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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是对教育本质及其价值的根本性判断和理性认识,是指向教育未来发展的精神范型和远见卓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理念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实践性强,将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教学中来,可以让学生以主动、实践的方式学习该课程。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子学课程组通过合理组织理论教学、合理安排《电子工艺实习》进度、改进实验和《电子工艺实习》的验收考核环节等诸多教学方法的改变,突出工程教育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电子技术;CDIO;教学方法;教育理念
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简称CDIO)这种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工程教育改革的新成果。该模式让学生主动地以实践的方式学习产品的研发、产品的设计、产品的运行整个过程,以综合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多方面具有工程师的素养。对于《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国内很多高校将CDIO理念融入到该课程教学模式中。黑龙江工程学院借鉴CDIO工程教育理念对专业教育进行一体化设计,将《数字电子技术》与《EDA技术》两门课程有机地融合为一门课程《数字电子与EDA技术》,将《电工电子工艺实习》和《PROTEL实习》有机地融合为《电工电子工艺实习》[1]。广西科技大学基于CDIO理念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课程考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2]。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改革《电子技术综合设计》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3]。东北林业大学基于CDIO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4]。南京工程学院将CDIO融入数字电子技术教学模式改革中,使理论教学、实验课程与课程设计相辅相成进行[5]。浙江工业大学基于CDIO教育工程模式下进行了“模拟电子技术”授课体系改革,该体系分成课堂授课、课外辅导小组授课、建立课外兴趣小组授课这3个层次,具有诸多优点[6]。河北工程大学在CDIO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对电子应用系统项目实施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对项目训练教学中的项目体系结构、项目训练方式、项目训练成绩评定、项目指导过程及项目空间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实施模式进行构建和实践[7]。经过实践证明,《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教学模式后,教学质量得到了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项目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学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均得到了提高[8-10]。
1《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优点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实践性强,有很多通过学习、实践易于实现的电子产品,如秒表、节日彩灯、简易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直流电源、智能声音放大电路等。将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基础》的课程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自行进行电子产品的思考、设计及实现,从电子产品的研发到产品运行为主线,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提高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后,《电子技术基础》的课程教学具有以下优点:1)能加强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2)该教学方法的实施能建立起学生在现行教育中缺失的工程意识,激发学生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从而转变学习态度;3)该方法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锻炼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4)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2引入CDIO的《电子技术基础》教学方法
把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基础》教学中,任课教师必须具备很强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工程知识与能力,这样才能在《电子技术基础》的课堂教学中提供恰当的工程实例。另外,学生在实践过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具备工程实践经验的老师能及时给学生提供经验性的指导。一般来说,青年教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子学课程组采取了“传、帮、带”的措施,青年教师上讲台前必须跟经验丰富的教师听课并助课,课程团队同时还为年轻教师指定工程经验丰富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指导。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对教学方法、工程实例进行讨论和共享。另外课程团队积极鼓励工程经验少的教师到企业单位参观,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工程项目,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2014年春季学期,课程组教师去同辉电子有限公司参观;2014年秋季学期,课程组教师去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测中心参观;2015年春季学期,两位教师去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测中心进行实际操作培训。通过参观和培训,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
2.1根据工程实际,确定课程教学内容
1)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去除《电子技术基础》课程里陈旧的教学内容,比如集成电路的内部结构,突出集成芯片的外部特性与应用。2)理论教学内容模块化。《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突出计数器模块,学生可以进行秒表设计;突出寄存器模块,学生可以进行节日彩灯设计;《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突出直流电源模块,学生可以进行直流稳压稳流电源和充电器设计;突出波形发生和振荡电路模块,学生可以进行简易信号发生器设计;突出运算放大电路模块,学生可以进行各种运算电路和滤波电路的设计等。具体模块化内容与实践性项目如表1所示。3)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中均加入电子线路的仿真。《电子技术基础》课堂教学中加入仿真,帮助学生理解难懂的电路原理,比如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启动振荡过程。在《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教学中也引入仿真。学生在实验室搭接硬件电路前,利用仿真帮助学生掌握实验仪器的基本使用方法及电路参数的测试方法,如放大电路的交直流参数的不同测试方法。仿真完成后,学生再进行硬件电路的实验环节。加入仿真的方法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通过理论与实验结合的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学习兴趣。图1和图2分别为数字时钟仿真和RC正弦波振荡电路仿真。
2.2将《电子工艺实习》贯穿到整个《电子技术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电子技术教学体系中,《电子技术基础》与《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是分别开设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或者《电子工艺实习》)是一门单独的实践类课程,这种课程设置的本意是让学生重视实践课程,但是这种课程设置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理论与实践分开,课程进度不做协调,并且一般课程结束数周后才进行为期一周的课程设计(或《电子工艺实习》),不利于学生连贯性、持续性的学习。课程组将《电子工艺实习》和《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安排在同一学期,《电子工艺实习》安排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后,内容为稳压稳流电源设计与制作,该内容涉及到《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直流电源这一章节的内容。在理论课程未讲述到时,就下达设计任务,学生可以自行预习这一章节,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在理论课程讲述完负反馈放大电路后,给学生安排稳压稳流电源的仿真与印刷电路板设计任务,学生两人一组进行电源电路仿真和印刷电路板(PCB)的设计。在讲述完直流电源内容后,学生即可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际的电路焊接与调试工作。焊接与调试时,每位同学做出一个电源成品。学生自行进行调试工作。最后学生进行实习报告的书写、分组讲解稳压电源的功能,提升整个实习的理论高度。经过《电子工艺实习》,学生普遍反映收获很大,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兴趣。
2.3改进实验和《电子工艺实习》的验收考核环节
CDIO其中的一个理念是团队合作能力,课程组采用口试答辩和现场调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口试答辩和调试过程强调每个组员的作用,每位成员承担的任务不同,讲解及调试的重点也不同。调试通过后还要进行设计报告的提交工作,通过设计报告的制作提高学生的科技写作能力。
3结束语
将CDIO工程教育理念引入到《电子技术基础》的教学模式中,在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电子工艺实习》中均引入与电子产品相关的各个项目,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方法。从实践结果看,取得的教学效果良好。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电子技术基础》的兴趣,还提高了学生的工程意识、项目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自学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然而,将传统的教学方法转变到这种教学方法时,课程组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比如:任课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工程实践经验欠缺;为了提供更多的工程实例,任课教师的工作量增加;学校与企业联系偏少;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学生人数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实践场地不易调配;等等。在后续的课程改革和实践中要积极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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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继庆,徐庆.基于CDIO模式的“电子技术综合设计”课程改革[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1,33(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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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雄心,姚远,高红俐.CDIO模式下模电授课模式的探讨[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8,30(4):106-108.
[7]马永强,吴开兴,贾少锐.基于CDIO的电子应用系统项目实施模式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1):84-86.
[8]牛小玲,王军.基于CDIO理念的“电子技术”系列课程改革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4(5):74-75.
[9]于军.基于CDIO模式下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4(8):139-131.
[10]徐吉锋.基于CDIO理念的EDA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0(34):125-126.
摘要: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著名教育家黄宗羲身处这一转折期,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开放教育理念。在这一理念影响下,黄宗羲以书院讲学为平台培养了一大批、各专业领域的杰出人才。
关键词:黄宗羲;教育;开放;理念;书院
黄宗羲(1610—1695),号梨洲,是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有着极高的历史和学术地位。黄宗羲不仅在政治、哲学、历史等领域造诣颇深,在数学、历法、天文等方面也是建树颇丰。的黄宗羲曾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创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教育见解,而其理念的开放性在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
一、教书育人三十载,浙东学派领风骚
黄宗羲生于浙江余姚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父黄尊是进士出身的东林党骨干。在反清复明运动中,黄宗羲多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四处漂泊。后来他对混乱无为的反清复明运动彻底失望,遂将精力全部投入在著书立说上,成为明清时代一位博学多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并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学术根基[1]34。作为思想家,黄宗羲以《明夷待访录》与《明夷留书》两部著作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是我国最早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宏著,具有思想启蒙的深远意义。作为学术大师,黄宗羲以《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两本学术专著开创了学案体史书体例的先河,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作为哲学家,黄宗羲极力反对高谈阔论却不切实际的宋明理学,主张实践主义至上的实践哲学,并提出了公众合一与一本万殊的辩证哲学史观。作为教育家,黄宗羲倡导精研经史又经世致用的新兴学风,还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接连不断地讲学活动开创了浙东学派,其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此外,黄宗羲在算学、历法、音律、地理、天文、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都造诣非凡,创作的各领域专著超过一百种,总字数超过两千万,极大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财富。开创浙东学派是黄宗羲教育实践与思想的突出反映。这个在清代以地域名“浙东”命名的学派主要在绍兴、宁波等地形成。学派之所以能够创立,根本原因是黄宗羲在位于浙东的证人书院、郑仁书院开展的系列讲学活动孕育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学术思想。浙东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学术的风格上。
第一,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的教育和学术方针。原本这个方针是源自永康之学和永嘉之学,但浙东学派坚持认为黄宗羲才是这一方针的创始人,因为黄宗羲不仅提出过“穷经以经世”的主张,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学史以应务”的观点,从而扩大了经世致用的外延。黄宗羲以经世致用为教育活动和学术开展的方针,被他的学生以及广大浙东学派人士所继承。
第二,浙东学派具有鲜明的史学研究色彩。作为开创者,黄宗羲在经史哲文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向后辈传授甚多,而浙东学派的后人们日渐偏向于史学,并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比其他领域更显著,因此浙东学派也被称为浙东史学派。在黄宗羲的教育引导下,浙东学派掀起了明末清初史学理论发展的高潮[2]112。然而,代表黄宗羲民主思想的《明夷待访录》作为涉及史学理论研究的启蒙式宏著,却因朝廷对思想言论控制的强化没有在问世后立即被浙东学派继承发扬,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民族资产阶级挖掘出来当作反帝反封建的武器。浙东学派的兴起离不开黄宗羲的讲学活动,这是黄宗羲教育实践的主要方面。从五十余岁至七十余岁,黄宗羲曾在今天的浙江绍兴、海宁、宁波、桐乡等多地讲学。1668年,黄宗羲拿出多年积蓄创建了宁波证人书院,亲自担任书院主讲,授课长达八年时间。八年后,他应海宁诸多学者邀请到海宁讲学,一讲便是五年。黄宗羲的讲堂从来都是人满为患,一来是因为黄宗羲声名远播,二来是因为黄宗羲学富五车,可以讲授多种学科,只要对其中一门学科感兴趣都可以前往听课。教育实践的丰富也促使黄宗羲对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探索。他撰写的《取士》、《学校》等文章表达了对教育的独到看法。在他看来,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学校,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带动社会风俗转变的地方,甚至国家大事的议论也可以在学校进行。黄宗羲明确说“学校可公是非”,对封建君主制下皇帝一人决断的权威提出了挑战[3]79。这不仅是对学校教育理论的贡献,更是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社会进步论。分为上下两篇的《取士》对禁锢思想、埋没人才的科举制给予了强烈批判,反映了黄宗羲经史并重、人文自然科学兼顾的教育主张。此外,黄宗羲还强调老师的尊者地位,认为全社会都应该尊重老师这个职业。
二、全民教育尊师道,学有所获重务实
第一是尊师重道、尊道轻权。黄宗羲主张:朝廷每年的太学祭酒活动不能随便请个名士来担当即可,而要由当世大儒出面,其地位应与当朝宰相当;如果在祭酒活动之后还要进行讲学活动,那么场下所有人都要向讲学者行弟子礼。其中所谓的“所有人”不仅包括文武百官,还包括当朝皇帝。在地方教育方面,黄宗羲提出设置不隶属提学的学官,纯粹从教育而非政治的角度监督学校教育开展情况,而学官都应由当地有名的学者、老师担任。黄宗羲对教师的尊重实则是对知识的尊重,对于权力凌驾于知识、学问、教育之上的言行,他坚决反对。他曾数次当面警告地方官员:“决不可仗势欺压儒士,若此则方圆之内无实学之少年,无多才之士子。”如果比较偏僻的地方因没有老师而办不成学校,黄宗羲就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地方官员前去临时充当老师的角色,并要接受本地学官的监督管理。第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提倡全民教育。在学校设置的规划中,黄宗羲不分城乡,也不分贫贱,而是兼顾城乡与全民,太学、县学主要在城内,蒙学主要在乡村。考虑到偏远贫苦的乡村没有条件办蒙学,黄宗羲还提议可以借用庵堂、寺观作为办学场所。他说:“学可在城,可在野,亦可在庵堂,学堂大可为书院,以经师教学,学堂小可为小学,以蒙师教学。”黄宗羲此言看似是简单的城乡教育安排,但实则是突出教育的普及性,强调国家应该对城乡教育一视同仁,让农村的孩子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能够在五百年前即提出现当代人才普遍接受的教育观点,足见黄宗羲对教育事业的高瞻远瞩。第三是突出学校的教化功能。学校除了是传授知识学问的地方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教化功能优势。
黄宗羲自开办书院之初就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教化功能,黄宗羲具体解释为传播传统礼教、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如果学校没有老师专门负责教化工作,那么学官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让学生懂得有关衣冠、丧服、木主、宫室等的礼教之制。学官还要对学校进行日常巡视,及时纠正那些不符合道德行为规范的言行。如果学校出现鄙语优歌、无益之物或不法之服等,学官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此外,黄宗羲还建议,学校对小的违规行为可以在内部处理,如果违规行为比较严重、对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则应该考虑在校外公之于众,让世人也能体会到学校的教化功能[4]184。第四是始终将学生学成之后的出路放在心上。为了解除学生在学校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的后顾之忧,黄宗羲坚决反对以科举取士。因为黄宗羲讲学所涉内容以及黄宗羲的书院所传授的知识绝大多数都超出了八股文的范畴。但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出路与希望,黄宗羲做出了若干举措:每隔三年便让学官在书院挑选优秀学生,将他们送到提学处,补考这三年的博士空缺之位;若是博士弟子在书院就读,也由提学直接将其推荐至礼部;科举落榜者若是书院平日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学可到书院补录;学历法者由礼部补录入钦天监;学医者由提学考之并授予行医许可。每年年终时,黄宗羲都会过问书院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并将他们分为三类,分别是黜之下等、行术中等、官之上等。可见黄宗羲办学有着非常清晰的务实思路。
三、自然科学不忘传,长江后浪推前浪
1647年,已经在化安山隐居的黄宗羲一边自学天文历法,一边向他的学生王中正传授自学而得的天文历法知识。在证人书院,除经学外,天文历法、九章六书等都是黄宗羲讲学的主要内容。在海宁讲学,黄宗羲同样不忘传授自然科学知识。正是在黄宗羲的教导下,才涌现出了明末清初数学家陈讦这样的数学天才。黄宗羲当年十分欣赏陈讦的数学才华,他说:“因吾一席言,陈讦速出勾股书,将空中数理于秋毫间显出。”[5]50从黄宗羲的这段自述可知,一方面他能够教授算学,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擅于引导学生、激发他们的算学潜能。在黄宗羲生活的年代,以自然科学为专业进行学习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得不到朝廷重用和社会肯定是主要原因。黄宗羲就极力提倡重用这些有科学热情的年轻学子们。他在“取士八法”中就专门设置了“绝学者之法”作为第七法,主要就是针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重用问题,包括水利人才、火器人才、占候人才、测望人才、乐律人才、历算人才等。此外,在黄宗羲的书院,如前所言,专业学习医学、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学生有望获得提学、礼部、钦天监、太医院的补录任职,这也是黄宗羲努力争取得来的。尽管名额非常少,但至少保留了相关学生对未来的希望。对于西方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黄宗羲更是如获至宝。有史料显示,在书院讲学中,黄宗羲曾讲授过西洋历和回历。说明他很早就对西方历法有过研究。在黄宗羲之前,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崇祯历书》中就提到过回历,但并没有像黄宗羲那样在学堂上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黄宗羲不仅亲自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还撰写了不少相关著述,期望向更多的学子传播。例如他撰写的天文历法类著作《西历假如》、《授时历故》等,数学类著作《隔圆八线解》、《圆解》等,地理类著作《四明山志》、《今水经》等,乐律类著作《律吕新义》等,都在黄宗羲的书院内外广为传阅,既教育了学生,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社会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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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志强.黄宗羲[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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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教育主张应该从以教师为本的教育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把生本教育理念引入小学作文课堂教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语文作为小学的主课程之一,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课程,而小学作文则是小学语文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小学作文教学的现状出发,提出把生本教育理念引入小学作文课堂教学的措施。
关键词:生本教育 小学作文 课堂教学
生本教育倡导我国中小学教育方式应由传统的“师本”方式向“生本”方式转变。生本教育提倡课堂上要以学生为本,教师要尽可能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改变教学方式,开发学生的无限潜能和创造本能。尽管生本教育理念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该理念在我国小学作文教学中的运用却不够成熟,仍需要得到改进。
小学期间是一个人想象力最丰富的时期,但由于小学生语言功底差,缺乏语言组织和驾驭能力等原因,导致了小学生对写作存在一定的抗拒性,这也增加了小学作文教学的难度。
1.缺乏有效的生活引导
现有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主要是模板式教学,即教师将写作技巧和写作范本教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将内容套进模板中完成写作。这样的作文缺乏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没有融入真情实感,难免给人泛泛而谈、千篇一律的感觉。如果教师不能让学生明白“生活是写作的素材积累,生活是写作的灵感来源”这一道理,学生的写作热情就会逐渐消失殆尽。
2.教师不注重阅读导读
小学生年纪小,人生阅历浅,心智不成熟,阅读可以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道理。但是在传统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忽略阅读导读训练,导致学生不能积累丰富的课外素材,写作思路不宽。长此以往,难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3.学生缺乏写作兴趣
小学作文作为语文教学的难点,不仅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知识,还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思想不成熟、缺乏人生经历的小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写作的本质,就很难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甚至容易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
1.把生活引进小学作文教学
《语文新课程标准》提出: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在小学作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进行适当的生活引导。如在关于“春天”的写作课上,教师可以组织“寻找春天”的活动,让学生融入大自然,吹吹和煦的春风,看看抽出嫩芽的柳枝,摸摸开花的桃树,切身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学生的习作定会让教师感到惊喜,因为你会看到学生眼中不一样的春天。
2.结合阅读训练,增加学生阅读量
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实现轻松写作。小学生主动寻找课外阅读的欲望并不强烈,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有效引导。如教师可以在教室内设立图书角,订阅报纸、杂志,或者是挑选《安徒生童话》《十万个为什么》《爱的教育》等书籍,为学生创造舒适的阅读环境;或者定期举办以读书为主题的班会或活动,让学生与同学分享自己读书的故事。多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而强化小学作文教学效果。
3.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体会到写作带来的乐趣,才能让他们主动写作,而不是把写作当做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来对待。激发学生写作兴趣的方法有很多,如设置优秀作文专栏,把学生的优秀作文张贴在教室的空白墙上;在作文课上表扬学生的优秀作文,并作为范文朗读;举办作文竞赛,给予优胜者适当的奖励等。这些方法对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都有着积极作用。
三、结语
我国小学作文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教师只有把生本理念融入小学作文教学中,才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进而提高写作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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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属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范畴,自然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外在的附加任务”。所以说语文教学在环保教育方面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大有作为,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谈点粗浅看法。
关键词:语文教学生态伦理生态道德
语文教师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作为语文教师,应该率先树立自己的生态意识。教师自身对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尤其是生态文学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能把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只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教师必须多读书,广泛涉猎国内外生态文学范畴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性成果,大量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用一种全新的生态意识去观照中学语文教材,然后在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去贯彻这种生态意识。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环保题材的作文及其他语言表达训练非常多,如“我与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生命之水”“拯救地球”等等,教师可以以此为契机,抓住一些典型的习题进行有效的引导,从中不仅可以品味到文字之美,而且使学生对于环保问题在思考中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
水是生命之源,请大家节约用水。--------王瑜
主啊,让龙王感冒吧,打几下喷嚏吧。----刘诗豪
又如学写中央一台的广告语“我喜欢小草笑、我喜欢松鼠笑、我喜欢爷爷笑。”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有为保护环境写警示语,如,“我怕疼”、“我们是朋友”等保护草坪的警示语。“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绿色生态”等警示语。
我县地处猫儿山生态景区。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动植物的王国和物种基因库,是漓江、资江、浔江的发源地,连接着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素有“漓江的心脏,桂林山水的命根子”之称。我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在学生中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指导学生围绕“保护猫儿山,呵护漓江源”这一主题进行了系列写作,参加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生态文明”“猫儿山GEF杯”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学生均获得了奖项。其中,唐凌云的《绝唱》获特等奖,李星星的《天问》获一等奖。
我校每年都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演讲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爱家乡,争做文明小卫士”。通过演讲学生进一步受到教育,增强了热爱家乡的情感,也坚决表示爱护环境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演讲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班曾举行过以“环保”为主题的辩论赛,
辩题一:西部开发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
辩题二: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在辩论中既指出三峡工程利国利民的优势,又看到了大坝造成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100多万人大迁移,肥沃的河岸土地被淹没;珍稀濒危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威胁。在辩论中,学生充分认识到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联系,在不知不觉中确立了生态意识。
语文教学离不开阅读教学,除了阅读课以外,我们鼓励学生课余广泛阅读。为了使阅读更有针对性,我们特意给学生规定了阅读几大类别,如经典阅读、时尚阅读、杂志阅读、报刊阅读,就内容分文学类、史学类、艺术类、美学类等,开设了几大专题:亲情、环保、哲理等。其中在有关环保的文学类经典阅读中,我向学生推荐了一些经典的权威著作,让他们摘抄自己喜欢的句子,交流内容与感受。如“当人类自野蛮踏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
阅读体验:比喻手法的运用形象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相脱节的二元对立学说。“大自然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光色,跟人类的生命绝不是不相干的存在。每一片飞花,每一线星光,都在提醒着人类的心灵与宇宙的关系。任何一个真正在大自然山水中受过感动的人,都理解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论: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
阅读体验:“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为什么可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因为人的心灵与自然是相通的。“下午和诗人们一起去去附近的树林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在几乎所有花草前驻足不前,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彼此嘀嘀咕咕。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缘而虚妄。”
阅读体验:本段文字运用了对比和动作描写,委婉表达对中国诗歌缺乏生态意识的批判。“生态危机的严重局面仍在日益加剧,而且日益深入地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精神领域。生态学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阅读体验:以小见大,令人警醒,说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人们观念改变的必要性。通过阅读、摘抄与鉴赏,学生们在与名家似乎是面对面的交流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一些经典的句子百读不厌,令人回味无穷,既感悟了文字的魅力,又提升了生态意识,对生态危机有了更深的认识,升华到理性层面。
首先让同学们反省自己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使用塑料袋并随意乱仍,造成白色污染;不能节约用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随地吐痰,不注意环境卫生;用完的书本、饮料瓶不放到可回收的垃圾筒里;乱扔果皮纸屑,不注意保持卫生;践踏花草,攀折树木,随意虐杀身边的小动物,如蜜蜂、蜻蜓、青蛙等等,使同学们认识到环保就在身边,环保必须从每个人自身做起。开设相关的活动课程,组织学生观看环保题材的电影电视,让学生受到强烈的生态震撼。如:学校的人工草坪非常美丽。我问学生:“你们喜欢草坪吗?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喜欢”,我说喜欢它,不仅因为它美丽舒适,更是因为我们热爱春天,热爱自然,热爱生活。那么我们就要好好地保护草坪。于是我带领他们清除草坪杂物,做了一次义务劳动,同学们积极参与并且我发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很关注、爱护草坪的卫生。
我的学生尽管大多来自农村,可很多人自幼儿园开始,就被父母送进县城做寄宿生。周末回家的短短日子又基本上在电视机前耗掉了,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度还远比上县城里的孩子。因此,每一年的春天,我都要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点灯山上去踏青,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倾听鸟语,近闻花香。我们必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自带方便袋,决不污染环境;二是让每一位同学带一把小铲刀,用来挖小根菜、芨芨草等山菜。主要意图是让孩子们亲近泥土,温暖大地。当他们带着自己亲手挖的山菜下山时,表现得异常兴奋和满足,因为这远比从超市上买的要香得多,珍贵得多。我们的教育不只在于鼓励学生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真切的人类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认识到“他和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为生态和谐唱响一曲曲激情洋溢的赞歌,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和谐良好的生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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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材设置的缺憾、学校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教师教育手段的滞后以及法治建设中的不良现象是影响当前大学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因素。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要加强课程建设,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课程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加强法治理念教育的投入,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改进教学方法,营造校园法治文化,丰富教育载体,拓展教育渠道。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自觉性,是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05方案”实施以来,大学生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了提高,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如“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和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灭口案。事件虽逝,肇事者都依法受到了处罚,但留下大学生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当前,大学生的法治理念教育主要通过思政课的课堂教学来实现,其主要载体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和课堂教学。现行教材吸收了教学改革的最新成果,但还存在缺陷。一是法治理念的理论指导地位不够突出。教材第七章涉及一些法制观念,但没有集中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仅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任务来阐释,对于“三个至上”的理念也没有提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公共、职业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法律规范,从顺序上看置于第七章法治理念内容之先,不能体现法治理念先导性地位。第八章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度,缺少与法治理念关联性的内容。二是对法律制度阐述不够具体。第八章对法律制度阐述过于抽象,既宏观又概括,既枯燥又乏味,达不到教学目的。如教材中犯罪构成的内容还不到三百字,没有深入分析四个方面构成要件在判定犯罪中的作用。许多大学生都不明白贪污、盗窃、交通肇事等常见多发性犯罪的起刑点和法定刑。如果教师不增加授课内容,学生只是知道犯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才是犯罪还是不清楚,也就不能采取正确方式处理事故。三是对法律制度表述出现知识性错误。如第八章将《行政复议法》这一程序法内容归结为实体法律制度,属于明显错误。在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采用“抽象行政行为”定义中的“行政相对人”这一语词,而是使用了外延较小的“特定个人”。很容易使学生产生误解,即行政主体对特定的法人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类似的漏洞和错误较多[1],教材是教育的基本载体,其内容准确与否关系到受教育者对法律的信仰,关系到正确法治理念的树立。
一方面,学校对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视不足。长期以来,高校在教学中较多倾注于专业教育,对法治理念教育往往是“嘴上重要,行动次要”。开展的课外活动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群体的稳定和专业、科技方面的内容,所配备的辅导员和班导师专业知识要求高而法律知识贫乏。“05方案”将思想品德和法治教育合二为一,须要对缺少法律知识背景的教师进行培训。一些学校不仅思政课教师进修、交流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且思政课的课时被随意压缩[2]。教师在讲完“思想道德修养”内容后,“法治教育”的内容就没有多少时间了。特别是最后一章中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制度,由于授课学时的短促,教师只能讲一些皮毛,无法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学生对法治理念教育重视不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像专业课那样更具直接的实用性。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成长的“90后”大学生,功利性强,对一些他们认为无法直接、快速受惠的课程并不欢迎。有些学生,在上思想道德修养课时,经常请假或者旷课,去参加某一学生社团、协会的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等[3]。即使经常听课的学生,他们也只重视实体法律制度,而对法律思维方式、法治理念兴趣不高。
当前的大学生是伴随着网络文化发展和大众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较为独特的群体特征。他们个性张扬,喜欢自我表现,追求独立,对外来文化和新生事物更加宽容和接纳,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内容也表现得更加排斥。一些思政课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无视上述特征,忽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内在需要。从教学方法上看,有的教师属于念材料型的,念一些人尽皆知的材料;有的属于作报告型,居高临下作一些无多少新意的“报告”;有的属于满堂灌型,照本宣科;有的属于封建社会教训儿孙型,不以理服人而以势压人;有的属于偷懒省事型,随意拿来一个过时的或人所共知的音像制品进行“教育”。这样教学手段不适应90后学生的群体特征,容易挫伤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导致部分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至23周岁之间,从心理上看,具有向成熟过渡阶段矛盾性。他们抽象逻辑思维迅速发展但易带主观片面性,自我意识增强但发展还不成熟,情绪波动性较大,独立性、闭锁性与依赖感、归属感同时存在等,极易受环境的左右而在思想上出现认识偏差。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一些不良现象还没有彻底肃清。腐败现象、权钱交易、诚信缺失等使学生的思想产生了迷茫。现实生活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存在,容易动摇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影响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同和追求。由于缺少对法律权威的信仰,出现了一些随意违反道德规范、违反校规校纪的大学生,个别大学生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课程建设要处理好法律具体制度知识教育(以下简称“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教育的关系。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法治理念的形成以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必要条件,欠缺起码的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法律知识空白的人,无法分清违法和合法的界限,无法辨别违法的程度,也不知道采取合法的补救措施,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为法律知识运用提供了导向,具有一定法律知识而缺失法治理念的人,可能会漠视和践踏法律,即使明知有些做法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也不会积极去避免、纠正这种行为。因此,思政课课程设置要坚持以法治理念的培养为主线贯穿始终,构建知识和理念教育相辅相成的课程模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学领域内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容易体现法治理念的先导性,其基本内容应前置于绪论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强化法治理念教育,应提高各章节法治理念内容的权重。第七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本质”应增加阐述“三个至上”和“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第八章应增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内容,突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不能抽象,应当具体化。如刑法部分可以增加多发性犯罪的构成要件,扩充从轻、从重、缓刑、减刑等量刑制度内容,民法部分可以扩充代理、合同等制度内容,程序法部分可以增加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目标。为了满足大学生对具体法律知识学习的需求,可以选修课方式在全校开设“法学二类通识课”[2]
持久地抓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关键在教师。法治理念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学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对于缺少法学专业背景的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和辅导员教师,学校应加大投入,通过进修、培训等方式提高其法律专业素质,根据教学需要引进法律专业优秀毕业生担任专职教师。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法律专业教师在法治教育中的作用,组织他们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西方法律思想进行分析和鉴别,摒弃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念,防止学生盲目崇拜、片面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的倾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为有效地将法治理念教育延伸到课外,在学生课外活动的经费预算上,学校应加大经费投入,创造参加各种形式的法治理念社会实践教育活动条件。在校内要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经常性的课外教育活动机制。在校外,要与地方团县委、禁毒办联合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到基层宣传法律知识。组织学生到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一对一帮救活动”,到监狱、法院、派出所等单位开展假期见习,把学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识运用到法治实践教育实践中,巩固学习效果。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完成教学任务,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教师进行法治理念教育所采用的教学手段,应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要避免灌输式、填鸭式,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互动教学,采取理论精讲、学生讨论、案例分析、多媒体等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需要改进教学评价环节,完善考试形式、内容和成绩构成。应采用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的考试形式,减少纯粹记忆性的内容,注重考核学生运用法治理念评价现实问题的能力,成绩构成上要改变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的分数构成状况,提高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
采取讨论式教学法时,教师要把主导性与学生的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参与度,使其从内心上确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采用案例教学法时,要注意同举例教学区分开来,选用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和疑难性,提供各种处理意见、方案,给学生开辟一个广阔思维空间,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不断追问,层层深入,将学生观点引向正确的法治理念上来。采用多媒体教学法时,要注意遵循多样性和相关性原则,选取最适合教学、最具说服力和吸引力的素材,切忌搬家式地堆砌文字,适度插播视频资料。要注意同传统教学相结合,适度运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和机会,让学生积极自主地进行法治理念体系的构建。
丰富多样的载体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增强剂。提高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充分发挥现代教育载体作用。一般认为,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大众传播载体是现代教育载体的基本类型[4]。为了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有效内化和强化学生在课堂中所接受到的法治理念,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工具,规范学校的管理活动,把法治理念教育的信息寓于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和校园文化之中。
拓展法治理念教育渠道,首先要创造依法治校的校园环境。制定体现人文精神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校园管理、宿舍管理、奖罚等各种规章制度,形成完善的管理规范体系,以教工大会、学生大会、学校信息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制度,创建公平正义的执行环境。其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活动。可以借鉴司法系统“大学习、大讨论”模式,开展高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专项活动;可以针对国内外重大和突发法律事件,邀请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做演讲或座谈;还可以引导学生开展法治事件讨论或辩论、模拟法庭、有奖问答、知识竞赛、征文比赛、课题研究等自主性活动。再次,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宣传法治理念。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电视组织学生收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法制节目;可以通过校报、简报、黑板报、板报、墙报、电子屏幕、宣传栏、宣传条幅、校园广播等宣传阵地,广泛深入地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意义、内涵和要求;还可以由专人负责建设法治BBS论坛,占领网络教育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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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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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很多新问题,高职院校的管理制度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要想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就必须不断更新管理的观念,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增强服务意识,为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以学生为本理念下的高职院校教育管理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以学生为本理念下的高职院校教育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高职院校发展的环境变得尤为复杂。因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学生管理工作对促进高职院校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当然,加强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的前提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工作的对象是学生,整个过程都要围绕学生开展,因此,我们要紧密联系 “以人为本”这一理念,要根据高职院校持续发展的新形势,结合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积极探索并改革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
(一)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对学生人本关怀的缺失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提升,因此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把学生作为工作的主体。但某些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通常以监管者自居,过分推崇陈旧的管理制度,服务意识不强,对学生要求多、关怀少,命令多、协商少,缺乏爱心和耐心,不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如果管理者对学生犯错误只是一味地指责与批评,而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自我管理的权利,就会导致学生管理工作人本关怀的缺失,使得学生管理工作缺乏“人情味”。这种片面的学生管理方式,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没有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此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受到了无形的压制,其对学习和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挫,从而难以真正实现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缺失人本关怀的管理下,学生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尚未构建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模式。
高职院校的管理目的是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目前,一些高职院校尚未意识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学校工作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管理过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独立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学生也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学校管理者要改变陈旧的观念,应更加重视学生的心理状态。因而,进一步转变观念,认识并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于高职院校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目标就是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高职院校若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挖掘学生的潜能的教育理念,构建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管理模式。但是我国很多高职院校尚未构建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模式,这样就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更难以适应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必须改变传统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化被动为主动,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现“育人”的真正目的。
(一)高职院校若要适应社会新形势,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很多新问题,高职院校的管理制度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要想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就必须不断更新管理的观念,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增强服务意识,为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价值取向和生活习惯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们的人格尊严、平等意识、自我发展意识都非常突出,越来越需要被尊重,因此,对学生实行人本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
在当前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我们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校园想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运用到学生管理工作中来,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如果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以了学生的健康积极发展为前提,使得管理工作更加人性化,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创建和谐的校园,使学生可以更加积极向上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师生关系也能更加和谐。
(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高职院校培养社会优秀人才的需要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优秀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也更加多样化,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本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来大力推进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提升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材施教,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潜在的创造本能,为社会输入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随着高校的发展,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与挑战,学校既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也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来不断加快学生管理工作观念的创新,提升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完善更加人性化的学生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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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宪法理念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探析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宪法理念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探析全文如下:
党的“”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即: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注重人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用人性化的方式达到教育效果,使人们在内心的宁静与安宁中达成社会共识,理性有度,健康积极。在宪法理念视域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上述要求的有效途径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满足人们的相应需要,实现人们的相应目的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特性”;“亦指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与出现正向结果的效能属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判别、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的前提应考虑三个方面:“即应然(指预想的经过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状态)目标设立的合理性,本然(指教育前的大众精神文明水平的自然状态)与实然(指经过教育后大众精神文明水平的现实状态)对比评价的客观性,思想政治教育保证本然达到应然的确定性。”其主要标志是:人们接受并认同教育者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政治理想等内容;在“消费”这些内容的基础上,内化成自己的稳定的正品德结构以及意志和信念,外化为一定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习惯;实现所追寻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宪法理念是指人们关于宪法的理论、理想和信念。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凝炼和总结出来的并为公众所认可的关于宪法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是尊重宪法、崇尚宪法、信仰宪法、践行宪法的基本信念。具体来说,宪法理念应包含以下内涵:宪法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公平正义理念;权利制约权力理念;和谐善治理念。
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诟病颇多,总结起来,原因很多,既有评价标准科学性、价值定位、目标制定的问题,又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从宪法理念视角来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障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位的“社会本位化”,缺少人文关怀和对人性的关切。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受到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和特殊的政治背景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多地定位于社会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更多地是对其社会价值的强调,而关乎人自身的个体价值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由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就被推到了一个超越现实历史条件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位的‘社会本位化’。”宪法最核心的理念,便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当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说教时,才真正展现其与人类本性相契合的属性。
2.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具有“人治”思维的惯性,“法治”思维滞后。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用“一元化”的标准来要求受教育者,要求每个受教育者无条件服从整体价值,以“口号”的方式强调人们的主人翁地位,忽视主人翁地位的保障。宪法理念就是用“法治”的思维,赋予人们权利和义务,通过理性思辨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和监督。宪法理念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担保握有国家权力的人,在没有合理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动变成有理性、勇于负责的人。只有在不断地监督过程中,使掌权的人或有职务的人思考和关注公共事务。宪法理念强调用法治思维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政治性”色彩浓厚,与人们的心理距离较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顺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突出“政治性”是其价值追求,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贴有政治的标签,还要考虑人们的现实需要与心理接受程度。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接“地气”,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宪法具有政治性和法律性两种属性,宪法理念在突出政治性的同时,强调其法律属性。法律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用法律语言规定人们该说、该作什么,不该说、不该作什么,通过讲法律道理来说服人,是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宪法理念能够把政治性和法律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达到人们的心理期许。
宪法理念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实现有效契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宪法理念教育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通过宪法理念教育这个载体把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通过宪法理念教育推动公民权利义务意识的形成,强化责任和担当意识。
宪法理念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人置于法律的范畴之中,从“政治人”回归到公民,从政治教育回归到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把人性放在中心位置,教授做人的基本道理。公民教育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同样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由于切入点不同,公民教育更能让人感到亲切。作为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关于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我们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过多关注的是对国家、对社会应尽义务教育,把公民的义务抽象拔高,大讲奉献精神,对公民的权利谈之甚少。这样的教育无助于公民权利义务意识的形成。宪法理念教育关注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首先强调公民具有的权利,要求每个公民对宪法和法律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有充分的认知,既认识到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公民各种权利,切实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又认识到公民权利的行使,不能侵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其次,强调公民应尽的义务,要求公民对自己的法定义务有正确的认知,认识到履行法定义务对自身及他人权利的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基于上述认知而产生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倾向。再次,强调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把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统一起来。宪法理念教育推动公民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关注和行使,也强化了公民的责任和担当,使享有权利和尽义务成为公民发至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
2.通过宪法理念教育推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强化民主意识。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和机制。根据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在民主制国家下,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担任国家职务,管理国家事务。殊不知,民主的实现,需要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越发达的民主制度,公民参与政治和国家事务管理的机会越多,渠道越畅通,公民的民主意识更浓,这种民主意识实际上也是宪法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过程也就是实践宪法权利的过程,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责任感,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公民意识,有助于激发公民的宪法意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法教育的过程。
3.通过宪法理念教育推动契约意识的形成,培养规则意识。
当今世界是一个讲“规则”的世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契约经济,这就必须要有与此相适应的讲法制、守规则的社会环境,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强烈的法律意识作为支撑。只有各政治主体树立起契约意识、规则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由于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意志,所以在民主运行的过程中,公民还必须有规则意识。规则意识是指依据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调整各种意志和行为,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或集团决定这些意志和行为。这些规则一般是通过国家予以确认,或者是通过习俗加以强化和传承。可见,规则意识体现了法制精神、履约精神和纪律精神。
具体而言,加强规则意识教育,就是要求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培养具有民主与法制意识的社会成员,使这些成员在走上社会之前就了解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和关系,了解如何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了解如何通过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基本的规则意识,受教育者就无法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就会导致社会管理的失序,“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需要明确的是,当下强调加强规则意识教育,并不是把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降低到法律规范的要求上来,而是实现公民意识教育的历史转变。
4.通过宪法理念教育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形成对宪法的信仰。
一国宪法权威状况归根结底决定于生产关系,但理念是行动的指导,也是公民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如果人们不先形成宪法至上的理念,则不可能创造宪法至上的现实。所以说,宪法至上不仅要求宪法具有秩序意义上的最高权威和效力,而且还要求宪法具有价值追求意义上的行为导向。宪法不仅是一种遵循、一种行为准则,更应该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信仰支配下,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从遵守法律中获得自由,人人都享有法律的保护,人人也都负有维护法律的责任。这不仅是法治的境界,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培育宪法至上的观念和意识,就必须通过宪法理念教育,对历史上形成的法观念进行科学剖析,在此基础上用现代法观念唤起人们的权利意识,同时使人们正确认识宪法和法律的社会功能,以真正树立起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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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学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自觉性,是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05方案”实施以来,大学生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了提高,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如“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和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灭口案。事件虽逝,肇事者都依法受到了处罚,但留下大学生法治理念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课程建设要处理好法律具体制度知识教育(以下简称“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教育的关系。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法治理念的形成以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必要条件,欠缺起码的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法律知识空白的人,无法分清违法和合法的界限,无法辨别违法的程度,也不知道采取合法的补救措施,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为法律知识运用提供了导向,具有一定法律知识而缺失法治理念的人,可能会漠视和践踏法律,即使明知有些做法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也不会积极去避免、纠正这种行为。因此,思政课课程设置要坚持以法治理念的培养为主线贯穿始终,构建知识和理念教育相辅相成的课程模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学领域内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容易体现法治理念的先导性,其基本内容应前置于绪论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强化法治理念教育,应提高各章节法治理念内容的权重。第七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本质”应增加阐述“三个至上”和“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第八章应增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内容,突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不能抽象,应当具体化。如刑法部分可以增加多发性犯罪的构成要件,扩充从轻、从重、缓刑、减刑等量刑制度内容,民法部分可以扩充代理、合同等制度内容,程序法部分可以增加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目标。为了满足大学生对具体法律知识学习的需求,可以选修课方式在全校开设“法学二类通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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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离不开阅读教学,除了阅读课以外,我们应该鼓励学生课余广泛阅读。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语文教学中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理念的渗透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属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范畴,自然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外在的附加任务”。所以说语文教学在环保教育方面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大有作为,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谈点粗浅看法。
关键词:语文教学生态伦理生态道德
论文正文:
浅谈语文教学中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理念的渗透
语文教师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作为语文教师,应该率先树立自己的生态意识。教师自身对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尤其是生态文学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能把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只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教师必须多读书,广泛涉猎国内外生态文学范畴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性成果,大量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用一种全新的生态意识去观照中学语文教材,然后在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去贯彻这种生态意识。
二、以教学活动为契机引导学生主动树立生态意识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环保题材的作文及其他语言表达训练非常多,如“我与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生命之水”“拯救地球”等等,教师可以以此为契机,抓住一些典型的习题进行有效的引导,从中不仅可以品味到文字之美,而且使学生对于环保问题在思考中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
如学生写作的节约用水公益广告:
水是生命之源,请大家节约用水。--------王瑜
主啊,让龙王感冒吧,打几下喷嚏吧。----刘诗豪
又如学写中央一台的广告语“我喜欢小草笑、我喜欢松鼠笑、我喜欢爷爷笑。”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有为保护环境写警示语,如,“我怕疼”、“我们是朋友”等保护草坪的警示语。“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绿色生态”等警示语。
我县地处猫儿山生态景区。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动植物的王国和物种基因库,是漓江、资江、浔江的发源地,连接着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素有“漓江的心脏,桂林山水的命根子”之称。我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在学生中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指导学生围绕“保护猫儿山,呵护漓江源”这一主题进行了系列写作,参加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生态文明”“猫儿山GEF杯”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学生均获得了奖项。其中,唐凌云的《绝唱》获特等奖,李星星的《天问》获一等奖。
我校每年都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演讲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爱家乡,争做文明小卫士”。通过演讲学生进一步受到教育,增强了热爱家乡的情感,也坚决表示爱护环境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演讲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班曾举行过以“环保”为主题的辩论赛,
辩题一:西部开发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
辩题二: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在辩论中既指出三峡工程利国利民的优势,又看到了大坝造成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100多万人大迁移,肥沃的河岸土地被淹没;珍稀濒危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威胁。在辩论中,学生充分认识到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联系,在不知不觉中确立了生态意识。
语文教学离不开阅读教学,除了阅读课以外,我们鼓励学生课余广泛阅读。为了使阅读更有针对性,我们特意给学生规定了阅读几大类别,如经典阅读、时尚阅读、杂志阅读、报刊阅读,就内容分文学类、史学类、艺术类、美学类等,开设了几大专题:亲情、环保、哲理等。其中在有关环保的文学类经典阅读中,我向学生推荐了一些经典的权威著作,让他们摘抄自己喜欢的句子,交流内容与感受。如“当人类自野蛮踏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
阅读体验:比喻手法的运用形象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相脱节的二元对立学说。“大自然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光色,跟人类的生命绝不是不相干的存在。每一片飞花,每一线星光,都在提醒着人类的心灵与宇宙的关系。任何一个真正在大自然山水中受过感动的人,都理解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论: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
阅读体验:“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为什么可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因为人的心灵与自然是相通的。“下午和诗人们一起去去附近的树林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在几乎所有花草前驻足不前,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彼此嘀嘀咕咕。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缘而虚妄。”
阅读体验:本段文字运用了对比和动作描写,委婉表达对中国诗歌缺乏生态意识的批判。“生态危机的严重局面仍在日益加剧,而且日益深入地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精神领域。生态学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阅读体验:以小见大,令人警醒,说明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人们观念改变的必要性。通过阅读、摘抄与鉴赏,学生们在与名家似乎是面对面的交流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一些经典的句子百读不厌,令人回味无穷,既感悟了文字的魅力,又提升了生态意识,对生态危机有了更深的认识,升华到理性层面。
首先让同学们反省自己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使用塑料袋并随意乱仍,造成白色污染;不能节约用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随地吐痰,不注意环境卫生;用完的书本、饮料瓶不放到可回收的垃圾筒里;乱扔果皮纸屑,不注意保持卫生;践踏花草,攀折树木,随意虐杀身边的小动物,如蜜蜂、蜻蜓、青蛙等等,使同学们认识到环保就在身边,环保必须从每个人自身做起。开设相关的活动课程,组织学生观看环保题材的电影电视,让学生受到强烈的生态震撼。如:学校的人工草坪非常美丽。我问学生:“你们喜欢草坪吗?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喜欢”,我说喜欢它,不仅因为它美丽舒适,更是因为我们热爱春天,热爱自然,热爱生活。那么我们就要好好地保护草坪。于是我带领他们清除草坪杂物,做了一次义务劳动,同学们积极参与并且我发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很关注、爱护草坪的卫生。
我的学生尽管大多来自农村,可很多人自幼儿园开始,就被父母送进县城做寄宿生。周末回家的短短日子又基本上在电视机前耗掉了,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度还远比上县城里的孩子。因此,每一年的春天,我都要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点灯山上去踏青,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倾听鸟语,近闻花香。我们必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自带方便袋,决不污染环境;二是让每一位同学带一把小铲刀,用来挖小根菜、芨芨草等山菜。主要意图是让孩子们亲近泥土,温暖大地。当他们带着自己亲手挖的山菜下山时,表现得异常兴奋和满足,因为这远比从超市上买的要香得多,珍贵得多。我们的教育不只在于鼓励学生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真切的人类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认识到“他和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为生态和谐唱响一曲曲激情洋溢的赞歌,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和谐良好的生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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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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