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弊端论文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人民概念由民主和民众组合而成的社会政治秩序和规则，但是民主制度也有一些缺陷。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相关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的民主制度缺陷论文篇1
《浅谈美国的民主制度缺陷》
谈及美国,必然会谈到它的民主制度,它包括三权分立,两党制和公民的自由权等方面。的确,美国让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政治哲学层面的理念第一次转变为为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带领美国人民成为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实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
不过,即便如此,美国的制度也远非完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美国大选,后患无穷的伊拉克战争,举步为艰的医疗改革,到不断暴光的官员腐败等等这些事例,都真实反映了美国政体中存在的弊病。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似乎历来以稳定标榜自身的美国政治体制对时代发展的适应能力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变革计划也被放到了国会的提案之中。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试图从三权分立,新闻媒体的监督,利益集团的参政等几个侧面为例来论证美国式民主的一些问题。
1.三权分立:效率与稳定的抗衡?
为了防止权力失控膨胀,制度设计者们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政治哲学家的分权思想引入美国,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彼此联系分立并彼此制约。但是三权分立原则在具体施行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要远比理论层面上复杂得多。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设计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一方面要保证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相互牵制,哪一方都不能将自身的权力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它们之间能够合作,不至于因过分制衡而阻碍政策的顺畅运行。
美国的制度设计将这两方面都考虑在内,力图最大限度的调和制约与合作之间的矛盾。例如,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以立法权,其他两部门不得干涉,但与此同时,总统拥有对法案的否决权,联邦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这样的安排使得行政和司法部门在不妨碍立法独立的前提下事实上参与了立法过程并起到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权力的分配不可能是均等的,当权力总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之时,各部门就存在着争夺权力的博弈,这使得美国政治在“大国会”与“大总统”之间摇摆。
很多时候,这一钟摆现象造成各部门该制约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该协作时效率又不高的功能错位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制度中的漏斗,一旦被有意的加以利用,影响将是巨大的。在制衡失效方面有很多例证。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代表,一旦权力不能受到有力的限制,其影响力甚至能和专制君主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大。布什总统显然很善于发现和利用制度中的漏斗为己所用,在任命官员,财政投入,军事国防等各方面推行自身的主张。至于合作的低效率,更是不胜枚举。在外交领域,权力的失衡就更加明显了。对此,美国学者比较隐晦的评价说“美国总统几乎主导着美国对外事务的大政方针,而国会被看做实现美国国内多元化民主价值的政治平台”
1中国学者则更加直截了当的评价“一旦涉及外交事物领域,国会所扮演角色几乎千篇一律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沉默羔羊 ”
2 当然,近年来国会逐渐和总统争权,想要在外交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不过其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在国际交往中,美国的双重外交体制在很多时候导致外国的不信任,削弱了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威尔逊总统怀着满腔热情呼吁国际联盟的建立,却因为国会反对而不能加入其中。总统签署的很多双边,多边协议都得不到国会批准使得总统外交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内,以最近金融危机为例,国会与总统的分歧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反应不够迅速,终于加重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美国的民主制度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曾高唱民主与市场经济凯歌的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最近也开始重视中国式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发展模式,认同集中体制的高效性和巨大的动员能力。加之作为新保守主义势力的代表,福山先生对“美国目前在强调武力推行民主过程中走火入魔3”的批评体现出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对自身政治体制国内、外交两个层面的反思。
2.新闻媒体:监督的有效渠道?
一个好的制度得以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离不开监督这一环节。在美国,新闻传播媒体被形象的称之为第四权力。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是关于保护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足见新闻媒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由于体制上的保障,美国媒体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很多电视节目都敢于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大胆直言,甚至对当政者进行直接批评。然而,是否可以由此说美国的媒体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政府作为进行监督呢?答案是否定的。
显然,媒体做不到完全的价值无涉。即使是不做任何评论的新闻节目,其播报内容选择本身也带有了主观色彩,对观众的关注点起到导向作用,进而决定国会的议事日程。此外,媒体往往与政党支持挂钩。虽然媒体获得了足够的自由,美国的传统媒体几乎由ABC,CBS,NBC三大广播公司完全掌控4,加之CNN,FOX两家网络传播媒体,构建起新闻行业的主体。而这几家公司都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为例,在这一美国人民心目中最大的民主盛世进行过程中,各大电视台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全力以赴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宣传,而不惜不顾事实的抹黑另一方。
电视是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美国人的行为甚至价值观都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由于竞选期间收看不同电视台的节目就可能导致选民手中那张神圣的选票上的名字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困境。在对候选人情况不能完全知晓的情况下,究竟什么才能让选民判断出谁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显然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以舆论的导向为最重要的参照标准。
另一方面,不管媒体被怎样称赞为社会的良心监督政治体制的运行,作为盈利机构,其首要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各大媒体公司为了收视率往往刻意播出刺激人眼球的节目,而逐渐脱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层出不穷的官员丑闻,犯罪案件不是加强了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反而是对政治越来越失去信心,造成对政治的冷漠态度。美国各种选举的投票率在所有西方民主制国家中位列后端。近些年来,开始有学者意识到对媒体的过分信任导致的问题。
如果说在内政方面,美国的媒体还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那么在外交方面,媒体则毫不犹豫的与政府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构筑起一道意识形态的铜墙,塑造着美国人的对外认知。在这个充满优越感的国度,民众对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认知,多半也是来自于媒体丑化了的他国形象。从某种程度上,美国媒体在外交方面配合政府实行了“愚民政策”。这对增加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固然有好处,但剥离了民众知情权的外交宣传,将民主理念置于何处?
3.利益集团;民意表达与利益整和的有效渠道?
利益集团是多元民主所推崇的一种民众参政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主制简单多数原则,多元民主观点认为为保证自由和个人财产所有权,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个人直接参政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其所在组织或机构的成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允许不同利益团体表达自己的诉求是民主的体现。最终的决策将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这就保证了政策的公平性。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活跃的利益集团的竞争是否真的既防止了多数暴政又防止了少数暴政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各个利益集团也是由官僚体制模式组织起来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领导,一般是那些社会杰出人物,很少是普通民众。可以说,“美国的社会现状是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自由派的声音压倒一切”
5这种组织模式实际上使政治精英垄断了接近政府权力的途径。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反而减少了普通民众直接反映自身意志的机会。其次,各利益集团间的实力是不相等的,因此在角力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公平。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的竞争上,往往那些实力雄厚,在总统竞选中能够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组织能够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这是政党政治的一大弊端,而美国大量的院外集团游说现象的存在加剧了这一弊端。
此外,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等非盈利性,旨在促进公众福利的组织对本团体的过分保护也会造成一系列过犹不及的后果。例如,始于60年代的平权运动,是对日益增多的妇女运动和黑人运动的回应。这一政策旨在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让他们在历史中遭受到的痛苦用现实利益加以补偿。具体的措施包括扩大学校,公司等录取黑人和妇女的比例。这一政策的出台,当然得到了美国公民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一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6,即对于除了这部分人外的大多数人来说,此政策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再比如美国的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社会组织,美国存在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工会组织,例如汽车工人工会,清洁工工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工会编制成了一张网,将工人有机联系起来。但是出于对民主的珍视和对弱视群体的保护,美国人对工会的纵容使其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工会出于对工人基本权益的保障,不断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以至于塑造了一个高工资率,低效率的工人群体。
美国的劳动者竞争力不足,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退都与工会对工人的过度保护有关。当一个群体的利益被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时,原本对民主捍卫的初衷也就随之消逝了。在具体的政策选择是,究竟是应该遵循“机会平等”还是”补偿性平等”是民主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政治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反映了选择时的困境。
美国的民主制度论文篇2
《试论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因》
摘要: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其独特的移民政治文化、开国初期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不可模仿性。
关键词:美国式民主;政治文化;契约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与借鉴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是所有的国家必须模仿的榜样,还有点儿言过其辞。因为美国式民主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是有其背后原因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
一、美国的移民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族裔群体,而且,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自认为是“熔炉”,“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在移民狂潮的吸引下,向往独立、追求民主、勇于创新、敢于探险等具有上述性格的人来到了北美大陆,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命运。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
富兰克林最初提到了实用精神,就是提倡个人主义道德。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防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正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美国人相信个人竞争,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来满足个人的意愿,个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成功。因此,美国人把这种价值取向又称为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认为个人竞争,满足个人是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有意的造成多重性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为目标,而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
共和国离不开关心公共利益和以参与公共生活为幸福的公民的存在,他们把责任与承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一种集团精神。早在清教徒的圣约思想中,就意识到理想的、垂直的、与神之间的圣约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圣约的破裂,上帝将会惩罚人们,如果人们做到了团结、相互关心,上帝就会实现他的赐福应许。因此,美国著名学者R·贝拉说,“提到一种超政治的权威,提到高踞政府之上,其目的成为判定政府的标准且惟有以其为根据政府只存在的正当性方能得到证明的上帝,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特征。”
(二)多元主义与契约精神
美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容纳和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文明在在全新的大环境中酿成的,其文化的原精神具有鲜明的欧洲性,但绝非欧洲文化的翻版。美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其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追寻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因子。在这里,“融入”绝非完全失去原有的特性,从而消失了自己,而是在保持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北美大陆,使自己成为北美大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羁绊,美利坚及时地从英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加之地处两洋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美国多元文化得以迅猛发展,现代美国神话才得以诞生。
多元文化必然带来各民族间的分歧,而国家的稳定必然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于是社会契约思想在美国得以上演:由自由独立的十三个州的代表坐在一起,起草复杂的纵横制衡机制,构建照顾人民权利和州权的立宪国家,然后和平地说服一个个州投票认可——在增加了确保人权的修正案后。这几乎就是在历史中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成功地上演活生生的“订立社会契约”事件。
二、美国制宪者们的政治觉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非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及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使联邦政府一无钱,二无兵,束手无策。这种情况引起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忧虑与思考。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推动下,各盟国的代表决定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人:
独立战争时担任北美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是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时年55岁,正当年富力强。他尽管讲话不多,但对维持会议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长者富兰克林来自宾夕法尼亚,当时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享有盛名。他善于用充满哲理又幽默诙谐的语言打破僵局,在调和不同意见的分歧,促成最终达成妥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毕业于新泽西学院,学习哲学、历史和希伯来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时他才25岁,就参加了起草弗吉尼亚宪法工作,并开始研究宪法和法律问题,后成为大陆会议代表,出席制宪会议时也只有36岁。汉密尔顿是作为纽约的代表参加会议的,年仅30岁,他原从西印度群岛来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秘书,《邦联条例》通过不久,汉密尔顿就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新宪法的最积极鼓吹者。
总之,这些人才华过人,富有创造精神,思想敏锐,其中许多人做过律师,熟谙法律,对启蒙时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洞察邦联政府的积弊,积极主张修改《邦联条例》,制定新宪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很清楚他们自己是当权者,他们制定的宪法实际上是制约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深知“人人都不是天使”,重重的权力束缚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这种精神在当今也不能不令人感慨。
三、殖民地时期的契约劳动、自由经济
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应属殖民地是以公司殖民地和契约殖民地为主要形式的。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由英王詹姆士一世特许成立,目的在于开发北美东海岸北纬34°至41°之间的殖民地,其股东都是伦敦人。公司成立不久,1606年12月就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他们到达弗吉尼亚,并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镇,这里就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1620年,一批在荷兰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科德角(今马萨诸塞州普罗文斯敦),于圣诞节后第一天在普利茅斯地方上岸,他们在抵达北美大陆之前,由41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其内容为:组织公民团体;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奠定了未来殖民地的政治基础。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劳动不大可能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美国南部的经济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它也不同于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因为,这些庄园的产品也是面向世界,畅销海外。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对美国的政体设计具有深远的影响。
美国式民主既是美国先哲们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是北美殖民地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政治制度也具有不可模仿性,所以,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民主,终究是徒劳无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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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制度论文篇3
《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把美国民主制度推向“普天下”，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美国建国伊始就一直做着的梦。即使面对美国“神话”日益破灭的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也仍然没忘这一梦想，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要让美国梦重放光芒。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同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认清了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根源和实质，就能抓住国际问题的核心，对了解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一)
对外进行民主制度输出，并不只是美国某些统治者的癖好，而是由其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民族信仰、民族理念和制度根源。它贯穿于美国整个对外关系的历史。建国伊始，美国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在进行领土扩张、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扩张。美国学者承认，对外扩张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在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之后，采取先军事占领，后进行移植的办法，强行向国外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这几乎成了美国的一贯做法，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与世界其他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
人所共知，美国是个崇拜上帝和《圣经》的国家，自认为是上帝的宠儿和使者。在1983年世界《圣经》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做了一篇《圣经》和美国建国的封面报道，报道中做了这样的叙述：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发现，比起联邦宪法来，也许《圣经》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圣经》是美国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强有力的思想来源。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以《圣经》精神建立起来的特殊、神圣、典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灯塔。这一论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仰根源和美国民主输出的思想根源。
在美国统治者看来，既然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典范的民主制度，那么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种民主制度普世化。所以，美国的历来统治者，都以“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把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把美国民主制度“辐射”或“延伸”到“普天下”，作为上帝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内涵，是按照美国的面貌创造出一个美国的世界，并使其永久化。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亲美的所谓民主派上台执政，完全接受美国的控制，服从美国的利益和全球战略;二是要利用执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一般是要先移植美国的宪法，即接受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念，然后按照美国的宪法，建立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并逐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美国化”。
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在全球进行的民主制度输出，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影响到各国的形势。当前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几乎都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有关系。所以，抓住了这一课题，就抓住了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
毋庸置疑，在至今的世界上，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系统、透彻、深刻、令人信服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础披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历史地位的，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论大师马克思。美国是不带有封建痕迹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美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在各方面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认清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实质、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对认清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实质和特征，认清当前整个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关系的症结和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
(二)
建国初期，美国民主输出主要表现在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同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实行“门罗主义”战略，主要的输出对象是拉丁美洲，重点是加勒比海地区。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菲律宾。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民主输出提供了机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就在把战争提案送交国会的同时，总统就开始采取了确保由于美国参战而改变整个战争导向的措施，这场战争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应当被定义成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形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为此，‘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政治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重点逐步由拉丁美洲扩大到亚洲和欧洲，二战后的重点是日本和德国，以军事占领的方式迫使这两个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体制，被称为美国民主输出的“成功典范”。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其在与世界其他列强争霸的力量所限，在全球输出美国民主制度，推行世界美国化方面，只是限于部分地区和部分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也进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后帝国主义时期。此时期，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全球性的大帝国。美国的统治者自认为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在全球实现“美国历史使命”的力量，所以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就把民主制度输出，推行世界“美国化”，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内容。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战争之名，在推行民主制度输出这一全球战略中，可以说是使尽浑身解数，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其在推行这一战略中，还依据世界总的形势，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比如，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制度输出是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2003年，美国用残酷战争的方式，军事占领了伊拉克，现正紧锣密鼓地强行向这个国家全面“移植”美国的民主制度，想以伊拉克为据点，然后向其他国家辐射或延伸。美国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正在以“颜色革命”的方式推动。从2003年开始，美国用政治渗透和支持亲美势力利用和平运动上台执政的方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取得了所谓“比较满意地进展”。美国在全球的民主输出现正以亚洲为重点，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进行着新的部署。所有这些“进展”，都似乎使美国对在全球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增强了信心，称“美国民主潮流正在世界兴起”。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其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不过，面对狂妄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在战争中的狂暴行为使美国光环扫地的局面，特别是面对由华尔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面对美国“神话”的日益破灭，奥巴马政府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宣称要改变布什单边单极霸权主义和单纯依赖军事力量的做法，要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从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重建传统的同盟关系和采取多边行动的真正含义是：在美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想借助盟国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帮助它实现美国梦。比如，奥巴马政府积极向他认为对其扩展美国民主有利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公开或秘密派遣特种部队;肆无忌惮地插手亚洲事务，利用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挑拨离间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公然威胁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在中国的大门口大搞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这都说明，奥巴马政府不仅无意改变或放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民主，使世界“美国化”的根本战略，而且还在积极推行这一战略。
从今后的长远战略看，美国民主输出的终极目标是俄罗斯和中国。因为谁都看得出，依据当前的世界格局和形势，只要像控制日本那样控制了俄罗斯和中国，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虽然走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美国以和平演变方式改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的目标，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和强国，不仅不愿意受美国的控制，而且在中东、中亚还成为与美国争夺利益的对手，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目的，在这些国家显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因此才采取“颜色革命”的方式再次对这些国家进行民主输出。从布什政府频频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压，要俄罗斯实行美国式民主制度，以及下大力量和本钱在俄罗斯培植亲美势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俄罗斯是美国在独联体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最后一个目标。
早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就做着中国梦，就想独自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姊妹共和国”，使中国成为其控制太平洋，“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海”的基地。在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梦。现在，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发展和强大，这自然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承认，美国不是不想用武力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从而控制中国，而是因为考虑动武代价太高，而且没有把握取得成功，所以才不得不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众所周知，“遏制”、“接触”都是手段和策略，最终目的依然是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为其控制全世界扫除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碍。
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变化，美国坚持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这一战略是不会改变的。这正是中美关系发展中产生一切矛盾、摩擦和冲突的症结，是台海问题的症结。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现在美国一面说要“接触”，要发展中美关系，一面却大力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挑拨离间，紧锣密鼓地进行围堵中国的军事部署;在人权、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能源和金融政策等方面，进行“妖魔化”中国的宣传;特别是近来公然扬言中国如何处理南海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并同韩国在中国大门口黄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耀武扬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在不动武的情况下，利用军事威胁、政治孤立、文化渗透等方式，促使中国走上向美国民主制度和平演变的道路。
(三)
不能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制度相比，有着历史进步性，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它也被称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被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也被世界上一些人所崇拜。然而，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美国想以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让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国的制度，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永存，使美国在全球惟一大帝国和单极霸权主义地位永存，是绝难实现的。美国不顾客观现实，逆历史规律，强行推广美国的民主制度，只会引起它与大多数国家发生更多的摩擦，使世界更加动荡，甚至引起更多的流血、冲突和战争。
一是就民主理念和体制来说，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的形成，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理念，都是在自己本土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以自由、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为核心的美国民主观念，以公民选举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美国民主体制，都是在美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强烈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性。从美国而言，这种制度只能影响别的国家，而不可能全盘移植到别的国家;从别的国家而言，同美国一样，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民族理念与民族性，都是在本民族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下产生和发展的，都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尤其是新生的、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充满生机的发展，正在世界产生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现实世界的民主制度应当是具有多样性的。由于民族信仰、文化传统、民主理念、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世界所有国家，都只能依据本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吸收和借鉴美国民主制度的优点，而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更不能直接移植这种制度。
二是就民主制度的内容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其自身是有缺陷和弊端的。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观察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
因而它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要害，是它借以建立的基础——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性。因为这种基础的不平等的存在和发展，使美国民主制度的灵魂——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话，借此树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的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成了空中楼阁，无论用多少美妙的辞藻来装饰它，无论把它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平等如何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它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利，只是少数富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平等权利。对广大民众来说，它是一种虚假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其所得到的只是空泛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在富人们设计好的“契约”上签字的平等权利。如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承认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所以，这种民主制度不仅不会被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而且其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民主制度。从美国的实践看，这种民主制度缺陷的不断暴露和发展，越来越证明：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是就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来看，这种进步性毕竟是历史的进步性，只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表现出的进步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的发展中，它不仅创造了梦幻般的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适应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也得到了不断的变革。美国发展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历史，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所有进步和奇迹，都来自于这种革命化。而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性，就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上层建筑，能为这种不断革命化创造比较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能促进这种革命化。然而，由于这种不断革命化的必然结果，是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所以它的这种进步性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围之内。一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新的与资本主义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它就不仅不再具有进步性，而且必将成为这种不断革命化的桎梏，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被一种能为新的革命化创造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民主制度所取代。
四是从美国的法定权力结构来看，美国权力结构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对公民权的忽视。在联邦宪法中，只规定了议会的权力、总统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权力、州的权力，惟独没有规定公民的权利。号称坚持“人民主权”的国家，在自己的最高法律——联邦宪法中，却只字未提人民的权利，这是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所以它一开始就遭到公民的不满和抗议。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广大公民不得不发动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抗议这种法律的不公。虽然在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抗议下，后来不得不补充了一些有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这并不能充分反映和表达公民的愿望，在美国法定的权力结构中，公民权利被忽视，这始终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五是从美国200多年的实践来看，美国的现实对美国开国元勋的理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挑战。1782年，美国一位军官致信华盛顿，建议他当国王。华盛顿回信说：“这个请求孕育着可能使我国蒙受最大的灾难”，而坚决拒绝。开国元勋们在制定联邦宪法时，主要考虑的是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政府不成为专制的统治，总统不成为经过选举的君主;二是如何保证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议员，不背叛选民的意志;三是如何防止为不正当情绪及不法利益所左右而造成政策的失误。而财产的私人占有和这种占有的不平等，是出现专制统治的根源。美国财富私人占有的不平等，与上面的理想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的矛盾。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恶性发展，美国的现实离这种理想似乎越来越远。现实的美国，的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金权政治”使“自由私有制”变成对财富的垄断;使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变成了“特权”。当前，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积累，使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都令人惊讶。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当前占美国总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近50%以上;而占总人口1%的最富的人的财富，占美国财富总量的38%。而占总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财富，只占美国财富总量的17%。美国前总统卡特在2005年11月14日《洛杉矶日报》撰文《这不是真正的美国》中，就猛烈抨击了布什政府，指出：“我们的政府通过减轻富人的财政负担对富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保护，对美国的劳工阶层则没给予足够的关心。国会议员将他们自己的年薪提高了3万美元，却将每小时的最低报酬冻结在5.15美元上。这属于工业化国家中的最低标准。”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教育、卫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巨富和穷人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
(四)
美国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和虚伪性日益暴露，其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已经日益下降。西方不少学者都指出：各种政治和腐败丑闻一个个被披露，庞大的军事、情报、外交部门在“秘密”的掩盖下失去了民主监督，国家权力日益向总统集中和金钱选举、金钱政治的恶性发展，议会权力的失散和在许多重大问题决策中成为“橡皮图章”等，这些都违背了美国人的意愿，在破坏着美国民主制度，使美国民主制度日益变成“老牛破车”，“有名无实”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打破了美国神话，打破了美国民主的神话，打破了没有美国民主经济和社会就不能发展的神化。美国制度的本质，美国制度的矛盾，在这场危机中，都暴露无遗。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人类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这已被世人看得更清楚。从发展趋势看，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美国的民主制度向更高、更理想的民主制度发展和过渡的时期似乎不会太久了。
2003年6月，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英国《卫报》发表的《输出民主的危险》一文也得出结论：“输出民主是布什危险的幻想”。他指出：“由于美国的革命传统，它一直拥有着狂妄和幻想。如今，美国的科技和军事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它确信本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自1989年以来，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它想起自身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和威尔逊总统一样，今天的空想家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始终有效的模范社会。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照着这个‘自由社会’的样子改造世界。”
如埃里克还强调：“由于美国用战争手段输出其民主制度使世界许多地区重新陷入流血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共同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同时，传播民主的运动并不会获得成功。20世纪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它们不可能通过向境外输出制度，轻而易举地影响社会变革。1989年以后‘传播民主’的活动，都加剧了民族冲突，导致多民族和多种族地区的国家分裂。”因此，美国想通过“‘传播民主’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十分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推行，一场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英国学者哈米尔·麦克雷认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美国现有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必然要爆发一场革命，并预测这场革命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爆发。他说：由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积聚，“到某个阶段，最有可能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政治制度会发生一次巨大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将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这可能在现有政治制度内以温和的方式发生。这不是政界驱动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价值的改变。”关于这一点，的确有待我们认真研究和观察。
就当前来说，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一书中所说，是继续坚持民主制度输出，坚持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战略，还是放弃这种战略，充当“全球安全的保证者和共同繁荣的振兴者”，美国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战略抉择。对世界其他大国来说，如何防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特别是防范因美国民主输出活动而出现动乱，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美国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教科书《国家间政治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是美国学者汉斯·莫根索写的。书中提出：现在的新的帝国主义在对其他国家控制上，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帝国主义，二是经济帝国主义，三是文化帝国主义。作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作用予以特别的重视。他认为，现在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是最微妙、最成功的政策。因为它是以征服和控制对方国家人们心灵，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能征服另一个国家所有决策者和民众的心灵，那么它就赢得了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更永久性的胜利。这种征服心灵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的手段。对这种手段，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确应当特别提高警惕，并加以防范。
这里还应当提及的是，冷战后，美国用战争、和平渗透和“街头政治”的手段，强行在全球推行其民主输出战略，不仅加剧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矛盾，而且使其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日益严重，从而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矛盾。这也标志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新的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和新的力量组合时代的开始。
美国的民主制度论文篇4
《浅析美国民主制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摘要 美国的民主是本大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似乎还不能就此确定，它是一种飘忽不定或者虚幻的“观念共同体”。政治学家对美国民主的规范或实证研究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制度框架;二是民主的政治文化。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认识美国民主，将研究定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之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传媒既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当我们对民主的社会起源了然于心的时候，传媒与民主的关系也就显山露水了。
关键词 民主 民主制度 大众传媒 媒体
1 美国民主制度的内涵
在美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信条中，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条基本原则能够解释民主制度。一个是个人自由，另一个就是社会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尊重传统的习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变革和延续至今的保证。
美国人对个人自由的信奉与追求是与他们受传统专制的迫害程度分不开的，因为由于深受宗教的迫害原因，早期移民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他们把大陆看作是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在整个的十七、十八世纪，人们维护自由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诉诸暴力来实施的，在那段血与火斗争的年月中，个人自由深入人心最终转化为美国人民的普遍权利，并且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美国个人自由的社会原则实际上阐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自由高于民主，民主必须是自由的。
美国的社会自治是从个人自由中引申出来的另一项权利，它说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治理原则。这项原则被美国公民视为对抗一切专制政府的保留权利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公民把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看作是民主国家统治的前提。美国人民坚信，凡是依赖于他人的人必然缺乏自我意志，从而没有能力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理查德·普莱斯指出：“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即自我管理或自我导向的思想，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自然不应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美国社会自治这个原则后来在州与联邦的宪法中都以“自由结社”的权利得以体现。
2 美国媒体的功能
美国的大众传媒形成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选举过程中媒体的功能，另一个是民主的意义上批评媒体，试图说明媒体如何使民主衰落。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媒体作为政治角色其结构性地位及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功能。美国媒体的结构性地位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媒体的组织属性，二是媒体在美国宪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美国媒体的社会独立性是彰显其民主功能的前提条件，媒体从其组织属性上讲，它首先是社会组织，然后才具有政治组织的特点。宪政基础上的新闻自由是媒体民主功能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这正是美国民主逻辑的起点。美国媒体的民主功能除了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宪法作为基础外，公共舆论救市民主媒体的社会条件。
一般而言美国媒体影响政治都是通过公共舆论进行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媒体影响力，其实是公共舆论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政治说服是美国媒体的另一个功能。在美国，政治说服的主体通常是政治家和大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并且相互有很深的影响。如今美国民主制度中的政治说服主体已经逐渐向大众传媒转移，媒体既是政治说服的中介，同时它本身也履行着政治说服的功能。美国的媒体就像是政治说服的“代理人”一样，利用自己无处不在的社会渗透力和独特的传播效果，将政治家的说服目的与公众的说服目的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3 美国的大众传媒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大众传媒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它影响政治的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政治影响公众通过媒体进行，而公众影响政治也通常借助媒体实现。在美国，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个以赢利为主的利益集团，它同时还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公共机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大众传媒实际上起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与政治的共存是通过大众传媒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高科技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两种社会组织的特性，它是一个置身于政治与社会的“两栖”组织，当传媒被某些政治权利或者社会权利所控制时，它的先天功能必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这正是美国社会不愿意看到但是却无法避免的事实。
美国的民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运作离不开巨大社会力量的支持，政治合法性是以世俗化的法治权威为基础的。这种权威建立在大众认同的基础之上。怎样维持公众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了当下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美国，大众民主学习的过程一般不是由政治机构主导的，它通常由家庭、学校、教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承担的，将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社会组织的政治教育功能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和影响力。它将分散的社会信息整合为一体，从而使政治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媒体超强的渗透性和独特的传播效果为民主社会大众的政治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如果以媒介的方式传播，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建立起牢固的民主信仰，民主秩序也会因此而建立。在美国，民主价值的延续，政治秩序的维系，大众传媒的作用功不可没。
4 结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美国，媒体对民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民主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媒体各方面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一旦媒体沦落为权利和金钱的“俘虏”时，它就会与民主背道而驰。大众传媒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说明它并没有逃脱这样不堪的命运。尽管媒体宣称所谓的在经济上独立于政治，但是，在媒体与政治两者之间，天平似乎始终向政治倾斜，政治的依附性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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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