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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往来频繁,中欧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为您编辑了“中国与欧盟经济的发展讨论”。
中国与欧盟经济的发展讨论
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虽然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总体的发展前景仍然是积极的。
一、中欧经贸发展的特点
1.中欧经贸合作呈现互补性
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彼此间的经贸关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欧盟拥有庞大的剩余资本,在技术的转让上比较开放,又极度依赖世界贸易。欧盟所具有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使得中国通过发展中欧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好的技术来源与更多的资本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欧盟也是极具吸引力的。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市场、与欧盟差异较大的产业结构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都是欧盟国家所缺少和追求的区位优势,是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良好去处。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按实际投入计算,欧盟是对华第二大投资者,另外,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供应者。
2.双边贸易呈现不对称性
从中欧双边贸易的增长率考察,近10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都高于中国对世界的同一指标。与此相反的是,同期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长率普遍低于中国与世界的这一指标;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对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欧盟出口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这表明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从中欧双方在彼此市场所占份额看,中国出口到欧盟的贸易额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而欧盟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约占欧盟出口总额的7%左右,这同样说明了欧盟市场对中国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程度。
二、中欧经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欧盟对华反倾销力度不断增强
欧盟是最早发起对中国反倾销的地区,就当前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发展态势而言,欧盟对华发起贸易救济案件的次数持续升高,其立案频率和涉案金额均大大超过往年水平。在对中国产品调查的案件中,欧盟官员的核查比以往更为严厉,在关键的给予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欧盟方面更是大幅度倒退,拒绝承认的理由几近蛮横无理。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依据该组织相关法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样以反倾销的方式予以积极的反击。
2.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 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
三、我国拓展欧盟市场的策略
1.实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战略
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大都属于中低档的商品,不适应欧盟高消费市场的需求。因此,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转向实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战略。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努力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二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水平,提高其附加值,其中特别要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强其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
2.建立为外贸企业服务的预警机制
国家要建立专门的技术贸易壁垒信息收集和咨询机构,对欧盟的技术标准、技术政策、有关法规、标准结构和内容进行研究,密切关注欧盟TBT的最新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使对欧出口企业提早做好准备,以避免某项标准正式颁布时措手不及。
3.加强与欧盟的磋商,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我国应尽快实现经济地位的转变,加快经济贸易制度与国际的全面接轨,同时进一步抓住入世的有利契机,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论坛,并利用中欧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争取与欧盟的进一步谈判,促使其提早修改现行立法,早日承认中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要求其降低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
四、结语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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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市民的最大障碍是城乡户籍制度,提出只要放开严格的户籍管理就能改变现状。我历来不认同这个观点,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一类大城市,这个观点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现农民市民化,最大、最重要的障碍并不是户籍,而是生活成本的高昂和社会保障的短缺。下面仅以两个典型事例说明问题。
第一,从住房问题看。从2004―2011年,国内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增长92.83%,平均每年价格增长11.60%,大致8年翻一番,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年增水平高于16%,大致6年翻一番。在中央政府的严格调控下,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从2012年11月开始,房价水平又大幅反弹,许多大中城市已接近两位数字。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52%为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7%为租住“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城近郊区的农民住房,自购住房的比重不足1%。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不足3%。2010年农民工月租房成本平均为421元,占月平均工资的1/4。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大力实施保障房建设工程,3200万套保障房以四口之家计算可容纳近1.2亿人,但这个保障房工程基本上没有农民市民化的份额,更不要说可能有上亿人的规模了。
第二,从社会保障问题看。最近 8年来城市企业退休基本养老金水平连续提高,2012年已从月人均700多元提高到1700元,年收入达到 20400元,这就为全面参加社会保障项目提供了基本条件。相比之下,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2011年底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仅为16.4%,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仅为18.6%,参加工伤保险的仅为 27%,参加失业保险的仅为9.4%。如此低的参保水平,主要受制于低收入水平的制约。以武汉市为例,一个农民工如参加城镇各项社会保险,用人企业每月需为其缴纳516元,农民工本人每月缴纳166元(占其本人月工资的12%),合计为每月682元,每年为8184元。在平均月收入只有1383元的条件下,农民工怎么会有全面参保的积极性呢。
很显然,大城市决不是数亿中国农民工的归宿。在高昂的居民生活成本面前,即使给农民工一个户口本,绝大多数人也很难在大城市找到自己长久的安身立命之处。怎么办呢?要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中小城市,特别是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这是我一直看好的数亿中国农民工的最终归宿。
但是,深入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这个看似合乎逻辑的选择路径,实际上也并不一定走得通。
近几年来国内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出现了向高端化发展的倾向。据国内一家研究机构统计,全国有 600多个城市正在雄心勃勃地计划“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0多个正在全面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约占全部地级市的 90%左右。这种城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显然并没有大量容纳农民工的考量。
在小城镇就业也并不容易,无产业则无就业,现在各类产业都主要聚集在大城市和大城市群周围,大多数小城镇的产业聚集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市民化的就业要求。说到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就更大,目前我国还有 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 20%。再看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无论是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还是公共文化设施,都远远无法同大中城市相比。在这样的发展状况下,无法设想国内的小城镇能够承当起农民市民化的历史任务。
建议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节奏可以考虑放慢一些。不要急于在未来15—20年时间里,把中国最后20%—30%左右的城镇化空间填平。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涉及产业布局结构、公共产品布局结构、大中小城镇布局结构和国家基础设施布局结构等综合统筹。如果城镇化土地扩张速度过快、规模过大,系统配套长期严重滞后,在土地城镇化率达到75%—80%之后,就很可能出现各种城镇化的扭曲现象,那个时候再进行全面调整,成本会非常之高,难度会非常之大。建议中央决策机构的顶层设计,不但要统筹全局、系统谋划,还要特别注意突出重点、把握节奏,不能简单制定时间表之类的东西,更要警惕政府主导的运动式、强制式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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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中国可能重现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
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判断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先行指标是总统经济顾问团队的人事变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1年元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调整白宫经济顾问班子的名单,启用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大部分人马,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为2003年的总统竞选连任争取选民支持。当日美国股市小有回升,中国股市则应声而落。在1993年到2001年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不仅克服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盈余,这些成绩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充分认可,也帮助总统得到了公众对其性丑闻的原谅。根据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当前美国经济的政策资源储备,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在今后几年里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更大冲击,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如何积极应对,应该是现在就需要马上进入议事日程的工作。
新年元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的名单中,有四位克林顿总统经济决策班底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是:1、曾经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的亚伯拉罕,他是解决汇率问题的老手,现在再次被提名为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2、吉恩·斯佩林,在克林顿时期曾经二届连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作为克林顿的重要幕僚,曾经成功协助克林顿与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人达成了《1997年的预算平衡协议》,现在再次被提名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任前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经济顾问。3、现年80岁的沃尔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曾经采取大幅加息的措施,领导了美国与日本的利率大战,迫使日本签署了日元升值和降低利率的广场协议,现在被提名担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4、摩根大通高管戴利被提名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在克林顿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与企业界有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这些人都在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具备很深的专业背景,在过往的任职经历中都有过非常突出的业绩表现。
在克林顿的任期内,美国以平衡政府预算、削减财政赤字和刺激企业投资作为首要的经济政策纲领,具体措施有降低企业税负鼓励私人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鼓励金融创新,促进民用科技创新的发展,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放宽移民政策和高科技人才的准入门槛,广纳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移民流入,同时加快房地产建设满足移民需要等等。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实现了比较长久的繁荣,1998年还实现了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财政盈余,但是全球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就很不乐观了。8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早在1991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就开始了现在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失去的10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严重短缺的时期,伴随每年5%到10%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一直延续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和亚洲泰国的货币制度,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都先后受到了背靠美国的国际金融炒家的严重攻击。中国经济在1993到1998年间,也经受了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崛起、银行流动性严重短缺、地方中小银行陷于破产的考验。
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有接近10%的失业率,消费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严重,地方财政尤其困难,破产的地方中小银行仍然很多,接近零水平的利率,加上国内投资不足,央行采取量化货币政策增加的大量商业银行流动性,除了增加购买和持有国债以外,就是大量流向国外。而在世界市场上,一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互相贬值,二是世界石油、黄金、铁矿石和农产品等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暴涨,三是日本经济仍然少有恢复的迹象,欧洲国家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困境,很可能还会继续恶化,亚洲国家的货币制度仍然十分脆弱,目前只有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跑在快车道上。但是印度和中国的货币制度存在严重依赖外汇储备的问题,而美国外债又是他们储备的主要构成,2009年和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先后帮助这两个国家增持黄金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以减轻对增持美国债务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调整与这两国的巨大经济规模相比,只够象征性地解决问题。过度的外汇储备依赖和过高的美国债务构成,会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容易遭受债券抛售的市场投机打压,引发市场恐慌和金融危机,也会使得美国削减财赤给这些国家造成严重的货币紧缩,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
国外媒体和中国学者历来喜欢唱衰美国经济,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政策的能量储备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是政策储备能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策储备能量比较充分的时期。如果新上台的奥巴马经济智囊团队,再次推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压缩政府债务规模的经济战略,美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已经推出的减税和刺激企业投资的措施以外,至少还有:1、出售国有资产,它们是前段危机时期为了挽救破产大企业和大银行而动用联邦政府财力购入的私人股份资产和部分企业债务。2、逐渐提高市场利率,活跃金融市场,减少资本外流和吸引外资内流。3、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挽救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4、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各类高技术优秀专业人才的移民,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从2011年起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奥巴马能够再次赢得2013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政策则至少还将持续到2017年。
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成功削减财赤和压缩对外债务,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就可能很快逆转,资本和高端技术人才外流将逐渐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经济出现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持续的物价上涨,金融业爆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投资下降利润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负担增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等,重现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再次运用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手段,利用油价迫使中国方面作出人民币汇率上的牺牲,加速中国资本的外流。中国现在能够应对外部挑战的政策储备能量极为有限,首先是货币政策工具只能发挥短暂的功效,无法抵挡持续单向的外部冲击,其次是进口输入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已经抬头,限制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此外,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期即将过去,政府得自土地拍卖和地价高涨的财政收入即将逐渐减少,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此重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财政困境。
中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矛盾高发期,要想应对美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巨大影响,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尽快作出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的调整十分困难。首先是只要人事部门进行年龄一刀切,就足以把所有资深经济专家排斥在外了。其次是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发中心,虽然他们都是地位类似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复兴委员会的政府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但是发改委的内部,其实只是一个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行政烂摊子,承袭计划经济的思想衣钵,时刻想的都是如何扩大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行政审批权。他们下设的众多科研机构,除了为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以外,就是热衷于为领导起草各种文件,已经无法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提出可以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战略来了。最近他们宣布新晋级的20位二级研究员,其中甚至没有一位具备财政金融的专业背景,依靠他们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连起码的对话都很困难。社科院则向高校看齐,以真理标准为原则,长期从事脱离政府决策实际的各种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不了解政府决策急迫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国研中心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科研团队,只有信息收集、传递和宣传的功能。第三,如果选择设立新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根据中编办、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干部用人标准,也绝不可能把编制和岗位资源分配给只有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没有取得高级行政级别的优秀专业人士。
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专业岗位的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分配,都是高度透明的,长期没有业绩贡献的政府行政机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低效的机构,没有明确分工、责任无法考核的机构,总统说话不诚实或者用人不当,法官判决违宪等等,都是只要公众举报基本属实,联邦检察院就可以直接介入立案调查的,国会也可以直接授权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取证,确保错误得到及时纠正,腐败得到有效预防。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机构编制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部门预算分配,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公众无法监督,检察机关也不敢介入调查,机构编制、岗位资格标准和干部选拔聘任标准,都变成了组织人事部门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他们的用人标准,是只看重领导亲疏关系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政府机构履行专业化社会分工职责的要求,高级专家的晋升资格标准,可以专为行政领导量身定做,很难依靠他们的推荐解决中央高层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人选问题。但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国家经济战略调整,没有货真价实的高级优秀专业队伍,恐怕就只有自欺欺人的空洞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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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虽然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总体的发展前景仍然是积极的。
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彼此间的经贸关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欧盟拥有庞大的剩余资本,在技术的转让上比较开放,又极度依赖世界贸易。欧盟所具有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使得中国通过发展中欧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好的技术来源与更多的资本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欧盟也是极具吸引力的。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市场、与欧盟差异较大的产业结构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都是欧盟国家所缺少和追求的区位优势,是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良好去处。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按实际投入计算,欧盟是对华第二大投资者,另外,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供应者。
从中欧双边贸易的增长率考察,近10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都高于中国对世界的同一指标。与此相反的是,同期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长率普遍低于中国与世界的这一指标;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对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欧盟出口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这表明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从中欧双方在彼此市场所占份额看,中国出口到欧盟的贸易额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而欧盟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约占欧盟出口总额的7%左右,这同样说明了欧盟市场对中国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程度。
欧盟是最早发起对中国反倾销的地区,就当前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发展态势而言,欧盟对华发起贸易救济案件的次数持续升高,其立案频率和涉案金额均大大超过往年水平。在对中国产品调查的案件中,欧盟官员的核查比以往更为严厉,在关键的给予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欧盟方面更是大幅度倒退,拒绝承认的理由几近蛮横无理。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依据该组织相关法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样以反倾销的方式予以积极的反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 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对欧盟出口商品大都属于中低档的商品,不适应欧盟高消费市场的需求。因此,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转向实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战略。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努力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二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水平,提高其附加值,其中特别要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强其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
国家要建立专门的技术贸易壁垒信息收集和咨询机构,对欧盟的技术标准、技术政策、有关法规、标准结构和内容进行研究,密切关注欧盟TBT的最新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使对欧出口企业提早做好准备,以避免某项标准正式颁布时措手不及。
我国应尽快实现经济地位的转变,加快经济贸易制度与国际的全面接轨,同时进一步抓住入世的有利契机,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论坛,并利用中欧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争取与欧盟的进一步谈判,促使其提早修改现行立法,早日承认中国整体的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要求其降低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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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关键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以中国的储蓄为根本出发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结合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最后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并提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经济的“过去式”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首先不妨描述一下它的“过去式”。中国经济的“过去式”可以理解为是2007年以前的状态,总体来讲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二是通货膨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以及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诸多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如果假定中国储蓄给定的话,实际上使用方式只有三种:第一是形成境内有形资产,第二是形成境外有形资产,第三是形成境外金融资产。因此,在给定储蓄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三种资产类别中分配的问题。
在境内,储蓄自然会形成境内有形资产。中国的高储蓄造成了较高的境内有形资产,也就是较高的投资水平,而高投资会形成高增长,但是在中国高经济增长伴随的不是相对较高的通胀而是相对较低的通胀,这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上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来考虑,当投资扩张时,总需求曲线向右发生移动,自然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但投资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产能扩张,总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这一点是中国经济跟其他成熟经济体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正是由于总供给的快速的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的相对较低的通胀。所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假定总供给曲线是不变的,甚至是垂直的,即使是在中短期。
关于另外两类资产,虽然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直鼓励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获得境外有形资产的难度较大,所以储蓄更多地体现在境外金融资产上。在外汇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外汇储备的积累,这从国家整体来讲是对外金融资产的积累,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内流动性的创造。换句话说,从国家整体来讲有对外金融资产,但是就每个居民个体、企业个体并没有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而是把手中美元卖给央行然后由央行进行对外投资。所以,一方面国家整体形成对外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对每个个体不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这就造成了内部流动创造,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具体体现在货币的增速很快。
同时,我们的资本市场并不发达,尤其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供应比较弱(无论股票还是债券市场),这就形成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因为多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但是,种种金融性质的投资机会由于不发达市场的存在形成了不对称,于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较高经济增长、相对较低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但这并不是说资产价格短期内必然上行,因为短期压力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到一定程度会破裂,而这种压力并没有消除,也许随着泡沫的破裂进一步压力产生,或者压力从股市转移到债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类资产商品价格上,包括大宗商品、古董等等(见图1)。
之前的分析都是假设储蓄是给定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给定的,影响储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用来解释储蓄,但在理解中国经济系统以及对储蓄的影响时,可将其作为政策变量或外生变量,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在中国社会中执行了一个伟大的深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改变了人们基本行为,改变行为必然表现在人口结构变化和宏观层面上表现出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个变化以至于人口结构的演进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快很多,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中国三五十年就完成了。此外,人们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尤其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群体,我们这一代以及父辈们的经济实力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消费行为变化比较慢,这也是造成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加之经济增长本身就带动高储蓄,所以高储蓄是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由此可见,高储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金融压抑”。政策制定者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点在于如何抑制资产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可能产生对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产生了“金融压抑”。具体体现在通过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管制,使得资金使用上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防止由资金使用自由化引起的对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必然带来的泡沫,以及泡沫可能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特征,也是政策制度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在出现,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见图2)。储蓄率下降自然会引起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的储蓄和劳动力不那么充裕了,这都是跟劳动人口结构有关,因而由它解释中国供给反应速度变慢从而产生了相对较低的增长相对较高通胀“新常态”的组合。 在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方面,储蓄率下降会减缓境外金融资产积累,加之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过去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放缓,2012年几乎没有新增长,由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创造也很少。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 发展,有价证券供给大幅度增加,使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
所以,中国 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较高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此外,造成储蓄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月光族”一代。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根本出发点还是来自于中国储蓄率可能发生的拐点,储蓄率拐点来的这么快是因为储蓄的变化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的函数,人口结构又是政策变量的函数,从而使得政策变量变化比较大。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上述变化,使“金融压抑”不再成为必要条件,同时在储蓄率放缓、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要实现同样速度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投资质量,这就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这种效率在原有“金融压抑”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有了“金融创新”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要求。“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在金融中介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也会表现在金融资本价格的上升,也就是利率的上升,最近两三年信托产品的出现使得资金价格已经在明显上升了。由于“金融创新”管制放松,资本市场价格管制越来越松,资金将逐渐开始体现它的机会成本,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见图3)。
三、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这样一个“新常态”的话,那么全球发达经济体又会有什么特征?
首先,在这场危机过程中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过程,但是三大经济体杠杆率是上升的,各国非金融机构负债水平持续上升(见图4)。我们说的杠杆率去杠杆化是非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杠杆率停止上升甚至有所下降,但是整个经济系统本身杠杆率在上升,因为公共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整体负债水平是在上升的。从利息支出占GDP的水平和利息支出占整个债务规模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整个系统负债水平在上升,但是负债单位成本在下降,也就是利率水平有长期的下降,此种下降尤其是在危机以来更为迅速,这使得在负债水平上升的同时,负债成本在下降(见图5和图6)。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发达国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上升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公共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图7显示出发达国家中 财政融资需求,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财政赤字,另一块是借新债还旧债。深色部分是借新债还旧债部分,浅色是财政赤字,这意味着每年这些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融资的规模非常大大。以日本为例,每年通过市场融资相当于55%以上GDP的规模,其他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这些融资都是市场化行为,如果市场利率上升的话,将会使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在财政问题危机中挣扎。
所以,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系统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一是负债率很高,尤其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更高;二是无法承受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负担。如果利率上升,财政将出现严重问题,将会再度开始新一轮危机。所以利率是不能上升的。观察欧美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见图8,日本以1992年第2季度为起始,欧美以2008年第2季度为起始),给我们一个启示,未来欧美国家的长期利率很可能会寻着日本这样一个利率的趋势,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有常态的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利率将长期走低,因为它们无法承受高利率,高利率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
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欧美日国家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笔者认为三五年内并不会出现高通胀和恶性通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引起通胀的话,也应该是短期行为,如果短期内引起不了通胀,现在货币发行对未来通胀这个判断没有必然 联系。如果是通胀了,一定是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彼时货币政策一定已经做出了反应。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这么多年来经济起不来,通胀起不来,尽管发了很多货币,利率保持非常低的水平。所以,货币发行对产生通胀之间的关系,中间一定要引起经济增长才行,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很难引起通货膨胀。
国际经济特别强调利率和结构性逆差,很难想象中国利率和外国利率会很快趋同,这样一来就有好多问题,比如资本管制等。前文提及,因欧美利率不能高,所以也就不会高。不能高是指不愿意让它高,但是它就一定不会高暗含的就是它的政策不仅能控制短期利率,还能够控制长期利率。这些东西现在确实是这么假定的,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假定的。这是否有理论依据?或者说这个意图长期来讲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此处举两个极端例子。例如新兴国家中像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显然是没法控制长期利率的,因为存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们的边际融资成本是靠国际市场来决定的。国际资本市场对其风险定价就决定了国内的经济水平,它的央行是控制不了的。它们当然希望利率降低,但是很难降下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日本能够长期保持低利率,更多原因是日本长期以来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账户顺差。作为国家整体来讲自有储蓄和资金能够满足本国经济,所以经济不受国际融资条件的限制。
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来讲,它们比日本控制长期利率的能力弱一些。美国存在经常账户赤字,需要对外融资,所以它的融资条件是受国际市场条件约束的。相对于日本,美国想长期控制低利率比日本更困难。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发达或者银行制度发达形成的货币在全球的特权地位加上其“金融压抑”,包括现在央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政策直接干预资本市场、直接参与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压低利率,这些加在一起可以使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做到的措施。它可以发货币,货币完全可兑换,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金融压抑”手段,笔者的判断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美国的货币的霸权地位就会削弱,时间再长以后就无法维持,但是现在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美国在吃老本。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政策挑战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外部政策 环境就是发达国家依赖“金融压抑”维持的低利率。鉴于这样深刻的结构变化,中国将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然后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甚至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必然意味着利率水平要走高,这就形成了挑战。
从政策上来讲,这将使得央行上调利率空间变小,否则的话会形成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压力以及汇率上升的升值压力(这将不得不依赖于进一步的资本账户管制来解决);从对市场的影响来看,境内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成本上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上升,同时由于外部 环境这样一个约束,又抑制了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尤其上调利率的空间。从而在资本市场中将会体现在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这会带来很多投资交易机会,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判断做投资,但是这样一个变化对于判断市场变化甚至个人投资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一般情况下应当做空短期负债、做多长期负债。
摘 要: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和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力宏观调控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不断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2、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2)促进有效供给。(3)刺激需求。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3、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四、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创新型国家需要全民族的持续耐心和长期专注精神。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能否实现创新驱动的一个深刻问题。总之,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摆脱了中国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进人了以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更需要历史耐心和持续奋斗的年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五、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在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平:“发改委主任称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左右”[N],《中国矿业报》2013年3月12日。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3]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
[4]石岩:“‘新常态’能否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怪圈?”,中国新闻网2014年06月17日,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阐述了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其特征是: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注重结构调整;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等。我国宏观政策的新常态不是针对宏观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取舍得当,积极应对,从而引导经济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 Tiebout,Charles M.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Expenditures.”Th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416-424.
[2] Ouyang,Rihui.2007.“Mechanism of Gaming between Centraland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Macro policy.”Journal ofBohai University,no.4.
[3] 新常态下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3)34-37.
[4] Rey,Hélène.2013.“Dilemma not Trilemma:The Global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Paperpresented at the Jackson Hole Symposium,Augus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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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方面经济都比较弱,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后,1949-1952进入了经济恢复时期,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学习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优先开始发展重工业。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特征、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到了1978年,在全民经济总产值中,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计划的方式,对现阶段的资源进行了有利的配置。(《中国统计年鉴1985》)
计划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集中管理,二价格的集中管理三基本建设大部分由国家统一管理。由于国家的资本不够,所以为了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问题,进行农业、工业的利润转移,国家需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中国统计年鉴1981》)
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的生产要素不断的增长而我国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说明了我国的快速工业化是通过抑制消费实现的。
在三五计划到五五即使时间,我国的主要工作重心在重工业,国家将近一半的建设投资都集中在了重工业,通过这些年的奋斗,我国逐渐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格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
这段期间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国家在不断地进行制度的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此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中,改革的重心环节是增加企业的活力。国家通过将政企分开,简化政放开权利,实现多种所有制度并存,建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这系列的举措,使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的知道,减少计划的范围,逐渐的向市场配置资源靠拢。
经济发展主体上,我们改变了之前单一的公有制主体,形成了一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虽然公有制经济依旧是主导地位,但是较以前而言,整体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
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家已经不是绝对的计划经济,而是将资源配置手段逐渐归还到市场的调控中。一些基础建设虽然整体还是以国家投资为主,但是企业自己筹划资金,对于外资的利用以及国内贷款也开始逐步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商品价格由国家的单一制定迈向了指令计划定价、指导计划定价和市场调节定价三种。截止1992年,在社会的零售产品中,政府的定价产品在整体下降,而市场的调节产品正在逐步上升。(《中国物价年鉴》)
经济体制的改变,使得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资本的增长,中国不再将农业部门作为资本积累从而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来源。资本已经不再是缺少的生产要素。(《中国统计年鉴1994》)
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关注农民的消费问题。为了通过消费来提升经济增长,国家开始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员工工工资、发放一些补贴来协调调整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在实施这一措施后,我国的消费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在经济改革时期,农业和轻工业由于消费得到政府的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工作的积极性,使得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因为对轻工业有了政策支持,使得轻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电力、基础建设、银行贷款有了支持,从而减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品的稀缺。但是改革的力度问题,当前的改革只是改变了影响当时经济发展的障碍,整体的产业格局只是被迫进行的调整,所以轻工业没有形成主导产业。
在经济改革期间,整体的收入由原来的按劳分配改变为按劳分配为主题,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改变了以前只重视国家的利益,忽视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联系及调配。
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国家提出了我国经济体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了新阶段。在此期间,努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进行调控。
自从1992后,整体的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在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整体产值在逐步上升,且发展速度要快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狗狗也产值在不断上升。其中股份制企业和外资投资在的非国有经济成分中发展速度最快。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逐渐形成。(《中国统计年鉴2004》)
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可以在配置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在中国发展中却显示除了市场调控作用的减弱,计划作用的增强。举个例子,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原油一直上涨,涨幅较大而国内的油未有较大涨幅,国家对于成品油给予了经济补贴,这样国内的企业没有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继续进行加大出口,这样实际等于国家在补贴国外企业。市场职能不能完善使得国际油价下跌,国内下调油价又较迟,从而损害到了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投资有着直接的关系,数据显示,投资数据增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但是现在我国经济中投资于消费的比例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社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要高于社会消费的增速。这样使得投资需求对的经济增长的拉动要大于消费对已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如果这样的情况,势必影响到国内的国民经济。这样会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外力的推动,降低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消费了大量的资源,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牺牲大量的能源来实现的,按照这样的进度下去,我们实现我国的经济科持续的发展。
在一定的时期内,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现有的国内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策略,现在世界面临经济危机,各国都在进行贸易保护,如果单纯进行出口的方式推动经济,就会加大于各国的贸易摩擦,此外,中国的是个资源稀缺的国际,长期的出口导向会耗尽国内的资源,这样国家未来的发展就会缺乏资源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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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妈战胜华尔街大鳄”的段子在网络走红。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了做空黄金的屠刀,黑色星期一黄金大跌20%,世界哗然!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1000亿元人民币,300吨黄金瞬间被扫,华尔街卖出多少黄金,大妈们照单全收。多空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中国大妈”完胜。中国大妈的抢金行为与美联储之间可以相互影响,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奥多尔·拉维特在年发表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自此便迅速风靡全球。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现已有多种表述,可以称得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1]
我国201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36402.0亿元人民币,2010年为201722.1亿元人民币,2009年为150648.1亿元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2009年的23435个,增加到2010年的27406个,最后到2011年27712个。当前,经济全球化有加速推进趋势,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各国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过去30多年享受到开放的“红利”,经济快速发展。但欧债危机、美债超标、美元贬值等市场波动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有人夸张地形容经济全球化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近些年来,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观点也不完全一致。[2]
(1)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它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的形成,从而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实现创新的机会,从而使我国利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自己。跨国公司的到来,为我国吸收、利用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新的机遇;对外开放的深入实施,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国内条件;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3)经济全球化能引入竞争,为本国企业带来活力,有利于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经济全球化使大批跨国公司涌入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明显,必然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有利于我国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信息传递的加快;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3]
(1)中国首先要受到主要是按西方工业大国的利益和意志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和制约,为此要付出较大代价,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将其淘汰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加剧。
(2)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高风险性。全球金融市场仍有较大动荡,欧元危机迫在眉睫。国际热钱的涌入可能加大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各地的巨额游资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带来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
(3)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普适化,这将导致国际竞争更加尖锐、激烈,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加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难度。
(4)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和生态危机。 由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基地,因此它们的增长都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生态的牺牲。许多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能、污染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态消耗,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使其生态遭受毁灭性的破坏。[4]
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如何应对成为关键。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调整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全球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经济主权是否稳固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会受到威胁。西方经济发达大国之所以没有经济主权被侵犯和经济安全受威胁的忧虑,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并具有以此为基础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各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冲击同在、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也不能例外。[6]
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化,我国亟须寻找新的定位。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只能走转型升级的路子,外贸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产品制造要转型升级,整个经济都要转型升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和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决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骤、速度和深度,尽可能采取有利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争取做经济全球化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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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世纪之交,为缩小东西差距,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西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拉开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序幕。在统筹解决其他“问题”区域的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完善的区域战略不能够仅仅追求缩小东西经济差距,而是要各区域协调发展,共同驱动,由此,形成了四大区域板块共同驱动的总体发展战略。在贯彻落实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中,又进一步认识到要增强各区域发展活力,而必须结合各自特点进行细化、实化、差异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区域和增长极。随着对新时期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定位,我们又拓展和完善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内涵———实施陆海统筹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至此,我们形成了覆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地到海洋,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各区域优势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区域间的协调性必将进一步增强,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再是东部地区“一马当先”,而是“万马奔腾”、“协同并进”,不仅传统先行地区进一步焕发青春与活力,尤其是一批地处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陆续涌现,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有效地化解了国际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了中国经济活力。如中部地区通过构建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等形成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充满活力的六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了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西部地区通过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了西部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同时,国家还鼓励一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出符合各地实际的新模式。如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设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综改试验区,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试验区。
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演变进程中,“区域发展的状况逐渐发生积极变化。特别是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差距开始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主要发展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均在13%以上,比东部地区快0.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自2007年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2013年经济增速继续呈“东慢西快”的格局。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7.8%,25.8%和24.2%。就各区域占全国GDP的比重来看,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2002年的18.8%、17.2%提高到2012年的20.2%、19.8%,提高了1.4~2.6个百分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自2005年起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并逐年提高,东北地区呈稳中有升态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扶持,极大地惠及了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各民族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
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因素里其中就包括区域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一般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很难见到收益,社会资金投入热情不高,需要依靠政府行为,通过政府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投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逐步使落后地区的市场主体同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趋于相同,才能使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成为可能。另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落后地区开发成功的根本,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要求看,我国生产力布局机制的塑造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宏观调控层的塑造。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全国生产力布局总体规划的制定,确定生产力布局的总体目标和总体框架与战略,制定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政策,强化并完善生产力布局的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调控全国生产力布局。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在执行全国生产力布局规划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规划、目标、战略与框架,调控本区域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面对较为落后的经济状态,其主要任务是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育,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制定国内区际贸易法规,如《竞争法》、《反垄断法》、《市场法》等,为市场机制在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技术联系和生产要素流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总之,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降低区域经济差异,就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平衡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水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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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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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式。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现代精神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的主流。但由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道德滑坡和对传统文化忽视的现象。是非、美丑界限混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以及渐渐失去自己传统的文化底蕴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成长中的我们大学生思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对这样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痛心并为此着急!迫切想为传统文化尽一份力,但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和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兼容。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理学知行合一的学风,它以研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迈情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影响了几千年饱学之士的价值观,成为一双无形的手牵动着文明的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人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传统文化体现了知行合一的观念,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又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完美契合在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欲望,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可贵的。但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筑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团结互助则反应了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但是,时光切换到近现代。鸦片战争失败使国人对自己的器物产生怀疑;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使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怀疑;巴黎和谈的屈辱让国人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怀疑!对中国屹然存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国魂此时经历第一次浩劫。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衰落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更上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衰落。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做到“趋时更新”,饱受冲击;在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引入了竞争机制,传统文化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力下降,受到了更大冲击,衰败的速度加快。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活生生地存在着,但是就要被我们遗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其实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点一点扫荡干净。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像儒家这样,影响曾经那么根深蒂固,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
但是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是否还活在人们心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呜呼哀哉!
看看他国的做法吧,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体会通俗文和英文之后,偶一读到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充满罪过。
最近例如韩国申遗,法国拍卖圆明园文物等事件开始撼动国人的文化大厦。有些人认为端午节本来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记号,韩国的申遗滑稽又可笑,但是这些看起来荒谬的做法却是一声警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四面楚歌了。看来,弘扬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但是,在高喊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回答一下“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弘扬的必要”这个老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扬弃。只有对旧事物进行阐释、辨认、甄别、取舍、改造和推进,才能完成对历史垃圾的清除和对文化精髓的弘扬。著名学者朱大可说:“传统文化应当接受普世价值的检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被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像爱、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和教养等。凡是符合这些普世价值的传统文化,就可以被继承和弘扬,相反,凡是违背这些价值的,当然要予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博大精深的,想要一下就通晓或者无论是谁都通晓,肯定是不切实际和苛刻的。所以,像近期“京剧进小学”和某专家呼吁的的“论语100遍”之类,才会招来那么大的骂声。
所以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是一个长期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广大大学生的积极配合,因为他们才是弘扬和扬弃传统文化的骨干力量。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式。单就儒学思想中的“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对培养当今大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是正面而有益的。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就可以用“有道”的思想强化学生对于遵守基本社会生活规范、养成的良好行为及礼节、礼貌习惯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大学生除了养成正确的社会公德意识外,还可以丰富完整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传统文化寓于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中,如可开展如经典诵读、礼仪践行、乐音怡情、丹青妙笔等活动。学生既喜闻乐见又能广泛参与,既耳濡目染又潜移默化,通过深深体味浓郁的文化气息,最终使文化活动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内化和升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它包括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社会与历史责任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操;把握现实,面向未来的胸怀和眼光;义利兼顾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尊重、理解和关心他人、宽容合作及互助奉献的精神。大学生正是要树立这样的富有鲜明时代感的文化精神!有了坚实的人文底蕴就会牢固地构筑起精神支柱,而正确的精神支柱的构筑对崇高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才是一个21世纪高素质人才应该具有的境界。
弹一弹《渔舟唱晚》吧,听听古筝和二胡的完美演绎;品一品《牡丹亭》吧,感受古老爱情的唯美;来一笔瘦金字体吧,体会丹青妙笔的大气磅礴;看一看《本草纲目》吧,了解了解中医的智慧;我们可以折风筝、泥人面、对弈围棋;我们可以品龙井、吃饺子、操练太极。在历史的风尘里,在岁月的长河中在我看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手握镰刀收割自己的灵魂,周而复始的命运,一轮又一轮的涅盘,使得炎黄的智慧以及繁衍得以生生不息……有生命力的民族,一个强大或追求强大的国家,无论经受怎样的磨难总是可以从坎坷中奋起.。正在这不断的涅槃中,形成发展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下,领导并长期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坚持并完善科学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在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上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恳请党组织听听我的想法:
我想政府要积极引导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培养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和民间团体。要制定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复兴战略路线。要加强宣传扫清制约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观念瓶颈。打击假借传统文化之名宣传封建、西方落后意识和价值观的行为,大学生应该在传统文化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制西方浮华思想的诱惑,扬弃传统文化。要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的观念,坚持了解传统文化,自觉抵制西方落后思想和意识的侵蚀。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认可率。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国门逐渐向世界打开,使得大学生的心胸与眼界也逐渐开阔,中国发生了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成长中的大学生看到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渐被西方同化。要知道国家灭亡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失去国魂,失去几千年来相互传承的核心价值体系。拾起国人的精神食粮比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重塑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GDP增长的高能消耗更有意义;扬弃传统精神文化,树立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精神,学习老祖宗的优秀品质和天人合一精神比盲目照搬摄取西方文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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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科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在时代进步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中反响很大。互联网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让经济之间的交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断扩大范围,减少成本。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生活信息化的载体,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为此,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开始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前言: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结构带来变革,也对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带来重大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需要对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定量的分析,以此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趋势。
1.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
1.1壮大新兴互联网产业
1.1.1互联网产业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对于互联网依然没有权威的界定。原因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普及范围比较广,在诸多领域中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的辨别;第二,对于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产业模式转变速度快,新兴产业不断衍生,因此在互联网产业处于动态的状态下对其发展的趋势难以下固定定义。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产业,在生活中常见的有互联网基础服务、内容服务以及电子商务服务等。互联网产业发展到现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1]。
1.1.2互联网产业类别
(1)基础服务
互联网的基础服务,是指互联网参与主体、互联网与其他高级应用服务相互结合,并提供基础服务与支持的基础性服务。按照各个服务层次的不同,主要划分为三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以及接入服务商。
(2)内容服务
网络上的内容服务商为用户提供诸多不同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在形式上较为复杂。按照性质的不同,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信息获取、安全服务、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以及通信等。其中,通信交流类中主要包括QQ、邮箱、微博、微信等。而安全服务主要包括杀毒软件、网络防火墙等等服务[2]。
(3)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服务指的是为个人与相关企业提供各种互联网服务,其中,包括平台服务、工具软件服务、数据服务以及营销服务等。在电子商务服务中,如果没有平台,那么电子商务服务将不能发展。因此,可以说电子商务是指平台服务。典型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有B-B交易、B-C交易、O-O交易以及拍卖中介服务等。
1.2推动传统产业发展
1.2.1传统产业发展的契机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基础资源的大力支持,基础资源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动力,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例如,互联网在人群中的覆盖,不断加大互联网光纤、电缆等设备的需求;第二,互联网作为新的信息平台,让传统产业容易发现发展的机会。不仅方便了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增加信息获取的便捷度[3]。
1.2.2转变传统经济方式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将人们的带到了网络经济时代中,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中资源相比,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各类知识与信息的总和。在网络经济时代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与产业合作尤为重要。此外,互联网具有较高的外部特征,决定着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不同传统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学习、竞争的氛围,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将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高层次迈进。
2.“互联网+”与经济增长
2.1“互联网+”内涵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是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让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相互融合,谋求新的行业发展生态形势。“互联网+”的出现相当于为传统行业发展加上羽翼,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获得新的发展平台。例如,互联网金融中,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诞生很多理财产品,如金额宝、理财通以及P2P线上投资产品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议案,明确表达了对经济创新的看法。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惠及社会民生。“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相结合,诞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4]。
2.2“互联网+医疗”经济发展实例
“互联网+”在医疗上的应用就是移动医疗,移动医疗有效缓解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具体来说,互联网将传统医疗模式进行优化,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医疗管理服务。互联网医疗的使用,患者可以对自己健康数据进行检测,在诊疗服务中,全面实现了网上挂号、购买药品、支付以及与医生进行病情沟通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发展互联网医疗产业,形成了产业布局网络,他们通过互联网的先进性不断在实现医疗行业发展的梦想。
2.2.1百度“健康云”
百度推出“健康云”,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此外,百度利用搜索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平台,并与健康网合作领域广阔。
2.2.2阿里“未来医院”
阿里巴巴在移动医疗中主要是“未来医院”+“医药O2O”,前者以诊疗服务为核心,后者以药品销售为主。阿里健康云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发布实施,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中,医疗服务日新月异。
2.2.3腾讯“药急送”
腾讯以微信+QQ两大社交软件为依托,巨资收购挂号网和丁香园,在QQ第一时间推出“健康版”,在微信平台中,打造医疗服务互联网整合入口,“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更加鲜明。从企业资本运作中可以看出,从微信服务到智慧医疗,“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位置非常重要。2014年,腾讯携手九州通开发微信上的O2O“药急送”功能,同时开发好药师微信服务号。
结论: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拓宽了市场企业的发展道路,开发行业发展新形势。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发展不仅能够壮大新兴产业发展,还能在传统经济发展形势下,转变其经营模式。“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春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及实证分析[D].北京邮电大学,2010.
[2]邵骏.服务业市场结构与制度环境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研究[D].暨南大学,2014.
[3]何仲.我国电信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可持续性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4]郑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
摘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互联网+”的概念,然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并阐述“互联网+”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作简要总结。
关键词:“互联网+”;现状;影响;创新
近20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已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互联网+”作为新时期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与整合被推出并得到广泛认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新的业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一、“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农业”:推动中国农业信息化、品牌化、现代化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源于1999年北大荒集团投资农博网,但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互联网+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土壤、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对收集的农业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得到某特定农业生产区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相关的解决方案,其次,农业咨询服务类、信息门户网站的建设。信息时代,涉农企业与农民对相关资讯的需求更加强烈,农业信息与咨询网站能为它们提供政策、市场、价格趋势等全方位的信息。艾格农业、天下粮仓等咨询网站能够对农业数据进行专业分析,为涉农企业、农民等提供所需的查询、咨询等服务;农博网、安徽农网等商业类或政府类信息门户网能够为政府、企业和农民提供各种农业信息,并实时互动交流。最后,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农产品销售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电商平台为农产品的营销提供了广阔市场,蔬菜、水果等借助网络可以直接从原产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消除了以往多层中间环节,减少了损耗。例如,沱沱工社、菜管家等垂直类生鲜电商平台整合了农产品生产、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农产品销售环节简单化、信息透明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带来便利。
(二)“互联网+工业”:推动中国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2015年德国汉诺威IT展览(CeBIT2015)上,德国“工业4.0”与中国元素的碰撞成为最大看点,参会的中国企业达760家,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中国企业充分展示了中国创造的最新水平。“互联网+”与“工业4.0”,变革传统的制造方式,重新建立“互联网+工业”的行业规则,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模式创新,将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水平,不但节约时间与成本,还将充分挖掘和培育新兴市场的潜力与机会。
目前,“互联网+工业”的发展现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相互渗透,传统制造业企业借助互联网实现智能化,新兴互联网企业则依托技术优势,不断瓜分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以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顺势推出互联网工厂计划,新创的无人工厂、交互式生产等模式已获得业界认可。目前海尔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自动化,并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推进,而且海尔积极探索个性化定制,以满足用户“任性要求,个性设计”的诉求。以小米、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则积极抢占电视等传统制造业市场,利用企业早先搭建技术体系、营销模式,并通过价值链重构、扁平化、快速响应市场等方式来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并逐步形成产业化趋势。
(三)“互联网+服务业”: 创新服务、消费方式与体验
1. “互联网+生活服务、零售业”:O2O的兴起
生活服务业范围广泛,给“互联网+”的渗透与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与市场。目前,“互联网+生活服务业”融合的最典型表即为O2O。O2O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通过线上虚拟数字世界和线下现实物理世界互动协作的一种新商务模式。传统的餐饮、娱乐、家居、家装、洗衣洗车等行业的相关经营活动都在线下实体店完成,而如今O2O模式的引入,诞生了诸如大众点评、美团外卖、饿了么、龙居网、爱洗车等的网络平台及移动客户端。O2O模式下,传统的中介被剔除,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用户在客户端以时间、地点、价格等为条件寻找最合适的服务提供方,线上预订、线下体验,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需求。而对传统的实体店来说,借助O2O平台,节省了人力与店面成本,并借助网络平台带来更多流量及利润。传统零售业也在积极探索O2O,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等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活动,未来线上支付线下体验将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
2. “互联网+交通、旅游业”:推动资源共享
现有的人口、道路、车辆等条件下,拥堵现象时有发生,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困扰,“互联网+”的出现及时有效的缓解了这一问题。“互联网+”应用于交通业,推出诸多基于GPS的交通应用APP。实时公交APP,可以帮助实时查询公交汽车的到站情况,防止长时间等待与误点现象的发生;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APP,实现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双赢,既减短了乘客等车时间,又降低了出租车空车率;易到用车、嘀嘀和PP租车等专车服务APP的推出,掀起了互联网时代交通领域的大革命,有效推动了汽车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在旅游服务行业,携程、途牛旅游网、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企业以不同的模式将旅游服务推向网络化、无中介化,引入的评分、分享等机制,也使得在线旅游的体验更加完善。
3. 互联网+医疗行业”:移动医疗垂直化发展
现有的医疗环境下,“看病难”已成为普遍现象。“互联网+”与医疗行业融合,推出多种网络平台与移动应用,有效缓和了这一矛盾。当前,挂号、看病甚至结算都需要长时间等待,挂号网等服务平台将挂号由线下转到线上,大大缩短了看病预约时间;而丁香园、春雨医生等轻问诊型应用消除了部分用户就诊难的困扰。专业化的移动医疗垂直化产品将成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向,可穿戴监测设备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代表性的iHealth Align血糖仪、Withings Activite Pop智能手表等都是健康数据管理融合移动互联网的成功典范。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健康实时管理的兴起,传统的医疗模式将迎来深刻变革,以医患实时问诊、互动为代表的新医疗社群模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以医院为中心的就诊模式。“互联网+医疗”将打通医药产业服务链,促进医疗移动平台化、信息透明化,为政府解决“看病难”问题助力。
4. “互联网+教育行业”:量身打造的个人教育方案
传统的教育教学面向整体、面向大众,不能充分考虑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互联网+”为教育人性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为每位学生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充分尊重每位学生,赋予每位学生自主选择权、决定权。2014年,K12在线教育、在线外语培训等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化增长。掌握着大量高粘性、高价值人群的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网易旗下的有道词典,因受互联网冲击,也开始向在线教育转型,推出诸如口语大师等产品和服务,并通数据挖掘技术,将用户需要进行多层次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差别化、个性化服务与推荐。在线教育企业不断推出风格迥异的移动终端,方便用户在各种环境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沉浸式学习,从而提高时间利用率,打破传统教育对环境、时间要求高的瓶颈。
二、“互联网+”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已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急需注入“互联网+”的新鲜“血液”。从目前“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来看,“互联网+不同产业”已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创新模式,并快速推动行业变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农业”将多样化的互联网相关技术融入农业全程生产活动,积极推动农产品电商营销平台建设,为涉农企业或农民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与解决方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互联网+工业”则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并在未来提供规模化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借助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而且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营销也将给制造业产品推广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互联网+服务业”更是以愈加成熟的商业模式、更低的成本及更及时高效的时间概念不断提高该行业的服务水平与能力。“互联网+”将作为新的引擎推动各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二)“互联网+”有助于变革服务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互联网+”将互联网的技术成果大规模的应用于传统服务业,不断创新消费、支付等服务方式,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优势将传统服务业带入新的高度。传统服务业市场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诸多互联网企业不断推出基于个人PC、手机等的客户端,将用户的需求集成于便捷的应用软件,从时间、成本等多角度为用户提供最适合地便捷服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更深层次融合。从目前的“互联网+服务业”创新成果来看,金融、教育、零售、广告、媒体等领域的“互联网+”已卓有成效,不仅整合了交通、旅游等行业资源,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服务业”因便捷与高效吸引了众多用户群体。人是消费的主体,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成熟,消费人群、消费规模也将日趋扩大,无疑将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促进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互联网+”有助于激活创新市场,营造创新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给了亿万创业者以极大的信心,同时也给万千创客提供了市场环境,指明了创新方向。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而“互联网+”也扮演重要角色――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将创新贯穿于技术进步与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互联网+”计划的推出,将高效推动各地区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汇聚亿万民众的创新激情,营造浓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创新征程。
三、小结
“互联网+”不是否定和颠覆传统发展方式,而是将互联网融进传统产业的发展进程,找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入口,促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走出一条互联网创新驱动高效发展的新路子。中国经济业已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及时推出将助力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推动“中国梦”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慧.基于O2O模式下的中小企业移动商务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商贸,2012(23).
[2]马红春.O2O电子商务模式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分析[J].科技视界,2012(09).
摘 要:今年以来,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于8月14日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这也表明国家决策层和智囊团对这一事物的重视。那么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利弊呢?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发展;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
我国民间借贷资本数额庞大,长期以来缺乏合理、高效的投资方式和渠道,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一定程度上需要阳光化、规范化运作。通过规范发展P2P网贷、众筹融资等方面,遏制高利贷,盘活民间资金存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国家鼓励的领域或项目,使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众筹股权融资也体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资金的要求。
2.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小微”层面,具有"海量交易笔数,小微单笔金额”的特点,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并且具有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覆盖面的空白也就是小微金融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同促进、共发展,竞争中有合作,两者都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满足电子商务需求,扩大社会消费。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要突破3万亿元。电子商务对支付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所需的周转融资、客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和创业融资需求,促进了众筹融资、P2P网贷和网络小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4.有助于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和改变服务方式,也契合了与传统金融之间的鸿沟。互联网金融企业依靠庞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更快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改善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量客户的资信状况,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
5.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互联网金融利用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形成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明显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企业不需要设立众多分支机构、雇佣大量人员,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互联网金融提供的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明显有别于传统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新融资渠,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互联网金融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我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同时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有有利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推升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成本。
互联网金融产品更高的利率,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竞争,而商业银行为保存款,纷纷开始通过理财产品等应对竞争,从而推高自身的融资成本。当前我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投资高峰期,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的支撑,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区建设资金的筹集形成更大的压力。
2.造成本地资金外流。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筹集和运用存在不对称性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资金筹集端,资金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在资金运用端,资金主要投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在地及其熟悉的领域或项目。资金流出方式可能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资金进入众筹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发起众筹项目,;二是资金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再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购买基金进入全国性货币市场;三是资金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在地的项目。
3.一些网络小额贷款正在变相发展成为单纯的高利贷公司。
一些网络小额贷款利率极高,至少达到利率年化20%以上,若加手续费用,更是高达25%-28%。让人感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些网络小额贷款企业大胆违规操作,在放款时先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也就是变相的折价放款,不是百分之百标准放贷。实际上,这些网络小额贷款已经沦落为临时性拆借、过桥融资以及生意三角债贷款。为何有人还要向这类网络小额贷款企业贷呢无非是自身资金紧张,周转困难,被逼无奈之下的做法。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要么还房贷,要么还车贷。由此可知,有相当部分互联网金融贷款难以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那么大。
总之,根据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深入调查研究,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把这类银行贷款性质的企业纳入监管业务范围之内,使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真正规范化。央行尤其要制止这类变相高利贷、违规拆解及过高的手续费用现象。甚至有些人在银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利用他人信用或者通过透支个人信用在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大搞圈钱、套钱,这是极其危险的。
因而,银行正确引导互联网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对那些违规行为真正加强监管,真正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J].南方金融,2013(05).
[2]王国梁.互联网金融P2P网络借贷模式的风险和监管路径探析[J].科技视界,2013(25).
[3]刘亮.互联网金融现状及趋势研究[J].时代金融,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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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占世界1/4,老年人口的总数居世界第一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国际通用的是以60岁或65岁作为老年年龄的界限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该国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该国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世纪之交中国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13 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0.4%,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人,占总人口的7.0%。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建国初期至60年代末,中国人口的出生率非常高,除了1960年和1961年以外,出生率都在30‰以上,持续的高出生率使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及医疗条件较差等原因,老年人口比重低,属“年轻型”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度降低。至1990年人口出生率锐减至21‰并还在缓慢下降。
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使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减少,而在上一个出生率高峰期出生的人已开始成年,成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属“成年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落实,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到13‰以下,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使人口的死亡率持续下降,老年人的绝对数和相对比例均在增加。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7 759万人,占总人口的13.3%,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1 894万人,占总人口的8.9%,确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
表1显示了建国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动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82―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4个百分点,数量由4 950万人上升到了8 810万人,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
2004年10月27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31城市第17次老龄工作联席会议上,专家预测,全国性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在2030年左右到来,并将持续二十余年。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6亿人,到2050年,达到4.4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4。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寿命达到70岁,与发达国家持平。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在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一)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中国人口占世界1/4,老年人口的总数居世界第一位。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133 281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7 759万人,约占世界总数的1/5。中国老龄人口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2.5倍、4倍、6.5倍、9.3倍和22.7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六国之和。另外,中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迟,但老龄化发展速度却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预计今后以每年3.2%的速度递增,65岁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法国用115年,美国用65年,瑞士用了50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4年,日本是公认的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将用27年时间,完全可以说中国老龄化进程仅次于日本,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快的。
(二)人口“未富先老”
和人口大国中国相比,发达国家先有物质财富的充分积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即“先富后老”,国家有充足的物质条件解决老人养老问题。比如日本在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10%、14%时,人均GDP分别为1 967美元、11 335美元、38 555美元。中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即“未富先老”,由于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足,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因此要解决人口众多的老人养老问题还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超前的老龄化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压力十分沉重。
(三)人口老龄化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平衡。
1.中国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分布不平衡,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和比重都在增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1990年的9 8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3 000万人,所占比重由8.6%上升到10.4%,而14岁以下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逐渐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化。第二阶段是2000―2025年,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加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上升到18.5%,而少年人口的比重继续下降到18.3%,这一阶段是中国开始进入超老龄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2025―2050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阶段。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将上升到27%左右,而少年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到17%左右。此后,中国的人口比例分布将逐渐稳定。
2.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东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别很大。
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自西向东阶梯性上升。从人口区域分布来看,大概分为四种:第一种,上海,已属于高度老龄化地区;第二种,浙江、北京、天津属于中高度老龄化地区;第三种,山东、辽宁、湖北等,属于中度老龄化地区;第四种,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人口正处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老龄化初始阶段。从城乡分布来分析,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到城镇,使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都高于城市,农村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
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的结合为前提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对生产要素定义的外延有所改变,但归根到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还是劳动力和资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和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就成为中国产业的优势。下页表2显示了1982年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虽说劳动人口还在缓慢上升,但根据前文中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数将会急剧下降,劳动力资源将严重匮乏。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的短缺又是影响经济的发展重要因素。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养老保障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主要包括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三方面的内容。从物质供养方面来看,城市老年人大多有医疗保障金、退休养老金,所以以自我养老为主;农村老人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家庭养老为主。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主要由子女、老伴承担,老人和子女共同生活,便于家庭照顾、关心老人,也是老年人喜欢的日常生活方式,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养老保障冲击是巨大的。
1.人口老龄化加大了养老保障需求,而养老保障需求的加大将使中国总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比例扩大,投资率、积累率下降,减慢经济发展速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养老保障金增长速度较快,1979年全国共有离退休职工596万,1989年增加到2 205万,十年增加了2.7倍,各种费用相应由32.5亿元增加到382.6亿元,增长10.8倍。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预计:2050年,中国退休职工将超过1亿,每年支付退休费用将高达18万亿人民币,是1993年的二十多倍。
2.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过去了,第一、二代独生子女正进入婚育年龄,他们组成的家庭将接管社会,构成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即“四二一”家庭模式,家庭成员为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孩子,也就是说,1对夫妻要同时赡养4位老人,抚养1个孩子。然而,由于现代化生活、生产节奏不断加快,子女精力十分有限,越来越感到照顾老人的负担沉重,加之工作压力大,如果老人生病或体弱需要照顾,再孝顺的儿女都难以尽孝,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多元化养老。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抑制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一般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必将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开发、创新和推广,以适应新的行业和产业结构体系的需要。老年人虽然经验丰富,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和接受适应能力有所减弱,不利于新兴产业部门的成长,因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合理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也要与之相适应。由于中年和年长劳动力对长期定居区域和工种已形成习惯并产生较强的依赖感,因此一般不愿搬迁到其他区域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性质,这就使得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2.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老龄化水平。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导致现有农业人口减少,且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稳固中国的农业基础地位。而中国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
3.人口老龄化改变消费品产业结构,带动产品生产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动也会对消费市场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不同年龄结构或不同年龄层次人口的消费服务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产业就应运而生,老年产业是通过老年人口的需求体现出来。老年人口的需求主要包括物质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护理照料需求、收入保障需求。老年人口的需求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老年产业的广泛性,老年的衣食住行及精神状况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我们应该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制定合理政策,减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使社会经济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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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面对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于飞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助性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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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巴西“拉美化”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20届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已近一年,在享受完这场足球盛宴后,人们不禁开始考虑这场盛宴给巴西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研究的 “拉美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 “拉美化”这一概念一般用来描述拉美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调。关于 “拉美化”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研究成果颇丰。学者程凯[1]认为,“拉美现象”可以理解为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而这个阶段一般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学者金城[2]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 “拉美化”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由于拉美国家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发展道路,在获得阶段性快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对于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学者崔效辉[3]则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 “拉美现象”,即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不合理的金字塔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数很少的主导型阶层分享殆尽,而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结构失衡的现象被称为 “拉美现象”.这些研究为认识和思考 “拉美现象”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 “拉美化”问题,现拟在结合历史资料,以社会学视角分析巴西近三十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社会分层理论进一步理解 “拉美化”问题,探讨 “拉美化”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拉美化”问题的特征和影响
至今,学界关于 “拉美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自身学术背景下对其定义做出了相当全面的概括,这里就不加赘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诸多问题。[4]从历史上看,多数拉美国家自19世纪取得独立后,便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3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开始走上了依靠进口替代本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通过大量举债从而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5.4%.这一时间段,外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整个拉美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虽然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500美元,但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单纯依靠外资而忽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拉美各国开始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因而80年代也被称为拉美 “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又都采取各种改革,主要的政策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经济有所好转但后期起伏较大。就巴西而言,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境地。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虽然国民收入有所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外债累累等问题。进入21世纪,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加入国际合作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暴露,且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1.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
整个拉美国家的基尼指数一直保持在0.5~0.6之间,这比世界各国平均指数0.4要高出很多。另外,少部分的富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现象至今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顽疾。
2.政治上的动荡
拉美地区是一个历史上军事政变频繁的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过一百多次军人哗变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很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从军政府统治到推翻军政府开始组建民选政府这一过程。动荡的政治使得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社会治安的混乱
动荡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拉美国家枪支泛滥,其地区的自杀率和绑架率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每年拉美地区由于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 680亿 美 元,占 到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的15.0%.
4.环境污染严重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和民众缺乏一定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拉美地区每年减少森林面积大约为590万公顷,这个数据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例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拉美上空,驱之不散。
(二)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国家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不仅分析社会的发展,更能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拉美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分层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也是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着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7]认为,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西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真正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当属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二者对社会分层的本质、社会分层的原因以及划分标准的阐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马克思[8]认为,阶级现象的产生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9]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则集中于阶级、身份群体、政党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也即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不同层级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差异导致拉美国家大多处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数很少,却拥有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越往下层社会阶层越低,人数却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少,由此也体现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一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频繁波动。由此也折射出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拉美化”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定义,一般来说是将拉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为其中。但是不管概念如何,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经济总量在拉美位列第一,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金砖四国”之一。研究拉美化以及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把巴西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
巴西的现代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1931~1950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6%左右,高于其他主要的拉美国家。自1951年起,巴西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6.8%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持续了30年之久。其中,1968年~1973年间,巴西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2%.但时间进入1980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油价疯涨等外部因素以及巴西国内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共同影响,1981年开始,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外债也迅速增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飙升,最高达到43.1%之多。[10]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有所复苏,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又一直居高不下。
1994年,巴西开始实施着名的 “雷亚尔计划”,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单从通货膨胀率上看,1993当年为289.0%,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回落到了9.1%.进入21世纪,2003年~2008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7%,人均GDP也上升到了8298美元。
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巴西经济开始了 “过山车”似的发展,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以至于到了今年,出现了前文所介绍的1.5%的增长预期。[11]从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尤其在拉美地区陷入拉美陷阱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也如同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二)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西民族主要由最初的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组成。这就决定了巴西传统文化就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兼具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和非洲文化特点的巴西文化热情又不失厚重。桑巴舞,狂欢节,足球, “黑人文学”等都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中,非洲文化对于巴西文化起到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以废除奴隶制为题材或以黑人、混血儿为主人公的 “黑人文学”作品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巴西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传统的巴西文化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巴西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大对于文化市场的投资力度,但无奈于经济形势。据巴西 《伯南布哥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巴西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而整个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产值只占全球文化产值的4.0%.[12]可以说,振兴巴西的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
(三)复杂的政治局势
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主要以权威主义统治为主,坚决镇压反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1985年,军政府还权于民,巴西步入了现代民主化进程。一直以来,巴西实行的是多党制和联邦制,导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政治僵局频繁出现。虽然巴西总统有着广泛的权力,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近年来,巴西政府在腐败问题、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及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民主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巴西社会,政治稳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提高成为人民的期许。
(四)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严重
从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能看出拉美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被称为都市化趋势;二是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区,造成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被称为边缘化趋势。这两个问题不断发展,最后衍生的问题就是边缘地带很难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导致与中心城市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心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而广大的边缘地带居民长期经受着贫困,疾病,犯罪等问题的困扰,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直制约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巴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两极分化最快速的时期。
1979年~1990年期间,巴西的基尼指数由0.493提高到了0.535,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一期间几乎翻了一番。[13]进入新世纪,巴西政府做过许多尝试,但都没能改变两极分化的难题。最后,过多依赖外部投资,导致巴西社会的稳定性差。由于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了 “外资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对于本国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少,经常发生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发展。
可以说拉美化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了巴西一个惨痛的打击,更是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整个巴西社会笼罩在一种阴霾的大环境下。这就如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所见是一样的,足球场内,群星闪耀精彩不断;而场外各种绑架,凶杀等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充满矛盾的巴西社会也许就像巴西的足球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对发展做哲学定义时就曾总结过,发展是具有普遍性、曲折性、过程性和规律性这四个特点。[14]如何看待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就 “拉美化”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拉美化”不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拉美化”这一问题能否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拉美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等而简单地将一个社会定义为 “拉美化”.因为 “拉美化”具有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背景。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大1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加上历史上拉美国家大多属于殖民地,本土经济文化遭受冲击严重。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军政府又统治了较长时期,导致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现象严重,民主长期缺席。推行民主和改革后,又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的冲击,导致出现了以上列举的问题。
(二)如何避免 “拉美化”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怎样避免类似于“拉美化”问题的出现?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怎样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会简单地存在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结合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避免出现 “拉美化”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展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和法律的地位;三是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自身市场。
(三)“拉美化”对我国发展启示
由于同为发展中大国,又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巴西的发展问题常常被我国学者拿来同我国的发展对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 “拉美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何警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自那时起,中国是否陷入了 “拉美陷阱”就一直被人反复讨论。前文已经阐明过, “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定。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 “拉美化”问题,但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们对于巴西发展道路的回顾和讨论,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这里的具体国情,需要大量的实践和调研来得出,而不是纸上谈兵。二是我国要继续突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社会收入分配新机制,缩小两极分化。四是健全法律体系,“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五是扩大本土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让本土市场在竞争中增强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环境的保护,加大反腐力度,保持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总之,“拉美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在面临类似于 “拉美化”这样的发展问题出现时,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躲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科学地将 “拉美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运用于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1]程凯.“拉美化”谁的错 [N].中华工商时报,2004-07-13(05).
[2]金城.中国轿车走上 “拉美化”不归路 [J].中国市场,2000(7):30-32.
[3]崔效辉.警惕中国社会的 “拉美化”倾向 [J].决策咨询,2002(2):25-26.
[4]孙洪波.“拉美化”命题研究综述 [J].拉丁美洲研究究,2005(1):44-47.
[5]黄其轩.巴西 “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15-120.
[6]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的起始与社会转型 [J].拉丁美洲研究,2003(5):8-13.
[7]戴维波普诺着,李强译.社会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7-225.
[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7.
[10]周志伟.从 “永远潜在大国”到 “崛起的金砖”[J].世界纵横,2009(11):54-57.
[11]张宝宇.巴西500年历史嬗变 [J].拉丁美洲研究,2000(3):1-8.
[12]吴志华.巴西文化产业政策初析 [J].拉丁美洲研究,2007(4):35.
[13]黄其轩.巴西 “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15-120.
[14]吴晓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与当代意义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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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加深、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的变化加速,也必然引发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互动与重构,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用生态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发展最富竞争力的资源,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西丰县始终把生态作为发展之基、立县之本,通过重视生态保护、利用资源涵养、打造产业链条、建设反哺生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 产业链条 可持续发展
自党的首提“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在各类场合有关生态文明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多次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西丰依托良好生态资源、特色产业资源而建设、发展,始终把生态作为发展之基、立县之本,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按照这一发展理念,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快改革步伐、加强生态建设,确立了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建设“生态郡、养生谷、健康城”的发展目标。这一思路在全县上下形成共识,得到各级各界高度认可。生命健康产业上升为辽宁省省级发展战略,成为省突破辽西北重点扶持产业,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列入辽宁省省级重点产业集群。
西丰森林覆被率61%,负氧离子含量丰富,被誉为天然氧吧,在全国第一批以县为单位整体通过绿色环评,是全国绿色食品基地县、绿化模范县。每一项荣誉、每一项称号都很好的体现了西丰县委、县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诠释了西丰在生态建设方面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保护生态、涵养资源这是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凡事预则立,西丰县委、县政府聘请辽宁省能源所、辽宁省环科院等团队,完成了“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和“生态文明示范区规划”,作为生态建设的指导性文本。三年来,持续开展青山工程,累计投入资金9500万元,完成清退还林12.5万亩,围栏封育20万亩,形成“三退一围一补”西丰独有模式;有效实施闭坑矿生态治理,累计投入资金1791万元,治理面积597亩;加快推进碧水工程,累计投入资金1.6亿元,完成河道治理156公里,西丰县污水处理厂、西丰县生命健康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等投入运行;深入实施宜居乡村工程,累计投入资金20128万元,建设垃圾处理厂3个、填埋场和填埋点75个,植树66万株。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西丰县被评为国家级可继续发展实验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进一步促进了我县生态资源的产生和积蓄,为实现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丰有“中国梅花鹿、中国柞蚕、东北中草药材”三乡的美誉,是梅花鹿养殖发源地、参茸药材集散地、皇家猎场兴盛地、生命健康产业地,是全国“鹿产业第一县”、辽宁省“一县一业”鹿业示范县,这些资源是西丰的特色品牌、是对外宣传最好的口号。因地制宜培育好这些产业资源对西丰发展、完善产业链条至关重要。按照这一原则,我县聘请北京大学、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等团队,完成了“生命健康产业规划”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作为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的遵循和依据。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2007年开始规划建设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园区产业定位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生命健康产业,充分利用梅花鹿、柞蚕、中药材等特色资源,建设绿色、低碳、环保、生态型园区,累计投入资金3.81亿元。同时,做好园区建设“两手抓”工作:一手抓基地建设,保障原料供给。在全县18个乡镇实施了三大功能区,即南部特色产业示范区,重点发展鹿、柞蚕、中草药材、烟叶等特色产业,以及生态旅游;北部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发展高端人群的蔬菜供给基地、绿色食品的生产加工基地,以及田园旅游;中部工业核心区,重点发展生命健康产业,优先发展新市镇。促进三次产业优化升级,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手抓项目培育,完善产业链条。在招商引资上,我们抢抓发展机遇,借力扬帆,一年时间内,辉山、茅台、东阿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落户西丰,修正、敖东、天士力、复星集团、康美、北京宝健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中,力促在企业做强上,联合发展、合作共赢。
园区的完善、基地的建设、项目的落地、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延长了我县产业链条、增强了协作配套能力,对全县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县乡财力增强具有重要意义。介绍一个实例,在多年发展中,西丰农业一直以种植玉米为主,每亩纯利润在500元左右。2013年辉山乳业正式入驻西丰,进行土地流转,每亩给农民租金750元,仅土地部分就相差200余元,而且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又有额外一份打工收入。特别是随着一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项目落户西丰,对我县人员就业、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辉山乳业项目建成后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东阿阿胶合作项目生产后可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茅台健康产业项目投产后可安排就业1500人,等等,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全县新增就业3061人;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8亿元,增长30.9%,增幅在铁岭市排名第一。
把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建设,就是要突出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让群众能够更好地享受发展成果。2014年,围绕生态保护、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农业农村等方面,我县确定了36项重点民生工程,全部顺利推进,到年末实际完成39件。特别是公路景观绿化、石人沟河旅游带产业带、城子山千亩花海、陶然镇绿色生态经济长廊等一批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民生项目的实施,受到群众一致好评;饮水安全、养殖业污染治理、农村垃圾填埋场建设等一批与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民生项目的实施,受到百姓高度认可。同时,全县18个乡镇确定乡镇、村屯民生工程200余项,提高了群众生活环境。今年,我县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确定了16项重点民生工程,包括河道治理、湿地公园建设、闭坑矿生态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多项生态民生工程,这正体现出我县用经济反哺生态建设的发展理念。由于把生态文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自觉自愿地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实现从生态到资源到产业到经济,最后反哺生态的封闭循环,形成了良性发展模式。
(作者为辽宁省西丰县人民政府县长)
①《谈生态文明》,人民网,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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