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与美台关系变化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富活力以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30年,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并日臻成熟。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论中美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中国与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交,建交后冷战的来临使中美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冷淡,而且冷战时期美对华进行所谓经济制栽,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对美略有回温,两国的外交只限于经济之间交之后我国同美国产生多次的摩擦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在曲折中发展
关键词:经济封锁 曲折中发展 互利互惠 世界格局 多极化
我国自建国以来国力在不断加强,然饿而一国家综合实力的家强比顶会触及到其他大国的利益,而我国强大的人民力量粉碎了资本主义大国要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的企图,于是合理的搞好和我国的外交,便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的途径而中美的外交历史便是有个很好的例证
我国从建国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外交之路,1953年中国在朝鲜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战斗最后以我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而告终。这次战争彻底粉碎了美国等国家妄图以朝鲜为跳台侵略中国的意图。但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依靠起强大的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频频施加压力,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好转,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乒乓球对使说如果尼克松来中国我还是愿意和他谈的,次年尼克松访华,双方一在表示想要建交的意向。1973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美的建交,而此时的建交是迫于国际的新形式和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的建交仅仅限于领导人的互访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中美的建交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同美国之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美国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给两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打击,对当时我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利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形成,中美外交再度恢复对我国引进来的政策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按照这些原则,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得到新改善和发展。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1年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长期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问题宣告解决。2002年10月江泽民成功访美,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科技,文化人员等其他各方面联系不断发展。
在努力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行为作出了坚决回应。建国初期,美对我国领空多次侵犯,我国军队共击落u2侦察机达4架之多。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伤亡。2001年4月,战机在我国领空与我国战机相撞,造成我方机毁人亡。2006年4月7日,吴仪与美国高层商务部长埃文思和贸易代表佐立克共同主持第15届中美商贸联合会议,共同商议中国对美倾销事件等其他对华商贸政策。
谈到中美关系就不得不谈到当今的热门台湾问题。美国曾一度重审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多次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私自对台出售武器,美国再三的阻挠台湾的和平统一,而对大陆却一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意图很明显是想保持这一状况从向台湾进口武器上谋取经济利益,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美国这一做法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外交是不利的,紧接着在2007年11月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向香港提出靠岸请求,美国航空母舰群有史以来在太平洋上的最大规模的集结,在台湾问题日益紧张化的今天,未曾不是一种挑衅,和威胁面对如此的行为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抵触情绪是美国的不当外交
我国现阶段同美国的外交仅仅保持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至今并没有战略问题上的合作这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是不利的,总之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发展在曲折中发展,这同美国和我国不同时期的当局领导人,当时的国际形式是分不开的,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努力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同美国外交的努力点,中美关系回朝着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相关信息来源:
中国对外关系论文网
《党的十六大对外关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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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以来,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虽然存在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不少令人忧虑的现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与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将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没有泪的眼睛是干涸的,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一颗心而活着,心因为有了方向而执着,而方向就是我们的梦想,梦想是一个人最大财富,它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总是在漫漫的漆黑夜晚为我们照亮前方。可以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还是不起眼的灰姑娘,我们都能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件事会支撑我们很久很久,即使受到全世界的人的嘲笑,有那么一个梦,你都能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梦的力量。我们有梦,当然我们的国家也有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深刻的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刻的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历史。
一、“中国梦”的涵义、提出的背景以及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这就是让国家更昌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辱;民族不复兴,就无言担当龙的传人。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三、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四、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2.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3.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实干兴邦,只有实干兴邦,才能避免空谈误国。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一个长久的优良传统。坚持实干兴邦,才能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其中,道路是决定因素,发展是根本因素,实干是关键因素。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梦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有梦的国,才是真正的国!中国的梦,祖国的梦,你我的梦。
让我们打开美好的心灵,让理想在他乡飞翔吧,不要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要用青春去奏响生命的乐章,我相信每一个音符都将是理想的归宿! 让我们为了家国之梦和自己的梦想,携手同行吧!
摘 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要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党的;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党的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1]44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维护统一的价值理念,根植了中国必须统一的强烈意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祖国大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奠定了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必然会更强烈、更广泛、更高层次地形成和强化两岸之间的凝聚力,使民族更趋融合、人民更趋团结、国家更趋统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对台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由高度危险的关头转向和平发展,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两岸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60多年来最密切的水平。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需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一定能够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总结过去对台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报告再次强调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指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首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契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始终是两岸的主流民意。5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已经用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行之有效,对推进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作用。2012 年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两项选举结果表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正面影响明显增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发展而不停滞倒退甚至紧张动荡 [3]351。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再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联。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而和平发展是当前两岸关系最现实的选择,是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手段。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出发,彰显时代特征;又把握了台湾问题的本质,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新境界来认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智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分割出去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三、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1.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条底线。只有承认“―个中国”,两岸才能建立实现和平发展所必需的互信基础和政治环境,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才能顺利推进。反之,两岸和平发展就失去了政治基础和保障,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虽然目前两岸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认知仍有所不同,但在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最基本认识上一直有着共同点和连结点,即双方都认为大陆和台湾没有分裂为两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就可以求同存异,由此共同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做出正面回应。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2.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经济合作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深化经济合作,就是要积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其他协议,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建立两岸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厚植共同利益,以经济“暖流”持续滋润两岸民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扩大文化交流,就是要以加深两岸同胞的感情和增进相互理解为出发点,注重建立恒久稳定的文化交流机制,通过开展更多文化方面的双向互动,增强一脉相承的民族认同,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密切人民往来,就是要大力加强两岸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利益联结,使更多台湾民众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融洽亲如一家的同胞感情,从而为两岸关系持久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持久性,仅仅靠寻找共同利益、扩展共同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机制建设,用制度来作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在平等协商、沟通谈判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化安排的过程[4]8。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合作中,要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推动两岸交往的机制化。
在这些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必须为逐步解决症结性问题创造条件。我们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打开解除政治难题的瓶颈;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利缓和台海局势、降低军事安全顾虑;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一起承担避免国家分裂的义务和责任,一起规划两岸关系进程,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3]355。
3.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理念,满腔热忱关心台湾同胞,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积极采取对台惠民措施,让台湾同胞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对于部分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要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疏导、化解。
4.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裂活动已成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祸害、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福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有丝毫动摇、妥协、含糊。当前,台海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台独”分裂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台独”分裂图谋,没有停止“台独”分裂活动。对于任何“台独”分裂势力,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违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必然走向彻底失败,我们对彻底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充满必胜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3] 孙亚夫.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李鹏.两岸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j].台湾研究集刊,2009,(2).
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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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是世界瞩目的新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印携手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印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20世纪50年代是中印友好关系的黄金时期。
印度是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两国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迎来了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中印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年10月,印度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待的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在4个月内实现了两国互访。尼赫鲁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会见。4天后,毛主席再次会见并设宴招待尼赫鲁,,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说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及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1956年11月,周恩来再次访问印度,贺龙副陪同访问,也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群众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在首都新德里等地,有上百万人欢迎周一行。到处都可以听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意即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周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和加强亚非团结、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等方面互相支持和配合。在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中印两国共同努力为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起初处理中印双边关系的原则逐步发展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
不幸的是,中印友好关系的良好势头未能长期保持下去,从50年代末开始发生逆转。其根本原因是西藏问题。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__等人逃往印度。当时,__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都得到印官方的协助和配合。印度政府的做法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违背了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分清楚,中印关系由热变冷,是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政策造成的。中方的善意和努力,没有能够挽救急转直下的两国关系。
60年代,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到谷底。
众所周知,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西方殖民主义者炮制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印度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为划定的边界线,并在军事上推行“前进政
策”,蚕食中国领土,挑起边境流血冲突。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但是,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的立场没有改变。
边界武装冲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印虽未断交,但双方撤回了大使,关闭了总领事馆,经贸关系基本中断,文化交往包括民间交流都无法进行。中印关系进入了漫长的僵冷时期。
7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开始出现一丝转机,但总体上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和冷漠。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7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和人员互访。由于印度领导人坚持所谓“平行政策”,即边界问题不解决,中印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化,中印关系的发展步履艰难。
80年代后期,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
1988年12月印度拉吉夫·甘地访华,这是时隔34年后第一位印度访华。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达成了中印关系要“向前看”的共识,双方同意以“互谅互让,相互调整”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边界问题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障碍。中印两国的舆论普遍认为,拉·甘地的成功访问是中印关系中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拉·甘地改变了以往印度领导人的“平行政策”,终于使中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印关系正常化基本实现。
90年代,中印关系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1991年李鹏访问印度,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中印高层互访。1992年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访华,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第一位总统访华。1993年印度拉奥访华,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江泽民同志访印,这是中印建交后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访印。双方达成了构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同时,双方还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此协定于上述1993年协定一起,对维护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1998年中印关系又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前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称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印领导人还把“中国威胁”作为其发展核武的借口。一年之后,印方开始转寰,1999年6月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华,与唐家璇外长达成两点重要共识,即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中印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使中印关系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进入了快速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高层互访保持良好势头,而且富有成果。
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把中印建交50周年的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同时也标志着1998年后一度中断的高层访问得以恢复。2002年1月中国朱镕基访印,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2003年6月印度瓦杰帕伊对中国的访问是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今后中印两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确认这是一份推动中印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双方同意各自任命一位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2005年4月,中国温家宝访印,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外媒体高度评价温对印度的访问,称之为“亚洲两个巨人的握手”。2006年11月中国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提出了充实和加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辛格访华,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双方还签署了十多项合作文件。政治关系的改善,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
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518亿美元(2000年为29. 1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2009年双边贸易有所下降。但中印双方将共同努力,力争今年达到600亿美元的预期目标。防务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
中印军方高层互访,中印防务安全磋商机制,海军联合演习,陆军联合训练等等,表明两国在建立政治互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文及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2006年胡锦涛同志访印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每年组织100人的青年代表团互访。此举有助于增强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让中印友好世代相传。
多边领域合作方兴未艾。
随着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中印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也日益加强。中印同属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上互相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除了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外,在近些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俄印”三边合作,“金砖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小多边”合作机制中,中印两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对中印关系的评价
综上所述,纵观60年来的中印关系,其特点是从“曲折发展”到“螺旋上升”。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交)到上世纪末的50年里,中印关系走了一个“马鞍型”:50年代从热到冷,60年代降到谷底后,缓慢上升,9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并保持良好势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呈“螺旋型”上升趋势,但不是直线上升。
当然,在看到中印关系的发展成绩显著、势头良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而且需要认真对待。
1、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印双方分歧很大,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自2003年以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进行过13轮会晤,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印边境总体上是和平安宁的。但近两年来,也曾发生一些引起争议的事情。例如,印度总统、、政府部长不止一次到中印边境争议地区“视察”,宣称印方拥有“主权”。印方还向中印争议地区增派军队,重新启用已关闭的空军基地,部署先进战机。印方的目的,是要强化对中印争议地区的“事实占领”和控制,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事关领土主权问题,中方当然要做出必要的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实际上,印方所作所为只会增加中印谈判的困难,显然不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西方和印度的媒体,以及一些战略分析家大做文章,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中国入侵”,“2012年中国要攻打印度”等谣言,有时印度官方不得不出来表态澄清。关于边界问题,2008年1月中印两国签署的《共同展望》文件中说得很清楚,双方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遗留分歧,同时确保这些分歧不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
2、西藏问题是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困扰着中印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印度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包括__在内的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参与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印方对自己的承诺只做到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做到。__的“流亡政府”在印领土上长期存在,从来没有停止过企图分裂中国的活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不久前指出,__是中印关系中的“一根刺”。
3、经贸摩擦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多年来,印度对中国商品实行“反倾销”,对中国投资设限等经贸摩擦事件屡屡发生。其实,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打伤的不仅是别人,最终还有自己。中方向印方表示,希望通过加强两国政府、产业间沟通与交流化解贸易摩擦。
笔者认为,中印关系中确实存在的上述问题以及印度媒体和学界过分炒作的负面新闻和评论,并没有改变中印关系总体上保持上升的大趋势,没有发生以往那样的重大挫折和倒退。说明中印关系经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逐步变得成熟和稳定。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中印未来是“龙象相争”还是“龙象共舞”?
中国和印度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中印崛起的道路还很漫长,关于这两个亚洲大国未来关系的走向却早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了。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两个大国,尤其是互为邻国的大国,在崛起之后或者在崛起过程中必然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互相构成威胁,甚至必然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历史上确有崛起的大国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变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例子,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凡是强大起来的国家必然走西方大国的老路。力量对比固然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实行何种内外政策,能否正确地看待本国,也正确地看待别国。
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崛起呢?早在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就明确指出,“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拉·甘地时又语重心长地谈到中印两国发展前景及其重大意义,他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他还指出,在这个伟大目标下,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中印两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达成中印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针对西方关于中印争夺亚洲主导权的论点,印度领导人也指出,亚洲和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印度和中国都发展起来。中印双方都对未来关系前景持乐观态度,未来是龙象共舞而不是龙象相争。
中印如何建设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印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双方长期共同努力,不断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战略关系有本质不同。中国宣布与许多国家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结盟、不争对第三国,以及不影响各自与第三国的关系。因此,对中印关系中的第三国因素,如美国因素,巴基斯坦因素等等,不能用冷战思维去思考,否则将作茧自缚,影响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
战略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矛盾,分歧,有竞争。这是不能回避的。根据前面所讲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中印之间是共识大于分歧,互利多于摩擦,合作高于竞争。
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妥善处理中印关系中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相互照顾彼此关切,通过求同存异,增信释疑,扩大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远大目标,
根据 2010 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超越了日本。尽管此前早有预测,但这个消息还是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热点话题。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是集中在中日经济、中美经济之间的比较。
2010 年 8 月 16 日英国《卫报》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2010 年第二季度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这一事实表明,这是中国从贫穷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向经济超级大国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个里程碑。法国《世界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第二季度 GDP 超过日本说明,日本经济正以一种令人担忧的方式衰缓,这一现象源于日本社会消费萧条(在日本消费占其 GDP 增长的 60%)、持续的通货膨胀,以及出口减缓(减少 5.9%)等原因。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 9%的速度增长,它将在 2030 年超过美国。这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不仅如此,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在普华永道税务审计事务所对未来经济排名的估计中,中国将在 2030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的排名将会是印度、俄罗斯、德国、墨西哥、法国和英国。这将会给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重大变化。但是,退一步讲,从一个更具亚洲特点的角度看,中国更长期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个正在复苏的经济大国:印度。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在 1800 年前就占到了世界经济的一半。他们不像德国和日本,仅仅是国家,从国土面积和人口而言,各自都算得上一个洲;而且,尽管有光彩夺目的增长率,但仍然是一个贫穷的洲。
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中印共同崛起的主要意义是在经济方面。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发达市场主导的世界经济将因新兴市场而重新划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印度的总体规模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 同时,也没人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印两国本身将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而西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主流学者更是将这个问题视为观察两国崛起的重要变量。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拟对印度经济、中印政治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印关系发展前景有更好的理解和应对。
一、印度经济
正如丹尼·罗德里克等所指出的,在印度独立之后的30 年里,在社会主义政策和许可证、配额制度以及进口替代政策等的束缚下,印度常被看做是错误发展的反面典型。
但是,随着过去 20 年里印度发生的巨变,印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模范生,人们用她做例子,来说明如果转向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经济潜力可以得到多么大的发挥。尽管有很多学者(尤其是印度学者)在印度迈向崛起的时间转折点上有着争议,但无论是支持印度从 8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抑或是 90 年代开始的观点,都一致同意自由化改革对于经济崛起发挥了最为积极的作用。
尽管中印的增长速度同样引人注目,但增长方式却大相径庭: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业,而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服务业推动的。印度的服务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含义,以计算机软件为中心的信息产业是崭新内容。在年均 6%的 GDP 增长率中,服务业的贡献率高达 51%,其中增长最快的两个领域为金融和软件业。《亚洲时报》对此有一个数据统计,它统计了以要素成本计算的各行业在 GDP增长中所贡献的百分比,农业从 1951-1952 至 1960-1961 年度的 45.2%下降至 1997-1998 至 2000-2004 年间的 13%;工业则保持稳定,天气的数字分别是 23.7%和 23.1%;而服务业在同期则成倍增长,从 31.1%上升到 63.9%。 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 10%,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中国落后大约 10 至 15 年。在付出了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代价之后,90 年代,经济自由化促使印度的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私营企业占了经济的 75%以上,并且为合营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随着中国、印度这两个新兴亚洲国家的崛起,中国有着引领亚洲的趋势,而印度已经基本奠定其南亚霸主的地位。中印关系已经成为亚洲最受瞩目的国际关系之一。 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中印两国具有许多一致的特点:
中印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综合实力,基本成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关系已经具备大国对话的特点。按通行的观点,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印两国现在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都具有国土广阔、资源总量巨大、人口众多等优势,近年来又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就军事力量而言,中印两国在常规武器数量、技术装备以及军队规模等方面居亚洲前列,而且都拥有核武器;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则在积极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印还在某些科技领域领先的同时不断提高整体水平,力争迈进科技大国的行列。这一切表明,中印已经在迅速改变长期以来的“大而弱”形象。
从今年的中印关系来看,友好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互信不足问题仍不时浮现,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印互信不足主要的表现是:在印度,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又有所抬头。 中印互信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有某些现实的因素,比较复杂。
首先是中印边界问题未能取得突破。自2003年以来,中印两国政府的特别代表已举行了多轮谈判,两国在2005年4月温家宝访印时签订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从而为双方实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实现最终解决还有相当的难度。温家宝在最近访印期间的讲话中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只有真诚互信、锲而不舍,才能最终找出公平、合理、为双方所接受的方案。”由于中印边界问题在短期内尚难于解决,而在印度,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中国存有较大的疑虑。
其次是中印经济差距有所扩大。近年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都较快,但中国的发展速度高于印度,使中印两国的经济差距有所扩大。印度一向具有较强烈的同中国竞争的心理,这种形势使印度有些忧虑,对中国产生些许排斥。 再者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地缘政治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已逐步减少,但这方面的因素仍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印度对中国同巴基斯坦等印度邻国关系的某些方面仍有疑虑。从中国来看,它对印度同美国、日本等国的军事与安全合作也有其关切。
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情况比较复杂,解决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并应防止对中印关系的全局做出错误的判断。同时双方对互信不足这一问题应给予高度的重视,为增进互信做出更大的努力。
双方应继续推进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谈判进程,并致力于从政治和战略高度出发,积极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将根据已签署的协议,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最近温家宝访印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
此外,双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更多的积极行动,给予支持,这将能充分体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意义,对增进互信有重大的作用。
总的来看,中印关系已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十分可贵的。今后,随着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将有望进一步消除,使两国的互信不断加强。对于中印关系的前景,我们可以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就目前国际形势来看,中印关系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影响,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几年,因为领土问题,中印关系一度紧张。如果两国一旦兵戎相见,势必会大大影响两国的稳定发展。而美国必会趁虚而入,向印度出售军备,缓解其国内压力。印度缺钱,中印一战,中国必胜,而印度势必沦为大国的工具,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也会影响中国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如果两国友好互信,则中国可以趁着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这几年,用强硬手段稳定南海局势,稳定中国的大后院。中印联手,再加入俄罗斯,足以抗衡美国及依附美国的日本,收复台湾也不是问题。那时候,中国成功破除周边封锁,成为亚洲老大,具有和美国直接对话的权利。引领亚洲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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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中韩经济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不断的增加,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令中韩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韩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形势与政策——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一生坎坷的经历锻炼了朴槿惠的性格,执政和外交思路与前任总统李明博有所不同,这次打破韩国惯例就任总统后第二站绕过日本优先访华,令日本担忧被排挤,也显露出中日韩领导人换届后日韩关系已走入冷淡期。文章还指出,基于双方都需要扩大内需消费市场,韩国与中国有必要加强进入对方市场,共同打造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稳定贸易结构。朴槿惠倾向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即使不是遥遥无期,也会旷日废时。既然如此,首尔自应当机立断决定先与北京洽签“韩中自由贸易协议”,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
台湾《联合报》1日社论指出,或许是身处于大国环伺的特殊地理环境使然,战后以来韩国的外交政策,从来不轻易地选边站,保持暧昧是其特性,维持等距更是其原则。 文章说,美国是韩国第三大贸易国,而中国大陆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朴槿惠在就职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从美中两国取得了两纸共同宣言。这既让韩国取得美国在朝鲜半岛安全的保证,也让它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钥匙。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中韩外交观察家也指出,朴槿惠此行的根本意义在于巩固和加深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同时要赢得中国人的心,为今后的坦诚对话奠定基础。这种互信的提升,也将成为韩中深入合作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基础,足以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
马来西亚《中国报》29日评论文章指出,朴槿惠会讲汉语,喜欢看《三国演义》,也爱听邓丽君的歌,以及她的语言“附加价值”,使她这次访问中国,倍感亲切,她热爱中华文化,的确为她促进韩中邦交方面加了不少分。
至于朴槿惠的西安之行,台湾“中央社”援引韩媒分析称,朴槿惠访问中国,首站在北京,第2站并未选择上海,反倒是千年古都西安,显示朴槿惠想要拉近与中国的内在关系,造访西安的政治涵义很高。并且,西安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镇,包括韩企三星、LG等大企业都在西安投资不少,朴槿惠访西安也有经济意味。
香港《文汇报》报道称,舆论认为,朴槿惠西安之行经济是主轴,文化乃润滑剂,她打破历届总统惯例,选择西安而非上海作为第二个访问城市,表现出对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视。该报还援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观点认为:首先,在韩国人眼中西安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故乡,选择西安作为此行一站表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友好;再者,中国
正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选择西安也是基于韩国在中国经济布局的考虑;另外,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访问西安能够从文化和心理上拉近两国间的关系,增进两国情谊。
今年是中韩关系第二个20年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两国政府换届。新时期新形势下,两国领导人从长远战略高度全面规划双边关系发展蓝图,进一步充实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愿景。在这一蓝图和愿景指引下,中韩将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使双边关系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信”在东方文明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无信不立”的古训是中韩共同尊崇的价值理念。韩国新政府将“信任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这同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增进互信不谋而合。中韩以信相交,把握住了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脉搏。中韩一致同意全面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这必将为两国关系走得更快、更深、更远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助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是中韩关系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说每周往返于中韩之间的800多个航班是连接两国人民的空中桥梁,那么共同的文化记忆、相似的文化传统则是沟通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相信人文的交流与亲和将是新时期中韩关系的一大亮点和增长点。
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在未来5年间共同合作,确定了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民间交流等三个重点合作领域和五点具体行动计划。中国梦和韩国的“国民幸福时代”、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与韩国的“第二汉江奇迹”相呼应,将为两国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近一时期,东北亚局势发生诸多复杂变化,牵动着世界神经。中韩两国领导人就此深入沟通,宣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共同立场,表达了致力于增进地区安全、扩大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一致意愿,并决定积极努力为推动对话、早日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中韩将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本地区的长治久安。 中韩关系全面迅速发展,已打下深厚根基。面向未来,双方将登高望远,不断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向着互信伙伴、发展伙伴、友好伙伴、和平伙伴的目标大步迈进,共创中韩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要:中韩建交十几年来,积极开展经贸合作,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突飞猛进,国家间越来越相互认同,相互依赖,共同利益增多,经济互补性渐强。但随之一些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如贸易与投资的“双不对称”,双方货物与资本的市场准入问题等,使双边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又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增强政治互信,扩大交流与合作领域,实现双赢和地区多赢,是两国政府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贸易;合作:双不对称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双方只有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
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韩国友好的政治关系,提前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动,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中韩两国经济正处于全面合作之中,显现出深厚的合作潜力,两国寻求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具备。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当代韩国》杂志中的“韩中经济交流的现状及前景”一文指出,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两个国家,中韩两国有着加强合作、促进本地区共同繁荣的强烈愿望和有利条件,已成为推动东亚合作进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自由贸易协定为纽带,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更趋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可能。作为东亚合作的重要内容,中韩合作以“10+3”为舞台,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机制。更重要的是,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正在向更高层次发展,已开始从战略高度来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和档次,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而且还将为东亚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主要国家进出口现状,2005年韩国的外贸总额5,000亿美元当中,对中国的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胡锦涛出访首尔期间,曾与韩国总统卢武铉商定,双方将共同努力,争取于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使两国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显然,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目标。卢武铉总统也利用胡锦涛到访机会宣布,韩国决定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将以此为契机来推动韩中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回应指出,此举有助2012年实现中韩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1,343亿美元,远高于同期韩日之间的贸易768亿美元的贸易额。2006年中韩贸易额是建交当年的26倍,15年来双边贸易平均年增长为26%。
韩国企业已开展所谓“KOINA”(KOREA+CHINA)战略,强调不再把中国看成外国市场,而是与本国形成单一经济圈;也不再把中国当成赚取低廉工资成本的生产基地,而是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建立“第二集团”,作第二次创业,在中国当地进行生产、研发、行销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如SK、LG、三星都采取这种战略。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方式逐渐以高价产品为主,韩国企业把中国视为最终商品的消费市场,并建立“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将把韩中两国的经贸关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原因分析。中韩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是诸多有利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总体来说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在经济贸易上存在互补性。
1、政治上,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联系的加强、东北亚局势的缓和为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韩国北方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启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中韩建交以及建交后两国高层领导人对中韩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经济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韩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外在机遇和内在动力。中韩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中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动力。中韩经济关系已有的成就为进一步扩大中韩经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韩经济较强的互补性是中韩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2、历史、地理、文化上。中韩具有地理上的临近性、文化上的同质性和历史上的渊源性的特点,中国与邻国关系友好,加强贸易合作,可减少成本,互通有无,这也有利于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3、区域优势导致贸易发展。如中国纺织业优势明显,成为纺织品主要出口国,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中国市场;同时,由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互补,韩国对中国投资步伐加快,投资地区从沿海向内地延伸,也加速了双边贸易发展。 中韩两国经济正处于全面合作中,显现出深厚的合作潜力,两国寻求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具备。
二、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争端等诸多问题日益显现。
(一)问题综述。中国对韩国投资项目数量多,贸易不平衡持续扩大,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越来越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严重;贸易结构不合理;双方贸易存在摩擦和纠纷。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发展中韩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政治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韩国金融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历史、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1、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
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经济合作和交流,目前存在的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多是以经济领域为主、自发地或者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仅仅依靠协商,没有强制性规则难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冲突,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制度性安排或者约束机制下才可能解决。因此,中、韩两国可建立政府级的合作组织,设立政府间的常设机构,对中、韩两国现实可行的自由贸易领域和项目进行规划协商,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共同的可遵循的法律和法令,为未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2、采取措施,缩减贸易逆差。
针对我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韩国应积极寻求合作点,减少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调节关税品目,消减高峰关税。同时,韩国也应该逐步开放市场,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尽早给予中国出口产品以公平待遇。中国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应积极开拓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扩大对韩国的出口。韩国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国积极开展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以推动韩方减少对进口农产品设置的重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强检验检疫部门间的合作,便利货物流动。
3、有计划、分步骤地扩大合作。
在近几年,全球兴起一股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风潮。各国之所以如此积极促成、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其原因包括经济与政治双重目的。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如果一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对象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则可以促进贸易扩张,有助于该国经济福祉的提升。其次,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参与国扩大市场腹地与整合生产要素,形成经济规模效应,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发展与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第三,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推动参与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与落实制度化建设。第四,参与区域贸易协定也是避免被排除在区域经济整合外的必要途径,避免本国经济在区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政治角度而言,区域贸易协定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
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有助于区域贸易协定参与国家之间建立彼此的互信与发展共同的经济利益,使各国倾向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另外,区域贸易协定将强化参与国整体的协商力量,以便在双边或多边的协商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可以达成两项目标:发展与安全。这便是各国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着巨大差异,自由贸易协定不可能在全产业一步实现。应该根据两国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优先展开合作的领域。中、韩两国可以在比较利益明显和技术水平相近的相对成熟产业领域首先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先限定在特定产业,不急于扩展。这样既可以积累经验,又可以避免大规模自由贸易对弱势产业的冲击。从自由贸易区角度看,目前中、韩两国若直接建立起全国性的自由贸易区可能会较困难,次区域性合作可以先行一步,促使局部领域或相近城市的合作。
4、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文化交流。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单靠政府的力量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大企业、跨国公司的参与、推动与合作。两国企业应加强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跨越一些障碍和突破一些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束缚,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寻求更为基本的共性,求同存异。在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信任和理解,为解决两国的纷争和分歧创造有利的条件。
4.结论
中韩两国建交近14年来,双边经贸发展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贸易额有1992年的50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1119.3多亿美元。中韩同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两国经贸合作的互补性明显超过竞争性,虽然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诸如贸易逆差和关税壁垒等问题,但总体来说,两国的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韩两国要扬长避短,解决问题所在,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两国经贸合作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韩两国的经贸关系必将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大伟.《中韩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现状》,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6年版
[2]王倩、曲为民.《中韩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及对策》,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5.
[3]廉小梅.《中韩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东北亚论坛.2004.
[4]何谦.《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中日韩经贸关系研究》[M].西北大学.2008.
[5] 德讯商情网,《2005年1-5月韩国进出口及中韩双边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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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的关系形势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可以把它写成篇论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主席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①存异”的变化。
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容易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5月17日发表评论说, 过去8年,两岸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此一基础并非只能以“九二共识”4个字作为形容,重点在于如何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两岸双方都认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现在蔡英文、民进党固然对两岸关系持“不挑衅、无意外”的态度,以谋大陆没有理由对蔡当局出重手,但是,蔡当局不仅拒绝沿用“九二共识”,尤其拒绝对“一中原则”采取积极表述,也拒绝确认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毁弃了两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不对双方的和平发展构成重
②大冲击。而这也是国民党在选前和选后,一再对蔡英文、民进党的提醒,但不被接受。
另据台湾“中央社”5月17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院会当地时间16日下午“无异议”通过有关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提到“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与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早前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认为,在台湾“5·20”政权交替前夕的关键节点,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重申“对台六项保证”,是为“台独”势力壮胆。他表示,即将上台的蔡英文当局“先国际,后两岸;先美日,后大陆”的政策思维,意味着未来台美动作会越来越多,“反台独,保和平”成为大陆的艰巨任务。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国会一部分人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因此帮着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这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违背美国的“三不”承诺。他说,美国这种在两岸关系上搞平衡的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目前台湾岛内充斥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对两岸关系抱持着轻忽的态度,认为可以绕过,或就算置之不理也无所谓。这样的情绪与态度很可能反映在即将到来的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中。从近期台湾参加亚投行的争议,以及肯尼亚遣返嫌犯的事件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对是很难绕开的,我认为台湾与其消极不理,不如正面以对。为台湾考虑,最直接的出路就是积极经营两岸关系,化危机为机遇,凭借大陆的体量以及与台湾的特殊关系而发展,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①③ 张华:《两岸关系: 突破与局限》,今日中国,2015 [J/OL]
《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和平发展?》,中国台湾网,2016 [J/OL]
《美对台“六项保证”诉诸文字 帮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环球时报,2016 [J/OL]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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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 关键字: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继往开来
一 两岸关系的核心与关键
(一)两岸关系的症结
“胡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涉外事务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其中第六点提出:“我们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同时指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做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
由此可见,要“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关键的问题恰恰存在于“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基础”之中。没有这个“基础”,两岸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或者勉强谈起来只获得一纸协议,也不可能真正结束敌对状态;如果这个最根本的对立解决了,其他各项政治问题包括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等等,都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而迎刃而解。目前,两岸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上达成了一致,支撑了去年以来两岸关系的明显进展;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深化落实这一共识,尚需双方发挥高度智慧,在互动中形成高度默契、互为激励、螺旋上升的正面循环。所以,胡在2009年5月26日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关键所在”。 (二)两岸关系核心问题是要全面落实“一中原则”
2005年“胡连会”标志着大陆“两岸同属一中”的政策思想走向成熟并落实为具体政策,标志着国共两党二十年左右围绕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的事实上的“谈判”终于达成初步一致。这就在两岸最为敏感的涉外问题上向台湾人民展示出合理解决的前景,也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互为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取得一致与平衡。
从“胡四点”到“胡六点”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讲话精神、从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有关变化来看,以往一中原则单纯强调两岸关系的“法理内涵”,对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采取绝对排它性的否定态度;而“两岸同属一中”则在坚持一个中国法理基础的同时,为一中原则注入了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事理内涵”,以及以人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内涵”。全面把握与落实“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内涵,是我们正确坚持一中原则、继续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坚定不移地落实一个中国原则是核心所在。它一方面要求台湾当局更加明确地坚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更加明确在排除人们对台湾未来走向上的疑虑;一方面要求大陆进一步合情合理地看待台湾当局应有的政治地位,并继续协商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历史当口,双方均须戒慎恐惧,小心呵护,务使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化,巩固发展。
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展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双方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动,两会商谈达成18项协议,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各界交流合作蓬勃发展,两岸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
其中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因素:1、中国大陆的发展与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策及措施的不断加强;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产生与显现了重大的积极性作用;3、和平发展态势获得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4、两岸间政治互信有所建立;5、马英九团队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开放政策;6、国际社会乐见两岸和平发展。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要坚持的方针政策有: 1、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2、实现两岸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中国原则 ;3、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 。
除此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第一,大力促进两岸人员往来; 第二,积极推动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第三,大力推进两岸产业合作拓展领域、提高层次; 第四,切实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第五,探索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继往开来创新局,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
(一)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开创两岸新局面
我们应清楚认识到今日的两岸关系来之不易,要认识到马英九的执政期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他正派正直,是我们修复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机遇,机遇在前,我们应倍加珍惜。
当然,“先经后政”作为两岸的基础,也是应该建立得更扎实一点,但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我们总会面对众多政治难题。可是“先经后政”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从2008年至2012年,成功的“先经后政”也化为选民的选票,不正说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面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要求我们更关心另外45%的选民,也要求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要正视现实,理智地面对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大潮流,诚实的面对“九二共识”与“宪法一中”,不要甘作“为反对而反对一切”的反对党,要有理性的两岸政策,否则只能永远沦为在野党。即使偶然再度执政,也一定是不稳定。
(二)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刻。两岸同胞普遍肯定与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双方有继续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意愿;过去几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两岸关系继续改善发展,这些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局打下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两岸关系有望迎来新的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12.31”重要讲话精神,以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以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主线,进一步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对台工作,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全面理解党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
党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包含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判断和战略决策、新形势下推进对台工作的主要目标。
中央强调要坚定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信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关系历经风雨洗礼,开辟出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中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全面辩证地把握和平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在联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一 胡锦涛会见连战-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阐述三点看法
二 继往开来再创新局
三 与两岸关系继往开来
四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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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全方面发展与进步的继续,中国外交的发展成就是较为显著的,但是目前中日关系是较为紧张的一对关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六是日本遗弃再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采取着“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中日关系虽峰回路转,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仍期待着安倍首相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相互缓解安全疑虑、推动东海问题谈判、加强地区与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有待于进行耐心、细致的对话与磋商。
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意识形态围墙。日本对“战略互惠”的态度是否真诚,也将在战略对话中得到彻底验证。
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样式,将是发展共同利益和调整相互矛盾的统筹兼顾。其最低目标是力争维护和发展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理想目标则是构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双边框架。日本决策层能否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和围堵战略?这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外,两国政界的友好意愿、经贸界的双赢合作以及舆论界的正面呼应,也将对此番中日关系上升势头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互惠”将成主旋律。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因而是其对华政策宣示上的重大转变。
中日两国应坚持安倍访华时达成的“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2007年是中日复交35周年,又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70周年。这种特点,使中日关系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中日战略对话”有待于超越相互试探阶段而进入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阶段。这意味着两国围绕双边与多边问题的对话应得到进一步深化,其目标应是推动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框架。目前,“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能否巩固这一成果、进一步扩大共识,是下一步中日磋商的关键。而积极开展能源合作,则将是为两国“共同开发”创造良好政治氛围的重要途径。中日能否共同启动重大经济合作项目,将是考验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试金石。我们应充分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备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局。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正因如此,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而我们当下大学生,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甚么是威胁,甚么是安全;甚么是可取,甚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只要是对自己的国家前进有实际意义的任何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是爱国的表现,爱国既不需要多么豪情壮志,也不需要多么高亢激昂,只要务实,就是爱国;并且谨记随时维护祖国的尊严,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我们热切的希望我们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只要强大了,我们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公平地发展,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历史问题,日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历史问题,对教科书的修改也让人不能接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远;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敢正视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起侵略罪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因为那里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作为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他去靖国神社参拜不同于一般日本民众,他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不是一般的内政问题。 三是领土磨檫,主要是钓鱼岛问题,日本右翼不断制造事端,把问题上升到军事、战略层面磨檫;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日本青年社”成员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97年5月7日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四是防卫磨檫,90年代初期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并为其扩军找借口,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在暗中采取行动支持“台独”。
中日关系在今天激化?原因在于:一是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得到恢复,六七十年代很发达,到了八九十年代则十分低迷,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倍受瞩目,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存在某种病态心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二是日本自身做法欠考虑,特别是小泉的做法让日本走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可是历史悠久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骂阵叫阵,我们现在对日本是强硬一点好呢,还是继续韬光养晦好一点呢?有人预测,中日矛盾如果继续激化,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其实中日关系在现实中就如邻里关系,我们的邻居并非全是很好的邻居。有关系很密切的,有见面点头就过去的,也有邻居居住着几年也不说一句话的,也有关系不好的。你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立刻搬家,也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整天盘算着跟他打一仗。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近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应该说世界发展到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就象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市WTO的缔约国,我们要要兑现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虽然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好。不能因为日本做错了,我们也要违反原则的做错。我们虽说抵制日货,可北京的地铁和首都机场的建设费中有一部分日元贷款,你不可能因为有日元贷款,这两处设施就不使用了。北京现在正在建设地铁,所用的开掘机就由日本制造,现在能说不用这个开掘机让工程停下来吗?另外你说抵制
日货,是整体的还是零件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用的是日本的,怎样实现抵制日货?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觉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此语不无道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
摘要: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 历史 的认识 问题 , 台湾 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同志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就谈不上 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 影响 。值此世纪之交,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此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以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7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 政治 基础。第二件是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进入80年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友好与摩擦并存。
友好主要表现在: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这一条;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此外,迄今为止已轮流在两国举办过11届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是在这一时期(1984年9月)召开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次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如: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表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并列,是日本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时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构筑面向未来、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日中关系;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 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要以史为鉴,二要着眼未来。97年11月,李鹏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时隔8年后再次访问日本。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认为,要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去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同志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中日间的摩擦有所增多,日方的挑衅行为有逐步升级的趋势。除了极少数议员和阁僚继续歪曲历史、否认侵略外,日本政府还以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并纵容少数右翼分子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日方的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明确的。去年江泽民同志访日时在同小渊惠三首相的会谈中再一次阐明了这一立场:坦率讲,在多国列强中,日本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危害最为深重,尽管如此,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他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但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前提必须是正视和承认历史。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二十六来年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友好合作。在这一主流的支配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 ,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二十六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60年前,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1990年11月10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1994年5月3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不能不提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和1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亡灵的场所。多少年来,日本极少数人总要在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去参拜靖国神社,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战争罪犯们招魂扬幡。他们这种公然为侵略罪行翻案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在这一问题上由日方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摩擦与冲突,也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1996年7月29日,刚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日本首相。桥本的这一做法,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及亚洲所有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1994年8月12日,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几百万军队?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此而感谢日本吗?
(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 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 影响 中日关系 发展 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 政治 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 总结 这方面的 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 历史 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 经济 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 中国 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 金融 、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 交通 、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 目前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台湾 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 研究 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 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 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 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 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 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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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与国外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是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对关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60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头号发达国家,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仍不可避免,但不会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历史与现状 合作共赢
正文:60年甲子一轮回,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左右着新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选择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影响。该电视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篇论文,就从这段历史开始谈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表面上派出马歇尔将军和国共双方代表组成协调小组,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由于国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且当时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美国当局决定扶植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专制独裁搞得民心涣散,而共产党选择了民主路线救中国,这其实与美国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国也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帮助国民政府,仅仅是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主。国共内战时的美国颇有种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国民党的败军之势兵败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美国人的经济援助,也逃不脱败北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拉开了新的篇章。当时中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切的经济建设都是空白,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正是美苏两强争霸之际,中国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中。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苏的战略,在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对华政策虽然有时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对抗。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接触,72年国务卿助理基辛格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可见中美关系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中美关系从中美建交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苏联则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解体的厄运。90年代,美国陷入了战胜苏联的喜悦之中,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超多强,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间美国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就有所体现。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公然的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如此的蛮横激发了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情况进入千禧年后似乎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之前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是大国,那么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强国的名号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开始对中国变得警惕。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的称霸带来冲击和影响,于是美国开始想方设法的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蓄意夸大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各个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
美国为了制约中国,想尽一切办法干预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一直宣称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国却一再坚持对台出售军火,并暗中资助台湾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美国还暗中自助与中国有矛盾或冲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的不可开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上一直态度暧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视听,搅乱中国的局势。
在军事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集中了美国的精锐力量,意图在海上封锁中国。利用在盟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形成三大岛链的封锁体系。同时在南海地区,菲律宾等国均是美国的盟友。依靠美国的支持,菲律宾的国不断向中国挑衅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左右着世界经济局势。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也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头号债主就是中国。除了经济方面,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诸如反恐问题等要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目标。
正是因为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才造成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暧昧不明、摇摆不定。这也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相争,美国才好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意图是为其重返东亚、称霸全球扫除障碍。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方的挑战呢?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在面对主权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时,我们决不能退缩,也不能忍让。而对于美国,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矛盾,争取实现合作共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理好当今中美关系的不二法则。
学习心得: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我了解了当今国内外的局势的变化。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国内和国际上的大事小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1. 袁鹏 《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 现代国际关系 2005(04)
2. 潘锐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挑战》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2)
3. 邱苗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4. 孙哲 《亚太战略变局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5. 王鸿刚 《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现代国际关系 2012
摘要: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60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头号发达国家,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仍不可避免,但不会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历史与现状 合作共赢
正文:60年甲子一轮回,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左右着新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选择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影响。该电视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篇论文,就从这段历史开始谈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表面上派出马歇尔将军和国共双方代表组成协调小组,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由于国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且当时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美国当局决定扶植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专制独裁搞得民心涣散,而共产党选择了民主路线救中国,这其实与美国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国也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帮助国民政府,仅仅是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主。国共内战时的美国颇有种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国民党的败军之势兵败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美国人的经济援助,也逃不脱败北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拉开了新的篇章。当时中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切的经济建设都是空白,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正是美苏两强争霸之际,中国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中。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苏的战略,在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对华政策虽然有时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对抗。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接触,72年国务卿助理基辛格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可见中美关系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中美关系从中美建交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苏联则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解体的厄运。90年代,美国陷入了战胜苏联的喜悦之中,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超多强,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间美国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就有所体现。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公然的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如此的蛮横激发了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情况进入千禧年后似乎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之前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是大国,那么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强国的名号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开始对中国变得警惕。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的称霸带来冲击和影响,于是美国开始想方设法的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蓄意夸大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各个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
美国为了制约中国,想尽一切办法干预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一直宣称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国却一再坚持对台出售军火,并暗中资助台湾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美国还暗中自助与中国有矛盾或冲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的不可开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上一直态度暧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视听,搅乱中国的局势。
在军事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集中了美国的精锐力量,意图在海上封锁中国。利用在盟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形成三大岛链的封锁体系。同时在南海地区,菲律宾等国均是美国的盟友。依靠美国的支持,菲律宾的国不断向中国挑衅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左右着世界经济局势。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也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头号债主就是中国。除了经济方面,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诸如反恐问题等要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目标。
正是因为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才造成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暧昧不明、摇摆不定。
这也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相争,美国才好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意图是为其重返东亚、称霸全球扫除障碍。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方的挑战呢?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在面对主权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时,我们决不能退缩,也不能忍让。而对于美国,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矛盾,争取实现合作共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理好当今中美关系的不二法则。
学习心得: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我了解了当今国内外的局势的变化。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国内和国际上的大事小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1. 袁鹏 《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 现代国际关系 2005(04)
2. 潘锐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挑战》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2)
3. 邱苗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4. 孙哲 《亚太战略变局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5. 王鸿刚 《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现代国际关系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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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美国还是一超,尽管现在有些学者说美国可能在步入衰落的曲线,但是从理性的分析来看,还无法证明美国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是衰落的。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来看,美国还是老大,我们不要轻易地得出结论说美国不行了,因为美国全球称霸也才刚刚十几年。如果我们说美国衰落了,这不符合历史的规律。
另一个方面,美国虽然很强,但是它的实力并不能轻易地转化成影响力,实力和影响力有时候不是成正比的。美国虽然很强,但为什么美国在中东出不来?美国虽然很强,但为什么全世界都很讨厌美国?同时,去年美国的飓风导致那么多黑人死亡,流离失所,大家发现美国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裕。中国有广东的中国,也有陕西的中国;美国有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也有密西西比的美国。
“一超多强”的另外一个含义,“多强”还是多强,但是多强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多强的排序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座次从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二或者第三名。另一个就是多强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这十几年中,印度也后来居上了。
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言,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变了。原来是意识形态的较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而现在,崛起与阻碍崛起的矛盾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矛盾。
中国很像一个15岁的孩子长成到18岁,18岁你说崛起没有?没有。但是18岁跟15岁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本质的不同。因为18岁要开始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中国还没到40岁你就否认中国已经18岁了,你不树立这个“成年人的意识”,还把自己当小孩,以为砸了人家的玻璃,人家还会找你家长,你再砸人家的玻璃,人家就找法院了。
美国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如何因应中国崛起?它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崛起太快了,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期。美国1997年发表了国防部的四年评估报告,它的结论是美国在2015年到2020年之前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对手。但是它突然发现中国怎么2005年就崛起了,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态势比美国预计的提前了10年。
紧接着第二个判断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走到这一步?无非就是中国趁着美国反恐、中东的乱局在悄悄地韬光养晦。第三点就是美国不能再傻了,还必须用另外一只手应对中国的崛起。否则,等中国成长以后再来约束,你可能说话就不算数了,所以美国增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
但以应对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行不行?不行。第一,中国毕竟不是苏联,美国主流认为中国与苏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意识形态;第二,两个国家的本质不一样。基辛格曾经反复跟美国人举一个例子,1979年同样一个年份,中国和苏联干了两件不同的事情,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中国是全面地改革开放,跟国际体系接轨;第三,中美之间的利益捆绑已经太深了,遏制中国可能损人不利己。中美双边2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任何一方在破坏关系的时候都必须掂量的一个事实。
而且,即便美国想用对付苏联的方式来对付中国,可美国环顾左右,找不到什么帮手,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帮手,是,可是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吗?有人说印度,印度确实有这种苗头,但是不要忘了一点,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它不至于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另一个大国身上,那绝对不是聪明的做法,何况在冷战时期印度曾经站错了队。在中欧需求升温,美欧矛盾进一步升华的情况下,欧洲也不会轻易地跟着美国对付中国。
那美国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呢?主要采取拉的一手,而不是堵的一手。
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对中国崛起采取有条件接纳的战略,我对付不了你,我把你拉进来,我通过制度体系内的管理,防止你在体系外闹事。就像我当局长,你是一个不听话的、但是工作业绩又很突出、群众呼声又很高的处长,我对付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你吸纳到我的领导班子,让你当一个局长助理,局长助理不是让你白当的,前面还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你得肩负起新领导岗位的职责,做几件事情,你得帮我管一些我管不了的人,朝鲜、伊朗都归你管了。
第二,你既然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了,国际体系的共享者,你必须以身作则,比如说你必须得严于律己,政治体制要改革了,同时你不能光占好处,中美贸易逆差这么大,你是否考虑给我一点甜头。
美国现在就是以怀柔的方式,把中国纳入它的体系,让中国暂时服务于它的朝鲜、中东这些更紧迫的危机。同时通过这个体系内欧盟、日本、印度等集体的力量来塑造你、引导你,让你不知不觉在同美国的合作中自我演变,这是美国期待的。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更加理性
台湾以前不是问题,内地1949年解放以后,下一个目标顺理成章就是台湾了。到了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为了他战略的需要,突然说台湾地位没有定,台湾问题就出来了。
而台湾问题一直到李登辉上台,问题也不大,无非是毛泽东把台湾解放还是蒋介石把内地解放的问题。到了李登辉上台成为问题,李登辉突然说这是两个国家,我不想统一你了。因为台湾人没自信了,他发现台湾反攻内地几乎是痴人说梦。
台湾问题的质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效应,以及美国要防范中国崛起的力度增大就变成了中美台三方的博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
以前,内地对促统的欲望过于强烈,没有考虑到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现在我们对大政策的目标认知更加理性务实了。内地没有放弃统一的目标,但是也越来越意识到未来若干年的中心任务还是放在防止台湾独立上,这是对的。中国任何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台湾问题无外乎此,第一阶段防止台湾独立,第二阶段促进和平统一,这两个阶段现在相对剥离得比较清晰了。
以前我们对美国的力量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不希望别人插手中国内政,把美国一竿子打死。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意识到,希望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借助美国防止台湾独立方面还是有些 工作可以做的。事实证明,过去这两年从“公投”到“废统”,布什对陈水扁的敲打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但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是一个消极的合作,就是我们求它,基于它的考虑,不得不跟我们合作,而且往往事情出来之后,因为中国反应很强烈,美国担心中美关系受破坏,敲敲台湾的脑门。今后怎么把这种危机反应式的合作转为危机预防,这可能是对美外交针对台湾要做的。
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外因,两岸是内因,中国自己的 发展又是内因中的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在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内地母体的迅速崛起,有了这个做基本保障,祖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摘 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联越发的紧密。在此之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回顾过去三十几年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摩擦不断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我们应当从企业行业和国家两个方面去改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 历史 原因 对策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历程
纵观中美贸易历史,自1776年美国宣布成立之前,作为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就已通过垄断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清朝时期的中国展开了间接贸易。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更是成为了中国战略性物资的最大供应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贸易关系中断了达20年之久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冰冻期慢慢结束。终于在1978年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达成了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自此中美经贸关系迎来了春天。1979年7月两国政府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在经过了近30年的彷徨和停滞后,中美经贸关系自此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在1979年~2002年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长率为25%;1998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为100亿美元;发展至2012年中美贸易额超过5000亿。三十年来,历经风云变幻,中美关系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而是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贸关系一方面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摩擦不断。其经历了三个阶段:
1.经济性摩擦阶段(1980年—1989年)
这一阶段建立在两国良好的战略合作基础上,中美双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大多数摩擦属于经济性质问题,例如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初级大宗商品,美国以配额、反倾销等手段钳制中国这些商品的出口。但中美经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使中方在摩擦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解决途径也多为美方立案裁决,中方让步来达成最后协定。
2.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年—2001年)
这一阶段由于受当时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如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中美贸易关系不断恶化,经济问题也带上了政治色彩。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范围随之扩大,手段方式也随之改变。
3.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除纺织品外中美贸易的领域更涉及了钢铁、家电等,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更是以政治压力、世界贸易组织政策审议机制等手段来压迫中国。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也从纺织品、家电等这些微观经济层面向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发展。
二、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摩擦的频繁发生,固然与世界经济大环境下的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对华“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认定这些主观因素有关。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容易诱发摩擦。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生产技术的水平要求不高,往往一个企业开辟出了某一国家的国际市场,其他企业也纷纷涌入,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也因为中国厂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人力成本低于国外的厂商,便使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低于了社会平均生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进入外国人民的生活,中国拥有的比较优势,让中国商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这往往也就使当地产业视中国产品为打击目标。
价格低廉早成了中国产品向外倾销的态势,处于劣势的一方就可能会向本国政府寻求一些贸易保护,以此来改善和扭转商业竞争中的颓势,这些国家就会采取若干保障措施和国际规则许可的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出口,这些都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诱因。同时,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得趋势。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激烈。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院院长赖斯特瑟罗在《世界之争》一书中写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1世纪看作是巨头之间竞争的世纪,参赛的巨头都在相同的项目中竞争。好的局面是胜负分明,坏的情况可能是两败俱伤,不再会是大家同乐。贸易摩擦正是如此。
三、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可行性对策
在中美贸易摩擦这种压力下,促使了中国加快自身经贸战略的调整,代表了中国正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我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结果。但美国一方面通过反倾销、特殊保障等措施来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来减轻中国对美国本土厂商的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这些贸易不平等问题迫使中国为美国开放更多的市场。这些手段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2009年得“轮胎特保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中国企业也应该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减少并尽量避免这些摩擦。
1.从企业行业的角度
首先,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然供过于求。我国纺织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我们应当跳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惯性思维,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用来更进一步的打开国际市场。
其次,我们应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差异。这种改变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能使中国得到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还可以减缓和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终在中美贸易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再次,我们也可以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丰田、本田、三菱等日本汽车,海尔在美国投资设厂,这些都为中国企业建立了一个榜样。 2.从国家的角度
首先,中国应该学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了解美国。中美贸易之间出现诸多摩擦也源于中美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方面可以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对美贸易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从而可以避免在和美国交往还有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出现无法对症下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交流、磋商和协调,从平等互利的愿望出发建立中美双边贸易协调机制。
其次,我们也可以改变外贸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由外需主导型向内、外需并重型转变。由贸易逆差逐步转变为扩大内需,扩大进口。遵循大国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要动力的规律从而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也是减少贸易摩擦的一种方法
再次,遵守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为中国加入WTO组织使得我们在贸易摩擦较量中有了与之周旋的基础、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进行交涉的规则手段。中国和其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之上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我们就能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这一规则下进行磋商和解决。这些年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导者一直是美国,但2011年中国通过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中国保护本国厂商利益反击的开始。
2012年9月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三一重工美国子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美风电场项目被三一重工起诉案开启了中国投资在美国本土依法维权的先河。这些事例也说明中国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不再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我们也已经积极主动的为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做努力。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异、且各自追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尽相同,中美经贸迅猛发展,有时摩擦和争端还十分剧烈甚至出现倒退。展望未来,也仍有诸多的问题双方需要共同解决。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上有巨大的互补性,两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因此无论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资源禀赋的角度,还是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双边贸易都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从大的趋势上讲,中美贸易关系应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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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伟.中美贸易不平衡成因及相关分析[J].财贸经济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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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新兴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政府基于国际情势变迁而形成的基本共识。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对各自的繁荣和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大国。本文从新兴中美大国关系的内涵与特点出发,分析了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障碍与现实障碍,即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与考验以及中美亚太地区的冲突以及中国威胁论问题。根据以上问题与困境,相应总结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系列障碍的有效措施。从而形成稳步前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互利共赢;第三方;中国威胁论;巧实力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主席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应具备三方面含义: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备三大特征。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走出一条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该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1.以平等互谅取代分化对抗
大国关系要尊重彼此国情差异、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关系是对抗性的,分化对抗为历史上大国关系的常态,特别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时期,冲突与对抗反复出现。新型大国关系要树立平等互谅的大国关系,双方需要理解各自的差异与诉求,尊重各大国的核心利益。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在“求同”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双方共同利益的新型国家关系,以此提升利益共识,加深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同时,在“存异”的谅解下采取和平方式妥善的处理双方分歧,不断加强对华交流,增强双方的合作机制,增进相互间理解。
2.以包容共识融合文明差异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是中方意识到世界的多样性要尊重多元并存。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是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也是一种相当成功的政治制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内的政治生活也会越来越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给全世界做另一个示范。世界上有许多文明,中华文明有其优秀之处,同时美国文明也已经证明了它的优秀之处,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大国关系要尊重彼此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历史原因、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以兼容并包的理念应对彼此的矛盾,超越分歧、寻求共识。
3.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竞争
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大国要建构以“互利共赢”代替“零和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再是互不相干,利益差异也不仅仅是着眼于军事优势,大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深入而且开放。要通过互利共赢不断推进双方经济合作,拓展大国间共同利益,为大国关系持续稳定,和平发展
4.以官民共建补充官方交往
大国关系是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全方位、综合性、立体式交往。中美人民在冷战时期有很多的误解,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在不断的加深,国际民主化趋势明显。美国人民曾经因为自身生活的优越而可能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所误解,而由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有被误导的偏见,但是时代在发展,中国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基础更大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是两国人民再一次了解对方的时机。通过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的共同开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拓展大国关系的基础,加强彼此间的密切联系,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两国人民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从而加强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优势和人民支持的合法性。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
(一)中美新型关系的发展还面临一些不确定、不稳定、不可测因素的挑战与考验
1.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不明朗
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存在所谓不确定性的质疑,美国据此对华搞所谓“两面下注”。对美方而言,目前其最关心的核心利益底线是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美国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美国尤其谋求确保其在亚太的现有“基本盘”以及确保其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优势。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把美国赶出亚太,也担心亚太国家会放弃美国,选择中国,使美国成为孤家寡人,因此,这种假想的状况,可能会使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对中国采取敌视战略。
2.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不确定
中国的利益底线主要有四个:一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二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领海主权完整;三是国家的军事与战略安全;四是中国的发展保障不能受到侵害。这四大核心利益中国不能退,一旦退了,别人会得寸进尺,而且国内老百姓不会同意,党的权威、军队的权威、国家的形象都会受损。所以,当出现这种侵害我国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答应,要采取反制措施进行有效回击。 3.美国卷入涉华第三方冲突的深度不可测
中国周边有很多的美国盟国,它们与中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端,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国都是涉华第三国,这些国家目前都对华持不太友好立场,即便美中两家都不愿意对彼此动手,但是有可能美国会被这些国家绑架,它们有可能故意制造矛盾,挑衅中国,甚至是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与对抗,这样美国就有可能被动陷入对华的冲突。因为美国国内有法律,所以总统要根据法律和同盟条约行事,那么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也就存在可能。
(二)中美亚太地区冲突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汇集的主要地区,也是两国可能产生分歧主要地区。对于远东地区,中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中美两国要谨慎对待,通过各种机制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在这一地区与第三国的联合行动,应该考虑对方的感受与关切,考虑对方的核心利益问题。美国在这一地区有许多盟国,经应避免过于频繁,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等军事活动,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与舆论压力,损害中美两国战略互信。
在钓鱼岛、南海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中,美国的立场也是两面性的。一方面,美国有意利用钓鱼岛、南海等岛屿、领海争议问题,制造中国与亚洲邻国的矛盾分歧,以此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但是同时,当日本、菲律宾等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做得过分,政治太过“嚣张”之时,美国也不表示支持和赞成,这和美国总是进行“两面下注”的外交策略有关。
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仍然没有对美国构成挑战,威胁就更说不上了。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交汇,也有不同利益的博弈,这是一种合作竞争兼而有之的关系,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预先判断,使中美两国之间在战略意图上可能把对方当做战略对手。美国对华战术遏制增加了双方军事摩擦的危险。美国为遏制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上升,自身力量不足之际,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采取一系列战术上的小动作,意图扭转其认为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的“不利态势”。这种认定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以美国常常拉动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包围之势为表现,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保障之一。
(三)“中国威胁论”诋毁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在国家关系理论上一种认为中国将在崛起后威胁西方霸权成为新兴霸权国家称霸世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因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同时扩充军备,在海空军在东海及南海的联合近海防御作战能力,使得东南亚小国家产生的忧虑与质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日本、韩国、美国等领国和世界大国所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其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本国的利益的想法,便试图通过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家政治舞台中孤立中国。
大多数理性的学者对于“中国威胁论”会进行系统的,量化的分析,以此得出结论中国的“上升”是必然的,通过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可以发现,中方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争霸之心,而“中国威胁论”常常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媒体,甚至具有商业目的的公司进行炒作,以此吸引注意力,达成自身目的。
三、完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策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持久努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其伟大而更加艰难。但只要中美两国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会开辟出一条21世纪大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光明之路。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变问题为动力
陈积敏认为,以下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发扬攀岩精神
谢岩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发扬攀岩精神》一文指出,我们只有切实发扬锲而不舍、顽强向上的攀岩精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才能落到实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创性事业才能成功。其一,要始终坚持前进方向不动摇。其二,要不断寻找并抓住每一块前进的岩石。其三,要树立健康竞争意识。其四,要树立正确安全观。其五,要格外警惕外界挑拨。中国政府希望与美方在亚太良性互动,同时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维权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稳步前进
关于中国如何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稳步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文章《促进新的文明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认为,中国应做到:第一,不当头称霸。第二,不损人利己,善于以互利共赢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第三,不招谁惹谁,但绝不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第四,不畏惧围堵。第五,不陷入孤立。第六,不重开冷战,高举促进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第三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关于如何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贯彻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奥巴马总统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五)要克服以上障碍,中美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八个字上下功夫
相互尊重是建立互信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共赢是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其次,两国应着眼于长远战略利益,不要拘泥于一些具体问题,在政治上加强沟通,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亚太安全战略对话等机制共同努力排除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以及阻碍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些障碍。在安全方面,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控机制。第三,双方应致力于培植共同发展、平等发展的新发展观和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摒弃“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曹扬.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及中国的对策[D].东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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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软权力”的作用不段显现,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越来越强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本文对中美政治与经贸关系中相关因素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因素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摩擦和争端不断扩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越来越强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中美政治与经贸关系中的相关因素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政治因素
1、两国政府和元首积极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两国政府向来是促进两国间经贸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中美经贸关系的中断到重新恢复,都是两国政府作出的选择,此后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也与两国政府的大力促进分不开。两国政府早已就促进两国的经贸发展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间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在江泽民同志九七访美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已阐明:“两国元首准备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这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证。
2、PNTR与中国入世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扫除了政策障碍
PNTR及中国加入WTO本身并非政治因素,无奈它们却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PNTR的前身是MFN,众所周知,美国国内政治曾经将作为经贸政策的最惠国待遇裹上了层层桎梏,以致使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政治关系屡屡遭受窒息的威胁。可喜的是,美国国会最终与2000年9月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美国实行了20年之久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审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两国在历经了13年之久的中国入世双边谈判后,于1999年11月15日达成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双边协议。中国与2001年11月11日正式加入WTO。从此,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可以遵循国际规则,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进行。这样,长期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被扫除,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也最终失去了为政治目的向经贸要价的机会,这也是对美国经贸政策(对华最惠国待遇〕政治化的终结,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扫除了政策障碍,中美经贸关系必将更加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3、从对华经贸关系中获益的利益集团与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将大大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30年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培植了一批亲华的利益集团,他们大多财大气粗,具有很强的政治游说力。为维持他们在对华经贸往来中的既得利益,以及继续获益,他们自然会努力争取积极的对华经贸政策,积极支持并参与中美经贸的继续发展,并且同破坏经贸关系的因素作斗争。因此,他们是一支很强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生力军。
4、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淡泊,两国的政治文化也越来越有利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曾经极端对峙,相互攻击,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广泛、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越来越淡化,两国关系越来越趋向务实,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已不会构成阻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反,两国对对方政治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相互间也能表示一定的尊重和宽容。两国在社会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了解和认同在不断加深,这毫无疑问会给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政治因素
1、美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随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加大,美国的贸易政策将越来越偏向保护主义的色彩,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更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的贸易政策在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帜下,将越来越重视自我保护,强调对等互惠。因此,美国很有可能就中国的市场准入等问题大做文章,对中国推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2、各种反华势力的阻挠
美国政界及民间在对华态度上也一直存在对立的两派,虽然反华势力在不断削弱,但仍会就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武器扩散问题及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等向中国发难,中美经贸关系也一直是被利用的工具。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终结以及中国入世等成就的取得,虽然大大削弱了他们通过阻碍中美经贸关系而反华的势力,但他们仍将在一些具体的对华经贸政策上向国会或政府施压,阻挠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
三、中美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贯穿于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学者用“波澜起伏”来形容之,因而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相应的促进作用。简而言之,中美两国潜在的经贸市场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贸往来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共同的经济利益是维系中美关系的坚韧纽带,为维护既得利益,以及确保继续获益,需要稳定的、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因而中美两国广泛的经贸联系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推动机。相反,中美经贸关系将更多地对中美政治关系发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也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发挥着强有力的粘合作用。
四、中美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经贸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政治关系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如果经贸问题处理不善,两国关系也会因此而恶化。现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是贸易平衡问题,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将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加以渲染,鼓吹中国政府对市场开放不够或控制过严,进而作为推行一系列对华控制政策的借口。这无疑会给中美政治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往来在给一些美国企业与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仍有一小部分行业不但没有受益,反而会受到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的冲击,这些利益受损的各方会组成对立的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等,他们也会游说国会,极力推行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政策。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在培植亲华利益集团的同时,也会造成对华不友善的利益集团。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3.
[2]梁碧波.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定的均衡机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李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及对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傅梦孜.中美经贸关系可能演绎的政治内涵[J].国际经济评论,2007.
[5]甄炳禧.论中美经贸关系新变化――兼驳十大悖论[J].国际问题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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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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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如下:
日据时期,台湾曾有大批学生赴日留学。从1906-1942年,其总数达到57926人,如再加上抗战后期留学人数,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留日学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台湾留日教育。然分析既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尚未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状况;日本学人虽有所涉及,却仅限于抗日战争以前,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对台籍留日学生的态度和政策,亦多语焉不详。
台湾留日教育史料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台湾。
最具代表者,例如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共36卷),详细记录了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1904-1937)台湾留日教育情况;台湾总督府内务局发行《台湾学事一览》(共17卷),载录1925-1941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整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以及台湾教育会编纂《台湾教育沿革志》,记录有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刊行的《台湾一年来之教育》,载有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接管政策;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日本事务》共2卷,该书根据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各留学国事务档》中有关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日本事务之史料汇编而成。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留学教育之档案。本文拟就以上史料,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情况,比较分析战后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梳理台湾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
台湾学生赴日留学肇始于日本割据台湾之际。1895年11月,台湾总督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将台湾子弟柯秋洁、朱俊英二人带至日本,并在教育上投入相当大之心力。[2](P394)早期台湾留日学生仅为少数,且以富家子弟为主,多由日本师长、官员推荐,并寄宿于师长安排的名士家中。岛上地主、资本家、士绅阶层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协力者,故日本当局对其子弟留学实行怀柔和鼓励政策。掌管台湾留学事务之机构初为日本殖民统治机关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后改为文教局。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桂太郎集合台湾士绅、实业家、商人等各方名流,在东京创立台湾协会,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经营。1900年该组织开设台湾协会学校,1906年该协会改称东洋协会,所办学校亦改名为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后改为拓殖大学),开始招收、管理台湾留日学生。
此后,随着留学人数增加,台湾总督府加强了对台籍留日学生的管理。1907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留学生监督,并任命国语学校教授石田新太郎为留日学生监督,主要负责:"1.监督、指导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留学生聚会;3.每三个月就全体留学生修学状况、性行、成绩、将来就业之希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报告书;4.办理其他留学生监督认为有必要之事项;5.关于留学生监督指导方,谋求加强与东洋协会及其附属学校之联络;6.东京以外各府县留学生监督事宜,委托地方长官办理。"
1911年,日本文部省颁发《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主要适用于朝鲜人、台湾人之留学。其中规定,"1.留学生须经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及留学生监督许可后入学;2.公私立学校留学生入学、升学、卒业、变更学科、转学、退学时,东京留学生须通知留学生监督,其他地方留学生则通知地方长官;3.留学生有失体面和其他不良行为时,违反留学学校规则和不服从监督官厅之命令时,成绩不良而修学无果时,其他认为留学生应具备特别必要之行为时,应通知留学生监督及地方长官".
因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尤其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12年台湾当局委托东洋协会在其附属专门学校内设置留学生寄宿舍,并定名为高砂寮。此后高砂寮成为台湾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甚至被誉为台湾文化运动之摇篮。高砂寮表面上方便了台湾学生寄宿,实则起着监视、规训台湾学生之作用。1914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总督府外国留学生规程》,由台湾总督府挑选高等以上学校教员赴欧美留学,专门从事学术、技艺研究。
然此种留学生基本选自岛上日本人。从1924-1937年,台湾总督府先后派遣110名专门研究人员赴海外深造,台湾本岛人仅有林茂生和杜聪明2人。[7](P2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赴日留学乃为台湾人深造的主要途径。台湾留日教育管理日臻完善、留学风气渐开以后,远赴日本留学的台籍学生不断增多。1906年仅为36人,1911年增至176人,1926年升至886人,至1937年达到2812人。以下列出1910-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从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除个别年份外,台湾留日学生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态势。明治末期台湾留日生人数尽管逐年上升,但总体人数偏少,增长并不明显。及至大正时期台湾留日人数增长迅猛,至大正末期增长近4倍。
昭和时期,台湾留日学生日趋增多,至1935年已超越2000人,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留学生群体。然而,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台湾留日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明治末期,台湾留日学生不仅人数较少,而且教育程度偏低,此期留学生教育程度以初、中等教育为主,其次为实业教育和专门教育,高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例如1911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76人,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117人,占总数的66.5%;选择实业学校者32人,占总数的18.2%;选择专门学校者18人,占总数的10.3%;剩余为几乎没有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深造者。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学生最多,共计66人,其后依次为台南、嘉义、台北等地,其他地区仅有个别留学生。
大正时期,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教育水平有所上升。以1926年为例,留日学生总计886人,较1911年增长了5倍;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271人,占总数的30.6%;进入特殊学校者165人,占总数的18.6%;接受专门教育者153人,占总数的17.3%;高等学校以上者(含大学)146人,占总数的16.5%,教育水平较明治末期有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有女子留日学生26人,尽管人数不多,却推动了台湾女子留学风潮。从该年度留学生出身地看,仍为台中人数最多,共计326人,台南、台北、高雄、新竹等地次之,其他地区甚少。从留学地看,留学东京者最多,共计660人,占总数的74.5%,其后为京都等地。分析此期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生所习科目,医学、法学、经济较其他学科更受青睐。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继续攀升,其数量远超明治、大正时期。以1932年为例,留日学生总数为1627人,较1926年增长近1倍。
从留学生性别看,男生1507人,女生120人,女生人数较此前有较大增幅。从教育程度看,初、中等教育程度者620人,占总数的38.1%;接受专门教育者330人,占总数的20.3%;高等学校及大学以上者308人,占总数的18.9%.
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最多,共551人,台南次之,共463人,高雄处第三位,共252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从留学地看,东京人数最多,达到1284人,接近总数的80%.此期大学、专门学校在学者合计514人,其中医科留学生最多,共计261人,超总数之一半,医科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台湾医学留日生郭维租分析,"在台湾人士的观念认为医生职业安全,收入不错,社会地位也颇受尊敬,有铁饭碗的说法。富家小姐喜欢嫁给医生,也是社会不争的事实".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中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统计是目前较为详尽、精确的统计,全面调查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然该统计亦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譬如,表1没有统计1934-1937年初等学校及其他学校留学人数,导致此期留学生总数有所出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1935年总数为2773人、1936年为3325人、1937年为3891人,而《学事年报》统计则分别为2185人、2357人、2812人,两者对比差距明显。此外,表1未能统计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台湾仍有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依据《台湾学事一览》统计,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总计2812人,1938年4023人、1939年5407人、1940年6015人、1941年6676人,"至1942年达7091人,1943年以后无正确统计,日本投降后估计留日台籍学生,尚有五千人".此时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已远超大陆的日伪政权派遣数,比如1942年伪满政府派遣留日学生总数为1220人,汪伪政府及其他伪政权派遣总数为1341人,而台湾派遣总数达7091人,二者相去甚远。战时台湾留日教育程度亦明显上升,专门学校留学生人数最多,中等学校留学人数降为其次,高等学校及大学留学人数较战前亦有较大增幅。
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并赶超大陆留日学生人数,其原因如下。
其一,日据台湾初期,岛上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台湾学生由是转赴日本求学。"岛内除了比中学校、女学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外,仅有一所专科---台北医学校而已,而且其收容学生数亦有限,所以热心于子弟教育的岛内资产家,甚至把刚到达学龄的子弟也派到日本留学".
其二,大正以后,日本学校逐渐转变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和限制,转而吸引和诱导台湾学生,以便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扩大了对台籍学生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其三,赴日留学便捷、费省。日本占据台湾后,强化了对台控制与经营,日台之间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抗战以后,"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职是之故,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台湾学生赴日留学风潮直至日本战败后开始消退。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其留日学生,台湾留日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曾提议,"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进入相当学级;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期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开始强制疏散、召回大批留日学生,至1946年5月台籍留日学生仅剩765人,1947年2月减至601人。
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制定《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规定:
1.凡本省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
2.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专科以上理、工、农、医各科学生,由本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并通知汇款接济手续,如学生人数多,由本署派专员一人驻日,负管理及联络之责;
3.前条留日学生,由本署印制留日学生登记证,送请盟军总部代发照填,已设驻日专员时,交该专员分发照填,前项登记格式另定之;
4.本办法自呈奉行行政长官核准后,函请美军驻台联络组转东京盟军总部查照施行。
对于返台之留日学生,教育处颁布《台湾省留日返省学生处理办法》,主要规定:返台学生须提交在学证明书、成绩证明书、身体检查书及二寸半身相片二张等材料,在台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申请登记;继由该处组织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经审查合格者,分发于台湾同等学校、适当年级;对于转学者,其应转入国立台湾大学者由该处造具名册,函请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医科和其他理、工、农各预科学生,无省立相当学校分发时,亦由本处函请台湾大学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实科学生,如本省各学校未设立同类科系者,得斟酌情形,准予转入类似之科系;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私费赴大陆各院校肄业者,由本处负责保送或介绍,并予以交通上之便利;本办法并适用于前日本文部省各"委托生".
为办理返台学生审查登记事宜,台湾教育处专门成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留日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留学其他各处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各借读生(委托生)之审查及转学事宜;其他与返省学生及借读生学历审查及转学有关事宜".[19](P475)委员选自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中学以上学校校长、教育处高级职员。至1946年8月,台湾教育处共分发1434名留日学生,其中以专科以上学校最多,各生所习科系以医科为最多,至法商各科各校,无适当科系可以转学者,则由省立法商学院开设政治经济特别班予以收容。以后留日返台之学生,也已由省教育处函请台湾大学并通令各学校予以收容,不再由台省教育处统筹分发。与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组织的留日学生甄审相比,台湾审查办法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岛内或大陆学校,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似无思想甄别色彩。
其时返台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台湾仅有的教学资源难以完全满足其续学要求。台湾当局遂决定考选公、自费生转赴大陆就学,其中包括部分留日学生。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和《台湾省自费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办法》。前者规定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大陆)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1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林科为35%;考选生应为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录取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送请教育部免试分发内地大学肄业;其赴校旅费及在校一切费用概由本署供给,如中途退学或被学校开除者须偿还所领费用,毕业后本署得视本省人才需要情形令其返省服务。
后者规定,保送自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3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医科为35%;保送生能直接听国语讲授、经考选委员会考试及格者,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获得保送资格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请教育部依其志愿免试分发各校肄业;其在校一切费用须自理,但家庭清寒或成绩优良者如学校设有免费或公费待遇得予优先核给。台湾教育处还设置考选委员会,负责考选公费生、自费生之招考命题、阅卷、录取、公费核配和其他有关事项。此种政策,解决了部分台湾学生续学要求,亦促使台胞认识祖国,增进台省与大陆各省的文化交流。
战后台湾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亦为紧急要务。二战末期,日本被美军封锁,几乎断绝与大陆、台湾的交通和邮政。日本战败后留学生通汇中断,被迫过着"靠变卖度日"的生活,大多不能缴纳学费而不能升级,可谓陷入窘境。留日学生起初向日本外务省交涉,最后日方允诺对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月补给200元,高等专门以上者补给180元;官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200元,高专生补足成180元。1945年秋季后,日本物价飞涨,翌年1月,留日学生复向日方作第二次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500元,由外务省补给,台籍学生每人每月补给150元,由厚生省实施补给。[18](P8)除此学费补给外,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对留日学生、旅日华侨实行粮食配给制,分发少量粮食和生活用品。
1949年5月,日本政府开始核减预算,取消留日学生各项补给,甚而有收回留学生寄宿舍之议,致使留日学生再度濒临绝境。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拉拢、蛊惑留日学生,防其思想左倾倒向中共方面,始而考虑救助留日学生。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行《救济留日学生办法》,包括《清苦学生紧急救济办法》和《资助优良学生完成毕业办法》两项。前项办法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处境确实困难者、有疾病者,计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后项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者,资助学生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资助经费由日本归还中国物资鸦片21.14吨、吗啡214620公斤之售值拨充。
是年11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又制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管理及支付办法》,规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由留日学生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辅委会)委交本团会计室另立账目,存放东京中国银行,设立团长及会计专员共同印鉴;补助金之收入,由辅委会备具收据交与付款机关或人员,并通知会计室编制收入传票收款;每月补助之学生人数及款数,由辅委会先造具学生补助金额名册,呈经团长核准后,由补助金管理委员会送交会计室编制支付传票,由辅委会取款;学生补助金之发放,由辅委会办理,并应取具领款人签名或盖章之收据或名册存辅委会备核;补助金由美金兑换日金事务,有后勤处办理,并通知会计室入账".
依此办法,国民政府办理4个月,"计三十八年(1949)11月,补助218名,发放补助金806500日元;12月,补助299名,发放补助金1164000日元;三十九(1950)年1月,补助341人,发放补助金1456500日元;2月,补助394人,发放补助金1674000日元。又医学博士奖金10人,发放奖金50000日元".据国民党当局所制《留日学生补助金清册》,每名学生补给额度最高为9000日元,最低者3000日元。从补助生籍贯看,台籍学生最多,1949年11月份共补助131人、占总数的60.1%,12月份补助180人、占总数的60.2%,次年1月份补助198人、占总数的58.1%,2月份补助240人、占总数的60.9%.
然国民党此种补助附有鲜明政治色彩,领取补助者须进行严苛的思想言行考察。比如台籍留日生曾绍德、黄天恩、陈秋旻、陈文贵等人,因"思想不正确""言行激烈",未通过审查而被取消补助资格。1951年8月,台湾教育部又制定《教育部补助留日学生办法》,再度强化对留日学生的思想控制,规定补给生应为"留日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思想纯正,且学业成绩优良,平均在70分以上者,或家在匪区(解放区),经济来源断绝,其学业成绩及格者".且规定"留日学生思想左倾,有不忠于政府之言行者;学业已告结束,或已超过规定肄业年限者;家在台湾,可获得接济者,概不予补助".[18](P459)事实上,真正愿意领取国民党补助者为数不多。据当时留日学生回忆,"凡要领取救济金的留学生要向蒋介石总统发誓表忠诚,并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有部分学生把誓约书看作是小孩过家家似的,就当它作一纸空文书写给他们,继续领取救济金。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人民的金钱用作卑劣手段不但荒谬,况且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来领取救济金,太不值得而将誓约书撕毁,放弃领取救济金".
从这段回忆可窥见,其时大部分留日学生(包括台籍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反感,更多学生转向"左倾""亲共".当时最大的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总会已为左派学生掌控,"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原为左倾分子,驻日代表团未予承认,但为求控制该会起见,代表团曾暗中授意,受我方政府津贴之学生,策动另行选举。选举结果,左派学生陈秋旻166票战胜,亲政府学生孙德成145票落选".[18](P61)此外,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投身到共产党阵营,"据报我留日学生受匪党鼓励,参加毛匪帮在日外围组织'自然科学协会'
者日众。更有参加国际共党第五纵队,为核心之秘密组织。该项组织现由学生王振仁、关仁庆等所领导,直接受匪北平伪青年部长陈伯达之指挥,现已参加该项共匪组织之学生,为数将近一百七十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亦采取一些举措,加强对留日学生的关怀与支持。首先,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国民党当局曾记载,"查共匪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刘璋温,暗中与匪郭沫若,联络郭并密派吕源水、雷达德、关西虹等三人,在东京成立'抚恤委员会',并经于本年(1952)双十节前,分由印度支那银行、荷兰银行,汇交刘璋温共美金9881.42元……又双十节时,有赴广东之学生王广德等6名,亦领到补助费共日金23000元".据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统计,1952年9月人民政府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共计7900美元,11月汇寄2万美元救济金,12月汇寄127500港币,该年度汇寄救济金总额为5万美元,资助人数达560人。这些汇款一直延续到1957年。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使得留日学生对人民政府信赖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学习积极性和回国热情日益高涨。
其次,积极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体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并不须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果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为响应此号召,留日学生竞相回归大陆。新中国肇建以来,至1952年底回国的留日学生总计达300余人。
此后仍时有留日学生回归祖国,"顷查此间留学生一批共26名,于元月31日(1953年),由此间伪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康鸣咏,不经我国使领馆,迳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厅代办返大陆投匪手续,由行驶匪区及日本之湖北号轮船,自横滨启程航至天津转赴北平。另有一批共21人,亦正在向出入境管理厅申请手续,候轮仍赴北平投匪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大陆的台籍学生人数颇多,无不彰显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1953年的第一批26人中有13名台籍学生,占总数之一半;第二批21人中亦有5名台籍学生。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备受人民政府重视和关心。比如回归大陆的台籍留日生陈丁茂回忆道,"我现在与我爱人都在北京市内工厂上班。我是技术员、妻子是护士,有赖于拼命工作,我设计的机械试制成功,1952年9月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劳动文化宫被授予一等奖。这让我感激得难以忘怀,这在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日本回国努力工作的人,被一视同仁,人民会肯定的".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学生争相渡日留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留学史上实为罕见。
台湾这一留学热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而暂时中止。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正式接管台湾留日学生,一方面强制召回大批学生,将其安排到台湾乃至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返国之留日学生进行补助,然此举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方才实行,最后竟嬗变为国民党蛊惑、分裂留日学生的政治资本。中共领导广大人民成立新中国后,以博大的胸怀感召大批留日学生(含台籍学生)回国,使得留日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此外,人民政府还无条件地向留日学生发放大量救济金,鼓励并支持其继续深造,留日学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进一步增强。
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思想上得以启蒙,开始在行动上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1918年,旅日台湾人林献堂、蔡惠如联合蔡培火、郑松筠等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废除六三法形成同盟",发起废除六三法运动,以取消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翌年12月,林献堂、蔡惠如联合百余名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不久新民会的留日学生另立台湾青年会,并发行机关志《台湾青年》,虽声称发行主旨为提高台湾文化,实则以呼吁台湾人民发挥民族自决为趣旨。1921年,台湾留日学生响应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1934年9月该运动共历时14年,期间向日本当局提出请愿15次,以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手段来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请愿运动中,早期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抗战爆发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比如先赴日本大学留学、后潜回中国大陆参加战事者,有来自台北的史明、吴调和、游弥坚;来自台南的吴国信;来自云林的林顶立;来自高雄的刘兼善等人;以及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担任情报搜集,并返回大陆召集人士组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李友邦等人,他们对于抗日运动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亦有不少台籍留日学生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赶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甚而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来自台南、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曾奔赴山西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各种药品50余种,供应前线及边区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之需;原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邱刚明,在抗战爆发之际选择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李子秀选择逃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经朝鲜、华北进入张家口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坦克雷实验中牺牲。抗战胜利后,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奔走于祖国的统一事业。
1946年初,两个最主要的留日生组织,即台湾学生联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正式合并,成立包罗全日本的留日同学总会,对于留日学生的统一团结具有极为深远意义。国共内战期间,留日学生会在争取各方救济与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分裂留日学生伎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部分台籍留日学生选择拥护人民政府,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新中国各项建设之中,比如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许文思,返回大陆后专注于祖国的抗生素工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林丽韫,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达30余年;东京工大的周光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员,毕生贡献于祖国的统一事业。他们活跃于祖国各行各业,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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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税收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流转税,而涉外税收优惠却集中在所得税上,直接优惠较多,间接优惠较少,着力点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表面上看优惠幅度很大,实质上是政策性的资源浪费,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加入WTO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信用证欺诈概念的界定、信用证欺诈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并就国际贸易实务中如何防范信用证欺诈以及在发生信用证欺诈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法律救济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WTO 税收政策
中国加入WTO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
WTO的宗旨就是贸易自由化,加入WTO,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全方位接轨,各种限制逐步打破,法治更加成熟、完善,更多的外资将会涌入中国。但是,作为外商投资“指挥棒”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尽管在吸引外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是由于相关的优惠政策自制定以来,已经近十年未作调整,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需要。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背景下,重新审视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并进行相应调整,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目标不清晰,产业导向过于简单化,外资投向不尽合理。
任何一项税收优惠政策都应当目标明确,能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具体到扶持何种产业和行业等等,使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有依有据。在开放之初,我国涉外税收优惠目标是吸引外资,现在已由吸引外资量的要求升华到合理利用外资质的要求,中心是促进我国经济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而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对农林牧等几个行业的特殊优惠进行了粗线条的规定,对其他行业则不分产业性质实行“一刀切”的优惠政策,从而在不同的风险与技术投入下,不同行业承担同样税负,使产业导向模糊,未能有效地引导外资流向我国急需发展的瓶颈产业。若不适时调整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规定,加入WTO后,外资的进一步涌入只会加剧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的矛盾,并产生新的矛盾,难以实现利用加入WTO后的大好形势加速发展经济的目标。
2.优惠手段单一,政策效果模糊,容易造成外商的偷税逃税。
我国税收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流转税,而涉外税收优惠却集中在所得税上,直接优惠较多,间接优惠较少,着力点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表面上看优惠幅度很大,实质上是政策性的资源浪费,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是外商并不是税收优惠的真正受益者。西方国家大多实行税收抵免而非税收饶让,对来自这些国家投资者的减免优惠,就转化为投资者母国税收的增加,纳税人并未真正受益。我国反而因这些税收优惠而大大降低我国税收优惠的效益与质量。二是减免税优惠过多,诱使外商千方百计钻税法漏洞,延长税收优惠。
3.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税收歧视”现象,缺乏统一性。
具体表现为外商享受“超国民待遇”。内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不同,内资企业以照顾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则以鼓励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二者的差异矛盾主要表现在所得税与进口关税两方面:在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为33%,但由于税收优惠的不同,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不足1
0%,而内资企业为28%;在进口关税方面,1997年10月以前,我国关税算术平均水平为23%,而外资企业的关税税率按其所占关税收入占应征货物价值比例计算不足5%。这些大大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长此以往必将危及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加入WTO后外资将进一步涌入,客观上要求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内外资企业与地区之间的统一,而且WTO成员国之间的无歧视性待遇也要求我国在对待优惠对象上实行无差别原则。
4.优惠政策弹性较大,地域性优惠层次过多。
一是我国颁布的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有500多项,许多只是规定了一些规则,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以致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解释与执行方式,存在任意处理的情况。二是地方政府为扩大本地区吸引外资规模,无视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越权减免,扩大优惠,造成事实上的下级政策操作主体侵权状况。三是有些地区之间展开“税收优惠大战”,将税收优惠作为与其他地区竞争的手段,无原则地盲目减免,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加入WTO后,对于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在投资者而言,稳定有序的税收环境比朝令夕改的税收优惠更具有吸引力。
1.将优惠的目标,统一到贯彻产业政策上来。
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将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转到产业导向上来,即实行以贯彻产业结构优化为目标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产业结构调整置于区域政策之前,确保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在对待不同产业的发展上,可以实行产业不平衡增长战略,解决当前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矛盾。
具体做法是,按照国家产业发展序列要求,对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农林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以及其他急需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可根据需要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对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属于控制发展范围,不应再予优惠,同时还应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的投资。这样才能保证加入WTO后将充分利用外资与平衡产业结构相结合,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2.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
我国目前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为主,优惠形式单一,难以适应加入WTO后复杂经济形势的需要。因而应丰富调节手段,在保留并完善减免税这种直接优惠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间接优惠,从而使优惠形式多样化。笔者以为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调整:
(1)准许加速折旧回收投资;
(2)实行投资抵扣,对资本投资可按其投入额依照规定比例计算的金额抵扣当期应当缴纳的所得税税额;
(3)费用扣除,规定特定范围费用开支的应纳税额扣除,如加拿大规定,科技开发费用可在当期应纳税额中全额扣除;
(4)财政补贴或补助,如在加拿大,凡对繁荣加拿大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投资项目,可以从政府得到资金支持;
(5)特定准备金,是为减轻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置的资金准备,如德国可设立折旧准备金、呆账准备金、亏损准备金等。间接税收优惠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表现为延迟纳税行为。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是资金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度,其税收主权并没有放弃,有利于我国加入WTO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以及维护市场经济平稳发展,保障税收收入。
3.在优惠结构上实现三个“统一”。
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给外商以国民待遇。这样,在优惠区域相应扩大的条件下,不会对外商投资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增强其竞争力;此外,统一税收优惠法,以投资方向作为适用优惠标准,从根本上杜绝了“假合资”、“假外商”的产生,有利于规范我国投资环境。
二是统一各地优惠政策。除保留海南、浦东等四个经济特区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特殊政策,其他地区一律实行统一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越权优惠。
三是统一各类外商的优惠政策。对待港、澳、台商和其他外商一视同仁,消除地域歧视与国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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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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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连接点,它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货币政策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能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定量的科学参考依据,以有效地抑制和防范通货膨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货币政策可信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系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论述了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波动冲击的辩证关系。认为,在货币当局选择的是以货币总量等而非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的非通货膨胀目标制条件下,公众对其货币政策可信度必将下降,真实经济受其拖累,加大产出缺口的波动。要破除这个困境,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
货币政策可信度事实指货币当局言行一致。当公众相信中央银行履行其所作的承诺时,货币当局的政策对公众是具备可信度的。从公众总是理性的角度来说,可信度也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事先宣布其政策目标(例如通胀目标),公众的私人预期和该目标一致。反之,如果私人预期偏离了货币政策目标,不论这种预期是高于还是低于政策目标,货币当局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模型,通货膨胀预期会对长、短期真实利率产生影响。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仅未来的名义汇率而且当前的真实汇率都将会受到通货膨胀预期及其粘性作用影响。这在后面所要提及的产出缺口受通胀预期是否稳定的影响中得到证实。如果货币当局具有政策可信度并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并设定了适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区,当公众预期在通货膨胀目标区内,短期内的名义利率将会对短期真实利率形成可预期到的直接作用。此时,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信度发挥作用,受意料外的通货膨胀出现的影响,公众会通过短期名义利率提升来补偿短期真实利率。
当货币当局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时,公众会将对通胀的预期逐渐调整到与该目标一致。同易于变动的预期相比,货币当局的这种可信度消除了通胀紊乱的一个来源并对反映真实经济变动的产出缺口变动产生较好的改进效果。
对于通货膨胀的波动和产出缺口波动关系,O.E.Svesson的二者关系权衡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货币当局执行的是低可信度并易于变动的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货膨胀较大的波动,对应此时的货币当局设定较为宽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造成的产出缺口波动的改进就越小。反之,如果货币当局严格执行公开、透明的高可行性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时,较好地改进了产出缺口(此时对应较窄的通货膨胀目标区)。
这种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借助经验的菲利普斯曲线来加以理论上的解释。
期中是t季节的通货膨胀率,是外在的通货膨胀冲击随机因素,则看作为t时期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主要取决于现在和历史的通货膨胀。用公式表示为:=,期中货币当局不变的通货膨胀目标,为公众在考虑通货膨胀预期时对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赋予的权重,1-是对过去通货膨胀考虑所赋予的权重。
若=0条件下,则有=,据此来确定通货膨胀预期。此时公众对通胀预期完全取决于过去通胀,即表明在=0时,公众认为货币政策缺乏可信度。故而可以作为衡量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的可信度高低的一个指标。
目前各国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不少中央银行选择了以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作为中介目标、而另外也有些中央银行则放弃了上述中介目标,而选择了以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后者即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其主要特点在于它以中央银行公开的和透明的预测通货膨胀成为该货币政策制度的标志。
通常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其主要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弥补产出缺口,维持汇率稳定等。在现实中,通常会出现诸如货币当局在确定某项政策目标之后,由于国内经济一些不可控意外因素冲击;抑或由于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性造成他国经济的不稳定会传递到本国;也可能由于相关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协调义务等原因迫使一国货币当局放弃原来的货币政策目标,转而寻求其他政策目标。毫无疑问,货币当局政策可信度在公众中大打折扣。这种政策可信度丧失反过来会为以后的政策执行产生更高的成本。
对于货币当局来讲,如果选择了向公众宣布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货币政策高可信度促使公众产生了对政策连续一致的预期,由此公众最终逐渐形成向目标靠近的通胀预期。此时如果当局受多重目标约束或者上述政策环境变迁转而选择其他目标,意味着货币当局企图利用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那么公众的理性会促使其重新确立通货膨胀预期,结果使得实际通货膨胀与原来所确立的最优通货膨胀的偏差得以产生,进而影响真实经济。破除这个困境的出路显而易见,需要改变原先货币当局自身的多目标、易变动的政策策略。货币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由政府来确定,而中央银行仅具有独立的操作权限。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如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放弃了以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些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国家在坏的通胀记录改变和促进透明度方面效果明显,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实施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当局所遇到的被动局面。
促进货膨胀目标制有良好的实施效果并使其达到和货币政策可信度对真实经济改进作用的良性互动,一般认为除了要确定货币当局(主要是央行)的独立性这一首要条件外,应考虑目标限制条件。其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多目标中的地位以及目标区的设定。
就通货膨胀目标的地位而言,该制度最大特点就在于放弃了以多重目标的非通货膨胀制而选择以通货膨胀为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由于货币当局受到政府制定一些政策目标约束,必然为通胀目标政策坚定的实施带来困难。特别在固定汇率制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必然削弱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地位。根据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原理,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同时达到。正是由于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要维持汇率不变造成央行放弃将通货膨胀目标作为优先目标,其当然的结局就是公众丧失对货币当局的政策可信度。而在汇率目标和通胀目标可以共存的盯住汇率制,货币当局也应该让公众确信在出现汇率目标和通胀目标冲突时,货币当局会坚持其优先目标通胀目标而不是汇率目标。
货币主义学者认为在确立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信任度,使经济朝着目标区方向发展。但这里所强调通货膨胀适度目标区具体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经过经济学家建议为达到稳定物价目标,目标区应在0~2%区间。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欧洲中央银行(ECB)设定了全球最低的通货膨胀目标区(低于2%),结果导致欧元区货币过紧,有引发通货紧缩的风险。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目标区应为2%~3%,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目标区要定的稍高些,比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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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地产税涉及到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及目的行为税类等,除了税收,房地产税纳税人在开发、交易和持有环节还承担着大量的收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的调整取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在房地产税收方面主要涉及到所得税类、流转税类、目的行为税类和资源税类这几种。房地产经营除了要缴纳这几类税类外,还需要支付在房地产建设、交易、开发和持有等各个环节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因此,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相对复杂繁琐,有些税收重复收取,导致房地产经营前端支付费用过高,从而影响我国房屋交易,房价水平等。
我国房价从2008起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泡沫经济越演越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税收负担从2007年的11.86%达到2011年25.18%,增幅明显。在此期间,宏观平均税负水平上升不到3%,我国房地产税收负担水平不断攀升,与平均税负水平差距在不断的加大。
再将我国房地产税收增长与房地产GDP增长进行比较,在2007到2011年间,我国房地产税收平均增长率为18.9%,而我国房地产GDP平均增长率为13.2%。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比我国房地产税收增长速度慢,这也就是使得我国相关的房地产企业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在不断的加大,而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的高税收负担会大部分转移到房屋经营方面,最直接的表达便是房价等的不断上涨,从而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政府,作为调节和控制房地产税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影响和调节房地产税收制度方面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引导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对房地产税收政策进行调整。
1.进行税收主体分配制度
(1)我国大部分地区在房地产税收方面的收费项目一般在70-140项之间,收费项目的杂乱,税收种类的重叠等,另外还存在某些地区滥收税,乱收税等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房价大量上涨,从而增加了普通老百姓购房的经济负担。
(2)其次,由于我国税收制度项目过多、过杂等使得房地产开发预算资金总量增大,相关政府无法统筹安排和有效监督这笔庞大的预算资金的使用过程,极易导致征收的房地产税费使用时的漏洞,从而导致公有财产私有化,滋生腐败。
(3)因此要规范房地产税收制度,引导房地产健康发展,需要首先完善政府的分配体系,对税收制度进行强化,规范相关税费项目,从而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对于目前我国税收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该要取消不科学合理的收费项目,然后对重复性的税费类别进行重新整理规范,将不能反映政府服务型的收费转化为房地产经营性的收费,并且相应的减少原来经营性的收费项目。另外将房地产部分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公有性收费,从而进一步完善国家政府调节房地产经营利润的分配范围,强化房地产调控能力。
2.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强化调控功能
(1)目前对房地产业征税的税种过多、重复征税现象严重,从而造成税负偏高,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负担。如土地增值税实行30%-60%的超额累进税率,如房屋出租要按租金收入征5%的营业税,还需按租金收入征12%的房产税,加上企业所得税,税负率超过20%,高税负造成执行中阻力很大,企业偷税、漏税、逃税和欠税严重。
(2)将土地收入以税的形式纳人财政分配渠道,能规范收入并确保其用于公共支出。另外,在土地出让收入不与地方政府利益挂钩后,就从根本上消除地价上涨过快的动力因素。再科学合理的设计税率,使现有土地成本降低,稳定地价,可减轻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负。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力税种,其税源充足。为了保证物业税的收取及时,减少偷税、漏税、抗税的发生,国家必须用明确的法律规范,由税务机关定期向纳税人发出财产估价、税率、税额和纳税时间的通知。同时,还要加强房产税法的宣传,提高居民对新的房产税的认识和缴纳的自觉性。房产税属于地方税,中央应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权限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税率,可以由中央政府规定一个税率幅度,再由各地方依据本地区情况最后确定,这样既能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又能体现和照顾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
我国房价从2008起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泡沫经济越演越烈,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我国在房地产税收方面主要涉及到所得税类,流转税类,目的行为税类和资源税类这几种。房地产经营除了要缴纳这几类税类外,还需要支付在房地产交易,开发和持有等各个环节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的高税收负担会大部分转移到房屋经营方面,如房价等,从而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需要通过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的调整来规范我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进行税收主体分配制度,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强化调控功能等可以有效的调整和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从而引导我国房地产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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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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