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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诞生,但在60年代才开始流行。该文论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联系的。20世纪初,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效仿来获取同样的胜利,但都失败。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胜利后的政策、措施等持否定态度,被认为是“庸俗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其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发生变化,而引起了是否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仍有意义。当时,由于战后各个国家的社会格局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严谨度来说,各个文艺理论家各有己见,但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本质理解文学问题并持有一个共同点:主张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阐读文学作品,反对作品与社会历史分割开来;注意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审察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高度重视。故该文论在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卢卡奇、葛兰西、伊格尔顿和最具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都是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一个从基本否定到一定的肯定最后阐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任何事情从刚开始的否定到肯定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接受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60年代是中国最初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当时是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代表引进的,但作为反面教材引进的。3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某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翻译的,但因其只是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翻译与介绍,故该文论并未被引进中国作为系统的译介。例如,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被翻译过来发表在《译文》上及其他被翻译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代表作品。后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热情不断高涨,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葛兰西和本雅明等。
文论初次被引进中国时,曾在1978年在太原召开首届西方哲学研讨会,当时,徐崇温先生曾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演讲,该发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时的一个新的探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双百”方针的提倡,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及其实际内容后,开始对80年代初各大家提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种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其中杜章智和张本两位先生的观点尤为代表,他们推翻了有原来徐崇温先生提出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此后,学术界各种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章得以发表和会议得以召开,相继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进入热议阶段。当时的争论焦点是就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以及如何更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在后来召开的数次会议中以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经过一系列的探讨后,当时学术界对该文论在对其定性、本质等方面有了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一个把握。
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有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入。开始将该理论运用到当时中国文论界中,例如文学、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对于前两个时期来说,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等都现实地批判着社会文化,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因那种批判意识而被学术界所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到我国文学批评中是始于““””时期。当时,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就是限于教条化的僵硬理解,并且当时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极度反感,急于冲破这样一层意识。当时,人道主义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他们主张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样一种思路被广泛运用到当时文学领域,其中像鲁迅、巴金等其他文学家们也比较推崇这一思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关于艺术品的复制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为引进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创造了条件。当时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许多复制与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到民心,已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这于当时中国文学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我国开辟了新的道路。
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引进到中国语言学,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文艺学方法上的一些探讨的热潮,但这些探讨并没有集中在人文科学上,我国真正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在语言学上是在国际人文思潮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注重将文学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这样的一个反映是人、社会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人和社会的存在时语言中的存在,而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就是其历史的存在。通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围绕语言学中重要的术语进行开展,如语义、符号、能指、所指、代码和话语系列等来对文学文本的一个分析。
通过对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我国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展开对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语言本体及其意义的研究,并将此文论运用到我国古文中,通过这样对语言的分析,可从语言中挖掘出其文本含义、社会价值、人生经验等,这样可将其用较精确的方法确定下来。虽然目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语言学领域的运用,但是还是很表面的,不够成熟,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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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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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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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际期货市场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风险管理是期市组织者和管理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期市不同发展阶段都面临着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艰巨任务。震惊国际金融界和期货界的英国巴林银行破产案、日本大和银行国债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全文如下:
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期货市场产生、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无不刻下经济发展轨迹的烙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其期货市场发展的轨迹及特点也不尽相同。期货市场产生与发展的不同经济背景,决定着这些期货市场在全球或区域期货市场竞争格局中占据不同的优势地位。本文试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研究期货市场竞争格局与所在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决定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期货市场在竞争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整合所在国家或地区内外的要素禀赋条件来获取优势地位的新思路。
为什么某国或某地区的某类商品的期货交易能够蓬勃发展?例如,为什么芝加哥能够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而不是堪萨斯城?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近年来欧洲金融期货市场能够迅速发展?按照波特的说法,影响产业发展的不仅仅是公司自己创建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能力,重要的是它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或缺乏某些特定的属性。期货市场作为以现货市场为基础的衍生品市场,在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或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基础的期货市场将因此而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及相关理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竞争对手及产业政策。
1.要素条件比较优势分析。要素条件指的是期货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形成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资源禀赋可以是创造的,也可以是继承的,一般分为四类。
(1)物质资源。物质资源的可获性、数量、质量和土地、水、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成本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资源。物质资源通常是不可再造的资源,对于以实物商品如农产品、能源等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商品期货市场来说,显然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2)资本资源。期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具备充分的流动性才能够实现套期保值与价格发现等基本经济功能。资本的可获性、数量、成本和可获资本的类型方面,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如果某国期货市场遇到来自低资本成本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对手,低资本成本的期货市场可以保持低价,如较低的融资成本、充裕的资本供给等,就会迫使负担高资本成本的市场要么接受投资的低回报,要么撤出该类期货市场。
(3)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系统、结算系统、运输系统、通信系统、法律系统以及这些系统的可获性与使用成本。成熟的期货市场,通常都具有非常先进的基础设施,这也是成熟期货市场重要的比较优势所在。
(4)知识与人力资源。如果某一国家拥有数量可观的、具有科学技术和市场相关知识的研发人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具有知识资源。期货市场是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是金融工程的基础,同时也是信息、网络和电子计算机等尖端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理论研究水平、各类相关研发人才及技术人才的数量,都影响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竞争力与发展潜力。
2.需求状况比较优势分析。期货市场是用于满足规避价格风险和投资需求的金融工具,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存在管理价格风险的商业需求,这种商业需求是否强烈与广泛,决定着这一国家或地区对期货市场的需求,并将推动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决定期货市场能否形成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
3.竞争对手比较优势分析。竞争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产生重大影响。
创新是期货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创新能力与创新动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竞争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间的竞争有助于使本国或本地区期货市场保持生机与活力,并构成持续改进和创新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区域内竞争会使本地区期货市场产生自满,并最终丧失国际竞争力。因此,尽管从价格发现、最优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一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数量不宜过多,但保持适度竞争将有助于期货市场在创新方面形成比较优势。
4.产业政策比较优势分析。产业政策是能够对期货市场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鼓励性的产业政策将使一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得到增强,而限制性的产业政策则会使其比较优势受到削弱,国内避险需求外流,市场发展将受到抑制。
以上各项因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都将影响到期货市场比较优势的形成。在这些因素中,
(1)物质资源是不可再造的资源,是开展以相关产品为基础的商品期货市场必须具备的条件。物质资源最终能否真正形成比较优势,还需要看在相关产业中是否具有规避价格风险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强烈程度。
(2)资本、基础设施等其他条件都是可以创造的。其中,资本、基础设施、需求状况主要地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构成了期货市场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环境,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比较难以改变,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从长期或宏观层面看,期货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期货市场的规模与层次。
因此,资本、基础设施、需求状况决定了期货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无论物质资源条件有多好,产业政策多么积极,期货市场的发展都不可能超越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3)知识与人力资源、国内竞争以及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监管部门的政策调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改善,即国家通过实施鼓励性的产业政策,向期货市场集中人力和财力,适度调整期货市场结构,为期货市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期货市场比较优势的形成,增强期货市场的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物质资源及产业政策等将在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中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期货市场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期货市场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其中美国、欧洲、亚太地区在世界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这些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构成了这些国家在世界期货市场竞争格局中所处地位的深层次原因。
(一)美国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
美国作为现代期货市场的发源地在世界期货市场中始终占居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进入1990年代,欧洲和亚太地区期货市场迅速崛起,美国在全球期货市场中的绝对性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但是,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世界上期货品种最齐全、期货制度最完善、最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国际性期货交易中心。
1.要素条件与美国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要素条件比较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世界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过程中,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基础性产品如农产品、矿产资源、能源的生产国、贸易国和消费国,其实物资本占世界实物资本总量的33.6%,美国研发科学家占世界总量的50.7%,熟练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27.7%.在如此优越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美国在世界实物商品与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中保持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国际竞争中占有着主导优势。美国在除金属外各类品种中均占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商品的期货价格成为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在金融期货市场方面,美国也始终引领着世界金融期货品种创新的潮流,三大金融产品的首张期货合约即外汇、利率和股指期货均产生于美国,其S&P500、NAS-DAQ100、美国中长期政府债券以及主要的外汇期货和期权都是位居世界前列的金融期货品种。
2.需求状况、产业政策、国内竞争与美国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在避险需求方面,美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高,期货交易保值避险的商业需求旺盛,期货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完全开放的国际性市场,不仅满足了国内避险与投资需求,而且将全球避险与投资需求以及投资资本引入国内,从而形成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与国内竞争方面,美国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条件,采取了金融期货与实物商品期货并重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产业政策,全面增强了美国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二)欧洲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
欧洲期货市场在欧元启动的大背景下,借助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当今世界期货市场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物质资源禀赋与欧洲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从总体来看,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基本上属于各类大宗商品的纯消费国,资源相对缺乏,1990年以后,英国的实物商品期货(除LME的有色金属外)如石油、农产品等品种的交易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而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金融期货市场,凭借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众多的金融机构及优秀的管理人才,汇率、利率及股指期货都在世界期货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2.技术、制度创新与欧洲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1990年以来,欧洲期货市场借助交易方式创新,通过电子化交易形成了成本比较优势,实现了金融期货市场的快速成长。2002年,欧洲交易所(EUREX)借助电子化交易,突破欧洲的地域性界限,加紧建立自己的美国相关衍生品的市场。此外,欧洲期货交易所通过治理结构的创新,为金融期货市场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目前欧洲期货及证券交易所绝大部分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化交易所。而美国期货市场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电子化交易和公司化方面明显落后于欧洲,使美国期货市场的竞争优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亚太地区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
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的崛起,源自于本地区巨大的避险需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CFTC)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新兴市场的成功主要是满足了区域性风险管理的需要。如发达的工业为日本工业品期货交易提供充足的避险需求,目前日本的铂、钯和橡胶期货市场位居世界第一,黄金、汽油等期货市场位居世界第二。金融市场的发展为韩国金融期货交易提供强烈的避险需求,韩国证券交易所(KSE)的KOSPI200期权合约在1998——2002年五年间年交易量增长了40多倍,2001——2002年连续两年位居全球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之首,充分显示了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
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加入WTO,为中国大宗基础产品期货交易提供巨大的潜在避险需求。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在物质资源总量上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后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大宗基础性商品保值避险的需求以及未来巨大的增长空间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中国非常有条件、也有竞争优势发展成为东半球最大的世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和国际贸易定价中心。
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从美国、欧洲、日本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必然要寻找到一个最具有商业需求、资本最集中、流动性最强、技术最先进、人力资本最充足、交易成本最低、最有助于其功能发挥的地理位置。这正是“区域增长极”理论中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中心,在这里将产生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的聚集效应,使期货市场在本国或本地区竞争中形成比较优势。
1.美国期货市场:形成芝加哥与纽约两个中心并存的竞争格局。
美国最多时曾有近20家期货交易所,经过竞争部分交易所被淘汰,部分交易所进行了合并与重组,目前美国国内共有7家期货交易所。从区域布局上看,不论是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都呈现出向芝加哥和纽约集中的趋势。
研究美国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我们能够发现,对世界期货市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系列创新并不是全部产生于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例如,1891年明尼阿波利斯交易所创造了世界第一套现代期货清算系统,1982年堪萨斯城交易所推出了世界第一张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价值线指数期货合约,然而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等城市的经济背景及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等都使这些交易所很难在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竞争中获胜。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以及在美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中的重要地位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能够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
芝加哥由农产品期货市场起步,为其1970年代成功推出金融期货在知识与人才、资本方面形成重要的比较优势,芝加哥最终发展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目前芝加哥主要有芝加哥商品易所(CME)、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等,这三家期货交易所多年位居全球期货及期权成交量前十位期货交易所之列,2001年分别为第3、5、6位。纽约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其期货交易在全球期货市场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2001年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期货及期权成交量位居世界第9位,期货成交量排名第6位,其中NYMEX的原油等能源类商品期货,及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期贷以及纽约期货交易所(MYBT)的棉花等农产品期货都位居美国和全球期货交易量的前列。
2.欧洲期货市场:伦敦面临的挑战与法兰克福的兴起。
英国伦敦作为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齐名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凭借其先进的工业和发达的金融业,成为世界金属期货交易中心和欧洲金融期货交易中心。欧元启动是欧洲金融市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促使欧洲整个金融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的内部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欧元货币区的中央银行所在地德国的法兰克福逐步成为欧元区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欧元启动后,欧洲的11个国家采用欧元作为通用货币,从根本上消除了这11个国家货币和利率间的差异,欧元区其他国家以本国利率为基础的利率期货因此失去了市场需求,欧元区金融期货市场快速向EUREX集中。
其次,EUREX通过采用电子化交易方式等积极有效措施,占据了伦敦国际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的BUND期货合约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期货交易所之一。而英国没有在1999年第一批加入欧元,丧失了部分欧元区内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的交易。就期货市场而言,伦敦在欧洲金融期货市场的霸主地位已经被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EUREX所取代,法兰克福已经迅速崛起。
3.日本期货市场:东京成为衍生品期货交易中心。
从日本期货市场的总体格局看,其主要特点是交易所数量较多,同一品种同时在多个不同地域的期货市场上市交易。以商品期货为例,1984年以前,日本有16家以上的商品期货交易所,经过合并重组,现在有7家商品交易所,仅大豆一个品种就至少有3家交易所在上市交易。在日本期货市场,东京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日本乃至世界的经济、金融地位,都决定了东京地区的期货交易所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2002年,东京地区商品期货总成交量(TOCOM和TGE合计)占其全国的市场份额达到67.9%.随着日本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期货交易所间的进一步合并重组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通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竞争格局变迁的规律,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展期货市场,就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行与之相适应的期货市场发展模式和产业政策,以形成本国或本地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从而在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
(一)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创新发展
1.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期货品种,通过合作促进比较优势的形成。
由于物质资源的不可创造性,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开放程度、法律、人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市场通常只能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来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期货品种。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与美国的自然资源条件比较相似,是大宗基础性产品农产品、能源、矿产资源等的主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如中国的小麦产量排在世界第1位,玉米产量为世界第2位,大豆产量为世界第4位、进口量为世界第二,具有开展农产品等大宗商品期货的雄厚现货基础和巨大的保值避险需求。
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上述各类大宗商品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价格波动将更加剧烈,现货企业需要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需要利用期货价格来指导生产和经营。
同时中国远离国际期货交易中心,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进行保值避险,犹如“隔山买牛”,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因此,中国具备在东半球发展商品期货市场最有力的竞争优势,政府应在品种创新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促进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的产业政策。
2.寻求与优势互补型期货市场的合作,促进本国或本地区期货市场比较优势的形成。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需要发展期货市场,首先应认真分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期货市场的关系,通过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互补型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来增强本国期货市场的竞争优势。例如,合并联网成为近20年来各国期货市场应对竞争的新策略,仅自1990年以来,就先后有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与CME、CBOT与EUREX、CME与NYMEX等数十家国际性期货交易所进行跨洲、跨国、跨城市联网,以此来改善双方的资源禀赋条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与市场。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与美国是物质资源禀赋相近的国家,在商品期货交易方面属于竞争型关系,但是两国分处东西半球,在交易时间上形成互补关系,因此如果两国在农产品等期货交易方面能够进行联网交易、交叉结算等合作,即可实现24小时全天交易,从而使双方能够共享全球范围内的相关资源与市场,使双方的竞争优势均得到增强。
(二)同一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创新发展
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间的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期货市场是否能够成功地整合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的各类要素条件,从而促进该期货市场在品种、技术、制度等方面创新能力的形成,提升期货市场内部核心竞争力。因此,尽管本文从外部环境分析了期货市场竞争格局形成的深层原因,但是,在期货市场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与期货市场自身创新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助于提高期货市场的创新能力,期货市场强大的创新能力则有利于更好地整合各种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条件,从而形成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
1.针对区域性资源禀赋特点,发展最具比较优势的期货品种。
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期货市场所处的经济、法律等环境比较相近,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期货市场之间通常属于竞争型关系,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的数量通常会经历由多到少的整合过程。如上所述,资源禀赋是决定期货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而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消费、流通都有其一定的规律和特点,以现货商品为基础的期货品种特别是商品期货就具有了比较鲜明的属地性概念。
这种属地性概念要求期货市场必须将期货价格的基准地即实物交割地设在相关现货流通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内相关商品的实物资源最充足,现货相关企业最集中,现货贸易最活跃,避险需求最强烈,惟此才能够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保持密切、顺畅的联系。也就是说,特定的地区适宜开展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期货市场应选择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区域开展相关品种的期货交易。以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中的大豆系列期货为例,国产大豆、豆粕和豆油的生产、集散或加工中心分别位于大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根据这一基本特点,国产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基准地就应重点考虑分别设在上述对应的区域内,即只有在适合的区域内开展相关期货品种的期货交易,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2.通过期货创新,整合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的要素条件,以形成比较优势。
随着电子化交易、网络交易的普及,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因此,在期货市场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应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变化和市场需求,逐步淡化期货交易所的地域概念,通过品种创新、合约设计和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和延伸市场辐射范围,尽可能聚集本国或本地区的各类资源禀赋,形成比较优势,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商品期货市场为例,在品种创新方面,要认真分析本国或本地区各区域资源禀赋特点,通过科学定位各类品种适合开展期货交易的不同地域,使期货市场分享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的资源禀赋;在合约设计方面,一些不具备资本优势的期货市场利用缩小期货合约规格即设计Mini合约,吸引中小投资者,从而扩大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覆盖范围,充分挖掘投机资本,以促进市场流动性的增长。
例如,日本的中部期货交易所地处日本中部城市名古屋,显然不具备东京那样的要素条件,但是,中部期货交易所通过上市交易Mini石油合约,近年来交易规模迅速增长,2002年在日本商品期货市场的份额达到21.7%,已经超过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成为日本第二大期货市场。在技术创新方面,通过网络交易,期货市场可以实现交易无形化,这就使得期货市场能够在空间上无限延伸,扩大了期货市场的辐射范围,从而集聚更大范围内的投资者和资本;此外,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通过制定期货市场QFII制度,引入境外投资者,为满足境外保值避险和投资需求开辟相应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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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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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税收收入已连续多年以明显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水平快速增长,宏观税负水平持续提高,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国富民穷问题的争论。本文在分析1986年以来的税负演进趋势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我国税负水平的客观因素,通过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分组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的宏观税负相对较高,最后从税收监管、税收改革、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调节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税负 影响因素 国际比较 政策建议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是关系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159,排名上升至第二名,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高税负国家。当前宏观税负水平持续地提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税负在地区结构间分布不平衡,在要素结构间分布不平衡,容易加深纳税主体尤其是居民的税负感受,理性分析我国税负水平成为当前急需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56.9万亿元,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兴经济体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税收来源于经济,得益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我国税收收入也表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全国税收收入从1978年的519.28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1.1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从14.2%上升到19.4%,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显示,除个别年份(1986,1987,1990―1992)外,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以高于GDP的增长率在增长。
与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税负水平的不断提高。税负反映的是纳税人或者说征税对象对于政府课税的承受状况,通常用一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表示。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的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年之前,宏观税负基本维持在13%的水平上下浮动;1985―1996年,税收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1997―2013年,税负走势发生反转,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拉升直至接近20%。
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税负的超经济增长现象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不发生重大的经济波动和政策制度调整条件下,这种趋势短期内很难发生逆转。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理论上来说,在税制不变、管理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可运用的资源的日益丰富,自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得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所以经济发展带来的政府收入增加直接体现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结构上来看,三大产业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也是不同的。农业税取消之后,第一产业对税收总收入的贡献甚微。而在小微企业和劳动力高度集中的服务业,以缴纳营业税为主,占宏观税收总收入过半以上的增值税并不主要来自服务业,再加上税收征管困难,使得服务业对税收总收入的贡献十分有限。与之情况截然相反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自然成为税收增长的核心动力,事实上也正是近年来制造业引擎的启动才带来了税收超经济总量增长现象的出现。
由于制度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所以制度改进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效率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就税制改革而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很好地协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起各级政府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1994年之后,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税收政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2007年5月30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由原来的千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三,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树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千分之三的税率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仅此一项,2007年,全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2005.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17倍,增收1825.84亿元。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存在着税源管理覆盖不全,监控不力,偷税逃税等违法现象较多的问题,造成税款大量流失,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1994年8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实施了“金税工程”,在现代化、信息化征管方式下,税务机关运用稽核系统,可以及时地对税收入库数据进行纳税评估分析,适时地采取征税措施,将相互独立的一般纳税人纳入系统管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基本实现了对一般纳税人经营情况的全程监控。金税工程运行后,促进了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变革,不仅有效地堵塞了税收漏洞,抑制了偷税漏税和骗税现象,同时也有力确保了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使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应该说任何税收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重复征税问题。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为背景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重复征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流转税为例,由于过去一直实行的是生产性增值税,购进固定资产所包含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形成了重复征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而言,应缴增值税按增值率计算,购进货物也得不到抵扣。另外,当增值税纳税人购买营业税纳税人货物时,由于无法取得相应部分的增值税发票,所以也有重复征税现象存在。随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扩围等税收政策的变革,这些新的政策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纳税人负担,减轻重复征税现象,但仍会有相当一部分重复课税进入财政,推高税收收入。
我国税收收入以超GDP的速度连年增长,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容易加深纳税主体的税负感受,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国富民穷”问题的探讨。那么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税负水平究竟如何?表1是根据2013年IMF出版的《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整理出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通过表1可以发现,我国2012年税负水平为19.37%,这一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发达地区组中的美国(18.84%)、新加坡(14.48%)、日本(17.48)和香港(14.05%),低于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同发展中地区相比,2012年发展中国家中宏观税负较高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税负26.19%,比中国同期高近7个百分点;其次是独联体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21.56%;中东欧地区的宏观税负平均为21.16%,略高于中国;2012年亚洲地区(除发达国家外)的宏观税负平均为20.35%,同中国税负相接近。宏观税负水平比中国低的区域有西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18.9%)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国家(平均税负17.7%)。可以看出,综合来看我国的税负水平处于世界中游水平,在与收入相当或地域相近国家的比较中,我国的税负水平就相对不低。如果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将会超越很多国家。
通过宏观税负水平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税负增长并不乐观。如果再考虑到税负在地区、行业、不同纳税要素主体和不同类型纳税人之间的不平衡,关于税负的种种争论便在情理之中了,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找到既能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同时又减轻微观主体税负感受的方针策略:
从上面的国际比较来看,许多欧洲国家的税收负担很高,有的甚至达到了30%以上,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福利待遇也很高,所以民众并没有感觉到较高的税负压力。从这个方面来看,税收的高低并不是最关键的讨论热点,不管税收是高是低,只要用在对人们有利之处并且让人们能切实感受到,即使税负高也不会引起过高的负担。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很完善,因此相同或较低的税负水平都会让微观主体感到税负重,想方设法避税、逃税,从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对此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职责,政府支出也应该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
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由于流转税在经济循环中会产生税负转移,税收的最终承担者是普通商品的消费者,所以这种税制结构一定程度上具有累退性质,偏重效率而公平不足,相比之下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适当降低流转税,提高所得税比例,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例是十分必要的。深入而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施分类征收模式,没有考虑到家庭负担因素和收入来源对纳税人的影响,客观上造成了税收征管上的不公平,因此应当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并且对个税的扣除标准实施动态管理,与物价指数等因素相挂钩,充分发挥其在调节收入分配、筹集财政收入等方面的作用。
建立健全税收监管制度是体现税负公平的重要方面。在税收源头上,可借鉴瑞典的终身制税务号码对税源进行监控,通过与银行、公安、工商等部门协作,应用统一的号码进行管理,从而征税机关能监督该税务号码的一切经济活动,全面掌握纳税人的情况。在税收监管方式上,可建立纳税信用体系,根据信用评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用户采取不同程度的监督,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纳税户给予一定的奖励,增强偷逃税的犯罪成本。在监管内容上,应加强优质服务和纳税宣传,良好的服务态度会增强纳税人的遵从度,因此征税机关应对服务内容、流程、效果和责任等进行规范,为纳税人创建良好的税收服务环境。
产业结构也对宏观税负高低产生重要影响。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税源结构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的税源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升高,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税负的上升。2009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而以缴纳营业税和小规模纳税人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承担了较多的税收转嫁和重复课税。随着增值税扩围改革的继续推行,税收对于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将有所减轻,因此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税收政策,对于国家鼓励的经济增长点应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建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匹配的税制结构调控机制,改善经济结构与税收负担不相匹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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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一般指西方国家中一部分传播的人士。基本指的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道德的评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道德的评介全文如下:
近代,清廷没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游历布道便是条约中的一部分。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后,为了用化百姓,减少教民冲突和传教布道的阻力,广泛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十分重视对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考察,并把收集材料汇编成册,寄回国内出版发行,以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
本文依据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一文本,便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根据自己的多年观察,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一次素描,体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评介中国人的典型视角,具有研究意义。
1.关于明恩溥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史密斯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成为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之一。正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在华多年的史密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 出版过很多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着作,《中国人的气质》就是代表。
2.《中国人的气质》始末
国门大开后,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传教的需要纷纷开始着书立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截止到1890年,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数量达七十六家之多。传教士以这些报刊为媒介,大量刊登一些反映他们传教经历的着作,其中不少着作成为了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读过日文版的《支那人气质》,非常推崇。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然而,大陆文化界注意到《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书却经过了漫长的历程。直到90年代,《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翻译才有实质性进展。吴湘川、王清淮,张梦阳、王丽娟先后开展翻译工作,笔者依据的文本是由刘云飞父女合译版本。
纵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历程,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介经历了由褒到贬,由片面到比较全面、客观的变化过程。《中国人气质》概括了中国人的26种国民气质:面子情结、节俭持家、勤劳刻苦等。这些词语,不少是关于中国人道德褒贬的评述,那么,在史密斯眼里,中国人道德的优和劣各表现在哪里呢?笔者通过仔细阅读文本,试图做出归纳总结。
1.褒扬的道德表现
第一,勤俭。
勤俭,即勤劳、节俭。在史密斯眼里,“节俭”,意味着持家有道,尤其是如何平衡收支。“节俭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绝浪费,再就是尽量的花小钱办大事。无论就这三种方式的哪一种而言,中国人都是非常节俭的。”[3]
但史密斯对中国人节俭品格的赞扬又是有保留的,他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中国人节俭的后果,让西方人难以接受。而勤劳,又被史密斯定义为“对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勉---即对事情毫不动摇的关注”.[4]并且,他认为中国人不论任何阶层,都在劳动的长度、广度和强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勤劳。
第二,孝顺。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顺,也是史密斯关注的重点之一。史密斯认为“孝顺的概念主要就是对父母意愿的顺从,就是去满足父母的各种需求和愿望。”[5]他引用各种资料,试图从历史和事实的维度,阐释了中国人以“传宗接代、恪守孝道”为核心的孝道。但他也认为,中国人以祖先膜拜为特征的孝道不仅不针对上帝,而且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让人意识到上帝的存在,有待商榷。
第三,忍耐。
忍耐、坚韧,作为人性格中的优点之一,在史密斯看来,是和中国人另外某些特点密不可分,比如“神经麻木”和“漠视时间”,尤其是“勤劳”.“中华民族的忍耐和坚韧通过勤劳获得了最为显着、最为有力的表现。”[6]行文到此,笔者发现,史密斯在批判中国人近乎迟钝的忍耐力的同时,也预言了一个具有这一品格的民族将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2.批判的道德表现总的来说,文本对中国人的道德表现肯定少,批评多,在上文所摘引的几个肯定方面外,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有漠视时间、漠视准确、盲目排外、同情心缺失等缺点,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有些言过其实,整体来看,其批评中肯之处有三方面。
第一,公共意识缺失。
史密斯认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他自己”[7]这句由“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改编成的版本“包含了普通中国人对权力之态度的精髓”.这种道德失范可以从中国的道路状况年久失修,侵占街道,贪占公家便宜、普通市民不问国事等方面予以证明。最后他还提出,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领袖的带领下,也能够分离做出最富有英雄气概的壮举来,这些方面还是切中肯啓的。
第二,相互猜疑。
猜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和性格方面的表现,这里笔者将其纳入道德的维度进行考量,主要是因为在史密斯笔下,中国人的相互猜疑心理具有外显的特征,并且已引起了严重了后果,需要从道德层面上定义这种心理。史密斯认为,中国人的猜疑心理表现在政治、商业、文化、生活等方面。“在中国长期盛行的猜疑之风,引起一个陌生人关注的第一个表现,便是这个帝国无处不在的环城而建的高墙。”
第三,缺乏诚信。
诚信,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在史密斯深入中国的那个时代却是缺乏的。“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如此背离,这使得他们的敌人可以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8]史密斯认为,中国人喜欢撒谎,喜欢隐瞒真相,不遵守约定,甚至教导小孩不要做诚信的人等等。似乎,中国人天生就不具备诚信的美德。
鲁迅曾言:“至于攻击中国弱点, 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费正清也说:“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映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着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师所着《中国人的素质》。”作为一部以展示中国人道德性格的代表性着作,虽然有一些实事求是的论述,总体上还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史密斯的这种有所倾向的写作方式是有具体原因的。
一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史密斯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但他作为美国公理会派遣的传教士,文化根基还是美国的。他观察的视角还是西方的,在中国人面前总有一种文化优越感。特别是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作比较,使得他在面对中国的人和事时难免会有一种文化的偏见和误解。
美国着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的经典命题“东方主义”也能对传教士的这一写作心态作完美的诠释。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9]这个命题说明了这种文化书写的潜在心理。
二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史密斯所观察到的中国,处在一个最为贫弱的时代,战争连绵不休,政府昏庸无道,自然灾害连年。这就决定了他接触到的中国人,是同时代生活最为贫困和屈辱的一代人。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自信,在面对外国人时总会有一种排外和抗拒心理。而史密斯作为一个文化征服者,他所依据的观察视野和解读方式必然不会是客观的。
法国形象学家亨利·巴柔的旁白就更会凸显传教士这种文化解读方式的原因:“在个人(一个作者)、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在演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10]
换言之,《中国人的气质》这种以传教士为观察主体的西人研究中国的文章,是以西方标准即自我为原点坐标,预设了其评判标准和框架,定位中国人这个他者的各种道德表现。通过对中国人道德这个“他者”的接触、适应和修正,来突出西方文化即“自我”的优越性。
三是文化隔膜和认识方法问题。史密斯虽然有一定的汉文化基础,但中国文化根基深厚,他所了解的只是皮毛,即使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察具有逻辑周密性,但也掩盖不了他对中国人际交往和文化积淀的无知。再者,他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把一个地区,几个中国人的道德缺失作为是整个中国人的道德考察结果。
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并不是本真的中国人。“当人们观察其他群体的时候,他们的观察方法往往深深根植于他们本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是普遍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11]因此,他们在评判别人的时候就会“烙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偏见和他们的经历”,这是他们传教策略的需要。
尽管《中国人的气质》由于他者观察的立场,决定其观察世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时代评判中国人道德性格的典型着作,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人道德性格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道德自省的一面镜子。所以,在百年之后的今天,除了对该着作的适当纠偏外,它仍然是我们观照自我,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依据。
[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9.
[2]《鲁迅全集》编委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6.
[3][4][5][6][7][8][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刘云飞、刘晓旸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11;132;112;141;76;204.
[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2.
[10][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M], 孟华译,孟华主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7.
[11][澳]科林·马克林:我看中国[M],张勇先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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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世界上文字表现的艺术形式,包括汉字书法、蒙古文书法、阿拉伯书法和英文书法等。其中“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从广义讲,书法是指文字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书写,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与西欧书法之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年来,随着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过程的深化,欧洲的东方学家对于研究远东各国文化历史区域的兴趣,思考这些国家丰富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的兴趣,都明显地上升了。很久以来,由于东西方文化长期隔绝,人们对于东方这些遗产所知甚少。我国和其它国家的学者越来越喜欢研究远东各国的音乐、戏剧、绘画和其它文艺现象。正是它们所特具的民族特征,使对东方的美学、历史以及整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甚了解的欧洲观众难以理解它们。西方和我国的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对某些文化现象进行平等考察,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因为它能提示「一般、特殊和唯一三者的辩证关系,说明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特殊形式;而这些特征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在每个地区的各种独特的民族变体中进行的。」①这类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东西方艺术的种类和体裁所特具的特殊因素,对其作为全世界文化组成部分的那些特征所进行的探索。
由于欧洲和远东历史文化区域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发展各具特色,东西方文艺中一些术语相同的成分会具有不同的内容。无论是从更深刻地理解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还是从总的方面来理解某个国家的整个文化的观点来看,提示这些差异或 牾之处的性质和深度,都可以说是不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打算考察一下西方(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和中国都有的「书法」这一概念的内涵。
首先应当指出,欧洲和中国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是不完全一样的。在西欧,它指的是一种书写得漂亮和清楚的艺术,主要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编年史作者、书手、书籍抄录者有关,然后才是宫廷与政府部门的文书。这些人的书写工具和材料是羊皮纸、普通纸张、墨水和鹅毛笔。这一概念与一般的书写亦即人们的非公务书写关系不大。所以,欧洲书法量重大的成就主要是在政府部门、书写学校需用要编写和抄录宗教书籍的修道院中。到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衰败了,让位于迅猛发展的印刷和打字机。
中国对书法的解释比较宽泛,它指的是手工创作的一切象形文字符号。也就是说,不管书写的具体材料和工具如何,也没有任何时代的限制。因此,中国艺术学家实际上将一切碑刻文物都纳入这一概念,从殷代(公元前二OOO年中叶)的甲骨到周代的铜器从欧洲美学的观点来看,书法首先与纸上的题写有关,而与其它材料上的题写关系不大。因此,在欧洲人看来,
「中国书法」这一概念首先是指用墨题写在纸上的字,尽管中国书法史上的古典时期刻在石上的书作并不少于写在纸上或绢上的书作。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很难把甲骨和青铜器看成是书法作品。因为照欧洲人的科学观念,这类文物按传统当属于碑刻,它们首先是从古文字学或史学的角度引起人们的兴趣。
中国「书法」的内涵与欧洲历史文化区域的理解不同这一情况,可用一系列的原因来予以解释。其中包括中国书写历史较长(近四千年),由此而形成的书写传统和实践样为发达,对于书法约莫二千年的崇拜,还有因此而产生的对于各种书写文字的崇敬与喜爱,无论它们是用什么字体写成的。此外,还包括书法艺术理论基础较为发达(单是基本文献就有一OO余种,最早的产生于二世纪)。按照最早的书论,书法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已存在近二千年。在这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书写风格、类型和字体远远多于欧洲,碑刻、拓本及其释文不计其数,传统学派乃至当今学派的语文学家对于古文字学研究的非同寻常的喜好与热忱,以及中国人对于古代文物的珍视等等。由于这种种情况,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件碑刻实际上都具有高度的审美品质,都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予以考察。在研究过程中,其重点往往会由古文字特征转移到审美特征,也即是说,把书刻的东西当作书法艺术作品来考察,它们是在甲骨、青铜器上,还是在碑石上。
决定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一致的因素还有许多,姑且留待后文再说。这里只想找出某种共同的东西,以便使我们能够谈论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历史文化区域中的书法艺术的相似性。
首先可以指出,正如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美术字艺术家卡普尔论证的那样,任何一种题字都具有一定的审美表现力以及该时代的色彩,而由于任何一种子书写体系的艺术字都具有极大的装饰能力,这些题字会引起高度的美感。②这也可以用对线条及其组合的心理接受来解释,而不问这些线条组成的是什么,是书写符号、象形文字,还是平面组合。正如海伦姆论证的那样,观看的过程意味着「捕捉」和迅速意识对象的几个代表性特征:色彩,转折,形式,等等。③他还指出,在对现实的视觉接受过程中获得的每个新的视觉形象,「都会同过去在人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发生联系。这些形态印象在其相类似的基础上相互产生作用,而新的形象也不能摆脱这种影响」④不懂某种语言的观众在观看该语言的书写符号时,首先注意的是其量的特征、符号粗细线条的关系,笔画的「游戏」及其表现力,篇章的节奏组织和符号之间富有动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即使不明白字句的涵义,也能获得美的享受。⑤所以由于心理反应的机制相同,欧洲和中国书法的某些风格能够引起类似的联想。这就使我们能够来谈论它们在审美乃至结构方面的相似之处。
以这个观点来将某些就其装饰特征而言最有代表性的西欧和俄罗斯的各种花体字同诸种象形文字的书法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例如,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礼拜祈祷书所使用的沉穆庄重的哥特体会引起丰富的装饰性联想,其庄重程度不下于中国的篆书;古俄语中的装饰书体--花体字,在十四至十七世纪广泛用来突出标题和装饰书脊,颇象中国战国时代(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古奥的书体;西欧十四至十五世纪用来书写课本和神学著作的比较自由的哥特体,与汉代的隶书有某些共同之处;而十五世纪末德国的斜体字,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的流行书体,以及十五世纪的古俄文草书,其风格与动感所引起的视觉联想,几与中国的行书别无二致。当然,这些联想是极其相对的,它们与其说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体系的具体因素或结构特征的某种相似所造成,毋宁说是上面所说的把线条当成不同色块的视觉艺术接受的特色所产生的。此时按相应的法则组成的线条组合形成了种种形态趋向于竖立矩形的封闭性结构,在西方,这是字母;而在中国,则是象形文字。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主要是由竖线、横线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其它线条所组成的。这些线条以书法的形式反映出节奏的和谐,具有同样的表现力。而笔画的粗细、横直、曲折、方圆的交替则会产生同样的秩序感,而不管该符号属于哪一种书写体系。
任何一种书写体系的题字,只要是按书法艺术的需求来完成的,都会使观者产生高度的美感,即使他不理解书定怕内容。这一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无论是个别符号的结构,还是欧洲和中国书法的美学,其原则都是一样的。这是指符号的总的艺术结构的匀称感、节奏感、「分量感」和和谐感,符号与空白、符号与周围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装饰性和变化性、动感等等。这一切是由视觉对于现实的接受的同样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无论观众属于什么人种,什么民族,对他来说,这些特征都是完全一样的。
欧洲和中国书法的共同因素使我们能够谈论它们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在这两个历史文化区域的书写史上找到这些因素。书法作为艺术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此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书写在社会语言实践中发挥的仅仅是其作为交际、记录和表达某种于社会有益的信息的工具的基本功能。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书写发展的共同之处在于积累这种社会实践的实际经验,通过探索更为合适的线条,逐渐完善书写字体,改进书写材料和工具,因文化传统和社会审美的需要而形成书写的审美原则,从而最终为使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中国)或一种艺术形式(在欧洲)奠定基础。这里应当指出,照马洛夫的定义,到十九世纪为止,欧洲的书法仅仅是一种颇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⑥从来没有达到中国书法过去和现在所具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与欧洲书法不同,自公元三至五世纪起,中国书法便被视为最重要的脑力艺术之一(与绘画、诗歌并列),地位极高,理论基础雄厚,实践极其丰富。自那以后直至今日,书法在中国始终被作为一种高尚的、大众化的、为社会所喜欢、推崇和理解的独立艺术而备受珍爱。大约也从那个时候起,象形文字便开始发挥两种功能:一方面,它继续服务于社会的书写需要、亦即完成自己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书法艺术而在艺术领域中发挥作用,从而服务于社会的审美需。尽管西欧书写的发展也导致了书法艺术的出现,但后者从来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依然停留在一种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的「等级」上,只用来抄抄写写,主要用来服务于社会纯实用的需要,当然是在比过去更高的艺术水准上。可见,欧洲书法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斜体字的美由于装饰因素的啬而有了质的上升,这与秦汉以后中国书法功能的一分为二大不相同。
我们还想指出,自中国书法独立为一种高级的脑力艺术以来,象形文字书写的功能范畴划分得十分明确(一是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实用书写,一为艺术)。因此其功能属于公务或个人抄写者,自然不属于艺术范畴,即使它们写得规规整整,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这里,可以发现中国书法的作用、地位和审美原则与欧洲书法的区别。在中国,属于书法作品的,要么是具有高度审美品质的古代碑刻、要么是艺术活动家这--诗人、画家以及终身从事书法艺术的专业书法家的墨迹,还有在这方面富有天才的官员和国务活动家的作品,他们在接受教育时都进行过专门的书法训练。此外,在将这件或那件手迹归入艺术的范畴时,起作用的美学原则也跟欧洲不一样。这不仅是指作者要有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题写的内容、书写者的宗旨、表现在充满灵性的笔画中的书法家内心的自由;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肯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在比较中国书法和欧洲书法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时,不会不发现决定我们所考察的书法这一概念的不同内涵的那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书写体系根本不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不一样,这两个历史文化区域传统文化审美立场不同等。
某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差异就在于书写的结构本身,亦即书写万分的结构之中(西方写的是拼音字母,而中国是写象形文字),各种内容还是借助这些万分的书写而记录焉的。比如,维列茨认为,欧洲和中国书法差异的本质即在于此。他说,欧洲各种文字的字母,数量严格限定,书写形式相对固定,结构比较简单,因而表现能力不如中国的象形文字。他指出,尽管构成象形文字的笔画的数目总的来看也是有限的,但每个单一的象形文字都能写成一种独特的结构,「曲尽变化」,而每个字的面貌又取决于书法家的技艺以及他的风格和审美倾向。⑦对这种所谓欧洲字母表现能力较小的论题,我们不敢苟同。欧洲书写史提供了大量具有高度表现力、表情力和丰富的装饰特征的实例。书写线条或笔画的表现力物质本身,使我们能够把每个符号(字、字母)都写得富有表现力和美的魅力,不管这些符号属于哪一种书写体系。
卡普尔说:「没有哪一种笔画会没有美的表现因素。」⑧中国象形文字可以从其绘画渊源的描绘特征而予以说明的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和造型能力,使它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丰富的视觉形象和智力形象。在承认它的这些能力时,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其本质归要结底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情、以及他与大自然和宇宙的关系、反映生命的律动的中国书法,⑨能够更充分、更丰富地体现形成象形文字的线条和笔画组合的一切表现能力。欧洲书法主要是为教会和文书抄录效力,因而极其保守、规矩繁琐,限制了书法的表现能力,不能使它象在中国那样得到充分的实现。
维列茨还认为,欧洲和中国书法的差异是由书写的不同美学立场决定的。他指出,中国书法美学反对刻板和千篇一律,甚至主张「随心所欲」,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大自然本身充满活力的变化。在中国书法中,横线和竖线很少写成准确无误的水平线和垂直线,这样可以避免写得矫揉造作和呆板;而书法的魅力不是象欧洲书法那样靠严格的匀称,而是靠使象形文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各种组成部分及各种富有代表性的姿态略加变化,造成不平衡。
欧洲和中国书法美学方面的这些差异,主要是涉及现象的量的方面。它们无疑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们能够提示欧洲和中国对于人类周围世界、特别是艺术形式的传统美学观点的不一致的程度。然而,它们涉及的主要是外在的形式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并不能充分阐明我们所考察的现象的本质。因此,照我们的看法,应当重视其别的方面,即质的方面。
上面所指出的欧洲书法和中国书法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社会使命。如同上文所强调的那样,欧洲书法是循规蹈矩、一笔不拘地写成的,其形式的清晰与严格又与一定的装饰效果相结合。⑾到十四世纪为止,它一直是用来满足社会对于书写的实用需要,完全服务于公文书牍。从此之后,公文书写便成了整个书法的象征。⑿而中国书法满足社会审美需要的水平,并不下于其它艺术门类。如果说,欧洲掌握书法的是完成「社会订货」的政府雇员或极少数显贵;那么在中国,书法则是人们认真从事的一门艺术和感到自己有进行这门艺术创作的需要的富有教养的那部分人的一种心爱的消遣形式。它是人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和一个发挥其创作才能的部门,如同中国的传统绘画「国画」以及诗歌或音乐一样。
研究书法准则,予以认真复制或者严格遵循,这是欧洲书法家艺术创作的模式;而中国书法家则把研究理论著作和这门艺术的经典作品视为日后进行自由创作活动和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中国有许多既掌握了书法准则又终身致力此道的人,但只有那些能够在大量临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或技术个性,其艺术特征臻于独特境界的人,才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在这门艺术肯有发达的传统和广泛的普及性的情况下,在具有若干个世纪的书写实践的条件下,要达到这一境界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还可以指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书法实践的每一个时期都与欧洲这一实践的情况不同:同时使用几种各不相同的书法,其中包括当时并不规范的「死」书体。这一定在中国的当代书法中显得特别突出。无论是在展览会上,还是在专业出版物中,都可以看到按照书法艺术的原则写成的古往今来的各种风格和字体。这表现了作为一种继承文化传统的体现和丰富的物质的精神遗产,作为一个联系古今的环节的书法艺术的民主性和进步性。
与欧洲书法不同,中国书法是审美因素和伦理因素的辩证统一,因而具有明显的教化性。中国书法家在创作时主要彩诗歌、富有韵律的散文以及其它古典作品,它们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发挥了高度的化理道德和人道主义作用。中国书法借助富有情感的形式美化,大大加强了对观众的感染力,为之提供眼与心同时感到欢欣的良机。
近年来,作为对鼓吹不要思想和脱离现实、用可疑的东西偷换稳定的文化价值的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商品化不良后果的逆反,西方对于书法艺术的兴趣明显上升了。欧洲装饰艺术家和花体字设计家越来越喜欢求助于中世纪西欧书法艺术的丰富遗产,在书刊装帧以及广告、商标、招牌等的装潢中,运用长体字和书法的某些装饰性因素,从而使这门凝聚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实践,但却已被忘却的艺术得到复兴。
当前,中国书法正处于一个迅猛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民族珍宝」的命运,如同整个文化的命运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为广大劳动君众所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数千年历史中,人民政权首次使人民受到教育,为他们敞开了大中小学的校门。除了接受教育之外,中国劳动人民还获得了接受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机会。自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还因在其中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新内容而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在人民手中,传统的书法艺术闪现出先前被掩盖的新的外沿。书法以其无限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开始赋予自己的艺术语言以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价值、从沙龙艺术变成了人民的艺术。
幸运的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探索「无产阶级新文化」和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时期,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的传统并没有被忽略;在「无产阶级“”」中,它也经受住了考验。它活在每个新的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商店或艺术社团书写精美的名称上,活在每本杂志、每本新书的题名上,活在每本书法艺术杰作集子里。这一传统保存在成千上万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手中,保存在刚刚学会拿笔写字的儿童的手中。
欧洲书法和中国书法,它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而人类自古已然的对于美的追求,对于和谐和完美的自然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的天生追求,又是如此相似。
本文并不奢望全面地考察问题,其目的仅仅在于比较集中地探索书法艺术这一内涵和层次如此丰富的概念。对于我们所涉及的这一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当能使它的其它方面得以阐明,从而促进东西方文化全面而又正确的相互理解。
1.卡冈·希尔图辛娜《研究东西方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原则》。载《文化体系中的艺术》,列宁格勒,一九八七年版,一二六页。
2.卡普尔,《美术字的艺术美》。莫斯科,一九七九年版,十八、二十三页。
3.阿伦海姆,《艺术与视觉接受》。莫斯科,一九七四年版,五十六页。
4.同三,六十页。
5.同二,十一页。
6.马洛夫,《当代书法的起源》(十五至十八世纪法国文献中的古文字)。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版,三页。
7.维列茨,《中国艺术》,企鹅丛书,第二卷。一九五八年版,五七七页。
8.同二,十九页。
9.黄苗子,《诗书画三位一体》。载《信使》,一九八三年,六月号,十三页。
10.同七,五九O页。
11.罗曼诺夫,《法国十三至十四世纪的手抄本与哥特体书法》。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版,四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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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或称“协商(和)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民主模式。协商民主理论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评理论。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新的风向标,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从概念内涵、产生缘由、发展过程、重要作用等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协商民主主要强调平等的公民是其直接参与的主体、公共政策必须要通过公共协商,在这过程中进行讨论、交流,形成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共识。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发展,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将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相结合进行研究,涌现出一大批的着作、论文和译着,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党的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在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政策发展部署,标志着我国将协商民主的发展纳入到新的议程中,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民主形式,在产生的渊源、构成的路径、参与的主体、实践的形式、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存在不同,而认真厘清二者的差别,有利于中西方学者更进一步地研究协商民主,有利于为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具有学理性和政策性的建议,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实现协商民主的价值目标,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协商民主主要兼顾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民主的最大公约数。回顾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轨迹,有其特有的渊源,如埃尔斯特说“:协商民主的概念、实际应用与民主本身有着同样悠久历史。它们都是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产生的。”[1]
西方协商民主的形成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城邦主要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会、元老院等民主协商机制或形式,古希腊的公民通过这些形式定期地进行集会讨论公共事务,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种民主的形式被称为“直接民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主权原则出现,主张实现人民的“公意”,即全体人民的利益,而直接的民主无法满足“公意”的实现。因此,代议制民主代替了直接民主,建立了“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空间的民主政府”[2].
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打破西方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跨国公司和多边组织发展成为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行为主体,如何实现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性或区域性的民主制度安排,以及世界各国内部文化多元化发展,价值观与道德冲突,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包容边缘化的文化、族群等问题”[3]对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要求和挑战。代议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现实,需要另辟蹊径,寻找一种新的民主理论来克服它们的局限。1980 年美国政治学家毕塞特率先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开启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先河,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协商民主来应对代议制民主的局限以及回应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挑战。总之,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观”,一种反思性回应。
虽然协商民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传到中国,但那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发展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有其自己的渊源。
(1)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自古追求“和合”“中庸”“民本”等协商思想,同时中国传统政治中也出现了一些协商形式,如“乡校”等,这些传统资源为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本土化的支撑。
(2)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共商国是,稳固政权建设。最典型的是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
(3)实践根蒂。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是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的实际运用性。如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协商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都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证明。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经过统一战线组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所要求的。
民主,自古以来就是人民所追求的共同价值,是人们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从古希腊雅典城邦到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诸国,都有不同的民主表达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是西方社会对其代议制民主发展缺陷的补充,因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内在缺陷。它在投票时无法真正参与政治决策,而只是简单的数学统计,以及易于形成侵害少数权利的多数暴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议制还面临越来越棘手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种族差异及宗教冲突等问题”[3].同时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研究趋向于决策型、治理型、政府型这三种形式,通过协商民主发展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修复,完善民主的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强调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规避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形成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自从建党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共吸收人类的有益政治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形式,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中国协商民主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产生和形成期: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旧政协到1949年的新政协。(2)基本思想奠定期:1949 年到 1954 年。(3)进一步发展时期:1954年到1966年。(4)正式确立:1978 年至今”[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时期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结果。我国的协商民主更多的是从协商实践发展中不断总结而来,主要是以人民政协为主要的载体,“它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以协商讨论为特点的一种国家民主形式”[4].
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协商,要求公民参与协商的最大化。但是,西方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参与的主体各不相同。西方协商民主的组织者不是政府和政党,主要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或社会公益组织,如“美国杰斐逊研究中心的公民陪审团实验、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实验、美国之声的 21 世纪城镇会议”,主要通过这些组织获取公民声音或者意见建议。西方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是公民的直接参与,强调决策时公民直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建议,形成共识,采取集体决策,这样协商的结果才具合理性。
西方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更强调的是公民,通过协商使公民的价值偏好发生偏转,形成集体决策,强调的是公共政策的公共协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表现”[6],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领导下创立的新民主形式,党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全国各领域得到发展,产生了许多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加快了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壮大了我国民主建设力量。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目前最主要的参与主体是政协委员,虽然政协委员是来自各领域的代表,但它是一种间接的参与,参与主体的范围受限,同时政协委员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人才,目前中国的协商民主或许有些偏精英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员,其参与主体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
协商民主是20世纪末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是在不同的国情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具有不同的实践形式。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主要有:
(1)公民陪审团。公民陪审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邦,是具有公民身份资格的人参与审判的模式。现如今的公民陪审团主要是普通公民以陪审团成员的身份参与法院案件的审理和对法律问题的事实进行审查。
(2)市镇会议。居民可以通过市镇会议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与政府对话,进行各种各样的争辩,充分发表意见,促进政治决策民主化。
(3)民意调查。运用问卷、走访等科学的统计与调查方法,就某一社会问题对民众进行询问,掌握其态度变化和倾向。民意调查在西方社会占据重要的位置,是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实践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的这些实践形式覆盖面广,涵盖不同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上到国会议员,下到普通的公民,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公共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丰富,不同的实践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
(1)国家层面协商。国家层面的协商主要通过人民政协开展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就重大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征求意见建议,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化。
(2)地方层面协商。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协商形式种类多样,主要有“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居民论坛、乡村论坛、民主听证会或议政会”.人民群众通过这些协商形式进行倾听、对话和沟通,达成一致意见,极大体现人民利益最大化。
(3)网络协商。网络协商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人民只要利用网络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更为直接,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更为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也涵盖中央到地方,突破时空限制,但是目前还未能够实现大规模公民的平等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发展不管在我国还是西方社会,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二者发展的层次却不同,主要表现在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1)理论层次: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诞生是为了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和回应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是对自由民主的一种批判,是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理论上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理论层次发展较好,为更好地发展协商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2)实践层次:因为其兴起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观,但它并未真正替代代议制民主,还处于民主发展的边缘化层面,协商的参与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的层次受到较大的局限,西方协商民主实践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独特优势,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得到较大发展。理论上吸引了学术界广泛关注,2007年首次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写进党的报告,并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含义,协商民主理论从国家层面不断推进,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践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协商民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将协商民主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涵盖了各行各业各领域,协商的形式由中央到地方也在不断创新,并特别注重基层协商,要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发展已上升到国家的制度层面,产生以国家为中心、四面开花的实践效果。
两种不同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协商民主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理论新的风向标,其发展是“建立在发达的自由民主之上的,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或实践,它深深根植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8];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特有和独特的优势,是“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资源之上”[9].但是二者的内在精神价值相同,都是追求平等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协商,充分发挥公民的民主权利。上述分析二者的不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两种不同协商民主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同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优势之处,加强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等方面的建设,提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水平,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1]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M].周艳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
[2]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8.
[3]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
[4]陈惠丰。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高健。两种不同的协商民主[J].山东社会科学,2014(2)。
[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
[7]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4.
[8]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N].学习时报,2006- 11- 08.
[9]金安平,姚传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J].新视野,2007(5)。
【中国与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探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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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是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与西方选举制度的差异及其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对选举制度的通行定义为: 选举制度,是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
( 一) 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完善。
西方国家现代选举制度是西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资产阶级经过与封建王权进行长期抗争后的胜利成果。西方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确立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资产阶级创造了代议制的形式,让人民选举代表机构,由它来行使人民委托给它的权力。
( 二) 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完善
在中国,选举制度可以说是西方国家的一个近代“舶来品”,发展至今也不过 100 年左右的历史,并曲折发展至今。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2 月 2 日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程序、投票方式等作了规定。
1953 年,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选举法诞生,并在 1979 年、1986年、1995 年对选举法进行了三次修改,使之切实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比中国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西方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选举制度总的趋势是进步的: 统治阶级由不实行选举制度到普选制; 由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 从强制投票到自由投票等; 同时选举制度逐步通过法律法规变得规范,规定了选民条件、选民的登记条件、被选举人的提名条件、选举程序等。
( 一)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中国对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较为宽松,只与国籍、年龄和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有关,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方国家对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一般以国籍、年龄、居住等三项条件为衡量标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规定外国人没有选举权。而且普遍规定达到一定的成熟年龄的人才能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现在对选民年龄资格的要求,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是 18 岁。
( 二) 经费保障
按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西方国家选举费来源较为广泛,主要来源于财团捐助和政党的支持、候选人其家族的资助和公民个人捐款等,此外,还通过举办音乐会、筹款会等多种方式进行筹措。
( 三) 选举机构
中国的选举机构是临时性的或者是不常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在地方,省( 自治区、直辖市) 、设区的市( 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在基层选举过程中一般都设立临时的选举委员会。而在西方国家,选举机构通常是常设机构。
( 一) 要加强对我国选举过程的监督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立法、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对选举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了监督,比如在法国设立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的宪法委员会,在英国设置选举委员会,对竞选过程、选举资格、选举行为进行监督,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而在我国,对于选举的监督机制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选举经费都由国家开支,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开展“金元选举”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国的选举处于党和国家的统一计划、领导下,竞争性较小。
( 二) 要适当提升我国选举的竞争性
选举本身就是一个被赋予竞争性的概念。与等额选举相比,差额选举更能保障选民的自由选择和真实意愿的实现,同时也能体现选举的竞争性。虽然我国实行以差额选举为主体、等额选举为补充的制度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被扭曲为等额选举为主的制度形式。
( 三) 提升我国选举过程的透明度
在我国,对人大代表等候选人的选举,虽然基本上保证了每位具有选举权的公民都能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但绝大多数选举人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松散心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部分人对被选举人不了解。候选人如何产生的? 这个人长什么样? 这个人的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到底怎么样? 多数人都不清楚,因此就产生了不知道该投谁的票,或者说投谁的票都一样,整个过程就是“走形式”的想法。
虽然民主选举制度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在我国还不到100 年,相比于西方的选举制度还显得较为稚嫩,有许多亟需改进的地方,但通过对中西方选举制度历史沿革、选举制度的具体操作过程等方面进行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和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却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而且我们还发现西方选举中虽然存在着“金元政治”和“金元选举”的嫌疑,但其中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本着“拿来主义”的态度,立足我国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移植西方的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
[1]张伟。 英法美三国选举制度比较[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 6) .
[2]于洁。 中外选举制度及其相关权利研究之比较[J]. 湘潮,201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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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兴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也纷纷建立,我国社会组织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均有一个通病——缺乏自主性和自治性,究其原因,与我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社会组织有不同的分类,从与政府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合作型三种类型,但是无论是那种类型,都来源于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转移而让渡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严重缺乏自主性,行政化程度高。
(1)在法律层面上,我国法律缺乏对政府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利界限的认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这为社会组织成立的合法性确立了宪法依据。但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直接适用性不强,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来把宪法具体化,而我国法律的规定与宪法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如对社会组织成立的审批制度,以及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将社团至于政府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决定了中国某些社会组织的“半官半民”性。
(2)政府对社会组织资金支持方式的行政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依赖于政府的组织,一般采用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从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活跃性。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大的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政府拨款是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根据这些国家的实践,政府采购是一种既能有效地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同时又不过多的干涉非营利部门内部事务的较好的机制。
(3)我国社会组织高层人事权独立性不足。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有一些社会组织干脆就是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在职能转化中演变而来的,整套人马还是原来政府部门的结构,甚至连级别也有相应的规定。
(4)社会组织的独立决策权不足,这是他们独立性不足的表现。日常决策权放到了社会组织内部,但是重要的决策权还是在业务主管单位那里。大多数社会组织的理事会机制不健全,政府对其干涉的权力较大,并具有随意性,这在自上而下建立的社会团体中表现尤其明显。
(5)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赋权方面存在疑虑和困惑。社会组织认为政府管得太多、太死,赋权不足;而政府又认为将权力下放又不放心,或者说不甘心。这就存在着政府对社会组织自身运作的限制和干预和政府的社会职能转换,对企业和社会的合理赋权问题。对于前者,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使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行使自我管理和自我运作的权力;对于后者,则政府应当区别对待,明确区分政府职能,分清楚哪些是政府管得多的,哪些是指由政府才能管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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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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