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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是建筑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建筑市场的规范也得到大大提升. 目前从理论上讲,业主方可以自行完成项目管理中的部分任务,但是从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合同管理、组织协调等多项业务职能上,业主的能力是与专业机构的能力无法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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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监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建筑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误区. 按照市场运行规律,工程监理必然要向工程项目管理发展. 文章探讨了工程监理与工程项目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过程中应具备的条件.
关键词:监理; 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市场;
论文正文:
工程监理与工程项目管理关系的研究
工程建设监理是指监理单位受项目法人的委托,根据国家批准的工程项目建设文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建设法规和工程建设监理合同及其它工程建设合同,对工程建设实施的监督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针对工程项目建设的要求,接受业主的委托,按照双方合约的规定,代表业主对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和服务.
正因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工程项目管理是项目管理代表业主方,按照双方合约的规定对整个工程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或服务,而监理企业或公司则是一种有偿的技术技能服务,它不具备项目管理企业更加广泛的职能和职责. 而且监理制度推行的本意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原有的建设管理模式,但由于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项目法人不可能将投资、进度、合同管理等交给监理人去进行. 国家的政策法规又规定建设单位必须要有监理,则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只有质量管理交给监理公司来进行.虽然近几年对建筑安全监管十分重视,各地均发文要求监理也要对安全负监管责任. 这一系列的定位,职责的界定使工程监理和工程项目管理之间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差距.
111 工程监理就是质量监理
监理企业的职责原本应当概括为“三控、二管、一协调”. 但是在目前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原因、机制不配套原因,使原本监理单位的职责多被拆解,该做的没做够,该给的没给到,不该的却担着. 监理的三控“即投资、进度、质量管理”职能多被大大弱化,绝大多数监理单位仅仅是以“质量监理为主”. 工程建设中的监理工程师也就是质量检验员. 面对于工程建设中的前期咨询、勘察设计、指标代理、设备采购与建造等内容服务却基本不涉及. 正因为如此,工程监理变成了业主单位聘请的工程质量监督旁站人员,有些业主单位甚至认为聘请工程监理纯粹是为了满足国家法规的要求,是应付上级政策的对策. 正是由于对前期阶段监理的缺失,使得前期阶段在功能策划、可行性研究、设计图纸的完善性等多方面不够完善和健全,直接导致施工阶段设计变更较多,工期失去控制,成本预算超出范围,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严重的时候大大影响了整个工程的建设.
112 工程监理对业主行为无规范
业主行为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工程建设项目能否顺利进行,建设目标能否如期完成. 业主方往往是出资方,因而相当一部分业主对监理工作干预较多,有的不通过监理工程师直接给承包商下达指令,造成不必要的纠纷和误解. 对于大型的项目,有时业主还要自行组织一套人马来控制工程进度和投资,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 从理论上讲,监理工程师应该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的唯一管理人员,业主委托了监理,就应由工程师去实施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理与管理,业主的意见和一些决策也应通过监理工程师去实施,而业主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做好对监理的管理,而非直接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管理. 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实际工程建设项目中,由于对业主缺少规范,往往由此出现了许多问题.
113 工程监理缺少高智能人才
自从工程监理制度实施以来,对监理费的收取逐年呈下降趋势,低价竞标更加压低了工程监理费的收取,有的项目工程监理费还未达到标准取费的三分之一. 过低的监理费对工程监理行业的发展和监理人员素质的提高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和高管理能力的人才不愿意到监理行业来. 有些高智能人才即使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也由于监理企业无力常年聘用,他们多为临时工,有项目需要时被招聘过来,项目完成后即解除聘用.
由于工程监理基本上是属于施工队伍的“三控、二管、一协调”,与真正意义上的项目管理有很大差距,它们并未进入前期的科研和采购范围. 因此它们也缺乏适合项目管理的人才,尤其是经济、管理、商务和法律等方面的人才,而目前工程监理企业所有的人才则对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严重不足.基于以上原因,导致了专业监理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监理工作的需要. 另一方面由于工程建设任务的急剧增加,而合格的监理人员又严重不足,使各监理企业和单位只有大量聘用非工程专业人员来充当监理人员. 因此使得监理人员的结构不合理,职责宽泛,素质不高,加之监理单位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培训费用少,人员调动困难等,使得整个监理行业很难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工程项目管理是建筑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建筑市场的规范也得到大大提升. 目前从理论上讲,业主方可以自行完成项目管理中的部分任务,但是从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合同管理、组织协调等多项业务职能上,业主的能力是与专业机构的能力无法对比的. 对投资方的业主而言要配建各专业齐全的基建班子,是人力、物力所不允许的,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则为投资方业主提供了可以解决这些困难的途径. 这也是工程项目管理得以发展的基础. 而一个以质量监督为主要职能的工程监理企业,就势必要向工程项目管理转型和发展.
211 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项目管理从项目建议书阶段就开始了,历经可行性研究、设计、招标、施工招标、项目实施、竣工验收、试运行和项目后评估等一系列过程,因此对人才的要求,特别是高智能、高素质人才要求十分苛刻.监理企业要过渡和转型成为项目管理公司就要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上下大功夫. 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采取积极的措施,引进急需的人才去实现专业功能配套,功能补全. 除此之外,还应采用不同类型的各种培训,如对员工的项目管理基本知识培训和着重实务实用的专题性培训以及实用外语能力培训等,提高员工的能力. 通过以上这些手段,建立起一支具有复合型和开拓型能力的,懂设计和管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212 建立标准和工作规范
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项目管理唯一标准和工作规范. 项目管理不同于工程监理. 它除了自身完成相应的专业服务外,还要担当起项目策划及在工程建设全过程中负起组织协调等主导作用. 因此项目管理企业应建立具有自己特色并且更为严谨的业务标准和工作规范. 这些标准和规范应该和企业自身的内部基本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体现自己企业的文化和精神设计,这些标准和工作规范应该成为企业员工的业务手册,成为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的另一重要资源.
213 努力开拓市场
目前在我国的建筑市场上不可能将项目管理企业所承担的工作全部交给监理公司来完成,即使已经从公司转型过来的项目管理公司也不可能全部接手工程项目的全部管理. 但是作为有实力的建筑监理公司承担这些,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除上述应该建设的好的内涵部分外,还应加大对业主的宣传力度,主动开拓市场,主动向业主方介绍项目管理的全过程、管理的内容、意义,以及委托项目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的必要性,这些宣传和市场开拓,对政府投资或者是私人投资的业主方均要实施. 使它们逐渐明白项目管理对一个建筑项目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
虽然工程建设监理在目前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建设监理势必要向项目管理企业转型. 除此之外为了满足业主方获得最大效益,工程监理趋向项目管理也是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监理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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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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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企业所得税制规定,对利润较低的企业可实行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减按27%优惠税率征收,在3万元以下的减按18%优惠税率征收。这一优惠税率仍然过高,而适用优惠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则定得太低,使得应予扶持的中小企业得不到照顾。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不仅成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必需的协作服务、创新技术、带动中小城镇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同时中小企业还成为了国家税收新的增长点。但是,由于目前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度大、社会负担重、政策支持力度小及其自身缺陷等问题,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本文欲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以便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现行税收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已不能适应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存在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窄、优惠手段单一、优惠目标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增值税、所得税和税收管理服务等方面,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现行增值税税制对中小企业存在的歧视和限制
现行增值税税制把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且规定从1998年7月1日起,凡达不到销售额标准(工业企业年销售额100万元,商业企业年销售额180万元)的纳税人,不管企业会计核算是否健全,一律不得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而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规定是: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营上必须开具专用发票的,要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而且只能按“征收率”填开应纳税额。这些政策不但加重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而且使购货方因不能足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愿购买小规模纳税人的货物,使占总纳税户80%甚至90%以上的小规模纳税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阻断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增值税两类纳税人的界定标准不合理,把中小企业大量地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再加上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偏高(工业企业6%,商业企业4%),其税负远远超过一般纳税人。同时,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使企业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得不到抵扣,又加重了其税收负担,降低了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这些都对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极为不利。
(二)现行所得税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仍实行内外两套税法,对外资企业优惠多,税负轻;对内资企业优惠少,税负重;同属内资企业,又是对大型企业优惠多,对中小企业优惠少。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负率约1 2%左右,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率约为25%左右,其中中小企业实际税负率则更高。这主要是以下税收政策规定造成的:
1.优惠税率仍然过高。现行企业所得税制规定,对利润较低的企业可实行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减按27%优惠税率征收,在3万元以下的减按18%优惠税率征收。这一优惠税率仍然过高,而适用优惠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则定得太低,使得应予扶持的中小企业得不到照顾。
2.折旧年限规定不切实际。外资企业多是实行加速折旧,内资企业则限定过严,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超负荷运转,磨损很快,折旧计算不予照顾,加重了税收负担。
3.扩大投资税负过重。外资企业获得的利润用于再投资,可返还已缴纳的部分企业所得税,而内资企业股东权益转增资本金还要再缴纳一道个人所得税,税负过重。
(三)现行税收征管政策中存在有碍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不设置账簿或账目混乱或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但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往往对中小企业不管是否设置账簿,不管财务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办法,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第038号)中制定的“应税所得率”标准(工业,商业为7%~20%,建筑安装为10%~20%),也不符合中小企业薄利多销、利润率低的实际;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所得税,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还有些基层税务机关甚至对税法已明确的“对乡镇企业征收所得税可减征10%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等优惠政策规定,也未能落实。这都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有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除了在建立管理机构、加强政策指导、放宽金融政策、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扶持外,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一)美国
美国有众多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近,50%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50%以上的劳动就业机会。联邦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采用了多种税收优惠措施:1.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已从46%降为33%,最低税率降为15%;2.美国《经济复苏税法》规定,与中小企业密切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5%,资本收益税税率下调到20%;3.雇员在25人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的利润,可选择一般的公司所得税法纳税,也可选择“合伙企业”办法将利润并入股东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4.购买新的设备.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购入价格的10%可抵扣当年的应纳税额;5.对中小企业实行特别的科技税收优惠,企业可按科研经费增长额抵免税收;6.地方政府对新兴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一定比例地方税。
(二)法国
法国是发达国家中中小企业较多的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1.中小企业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的附加税2003年起已全部取消;2.中小企业用一部分所得再投资,这部分所得可减按19%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3.新办小企业在经营的前4年非故意所犯错误,可减轻税收处罚,并可适当放宽缴纳的时间。
(三)日本
1963年日本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规定,对研究开发型中小企业给予特别的税收优惠。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1.降低中小企业的法人所得税税率,对资本额在1亿日元以下,而年度应税所得额在800万日元以下的,税率降为28%(大企业的税率为37.5%);2.对试验研究费用超出销售额3%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未满5年的中小企业,实行设备投资减税;3.对中小企业机器、设备给予特别折旧,对工业用自动机械、数控制造机械等,可就购置成本的7%抵免所得税(但抵免金额最高不得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20%),或采用初期折旧32%;4.准予中小企业设置“改善结构准备金”,不计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四)英国
英国为了给利润少的小企业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2000年4月起,年利润不足1万英镑的公司,所得税适用10%的优惠税率。
(五)韩国
韩国于1996年颁布《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明确规定了若干促进中小业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1.新创办的中小企业所得税实行“三免二减半”(前3年免税,后2年减半征税);2.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减免所得税、财产税及注册税;3.中小企业购进机器设备按购进额的30%抵免所得税;4.中小企业因债务人的欠款而陷入困境的,政府为其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
各国对中小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虽不相同,但经过比较分析可总结出其具有的共同特点:
1.通过立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世界各国都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可观的生产总值。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来制定税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将税收优惠提高到法律层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2.税收优惠政策内容比较系统。多数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贯穿了中小企业创办、发展、再投资、科技开发、甚至联合改组等各个环节,也涉及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内容比较系统。
3.税收优惠手段灵活多样。多数国家采用定期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增加费用扣除、投资抵免、亏损抵补等多种税收优惠措施,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创办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企业,税收优惠很多很细,使不同类型的各种企业都能得到税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
税收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充分重视和发挥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应定位于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而且应定位于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同时通过完善税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和改进税收征管服务,引导中小企业向“小而专,小而优”的方向发展,生产出更多的“新、精、特、优”产品;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鼓励中小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安排更多的社会就业人员;指导中小企业搞好社会化分工协作,实现市场功能互补、产业结构合理,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一)完善现行增值税税制,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完善现行增值税税制,改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规定和管理办法,是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健全增值税运行机制急待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1.扩大一般纳税人征收范围的比重。
从事工业生产加工和经营生产资料的中小企业,处于商品流转的中间环节,为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凡生产场所比较固定、产销环节便于控制、能按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要求准确核算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的,都可核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中小企业从事商业经营年销售额未达到180万元标准的,如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经批准也可核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型企业对会计核算暂不健全的,也应积极创造条件,通过税务部门组织培训等方式,帮助提高其会计核算水平。还可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小型企业在达到一定条件后,允许其自行选择纳税办法,可改按一般纳税人计算纳税。扩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征收比重,适当缩小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范围,拓宽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覆盖面,才能真正革除增值税税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和限制。
2.进一步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国家税务总局已采纳各地的调研建议,从2003年1月1日起提高了销售货物和服务业务的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但现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率仍然显得过高。对部分确无记账能力仍需按小规模纳税人征税的小型企业,也应该进一步调低增值税征收率,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工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可以调低为4%;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可以调低为3%;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有利于缩小增值税两类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差距,促进小规模纳税人生产经营正常健康发展。
(二)改革现行所得税税制,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
目前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或法人所得税法的条件已成熟,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在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时,应充分体现税收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
1.降低中小企业的优惠税率。
顺应国际上多数国家相继调低所得税税负的趋势,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也应适度调低,可以降低到24%或25%,其中对困难较多、利润较少的中小企业,应继续制定优惠税率,并提高适用优惠税率的所得额限额标准。具体建议是:年应税所得额未满10万元的中小企业,可适用10%的优惠税率;年应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未满20万元的中小企业,可适用15%的优惠税率,以扶持中小企业中积累较少、扩大生产经营困难较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2.放宽税前费用列支标准。
两税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税前费用列支标准,原则上应向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税前费用列支标准靠拢,彻底消除对内资企业的限制,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改革的重点是:
(1)取消“计税工资”的不合理规定,改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全额税前列支;
(2)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准予税前列支;
(3)取消只准按国家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列支利息的限制,对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都应准予据实税前列支;
(4)取消技术开发费税前列支只限于国有、集体企业的限制,民营中小企业也应同样享受,以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3.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小企业也必须不断更新设备,不断开发新产品,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机器设备,允许实行加速折旧,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以促进中小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4.扩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
税收优惠应改变现行的以地区优惠、经济性质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改为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优惠;优惠形式也要多样化,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形式,并应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优惠范围。重点是采取以下税收优惠措施:
(1)继续保留对安置待业人员、安置下岗职工、安置残疾人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适当扩大新办企业定期减免税的适用范围,不要仅限于部分第三产业可以减免,对生产领域新办的中小企业也可给予定期减免税扶持;
(3)给予用税后利润进行再投资的中小企业按一定比例抵退税的支持;(4)准许企业投资的净资产损失,从应税所得额中抵扣;
(5)准许个人独资和合伙经营的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选择一个税种纳税。选择按企业所得税纳税的,对其按规定支付给股东的股息,允许税前列支;选择按个人所得税纳税的,股东应得的股息、红利,并入股东个人所得征税,避免重复征税,以体现对小企业的关怀照顾;(6)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创办的中小企业,授权市县人民政府给予定期减免税照顾。
(三)改进税收管理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
优化服务主要体现在执法公平、方便纳税、节约中小企业纳税成本方面,必须做到:
1.广泛开展税法宣传,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在办税大厅免费提供纳税指南,利用媒体广泛开展税法宣传,提供优质的税务咨询服务,使中小企业能及时获得税收法规变动的可靠信息,以利其依法遵章纳税;
2.大力加强中小企业税法知识和建账建制等的辅导培训,以利扩大中小企业建账面;
3.简化中小企业纳税申报程序和纳税申报时附送的资料,以利节省其纳税时间和纳税成本;
4.积极推广税务代理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税务咨询、税务代理,尽量减少因不了解税收法规而造成的纳税差错;
5.改进对中小企业的征收方法,积极扩大查账征收范围,尽量缩小核定征收的比重,同时对核定征收的“应税所得率”和“纳税定额”,一定要调查核定准确,以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6.对少数中小企业纳税上的非故意差错,只要其依法补缴税款,可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
7.适度下放地方各税的减免权,对那些税源固定、税收收入较少的地方税种,均可授权地方政府自行掌握,以利于各地有针对性地中小企业给予必要的减免税扶持,促使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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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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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管理的定义是:企业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利用相应的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来协调企业与顾客间在销售、营销和服务上的交互,从而提升其管理方式,向客户提供创新式的个性化的客户交互和服务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吸引新客户、保留老客户以及将已有客户转为忠实客户,增加市场份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电力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及应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电力企业市场营销,主要就是在市场导向的综合作用中,结合电力资源的优化方式,形成与客户共同管理提高终端电力效率的相关模式。因此,全面探讨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电力企业市场营销策略运用,将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1.1整体概念的基本运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电力企业生产成本控制与节约越来越重视,在价格相同的背景下,强调的就是服务能力,服务能力强的,就能获取更多的客户市场。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营销理念,强调的就是突出以人为本的宗旨,在树立企业良好服务意识的基础上,将服务品牌运用中品牌营销战略之中,让品牌成为一个重要营销模式。在整个电力管理营销中,与客户保持一种共同发展的新型供电关系,在确保服务质量的基础上,优化制度管理,强化培训,增强服务能力。
1.2供电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的特点
在供电企业客户关系管理中,要注重对电力商品的认识。由于电力供应的特殊性,要注重在供电企业与用电客户之间形成强大的电力网络,构建电力及其配套电力产品(如电力产品组合、服务渠道产品、节能服务组合等)流通的综合渠道。电力客户关系管理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因为电力供应关系到国计民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这种社会职能的建立,就是要做到让客户满意,让社会满意。同时,电力客户关系也具有一定的行业垄断性。在电力供电企业中,需要投入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经济型。在配电侧的电力服务中,要形成相对垄断的局面,形成供电企业中客户关系管理与其他行业中客户关系管理有明显的不同。
2.1配电网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城市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大规模的城乡农网改造中,配电网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一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环境、自然因素、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整个改造的进程相对缓慢,在一些农村配电网的购置中,有的使用的是树枝型放射网,因此,转供的能力相对不强,可靠性不高。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或偏远山区),就会存在线路老化、线损严重等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2.2变电站倒闸操作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当前一些变电站的倒闸操作中,还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操作手段,没有形成稳定安全的状态操作。在整个操作的过程中,对于涉及到的一些细节问题,没有形成综合的技术处理,这样,就会造成设备的损害与对外停电现象。在整个配网建设中,对于配合检修、扩建、改建等工程,没有突出客户关系的综合考虑,在倒闸运行的过程中,运行人员在设置安全屏障的基础上,不能有效的实现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
2.3电价销售还有待进一步开放
在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电力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中,对于电价的销售,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不能结合开放的价格策略,在电力企业综合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就会对电力行业的影响增大,客户对电力的需求也就逐渐加大,因此,就会出现电价下调、结构调整、上缴资本金后资金大幅度的减少,形成电力供应与客户关系之间的矛盾产生,不利于电力企业的综合发展。由于电力企业的综合服务职能不强,因此,在电力企业员工的工作薪酬、积极性调动、培训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没有规范化的运用,也会对电力营销造成相应的影响。
3.1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电力应用营销绩效
(1)模型假设。H1,该电力公司当前目标在于追求市场份额增长,努力提高收入规模;H2,投资行为理性。
(2)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对于业务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其样本数据的选择可分为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两大类。为保证样本量的充足性和研究结果的时效性,本文以电力企业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 考虑到样本限制,选取的影响收入的最重要指标不超过4个,本文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处理分析。
(3)变量的选取和度量。通过对该电力企业的调研,得出对主营业务收入产生影响的指标大致为:营业费用、用户数量、客户投诉率和MOU值。因此不妨令自变量X1:营业费用,X2:用户数量,X3:客户投诉次数,X4:MOU(平均通话时间长);因变量Y:主营业务收入。同时在选取指标过程中,尽量避免指标间的高度相关性。
3.2创新营销的主体渠道
在电力营销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营销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长短结合的营销方式,结合电力企业的综合特点,在电力市场的营销过程中,结合发电、输电、配电、客户之间的长渠道销售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分销短渠道的管理,通过创新管理的方式,电力供电企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大客户批发销售电量,并在输电公司提供的传输通道中,形成有偿的服务模式。在这样的综合销售过程中,可以刺激客户的用电消费意识,提高电力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同时,还可以结合丰富多彩的促销手段。在促销销售的过程中,形成销售人员与公关关系的促销方式,采用立体化、多元化的品牌广告营销方式,加强电力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双向信息沟通,全面向客户提供在电能、电力服务等多方面的信息,这样,就可以建立完善的社会关系,增强电力企业在客户中的信任度与好感,从而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3.3创新市场营销的弹性管理模式
在电力市场的新营销理念的带动下,要实施全新的管理理念。在实现电力市场营销可持续扩张的策略运用中,要结合多方面的运用方式。
一是优化供电在的整体品质,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提高电力品质,做好相应电网的建设与综合维护管理。因此,在做好市政建设、电网建设的基础上,完善配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配电网络的整体规划与统筹安排,提高配电网的电缆化、自动化信息水平。
二是根据市场细化,采用弹性灵活的电力价格管理策略。在扩大供电销售的基础上,结合电力客户的市场细化,结合市场负荷的整体变化,研究出不同客户在电力供应中的综合需求,采取灵活多变的营销方式,实行质量差价与数量折扣的总格管理,按照客户要求提升管理能力,提升电力销售的整体数量。
三是建立配电自动化系统与客户服务云计算的综合管理系统。在进行数据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实现营销在线监控与信息化自动采集的方式,对电力市场营销的过程采用计算机网络化全程控制的方式,杜绝人为因素在电力营销渠道中的综合运用,满足不同层次电力客户的综合需求。
在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电力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中,要形成差别化的服务模式,对于不同的客户,要提供相应的资源管理模式,依据市场运营的规则进行组织管理,形成营销模式的创新,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营销管理机制,提供全方位的销售服务模式,推动电力企业营销品牌的综合效益,提升企业的整体市场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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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定位属于心理接受范畴的概念,所谓的广告定位就是指广告主通过广告活动,使企业或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确定位置的一种方法。定位思想的最先倡导者是:美国著名广告专家J·克劳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因素与商业广告定位及创意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跨文化广告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商品营销的宣传形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 观念、消费观念等。广告的定位、创意是广告成败的关键。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文化因素;广告;定位;创意
美国广告学者艾·里斯等在《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中指出:“定位并不是要你对产品做什么事,定位是你对潜在的顾客心智所下的功夫。定位并不是不牵涉到改变,它确实在改变。但改变的是名称、价格及包装,实际上对产品则完全没有改变。所有的改变,基本上是在作着修饰而已,其目的是在潜在顾客心中得到有利的地位。”广告定位主要有两大类:实体定位和观念定位。实体定位强调的是:在广告宣传中突出产品的新价值,与同类产品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更大利益。观念定位是在广告中突出宣传品牌产品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取向,诱导消费者的心理定势,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从而引导市场消费的变化或发展。影响广告定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民族文化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它的作用是在广告中突出、渲染一种具有个性的、独特的、与受众文化和谐的气氛,它的目的是吸引潜在的消费者,在公众中树立起自己企业的形象。
从日本三家汽车公司在中国销售所做的宣传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有朋远方来,喜乘三菱牌”;“古有千里马,今有日产车”,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由中国的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千里马易寻,而伯乐难求也”演绎而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告的创作者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这样做,不但求得了在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使潜在的顾客对其产品产生一种亲切感,同时也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说明他们的产品畅销各地,深受用户喜爱,使得它们在中国的销售有比较好的业绩。
由于人们在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差异,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对广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运动品牌耐克通过以“just do it”为主题的系列广告,和篮球明星乔丹的明星效应,迅速成为体育用品的第一品牌,而这句广告语正符合崇尚个性、提倡自由的美国青少年一代的心态:要做就做,只要与众不同,只要行动起来。但在香港电视上播放时,“just do it”译成“想做就去做”。许多消费者认为该广告有诱导青少年干坏事的嫌疑,纷纷投诉,在将广告词改成“应做就去做”后,才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尽管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在华人占主流的香港特区,尽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原因,造就其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城市,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依然深深地根植于老百姓的心中,自律具有传统的心理优势,它要求人们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一定的行为规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广告内容会有不同感受和理解,同样的广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宣传效果。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各具特色,其表达方式与文化习惯也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民族历史、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文学艺术、心理特点、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地域风貌等等差别而造成的。
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把它生产的“Matador”汽车销往波多黎各,“Matador”的英文意思是“斗牛士”,借此比喻该车的敏捷和威风。可是创作者忽视了“Matador”一词在波多黎各当地语言中是“杀手”意思。在一个交通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地方,“杀手”牌汽车怎么卖得出去?再如,许多国产护肤品在说明书中将“增白”译为“whiten the skin”。在汉文化里,“增白”是褒义词,汉语中“一白遮百丑”的说法反映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而西方国家的有钱人追求的是黑里透红的健康美,苍白在他们看来代表着贫困和疾病,并非美的象征。基于这样的审美期待,谁愿意花钱买“难看”呢?熊猫在世界多数国家受到欢迎,“熊猫”这一品牌译成各种语言,大多能产生美好的联想,但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用熊猫来做品牌广告,却遭到攻击和抵制。因为熊猫外形像肥猪,也被认为是忌物。跨文化广告创作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不符合受众文化的消费心理、有悖于他们的审美标准的广告,结果都无法赢得市场。
广告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求异,广告宣传必然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些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的发展。因此,跨文化广告定位时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美国通俗文化,风行世界,麦当劳快餐店广告总是裹携着美国文化,遍布全球。麦当劳的多种汉堡包都以牛肉为主要原料,其原因是美国是以牛肉为主要肉食。为了争取印度的市场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麦当劳将羊肉作为在印度出售的汉堡的主要原料,这是因为印度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国家,他们把牛敬为神,忌食牛肉。麦当劳尊重了印度的民族习惯和民族文化,从而顺利地拓展了在印度的销售市场。麦当劳还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在不同的国家配有不同的菜单:在法国配有香槟,在英国配有威士忌,在德国有啤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果味奶昔,在中国则配有红茶。这种融合两种文化优势的原则在广告中同样很重要,一方面要有本民族文化特色才能吸引受众,另一方面适应受众文化才能被接受。
尽管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广告内容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但是由于人类所拥有的相同的特质,同样的广告定位角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适用的,也会产生相同的宣传效果。比如,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一族,把刚出世的宝宝视为掌上明珠,他(她)们愿意为孩子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广告的创作者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抓住特定人群的心理特征,来选择或修改其广告定位的。
美国宝洁公司“帮宝适”纸尿布的成功,关键在于广告定位的调整。当时,纸尿布在美国市场上已有20多年的历史。虽然宝洁公司开发的“帮宝适”纸尿布比其他的同类产品质量更好,但其市场占有率却不到0.5%。通过市场调研分析发现,过去的广告定位是强调使用纸尿布的方便、高效,“母亲”是广告主题的受益者。而实际情况是,许多母亲对使用纸尿布心存内疚,认为自己是个只顾自己方便而忽视孩子的懒惰又浪费的不称职的母亲,因此,对于该产品有抵触情绪。于是,“帮宝适”立即调整了定位——将它放在婴儿受益一方,强调纸尿布吸水性更强、更卫生、更柔软舒适的优点。这样一来,该产品很快畅销全球。
同样,广州市广告公司设计的“鸿运转页扇”广告画面:以梦幻的玫瑰色为主色调,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广告语“柔柔的风,甜甜的梦”将温馨、甜美、浓浓的爱意传递给目标受众。该广告的定位是核心家庭,针对年轻父母特别珍爱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将使用转页扇带给小孩的好处展示给父母,从而影响其购买取向。
广告定位是广告创意的前提,广告创意是广告定位的表现。广告要想成功,一定要有创意,只有这样才能将广告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目标受众。从创意的源流来看,广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所生存环境之间的价值的实现问题。它具有特定的对象——居住在某一地区或属于某个民族的特定消费者。为了使广告在目标受众中引起好感,产生共鸣,广告创作者就必须了解目标受众的民族文化。在广告创意时,恰当运用民族文化有助于创作消费者喜欢并乐意接受的广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观念以及特有的文字,图案色彩,都能体现出跨国文化广告的鲜明个性,融合在广告创作中。
某年的春节期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面向中国受众推出了一个迎合中国习俗与文化背景的电视广告。广告画面:红瓦红墙的中式建筑,穿中国传统服装的小男孩,从电车上跳下的回乡游子,一人用红笔在巨幅红布上书写一个巨大的“福”字,可乐在杯中泛着泡沫以及同时叠现的中国传统的贺新春的场面,最后是广告语“当团聚的时候,挡不住的感觉”。这则广告以中国红为主色,辅之以中国传统的庆祝春节的画面,把佳节思亲的情绪融入到可口可乐的广告主题“挡不住的感觉”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在讲英语的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与庆祝活动或喜庆的日子有关。在中国红色具有的象征意义比西方国家要更加强烈。凡是与吉祥、兴旺、热闹等有关的事物,在汉语中都喜欢用“红”来表示,如“红利”、“红火”、“红包”等。表示顺利和成功时,也用“红”表示,如“披红”、“开门红”、“满堂红”等等。这则广告的创作者就抓住了中国传统的这一特征,迎合了中国消费者的民族文化情结。
由“全球化(Global)”广告转向“全球本土化(Glocal)”广告,要求广告创意中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精神。因为“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万宝路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下面是1993年底万宝路为中国市场而创作的一则贺岁广告。背景: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边陲锁钥”——嘉峪关。马蹄声声,无数身穿中国民族服饰的骑手从各个城门涌入。震天锣鼓,响彻云霄。长城内外,身穿中国民族服饰的西部汉子,排着整齐的方阵,跳着庆祝丰收的锣鼓舞。随着鼓声嘎然而止,一声嘹亮、豪迈的长啸划破天空。一时间,无数鲜红的缎带从长城上倾泻而下,正契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鸿运高挂”之意。“万宝路恭贺各位新年进步”的广告语在一片喜气洋洋的场景烘托下,传到了我们耳边。万宝路广告形象及广告表现始终如一。在本土,它选择的人物形象是具有美国西部背景和原形的牛仔。因为美国提倡的是张扬个性、勇于探索、追求创新。当面对中国的受众时,万宝路广告则做了适当的修改,它选择的人物形象是具有中国西部背景的西部汉子,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以朴实、善良、勤劳、勇敢为美德。这样就将狂放不羁的万宝路精神融入了中华神州的文化氛围当中,易为中国的消费者接受。万宝路这一“国际品牌本土化表现”策略——地点、人物、表现手法的选用,令其品牌概念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消费者达成了沟通,深刻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外商所做的成功的广告,大都是根据受众的文化心理进行创意的。广告创作者要针对不同的受众来研究他们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只有在了解受众文化对广告受众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创意,广告才能为受众理解和接受。否则,就无法赢得市场。
一则名为“恐惧斗室”的最新耐克篮球鞋广告片,男主角是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他进入一个五层高的建筑,与身着长袍的中国的老者“比拼”,并将老者击倒;詹姆斯扣碎篮板,身着中国服装的“飞天”随之粉碎;随后,篮板旁出现了两条中国龙的形象,二龙吐出烟雾和妖怪来阻碍詹姆斯的进攻。由于在这个广告片中,涉及到众多中国文化元素被广告片男主角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打败的画面,该广告违反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广播电视广告应当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尊重祖国传统文化”和第七条“不得含有……亵渎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的规定。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和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播放“恐惧斗室”广告片的通知》。
立邦漆一则名为“龙篇”广告作品画面:在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的两根立柱上各盘着一条巨龙,左立柱由于没有涂立邦漆,色彩黯淡,表面粗糙,巨龙仍得以紧紧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由于涂了立邦漆,色彩鲜艳,表面光滑,使得巨龙都滑落在地。广告要表达的是其高品质的产品,但是却忽视了目标受众的民族文化。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中国人自豪的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华夏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这则广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国人的愤怒。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不同国家对不同广告表现和不同商品持有不同态度。伴随着美国骆驼牌香烟吹遍全球的广告名言:“为了得到一支‘骆驼’香烟,我愿意走一里路。”出现的广告画面:在泰国佛殿前,一位瘾君子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露出了鞋底的破洞。其寓意为烟民为了买到骆驼烟,宁愿多走一里路,久而久之,鞋底就磨穿了。这则广告在美国本土,以它的幽默赢得了美国的观众,但在佛教盛行的泰国,佛庙是至尊的圣地,教民认为是亵渎佛祖,从而激起了教民的愤怒。
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某一民族的人们不了解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因素,则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交际。因此,正如赵贤州先生所说的:“跨文化交际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人类享有某些共同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某些偏差,是因为双方不能共享另一些有差异的文化信息”。东西方在价值观、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千差万别是中西文化差异中最隐蔽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最易造成冲突的原因。广告创作一定要遵从受众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念,尽力消除文化差异对广告宣传的负面影响,从中西方文化中找到人们对某一事物认识的契合点,只有定位和创意都顺应文化传统与风情习俗的广告才能打动目标受众,达到广告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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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约2.36亿,其中75%由农村流向城市,在工程建设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约2700万人。移民问题正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工程移民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大规模移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变化,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改变等亟需解决,所以,移民研究势在必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移民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启示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显得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国际移民的数量持续增长。 从联合国 2013 年 9 月 11 日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数据来看,2013 年全世界共有 2.32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3.2%,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占 69%,发达国家占 31%. 这一数据表明世界移民的规模日益庞大起来, 移民问题体现着全球化的特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Howard F.Chang(2007)在研究国际人口自由化迁移的过程中 ,发现 国际人口自由迁移不仅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得到增长,缩小了国际收入差距,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普遍上升。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技术移民的净效应表现为积极的,它能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Mark C. Regets,2001)。
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关系着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政策制定者逐渐重视移民政策对国家人口迁移的影响,看到了国家这一主体在人口迁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国家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迁移决策,决定移民的发展、规模与迁移方向。 移民政策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并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当下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新的议题。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针对移民是如何发生的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着名的有 E.Ravenstien 的推拉理论、OdedStark 的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以及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纷纷以具体的国家为例对迁移的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Thomas K. Bauer 和 Magnus Lofstrom等(2001)对 12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移民的跨国迁移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最大化收入总量。 迁移过程中的难民则是由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导致的,社会动荡、战乱等因素迫使人们背井离乡。 另外,影响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地区工资差异、移民的成本、连锁迁移以及政府的经济激励 (Barry R.Chiswick,Timothy J. Hatton,2002)。 Mathias Czaika 和 Marc Vothknecht(2012)还认为移民相比非移民来说具有更远大的目标,他们进行迁移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收获未来的幸福生活。 除了政治、经济的影响,迁移行为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EmekBasker(2002)认为教育因素对迁移有着重要影响 ,他讨 论了美国公民的教育程度和迁移行为之间的关系, 把教育作为自变量研究迁移的变化,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人们迁移的倾向也增加。
国家制定的移民政策是决定移民迁移、 以何种形式迁移的重要因素。 个人的迁移愿望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家庭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国家的移民政策最终决定人们的迁移行为能否实现,移民政策的制定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因素
移民政策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政府以及各种政党势力由 于 政 治 原 因 , 对 人 口 迁 移 进 行 规 范 和 强 制 . CarineGuerassimoff(2003)对法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研 究 ,他认为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 指出法国的不同政党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右翼党派极力排斥外来移民,左翼势力则坚决支持外国移民的进入。 此外,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政党政治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颇为显着的。极右派具有强大的民族正义感和排外心理,为了迎合本国公民,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禁止接受外来移民和难民。
利益集团对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 传统的移民国存在着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由于种族主义的盛行,白人与黑人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黑人通过成立协会组织来反抗白人的歧视与压迫,保障自身的利益。 19 世纪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持反对移民的态度,原因是外来移民的流入,使当地人的就业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工会、教会等组织对政府提倡的鼓励技术性移民持反对态度。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各国制定移民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国在考虑移民政策的过程中, 往往结合当前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以及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通过政策来删选所需人才,确保所需的人力资源。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老龄化问题尤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影响较为突出。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劳动力需求这一现实因素。 法国最初对移民实行无限制政策,就与法国的人口数量密切相关,需要大量的外来青年以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此外,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加拿大长短期目标有关, 加拿大的长期目标是实现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短期目标是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还发现,移民对接收国的就业和福利有很大影响, 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 Tim Krieger 和Steffen Minter(2007)发现有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中强调限制非技术移民的进入,原因是一方面他们认为移民是净福利接受者,担心移民对本国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本地人有严重的排外情绪,政府担心移民会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
(三)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
不同国家因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信仰,对移民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差异,这其中涉及到了移民的同化问题、民众的态度等。 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也是自由、不加干预的。 种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移民的流入。
Carine Guerassimoff(2003)在分析法国移民政策时指出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法国对移民政策有很大争议,实质上是法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是对民族融合理念的严峻考验。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学者就移民数量增长这一现状,对群众进行了民意测评。 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公民认为当前法国的外来人口过多,他们无法顺利融入法国社会中,若政府不能很好地对移民进行控制,社会各不同种族团体之间的关系会造成紧张,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着移民政策的制定。 民众普遍认为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他们往往采取行动抵制外来者的进入,并对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对移民进行限制以保护他们原有的权益。Timothy J. Hatton,Jeffrey G.Williamson(2009)发现发达国家的公民比较敌视外来人口,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都促使公民在选举中对限制移民的政策进行投票。 此外,接收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群体---移民群体,事实证明大批的国际移民对接收国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是十分重大的。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接收国的说客、国家议员,在该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大批的移民还可能影响一国的文化认同、选票结构以及政治势力分布。 这类群体则坚持支持外来移民进入,反对政府限制移民的政策。
一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所服务的,移民政策也毫不例外。 移民政策是否合理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社会能否稳定,民族能否和谐。 如果说个人的迁移意愿受个人思想和家庭成员所支配,那么他能否顺利迁移、以何种方向迁移、迁移到何处去都取决于国家的移民政策。 从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来看,每一时期移民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当局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最有效手段。 国家的劳动力短缺时,就会打开国门,鼓励外籍劳工进入;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排外主义情绪又使得接收国关起大门,多次限制移民。
总之,移民问题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各国政府应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根据本国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形势,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更好地引导和规范国家人口的迁移行为,发挥移民政策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应尤其注重对高科技人才争夺,采取吸引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对于促进各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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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旅游业是发展势头最强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而旅游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由此,旅游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越来越受旅游界人士的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上市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上市旅游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公益和游客6个方面评价了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运用我国22家上市旅游企业2008~2012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旅游企业;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错误地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增加成本并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存在,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现状并不乐观,甚至出现不良行为事件。对于旅游企业也同样如此,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不仅会给游客带来生命安全的威胁,也会影响旅游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多,但有关旅游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方面的研究很少,因此,加强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也就显得极其迫切和重要,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也是本文的创新点之所在。希望能够通过这篇文章的研究来增强国家和公众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并为促进旅游企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国外关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多集中在酒店和宾馆酒店类旅游企业。Holcomb[1]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国际十大酒店所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据为数据依据,来研究他们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研究结果表明,80%的酒店都有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慈善捐助报告,60%的酒店采取多样化策略,40%的酒店有在公司愿景或使命中提到社会责任。Garcpa和Armas[2]以80家西班牙饭店为例,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对西班牙饭店的环境责任进行研究,用投资回报率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研究发现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Henderson[3]以泰国普吉岛饭店为例,把饭店在2004年海啸后做出的一系列反应当作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用利润增长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研究发现企业应该更加关注一些社区和慈善活动;Lee和Park[4]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研究旅游相关行业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得出酒店行业的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正相关。Peters和Mullen[5]采用KLD方法,选用总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指标代表企业的财务绩效,检验住宿业、餐饮业、航空业和博彩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不同的社会责任指标对总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的影响程度不同,并且这种不同也在四大行业中得到了体现。Kang[6]分别对旅游相关行业中(航空业,娱乐场所,旅馆和饭店)积极和消极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作用的。而我国关于旅游业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
本文选择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又称为利益主体理论。根据Freeman、Clarkson、Blair和我国贾生华、陈宏辉等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并结合旅游业的特点,本文选取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公益和游客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即从这六个方面考核企业的社会责任。
3.1旅游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保障股东的权益,尽可能地实现股东资本保值增值,给股东提供稳定的股利分红或利润报酬,并提供真实可靠的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等。刘维奇认为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股东投入资本为其创造财富。根据Frooman,Simpson和Kohers,Menguc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企业承担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明显正向关系。
旅游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企业在酒店、景区、旅游娱乐等各项设备建设中,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股东则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能够为企业带来大量的资金,所以,旅游企业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保障股东权益,给股东相应的回报来保证股东资金安全,就会增加股东信心,得到股东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会使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来扩大经营规模和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进而提高企业财务效益。相反,如果旅游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考虑股东的利益,使股东资金无安全保障,那么股东就会抛售旅游企业的股票、放弃或减少对旅游企业的投资或者撤资,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利于企业盈利。由此提出假设:
H1旅游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3.2旅游企业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安全的经营和到期还本付息。朱金凤,杨鹏鹏选择691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采用SPSS软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Myers,Stulz等认为,合理的负债融资可以减少过度投资的问题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的效应。
旅游企业投资量大、成本高、回收期长,光靠股东的投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发行债券或通过金融机构等方式来筹集大量的外部资金,债权人是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旅游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各贷款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降低企业筹资成本,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解决企业资金缺乏问题,而且,合理的负债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相反,如果旅游企业不考虑债权人的利益,就很难得到债权人的信任,债权人会提高借贷限制条件或回收本金。这会给旅游企业带来高额的融资成本,当企业无能力支付这些高额费用时,则不能通过外部融资来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从而影响企业财务效益。由此提出假设: H2旅游企业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3.3旅游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主要是薪酬与福利、教育与培训、安全与健康、民主参与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责任。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企业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培训、晋升机会、组织文化、组织支持、组织关怀等,员工就会积极回报给予自己尊重和重视的组织,努力工作和忠诚、自觉维护组织形象。宋建波,盛春燕[21]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力资本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旅游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积极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重视员工的个人发展,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忠诚度,降低员工流动性增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留住和吸引优秀的员工,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营绩效。相反,如果旅游企业不能保障员工权益,那么员工就会以消极怠工或离职等方式回应企业,这会给企业带来服务质量低劣等诸多不良影响,进而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由此提出假设:
H3旅游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3.4旅游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遵纪守法、依法纳税。Fisman,Goldman和Rocholl等认为企业通过多种途径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够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市场影响力等方面的好处。陈可,李善同运用AMOS从关键要素视角研究企业不同方面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旅游企业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严格依照政府相关规定来开展企业的各项活动,遵守政府的各项政策,就会赢得政府的信任,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得到政府支持,开拓更大的旅游市场,提高其财务绩效。相反,如果旅游企业为一己私利而进行偷税、漏税,面临的将会是法律的惩治,进而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由此提出假设:
H4旅游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3.5旅游企业对公益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对公益的社会责任主要是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参与慈善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支持教育与文化艺术事业。Seifert等对企业公益行为与绩效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的公益行为与公司绩效表现正相关,乔?马尔科尼,Berglind和Nakata等认为,企业的公益投资可以获得回报。
旅游企业履行对公益的社会责任,不仅可以为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资本,扩大企业的知名度,还可以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同,改善企业形象,进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带来长期财务效益的提升。相反,如果旅游企业不考虑对公益的社会责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社会公信力,还会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谴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财务绩效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设:
H5旅游企业对公益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3.6旅游企业对游客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不欺骗消费者,不谋取暴利。根据Heskett等的服务利润链理论,企业获利能力的增强依赖于顾客忠诚度的提高,顾客忠诚度由顾客满意度决定。温素彬,方苑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表明企业对顾客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旅游业是服务型行业,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旅游业的生命,它直接影响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态度,也直接影响旅游企业的声誉、形象和经济效益。所以,旅游企业履行对游客的社会责任,当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游客的期望相符或者大于游客的期望时,游客就会感到满意,而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会使游客再次上门,就会形成顾客忠诚,顾客忠诚可以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从而提高其财务绩效。相反,如果旅游企业不考虑游客的社会责任,对游客不在乎,没有人情味,提供的服务小于游客的期望,游客就会感到不满意,产生抱怨,甚至投诉,企业就会失去市场,陷入困境,进而影响其财务绩效。由此提出假设:
H6旅游企业对游客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
4.1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旅游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08~201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6家酒店、景区和旅行社为研究样本。为了增强研究的可行性、可信性、普遍适用性和科学性,剔除了以下几类特殊的上市公司:(1)ST公司3家;(2)信息披露不全的4家公司;(3)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A股类5家上市公司,因为B股和H股对A股的信息披露会有影响;(4)净利润小于零,资不抵债的4家上市公司。最后确定22家旅游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有财务数据和交易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清华金融研究数据库――巨潮咨询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并经过整理和计算。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2变量设计
4.2.1被解释变量
在公司财务业绩衡量指标选择方面,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基本可将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主要指标分为市场指标和会计指标两类,根据陈德萍,石水平和张兰霞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更有效,更适合我国,因此本文选择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同时借鉴了田虹的研究,具体选取营业利润率指标来分析。营业利润率是指企业的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反之,说明盈利能力越弱。
4.2.2解释变量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从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公益和游客六个方面考量旅游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股东的社会责任的指标用每股收益增长率来表示,该指标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是股东最关心的指标,值越高代表企业对股东承担的责任就越多;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的指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该指标衡量企业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也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对员工的社会责任的指标由员工获利水平来表示,该指标反映了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如何;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指标用税费支付率来表示,该指标反映企业按其收入情况向国家缴纳税费的水平,该比率越大,说明企业对政府责任的履行就越好;对公益的社会责任指标用企业全年捐赠占全年收入比即社会捐赠支出率来表示,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企业用于公益的资金就越多;对游客的社会责任指标由营业成本率来表示,营业成本率是衡量企业与游客之间关系的指标,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花在游客身上的成本越高,毛利率越低,给予游客的利益越大。 4.2.3控制变量
根据Udayasankar,Brammer和Millington,Trotman和Bradley等学者的研究,企业规模越大,其综合实力越强,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就越大,企业将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或者由于外部压力而被迫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规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本文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以上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
4.3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营业利润率(OPR)为被解释变量,以每股收益增长率(STO),资产负债率(CRE),员工获利水平(EMP),税费支付率(GOV),社会捐赠支出率(PUB)和营业成本率(CUS)为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SIZE)为控制变量,采用EViews软件,构建如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OPR=C+α1STO+α2CRE+α3EMP+α4GOV+α5PUB+α6CUS+α7SIZE+ε
式中:C为常数项,αi(i=1,2,…,7)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5.1描述性分析
借助EViews6.0统计软件得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由表2可知:2008~2012年期间,旅游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均值为0.0967,标准差为0.1641,样本企业之间经营效益存在差异,这与旅游业的特殊性有关,影响旅游企业效益的因素也比较复杂。每股收益增长率均值为-0.1613,标准差为2.8903,样本企业之间的差异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不同旅游企业有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最小值出现负值,可能由于某段时间上市公司没有分配股利或不具有派现能力。资产负债率均值为3.6111,标准差为3.3094,波动较大,这与不同旅游企业采取的差异财务政策有关。员工获利水平均值为0.2433,说明旅游企业营业收入24.33%向员工支付工资等。税费支付率均值为0.1050,说明旅游企业营业收入10.50%向政府缴纳税款。社会捐赠支出率均值为0.0010,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仅0.1%是用于社会捐赠,做公益,最大值也只有0.0166,说明旅游企业公益明显不足。营业成本率均值为0.4944,营业收入中将近一半为营业成本,这说明旅游企业成本较高。
5.2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用反映旅游企业财务绩效的营业利润率指标与反映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指标进行Peason相关性分析,并采用双侧显著性检验。表3给出了本文研究变量的Peason相关系数矩阵。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营业利润率(OPR)与每股收益增长率(STO)、税费支出率(GOV)和企业规模(SIZE)呈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CRE)、员工获利水平(EMP)和社会捐赠支出率(PUB)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与营业成本率(CUS)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旅游企业履行对股东和政府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债权人、员工和社会公益方面,企业的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在游客方面,企业的表现对财务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初步验证了上述部分假设。通过VIF检验,各变量的值都小于2,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为了验证结论的可信度,下面将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5.3回归分析
表4给出了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1)与营业利润率(OPR)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变量有每股收益增长率(STO)、资产负债率(CRE)、社会捐赠支出率(PUB)和企业规模(SIZE),与假设H1、H2和H5一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的变量有员工获利水平(EMP),与假设H3不完全一致。
(2)与营业利润率(OPR)表现为负的相关性但是并不显著的变量有税费支出率(GOV),与假设H4不一致。表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的变量有营业成本率(CUS),与假设H6不一致。
(3)回归结果的调整R2值为0.4456,F值为11.7106,说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DW值为1.5287,说明模型的独立性强,不存在序列的自相关问题,并且F值对应的概率P为0,说明模型总体回归效果非常显著。表明本文所选取的表现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财务绩效的变动。
(1)旅游企业履行对债权人、股东和公益的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与假设一致。
(2)旅游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旅游企业对员工社会责任的重视还不够,投入不足,员工权益保障不力,导致员工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其财务绩效。
(3)旅游企业履行对政府的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但不显著。该结论与假设相悖,可能是由于旅游市场管理不到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的行政职能不完善,税收征管效率低等原因,导致旅游企业规避对政府的社会责任,不依法纳税,从而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
(4)旅游企业履行对游客的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有负的显著影响。该结论与假设相悖,可能由于政府相关部门行政执法力度不强,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加之不合理的薪酬制度等原因,导致旅游企业规避对游客的社会责任,不诚信经营,损害了游客的利益,游客投诉激增,旅游接待量下降,从而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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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农业发展摆脱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转折期,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也由提高农业生产转向支持农民收入,围绕这一政策目标,国家先后出台了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良种补贴、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政策措施,以期提高农民尤其是种粮农民的收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收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对整体的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颁发了各项农业政策,促进、鼓励农业发展。其中,农业补贴政策是对农村、农业、农民而言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是国家总体农业水平最明显的体现。因此,探究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一项工作。
农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国家农业水平的整体提高,农村建设的进步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可以说,农民收入水平是农业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三农”问题时刻影响着我国的整体国民经济水平,而农民问题更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而要解决农民问题,最本质的解决方式就是提高农民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较为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业科技也较为落后,国家针对这些情况颁布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希望能够改善现状,全面了解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更好的制定政策的关键。
我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发展都存在许多问题,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关国策的变动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新可能。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到了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农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从以前农产品短缺、农产品供求不平以及农业收入低下等现象中走了出来,开始步入正轨。随着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变,尤其是农业补贴政策有了全新的面貌。首先,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有了新的目标,从旧时期的增产以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变成了以农民利益为先决考虑因素。其次,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农民的收入不下滑引起农民生活质量的倒退。再者,新时期的农业补贴政策将对粮食的保护看作极为重要的工作,制定了粮食保护价保障基本的农业收入。然而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些政策并不能为农民的收入起到实质性的提高作用,因此国家又先后发布了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良种补贴等等农业补贴政策希望能够更为有效的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
然而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进行农业补贴,农业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始终达不到预期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政策的实施都过于同质化。也就是说,国家颁布这些农业补贴政策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农民的实际影响,存在盲目性,也就造成了国家投入过大而收入甚微的情况。实际上,在农业发展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农民也有了不同类型的分化,目前农村存在大量的农业雇佣以及农地租赁情况,这些都是影响农业政策实际效用的因素。
要解决农业补贴政策同质化带来的为题问题,必须理清不同的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关系。就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政策而言,我国主要的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补贴,另一类是针对农业资源的补贴。针对这两个类型,本文浅要谈谈其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与影响。
2.1 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补贴政策
针对农产品市场的补贴政策即针对相关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这一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的平衡,是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这一政策的基本内涵是国家通过强制规定部分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而这一收购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在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情况下,农民会适当的扩大这一类型农业产品的生产,用于扩大农产品的供应量。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对农田的需求量增大,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带来土地租金的提高,也就是说,拥有土地资源的农民则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扩大生产还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使用,然而我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供应弹性较大,对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并不会因为需求扩大而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就使得用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收入并不会有实际性的提高。
2.2 针对资源的补贴政策
针对资源的补贴政策主要指的是针对相关的农机具的补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中应用的机械器材也越来越多,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随着国家提出相关的农机具补贴政策,刺激了农机具市场,带动了农民对农机具的购买。农机具购买量的提高极为有可能引起相关的农民用机械代替人力,以便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劳动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那部分农民的收入就会降低,而另一部分拥有良好的机械操作水平的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农机具补贴属于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的一种,这一补贴类型与农民种植农产品的面积相挂钩,农机具补贴带来农民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对土地需求的提高,而土地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土地资金的变化从而又影响了拥有土地资源的农民的水平收入。当然,随着机械的不断引进,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减少,有可能带来一部分以劳动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收入下降之后放弃农业生产而选择其他行业,这一情况的出现,很有可能带来农业生产的滞后。
结合上述论述,目前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的收入的提高并不存在很大的现实意义,很多补贴政策都提高拥有土地资源的那部分农民的收入,而对范围更广的普通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政府部门应当进行政策调整,更好的完善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首先,可以通过对相关农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农业种植水平,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能够从根本上获得农业收入的增加。另外,针对劳动力获取收入的那部分农民制定对其有利的农业政策,这是从整体上提高农业政策效用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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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发生改变。在当今时代,了解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现状,掌握心理行为问题和家庭环境的关系,对减少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与家庭教养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目的:了解梅州市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情况,及其与家庭教养行为的关系。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幼儿心理卫生问题筛查问卷》《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梅州市10所幼儿园的924例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
结果:学龄前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5.9%。独生子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总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不同的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5个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上存在差异(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儿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随着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儿童心理精神卫生问题越来越多[1]。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与否,将会对他们的自我认识、情绪情感、个性发展及社会行为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果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及时解决,将会对儿童个体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由于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如果这一阶段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能及时发现并解决,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改善[2-3]。
因此儿童心理行为健康问题近年来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家庭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尤其是在儿童早期,家庭几乎是儿童发展的全部环境,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其教养行为在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4]。本研究主要探讨父母教养行为等家庭因素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健康状况的关系,以期为科学有效的培养儿童健康心理行为及父母正确的养育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13年10-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随机选取10所幼儿园(每个幼儿园分别选择大、中、小班各1个)的1000名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不限性别;(2)年龄3~6周岁;(3)体格及神经发育正常。排除标准:精神病、智力低下等神经精神疾病家族史或智力发育迟滞的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者。
1.2 方法 问卷调查由研究者本人、经过统一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儿童家长及幼儿教师共同完成。调查工具包括:
(1)《幼儿心理卫生问题筛查问卷》:问卷涵盖学龄前儿童发育问题、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3大维度,共计23个条目;每个条目采取“是”和“否”的两极回答。该量表在深圳市学龄前儿童中应用证明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5]。
(2)《3~6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该量表由53个条目组成,包括6个维度: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忽视/干涉/惩罚、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模式5级评分制,每个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家庭养育环境越好。该量表由何守森等[6]于2008年编制完成,是目前国内唯一进行了标准化的6岁以前儿童家庭养育环境测评量表,并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调查儿童基本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将患者全部数据信息录入数据库,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对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满足正态分布);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关系,并计算相对危险度(OR)及其95%CI。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不同基本情况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92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4%。924名学龄前儿童中,发现有心理行为问题者147例,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为15.9%。独生子女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P<0.05);而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的关系 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总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不同的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理、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气氛5个家庭教养行为因子上存在差异(P<0.001),见表2。
2.3 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现代生活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是环境、社会、家庭及教养等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儿童心理受地域、经济及文化等综合的影响,因此国内外有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报道及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本研究对梅州市10所幼儿园3~6岁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家庭教养行为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5.9%,独生子女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及不同体重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独生子女除了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外,没有兄弟姐妹这层关系,因此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带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存在依赖性强、独立性差,逆反任性及孤僻怯懦等心理问题。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影响的结果,只要学校和家庭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必定能有效保证和促进独生子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改善[7-9]。
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是指父母在对其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为了将子女培养成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在子女行为表现的基础上对子女实施相应的教养策略的过程。家庭教育行为对儿童行为起了示范和强化作用,儿童的行为问题反过来可能影响家庭功能,使父母及亲子间矛盾增加,引起父母的较量、紧张和情绪障碍,从而加重儿童的行为问题,形成恶性循环。父母应保持适当的亲近与距离来教导、养育子女,否则,长期的亲近和过分的溺爱,会阻碍孩子的成熟及独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心理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家庭教养行为得分高于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即家庭养育环境越好的儿童越不容易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在家庭教养行为因素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关研究表明父母经常吵架、家庭婚姻状况不良等与儿童行为异常相关[10-12]。另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越高,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就越低,反之,家庭成员之间越不融洽,相应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就越高[13-15]。
综上所述,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儿童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儿童家庭教养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家庭教养行为中语言/认知信息、情感温暖/自我表达及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是影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要充分发挥父母的积极主动性,应针对家庭教育行为中的危险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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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的关系形势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呢?对于这些政策的研究,可以把它写成篇论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去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与深化的一年。两岸虽然在一些小的议题上争论不断,但大陆展现对台战略新思维和新高度,不仅维系了两岸既有沟通管道,两岸交流合作持续开展,而且使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成功举行。大陆对台政策取得丰硕成果,不仅在于提出了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四个“坚定不移”,而且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
在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下,在年内会见了三批重要台湾客人。一是“习马会”。2015年11月7日,在全球瞩目下,与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习马会”强调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显示大陆肯定过去7年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设规立制。二是“习朱会”。5月4日,在北京会见了来大陆出席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是大陆领导人首次和台湾执政党的党主席会面,具有重大意义。三是“习连会”。9月1日,大陆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受到的热情接见。
2016年举行台湾“大选”前,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其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即“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6月蔡英文访美期间,进一步将“两岸现状”阐释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对于“九二共识”,蔡英文的讲法也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诬称是“国共共识”到“求同①存异”的变化。
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容易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5月17日发表评论说, 过去8年,两岸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此一基础并非只能以“九二共识”4个字作为形容,重点在于如何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两岸双方都认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现在蔡英文、民进党固然对两岸关系持“不挑衅、无意外”的态度,以谋大陆没有理由对蔡当局出重手,但是,蔡当局不仅拒绝沿用“九二共识”,尤其拒绝对“一中原则”采取积极表述,也拒绝确认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毁弃了两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不对双方的和平发展构成重
②大冲击。而这也是国民党在选前和选后,一再对蔡英文、民进党的提醒,但不被接受。
另据台湾“中央社”5月17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院会当地时间16日下午“无异议”通过有关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提到“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 Act)与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早前接受《环球时报》访问时认为,在台湾“5·20”政权交替前夕的关键节点,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重申“对台六项保证”,是为“台独”势力壮胆。他表示,即将上台的蔡英文当局“先国际,后两岸;先美日,后大陆”的政策思维,意味着未来台美动作会越来越多,“反台独,保和平”成为大陆的艰巨任务。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国会一部分人不希望两岸走得太近,因此帮着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这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违背美国的“三不”承诺。他说,美国这种在两岸关系上搞平衡的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目前台湾岛内充斥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对两岸关系抱持着轻忽的态度,认为可以绕过,或就算置之不理也无所谓。这样的情绪与态度很可能反映在即将到来的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中。从近期台湾参加亚投行的争议,以及肯尼亚遣返嫌犯的事件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对是很难绕开的,我认为台湾与其消极不理,不如正面以对。为台湾考虑,最直接的出路就是积极经营两岸关系,化危机为机遇,凭借大陆的体量以及与台湾的特殊关系而发展,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①③ 张华:《两岸关系: 突破与局限》,今日中国,2015 [J/OL]
《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和平发展?》,中国台湾网,2016 [J/OL]
《美对台“六项保证”诉诸文字 帮蔡英文操纵两岸关系》,环球时报,2016 [J/OL] 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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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从对抗到对话、从斗争到合作的世纪,也是一个兼顾自由与责任的世纪。 关键字: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继往开来
一 两岸关系的核心与关键
(一)两岸关系的症结
“胡六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涉外事务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其中第六点提出:“我们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同时指出,“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做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
由此可见,要“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关键的问题恰恰存在于“一个中国原则”这个“基础”之中。没有这个“基础”,两岸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或者勉强谈起来只获得一纸协议,也不可能真正结束敌对状态;如果这个最根本的对立解决了,其他各项政治问题包括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等等,都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而迎刃而解。目前,两岸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上达成了一致,支撑了去年以来两岸关系的明显进展;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深化落实这一共识,尚需双方发挥高度智慧,在互动中形成高度默契、互为激励、螺旋上升的正面循环。所以,胡在2009年5月26日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关键所在”。 (二)两岸关系核心问题是要全面落实“一中原则”
2005年“胡连会”标志着大陆“两岸同属一中”的政策思想走向成熟并落实为具体政策,标志着国共两党二十年左右围绕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的事实上的“谈判”终于达成初步一致。这就在两岸最为敏感的涉外问题上向台湾人民展示出合理解决的前景,也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互为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取得一致与平衡。
从“胡四点”到“胡六点”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讲话精神、从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有关变化来看,以往一中原则单纯强调两岸关系的“法理内涵”,对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采取绝对排它性的否定态度;而“两岸同属一中”则在坚持一个中国法理基础的同时,为一中原则注入了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事理内涵”,以及以人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内涵”。全面把握与落实“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内涵,是我们正确坚持一中原则、继续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综上所述,两岸关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坚定不移地落实一个中国原则是核心所在。它一方面要求台湾当局更加明确地坚持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更加明确在排除人们对台湾未来走向上的疑虑;一方面要求大陆进一步合情合理地看待台湾当局应有的政治地位,并继续协商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历史当口,双方均须戒慎恐惧,小心呵护,务使近年两岸关系出现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化,巩固发展。
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展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双方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动,两会商谈达成18项协议,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各界交流合作蓬勃发展,两岸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
其中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因素:1、中国大陆的发展与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策及措施的不断加强;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产生与显现了重大的积极性作用;3、和平发展态势获得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4、两岸间政治互信有所建立;5、马英九团队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开放政策;6、国际社会乐见两岸和平发展。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要坚持的方针政策有: 1、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2、实现两岸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中国原则 ;3、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 。
除此之外,还要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第一,大力促进两岸人员往来; 第二,积极推动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第三,大力推进两岸产业合作拓展领域、提高层次; 第四,切实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第五,探索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发展两岸经济往来,通过经济交往弱化政治,让百姓之间紧密相连,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们共同的心愿,沟通才能够增进互信,合作才能够达成双赢,两岸同胞的福祉关系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协商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为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继往开来创新局,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
(一)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开创两岸新局面
我们应清楚认识到今日的两岸关系来之不易,要认识到马英九的执政期是我们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他正派正直,是我们修复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机遇,机遇在前,我们应倍加珍惜。
当然,“先经后政”作为两岸的基础,也是应该建立得更扎实一点,但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我们总会面对众多政治难题。可是“先经后政”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从2008年至2012年,成功的“先经后政”也化为选民的选票,不正说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面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要求我们更关心另外45%的选民,也要求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要正视现实,理智地面对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大潮流,诚实的面对“九二共识”与“宪法一中”,不要甘作“为反对而反对一切”的反对党,要有理性的两岸政策,否则只能永远沦为在野党。即使偶然再度执政,也一定是不稳定。
(二)贯彻执行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刻。两岸同胞普遍肯定与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双方有继续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意愿;过去几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两岸关系继续改善发展,这些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局打下了良好基础。展望未来,两岸关系有望迎来新的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前进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继续深入贯彻胡锦涛“12.31”重要讲话精神,以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以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主线,进一步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对台工作,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创造有利条件。
(三)全面理解党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
党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包含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判断和战略决策、新形势下推进对台工作的主要目标。
中央强调要坚定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信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关系历经风雨洗礼,开辟出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中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全面辩证地把握和平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在联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我们要牢牢把握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广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的主线,维护既有的宝贵成果,保持正确方向和前进势头,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扩大人民往来,推进对话协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强各领域制度化建设,从而夯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一 胡锦涛会见连战-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阐述三点看法
二 继往开来再创新局
三 与两岸关系继往开来
四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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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与国外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是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对关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美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60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头号发达国家,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仍不可避免,但不会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历史与现状 合作共赢
正文:60年甲子一轮回,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左右着新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选择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影响。该电视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篇论文,就从这段历史开始谈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表面上派出马歇尔将军和国共双方代表组成协调小组,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由于国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且当时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美国当局决定扶植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专制独裁搞得民心涣散,而共产党选择了民主路线救中国,这其实与美国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国也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帮助国民政府,仅仅是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主。国共内战时的美国颇有种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国民党的败军之势兵败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美国人的经济援助,也逃不脱败北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拉开了新的篇章。当时中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切的经济建设都是空白,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正是美苏两强争霸之际,中国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中。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苏的战略,在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对华政策虽然有时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对抗。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接触,72年国务卿助理基辛格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可见中美关系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中美关系从中美建交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苏联则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解体的厄运。90年代,美国陷入了战胜苏联的喜悦之中,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超多强,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间美国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就有所体现。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公然的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如此的蛮横激发了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情况进入千禧年后似乎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之前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是大国,那么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强国的名号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开始对中国变得警惕。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的称霸带来冲击和影响,于是美国开始想方设法的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蓄意夸大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各个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
美国为了制约中国,想尽一切办法干预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一直宣称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国却一再坚持对台出售军火,并暗中资助台湾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美国还暗中自助与中国有矛盾或冲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的不可开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上一直态度暧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视听,搅乱中国的局势。
在军事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集中了美国的精锐力量,意图在海上封锁中国。利用在盟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形成三大岛链的封锁体系。同时在南海地区,菲律宾等国均是美国的盟友。依靠美国的支持,菲律宾的国不断向中国挑衅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左右着世界经济局势。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也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头号债主就是中国。除了经济方面,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诸如反恐问题等要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目标。
正是因为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才造成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暧昧不明、摇摆不定。这也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相争,美国才好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意图是为其重返东亚、称霸全球扫除障碍。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方的挑战呢?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在面对主权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时,我们决不能退缩,也不能忍让。而对于美国,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矛盾,争取实现合作共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理好当今中美关系的不二法则。
学习心得: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我了解了当今国内外的局势的变化。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国内和国际上的大事小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1. 袁鹏 《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 现代国际关系 2005(04)
2. 潘锐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挑战》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2)
3. 邱苗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4. 孙哲 《亚太战略变局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5. 王鸿刚 《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现代国际关系 2012
摘要: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60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头号发达国家,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仍不可避免,但不会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历史与现状 合作共赢
正文:60年甲子一轮回,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左右着新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选择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影响。该电视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篇论文,就从这段历史开始谈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表面上派出马歇尔将军和国共双方代表组成协调小组,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由于国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且当时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美国当局决定扶植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专制独裁搞得民心涣散,而共产党选择了民主路线救中国,这其实与美国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国也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帮助国民政府,仅仅是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主。国共内战时的美国颇有种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国民党的败军之势兵败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美国人的经济援助,也逃不脱败北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拉开了新的篇章。当时中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切的经济建设都是空白,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正是美苏两强争霸之际,中国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中。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苏的战略,在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对华政策虽然有时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对抗。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接触,72年国务卿助理基辛格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可见中美关系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中美关系从中美建交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苏联则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解体的厄运。90年代,美国陷入了战胜苏联的喜悦之中,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超多强,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间美国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就有所体现。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公然的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如此的蛮横激发了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情况进入千禧年后似乎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之前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是大国,那么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强国的名号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开始对中国变得警惕。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的称霸带来冲击和影响,于是美国开始想方设法的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蓄意夸大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各个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
美国为了制约中国,想尽一切办法干预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一直宣称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国却一再坚持对台出售军火,并暗中资助台湾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美国还暗中自助与中国有矛盾或冲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的不可开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上一直态度暧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视听,搅乱中国的局势。
在军事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集中了美国的精锐力量,意图在海上封锁中国。利用在盟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形成三大岛链的封锁体系。同时在南海地区,菲律宾等国均是美国的盟友。依靠美国的支持,菲律宾的国不断向中国挑衅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左右着世界经济局势。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也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头号债主就是中国。除了经济方面,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诸如反恐问题等要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目标。
正是因为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才造成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暧昧不明、摇摆不定。
这也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相争,美国才好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意图是为其重返东亚、称霸全球扫除障碍。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方的挑战呢?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在面对主权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时,我们决不能退缩,也不能忍让。而对于美国,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矛盾,争取实现合作共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理好当今中美关系的不二法则。
学习心得: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我了解了当今国内外的局势的变化。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国内和国际上的大事小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1. 袁鹏 《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空间》 现代国际关系 2005(04)
2. 潘锐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与挑战》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2)
3. 邱苗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4. 孙哲 《亚太战略变局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5. 王鸿刚 《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现代国际关系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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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美国还是一超,尽管现在有些学者说美国可能在步入衰落的曲线,但是从理性的分析来看,还无法证明美国在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是衰落的。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来看,美国还是老大,我们不要轻易地得出结论说美国不行了,因为美国全球称霸也才刚刚十几年。如果我们说美国衰落了,这不符合历史的规律。
另一个方面,美国虽然很强,但是它的实力并不能轻易地转化成影响力,实力和影响力有时候不是成正比的。美国虽然很强,但为什么美国在中东出不来?美国虽然很强,但为什么全世界都很讨厌美国?同时,去年美国的飓风导致那么多黑人死亡,流离失所,大家发现美国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富裕。中国有广东的中国,也有陕西的中国;美国有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也有密西西比的美国。
“一超多强”的另外一个含义,“多强”还是多强,但是多强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多强的排序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座次从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二或者第三名。另一个就是多强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这十几年中,印度也后来居上了。
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言,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变了。原来是意识形态的较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而现在,崛起与阻碍崛起的矛盾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矛盾。
中国很像一个15岁的孩子长成到18岁,18岁你说崛起没有?没有。但是18岁跟15岁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本质的不同。因为18岁要开始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中国还没到40岁你就否认中国已经18岁了,你不树立这个“成年人的意识”,还把自己当小孩,以为砸了人家的玻璃,人家还会找你家长,你再砸人家的玻璃,人家就找法院了。
美国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如何因应中国崛起?它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崛起太快了,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期。美国1997年发表了国防部的四年评估报告,它的结论是美国在2015年到2020年之前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对手。但是它突然发现中国怎么2005年就崛起了,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态势比美国预计的提前了10年。
紧接着第二个判断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走到这一步?无非就是中国趁着美国反恐、中东的乱局在悄悄地韬光养晦。第三点就是美国不能再傻了,还必须用另外一只手应对中国的崛起。否则,等中国成长以后再来约束,你可能说话就不算数了,所以美国增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
但以应对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行不行?不行。第一,中国毕竟不是苏联,美国主流认为中国与苏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意识形态;第二,两个国家的本质不一样。基辛格曾经反复跟美国人举一个例子,1979年同样一个年份,中国和苏联干了两件不同的事情,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中国是全面地改革开放,跟国际体系接轨;第三,中美之间的利益捆绑已经太深了,遏制中国可能损人不利己。中美双边2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任何一方在破坏关系的时候都必须掂量的一个事实。
而且,即便美国想用对付苏联的方式来对付中国,可美国环顾左右,找不到什么帮手,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帮手,是,可是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吗?有人说印度,印度确实有这种苗头,但是不要忘了一点,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它不至于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另一个大国身上,那绝对不是聪明的做法,何况在冷战时期印度曾经站错了队。在中欧需求升温,美欧矛盾进一步升华的情况下,欧洲也不会轻易地跟着美国对付中国。
那美国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呢?主要采取拉的一手,而不是堵的一手。
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对中国崛起采取有条件接纳的战略,我对付不了你,我把你拉进来,我通过制度体系内的管理,防止你在体系外闹事。就像我当局长,你是一个不听话的、但是工作业绩又很突出、群众呼声又很高的处长,我对付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你吸纳到我的领导班子,让你当一个局长助理,局长助理不是让你白当的,前面还是有条件的,第一就是你得肩负起新领导岗位的职责,做几件事情,你得帮我管一些我管不了的人,朝鲜、伊朗都归你管了。
第二,你既然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了,国际体系的共享者,你必须以身作则,比如说你必须得严于律己,政治体制要改革了,同时你不能光占好处,中美贸易逆差这么大,你是否考虑给我一点甜头。
美国现在就是以怀柔的方式,把中国纳入它的体系,让中国暂时服务于它的朝鲜、中东这些更紧迫的危机。同时通过这个体系内欧盟、日本、印度等集体的力量来塑造你、引导你,让你不知不觉在同美国的合作中自我演变,这是美国期待的。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更加理性
台湾以前不是问题,内地1949年解放以后,下一个目标顺理成章就是台湾了。到了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为了他战略的需要,突然说台湾地位没有定,台湾问题就出来了。
而台湾问题一直到李登辉上台,问题也不大,无非是毛泽东把台湾解放还是蒋介石把内地解放的问题。到了李登辉上台成为问题,李登辉突然说这是两个国家,我不想统一你了。因为台湾人没自信了,他发现台湾反攻内地几乎是痴人说梦。
台湾问题的质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效应,以及美国要防范中国崛起的力度增大就变成了中美台三方的博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
以前,内地对促统的欲望过于强烈,没有考虑到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现在我们对大政策的目标认知更加理性务实了。内地没有放弃统一的目标,但是也越来越意识到未来若干年的中心任务还是放在防止台湾独立上,这是对的。中国任何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台湾问题无外乎此,第一阶段防止台湾独立,第二阶段促进和平统一,这两个阶段现在相对剥离得比较清晰了。
以前我们对美国的力量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不希望别人插手中国内政,把美国一竿子打死。但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意识到,希望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借助美国防止台湾独立方面还是有些 工作可以做的。事实证明,过去这两年从“公投”到“废统”,布什对陈水扁的敲打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但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是一个消极的合作,就是我们求它,基于它的考虑,不得不跟我们合作,而且往往事情出来之后,因为中国反应很强烈,美国担心中美关系受破坏,敲敲台湾的脑门。今后怎么把这种危机反应式的合作转为危机预防,这可能是对美外交针对台湾要做的。
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外因,两岸是内因,中国自己的 发展又是内因中的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在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内地母体的迅速崛起,有了这个做基本保障,祖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摘 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联越发的紧密。在此之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回顾过去三十几年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摩擦不断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我们应当从企业行业和国家两个方面去改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 历史 原因 对策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历程
纵观中美贸易历史,自1776年美国宣布成立之前,作为在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就已通过垄断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清朝时期的中国展开了间接贸易。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更是成为了中国战略性物资的最大供应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贸易关系中断了达20年之久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冰冻期慢慢结束。终于在1978年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达成了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自此中美经贸关系迎来了春天。1979年7月两国政府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在经过了近30年的彷徨和停滞后,中美经贸关系自此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根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在1979年~2002年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长率为25%;1998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为100亿美元;发展至2012年中美贸易额超过5000亿。三十年来,历经风云变幻,中美关系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而是始终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贸关系一方面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摩擦不断。其经历了三个阶段:
1.经济性摩擦阶段(1980年—1989年)
这一阶段建立在两国良好的战略合作基础上,中美双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大多数摩擦属于经济性质问题,例如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初级大宗商品,美国以配额、反倾销等手段钳制中国这些商品的出口。但中美经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使中方在摩擦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解决途径也多为美方立案裁决,中方让步来达成最后协定。
2.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年—2001年)
这一阶段由于受当时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如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中美贸易关系不断恶化,经济问题也带上了政治色彩。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范围随之扩大,手段方式也随之改变。
3.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除纺织品外中美贸易的领域更涉及了钢铁、家电等,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更是以政治压力、世界贸易组织政策审议机制等手段来压迫中国。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也从纺织品、家电等这些微观经济层面向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发展。
二、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摩擦的频繁发生,固然与世界经济大环境下的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对华“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认定这些主观因素有关。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容易诱发摩擦。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生产技术的水平要求不高,往往一个企业开辟出了某一国家的国际市场,其他企业也纷纷涌入,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也因为中国厂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人力成本低于国外的厂商,便使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低于了社会平均生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进入外国人民的生活,中国拥有的比较优势,让中国商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这往往也就使当地产业视中国产品为打击目标。
价格低廉早成了中国产品向外倾销的态势,处于劣势的一方就可能会向本国政府寻求一些贸易保护,以此来改善和扭转商业竞争中的颓势,这些国家就会采取若干保障措施和国际规则许可的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出口,这些都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诱因。同时,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得趋势。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激烈。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院院长赖斯特瑟罗在《世界之争》一书中写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1世纪看作是巨头之间竞争的世纪,参赛的巨头都在相同的项目中竞争。好的局面是胜负分明,坏的情况可能是两败俱伤,不再会是大家同乐。贸易摩擦正是如此。
三、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可行性对策
在中美贸易摩擦这种压力下,促使了中国加快自身经贸战略的调整,代表了中国正在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我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结果。但美国一方面通过反倾销、特殊保障等措施来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来减轻中国对美国本土厂商的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这些贸易不平等问题迫使中国为美国开放更多的市场。这些手段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2009年得“轮胎特保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中国企业也应该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减少并尽量避免这些摩擦。
1.从企业行业的角度
首先,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然供过于求。我国纺织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我们应当跳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惯性思维,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用来更进一步的打开国际市场。
其次,我们应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差异。这种改变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能使中国得到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还可以减缓和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终在中美贸易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再次,我们也可以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丰田、本田、三菱等日本汽车,海尔在美国投资设厂,这些都为中国企业建立了一个榜样。 2.从国家的角度
首先,中国应该学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了解美国。中美贸易之间出现诸多摩擦也源于中美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方面可以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使对美贸易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从而可以避免在和美国交往还有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出现无法对症下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交流、磋商和协调,从平等互利的愿望出发建立中美双边贸易协调机制。
其次,我们也可以改变外贸增长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由外需主导型向内、外需并重型转变。由贸易逆差逐步转变为扩大内需,扩大进口。遵循大国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要动力的规律从而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也是减少贸易摩擦的一种方法
再次,遵守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为中国加入WTO组织使得我们在贸易摩擦较量中有了与之周旋的基础、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进行交涉的规则手段。中国和其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之上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只要中国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我们就能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这一规则下进行磋商和解决。这些年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导者一直是美国,但2011年中国通过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是中国保护本国厂商利益反击的开始。
2012年9月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三一重工美国子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美风电场项目被三一重工起诉案开启了中国投资在美国本土依法维权的先河。这些事例也说明中国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不再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我们也已经积极主动的为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做努力。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异、且各自追求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尽相同,中美经贸迅猛发展,有时摩擦和争端还十分剧烈甚至出现倒退。展望未来,也仍有诸多的问题双方需要共同解决。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上有巨大的互补性,两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因此无论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资源禀赋的角度,还是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双边贸易都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从大的趋势上讲,中美贸易关系应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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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伟.中美贸易不平衡成因及相关分析[J].财贸经济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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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新兴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政府基于国际情势变迁而形成的基本共识。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对各自的繁荣和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大国。本文从新兴中美大国关系的内涵与特点出发,分析了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障碍与现实障碍,即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与考验以及中美亚太地区的冲突以及中国威胁论问题。根据以上问题与困境,相应总结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系列障碍的有效措施。从而形成稳步前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互利共赢;第三方;中国威胁论;巧实力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主席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应具备三方面含义: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备三大特征。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走出一条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该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1.以平等互谅取代分化对抗
大国关系要尊重彼此国情差异、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关系是对抗性的,分化对抗为历史上大国关系的常态,特别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时期,冲突与对抗反复出现。新型大国关系要树立平等互谅的大国关系,双方需要理解各自的差异与诉求,尊重各大国的核心利益。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在“求同”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双方共同利益的新型国家关系,以此提升利益共识,加深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同时,在“存异”的谅解下采取和平方式妥善的处理双方分歧,不断加强对华交流,增强双方的合作机制,增进相互间理解。
2.以包容共识融合文明差异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是中方意识到世界的多样性要尊重多元并存。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是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也是一种相当成功的政治制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内的政治生活也会越来越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给全世界做另一个示范。世界上有许多文明,中华文明有其优秀之处,同时美国文明也已经证明了它的优秀之处,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大国关系要尊重彼此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历史原因、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以兼容并包的理念应对彼此的矛盾,超越分歧、寻求共识。
3.以互利共赢超越零和竞争
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大国要建构以“互利共赢”代替“零和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再是互不相干,利益差异也不仅仅是着眼于军事优势,大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深入而且开放。要通过互利共赢不断推进双方经济合作,拓展大国间共同利益,为大国关系持续稳定,和平发展
4.以官民共建补充官方交往
大国关系是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全方位、综合性、立体式交往。中美人民在冷战时期有很多的误解,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在不断的加深,国际民主化趋势明显。美国人民曾经因为自身生活的优越而可能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所误解,而由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有被误导的偏见,但是时代在发展,中国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基础更大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是两国人民再一次了解对方的时机。通过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的共同开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拓展大国关系的基础,加强彼此间的密切联系,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两国人民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从而加强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优势和人民支持的合法性。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
(一)中美新型关系的发展还面临一些不确定、不稳定、不可测因素的挑战与考验
1.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不明朗
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未来一直存在所谓不确定性的质疑,美国据此对华搞所谓“两面下注”。对美方而言,目前其最关心的核心利益底线是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美国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美国尤其谋求确保其在亚太的现有“基本盘”以及确保其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优势。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把美国赶出亚太,也担心亚太国家会放弃美国,选择中国,使美国成为孤家寡人,因此,这种假想的状况,可能会使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对中国采取敌视战略。
2.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不确定
中国的利益底线主要有四个:一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二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领海主权完整;三是国家的军事与战略安全;四是中国的发展保障不能受到侵害。这四大核心利益中国不能退,一旦退了,别人会得寸进尺,而且国内老百姓不会同意,党的权威、军队的权威、国家的形象都会受损。所以,当出现这种侵害我国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答应,要采取反制措施进行有效回击。 3.美国卷入涉华第三方冲突的深度不可测
中国周边有很多的美国盟国,它们与中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端,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国都是涉华第三国,这些国家目前都对华持不太友好立场,即便美中两家都不愿意对彼此动手,但是有可能美国会被这些国家绑架,它们有可能故意制造矛盾,挑衅中国,甚至是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与对抗,这样美国就有可能被动陷入对华的冲突。因为美国国内有法律,所以总统要根据法律和同盟条约行事,那么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也就存在可能。
(二)中美亚太地区冲突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汇集的主要地区,也是两国可能产生分歧主要地区。对于远东地区,中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中美两国要谨慎对待,通过各种机制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在这一地区与第三国的联合行动,应该考虑对方的感受与关切,考虑对方的核心利益问题。美国在这一地区有许多盟国,经应避免过于频繁,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等军事活动,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与舆论压力,损害中美两国战略互信。
在钓鱼岛、南海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中,美国的立场也是两面性的。一方面,美国有意利用钓鱼岛、南海等岛屿、领海争议问题,制造中国与亚洲邻国的矛盾分歧,以此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但是同时,当日本、菲律宾等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做得过分,政治太过“嚣张”之时,美国也不表示支持和赞成,这和美国总是进行“两面下注”的外交策略有关。
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仍然没有对美国构成挑战,威胁就更说不上了。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交汇,也有不同利益的博弈,这是一种合作竞争兼而有之的关系,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关系。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预先判断,使中美两国之间在战略意图上可能把对方当做战略对手。美国对华战术遏制增加了双方军事摩擦的危险。美国为遏制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上升,自身力量不足之际,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采取一系列战术上的小动作,意图扭转其认为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的“不利态势”。这种认定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以美国常常拉动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包围之势为表现,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保障之一。
(三)“中国威胁论”诋毁中国和平发展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在国家关系理论上一种认为中国将在崛起后威胁西方霸权成为新兴霸权国家称霸世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因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同时扩充军备,在海空军在东海及南海的联合近海防御作战能力,使得东南亚小国家产生的忧虑与质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日本、韩国、美国等领国和世界大国所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其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本国的利益的想法,便试图通过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家政治舞台中孤立中国。
大多数理性的学者对于“中国威胁论”会进行系统的,量化的分析,以此得出结论中国的“上升”是必然的,通过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可以发现,中方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争霸之心,而“中国威胁论”常常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媒体,甚至具有商业目的的公司进行炒作,以此吸引注意力,达成自身目的。
三、完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策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持久努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其伟大而更加艰难。但只要中美两国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会开辟出一条21世纪大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光明之路。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变问题为动力
陈积敏认为,以下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发扬攀岩精神
谢岩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发扬攀岩精神》一文指出,我们只有切实发扬锲而不舍、顽强向上的攀岩精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才能落到实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创性事业才能成功。其一,要始终坚持前进方向不动摇。其二,要不断寻找并抓住每一块前进的岩石。其三,要树立健康竞争意识。其四,要树立正确安全观。其五,要格外警惕外界挑拨。中国政府希望与美方在亚太良性互动,同时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维权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稳步前进
关于中国如何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稳步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文章《促进新的文明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认为,中国应做到:第一,不当头称霸。第二,不损人利己,善于以互利共赢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第三,不招谁惹谁,但绝不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第四,不畏惧围堵。第五,不陷入孤立。第六,不重开冷战,高举促进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第三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关于如何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贯彻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奥巴马总统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五)要克服以上障碍,中美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八个字上下功夫
相互尊重是建立互信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共赢是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其次,两国应着眼于长远战略利益,不要拘泥于一些具体问题,在政治上加强沟通,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亚太安全战略对话等机制共同努力排除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以及阻碍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些障碍。在安全方面,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控机制。第三,双方应致力于培植共同发展、平等发展的新发展观和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摒弃“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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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软权力”的作用不段显现,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越来越强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本文对中美政治与经贸关系中相关因素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因素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摩擦和争端不断扩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越来越强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中美政治与经贸关系中的相关因素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政治因素
1、两国政府和元首积极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两国政府向来是促进两国间经贸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中美经贸关系的中断到重新恢复,都是两国政府作出的选择,此后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也与两国政府的大力促进分不开。两国政府早已就促进两国的经贸发展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间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在江泽民同志九七访美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已阐明:“两国元首准备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这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证。
2、PNTR与中国入世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扫除了政策障碍
PNTR及中国加入WTO本身并非政治因素,无奈它们却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PNTR的前身是MFN,众所周知,美国国内政治曾经将作为经贸政策的最惠国待遇裹上了层层桎梏,以致使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政治关系屡屡遭受窒息的威胁。可喜的是,美国国会最终与2000年9月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美国实行了20年之久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审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两国在历经了13年之久的中国入世双边谈判后,于1999年11月15日达成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双边协议。中国与2001年11月11日正式加入WTO。从此,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可以遵循国际规则,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进行。这样,长期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被扫除,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也最终失去了为政治目的向经贸要价的机会,这也是对美国经贸政策(对华最惠国待遇〕政治化的终结,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扫除了政策障碍,中美经贸关系必将更加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3、从对华经贸关系中获益的利益集团与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将大大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30年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培植了一批亲华的利益集团,他们大多财大气粗,具有很强的政治游说力。为维持他们在对华经贸往来中的既得利益,以及继续获益,他们自然会努力争取积极的对华经贸政策,积极支持并参与中美经贸的继续发展,并且同破坏经贸关系的因素作斗争。因此,他们是一支很强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生力军。
4、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淡泊,两国的政治文化也越来越有利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曾经极端对峙,相互攻击,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广泛、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越来越淡化,两国关系越来越趋向务实,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已不会构成阻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反,两国对对方政治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相互间也能表示一定的尊重和宽容。两国在社会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了解和认同在不断加深,这毫无疑问会给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的政治因素
1、美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随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加大,美国的贸易政策将越来越偏向保护主义的色彩,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更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的贸易政策在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帜下,将越来越重视自我保护,强调对等互惠。因此,美国很有可能就中国的市场准入等问题大做文章,对中国推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2、各种反华势力的阻挠
美国政界及民间在对华态度上也一直存在对立的两派,虽然反华势力在不断削弱,但仍会就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武器扩散问题及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等向中国发难,中美经贸关系也一直是被利用的工具。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终结以及中国入世等成就的取得,虽然大大削弱了他们通过阻碍中美经贸关系而反华的势力,但他们仍将在一些具体的对华经贸政策上向国会或政府施压,阻挠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
三、中美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贯穿于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学者用“波澜起伏”来形容之,因而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相应的促进作用。简而言之,中美两国潜在的经贸市场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贸往来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共同的经济利益是维系中美关系的坚韧纽带,为维护既得利益,以及确保继续获益,需要稳定的、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因而中美两国广泛的经贸联系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推动机。相反,中美经贸关系将更多地对中美政治关系发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也为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发挥着强有力的粘合作用。
四、中美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经贸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政治关系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如果经贸问题处理不善,两国关系也会因此而恶化。现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是贸易平衡问题,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将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加以渲染,鼓吹中国政府对市场开放不够或控制过严,进而作为推行一系列对华控制政策的借口。这无疑会给中美政治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往来在给一些美国企业与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仍有一小部分行业不但没有受益,反而会受到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的冲击,这些利益受损的各方会组成对立的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等,他们也会游说国会,极力推行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政策。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在培植亲华利益集团的同时,也会造成对华不友善的利益集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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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是世界瞩目的新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印携手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印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20世纪50年代是中印友好关系的黄金时期。
印度是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两国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印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迎来了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个高潮。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中印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年10月,印度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接待的第一位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在4个月内实现了两国互访。尼赫鲁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会见。4天后,毛主席再次会见并设宴招待尼赫鲁,,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说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及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1956年11月,周恩来再次访问印度,贺龙副陪同访问,也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群众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在首都新德里等地,有上百万人欢迎周一行。到处都可以听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意即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周发表讲话说,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谊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和加强亚非团结、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等方面互相支持和配合。在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上,中印两国共同努力为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起初处理中印双边关系的原则逐步发展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
不幸的是,中印友好关系的良好势头未能长期保持下去,从50年代末开始发生逆转。其根本原因是西藏问题。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__等人逃往印度。当时,__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都得到印官方的协助和配合。印度政府的做法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违背了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分清楚,中印关系由热变冷,是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政策造成的。中方的善意和努力,没有能够挽救急转直下的两国关系。
60年代,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到谷底。
众所周知,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西方殖民主义者炮制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印度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为划定的边界线,并在军事上推行“前进政
策”,蚕食中国领土,挑起边境流血冲突。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但是,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的立场没有改变。
边界武装冲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印虽未断交,但双方撤回了大使,关闭了总领事馆,经贸关系基本中断,文化交往包括民间交流都无法进行。中印关系进入了漫长的僵冷时期。
7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开始出现一丝转机,但总体上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和冷漠。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7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和人员互访。由于印度领导人坚持所谓“平行政策”,即边界问题不解决,中印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化,中印关系的发展步履艰难。
80年代后期,中印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
1988年12月印度拉吉夫·甘地访华,这是时隔34年后第一位印度访华。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达成了中印关系要“向前看”的共识,双方同意以“互谅互让,相互调整”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边界问题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障碍。中印两国的舆论普遍认为,拉·甘地的成功访问是中印关系中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拉·甘地改变了以往印度领导人的“平行政策”,终于使中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印关系正常化基本实现。
90年代,中印关系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1991年李鹏访问印度,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中印高层互访。1992年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访华,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第一位总统访华。1993年印度拉奥访华,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江泽民同志访印,这是中印建交后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访印。双方达成了构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同时,双方还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此协定于上述1993年协定一起,对维护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1998年中印关系又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前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称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印领导人还把“中国威胁”作为其发展核武的借口。一年之后,印方开始转寰,1999年6月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华,与唐家璇外长达成两点重要共识,即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中印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使中印关系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进入了快速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高层互访保持良好势头,而且富有成果。
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把中印建交50周年的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同时也标志着1998年后一度中断的高层访问得以恢复。2002年1月中国朱镕基访印,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2003年6月印度瓦杰帕伊对中国的访问是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今后中印两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确认这是一份推动中印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双方同意各自任命一位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2005年4月,中国温家宝访印,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外媒体高度评价温对印度的访问,称之为“亚洲两个巨人的握手”。2006年11月中国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提出了充实和加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辛格访华,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双方还签署了十多项合作文件。政治关系的改善,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
经贸合作快速发展。
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518亿美元(2000年为29. 1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2009年双边贸易有所下降。但中印双方将共同努力,力争今年达到600亿美元的预期目标。防务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
中印军方高层互访,中印防务安全磋商机制,海军联合演习,陆军联合训练等等,表明两国在建立政治互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文及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2006年胡锦涛同志访印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每年组织100人的青年代表团互访。此举有助于增强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让中印友好世代相传。
多边领域合作方兴未艾。
随着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中印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也日益加强。中印同属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上互相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除了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外,在近些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俄印”三边合作,“金砖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小多边”合作机制中,中印两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对中印关系的评价
综上所述,纵观60年来的中印关系,其特点是从“曲折发展”到“螺旋上升”。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交)到上世纪末的50年里,中印关系走了一个“马鞍型”:50年代从热到冷,60年代降到谷底后,缓慢上升,90年代开始加速发展,并保持良好势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呈“螺旋型”上升趋势,但不是直线上升。
当然,在看到中印关系的发展成绩显著、势头良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而且需要认真对待。
1、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印双方分歧很大,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自2003年以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进行过13轮会晤,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印边境总体上是和平安宁的。但近两年来,也曾发生一些引起争议的事情。例如,印度总统、、政府部长不止一次到中印边境争议地区“视察”,宣称印方拥有“主权”。印方还向中印争议地区增派军队,重新启用已关闭的空军基地,部署先进战机。印方的目的,是要强化对中印争议地区的“事实占领”和控制,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事关领土主权问题,中方当然要做出必要的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实际上,印方所作所为只会增加中印谈判的困难,显然不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西方和印度的媒体,以及一些战略分析家大做文章,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中国入侵”,“2012年中国要攻打印度”等谣言,有时印度官方不得不出来表态澄清。关于边界问题,2008年1月中印两国签署的《共同展望》文件中说得很清楚,双方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遗留分歧,同时确保这些分歧不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
2、西藏问题是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困扰着中印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印度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包括__在内的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参与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印方对自己的承诺只做到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做到。__的“流亡政府”在印领土上长期存在,从来没有停止过企图分裂中国的活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不久前指出,__是中印关系中的“一根刺”。
3、经贸摩擦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多年来,印度对中国商品实行“反倾销”,对中国投资设限等经贸摩擦事件屡屡发生。其实,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打伤的不仅是别人,最终还有自己。中方向印方表示,希望通过加强两国政府、产业间沟通与交流化解贸易摩擦。
笔者认为,中印关系中确实存在的上述问题以及印度媒体和学界过分炒作的负面新闻和评论,并没有改变中印关系总体上保持上升的大趋势,没有发生以往那样的重大挫折和倒退。说明中印关系经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逐步变得成熟和稳定。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中印未来是“龙象相争”还是“龙象共舞”?
中国和印度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中印崛起的道路还很漫长,关于这两个亚洲大国未来关系的走向却早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了。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两个大国,尤其是互为邻国的大国,在崛起之后或者在崛起过程中必然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互相构成威胁,甚至必然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历史上确有崛起的大国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变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例子,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凡是强大起来的国家必然走西方大国的老路。力量对比固然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实行何种内外政策,能否正确地看待本国,也正确地看待别国。
中国如何看待印度的崛起呢?早在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就明确指出,“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拉·甘地时又语重心长地谈到中印两国发展前景及其重大意义,他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他还指出,在这个伟大目标下,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中印两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达成中印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针对西方关于中印争夺亚洲主导权的论点,印度领导人也指出,亚洲和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印度和中国都发展起来。中印双方都对未来关系前景持乐观态度,未来是龙象共舞而不是龙象相争。
中印如何建设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印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双方长期共同努力,不断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战略关系有本质不同。中国宣布与许多国家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结盟、不争对第三国,以及不影响各自与第三国的关系。因此,对中印关系中的第三国因素,如美国因素,巴基斯坦因素等等,不能用冷战思维去思考,否则将作茧自缚,影响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
战略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矛盾,分歧,有竞争。这是不能回避的。根据前面所讲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中印之间是共识大于分歧,互利多于摩擦,合作高于竞争。
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妥善处理中印关系中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相互照顾彼此关切,通过求同存异,增信释疑,扩大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远大目标,
根据 2010 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超越了日本。尽管此前早有预测,但这个消息还是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热点话题。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是集中在中日经济、中美经济之间的比较。
2010 年 8 月 16 日英国《卫报》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2010 年第二季度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这一事实表明,这是中国从贫穷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向经济超级大国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个里程碑。法国《世界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第二季度 GDP 超过日本说明,日本经济正以一种令人担忧的方式衰缓,这一现象源于日本社会消费萧条(在日本消费占其 GDP 增长的 60%)、持续的通货膨胀,以及出口减缓(减少 5.9%)等原因。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 9%的速度增长,它将在 2030 年超过美国。这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不仅如此,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在普华永道税务审计事务所对未来经济排名的估计中,中国将在 2030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的排名将会是印度、俄罗斯、德国、墨西哥、法国和英国。这将会给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带来重大变化。但是,退一步讲,从一个更具亚洲特点的角度看,中国更长期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个正在复苏的经济大国:印度。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在 1800 年前就占到了世界经济的一半。他们不像德国和日本,仅仅是国家,从国土面积和人口而言,各自都算得上一个洲;而且,尽管有光彩夺目的增长率,但仍然是一个贫穷的洲。
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中印共同崛起的主要意义是在经济方面。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发达市场主导的世界经济将因新兴市场而重新划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印度的总体规模将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 同时,也没人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印两国本身将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而西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主流学者更是将这个问题视为观察两国崛起的重要变量。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拟对印度经济、中印政治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印关系发展前景有更好的理解和应对。
一、印度经济
正如丹尼·罗德里克等所指出的,在印度独立之后的30 年里,在社会主义政策和许可证、配额制度以及进口替代政策等的束缚下,印度常被看做是错误发展的反面典型。
但是,随着过去 20 年里印度发生的巨变,印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模范生,人们用她做例子,来说明如果转向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经济潜力可以得到多么大的发挥。尽管有很多学者(尤其是印度学者)在印度迈向崛起的时间转折点上有着争议,但无论是支持印度从 8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抑或是 90 年代开始的观点,都一致同意自由化改革对于经济崛起发挥了最为积极的作用。
尽管中印的增长速度同样引人注目,但增长方式却大相径庭: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是业,而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服务业推动的。印度的服务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含义,以计算机软件为中心的信息产业是崭新内容。在年均 6%的 GDP 增长率中,服务业的贡献率高达 51%,其中增长最快的两个领域为金融和软件业。《亚洲时报》对此有一个数据统计,它统计了以要素成本计算的各行业在 GDP增长中所贡献的百分比,农业从 1951-1952 至 1960-1961 年度的 45.2%下降至 1997-1998 至 2000-2004 年间的 13%;工业则保持稳定,天气的数字分别是 23.7%和 23.1%;而服务业在同期则成倍增长,从 31.1%上升到 63.9%。 印度国内的储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的 10%,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比中国落后大约 10 至 15 年。在付出了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代价之后,90 年代,经济自由化促使印度的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私营企业占了经济的 75%以上,并且为合营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随着中国、印度这两个新兴亚洲国家的崛起,中国有着引领亚洲的趋势,而印度已经基本奠定其南亚霸主的地位。中印关系已经成为亚洲最受瞩目的国际关系之一。 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中印两国具有许多一致的特点:
中印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综合实力,基本成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关系已经具备大国对话的特点。按通行的观点,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印两国现在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都具有国土广阔、资源总量巨大、人口众多等优势,近年来又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就军事力量而言,中印两国在常规武器数量、技术装备以及军队规模等方面居亚洲前列,而且都拥有核武器;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则在积极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印还在某些科技领域领先的同时不断提高整体水平,力争迈进科技大国的行列。这一切表明,中印已经在迅速改变长期以来的“大而弱”形象。
从今年的中印关系来看,友好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互信不足问题仍不时浮现,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印互信不足主要的表现是:在印度,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又有所抬头。 中印互信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有某些现实的因素,比较复杂。
首先是中印边界问题未能取得突破。自2003年以来,中印两国政府的特别代表已举行了多轮谈判,两国在2005年4月温家宝访印时签订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从而为双方实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实现最终解决还有相当的难度。温家宝在最近访印期间的讲话中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只有真诚互信、锲而不舍,才能最终找出公平、合理、为双方所接受的方案。”由于中印边界问题在短期内尚难于解决,而在印度,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中国存有较大的疑虑。
其次是中印经济差距有所扩大。近年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都较快,但中国的发展速度高于印度,使中印两国的经济差距有所扩大。印度一向具有较强烈的同中国竞争的心理,这种形势使印度有些忧虑,对中国产生些许排斥。 再者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地缘政治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已逐步减少,但这方面的因素仍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印度对中国同巴基斯坦等印度邻国关系的某些方面仍有疑虑。从中国来看,它对印度同美国、日本等国的军事与安全合作也有其关切。
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情况比较复杂,解决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并应防止对中印关系的全局做出错误的判断。同时双方对互信不足这一问题应给予高度的重视,为增进互信做出更大的努力。
双方应继续推进边界问题特别代表谈判进程,并致力于从政治和战略高度出发,积极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将根据已签署的协议,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最近温家宝访印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
此外,双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更多的积极行动,给予支持,这将能充分体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意义,对增进互信有重大的作用。
总的来看,中印关系已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十分可贵的。今后,随着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将有望进一步消除,使两国的互信不断加强。对于中印关系的前景,我们可以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就目前国际形势来看,中印关系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影响,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几年,因为领土问题,中印关系一度紧张。如果两国一旦兵戎相见,势必会大大影响两国的稳定发展。而美国必会趁虚而入,向印度出售军备,缓解其国内压力。印度缺钱,中印一战,中国必胜,而印度势必沦为大国的工具,长期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也会影响中国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如果两国友好互信,则中国可以趁着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这几年,用强硬手段稳定南海局势,稳定中国的大后院。中印联手,再加入俄罗斯,足以抗衡美国及依附美国的日本,收复台湾也不是问题。那时候,中国成功破除周边封锁,成为亚洲老大,具有和美国直接对话的权利。引领亚洲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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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全方面发展与进步的继续,中国外交的发展成就是较为显著的,但是目前中日关系是较为紧张的一对关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六是日本遗弃再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采取着“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中日关系虽峰回路转,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还充满着不确定性。日本右翼势力仍期待着安倍首相在200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相互缓解安全疑虑、推动东海问题谈判、加强地区与国际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实质性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有待于进行耐心、细致的对话与磋商。
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意识形态围墙。日本对“战略互惠”的态度是否真诚,也将在战略对话中得到彻底验证。
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样式,将是发展共同利益和调整相互矛盾的统筹兼顾。其最低目标是力争维护和发展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理想目标则是构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双边框架。日本决策层能否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和围堵战略?这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外,两国政界的友好意愿、经贸界的双赢合作以及舆论界的正面呼应,也将对此番中日关系上升势头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互惠”将成主旋律。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因而是其对华政策宣示上的重大转变。
中日两国应坚持安倍访华时达成的“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2007年是中日复交35周年,又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70周年。这种特点,使中日关系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中日战略对话”有待于超越相互试探阶段而进入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阶段。这意味着两国围绕双边与多边问题的对话应得到进一步深化,其目标应是推动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框架。目前,“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能否巩固这一成果、进一步扩大共识,是下一步中日磋商的关键。而积极开展能源合作,则将是为两国“共同开发”创造良好政治氛围的重要途径。中日能否共同启动重大经济合作项目,将是考验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试金石。我们应充分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备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局。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正因如此,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而我们当下大学生,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甚么是威胁,甚么是安全;甚么是可取,甚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只要是对自己的国家前进有实际意义的任何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是爱国的表现,爱国既不需要多么豪情壮志,也不需要多么高亢激昂,只要务实,就是爱国;并且谨记随时维护祖国的尊严,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我们热切的希望我们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只要强大了,我们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公平地发展,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回顾中日关系历史,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中日处于对立状态,1972年中日建交,恢复友好邦交关系,但在90年代冷战后,中日关系磨檫不断,逐步丛局部矛盾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磨檫。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历史问题,日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历史问题,对教科书的修改也让人不能接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远;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敢正视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起侵略罪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是参拜靖国神社,这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因为那里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作为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他去靖国神社参拜不同于一般日本民众,他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不是一般的内政问题。 三是领土磨檫,主要是钓鱼岛问题,日本右翼不断制造事端,把问题上升到军事、战略层面磨檫;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日本青年社”成员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97年5月7日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四是防卫磨檫,90年代初期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并为其扩军找借口,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在暗中采取行动支持“台独”。
中日关系在今天激化?原因在于:一是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得到恢复,六七十年代很发达,到了八九十年代则十分低迷,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倍受瞩目,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存在某种病态心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二是日本自身做法欠考虑,特别是小泉的做法让日本走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可是历史悠久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骂阵叫阵,我们现在对日本是强硬一点好呢,还是继续韬光养晦好一点呢?有人预测,中日矛盾如果继续激化,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其实中日关系在现实中就如邻里关系,我们的邻居并非全是很好的邻居。有关系很密切的,有见面点头就过去的,也有邻居居住着几年也不说一句话的,也有关系不好的。你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立刻搬家,也不能因为关系不好就整天盘算着跟他打一仗。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近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应该说世界发展到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就象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们市WTO的缔约国,我们要要兑现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虽然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好。不能因为日本做错了,我们也要违反原则的做错。我们虽说抵制日货,可北京的地铁和首都机场的建设费中有一部分日元贷款,你不可能因为有日元贷款,这两处设施就不使用了。北京现在正在建设地铁,所用的开掘机就由日本制造,现在能说不用这个开掘机让工程停下来吗?另外你说抵制
日货,是整体的还是零件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中国品牌的汽车,它的发动机用的是日本的,怎样实现抵制日货?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老子说,善战者不怒。”我觉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咱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此语不无道理。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的中日关系中,有很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确实需要理性和智慧。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但是加强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关系三个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并且三次提到日方要采取实际行动。只要日方恪守三个重要文件精神,中日关系就会回到正常轨道,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为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
摘要: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 历史 的认识 问题 , 台湾 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同志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就谈不上 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 影响 。值此世纪之交,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此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以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7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 政治 基础。第二件是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进入80年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友好与摩擦并存。
友好主要表现在: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这一条;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此外,迄今为止已轮流在两国举办过11届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是在这一时期(1984年9月)召开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次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如: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时,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表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并列,是日本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时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构筑面向未来、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日中关系;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 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要以史为鉴,二要着眼未来。97年11月,李鹏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首脑时隔8年后再次访问日本。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认为,要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去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同志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中日间的摩擦有所增多,日方的挑衅行为有逐步升级的趋势。除了极少数议员和阁僚继续歪曲历史、否认侵略外,日本政府还以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并纵容少数右翼分子在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日方的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贯是非常明确的。去年江泽民同志访日时在同小渊惠三首相的会谈中再一次阐明了这一立场:坦率讲,在多国列强中,日本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危害最为深重,尽管如此,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他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但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前提必须是正视和承认历史。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如前所述,二十六来年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友好合作。在这一主流的支配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 ,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二十六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60年前,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1990年11月10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1994年5月3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谈到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不能不提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靖国神社是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和1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亡灵的场所。多少年来,日本极少数人总要在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去参拜靖国神社,为在侵略战争中死去的战争罪犯们招魂扬幡。他们这种公然为侵略罪行翻案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在这一问题上由日方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摩擦与冲突,也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1996年7月29日,刚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位日本首相。桥本的这一做法,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及亚洲所有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1994年8月12日,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几百万军队?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此而感谢日本吗?
(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 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 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 影响 中日关系 发展 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 政治 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 总结 这方面的 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 历史 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 经济 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 中国 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 金融 、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 交通 、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 目前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台湾 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动乱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 研究 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 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 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 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 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 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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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中韩经济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不断的增加,但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令中韩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韩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形势与政策——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一生坎坷的经历锻炼了朴槿惠的性格,执政和外交思路与前任总统李明博有所不同,这次打破韩国惯例就任总统后第二站绕过日本优先访华,令日本担忧被排挤,也显露出中日韩领导人换届后日韩关系已走入冷淡期。文章还指出,基于双方都需要扩大内需消费市场,韩国与中国有必要加强进入对方市场,共同打造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稳定贸易结构。朴槿惠倾向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即使不是遥遥无期,也会旷日废时。既然如此,首尔自应当机立断决定先与北京洽签“韩中自由贸易协议”,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
台湾《联合报》1日社论指出,或许是身处于大国环伺的特殊地理环境使然,战后以来韩国的外交政策,从来不轻易地选边站,保持暧昧是其特性,维持等距更是其原则。 文章说,美国是韩国第三大贸易国,而中国大陆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朴槿惠在就职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从美中两国取得了两纸共同宣言。这既让韩国取得美国在朝鲜半岛安全的保证,也让它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钥匙。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称,中韩外交观察家也指出,朴槿惠此行的根本意义在于巩固和加深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同时要赢得中国人的心,为今后的坦诚对话奠定基础。这种互信的提升,也将成为韩中深入合作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基础,足以影响未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
马来西亚《中国报》29日评论文章指出,朴槿惠会讲汉语,喜欢看《三国演义》,也爱听邓丽君的歌,以及她的语言“附加价值”,使她这次访问中国,倍感亲切,她热爱中华文化,的确为她促进韩中邦交方面加了不少分。
至于朴槿惠的西安之行,台湾“中央社”援引韩媒分析称,朴槿惠访问中国,首站在北京,第2站并未选择上海,反倒是千年古都西安,显示朴槿惠想要拉近与中国的内在关系,造访西安的政治涵义很高。并且,西安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镇,包括韩企三星、LG等大企业都在西安投资不少,朴槿惠访西安也有经济意味。
香港《文汇报》报道称,舆论认为,朴槿惠西安之行经济是主轴,文化乃润滑剂,她打破历届总统惯例,选择西安而非上海作为第二个访问城市,表现出对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视。该报还援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观点认为:首先,在韩国人眼中西安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故乡,选择西安作为此行一站表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友好;再者,中国
正在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选择西安也是基于韩国在中国经济布局的考虑;另外,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访问西安能够从文化和心理上拉近两国间的关系,增进两国情谊。
今年是中韩关系第二个20年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两国政府换届。新时期新形势下,两国领导人从长远战略高度全面规划双边关系发展蓝图,进一步充实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愿景。在这一蓝图和愿景指引下,中韩将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使双边关系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信”在东方文明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无信不立”的古训是中韩共同尊崇的价值理念。韩国新政府将“信任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这同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增进互信不谋而合。中韩以信相交,把握住了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脉搏。中韩一致同意全面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这必将为两国关系走得更快、更深、更远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助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是中韩关系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说每周往返于中韩之间的800多个航班是连接两国人民的空中桥梁,那么共同的文化记忆、相似的文化传统则是沟通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相信人文的交流与亲和将是新时期中韩关系的一大亮点和增长点。
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在未来5年间共同合作,确定了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民间交流等三个重点合作领域和五点具体行动计划。中国梦和韩国的“国民幸福时代”、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与韩国的“第二汉江奇迹”相呼应,将为两国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近一时期,东北亚局势发生诸多复杂变化,牵动着世界神经。中韩两国领导人就此深入沟通,宣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共同立场,表达了致力于增进地区安全、扩大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一致意愿,并决定积极努力为推动对话、早日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中韩将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本地区的长治久安。 中韩关系全面迅速发展,已打下深厚根基。面向未来,双方将登高望远,不断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向着互信伙伴、发展伙伴、友好伙伴、和平伙伴的目标大步迈进,共创中韩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要:中韩建交十几年来,积极开展经贸合作,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突飞猛进,国家间越来越相互认同,相互依赖,共同利益增多,经济互补性渐强。但随之一些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如贸易与投资的“双不对称”,双方货物与资本的市场准入问题等,使双边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又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增强政治互信,扩大交流与合作领域,实现双赢和地区多赢,是两国政府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贸易;合作:双不对称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双方只有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现状
(一)中韩贸易现状。
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日韩三国学者就提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是由于三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使得这一构想迟迟未付诸行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韩国友好的政治关系,提前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动,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中韩两国经济正处于全面合作之中,显现出深厚的合作潜力,两国寻求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具备。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当代韩国》杂志中的“韩中经济交流的现状及前景”一文指出,作为东亚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两个国家,中韩两国有着加强合作、促进本地区共同繁荣的强烈愿望和有利条件,已成为推动东亚合作进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自由贸易协定为纽带,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更趋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可能。作为东亚合作的重要内容,中韩合作以“10+3”为舞台,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机制。更重要的是,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正在向更高层次发展,已开始从战略高度来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和档次,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而且还将为东亚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主要国家进出口现状,2005年韩国的外贸总额5,000亿美元当中,对中国的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胡锦涛出访首尔期间,曾与韩国总统卢武铉商定,双方将共同努力,争取于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使两国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显然,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目标。卢武铉总统也利用胡锦涛到访机会宣布,韩国决定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并将以此为契机来推动韩中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回应指出,此举有助2012年实现中韩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1,343亿美元,远高于同期韩日之间的贸易768亿美元的贸易额。2006年中韩贸易额是建交当年的26倍,15年来双边贸易平均年增长为26%。
韩国企业已开展所谓“KOINA”(KOREA+CHINA)战略,强调不再把中国看成外国市场,而是与本国形成单一经济圈;也不再把中国当成赚取低廉工资成本的生产基地,而是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建立“第二集团”,作第二次创业,在中国当地进行生产、研发、行销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如SK、LG、三星都采取这种战略。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方式逐渐以高价产品为主,韩国企业把中国视为最终商品的消费市场,并建立“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将把韩中两国的经贸关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原因分析。中韩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是诸多有利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总体来说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在经济贸易上存在互补性。
1、政治上,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联系的加强、东北亚局势的缓和为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韩国北方外交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启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中韩建交以及建交后两国高层领导人对中韩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经济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韩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外在机遇和内在动力。中韩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中韩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动力。中韩经济关系已有的成就为进一步扩大中韩经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韩经济较强的互补性是中韩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2、历史、地理、文化上。中韩具有地理上的临近性、文化上的同质性和历史上的渊源性的特点,中国与邻国关系友好,加强贸易合作,可减少成本,互通有无,这也有利于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3、区域优势导致贸易发展。如中国纺织业优势明显,成为纺织品主要出口国,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中国市场;同时,由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互补,韩国对中国投资步伐加快,投资地区从沿海向内地延伸,也加速了双边贸易发展。 中韩两国经济正处于全面合作中,显现出深厚的合作潜力,两国寻求机制性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具备。
二、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争端等诸多问题日益显现。
(一)问题综述。中国对韩国投资项目数量多,贸易不平衡持续扩大,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越来越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严重;贸易结构不合理;双方贸易存在摩擦和纠纷。
(二)原因分析。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地扩大下去,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发展中韩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政治上,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隐患,这对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形成和维持构成威胁。美国因素和朝鲜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经济上,中韩经济关系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韩国金融危机对中韩经济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历史、思想文化上,中韩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历史隔阂成为两国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中韩在文化上的某些差异也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近期整个国际经济走软的形势下,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此外,中韩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及竞争度急剧深化,这将成为中韩两国未来贸易发展的极大障碍,进而对两国产业及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三、问题的解决
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1、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
中韩两国政府应加强经济合作和交流,目前存在的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多是以经济领域为主、自发地或者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仅仅依靠协商,没有强制性规则难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冲突,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制度性安排或者约束机制下才可能解决。因此,中、韩两国可建立政府级的合作组织,设立政府间的常设机构,对中、韩两国现实可行的自由贸易领域和项目进行规划协商,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共同的可遵循的法律和法令,为未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2、采取措施,缩减贸易逆差。
针对我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韩国应积极寻求合作点,减少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调节关税品目,消减高峰关税。同时,韩国也应该逐步开放市场,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尽早给予中国出口产品以公平待遇。中国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应积极开拓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扩大对韩国的出口。韩国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国积极开展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以推动韩方减少对进口农产品设置的重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强检验检疫部门间的合作,便利货物流动。
3、有计划、分步骤地扩大合作。
在近几年,全球兴起一股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风潮。各国之所以如此积极促成、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其原因包括经济与政治双重目的。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如果一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对象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则可以促进贸易扩张,有助于该国经济福祉的提升。其次,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参与国扩大市场腹地与整合生产要素,形成经济规模效应,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发展与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第三,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推动参与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与落实制度化建设。第四,参与区域贸易协定也是避免被排除在区域经济整合外的必要途径,避免本国经济在区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政治角度而言,区域贸易协定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
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有助于区域贸易协定参与国家之间建立彼此的互信与发展共同的经济利益,使各国倾向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另外,区域贸易协定将强化参与国整体的协商力量,以便在双边或多边的协商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可以达成两项目标:发展与安全。这便是各国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着巨大差异,自由贸易协定不可能在全产业一步实现。应该根据两国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优先展开合作的领域。中、韩两国可以在比较利益明显和技术水平相近的相对成熟产业领域首先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先限定在特定产业,不急于扩展。这样既可以积累经验,又可以避免大规模自由贸易对弱势产业的冲击。从自由贸易区角度看,目前中、韩两国若直接建立起全国性的自由贸易区可能会较困难,次区域性合作可以先行一步,促使局部领域或相近城市的合作。
4、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文化交流。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单靠政府的力量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大企业、跨国公司的参与、推动与合作。两国企业应加强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跨越一些障碍和突破一些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束缚,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寻求更为基本的共性,求同存异。在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信任和理解,为解决两国的纷争和分歧创造有利的条件。
4.结论
中韩两国建交近14年来,双边经贸发展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贸易额有1992年的50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1119.3多亿美元。中韩同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两国经贸合作的互补性明显超过竞争性,虽然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诸如贸易逆差和关税壁垒等问题,但总体来说,两国的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韩两国要扬长避短,解决问题所在,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两国经贸合作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韩两国的经贸关系必将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大伟.《中韩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现状》,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6年版
[2]王倩、曲为民.《中韩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及对策》,外贸经济、国际贸易,1995.
[3]廉小梅.《中韩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J].东北亚论坛.2004.
[4]何谦.《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中日韩经贸关系研究》[M].西北大学.2008.
[5] 德讯商情网,《2005年1-5月韩国进出口及中韩双边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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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以来,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虽然存在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不少令人忧虑的现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与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将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没有泪的眼睛是干涸的,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一颗心而活着,心因为有了方向而执着,而方向就是我们的梦想,梦想是一个人最大财富,它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总是在漫漫的漆黑夜晚为我们照亮前方。可以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还是不起眼的灰姑娘,我们都能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件事会支撑我们很久很久,即使受到全世界的人的嘲笑,有那么一个梦,你都能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梦的力量。我们有梦,当然我们的国家也有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深刻的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刻的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断奋斗的历史。
一、“中国梦”的涵义、提出的背景以及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这就是让国家更昌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辱;民族不复兴,就无言担当龙的传人。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三、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四、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1.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2.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必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3.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实干兴邦,只有实干兴邦,才能避免空谈误国。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一个长久的优良传统。坚持实干兴邦,才能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4.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其中,道路是决定因素,发展是根本因素,实干是关键因素。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梦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有梦的国,才是真正的国!中国的梦,祖国的梦,你我的梦。
让我们打开美好的心灵,让理想在他乡飞翔吧,不要让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要用青春去奏响生命的乐章,我相信每一个音符都将是理想的归宿! 让我们为了家国之梦和自己的梦想,携手同行吧!
摘 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要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关键词:党的;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党的报告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1]44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央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维护统一的价值理念,根植了中国必须统一的强烈意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坚强意志。祖国大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奠定了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必然会更强烈、更广泛、更高层次地形成和强化两岸之间的凝聚力,使民族更趋融合、人民更趋团结、国家更趋统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对台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由高度危险的关头转向和平发展,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两岸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60多年来最密切的水平。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需要倍加珍惜、共同维护。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一定能够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二、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深刻总结过去对台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报告再次强调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指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首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契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历史发展趋势。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始终是两岸的主流民意。5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已经用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行之有效,对推进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作用。2012 年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两项选举结果表明,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正面影响明显增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发展而不停滞倒退甚至紧张动荡 [3]351。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再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联。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而和平发展是当前两岸关系最现实的选择,是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手段。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出发,彰显时代特征;又把握了台湾问题的本质,把解决台湾问题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新境界来认知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智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分割出去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三、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
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提出的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1.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条底线。只有承认“―个中国”,两岸才能建立实现和平发展所必需的互信基础和政治环境,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才能顺利推进。反之,两岸和平发展就失去了政治基础和保障,就变成了空中楼阁。虽然目前两岸对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认知仍有所不同,但在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最基本认识上一直有着共同点和连结点,即双方都认为大陆和台湾没有分裂为两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就可以求同存异,由此共同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做出正面回应。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2.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经济合作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深化经济合作,就是要积极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其他协议,逐步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建立两岸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厚植共同利益,以经济“暖流”持续滋润两岸民众。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扩大文化交流,就是要以加深两岸同胞的感情和增进相互理解为出发点,注重建立恒久稳定的文化交流机制,通过开展更多文化方面的双向互动,增强一脉相承的民族认同,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密切人民往来,就是要大力加强两岸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利益联结,使更多台湾民众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融洽亲如一家的同胞感情,从而为两岸关系持久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维护两岸和平发展关系的持久性,仅仅靠寻找共同利益、扩展共同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机制建设,用制度来作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在平等协商、沟通谈判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化安排的过程[4]8。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合作中,要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推动两岸交往的机制化。
在这些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着眼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必须为逐步解决症结性问题创造条件。我们主张,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打开解除政治难题的瓶颈;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利缓和台海局势、降低军事安全顾虑;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一起承担避免国家分裂的义务和责任,一起规划两岸关系进程,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3]355。
3.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理念,满腔热忱关心台湾同胞,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积极采取对台惠民措施,让台湾同胞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对于部分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要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疏导、化解。
4.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裂活动已成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祸害、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才能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福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有丝毫动摇、妥协、含糊。当前,台海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台独”分裂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台独”分裂图谋,没有停止“台独”分裂活动。对于任何“台独”分裂势力,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违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必然走向彻底失败,我们对彻底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充满必胜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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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两岸关系形势政策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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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富活力以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自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30年,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并日臻成熟。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7论中美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中国与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交,建交后冷战的来临使中美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冷淡,而且冷战时期美对华进行所谓经济制栽,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对美略有回温,两国的外交只限于经济之间交之后我国同美国产生多次的摩擦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在曲折中发展
关键词:经济封锁 曲折中发展 互利互惠 世界格局 多极化
我国自建国以来国力在不断加强,然饿而一国家综合实力的家强比顶会触及到其他大国的利益,而我国强大的人民力量粉碎了资本主义大国要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的企图,于是合理的搞好和我国的外交,便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的途径而中美的外交历史便是有个很好的例证
我国从建国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外交之路,1953年中国在朝鲜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战斗最后以我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而告终。这次战争彻底粉碎了美国等国家妄图以朝鲜为跳台侵略中国的意图。但在以后的几年里美国依靠起强大的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频频施加压力,只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好转,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乒乓球对使说如果尼克松来中国我还是愿意和他谈的,次年尼克松访华,双方一在表示想要建交的意向。1973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美的建交,而此时的建交是迫于国际的新形式和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两国的建交仅仅限于领导人的互访和经济之间的往来,中美的建交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同美国之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两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美国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给两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打击,对当时我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利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形成,中美外交再度恢复对我国引进来的政策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党的三代领导人集审时度势积极谋求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针为特征的新大国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坚持对话不高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着想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彼此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按照这些原则,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得到新改善和发展。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1年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长期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问题宣告解决。2002年10月江泽民成功访美,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科技,文化人员等其他各方面联系不断发展。
在努力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我国对美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行为作出了坚决回应。建国初期,美对我国领空多次侵犯,我国军队共击落u2侦察机达4架之多。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伤亡。2001年4月,战机在我国领空与我国战机相撞,造成我方机毁人亡。2006年4月7日,吴仪与美国高层商务部长埃文思和贸易代表佐立克共同主持第15届中美商贸联合会议,共同商议中国对美倾销事件等其他对华商贸政策。
谈到中美关系就不得不谈到当今的热门台湾问题。美国曾一度重审一个中国政策,但却多次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私自对台出售武器,美国再三的阻挠台湾的和平统一,而对大陆却一度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意图很明显是想保持这一状况从向台湾进口武器上谋取经济利益,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美国这一做法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外交是不利的,紧接着在2007年11月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向香港提出靠岸请求,美国航空母舰群有史以来在太平洋上的最大规模的集结,在台湾问题日益紧张化的今天,未曾不是一种挑衅,和威胁面对如此的行为只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抵触情绪是美国的不当外交
我国现阶段同美国的外交仅仅保持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至今并没有战略问题上的合作这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是不利的,总之我国同美国的外交发展在曲折中发展,这同美国和我国不同时期的当局领导人,当时的国际形式是分不开的,在中美关系上,按照对美工作方针推动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扩大合作,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保持相对稳定。努力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同美国外交的努力点,中美关系回朝着更友好,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相关信息来源:
中国对外关系论文网
《党的十六大对外关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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