税,为企业减少银行利息的支出,节约货币资金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
3完善商贸企业对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管理
3.1商贸企业在增值税纳税筹划中存在的问题
商贸企业利用税收法律知识并结合商贸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具体的涉税事项,来对增值税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通过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企业流动资金等实现商贸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成功的纳税筹划案例很多,但是由于纳税筹划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有的方面还不是很完善,造成有的纳税人对纳税筹划不是十分了解,片面理解纳税筹划的概念,有的企业认为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人员的事情,与企业经营决策无关只要交给财务部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他部门也无需关心;甚至有的企业认为只要跟税务局搞好关系,有事可以通过疏通关系搞定;甚至有的企业,从局部或者整体看来税务核算工作是符合规定的操作,但是仔细看的话就发现由于企业没有密切注意国家税收法律的变更及新政策的出台并且对税收政策没有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导致企业在税务核算工作中出现纰漏,看似合法的操作,其事实上已经形成偷税,从而受到税务部门的处罚。因此商贸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的同时也要完善企业对纳税筹划的管理。为了使商贸企业更好的进行纳税筹划,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企业对纳税筹划的管理。
3.2完善的方法
①企业领导要对纳税筹划足够重视。只有领导认识到纳税筹划的重要性才能使纳税筹划在企业正常的实施。领导应组织企业财务及核心人员系统地学习税收政策,使企业员工正确认识纳税筹划并及时、准确理解和把握税收政策的内涵,尤其要加强对企业财务人员有关纳税筹划方面知识的学习与培训。②增加企业与税务师事务所之间的联系。在如今社会,要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必须善于借力,广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调动各方面的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税务师事务所的力量,事务所在税收政策和税务情报方面有最准确、最新、最全面的信息,事务所有着最专业的税务人才,涉税经验相当丰富,纳税筹划水平高。纳税筹划是一项对专业技术要求高并且政策性强的工作对职员工作能力要求十分高,商贸企业除了要加强企业内部财务部门的业务素质外,同时还要加强同税务师事务所的沟通与联系,提高商贸企业的税法意识、纳税筹划实施能力和税收政策的分析理解能力。③及时掌握税收法律的变化,及时准确把握税收政策。税收知识面广量大,并且在不断变化之中,商贸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必须以合法性为基础,这就要求商贸企业时刻关注税收相关政策的变化,及时把握税收政策动态,也要求商贸企业的税务人员必须要同时具备一定的财务知识和税收法律知识,及时分析税收法律变化后对企业纳税筹划造成的影响并对企业原有的筹划决策进行变更以确保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合法性及安全度,使商贸企业的纳税筹划顺利进行。④保持企业与主管税务机关的良好关系。纳税人应和税务机关遵守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即公众信任原则,一方面商贸企业作为纳税人应该及时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另一方面税务机关有责任向商贸企业提供税收信息资料。商贸企业应充分信任税务机关决策的准确性与公正性,同时税务机关不能对商贸企业是否依法纳税有所怀疑,商贸企业有权利要求被税务机关充分信任。
参考文献:
[1]李海霞.某企业纳税筹划问题的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4.
[2]赵佳.基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企业纳税筹划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国务院将扩大营改增试点至10省市。为了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任务,克服营业税、增值税并行的缺憾,2013年8月,营业税改增值税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红红火火地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了。在有形动产租赁、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部分现代生产型服务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的基础上,2014年6月1日电信业营改增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铺开,接着,生活类服务业、建筑业和不动产、金融保险业被逐步纳入增值税体系。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克服了营业税重复计征的最大缺陷,发扬了增值税抵扣的优点,不是简单的转改,而是重大的制度创新,是我国政府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决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是深化税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营业税改增值税固然有优势,但也存在转改的困境,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探寻解决策略。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营业税税赋重,重复征税,出口不退税,企业税收负担重。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使多个行业企业的税负降低。比如:理论上假设能取得抵扣进项税所需的所有凭证,建筑业税负将大大减轻,因为不必用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购买机器设备、材料的税额可以抵扣。金融业企业不像过去既要承担营业税又要缴纳增值税,因为按照营改增的实施办法只对贷款、金融经纪和保险业务等金融业务创造的增值额征税,对过户费、开户费等代收费用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引发的应收未收利息的税负不再征税。出口企业享受零税率政策,减轻了税负,因为增值税改变了营业税无法退税的弊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和采掘也都是受益的行业。另外,七类行业增值税征收率的降低、增值税价外税特征导致的税基缩小、增值税先进计税方法及11%和6%两档低税率,也使一些企业的税负减轻。
(二)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结构调整推动的,而税收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1994年税制改革确定制造业实施增值税,制造业按照应税劳务抵扣的范围扩大,原先不能抵扣的费用可以抵扣,抵扣数额同时增加,企业负担由此减轻,产品成本也随之下降,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大大提高。毫无疑问,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服务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94年税制改革不够彻底,服务业仍然实施营业税,营业税的种种弊端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调整达不到预期目标。鉴于已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必须加快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步伐,否则会影响“十二五”期间服务业的发展。
(三)有利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如粗放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数量、增长速度为中心,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增量投入来提高产出水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以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为代价,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的综合要素来提高产出水平,用最低成本创造最大利润。正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工艺落后、质量差、资源耗费高、效益低、资金周转慢、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高能耗低产出的增长方式,以科技发展带动经济效益,采取集约化方式,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是适应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的,是缓解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矛盾的良方,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考虑到资源、环境、人力、科技等综合因素,以质量取胜,那就会避免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在经济发展中依靠科技力量,在生产中增加科学技术含量,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依靠科技、发展科技,需要税收、财政、技术、人力等多个方面的支撑。然而,在税收层面,以往的营业税政策不但制约了设计、研究型企业的发展,而且对其他企业吸收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构成障碍,对于非设计研发型企业吸收别人的新技术、新成果,就要提高税收,只对自行研发的技术、产品实行较低的税收政策。在营改增之前,企业外购新技术、新研究成果而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营业税不能抵扣,这就增加了企业的税负。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不但避免了重复征税,还规定高科技企业享受6%的较低税档,享受产业扶持优惠,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激励企业朝着高科技、创新型发展,有利于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外,营改增有利于扩展增值税链条,完善税制,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各行各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困境
(一)冲击地方财政体系遭遇改革阻力
缴纳的增值税一部分归中央所有,另一部分归地方所有,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3∶1的比例分成。在税制改革之前,营业税归地方所有,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税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增值税,带来中央与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地方的税收权利大大减少,即便将地方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的那一部分全部返还给地方,也会影响到地方财政相对独立的收支管理权和平衡权。地方财政收支体系面临冲击,结果势必影响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带来阻力。
(二)核算方式转变导致税改步伐放缓
从总体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对企业财务的核算方式方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建筑施工企业的财务部门在材料购买和发出、承包和分包、工程验收等环节都要进行增值税核算工作,只在计提和缴纳营业税时做账,可见营业税改增值税加大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已经习惯采用原有核算方法的财务人员一般会排斥改变。营改增之后,财务及税务人员需要尽快学习新的税收规则和不同的税率,需要对费用、成本等分离价税,分别核算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需要增加税务稽查的风险防范等,如果不及时充电,就会在微观层面拖延税改的进度。
(三)金融业税制难以设计影响营改增推进
金融业的税制设计比较难。一是难以精准计量金融业增值税课税基础,比如银行贷款业务的利息包含增加值、资金成本、违约风险补偿、通货膨胀补偿等,使准确衡量增值税的计税依据的获取十分困难。二是难以确定金融业增值税的征收方式。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很多行业,难以采取统一的征收方式。三是难以确定金融业增值税的税率。由于金融保险业主要靠劳务和资产取得收入,原材料投入相对比较少,在只允许企业抵扣设备和原材料进项税额的情况下:如果适用现在的增值税税率,税负将大大提升;如果要采取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方式来避免这种负面影响,具体税率也难以测算。
(四)建筑业理论税负值与实际测试结果差距较大
建筑施工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的砖瓦、沙石等材料通常无法取得符合规定的凭证,供应商提供建筑物资时对开发票与不开发票执行不同的价格,转包与分包行为也难以取得发票。因此鉴于建筑业业务活动的复杂性、成本构成的特殊性等原因,营改增税负可能不减反增。对全国部分建筑施工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如采用11%的试点税率,营改增后,税负不降反升。对于量多面广、吸纳就业、产值利润率低、现金流紧张的中小建筑企业而言,可能忧虑多于期待。此外,营改增对个别行业短期内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如:交通运输业由于固定资产建设周期长、使用寿命长等原因,营改增的作用很有限;电信业的成本、费用下降比若小于收入下降比,利润将有所下降;等等。
三、突破困境的对策
(一)建议中央与地方按5∶5分成
我国自从实行双税制以后,中央加强了财权的控制力度,税收不断创新高,而地方的税收却并不乐观,有的地方甚至负债累累。营改增将原来属于地方的营业税变成增值税,先交中央,再由中央划拨回地方,表面上看,地方的税收似乎是一样的,但何时拨回的控制权不在地方。营改增不但没有改变长期以来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反而使地方财政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调控权。某个产业急需投资而资金尚待中央划拨的情况时常存在,必然会影响地方性公共支出的时效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因此,应该科学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方案,在保证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增值税中地方的分享比重,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确保营改增取得成功。上海理工大学的华钦、饶海琴老师指出,如果将营业税全部纳入增值税,那么中央与地方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要调整为51.2%和48.8%,才能保证原有营业税收入全部留在地方财政,业界普遍认为这个比例比较合理。总之,如果想适当改变地方“土地财政”的现状,还可以考虑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按5∶5的比例分成。
(二)提高财税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
营改增是完善传统商品销售税的必然选择,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营改增不仅大大增加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也使会计核算更加复杂。如果财税人员没有掌握新的核算方法,把增值税放在“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一个会计科目内核算,结果就会只顾了借方而顾不了贷方。如果将增值税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中分离出来,建立“进项税额”、“销项税额”这两个一级科目,平常只做进项、销项税额汇集,月底或下月初分别合计总数,再计算应交税金,即把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其余额就是应交税金。这样,避免每天每笔结算应交税金,工作量将大大减少。所以,实行营改增后,财税人员必须及时学习营改增相关知识,明确应税项目、免税项目、进项税额抵扣方法、不同税种税率等,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提高综合素质,才能迅速调整财务核算方式,加强税务管理,控制相关环节,进行税务筹划,规范增值税业务,管理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和收取,快速适应新的税务征管要求。
(三)对抵扣链条不完整的行业实行过渡期政策
抵扣链条不完整的行业由于部分进项税无法取得扣税凭证而无法抵扣销项税额,造成实际税负上升,将影响改革成效。为了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促进全行业实现税制转型,对这类行业的企业可采用如下过渡期政策:一是不抵扣进项税,按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二是在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的背景下,遵循平衡行业税负,促进市场公平,财政收入不因税率调整产生巨大波动的原则,实行差别税率,实际税负高的适用低税率,实际税负低的实行高税率;三是对实际税负超过理论设计值的部分,采取即征即退或者先征后退的办法。
(四)优化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
近两年来,针对企业部分成本难以抵扣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完善抵扣链条。抵扣链条的延伸,使得更多的纳税人直接面对税务征管机构。增值税征管模式比营业税更加规范,也更加复杂,在实施初期,会给税企双方带来压力和负担,应在有限度地增加纳税成本和征管成本的前提下,完善有关税票的设计、领用、开具、传递、保管、认证、抵扣等配套制度和政策安排,创造条件、创新方法让分享增值税抵扣成为可能。以上各个环节的调整、完善、配套和创新,直接关系到征管效率的改善和提高,甚至影响到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整体工作。我国在迅速崛起。2013年我国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的GDP从2009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日本少15%,到2014年已经是美国的一半,是日本的2倍。为了持续发展,与国际接轨,也为了更加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我国政府果断实施“营改增”。可以说,营改增是增值税改革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影响深远。综上所述,营改增政策不仅减轻企业税负,有利于激励市场主体,而且优化的税制有利于引导生产方式,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应提升。当前,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以营改增为契机,充分认识政府转移支付法制化的紧迫性,提高财税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把营改增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实现营改增的平稳过渡和顺利推进。
增值税是对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种,是我国第一大税,在税收总量中约占40%的比例。增值税的普遍计税方法是: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当期进项税。按可抵扣的进项税范围不同,增值税大致上分为三种类型: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是允许企业将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生产型增值税是不允许企业扣除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有的进项税款。收入型增值税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即允许企业分次、逐步扣除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
一、增值税转型已成历史必然
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中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只有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运行中暴露和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缺陷和漏洞,突出表现在:一是没有完全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不利于有机构成较高的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不利于简化征管手段,提高了税收成本;三是使企业出口退税难以充分实现,出口货物价格中含有某些税收成份,不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增值税实现转型已成历史的必然。
早在2003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就已宣布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试点工作将在东北地区的8个行业率先推行。但试点工作正式展开的日期,却一再推后,从原定2004年1月1日,再到当年的7月1日,直至今日增值税改革试点工作尚未开始。究其主要原因是存在两个顾虑:一是担心转型会导致财政减收、改革成本过大,财政负担沉重;二是担心转型会造成投资过热,对本“已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
二、增值税转型顾虑分析
以上两种顾虑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此种担心显得有点多余,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因转型而产生的减收和投资过热问题。
(一)正确看待减收问题
据财政部测算,在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机器设备大约占2/3,房屋建筑物约占1/3。机器设备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企业的技术进步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值税转型如果暂时只考虑机器设备的抵扣,全国统一实行增值税转型,当年就将减少财政收入500亿元~800亿元。如果全面转型,将减少1000亿元左右。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减收问题呢?
1.减收只是暂时现象
增值税转型形成的政策性税收收入减收当期肯定会对增值税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产生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首先,增值税转型的税收收入补偿是远期实现的。如果将增值税转型看作是国家对经济的投资,正如企业利润不能完全补偿当期投资一样,要求增值税单个税种当期全部补偿税收减收是勉为其难的。增值税转型将刺激投资增长和资本形成,提高国民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随着投资和经济发展,整个增值税的税基还会扩大,最终,增值税项下的财政收入还会恢复到现在水平,并进一步增长,超过现有水平。其次,增值税转型之后,纳税人的税负减少,利润会增加,企业所得税会随之增加,而且随着征管力量的加强,国家税收也存在着增收因素。因此增值税转型造成的增值税收入增幅下降部分,从整个税制改革和征管效率提高上可以解决一部分。
2.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国家财政对减收有了足够的承受能力
从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幅度的平衡关系来看,对于增值税改革的减收,财政收入是有一定承受空间的。从理论上讲,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保持相对平衡,是比较健康的。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全国GDP为182321亿元,比上年增长9.9%。2005年财政收入为30866亿元,比上年增长20.0%,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实际上,假如GDP增长9%,财政收入增长10%或11%就够了。这样看来,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为增值税转型奠定了良好的财力基础,对于减收国家财政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3.不能较多强调增值税的收入效应,不能单纯因减收而否定税制改革
我国在1995年时增值税就约占整个税收总额的5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20%。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政策过分突出了国家聚集财政资金的功能,较多强调了增值税的收入效应,使财政更加依赖于增值税一个税种。但事实上筹集财政资金不应成为实施增值税的第一目的和本意。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必然会导致财政收入规模的暂时调整变动。财政问题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财政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增值税机制和整个国家税收的制度上通盘考虑,绝不能将改革的内容逐项分割开来,以财政收入是否增大作为逐项选择改革项目的出发点。
(二)正确看待投资过热问题
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将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虽在客观上会刺激投资的增长,但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1.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本身亦未能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问题
从理论上讲,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效应。但生产型增值税不是控制投资过热的唯一方法,因为税收对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的调节一般只能通过影响投资方向和规模来间接发挥功能,且调节对象主要是新增投资,对已形成的投资却不足以发挥作用。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失控现象依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引发投资膨胀的根源在于投资主体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缺乏健全的投资约束机制,加之政府行为存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好。生产型增值税课税行为如果不能结合膨胀深层根源的改造,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另一方面,固定资产结构性投资失控现象也依然存在。我国某些行业如能源、交通、原材料、高新技术等产业并不存在投资膨胀问题,而是投资不足,投资失衡。而加工业投资出现过热现象。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所有固定资产投入均不加区别地不予扣税,因此无助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反而愈加强化。而消费型增值税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投资,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2.消费型增值税只是对部分企业的投资有刺激作用
从原理上分析消费型增值税确实有助于投资的增加。但是投资客观上有规模要求,因此消费型增值税只对那些处于盈亏临界点企业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刺激效应,而不会对所有企业投资项目都有刺激效应。例如重化工工业的实际投资至少上亿元,仅仅减少一点税,对企业投资决策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3.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为增值税改革增强信心
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从2004年4月开始,发改委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理项目,实施宏观调控。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同比增长25.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这表明宏观调控已见成效,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现象受到了抑制。这无疑为增值税改革的继续推进吃下一颗“定心丸”。
4.增值税改革不应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税制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有长期性和延续性。税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为每个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为了配合经济周期。过热了要抑制投资,疲软了又刺激投资,这不是税制应该扮演的角色。当初为了抑制投资过热将增值税设计成生产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将税制作为调控的手段,朝令夕改,会导致企业会计核算、投资回报预期混乱,令企业无所适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让税制符合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而不是短期需求。国家遏制经济过热的目的还是要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从这个角度出发,实行增值税改革不但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相反能够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力。因此经济波动不应左右税制改革的方向。
三、加快增值税转型的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增值税转型已成历史必然。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下,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一步到位显然不大现实,也不大可能,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转型。
(一)先实行较窄范围的定向消费型税基,然后再过渡到全面的消费型税基
也就是说,先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促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优化,而对其它产业目前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使二者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并存;待时机成熟后在全国范围所有征收增值税的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从国际经验看,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过渡性规定。
(二)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物可分步转型
由于机器设备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关系紧密,且在固定资产中占较大比例,故第一阶段可先允许机器设备中所含的进项税额抵扣,以解决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一段时间以后再在厂房、建筑物等项目中实行。
(三)对新老设备分别处理,实现有序交替
在转型过程中将会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企业原有设备如何扣税。假如明天实行转型,那么企业在今天以前所购入的设备是否允许扣税?对此,比较稳妥的解决思路是采取老设备老办法,新设备新办法,即转型之后购入的设备当期全部允许扣税,转型之前购入的设备则一律不允许追溯扣税,以保持财务会计核算中的严谨和可操作性。
(四)税改时间不宜过长
税改可以分步、分阶段实施,但是必须尽快缩短时间表,有条件最好全国同步进行。过长的改革过程,从改革效应看,可能出现暂时性的无效率;从税制角度看,破坏了税法统一,导致税制更加不公平;从具体操作看,造成更多矛盾,增加了征管难度。时间拖得越长,造成不公平会越多。
总之,对于增值税转型我们应坚定信心,消除顾虑,加快转型步伐,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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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语言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边缘性学科。社会语言学是运用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几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及差异的学科。社会语言学主要是注重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首先注重跨学科的实际应用的动态性,其次,侧重于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表现。它着重从语言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和研究语言及其运用的规律,为更好地进行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崭新领域。同时,给外语教学也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语言社会现象的一门学科。它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核心结构体系,而是语言的边缘部分,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现。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考查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的现象,并且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描述和解释语言使用的各种变化。那么,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社会语言学大致可以被分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两大类。宏观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与全局相关的整体性问题,比如,语言规划的制定、语言政策、语言规范化问题、文字改革等等。而微观社会语言学是研究各种社会条件下的语言变异,比如,民族或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等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对各种变体的态度及评价、各种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和社会功能等等。
三、我国的外语教学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外语教学重视的是语言教学,而忽视文化教学。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习者而言,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注意力用在学习和讲解词汇及语法上,却不注重语言应用功能在文化特征方面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究。因此,使得学生对语言的运用能力整体都不合格,主要表现在不能用外语进行有效而流利的跨文化交际,不能将我国的传统文化真正传播出去。目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首先,外语教学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即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文化教学。并且对学生口语能力的重视程度和训练力度都不够,从而逐渐使学生害怕说英语,对此事产生恐惧心理。尤其恐惧在公共场所用英语交流,而且在交谈中情绪十分紧张,导致学生不能够用英语进行流利的交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中,要积极地帮助学生克服紧张情绪,不要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而感到紧张和羞涩。其次,学生习惯于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学习英语,而且经常使用死记硬背的方式通过一些英语考试,导致学习者未能在某种语言环境下对英语进行学习,而是脱离了语境,目的太过于明确。再次,教师主要是通过课堂上设计好的训练模式来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那么,与实际交际场景相比较,这样的教学模式显然是缺乏一定的真实性,同时缺乏积累实战经验的机会,致使课堂教学与实际的社会文化发展不能接轨。那么,必然导致跨文化交际和外语学习的失败。
四、社会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1、要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
对学生进行目的语文化教育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能够用外语准确无误的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习得语言的人能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及技能进行语言交际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创造良好的语境是十分关键的。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必然要提供一个适合的语言环境,这样才能够使学习语言的人对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得到一定的巩固、加强和训练,才能够培养出更好的语言技能。其次,要加强雄厚的师资。与传统教学相比,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交际法教学的使用是很必要的。但是,对交际法教学的使用就要求教师们能使用外语与学生进行自如地沟通和交流,并传授该语言应该掌握的语言点。同时,把握好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语言得体程度等等。同时,在考试测验中,也不应该只局限于考察学生对语言点的掌握,也应必须将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放入到考察的范围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性,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对语言运用能力给予更高的重视。
2、将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相依相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在外教学中,传授语言同时需要传授相应的文化,二者是不能脱离的。同样,学习语言就必须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才能真正的学习一门语言。学习者要想学好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言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决定了外语教学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化教学。社会语言学关注和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即文化属性。也就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应该讲什么样的话。如不同年龄的人讲不同的话;不同地位的人讲不同的话;不同的职业、民族、性别、地域等都会讲不同的语言。那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输出者,不仅要讲授什么词具有什么功能、什么意义、什么用法,当然,还需要讲解怎样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来讲不同的话,什么词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里才算合适。而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学习者正是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又忽视了母语化的学习,导致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常常出现“文化振荡”或文化冲突现象,那么,在交际过程中就会出现失误。这不但达不到交际目的,同时还会引发一些误解,从而导致交际中断或失败。很明显,不了解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就进行不了顺畅有效地交流,可以说对文化知识的讲授其实就是在教学习者如何正确使用语言,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3、重视对学生语篇能力的培养
就社会语言学而言,语言单位是语言的交际单位,并非是语法单位。进而我们推断,语言的交际单位是整个语篇,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单词(aword)或句子(asentence)。那么,在我们通常的传统语言教学中,我们一般会把一篇文章分为段落、单句、单词,然而,涉及到交际功能的知识点却是很少提到。在语言学习中,学生会学习单词的发音、词性、意义及拼写,同时,根据语法功能,来分析一些较难句子的结构,但却对整个语篇的掌握还不够好。也就是说,我国的外语教学主要关注的是对句子的分析和理解,也就是说教学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当学生学习某篇文章时,对文章的生僻单词以及一些难理解的句子等等都得到了正确的解释,而对全文的整体语义结构并不是非常地了解。如全文的主题、采用何种方式展开、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或说明方法、全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其实这都是在学习一种语言的时候需要提出的疑问及应该得以解决。当然,这些问题应该归纳为语篇宏观结构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且有很多语言现象单单用简单的语法知识还不能解释和分析的。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外国人经常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的口语,很多是不符合语法的,而它们却是现实存在并且经常使用的,同时,我们大都也是能理解其含义的。然而,语篇教学注重的是语篇的整体理解和把握,不仅仅是词汇和句子的含义。由于西方人的思维形式强调个人意见的表达,表达思想简单明了,具有“个人主义”的特点,所以,西方人在语篇上就很明显地凸显为直接切入主题、开门见山的写作手法。同时,西方人也习惯从个体上把握对象,通过逻辑分析达到了对事物的了解和认识。而文章的行文思路通常是由点到面、由个人到整体的。从语篇教学的角度学习某一种语言,不仅可以了解到语言的形式及意义,同时,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社会因素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可以有效地开阔教师和学习者的视野。
五、结论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外语教学,无论是对外语教师还是对外语学习者而言,不仅要意识到对语言本身的学习,还要意识到对语言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给予关注和学习。比如,说话人所处的文化环境、谈话人的职业、年龄、性别等等。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将语言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从而,让学生真正的意识到语言与社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一门语言并且有效而自如地去使用它。
系统功能语言学代表人物Halliday(1994)认为,情态是实现语言人际意义的重要语法范畴,它是介于“肯定”意义和“否定”意义之间的中间区域,表达说话者对所述命题或提议的估量和不确定性。根据说话者所交换的命题信息和提议的不同,情态又可分为情态化和意态化,前者包括概率和频率,表达说话者从可能性或经常性角度对所述命题信息的可靠性所作的判断,又称为认知型情态;后者包括义务和意愿,表达说话者对交换最终成功的自信程度,在命令句中涉及受话者执行命令的责任程度,在提供句中表达说话者不同程度的义务或倾向,因此又被称为道义型情态(Thompson,1996:67)。Halliday(1994)认为英语的情态系统不仅具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些不同的情态表达还具有高、中、低三种不同的量值。不同类型、不同量值的情态表达反映了说话者对所述命题或提议不同程度的介入,表达了说话者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因而在说话者构建身份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情态系统的论述,从情态的类型、主客观取向、三级量值三个方面对法官话语中的情态表达进行考察,探讨法官是如何通过对情态系统的选择构建身份的。
(一)情态表达类型与法官身份构建
情态表达的手段和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隐喻式的、非隐喻式的,也有认知型的、道义型的。“不同方式和类型的情态表达在语篇中呈现的数量或质量的突出是理解语篇人际意义的关键”(陈其功、辛春雷,2005:8)。因此,考察法官话语中对情态表达类型的选择,对于理解法官身份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对12起案例法官话语中情态类型的选择情况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具体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法官话语中情态类型的选择呈现以下特点:1.从情态表达的总体使用情况看,法官话语中的情态表达较少。在长达几千字的法官话语中,12起案例中出现的情态表达最多的也仅有22处。2.情态表达手段比较单一。无论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法官多选用非隐喻式的情态表达,即通过情态动词(或能愿动词)实现的典型情态表达方式,较少使用语气评论语、情态附加语、褒贬词等其他隐喻式的情态表达。3.在情态类型的选择上,多选用道义型情态表达,即表示责任、意愿的“可以”“应”“应该”“必须”等情态动词。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诸多研究表明,说话者的语言选择与交际目的和动机紧密联系。法官话语情态类型的选择特点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法官身份的构建过程。
首先,法官话语中较少使用情态表达是法官主动构建其作为庭审中立的“裁判者”的身份体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情态表达了说话者个人的观点、态度和评价,因而属于句子的主观态度部分,是“语言中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特征比较突出的一个功能范畴”(彭利贞,2007:2)。法官是司法公正的象征,要保持司法公正必然意味着在法庭审判中保持中立。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龙宗智,2001:36),即在语言表述上不流露个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态度。在法庭审判中,法官较少使用带个人观点和态度的情态表达,正是法官主动构建其作为庭审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的选择需要。同时,从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法官所使用的几处情态表达,其分布还比较集中,多出现在法庭准备阶段,法官代表合议庭宣布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庭纪律时,即法官通过使用情态表达对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定或约束诉讼双方的行为,而在法庭审判的其他阶段,法官几乎很少使用情态表达发表个人的观点或表明自己的态度。法官话语中的情态分布特点再次表明了法官构建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的语言选择需要。
其次,法官话语中的情态表达形式单一以及缺乏变化是法官话语平实、庄重的体现。正是这种平实庄重的语言风格构建了法官在庭审中的中立和权威,从而构建了法官中立的“裁判者”身份。法庭审判是一项极其严肃的社会活动,法官在法庭审判中的语言必须平实庄重才能显示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法官的语言表达过于生动、形象、富于变化,则很难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庭审气氛,也就很难树立法官公正中立的司法形象。因此,在法庭审判中,法官很少使用语气评论语、情态附加语以及带感情色彩的褒贬词等隐喻式情态来表达立场和态度。这些富有人际意义的隐喻式情态表达体现了说话者明显的主观立场和感情色彩。法庭审判以查明案件事实和确定法律适用为主旨,重在达意,不在传情,法官语言表达的平实庄重也是法官主动构建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的语言选择结果。
最后,法官在情态表达的类型上多用道义型情态而少用认知型情态,也表明了法官有意识地构建其作为庭审中立的“裁判者”的权威身份。“认知型情态比道义型情态具有更强的主观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张楚楚,2009:11)。因此,在法庭审判中法官较少选用带有明显主观性的认知型情态,而选用表达责任、义务的道义型情态来体现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从而体现法官在庭审中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从另一方面看,认知型情态是说话者对命题可靠性所作的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介于“肯定”和“否定”之间,表达了说话者对命题判断的不确定性和缺少承诺。认知型情态的使用削弱了陈述的力量,是说话人没有把握的标志(李战子,2002)。同时又由于认知型情态所具有的多声性(Bakhtin,1981),使得语言表达也充满了一定的商讨性和不确定性。法官是司法机构的化身,法官的语言代表的是整个司法制度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如果法官语言中过多使用带有不确定标志的认知型情态,则会使其语言表达显得不那么果断,使法官失去在庭审中的权威性,不利于法官构建庭审中的权威身份。与认知型情态相比,道义型情态表达了受话者的责任或义务或者说话者的意愿和倾向。在法庭审判中,法官主要通过使用道义型情态来表达受话者的责任或义务,常用的道义型情态动词有“应”“应当“可以”等。法官通过使用这些情态表达构建了其作为司法制度化身的权威身份。例如:(1)法官:经核对,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均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0条、42条、123条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张某某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苗某某组成合议庭,由苗某某主审本案,张某某担任庭审记录。鉴于原被告不在现场,权利义务就不再宣读,当事人可以在休庭后自行查阅。(2)法官:那么,被告人,罗某某,你当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遵守的法庭纪律听清楚了吗?从以上例子中我们看出,法官使用的道义型情态表达多出现在法官宣布相关法律规范的语境中。在宣布相关法律规范的时候,法官是立法制度的代言者,表达了立法者的意愿和态度,同时也赋予了听话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法律规范是立法语言的主要内容,主要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构成。其中,假定要素指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处理要素是对法律规范要求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的合法标准,制裁要素是违反法律规范所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王洁,1997:79)。在以上例子中,法官通过使用道义型情态词“可以”“应当”实现了法律规范处理要素的语言形式,对当事人的合法行为给予允许和肯定,或者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一定的规定或约束,从而构建了法官在庭审中“裁判者”的权威身份。
需要说明的是,和其他案例相比,案例(3)中较多地使用了隐喻式情态表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语料中包含了当庭的宣判结果,而其他几起案例均没有当庭宣判,因而在其他几起案例的语料统计过程中并没有把宣判的结果统计进去。我们知道,宣判结果也就是法官代表合议庭宣布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主要包括案由、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过程、法院认定的事实、理由和处理结论等。在此过程中,法官不仅要客观中立地陈述案件的相关事实和审理经过,同时还要对案件审理的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理,并代表合议庭表明对案件审理的态度和观点,因而在此部分法官较多地使用了情态表达,明确了对案件审理的立场和态度。此外,法官还使用了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词语以增强其裁判结果的说服性,从而丰富了情态表达,使法官所代表的合议庭的态度和立场更加明晰化。例如:(3)法官:((击锤))继续开庭。本案经合议庭评议过后,本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程某某因持海洛因、贩卖给他人,且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行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被告人程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后,又犯贩卖毒品罪,其属于故犯,程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罪处罚,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程某某今天在审理中认罪态度好,因此,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399条、第52条、第53条、第65条第一款、第64条、第6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程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第二,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海洛因18包,净重8.3克,_1包,净重0.9克,海洛因净重0.9克,予以没收。宣告完毕,坐下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某某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在例(3)中,法官通过使用“清楚”“确实充分”“严重”“好”等感情色彩词,表明了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态度,增强了判决书的论证说服力。
(二)情态表达的主客观取向与法官身份构建
人们注意到语言具有“客观地”表达命题的同时,还发现“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沈家煊,2001:268),即语言表达所具有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从总体上讲,情态表达了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和立场,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但情态也有主客观取向之分,包括情态的客观取向和情态的主观取向,即情态的语义范畴处在一个渐变的连续体上,由主观到客观是一个程度渐变的过程。Halliday(1994)认为情态表达的主客观取向可以通过小句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话者想突出自己的主观态度,可以把情态编码在一个主观从句中,即情态的主观表达;如果说话者想淡化自己的观点,则可以通过客观的小句形式加以表达,即情态的客观表达。Thompson(1996)认为情态的主客观向度和情态责任有关。如果说话者对所表达命题的承担责任程度越高,主观性就越强。Martin(1998、2000)用“自言”和“借言”来说明带评价意义的词汇层所具有的主客观性。“自言”意味着说话者直接“介入”事态,承担责任,具有主观性;“借言”指通过投射的方式“貌似客观地介入事态”(王振华,2002:59),具有客观性。从以上对情态主客观取向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情态是标识说话者主观态度、观点和判断的重要语法形式。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往往会出于各种不同的交际目的,采用不同的手段,使带有明显主观特征的情态表达“貌似客观”,这就产生了情态的客观表达。交际者究竟采用客观的情态表达还是主观的情态表达,取决于当时的交际情景、参与者的社会关系以及交际意图等多种语境因素。常晨光(2001)认为,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可以通过故意采用情态的主观形式强调自己的看法或判断的不确定性,或者表达对于身份比自己高的人的尊重,或者采用明确客观的情态取向使自己的判断或断言客观化,以隐藏真正的情态来源,从而使个人观点变成了一个固有的特征或无法质疑的事实,以使听话者更容易接受其看法。也就是说,交际者情态表达的主客观选择对于理解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等多种语境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接下来本文将着重探讨情态选择的主客观取向对法官身份构建的意义。
情态表达本身具有的主观性,所以很难对情态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做出明确的划分。为研究之便,我们把说话者直接介入命题,表明观点、态度、责任的情态称为主观情态,而把那些通过“借言”(Martin,1998、2000)等方式淡化个人观点和态度的情态表达称为客观性情态。通过对12起案例法官话语中情态选择的主客观取向进行统计和量化,我们得出表2。由表2可见,法官多选用情态的客观表达形式,即法官多通过借言的方式使原本主观的情态表达貌似“客观”,从而增强话语表达的客观性和说服力。法官在情态主客观取向方面的选择特点与他们通过语言选择构建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身份相吻合。法官通过选用客观的情态表达使其发出的命令、提议或者断言更加客观化,从而凸显法官的中立地位。法官是法庭审判的裁判者,代表司法机关行使审判职能,法官在法庭上的断言、命令、提议、允许等均不代表个人的主观看法。从话语角色的角度看,法官是司法制度的“代言者”(spokesman),是司法制度中的一员,代表整个司法制度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这种“代言者”的角色在法庭审判中主要是通过“借言”的方式实现的。例如:(4)法官:被告人,罗某某,根据法律规定,刚才宣布的审理本案的人员以及出庭的公诉人,如果你认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审理的,可以提出事实和理由要求上述人员回避,是否申请回避?(5)法官:鉴于被告人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启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若干意见,对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可以启用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即公诉人在举证时可以仅就证明的名称、来源、证明的事项做出说明,对综合质证方式的被告人在量刑上可以酌情予以处罚。公诉人是否同意本案启用普通程序?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法官通过借言的方式,即“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使其话语中的情态表达更加客观,从而表明了其作为“代言者”的话语角色,构建了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身份。
王振华(2002:61)把Martin的投射发展为“间接投射”“直接投射”“话外投射”和“领域投射”四个方面,其中直接投射和领域投射的客观性较之其他两类要更强一些。“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属于领域投射,即投射现有立法中的内容或定论,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正是通过这种“领域投射”的借言方式,法官使表达“允许”这一意义的道义型情态表达“可以”的道义源发生了转变,即由话语的发出者转变为相关的法律规范,从而表明了法官作为“代言者”的话语角色,同时也构建了其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身份。除了通过“领域投射”使情态表达更加客观外,法官话语中常用的客观情态表达通过间接投射小句“本庭认为……”或“本合议庭认为……”来实现。例如:(6)法官:((击锤))继续开庭。本案经合议庭评议过后,本庭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程某某因持海洛因、_贩卖给他人,且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行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被告人程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后,又犯贩卖毒品罪,其属于故犯,程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刑法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罪处罚,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程某某今天在审理中认罪态度好,因此,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399条、第52条、第53条、第65条第一款、第64条、第6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在例(6)中,法官在法庭审判结束时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观点,通过使用投射小句“本庭认为……”,使具有明显主观感情色彩的评价类词语“清楚”“确实充分”“严重”“好”等变得“非个人化”,从而淡化说话者的主观态度,使判断或断言更加客观化,增强了判决书的可接受性和说服力,构建了法官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代表合议庭做出判决的“裁判者”身份。当然,从表2我们也发现,个别案例中的法官使用了较多数量的主观情态表达,即法官有时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态度等都通过“借言”的方式使其客观化,而是直接介入命题或提议,这一方面表明了法官在法庭审判中流露出的主观武断性,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法官在法庭审判中充当“代言者”的话语角色,因而这种带有明显主观态度的情态表达所具有的主观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
(三)不同量值的情态表达与法官身份构建
Halliday(1994)对情态系统进行讨论时,不仅区分了情态的类型和主客观取向,还对情态表达的程度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情态体现了说话者的认识程度,因而存在一定的量值变化,即“说话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诺命题为真,或在多大程度上强制某行为被听话人执行”(徐晶凝,2008:84),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命题承担责任。Halliday(1994)把情态的量值变化分为三级,即低量值、中量值、高量值。其中,表达命题可能性的有“可能/很可能/一定”三级量值变化,表达通常性的有“有时/通常/总是”三级量值,表达责任程度的有“允许/料想/要求”,表达意愿程度的有“愿意/渴望/决意”。魏本力(2005)认为,选取何种量值的情态表达通常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情态表达所具有的语义功能,包括责任和期望程度、语义的相对性和语体识别;二是说话者的认知程度。除了语义和认知因素影响说话者的情态量值选择以外,语用因素(如人际因素)也影响说话者的情态选择。和说话者的认知程度有关的情态表达主要涉及认知型情态,而在法庭话语中,这种表达法官认知不确定性的情态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略去对法官话语中不同量值认知型情态表达的考察,着重分析不同量值道义型情态表达的分布特点,探讨这些不同量值的情态表达在法官构建身份中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对12起案例法官话语中不同量值情态表达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我们得出表3。由表3可见,高、中、低三级量值的情态表达在不同案例的法官话语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其中,高量值的情态表达相对较少,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相对较多(案例九除外)。法官情态量值的选择特点对于法官身份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高量值的情态表达属于强势的交际风格,是说话者在交际中拥有权势的标志,社会地位较高的说话者通常在交际中使用高量值情态表达以表明其言语的果断性和断言性。在法庭审判中,法官通常在宣布法庭纪律时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表达,从而建立自己作为司法机构的代言者所拥有的权势地位。例如:(7)法官:现在宣布法庭纪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第一,到庭的所有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庭规则,一律听从法庭的统一指挥;二,不准喧哗,不准鼓掌……和高量值的情态表达相比,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具有相对态度,它给听话者留有一定的发表意见和做出决定的余地,因而可以营造一种和谐平等的人际氛围(魏本力,2005:57)。法官在法庭审判中较少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表达而较多地使用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和法官想要营造和谐、平等、公正的庭审氛围是一致的。这些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多用在法官宣布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时,在这个阶段如果过多使用高量值的情态表达会使人产生一种以势压人的感觉,不利于建立平等、民主、友好的庭审氛围,也有悖于“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例如:(8)法官:下面告知被告人在法庭审判中所享有的权利:一,被告人有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辩护的权利;二,被告人有举证、质证的权利;三,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此外,被告人应当遵守法庭纪律,回答问题需要起立。(9)法官:根据民诉法第45条、46条之规定,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回避,但应说明理由。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发现,法官多用中低量值的道义型情态词“可以”“需要”“应当”“应”来描述相关的法律如何实施,规范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告知诉讼双方应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可以”“应当”等中低量值的情态表达和“必须”等高量值情态表达相比,给听话者留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增强了话语的可协商性,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构建了公平、公正、居中裁判的法官身份。
通过对法官话语中情态类型、情态的主客观取向以及情态量值三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法官通过对词汇—语法层情态系统的选择加强了其在法庭审判中的权势地位,构建了客观中立、公平公正的“裁判者”身份。这是当代中国法官为践行“司法为民”的审判理念所作的重要努力,也是中国司法程序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当然,仅从语法范畴的情态角度探讨法官的身份构建过程是不全面也是不充分的,还需要结合语篇和语用等多个层面,这些视角将成为今后深入研究法官身份构建的重要方向。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在社会范畴下研究语言变体、语言变异现象、语言的功能等。它从不同社会的角度科学的研究语言,研究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等。其研究成果对语言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语言学概况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语言学的分支。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与学术动机。正如Hymes(2000)所言:社会语言学的显著性标志,仍然体现在坚持研究语言特征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表现。由此可见,社会语言学从来不是独立的学科,它研究的是基于社会层面的各种语言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同一个人处于不同环境有不同的语言表现。因此,社会语言学又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的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紧密联系。它的研究手段与方法多种多样,它的研究成果具有应用意义。例如,已退休的语言学教授罗杰就曾帮助警察分析绑架信,指出绑匪所在地。社会语言学对课程教学、尤其是语言类教学,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大学,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由于以下原因普遍不受学生重视。首先,是否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为衡量学生水平的重要标准,甚至直接与学生学位证挂钩。因此相比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师生普遍更重视听、写、阅读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普遍与四级考试题型结合,容易形成填鸭式教育方式。由此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为了结合课程与英语四级,学生普遍重视单词的意义,忽略单词的用法,以及词与词之间的区别。例如:leap, jump, hop, bound都有跳的含义,但彼此又有区别;其中leap一般指跳跃距离远,bound指弹跳。又如,relate本意联系。但在翻译下列句子“在台湾,通常中秋节会和烤肉联系在一起”时,学生多会译为“In Taiwan, Mid-autumn day usually relates to barbecue.”。而正确的译文应是“In Taiwan, Mid-autumn day is usually related to barbecue.”。因此,即使部分学生考试阅读成绩出众,但写作、翻译就稍显逊色。
第三,由于课时分配不够,学生在课堂上很少有锻炼口语的机会,导致学生即使会背单词,也无法灵活交流。此外,与英语专业学生相比,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英语水平更加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口语练习时,一是难展开,二是难保证每个学生的参与度。
第四,即使部分大学安排了听力课程,但课堂教学仍以与四级考试题型接轨为主。这就造成学生做听力练习时成绩尚可,但听原文、或与人直接交流时,就听不明白,甚至心生恐惧。
三、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对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的改进
综合以上分析,现结合社会语言学粗略探讨如何改进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
第一,教师应鼓励学生习得单词时,将单词放进具体的句子里记忆。如邓炎昌、刘润清所言,有相同指示的词汇和句子在英文和中文的语篇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化含义。如中文的“馒头”、“汤圆”,在英文中并没有精确的对等词。
另外,两个字面意义对等的词,可能真实所指不同。如单词“dragon”,龙在中文里代表着权力与吉兆,中国古代的皇帝就称真龙天子;同样一个词,在西方文明里就代表邪恶。在《圣经》里,龙就是邪恶动物。
第二,讲解课文时,除个别重难句子的语法分析,也应将重点放在课文的语篇分析上,如段落大意的讲解,课文主旨,课文结构的整体把握等。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单词的学习,但绝不能局限记忆单词。需知单词组成句子,句子组成段落,段落组成语篇。韩礼德指出,语言有三种功能,分别是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篇章功能。这就足以证明对课文整体分析的重要性。
第三,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都是应用。交际则是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交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人的往来又形成了社会。因此,语言的学习不应与社会脱节。教师可在课堂教学时适当介绍文化常识,在增长其知识的同时,也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结合近期发生的趣闻、新闻、重大事件等,及时向学生介绍,既能调节课堂气氛,也能教授新单词,或复习相关已习得单词。
语言的教学本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只要端正心态,找到正确的方法,一定能有所收获。教师在教授学生的过程里也应关注社会;教师本身不与社会脱节,才能更好地进行教学,更好地提高自身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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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心理视野下分析语言表达既受客体(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主体(语言表达者自身)的影响,且总结出这些影响的一些规律;两方面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认知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由于钢琴教学从基础知识的教授到钢琴曲目的欣赏和分析等内容的学习需要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意义分明的逻辑单元,并且能够将理论用于实际的弹奏之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钢琴弹奏的过程也可视作学生的认知过程。国外的钢琴教学过程中也经常会涉及和运用到认知心理学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二、认知心理学在高校钢琴教学中的应用
(一)培养学生的听觉认知
对于一名合格的钢琴演奏者而言除了要有较高的演奏技能,还要具备高度敏锐的听觉,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教师既要训练学生具备高超的钢琴弹奏能力,使学生能够颇为熟练的完整的演奏完一首曲子,还要对学生的听觉进行严格的训练,让学生能够听到自己所弹奏出来的声音,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判断自己的演奏的好坏,在听的过程中及时调整自己不足的地方,且学生还可以从中自我反馈,清楚掌握自己当前的演奏水平以及有待提高和改正的地方,帮助学生扬长补短,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重技能,轻鉴赏是我国高校钢琴教学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学生一弹错教师就立马上前指正,而离了教师,学生就弹奏不起来了,这表现出学生在弹奏过程中对教师的过度依赖,学生无法独当一面,学生的“听觉”迟缓,还何谈以听来纠正自己的演奏,还怎么获取反馈信息,使自己不断提高。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听觉认知,让学生从听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情况,从而有效帮助学生提高钢琴演奏的水平。
(二)培养学生的逻辑认知
钢琴演奏并不是按下琴键发出声音这么简单的事,再难的演奏技能,相信只要勤加练习都可以有所小成,但是要想真正地演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需要演奏者从内心感受曲子中所蕴含的真实情感,并在演奏中正确表达自己所理解和感受到的内容。高校生大部分都已是成年人,具备相对成熟的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因势利导,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对要演奏的曲子形成合理的认知。比如在演奏贝多芬的《月光》时要要表现出安静的,沉思的情感和状态,而在演奏《骑士》这首曲子的时候则要表现出一种雄壮、威武的气势。理性的分析以及对作品创作背景的了解是学生正确而完整的演奏完该曲的基础。这里所讲的背景包括作品作者的生平、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发展水平等,这些都有助于学生从细节和整体上把握作品中的独特意义以及想要表达的意境,使学生更好地驾驭将要演奏的曲子。
(三)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从上文的理论介绍中可以发现,人对事物或者说信息的认知首先要求人对这项内容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当人对该信息或事物的注意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并且贮存了足够的信息时,人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进入人的大脑成为人的记忆组成的一部分,这样每当人需要用到有关方面的知识或技能时可直接从自己的记忆中提取所需要的信息,方便人的操作。因此教师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要注意寻找学生的兴趣点,培养学生对钢琴学习的注意力,让学生有意识的、自觉的去注意与钢琴教学有关的内容。通常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加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元素,来丰富教学的内容,活跃教学的氛围,从而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或者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适时的鼓励和表扬学生,让学生获得一种成就感,从而保持学生钢琴学习的动力和信心,使学生能够对钢琴学习抱有相对稳定且较高的注意力。此外,教师也可鼓励学生以边弹琴边演唱的形式,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单纯的弹奏一般只涉及到学生的听觉、视觉和手指,学生弹的时间长了,手指会下意识地去按琴键,但是这时的注意力却已经分散了,而手口结合的方式,则对学生的注意力进行了有效的分配,避免分神。
消费者认知过程中“注意”对车身广告设计的启示
平面广告的展示方式形式多样,放置于静止状态下的广告展板,可以使消费者进行长期观察认识。受众通过不同的视觉阅读方式,在构成版面的信息元素之间深入了解广告版面内容。版面的形式可以根据广告载体的形状进行多元化布局。但是,将平面广告置于公交车身上时,就会受到公交车身结构的限制,在信息传递中发挥不出理想的效果。首先,公交车身的结构特点是,外部有三个面可以承载广告,但是只有一个面可以正面接触消费者。所以,从效率方面来说,该侧面是相对有效的。但是在近距离的接触时间段,人的收视范围不可能对整个面积全盘收纳在视域内。其次,承载广告面积的大小受限制。公交广告车身侧面本身就呈现扁长形,而为了确保车内乘客的视线不受阻挡,发布广告内容的面积又被减少。发布广告版面的限制,对公交车身广告的版面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再次,公交车的特殊运行方式,在移动过程中发布广告信息。因此,为了增强广告信息的识别性,要求广告的内容精练直观,简洁大方。这样的广告版面设计才能有效引起观众的注意。
要引起消费者对车体广告的注意,只考虑版面信息的布局是相对片面的,还要根据广告内容需求合理安排视觉元素,增加广告视觉元素的刺激强度。杂乱的视觉元素会引发消费者对广告反感,很难达到集中注意。如图1所示,车身整体缺乏明确的色彩倾向,不合理的色块分割和欠佳的颜色搭配,分散了观者的视觉注意力,图片的肌理效果与文字重合叠压,削弱了主体文字的识别力,如此杂乱的视觉元素给观者的信息接收造成了困难,难以获得好感并被人所识记。所以车体广告要有效引起人的注意,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文字或图形的大小位置安排处于最佳视线范围内;二是增大色彩、图形对视觉的刺激强度;三是视觉元素组合形式富有创意,才能有效引起注意。如图2所示,车身整体采用鲜艳的大红色,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图像选择优美明快,产品形象清晰突出,文字简洁明确,便于观者识别和记忆。
消费者认知过程中“知觉”对车体广告设计的启示
“知觉”以“感觉”为基础,但又高于“感觉”,“感觉”反映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而“知觉”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属性,同时“知觉”也不是“感觉”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大量感觉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后形成的有机整体。“知觉”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车体广告视觉语言组织必须要遵循简洁的规律。因为人在特定时间、空间中,总是对少数刺激知觉得格外清楚,而对其余的刺激知觉得比较模糊。“格式塔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也认为,人的知觉有一种‘简化’的倾向。”[1]简化的事物减少了信息分散,促进了信息解码的高效性,所以人们会对简洁的车体广告感觉舒服,而对复杂内容的车体广告感觉烦躁,因为简洁、富有秩序的视觉语言能缓解知觉中的紧张力,使人的知觉过程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因此,车体广告与人在短时间接触过程中要想实现较高的认知度,车体广告视觉语言本身就必须做到简洁概括、主题鲜明。在现实生活中,车体广告视觉语言运用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版面信息容量冗余
广告设计师和广告业主为了引起更多人对广告内容的注意,在有限的广告版面内,放置过多广告信息,对短暂候车的人而言,并不能将广告内容完全阅读,并接收到全部信息,这样广告信息流失,直接导致广告效果失败。所以车体广告在版面设计上要以媒体特征为前提,考虑消费者对事物的知觉心理。如图3所示,产品图像、辅助图形、品牌说明、广告语等信息充塞了车身所有可用的空间,面面俱到的陈述反而冲淡了主要信息的传达,表面看上去版面利用率挺高,但由于主次不明,导致观者很难在第一时间内接受到明确的广告信息,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图4中,简明突出的产品形象,协调统一的色彩搭配,简练的广告语编排,除去冗余的信息,更容易被观者认知和记忆。
2.视觉语言运用分析不够
车体广告文字运用不能像报纸、杂志广告一样密集,因为车体广告媒体是不断移动的,消费者在车体广告面前停留时间较短,所以无法集中注意力去阅读广告内容。同时,如果对远距离观察的车体广告运用小字体也不利于识别,而车体广告本身运行的方式,也决定了字体不适合随意打乱或分散排列。如图5所示,对车体广告信息采用大小不同的字号编排,固然细看起来视觉效果丰富,有层次感,可汽车一旦行驶起来这些小字便很容易被观者所忽略,不但这样,由此形成的模糊的视觉效果还会给人们识别广告的主体信息造成困难,不利于广告信息的快速传达。而相比较之下图6中的车体广告就很清晰明确了,品牌标志放于深色实底块面之上,显得十分突出,适于远距离观察和识别,同时辅以生动的产品和人物的图片,这样的表达细节既不过分,主体也很突出,整齐而又主次明确。
3.缺少人的视觉规律分析
人的视觉有一定规律性,通过视觉线路的合理移动,形成一条视觉流线。(图7)规则性排序的视觉语言,具有阅读连贯性,而视觉元素散乱排列,将影响识别的连贯性。(图8)如果在视觉识记过程中增加信息阅读难度,则势必会导致消费者产生反感心理。因此车体广告应在充分认识广告媒体特性以及消费者知觉规律的基础上,合理组织视觉语言,使车体广告具备整体统一性、规律性、简洁性等特征。如图6所示,应在车体最容易被人注意的部位安排广告的主要形象和文字,以保证信息传达的高效性。另外在车体的其他部位也应安排图形做出呼应,以保证视觉的连贯性,图9的车体广告融整体性、趣味性于一体,是非常优秀的范例。
消费者认知过程中“记忆”对车体广告设计的启示
使消费者加深对广告的记忆,是广告宣传的目的。因此,如何加深广告记忆,首先要认识消费者的记忆特性。“现代认知心理学把记忆系统看成是由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所组成的”。[2](表1)[3]“感觉记忆”是一种对外界事物刺激的感觉,是外界信息输入的开始阶段,它具有很强的形象性,但仅能保持一个极短的时间。好的车体广告视觉冲击力较强,能形成明确而清晰的感觉记忆。“短时记忆”的形成标志着人们对外界信息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较之“感觉记忆”印象更加深刻,但记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一个时间段内未加强回忆,信息就会很快衰退并被遗忘。在这一点上,车体广告具有重复出现和主动接触消费者的优势,能增强消费者对广告内容的记忆。“长时记忆”是指长久性的信息存贮,它的信息主要来自短时记忆阶段对信息的反复回顾,“长时记忆”的信息不容易被遗忘,并且将会形成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行为态度。好的车体广告经过“感觉记忆”和“短时记忆”的阶段,最终可获得“长时记忆”的效果,并进而推动消费行为达到广告的目的。
多数车体广告和消费者第一次接触只是留下大概印象。对于一则车体广告,在第一次接触期间会引发对广告部分视觉语言的短时记忆,属于印象接触。第二次接触车体广告时会加深印象,开始发生信息存储,并对广告视觉语言进行分析,从而引发情感因素。此后,再多次接触这则车体广告便会产生深刻记忆,从而激发潜消费者的潜意识,加深对广告信息的理解。不过车体广告是一种流动的媒介形式,随着未来时段接触的减少或回忆的减少,消费者对广告信息的记忆也会开始出现遗忘。从人的记忆特征结合人对车体广告的记忆规律,笔者发现有效提高车体广告记忆有几种方法:1.使直观形象视觉元素在有限时间段内重复出现,增加视觉语言对消费者的刺激度;2.运用易于理解的广告语;3.版面信息编排符合人的视觉规律;4.减少记忆内容的数量;5.从艺术角度看,富有创意的车体广告更能引人注意,但创意要和主体内容贴切,以免引导错误或加大信息识别难度。
结语
注重消费者认知心理变化对车体广告的影响,对我们完成好车体广告设计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车体广告视觉语言的选择中,被关注的信息符合消费者的认知规律,才会产生对广告内容的有效性阅读与理解,才会对广告信息做出判断和掌握。在设计车身广告时,应关注公交车身的结构特点。针对独特的传播特性和有限的版面空间,进行广告版面的设计编排。强化信息集中性的同时,更应关注车体广告视觉语言运用的准确性。一般来讲,简洁、清晰、富有创意的车体广告,会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加深对广告的印象,并有助于快速记忆。因此,车体广告视觉语言的运用,要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车体特点,才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主观性,积极主动地阅读广告信息,实现广告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并获得最佳的广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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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诞生的理论前提就是对于结构主义、生成转换理论的批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理论批判的前提下确立了社会语言学坚持从语言实际出发,面向活的语言的研究原则。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语言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
语码是不同种类的语言或者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变体的总称。语码转换,又叫语码选择,是在双语体制中,为了适应不同交际对象转换使用不同语码的现象。[1]在社会语言学文献里,语码或代码(code)一般作为一个中性词语,指称语言或语言变体。它强调的是语言系统作为一个抽象的代码由负载意义的成分组成。这些成分在不同的文体、语域甚至不同的社会群组中有不同的体现。[2]用社会语言学方法进行语码转换研究揭示了社会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和语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总结出一些语码转换背后的社会动机。[3]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交际手段层出不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网络技术的协助和驱动使得处于“身体缺场”境况下的人们同样可以在“虚拟世界”进行会话。网络语言是传播网络的重要载体,正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传统语言文化,影响着社会。网络语言作为新生事物,记录和折射出网络文化发展的轨迹。因此,网络语言中的语码转换也呈现了新的特点。目前,有关语码转换各种功能体现模式,即语码转换的在哪些方面体现哪些功能的系统论述还屈指可数。作为一种独特的、非传统的语言形式,研究网络聊天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将会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提供很好的材料。
二、理论依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许多学者已经从社会、句法、会话分析、心理以及语用的角度对双语者的语码转换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RonaldWardhaugh将语码解释为“一种语言或语言的变体”。[4]既可用来指某一种语言,又可以指某种方言、文体语言,甚至可以指洋泾浜语和人们为了保密起见私下里设置的密码语言。他指出交际的参与者、场景、话题是制约“语码转换”的基本因素。在具体的语境及具体的语码转换中,通常影响它的主要因素只有一个,其他的为次要因素。
(一)情景型语码转换和隐喻型语码转换理论
Blom&Gumperz发现,人们在语言选择上有时并不一定符合当时语境的常规要求,这种偏听偏离引起听话者对另一种语境的联想,是一种隐喻式(Metaphorical)语码转换。[5]Gumperz和Blom于1972年探讨过语码转换的社会意义,将其区分为两种类型:情景型语码转换(Situationalcode-switching)和隐喻型语码转换(Metaphoricalcode-swiching)。[6]情景型语码转换指那些由于改变场合、时间、话题、参与者等因素而引发的语码转换。这类语码转换只能是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在某个特定的情景中使用,讲话人需要改变自己的语言来适应情景因素的改变从而最终维持讲话的合适性。如中国学生与外籍教师在英语口语练习课上的交谈。隐喻型语码转换则是指在情景不变的情况下,交际者为了表达一定的交际意图而实施的语码转换,如表示强调、引人注意,表示某种情感,传达某种信息等。本文研究基于汉语为母语聊天者在日常聊天中的记录,因此笔者只对网络聊天中隐喻型语码转换做了统计分析。
(二)标记理论
MyersScotton提出的“标记理论”(MarkednessModel)对语码转换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把决定混合成分语法结构的语言称为“主体语言”(MatrixLanguage),参与语码转换的其它语言称为“嵌入语言”(EmbeddedLanguage)。她的“标记理论”认为语码选择有“无标记”(Un-marked)和“有标记的”(Marked)的区别。[7]她认为语码代表着一组权利和义务,语码转换主要有两个目的:进行无标记选择和有标记选择。标记性模式从语码的社会价值角度对语码转换进行解释。[8]Myers-Scotton详尽阐述了有标记(marked)语码转换的模式。她认为所有的交谈者都有一套标记准则,这些准则有助于他们辨别有标记(marked)语码和无标记(unmarked)语码。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学者们侧重研究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并且把语码转换看成是一种“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cue)。[9]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也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语码转换。如祝畹瑾的《语码转换功能及其体现模式》、杜辉的《语码转换与社会规则》等,都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对语码转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无标记语码被定义为“就现有的特定情景和因素而言,在社会标准既定的情况下的一种特殊语言变体的选择,它是一种可预料的话语交流媒介”,而有标记语码则是不可预料的。[10]一般情况下,网络聊天的语码转换属于无标记的语码转换(unmarkedchoice),双方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心理感觉趋同的言语表达思维,维持二人正常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由此得到预期的谈话结果。在另外一些时候,有标记的语码转换(markedchoice)则提示着话题的转变,说话人有意偏离目前对话双方现有的权力或义务关系,以及改变对话的语气目的。[11]
三、网络聊天中“语码转换”的特点
与日常会话一样,在虚拟的空间中,这种网络聊天中的“语码转换”同样可以精确、形象,逼真地传递信息,听话人也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话语交流的意义。然而,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网络聊天中施话者和受话者双方采取的话语交流方式与口头传递信息又有所区别,具有新的特点。首先,网络交际的双方是不见面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或只识其文),参与者的身份比较隐蔽,说什么和怎样说都没有限制,这就导致了语言的随意性。加之,网上交际主要是利用键盘操作来实现,受打字速度和上网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施话人总要尽量缩短受话人的等待时间,所以往往要按口语的特点来表达思想。其次,交际者从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转换另外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时,是以一种语码为主,其他语码为辅,有主有次。随着社会经济及语言教学的发展,在会话过程中,人们已不仅限于母语交流,外语也参入其中。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的方法,通过选取一些原用语为汉语,英语为嵌入语的实例,比较基于母语为汉语的网络用户在日常聊天中的现象,来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功能与动机。
四、语料的选取
鉴于网络聊天工具众多,本文国内最为流行的QQ即时通讯工具为语料选取的工具并对所收集的其中50篇聊天记录(除语音、视频聊天)进行语料分析。这是因为:首先,QQ聊天不同于日常口头交际,聊天者是通过操纵键盘来输入文字等信息,可以完全保存聊天记录,有利于进行统计分析。其次QQ受众群体广,具有代表性。据统计,截止2007年底,QQ即时通信注册账户总数达77.417亿,即时通信活跃帐户数3.002亿,最高在线账户数达到3.610万(信息来源于腾讯官方网站)。再次,QQ提供了文字转换,图片传输,QQ表情等服务,为纷繁多样的语码转换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五、网络聊天中“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
语码转换的基本功能,如表明社会地位,拉近心理距离等在网络聊天中同样存在。本文通过对所选取的50篇语料分析统计得知,在句内、句际或语篇层次转换共发生112次语码转换。由上表可知,居前三位的社会功能分别是表强调功能的语码转换共38次,占总数的33.93%,起到委婉语功能的语码转换共27次,占总数的24.11%,起到拉近或拉开心理距离功能的语码转换共23次,占总比例的20.54%。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功能,诸如引用、炫耀等社会功能的其它语码转换共发生24次,占总数的21.43%。因此,可以认为,在所起的社会功能的作用中,主要以前三项为重心。现举例就这三种功能进行分析:
(一)强调功能
例1:快乐飞羊15:01:19你在哪个University?Merry15:03:08在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Merry15:06:02你听说过吗?快乐飞羊15:08:28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西北师范大学是吗?快乐飞羊15:11:14是不是兰州的西北师大Merry15:12:31Youareright,Whichschoolareyoufrom?快乐飞羊15:14:47SuzhouUniversityMerry15:16:11苏州大学,Iknow,thankyou!为了方便、快捷和有效的交流,网络聊天的形式远不同于面对面的A-B-A-B的话论转换模式。网络聊天几乎只是在计算机媒介语篇的背景中。在本段聊天记录中,“快乐飞羊”用英文和中文开始对话,英语的关键词是University,而Merry则选择用英语回答了学校名,“快乐飞羊”为了能与Merry继续进行交谈,将语码转换为汉语。接下来“快乐飞羊”用中、英两种语言说出学校名称,起到了强调和重复的作用。在Merry无反应时“,快乐飞羊”再次给Merry发信息。这时Merry选择用英语与对方交谈,而“快乐飞羊”则顺应对方,采用英语,以此使话题继续下去。Merry为表示她知道“快乐飞羊”所说的学校,将语码转换为汉语,起到了强调学校名称的作用。
(二)委婉语功能
例2:随风10:41:05最近在忙什么?天使10:44:17正在忙论文的事随风10:46:09哦!我以为你有bf了,所以就不跟我们聊系了。(bf即英文boyfriend简写)天使10:48:20哪有?Iamstillsingle.随风10:49:24明天有空吗?出来坐坐天使10:50:02Iamsobusy,我要工作了,改天聊随风10:52:32OK,noproblem在网络聊天中为达到淡化语言中贬义或消极的语义特征,避免交际中的唐突和尴尬,同时为了缩短打字时间,缩略语被广泛使用。在本例中,施话人“随风”用bf代替了男朋友,起到了较为含蓄的表达自己说话意图的社会功能。而受话人“天使”,用插入语形式将语码转换为英语,委婉的回答了自己仍是单身的现状。“随风”尽力抓住机会,邀请对方出去。然而,“天使”将语码转换为英语,委婉推辞了。紧接着她又进行了有标记性的语码转换,并且转换了话题,用警示性的言语直截了当的回拒了对方继续聊天的愿望。因而此时的受话人“随风”用英文轻松的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摆脱了自己被拒绝的尴尬。因此,语码转换起到了委婉语的社会功能,使交际双方会于心、惬于意,从而达到了理想的交际效果。
(三)拉近或拉开心理距离
例3:天空16:30:15Hello!碎发16:30:38你好!天空16:31:17想你了,过得咋样?碎发16:32:34I'OK.Thankyou!天空16:35:29干嘛这么客气碎发16:37:34Iamdoingmyhomework天空16:40:45好吧,你忙吧!在例3中,施话人用轻松随意的“Hello”来向对方打招呼。而受话人转换语码用相对比较正式的语体回应。这种有标记的语码转换体现了接话人有偏离施话人的权力,拉开与施话人的距离。当施话人用口语化的语言轻松,亲切的问话时,受话人“碎发”又用英文回答以拉开与施话人的距离,“天空”感觉到对方故意在保持与自己的距离,但仍坚持用汉语口语与施话人交谈,向对方靠拢,以期拉近距离。然而“,碎发”进行了有标记的语码转换,再一次有意偏离现有的会话权利,改变语气以此起到拉大心理距离的功能。从本例中可以看出天空三次想拉近与“碎发”的心理距离,却被“碎发”拒绝,故意疏远。由此可见,语码转换可作为一种交际策略,在特定关系状态下选择语码,可以有意偏离交际习惯,进而改变施话人与受话人的社会关系。
六、结论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选取QQ聊天部分记录为语料,对网络聊天中英汉“语码转换”作了初步探讨。网络聊天作为新型交际手段,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和特点。本研究通过对网络聊天的观察及分析,得出网络聊天中英汉语码转换具有强调、委婉语、拉近心理距离等社会功能。这些特点及社会功能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共同制约着语码转换。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边缘性学科。社会语言学是运用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几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及差异的学科。社会语言学主要是注重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首先注重跨学科的实际应用的动态性,其次,侧重于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表现。它着重从语言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和研究语言及其运用的规律,为更好地进行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崭新领域。同时,给外语教学也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社会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语言社会现象的一门学科。它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核心结构体系,而是语言的边缘部分,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现。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考查社会语境中语言使用的现象,并且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描述和解释语言使用的各种变化。那么,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社会语言学大致可以被分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两大类。宏观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与全局相关的整体性问题,比如,语言规划的制定、语言政策、语言规范化问题、文字改革等等。而微观社会语言学是研究各种社会条件下的语言变异,比如,民族或种族、阶级、性别、年龄等等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对各种变体的态度及评价、各种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和社会功能等等。
三、我国的外语教学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外语教学重视的是语言教学,而忽视文化教学。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习者而言,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注意力用在学习和讲解词汇及语法上,却不注重语言应用功能在文化特征方面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究。因此,使得学生对语言的运用能力整体都不合格,主要表现在不能用外语进行有效而流利的跨文化交际,不能将我国的传统文化真正传播出去。目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首先,外语教学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即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文化教学。并且对学生口语能力的重视程度和训练力度都不够,从而逐渐使学生害怕说英语,对此事产生恐惧心理。尤其恐惧在公共场所用英语交流,而且在交谈中情绪十分紧张,导致学生不能够用英语进行流利的交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中,要积极地帮助学生克服紧张情绪,不要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而感到紧张和羞涩。其次,学生习惯于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学习英语,而且经常使用死记硬背的方式通过一些英语考试,导致学习者未能在某种语言环境下对英语进行学习,而是脱离了语境,目的太过于明确。再次,教师主要是通过课堂上设计好的训练模式来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那么,与实际交际场景相比较,这样的教学模式显然是缺乏一定的真实性,同时缺乏积累实战经验的机会,致使课堂教学与实际的社会文化发展不能接轨。那么,必然导致跨文化交际和外语学习的失败。
四、社会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1、要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
对学生进行目的语文化教育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能够用外语准确无误的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习得语言的人能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及技能进行语言交际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创造良好的语境是十分关键的。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必然要提供一个适合的语言环境,这样才能够使学习语言的人对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得到一定的巩固、加强和训练,才能够培养出更好的语言技能。其次,要加强雄厚的师资。与传统教学相比,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交际法教学的使用是很必要的。但是,对交际法教学的使用就要求教师们能使用外语与学生进行自如地沟通和交流,并传授该语言应该掌握的语言点。同时,把握好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语言得体程度等等。同时,在考试测验中,也不应该只局限于考察学生对语言点的掌握,也应必须将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放入到考察的范围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性,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对语言运用能力给予更高的重视。
2、将外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相依相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在外教学中,传授语言同时需要传授相应的文化,二者是不能脱离的。同样,学习语言就必须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才能真正的学习一门语言。学习者要想学好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言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决定了外语教学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还是文化教学。社会语言学关注和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即文化属性。也就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应该讲什么样的话。如不同年龄的人讲不同的话;不同地位的人讲不同的话;不同的职业、民族、性别、地域等都会讲不同的语言。那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输出者,不仅要讲授什么词具有什么功能、什么意义、什么用法,当然,还需要讲解怎样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来讲不同的话,什么词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里才算合适。而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学习者正是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又忽视了母语化的学习,导致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常常出现“文化振荡”或文化冲突现象,那么,在交际过程中就会出现失误。这不但达不到交际目的,同时还会引发一些误解,从而导致交际中断或失败。很明显,不了解语言相关的文化知识就进行不了顺畅有效地交流,可以说对文化知识的讲授其实就是在教学习者如何正确使用语言,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3、重视对学生语篇能力的培养
就社会语言学而言,语言单位是语言的交际单位,并非是语法单位。进而我们推断,语言的交际单位是整个语篇,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单词(aword)或句子(asentence)。那么,在我们通常的传统语言教学中,我们一般会把一篇文章分为段落、单句、单词,然而,涉及到交际功能的知识点却是很少提到。在语言学习中,学生会学习单词的发音、词性、意义及拼写,同时,根据语法功能,来分析一些较难句子的结构,但却对整个语篇的掌握还不够好。也就是说,我国的外语教学主要关注的是对句子的分析和理解,也就是说教学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当学生学习某篇文章时,对文章的生僻单词以及一些难理解的句子等等都得到了正确的解释,而对全文的整体语义结构并不是非常地了解。如全文的主题、采用何种方式展开、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或说明方法、全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其实这都是在学习一种语言的时候需要提出的疑问及应该得以解决。当然,这些问题应该归纳为语篇宏观结构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且有很多语言现象单单用简单的语法知识还不能解释和分析的。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外国人经常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的口语,很多是不符合语法的,而它们却是现实存在并且经常使用的,同时,我们大都也是能理解其含义的。然而,语篇教学注重的是语篇的整体理解和把握,不仅仅是词汇和句子的含义。由于西方人的思维形式强调个人意见的表达,表达思想简单明了,具有“个人主义”的特点,所以,西方人在语篇上就很明显地凸显为直接切入主题、开门见山的写作手法。同时,西方人也习惯从个体上把握对象,通过逻辑分析达到了对事物的了解和认识。而文章的行文思路通常是由点到面、由个人到整体的。从语篇教学的角度学习某一种语言,不仅可以了解到语言的形式及意义,同时,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社会因素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可以有效地开阔教师和学习者的视野。
五、结论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外语教学,无论是对外语教师还是对外语学习者而言,不仅要意识到对语言本身的学习,还要意识到对语言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给予关注和学习。比如,说话人所处的文化环境、谈话人的职业、年龄、性别等等。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将语言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从而,让学生真正的意识到语言与社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一门语言并且有效而自如地去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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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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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习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者们似乎更热衷于对外语学习动机的分类研究,而对其理论基础及其教育学意义的探索却相对不足。针对这一情况,笔者以激励教学法为研究视角,以实际教学活动为出发点,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探讨了激励教学法与外语学习和学习动机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激励手段提高外语教学效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正确、灵活地运用多种激励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自信心,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能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提高外语教学效果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激励手段;外语教学;效果
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激励,生活、工作中仅能发挥自身能力的20%―30%。如果受到正确而充分的激励,则能发挥80%―90%,甚至更高。可见,在外语教学中,正确运用激励手段,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目标是激发人的动机,满足人的成就等需要的诱因。一个令学生鼓舞而又切实可行的目标,可以大大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在教学中结合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阶段目标和长期目标,并结合思想教育、考核评估等方式,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由原来的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去学。
目标的激励力量主要取决于目标对学生的效用价值和学生对目标实现可能性大小的评估,以及目标难度适当与否。因此,制定的目标要有挑战性、现实性。同时,有重要价值的目标,才能使学生锲而不舍地去追求。
大学生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个性及价值取向,但往往表现出不信任性和思考问题的不深刻性。因此,教师在运用目标激励时,应注意目标的有限性、稳定性、顺序性和有效性。并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现目标问题结合起来。
这是指通过对人的活动的定向控制,以巩固或改变人的行为的一种激励措施。它包括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激励是指在行为发生后立即用鼓励来肯定这种行为,借以增强反应强度,使这种行为得到巩固提高。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对学生良好的表现作及时的肯定、表扬、鼓励,可以激励学生求知、求胜的心理,提高其自信心、积极性。对表现一贯突出的学生,通过评选本次课最佳等方法,使其保持激励刺激的反应,从而养成刻苦学习的习惯。
负强化激励主要是指通过批评的方式,使学生认清其行为的不适当而产生的不愉快的心理体验,从而形成改过的心理动机。在教学中对有意违反纪律、不努力学习的学生,运用此种方法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应用时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能讽刺、挖苦、侮辱人格,尽量做到使学生心服口服,从而主动改正。
非语言行为激励是教师利用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目光来影响学生的一种激励行为。在教学中非语言行为激励的作用包括: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中的心理压力,增强自信心;有利于增强信息感染力,提高对知识技能的感知效果;有利于维持课堂纪律,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有利于沟通思想,促进情感信息交流。
教学中教师非语言行为,是其心灵的外化形式。因此,作为教师要为人师表,言行一致,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形象,使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接受教诲并依照行动。另外,良好的非语言行为也是教师的品性、情趣、素养、才能、性格的外部体现。因此教师必须十分注重自身全面素质的提高及艺术表现力的培养,以利于提高非语言行为激励的效果。
林格伦在《课堂教育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教师课堂行为有四种类;精明而生动的行为,其课堂行为是刺激的、鼓励的;冷酷而严厉的行为,其行为是有序的和过多地直接制约;不安而焦虑的行为,其行为是犹豫不决,组织不良,迟钝呆板,经常处罚学生,持否定态度;过于学究的行为,其行为是强调理论,要求课堂秩序有条不紊,文静有序。
对上述分类分析发现:第一类课堂行为的教学效果好。在课堂上,教师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能自己做的,就让学生自己做,对学生多采取鼓励与支持的态度,使课堂“静”在独立思考,“乱”在各抒己见;教师善于用生动、新颖、鲜活的东西诱导学生,给学生以刺激信号,学生往往会更主动、自觉地朝着问题解决的目标努力。第三类最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理障碍。第二类次之;第四类再次。其原因是:教师过多地对课堂行为加以限制,如不许嬉笑、讨论,阻挠自发性活动等。教师的情绪直接感染学生,使学生的主动性受到压抑,容易引起情绪危机,极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无法激励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不能满足学生对教学的需求。
大学生正是追求思想独立的时期,特别需要别人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承认他们的作用和价值。这样,他们才会产生自豪感、归属感。在教学中,我们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关心学生,热爱学生,而不是讽刺、挖苦、侮辱、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在教学中,保持和培养每个学生的自尊心,取决于教师如何看待学生的个人学习成绩。不能要求学生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只不过是一定水平和一定范围的知识,而不是活生生的学生。不同的学生是以不同的方式达到这种水平和掌握这个范围的知识的。这就是说,在教学中应个别对待。不同能力的学生要分派不同程度的任务或作业,提出不同难易的问题。
用这种方法能使全体学生有所前进,只是有些人快些,有些人慢些。学生从作业的分数或老师的肯定中看到了自己的劳动和努力;学习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获得知识的喜悦。同时,师生间的相互关怀和相互信任也结合起来了。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责任感、自信心,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唤醒他们的学习兴趣。
大学生求知、求新、求胜心理表现得比较迫切、成熟。他们渴望通过知识、技能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来赢得教师、同学的尊重、信任。因此,科学地选择、安排教学内容,合理地进行组织教学,有效地运用教学方法,才能使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并使每个学生都学有所得,学有所成。获得成功与喜悦的情感体验,就能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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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阅读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很大。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是否存在着两个平行发挥作用的认知过程,或着是否存在着对两种语言的处理都适应的策略。本文将着力探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的异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内容或背景知识认知体系,形式上的(或字面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
〔关键词〕文化差异;认知体系;处理策略
阅读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公认的最稳定、最持久的模式。换言之,学习者虽然可以运用刚学得的技能,但更多地是运用现有的能力水平去理解文本。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语境中,阅读都包含读者、文本和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等内容,尽管母语的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国语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重要基本因素,但是其阅读过程差异很大。引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两个并行发挥作用的认识过程,或着有没有同时适应两种语言的处理策略。尽管人们有这些兴趣点,但是由于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与母语的阅读相关意义不大,前者甚至被一些人简单地视为后者的自然派生,对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经常被排除在外。
例如,第二语言的阅读时常被视为用母语进行同样任务的一个较慢的版本而已。这种理解意味着第二语言任务无非是以一种行为模式取代另一种行为模式。我们不仅要明确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大量复杂的变量使对这两种语言的处理差异很大。因为大量的复杂变量使母语的阅读过程基本上难以观察,所以教师们在课堂上需要努力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并能够帮助他们理解那些行为。
既然这些因素会影响第二语言语境中的阅读,教师就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其读者的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等。本文将探讨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尤其是在文化因素方面:内容(即背景知识)认知体系(schema),形式(即文章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包含大量文学知识,而此处又不可能完全谈到,但本人仍希望本文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领域的一个视角。
认知体系的类型让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认知体系的概含。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库克认为“大脑在文本中的关键词短语或语境的刺激下会激活一种知识的认知体系”。Widdowson和Cook都对schema的认知特点加以强调,认为认知是使我们把正在吸收的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其中已知信息含有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日常知识到很专业的知识,以及语言结构知识和文本形式等语言知识。除了使我们能够更节省地组织信息和知识以外,认知体系还能使我们能够预测口语和书面语是否会持续下去。文本的第一部分可激活一个认知体系,即唤醒一个尚未被下面的内容确认或否认的认知体系,对认知体系理论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对阅读理解机制的了解和利用。
研究者们已经证实了若干类型的认知体系。其中内容认知体系是读者对文化背景或对世界的了解,它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形式认知体系,通常被称为文本认知体系,是指书面文本的组织形式和修辞结构,包括各种不同文体类型和体裁的知识,不同文本的组织形式、语言结构、词汇、语法、及正式或非正式文体等。形式认知体系涉及的是语篇层次,而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则包含单词识别所需要的解码特征及其在句子中的组织形式。第一语言读者能通过反复的例句,把本不是他们自身语言结构的词纳入某种语言模式或猜出其含义。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形成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认知体系在理解母语文本及第二语言文本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推定,读者无论以母语还是第二语言阅读,只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就能对文本有较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第二语言读者不具备这种知识,那他就可能因认知的障碍而理解甚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内容认知体系,或者说背景知识方面文化取向也是影响第二语言或外语阅读的重要因素。Johnson(1982)等都曾对此进行过阐述。但许多研究这种认知体系的作用或背景知识的方法都只不过是Carrell1987年试验的变化而已。接受这次实验的有28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24名来自拉美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语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参加了中西部某所大学组织的英语强化训练。实验要求每人读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伊斯兰教,一篇关于天主教。每篇文章的修辞格式或者组织严谨,或者不为人熟悉。读完文章后,每人要做一项选择题,并默写出文章内容。
对他们的回忆方法及理解成绩的分析表明,认知体系明显影响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越熟悉,文章与其民族的文化特征越相似,阅读内容就越容易得到理解和记忆。进一步研究表明,读者的内容认知体系要比他们的形式认知体系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大得多。如前所述,在Carrel的研究中,当接受试验者对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熟悉时,记忆的就最多。但若只熟悉两者之一,因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Steffensen和Joag-Dev在1984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实验。他们选用两篇用英语写成的描写婚礼的文章,一篇描写美国人的婚礼,另一篇描写印度(次大陆)的婚礼。然后让一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印度学生和把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描写的内容。研究发现,对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那篇文章的理解比另一篇要精确得多。尽管有学生声称语言本身容易理解,但不熟悉异域文化的都是记忆起来比较困难的重要原因。
Johnson(1981)则以英语水平中等的46名伊朗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文章的文化渊源对其阅读理解的影响。每个学生读两篇文章,分别源于伊朗和美国民间传说的英语小故事。一半学生阅读未经改编过的,另一半学生阅读改编过的。测试的方式是选择题,目的是检验其理解程度。同时还让另外19名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文章内容,以作比较。结果显示,故事的文化来源要比文本的句法或语义的复杂性对理解的影响远远大得多。在另一项研究中,Johnson(1982)对学生回忆一篇有关万圣节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比较。72名拥有大学水平的学生阅读了关于万圣节主题的一段文章。从受试者近期对习俗的经验来看,其中既有不为他们熟悉的也有熟悉的。
一些受试者琢磨了文本中的一些不熟悉的词。对礼仪的回忆结果显示,此前的文化经验使读者对理解关于万圣节这种熟悉的信息有所准备。然而直接面对不熟悉的词汇却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阅读理解产生多大影响。Kang(1992)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研究,检查了第二语言读者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从第二语言文本中过滤信息的能力。韩国学过高级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阅读了故事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一份评价其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口头礼仪试验表明,其文化特定认知体系和推理方法会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尽管对于文化如何构成背景知识从而影响阅读等问题的变量和因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关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内容认知体系对阅读理解的整体作用的共识却已经形成。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文本认知体系的作用,其中大多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先让参与试验者阅读文本,然后让他们主要以书写的方式回忆所得信息。其中包括识别文本固有的结构(如说明文中的比较和对比,问题与答案,普通版本与书内插入空白页的故事等)、研究者对所回忆的信息中如介词的数量和故事各部分的时间顺序等特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文本结构会对理解和回忆产生影响。一些研究也显示,在对所提供的文本结构的回忆质量方面,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可能会存在差(Carrell,1984)。比如Carrel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含有比较结构的说明文的记忆最好,对描述性和问题答案型的文章的记忆稍差些,最差的是对前因后果型的文章的记忆;亚洲人对问题答案型和前因后果型的文本记忆最好,最差的是比较结构或描述性文本。然而只有经过对语言背景与文本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后,这些结果才会有参考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研究结果,了解文本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显著差异对促进文化交流也具有重大意义。
Stone(1985)曾做过研究,旨在探讨在进行英语文本阅读时,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英语模式是否会对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的理解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一些具有英语普通五级水平的读者被随意地分别安排到最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小组里。他为此设计了九个故事,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似、中等相似和不同。测试方式包括复述文本内容和做阅读理解题。结果表明,在复述测试中,对那些与学生的最初语言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阅读成绩最差,随着语言模式相似程度的降低,口头阅读错误也在相应地增多。这些结果支持着这样一个论点,即那些与读者所预期的语言模式相违背的文本可以对阅读理解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对比修辞学开始出现,它的核心研究领域是第一语言的语篇规约和修辞结构对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认知和文化方面的语义转移数量、尤其是与写作相关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比修辞学的目标,在于识别第二语言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参照第一语言的修辞策略来解释他们。很明显,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差异能够导致阅读障碍。写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比如:美国学生经常批评法国作家的文章太抽象和过于理论化,缺乏美国文章传统中的具体细节和修辞模式;汉语文章经常被描述为冗长罗嗦、修饰过多,在西方人看来缺乏衔接性;而日本人的作品则以文本组织形式多异而著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从具体到一般这种谋篇方式,即把一般性结论置于段末。(Connor,1996)此外,在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写作体系和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影响阅读的另一重要因素。
正字法体系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些语言可能有很多象征符号字,而另一些语言却可能数量有限。例如:汉字书法是一个与英语完全不同的书写体系,它由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组成,具有强烈的美学因素。阿拉伯语也有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是从右向左独特做法。这些写作体系中的种种差异都可能给第二语言读者造成困难。毫无疑问,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学生将会面对这些第一语言学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总之,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学生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相关材料的结构予以详细说明,使学生明确其文本和语言的文化框架发展趋势。Connor(1996)在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认为,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类型可能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干扰。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境下的阅读都需要了解内容、形式以及语言等认知体系。同时阅读也是读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互动确立意义的过程,即读者运用思维活动从文本中构建文本的意义。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阅读策略或阅读技巧。成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读者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特定的行为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效果。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策略他们都会适时采用。
Goodman(1996)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会同时完成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预测即将出现的信息,验证和确认预测,等等。这种阅读过程是一个从不断输入的文本中连续不断地取样的过程。读者不是逐字地进行,而是借助背景知识和预测、确认等各种策略来理解文本。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时,一般可能会说;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阅读可以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正如以上研究所示,第二语言阅读实质上与第一语言阅读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学习的历时性,任何在本族语之后获得的语言”(Stern,1983,P,12)。该定义所说的本族语的含义是一个已经牢固发展起来了的本族语。而第二语言则意味着该语言很可能并不在本国内说。此外,第二语言可以包含一个在句法、语音、语义和修辞上与目标语明显不同的语言基础。如上所述,认知体系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很大。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如果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内容认知体系不熟悉,或不具备第一语言读者所具备的语言学基础,就会在文本中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的大小由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而定。如果一个第二语言学生的本族语与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差别很大,就需要一个较高层次的认知重建过程。(Segelowitz1986),Grabe(1991)也指出,学生开始第二语言阅读时的知识基础与他们开始第一语言阅读时不同。例如:第一语言读者在进行实际阅读前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词汇基础,认识了几千个词汇和本族语的一些语法知识。而第二语言阅读者并没有这些优势。另外,第二语言读者虽然可以拥有语言技巧,但他们时常不具备细致的社会文化技巧。这时常意味着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并不具备以纯正而特定的文化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一种与内容认知体系缺乏相关的观点。阅读的结果理解,就建立在语言数据之上。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双语言读者的特征。双语言阅读即一个人能够用两种语言进行阅读,能够并且成功地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理解能力、阅读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和相关语言的语言环境的判定等。
例如:一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读者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用这两种语言阅读,能够借助以下一些阅读行为增加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效果。该读者习惯于读前先浏览,借助标题、副标题、图表等语境线索,边读边寻找并格外注意重要信息,努力把文本中的要点联系起来以求对理解全文,激活并运用以前学过的关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的知识来解释文本,重新考虑和修正那些建立在文本内容之上,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说,尝试者根据文本进一步推出新结论。
确定未明白的词义,检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进而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该读者还可以运用一些策略如:释义、重复、做笔记、总结、自问等来记忆文本,搞清楚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识别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的理解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时,及时改变阅读策略。
最后,该读者还可评估文本的质量,读完一部分后进行反思和信息加工,并对所获得知识使用给以预测和设计。尽管以上所列内容并不一定全面,排序也不一定合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个成功的双语读者的种种特征提供了一个描述。这类读者进行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时都通常使用这些阅读策略和做法。
此外,不管文本、语言或正字法等情况如何,双语者都能培养起对付不同语系和文本的策略和结构,所以双语读者多灵活而博学,熟悉许多适应每一种语言环境的技巧和策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都与其他阅读无异。
总之,文本着力探讨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之处。在思考文化差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认知结构的作用及其与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造成两种语言阅读差异的其他因素,但愿本文的讲座能够有助于解释文化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
在了解两种过程相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语言的学生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第二语言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似性,教师们应当经常询问他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使学生自己也能够从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经历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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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革。网络技术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延伸。现实社会中的时空界限被打破,现实社会所具有的特性在这里被扩大,网络社会的开放、自由、互动等特性使人自身的文化特质,如主体性、多元性等进一步突显出来,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文化发散功效是一把双刃剑,文化与网络技术的联结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负面影响,它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网络道德建设迫在眉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道德认知角度的我国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对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及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具有互动、自由和开放的特点,突破了现实社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人们的文化特质向着多元化和主体化的方向发展。网络技术和社会文化结合形成的网络文化,能够促进人的身心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网络伦理问题,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
随着社会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点,由于网络伦理自身的特性,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双重标准,引发一系列的网络伦理问题,导致网络道德失范。网络环境及网络主体对网络道德认知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道德认知角度,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道德认知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规范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以期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净化网络环境,构建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一)道德认知是网络伦理形成的基础
网络技术、人与网络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构成网络伦理道德的三大要素,人们主动加入到网络交往活动中,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这些交往活动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网络社会。现实伦理和网络伦理的主体都是人,网络只是一种载体,伦理道德的主体并不是网络。在网络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交流,网络道德的本质就是人在网络活动中的具备的道德规范,网络主体道德观念的形成、发展都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做好道德认知培养工作,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二)网络伦理影响着道德认知的形成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管理模式比较松散,缺乏监管机制,自由性强,仅依靠道德自律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因此必须要重视人们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缺失道德自律能力和道德责任感,必然会导致网络社会混乱。网络伦理的自律性要求人们必须加强对自身道德能力的培养,根据道德自律原则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各地文化和多种道德观相并存,多源性的网络道德必然会引发道德冲突,改变甚至同化了传统理论观念,网络社会陷入失范、混乱无序的状态。此外还会影响人们的网络道德观,对道德主体认知产生种种影响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道德感受和行为产生偏差,因此必须要正确的引导人们道德认知,不要因为网络道德多样性而导致人们道德认识混乱,避免网络伦理问题的出现。
(一)道德意识的冲突与裂变
1.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能够相对自由的发表言论,充分释放内心的想法,强调自我,展现个性,人们在网络空间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的自己。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自由无政府和无中心特点明显,网络行为主体将自己作为网络道德行为的判断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忽视法律和社会传统规范,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
2.缺失道德责任感
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认知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交往。隐匿性、虚拟性和互动性是网络空间最大的特点,从而使得传统伦理对人们交往活动的约束力减弱。人们在网络社会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本性,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沉迷与网络中虚拟的身份,道德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网络主体丧失道德责任感。
3.主体情绪浮躁及文化霸权主义蔓延
网络社会对多种信息的监控力度较弱,缺乏对信息发布者的限制,不断产生大量的网络信息,让人们眼花缭乱,网络行为主体长期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焦虑、疲乏,最终使人们迷失自我,导致主体情绪浮躁。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据大多数的信息资源,西方国家的信息输出量较大,便于向其他国家传递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从而导致文化扩张,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道德行为的脱轨和失范
1.网络犯罪现象猖獗
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科学技术不断改革更新的飞速变化中网络技术也不断经历着飞跃式的变化,然而网络安全管理和防护功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进而导致网络漏洞的出现,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良的犯罪平台,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屡治不止。不法分子根据网络特点和缺陷借助一定的网络工具和先进技术对他人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和侵犯,诸如病毒传播,盗取和篡改信息等,造成个人或者政府等部门重要信息的泄露和破坏,带来不良影响和巨大的损失。还有一部分网络犯罪组织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论坛,贴吧,邮件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传播电脑病毒、发送垃圾邮件破坏系统或散播谣言等举动,由此来达到这些组织既定的商业或政治目的,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不便,也阻碍了社会的和谐顺利的发展和繁荣,是值得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
2.网络言行随意放纵
网络社会同现实社会不同的是,其不存在真实的主体,人们的言行不会受到社会舆论和监督的影响,主体间的约束力降低,人们不必担心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使人们长期压制的欲望、本能和冲动得到释放,追求快乐最大。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及社会道德的不受限制,网络行为主体就会出现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不道德行为。
(一)传承和发展传统伦理内涵,将网络伦理和实现传统伦理结合起来
网络社会依靠网络伦理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其在传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和传统伦理而形成了网络伦理体系,同传统伦理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体系,其在构建网络伦理体系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必须恪守传统伦理道德,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要基于网络伦理的基本特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传承中要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原有的运行机制,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不断探究和创新,发现新的网络伦理元素,使网络伦理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侧重人的全面发展,调整网络技术和人的关系
传统伦理道德指的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体现出定型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同传统伦理不同,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网络伦理规范的发挥,具有非定型化和非制度化的特点。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以人为本,将网络主体作为重点,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网络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的解决网络伦理问题。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水平的网络主体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社会,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坚守人文道德,体现人文情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主体,人们要严格遵守和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传承人文凝聚精神,提升人文道德涵养和道德认知水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涵养,有效的避免人性在数字化和符号化的虚拟网络社会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客观的评判各种道德现象,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和意识,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坚守自己的准则,抵制各种侵蚀和诱惑,鄙视不洁、不善、不义、不道德的行径,不接触不道德、不合理的事物,不随波逐流,发扬人的尊严价值,不断提高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彰显人文关怀。
(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定制符合我国国情的针对性对策
国外一些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很早就对网络伦理进行了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理论体系。美国学者罗伯特?维纳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计算机伦理问题,经过不断发展,成立很多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组织,并专门颁布了四部法律,采取限制成人网站、公布黑名单、明确分级等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此外,德国也创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中心,方便了警察进行网络调查,有效预防网络犯罪。而我国网络伦理研究起步较晚,在解决网络伦理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现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不能盲目的套用,还要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同努力,各国联手打击网络犯罪活动。
综上所述,网络伦理问题产生原因主要是网络文化和道德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人的道德认知取向,这就要求人们提高道德自律能力,认识到网络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意识,创建并维护良好的道德氛围。还要完善和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对网络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将网络伦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了解民意,做好网络调控工作,保障网络规范、健康、有序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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