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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考察国外债券市场发展的实践,我们发现做市商制度是活跃国债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虽然也存在做市商制度,但是有行无市的困扰一直存在,形同虚设。本文重点对美国国债市场和欧洲MTS市场的做市商制度进行介绍,以期对我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美国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
论文正文:
欧美国债市场做市商制度分析与比较
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发行第一期国债算起,美国国债市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国债市场之一。截至2004年底,美国未偿还国债余额75961.44亿美元,占其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117350亿美元的64.7%.全部未偿还国债余额中,可交易国债39597.82亿美元,占52.13%,不可交易国债36363.62亿美元,占47.87%;政府机构持有国债31877.55亿美元,占41.97%,社会公众持有国债44083.89亿美元,占58.03%.
美国国债既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但由于国债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大机构为主,国债交易具有大宗交易特点,这就使国债交易集中在场外市场,场内交易量很小。200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等)的每天交易量仅996.7万美元,年交易量为25.02亿美元。相比来说,场外市场的国债交易量则大的多,仅一级交易商的国债日均交易量就高达4276.12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债券年交易量的171倍。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是股票的场外交易市场,也采用报价驱动的做市商交易制度,但与美国国债场外市场相比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报价信息的分散程度上。1971年,纳斯达克市场采用了NASDAQ自动报价系统,使其从传统分散的柜台交易市场发展成为集中报价、集中交易的场所。而美国国债场外市场仍保持传统的分散柜台交易市场的格局,没有集中的报价系统,是投资者、经纪商和交易商通过电话、电传和计算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无形交易网络。
美国国债实行多级托管体制,其中美联储的全国债券簿记系统(NBES)负责登记托管存款类交易商的国债,存款类交易商负责登记托管客户(包括非存款类交易商和一般投资者)的国债,非存款类交易商也对自己客户的国债进行登记托管。这种多级托管体制促进了美国国债市场的层次化发展:一是投资者和交易商之间的零售市场,二是交易商之间的批发市场。投资者进行国债交易,必须在交易商开立账户。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增加差价收入,会自愿进行国债双边报价,为特定区域的中小投资者或中小经纪商提供买卖服务。此外,美联储规定,由其认可的一级交易商必须对所有可交易国债进行双边报价,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并将二级市场做市好坏作为考核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交易商之间的交易,则主要通过交易商的经纪商(IDB)进行。每个IDB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会员,主要是一级交易商和规模较大的交易商。IDB在对会员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会员获得市场最优报价后,可以方便的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匿名交易。
美国国债市场受1986年《政府债券 法》和1993年《政府债券法修正案》的规范。法案授权财政部制定国债市场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对国债交易商的资本要求、大额头寸报告和交易记录等进行规定。国债交易商市场行为的监管则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其中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联邦储备理事会(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不同类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此外,所有国债交易商都是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的会员,接受NASD的自律管理。
为促进国债市场协调发展,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1992年,成立了由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负责国债市场的协同管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具体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工作,每天对国债交易商,特别是一级交易商的资金、债券头寸及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实时跟踪,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报告监管办公室,由监管办公室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和处理。
美国全国交易商协会(NASD)5000多家会员中,2000多家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对美国国债进行自愿做市。交易商注册为国债交易商,必须满足《政府债券法》的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第一,流动资本(liquid capital)与风险准备(haircuts)的比例不得低于120%.流动资本指可以随时用于变现满足支付需要的净资本,风险准备包括信用风险准备和市场风险准备两部分。根据国债交易商交易对手的信用级别以及其持有债券的期限不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风险准备提取比例,国债交易商必须按比例足额提取风险准备,并实时保证流动资本高于风险准备的120%.第二,根据交易商管理客户资金账户和债券账户的不同方式,将国债交易商分为四类,其扣除风险准备后的流动资本不得低于2.5万、10万、17.5万或25万美元中的相应规定。
如果国债交易商的资本充足不符合有关规定,或存在违规行为,财政部、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四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管办公室将暂停或取消其国债交易商资格。国债交易商也可主动申请注销资格,除非监管部门特别声明,自提出申请60天后其国债交易商资格自动注销。国债交易商资格注销后,将不得从事与国债有关的交易业务。
1991年5月,美国财政部进行2年期国债招标时,索罗门兄弟公司通过预发行交易、远期交易及虚造客户委托投标等方式,实际控制了该期国债发行额的94%,造成市场严重扭曲。为此,1993年通过的《政府债券法修正案》,授权财政部在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国债交易商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国债交易商在持有某只债券超过20亿美元(包括其自有账户和客户账户两部分)后,必须保持相应交易记录,并做好随时提供大额头寸报告的准备。如果财政部认为某只国债过度集中、流动性降低以至影响市场效率、增加财政筹资成本时,或者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财政部可要求持有某只国债头寸超过20亿美元的国债交易商向财政部和对口监管部门提供大额头寸报告和相关交易记录。
国债交易商自愿进行双边报价时,报价价差和报价数量等不受限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但由于美国国债市场是一个流动性好且高度竞争的市场,国债交易商为扩大客户群,赚取买卖差价,都会积极报价,且报价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数量规模。同时,由于二级市场做市好坏是评价一级交易商的重要指标,那些希望成为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商会非常积极地进行做市,与一级交易商共同构成国债做市商的主体。此外,国债交易商报价还受NASD相关规则的制约,一旦报价就有法律约束力,客户点击或询价委托时,国债交易商必须按照报价或更优价格与其成交,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国债交易商做市的最大风险是存货风险,为使债券头寸快速恢复到合意水平,国债交易商除了通过调整买卖报价吸引客户委托流外,还大量通过IDB与其它交易商进行大额交易来调整存货。美国国债市场上,共有6家IDB为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他们对会员的买卖报价进行后,通过信息发布系统向会员公布最优报价和数量,但不公布报价方名称。不同IDB的会员范围不同,有的将会员限定为一级交易商,有的则除一级交易商外,还包括一般的国债交易商,但投资者无法通过IDB获得市场最优报价,这就使得国债交易商较一般投资者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买卖报价,为国债交易商做市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造成市场信息的不透明。为此,随着国债市场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1991年,四家IDB联合市场主要交易商共同创立了实时信息发布和报价系统GOVPX,市场主要报价都通过GOVPX实时发布,一般投资者也可注册为GOVPX的会员,获取市场最优报价信息。这就使美国国债市场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并逐渐从分散报价和交易的传统柜台市场向集中报价和交易的场外市场发展。
美国发达的国债衍生产品市场也使国债交易商可以很好地管理存货。通过回购市场,国债交易商可以随时进行融资或融券,通过远期、期货等衍生产品,可以充分地对冲市场风险,这为国债交易商积极做市提供了保障。同时,美国国债清算公司GSCC为国债交易提供日终净额结算服务,减少了资金和债券的结算需求,降低了结算成本,提高了结算效率。而且,美联储还为存款类国债交易商提供日间透支便利,并收取一定的费用。透支的国债交易商当日必须还款,否则将支付非常高的惩罚性透支费。存款类国债交易商对自己的客户也有类似的日间透支便利安排,这就为国债交易结算提供了最后的资金保障。
美国国债市场上,由美联储认可的一级交易商是国债义务做市商,承担对所有可交易国债积极做市的义务,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一级交易商制度最初建立于1960年。为便利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并获取及时准确的国债市场信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国债交易商中选择了18家财务状况良好、债券业务结算量大、市场表现活跃且做市积极的机构作为一级交易商,充当公开市场操作对手。1988年,一级交易商数量最多达到46家。随后,由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一级交易商数量不断减少,2004年底,减少至22家。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相关资格及义务进行了规定:首先,必须满足一定的资本充足要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满足《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大于8%、核心资本大于附属资本规定的前提下,核心资本绝对数不得低于1亿美元;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净资本不低于5000万美元。第二,有能力且愿意连续参加美国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投标,且投标价格合理。第三,定期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其现金和债券头寸及融资状况,提供及时有用的市场信息和研究报告,为其制定货币政策操作提供参考依据。第四,必须在国债二级市场积极做市,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的做市行为进行严格考核。
首先,必须保证报价合理、准确。
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投资者基础,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1992年以前,每个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不包括一级交易商之间的交易额)占所有一级交易商与一般投资者交易额的比例不少于1%,这就迫使一级交易商报价要准确合理,尽量缩小价差,否则投资者不会与其进行交易。随着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不断提高,199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取消了1%的绝对比例限制,但与一般投资者的交易额仍然是考察一级交易商做市能力的主要参考指标。
第三,一级交易商的国债交易量必须与其国债承销量相匹配,大量承销国债后直接持有到期的机构只是投资者,不适合做一级交易商。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每天面向一级交易商进行证券借贷(security lending)招标,为其提供融券便利。每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其公开市场操作账户(SOMA, System Open Market Account)所持债券的种类和数量,便于一级交易商安排融券需求。具体的招标数量、投标规则、结算安排及违约处理等都有相应规定。每天中午十二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采用券券互换(bond-vs-bond)的形式进行证券借贷招标,期限1天。一般说来,一级交易商的融券需求都能通过回购市场满足,向纽联储进行证券借贷只是最后的融券保障,但这为一级交易商积极做市、合理安排存货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财政部为鼓励一级交易商做市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1992年以前,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国债发行和招投标,赋予了其直接承销国债的便利。但索罗门事件发生后,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开发了新一代远程招标系统,所有投资者(包括个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债招投标。
第二,一级交易商具有优先开展新业务的权利。1985年财政部启动本息拆离(STRIPS)计划时,只有一级交易商可以参加。目前,所有国债交易商都可以从事国债的本息拆离业务。
一级交易商制度建立初期,为鼓励和发展该制度,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对其进行了严格规定,并赋予了其一定的权利。但随着国债市场不断发展完善,一些强制规定和优先权利开始逐步取消。而且,就一级交易商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关系来看,也只是单纯的交易伙伴关系,而不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1992年,纽联储郑重声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只是负责国债市场的日常监控,不负责机构监管,一级交易商的监管由对口监管部门负责。
从交易伙伴关系出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一级交易商每年重新考核一次,不符合资本充足要求、国债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投标不积极、二级市场做市能力差的机构将暂停其一级交易商资格6个月,并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以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相关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且一年内不再重新受理其申请。对存在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征求监管部门意见后可以永久取消其一级交易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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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债券市场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市商制度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中重要的交易机制,它从引入到现在虽然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但做市商制度在规范债券市场,活跃债券市场,以及提高整个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上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研究做市商制度对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的问题,对于今后如何更好地应用做市商制度是很有意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做市商制度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了新的转型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而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改革与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做市商作为债券市场交易的重要金融中介,其制度的完善,将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面临着外部条件发展不足、自身能力不够等现状。针对这种现状,建议政府不断调整政策,为做市商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做市商也应不断完善自己,增强自身能力,从而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
中国债券市场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开始至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1996年末建立债券中央托管机构后,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形成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三个子市场在内的统一分层的市场体系。近两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全球债券存量规模为92.05万亿美元,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占比为3.73%。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在国际市场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已经较为多样和完备,但是中国债券市场以低风险企业发债为主,高收益债券目前只有少量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集合票据、集合债等,年发行规模不足200亿元。
2011年,美国高收益债券发行规模达3248亿美元,占比当年债券发行总规模的1/5。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的债券市场还未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001年4月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和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详细规定了申请成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商的必要条件。同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9家商业银行为双边报价商,构建了初步意义上的中国债券做市商制度。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只有20家本国做市商,还批准了渣打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3家外资银行做市商。而美国目前早已形成了纳斯达克市场等闻名世界的成熟的交易市场,早在2001 年12月,纳斯达克全国市场的股票平均有做市商16.8家,做市商之间竞争激烈。可以看出中国的债券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所差距,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当今做市商的发展现状、做市商与市场流动性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债券市场大环境与做市商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讨做市商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其对债券市场应发挥的作用。
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活跃的资本市场作为内在支持。资本市场内部的活跃,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金融中介,各种资本得到了更为迅速直接的流通。而做市商作为金融中介的一份子,积极促进了金融产品的交易,加速了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做市商制度则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度的证券经营法人作为主要的集中型的经纪商,不断向公众交易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所报价位上接受投资者买卖要求的交易制度,又叫报价驱动机制。当今世界上,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以及欧洲的MTS市场都是做市商制度成功的典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变得尤为重要。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债券市场近几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2012年3月底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可见发行债券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基础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仍比较滞后,存在着众多问题:
2.1 债券市场的发展缺少适合的大环境,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阻碍
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直和政府管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而表现在中国债券市场则是债券市场仍面临着政府管制过多、制度限制过多的问题,而市场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债券市场也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的整个债券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的基础作用抬升到市场的决定作用,本身即提出了这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2 债券市场发展程度不高,结构不合理,一级市场有所发展,二级市场没有完全成型,严重影响债券的流动性
目前,中国国债与金融债券的交易集中在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交易市场刚刚起步,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作为一级发行市场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债券发行之后进入二级流通市场时,大多数债券在各子市场间是被限制自由流通的,因而二级市场发展很有限。二级市场发展不足,导致债券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了相应债券的发行。
2.3 债券市场发行主体、发行品种单一
中国债券市场虽然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但由于政策和制度上的限制,中国的发行主体仍然比较单一,目前主要是财政部和两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品种以国债和金融性债券为主,企业债券所占债券总数的比例很少。债券品种过于集中,限制了债券的流通,增加了市场的系统风险性,不利于债券市场发展。
2.4 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
由于目前债券市场发展不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不足,因而债券市场信息获取渠道较少,信息提供平台发展规模小,投资者得不到实时有效的信息,从而影响整个债券市场的交易。
2.5 做市商制度不完善,交易市场不活跃
做市商作为证券经营法人,通过证券的连续买入卖出,来维持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做市商是活跃二级市场的主要力量。中国目前做市商数量仅为20家,还有3家外资银行做市商,做市商力量十分不足,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利于整个市场的活跃。
中国债券市场的现状不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要改变中国整个债券市场的现状,债券的交易程序必须不断完善,需要很好的中介将投资者与债券产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易程序,做市商则在这个交易程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做市商制度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以下作用: 3.1 增强债券流动性
在报价驱动制度下,投资者可按做市商的报价立即进行交易,而不用等待交易对手的出现,尤其是在处理大额买卖指令方面的能力,能够促成交易的迅速形成,从而提高了债券的流通速度,增强了债券流动性。
3.2 保持债券价格稳定性
做市商制度本身有利于减少个股买卖之间的价差,具有缓和由于买卖指令不均衡而造成的价格波动的作用。
3.3 推动价值发现
做市商为了自身利益,会主动搜集债券的有关信息,并将其信息积极反映到债券价格上,推动债券的价值发现。
3.4 抑制证券操纵
做市商对某种证券持仓做市,使得证券操纵者有所顾忌,担心做市商会抛压,从而抑制对证券的操纵。
做市商对于促进整个市场交易、活跃市场有非常显著的作用。我国的做市商制度自2001年确立以来,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从开始的8家做市商发展到现在的23家做市商。
从2009年和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做市商做市情况公告可以看出,。与2009年相比,2010年最优报价次数增长了19.53%,成交笔数增长了57.79%,做市债券总指数增长了42.07%,而做市不合规情况下降了98.58%。做市商的做市规模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很好的促进了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的提高,推动了整个市场的完善。
表2 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做市质量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从整个做市商市场进行双边报价的券种类型看:2009年央票买卖报价量合计达36.74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74.27%;政策性金融债报价量8.37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16.92%;国债报价量1.99万亿元,占比2.46%;中期票据报价量1.01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2.04%;普通金融债、次级债和企业债等其他券种报价仍不活跃,合计仅为0.15万亿元。
表3 2009年各类型债券报价量表(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www.nafmii.org.cn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做市商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时间有限的原因,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
①做市商制度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外部条件。做市商进行双向报价,通过对证券的买入卖出来获取利益。但是,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发展还很有问题,面临许多政策限制,没有完全发挥到市场对其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为做市商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就债券市场的具体现状来看,目前发行的债券品种单一,其中国债所占的比例较大,企业债等比例较低。而且由于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缺陷,部分债券产品回报率不高,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做市商作为中间环节,由于可供交易证券产品不足,投资者交易积极性不高,极大地影响了做市商功能的发挥,以至于中国目前的做市商发展很有限。
②做市商自身交易积极性不足。就目前来看,商业银行做市商有接近20家,而证券公司只有3家,商业银行投资债券主要是作为一种长期投资,交易动机并不强烈,所以并不是最适合成为做市商。而且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市商的获利机制及优惠政策没有很好的保障,缺少良好的市场引导,导致做市商缺乏做市动力,而只是力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证基本的利益,回避风险,顺势交易,没有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
③做市商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做市商的双边报价行为及其表现,一方面缺乏具体的考核方法,没有可操作的考核指标,难以落到实处.。同时国家既没有提供更好的政策法规鼓励和维护做市商的发展,对其的规定也没有做到令行禁止,没有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做市环境。
与中国现行的做市商制度相比,发达国家在繁荣的金融市场背景下,有着非常完善先进的做市商制度。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市场是世界上著名的交易所。美国对做市商制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及做市义务,保证了做市商质量及其做市积极性。同时也不断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为做市商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发挥做市商活跃市场的功能。纳斯达克市场还将远程通讯技术、电子交易技术和网上交易技术与报价、交易结合起来,报价逐渐向电子报价、网上报价演化,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不断推动了整个交易市场的发展。
随着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也必须不断的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化。做市商制度作为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对活跃整个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做市商制度,构建一个完整的交易程序,从而加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4.1 增加债券发行品种,提供良好做市空间
放宽对债券发行主体的限制,增加债券发行品种,完善相应的法规与机制,为做市商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政府应降低债券发行的门槛,给企业更多发行债券的机会,丰富债券品种,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债券市场,增大市场交易量,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做市空间。政府还应加强相应制度法规的健全,规范做市商制度,保证良好的做市环境。
4.2 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做市商发展
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发展不健全,且做市商自身的做市积极性不高。政府应该调整做市商准入机制,制定相应的措施,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给做市商更多的机会,并给予如税收优惠、手续费减免等鼓励措施,调动做市商的做市积极性,发挥其活跃市场的功能。
4.3 做市商发展专业化,做市具有针对性
在国外,每个做市商并非负责对所有的证券进行做市交易,而是负责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证券。虽然,现在国内的做市商也并非全面做市,但专业性仍然不够。做市商制度应该加强专业性,对整个做市商系统进行专业划分,让每个做市商都有专有的证券交易方向,这更有利于债券市场品种的丰富和市场的多层次化。做市商还可以进行针对性做市,通过对投资人证券投资意向的调查了解,对证券投资人进行归类分类,最后进行针对性的报价交易,可以大大的促进投资人与证券产品的衔接,提高交易效率,增强市场的流动性。
4.4 将做市商制度与当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提高整个做市商系统的运行效率
欧洲的MTS市场、美国的纽约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著名的交易市场积极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先进的组织管理制度,让交易更加迅速快捷且准确,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推动市场的繁荣。中国虽然做市商制度发展时间较短,但也应积极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金融交易市场向国际靠拢,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
4.5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利用好市场进一步完善做市商制度
良好和自由的市场才能给做市商提供更好的发挥空间,政府应该在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减少政府控制,更多的交予市场去管理,发挥市场的调配功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去完善做市商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做市商制度的本身发展,也可以更好的发展整个资本大市场,形成一个互利协调的关系,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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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国家荣誉候选人的评选有着严格的程序。提名候选人主要有三种途径:公众提名、政府部门提名、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提名。其中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提名的候选人主要由各部门进行筛选、评审,并最终确定。前两种途径提名的候选人的评审工作主要由内阁仪式秘书处负责。
法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始于拿破仑时期。拿破仑于1802年创立了荣誉军团,奠定了法国国家荣誉制度的基础。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法国设立了十余个专业的“部委勋章”.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法国调整了国家荣誉制度。1962年,法国颁布了《荣誉军团与军功奖章法典》,对荣誉军团和军功奖章、关于接受和佩戴外国勋章和奖章等作了具体规定。1963年,戴高乐将军增设了国家功勋勋章,以整合部委勋章,同时作为荣誉军团勋章的补充。自1964年1月1日起,除了保留4个部委勋章之外,法国废止了其余的部委勋章。自此法国国家荣誉制度更为精简和统一。从授奖对象来看,法国现行的国家级勋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各个行业的综合性勋章,如荣誉军团勋章和国家功勋勋章;另一类是主要针对军事领域的勋章,如解放勋章、军功奖章等。
以法国最高国家级荣誉的荣誉军团勋章为例,它是对在国家民事和军事领域做出卓越功勋的褒奖。荣誉军团是国家级荣誉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共和国总统是荣誉军团团长,领导荣誉军团管理会。荣誉军团还设有委员会,负责审议荣誉军团的地位、预算、任命或晋升、对荣誉军团成员的惩戒等问题。
个人不能申请加入荣誉军团,必须由他人向相关部委推荐。部委对候选材料进行审核和挑选。各部部长将各部的候选提名传达给荣誉军团委员会。荣誉军团管理会总管向共和国总统呈交经荣誉军团委员会通过的候选材料。共和国总统最终做出决定,并签署有关荣誉军团任命和晋级的法令。法令发表在《政府公报》上,民事领域的任命在每年1月1日、复活节、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确定;军事领域的任命在每年7月1日确定。以军事或战绩的名义颁发的勋章,同时伴有年薪,不过数额较少,仅是象征性待遇。荣誉军团成员是终身制,荣誉军团成员如有损害荣誉的行为,荣誉军团委员会可采取惩戒措施。
德国的国家级荣誉制度始于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时期,于第三帝国(1933-1945年)时期蓬勃发展。纳粹政府设立和颁授了大量军事类勋章和奖章,几乎覆盖陆海空所有兵种。二战后,联邦德国(原西德)和民主德国(原东德)分别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荣誉制度。前者继承了德意志历史上荣誉制度的特色,后者则受苏联影响,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1990年两德统一后,原西德的荣誉制度继续保留,并适用于德国境内所有地区,原东德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继续佩戴,但取消相关权利。1957年7月26日,德国联邦议院颁布了《头衔、勋章、奖章法》,对德国国家级勋章和奖章的颁授者、颁授对象、颁授条件、佩戴方式、买卖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奠定了德国现代功勋荣誉制度的法律基础。目前,德国国家功勋荣誉体系十分精简,国家级的勋章和奖章主要分联邦总统颁授、许可和承认三大类十几种,各州政府设立的勋章和奖章一般不超过十种。
俄罗斯的功勋荣誉制度历史悠久,早在沙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奖励体系。不仅有以圣安德烈勋章为代表的勋奖章荣誉奖励形式,有保证勋章合法性的法案--《关于勋章的条例》,还设置了专门主持所有勋章事宜的机构--沙俄帝国勋章局。十月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7宣布废除所有沙皇时代的勋章和奖章。近一年后,为了表彰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特别英勇的公民,第一枚苏维埃勋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旗”勋章应运而生。随后,根据实际需要,又陆续设立了其他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断补充,苏联功勋荣誉制度逐渐完善。
苏联宪法规定,设立和授予勋章的权力归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90年3月以后这一权力归苏联总统所有)。勋章和奖章授予的有关问题由《关于苏联勋章的一般规定》和《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程序》两部法令予以详细规定。截至1991年底,苏联总共设立了21种勋章、57种奖章、24种荣誉称号和5种最高级别奖励英雄称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留了部分称号及获得者的相关待遇。同时又重新设置或恢复了部分沙俄时期的勋章和奖章。在法律建设方面,《俄罗斯联邦宪法》为俄罗斯功勋荣誉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励条例》的总统令对功勋荣誉的颁授事宜做了详细的规定。经过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形成了以大量法规为基础,以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俄罗斯联邦勋章、奖章、奖励徽章和俄罗斯联邦荣誉称号为主体的现行功勋荣誉制度。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大多源于战争。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功勋荣誉基本上是军事性的,且未形成完整的国家体系。随着二战的结束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美国的非军事性荣誉在短期内取得了迅猛发展。一方面,许多军事性荣誉历经修改,扩大了授奖范围。许多军事性部委(如陆军部)开始增设针对内部工作人员与平民的非军事性奖项。美国最高级别的两大平民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就是如此。国会金质奖章设立之初,主要奖励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墨西哥战争的军人。自19世纪中期开始,国会两次修正了法案,授奖范围拓展到文学、体育、航天、外交和科学等诸多领域。现在,国会金质奖章还颁给在人道工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士,也包括外国人士。另一方面,包括平民荣誉和专业荣誉在内的非军事性荣誉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联邦政府部门设立的、专门针对平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平民荣誉;另一种是奖励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的专业荣誉。
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现在已经相当完善。目前,美国每年颁发的各种国家级荣誉多达上百项。
有些荣誉,如总统自由奖章、国会金质奖章、奥斯卡奖等,早已超越了美国国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奖。凡是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给予的殊荣。
上述欧美主要国家的功勋荣誉制度,对我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功勋荣誉制度应当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自设立后,历经数代王朝变革,一直沿用至今;德国的红十字等救援类奖章至今仍是联邦级和各州荣誉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勋章和奖章大部分源自苏联和沙俄,其性质和授奖范围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美国荣誉制度发展历程是从战争年代的军事领域向和平年代的非军事领域的转变。二是应当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发国家级荣誉勋章,这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法、德、俄、美等总统制国家,最高荣誉多由总统负责设立和授予。在英国等君主制国家,最高荣誉多由女王负责授予。三是应当建立完善的法律,从制度上保障荣誉制度的健康运行。许多国家在设立和授予勋章和奖章时,国家元首都会颁布相应的法令,对奖项的性质、授予对象、授予条件、授予方式等作出详细规定。除此之外,大多数国家还设置了专门的功勋奖励管理机构,以确保评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荣誉奖励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四是功勋荣誉奖励应当重视精神荣誉方面的鼓励和奖赏。
许多国家的国家级奖励不设任何物质奖励,只是由国家元首签署或亲自授予勋章、奖章,公布获奖名单,在国庆节或其他重要传统节日举办庄严、隆重的授予仪式,并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以表示对获奖者的重视和精神鼓励。五是国家级勋章奖章的颁授对象应走向国际,成为我国展示国家形象、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悠久的国家勋章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无上光荣,如英国的嘉德勋章、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等,其权威性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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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债所以采取多种形式,目的是为了适合投资者的各种需要,以便加拿大国债是联邦政府作为债务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弥补财政赤字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是一种以国家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举债行为,表明发行主体(财政部)与承购者(机构与个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加拿大财政决定权在国会,年度财政预算由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出,经国会审查通过后,授权财政部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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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国债管理制度
加拿大国债种类类似于美国,种类很多,名目繁多,大约近80多种。绝大 部分 可以上市交易,从证券市场量看,政府债券交易占国内市场交易总量的69%,形成了以国债为主体的发行,流通转让市场。加拿大金融业十分发达,且国际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投资极为广泛,国内债券与不同国别的政府债券错综复杂,难以区别内债与外债,但就销售对象划分,可分为“公开发行”和“特别发行”两大类。公开发行的债券,可以出售给任何私人投资者以及各金融机构投资人。“特别发行”的债券,则只出售给政府机构,信托和抵押公司,信贷联盟及大众仓库等。以便联邦政府运用其资金,弥补财政开支。
加拿大国债种类繁多,既在国内市场发行,又在外国市场发行,即使是在境内发行,投资者也很难划分境内与境外,根据加拿大经济结构状况,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划分标准
1、按发行主体划分。可分为联邦政府国债,地方政府公共债券和政府机构债券。联邦政府国债是财政部发行的以国家财政收入为担保的债券,称为国家债券;地方政府公共债券是由地方财政部门为了筹集本地区的建设资本而发行的债券,又称为市政债券;政府机构债券是由政府所属机构或公共团体发行,由政府提供担保的债券,以上三种类型的债券在加拿大统称为政府债券。
2、按偿还期限划分,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加拿大把期限1年以内的债券称为短期;期限1-10年的债券称为中期;期限10年以上的债券称为长期、短期政府债券是政府部门为调整当年国库收入季节性波动而发行的,主要以每周91天国库券拍买筹集资金,以弥补财政暂时性资金不足;而中、长期政府债券是为了解决较长期的财政收支不平衡而发行的,主要有定期发行的财政库券和储蓄债券两种。
3、按可否上市划分,又可分为上市债券,不上市债券和可转换债券三种。其中可上市债券占绝大多数。在加拿大证券交易市场上流通的政府债券主要有短期国库券,库券和市政债券,一般说来,发行期限长,利率档次高,期限短,利率水平低。上述可上市的债券,经政府推销出去以后,随时可由持有人在公开市场上自由买卖,价格也随市场利率变动,成为资本市场中投资人投机、牟取暴利的工具。不上市的债券主要有两种,即储蓄债券和外币债券。这两种债券虽不能上市流通转让,只是 如果持券人急需要兑换现金,也可以按政府的规定,扣掉一部分利息而领取现款。还有一种属可转换的债券,原则上不能自由买卖,但它可以兑换成其他可上市的债券,从而进入市场买卖,所以它又类似于可上市的债券。
4、按发行地域划分,可分为内债与外债。加拿大在国内发行的本国货币为内债,在境外市场上发行的政府债券为外债,在外债部额中又划分为外国货币公债,加元公债和“欧洲货币单位”债券。由于加拿大国内居民多数为欧洲移民,加之外国在加设立企业和投资占比较大,故此加拿大国债认购十分广泛,债券逐步趋向国际化,严格区别内债与外债相当困难。以1990年的统计,国债未偿还部分总额达3514亿加元,其中外债达2300-2400亿加元之间,这中间相隔1000亿元,是内债还是外债无法估计。
加拿大国债所以采取多种形式,目的是为了适合投资者的各种需要,以便加拿大国债是联邦政府作为债务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弥补财政赤字而向公众发行的债券,是一种以国家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举债行为,表明发行主体(财政部)与承购者(机构与个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加拿大财政决定权在国会,年度财政预算由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出,经国会审查通过后,授权财政部组织实施。法律规定:财政出现赤字是财政政策上的问题,与银行无关,必须用发行债来弥补,不能向银行透支。由此可见,发行国债是法律允许的。加拿大财政,银行相互独立,但在制定国债政策,组织政府债券的发行过程中又相互配合,加拿大中央银行积极为联邦财政服务,负责筹划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办理政府债券的发售和还本事宜,以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助协调,进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加拿大发行国债历史较长,发行方式经过多次改革,已由传统的银团包销方式演变为以拍卖方式发行为主。新的发行方式更加市场化,其价格和收益率是购销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在拍卖过程中决定的,很受投资者的欢迎,使国债的发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极为优势的地位,成为证券发行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并通过流通转让带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1、国债拍卖发行。加拿大每周发行国债,主要采取拍卖方式发行,全部拍卖按三个规范化程序进行。具体活动过程是
(1)分析市场状况,提出拍卖意向。政府制定发行意向受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繁荣程度制约,要使制定的发行意向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对市场状况,包括财政需求,社会资金供求变化以及市场利率水平等进行分析和预测。为此,加拿大财政和银行都设有专门的经济研究部,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有关通货膨胀,政府债券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每周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都要碰头一次,互通情况,共同商议对策性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拍卖发行报价意向,报价的具体内容包括国债的种类、新发行的数额、拍卖时间和发行期,并在政府的公开刊物上发布消息,以示公众。
(2)机构投资者应标及应标申请的送达。应标人在新闻公报发布后,将政府提出的发行条件与市场状况作出比较,根据借款期限和市场利率变化,分析政府债券的优惠程度和获利的风险损失及可以接受的条件,决定应标某种债券的数额和价格,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联邦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提供应标申请。联邦银行证券部在汇总各地非竞争应标和不同收益率竞争应标总额向财政部报告的同时,还要向财政部提供外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认购的到期国债,系统公开市场帐户认购的情况以及外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认购新发行国债券的情况等,以便财政部准备拍卖日活动的进行。
(3)公布拍卖结果,办理清算交割。财政部在接受全部应标送达资料以后,即可进行正式拍卖。全部非竞争应标按平
均收益率接受,平均收益率为应标竞争收益的加权平均数确定。竞争性拍卖首先满足最低应标收益率,然后依次满足较高收益率的应标者,直到全部拍卖数额完成为止。公开拍卖活动结束后,财政部即在政府报纸上公布本次拍卖结果,并通知每个应标人已经认可的数量,联邦中央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凭财政部的通知办理款项的划拨和债券移交事项。
加拿大拍卖发行整个活动在一周内完成,具有较短的时间内,筹集巨额资金的特点。其所以能够采取拍卖发行,主要是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存在一个庞大的初级交易商网络。初级交易商作为主要竞买人,在拍卖国债时积极参加国债竞买活动,然后再次竞买数额转卖给其他投资人,并在结算日当天或以后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加拿大政府对银行认风国债没有限制,政府发行国债,中央银行往往大量认购,并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买卖政府债券活动,借以调节市场利率和社会资金供求关系,从而达到实现金融宏观控制目标。
2、承销发行方式。加拿大中、长期国债仍保留着传统的银团承购包销发行方式,其规范化程序为:国债发行主体(财政部)提出债券发行数量、期限、利率,供参加认购国债的证券商进行投资。投资者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的趋势预测,提出可以接受的价格。经过双方协商,筹资者和投资者都能找到满意的发行条件,其投标价格可能低于债券面值,也可能高于债券面值,称为折价和落价发行。在此基础上签订承销合约,并按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加拿大财政库券,市政债券多采取承销法,具体方式分为全额承销和余额承销,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到期必须按规定划款。实行这种方式,发行主体要支付一定数额的发行费用,但在短期内可以筹措大额的长期资金。包销证券商虽然可以赚取手续费和承购与包销之间的差价,但也要承担市场利率变化带来的风险性损失。
3、直接发行方式。加拿大不可转让债券,如储蓄债券,投资性公债和对外发行债券采用直接发行方式。这种方式不需借助证券发行的中介机构代为推销,而是直接向特定的投资者销售国债券。一般采取个别与发行者关系密切的机构投资者为发行对象,不公开对其他投资者出售,也不进入市场流通。如储蓄债券通过官方发行机构以及一些金融机构的柜台直接销售,每年从11月1日到6日发行一次,规定数量,售完为止。目前加拿大销售机构十分广泛,购买者极为方便。在这些机构有储蓄帐户的,还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购买债券。储蓄债券分为实物券和无实物券两种。无实物券购买者可在免费提供的帐户服务系统中保有储蓄债券帐户。实物券为记名债券,购买者丢失或损毁债券,可以重新补发,不损失利息收入,储蓄债券可以随时兑付。又如投资性债券,主要是吸引公共机构见效,发行的对象由政府管理的各种信托基金组织认购,任务直接分配,到期偿还本息。
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筹资成果是国债发行的最终目的。鉴于国债发行涉及诸多问题,因此国债发行条件的选择尤为重要。研究加拿大国债发行的全过程,其条件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行数额的确定。国债发行数额一般说来是发行者根据对资金的需求情况而提出的。加拿大国债发行数额主要由三个方面的需要组成:一是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对资金的需要量;二是偿还到期国债本息与财政的支付差额;三是经济发展速度对国家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但国债的需求量又受市场可以提供的资金和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此,加拿大确定发行数量要分析发行时的市场资金供求,市场利率水平以及财政负债的承受能力等,既保证确定的债券数量能如期发行,又不要因为过高的国债价格影响市场利率的波动,加重国家和企业的负担。
2、国债利率的确定。利率水平是筹资者与投资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筹资者来讲,降低利率可以减少筹资成本;从投资者来讲,提高利率可以增加投资收益率。如何统一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加拿大国债利率的选择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
(1)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准。原则上国债票面利率按金融市场的利率决定,利率定得过低,在市场上难以发行,如果订得过高,则增加国家负担,而且还可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
(2)与其他债券利率比较。国债是国家发行的,以国家财政收入担保,具有安全、无风险的特点,加拿大决定国债利率一般是高于同期储蓄低于公司债券。
(3)社会资金提供的程度。加拿大金融体系发达,国际投资广泛,市场资金充裕,国债利率水平一般较低,而变动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国家资金需求量的变化。
3、国债价格的确定。加拿大国债发行通常先决定年限和票面利率,然后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进行微调,最后决定实际的发行价格。由此导致国债发行多采取折价发行和落价发行。
在债券的名义利率高于实际利率的情况下,潜在投资者乐于购买,因为这时的发行者必然会以高于债券面值的价格出售,发行价格超过债券面值的部分可冲抵按高于实际利率支付利息的部分损失。在债券的名义利率低利实际利率的情况下,潜在的投资者必不愿认购,这时的债券发行者只能以低于债券面值的价格出售,发行价格低于债券面值的部分补偿投资者可能遭受的损失。加拿大发行价格按照两种方法定价,目的在于平衡票面利率与债券认购者收购率之间的差距。但采取浮动利率的债券均不使用上述发行方法,而是按票面价格发行,称其为平价发行。
从联邦政府机构内部到居民个人,从国内证券市场到国际市场,筹措债券款项的来源和渠道十分广泛,目前销售对象主要有以下三类
1、加拿大联邦政府机构和信托基金帐户历来是国债的重要销售对象。利用政府支出过程中暂时形成的存留资金购买短期国债,政府管理的信托基金组织,拥有大量预算内专项基金,多年来均有结余,因而需要在联邦政府债券上进行投资。上述两种对象构成了短期国库券和投资性债券的来源。
2、联邦中央银行既代理财政部发行国债和支付利息,又直接承购国债,并运用手中持有的国债经营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买卖活动。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具有通货膨胀性质,但加拿大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公开市场的业务操作起到金金融调控的作用。当它在市场上收购国债时,意味着对市场的货币投放,相反若在市场上抛售国债时,则意味着货币的回笼。联邦中央银行利用国债买卖调节货币政策,手中必须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因此,加拿大中央银行也是国债券的的销售对象。
3、私人投资者,包括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历来是国债的最大买主,它们持有的国债约占政府债券的30%左右。商业银行购买国债一方面是因为政府证券无风险,可以增加盈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国债向中央银行取得贴现。一般说,在经济发展时期,商业银行持有国债下降,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债持有比例上升。非商业银行来源包括个人、保险公司、信托和抵押公司、信贷联盟、大众仓库、其他公司、州和地方政府,国外和国际投资者等均是国债的买主,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销售网络,使国债易于销售。
总之,加拿大庞大的金融市场,为国债的发行提供了极大方便,既为投资人的资本投资开辟了出路,又为借款人提供了筹资来源,并随着经济、金融国际化的迅速发展,筹资的渠道更为广泛。可以说国债发行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达的资本市场又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良好的发行环境。
加拿大国债发行的市场化,为国债顺利进入二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在长期的发行过程中,认识到国债的生命力在于流通,只有流通领域的发展,才能促进发行市场的繁荣。因此,加拿大政府十分注意对流通市场的培育,一是在制定发行条件时,明确规定证券发行结束后,即可上市流通,适应投资者资本投入和资本退出的需要;二是政府加大不同品种证券的上市量,为流通市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融资工具;三是从调节经济的职能出发,制定证券法规,强化对证券交易行为的管理。以便充分发挥流通市场的功能,推动经济朝着持续、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
受美国和英国经济发展模工的影响,加拿大政府证券流通市场形成较早,国债流通转让形成的直接动因是加国债的市场性,国债的大量发行需要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多余和资本短缺也需要有市场相互融通,因此,政府证券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国债发行的过程中,加拿大早就具备了形成政府证券市场的三大要素。
其一是加拿大金融市场形成较早,市场上资金借贷活动十分活路,为政府证券的自由让度提供了活动的天地;其二是加拿大发行国债的历史较长,政府证券品种齐全,期限结构多样,巨额的国债存量为投资者选择投资提供了充足的债券;其三是国债的发行中造就了一批专门从事经营国债业务的证券商。以上便是政府证券形成的客观因素。
加拿大国债流通市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早期的交易市场出现于30年代,直到直次大战后才得到迅速发展。50年代初期,市场的参入者只有注册银行和中央银行,并且交易对象也只有政府发行的短期国库券。1953年,在加拿大银行的倡导下,各注册银行和大型证券投资机构开始通力合作,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证券市场。首先,政府大大增加了国库券和短期债券的发行量。其次,加拿大银行和少数几个专门经营政府短期债券的证券投资商,以“回购协议”方式提供最终贷款,鼓励持有大量国库券和各种政府债券的机构扩大市场交易量。
同时各注册银行也于1954年开始为证券投资商提供贷款,鼓励它们买卖政府证券。50年代末期,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加入,进一步扩大了证券市场的业务领域,并在证券市场上与注册银行展开激烈竞争。到70年代,随着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加拿大银行业,它们在加拿大证券市场上发行短期金融债券,经营企业信贷,到80年代初也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上述发展过程看,加拿大国债流通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债流通转让市场。
加拿大政府证券流通市场,是指已发行的并被投资者认购,进行转让、买卖和流通的市场。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二级市场是由交易所控制的,但证券交易所本身不买卖证券,只是为投资人买卖证券提供一个集中交易的场所。
加拿大证券交易所实行公司制,由银行、证券公司、投资信托机构及各类公(民)营公司等投资入股建成,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法人团体,其职责根据行政授权,负责交易所的自我管理和组织日常交易活动。从加拿大六个证券交易所的情况看,政府证券交易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证券交易所的空间设置。
加拿大证券交易均设立固定的交易所,其空间设置主要取决于上市证券的种类,数量和交易量。以加拿大最大的“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为例,建有3万平方英尺的交易厅,交易厅按债券、股票和交易方式分设9个交易站,每个交易站又分成若干交易台。为方便交易,各证券交易所对交易时间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股票和股票期权的交易时间为9:30至16:00,政府债券和国库券期货为9:00至15:15,35种股票指数期货为9:15至16:15,300种股票指数期货为9:30到16:15,35种股票指数期权为9:30至16:15,美元期货为8:30至16:00,每天第一笔交易称开盘,最后一笔交易为收盘。
2、交易程序。
(1)联系证券经纪人。由于投资人不能直接进入证券交易所买卖证券,因此投资者进行交易的第一步是寻找一个信用可靠并能提供有效服务的证券经纪人。经纪人的职责是以最有利的成交价格为客户买卖证券,并为客户提供有关服务。
(2)开立资金与证券帐户。选择好经纪人后,证券投资买卖人即向经纪人办理名册登记,并在经纪人处开立资金专户和证券专户。名册登记分个人名册登记和法人名册登记:个人名册登记应载明登记日期,姓名,证件号码,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等,并留存印鉴。法人名册登记应提供法人证明,并注明法人代表人及证券交易执行人的姓名,性别,留有法人代表授权证券交易执行人的书面授权书。
(3)委托及委托的执行。开立帐户后,投资人通过电话,电报,传真,信函或当面委托发出委托指令,通知委托买卖证券的名称,交易的种类,买卖数量,出价方式及价格幅度等,证券商受理委托后,立即通知驻场交易员,在委托有效期限内,按客户委托的要求,买入和卖出证券,并将委托执行的结果由证券商通知委托人。
(4)证券买卖的交割及过户。证券交易结束后,即办理买卖协议的交割。加拿大的交割时间规定在成交后五日内进行,即买入证券付出现金取得证券,卖出证券收入现金交出证券。证券交割后,对记名证券还应到发行公司办理过户手续,因为只有办理完过户手续,证券的新持有者才能取得享受股东,红利,债券本息的权利,至此,整个交易活动全部结束。
3、交易方式。
加拿大证券交易方式多样,主要有现货交易。信用交易,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四种,期货合约与期权交易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型交易方式。从国债交易情况看,主要是采取现货交易和期货合约两种交易方式。
(1)现货交易方式。现货交易又称现金现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成交后即办理交割手续的交易,从理论上说,现货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券,钱货两清。但在实际中由于交易数额大等技术上的原因,具体交割往往有一个过程,各国的交割时间不尽相同,加拿大规定五日内交割完毕。
(2)期货合约交易方式。加拿大国债期货市场分为国库券期货,中、长期财政部债券期货,地方市政债券期货和政府机构债券期化。此种交易方式是协约双方同意在约定的期限内,按商定的买卖条件(包括在价格,交割地点和交割方式)买入或卖出国债的一种流通转让方式。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合约的交易单位,交割日期,交割地点均在协议上明确规定。交易双方须具体协商的是交易时的价格,并将商定的买卖价格列入合约的各项条款内,双方不得违约。
交易双方不直接接触,而是各自跟专门的清算公司结算。清算公司是所有期货买者的卖者和所有卖者的买者,因此交易双方无须担心对方毁约。
期货方式的买者或卖者可在交割日之前采取对冲交易,只清算差额,而无须每笔单过进行交割,既省事又比较灵活,故此很受投资者欢迎。
期货合约交易具有收益性和风险性,投资者凭借自己对业务的自信和正确判断,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率,但也要承担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这种交易本身就存在投机性与风险。
加拿大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实行分权制,关于证券管理的立法分属各省制订。加拿大第一部“现代”法典是安大略省1966年的《证券法》,以后经过十年的共同努力,各省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证券方面的法典和惯例。鉴于交易中大量欺诈行为的涌现,人们对原定的《证券法》进行了系统的修改,从而产生了1978年的新法,并于1979年9月15日生效。
根据新的《证券法》规定,各省证券交易管理由行政机构,证券委员会负责一般性规定,财政部负责国债交易方面的规定,中央银行负责初级交易商的资格审查,管理公开市场业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根据政府授权进行证券交易活动的自律性管理,整个管理制度的判定与实施由上述四个方面进行,构成了加拿大完整的国债交易管理体系。
1、政府专门机构的一般性管理。
其管理程度,以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及其主任的权力和职责为例,主要有制定并调整有关金融市场活动的管理政策、制度和办法;授理与审批证券商及证券交易所的注册登记,履行对发行和上市证券的披露和持续披露的控制权;管理全省范围内的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查处各种不法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实现其管理职能。
2、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协同管理。
加拿大国债交易规则由财政部制定,但具体交易的操作由中央银行进行。财政部既是发行者,又在市场上收购国债,同时参预流通市场的管理。中央银行作为国债发行的组织者,本身也参预认购,并通过公开市场国债的交易实现货币政策,间接参预管理。所以形成财政与银行的协同管理,是加拿大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能决定的,虽然财政与银行相互独立,但管理经济、发展融资市场相互是一致的。
3、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协会的自律管理。
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是公司性质,分别由各股东成员和经纪人组成,其自律管理根据政府授权,负责日常的交易活动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从总体上看,加拿大证券交易市场管理比较严格,整个活动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其管理与自我管理按法律的条款进行。
国家发行的债券,到期是要偿还的。加拿大国债偿还作为一种制度,通常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即按预先规定的偿还条件,包括偿还期限,利息率,计息方法和偿还方式,办理债务的清偿。加拿大国债偿还政策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使国债在长期的发行中保持了较高的信誉,为政府的筹资和投资者选择投资渠道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进而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
国债偿还政策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执行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国债的信誉,而且关系到今后的长期发行。正如此,加拿大采取强制性政策偿还到期国债,即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也不采取违约推迟偿还的作法。这一政策的连续性,使国债在投资者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形象。既促进了国债的长期发行,又为投资者选择无风险的债券投资扩宽了渠道。从加拿大多年的偿还政策情况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的偿债能力,确定发债的规模。
发行国债可以弥补财政赤字,增加国家对经济的投入,进而达到控制通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债发行越多越好。因为国债不同行税收,到期是要归还的,而且还要加付利息。过重的债务负担也会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加拿大国债发行规模由总统行政预算局提出,但要报经国会批准,预算一经通过,政府不得随意突破,而且根据财政法规定,国家预算和政府发债上限都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每年的增减变化都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的收入增长相适应,以避免过重的债务支出带来财政偿债压力。
2、合理配置不同期限结构的债券,使国债平均偿还年限保持相对的稳定。
加拿大国债偿还期限的确定,服从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当经济处在发展时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多发行中长期债券,以配合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压缩财政赤字,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当经济处于萧条,总需求不足时,则发行短期国债,增加资本的流动性,以配合财政实施扩张政策,促进社会投资满足有效需求。但不论经济情况如何,期限的确定都要注意合理配置,使国债的平均到期年限保持相对的稳定,避免债券集中到期出现的偿债压力。
3、建立偿债基金制度,直接偿还债务。
加拿大财政预算每年拨出专款,专门用于偿还国债,爱过直接购买和兑付的方式,减少政府的债务,直到全部债务清偿为止。建立偿债制度,是政府落实强制性偿还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是政府因为债务积累过多,怕到期无力偿还而影响政府信誉而设立的。它的设立还有助于促进发行,减少筹资成本的作用。因此,政府预算每年都编制债务支出计划。
加拿大政府依约偿还到期债务,根据发行时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方式,主要分为期满偿还和期中偿还两种类型,期满偿还是指债券所规定的到期日偿还;期中偿还是指在债券未到期前的偿还。期中偿还按具体方式划分,又可分为定期偿还,选择偿还和买入注销三种,其主要偿还方式
1、市场买销法。
加拿大买入注销是财政部或政府发行机构从市场上赎回所发行债券的全部或一部分,以注销其债务。这种方式一般是发行者利用手中剩余资金,在市场价格低于或等于国债票面价格时采用,当然也不排除在特殊条件下用高于国债票面价格购买。加拿大实行这种方法历史较长,至今仍然是一种主要方式,其原因是这种形式比较灵活,有利于减少筹资成本,稳定国债的市场价格,保护投资者的收益和国债信誉。
2、国债调换法。
加拿大实行强制性偿还政策,到期必须还本,当政府出现偿债能力不足时,往往采取借换或转换方式清到期债务,即借新债还旧债,投资者认购新发行国债,可以持原有到期国债购买。加拿大确定新债发行数额时,充分计算到期国债的本息,调换后旧债自然消失,转换为新发行的国债,今后到期按新的发行条件还本付息。
3、减债基金偿还法。
加拿大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定数额的款项,建立偿债基金专户,专门用于清偿到期债务。其具体作法由国债发行主体财政部委托中央银行承办,按照发行时约定的期限,利率及偿还方式等条件,直接偿还国债本息。采取这种方法,使国债偿还资金来源稳定,避免政府债券到期不能兑现,对国债发行的连续性和吸引投资者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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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三权分立与制衡普通法传统
论文摘要: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在美国司法审查建立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一案件使得联邦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成为现实.但是,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只是美国司法审查建立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而获得特别重视的事件,在此案之前,美国社会已经孕育了司法审查产生及存在的政治,社会,法律的各种因素.本文旨在论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的背景,以期找到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根基.
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法学界一直关注的对象,对于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司法审查制度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分析其他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材料,而对于这些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基础的探讨则是值得重视的工作。而中国宪法学者们恰恰忽略了这一方面,本文拟以美国司法制度为分析对象,探究其建立基础,以期为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
马歇尔判决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建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决书面文字之后的背景因素的探讨,可以扩展成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一、启兼思想家的思想启蒙
洛克,孟德斯鸿被公认为是对美国宪政体制建立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司法审查的依据。洛克和孟德斯鸿都认为现代宪政的逻辑起点和道德前提是人民主权,而实现方式则是代议制民主,但是民主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民主虽然是控制个人或者少数人专制的一种手段,但却可能产生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暴政”,从而压制或者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所以,民主也需要控制,而控制的手段就是分权与制衡。尽管洛克和孟德斯坞在具体的分权方式上存在差别。洛克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孟德斯鸿认为必须把司法权和行政权放在不同人的手中,立法权和行政权要相互平衡和制约。但是对于何为“平衡和制约”,孟德斯坞并没有给出精确的回答,特别是对于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在孟德斯鸿的理论中并没有给与很多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政机制不仅是对洛克,孟德斯鸡思想的落实,更加是发展。美国制宪先贤们将自己对美国这一块充满了生机活力的土地在政府构建上的设想与理想赋予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被称为“对世界最大贡献之一”的宪政制度.所以,对制宪先贤们的思想有必要加以追溯。
二、制宪先贤对权力制衡理论的发展
对美国制宪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在研究美国宪法领域己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从关于制宪会议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制宪先贤们的宪法思想。
制宪会议主要就建立下级法院,任命法官的方式,以及联邦法院的裁判权范围进行了讨论并最后体现在宪法中,而关于联邦法院在法律和宪法冲突之时,宣告法律无效的大权,在此时竟只字未题。但是在会议期间这个问题被威尔逊、麦迪逊、古维纳·莫里斯、鲁弗斯。金、格里·梅森及路德·马丁等人所强调,他们赞成联邦司法部门应该将不合宪法的法律宣布作废。换句话说,大会这批带头人都承认这项权力是存在的。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认为“解释法律条文,自为司法机关之正当任务,乃其组织上所特有之职权,故法官皆应视宪法为国家之基本法律,阐明其意义,并应对立法机关所制定之任何特殊法规,确定其是否与宪法相符。倘有歧异之处,即应根据宪法加以纠正之汉密尔顿还强调,宪法与其他法律发生冲突的话,其他的法律必须服从宪法。这样说来,制宪先贤们的讨论和意见也为马歇尔判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影响
美国在独立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在普通法中,法规或制度的演变或是创新,主要是基于司法实践以及司法经验和惯例的积累和发展。这种习惯和传统,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关于本次判决,尽管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宪法是优越于普通法律的最高法规及法院也有应该尊重宪法的义务为理由,可以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审查适用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这种对应方式在美国是很自然的。
另外,如前所述,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以前,美国在州一级法院己经存在司法审查的判例。1786年罗德岛州的特维特诉维登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案例。在该案中,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罗德岛州议会立法“不得人心并违背州宪法”,使其最终失去了法律效力。这为马歇尔的判决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案例。
四、总结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纯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传统因素,并吸取了现实司法实践中先例的作法。如果说司法审查是现实的产物恐怕并不为过。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基础中,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启示?很多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并依据各自的理念设计了多种司法审查的模式,但是这些设计抑或是建立司法审查的基础和必要性却没有学者去论证过。国家之间的个性决定了国家在政治运作上必然具有特殊性。在美国能够发挥作用的制度在中国也许会成为绊脚石。只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处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之后,才能来探讨中国是否应该建立司法审查以及建立何种形式的司法审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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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6日是华盛顿“纸牌屋”里剧情紧绷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联邦政府再次触及它的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今后拒绝提高债务上限,2011年那场几乎令美国政府停摆的财政悬崖的险情将重现。
这一次的债务上限到底有多高呢?笔者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一次的债务上限竟然没有预先规定具体数字,只有具体日期。原来,去年2月份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政府面临关门风险之际就债务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直至今年3月15日,所以到了3月16日,债务上限的具体数值就是3月15日公共债务的债务总净值,亦即刚刚超过18万亿美元。
3月16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停火协议就失效了,由于国会拒绝这一天提升债务上限,财长杰克·卢早已致信国会,暗示他将暂停发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眼下多数州政府是共和党人控制的);财政部还可以通过一些会计手段来盘活联邦政府的资金存量,比如终止对联邦退休基金和伤残基金的投资。此外,4月15日是税收截止日,联邦政府将有一笔财政收入可解燃眉之急。根据著名投行Jefferies的首席金融经济学家沃德·麦卡锡的研报,财政部的应急措施可以一直使联邦政府运转到今年第三季度,如果运气好,坚持到第四季度也不是没可能。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
一般人只知道债务上限是用来约束联邦政府的债务扩张的,但实际上国会最初推出债务上限是为了更方便联邦政府举债的。1917年,国会通过《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设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把联邦政府债券分为若干类别(如为已出现的预算赤字向公众融资,或为军费、救灾、医疗和运输等项目向财政透支),当政府发行的债券在债务上限范围内,发行这些指定类别的债券就不需要国会授权。当时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开销直线上升,债务上限的设立,给美国为战争“发债筹资”大开了方便之门。到了1939年二战战云密布之际,国会通过《公共债务法案》设立了今天这种形式的债务上限,只要是在债务上限范围内,随便什么类别的债券,联邦政府都可以发行,国会不干预。也就是说,国会通过债务上限“约定”联邦政府能欠下的债务总净额,至于联邦政府举债做什么用途,国会不再过问,这实际上是给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和自由。
我们都知道每当有战争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赤字总是会大幅攀升,而早年两大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非常团结合作,几乎每次债务上限到期都毫无意外地被国会提高了。这个债务上限“蜜月期”一直维持到了1953年。那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修建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需要大量的经费,结果美国国会的两党争执得不可开交,第一次出现了财政悬崖那样的险情。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固然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怠速有很大关系,但深层原因在于奥巴马从凯恩斯主义出发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激起了民间反弹。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大的经济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简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另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前者是要求雇主和医疗保健企业增加付出,从而使更多因经济能力无法享受医保的美国人获得医保;后者是在税收体制方面更多地保护中产阶级,而显著增加超富阶层和金融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
奥巴马的经济思想和共和党的经济理念发生了尖锐冲突。尤其是在2011年,茶党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如日中天,任何共和党政客在考虑自己政治前途的时候都要回应茶党人的诉求。茶党人信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政府干预是邪恶的,要通过减少政府的开销和税收来控制政府规模。于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在那年准备借债务上限问题发难,迫使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而且他们提议的减支方案居心不良,意在严重削弱民主党人的选民基础,奥巴马当然不答应。这样一来,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陷入僵局,导致无米下锅的民主党政府有了关门大吉的危险。
去年2月国会“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也就是说债务问题再争下去政府就要断粮关门了,于是两党决定债务上限暂且不提了,政府该花的钱花,该借的债借,等到了2015年3月15日之后再来讨论债务上限。对于债务消肿目标来说,“债务上限”成了可松可紧的橡皮筋并非好事,可让政府关门也不是解决办法,多年来累积的债务包袱,最终要靠在经济复苏中逐步增收来化解。
自去年底开始,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债务上限成了民主党政府最大的束缚,但这不妨碍奥巴马在经济上取得话语权。奥巴马刚接手白宫时,美国爆发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家庭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地产部门的债务杠杆都很高,要实现“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可通俗理解为降低负债率)可能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完成。但2015年的今天,美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经济增速冠绝G8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一致公认,美国的这一轮超级“去杠杆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奥巴马是怎么在被共和党人绊手绊脚的情况下做到的呢?
首先是联邦政府帮助债务负担沉重的家庭部门恢复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经济主要由信用消费驱动。美国的消费者信用可大致分为周转信用(revolving credit)和非周转信用(non-revolving credit)。周转信用是像信用卡那样没有固定偿还数目,且能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是美国消费者信用的最大来源。非周转信用主要是指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样偿还后无法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根据美联储的《消费者信用报告》,目前的全美未偿还“周转信用”总额是8879亿美元左右,依然低于危机前1万亿美元的峰值。奇怪的是,周转信用萎靡不振,但消费者信贷却增势喜人,这对通胀预期、经济复苏和美股都是重大利好。而目前消费者信贷的增长主要源于非周转信用,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类的信用支出。以联邦政府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从危机前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8698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与此同时,以商业银行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过去两三年在5000亿美元附近徘徊不前。目前美国消费经济的稳健增长,完全得益于联邦政府在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等方面的大力支出。美国的家庭部门本来由于债务负担要大幅削减消费开支,结果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消费开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稳步上升。如果不是这样,美国经济很大可能会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再者,为了给私营部门特别是地产部门降低债务杠杆,美联储在6年时间内推出了3轮量化宽松,大量购买联邦政府债券和信贷支持证券(MBS),并为资产支持债券(ABS)持有者提供再融资。截至2014年底,美联储已拥有33%的房贷支持债券,拥有超过2/3的6年期以上联邦债券。另外,为了解决美国楼市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启动了“自有房产租赁”计划(REO-to-Rent),以消除大量资不抵债、压低全国楼价的“法拍屋”。大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的超低息融资,以批发价购买法拍屋,然后把它们改造成出租屋。在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积极干预下,美国楼市已经稳步复苏起来,美国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2014年高达1.68万亿美元。
在外界印象中,页岩气革命、3D打印、“苹果景气”等技术革新对美国经济提振颇大,但对一个GDP达到17.4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来说,以政府金融支持发掘民间消费潜力,作用更不容小觑。面对与GDP不相上下的公共债务规模,消肿过程势必迁延日久,但美国政府对消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干预成效显著,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同样面临去杠杆化挑战的我国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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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集体管理问题在制度设计与运行方面面临着新的难题,美国在这一领域长时间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但也存在很多挑战。本文旨在介绍美国集体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发展,并对其改革方案进行论述。
关键词:音乐作品集体管理著作权
今天,数字音乐作品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可以说既运转不灵,又相当复杂。随着非法音乐作品在线共享以及电子传播音乐作品形式的多样性等现象的盛行,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在一个充斥着播客、网络播客和流媒体音乐的世界里,传统的对于音乐表演、复制和传播的理解面临着新的挑战。从全球范围来看,录音作品的销量从2000年以来暴跌了20%,特别是近年来损失的不断扩大尤为明显。自1997年以来,录音作品销量在美国跌幅达到40%以上。虽然著作权人为了对抗非法的音乐传播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但整个音乐行业仍然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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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人民概念由民主和民众组合而成的社会政治秩序和规则,但是民主制度也有一些缺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相关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谈美国的民主制度缺陷》
谈及美国,必然会谈到它的民主制度,它包括三权分立,两党制和公民的自由权等方面。的确,美国让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政治哲学层面的理念第一次转变为为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带领美国人民成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实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
不过,即便如此,美国的制度也远非完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美国大选,后患无穷的伊拉克战争,举步为艰的医疗改革,到不断暴光的官员腐败等等这些事例,都真实反映了美国政体中存在的弊病。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似乎历来以稳定标榜自身的美国政治体制对时代发展的适应能力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变革计划也被放到了国会的提案之中。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试图从三权分立,新闻媒体的监督,利益集团的参政等几个侧面为例来论证美国式民主的一些问题。
1.三权分立:效率与稳定的抗衡?
为了防止权力失控膨胀,制度设计者们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哲学家的分权思想引入美国,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彼此联系分立并彼此制约。但是三权分立原则在具体施行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要远比理论层面上复杂得多。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设计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一方面要保证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相互牵制,哪一方都不能将自身的权力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它们之间能够合作,不至于因过分制衡而阻碍政策的顺畅运行。
美国的制度设计将这两方面都考虑在内,力图最大限度的调和制约与合作之间的矛盾。例如,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立法权,其他两部门不得干涉,但与此同时,总统拥有对法案的否决权,联邦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这样的安排使得行政和司法部门在不妨碍立法独立的前提下事实上参与了立法过程并起到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权力的分配不可能是均等的,当权力总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时,各部门就存在着争夺权力的博弈,这使得美国政治在“大国会”与“大总统”之间摇摆。
很多时候,这一钟摆现象造成各部门该制约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该协作时效率又不高的功能错位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制度中的漏斗,一旦被有意的加以利用,影响将是巨大的。在制衡失效方面有很多例证。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代表,一旦权力不能受到有力的限制,其影响力甚至能和专制君主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大。布什总统显然很善于发现和利用制度中的漏斗为己所用,在任命官员,财政投入,军事国防等各方面推行自身的主张。至于合作的低效率,更是不胜枚举。在外交领域,权力的失衡就更加明显了。对此,美国学者比较隐晦的评价说“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而国会被看做实现美国国内多元化民主价值的政治平台”
1中国学者则更加直截了当的评价“一旦涉及外交事物领域,国会所扮演角色几乎千篇一律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沉默羔羊 ”
2 当然,近年来国会逐渐和总统争权,想要在外交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不过其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在国际交往中,美国的双重外交体制在很多时候导致外国的不信任,削弱了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威尔逊总统怀着满腔热情呼吁国际联盟的建立,却因为国会反对而不能加入其中。总统签署的很多双边,多边协议都得不到国会批准使得总统外交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内,以最近金融危机为例,国会与总统的分歧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反应不够迅速,终于加重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美国的民主制度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曾高唱民主与市场经济凯歌的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最近也开始重视中国式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发展模式,认同集中体制的高效性和巨大的动员能力。加之作为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福山先生对“美国目前在强调武力推行民主过程中走火入魔3”的批评体现出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对自身政治体制国内、外交两个层面的反思。
2.新闻媒体:监督的有效渠道?
一个好的制度得以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离不开监督这一环节。在美国,新闻传播媒体被形象的称之为第四权力。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是关于保护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足见新闻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由于体制上的保障,美国媒体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很多电视节目都敢于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大胆直言,甚至对当政者进行直接批评。然而,是否可以由此说美国的媒体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政府作为进行监督呢?答案是否定的。
显然,媒体做不到完全的价值无涉。即使是不做任何评论的新闻节目,其播报内容选择本身也带有了主观色彩,对观众的关注点起到导向作用,进而决定国会的议事日程。此外,媒体往往与政党支持挂钩。虽然媒体获得了足够的自由,美国的传统媒体几乎由ABC,CBS,NBC三大广播公司完全掌控4,加之CNN,FOX两家网络传播媒体,构建起新闻行业的主体。而这几家公司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为例,在这一美国人民心目中最大的民主盛世进行过程中,各大电视台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全力以赴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宣传,而不惜不顾事实的抹黑另一方。
电视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美国人的行为甚至价值观都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由于竞选期间收看不同电视台的节目就可能导致选民手中那张神圣的选票上的名字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困境。在对候选人情况不能完全知晓的情况下,究竟什么才能让选民判断出谁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显然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以舆论的导向为最重要的参照标准。
另一方面,不管媒体被怎样称赞为社会的良心监督政治体制的运行,作为盈利机构,其首要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各大媒体公司为了收视率往往刻意播出刺激人眼球的节目,而逐渐脱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层出不穷的官员丑闻,犯罪案件不是加强了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反而是对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造成对政治的冷漠态度。美国各种选举的投票率在所有西方民主制国家中位列后端。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意识到对媒体的过分信任导致的问题。
如果说在内政方面,美国的媒体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那么在外交方面,媒体则毫不犹豫的与政府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构筑起一道意识形态的铜墙,塑造着美国人的对外认知。在这个充满优越感的国度,民众对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认知,多半也是来自于媒体丑化了的他国形象。从某种程度上,美国媒体在外交方面配合政府实行了“愚民政策”。这对增加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固然有好处,但剥离了民众知情权的外交宣传,将民主理念置于何处?
3.利益集团;民意表达与利益整和的有效渠道?
利益集团是多元民主所推崇的一种民众参政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主制简单多数原则,多元民主观点认为为保证自由和个人财产所有权,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个人直接参政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其所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允许不同利益团体表达自己的诉求是民主的体现。最终的决策将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这就保证了政策的公平性。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活跃的利益集团的竞争是否真的既防止了多数暴政又防止了少数暴政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各个利益集团也是由官僚体制模式组织起来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领导,一般是那些社会杰出人物,很少是普通民众。可以说,“美国的社会现状是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自由派的声音压倒一切”
5这种组织模式实际上使政治精英垄断了接近政府权力的途径。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反而减少了普通民众直接反映自身意志的机会。其次,各利益集团间的实力是不相等的,因此在角力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公平。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的竞争上,往往那些实力雄厚,在总统竞选中能够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组织能够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这是政党政治的一大弊端,而美国大量的院外集团游说现象的存在加剧了这一弊端。
此外,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等非盈利性,旨在促进公众福利的组织对本团体的过分保护也会造成一系列过犹不及的后果。例如,始于60年代的平权运动,是对日益增多的妇女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回应。这一政策旨在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让他们在历史中遭受到的痛苦用现实利益加以补偿。具体的措施包括扩大学校,公司等录取黑人和妇女的比例。这一政策的出台,当然得到了美国公民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一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6,即对于除了这部分人外的大多数人来说,此政策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再比如美国的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社会组织,美国存在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工会组织,例如汽车工人工会,清洁工工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会编制成了一张网,将工人有机联系起来。但是出于对民主的珍视和对弱视群体的保护,美国人对工会的纵容使其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工会出于对工人基本权益的保障,不断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以至于塑造了一个高工资率,低效率的工人群体。
美国的劳动者竞争力不足,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退都与工会对工人的过度保护有关。当一个群体的利益被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时,原本对民主捍卫的初衷也就随之消逝了。在具体的政策选择是,究竟是应该遵循“机会平等”还是”补偿性平等”是民主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反映了选择时的困境。
《试论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摘要: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其独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开国初期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不可模仿性。
关键词:美国式民主;政治文化;契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与借鉴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所有的国家必须模仿的榜样,还有点儿言过其辞。因为美国式民主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而且,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认为个人竞争,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上帝将会惩罚人们,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提到高踞政府之上,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从而消失了自己,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北美大陆,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文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使联邦政府一无钱,二无兵,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时年55岁,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当时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年仅30岁,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邦联条例》通过不久,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这些人才华过人,富有创造精神,思想敏锐,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熟谙法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他们到达弗吉尼亚,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20年,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因为,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所以,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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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把美国民主制度推向“普天下”,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美国建国伊始就一直做着的梦。即使面对美国“神话”日益破灭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仍然没忘这一梦想,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要让美国梦重放光芒。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同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认清了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根源和实质,就能抓住国际问题的核心,对了解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一)
对外进行民主制度输出,并不只是美国某些统治者的癖好,而是由其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民族信仰、民族理念和制度根源。它贯穿于美国整个对外关系的历史。建国伊始,美国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在进行领土扩张、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扩张。美国学者承认,对外扩张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之后,采取先军事占领,后进行移植的办法,强行向国外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这几乎成了美国的一贯做法,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
人所共知,美国是个崇拜上帝和《圣经》的国家,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和使者。在1983年世界《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的封面报道,报道中做了这样的叙述: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发现,比起联邦宪法来,也许《圣经》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圣经》是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强有力的思想来源。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以《圣经》精神建立起来的特殊、神圣、典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灯塔。这一论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仰根源和美国民主输出的思想根源。
在美国统治者看来,既然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典范的民主制度,那么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种民主制度普世化。所以,美国的历来统治者,都以“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把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把美国民主制度“辐射”或“延伸”到“普天下”,作为上帝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内涵,是按照美国的面貌创造出一个美国的世界,并使其永久化。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亲美的所谓民主派上台执政,完全接受美国的控制,服从美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二是要利用执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一般是要先移植美国的宪法,即接受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念,然后按照美国的宪法,建立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并逐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美国化”。
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在全球进行的民主制度输出,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影响到各国的形势。当前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几乎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关系。所以,抓住了这一课题,就抓住了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
毋庸置疑,在至今的世界上,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系统、透彻、深刻、令人信服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础披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历史地位的,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论大师马克思。美国是不带有封建痕迹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美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各方面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认清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实质、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对认清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质和特征,认清当前整个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二)
建国初期,美国民主输出主要表现在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同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实行“门罗主义”战略,主要的输出对象是拉丁美洲,重点是加勒比海地区。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菲律宾。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民主输出提供了机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就在把战争提案送交国会的同时,总统就开始采取了确保由于美国参战而改变整个战争导向的措施,这场战争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应当被定义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形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为此,‘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政治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重点逐步由拉丁美洲扩大到亚洲和欧洲,二战后的重点是日本和德国,以军事占领的方式迫使这两个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体制,被称为美国民主输出的“成功典范”。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其在与世界其他列强争霸的力量所限,在全球输出美国民主制度,推行世界美国化方面,只是限于部分地区和部分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也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后帝国主义时期。此时期,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全球性的大帝国。美国的统治者自认为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在全球实现“美国历史使命”的力量,所以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就把民主制度输出,推行世界“美国化”,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内容。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之名,在推行民主制度输出这一全球战略中,可以说是使尽浑身解数,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其在推行这一战略中,还依据世界总的形势,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比如,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制度输出是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2003年,美国用残酷战争的方式,军事占领了伊拉克,现正紧锣密鼓地强行向这个国家全面“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想以伊拉克为据点,然后向其他国家辐射或延伸。美国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正在以“颜色革命”的方式推动。从2003年开始,美国用政治渗透和支持亲美势力利用和平运动上台执政的方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取得了所谓“比较满意地进展”。美国在全球的民主输出现正以亚洲为重点,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进行着新的部署。所有这些“进展”,都似乎使美国对在全球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增强了信心,称“美国民主潮流正在世界兴起”。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不过,面对狂妄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在战争中的狂暴行为使美国光环扫地的局面,特别是面对由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对美国“神话”的日益破灭,奥巴马政府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宣称要改变布什单边单极霸权主义和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做法,要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从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的真正含义是:在美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想借助盟国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帮助它实现美国梦。比如,奥巴马政府积极向他认为对其扩展美国民主有利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公开或秘密派遣特种部队;肆无忌惮地插手亚洲事务,利用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挑拨离间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公然威胁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在中国的大门口大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这都说明,奥巴马政府不仅无意改变或放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民主,使世界“美国化”的根本战略,而且还在积极推行这一战略。
从今后的长远战略看,美国民主输出的终极目标是俄罗斯和中国。因为谁都看得出,依据当前的世界格局和形势,只要像控制日本那样控制了俄罗斯和中国,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虽然走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美国以和平演变方式改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目标,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和强国,不仅不愿意受美国的控制,而且在中东、中亚还成为与美国争夺利益的对手,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目的,在这些国家显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因此才采取“颜色革命”的方式再次对这些国家进行民主输出。从布什政府频频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压,要俄罗斯实行美国式民主制度,以及下大力量和本钱在俄罗斯培植亲美势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俄罗斯是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最后一个目标。
早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就做着中国梦,就想独自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姊妹共和国”,使中国成为其控制太平洋,“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海”的基地。在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梦。现在,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发展和强大,这自然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承认,美国不是不想用武力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从而控制中国,而是因为考虑动武代价太高,而且没有把握取得成功,所以才不得不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众所周知,“遏制”、“接触”都是手段和策略,最终目的依然是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为其控制全世界扫除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碍。
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变化,美国坚持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这一战略是不会改变的。这正是中美关系发展中产生一切矛盾、摩擦和冲突的症结,是台海问题的症结。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现在美国一面说要“接触”,要发展中美关系,一面却大力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挑拨离间,紧锣密鼓地进行围堵中国的军事部署;在人权、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能源和金融政策等方面,进行“妖魔化”中国的宣传;特别是近来公然扬言中国如何处理南海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并同韩国在中国大门口黄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在不动武的情况下,利用军事威胁、政治孤立、文化渗透等方式,促使中国走上向美国民主制度和平演变的道路。
(三)
不能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制度相比,有着历史进步性,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它也被称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被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也被世界上一些人所崇拜。然而,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美国想以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让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国的制度,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永存,使美国在全球惟一大帝国和单极霸权主义地位永存,是绝难实现的。美国不顾客观现实,逆历史规律,强行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只会引起它与大多数国家发生更多的摩擦,使世界更加动荡,甚至引起更多的流血、冲突和战争。
一是就民主理念和体制来说,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的形成,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理念,都是在自己本土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以自由、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为核心的美国民主观念,以公民选举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国民主体制,都是在美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强烈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性。从美国而言,这种制度只能影响别的国家,而不可能全盘移植到别的国家;从别的国家而言,同美国一样,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民族理念与民族性,都是在本民族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下产生和发展的,都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尤其是新生的、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充满生机的发展,正在世界产生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现实世界的民主制度应当是具有多样性的。由于民族信仰、文化传统、民主理念、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世界所有国家,都只能依据本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吸收和借鉴美国民主制度的优点,而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更不能直接移植这种制度。
二是就民主制度的内容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其自身是有缺陷和弊端的。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观察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
因而它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要害,是它借以建立的基础——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性。因为这种基础的不平等的存在和发展,使美国民主制度的灵魂——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话,借此树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成了空中楼阁,无论用多少美妙的辞藻来装饰它,无论把它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等如何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它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利,只是少数富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平等权利。对广大民众来说,它是一种虚假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其所得到的只是空泛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在富人们设计好的“契约”上签字的平等权利。如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承认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所以,这种民主制度不仅不会被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而且其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民主制度。从美国的实践看,这种民主制度缺陷的不断暴露和发展,越来越证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是就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来看,这种进步性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性,只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表现出的进步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的发展中,它不仅创造了梦幻般的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适应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也得到了不断的变革。美国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历史,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所有进步和奇迹,都来自于这种革命化。而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就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上层建筑,能为这种不断革命化创造比较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能促进这种革命化。然而,由于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必然结果,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所以它的这种进步性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围之内。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新的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它就不仅不再具有进步性,而且必将成为这种不断革命化的桎梏,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被一种能为新的革命化创造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民主制度所取代。
四是从美国的法定权力结构来看,美国权力结构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对公民权的忽视。在联邦宪法中,只规定了议会的权力、总统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权力、州的权力,惟独没有规定公民的权利。号称坚持“人民主权”的国家,在自己的最高法律——联邦宪法中,却只字未提人民的权利,这是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所以它一开始就遭到公民的不满和抗议。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公民不得不发动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抗议这种法律的不公。虽然在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抗议下,后来不得不补充了一些有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这并不能充分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愿望,在美国法定的权力结构中,公民权利被忽视,这始终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五是从美国200多年的实践来看,美国的现实对美国开国元勋的理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挑战。1782年,美国一位军官致信华盛顿,建议他当国王。华盛顿回信说:“这个请求孕育着可能使我国蒙受最大的灾难”,而坚决拒绝。开国元勋们在制定联邦宪法时,主要考虑的是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政府不成为专制的统治,总统不成为经过选举的君主;二是如何保证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议员,不背叛选民的意志;三是如何防止为不正当情绪及不法利益所左右而造成政策的失误。而财产的私人占有和这种占有的不平等,是出现专制统治的根源。美国财富私人占有的不平等,与上面的理想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的矛盾。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恶性发展,美国的现实离这种理想似乎越来越远。现实的美国,的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金权政治”使“自由私有制”变成对财富的垄断;使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变成了“特权”。当前,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积累,使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都令人惊讶。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当前占美国总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近50%以上;而占总人口1%的最富的人的财富,占美国财富总量的38%。而占总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财富,只占美国财富总量的17%。美国前总统卡特在2005年11月14日《洛杉矶日报》撰文《这不是真正的美国》中,就猛烈抨击了布什政府,指出:“我们的政府通过减轻富人的财政负担对富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保护,对美国的劳工阶层则没给予足够的关心。国会议员将他们自己的年薪提高了3万美元,却将每小时的最低报酬冻结在5.15美元上。这属于工业化国家中的最低标准。”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教育、卫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巨富和穷人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
(四)
美国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和虚伪性日益暴露,其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已经日益下降。西方不少学者都指出:各种政治和腐败丑闻一个个被披露,庞大的军事、情报、外交部门在“秘密”的掩盖下失去了民主监督,国家权力日益向总统集中和金钱选举、金钱政治的恶性发展,议会权力的失散和在许多重大问题决策中成为“橡皮图章”等,这些都违背了美国人的意愿,在破坏着美国民主制度,使美国民主制度日益变成“老牛破车”,“有名无实”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打破了美国神话,打破了美国民主的神话,打破了没有美国民主经济和社会就不能发展的神化。美国制度的本质,美国制度的矛盾,在这场危机中,都暴露无遗。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这已被世人看得更清楚。从发展趋势看,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美国的民主制度向更高、更理想的民主制度发展和过渡的时期似乎不会太久了。
2003年6月,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卫报》发表的《输出民主的危险》一文也得出结论:“输出民主是布什危险的幻想”。他指出:“由于美国的革命传统,它一直拥有着狂妄和幻想。如今,美国的科技和军事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它确信本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自1989年以来,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它想起自身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和威尔逊总统一样,今天的空想家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始终有效的模范社会。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照着这个‘自由社会’的样子改造世界。”
如埃里克还强调:“由于美国用战争手段输出其民主制度使世界许多地区重新陷入流血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共同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同时,传播民主的运动并不会获得成功。20世纪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们不可能通过向境外输出制度,轻而易举地影响社会变革。1989年以后‘传播民主’的活动,都加剧了民族冲突,导致多民族和多种族地区的国家分裂。”因此,美国想通过“‘传播民主’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十分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一场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英国学者哈米尔·麦克雷认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美国现有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必然要爆发一场革命,并预测这场革命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爆发。他说:由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积聚,“到某个阶段,最有可能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政治制度会发生一次巨大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将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这可能在现有政治制度内以温和的方式发生。这不是政界驱动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价值的改变。”关于这一点,的确有待我们认真研究和观察。
就当前来说,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一书中所说,是继续坚持民主制度输出,坚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战略,还是放弃这种战略,充当“全球安全的保证者和共同繁荣的振兴者”,美国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战略抉择。对世界其他大国来说,如何防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特别是防范因美国民主输出活动而出现动乱,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美国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教科书《国家间政治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是美国学者汉斯·莫根索写的。书中提出:现在的新的帝国主义在对其他国家控制上,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帝国主义,二是经济帝国主义,三是文化帝国主义。作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作用予以特别的重视。他认为,现在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是最微妙、最成功的政策。因为它是以征服和控制对方国家人们心灵,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能征服另一个国家所有决策者和民众的心灵,那么它就赢得了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更永久性的胜利。这种征服心灵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的手段。对这种手段,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确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并加以防范。
这里还应当提及的是,冷战后,美国用战争、和平渗透和“街头政治”的手段,强行在全球推行其民主输出战略,不仅加剧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矛盾,而且使其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日益严重,从而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矛盾。这也标志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时代的开始。
《浅析美国民主制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摘要 美国的民主是本大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似乎还不能就此确定,它是一种飘忽不定或者虚幻的“观念共同体”。政治学家对美国民主的规范或实证研究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制度框架;二是民主的政治文化。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认识美国民主,将研究定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之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传媒既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当我们对民主的社会起源了然于心的时候,传媒与民主的关系也就显山露水了。
关键词 民主 民主制度 大众传媒 媒体
1 美国民主制度的内涵
在美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信条中,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条基本原则能够解释民主制度。一个是个人自由,另一个就是社会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尊重传统的习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变革和延续至今的保证。
美国人对个人自由的信奉与追求是与他们受传统专制的迫害程度分不开的,因为由于深受宗教的迫害原因,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他们把大陆看作是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在整个的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维护自由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诉诸暴力来实施的,在那段血与火斗争的年月中,个人自由深入人心最终转化为美国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且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美国个人自由的社会原则实际上阐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必须是自由的。
美国的社会自治是从个人自由中引申出来的另一项权利,它说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治理原则。这项原则被美国公民视为对抗一切专制政府的保留权利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公民把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看作是民主国家统治的前提。美国人民坚信,凡是依赖于他人的人必然缺乏自我意志,从而没有能力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理查德·普莱斯指出:“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即自我管理或自我导向的思想,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自然不应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美国社会自治这个原则后来在州与联邦的宪法中都以“自由结社”的权利得以体现。
2 美国媒体的功能
美国的大众传媒形成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选举过程中媒体的功能,另一个是民主的意义上批评媒体,试图说明媒体如何使民主衰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媒体作为政治角色其结构性地位及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功能。美国媒体的结构性地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媒体的组织属性,二是媒体在美国宪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美国媒体的社会独立性是彰显其民主功能的前提条件,媒体从其组织属性上讲,它首先是社会组织,然后才具有政治组织的特点。宪政基础上的新闻自由是媒体民主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这正是美国民主逻辑的起点。美国媒体的民主功能除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宪法作为基础外,公共舆论救市民主媒体的社会条件。
一般而言美国媒体影响政治都是通过公共舆论进行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媒体影响力,其实是公共舆论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政治说服是美国媒体的另一个功能。在美国,政治说服的主体通常是政治家和大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并且相互有很深的影响。如今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政治说服主体已经逐渐向大众传媒转移,媒体既是政治说服的中介,同时它本身也履行着政治说服的功能。美国的媒体就像是政治说服的“代理人”一样,利用自己无处不在的社会渗透力和独特的传播效果,将政治家的说服目的与公众的说服目的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3 美国的大众传媒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影响政治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政治影响公众通过媒体进行,而公众影响政治也通常借助媒体实现。在美国,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以赢利为主的利益集团,它同时还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公共机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实际上起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与政治的共存是通过大众传媒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高科技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两种社会组织的特性,它是一个置身于政治与社会的“两栖”组织,当传媒被某些政治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所控制时,它的先天功能必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这正是美国社会不愿意看到但是却无法避免的事实。
美国的民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运作离不开巨大社会力量的支持,政治合法性是以世俗化的法治权威为基础的。这种权威建立在大众认同的基础之上。怎样维持公众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了当下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美国,大众民主学习的过程一般不是由政治机构主导的,它通常由家庭、学校、教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承担的,将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和影响力。它将分散的社会信息整合为一体,从而使政治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媒体超强的渗透性和独特的传播效果为民主社会大众的政治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如果以媒介的方式传播,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建立起牢固的民主信仰,民主秩序也会因此而建立。在美国,民主价值的延续,政治秩序的维系,大众传媒的作用功不可没。
4 结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美国,媒体对民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民主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媒体各方面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一旦媒体沦落为权利和金钱的“俘虏”时,它就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大众传媒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说明它并没有逃脱这样不堪的命运。尽管媒体宣称所谓的在经济上独立于政治,但是,在媒体与政治两者之间,天平似乎始终向政治倾斜,政治的依附性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1] 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
[3]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3.
[4] 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
[5] 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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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e market),是指主要为非居民提供境外货币借贷或投资、贸易结算;外汇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及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和服务的一种国际金融市场,亦称境外金融市场,其特点可简单概括为市场交易以非居民为主,基本不受所在国法规和税制限制。离岸金融市场在60年代的兴起,使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美国在岸离岸金融市场制度创新与借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美国的储蓄和资本流失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发展的绝佳机会。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应对大规模的海外收支逆差,美国政府开征“利息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 ) ",即美国居民购买外国股票或者外国债券,所得股利或者利息要缴纳所得税。1965年,美国政府又实施了《自愿限制对外信用计划》(Voluntary Foreign Credit Restraint Program, VFCR) ,限制美国银行对外国的贷款。
美国国内的资木管制政策导致大量美元资金流向欧洲。离岸金融机构不受货币发行国的金融监管,银行不用缴纳存款准备金,享受更低的税收,使得银行能为融资者提供更为优惠的利率。1966年,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紧缩,美国银行急需流动性以缓解偿付风险,大批美国银行转向欧洲美元市场寻求资金,大量的美元需求又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进一步发展。1957年,欧洲美元存款约为15亿美元,1980年增长至约1300亿美元,20多年增长了80多倍。
(一)将本币作为离岸金融货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银行业迅速发展。这时离岸金融活动的特征是在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发行国境外设立机构,经营该货币。由于美元本身就是最大的国际货币,美国对经营外币的积极性不高,所以美国在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时摈弃了其他国家的思路,创造性地以本币美元作为经营货币。IBF的成立改变了离岸金融市场经营国际货币而非本币的特征。
(二)创新“岸”的内涵
有关货币游离于货币发行国之外是传统离岸金融的一大特点,但美国IBF的创立改变了这一特征。在IBF背景下,离岸的“岸”已不再与国境等同,而是指一国国内金融的循环系统或体系。有关金融活动离开这个系统或体系,从而不受该国对国内一般金融活动所实行规定、制度的限制和制约,构成离岸金融。因此,IBF实际上是一个内外分离型的国际离岸金融市场,也称在岸的离岸(onshoreoffsho)金融市场。美国的本土银行于是在境内,利用现成的办公地点和设施同样可以参与离岸金融活动。
在境外设立机构经营非本币不再是离岸金融的必要条件,它们也可以是在岸经营本币的一种特殊账户。但它仍满足离岸金融的基本条件,即客户为非居民,资产负债两头在外,即负债来自境外客户,资产用于境外客户。相应地,合理的账户设计则成为IBF运作的重要条件。
(三)严格的账户分离制度
IBF在离岸金融安排中属于在岸/离岸账户严格分离型。IBF在性质上并不是独立于银行之外的组织机构,它只是上述金融机构为记载其在美国开展的国际银行业务以及与此有关的收支状况而专门设立的一套资产负债账户。美联储要求非居民交易与国内账户必须严格分离,其交易严格限于会员机构与非居民之间,居民经营在岸业务。存放在IBF账户上的美元视同境外美元,与国内美元账户严格分开。所以,IBF虽然符合两头在外的特征,但这里的“外”不再必须是海外,而可以是在岸账户之外,例如两个IBF账户之间的交易。
(一)美国IBF制度创新的历史意义
1. IBF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创新,它在美国本土形成了一个离岸金融市场,开创了一国通过特殊账户安排在境内设立离岸金融中心,扩大本国金融市场业务的先河。
2. IBF通过为非居民提供更优惠的监管和税收条件,更充分满足了非居民个人及企业的融资需求。
3. IBF将本国银行业与外资银行及海外市场连接,吸引了更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在岸市场,在美国本土从事离岸金融业务。IBF将欧洲美元市场的一部分业务转移到了美国境内,弥补了美国离岸金融的不足,增强了与其他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而该安排最有利于本土银行直接参与离岸金融活动.本土银行也因此扩大了产品和业务.提高了竞争力。
(二)关于中国借鉴美国IBF的对策建议
1.中国可借鉴IBF模式建立自己的在岸离岸金融中心,并采取“一个中心,多点分布”的区域布局模式,以上海自贸区为中心,在其他自贸区或其他地区同步推广。
2.中国应将在岸离岸市场建设纳入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整体战略中考量。随着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成,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境外区域布局已初步形成。而上海自贸区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整体建设的重要环节,则应定位为主要对全球,连接境外与境内的离岸中心枢纽。该市场虽然会一定程度分流香港等地业务,但如果准确把握各市场定位,则可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各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资金期限结构的优势互补,金融机构也会在良性竞争中获益。
3.中国的在岸离岸金融中心建立之初,也可采取特殊的账户安排,建立以账户隔离、分账核算的内外分离为主的模式。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短期坚持内外分离原则,可为金融改革提供缓冲,消除套利和避税空间,维持健康的金融秩序。同时根据中国金融改革的国情,逐步向分离透型过渡,有条件地允许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交易和融资,有条件地允许资金流入境内。
4.努力扩大离岸银行业务的规模。从IBF经验看,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离岸业务可以扩大海外网络,有利于培养中资银行的海外客户,推动我国金融机构更好地“走出去”。目前我国离岸银行业务的融资和结算规模与我国每年贸易总额相比数量明显较少。因此,应进一步拓展离岸业务范围,扩大中资、外资银行入驻的数量,推动业务规模增长。
5.可借鉴美国IBF模式,要求非银行外国居民和企业存款必须达到一定天数才能转账和取现,以防比流动性过强,控制资金大量进出的风险。对存款规定最低限额,以主要限于机构批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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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
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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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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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日本发生9.0级超级地震的前两天,在同一地区(即仙台外海)发生了一个7.2级的大地震。现在看来,7.2级的只是前震,11日的9.0级的才是主震。
2008年9月15日的世纪金融海啸也已够大了,但要小心,它也可能只是个前震,主震还在后头。
星级债券基金经理被称为债券大王的葛洛斯(Bill Gross)最近罕见地大幅减持了他手中的债券,提高现金比例,要不就是把长债改为短债。
葛洛斯的举动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他倒是毫不保留地以3个问题讲出了他的想法与逻辑:
(1)谁买了国库券?
(2)谁正在买国库券?
(3)谁将来会买国库券?
葛洛斯的3个问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
(1)有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股价大跌,跌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怎么办?必须想办法护盘。就是想出办法让股票有人买,不致一路跌下去。
(2)谁来买呢?谁来护盘呢?由子公司出面。子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向银行借。银行凭什么借钱给子公司?由母公司以资产作担保。
(3)母公司向银行做担保,银行借钱给子公司,子公司拿钱买母公司的股票,母公司股价就被“暂时”护盘护住了。
(4)接下来,就有两种可能:
a.母公司趁股价拉高时,偷偷出货,让市场中许多不知情的散户吸货,来个金蝉脱壳;
b.另一种可能,是还来不及出货,由子公司借钱护的盘就难以为继了,垮下来了,或者,散户也不上当,不跟进了。这就导致最终清盘下市。
现在,只要把美国比为母公司,债券比为股票,美国财政部比为银行,联储局比为子公司,美国政府以外的买家包括各国政府及法人基金都比为散户,就差不多了。
美国这家公司经营不善,赤字累累,不发债借钱无以度日,发债又怕没人买,因此只好由联储局自己印钞票买财政部发行理的国债了。这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除了自己印钞票来买自己的国债(护盘)之外,更希望“诱使”其他散户跟进,共襄盛举,一同护盘。
于是葛洛斯的三个问题都有了答案:
(1)谁买了国债?答案是众多散户(尤其是各国政府);
(2)谁正在买?答案是美国联储局,七成的新国债是被联储局买的,因为散户不太愿意跟进了;
(3)谁将来会买国债?指的是今后再发行的新国债谁来买?如果愿跟进的散户越来越少,那么只有以提高国债孳息才能产生更大的购买意愿,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持续膨胀的国债泡沫正在接近破灭的临界点。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关键,所谓“散户”(也就是除了美国联储局之外的其他购买者)对美国国债的兴趣与支持,除了看它的孳息外,也关注美元的价值。如果美元持续贬值,再多的孳息也难以产生购买的意愿。
最近美国犹他州众议院通过一项认可金银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法案。这项法案认可居民可以自由选择用金银币或美元来支付税收及偿还债务。除犹他州,接下来还有12个州将要审议类似的法案。
联储局主席伯南克针对这种回归“金本位”的主张表示,“黄金不是万灵药”,而且他说,全球目前的黄金储量尚不足以有效支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
伯南克为什么不以有关货币发行权归属的宪政问题作为回应呢。事实上,犹他等13个州的提案看似荒诞,却也凸显了一个有关美元信心的深层次危机。美国用尽心机,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维护美元作为全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如今却因为一再的破坏财政纪律及货币纪律,连美国自己的国民也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了——真是“祸起萧墙之内”矣。
全球债券大泡沫一旦戳破,恐怕就是世纪金融海啸真正的主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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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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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美国的债务前景究竟如何?笔者从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债务结构风险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方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然而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为此,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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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由读文网网小编为您手机的论文,供您参考。
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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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美国政府为提振经济而采取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其陷入政府规模不断攀高和财政偿还能力下降的困境,同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使得美国债务上限风波不断,引发人们对于债务规模适度以及债务规模管理制度如何完善的思考。发行国债会产生国债负担,国债负担超过公众承受能力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危害,因此,进行国债规模管理非常必要。国债规模管理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三种,即逐年审批制度、余额上限制度和赤字控制制度。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研究应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债务安全的双重目的。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及其债务上限风波的实质问题,探寻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经验启示,寻求完善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思路。
美国实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行为,防止其滥发国债以满足财政支出之需,避免因债务规模膨胀而引发债务危机。1917年美国立法确定实行国债规模的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国会为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制定不得突破的最高限额。在此限额内,发行国债无需国会批准,如果达到这一上限便要采取措施,如兑付到期公债以减少债务余额。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1961年至2010年40年间,美国债务上限上调次数达78次,近三年来也是频频上调。美国债务上限调整对其国内外财政、经济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债务上限对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存在着有限的制约作用。总体上讲,债务上限能够使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债规模,但这种制约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减弱,从保证债务安全的角度上讲,债务上限作用也是短暂而有限的。
为了探求债务上限调整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本文构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模型如下:
Yt=C+ aiXi+D+μ
其中:Yt为因变量,表示美国的GDP;Xi为控制变量,X1表示财政支出,X2表示赤字额;并引入虚拟变量D,当债务总额超过债务上限时,D=1,否则,D=0;C为常数项,μ为残差项。
分两步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1)引入控制变量X1、X2,得到模型:
Yt=5.332280X1+3.095063X2
R2=0.998 (171.26) (24.51)
(2)引入虚拟变量D,得到模型:
Yt=-180 357.6+5.325671X1+3.077598X2+
199 409.2D
R2=0.998 (-1.87) (134.53) (23.92) (2.03)
对比两个模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财政支出、赤字额以及虚拟变量D均对GDP存在着促进作用;第二,引入虚拟变量后两控制变量的系数发生了变化,虚拟变量D对财政支出与赤字对GDP的促进效应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此抑制作用不能抵销虚拟变量本身对GDP的正效应。由此可见,通过提高债务上限使得债务总量保持在债务上限之下,即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
从宏观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在提高的债务上限额度内增发新债能够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但长期看,债务上限的提高意味着美联储将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用于消化过多的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占GDP比重超过100%的债务总额最终将造成美国实体经济的疲软。
其次,站在世界经济视角来审视美国债务上限的调整。短期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稳定了债券市场,消除了全球金融体系动荡的风险,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其同时也增加了美元流动性溢出的可能性,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元的持续贬值还为国际热钱创造了更多的流动和套利空间,从而破坏了国际贸易、投资等国际金融秩序,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
从中国的角度分析,美国债务上限调整从外汇资产与国际贸易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经济。首先,中国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很大比重,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虽然在短期内因降低了美债违约风险,保证了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避免了大额外汇损失,但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加剧美元贬值,中国外汇资产仍面临大幅缩水的危险;其次,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引起的美元持续超发和贬值会通过美元流动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持有国的国际贸易,中国是美国公共债务最大的债权人,而出口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美元贬值会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出口的受挫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美元升值压力下形成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形势,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不利地位,对内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上限调整暴露出美国蕴含债务危机。美国两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美国债务扩容,虽然能够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暂时性地缓解债务危机,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加强,同时,美国债务信用评级的下调也使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遭受打击。由此可见,美国债务危机虽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上限调整凸显出美国财政收支结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美国GDP增速放缓,为遏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美国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以振兴经济,在赤字扩大的同时,其债务上限管理制度通过不断上调债务上限来容纳赤字。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美国财政支出的绝对数以及财政赤字数额不断攀高,财政支出增长率也连年居于GDP增长率之上,财政支出的非合理性增长和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逐步形成了潜藏的债务危机。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失衡,其中福利支出占比过大,十年法案的到期导致美国财政收入减少,而大幅扩张的财政支出使得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收入的缓慢增长难以适应支出的迅速增加,美国财政收支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些均是导致美国债务上限风波频现的原因。
第三,上限调整反映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而言即债务上限制度对国债规模的约束作用存在但较弱,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倒逼债务上限频繁上调,债务上限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限制国债规模的作用,相反还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中国一直采取逐年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国债规模管理模式,从2006年起,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模式转变为考核年末存量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国债余额由中央政府历年的预算差额和全国人大会审议批准追加的年末国债余额限额两个层次构成。在此种制度模式下,每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限额作为年末考核国债存量时的上限,当年具体的国债发行情况则由财政部自行决定。具体来讲,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又依据立法机关所需审批国债的范围而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债限额管理模式,即立法机关设定国债总量不得超过的上限,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提高上限以满足政府融资需要时,财政部门需向立法机关报批后才可超额发行国债;另一种是预算差额管理模式,即每年立法机关对国债规模增量部分进行审批,而不审批国债借新还旧部分。
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管理产生了良好效果:从国债绝对规模看,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中国债务规模增长率经历了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总体趋势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债规模一度激增,在2006年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后,债务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08年的激增是由于2007年发行的2 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所致,但总体而言,2008年之后国债规模增长率开始回落,在2011年和201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由这一趋势可见,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债规模的增长。从国债期限结构角度看,在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后,国债期限结构更趋于合理化,短期国债的发行量显著增加,为完善中国国债市场,形成更加健全有效的国债定价机制奠定了基础。在2006年实行余额管理模式以来,国债规模增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中国当前的国债规模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短期国债的发行有所加强,国债品种期限结构的合理化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反映出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的风险也不能忽略。国债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衔接纽带,是中国政府为平衡各地经济发展而进行转移支付的有效政策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国债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将继续,国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所以,做好防范国债风险、保证债务安全与发挥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样重要。
对比中美两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可发现其实质具有相同性,即均属于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均是由立法部门制定年末国债余额的最高限额,年末国债存量不得超过这一上限。其主要区别在于:其一,美国的债务上限制约的并非全部现在或未来的政府债务,还包括政府的或有和隐性负债;其二,美国的债务上限余额并不像中国只是要求年末的国债余额不能超过上限,而是要求全年的任何时期债务余额均在此限度制约之下。除此之外,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两党制的存在是其债务上限风波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两党为其各自的政治利益在债务上限谈判中总是难以达成共识,中国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每年的国债余额上限。
比较起来,中国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施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下的短期国债仍存在期限品种不多样、发行规模占比低;第二,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中对于发行短期国债的低成本和高风险之间利弊的权衡不足;第三,现行余额管理制度对或有负债的考虑不够;第四,现行余额管理制度无法化解连年积极财政政策引起的“高债务、高通胀”的不良循环。这些均是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时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对于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一些启示:
其一,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约束国债规模的作用,还导致政府忽视对财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更加剧了债务危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今天,政府应当汲取美国债务上限风波的教训,在转型过程中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避免对消费的过度刺激,建立完善的财政收支体系,开源节流,从根源上杜绝国债规模的过分扩张。在财政政策方向的选择上,应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度”,结合经济景气的恢复水平,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避免过度刺激经济给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就国债市场而言,中国应当注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完善有效的国债规模管理制度,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二,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其国债规模管理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引以为戒。在中国,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同属国务院领导,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够,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偿债能力出现问题时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来替政府还债,即出现公债的货币化,引起国债规模持续扩张和通货膨胀问题。
其三,美国债务上限制度也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国债规模的非合理性扩张。实证分析显示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于或有负债的考量也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借鉴。
以上是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优点所在,在中国推行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
首先,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借鉴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或有负债考量的经验,中国在制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时,立法部门应当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如国有企业破产及资产改良可能造成的负债,增强政府面临突发事件时的融资能力,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次,财政部在制定国债发行计划时,应当充分利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的发债自由权,促进合理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以内债为主体的中国国债在偿债货币(人民币)的发行权上所受约束较小,所以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对于限制国债规模扩张来讲意义并不太大,相比之下,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意义更多在于使政府具有比国债发行额审批制度下更灵活的公债发行权力,在发行国债时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促使其进一步合理化,并注重提高国债息金的使用效益。
再次,设定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下,政府对国债发行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所提高,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就是国债发行的约束性和受控程度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国债规模余额上限设置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国债规模过大而对企业债券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问题,阻碍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应做到既满足政府正常运转以及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又不能过高而导致对企业债券的挤出效应。对于这一限额的合理把握,则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财政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多因素衡量确定,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确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的指标体系。
最后,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赋予了财政部灵活的债券发行自由权,便于财政部门进行国债期限结构的管理,凸显出国债规模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中国在推行余额管理制度时,应注重发挥国债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
其一,国债规模管理要注意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在发行债券时不仅考虑到政府的融资需要,还要考虑到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使得国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避免出现诸如美国那样的情况,使债务上限制度成为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其二,在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下,中短期国债因其偿还期限短,既能迅速满足政府资金需要又不占用年末国债余额的优势而获得政府的垂青,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债余额管理不仅要考虑到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需要。
此外,还应注重国债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改进国债规模管理制度还应从国债市场本身入手,建立健全国债发行、流通、偿还等一系列环节的法律法规,完善国债规模及国债期限结构的统计工作,及时监督和改进国债发行与偿还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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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债券分为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如国库券、粮食债券;中期债券一至五年,如投资国库券、国民投资券;中长期债券五至十年,如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债券;长期债券十年以上,如第二种国民住宅债券。无限期债券即无到期规定,是为了向国际金融组织交纳会费所募集,何时赎回得按照金融组织要求,所以叫无限期债券。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韩国的国债管理制度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韩国的国债管理制度
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以来,其发债规模日益扩大,国债发行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可归纳为四大类型:即政府债券、特殊债(特别法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和货币控制债券。
1、国库券。韩国的国库券分为短期和中、长期债券,国库券期限逐渐缩短,中期的国库券已不再发行。韩国的短期国库券在政府债券中占有很大比例,是第一个被发行的债券,国库券是依照《短期融资法》规定,经国民大会认可,内阁及总统批准,为筹庥财政临时性资金不足。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一年内由政府赎回,实际为30-180天赎回,反映实际的市场利率,以贴水形式出售。
2、外汇平衡基金债券。韩国在80年代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1989年达50亿美元,导致国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为了吸收资金,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于1987年发行“外汇平衡基金债券”,一年内到期,一次性偿付,此种债券占政府未偿债券的25%。
3、粮食基金债券。首发1975年,目的是为了弥补粮食价格双轨制而造成的财政收支不平衡而发行,该债券占到期末偿债券的25%。
韩国的特别法债券是为特别项目融资和有效运用设计。其目的一是为了支持国内工业、农业、电力、交通运输及通讯等项目的技术开发而募集专项资金所发行。二是为特别信贷而筹措资金。三是为了控制货币增长,稳定币值而发行。
1、第一类为支持工业和技术开发项目发行的债券
(1)电话债券。目的是为扩建、改建通讯设施之用,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发行通过义务认购方式,销售给电话申请者,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电话债券停发。
(2)道路债券。道路债券于1968年至1976年间发行,目的在于支持汉城-釜山高速公路的修建。公路债券反映的是市场的实际利率,强制性地卖给得到机动车辆开车许可证者。
(3)国民住宅债券。80年代韩国掀起不动产投机热,使公寓房的所有权者大发横财,为了平衡不动产价格,吸收经营不动产聚集的资金,发行了此种债券,强迫性地卖给购买新房的买主,债券分配数额据买房人所出价格确定。
2、第二类债券是为特别信贷而筹措资金,如外汇金融债券是为了支持出口信贷而发行。
3、第三类债券是为了控制货币增长,稳定币值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该债券是1960年发行的最重要的债券之一,按面值以贴水利率发行。1991年发行13 兆韩国元,到1989年发行了20兆。该债券占特别法债券的很大部分,以分配方式售给非银行机构。货币稳定债券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对市场流动资金调控的重要手段。市场需注入资金时,中央银行可通过回购货币稳定债券向市场注入资金,市场需减少资金时,中央行可通过发行货币稳定债券吸收资金。
为了弥补当地政府的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的公共事业投资而发行。发行首先要经当地地方议会和内部事务长的批准,首都汉城发行要经首相批准。如1968年至1976年发行的汉城-釜山地铁债券。由汉城地方政府发行,由金融机构承购。
韩国国债的发行必须要遵循有关法律。韩国的企业会计法,国家会计法列在特别帐户-基金建立法中。
韩国的特别帐户包括特别帐户、公众帐户、公众基金帐户、普通帐户。“普通帐户”是为执行政府全体财政而设计,“特别法帐户”是为特别项目的融资和有效运用而设计的。
会计核算法中规定,政府通过税收而征发的满足财政支出的发行债券必须在不可避免下方可获准发行。
首先要向财政部门递交建议书,向经济计划委员会递交结算申请书,向政府内阁递交建议书,建议书的内容包括发行条件、资金运用计划、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方式。内阁阅后转呈总统批准,经国民大会讨论通过方可批准发行。
议会对政府利用公债的目的严加审核,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发债目的要符合条件,要为弥补财政赤字,平衡财政收支而发;二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币值;三是专用基金,如工业复兴债券、粮食基金债券等;四是支持工、农业和技术开发项目。
韩国债券分为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如国库券、粮食债券;中期债券一至五年,如投资国库券、国民投资券;中长期债券五至十年,如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债券;长期债券十年以上,如第二种国民住宅债券。无限期债券即无到期规定,是为了向国际金融组织交纳会费所募集,何时赎回得按照金融组织要求,所以叫无限期债券。
韩国发行中长期债券多是1949-1963年间,短期债券(指一年以内)1967年-1971年间发行,1977年以来发行超过5年以上期限的债券只占5%不足,说明韩国的国债向短期化发展的特点。
韩国的国债与市场利率相比较,有三种利率水平:第一种债券低于市场利率水平,如电话债券;第二种是与市场利率波动幅度挂钩的债券;第三种是零息债券,如田地投资国债券等。
韩国采用的方式是间接公募法,财政部门发行国债是由韩国中央银行作为中介人承办,财政部将发行的债券以分配方式交给韩国的中央银行总部,再由央行分配给金融机构后卖给认购者。
韩国央行对政府债每年分两次包销,债券的收入支出均列在“国民帐务帐户”中。
韩国的“货币稳定债券”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及调控流动资金水平的重要工具,它的发行是由承购包销包销,即中央银行指定的保险公司、金融公司等54家机构包销。
韩国的国债流通转让主要是通过交易市场实现。由于国债的种类和发行条件没有标准化,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水平、收益率较低,通过交易所买卖的国债数量很少,大多数是通过证券公司的门市部-柜台交易而实现流通转让。
1991年政府债的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25%,特别法债券的交易量占64%;公司债占34%。政府债的二级市场很大不发达,政府为了鼓励政府债的交易,刺激二级市场,给予了各种优惠政策。政府债券多是担保,承购人多是公司、金融机构而非个人,政府给予各种投资性的刺激,包括免费的上市股票登记,优先上市,免交年费。中央银行对待有规定数额的国债且达到一年以上的机构提供优惠税收,利息收入所得税降低,政府债、货币稳定债还可以作为银行向央行贷款的抵押工具。
韩国央行对政府债券进行包销,通过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和非金融机构认购,余下部分由央行承购,韩国国债每年分两次包销,为控制市场流动资金,央行对某几种债券的交易,一次性购买、出售通过再回购业务承兑,如粮食债券、短期国库券、外汇平衡基金债券。
70年代韩国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政府逐渐取消了债券利率的控制,国债券的利率会突破13%的界限,随市场利率波动,韩国的二级市场日趋完善,国债的交易量也会随之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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