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简述政府如何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大多数企业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使用不同类型的业绩评价指标,例如边际贡献、责任成本、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等,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往往导致不同部门各自为政,只追求实现本部门利益,对其他部门甚至企业整体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财政政策论文:关于经济增加值的思考。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关于经济增加值的思考
经济增加值是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一种重要评价系统。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占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其中税后净经营利润等于净利润加上债务利息支出,资本占用是指投资者和债权人投入企业经营的资本账面价值,包括金融债务和股权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指企业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金融债务资本成本可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调整确定,股权资本成本一般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一是客观反映企业经营业绩。
经济增加值考虑了全部资本的成本,计算的是经济利润,而会计利润只考虑债务资本成本,将权益资本成本排除在外,无疑虚增了利润。经济增加值衡量企业获取的利润是高于还是低于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只有高于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即经济增加值大于零,该利润才是企业真正的利润,如果企业的投资报酬率低于企业的所有资本成本,说明企业实质上发生了亏损,企业财富受到了侵蚀。
经济增加值比会计收益指标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促进企业树立正确的成本观念,遏制企业不计成本盲目增资扩股,不断圈钱的欲望,有利于规范企业投资行为,谨慎投资,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以经济增加值作为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有助于更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较准确地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是更好地协调各部门的行动。
大多数企业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使用不同类型的业绩评价指标,例如边际贡献、责任成本、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等,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往往导致不同部门各自为政,只追求实现本部门利益,对其他部门甚至企业整体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以经济增加值为指标对企业所有部门进行业绩评价,为各部门提供了统一业绩评价标准,避免内部决策和执行的冲突,加强各部门的沟通,提高企业的团队意识,企业各部门从日常业务活动到企业战略决策,都围绕着经济增加值展开,各部门可通过提高部门现有资产的回报率;或是增加超过资金成本的新资本投入;或是收回低于资金投入成本的投资等途径增加本部门的经济增加值,进而增加企业整体的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囊括了对发展创新、风险等因素的考虑。同时也涵盖了关于基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制度性的要求,企业员工的收益只有在经济增加值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才能提升,这就把员工利益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利益冲突,使企业内部上下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奋进。
三是促进技术创新。
在现有的会计核算模式下,研发费用、无形资产摊销作为期间费用抵减当期利润,无疑影响经营者的当期业绩,所以经营者不希望把钱投到研究和销售推广上,因为他们害怕会计利润降低,这种情况在高科技公司时尤为明显,因为这类公司的市场价值大大高于净资产,经营者并没有出现经营失误,利润的降低只是由于会计处理方式造成,其结果迫使经营者在项目投资时首先考虑其对会计利润的影响,而不是考虑以此带来的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经济增加值把对研发费用、无形资产投资作为资产负债表中一种需要培育的新型资产,这些资产会在将来的经济增加值中相应摊销,从而鼓励经营者进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投资活动,促使企业经营者自始至终注重长远效益,通过技术创新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是计算十分复杂
计算经济增加值时需要对会计科目进行调整,旨在于纠正公认会计准则所带来的歪曲性影响,调整项目高达200多项,从理论角度考虑,调整的项目越多,计算结果越精确,但却极大地增加了计算的难度,难度的提高加深了理解的困难,尽管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通常需要调整项目只是十几项,但如何确定调整项目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却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增加值运用的广度与深度。
另外,股权资本成本确定也是一项棘手的工作,根源在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贝塔系数不能准确计量,我国证券市场市场信息非常不对称,企业管理当局对信息进行了垄断性控制,投资人不够成熟,投机气氛浓厚,股票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庄家操纵的结果,并不是企业经营业绩的真实反映,目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正确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况且该模型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上市公司。
二是仍然财务指标唱主角
经济增加值仍然是从财务角度来评价企业的经营活动。尽管其引入资金成本,对企业业绩、投资机会和经营战略的价值前景作了准确的反馈。但这仅仅从财务角度单方面考察,是反映价值创造的滞后性经济指标,未能对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商誉、无形资产、人力资本等非财务因素予以充分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缺乏“前瞻性”的、有助于培植企业长期核心竞争能力的非财务指标。
三是经济增加值无法消除粉饰行为
虽然经济增加值与会计利润不同,在计算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经济增加值终究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调整的结果。计算的“净利润”和会计调整项目几乎全部来自财务报表和会计账簿,这其中的许多数据无法从公司的公开财务报表中获得。例如,研发费用及培训费用体现在管理费用及营业费用中,很难得到具体的数据。对于可以利用的数据,也因为具有很强的管理人员的自然控制性,数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特别在我国,一方面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人为控制因素较大;另一方面现行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尚不完善,导致会计数据部分失真。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存在虚假
披露情况,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税后营业利润与投入资本的调整,为了提高企业经济增加值,管理者可以通过安排收入和费用的确认时间来操纵利润,达到增加短期经营业绩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增加值并不能杜绝所有粉饰报表业绩的行为。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从财政的界定来讲,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主要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其二者的所属单位以直接介入和提供担保等方式所形成的债务,它主要涉及到直接债务和担保债务两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经济视角下的湖南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及风险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基于经济视角下的湖南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及风险管理 全文如下: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最近这几年,我国地方政府性质的债务规模正在不断地增长,而因此所导致的债务风险和债务隐患也开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革和适度宽容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信贷投放的增长速度与日俱增。在高速信贷投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融资最为活跃,它也是最为引人注目和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融资主体,本研究将对湖南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相关情况做出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从财政的界定来讲,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主要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其二者的所属单位以直接介入和提供担保等方式所形成的债务,它主要涉及到直接债务和担保债务两个方面。首先是直接债务,它又可以划分为一般债务和转向债务,所谓一般债务就是没有一般财政收入来源的债务,而转向债务则指的是具有相关的制度性收入或者是经营性收入来源为举借的债务。举例来说,湖南交通部门统借统还建设的高速公路,还有其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将土地出让金作为还款来源,此外以高等院校以及医院等事业单位所质押的收费权来举借的债务也在其范围之内。
到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的时候,湖南省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为2670亿,同比上一年增长了386个亿,增长了16.91%,到了2014年年初,湖南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一个偿还债务的高峰期,需要马上偿还的债务达到了1182.44亿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总体分析来看,在湖南省的债务当中,其省本级债务融资金额为865.23亿人民币,占总债务的32.41%。与往年相比,增长了144.84亿,增长幅度为2011%。其市级债务余额有933.73亿元,占到总债额的34.97%,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186.85亿元,增长了25.02个百分点。此外,县乡级别的债务融资金额达到了870.83个亿,占总融资金额的32.62%,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54.45亿人民币,增长了6.67个百分点。乡镇债务融资金额为262.39亿人民币,所占比例为9.83%。
通过以上数据情况可以分析出,湖南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主要存在三个特征。①其负债面比较广而且债务的增速比较迅速;②其举债的形式比较多,债务的用途相当混乱;③其债务的源头较为集中,潜在的金融风险相当突出。
(一)强化银企合作,对举债行为进行规范
湖南省地方政府的融资负债主要集中在银行贷款方面,所以对举债行为需要进行规范,而且应该将其集中在怎样对银行的风险控制手段进行利用方面,以此来强化银行和融资平台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也方便融资平台企业对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协助。一般来说,对举债行为进行规范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起,首先是对举债行为当中的信息披露和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做到透明化,另外是对举债行为当中的土地抵押和收费权质押行为进行规范[1]。
对于前者来说,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呈现出不透明或者半透明性质,其主要的原因是融资平台的数目多,形成了多头举债的情况,而且监管部门和融资平台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同,这也导致其总体的负债情况不容易做到精确的统计。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融资平台内部的风险控制体系还有待于完善[2]。对于后者来说,以湖南的土地储备中心为例,将收储的土地当作抵押物,在法律上是存在瑕疵的,加入是平整的规划好的土地,一般地方政府都会采用立即挂牌出售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将其抵押给银行。所以,银行在这一过程当中承担了较多的风险,为了将这种风险降低到最小,银行应该加强自身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此来对政府性质的融资平台的建设做出规划,对政府性质的债务风险做出最为直接的防范。
(二)实施项目管理,对举债责任进行落实
这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实施项目管理,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性融资行为进行项目管理,假如政府性的融资平台有相对独立的负债行为,那么实行项目管理制度就能够将项目管理的责任有效地落实到主体上,可以更好地将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起来,进而有效德尔防范信贷风险。对于有收益型的项目,可以对商业银行贷款行长的责任制进行参考,将谁贷款谁负责的制度和原则落实到实处。其次也要实行举债责任,要确保用人的独立性[3]。
对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的责任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落实,要求地方政府在进行融资贷款的时候需要通过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和贷款行为来进行,并要做到和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相匹配,不可擅自妄为。此外,根据以往的政府性的负债研究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官员一般为了顾及其任期内的政绩而不顾及当地的财政实力等情况而大举进行负债建设,最终造成了政府性的负债规模加大,所以,政府债务融资平台的负责人应该通过地方政府来进行直接委派,保证其行政关系依然隶属于原单位,其工资也从原来单位进行领取,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集中还款情况的发生。
(三)项目保压共存,对风险意识进行普及
强化对政府官员的教育工作,普及相关的风险意识。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将经济刺激计划当作是千载难逢的融资机遇,虽然说在这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湖南省地方政府所表现的还不算太激进,但是和以往的融资规模相比较,这一次的增长规模也仍然和相关部门的预期规模存在很大的出入。从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实力来分析,这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包含着较大的风险,而因此所造成的隐患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融资的时候需要做到有保有压,这样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项目的必要延续。
自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家相关部门就开始屡次提示相关政府性质的融资平台要注意负债风险。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湖南省政府在信贷规模的预测和相关项目的建设现状等方面,为了防止负债融资的风险,对相关的减少项目的融资开始实行有保有压的方法。为此,首先需要对在建和续建的项目进行必要的维持,这些项目是以前局已经参与或者被安排授信额度的项目。然后严格要求申请建设的项目,对于一些重复修建和高耗能的项目,还有一些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效应不是很明显的项目等都做出了暂缓建设和停止建设的批示。
在本研究当中,笔者主要针对经济视角下的湖南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文中笔者也根据自身的调查和理解,谈到了一些主观看法。笔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的相关风险问题需要引起格外的重视,只有合理有效地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才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最终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城市理性利用是通过城市要素的集约利用及优化配置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理性利用评价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调控手段。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提要:本文根据城市理性利用的内涵,提出理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的C2R模型,以国内先进经济区城市为总体评价样本,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综合效率,为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调控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C2R模型;理性利用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论文正文:
试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
基金来源:广西教育厅面上项目(200802MS138)“基于DEA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本研究区域主要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4市及玉林、崇左等2个通道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6年3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服务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然而,从国内一些经济区城市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非理性发展的现象增多,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建设中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增多,因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实施,使原有的城市利用格局和利用效益发生变化,及时采用DEA等科学方法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进行定量测算和评价,通过对影响城市理性利用效益各相关指标的分析,判定理性利用效益的优劣,为了解城市理性利用现状和开发潜能、为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为政府协调城市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城市理性利用是通过城市要素的集约利用及优化配置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理性利用评价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调控手段。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一是要强调城市密度,将紧凑的布局、土地和建筑的混合利用、公交系统建设结合起来规划,目标是使居民生活更加方便,节约民众的时间和其他资源;二是提供多种便利有效的公共交通选择;三是在开发新区之前,尽量利用现有社区和已有的设施;四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环境敏感地区;五是让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发决策,以避免做出错误判断和结论。
(一)研究思路
1、DEA模型构建。因为DEA测量的效率为相对效率,是被评价单元相对于“领先”单元的效率,因此开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DEA评价以国内较成熟的长株潭城市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适宜城市要素为相对评价效率值。
2、DEA模型要求决策单元的个数应该接近或者超过输入输出变量的两倍。相对于评价单位自身纵向比值的DEA效果来说,横向的不同单位间的DEA评价更具合理性,以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6市及长株潭城市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12市作为决策单元。
3、从评价指标体系中,根据德尔菲法确定输入、输出主成分指标m的个数,作为新的解释变量。
4、利用DEA评价模型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进行评价,对非DEA有效的城市提出调控方案。
(二)城市理性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特点。城市理性利用包括资源、环境、经济、人口与社会五个子系统的协调,实际上是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根据全面性、科学性、独立性、可操作性、适用性的指标选取原则,考虑到系统的协调性和指标的可获得性,选择表1的指标构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中的输入、输出指标。(表1)
DEA方法将一个可以通过一系列决策,输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并输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经济系统(或人)称为决策单元(简称DMU),对已知的n个决策单元,可用DEA方法来判断各个单元投入/产出的合理性、有效性,特别适合具有时限性要求的理性发展评价。判断DEA对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测评比较多,本文采用评价DMU总体效率的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该模型可以评价DMU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率。见如下形式:
min[0-(eTs-0+eTs+0)]st.jxj+s+0=0x0jyj-s+0=y0j≥0,s-0≥0,s+0≥0
(一)评价单元现状。根据德尔菲法选择评价指标限于篇幅不列过程,各评价单元的输入输出现状见表2。(表2)
(二)评价结果。利用DEAP软件,采用C2R模型,从投入不变产出尽可能增加的角度、采用多阶段单元测算的方法 (MULTI-STAGE)运算。综合效率测算结果见图1。(图1)
(三)结果分析。从图1初步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中南宁、钦州、玉林、崇左4个城市为DEA有效,说明这4个城市在以国内各主要经济区城市的整个样本体系为参照集合中是相对有效的,对这4个城市来说,基于2008年现状投入的情况下,目前它们的城市理性产出已达最大化,理性利用相对较优,城市的发展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已设法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但也应注意除了南宁,4个相对有效城市中,其投入总量与长株潭的长沙、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宁波、珠三角的佛山等相对有效的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的目标是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投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相对有效的理性利用目标;其余2个城市北海和防城港市的评价结果为DEA无效,说明在城市理性利用能力、系统整体协调性方面还有提高的余地。
基于德尔菲法调查,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理性利用能力。
尽管仍然存在很多限制,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依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效率评价方法,从综合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北海市与各经济区城市之间的投入产出效率相差很大,非DEA有效的北海和防城港市必须提高从理性利用的角度加强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建设和发展,合理调控资源的投入和配置,使城市投入对产出的正向效应越来越大。下一步研究将从规模效益、技术效益以及各单项指标的描述与投影方面加以测算分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开发潜能与合理性利用的城市发展建议。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经济增加值是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一种重要评价系统。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占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其中税后净经营利润等于净利润加上债务利息支出,资本占用是指投资者和债权人投入企业经营的资本账面价值,包括金融债务和股权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指企业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金融债务资本成本可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调整确定,股权资本成本一般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
与传统的业绩评价系统相比,经济增加值评价系统具有以下方面的优越性:
一是客观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经济增加值考虑了全部资本的成本,计算的是经济利润,而会计利润只考虑债务资本成本,将权益资本成本排除在外,无疑虚增了利润。经济增加值衡量企业获取的利润是高于还是低于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只有高于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即经济增加值大于零,该利润才是企业真正的利润,如果企业的投资报酬率低于企业的所有资本成本,说明企业实质上发生了亏损,企业财富受到了侵蚀。经济增加值比会计收益指标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促进企业树立正确的成本观念,遏制企业不计成本盲目增资扩股,不断圈钱的欲望,有利于规范企业投资行为,谨慎投资,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以经济增加值作为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有助于更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较准确地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是更好地协调各部门的行动。大多数企业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使用不同类型的业绩评价指标,例如边际贡献、责任成本、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等,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往往导致不同部门各自为政,只追求实现本部门利益,对其他部门甚至企业整体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以经济增加值为指标对企业所有部门进行业绩评价,为各部门提供了统一业绩评价标准,避免内部决策和执行的冲突,加强各部门的沟通,提高企业的团队意识,企业各部门从日常业务活动到企业战略决策,都围绕着经济增加值展开,各部门可通过提高部门现有资产的回报率;或是增加超过资金成本的新资本投入;或是收回低于资金投入成本的投资等途径增加本部门的经济增加值,进而增加企业整体的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囊括了对发展创新、风险等因素的考虑。同时也涵盖了关于基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制度性的要求,企业员工的收益只有在经济增加值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才能提升,这就把员工利益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利益冲突,使企业内部上下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奋进。
三是促进技术创新。在现有的会计核算模式下,研发费用、无形资产摊销作为期间费用抵减当期利润,无疑影响经营者的当期业绩,所以经营者不希望把钱投到研究和销售推广上,因为他们害怕会计利润降低,这种情况在高科技公司时尤为明显,因为这类公司的市场价值大大高于净资产,经营者并没有出现经营失误,利润的降低只是由于会计处理方式造成,其结果迫使经营者在项目投资时首先考虑其对会计利润的影响,而不是考虑以此带来的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经济增加值把对研发费用、无形资产投资作为资产负债表中一种需要培育的新型资产,这些资产会在将来的经济增加值中相应摊销,从而鼓励经营者进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投资活动,促使企业经营者自始至终注重长远效益,通过技术创新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经济增加值存在的问题是:
经济增加值仍然是从财务角度来评价企业的经营活动。尽管其引入资金成本,对企业业绩、投资机会和经营战略的价值前景作了准确的反馈。但这仅仅从财务角度单方面考察,是反映价值创造的滞后性经济指标,未能对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商誉、无形资产、人力资本等非财务因素予以充分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缺乏“前瞻性”的、有助于培植企业长期核心竞争能力的非财务指标。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共产党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建设海洋强国。这些内容与目标都和发展半岛蓝色经济区密切相关,更加明确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实施国家海洋战略的重大举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比之前提出的“海上山东”和发展海洋经济更科学、视野更开阔、内容更丰富,更注重以海洋和沿海地区为主体和依托,强调把海洋与陆地作为一个大整体,提升海洋经济加快发展,带动内陆腹地开发开放,并且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示范区、试验区,推动全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组织领导宣传方面。2009年成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办公室,设立山东蓝黄两区网等一批有关网站。2012年7月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蓝色快报》正式创刊,面向整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行。
政策推进方面。提出区内旅游一体化发展目标,形成《关于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创新既保持现有行政区划又突破区域划分的一种经济发展新形式——飞地经济,在东营和滨州设立全国重要的飞地经济示范区。制定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区”建设重点工作协调推进制度。
资金支持方面。2012年2月在济南成立总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规模300亿元的蓝色经济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30亿美元的中国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撬动千亿元直接投资,为半岛蓝色经济区项目输血。按照封闭式“募资基金”的思路,在蓝色产业基金中拿出180亿元,设立蓝区各产业专项子基金。
策略规划方面。确定《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以2010年为基期,在功能区划上共划定农渔业区、旅游娱乐区、海洋保护区、保留区等八大类282个一级类功能区。2013年发布《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半岛蓝色经济区划定为优化开发区域,积极发展科技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海洋产业。
人才智力支持方面。山东大学在东营生态谷设立东营研究院,探索建立市校合作创新机制。在济南成立山东蓝色经济文化研究院,围绕山东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提供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理论研究支持。日照创办山东日照蓝色产业科技论坛,设立全国首个国家级引智实验区——中国蓝色经济引智实验区。
交通一体化方面。寿光形成1小时环渤海圈,投资5亿元的羊青路改线工程和投资3亿多元的羊田路建成通车,标志沿海公路交通体系初步完善。2012年海阳至即墨跨海大桥建成并免费通车,实现滨海大道在青烟威间的对接,构筑沿海物流大通道。
实践创新方面。2012年11月青岛与日照签订《加快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构筑优势互补的蓝色经济区建设新格局。日照以交通为融合,北海西路与青岛滨海公路衔接,融入青岛“一小时经济圈”。东营以推动海洋产业与高校生态产业融合互动发展为着力点,构筑“一带、一轴、两极、三城、六区、十园”的总框架。潍坊对滨海发展规划作出调整,将原属寒亭区的央子街道划归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由于各地政府追求的利益诉求不同,往往因为期待利益不均衡,上级要求各地集体行动时,各地难以步调一致去实现预期目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地方政府间的发展关系已经呈现出过度的竞争趋势,暂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利益共享、整合、保障和补偿机制。即使由山东省政府牵头,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对蓝色经济区政府间合作发挥了很强的协调作用,但由于各项政策和措施并不齐全,缺乏应有约束力与公信力。
省内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并不均等,主要包括城乡间和区域间的不均等,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比较突出,更多地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上,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又加剧了城乡差距。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各个城市都不愿向城市边界地带投资,导致城市交界地带出现公共服务的空白地带,对当地经济造成了隐形的负效应。
尽管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但是内部城市长期以来多是自谋发展,各个城市在基础设施上没有整体的协同,容易造成浪费,在产业发展上还不能形成互补的链条,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不能达到合理的配置,核心城市发育不充分,辐射力差。
在蓝色经济区协同发展过程中,仅凭借市场自身的规律,难以保障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即便规划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但各地政府的发展目标仍然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地带,缺少联合起来共同培育自由、开放、统一市场的全局观念。关于蓝色经济区的配套措施,暂时缺少协同一致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各地市在招商引资、外贸出口、土地开发、人才引进、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政策尚存在较大差异;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分工调整、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也是仅有概括的整体规划而缺乏可操作的规范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实施政策。
整合政府职能最根本的是消除制度障碍,进行制度创新。首先要加强政府间合作,拓展政府服务功能,尤其在交通体系建设、信息体系建设、能源平台建设以及人力资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在区域交通网络合作方面,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为核心的快速网络体系,借鉴济南至齐河跨市公交和日照青岛交通一卡通的经验做法,实现跨市公交常态化。在信息合作方面,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权威信息资料中心,为各地市管理部门提供可行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其次支持发展中介组织,通过对等互利的方式迅速消除现有的市场壁垒,加快实现经济、贸易、金融和投资的跨地区发展,并积极推进社会中介机构的形成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最后,政府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在竞争性领域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扩大民营企业比重,尽快在土地使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产业布局等方面立法,做到有法可依。
要消除地方政府及官员在追求政绩时的经济人行为,政绩考核制度必须实施改革,改变以往以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考核标准。考核内容要有数量、速度指标,也要有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就业指标、环保指标、对外影响指标等;建立规范的考核方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应将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民意考核结合起来;建立奖惩机制,对于一些只管本地发展而对周边地区进行市场封锁、设置要素流动障碍、转嫁污染等行为予以处罚。
只有按市场规律自由地配置资源,减少垄断,让市场经济去有效配置资源、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才能形成具有活力的经济增长,但也需政府去解决协调性、外部性等问题和不断支持基础性研究。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都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对政府的要求是多服务、少干预,提供服务重要工作,客观上要求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管理方式必须改变,界定好政府的管理边界。
根据致公党山东省委会2012年对半岛蓝色经济区调研显示:“蓝区”建设所需的人才缺口巨大,企业一半以上的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用工缺口的增大、用工荒持续出现也是未来影响一体化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到201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零,此后变为负增长,政府要提早在这个方面做好超前规划,避免用工荒带来阵痛。重点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专业(群),培养机械制造、电子、食品、船舶、商贸等人才。健全劳务输入机制,优先使用本区域内用工者,与社会团体、企业合作共同建立全面的劳务保障机制,区域内各地市给予务工者同等的市民待遇。东营市东营区“三色工程”(绿色基地助致富,蓝领培训增就业,红色课程提素质)培育新型农民的做法,有效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贴近市场需求,助推“蓝领”实现本土就业、创业,很值得在半岛蓝色经济区推广。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服务一体化牵涉面广、系统性强,需要国家政策层面协调和突破的方面很多,且没有现成范例可循。在今后的一体化过程中,将推进蓝色经济区金融服务一体化的需要纳入考虑之列,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评估,梳理出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完整方案。建立起利益协调补偿机制,考虑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让一体化金融服务带来的收益为半岛蓝色经济区共同享有,实现各参与方利益的平衡。
以蓝色经济区为中心,形成海洋城市经济圈,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城市圈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找其中两个城市作为突破口,例如以东部与北部首选作为半岛蓝色经济区一体化协同的城市圈试点。国内外实践证明,发展产业集群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最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有两种培育和加快产业集群的实现形式,一种是由分散到集中地办企业,并渐渐向高新开发区、工业园区聚集,有利于共享公共设施、获得市场信息、吸引优秀人才、集聚生产要素、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释放发展潜能;一种是由集中办企业到集中做产业,意味着企业集聚走向产业集群。由分散到集中办企业并不一定带来地区竞争力的增强,只有通过产业各环节有机紧密地集聚到一起,增强企业之间的关联和协同效应,自然形成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大幅跃升,不断产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干预制度的主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干预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的出现,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分离以及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紧迫任务都使得在市场与政府之外寻找第三方社会经济干预力量成为必然。第三部门则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这一力量的最佳承受主体。但是,作为政府干预的重要制度补充,第三部门干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必要对其干预的空间维度进行探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府干预的制度缺陷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为在蔬菜价格高涨的现如今,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太原市政府于2013年5月,对全市6大连锁超市的59个门店及34家平价商店进行直接补贴,推出“一元蔬菜”惠民活动。文章就该项活动切实以及可能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分析并给予论证,对于政府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一元蔬菜”政策 政府干预 制度缺陷
从2008年起,山西省蔬菜价格持续上扬,至2013年,蔬菜零售价格上涨57.60%,城市平均低保上涨93.40%,从2008年的178.41元/月,上升至2013年的345.04元/月。加之收入分配比例相对不协调,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13年5月,太原市政府推出在全市开展“每日四种蔬菜一元钱”(简称“一元蔬菜”)活动,全市6大连锁超市的59个门店及34家平价商店根据各自情况,每日选取不少于四种蔬菜,以低于每斤一元的价格优惠销售。太原市政府专门调拨1000万元价格调节基金,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
“一元蔬菜”的提供者由于政府补贴没有减少收入,而市民因“一元蔬菜”的推行而降低了生活成本。这种看似完美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是否真的如此对第三方不产生影响?
蔬菜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他同类或非同类商品价格的影响。反过来蔬菜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同类或其他商品的价格。政府以补贴方式干预蔬菜价格,能否消弭由于蔬菜价格变化而带来的一系列供求双方受益的此消彼长所引发的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以及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确乎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1.基于“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思考。自古以来就有“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李悝就已明确价格对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基本关系,他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因而,在古代即便灾害发生时也不提倡政府控制物价。反观现如今,若将“农“和“民”作为对立的两方,那么如何为蔬菜这一商品进行定价,即如何从中找到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均衡点,才能使得在该点上,任意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方的收益增加而又不使另一方的收益减少,实现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值得我们思考。
2.理性人与消费人群。俗话说:“谷贵之时,何人不愿得。”在宋代,当饥馑发生之时,饥民为了自身利益一般都会选择政府提供的无偿赈济,因而非政策性救济的饥民便趁机从中获利。而由于宋代户等制度不实,无法作为赈济的依据,如果重新核实户等,行政投入浩大,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这些都是政府无力支付和救荒所不能允许的,这是北宋救荒活动的一个症结所在。
从上述经济思想进行思考,太原市政府开展此次活动的目标群体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但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而言,都会做出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一元蔬菜”这种远低于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成本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也是中等收入及高收入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若高收入群体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去购买“一元蔬菜”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性有三:
正效应:如果在“一元蔬菜”的投放量足够大,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足够小的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该项政策实施的目的,在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同时,能够缩小太原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负效应:如果在“一元蔬菜”的投放量足够大,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不仅会使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太原市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
零效应:如果“一元蔬菜”的投放量在一定临界值以内,并且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量在一定临界值以内的情况下,其对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基本无影响,对于调节太原市的收入分配,缩小太原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作用基本为零。
与此同时,若政府对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购买“一元蔬菜”进行监管,则会使政府的投入增加,这样一来,该项政策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其收益如何则有待考量。
有关于财政补贴特别是蔬菜补贴的制度缺陷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立足新的视角,从财政补贴的制度缺陷进行研究,通过提出合理假设,运用所掌握的有关数据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其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失灵及制度完善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其论证结果值得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参考。
“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相关经济主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影响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1.消费者收入隐性增长。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目标群体主要是低收入消费者。太原市政府希望在物价高涨的现如今,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商家让利,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负担,使其能够购买到价廉质高的蔬菜。对于消费者而言,在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蔬菜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其收入的隐性增加。对此,我们不禁要思考:“一元蔬菜”这项活动最终能否真正实现政府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目的,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隐性增长,其覆盖面能达到多少?
据太原市物价局统计显示,从2013年5月15日“一元蔬菜”活动开始至2013年8月31日,太原市已累计销售大白菜、黄瓜、白萝卜、土豆等“一元”蔬菜1157万斤,直接让利百姓700万元。其中,政府价格补贴约占一半,超市、平价商店等企业让利一半左右。“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三个半月以来的日均销售量为10.71万斤。有资料表明,2010年太原市居民共消耗蔬菜80万吨(160000万斤),全市总人口为420.16万人,那么,太原市人均每日的蔬菜消费量为1.04斤。由此,“一元蔬菜”的日均销售量能够满足10.30万人日均蔬菜需求。 2013年,太原市城镇人口为359.84万人,那么,“一元蔬菜”的日均销售量能够满足的低收入群体数占全部低收入群体的比重(本文按低收入群体总数占全市城镇居民总人口的20%的标准进行划分)为14.31%。由此可见,“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的覆盖面并不大,仅占低收入群体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4年,“一元菜”惠民活动政府补贴增至2500万元,剔除CPI的影响,政府补贴的实际增长额为1469万元。那么,按2013年政府对“一元蔬菜”的财政补贴额能够满足的需求人数计算,2014年政府对“一元蔬菜”活动的实际补贴增长额能够惠及的新增人口数为15.1307万人。
如果政府每年按这一覆盖人口数增加对于“一元蔬菜”的财政补贴,那么,达到能够覆盖所有低收入群体人口时还需要一些时间。
根据自“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以来太原市物价局所公布的推荐优惠蔬菜销售品种以及结合六大超市及数十家平价商店实际优惠蔬菜销售品种,走访太原市蔬菜零售市场进行实地调研。从2013年5月“一元蔬菜”活动开展至2014年4月,太原市蔬菜零售均价为1.95元。那么,在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这一年时间中,若按蔬菜零售价购买蔬菜的太原市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为740.22元。(由于2013年1―4月与2014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差别不大,本文统一将2014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用2013年1―4月的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来取代)若按2013年全年消费“一元蔬菜”计算,那么,太原市低收入人群人均蔬菜消费支出为375.804元。
由此,可以计算出“一元蔬菜”的开展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的蔬菜支出的影响,即购买“一元蔬菜”比按零售价购买蔬菜所减少的蔬菜支出的比重为49.23%。可以说“一元蔬菜”的开展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的蔬菜支出的影响显著。但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惠及面较低。
2.生产者收入政策性损耗。参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生产者,是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部分菜农。这不禁让人思考:那些未参与此项活动的菜农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还应做进一步猜想:同样,对于那些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而言,是否正如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在实施此项惠民活动的同时,不会伤及其利益?
通过走访开展“一元蔬菜”活动的多家超市和平价商店进行实地调研可以发现,各家门店的“一元蔬菜”品种的销售量在活动开展前后的变化幅度很大。
根据对太原市十大开展“一元蔬菜”活动的厅店调研数据看出,太原市在“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后,各大超市和门店的“一元蔬菜”品种的日均销售量是活动开展前的15倍左右,涨幅巨大。在调研过程中还了解到,自从“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后,同类蔬菜按市场零售价销售的其他蔬菜柜组前几乎无人问津;而“一元蔬菜”特别是远低于市场零售价的蔬菜品种的销量,在“一元蔬菜”专柜中涨幅最大,远高于其在“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前的销售量。这一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元蔬菜”对于百姓“菜篮子”的吸引力外,也不禁使我们陷入深思:这一惠民政策是否会使得未参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生产者,即未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的蔬菜销量减少,进而利益受损?答案是肯定的。此次“一元蔬菜”活动中的优惠蔬菜品种,是太原市物价局根据季节情况,从市民常用蔬菜中选取而来,以每斤低于一元的优惠价格进行销售。一般情况下,菜农都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和种植,即菜农所种植的蔬菜都是居民常用蔬菜,大多与“一元蔬菜”种类相同。作为市场中的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而言,在蔬菜品种、品质相同的情况下,都会选择价格更低的蔬菜。因而,“一元蔬菜”会热卖,而按市场零售价出售的同类蔬菜则会受到冷落。所以,我们不难得出,那些未参与到此次“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其蔬菜销量会大幅减少,进而利益受损。
那么若进一步思考:“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会对蔬菜市场的零售价格造成多大影响?进而会使得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利益受到多大损失?
我们知道,从2013年5月“一元蔬菜”活动开展至2014年4月,太原市蔬菜零售均价为1.95元/斤,那么,蔬菜零售均价与“一元蔬菜”均价的差额为0.96元。太原市城镇居民每日蔬菜消费量为374.2336万斤。
那么,在已知每日政府和商家对于所供应(销售)的“一元蔬菜”做出的让利的情况下,将其分摊到全市城镇居民蔬菜总需求量(除去“一元蔬菜”的消费量)时,“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使得蔬菜市场零售均价下降的幅度0.028元/斤。
在已知太原市蔬菜种植面积和菜农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下,不难得出太原市菜农总人数,因而,菜农人均日销售蔬菜量为22.91斤。那么,如果“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一年,未参与到此次活动中的菜农人均损失为234.1402元。
那么,在已知2013年太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情况下,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7%。同时,在已知2013年太原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98%。
(由于2013年1―4月与2014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别不大,因而,本文统一将2014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2013年1―4月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取代)
理论上讲,由于存在城乡差异,使得菜农人均纯收入略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而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近似等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即约等于。由此,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差额为1.09%。由此可见,未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对于收入远不及城镇居民的菜农来说,着实为一笔不小的数额。又由于此次“一元蔬菜”活动的政府价格补贴金额为1000万元,即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2000万元,因而不难得出,所有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总损失为2000万元。对于菜农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在无形中,该项政策其实是将菜农的利益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因而,这无疑是对菜农收益的削减,使得“伤农”成为必然。 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那么,此时该项活动对于未参与其中的菜农而言,其受到的损失将会达到多少?
假如要使“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那么,政府的财政补贴将达到6988.12万元,此时,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13976.24万元。那么,在已知政府投入增加后每日政府和商家对于所供应(销售)的“一元蔬菜”做出的让利的情况下,将其分摊到全市城镇居民蔬菜总需求量(除去“一元蔬菜”的消费量)时,“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使得蔬菜市场零售均价下降0.24元/斤。
由上文可知菜农人均日销售蔬菜量,那么,如果“一元蔬菜”活动开展一年,未参与到“一元蔬菜”活动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为2006.916元。那么,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7.78%。同时,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36%。
同理,政府投入增加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其纯收入的比重与菜农年人均损失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差额为9.42%。由此可见,当政府投入增加,“一元蔬菜”能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时,未参与其中的菜农年人均损失惨重。又由于此时政府与商家让利总额为13976.24万元,即所有未参与其中的菜农的总损失为13976.24万元。对于菜农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而不难看出,此时该项政策严重伤害到了菜农的利益。
当发现“一元蔬菜”活动会使得未参与其中的菜农利益受损时,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菜农,其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虽然政府开展此项活动的初衷是惠民的同时不伤农,因而选择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但事实是否真能如政府所愿,使得“一元蔬菜”在惠及消费者的同时,不伤及菜农的利益?答案是否定的。“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吸引了广大市民争相购买“一元蔬菜”,这种对部分蔬菜销售价格以大幅偏离市场零售价格所进行的强行打压,势必会波及整个市场同类蔬菜的零售价格,引起同类蔬菜的市场零售价格下跌,进而使得整个蔬菜生产销售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会受到影响。传统蔬菜的运营模式是菜农――小菜贩――大菜贩(批发市场)――分销商(二级批发市场)――终端市场(超市、菜市场、零售店等)。由此反推,当终端市场的蔬菜零售价格不得不下跌时,从分销商手中购买蔬菜的终端商会对分销商进行压价,使其以与在终端市场上蔬菜零售价格下降的同等幅度下调出售给自己的蔬菜价格以弥补自身销售蔬菜的损失。以此类推,为获取与之前相同的利润,弥补自身损失,分销商也会对大菜贩压价,大菜贩又会对小菜贩压价,小菜贩进而对菜农压价。
在经过各个环节的层层压价后,最终,菜农不得不以低于“一元蔬菜”活动开展前的售价,甚至以低于种植成本的价格将蔬菜卖给小菜贩。因而,到最后菜农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与此同时,当仍然存在于传统蔬菜运营模式之中,而未参与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被迫降价出售蔬菜时,其这一举动又会对参与“一元蔬菜”活动,实现农超对接、农店对接的菜农产生直接影响。当蔬菜售价更低的菜农存在于市场时,作为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超市、平价商店有两种选择:(1)直接与售价更低的菜农进行合作;(2)与现同自己合作的菜农进行谈判,压低价格,若不成,选择售价更低的菜农进行合作。此时,与超市和平价商店进行合作的菜农为尽可能的保证自身利益,势必会做出让步,压低蔬菜价格,最终,使得自身利益受损。因而,我们不难得出,“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不仅会使得未参与此次活动的菜农利益受损,同时,也会使得参与其中的菜农蒙受损失。长此以往,这种违背市场规律,强行以远低于蔬菜市场零售价,甚至低于蔬菜成本价进行销售的“一元蔬菜”活动,会促使整个蔬菜行业陷入不良竞争的恶性循环,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导致蔬菜生产难以为继,而最终为这一惨痛后果买单的却恰恰是消费者。可见,本着“惠民不伤农”的初衷推出的“一元蔬菜”活动,若是长期执行下去,将会是“伤民又伤农”。
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而言,都会做出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一元蔬菜”这种远低于其市场销售价格甚至成本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也是高收入消费者的最佳选择。基于此,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考:“一元蔬菜”被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购买(低收入户、高收入户)会造成什么影响?
考虑到2013年太原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平均上涨3.1%,因而,2013年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等级划分情况如下。
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考察“一元蔬菜”被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购买(低收入户、高收入户)造成的影响。假设总人口数为100人进行计算,将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户(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人数为20人,即均占总人数的20%。通过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可得:低收入户总收入为17859元,中下收入户总收入为302240元,中等收入户总收入为411540元,中上收入户总收入为552300元,高收入户总收入为861410元,全部人口总收入为2306080元。各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7.74%,13.11%,17.85%,23.95%,37.35%。根据计算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8024。由于太原市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占太原市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与山西省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占山西省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大体相当,因而,本文用山西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来代替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即2013年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8024。
那么,如果“一元蔬菜”被不同等级收入的群体(低收入户、高收入户)购买,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又如何呢?
1.低收入消费群体。如果“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者购买,即相当于将政府与商家共同让利的2000万元作为额外收入均摊给低收入者,则有555.80元分摊给20个低收入者。那么,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7996。由此,当“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者购买时,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山西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减少量会降低0.00028。 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元蔬菜”全被低收入群体购买,即相当于将政府与商家共同作出的让利13976.24万元作为额外收入均摊给低收入者,则有3884.02元分摊给20个低收入者。那么,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7844。由此,当“一元蔬菜”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时,若全被低收入群体购买的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的减少量会降低0.0018。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整个低收入群体的效益微乎其微,趋于零。
2.高收入消费群体。如果“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计算方法同上,则此时的基尼系数为0.28036。由此,当“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者购买时,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太原市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增加量会提高0.00012。
同样,若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使得“一元蔬菜“活动能够满足所有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元蔬菜”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提高0.28112。
由此,当“一元蔬菜”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时,若全被高收入群体购买的太原市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较之目前的太原市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增加量会提高0.00088。
由此可见,“一元蔬菜”活动的开展,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影响甚微;同时,其对于调节太原市收入分配的作用基本为零。即使该项活动能够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其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影响依旧微不足道,同时,其对于太原市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依然可以视为零。
太原市政府此次开展的“一元蔬菜”惠民活动,旨在物价高涨的现如今,通过财政补贴来减轻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负担。然而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虽然该政策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体获益较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此项政策难以实现政府惠及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初衷,同时,也会使得某些相关经济主体(菜农)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因此,该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则是“伤民又伤农”。另外,该项政策对于太原市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特别是对于调节太原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为零。因而,总体来看,该项政策的弊大于利,收益为负;换言之,政府财政支出的1000万元最终的效果是成本大于收益。
在分析了“一元蔬菜”活动存在的制度缺陷后,我们也应看到政府此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虽出于惠民的初衷,但却是政府职能的越位,不仅对商家进行直接补贴,而且为其指定蔬菜按照远偏离市场价格的价格直接定价,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那么,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如今如何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分二者职能?政府此次给予“一元蔬菜”活动中的(下转第25页)(上接第21页)财政补贴1000万元,花到什么地方,怎么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惠及低收入群体的作用等问题值得思考。
[1] Wind资讯
[2]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3] (宋)董��.救荒活民书[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石涛.北宋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太原人一年消耗蔬菜80万吨[EB/OL].
[6] 太原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DB/OL].
[7] 太原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B/OL].
[8] “一元菜”得民心政府投入再加码[EB/OL].
[9] 孟小军,史嵘,苗玉强.“一元蔬菜”稳价惠民价调基金四两拨千斤――太原市积极探索价格惠民的新途径[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8)
[10] 山西统计年鉴,2013
[11] 基尼系数[DB/OL]
相关文章: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本研究区域主要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4市及玉林、崇左等2个通道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6年3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服务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然而,从国内一些经济区城市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非理性发展的现象增多,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建设中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增多,因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实施,使原有的城市利用格局和利用效益发生变化,及时采用DEA等科学方法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进行定量测算和评价,通过对影响城市理性利用效益各相关指标的分析,判定理性利用效益的优劣,为了解城市理性利用现状和开发潜能、为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参考;为政府协调城市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评价单元现状。根据德尔菲法选择评价指标限于篇幅不列过程,各评价单元的输入输出现状见表2。(表2)
(二)评价结果。利用DEAP软件,采用C2R模型,从投入不变产出尽可能增加的角度、采用多阶段单元测算的方法 (MULTI-STAGE)运算。综合效率测算结果见图1。
(三)结果分析。从图1初步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中南宁、钦州、玉林、崇左4个城市为DEA有效,说明这4个城市在以国内各主要经济区城市的整个样本体系为参照集合中是相对有效的,对这4个城市来说,基于2008年现状投入的情况下,目前它们的城市理性产出已达最大化,理性利用相对较优,城市的发展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已设法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但也应注意除了南宁,4个相对有效城市中,其投入总量与长株潭的长沙、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宁波、珠三角的佛山等相对有效的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的目标是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投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相对有效的理性利用目标;其余2个城市北海和防城港市的评价结果为DEA无效,说明在城市理性利用能力、系统整体协调性方面还有提高的余地。
基于德尔菲法调查,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理性利用能力。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然而,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旅游业从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蓟县是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发展起来的天津市模范县,县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通过调节票价的方式调节旅游经济,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保证票价稳定。调节票价是新型的政府行为,县政府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形势下,合理的利用票价调控政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提高政府行为的效率性,使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政府对票价的过度调控也会产生一些政府失灵的结果。本文从政府干预票价的利弊两个方面对其效果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旅游业票价政府行为
1蓟县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1.1蓟县旅游资源简介蓟县,西周时属燕国,春秋时期称无终子国并建都于此,秦代置无终县,隋大业末年改为渔阳,明洪武初年撤渔阳县入蓟州,民国二年改为蓟县至今。蓟县位于天津市最北部。总面积1593平方千米。总人口96万人(2007年)。目前,县内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文物保护点268处,革命战争遗址和纪念地160多处。上元古界地层部面举世无双,千年古刹独乐寺独一无二,新石器时代遗址。
1.2蓟县旅游业的收入水平从蓟县旅游部门获悉,2008年以来,蓟县政府通过不断加强精品景区建设、规范服务管理等措施,提升了全县旅游业档次和水平,促进了旅游经济各项指标持续攀升。截止到2008年6月底,该县共接待中外游客360余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旅游直接收入22亿元,综合收入11亿元,同比增长23.1%。2008年蓟县共接待游客63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亿元,可以说旅游业已经成为蓟县的支柱产业。
2县政府对发展盘山旅游区的相关政策
2.1政府以提高旅游业性价比为原则,切实提高农村旅游服务的接待水平以盘山景区为例,通过打造“三村一园”的政策,为了服务于偏远地区的游客,2008年上半年,新建、改建、扩建农家院540户,并实施农家院入住价格统一政策和顾客反馈制来维护游客的权益和提升游客满意度,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规划管理,农村旅游环境得了整体的改善,优化的服务,确保了全县旅游业安全健康发展。可以为旅游业带来更大的收益。
2.2实施票价减免制度政府为了维护国家老弱病残和军人以及学生的合法权益以及以提高旅游景区人流量为目的,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对他们实施票价减免制度,现役军人、伤残军人和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凭士兵证、军官证、伤残军人证和优抚证件免票游览,此外,政府还提出了“1+1”政策,中小学生凭借学生证可免费带领一个家长共同参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旅游景区的人流量。
2.3黄金周期间,执行票价不上涨政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民众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民众能够压缩开支的首当其冲是诸如旅游等精神需求。如果盲目、大幅提高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对旅游业是非常不利的。国内许多景区趁国庆“黄金周”大幅提高景区门票价格,不仅对当地政府不利、而且对游客不利,更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利,完全是一种短期行为。蓟县政府提出“限涨令”,并对一些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过高依法进行干预和纠正,有力的保证了旅游景区的票价稳定。
3蓟县政府对本县旅游票价的调控效果
3.1政府调控票价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3.1.1旅游区人口流动量增加2009年一季度全县旅游景区接待人数为66.3万人次,同比增长14.2%,旅游景区收入4481万元,同比增长15.1%。2009年五一黄金周期间,盘山1100户农家院共接待游客22.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600多万元。由于政府的票价调控政策,据权威机构统计,2009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蓟县盘山旅游区接待25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了5690万元。可以说,票价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蓟县经济的增长。
3.1.2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旅游票价的调整导致旅游消费市场的繁荣活跃,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因旅游经济的带动,2009年一季度蓟县消费品市场呈现旺盛的发展势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887万元,同比增长46.6%,其中,限上实现零售额35858万元,限下实现零售额108029万元。从行业情况看,住宿餐饮业实现交易额27265万元,同比增长40.1%;批发零售贸易实现交易额116622万元,同比增长48.2%;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3.2政府调控旅游票价损害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3.2.1政府的价格干预造成旅游市场的不正当竞争
旅游业很大程度上了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许多地区的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政府通过对蓟县盘山旅游区的价格调控,要求农家院票价一致原则,使得盘山许多农家院都采取降低菜价的措施来吸引顾客,使得农家院之间的竞争极其混乱,造成了旅游行业部门之间竞争的不公平。
3.2.2政府对旅游票价干预造成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平衡
旅游产业的发展与保护环境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政府应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注意保护自然及社会环境。现阶段总体来讲中国居民的素质还处于发展阶段,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也处于不断提高的阶段,许多方面还有注意不到的地方,旅游票价的降低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游客,然而游客多了自然会有人吸烟,有人乱扔杂物,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此,政府的干预未必就能防止资源过度利用及环境破坏。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过多倾向于调整票价吸引游客不利于实现改善环境的目标。
4政府对旅游票价经济调控的对策分析
4.1以信息化调控旅游票价,提高政府行为的效率性
旅游产业具有不可移动消费的特点,决定了旅游业是典型的信息依赖型产业。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大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现代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蓟县旅游网上开通商城系统,在网上购票可以给与打折优惠,游客在浏览了旅游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商城预订系统向旅游部门提交购票订单,旅游部门收到订单后跟顾客进行确认,再将预订情况公布在商城前台,从而有效引导游客的理性消费,也为地区旅游业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
4.2增强旅游服务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
在旅行区销售蓟县旅游产品,制订一些优惠、奖励政策,凡进入蓟县的旅游团队,可以享受折扣优惠价格和安全救助保障;旅游网在推荐销售旅游景区时,可按推荐的线路产品销售,也可自由选点销售,根据人均消费价格的不同享受相应的折扣优惠;在享受网络结算折扣优惠的基础上,免费享受优质、足量的蓟县风味儿特色的中餐,提高旅游者对餐饮质量的满意度,树立蓟县旅游新形象。
4.3发放免费旅游门票,提升旅客人流量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步加深,“扩内需、促消费、保增长”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旅游消费具有综合性强、带动力强的产业优势,旅游业具有率先摆脱金融危机的行业优势,同时旅游也变成了人们消费支出中比较次要的选项,是人们首当提出的紧缩项目,政府可利用闲置的旅游资源发放景区旅游券,不仅可以刺激人们原本萎缩的旅游需求,而且对当地餐饮、住宿、购物等消费发挥比较全面的拉动作用,由此在产业链上出现“乘数效应”。
参考文献:
[1]杨君昌,曾君平.公共定价理论[M].上海财经出版社.2002:56~57.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13~416.
[3]赵建国.政府经济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49~54.
[4]李齐云.政府经济学[M].2003:19~21.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经济学理论是由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组成的经济学逻辑体系,包括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与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即经济学科学真理,内容是反映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经济学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不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往往是复杂经济现象中某些方面的抽象,是片面的,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府再造经济学理论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非典”危机让我们理解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信息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关键要素之一。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所有的决策、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应急机制、所有的行动协调,都建立在真实、迅捷、可靠、严密的信息基础之上。真实信息的披露是最好的阻击手段。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给抗击“非典”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后果。 “非典”使得中国政府建立起一种快捷的信息渠道,提高了政府行政效能和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同时,给我国政府及公共组织的行政理念、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启示和挑战。
启示一: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重视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应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虽然在政策制定与宣传上,强调了经济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但是在实践中,经济发展成了发展的惟一内容,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失衡。
启示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政府的责任增强了,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可以避免危机带来的损失。
启示三: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影响是全面的。应对危机,必须采取及时、综合、系统、协调的措施。各自为战,画地为牢,往往导致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从而导致更大程度的损失。
启示四: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公开。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在开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尽快向社会公布,有利于采取及时而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击危机的局面。
透过非典危机事件,我们深知,信息技术在政府危机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方式,同时给政府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提出了挑战。现行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采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改进政府工作及服务的效率,建设“电子政府”,推进政府办公电子化、网络化、现代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建立廉洁、高效、透明、务实的政府机构的共同目标。
所谓信息技术,就是指有关信息的收集、识别、提取、变换、存储、传递、处理、检索、分析和利用等的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视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遥感技术、网络技术等等。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电子政务,乃是实现政府再造的主要途径。电子政务,就是政府组织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管理模式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管理型。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质和全方位的、规范而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其实质是,在某一区域内构建一个电子政府,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信念,政府重新定位,重新确立其角色和职能,通过既定程序在互联网上进行行政管理,把大量决策权下放给团体和个人。
政府定位再造主要是政府管理角色、管理理念的再造,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重新定位后的政府不再是所有服务的提供者,而是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责、效能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经营企业,但是,政府的责任增强了,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
目前,我国总体上的信息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地区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处在网站层面,只是电子政务的初级阶段。而且,各行业的电子政务系统大都是彼此隔离的信息孤岛,不能实现网络业务的交换、共享、协同和控制,难以在业务与安全范围内实现互联互通,严重影响电子政务的正常发展,影响着政府行政效率、服务质量。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观念落后,效率意识差;二是我国信息化程度不够高,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应用程度远未普及;三是缺乏既懂业务,又精通熟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人员;四是部分政府部门在规划、部署信息网络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论证和合理规划;五是有关信息网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的职能角色和管理理念的再造已成为必然。
电子政务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加强政府管理,包括政府内部管理和外部管制;二是改进政府服务,包括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这两个功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补充的。管理是为了服务,服务可促进管理。但是,政府的神圣职责乃是为人民服务。电子政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信念,政府重新定位,重新确立其角色和职能,通过既定程序在互联网上进行行政管理,把大量决策权下放给团体和个人。因此,推进电子政务,应该更新观念,尽快从“官本位”的行政观念转变到“民本位”的服务宗旨上来,应突出以服务用户尤其是人民大众为中心。建设政府网络平台,向公众开放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改传统的行政手段为现代化手段。作为政府信息化手段的电子政府建设的水平直接反映和影响着政府的未来竞争力和服务管理质量。要实现电子政府必须要建造电子政务系统,它是基于互联网的政府信息服务和业务处理平台,其服务对象包括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其他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公众。尤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要设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在各操作系统之上建立全国统一的较高层的包括电子政务在内的信息应用平台。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成为组织的核心战略资源,整个组织沉浸在巨大的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也不简单遵从孔茨等人所指出的纵向、横向和斜向等线性方式。传统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是多层次、多部门、规模庞大、权利集中、效率低下。因此,传统的金字塔式层级组织由于其系统的刚性,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政府再造就是要建立一个扁平化、效率化、权责分明的政府组织架构,简化政府组织层级,建立现代化政府的运作体系,明确各级政府权责,提高公共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
电子政务实质上是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电子政府, 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 有效地实现行政、服务及内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电子政府将打破传统的政府办公管理方式,其工作机制、工作方式方法、工作思路都有很大改变。传统政府按区域、级别、行业划分,各个部门独成一体,相互之间的信息很难共享,更谈不上信息传递流畅无阻。电子政务使传统政府的金字塔式结构改变成扁平化、无中心式的网络结构。电子政务实现后,政府可以直接获得来自公众的大量反馈信息,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变为“服务型”。
由于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我国的电子政务发展也不平衡,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发展较快。例如从2000年岁末到今年,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地政府部门,纷纷宣布了“数字化北京”、“数字化上海”等电子政务计划。随着经济全球化,电子政务正在一些发达国家快速发展。如,199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首倡电子政务;1997年至1998年美政府大力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工程;1998年至1999年建立、完善各州政府网站,发布政务信息;2000年至2009年,组建全球最大政府网站,链接全美2万个站点,联邦机构全部实现上网办公。减少“橡皮图章”,加速政府对国民需要的回应,让美国人能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政府,并能“一站式”满足公民向政府申请贷款、竞标合同、网上付税等服务;重塑美国的政府运行系统,使之更富效率,运作成本更低,并彻底扫除美国政府的官僚作风。布什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建立一个1亿美元的“电子政府基金”,希望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在推动各州和地方政府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使公民有能力以一种更及时和更有效的方式和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交流 。
电子政务是把信息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推广应用到政务活动上,但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同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向社会开放相结合,另一方面还必须同政府改革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业务流程重组、政府机构改革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推动电子政务的难点,也是发展电子政务的重点。再造后的政府流程由于职能的综合性被提高,从而加强了每一个工作单位的权力和责任,尤其是自主决策的裁量权的强化,不借助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便会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电子政务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由“一个技术平台,四个资源整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平台是指数字化、网络化技术集成平台。四个整合是指政府资源整合、企业资源整合、社会资源整合及社会服务整合。电子政务系统突破了传统的工业社会办公的模式,建立了适应网络社会的新模式,是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
目前电子政务还仅仅限于政务手段上的变革,还停留在新办企业的证件审批提交阶段,而绝大多数电子政务则停留在发布新闻、邮件或留言性交互活动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电子政务仅仅停留在网站层面的应用上,远未达到促进现实生活中优化政务的作用。这种应用和技术脱离,是因为应用层面和技术人员在观念和指导实施的目标相互混淆引起的。政府信息管理观念是将单一的管理目标转化为全方位,由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化,加强服务于民众的意识,而把这种意识用技术的手段表现出来,就是技术层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无论应用层面还是技术实现层面,自始至终要以服务转型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始终把握总体方向。从实质上讲,“政务”应该是电子政务的主体,而“电子”只是实现主体的手段和形式。与电子商务应用类似的是,电子政务实施同样需要规范合理的政务实施环境,但与电子商务不同的是,电子政务对传统政务职能转变要求更为强烈,后者已经成为电子政务成功实施的前提和保障。
对服务来说,过程就是服务,即客户直接参与服务的传递过程。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推动政府服务过程变革的技术。但是,只有恰当地使用这种技术才能给服务创造新的价值。由于得到服务的人像看到产品一样看到服务过程本身,因此,在引进新技术时需要考虑到用户的接受意愿和程度。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它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改造乡村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有积极作用。蓬莱市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是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虽早却严重滞后。2012 年蓬莱市委市政府启动“蓬莱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力争到“十二五”末,在全市创建“蓬莱美丽乡村”40 个左右,促进蓬莱乡村旅游跨越发展。目前乡村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本文重点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乡村旅游中政府干预的若干措施,以期对我市发展乡村旅游提供有益的启示。
发达国家大都把乡村旅游作为政治任务或公益事业来发展,主动谋划,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促进措施,积极发挥政府旅游和农业等职能部门的组织、规划、协调、宣传、推动的作用。
比喻西班牙,每个地区政府都有相关乡村旅游的立法,从立法上确定乡村旅游的地位。美国从县、州一直到联邦的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都制定了一些列扶持政府。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芬兰相继成立了农村旅游发展协会和农村政策委员会,协调农村发展尺度,推进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政府主持制定了发展规划并提供了规划编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并给予严格管理。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及经济体制转变这三个重大问题。地区差距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交通运输条件差。所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沿海属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中部属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西部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且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还在继续扩大。我国不发达地区又主要是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我国的边疆地区。所以,发展地区经济,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1、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技术条件加速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各地更好地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协调发展,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3、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消灭贫困,使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4、加快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保持社会安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太少。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造成人均土地资源非常少。而且,东西部农业资源和条件差异大。其次,我国水资源差异大。东部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而西部干旱贫瘠,人畜饮水困难,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最后,海洋资源差异大。东部地区有良好的海洋资源,这为其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中西部由于缺少这一因素,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制订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给东部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而且东部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东部。这一切都加大了东西部地方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是从东南沿海省份开始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建立也就早于北方省份。整个南方地区的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转变也快于北方地区。如今科学的管理模式、激烈的竞争意识、全新的市场观念,都早已深深扎根于南方地区的人们的头脑中。而我国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再加上后期又缺乏必要的外来意识、观念的冲击,仍存在许多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要、靠”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正是这些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但过去造成南北双方因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地区差距,而且今天还在继续拉大南北双方之间的地区差距。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扩大,会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等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对经济景气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作用,而且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干预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着眼于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及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下面我浅谈以下我对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些财政税收政策。
我国目前的财政优惠政策依然是倾向于东部。虽然我国制订了四种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于老、少、边、穷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明显不足,而且实际执行后效果并不明显,政府应该加大干预,使得税收优惠政策得到切实的落实。
最近几年,国家开始着手西部开发和中原崛起,而我们的财政税收优惠也应该随着国家的方针的改变而进行调整,而现存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单纯的东部优惠政策的转移,并不适合中西部发展的形势,因此,在那些落后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西部地区的税负依然重于东部地区。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前提下,应逐步扩大中西部各省区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赋予一定的减免税权力。这样,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对意欲鼓励发展的对象和领域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为促进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应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比例,建议增值税由现行的中央与地方75%对25%分成调整为60%比40%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目前的财政税收优惠制度依然存在涉及范围窄,税种单一等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其税收优惠政策也只是涉及到企业所得税,而其它小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西部地区较为落的发展环境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在东北地区,税收优惠也只限于在增值税转型的改革试点,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逐渐开始推广以后,这样一来东北地区就相当于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税收优惠。税种优惠类别单一不仅不利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就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了优势,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招商引资、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税收优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政府必须加大监督管理,确保税收优惠制度能够派上真用场。
要调控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就对政府财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中央政府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才能有效的加大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协调社会财富;地方政府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税收是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所以就必须要提供资金担保,并且征收到足够满足中央财政税收,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需要。因此,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为此,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资源配置有两个基本手段:一是市场机制配置,二是政府财政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不仅仅是跟在市场调节后面的“拾遗补缺”。对于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卫生以及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等,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提供,这也是财政最基本的职责所在。但在我国,财政配置资源的任务决不仅仅限于此。对我国整体产业布局的形成、宏观产业结构的调节、国家主导产业及其支柱产业的选择等,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政府财政的税收、投资、补贴、贴息等财政手段加以扶持。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客观上具有经济建设职能,需要参与经济领域的调控,这是未来我国政府财政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的一种集中性分配,在收入公平分配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过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对低收入者的生活补助以及其它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为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财政税收制度作为一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利刃,只有不断健全其制度,加强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为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出应用的贡献。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看政府的眼色、赚政府的钱,这种投资与经营之道并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由此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市场化道路上前行的合法性争议
私人从政府中分离的进程如果没有被完全打断的话,也至少是显著停顿了。这让人沮丧——那个巨大的政府体制也伴随着整个经济体的扩大而扩大了起来。眼下,如果以混合所有制名义真的可以让进程恢复,经济重回健康成长轨道的希望才会大增
政府是否真的有意炒高中国的股市?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一直在本专栏里提示我的读者,当前政府希望股市“好到足够可以让国有股权大规模地被私人部门买走”的局面。
这段时间以来类似看法一直很有市场,同时对这一看法的反对也透过一些“有识之士”传递到投资者耳中。他们甚至指责这样的看法无异于“阴谋论”,也就是说,政府并不会有做高股市、从而达到减持套现国有资产的目的。
由于可能被戴上“阴谋论”的帽子,对政府行为的猜测和判断确实需要格外小心。在资本市场里,人们早就习惯了对政府行为的依赖。比如当市场极度低迷时,我们期盼政府施以援手,或者停发股票、或者提振经济;我们也有着深深的记忆,当股市过热时,政府通过提高印花税、大规模管制流入股市资金等方式打压市场。
实际上,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在中国做投资与做任何生意一样,人们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你的对手就是那个叫做政府的东西。生意做得好的人,一定是把政府的钱赚到了自己的口袋;而生意做不好,十之八九是因为你没有搞懂政府。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政府太大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国有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它们每一类组织上下十余级的组成,构成了政府贯穿社会的无所不在的存在。雇员的数量、拥有的资产、收入的占比、支出的规模,都大到了无法用事实和数据来陈述和说明的地步。
其次,这个政府太强悍了。在与它打交道时,你一定要十分清楚,你不能谈判,只能妥协;你只能服从,不能拒绝;你不能主要照顾自己的利益,而是必须先要照顾它的利益。
再次,这个政府并不全由社会精英贤达组成,而是某种程度上被庸俗的市民占据,从而总是表现得既精明又短视。
在与这样的政府打交道时,很多成功者认识到庞大的政府会带来巨大收入;强悍的政府方便结交;庸俗市民充斥的政府易滋生腐败。那些成功者几乎算得上中国商业社会的主流,他们未能让整个社会的商业道德变得高尚,却留下了遍地原罪。
看政府的眼色、赚政府的钱,这种投资与经营之道能否继续行得通并没有受到广泛怀疑,这反而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市场化道路上前行的合法性争议。在此,我不会以“存在即合理”给予认同。我想对读者们说,邓小平对中国所做的唯一的一次改革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启动了中国社会个人与集体、私人与政府的分离进程。这个进程被过于小心地限定在经济范畴,走到今天确实落入了巨大的道德陷阱之中。
这就是那些对中国社会抱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人会把更多希望寄托于体制变革的原因,在他们看来,经济的成长、财富的创造没有带来社会的公平正义,更谈不上道德层面的提升。
与上述批判不同,我更关心那个分离的进程是否还在顽强地继续,因为我们毕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国进民退”的阶段。在我看来,激烈变革体制的要求确实欠缺社会基础,因为我们试图改变的体制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身处其中的体制。你很难设想,这样的体制变革会像你搬个家那样简单——你只需要扔掉破旧的东西,住到新家就好了。
私人从政府中分离的进程如果没有被完全打断的话,也至少是显著停顿了。这让人沮丧——那个巨大的政府体制也伴随着整个经济体的扩大而扩大了起来。眼下,如果以混合所有制名义真的可以让进程恢复,经济重回健康成长轨道的希望才会大增。
对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比重扩大的问题将一直面临道德的审视。大多数投资者都不会真的在意,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在道德与获利之间只会选择后者。他们的选择不应该受到批判,甚至在中国这样的历史阶段意义更积极。只不过,我必须要提醒投资者,在对经济市场化、私人部门成长这样的决定性进程提出道德审查的人,确实严重地影响着进程本身。因此,你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但我更劝你不妨参与其中,说不准,你的参与才是这一进程能够得到的最实质的帮助。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