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权不仅是文化更是现实

我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不仅是我国制定其它法律法规的基础，更体现了我国是民主的、充分保障和尊重人民权利的国家，这种保障并不只体现在法律文化上，更需要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得到保障和尊重。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法律制度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特别是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和保障。这种尊重与保障与我国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是相照应的，是在长期的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得出的，而且是必须实行的法律原则。对人权的尊重自然也包括对被诉人人权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和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的高下。也只有在保证人权的提前下对被诉人进行审判才能做公正的审判，才能避免错案甚至是冤案的发生。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是被告人的大宪章。”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虽然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的转向，本体论似乎失去了在哲学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然而细加推敲，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些哲学讨论的或隐或显的背景，对于本体论的兴趣一直贯穿于其中，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一种不同的层面、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后，本体论问题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就出现了诸如对于“存在”是否是一个真正谓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讨论。这种状况凸显出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本体论情结，而这种情结之所以在西方思想中挥之不去，究其根本，则在于本体论体现出来的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本体论范畴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规定性”。本文即试图主要在现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对本体论问题的这一特征做初步探讨。

1、经验、语言和形而上学倾向

以上主要从对于“存在”的理解探讨了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但仍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难以释怀：为什么一定要从“存在”上升到“是”，也就是说，本体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逻辑规定性?

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对于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认为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本质必定隐藏于经验现象之后，因此，不断地消除经验规定性是达到最终真理的途径。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和科学是同源的，而两者的分野则在于，哲学是通过概念分析，在语言的层面上试图实现自己的真理诉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表述经验，从而给予我们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而“可理解”就意味着具有意义。正如迈克尔·奥克肖特所说，经验世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只要存在着经验，就存在着意义。“语词意义是从经验来的……这些语词是人类经验结晶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怀特海则更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

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

于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消除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就是消除语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意义的界限，也就是理解的界限，也即是说，对这一界限的否定就是无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想象界限的反面是个什么样子。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这就是逻辑不可能，也就到了一种逻辑规定性的境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还是实现了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的现代逻辑，实质上都是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产物。而形而上学家又把这一理解的界限当成了他们的阿基米德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反向的过程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本体论中的概念脱离了现实的内容，只能凭这样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其意义，这就是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而正是获得了逻辑规定性，这些概念才能离开经验事实进行推论。”到此，在这种逻辑规定性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沃尔夫关于本体论的经典定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戒具，是指用来控制监狱罪犯的专业工具。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戒具的解析与规制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法律论文写作范文

摘 要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研究生，由于学术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原因，笔者常常要接触到论文的研究与写作。事实上，学术论文对于笔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学术论文写作可以说贯穿于笔者的本科学习阶段，为笔者本科阶段的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习方法。进而自进入研究生阶段法律学习以来，笔者对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及方法有了更深的体会。法律论文既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又具备自己独特的属性。要想写出一篇优质的法律论文，不但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与经验，还要注重文章的规范性，艺术性，专业性，可读性等方面。写出一篇好的法律论文，不但能够帮助作者表明自身的观点与研究成果，梳理法律知识，更是对法律研究工作的记载。因此，法律论文写作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学术论文 法律论文 规范性

一、法律论文是特殊的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以某个专业领域中的学术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展示科学实践效果的专业性文章，是用系统的、专门的语言体系和知识体系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文章，是理论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 。法律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包含在学术论文的范畴之内，故而其具有了学术论文所具有的重要属性和特征，即严谨性、创造性、专业性、权威性与理论性。笔者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将以法律论文的写作为切入点对学术论文写作进行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简单思考和见解。

法律论文，作为一种独立于其他学术论文的独特论文，较之其他学术论文有着更加鲜明的个性和特点。而法律论文写作，是在具备一般学术论文写作的普适特点的基础上，对某些方面有着更为特殊的要求。

法律依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表现形式、功能、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法学又以各部门法为依托，形成不同的二级学科。法律论文通常也以不同的部门法进行分类。当然，除此之外，向下层次，还有其他标准更细化的分类，这里不再做详细介绍。总之，法律论文的主题，必然是与法律、法学息息相关。它可以是对某项法律法规的深刻剖析，也可以是对某种社会现象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的精彩解读;它可以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自成体系，如劳动法学、经济法学、婚姻法学等，也可以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如网络法学、新闻法学。然而，无论以怎样的形式与主题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一篇优秀的法律论文必然有以下特质 。

(一)深厚的法律知识与经验

要想庄稼获得大丰收，必须要保证种子的优良;要想树木茁壮成长，必须要保证根系的健康。而一篇文章的根本在于作者意欲表达的中心思想。无论是选题、结构，还是论证方法，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辅助作者诠释某一个法律问题或者法律现象。而作者观点的论述与总结基本上又都是建立在对以往法律知识与案例的理解与心得之上。因此，一篇法律文章是否客观、完整、有法可依、有理可据、有论可证，很大程度取决于作者对于所研究领域的法律问题能否熟练地掌握。一个能写出优秀法律论文的研究者，必然要对自己所在领域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个扎实的研究者，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将已有的理论和学说研究不断深入，要独辟蹊径，但不能为了追求鹤立鸡群而刻意偏激;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结合实际案例，真实客观完整地将所持观点，以法律专业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恰恰体现了学术论文特点中的学术性与专业性。

(二)规范性与艺术性

法律论文作为学术论文的一种，对规范性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比如文章的结构顺序、参考文献的标注方法等。一篇法律论文即使观点再好，内容再充实，如果没有规范的结构，很容易让人诟病，显得不专业。这样的文章，即使可以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展露锋芒，也很难经得起岁月的洗礼。法律文章的规范性不单单体现在结构，其他方面如论述方法也有着许多特殊的“讲究”。而正是由于法律论文对规范性有着如此严格的要求，导致其显得枯燥。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然而由于法律论文其特殊的性质，是无法像一般文体那样使用夸张，感叹等手法增添文章的趣味性。甚至这类手法本身就是法律论文乃至学术论文写作的禁忌。因此，很多人对于法律论文写作的枯燥性认为理所应当。其实不然，法律文章也可以写得引人入胜，并且很多出自大家之笔的法律论文都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那样的文章往往脉络清晰，作为论据的案例与论点紧密相连，语言功底扎实。由此可见，法律文章的规范性与艺术性并非矛盾。在重视法律论文写作的规范性同时，适当考虑读者的感受，在满足学术论文学要求和论文写作目的的基础上，尽量增加文章的可读性，也是法律文章写作的一个课题。

(三)专业性

法律论文与其他专业论文一样，必须是其所在领域专业问题的反应，有其本身的语言体系和对话系统，通俗而言就是有一定的“门槛”。法律论文的专业性体现在，其是通过严谨而规范的语言体系进行解读和交流的，与社会中的普法读物，其受众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论文的沟通者之间应该有其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言法语。这也是法律共同体通用的语言。

二、法律论文写作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从业者的作业本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无论将来是否会成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法律论文的写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且不说，有些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与法律论文写作息息相关。单单是从自我学习与提升的角度，法律论文写作对“法律人”也有着极大的帮助。通过写作法律论文，作者可以重新将学到法律知识分类整理，融会贯通;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又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达到学以致用;还可以清晰的发现自己专业知识和逻辑分析上的不足，及时查漏补缺。这对于法律从业人员来说，是一种自我检验，亦是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法律从业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文书表现的。而精炼地道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不能奢望一蹴而就，要以大量的法律论文的写作为基础进行大强度的训练和反复的斟酌修改。法律论文和法律文书虽然在功能、用途、规范性要求以及读者群体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在思维逻辑、思考方式和论证方法上是相通的。所以有良好的法律论文写作的方法和习惯，对实务工作中法律文书的写作大有裨益。 (二)法治社会的教科书

法治是当今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法律的普及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和理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发布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向。全会中着重强调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事实上，于法律工作者而言，法治得以实现的根本在于将书本中的法律知识和书斋中的理论，应用于法律实践中，使现实中的问题得以切实解决，捍卫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提高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只有从立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普通群众等各个角度共同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从各个方面对该理念进行践行，才能真正实施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

此外，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达到了足以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在这个讯息纷飞、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期刊、网络、手机、电视等多种媒体都是可以被用来传播法律知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意识，宣扬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法律知识的解读，对法律案件的分析，还要依靠更具专业知识的法律从业者。因此，他们所撰写的法律论文，剖析了很多法制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中存在的不契合现象，给法官、律师甚至是普通民众提供了具体适用的方向，尤其是专家论证意见、专家辅助人等制度的确立，为法律学者声音的传达提供了机会。

法律论文的专业性缩小了其受众的范围，但其并不是困于书斋与社会脱节的。法律论文反映的思想和主题，会通过法官的裁判、律师的辩论、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以及法律生活中各种文书的表述体现出来。法律论文会通过其读者内化成其观点和素养，再通过其实际的实务行为影响每个案件的当事人和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样态。

(三)法学史上的里程碑

纵观一项学科的发展都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法学作为一项法律、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其本身的发展需要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配合。法学的研究目标和方向是紧紧围绕法律问题而展开的，是以该问题所涉及的法律知识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的。事实上，法律论文的形式和类型也间接的反射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所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侧面，有的学者通过法律论文预测着法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和方向，有的学者通过法律论文剖析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现有的框架内提出解决方法，有的学者通过法律论文发现法律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为其完善提供思路 。总之法律论文中有着其所处社会时代的烙印，尤其是法治发展进程的痕迹。通过有关某个问题的论文的梳理，就可以很快明晰该问题在不同背景下发展的脉络，法律论文亦是如此。从小的方面来说，就一个学者前后所著文章的研读，能够很快明了该学者学术观点的变化。

法律论文记录了法律工作者对法学研究的过程，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理论被推翻，一个又一个理论被确立。事实上，每一篇法律论文记载了社会在不同时间点所反映出的法律问题，当下的法律制度所暴露出的制度缺陷，法律工作者的观点和见解。法律论文记录了学者间的争论、思考、法律制度的兴衰变更，是法学史上的里程碑。法律学者们以其特有的时代责任感和敏感性，通过专业的法律论文，勾勒着一个社会法治进程的脉络和图景。

三、法律论文写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较之一般的论文写作，法律论文的写作形式上大致也包含以下几个基本部分：论文题目、中英文摘要、目录、前言或绪论、正文、结语或结论、注释、参考文献、致谢等方面 。有些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法律论文写作像其他论文写作一样经历了从选题选材，以至最终定稿的过程。而每一环节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问题。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笔者将结合自身，谈谈自己的看法。

笔者刚刚接触法律论文写作，就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由于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尚短，加之缺乏经验。很难写出深刻的见解。其次，笔者在材料的选择与论述方面遇到了障碍。所以每次写作前的资料准备，笔者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有时可以说是重新学习一遍。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奠定了一定学术论文写作基础，加之不断努力，这些困难笔者大多通过努力顺利克服。但是，这些论文大多是老师确立好题目的，相当于“命题作文”并不需要自己思考写作的中心和方向。事实上，在遇到第一个需要自己独立完成选题的法律论文时，真正的问题来了。由于自身法律知识的限制，缺乏科学的选题方法，加之由此引发的不自信，笔者在选题上耗时许久、犹豫再三。后来，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并且结合自身情况，加之不断的练习，逐渐对选题驾轻就熟。现谈谈对法律论文选题的几点心得。

首先，必须明确选题是写好一篇法律论文的第一步，是法律论文写作中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只有选择具有研究意义的课题，研究出来的成果才具有价值，才会对自身和科研有益。反之，即使一篇法律论文文笔再好，逻辑再严密，而在选题上失去了研究意义和价值，该篇法律论文也是没有任何作用和建树的。事实证明，所选题目无论是“补白性选题” 、“开拓性选题” 、“提出问题性选题” 、“超越性选题” 、“总结性选题”等等都是应该具有研究意义的，即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 。此外，所选题目一定要能激起作者的创作愿望。事实上，作者感兴趣的题目，往往也是作者全面熟悉与了解的。这样的题目更利于作者对文章的把握。

选题是一篇法律论文的出发点，在不能明确所选什么样的题目的情况下，至少心中应该明确两点：

一是，所书写的法律论文的目的，也即所反映的法律问题，该法律问题的理论基础，学者之间的争论以及通说观点。

二是，对该类法律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支撑，能够做到有理有据，增加法律论文的可信度。与其他学术类论文写作相同，法律论文在选题时不可过大或者过小。过大会显得文章空洞，都是泛泛之谈，而过小则会导致内容不全，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展开，无话可说，更何谈结合自己的业务专长而展开细谈。所以选择题目一定要“力所能及”。这样方能做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其次，在进行法律论文的选题时必须要进行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查阅。这也是法律论文写作中作者对所写内容的素材积累和自己观点的来源。查阅资料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明确所要书写的法律问题前人已经做了哪些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该研究问题的现状，研究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程度，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且繁琐的文献资料调查和阅读工作才能解决，这就需要法律论文的作者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查阅和阅读，必要时可以到图书馆查阅相关文献，对相关的报刊、期刊目录索引、专提目录索引以及按照文献发表的年份进行系统查找。这一步骤可以直接、快速验证所选题目和文章大纲是否有意义和价值，如果所写问题已经得到前人的解决或者看法观点早已被提出，如果没有新材料、新见解或者新方法，再老生常谈显然意义不大。通常，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也是作者个人观点和见解萌生的时候，一篇好的法律论文写作必然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的成果。这一点在法律论文书写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法律论文的书写在动笔前必须明确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研究，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作为前提，因此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必要且必须的。

最后，一篇成功的法律论文必然是作者进行积极思考、严密论证和合理推理的成果展示。在查阅文献，分类目录卡，阅读资料的同时，作者也在整理自己的写作思路，脑海中也在进行着头脑风暴。此时，作者应充分运用并展开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对所取得的数据和材料进行分析。事实上，在对材料处理的过程中，作者所站在的角度不同，其看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也会随之而变化。当然，法律论文写作也要求作者必须有所创新并对问题有自己的理解，这就要求作者在选题时必须注重题目的新颖性和论证思路的创新性，给读者以眼前一亮之感，这无疑会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并吸引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文章的创新之处并不仅仅要体现在题目上，文章内容和观点上更要注重革新和立意。

四、结语

综上，是笔者对法律论文写作的一点心得和体会，当然，论文写作能力不能一朝习得，这需要不断地练习和大量的阅读方能有所建树。事实上，法律论文的写作体现了法律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法律思维，在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分析时，首先应在现行法下对该问题进行合法性的评价和思考，以法律规定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角度去观察、分析社会问题，以各主题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社会关系的逻辑线索。与道德思维注重善恶评价主观判断不同的是，法律思维更加强调对是非判断的精准性，更加谨慎的对待道德与情理，运用法言法语进行思考。当然，有时候，一篇法律论文所涵盖的内容不单是法律问题，更多时候是各个学科综合的问题的反射，这就要求作者不单单站在法律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更要多角度思考、分析问题，这才能使一篇法律论文更饱满、论据也更加充分、逻辑更加严密，才能使之成为一篇优秀的法律论文。

注释：

梁慧星.法学学术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5.

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简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中外法学.2000(1).

王曼.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悠久传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虽然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语言的转向，本体论似乎失去了在哲学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然而细加推敲，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语言哲学中，本体论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些哲学讨论的或隐或显的背景，对于本体论的兴趣一直贯穿于其中，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一种不同的层面、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后，本体论问题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在英美分析传统中，就出现了诸如对于“存在”是否是一个真正谓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讨论。这种状况凸显出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本体论情结，而这种情结之所以在西方思想中挥之不去，究其根本，则在于本体论体现出来的西方思想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逻辑的思维方法。因为，“本体论范畴的意义在于它的逻辑规定性”。本文即试图主要在现代分析哲学的背景下对本体论问题的这一特征做初步探讨。

一、事实不可能、逻辑不可能与对“存在”的理解

本体论的核心范畴是“BEing”，对于这一概念应该如何理解有不同看法。国内学界过去常常将之理解为“存在”，而近来提倡将其理解为“是”的呼声又很高。但在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对于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中，却常常径直在“存在”(existence)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笔者暂且不去讨论“Being”的翻译问题，而直接从我们谈论“存在”的用法上做一些思考。

首先要引入两个概念，事实不可能和逻辑不可能。“必然”、“偶然”、“可能”、“不可能”这几个概念是现代分析哲学常常会提到的话题，按照克里普克的看法，这几个概念都是属于形而上学范围的，于是也是和本体论相关的。而在谈到“不可能”时，常常有两种意义上的不可能，“事实不可能”和“逻辑不可能”。对于“事实不可能”，我们尽管说它不可能，但还是可以想象如果它可能的话会是什么样。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小孩掌握罗素的类型论”，这在事实上不可能，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掌握了罗素的类型论会是个什么样子，比方说他会告诉我们类型论的基本内容、会运用类型论探讨问题、解决悖论等等。而对于“逻辑不可能”，我们就不能想象它可能的情况。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小孩是一个大人”，除非你把“是”理解成“像是”、“自称是”等等，否则，如果坚持“是”的正常用法，你就无法想象这个命题如果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这并非是你的想象力达不到，而是这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用格赖斯和斯特劳森的观点来说，所谓逻辑不可能，就是不可理解。因为你完全知道“三岁的小孩不是大人”是个什么意思，但你却不能知道“三岁的小孩是大人”是个什么意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我想像不出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以此我们来看关于对“存在”的表达。在当代分析哲学对“存在”问题的讨论中，一个经常提到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大卫·皮尔斯认为，类似“某物存在”、“某物不存在”这样的表达式，其特殊性在于，前者指称重言的，后者是指称矛盾的。这也就是说，前者在逻辑上是永真的，后者在逻辑上是永假的。前者于是便是必然为真，后者必然为假。也就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命题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某物不存在，这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有意义地说某个东西不存在。

但是，这明显与我们的日常直觉是抵触的。因为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是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某个东西不存在的。皮尔斯就举出了三个例子：(1)对于虚拟世界中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它不存在。比如说，“飞马不存在”，这意味着“飞马”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2)对于过去的东西，可以说它现在不存在。比如说，“阿房宫不存在了”。(3)对于幻觉中的东西，可以说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比如说，“海市蜃楼不存在”。

当然，我们或许还可以想起其他一些情况，但无论如何，以上的例子已经表明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确实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某物不存在，这并非是逻辑上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此时谈论的“存在”概念并没有达到一种逻辑上的规定性。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之所以可以有意义地谈论不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判断存在和不存在的标准、一种参照系、一种语义条件，比如真实性、时间等等，正是这种语义条件使得“存在”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经验的因素。

二、“存在”、“是”、“变元”和本体论

正如上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日常理解的“存在”仍然具有经验上的规定性，比如，时间上的规定性、空间上的规定性。王太庆不赞成用“存在”来翻译“Being”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存在和时间、空间不可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存在”即使不是最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过去把“Being”翻译成“存在”，也正是基于这个概念的这种高度抽象性。此外，即使是“Being”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除了系词用法以外，也确实有存在用法。所以，从“存在”到“是”，是我们理解本体论的一个关键。对此，笔者有两点看法。

其一，从“存在”到“是”是本体论最终排除经验规定性而达到逻辑规定性的一个过程。诚如王太庆所言，“存在”常常是和“时空”联系在一起的。而时间和空间，自康德以来一直到斯特劳森，都被认为是经验的框架，经验所及的任何东西，都是在时空之中的。“存在”正是依凭它和时间、空间这样一种概念上的联系而仍然与经验保持着最后一点关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仍然有意义地来谈论某物不存在的原因。而要达到本体论上的逻辑规定性，就必须连这最后一点点的经验关联也一并排除。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门尼德那里，就要论证“是”的不变性，因为：“希腊人的观念，变包括变异和空间的运动。巴门尼德正是从这两方面来说明‘是’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巴门尼德的论证，正是要排除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定性。此外，根据语言学的研究，希腊文“是”的印欧语词根之一是bhu，有“生成”的意思，而在柏拉图那里，他便有意识地把“是”中的这层意思剔除出去了。而到了黑格尔那里，他更是明确地把“是”界定为纯粹的无规定性，“在它无规定性的直接性中，它仅仅等于它自己……它是纯无规定性和空。

在现代分析哲学中，由于现代逻辑的突破性进展，出现了新的谓词逻辑，“存在”虽然仍可以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语法谓词，但却不是一阶逻辑意义上的谓词，在一阶谓词逻辑中，“存在”成为一个量词。美国分析哲学家蒯因则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存在就是成为变元的值”(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variant)的本体论承诺学说。从表面上看，这些分析哲学家从现代逻辑的角度对“存在”的讨论似乎与传统哲学本体论对“是”的讨论不一样，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恰恰就体现在这种逻辑的传统上。无论是巴门尼德、柏拉图还是黑格尔，都是要摆脱一切经验规定性而达到纯粹的逻辑规定性，但他们使用的始终是自然语言。而现代逻辑的特点就是符号化和形式化，通过使用一套人工语言，实现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这种语形和语义分离的过程，正是摆脱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对于谓词逻辑中的一个变元来说，它就是一个符号而已，“变项的运用是表示整个推理系列中关于‘任一’的某种运用的自我同一性”。这恰恰就如黑格尔所说，“它仅仅等于自己”，而在变元的值域确定以前，它就是纯粹无规定性的。

通过对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的比较，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就进一步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其二，谈论“存在”是进入“是”的本体论的一种有效方式。尽管学界对将“BEing”翻译成“存在”多有诟病，但我们从现代分析哲学的讨论中看到，他们对于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又往往就是从“存在”(existence)开始的，难道说西方哲学自己对于自己的理解还不如我们吗?这种几率肯定是很小的。那么，我们就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也就是说，看到“Being”不宜翻译成“存在”而应翻译成“是”，这或许是我们在本体论研究上的一种进步，但是，哲学上的进步不应仅仅停留在翻译的表层问题上，而更应表现在哲学理解上。我们不仅应当看到“是”在哲学范畴上与“存在”的不同，还应当分析为什么我们过去会用“存在”来翻译“Being”?为什么现代分析哲学还在谈论“Existence”是不是一个谓词?这都是加深我们对于本体论的哲学认识所必需的。

在笔者看来，“是”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并不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的一个常态。从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我们很难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理解，因为，任何理解都多多少少是有经验内容的。而“存在”这一概念，如上所述，是处于一个从经验到逻辑的临界概念，既是对经验世界的一个高度抽象，同时又与经验世界保持着最后一丝联系(即我们仍然可以有意义地理解关于“存在”、“不存在”的谈论，但对于“是”来说就不行了)。对于人类的理性活动来说，即使是十分抽象的理性活动，也总是要通过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才可以有效进入。而对于“存在”的谈论，就是我们进入本体论问题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因为尽管它既距离本体论问题的核心范畴最近，但仍然还是一种可理解的方式。当然，这里明显存在着一种理解上的紧张关系，我想，杨一之的一段话或可为我们领会这种紧张关系有所助益：

……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回头去重新认识客观事物，它就不能不是颠倒的。例如，人认识自然物质起初总是从表面感觉现象，等到认识化学元素了，再回头看原来的现象，它就不能不离开了感性的东西，反而似乎是从非感性的抽象开始。但这种认识决不是猜测的、臆造的，而是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更正确更深刻的认识。

三、经验、语言和形而上学倾向

以上主要从对于“存在”的理解探讨了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但仍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难以释怀：为什么一定要从“存在”上升到“是”，也就是说，本体论为什么一定要上升到逻辑规定性?

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对于经验世界的不信任，认为世界的真理、世界的本质必定隐藏于经验现象之后，因此，不断地消除经验规定性是达到最终真理的途径。正如康德所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和科学是同源的，而两者的分野则在于，哲学是通过概念分析，在语言的层面上试图实现自己的真理诉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表述经验，从而给予我们一个可理解的世界。而“可理解”就意味着具有意义。正如迈克尔·奥克肖特所说，经验世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只要存在着经验，就存在着意义。“语词意义是从经验来的……这些语词是人类经验结晶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怀特海则更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

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

于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消除经验规定性的过程就是消除语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意义的界限，也就是理解的界限，也即是说，对这一界限的否定就是无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你无法想象界限的反面是个什么样子。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这就是逻辑不可能，也就到了一种逻辑规定性的境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黑格尔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还是实现了语形和语义的完全分离的现代逻辑，实质上都是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产物。而形而上学家又把这一理解的界限当成了他们的阿基米德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反向的过程建构出他们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本体论中的概念脱离了现实的内容，只能凭这样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其意义，这就是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而正是获得了逻辑规定性，这些概念才能离开经验事实进行推论。”到此，在这种逻辑规定性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沃尔夫关于本体论的经典定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

对罪犯使用戒具，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究其法律属性，众说纷纭，有的基于刑罚执行是由法院发动的这一现实，认为刑罚执行是一种司法行为，刑罚执行权也隶属司法权，这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主流观点；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司法制度论文：浅析戒具的解析与规制-。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戒具是监狱用于预防和制止罪犯中危险行为发生的专门工具，使用戒具是监狱民警的权力。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目前对使用戒具的性质、种类、范围模糊不清，法律依据也存在冲突，使用审批程序和救济程序严重缺损。应当依法增加戒具的种类、明确戒具的适用条件;规范使用程序，制约民警权力的滥用;赋予罪犯的救济权，维护罪犯应有利益;谨慎使用戒具，防止过度侵害，加强民警法制教育，准确执行刑罚，以确保监狱安全秩序和罪犯权利保障相协调一致。

论文关键词： 监狱 戒具 规制

论文正文：

浅析戒具的解析与规制

一、戒具的概念

戒具，又称警戒具，是指用于预防和制止监狱罪犯中某些危险行为发生的专门工具。依据现行法规，监狱使用的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等。

二、戒具使用的法律特征

1.使用戒具，是指监狱为了执行刑罚，对管理的相对人——罪犯，因其不履行其法定义务，或对监狱安全秩序以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可能构成危害或罪犯本身正处于或将处于某种危害状态下，而依法强制采取的一种临时性人身约束和限制措施，使用戒具是狱政管理的辅助手段，也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和暴力性。

2.使用戒具，是国家赋予监狱民警的一项权力，也是一种依职权行使的监狱管理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主动性的特点。虽然其和治安处罚中使用警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相似之处，但其带有明显的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如罪犯对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异议，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能诉求司法审查解决。

3.使用戒具，是一种严格羁束行为，法律原则规定了对罪犯使用戒具的适用范围、条件、种类、程序、方法等，监狱机关和民警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必须严格受法律约束，只能严格依法实施，但监狱对罪犯适用戒具的种类和期限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4.使用戒具，重在预防和制止危险，而不是为了惩罚罪犯，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以及从戒具的构造和使用来看，戒具是旨在防御，而不是对罪犯处罚的刑具。《监狱法》规定对罪犯处罚只有警告、记过、禁闭三种，明确将使用戒具排除在对罪犯惩罚的范围之外，体现了使用戒具的“非处分性”或“非惩罚性”。

5.使用戒具，是一种即时直接强制措施。是监狱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时，在穷尽其他办法，但仍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刑罚执行权力的有效运转和监狱的安全稳定，依照国家法律，对罪犯人身当场采取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措施。

三、我国戒具使用中的问题

(一)戒具使用的法律性质模糊

对罪犯使用戒具，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究其法律属性，众说纷纭，有的基于刑罚执行是由法院发动的这一现实，认为刑罚执行是一种司法行为，刑罚执行权也隶属司法权，这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主流观点;此外，《国家赔偿法》把发生在监狱机关的国家赔偿列入刑事赔偿，《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也规定监狱行为是授权刑事司法行为，这也为“司法权说”提供了法律依据支撑。有的认为法院作出判决是司法行为，但执行司法判决是行政行为，刑罚执行工作的性质属于行政活动，具有行政性质。还有的认为刑罚执行权本质属性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相结合的强制权，兼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两重属性，刑罚执行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司法行政行为”。

(二)戒具种类的不确定

严格来讲，戒具属于警械的一种，具体归为约束性警械范畴。但涉及戒具的种类和范围，目前各种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包括统一制式的手铐、脚镣和警绳，有的认为主要包括手铐和脚镣，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对戒具的种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现在对戒具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规定应为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其55条规定：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但由《细则》系原公安部制定，且等级效力不高，监狱在刑罚执行工作中一般不援用此法;此外，法律对戒具规格、重量、使用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既造成了基层民警使用上的困惑，也极可能侵害罪犯利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戒具也不断出现，其种类和性能等方面也有所发展，如约束衣、塑料手铐、电子镣铐等，但当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进行规定。

(三)法律依据冲突

首先，使用戒具条件情形不完全一致。在《细则》56条中，规定了使用手铐和脚镣的三个条件，在《监狱法》45条中，规定了可以使用戒具的四种情形，前法的规定具体明确，也更有可操作性;后法立法规格高，但却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原则性，如什么是暴力行为、危险行为以及什么是危险行为消失都没有明确具体内容，法律规定的不详尽，导致监狱民警在很多时候只能依靠经验和习惯来判断罪犯是否符合使用戒具条件，民警的自由裁量权无法受到约束，也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

其次，适用时间期限的条款冲突。《细则》规定：使用戒具的时间，除死刑待执行的犯人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超过十五天。而《监狱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使用戒具的期限，只是将危险情形消失作为停止使用戒具的条件，使用戒具的期限的长短完全取决于罪犯的危险行为是否消失，执行期限可以理解为既可低于7天，也可高于15天。《监狱法》是部门法律，是新法，《细则》是部门规章，是旧法，按照法律位阶效力来说，对戒具的适用时间期限应当依照《监狱法》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尚被许多人尤其是检察机关诟病质疑。

(四)审批使用程序缺损

首先，审批使用程序规定简单。《监狱法》没有对戒具使用的程序作出规定，实际参照《细则》规定：即对犯人使用戒具，必须经监狱、劳改队主管领导批准。遇有犯人行凶制止无效等特殊情况时，应先加戴戒具，然后补报审批手续。但综观《细则》规定的程序，其操作流程、期限、步骤等仍不甚详尽，难以适应当前执法工作的要求。其次，审批使用重实体，轻程序。

在对罪犯使用戒具的过程中，个别监狱民警甚至监狱领导存在忽视程序的思维，忽视程序的作用，把程序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认为程序的事可以变通或以后补正。缺乏程序的制约保障，执法行为很难公平公正，极可能对罪犯的权利带来侵害。再次，审批使用缺乏制约。对罪犯使用戒具的审批，目前缺乏事前制约措施，监狱一般通常的做法是：先由监区(或分监区)将罪犯违规事实和证据材料上报到狱政管理科并提出处理建议，再由狱政管理科审核后报分管副监狱长签字生效。在审批过程中，缺乏检察机关和监狱纪检部门的监督和制约，也没有作为中立“第三方”部门参与对事实的调查和认定，有失公正和公平。

(五)法律救济途径缺损

首先，申诉⑤没有实质意义。罪犯对被使用戒具不服，可以提出申诉，但是这种申诉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目前的申诉制度虽然能为罪犯提供法律救济，但其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这种申诉的性质、范围、程序、步骤、时限予以规定，在使用时比较混乱，其本质只是一种申辩和异议反映，类似于信访，救济的效率不高，对保护罪犯权益没有大的意义。

其次，复议权利无法行使。目前一般将狱政管理行为视为司法行为，监狱非行政机关，罪犯也不是适格的行政相对人，所以，罪犯无法按照《行政复议法》提出行政复议来予以自我救济。再次，排斥法院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保护人是国家关心的事项，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但现行法律已明确否认罪犯通过司法诉讼救济的可能性。

四、我国戒具制度规范与完善的思考

(一)依法增加戒具的种类、明确戒具的适用条件

目前监狱所使用的戒具主要有手铐、脚镣、警绳等，其物理性和约束性较强，使用中容易对罪犯的人身造成损害，侵害罪犯权利，建议国家在修改《监狱法》或制定《监狱法实施细则》时，可以考虑将对身体致害性小，如约束带、电子镣铐等列入戒具范围。鉴于我国戒具的使用范围和条件规定比较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的情况，迫切需要对《监狱法》45条的规定的其他危险行为概念予以司法解释，明确使用戒具的范围和条件，以健全完善民警的执法标准，明确执法依据，确保监狱的安全和秩序。

(二)规范使用程序、制约民警权力的滥用

为避免监狱使用戒具的公权力的过度扩张和保护罪犯合法权益，应当通过立法完善以下使用戒具的程序：

(1)启动程序：监狱机关在刑罚执行工作中，为制止罪犯违法行为、防止罪犯危险行为、避免危害行为发生或扩大的情况下，可以依法使用戒具。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监狱机关不得对罪犯使用戒具。

(2)督促催告程序：监狱机关作出使用戒具决定前，应当事先督促催告罪犯应当履行义务，停止违法行为，经督促催告，罪犯现实危险性消除的，可以不再使用戒具。

(3)陈述和申辩：应当允许罪犯的陈述和申辩;监狱机关必须充分听取罪犯的意见，对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监狱机关应当采纳并中止执行，不因罪犯的申辩加重对罪犯的处罚。

(4)审批程序：使用戒具前须向监狱机关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因情况紧急需当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事后立即报告，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相关手续。

(5)执行程序：由具有执法权的两名以上监狱民警行使，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和据以执行的经批准的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必须载明使用戒具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制作现场笔录，由监狱执行民警和被执行的罪犯签字确认。

(6)告知程序：应当场告知罪犯使用戒具的理由、依据、救济途径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7)解除程序：使用戒具后，罪犯停止违法行为或现实危险性消除，以及使用期限届满的，应当解除戒具。

五、谨慎使用戒具，防止过度侵害

对戒具的使用应以科学、合理、有效为纬，确保监狱安全和秩序;以依法、适当、文明为经，保障罪犯人权，尽可能采取克制和慎重的态度。具体而言，对罪犯使用戒具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法定原则：按照《立法法》规定精神，对罪犯使用戒具的条件和情形必须由法律设定，应当通过法律来明确戒具的性质，种类和规格，使用条件、范围和期限等，以及戒具的审批程序、执行程序、解除程序和救济程序等。完善严密的法律依据，可以使监狱民警依法正确使用戒具，确保监狱安全和秩序、体现刑罚的严肃性，又能防止民警滥用权力、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2.适当原则：对罪犯存在可以同时使用强制措施或规劝说服教育的两种可能性时，或可能适用数种不同强度的强制措施时，监狱应选用对罪犯损害最轻的的手段和方法;实施强制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害明显与其追究的目的不相适应的，应停止使用戒具。

3、比例原则：使用戒具前，应当对监狱的公共安全利益和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权衡比较，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只有在公共利益大于或等于罪犯个人利益损害时，而且强制措施手段是必须的，具有不可代替性，才可以使用戒具。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各阶层在资源拥有、素质高低、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千差万别、纷纭复杂，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日新月异。面对这种不同于小国寡民的复杂、多变现实，效力及于全国和全体国民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只能采取一种高度抽象、原则性强的方式做出规定，才能保证其普遍性和稳定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法治进程中行政规定之功能定位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法治进程中行政规定之功能定位全文如下：

摘要：行政规定不仅不是行政法治的负资产，而且在行政法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在行政法难以兼顾实质公正的情况下，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流变”行政现实的冲击行政法安定性难以自保时，行政规定能够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当自由裁量成为当代行政的无可幸免时，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压缩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另一方面，行政规定又具有促进多层级、开放性行政规范体系形成和行政制度创新等促发行政法治演进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行政规定 克服成文法局限 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界定

行政规定1在我国历来被当作治理的对象看待，很少从正面阐述其功能，特别是其对于行政法治的可能贡献。不仅作为这一词最先来源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就是从将行政规定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加以监控的角度做出规定的，而且行政法学对此的研究更是从这一角度集中了多半的精力2.为什么会这样呢?

分析其原因，主要恐怕有二：其一，行政规定是我国行政领域最为广泛的现象之一，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乱象”。不仅制定主体多、层级繁、制定程序缺损、适用范围不清、表现形式繁杂和法律性质与地位不明，而且行政机关确实常常借此扩张权力、攫取私利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此，其二，行政法学者常常对行政规定具有一种深深的警惕与怀疑。

问题是，其一，虽然这些研究是必须的而且也没有否定行政规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不对其积极作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定位，难免会导致对其认识和研究的偏颇，甚至过多聚焦弊端强调控制而影响其正常功能的发挥，也使学术研究与行政实务严重脱节。其二，行政规定并不是个新东西，向行政法治转轨之前宪法和组织法就已经规定。《宪法》(1982)第89条和第90条第二款以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1979)第59条和第61条规定中的 “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等，其中除了具体行政行为和不具有外部效果的抽象行政行为外，基本上可以纳入行政规定范围。显然，当时并非从行政法治角度对此予以规定的，在推行行政法治的今天，对其功能重新认识和定位，就势所必然。

下面我们将分别循行政规定对于行政法治实行的功能和对于行政法治演进的功能两个进路探讨。

二、行政规定促进行政法治之实行的功能

(一)成文法的困窘与出路

“很清楚，一个现代国家的‘立法者’不可能制定一套齐全的规定。所能期待于他的，至少在某些领域，只能是宣布一些原则，一些多少带普遍性的规定。为了制订必要的、比较具体规定，他必然要信赖行政当局的活动。” 3 虽然这是勒内·达维德先生对世界各国一般情况的描述，但同样非常适合于中国。

一方面，成文法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之所以能够担当限制专断权力的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明确性等优点和典型特征。但这些优点和典型特征中常常潜伏着法——尤其是成文法——的致命不足。

为了达到普遍性要求，不得不舍弃对个性、特殊性的考虑，而塞听个别正义的诉求;为了保持法的稳定性，不得不大量采用抽象、概括、原则性的语词，不得不忍受刻舟求剑式的尴尬;为了追求整体的明确性，而不得不像希腊神话故事中铁床匪达马斯特斯那样，对欲由法律调整的现实进行切削与拉伸。或者干脆使用弹性很大的基本原则或模糊的语言来填塞，而任由执法或司法官吏去解释。这恐怕有违法治的初衷。

如果说法律的这些“硬伤”在司法领域还不明显，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消解， 4那么，在行政领域就严重、复杂得多，仅通过所谓的“行政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立法机关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之多和如此复杂”，“在专门的政府管理领域中，有些立法活动要求立法者对存在于该特殊领域中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完全熟悉，因此由一些专家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比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的立法议会来处理这些问题要适当得多。由于诸于此类的缘故，现代立法机关常常把一些立法职能授予政府的行政机构、授予一个局或专业委员会，或授予国家最高行政长官。” 5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国的宪法和组织法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问题是，行政法规与规章虽在某些方面比法律有所具体化，但整体上仍然患有法律的痼疾。6这时候，依赖行政规定将其进一步具体化，甚至补充其不足，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具体情况加剧了这一局限性。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各阶层在资源拥有、素质高低、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千差万别、纷纭复杂，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日新月异。面对这种不同于小国寡民的复杂、多变现实，效力及于全国和全体国民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只能采取一种高度抽象、原则性强的方式做出规定，才能保证其普遍性和稳定性。否则，就可能要么非常臃肿、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以偏概全，或者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要将他们适用到具体对象上，迫切需要行政规定作为媒介。

(二)行政规定：实质公正的兼顾

行政法规范更多注重普遍适用，强调形式上的平等对待，较少往往也无力关注到个案的特殊情况。由此，在适用中难免产生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行政法实践中，出现这种状况的根由同样存在，甚至更烈。

首先，此乃成文法自身局限性的产物，形式法治的代价。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德性是整体的，法律规定是普遍的。惟其为整体和普遍，个别处难免疏漏百出，差错多见。而公民的行为则都是个别的。” 7 对个案的特殊情况，在法律中找不到相应的指引，从而带来作为整体的形式公正与个体的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其次，中国行政法理论和立法有一种将行政法治局限于“合法”的倾向，而将“合法”又作为与“合理”相对应的狭义概念来理解，同时，其中的“法”又多意指法律、法规等高位阶的行政法规范。行政复议法将如此“合法”和合如此之“法”作为审查重点，行政诉讼法更是几乎将其作为唯一重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机关偏爱按照“大法”行政，而不顾及行为是否契合具体情况的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在个案中牺牲实质公正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何解决?与其将其全部托付给执法者个人，不如更多依赖行政规定。正如小平先生所言：还是制度靠得住些。8制度更具有恒常性，只要是能在制度范围内解决的，哪怕仅是对问题有所缓解，还是尽可能依靠制度。就行政法领域来说，要解决或者缓解高位阶行政规范所追求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对峙，出路就在于充分利用行政规定。因为行政规定并不是法规范的翻版，而是根据一定行政法规范，结合一定领域、地域、事项、主体和时期的比较具体的情况制定的，更能吻合一定时、空、人、事等变项的要求，为当下具体个案提供更能契合具体情况的指引。从而，既贯彻了法规范的要求，又满足了个案公正的要求，最大限度兼顾到行政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

(二)行政规定：法安定性的维护

“行政法规的约束对象十分广泛，而且具有流动性”， 9 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典，而且受到调整对象“流动性”的影响，不得不时常加以改变。从而影响行政法的确定性、稳定性、权威性与调控能力，最终损及行政法的安定性。而安定性本身是正义的一部分，是法的生命之所在。10 因此，我们必须缓解行政法 “流变” 的现实与法安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在适度范围内。

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一方面，我们应坚持法的安定性，保障法在逻辑上的自恰与连续，不致蜕化为应付一时之变的权宜之计。否则，“人们在为将来安排交易或制定计划的时候，就会无从确定昨天的法律是否会成为明天的法律。” 11 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动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 12 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一方面修改确实过时的法规范，但又不可能实时与时时更新，因此，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高度重视行政规定的作用。

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法源相比，行政规定并没有太高的安定性要求。因此，行政规定就可以因应行政现实的“流变”，相对快速地变迁;同时，行政规定又是以行政法规范为依据——至少是不违反行政规范——制定的，从而又可以保证其与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和谐，维持行政规定自身的相对统一、连续与有序。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复杂多变行政现实给行政法安定性带来的威胁，而又不会置行政活动于失范状态。

(三)行政规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压缩

“现代国家行政职能的扩大和多样化大大增加了行政机关裁量的机会，它通过行政活动的所有过程，涉及一切行政领域。” 13 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为行政权的全面介入提供了契机，立法机关的“无能”，又使这种全面介入变成现实。为此，立法机关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其一，制定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给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裁决留下充裕的选择余地;其二，干脆委托行政机关制定有关领域的法律规范，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有时仅仅只是以立法目的作为限制。其结果必然是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留下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本文重点讨论执法裁量。

我国目前对执法裁量的监督主要有两个途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但两者的监督力度都非常有限。不仅审查标准(明显不合理或不公正)适用面非常狭窄，且因其抽象性强而很难真正落实，而且两种监督都是事后监督。更不用说行政领域还存在大量法律真空地带了。

面对行政自由裁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根据立法目的、结合个案情况，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做出合理选择。然而，个案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哪些是应予考虑的因素、哪些是酌情考虑的因素以及哪些是不应考虑的因素等等，并不容易厘清。即使是对同一个案件，在不同行政执法人员眼里，也会在考虑因素的权衡取舍上有不同倾向，更不用说当今中国行政人员执法水平的悬殊和种种非法因素的影响了。由此，难免会出现同一案件由不同主体处理、同样案件由不同或者同一主体处理时的结果不同，以及同类案件之间在处理结果上存在巨大的反差等等乖谬现象。其后果难免不是执法不公、滋生腐败和影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行政法治背道而驰。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日本的芝池义一教授指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对有关大量且反复进行的行为，事先规定行政厅必须依据的实体的、程序的标准(裁量标准)。这是合乎目的的。” 14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制定“裁量标准”，将行政自由裁量应予考虑的因素事先明确下来，让行政机关在做裁量判断时有可以依据、参照的标准。而在确立这类“标准”上，行政规定是能够大显身手的。

首先，行政机关有权这样做。宪法、组织法赋予了行政机关为实施法规范而制定行政规定的权力，同时法律、法规和规章又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机关就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为保障裁量权公正、合理地行使，以行政规定的形式确立裁量的具体标准。

其次，行政机关也有能力制定这样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处在行政执法的第一线，经常直接与大量的个案打交道，能够从纷纭复杂、变化万千的行政现象中总结、积累、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通过行政规定的形式将其规定下来，作为下级或本级行政机关行使相关自由裁量权时判断、选择的依据，并对有关相对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如果说处在第一线的行政机关不能做这件事，想象不出还有哪些主体更适合、更胜任这一角色。

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裁量标准，并通过行政规定予以公开，就可以增强公众对行政裁量行为的预见性，牵制行政机关的恣意与任性。行政复议机关、司法审查机关也可以借助这些标准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事后的监控，而不至于无从着手;同时，也给行政机关进行事中的“自律”提供了契机。行政机关有了裁量标准，就可以减轻个案经办人员摸索的负担和素质参差不齐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主观任意在裁量行为中的作用，也有利于行政首长对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裁量行为的公正性和同类行为的前后一贯性，也提高了行政效率。实质上，这是从以往对事后的、外部的监督方式的过分倚重，转变为对行政机关事中的、自律的方式的兼顾，使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更大程度地纳入法治轨道。

三、行政规定促进行政法治之演进的功能

(一)制定行政规定的哲学解释学诠释

制定行政规定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是一种具有立法创制性的行为还是仅为一种解释性的行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其在行政法治之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就现有宪政框架而言，似乎只能承认其是解释性行为，因为我们不承认规章以下其他行政规范的立法创制地位。然而，即使是法律解释也是一种创制性的行为。

按照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要理解文本并做出正确的解释，解释者并不是仅仅从文本中就能获得。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的无前提的把握。” 15具体而言，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和物质条件，成见，以及理解之前的假设等等共同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和解释就是这些理解的前结构面向未来的“重复”。16伽达默尔进一步明确指出，理解既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是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基础，结合当前的可能性对未来做出的筹划，是文本作者的历史“视域”与解释者现有“视域”的融合。

为此，才会产生有意义的新的理解。17具体到法律领域，“具体化的任务并不在于单纯地认识法律条文，如果我们想从法律上判断某个具体事例，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还必须了解司法实践以及规定这种实践的各种要素。” 18也就是说，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法官或行政执法官员并不是机械、单纯地适用法律于案件事实，“而是一种唤醒意识，阐释说明，因而更详细确定规范，并且或多或少对内在于普遍规范中的意识内涵加以塑造或继续形成(具体化)之过程”，是“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不断交互’的过程”。19因此，法律的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一个立法者与适法者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对法律文本予以创造性理解与解释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执法与司法乃是一种具有立法创制性的活动。

虽然上段分析的是将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时的情况，但同样适用于依据行政法规范制定行政规定的情形。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范制定行政规定的过程，就是对行政法规范的理解与解释过程，是以行政机关在相应领域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惯例、拥有的物质和技术以及持有的观念等为前提，结合当下的情景和面对未来达成行政目的的想象，创设规范的过程。决不是对作为依据的行政法规范的简单重复，也不能还原为原有规范，而是一种新的规范——以不与依据规范相抵触为限度。更不用说上位阶规范缺位时行政机关自主制定行政规定了。因此，行政规定乃是行政机关所创制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法源性规范以外的一种行政规范。

(二)多层级开放性规范体系的形成

其实，上文已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多层级开放的规范体系图景(见图)：

法律、法规或规章 现实 情 境-1 ←↑

行政规定 现 实 情 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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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或规章为依据，结合现实情境-120(包括理解的前结构、当下的情景和未来的想象)，制定出行政规定;面对具体案件时，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定，结合现实情境-2(主要包括理解的前结构和具体案件事实)，制定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规范与现实情境的“结合”是一个“不断交互”的过程，故图中用方向相反的双箭头表示。如果以规范调整范围的大小和具体化程度不同为标准，可以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称作宏观规范，调整范围覆盖全国或一省等广大领域，多为一般性规范，具体化程度低;行政规定则为中观规范，调整范围主要为特定的地域或具体的行业等较小的领域，具体化程度较高;具体行政行为则为微观规范， 21调整范围最小，具体化程度最高，已特定到具体个案。这样就形成一个从宏观，经中观，到微观的多层级规范体系。

然而，这样一个多层级规范体系，并非自成一统的封闭王国。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范时要结合行政经验、惯例、物质和技术条件、行政观念，以及当下的情景和面对未来达成行政目的的想象等现实情境。这些现实情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仅所面对的客观形势在不断地变化，而且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在不断接触新的具体事实，做出有针对性的行政决定，积累新的经验等。这一切又可能构成修改、发展原来的行政规定或制定新的行政规定的现实情境。也就是说，上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现实情境-2又可以作为新的考虑要素提炼和融入到现实情境-1中。这样，行政规定就可能随着现实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同时，对于行政规定中成熟的、可以适用于更广泛范围的规范，也可能通过法定程序为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所吸收，转化为宏观规范。因此，行政规定是法律、法规和规章等高位阶规范向行政事实开放，以及行政事实向高位阶规范收敛的交汇点，两者通过行政规定相互作用，彼此调适。因此，这是一个因时而化的开放体系。

行政规定，不仅在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形成和开放过程中起到枢纽和转化装置的作用，而且还为行政法治演进创新相应的制度前提。

(三)行政法治演进之制度创新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前者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包括习惯、个人偏好、礼貌习俗以及共同体自己创制并由第三方以组织方式在其间执行的正式内在规则;22后者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规则。23具体到我国行政领域，内在制度主要为行政惯例、行政经验、行政机关的偏好、行政伦理规则和行政机关的内部章程等，往往是作为制定行政规定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理解和解释相应依据性规范的理解前结构发挥作用的;而外在制度则主要是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成文规范。

内在制度是一种自发自组织的制度，允许以试错方式创新，并以共体内临界多数的自愿接受而成其为规则。因此，它能够比较好地应付社会交往复杂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人们常常对此影响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能够因应外部的挑战而自发地做出调整。24在这种意义上，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而外在制度则不同，因其是“由拥有政治权力的领导机构根据宪法设计出来的，并由他们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因此，变革外在制度需要政治行动。外在规则的变革取决于集体抉择。……它的发生要比自愿性决策更难。” 25面对变化的环境的挑战，尤其是具有“流变性”的行政现实的挑战，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制度常因其刚性、滞后和缺乏预见性而与现实发生“基本的冲突”。同时，固步自封的外在制度还会与因时而化的内在制度发生冲突，影响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即使能对那些僵硬的外在制度做出改变，往往也会因其强调步调一致而“痉挛性”地发生。也就是说，相对于极具融通性的内在制度而言，面对变化的外界环境的挑战，诸如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行政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

如何消除或缓解外在制度的局限性?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主要是在现有制度限制内最大程度地发挥受调控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等。不过这一药方难以应用于行政领域。我们则谋求从制度本身来克服局限性，以期更具恒常性。

“在许多国家里，司法系统已变成了另一个改变规则的机构，因为法官们创造性地解释着法律。” 26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变革路径的启示：这是一种渐进式变革模式，既能因时而化，又能够避免急剧变革的震荡。但就行政领域来说，其外在制度非常庞杂，能实际进入司法审查领域者不过是冰山一角，且受我国司法判决不能作为先例适用的掣肘，因此司法变革模式在这里效果非常有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通过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释法来舒缓或克服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制度的局限性呢?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无疑具有类似于司法的创造性释法功能，而且基本上可以覆盖面到全部的外在行政制度。然而，在我国具体行政决定同样没有先例功能，姑且不论行政承办人员的释法水平能否胜任，因此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分析至此，该是行政规定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宪法和组织法赋予各级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定这类中观规范的职权，是行政领域独有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恐怕应归功于行政规定的独特功能。根据前文所述，我们知道，行政规定不仅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优点：有较强的具体针对性，其制定是结合一定的现实情境对作为依据的外在行政制度的创新。现实情境发生变化，行政规定也可以作相应的调整。而且克服了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就能够有效地缓解、消除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可通过其将内在行政制度作为理解前结构，转化为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准外在行政制度， 27从而有效地化解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之间的冲突。

同时，由于行政规定在行政规范体系中处于中观规范位置，在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宏观规范稳定的情况下，其与时俱进的渐进变革，并不会危及整个规范体系的稳定。每一次此类变革都只是局部的，人们只需要付出极低的学习成本就能掌握与适应;这是一种在高层次规范和价值框架内的制度变迁，并不会影响人们对主流规则的利用，符合制度经济学的所谓“路径依赖”原理。因此，行政规定实乃我国正式制度所安排的实现行政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契机，是因应行政调整对象的流变性而设置的具有自我反思功能的制度装置，是行政法治演进之制度创新的枢纽。

注释：

* 作者：陈骏业，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原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①“行政规定”一词用法最先来源于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本文取该法所用之本意，指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② 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对标题中使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行政规定”的文章做了检索，从1979年起到笔者检索日(2006-4-23)止，共有60篇，其中以监督控制为重点的占32篇，其余绝大多数基本上是研究行政规定的性质、法律地位、概念等的，从行政法治角度肯定行政规定积极作用的专门研究尚未看到。

③〔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④其实，成文法的不足，通过本来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也是很难消除的。我国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为名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明证。实际上，各地的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也制定了大量的用于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不能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但事实上却起着司法解释同等的作用。

⑤11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第326页，第326页。

⑥一种情况是立法机关在有关的领域没有立法，而由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这种行政法规、规章是用来代替法律的，在弊端上与法律同质;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细化法律，但在实践中，很多细化并不“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内容是对法律的重复、照抄。这恐怕也是缺乏、远离相关实践的一种无奈!

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⑨〔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⑩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314〔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第92页。

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6页。

1617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页以下，第594页。

18〔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19〔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1页。

20笔者将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定时所面临的理解的前结构、当下情景和未来达成行政目的应考虑因素的想象等统称为“现实情境”。不一定准确、恰当，但为叙述和行文方便而已。

21在不少西方人眼里，法官制定法规范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前联邦大法官霍姆斯先生曾言：“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法官必须而且确实立法，但他们只是在间隙中这样做”(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左：《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将其应用行政执法领域当无问题，同笔者在前文中论述的行政机关在面对具体事实时的创造性释法是一致的。在这里，笔者不只是指行政官员在具体案件中创设的规范可能影响今后的有关案件的处理，更是指对当下案件而言已起到的规范性作用。

2223242526参见〔德〕柯武刚等：《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共同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以下，第130页以下，第473页以下，第480页，第482页。

27考虑到行政规定制定机关为各级行政机关，其“政治权力”性质很淡，姑且将其称为“准外在行政制度”。

声乐艺考生一直以来是艺术考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数上占据了艺考生中的很大一部分,因此我们对声乐艺考生的关注尤为重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湖南音乐联考声乐曲目的规定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湖南音乐联考声乐曲目的规定全文如下：

摘要：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艺术类院校逐渐成为考生和家长热衷的报考对象。因此，音乐类艺术院校的音乐联考和相关专业的高考就成为广大考生关注的焦点。湖南教育考试院在2009年出版的《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音乐专业统考声乐考试规定曲目》一书，是针对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考试而特别编写的。规定曲目实施三年来，可以说有利有弊，本文主要就“声乐考试规定曲目”进行研究。

一、《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概况

湖南省音乐联考是湖南省统一举办的音乐人才选拔考试。其中声乐考生占据了极大一部分，因此，声乐考生对歌曲的选定是非常谨慎的。如今声乐考试曲目的参考用书数不胜数，声乐教材也一直在建设当中，难免会出现偏颇与不足，因此，联考声乐曲目的规定必须慎之又慎。2009年出版的《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它是由湖南教育主管部门委托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编订的，通过对“规定曲目”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一考试标准的出版不仅考虑了音乐专业院校的教学实际情况，而评分标准的规定和相关伴奏、素材的整理也有较为完整。因此，概观此书可以看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曲目涉及范围

从2010年开始，湖南省音乐专业统考中主专业为声乐的考生，其考试曲目必须在本书曲目中选定。而本书的曲目涉及范围也是极广的，既有中国经典的音乐曲目，也有外国音乐史上一些声乐作品，共88首，中国作品62首、外国作品26首，相对来说，中国作品的范围较广一点。而在内容方面包括了歌剧的选曲、民族、美声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外国艺术歌曲以及音乐剧选段，它要求演唱者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音乐素质，还要在演唱技术、歌曲情感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掌控能力。

(二) 声部类型与演唱提示

《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分为中国歌曲和外国歌曲两大类，编排上也有了新的变化，曲调的选择和演唱提示的撰入就体现了这一点。如“规定曲目”中《多情的土地》一曲后的演唱提示中写到：“《多情的土地》是一首男、女中、低音声部常用的抒情歌曲，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祖国故土的深深眷念之情。演唱这首歌曲，首先要表现好歌曲的内容和感情，不仅要在气息上多加练习，还要在声音力度的控制上多下功夫，此曲亦可用D调演唱。”从这首歌曲中不难看出，演唱提示的设置和声部类型的选择让学生对曲目的背景以及情感都有初步的了解，也让学生在考试时诠释、演唱时歌曲时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本书在编排上较为合理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此书是以中级歌曲和高级歌曲为主，初级歌曲是极少的，所以对于初级的考生来说，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曲目。因此，本书在难易程度的选择上还是需要调整的，照顾到普遍性与基础性，让广大学生都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的余地，也可以让那些较为拔尖的学生有更好的提拔空间、选择空间。

二、《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的基础性与指导性

音乐是以“美”为核心的一门学科，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标准的出台，我们应该对现在的音乐教育理念进行反思，改变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教育模式，实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由技能型向艺术型的转变。近几年我国对基础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扩大，但中小学的音乐教育的现状也直接影响了高校音乐的发展。而将高校音乐教材与中小学音乐教材进行融合，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关键就在于老师。要求不仅要掌握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把一些艺术性的元素融入到课本中去。因此，声乐教材中基础性和指导性的体现是极为必要的。

(一)“声乐规定曲目”的基础性

所谓音乐教材的基础性，是指除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以外，还要引导中小学生热爱音乐，主动学习音乐知识，使学生得到美的熏陶。也就是要将声乐教材里的曲目与中学音乐教材融合到一起，体现出声乐曲目的基础性，而“规定曲目”正体现了这一点。如高中一年级第一册第四单元第一课时的欣赏课中的《我和我的祖国》和《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要求学生聆听歌曲，并感受体验歌曲的音乐情绪，认识歌曲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内容，进而了解当代创作歌曲的特征，认识歌曲的题材及风格。声乐教材是需要和中小学的音乐教材相互渗透与融合的，“规定曲目”的出台就达到了这一点，它将这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基础性这一特征。

(二)“声乐规定曲目”的指导性

在我国参加艺术类院校的考生中，声乐专业的考生历来就是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因为声乐类考生的人数十分庞大，也由于声乐教学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度较高。在“规定曲目”中，编者主要从作品的国别进行了划分，这一划分虽然简单，没有根据音乐作品内在的特征展开确认，却也有利于教师展开教学和指导考生复习备考，从而也就体现出了“规定曲目”的指导性，指导学生对高考曲目有进一步的了解。

以“规定曲目”中《菩萨蛮?黄鹤楼》这首歌曲而言，教师在讲授这一歌曲之前，可根据“规定曲目”中的演唱提示进行解说与指导，让他们在头脑中建构起对曲目的完整认识，然后通过对乐章的分析，以逐步递进的方式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乐曲所蕴含的感情。这些提示与指导无疑正是帮助教师指导学生掌握相关演唱曲目的最佳捷径，不仅夯实了学生的专业基础，还引导了学生更好地去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声乐学习能力。

三、《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要具有规范性

(一)歌唱规范性的定义

“所谓规范性就是在特定歌唱种类中设定一种规格和标准，以分辨质量好、坏，水平高、低以及正确和错误。”而这一标准是要不断实践，不断磨合才能形成的。歌唱时首先应该要注重呼吸的运用，再者，是要注意歌曲情感的处理，最后，学生要对歌曲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歌唱不仅是声带、呼吸、情感的运用，更是歌唱者在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掌控，这样才能体现出歌唱的规范性，并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

(二)歌唱规范性与曲目的选择

在声乐的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敏锐的观察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明了的教学语言来激发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歌唱，所以，歌唱的规范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如“规定曲目”中的《求爱神给我安慰》是著名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经典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夫人的咏叹调唱段，在演唱技巧上来说，不管是从气息、咬字吐字等方面要求严格，还要对演唱技巧和力度上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还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正确的、规范的将曲目的基本内涵与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声乐曲目的正确选用，对歌唱的规范以及声乐教学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歌唱规范性的曲目训练

“歌唱作为一门艺术，它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以形成、发展一种自觉掌握歌唱规律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满足专业歌唱在表达思想感情和自如地运用声音技巧的各种需要。”由此可见，声乐曲目的训练对学生的歌唱能力的规范以及艺术表现力的培养都是相当重要的。针对学生的声音特点去进行曲目的训练，让学生既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又能帮助学生解决演唱训练时的难题，从而提高了歌唱的规范性，也体现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四、《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要具有地域民族性

我国民族声乐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富多彩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声乐艺术一直在不断发展与改变，不同地域的民歌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地域性与民族性。

(一)歌唱的民族地域性

歌唱中，民族地域性决定了歌唱曲目的地域风格。如“规定曲目”中陕北的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蒙古民歌《嘎达梅林》、《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新疆民歌《曲蔓地》，东北民歌《乌苏里船歌》等。但有关于湖南地域性民族的歌曲很少，既然是湖南的高考曲目，就应该加入一些具有湖南民族地域性色彩的歌曲，一是因为湖南的民族色彩极为丰富，可以让考生在演唱中突出湖南的地域民族性;二是湖南的民族音乐也会得到弘扬。所以，在演唱歌曲的同时，要注重歌唱的地域民族性，把不同地区的民族化风格做到较为全面的表达。

(二)曲目选择与歌唱的民族性表现

民族性是指语气、表演、风格、感情都深深根植在本民族的土壤中，具有浓郁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特色。而歌唱的民族性则表现在语言、歌唱表演、韵味、歌曲感情等方面。对曲目选择来说，既然“规定曲目”是湖南省的指定的高考曲目教材，就可以加入一些比如湖南花鼓戏、湖南民歌等地域性歌曲。湖南的民歌也在一步步成长，正因为有了一些外来因素的渗透，才使得湖南的民间歌曲声韵更有特色。

由于艺术院校的火爆招生，艺术类考生们也为了报考艺术院校和各个大学而前赴后继。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艺术类考生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同时也反映了家长和学生对艺术考试的重视与关注。《湖南音乐联考声乐规定曲目》一书，让更多的考生对音乐艺术联考有了大概的了解，并且此书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与指导性。但声乐教材难免存在偏颇与不足，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好的，它使音乐高考曲目得到了统一。但湖南音乐联考仍处于建设的阶段，会有很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我们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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