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西方音乐教育思想意义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和谐” 由 “和” 衍生而来。作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 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和谐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由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方式,所以,对于社会现象,人们常常使用同时代对自然世界的认知理念,或相应时代的技术的、物理的和生物的自然科学概念加以说明与应用。
在古希腊,与对大自然的认知一样,人们把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归因于君权神授,是不可改变的。这一时期,先哲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直观的、朴素的线性思维方式。虽然偶尔有一点系统思维的火花,但只是片段的、不自觉的。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古罗马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已经具备了一些系统思辨的色彩,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有所体现,但只是零星的、不自觉的。在对人性假设的认识上,奴隶还是被当做“牲口”来看待,其本质还是线性思维方式。
中世纪前后,一方面,人们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进展,要求解放生产力;而只有人性得到解放,才能使生产力真正得到解放。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使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有了许多进步。另一方面,当时的科学技术深受机械论的影响,西方社会对人的管理思想还是都基于一种“群氓”假设,使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还是具有深深的线性思维烙印。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种分析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忽略了实在的关系特征和整体性,把自然现象还原为机械运动,并试图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社会现象。如:17 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力图把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运动定律从力学移植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中。18 世纪,重农主义的绝对国家经济模型如同那时的机械装置[1]。在工业革命前后时期,出现了雇佣劳动与劳资关系问题。使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成为人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必须面对的课题。自此以后,复杂性思维方式逐渐融入到西方社会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之中。
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人文主义精神,对传统的人性论与封建专制提出挑战;而且,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引发了西方的宗教革命,出现了尊重人及关注人的福利的新教伦理。从这里开始,西方世界终于对人的复杂性有所认识。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质分别进行了剖析,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并在此墓础上说明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指明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价值取向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代理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工业文明的价值指针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以近代机械世界观及(人与自然)二元论为基础,自然与人(客体与主体)是对立的。在对待人与自然的问题上,浅层环境伦理观坚持二元论和机械论的观点,坚持“人类主宰自然”,而深层环境伦理观坚持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浅层环境伦理观认为大自然、生物只有工具价值,不具有内在价值,而深层环境伦理观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物物种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浅层环境伦理观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是依靠技术,在不触动人类的价值理念、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技术进步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而深层环境伦理观则主张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是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危机,人类只有确立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观念下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
环境伦理学不同伦理观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作为其表现形式是人类道德共同体范围不断得到扩展。以动物权利/解放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和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从动物扩展到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在伦理上扩大了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展到自然界,人、地球上其它生物和整个自然界成为新的道德共同体”欧既,。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随着人类的生态环境理论和实践不断提高。
浏览量:5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伦理背景。
关键词:市场经济;新教改革;功利主义
无论从中国的孔孟,还是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然而,假若单纯地追溯“经济伦理”这一名词的历史,则会发现它首次出现在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书中写到:“17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韦伯书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与我们现代所言的市场经济伦理并非同一个概念,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渊源。市场经济伦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最初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因此,追溯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必然追溯到市场经济产生的背景和西方资本主义生成的背景。由此,人们在寻寻觅觅、多方论证的基础上认定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滥觞。周中之教授在他与高惠珠合著的《经济伦理学》中就认为:“现代经济伦理学思想的发端可追溯到18世纪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_2斯密“充分肯定人对正当自利的追求”,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互利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而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际出现在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提出之前大约200年。那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期。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此,让我们摈弃斯密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翻开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寻求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他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复杂性。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16、17世纪在英国、荷兰、法国等经济发达地区兴起而后几乎传遍整个西欧的新教改革之所以触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宗教改革也并非只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它对政治、市场经济及其经济伦理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说明新教改革这一宗教背景为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宗教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首先,新教宣称只信仰上帝,认为上帝与教会不是等同的概念。传统基督教认为教会是上帝与人之问的中介,人们只有通过教会才能接近上帝。因此,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具有绝对权威,不仅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采取愚民政策限制一般世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规范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竭力杜绝与宗教教义不相容的思想与行为。但到了16世纪,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改革兴起。新教拒不承认一向被推崇为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的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最高权威,人只要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能得到神的启示。由此,新教将上帝与教会分开,虽然仍要人们信仰上帝,但已摆脱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神权统治时期教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
其次,新教肯定了从事物质生产的世俗活动的道德意义。新教教义的核心即“天职”观念,提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用修道的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要人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而“一项职业有用与否,因而它受上帝的青睐与否,主要从道德角度衡量,因而也就是从这项职业所产生的物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的角度衡量。”
第三,新教并不排斥对财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基督教要求人们安于贫困,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认为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追求财富会使人陷入贪婪的境地。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商人则因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而新教认为“假如上帝为他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一个忠实的信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J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基督教伦理中解放出来,同时对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由此,一方面,新教改革客观上缓解了宗教对人们追求利益的精神约束与伦理压力;另一方面,新教伦理的这种天职观念曾一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伦理孕育与发展的土壤。在欧洲,市场经济从萌芽到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经历了几个世纪。由于欧洲封建社会实行分封制,国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庄园。庄园经济是互相隔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内,贵族领主对隶农们具有经济、政治、司法等一系列权利,而隶农们则在各个方面依附于贵族领主。因此,一个个庄园俨然是一个个小王国,各庄园主依靠自己拥有的土地割据为政使王权削弱。
逐渐地,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些游离于庄园之外的人。比如在饥荒或战争期间离开故乡谋生的人,或者庄园不能再提供给土地的那些有过多子女的隶农的次子、幼子们。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离开庄园后,以做一些手工制品出售给附近的居民们为生。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商业活动,根据需要,从—个地方把粮食等物贩卖到另—个地方。他们往往会在平常来往人流较多的地方进行着一次性交易。由此,作为现代市场最早雏形的集市得以逐渐发展起来。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在集市地点或附近开始有—批长住的居民,他们沿道路修建房屋店铺,夹道的房屋为来往商旅行人提供饮食住宿等相应的服务,具有_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形成了。丽社区一旦形成,居民们为了自身的防御需要,就会建造城墙以保卫自己。于是,商业城市逐渐出现。新兴商业城市则利用自己手中积累的货币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军队,并通过战争或通过同封建主进行谈判以赎买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或争取得到独立的地位。“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城市不过是这块版图上的若干个点……全国广大地区仍被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割据着。乡村表现为‘面’、‘点’与‘点’、‘点’与‘面’的贸易还受到限制。”为实现贸易自由,城市力量支持王权夺权成功,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
l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工厂制和手工工厂制,使商品生产在西欧逐渐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到了18世纪整个欧洲已进人商业的世纪,商品市场在各国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互利的经济交换关系决定了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伦理关系的产生,这种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反射到人的意识中便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互利等为内容的市场经济伦理观念。
新兴城市力量支持王权消灭了封建主割据之后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民族国家相继诞生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既需要资产阶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又要建立自己在国内的专制统治,要求资产阶级对自己俯首帖耳,任自己拿走很大比例的财富。所以,此时国内市场虽然统一了,但城市的自治权不复存在。城市为斗争的需要而凝聚市民力量已不再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有权势的富人与上层人物不再有意模糊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从一般市民中分离出来,他们不满足王权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不愿再忍受国王政权凌驾于自己之上,对自己诸多限制、诸多干预,要谋求政治上的充分权利。16世纪后期荷兰资产阶级通过武力斗争的方式推翻了西班牙国王在荷兰境内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7世纪后期、l8世纪后期,英国、法国先后成立资产阶级政权。到了19世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理所当然地要保障商品经济关系的运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建立起市场经济伦理体系。
从伦理学史看,中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西欧)以基督教伦理学占统治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认为天国和尘世是对立的,主张上帝是道德的源泉和标准,而尘世的一切都是罪恶的.据此提出服从上帝,抛弃现世的禁欲主义原则和规范。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托马斯·阿奎那则贬低和抑制个人的利益和自由。长期的人性压抑伴随着中世纪走过漫漫长路终于迎来了人性解放的时代。当中世纪末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文主义者把个人主义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强调个人的至上性,批判禁欲主义,宣扬感性幸福的享乐主义。人文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伦理体系,但已为对中世纪的伦理思想的批判理清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随后,当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逐渐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从l7世纪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到l8世纪的爱尔维修、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到l9世纪的边沁、穆勒,古典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古典功利主义根据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重新调整或制定社会道德原则,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来论证道德的基础,认为凡是能带来快乐的就是善的、道德的,凡是带来痛苦的就是恶的、不道德的;快乐与痛苦两种力量决定人们的行为;功利是善恶的标准;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方面论证了人追求自利的道德正当性,另一方面试图论证利己、利他及利公关系上的统一性,认为利己行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利他、利公性质,强调社会利益是最大功利。
然而社会利益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很难依靠个人的力量掌握。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确是如此。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总是较容易将利已作为自己行为的最大功利原则。各种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却一直不能杜绝。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生成的道德原则已被人们泛化到社会非经济领域。经济伦理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因此,理清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发生与发展的脉络,将有利于经济伦理问题更好地解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 严复;家庭伦理;积极性;保守性;现代意义
论文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以进化论为指导,融会中西,形成了与古代不同的家庭伦理思想。他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教育。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既具有开新的特点,又打上了传统封建伦理深深的烙印。批判地继承这一思想,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建设。
论文正文:
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讲学等形式,宣传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以求中华民族的革新图强,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变革时代的特征,既具有批判、启蒙和开新的特点,又留下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总的说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中西兼容,以新式思想为主。具体而言,可以把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概括如下。
(一)提倡婚姻自由
首先,严复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说:“匹合之制所以最善者,以其最便家庭教育之故,故吾国多妻之制,往往为新学家所深垢。”批判中国当时有钱人和贵族的一夫多妻现象。其次,反对早婚,主张晚婚。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曾说:“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把早婚提到导致国家落后的高度,虽有夸张的成分,或者说严复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但他的确指出了早婚的危害性。并且,严复还讲了反对早婚的理由。“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认为比较适宜的结婚年龄是男子三十岁和女子二十岁。再次,严复主张满汉通婚。他认识到满、汉两族各有优点,通婚则可以取长补短。如果继续实行满汉禁婚,则对满人最为不利。最后,严复反对封建婚姻中的门户观念。他说:“故无论复之嫁女娶妇,固不论财。”可见,严复在子女的婚姻上没有传统的门当户对、嫌穷爱富的思想。这对于上流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联姻”、“经济联姻”是一大挑战。另外,严复还主张婚姻自主。他说:“昏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模式的叛逆,具有启蒙意义。严复还认识到青年人经济上的独立对婚姻自主的重要作用。他说:“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如此而日自由结婚,不待父母之命,庸有当乎?庸有当乎?”
(二)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严复形象深刻地描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悲惨遭遇。他说:“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控诉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是中国礼俗中对民力贻害最深的两件事。他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人为设置,并非天然形成的。“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他还指出了妇女自立的途径。“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灼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并且,他特别强调读书和参与社会实践对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严复认为,妇女自强有利于国家强盛。“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这一认识可谓很有远见。严复不仅指出男女的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束缚,而且,还认识到经济上不平等,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是根本原因。他说:“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女子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则她们在人身、人格等方面不可能真正独立,必然处于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女子参与劳动,取得经济收人不仅有利于妇女解放,而且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说:“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他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他家乡30年前盛行的溺女之风,并大声疾呼:“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可见,严复一方面强调亲子之情,另一方面反对重男轻女,女孩应该同男孩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和呵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较早地认识到了妇女参政的重要性。他说:“吾国近十余年来,始有男女平权之说,浸假言自由婚姻矣,至于今则言女子参政权矣,此其为是为否,哲家不敢轻下断言,但就事实上之实验,科学上之研究,有可言者,请为诸公更一及之。”最后,严复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符合社会进化的法则。“既言男女婚配之进化,则女子地位关于社会进化者亦有可得而言。”
(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父子亲情
他指出:“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髦奎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严复的家教思想中重“孝”。在他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一封家书中说:“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问其母,此儿真不孝也。”在写给女儿严殡和严谬的信中夸奖她们能勤学写信,鼓励她们经常写信给他。由此可见,严复非常注重与子女间的沟通和了解,注重亲情的培养。他不仅深爱着自己的亲生儿女,而且怜爱亲属中的其他晚辈。这一点从他写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可见一斑。“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吾甥当善体此意,以慰老人,切切!”另外,严复还教导子女要赡养父母,使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子女有所成就,父母也引以为荣。尽管世界进化、前进,但“孝”的思想不可丢弃。“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严复认为子“孝’,并不是片面的,他还高度赞扬母慈的伟大。“慈母之于子也,幼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
(四)阐述了兄弟姐妹相处的原则,要求儿女之间要重视姊妹亲情
首先,兄姐要关心、疼爱弟妹。在写给次女严谬的信中他说:“小弟弟不赖学否?不好哭吵要东西吃否?汝是姐姐,须得疼他,他自然不同你淘气了。”其次,长子拥有严父一般的权威,弟妹要敬重长兄。他是这样说的:“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虽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严复在这里所强调的长兄的权威是建立在亲情互爱基础之上的,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嫡长子继承制中的长子所拥有的那份权威和独尊地位。另外,严复还强调在姻埋姑嫂的关系中,长嫂应贤淑大度,发挥表率作用。“人家有大小,有灿理,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
(五)重视教育,提倡科学的生育观
他在谈到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时指出:“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 ”说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视生育,但不重视教育。严复认为父母当用“善”来教育子女。“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文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严复还认识到教育是提高女子地位,改善女子生活,解决女性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他说:“姑(故)女子教育,所不可不巫者,一曰妃(配)偶关系,二日遗传关系,而最后则有生计关系。”严复主张优生,用遗传学和进化论思想来解释优生的道理,希望以此来改进国民的素质。他说:“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并且,严复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只重视生育的数量,而不重视生育的质量。“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长成,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巫巫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由此可见,经济贫困与生育质量低下已进人恶性循环的矛盾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极度贫穷和人民意识不觉醒的社会现实。
(六)对西方家庭伦理思想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倡导有取舍的吸收
他说:“即在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而自由结婚之余,亦未尽离苦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可见严复看到了西方社会婚姻自由的一些负面影响,对独身主义和轻易离婚持否定态度。另外,对盲目崇外、心醉欧风的不良社会风气严复提出了批评。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可取之处严复持肯定态度,提倡继承。而对只注重感官肉欲的不负责任的爱情婚姻观提出批评。他如此说道:“又睹东西之俗,通脱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知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妻,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肉欲而外,羌无目的之存,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惊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
二、正和其他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严复自小熟读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又有着保守性和批判不彻底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片面之处
如严复认为,为人太太的天职是:“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他认为在新式人物中这种美德已荡然无存。“承先持门户教子孙为第一要义,此之美德,岂是新人物中可求?‑”他还认为“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与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认识到,男女因生理方面的区别,因此分工有所不同。“故女子以生生为天职,其力以储能为多;而男子之力见于事功,固多效实。”认为女子的天职就是生育,对女子在参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起作用认识不足。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显然,严复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二)在爱情婚姻观上尽管与前人相比有较大突破,但受传统影响依然存在
在他晚年所作的《读经当积极提倡》演讲稿中倡导隆古教化、纲纪不变。他说:“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 ”他还说:“今日吾国所谓女权,无非与男子争权。既与男子争权,则不得不过于智育,过于智育,则女性必衰。女性之衰非他,一曰不事嫁娶,二日不愿生育,此欧、美之已事。”把争取女权仅仅看作与男子争权,反映出严复的矛盾心理。女权解放运动主要是指让女子从男尊女卑、受歧视、受压迫的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中解脱出来。与不事嫁娶、不愿生育并无必然联系。严复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问题时,这一保守心理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洛生提出先与他的女儿相处,看彼此是否情投意合,然后再决定是否婚约。严复的回答是:“告以不能。”而且把青年男女为婚姻自由而私自出走视为一大罪过。他说:“故务弱其民,男秉义程,女守洁清,而寄毅逃嫁,皆大罪矣。”
(三)家教思想中尚有一些世俗的内容
如他教导长子严豫说:“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件俗。”要求儿子不要像他那样为无谓而怜俗,对社会宜采用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一点仅就家庭教育而言并无可厚非,但鉴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其世俗和保守的一面也清晰可见。
(四)始终没有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女性人格独立的束缚作用
通过分析他生前的著作和他给亲友的书信,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了经济落后和教育不发达是社会腐朽、人民素质低下的原因。主张走教育救国的改良道路,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其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体现。如他在《拟上皇帝书》中说:“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逾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谓[为]过矣。”虽然有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祖宗之法的要求,但对涉及根本的封建政治制度“祖、父之道”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办法。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以上大致勾勒出严复家庭伦理的正反两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思想中既有积极探索、以求变革、突破xxx成规的可取之处,又有相对保守、谨小慎微的矛盾特点。这既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也根源于阶级立场的狭隘性。这一点对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不能苛求。严复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家庭伦理遗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既大胆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内容,又勇于批判其中封建性的残余,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家庭美德。
(一)严复的家庭伦理中注重亲情和弘扬“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
据报道,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 67亿,占总人口的12. 5%。与上年度相比,老年人口增加725万,老年人口比重增加0. 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10年来,我国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2009年,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00万左右。在我国人口老年化和高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今天,弘扬“孝”道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家庭作为个人生活、休息、娱乐的场所,对处于激烈竞争和急剧变动状态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和谐安宁、充满亲情、幸福美满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消除人的疲劳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当然,美好的亲情关系不仅需要全体家庭成员精心的培养和细心的呵护,而且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共同目标才能得以维持。子女对父母的关心和孝敬是培养亲情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部分年青人不养老、不敬老的行为,不仅是对亲情的践踏和伤害,而且毒害了社会风气。
(二)严复认为对待爱情婚姻应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借鉴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格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爱情既是神圣高尚的,又是纯洁无瑕的。它应是婚姻的惟一基础,对待爱情和婚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尤为必要。应该说当今的大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是持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只图一时新鲜,违背了爱情的初衷。比如大学生中就比较流行“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的观点,甚至有些人把恋爱视为一种时尚追逐,把拥有男友女友当成一种装饰,就像脖子上的项链,成了炫耀的资本,缺乏理性思考。正如有学者指出,恋爱与婚姻虽然不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却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丰富的生活内涵和文化外延,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社会定格和个体质量。因此,青年人在婚恋生活中不仅仅局限于跟着感觉走,还应当进一步通过对爱的思考去增强自身爱的行动自觉性和科学性,从而消除自发性和盲目性。
(三)摈弃严复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片面认识,提倡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严复在女性社会地位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也曾正确地指出,平等并不是抹煞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夫精神本于体力,而女子体力,以经数舍逊于男子,此学者所共识。”今天所强调的平等主要是人格独立和权益平等。现在有些单位在招工时或提出特别要求或提高标准不愿录用女工。因为我国人口太多,为减轻就业压力,有些人甚至提出让女性回到家庭中去。这些是明显不合理、不可取的,是男女不平等思想的表现。在农村地区,生育观上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比较普遍,为了生男孩,在怀孕时查出是女孩,采用堕胎的办法也时常出现。当然,封建家庭伦理思想的遗留远不止这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严复主张树立科学的生育观,有利于顺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我国由于实行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质量普遍提高。但是,每年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畸形和弱智儿童出生,优生、优育的观念有待进一步普及。有些人还抱着多子多福的思想。未来的竞争必定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现代家庭应重视对子女的全面教育,为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腾飞培养优秀的人才资源。
(五)学习严复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进行重大革新的做法,我们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建设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这使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传统的家庭道德正在解体,现代家庭道德尚未形成,后现代家庭道德又滋生和蔓延开来。l我们只能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而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对今天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比如家庭功能进一步社会化,人员流动异常频繁等,要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以有利于家庭形态、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本身的生成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相关论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全文如下: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
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
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
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毛泽东思想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群众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三个世界的划分"、"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全文如下:
【摘 要】文章阐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构性出发,详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情下相同的价值导向性,从求同存异的角度阐述不同的思想架构对不同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下国家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同构性;指导意义
Abstract :paper describes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From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isomorphism departur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same value-oriented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different ideological framework set for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grou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of Mao Zedong Thought; isomorphic; guidance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思想方面的导向著作,一般认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甚至有一部分学着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已然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而文章所要说明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构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实际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方面不同的思考主要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前期和后期的对社会形态的影响。在正视历史方面我们都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方面的探索性改进有一定的弊病,但是着同样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多了积极地经验。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肯定毛泽东思想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不同革命斗争形势和不同社会形态下,我们需要走更符合自己的道路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层面很好的解决了我国发展中理想形态的模型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做法,所以在哲学层面毛泽东思想所起到的指导意义是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的。
不只是国家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我们都会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简单的摒弃理想或者无视现实都是错误的做法。毛泽东思想的在我国的社会形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建国之初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对于建设富强民主的共和国,具有广泛的积极性,文化领域也百花齐放,出现了不少思想转变的代表性作品,那就是从哲学层面的现实与理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现实的不断努力来实现理想的社会形态。而毛泽东思想无疑是这一理念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重要指导。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从现实出发解读了国家建设方面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过国情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也是众多社会领域研究学者所肯定的。但是怎样去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情下的延伸和发展就成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和示范。这就从本质上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将两者相结合去互相映证而非简单的对立。
当我们以这种互相映证的眼光去看待两者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毛泽东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共同点,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国情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占有如此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又互相独立的原因,在思想层面的启发和现实实践中的实施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现实指导意义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有以下特点:(1)毛泽东思想是立足中国本土民族意识的一种思想理论;(2)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考虑革命斗争和发展建设问题;(3)毛泽东思想对基于中国社会形态和人民思想层面更深入的认识;(4)毛泽东思想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发展制定的思想路线;(5)毛泽东思想是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思想指导。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国情的现实指导意义要远大于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源于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国情、民情、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体制、历史发展趋势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未来进行了指导和规划。毛泽东思想除了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有诸多影响之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文化宣传、生产制造、经济体制的建设、文艺曲艺的创作等方方面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思想层面而言,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从现实存在的意义出发来纠正一部分不良风气。例如在解放初期的言论、思想、科学等层面的欠缺都是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广大人民受到剥削和压迫,没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立足本国的发展需要,从思想层面指导各界、各阶层中国民众进行自身的反省和探索,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涌现了一大批反应劳动人民生活、工作以及人民生活意识形态的文学、绘画、戏曲、歌曲等文化作品。
从而由优秀的文化宣传、文艺活动、文学著作等多种形式引导中国国民的意识形态开始进入到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探索阶段;让更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和实践自身的价值;让实践、发展、探索、务实等思想成为民族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新中国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不断拼搏。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以我国国情为根本的基础上,指导我们进行生产、生活乃至指导我们形成正确、健康的意识形态。让我们从自身的出发认识自己的不足和找寻自身的发展出路,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实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雏形。让我们在发展中不断的进行自我的修正。毛泽东思想的贯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方方面都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多方面事业的蓬勃发展成果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国情下深刻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更加灵活、深刻的贯彻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黄远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思想家,他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的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实践家之一,被称为“报界之奇才”,他的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新闻思想,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所写的大量的新闻通讯、报刊争论以及他提出的办报理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远生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著名记者,是我国新闻事业勇敢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而闻名于世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选生的记者生涯是从民国元年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名声远扬,当年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中就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其中第一人就是他。由于黄远生本人身居高职,留过学,了解国内外的情势,以致于写的文章比一般记者要略胜一筹,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只三四年,但在新闻界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他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曾先后为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上海的《东方日报》、《时报》、《申报》和北京的《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担任特约通讯员为他们采访供稿,还常常在《东方杂志》、《论衡》、《庸言》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亲切自然、真实可信、有条有理,与当时杂乱无章的议论、激烈攻击谩骂的政党报纸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他之前,维新改良派在办报思想上一直秉承梁启超的观点,即认为报纸是“去塞求通”的工具,其作用不外是“宣上德”、“达下情”、“知中外”而已。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本报之新生命》、《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一、新闻报道及评论
第一,主持公理,认为新闻记者应有“良心”应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少年中国之自由》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之舆论,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第二,在新闻报道上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对自己的办报方针作过这样的表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二、记者的素质
他在《忏悔录》中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三、“新闻通讯”文体—黄远生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
黄远生在民初开创了以内容深、文风新的“新闻通讯”文体而负盛名。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一是:多独家新闻,一手材料,重大政治内容。抓独家重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追求,多苦于难以捕捉,而黄远生是捕捉的高手。他所写的通讯大多是关于国家政治、外交、财政方面重大内容的报道。由于他学贯中西,中过进士,留过学,又曾涉足宦海,人生经历丰富,对国际时事、国内政界情况非常熟悉,使他在民国总统、内阁、各部总长及党政要员之间交游肆应,周旋自如,了解重大政治动向、官场内幕消息特别灵通,常常能采访到他人采访不到的独家重大新闻,并通过他深邃的思考、敏锐的观察、如椽的妙笔反映出来,将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告之世人。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二是:针砭时政,辛锐深刻,淋漓尽致。黄远生满怀爱国热忱,对民初窃国弄权的袁世凯及其一帮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附庸深恶痛绝,以犀利之笔写下大量辛辣尖锐的通讯,针砭时政,淋漓尽致,毫不留情。他认为民初的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另一方面,他的笔下有人民的血泪,有他发自肺腑的呐喊。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屈辱条约时,黄远生在《新闻日记》里一一记录他深刻的爱憎。1915年8月7日,他写道:“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巨痛深。”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点之三是:幽隐毕达,入木三分,词兼庄谐,文采夺人。黄远生的通讯所以能饮誉不衰,还因为他那匪人所及的妙笔。正如邹韬奋所说“写得实在好。”语言文字的驾驭有其极富个性的独特魅力。状物叙人,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描绘细节,则须发毕现,幽隐毕达;解说评判,又亦庄亦谐,议论风生。其笔酣墨饱的通讯,常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且信手拈来,妙语天成。
如果说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办报方针表现了他对新闻传播的功能及舆论机关的使命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在新闻记者的素养方面则有更卓越的贡献,对当今社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黄远生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完全符合新闻采访客观规律的所谓“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黄远生认为,“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我们从他的新闻实践中,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而且具备这方面的种种素养。这种种素养在他身上的表现首先是深入实际,其次是在调查中处处作到细致,周到、严密和认真。他的好友林志钧说,黄远生写新闻通讯,“所费力的”就是到处“一一收集材料”,而且这材料要求都是第一手的,即“直接由本人得来的”。尽管这样,他还不满足,还要“和事主对证明白”。黄远生反对只凭道听途说去写文章、搞报道,他在《最近之北京》一文中,曾批评有些“新闻家以耳当目”,凭听来的消息就以讹传讹地去写文章,结果闹出不少的笑话。他写文章,总是走出去,到实际中去作深入的调查。如他写的通讯《历历伤心录》,从“ 蒙古近状”到“中俄交涉”,最后分析“借款关系”,全是用他调查收集来的事实,读者读后都很信服。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脑筋能想”的结果。
“四能”中的第二能—腿脚能奔走,更是一个做记者的基本条件。黄远生对“能奔走”的解释是“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他本人交际甚广,家中常是客人不断,方方面面的友人,言谈之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和材料。以时访接,他更是得心应手,“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弗届。寻常所不能见之人,亦不得要领者,远生必有素焉,使之不能拒绝”。
“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远生对“耳能听”即记者三能的阐述。黄远生就很善于从听来的消息中透过现象抓实质,“由显达隐”地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如看完题为《库伦独立后之外交》的通讯,黄远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库伦独立后,俄国国家及国民种种活动,汇而记之,不仅是以识外事,即将来中俄交涉果之几微,亦在此矣”。事实证明,中俄交涉之结果,正如黄远生的预见。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善于“听”。黄远生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手能写”是黄远生主张的作为记者应当具备的一能。何谓能写,“刻画叙述,不盘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这是黄远生对“能写”而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刻画一个人,形象逼真,“须眉毕现”,叙述一件事,如临其境,很有现场感。翻开黄远生的通讯,可以说随处可见其高超的文字表达六。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从采访到写作的业务的客观规律。这一见解不仅是在当时,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记者素质的培养,记者能力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作为一个著名的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黄远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总结和探讨他的新闻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将他的新闻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学习他作为新闻人高超的工作能力和公正不阿的品质。黄远生丰富的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光辉典范。
黄远生是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其新闻传播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影响。作为一名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记者素养、报纸作用与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五要素实践性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德化的一个书香世家。黄远生是我国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黄远生早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从1912年开始记者生涯,至1915年被暗杀,从事新闻业不过短短数载,但却参与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月刊,并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后被其好友整理收录在《远生遗著》中。
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报界的传奇人物,后人对于黄远生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大量的研究都停留在对其“民初著名记者”“报界奇才”“通讯界大师”的身份评述以及他的采访能力和“四能”专长的介绍上。即使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也常囿于已有的范式与研究基础中,仅仅对其部分思想进行介绍,而没有系统地、逻辑地归纳与评析。
同时,在研究素材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者也主要以《远生遗著》与以往的研究论文为参考,忽略了黄远生主编的《少年中国》和《庸言》刊物,造成了研究结论的重复性。
黄远生的职业身份主要是一名新闻采写记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人。他虽然创办和主编了两本刊物,但是时间都非常短暂。黄远生在从事新闻业的短暂时间中,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依然是投入在新闻采写上。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不像王韬、张季鸾等报人一样系统,但却具有十足的实践性。这也是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个巨大特点。他将自身对新闻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总结融入到了个人的新闻传播思想中。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将从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对黄远生的实践性新闻传播思想展开新的探讨。
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五要素”都十分熟悉。“新闻五要素”要求一篇新闻报道要讲清楚“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既然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本文试图借助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新闻五要素作为框架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新闻生产过程中,“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便是记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报刊的办报目的,进行的新闻报道。因此,本文着重探究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何人”记者素养、“何因”办报目的与“何事”报道特征。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此处不做探讨。
一、“何人”:记者素养
记者作为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记者的素养对于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高素质的记者在新闻生产还未开始前,便能够把握住大方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能够精细采访与写作,在新闻生产结束后,能够反思过程利弊。
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提出新闻记者应具备的素质。“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调查研究中有种种素养,是为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如此看来,脑筋能想的记者在平时便有许多新闻想法与创意,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与他人不同。在新闻采访开始前,记者便有诸多想法,而采访时也能够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与观点。为了采访到最详实最准确的新闻素材,记者要能奔走,要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要擅于东奔西走挖掘事实真相。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采访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更不能获得实地采访得到的信息。好记者要擅于倾听,并且要擅于触类旁通,由此知彼,但不能道听途说,面壁撰文,而要以事实为基础,擅于动脑筋。当把以上3点都做到后,记者还要精于写作,要能用练达精简但却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新闻真相表达出来。
唯有做到如此,才能称得上一位好记者。而好记者是新闻生产的基础,更是新闻生产的决定者之一。没有好记者,哪来好文章?哪来新闻生产呢?
二、“何因”:办报目的
办报目的,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因”,即记者写新闻报道从事新闻活动的原因。办报目的,同时又可理解为报纸要实现的功能和任务。在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办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报纸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和任务呢?
1.督责当权者
对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黄远生一直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对其督责。他对袁世凯窃权专制禁锢言论严加抨击,指出前清时记者尚可“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而袁之专权“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而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认为对总统的督责需要报刊和国人一同努力。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这样说到:“故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其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
但报刊所应监督的,不止总统一人,只要是当权者,均在监督的范围之内。“本报发愤立愿,将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所注目者,绝非袁总统一人。”
2.为“民生社会请命”
黄远生认为除了督责当权者,报纸还要为民生说话。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钟犹有再兴之日”。报纸作为舆论机关,不仅要和百姓一起监督政府,揭露政府的丑恶一面,还要替百姓考虑,帮助百姓大声疾呼,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报刊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中这掷地有声的探问,道出了当时社会报刊为权贵呼号的社会现实。黄远生誓为“民生社会请命”,不畏权贵。
向上督责当权者,向下为“民生社会请命”,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办报目的。
三、“何事”:报道特征
记者为了督责当权者和为“民生社会请命”,进行新闻报道,这便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事”。黄远生对于新闻报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实践。
1.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
在《本报之新生命》中,黄远生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过去的文章多含有作者的主观态度,而少有客观的叙述。黄远生认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不应加入作者不能确定的任意而言的观点。对于一切事物,如要发表评论与主张,也要是真实全面的观点,并且不能够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盲目排斥其他主张。
在当时社会,新闻报道的不正之风盛行,能在环境压力之下提出这种观点实属不易。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说“以今日大势,固已指导吾人趋于研究讨论之途,决不许吾人逞臆悬谈腾其口说故也。”他反对一些记者以闻传闻,道听途说写报道,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的现象。他对报道及评论的真实性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自己十分重视跟踪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
2.通讯见长
黄远生是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其“远生通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明国初期以前,著名报人多以政论见长,而黄远生则开创通讯局面之先河。由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内容简单不足以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他便在大量的新闻事实采写基础上,将更多内容写到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比消息更加详实丰富、生动有力的报道文体,后发展成为当今的通讯文体。黄天鹏在《新闻文学概论》中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崛起而为通信界之大师”。
黄远生对于通讯文体的贡献,可见其新闻传播思想中极强的实践部分。
四、结语
黄远生作为一名职业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本文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何人”记者素养、“何因”报纸作用与“何事”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究与梳理评析,发现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黄远生.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远生.本报之新生命[N].庸言,1914-2-15.
[4]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M].//黄远生.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7
[5]邦梁.试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J].试听纵横,2006,(01):115.
[6]宋三平.论黄远生新闻思想的内在逻辑[J].南昌大学学报,2012,43(06):120.
[7]张洁.新闻职业化的萌芽――重读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J].新闻大学,2006,(89):28.
[8]高坡.黄远生新闻思想探析[J].盐城师专学报,1998,(02):94.
[9]李晨光.民初记者黄远生研究综述[J].媒介纵横,2013,(07):223.
[10]雷素云.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4(20):110.
[11]宋三平.从《庸言》看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J].中国出版社,2010.54.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一、引 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 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这是黄远生对“必杀之人”的一种假设,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幕、为人民讲话。
(三)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
黄远生强调办报要对当政者进行监督,这是为他所主张的新闻媒介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使命观服务的。他继续记者应该“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与皇亲国戚,监督那些最有权力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重点说了对袁世凯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说:“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1]”“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持论或有偏激,宗旨决不少变者也。[1]”
三、用新闻实践去阐释“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观
新闻事业活动首先是以通过这一活动所解决的使命和任务为特征[3]。新闻事业活动从使命观的确立开始,通过新闻实践去实现预期的结果。黄远生在他的新闻事业活动,以自己的新闻实践诠释“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
(一)忧国忧民,悲观“社会”,同情“民众”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绝境,整个社会充满凄楚与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远生忧国忧民,他以一名新闻记者特有的体会和观察,用大量的通讯、政论文章为社会立言、为民奔走呼号,对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悲观,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疾苦充满同情。 俄蒙协约,西藏问题,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等很是触动黄远生的悲观情绪。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屈辱条约,远生很悲愤,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日本无理要求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方报纸的舆论,谈判中的各种动向,他都写在《新闻日记》里,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写道:
“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已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钜痛深。”
“余坚询一外交官,以最后办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谓城下之盟,或尚可说。以外交官而让步至现今程度,岂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国民若无自觉心,则此后之危险何可言状,言时泪下。[4]”当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凯政府尚在开会商议,痛呼道:“此时——,此时,——方在会议之中,——呜呼!吾国之命运系于此时。[4]”
黄远生在他的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虽不多,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见一幕幕外国侵略者凶残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奔走呼号而大鸣不平。
黄远生曾描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残一幕,一天,大雨,一对洋人分别坐在两辆洋车上,其中一辆上载得有他们的爱狗。突然车翻倒,狗的头被压碎,这对洋夫妇按住车夫的颈子用鞭子一阵乱打,车夫被活活打死,这对夫妇洋洋洒洒抱着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讳,指斥权贵,为民发言
黄远生力主办报要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来,时刻不忘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所写的政论和通信,不管是总统,还是各级各类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讳。
黄远生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如中央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5]”。对袁世凯这一最有权力者,他也常常批评和指斥,为民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他说:“袁总统自受任以来,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6]”他批评袁世凯只能扶植个人的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的权力等。民国二年,面对全国政局的险恶,他批评袁世凯道:“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5]”黄远生对袁世凯的批评可谓是十分尖锐。
四、小 结
黄远生以“为社会民生请命”为他新闻业的出发点,又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很好地阐释了“为社会民生请命”这一媒介使命观。首先,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会效益。他认为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应,无论正负,皆不能不名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具有“真平民”意识。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体现的是“平民”观念,新闻实践是为“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的国民真正奔走呐喊。再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突出公共属性。黄远生认为,新闻媒介“为谁服务、代表什么人讲话”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媒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大多数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参考文献:
[1]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 (苏)E·普罗霍罗夫等.新闻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 黄远生.新闻日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四)[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5] 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J].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6] 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黄远生.政局之险恶[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何具有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经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不会完全因时而变,因时而废,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因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切合当今时代主题的特点。
第三,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动荡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威胁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
我们常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欣慰,但由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思想中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内容,就很难说完全与当今时代背离,毫无当代价值可言。 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应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
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兴起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
思想先导.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实现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今后新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摘 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十八大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
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十八大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十八大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9.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72 -298.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人民出版社,1981.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5]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p#副标题#e#
【摘 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关键字】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创造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定义亦可以知道: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这5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极具创新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除了极具创新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具有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认识和指导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军事领域矛盾运动普遍规律、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规律的理论体现,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第一,提出了战争的科学定义。德国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虽表述了战争的基本特点,但没有明确战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分析研究了战争与生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进一步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他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精辟的阐述不仅阐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生产方式、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指出霸权主义也酝酿着战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扩张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这就在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比前人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但未能揭示战争真正的政治本质和从经济上揭示战争的根本动因。列宁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由于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
第三,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特点。
第四,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革命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在阶级社会中,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根本消灭战争。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的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去战胜、消灭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以后军队建设指明了道路:
首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问题,使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强大有力、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明确地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概括为主要是一个战斗队,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把人民军队的任务、命运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军队的任务上划清了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严明界线。
再次,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它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杜绝军阀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维护军队团结统一的根本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个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体现。
最后,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在军队建设上重点突出了政治建军的内容,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确立了我军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和行动准则,提供了我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并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创新思维,启迪人民智慧极具影响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毛泽东是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池野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导致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长期以来为世界军事界所关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
在当代新形势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我军的全面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并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应运而生,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当今中国,国情、军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新形势下我军的建设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方法和制度,为新形势下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指导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持续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惠才.日本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几个特点[J].党史通讯,1986,(12).
[11]《毛泽东思想概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再确立及其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全党的力量,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
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毛泽东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
语来表达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
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
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_”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_”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
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
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实践证明”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应有含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就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明确论断。[6]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真理当然离不开实践。然而,在一段时期这一论断却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强调“被实践证明”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要予以抛弃和纠正,把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予以坚持和发展。所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坚持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那些贯串于毛泽东全部
科学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谓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原有含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就含有这层意思。把这层意思更突出地表达出来不仅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使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愈发厚重。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5](P172),“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5](P148-149)。这番话语重心长,寓意深远。由此可见,否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仅仅否认毛泽东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必然否认由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整整一代人,必然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样,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思想的再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起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1] 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上一页[1][2]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尧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尧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尧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尧文化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提高其道德素质,让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尧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传说中帝尧的历史功绩为人们所称颂,指导其具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及尧文化更是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综观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依托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尤其重视人文资源。虽然,近几年,我们很多地方充分重视了尧文化所具备的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研究、宣传和开发尧文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使尧文化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更好地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当今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高度发达,需要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发展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才能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东方以中国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一般一首音乐时长在3分29秒左右,让人更加享受每首音乐的时间,可以陶冶情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中西方音乐教育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西方音乐体系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方音乐差异化的分析、学习和借鉴,达到西为中用的目的。亲切温和、清新明快地营造一个和谐宽松、高雅文明的艺术氛围;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避免枯燥单调、就事论事,照本宣科。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结合本国音乐教育的实际特点,把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发扬,作为音乐学习者的重要价值体现。
关键词:中西方音乐 差异化 艺术 教育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民族、地域的差异,会让音乐艺术存在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究其原因,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根本在于中西方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塑造成型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则是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就是哲学体系上的差异,中国的哲学体系经过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哲学派系长期作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
我国在近现代基本采用的是国外的一些音乐教育方法和内容,并在1952年教育部颁行的教学计划中规定音乐为中小学必修课。为了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领导,1989年国家教委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后改设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艺术教育的职能机构。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学校艺术教育目标、任务、管理、教学、师资、设备和科研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音乐教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长足的进步,也缩短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和普及全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
中国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技能学习,而国外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悟性开发,即给被教育者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育自己。中国人强调的死记硬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引导解决的方法,给他寻找钥匙的方向和思路,而不是直接打开门就让他进去。在我国音乐教育中,比如在声乐教学中长期存在老师贯穿给学生的东西学生不能消化,而学生又不能另辟蹊径,如果和老师的方法技巧等稍有差别,便被认为不尊师,从而使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方法训练,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的音乐艺术,在国际乐坛中的影响力及生命力,已经远远不及西乐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挽救“民族艺术瑰宝――京剧”这样内容的文字见诸报端;我们也时常听到流行音乐的fans们随口就是一句不听大陆流行乐的理由,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大陆学港台!在我们大多数青年爱乐人的心目里,瞎子阿炳和肖邦、海顿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大谈“波洛乃兹”、“惊愕”也远远比小议“金蛇狂舞”、“二泉映月”更有品位与层次。但音乐欣赏是多么自由、多么个人的体验啊,我们就是为了这种天马行空般的体验而喜爱音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许多音乐已经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不人民,越来越不让人快乐了。
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刻薄?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很相信,我们有自己拿得出去的作品与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作品与艺术形式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一个能吼出几句信天游西北壮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绝不低于一身顽疾的卡列拉斯。比较才能让我们产生优越感或发奋图强,但无论怎样的比较也不会让我们丧失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发现不了自身的潜能比发现自己问题一箩筐更可怕。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钢琴师”,国外培养“音乐家”。这里不是说中国的教学模式错误,西方如何如何的好,但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怎么把我国音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更好的提高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约翰.洛克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其政治学说已被广泛探讨并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的成因却鲜有人论及。事实上,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时代的要求,又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既有对英国自由传统的继承,还包含着对英国知识传统的借鉴与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洛克自由主义思想对西方政治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洛克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自由主义作为其思想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包含了人民的自然权利、契约理论以及权力制衡理论等观点,这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着重表现为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思想和政治矛盾的影响。
关键词:洛克;自由主义;西方政治
自由主义思想萌芽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历经演变,最终由洛克提出了系统理论。因此,后人将洛克评价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他对自由主义的论述,引发了世界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大飓风,为世界政治思想的近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特别是对西方政治具有强大的指引作用。
(一) 洛克自由主义的形成
洛克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堪,战争频发,他本人亲历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殊性使得他的一生都积极为民权革命寻求理论依据,最终,他为世界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理论。洛克对于政治的近距离观察和思考,得益于1666年他结识了艾希里勋爵(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沙夫茨伯里伯爵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创始人,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洛克作为他的好友兼秘书,在事实上也成为了辉格党的领袖,重要政治人物的亲密朋友。[1]但洛克受到其政治斗争失败的影响,被迫逃亡荷兰。流亡荷兰期间,他坚持研究与写作,并结识了许多欧洲名人,这为他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奠定了基础。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洛克重回英国并发表了《论宽容书信》、《政府论二篇》以及《人类理解论》三部著作。其中《政府论》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作,阿那森指出:“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选择一部经典著作的话, 它肯定是洛克的《政府论》。”[2]
(二) 洛克自由主义的内容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他最先系统论证了自然权利理论。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采取自认为合适的办法作出相应的行动。同时,自然状态中又是自然法在教导指引着全人类,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是在自然状态中,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公正独立机构来裁判争议与犯罪。即使是处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都是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使他知道悔悟,并且儆戒别人不犯同样得罪而定。[3]自然法主要靠人类的理性和习惯引导人类,而人类在认知上的不同和自私之心的存在都使得他们在遇到争议与冲突时无法获得一个公平的解决。在经过彼此同意之后,人们缔结契约,形成了保障成员生命、自由、财产的公民政府与国家。人们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并由这个机构来保障自己权益的办法我们称之为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形成各种政治制度的理论支撑,但是洛克认为公民政府的形成是针对自然状态中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而不是为君主提供专制权力。所以他又认为权力必须制约和均衡,正当救济办法,而不是为君主提供专制权力。所以他又认为权力必须制约和均衡,就像法律制定权和执行权不能同时掌握在一批人手中,这样才能使得集团内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符合人们的利益,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服务。洛克的分权制衡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后来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三权分立制度。
(一) 政治体制
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并为其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运作机制。这套理论给英国、法国、美国带来极大影响。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推动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而洛克所著《政府论》被学者们公认为为英国“光荣革命”辩护的著作,此外,他的政治哲学在英国也成为常识性的存在。洛克政治理论的独特性符合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与需要,[4]因此,美国人把洛克的自由主义奉为神圣,并将其作为制定一些重要文件的指导思想。如《独立宣言》和1878年宪法,这些文件与自由主义观念有机结合,为美国宪政制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伏尔泰将洛克思想传播到法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新的内涵。孟德斯鸠深入分析了洛克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从启蒙运动到后来的大革命,法国的政治现代化深深的打上了洛克思想的印记。
(二) 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在中世纪更多的是为统治者谋取利益,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表现形式。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人民的正当权益。洛克对政治权力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政治权力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公共福利,保障人民应有的权益,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权益。同时,洛克也提出政府权力是有限的,而且应当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为主,如果统治者超越职权和违背所受的委托而对人民使用武力,就是和人民处于战争状态。经过洛克对政治权力的重新解释,西方国家在划分政治权力时有了更明确的指导理论,让政治权力的运用更加符合了人民的要求。
(三) 政治思想
洛克的理论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道德进行规范。洛克批判以菲尔麦“君权神授”思想为主的旧思想,也批判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偏激思想,这些都是其理论形成的前提。洛克完善理论中的一些经典原则,如个人主义,自由,议会民主等成为一些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其政治思想已经内化为西方社会所信仰的政治道德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也提出:“如果说霍布斯引领西方政治思想走出了____时代,并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的根本方法,洛克则完整的提供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方式的经典范本。”洛克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引领者,他影响着其内容与发展变化,并且改变了其思维方式,将其引入近代,并推向更远的方向。
(四) 政治矛盾
洛克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完善主要是为了解决英国的问题,当时英国存在着两组矛盾,一是国家与教会,一是国王与人民。其他一些思想家也对这两组矛盾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希望能将其化解,但效果并不显著。洛克提出宗教宽容,明确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权力范围,以缓和国家与教会的矛盾。在国王与人民的关系上,洛克提出权力的制约与均衡理论,主张法治,权力细分,这样就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同时突出个人的自然权利,认为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洛克完成了“为人类社会设计一种新的基础,以代替即将永逝的封建的和宗教的原则”的事业。不论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还是法治与分权理论,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洛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节政治矛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洛克完善了自由主义思想理论。这套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与实践。它指导早期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制度的形成,政治权力的划分,规定政治思想的原则,还调节了政治矛盾,所以有学者认为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超越其贡献。其影响也不仅局限于洛克所处的时代,即便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依赖于它的指引。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话语方面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各个学科都有很多贡献,使话语成为了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符号,两者的结合是极其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当前,传统话语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民主治理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夯实国家治理方式的公众支持和群众基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转换,既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民主治理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要求,也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民主治理、话语民主化
(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当前,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治理改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治理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治理概念的这一界定,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即可以指向企业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也可以指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因此,关于治理内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实际,纷纷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关于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俞可平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在区分“统治”与“治理”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并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因此民主化是善治的最重要标准和特征。鉴于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也称为民主治理。[3]由此可知,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表征。
党的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国国家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民主治理水平和能力还相对比较落后,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主治理危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是国家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发挥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特殊作用。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精神动力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日益凸显。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论证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阐述主要的政治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我国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国家推进民主治理服务,而且必须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就必须顺应民主治理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这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的转换是重要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手段,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空间。因此,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意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新目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继承和创新,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主治理的阐释、宣传、教育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精神与社会运行的一致,夯实民主治理的群众基础,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研究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当前民主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并明确民主治理的机制、原则和基本特征,展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理论分析与阐释,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国家民主治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变革的助推作用,进一步阐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辩证关系。
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结合相关话语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验证标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结合现实实践佐证,阐释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机制和原则。
总体而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创新,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现实脱节、内容不鲜活,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境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话语理念,从思想深处认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第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