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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环境教育在开发幼儿智能、促进幼儿个性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它已经成为当今幼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幼儿园环境教育的重要性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幼儿园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摘要】环境教育在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个性发展方面有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它已经成为现在幼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局势。幼儿园要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让儿童感受愉快,在愉快中获得生活常识和技能;成为健康、活泼、兴趣爱好广泛、具有良好行为习惯的儿童。
【关键词】环境 幼儿园环境 布置
谈到"环境",谁都很熟悉,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身处在一个环境中,环境可谓无所不在,有大有小,幼儿园环境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环境。幼儿园是幼儿快乐成长的地方,幼儿园的一切都会影响幼儿的身心发展。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在今天,人们一直所重视的幼儿园环境的创设提高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被誉为"孩子的第三任老师"!一个好的幼儿园环境就应该是一本立体的、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无声教科书。然而多次外出参观学习便发现,有些幼儿园在具体创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一、只求美观,强调环境装饰性摆设。有的幼儿园在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精美高档的壁画,这些"高高在上",缺乏童趣和童真,过于成人化的"精品",不能引起幼儿的注意和兴趣,试问这种毫无意义的墙饰怎能为环境教育主体的幼儿服务呢?显然,这与身高仅有一米左右的幼儿是完全不合理的搭配,这将使我们的教育主体白白失去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再漂亮的墙饰也只能是孩子们眼界以外的摆设。
其二、形式单一,忽视幼儿的参与性。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应当营造一种美好和快乐的氛围,以此激发了幼儿的情绪,使幼儿喜欢与其中的人、事、物交往,而有些老师所创设的环境一味追求形式的美观,为了不让幼儿加以"破坏",有的老师还硬性规定只能看不能动,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点辍。这样,严重缺乏可让幼儿参与的活动变化的内容与机会。
其三、一成不变,轻视环境创设的教育性。有些老师为省时省力,节约装饰开支,一学期甚至一年才搞一次环境布置,不管自己布置得是否有教育意义,是否失去时效性,也不管它是否已"黯然失色",让它成为"永久的装饰",还把这视为节约材料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正由于它缺乏可变性,不能及时为幼儿传递一种新鲜的教育信息,久而久之,孩子们就会对它失去原有的兴趣,对它"视而不见"。
那么,我们又怎么去发挥环境创设活动的教育作用,努力营造与主题活动相适宜的环境氛围,让环境创设成为幼儿的第三任老师呢?我园对环境创设尤为重视,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全体教师积极开展环境创设比赛活动,在不断的探索、学习中,我也摸索出了一些创设心得:
1、让幼儿及其作品融入环境,使环境科学化、艺术化。
幼儿每次的作品,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为此,根据幼儿每次活动的作品类型,我会提前设计出不同风格的版面。当幼儿的作品完成后,我会指导幼儿自己动手把已贴上标志的作品粘贴在合适的位置,当全部的作品张贴完成后,就会形成一幅别具风格的作品版面。如:中班幼儿作品"太阳花",我先用纸板制作了一棵大树的树杆,再用彩色卡纸做出两三只漂亮的蝴蝶,然后指导每个孩子的花儿错落有致地粘贴在树干的周围,一幅凝聚全体幼儿智慧的版面制作完成了。幼儿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一棵"太阳花树",兴奋不已,他们不停地互相欣赏着、议论着,在不知不觉中将个人融入了集体,既分工又合作,不仅展示自己,也看到他人的成功。
2、让环境随季节、时令变换。
不同的季节、时令,周围环境事物都会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换不同的环境让幼儿感知季节时令的转化和更改。如:春天来了,先通过户外活动让幼儿观察感知春天,再进行制作活动,幼儿会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进行绘画、剪贴出相关的作品。"黑黝黝的小蝌蚪,带剪刀的小燕子,嫩嫩的小草,黄黄的迎春花,冰雪融化后潺潺流淌的小河"......大家的作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春来了的美丽图画。同样,夏季的粉荷盛开,绿树红花,秋季的硕果累累,黄叶飘飘,冬季的白雪皑皑,大地苍茫,都是环境布置的重点,这些突出的带有明显季节特征的作品让幼儿一目了然,并由于亲身的制作体验而记忆深刻。
3、让区域环境生活化。
在区域活动中,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半成品和成品材料,并投放与主题相关的丰富的材料。选择幼儿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感兴趣的内容,将他们蕴含在区域、自然角等环境中,以满足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如:科学区内收集许多好玩的感应玩具、汽车玩具和发条玩具。幼儿对科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当自己亲手播种科学的时候,教师毋庸多说,幼儿就会收获良多。在图书区投放大量的科技图书,投放名人、伟人的图书、图片及资料照片。图文并茂,深深感染着幼儿。
当区域环境生活化时,孩子周围就形成了一个自主宽松的认知环境,他们在交流中思想进步,在合作中动作迅速发展,而且非常有利于培养幼儿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幼儿园环境是幼儿显性教育和隐性表达的重要因素,是幼儿园教育不可缺少的要素。环境伴随着幼儿的成长,同时也展示着他们的点滴进步。环境虽小,却展示着智慧,滋润着心灵,探索者成长。孩子们在自己的作品前体验着快乐,炫耀着成果,欣赏着自己的美满世界。
总之,幼儿的世界应该是美丽的,在幼儿园,他们眼睛所触及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是美的。一种经过精心修饰又不露痕迹、源于自然又超于自然的美,让他们的眼睛在经过纯美色彩的无数次浸染之后,变得懂美爱美起来,让他们的双手在制作美创造美的过程中,变得灵巧起来,让他们的心灵在无数次欣赏之后,变得纯净美好起来。我们应该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的教育内容,并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环境教育手段的交互作用。,让有限的活动环境成为幼儿无限成长的阶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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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晓娟.幼儿园环境的创设[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幼教研究)
[3]吕曼.幼儿园环境创设与幼儿环保教育[J];成才之路
[4](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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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的传统高度重视,而“和谐”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主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先哲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不管是治国、做人、持家、人士、人文、从教、经商,都要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自觉接受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和谐社会;伦理道德;市场经济
从古至今,伦理道德已成为人们价值观形成的思想道德基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
针对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追求公平正义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理念的核心内容。《管子·形势解》中记载:“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管子·牧民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公”的解释就是“平分之,从八从厶。八犹背也”。上述这些观点,带有强烈的平等色彩。历代农民起义,所喊出的口号也是追求平等,如“均贫富”、“等贵贱”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狭隘的平等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上升到法权意义上的权利平等来认识,肯定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古人之所以对公平正义如此重视,一方面说明公平正义对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理想,公平正义是社会和个人的普遍追求。任何社会时代,只有公平得到体现,正义得到伸张,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繁荣进步。
在当代,公平正义观念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它要求党和政府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时,逻辑起点必须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必须使公平正义在社会每个阶层、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公平正义成为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取向。这里我们必须清楚,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公平体现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公平是公民的社会回报与付出相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总体水平的限制,社会的公平程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越是这样,越应该尽量做到公平正义,因为公平与正义是人民的希望。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社会的文明进步,来自于社会自身创建的公平正义的架构,以及生活在这一架构下的社会公民伦理道德意识中对公平正义的主张和实践。现实中,每个人都需要公平正义,希望自己获得公平正义,但是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需要每个人共同遵守,我们不能仅仅希望自己享受公平或者正义只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不做公平正义的实践者,只有每个公民都为公平正义不懈努力的时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理想才能变为现实。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至治国安邦的举措,下至个人的行为活动,无不受到礼的指导和约束。“礼”作为“法”的必要补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职能。从广义上说,我国古代的“礼”是泛指典章制度、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仪式节文规矩。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这纲纪也。”(《荀子·劝学》)此外,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和程颐也曾说:“礼者,人之规范。”(《河南程氏粹言》)这些都是指广义的礼,涵盖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和谐社会是一种诚信社会。诚信成为融洽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元素。明礼诚信是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与国家关系的道德准则,缺乏诚信,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无立身之处。《孟子·离娄上》中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韩愈在《原道》中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曾国藩在《复贺耦庚中丞》中说:“窃以业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个人无形资产,诚信的约束不仅来自外界,更来自我们的自律心态和自身的道德力量。
和谐,追溯其词源,意即和睦协调。和者,睦也,即和衷共济、内通外顺;谐者,合也,含顺畅协调、相辅相成之意。作为伦理道德的范畴,“和谐”一词源远流长,从孔子的“和而不同”到孟子的“天人合一”无不包含着“和”与“合”的文化伦理精华。
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丰富而深刻,老子、庄子、孔子等不仅对人类生命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透辟的论述,而且在极为明晰的哲理思辨中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原理,指出了人对自然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及如何践履这些准则的方法,提出了崇尚自然、尊重天地、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等环境伦理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开创了和谐伦理思想的先河。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理论是十分深刻的,它能够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并为中华民族带来稳定与祥和。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则能“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他们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都极有启发意义。只有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人类社会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才能既满足代内需求、实现代际公平,又能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的思想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它的伦理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有很多糟粕的成分,也必须进行扬弃和改造,使之成为我们构建新型的、和谐的伦理道德的一部分。
市场经济是有规则的经济,每个人必须在遵守信用和法律的条件下行事;每个企业必须在遵守信用和法律的条件下生产、经营,自由选择合作、买卖、转让,经营亏损企业依法破产赔偿;政府行为也必须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要建立和谐的经济秩序就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用制度创新促进和谐伦理构建,这是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构建的重要途径。
首先要通过信用制度创新,强化信用约束机制,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构建。信用制度包括个人信用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完善信用制度必须建立个人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的制度,建立资信评估、资信调查、信息咨询的中介机构,建立社会信用管理监督系统。其次是强化信用的法律保障,维护信用秩序。要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责任,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仟,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就可以通过制度的约束实现道德约束的硬化,使个体的道德意志上升到群体道德意志,使人们在遵守制度中,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从必然到自由的超越。显见,制度创新是伦理建构的前提和保证。
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推进道德建设的现代化,是伦理建构的内容和基础。首先,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规律为基础。不仅要树立利益导向、等价交换、社会需求决定生产等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观念,而且要继续进行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宣传。其次,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必须体现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及主体间的伦理关系。要促使血缘伦理、地缘伦理、亲戚朋友伦理向适合于整个市场、社会的普遍伦理发展,实行普遍尊重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主体责任伦理,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此外,市场经济的伦理建构必须把伦理体系的选择、继承、创新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继承传统的儒家伦理,因为它是以善为价值取向、以人的群体为价值主体的;继续发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公而忘私、集体协作;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伦理观进行有选择地创新,吸收以功利为价值取向、以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伦理道德的合理因素。
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建构关键在于实施和运作,因此,离不开社会组织结构的道德协调。首先是通过政府进行道德调控,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不偏离市场的目标,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其次是加强社会结构包括消费者、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的道德监督管理。此外,还要营造公众舆论环境,通过教育和宣传进行道德评价、道德教育,提倡规范的伦理观念,制约和约束不守伦理的行为。
人类社会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固然反映并服务于社会存在,但它同时又作用于社会意识本身。这不仅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充实和完善自身的需要。当政治、法律思想借助强制的力量与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调整社会的秩序时,伦理道德可以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强化人们遵纪守法的内心信念。
[1]祝成生著.和谐文化与伦理秩序的当代重建[M].群众出版社,2008.
[2]王铎.略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相互支撑与和谐发展[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3).
[3]牟永泉.崇尚伦理道德 促进人际和谐[J].经济师,2010,(7).
[4]赵志浩.扬弃传统伦理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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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将节日的构成要素概括为如下五点:( 1) 节日名称的特殊性; ( 2) 在历法中位置的特殊性; ( 3) 活动内容的特殊性; ( 4) 活动空间的特殊性; ( 5) 参与主体体验和情感的特殊性。①节日名称、节日时间、节日活动以及活动空间共同构成一整套节日规范,社会成员通过对这一套规范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节日生活,产生特殊的体验和情感。这五种构成要素是节日与常日区别开来的标志,也可以用来作为区别不同节日以及同一节日不同历史形态的分析性工具。从这五个方面入手,能够发现,七夕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正发生重要的变化。
首先从节日名称上说,传统社会七夕节有许多专名,其中有根据节日所在历法中的位置命名的,如七月七、七夕; 有根据节日活动主体命名的,如女儿节、小人节; 有根据节日的活动内容命名的,如乞巧节、穿针节、巧夕。但这些名称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或中国爱情节。这不仅表现在商家的广告中,也表现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用这种专名称呼农历七月七日已是普遍现象。
其次从活动内容方面说,传统七夕节习俗活动主要有乞巧( 包括拜祷乞巧、穿针乞巧、观影占巧、用蜘蛛乞巧,看巧云、吃巧等) 、乞美( 包括用凤仙花染红指甲、采树叶洗头发、接露水洗浴等) 、乞子、准备享用专门的饮食以及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而当下,尽管乞巧等习俗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发送手机短信、享受烛光晚宴,饮用香槟红酒,开始爱情之旅,赠送玫瑰、巧克力和珠宝首饰等成为七夕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其三从活动空间方面说,传统七夕节的活动主要是在庭院中进行,庭院本是私人空间,由于七夕节习俗活动往往由来自不同家庭的多人共同参与,私人空间便公共化了。又由于多有祭祀织女等信仰活动,本来的世俗活动空间便神圣化了。如今,七夕节的活动空间较少公共化,不仅如此,像酒店、咖啡馆等公共空间也因为活动主体主要是恋人而变得私人化了。由于信仰活动的缺失,活动空间也缺少了神圣的意味。
其四,从活动主体及其体验和情感而言,过去,尽管七夕节也有男性参与活动,但主要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民俗节日,是女子们表达美好愿望的关键时刻,反映了女子们对心灵手巧的热盼、对生儿育女的祈愿和对美丽容貌的渴望。① 如今,七夕节的活动主体主要是具有婚姻恋爱关系的男女双方,七夕节主要成为他们表达爱情的重要场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此,当下流行的众多七夕节短信可以为证。比如“送祝福”网站的“七夕节短信”中,有“最新彩信”、“热门彩信”、“最新短信”、“搞笑短信”、“爱情短信”、“朋友短信”、“经典短信”栏目的设置,几乎全与爱情有关。② 节日所带来的体验和情感也多与男女爱情有关。比如“朗姆_ 可乐”在2013 年7 月25 日16 点左右发布的微博中这样说: “刚刚同事在讨论快七夕了,我突然觉得很失落,这些节日那些感情已经不再是我所能参与的话题,原本以为自己大大咧咧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原来我也是个可以让伤心跟随这么久的人……越是刻意想去忘记一个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越是清晰的回放……”③
在五个构成要素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节日的标志性时间。正是这个没有改变,提示我们上述的种种改变只是七夕节内部的变化。
七夕节的当下变化是人们可以看到、感知的文化事实,考虑到乞巧主题的退隐、爱情主题的突显,这个文化事实可以概括为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变化,这个变化显著且具有质变意义,因而是一种“蜕变”。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这个蜕变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 文化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圣瓦伦丁节以“情人节”的名称与玫瑰花、巧克力、烛光晚宴等文化符号进入中国社会( 主要是城市社会) 并为一些人所喜欢和践行。一种外来文化大行其道令国内一些具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安全意识的人倍受刺激,开始在本土文化中寻找可以与之相抗衡的“中国情人节”,一些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三月三、七夕节的情爱要素被发现和被发掘。尽管在谁应该成为“中国情人节”方面存在着一些讨论,七夕节还是更受认可,成为“中国情人节”,圣瓦伦丁节也相应成为“西方情人节”。与此同时,已从西方情人节中获益的商家从中国情人节中看到巨大商机,他们采借西方情人节的过节方式和文化符号,在农历七月七日来临前,推出针对“有情人”的商品和服务。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不断引发公众围绕七夕节进行辩论和思考,并组织以爱情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认可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的正当性,并在行动上参与到和爱情有关的活动中。七夕节不仅拥有了情人节之名,而且拥有了情人节之实。
在七夕节从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过程中,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石家庄市文联等单位于2002 年联合发起的“七月七爱情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率先以七夕节为爱情节,组织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数十万人参与其中,沐浴了爱情的幸福与快乐”。① 另一方面,它举办了七夕节文化研讨会,引发了学者对七夕节作为爱情节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系统思考,思考的部分成果呈现于由袁学骏等人编成的《七夕文化论文集》中②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冯思德在河北省会首届七月七爱情节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倡办首届七月七爱情节的过程并阐述了将七月七定位为爱情节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
没想到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竟可以打破国界,在异国异族( 这里指在日本,笔者注) 中扎根,但我转而又有些黯然,七夕节( 乞巧节) 在我国早已被人们淡忘了,事实上它已经让位给了西方传过来的“情人节”。
去年12 月,在中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问题。在讨论中,我重提了日本七夕节的话题。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骏同志便找到我,说他想与省文联联手张罗一个节,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想来想去,最好还是把我国的七月七乞巧节捡起来,重新定义一下,然后大张旗鼓搞一个中国的爱情节。我非常赞成学骏同志的意见,一拍即合,我们还征求了省会党、政、文各界一些人士的意见,大家普遍对这一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
过去,仅仅把七月七说成是乞巧节,定位是不准确、不全面的。我认为应当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关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着深厚的传统渊源和群众基础。
把七月七定位于爱情节,不单单是为了与西方情人节抗衡,更重要的是,可以倡导忠贞爱情、稳定家庭,符合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大家知道,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优秀文化的传入,一些腐朽没落文化也乘机侵入。搞“七月七爱情节”将是绝对适时的,十分有意义的。③
上述讲话表明中国没有情人节,为了与“西方情人节相抗衡”,他们就要“张罗一个节”,而“张罗”的策略和路径是对七夕节进行重新命名,并从中发现爱情。
1. 重新命名。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农历七月七日作为节日,本来有自己的多个专名,但在抗衡西方情人节的诉求中,被进行了重新命名。2002 年河北省文联的命名是“七月七爱情节”,2006 年时, “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提议”这个名字被更改为“情侣节”。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则是“中国情人节”、“七夕情人节”,不过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一命名并不合适,因为: “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情感,不是表达婚前情人或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感情,因此将七夕节作为‘中国情人节’并不妥当, ‘七夕节’应称作‘中国爱情节’。”④ 尽管围绕着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至今仍有争议,情侣节、情人节、爱情节的所指也有一些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名称中都含有一个“情”字。新名字让七夕节更多与“男女之情”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实”之辨,根据“取实予名”和“循名责实”的逻辑,对七夕节的重新命名既需要人们在七夕节传统中发现爱情,又需要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表达爱情的文化符号、从事与爱情相关的节日活动,从而表明七夕节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情节( 情人节、情侣节) 。
2. 发现爱情。从七夕节中发现爱情是一个多人参与的持续过程,早在1999 年,汪玢玲就发表长文论证七夕本就是“中国的情人节”。① 冯思德更多从牛郎织女传说中发现了七夕节蕴含着爱情元素。因为广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讲述了两人被迫隔开但依然不离不弃、最终得以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浪漫爱情故事。2002 年未能参加七夕文化研讨会但积极支持“七月七爱情节”的乌丙安、冯骥才同样肯定这则附着于七夕节的传说与爱情相关。乌丙安说: “流传百世的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始终颂扬着中华民族历代民众为爱情坚贞、婚姻自由而奋斗牺牲的壮丽精神。”冯骥才说:“若向爱情求真谛,且问牛郎织女星”,“牛郎织女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② 这次会议上,“还有大量的文章,是阐发弘扬七夕文化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呼吁要让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时俱进,这与冯、乌二人论述形成了本次会议的最强音”③。之后,不少学者继续从传说、诗词、习俗、典籍中寻找发掘,以发现七夕节与爱情的固有关联性,许多民众也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白居易的《长恨歌》、秦观的《鹊桥仙》得到反复吟咏,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限绵绵无绝期”成为七夕节富含爱情因子的表征; 在这个过程中,含有二人被迫分开却不离不弃的牛郎织女传说版本得到反复讲述,他们成为忠贞爱情的代表; 牛郎织女传说的其他异文则被忽略,在这些异文中,或者织女与牛郎的生活并不怎么和谐,或者织女总是想方设法主动离开牛郎并终于成功。从七夕中发现爱情的过程,是将七夕节中原本零散的、潜在的爱情因子发掘出来、加以筛选、整合、阐释并集中呈现的过程。
3. 活动内容的采借与发明。“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④ 七夕节的重新命名让七夕节在社会上有了新的定位、内涵和指称。按照循名责实的逻辑,重新命名必然引导和激发人们在节日期间从事与爱情有关的活动。由于中国节日体系中原本没有一个情人节,中国情人节的设置原本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如何过中国情人节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从西方情人节那里寻找合适的资源,采借西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运用西方情人节的活动模式,将玫瑰、蛋糕、巧克力、烛光晚餐纳入自己的节日实践。与此同时,又发明出诸多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符号与节日活动,如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情歌对唱、抛绣球、放飞许愿灯等等。
七夕情人节因对抗西方情人节而生,本身却打上西方情人节的深深印痕,并以一种崭新的样态出现,不仅改变了活动主体,而且改变了活动内容、活动空间和活动情感,甚至改变了节日名称。如果我们将文化重构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对既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那么七夕节从乞巧节到情人节的蜕变就是典型的文化重构。它是人们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重新发现、发掘传统,并将其与外来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融合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并具有具有主动谋求的鲜明特征。#p#副标题#e#
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源远流长,是传统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节日地位明显下降,七夕节也面临生存的危机。如果说节日的活态存在乃在于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境下对节日习俗活动的全部或部分实践,或者简言之,在于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人把这段时间当做“节日”来度过,那么在20 世纪末期,除了在个别地方,七夕这个曾经广为流行的传统节日因没有多少过节主体已名存实亡。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花店售卖鲜花的庞大数据中、从节日尚未到来关于七夕活动的预告宣传就纷至沓来的现象中,看到这个节日的蓬勃生机。七夕节复兴态势明显,其生存状态已然今非昔比。尽管七夕节复兴背后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并非只有七夕这一个传统节日经历着复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文化重构对七夕节的命运逆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一重构,使爱情成为七夕节的主题,它契合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并因此迅速吸引了众多商家和都市男女的注意力,迅速发展壮大了过节的群体。不仅如此,这一重构还使七夕节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不仅勾起许多中老年人对七夕节的早年记忆从而使其首先在记忆中复活,而且使个别地方如甘肃西和、温州石塘、广州珠河等地仍然活跃的传统七夕节俗得到更多关注,这也促进了七夕节的当代复兴。
传统节日是一套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包括一系列何人在何时应做何事或不应做何事以及应如何做的规则,处于时间长河中的传统节日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其自身生长发展演变的历史。它可以生,也可以死。由生而死通常被视为一个传统节日正常的生命历程。七夕节的蜕变表明,传统节日的命运其实更为复杂: 不仅可以生,可以由生而死,而且可以死而复生。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传承中断后以一种崭新的样态重新回归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为其所遵循、操演和践行。七夕节的蜕变同时表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外来文化不仅是冲突的来源、竞争的对手,它还有可能成为激活本土传统的钥匙,并成为传统复兴过程中可以取用的重要资源。文化重构具有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有爱情,但中国神话中没有爱神。中国有情人,但中国节日中没有情人节。”①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填补了这一空白,突显了爱情的意义和价值,为当代人坦率地表达爱情、寻求浪漫提供了时机。而围绕爱情主题采借和发明的多种节日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从一些新闻报道中,我们能够感知2013 年七夕节( 阳历8 月13 日) 生活内容的丰富性。比如《七夕“浪漫经济”提前来袭玫瑰花预定异常火爆》一文中提到: “尽管距离七夕还有段时间,但各路商家却已提前备战七夕商机……除了传统的花店、蛋糕店、电影院,各大商场、超市的七夕节气氛也日渐浓厚,一股‘浪漫经济’悄然来袭。”② 除巧克力、蛋糕、毛绒玩具等常规礼物外,萤火虫、玫瑰香皂花、竹简情书等许多创意类礼物也非常受年轻情侣们的欢迎。③ 又比如,北京通州区于8月9 日至8 月13 日期间举办首届北京七夕节,共包括“七夕歌会”、“相爱运河”婚礼文化展、“大美运河”七夕传统文化展等17 项活动; ④ 而七夕节当晚七点零七分,首都体育馆也上演了一场盛大的“七夕中国2013 情歌演唱会”,主办方向社会公开征选的77 对情侣参与互动,现场万余名观众与众多明星共同见证爱的表达。⑤
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归功于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其中专家主要发挥了启动引领作用,并从学术角度承担了正当性的论证工作。商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传统节日往往是消费时间,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家总是会介入传统节日当中,繁荣的市场往往成为节日期间的动人景致。通常认为,商家主要是为人们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过节提供各种物品。但在七夕节的蜕变过程中,商家不仅提供了节日主体在节日中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而且提供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引导节日主体如何过节,如何消费。通过引导如何消费,它们生产了人们对特定物品和服务的认可、偏好和需求,也便生产了节日的活动内容和和文化符号,因而也就形塑了节日本身。当前七夕节在事实上成为情人节,鲜花、巧克力、红酒、香槟、烛光晚宴、浪漫之旅等成为七夕节的文化符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鲜花店、巧克力经营商、红酒经营商、餐饮店和旅行社等商家比其他行业的商家更加积极地以节日所需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民众是七夕节蜕变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基于生活需要和文化自觉参与了七夕节的文化重构,不仅包括参与对正当性的讨论,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选择确证了七夕节的爱情主题,并基于追求个性、博取爱人欢心的目的而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断要求推陈出新,由此促进了七夕节节日活动的采借和发明。大众媒体则关注舆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引发思考,并为各种力量的作用发挥提供了交流碰撞的平台。总之,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目标追求的学者、民众、商家、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通过共处在同一个中华文化空间里而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起营造了七夕乞巧节向情人节蜕变所必需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空间,推动了这一蜕变所必需的正当性论证和主体性选择,为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发挥了各自独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七夕节的文化重构过程并非一团和气,在应该如何给七夕节重新命名、应不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意见。这些争议影响深远,颇具意义。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关于七夕命名的争议,前文已有叙述。命名争议明显地延续了“必也正名”的思维逻辑,其背后,则是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度式微的传统节日能够复兴并长期传承下去的殷切希望,是对这个节日以何种状态复兴的设计与理想,是企盼复兴的节日能够经世致用、传递文化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良苦用心。在是否应该承认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方面,争议更多。比如2006 年有一位学者提出“把七夕当作情人节来过不合乎传统”的观点,① 就引起了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演化成一个文化事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又比如2009 年8 月14 日腾讯QQ 论坛上开设了一个帖子,让七夕节PK 情人节。辩论设置了正反双方,正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无所谓,与时俱进嘛! 牛郎织女也是爱情的象征,只要有需求有市场,人们又喜欢这种氛围,就不要这么较真,毕竟传统也是人造出来的!”反方的代表观点是: “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崇洋的情节,原本七夕的内涵就不是情人节,因为商业利益而改变传统文化,那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要慢慢变味了!”② 无论是正方观点还是反方观点,都有不少跟帖。比如正方11 辩的辩词如下:
自祖国建国以来,不断的与外界建交,更加入WTO 后,与世界交流更加密切,随着社会发展,非主流和西方的思想也不断涌入进来,既然七夕节也能带动市场消费,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而对于情人,特别是对于我国的情人而言,不是又增加了一次创造温馨,甜蜜的机会么。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的文化,我们需要做的是发扬自己的文化。不闭幕造车,要勇于交流。把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让七夕节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传统爱情节日。③
反方3 辩则说:
我们应该好好保护现有传统文化,并把“牛郎织女的爱情文化”进一步弘扬广大。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接续历史、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是世世代代都要做的事。增强我们民族凝聚力、增强祖国在世界竞争中的“软力量”,不要让WAI GUO 人看笑话。④
这些围绕着七夕节应不应该向情人节靠拢的跟帖,表述着普通中国人关于如何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是公众参与七夕节文化重构的过程,也是参与文化讨论进行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过程,同时是公众文化自觉性、文化自信力、文化鉴赏力、文化反思力、生活自主性的培养过程。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锋中,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多元价值取向,纳异包容与坚守民族本位的共同在场。我们也看到,碰撞交锋激发、推动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对多元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着更加深入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论对于七夕节的未来发展,还是对于所有传统节日的传承,乃至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无疑都大有助益。可以说,七夕节的文化重构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全社会进行文化反思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出七夕节之外。
民众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节日生活,并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当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爱情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意识高涨、传统复兴已成大势的情况下,中国人要过情人节而且要过自己的情人节的诉求理应得到充分表达,也理应受到充分尊重,七夕节向中国情人节的蜕变是这种诉求的现实化,是民众凭借一定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纳异包容的文化开放态度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然结果,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珍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七夕节文化重构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且也应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因为尽管七夕节由乞巧节向中国情人节蜕变的文化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缺陷,即一定程度形成了对传统七夕活动的遮蔽。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七夕节在其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而且具有多样的地方性表现。比如甘肃西和仍然活跃的“乞巧节”是典型的女儿节,参加者主要是未婚的少女,节日历时七天八夜,包括迎巧、祭巧、唱巧、跳麻姐姐、拜巧、迎水、巧饭会餐、照瓣卜巧和送巧等一系列仪式,且有相应的仪式歌舞相伴。① 浙江温岭石塘箬山村的七夕节则是“小人节”,它的主要参加者是小于16 岁的孩童及其家人,主要活动是祭祀七女神,祈愿小孩健康发展。② 七夕节的众多习俗活动及其地方性表现以及“七夕”这个具有诗意、浪漫气质的名字,具有重要的生活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认同价值,应该有比当下更好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未来的七夕节应该是既吸纳外来文化的优长又有更多中国元素( 不只是节日时间,还有节日活动及其具有的文化内涵) 的有机融合,能够同时作为情人节、乞巧节乃至小人节等在更大空间里共生共荣。
目前来看,突破情人节遮敝、实现共生共荣的重要路径是七夕节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和目前仍然活跃的地方七夕节俗活动一定程度的普遍化。前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曾经活态存在、目前仅仅保存于文献和头脑中关于传统七夕节的历史记忆重回日常生活,得到实践。后者是指有意识采取一些措施使当下为个别地方民众所传承享用的七夕习俗在更大的空间内被更多的人所共享和传承。这两种路径无疑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前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时间变换所带来的挑战: 毕竟历史记忆中的七夕节是传统社会的七夕节,更多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后者需要克服的主要是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挑战: 地方七夕节俗活动毕竟是特定空间内生长发育出来并适合其水土的节日文化,普遍化则意味着将其置于非本土的环境之中。而这也决定了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都不可能是传统七夕节俗和特定地方七夕节俗的全面照搬,而只能是以其为资源从中汲取若干元素、结合其他元素重新加以组织并应用实践的文化重构过程。
未来的七夕节重构仍然需要包括学者在内的多种力量共同参与。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要求民众选择专家学者偏爱的节日生活和过节方式,但专家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为人们如何过节提供更多的选择项。这是学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社会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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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将平衡视为矛盾论的基本范畴,动态平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平衡的根本因素,渐进的改革和激烈的革命是实现社会平衡的基本途径。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在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广泛应用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布哈林平衡论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关键词:平衡论;布哈林;现实意义;
布哈林是苏联时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是其社会历史观的核心思想。依据布哈林的平衡论,平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任何社会都是通过“平衡——平衡的破坏——新的平衡”这样的过程实现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通过平衡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历史发展并探讨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思想,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平衡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时,在哲学角度来看,平衡与和谐具有相似的哲学底蕴,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启示。
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既有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也有通过研究帝国主义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还有通过研究社会历史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其中,以平衡论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是布哈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平衡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这是因为平衡论所阐述的理论主要是围绕社会发展的一般状态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著作中:《过渡时期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等。总体来看,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平衡是矛盾论的基本范畴,平衡是动态的平衡。在布哈林的平衡论中,平衡与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平衡并不否认矛盾,平衡恰好是以矛盾的运动为前提和动力的。当矛盾
双方出现彼此平衡时,平衡状态就出现了。而当矛盾双方的一方力量出现变化时,内在的矛盾就出现新的不平衡,在矛盾双方的力的不断斗争中,新的平衡又将出现。在矛盾体内,由于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事物正是呈现“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运动状态,“平衡一经确立,随即就被破坏;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起来,又再度被破坏,如此循环往复。”[1]平衡有稳定的平衡和不稳定的平衡两种,并且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平衡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也是矛盾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存在于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第二,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主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的平衡。布哈林的平衡论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社会,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在本质上是社会平衡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在布哈林看来,社会平衡既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的常态。社会平衡首先表现为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人、物、观念三者之间的平衡,没有这三者的平衡,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死亡的。但是这同一社会体系能够在短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即不平衡状态。”[2]同时,平衡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发展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平衡状态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不平衡的状态才是社会发展的异常状态。
第三,在布哈林的社会平衡思想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平衡的根本因素。社会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种因素都会对社会平衡造成影响。在这些诸多因素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因素。总体来看,布哈林认为平衡有“社会的外部平衡”和“社会的内部平衡”两种,外部平衡主要指的是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平衡,内部平衡则指的是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平衡。而社会的真正平衡是有社会的外部平衡决定的,而外部平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又是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状况、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就决定着社会在环境中的具体状态,劳动生产率反映的就是社会与环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状况。而在生产力体系中,最能标志社会平衡状态的是劳动工具,尤其是科学技术直接标志着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布哈林的这一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具体化。
第四,布哈林的社会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而取得这种动态平衡的基本方式有两种:渐进的改革和激烈的革命,在这两种方式中,社会不断实现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在矛盾运动和斗阵中,平衡不断遭遇破坏,而在矛盾的新的斗争和运动中,新的平衡又不断出现,这正是矛盾的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的过程,也是辩证的运动过程。从本质上看,这种辩证运动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关,社会平衡的不断破坏和新的平衡的建立,都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发生一定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就出现的社会平衡与社会平衡的破坏以及社会平衡的重新获得。
布哈林不仅在理论上建构了社会历史观中平衡论思想,还将这些思想进一步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领域,利益平衡论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对苏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布哈林运用其平衡论思想来指导苏联的经济建设实践,在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规划、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改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苏联社会经济建设中,布哈林十分强调平衡的作用,只有在社会平衡的状态下,经济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发展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
第一,经济建设必须在社会平衡状态下进行,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以实现总体的社会平衡,即实现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生产与消费、消费与积累、计划与市场、经济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平衡,这些方面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彼此协调发展,与此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不仅要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平衡,实现这些方面平衡的方法和手段也应该是多样的、协调的、互促的,而不是机械的、单调的。实现经济社会中各方面的平衡,不仅要有行政的手段,也要有法律的手段,不仅要有经济的手段,也离不开道德的手段,实现社会各阶级、各产业、各部门、各区域的全社会总体平衡。
第二,实现经济社会平衡的最根本要求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布哈林在论述平衡论思想时,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平衡中的作用。基于此,在具体实践中,经济建设在整体社会平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战争结束,纯粹经济方面的矛盾就必然会尖锐到极点。摆在面前的是经济问题,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建立起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在经济方面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即建立一种使生产力有发展余地的相互关系,十分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3]与此相关的是,确立和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需要以国内的和平、团结、和谐、合作为基础,一旦社会陷入战争的状态,发展生产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将成为天方夜谭。在这里,布哈林不仅指出了社会平衡的前提是经济建设,也指出了经济建设的前提是国内的和平和和谐,这两方面的相关系进一步体现出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
第三,在经济建设中实现平衡,就是要在经济体系内实现动态的经济平衡模式。布哈林运用自己的平衡论思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理论论证,坚持以平衡论的思想来看待苏联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道路,反对所谓的非均衡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任何经济政策都只有在社会总体的状态中才能实现。但是,平衡应该是动态的平衡、辩证的平衡。在一定阶段的经济建设中,出现工业与农业、消费与积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但是这种矛盾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通过改革的手段实现新的平衡,对这些矛盾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行政的、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应主要采用经济的手段、改革的手段。既要注意经济发展的速度,又要注意经济发展的质量,既要加大生产的投入,又要扩大消费的投入,在经济建设中实现经济建设各个方面的总体平衡是苏联经济社会平衡的基本要求。
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对苏联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到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辩证法体系内,平衡在本质上具有与和谐相同的规定性,社会平衡思想也就具有社会和谐的意蕴。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运用平衡来探讨社会和谐的重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当前,布哈林的这种社会平衡论思想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第一,布哈林的社会平衡论思想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都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主张社会各个方面都必须实现平衡,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方法论的指导,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实现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各个方面的平衡。并且,布哈林还主张平衡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但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方法论意义,那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二,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主张平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和谐社会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矛盾的存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正是不断处理社会矛盾的过程。
第三,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注重生产力在社会平衡中的作用,这给予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启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基础,没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坚实的生产力水平,实现社会和谐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不仅从哲学角度探讨社会历史平衡的一般理论外,还有关于经济平衡、社会平衡等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思想。尽管在布哈林之前,西方社会学家已有相关学者论述过社会发展的平衡问题,如斯宾塞、勃格丹诺夫等,但布哈林将这些思想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阐释平衡论,又用传统平衡论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得新的平衡论思想“无处不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最正统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观点的传统”。[4]
[1]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2]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3]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7页。
[4]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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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从多个角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个方面的弊端与矛盾,并且精确预言并在不久的将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必将爆发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深深的扎根在资本主义的血脉中无法调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脚步的较快,随着这种矛盾的积累,资产阶级所有制必将覆灭。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这种马克思口中必将消失的私有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私有制是排他性的占有,无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私有制即是剥削的一个鲜明的标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消灭私有制是在马克思看来是迫在眉睫且刻不容缓的,私有制的产生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品剩余量过多导致分配不均,产生剥削。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这些剥削,建立以个人为单位的所有制。建立个人所有制对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非公有制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但是这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随着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步一步进行,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节奏,并不是一步到位的,马克思曾指出要通过废除私有制把表现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并特别强调"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产权相关制度的修改,我国越发重视对私有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的相关保护,这也能表现出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更加深刻的领悟,并且使之充分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网上的文章不可随意抄袭与借用,这也是保护私有制与时俱进的一种日常的体现。只有做到融入社生活,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的进一步得到切实的发展与高度的进步。
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价值追求与崇高目标,那么什么是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这是提出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最初的方式,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让人的物质文化与身心情况,思想状态都得到普遍的发展,这样才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于促进作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下正在积极的进行着,这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前提保证,这再一次体现宣言在如今社会背景下的不朽魅力,充分被我们继承和发展,所以我们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当今市场的关系。预见了全球化的到来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全球的到来使得越开越多得人民和地区走向了现代化,国际化,走进了现代文明,这是全球化赋予的积极地影响,全球化必然有它的消极影响,但是,全球化在现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促进了一体化的实践,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提供了更多的各个方面的资源,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趋势,为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由于一体化涉及国家间的各个方面的融合与互动,彼此借鉴学习,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一体化不仅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生活全面进步,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文明成果的广发传播。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使世界文明生机盎然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步的成熟,这无疑是宣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指引,它的智慧不言自明。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是举出其中的几点,它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炯炯生辉,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无需赘言,它使我们摆脱了黑暗中的徘徊与摸索,使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它永远都是我们的不朽文献,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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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采用的“傻子”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个傻子的眼光和百无禁忌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土司家族温情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部权利之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天性,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土司历史背后的种种历史必然性,加强了作品叙事的深度和力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尘埃落定》是一部集写实、浪漫、神秘于一体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叙事方式及技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将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和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联系起来,并结合了“白痴叙事”傻子视角,三者混合使用,转换自由,互为补充,取得了其他任何叙事视角都无法取得的艺术审美效果,带来特殊的审美愉悦。不仅是阿来在小说叙事方式及技巧上的大胆创新和尝试,同时也为中外文学创作增添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关键词:《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傻子审美意义
论文正文:
浅谈《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
青年藏族作家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迎来了众多评论家、批评家的热切关注。在作品中,阿来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平实却又奇特的故事,展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艺术世界,展示了丰厚而又独特的藏族文化,透露出藏族文化独有的神秘色彩。作为一部描写民族历史的小说,阿来为了使其既具有浓厚的藏民族地域色彩,同时又符合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和审美意识,他选择了一种和内容极为相称的叙事方式: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与限知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及傻子视角混同使用,造成多重视角的多重叠置。他打破了中西叙事视角理论的许多规范,是一种新的叙事探险。
角度的选择对叙事来说至关重要,杨义先生早就指出:“叙事学的要点就是把握三把尺子:一把尺子是结构,一把尺子是时间,一把尺子是视角。”《尘埃落定》采用了比较特殊的叙事视角:以“傻亦非傻”的土司二少爷“我”为叙事承担者:“我”是一个地道的有生理缺陷的傻子、“我”又是一个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智者,“我”既傻又不傻,所以许多内容就干脆让作者充当“我”来讲述,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叙事者。整部小说都是这三种视角并置于“我”的身上,呈现出一种杂语交替发声的复调状态。
小说以“我”的记忆开始为起始,“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以“我”生命的结束为小说的终结,“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记述了“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同时也是藏族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盛而衰的必经之路: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色汉人”的到来。此外,还详细地记述了“我”的爱情、婚姻经历,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互为辉映。从此看来,似乎小说所运用的完全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当我们阅读完小说之后,却发现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纯粹,含有第三人称的叙事在其中。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混合使用,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在中外文学创作中并不常见.阿来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小说《尘埃落定》具有了特殊的审美意义。
首先,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使作者在行文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叙事自由,不仅可以直抒胸怀、侃侃而谈,使读者有身临其境般的逼真感觉,同时又有小说中第三者的客观描述和评价,使小说中故事情节和人物等更加透明、更易于理解。
在麦其土司家,法定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麦其家的大少爷旦真贡布,一个就是小说中的叙事人“我”,也就是麦其家的二少爷,他没有名字,因为他出生不久就被认定是一个傻子。因此人们都叫他“傻子二少爷”或“麦其家的傻子”。南此看来,麦其土司的继承人是旦真贡布似乎已经是确定的了,因为任何一个聪明的人都不会将土司之位传给一个傻子。但随着“我”的成长,以及社会外部大环境与土司家族内部环境的变化,“我”的聪明渐渐显露出来,从对种罂粟还是种粮食的选择上以及后来的大少爷与“我”的竞赛中,“我”的做法处处都透着睿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戴。
而“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比哥哥更适合做麦其土司,特别是在“我”的哥哥旦真贡布被麦其家的仇人杀死以后,“我”成了麦其土司之位的唯一继承人。但麦其土司和土司太太的表现却让“我”的土司愿望成了漫长的等待。在这个从无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直至最后的无尽的等待过程中,“我”内心矛盾、复杂的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不时在其中穿捕一些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就是第三者对我是否配做一个土司和能否当上土司一事的客观描述和评述,如麦其土司从一开始的多次说“我儿子不会叫我操心”到对土司太太说“你的儿子叫我操心了”,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事情,父亲都要看看“我”有什么意见到后来的逊位给大儿子旦真贡布;哥哥旦真贡布“因我是傻子而爱我”到认为“我”是个“装傻的杂种”,再到后来的因为嫉恨“我”而勾引、占有“我”的妻子;新教传播者翁波意西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人,同时也是最了解“我”的人,他说“都说少爷是个傻子,可我要说你是个聪明人”。作者通过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将麦其土司家族内部权力之争巾麦其土司和大少爷旦真贡布的自私、固执、自欺欺人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作用相为呼应,使小说的情节、人物更加透明,易于理解,取得了其他人称叙事视角所不具有的特殊的审美效果,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愉悦。
其次,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有利于作者将主观抒情与客观叙事融为一体,从而更好地传递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指向。
小说通过“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极富人性本相的讲述,一方面展示土司制度逐步走向没落的现实,细致描写了土司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奴们的真实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形;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特定的生命群体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正属于历史的生动过程,一种社会嬗变的起伏,一种历史的循环,一种使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或模糊状态的命运规则。
正是这样一个“卑俗”又“猥琐”、“浑浊”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都开始****了,土司们无所事事而引起战争、引进鸦片,礼会的全面崩溃也就无法阻挡了;残酷的刑罚,非人性的奴隶制度、鸦片的大片种植而引起的灾荒、先进武器的引进打破了土司们同有的平衡,到后来梅毒的引进,都表明了当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的事必会出现,就像风带着罂粟的种子从麦其土司的领地吹向整个川康地区一样。但作者带给我们的义不是完全的绝望,就像书记官翁波意西所说:“凡是有东两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在这里也不例外,边境市场的建立,各种适应新社会形态的东西,如钱庄、税收官的出现都是属于“新的东西”,即使作品控诉了贵族的腐朽和奴隶制的残酷及其灭亡的必然性,又歌颂了随新东西的到来而紧随而来的新时代所带来的希望,表达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情感指向。
总之,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结合使用,是中外文学创作上的一大创新,不仅为读者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愉悦,同时也使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傻子视角透视熙熙攘攘的尘埃世界。阿来自称是穿行于汉藏异质文化间的作家,他笔下的傻子同样具有汉藏混合血液,这不仅指傻子体内流淌的血液,更重要的是指文化层面上的混融。傻子大智若愚,甚至有着先知的自觉和敏悟,但又机锋内敛。他不仅是一个文化的矛盾体,同时也是一个感知的矛盾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具有神性,并以超然的目光静观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作者对这一叙事视角的选取,就将正常视角无法准确表述的现实与历史原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消解了其他叙述方式所带来的羁绊。
傻子视角的运用,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一样,都是本部小说作者阿来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尝试,使小说在具有人称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之余,又平添了另一种别样的审美效果。
首先,《尘埃落定》采用的“傻子”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个傻子的眼光和百无禁忌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土司家族温情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部权利之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天性,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土司历史背后的种种历史必然性,加强了作品叙事的深度和力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
在小说巾,“我”是一个人人郁认定的傻子——“一个月时坚持不笑”、“两个月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映”、“我一咧嘴,一开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但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却既是作品的主人公,又是故事巾所有人物命运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这厦,作者阿来运刚了一个=作常态的叙事视角。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傻子叙事是一利限知角度叙事。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巾将这种叙审称为“白痴叙事”。这种叙事是不可靠的叙事,而“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事者的知识有限……”
比如在小说中傻子二少爷对于爱情的理解:他会“望着天边的一弯残月,想起了留在官寨里的姑娘卓玛”,会傻乎乎地“想起她的气味,她的于,她的****”;傻子的智商不足以给“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他却能刻骨铭心地说出爱的感觉,“爱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正足这种纯真质朴的语言,却道出了几千年来人类无法参透的爱的真谛。没有海誓山盟,却同样让人感动得想落泪、作者安排傻子不仅是整作品的叙事者,而且是各种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因为“我”是麦其家每个聪明人公认的傻子,所以麦其家的每个成员在傻子的面前的表现都是毫无顾忌的,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
正是这位傻少爷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大地和民族,让我们目睹了康巴土司在崩溃前的最后情景,见证了两个时代交替的喧嚣和动荡。当我细细品味傻子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发现傻子的不少思考看似无稽,却含有很多哲理,他一次次的成功甚至使我怀疑他根本不是个傻子,而是大智若愚。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傻子的亲人与族人,因为傻子与聪明人的定位决定一切,包括地位、权力、财富。对此,傻子却有一个举动令人印象深刻——每天醒来时问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直面灵魂,与自己对话,因为他无法认清自己的定位,在得到“我是麦其家的傻瓜儿子”的答案后他就悠然自得。
傻子并不在乎世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和权力,恰恰是他的不在乎,他的“不爱不恨”、“不偏不倚”的审视生活,使他看到了隐藏在土司制度繁华背后的腐朽、野蛮、愚昧和堕落,听到了历史的车轮载着新制度前进的轰隆声,看似繁华兴盛的土司制度终会像尘埃一样,在升腾、飞扬和散落之后,成为寂静的历史。作者正是借傻子似傻非傻的话语,巧妙地道出了土司制度消亡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一切旧的事物终会被新的、先进的制度所取代,这就是历史发展前进的规律。
第二,通过傻子视角本着客观原貌的叙事,使小说中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情节:如巫师破咒、行刑人行刑等,也就成为一种平实的叙事,使小说所传达出来的藏族文化神秘但不虚妄,轻盈而又富有根基,展现了藏民族独有的民族风情及独特的审美习惯。
西部藏民族地区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程度较小的地区之一,也是原始文化与当地奇风异情结合得最紧密的一块土地。这里生产水平落后,大多过着农耕和半农半牧的生活,藏民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对超自然的力的崇拜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同时西藏又是佛教教法和王权信仰的地方。
因此,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不仅成为启发其独特奇异的生命意识的导师,也是其原始的、朴素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意识的源泉。在“罂粟花战争”中,作者通过傻子的眼光讲述了大量发生在他身边的巫术、梦境的事情,神巫门喇嘛奇异的医术和巫术令人哂舌,占卜、咒语、预测等在呼风唤雨中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势。这种描写虽神奇,让人不可思议,但通过一个傻子的亲身经历然后叙事出来,又多了一层真实感,让读者领略到了一种别样的民族风味。
总之,傻子视角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多重叠置,是作家阿来的一种大胆创新而且成功的尝试,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它的运用为小说的内容提供了恰当的外壳,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途径,为文学审美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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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它的族源追溯到7世纪末,是以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在唐时被称为‘藩客’,元朝以后称为‘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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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族是我国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袭、世代流传下来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变化着,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发扬回族伦理道德的积极精神和优良传统,对促进民族感情的认同、社会心理的平衡和民族团结,具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回族;伦理道德;传统;现代意义
论文正文:
浅谈回族伦理道德中的优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回族的传统道德受到伊斯兰教道德的影响,在沿袭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同时,也吸取和承袭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处事伦理道德规范。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凝练、沉积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内涵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并具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回族伦理道德,在理论和行为两方面都是以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作基础,回族伦理道德的形成起源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可以说没有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也就没有回族伦理道德。因为回族的形成就是伊斯兰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族。所以回族的伦理道德与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共同的本质,因此,探究回族伦理道德,必须了解和认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
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以《》和《圣训》为根本宗旨,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教徒制定了基本的道德规范。纵观伊斯兰教义,道德问题占有重要地位,比如“命人行好,止人干歹”“川赏善罚恶”就被认为是《》的基本道德主旨。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指导和规定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对每一个穆斯林而言,都是实际生活的基本准则。
回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它的族源追溯到7世纪末,是以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在唐时被称为‘藩客’,元朝以后称为‘回回’。”他们所恪守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亦无汉文译著,基本上是个侨民的宗教”[2]。他们的道德规范在各方面都受伊斯兰教伦理的道德的影响,秉承其伦理道德精髓和本质,初步奠定了回族伦理道德的基础。与此同时,不断汲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为构建本民族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回族道德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充实、发展和演化当中,其所承载的伊斯兰精神却始终没有变化,并在承袭各家伦理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伦理道德。
回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都能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一)为人正直,诚实做人
“为人正直,诚实做人”历来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三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行为规范,有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起到维护社会团结的作用。在伊斯兰道德伦理中也主要反映的是真主与人、人与人、人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人正直,诚实做人”也是对这一主旨的反映。所以“为人正直,诚实做人”这一道德规范,在回族群众中是广为流行的。
伊斯兰教主张人们诚实守信,坚决反对欺诈行为。“在正己的基础上,鼓励人与人之间为利于社会和民族进步相互合作,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礼节,相互尊重;语言文明,礼貌待人;胸怀宽阔,坦诚相见,避免相互猜疑,通过信任与理解保持群体之间和睦相处。”[3]在这样的伦理道德规范下,回族的每位成员要做到驱恶向善、驱邪归正,就要安守本分,远离邪恶,不要轻举妄动,滥杀无辜,要做不危害他人而有利于集体、社会的事情,约束不良行为,走上扬善抑恶的道路。
(二)尊老爱幼、仁慈互助
尊老爱幼、慈善怜悯和仁爱是伊斯兰教人道主义伦理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回族依据《》的规定,履行拜功,为主道奋斗,孝敬父母,善待近亲,和睦邻里,怜恤孤儿,款待旅客,宽待奴仆;自律律人,自洁其身,不断提高素养,使自己处于美好高尚的境界,保持人所特有的尊严。在家庭内部,老年人是最受敬重的,儿孙晚辈以照顾体贴老人为荣。回族伦理中的仁爱思想以经训教导为指南。穆罕默德说:“人类就像一个完整的肌体,一处患疾,全身疼痛。”又说:“具备慈爱幼小、尊敬长辈、善待下属三种美德者,必进乐园。……不慈爱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慈爱;不慈爱人者,也得不到别人的慈爱。……你们慈爱大地上的所有人,真主必慈爱你们。”
尊老爱幼这种美德也有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基本修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族秉承伊斯兰教人伦思想,把敬老视为“主命”是回族乃至全社会的优良传统。
(三)与人为善,和睦相处
回族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强调“与人为善,和睦共处”的道德规范。旨在创造一种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的社会道德氛围。《百问》一书认为“与人为善”要做到三项禁止:禁忌丑恶,即禁说谎、诬陷及一切言行上的罪恶;禁一切越规的异端;禁称霸,即禁迫害、禁毁人、禁背议、禁诽谤。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优待亲属,怜悯孤儿,赈济贫民,热忱待宾,善待邻里等,都是“与人为善”的具体表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一般的关系。从伦理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个人对他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认同,其中包含有个人行为对社会和他人的义务,是评价个人行为对社会成员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个人应当履行对社会和他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人际关系是否健康,是决定社会能否正常发展、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
(四)主持公正,扬善抑恶
回族特别强调“主持公正,扬善抑恶”的道德规范。主持公正即主持正义和公平,就是恰如其分地对待人和事,如贡献与奖赏相当,罪恶与惩罚相宜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回族穆斯林为了宣扬真理、捍卫正义,要求人们秉公作证,不怕任何挑战、责难和诋毁。《》讲:“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扬善抑恶,即提倡善行,抑制恶行。在回族群众中的通俗表述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要求人们积德、报德、不做坏事,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多做好事。
在回族中,不少人能做到伸张正义,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这些人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往往能尽弃前嫌、挺身而出,为捍卫崇高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同外敌和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不少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极其重要的,在今天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五)崇俭抑奢、公而无私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在生活和生产中,养成了勤于劳动、节俭生活的良好美德。勤劳节俭,不奢华浪费,是回族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回族穆斯林崇尚“两世并重”的思想,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提倡和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获得财产,尽可能地增加收入,认为这是立足社会的前提,必须通过正当手段和合法途径获取物质财富。拥有富裕的物质财富后,必须勤俭节约,避免奢华浪费,认为挥霍是一种犯罪,是恶魔的行为,“挥霍者确是魔鬼的朋友”。因此,在回族穆斯林社会中,一般都能坚持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回族秉承伊斯兰“均贫富”的社会理想,避免贫富差距悬殊。广布人间真爱,铲除一切自私自利的劣根行为,使整个人类社会精诚团结、祸福与共。
(六)守中致和、公正中庸
“中和”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智慧的核心,如儒家提出的“和为贵”、“致中和”的思想,表现了从追求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到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中和”也是道家和道教的根本特征和思想枢纽。伊斯兰教的守中致和、公正中庸就是“中间主义”的道德规范。穆罕默德曾说:“凡事之善,即守其中。”从中可以看出,穆斯林为人处世应该守中、适度才符合伊斯兰道德规范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回族穆斯林把公正、适中作为个人重要的道德修持而加以提倡,并用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自己做人做事都不偏不倚、守中行善。主持、维护公道是“善行”的主命。穆罕默德曾说,如果有人在两个人之间主持公道,即是一种慈善。主持公正即主持正义和公平,就是恰如其分地对待人和事,如贡献与奖赏相当,罪恶与惩罚相宜就是公正,否则就是不公正。回族穆斯林为了宣扬真理、捍卫正义,要求人们秉公作证,不怕任何挑战、责难和诋毁。要求人们为人处世要公道正派、坚持原则,既不阿谀奉承,也不恃强凌弱。此外,在各种商事活动中,要求平等待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不牟取暴利,不以假乱真,不以次充优,不短斤少两,不囤积居奇,不随意克扣他人所应得的财物。在生活消费上,主张既不挥霍,又不吝啬。不难看出,回族穆斯林倡导的中庸、适度思想,完善和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中庸致和思想。
回族伦理道德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并将其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所具有的优良传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回族伦理道德行为反映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比如说坚忍、守中、孝亲、团结、清洁、正义、团结、顺从等,这些不成文的传统道德行为规范,起着巩固信仰、净化心灵、稳定社会、团结内部的重要作用。在回族聚居的乡村、里弄很少见到聚赌、酗酒、嫖娼等现象。宽恕忍让、团结和睦的敦厚民风使这些地区成为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回族传统的伦理道德风尚,定能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弘扬光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
四、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回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诞生离不开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在长期的发展和继承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伦理道德。它所反映出的优秀传统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也有宝贵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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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个领域的时空界限,日益频繁密集的交流也逐渐模糊民族国家的该概念,资源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加速了人口迁徙速度,移民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个人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动态运动中。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电影《阿曼尼亚》浅谈移民积极身份认同构建的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从电影《阿曼尼亚》浅谈移民积极身份认同构建的意义
“移民”主要指离开原住地迁移的人,最初都是出于生存目的被迫迁徙流散。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移民群体不断壮大,移民现象逐渐受到关注,从最初的血缘家庭到后来的民族国家,移民生活的经历,异文化的交流碰撞日益丰富着文化的想象力。
以文字影像为媒介的移民文学和电影不断蓬勃发展,呈现着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焦虑,成为我们认识“自身”与“他者”重要途径。《阿曼尼亚》这部影片就是移民电影众多类型的一个小代表,创作者将自己感受到的多重文化体验和独特情感经历转换成可传播的影视艺术,一方面丰富的移民文化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促进异文化的交流融合。
其创作者雅瑟敏?萨姆德雷利和内斯林?萨姆德雷利姐妹两人是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自带的移民属性不仅是电影创作的灵感来源,也给予了电影中由土耳其移民到德国的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故事更多的真实感。
影片的名字“阿曼尼亚”是土耳其语的德国,正如片名的设计一样,整部影片采用了双线交叉叙事的模式,将当年祖父举家移民到德国的故事和如今的大家族一同返乡的故事娓娓道来。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工业飞速崛起,大量的外籍劳工涌入德国。
身在土耳其的祖父穷困潦倒,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随大批的跨国务工队伍来到生机勃勃的德国。几年后,青年衣锦还乡却无法适应土耳其传统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再三思量他决定举家移民到德国定居。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热血壮硕的男青年到了迟暮之年,膝下也儿孙满堂,并且最终拿到的德国的一纸国籍。但他却无法彻底摆脱浓烈的乡情洒脱地融入所在的德国社会,在取得国籍时他恐惧踟蹰,甚至睡觉时还梦到在移民户籍处被逼迫吃掉一大盘德国猪肘子而惊醒。同时,已在德国生根发芽的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们也各自陷入了种种不同的文化困境和身份认同问题。
年迈的祖父自作主张在故乡土耳其购买了一处房产供家族度假使用,全家人怀着不同的心情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年事已高的爷爷在回乡的途中驾鹤西去,却因为已拥有的德国国籍无法叶落归根。电影中几乎每个人都面对着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困惑和焦虑,但是导演却把这些疑问和困境涂抹上温情与幽默的色彩,把这个移民大家庭为代表的移民群体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构建问题在影片中深入浅出地被讨论。
一家人从刚到德国的尴尬困惑,到后来第一次回乡的不适应,到举家踏上回到土耳其寻根之旅的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个人的心理和情感认知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各种文化冲突和身份的构建问题被诙谐地融入到了每个家庭成员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个人关于身份感和主体感的建构,它被确定在自我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之中,体现着自我是如何看待他者怎么样看待自身的问题。自我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认知中或者在共享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正如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
(一)以孙子扎克为代表的身份认同感缺失
身份认同感是个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归属感,是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共同性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感知,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需在社会中逐渐建构、完善,来自于个体对整个文化体系和社会群体的认同。
当亚文化群体游走于主流文化的边缘,这种主流文化体系之外的另外一种文化此时被视作他者,通常会遭到排斥和被抵触,很难得到主流文化和社会的认可,个体在主流文化群体和亚群体之间游走选择,得到身份认同感,或有缺失感。
孙子扎克即是移民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自我身份认同感缺失的代表,他出生在德国却有着土耳其血统,身为德国人却接受着土耳其文化,他游走在作为主流的德国文化和土耳其亚文化之间,不断的质疑带给他的是身份认同的缺失感。影片中扎克的身份认同缺失感多次被展现,在学校上地理课时被老师询问家乡所在,因为欧洲地图上没有土耳其老师不得不把代表扎克的小旗子贴在了墙壁上。
在体育课上踢足球分队时,扎克的身份受到其他小伙伴的质疑,因此扎克不惜与同学大打出手,回到家时还问父母我到底是什么人。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扎克难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能拥有应有的存在感,是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的问题给扎克带来了身份认知空洞。扎克的家庭代表着土耳其文化,学校为代表的公共环境则是德国文化,两种异质文化在扎克身上碰撞带给他的是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缺失。
(二)以爷爷为代表的身份认同困惑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身份认同的层面十分复杂,比较显而易见的层面即个人行为模式,中间一层是个人对同类群体的认可度和自我身份的感知度,较为深层的是身份带来的多种情感体验,满足或困惑。爷爷在面对土耳其文化和德国文化的碰撞时纠结迟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构建显然是困惑的。首先,行为模式层面较为明显的一次是在德国务工几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土耳其,对土耳其的生活的环境和习惯不能适应,抱怨供电不稳定等。
从中间层面来看,爷爷在收到移民局邀请信时,他坚决地拒绝去演讲,还说“谁会去那种地方,我可不想”,但最终又答应。最后,在情感体验层面上爷爷对自己的新身份表现了极大地恐惧和抵触情绪,在即将取得德国国籍之时,爷爷甚至在做梦梦到移民官从橱柜中端出德国猪肘子把自己从梦中惊醒,从这些异族的食物面前逃离,醒来后还在庆幸是一场梦。 爷爷在面对自己的身份时,表现出了巨大的不安和焦虑,他对自我身份的感知还是处在困惑的状态,无法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
导演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把游走于德国和土耳其两种文化间的爷爷的困惑与挣扎表现出来,在面对德国文化时,爷爷多次陷入接受、否定、接受、否定的往复循环过程之中。爷爷不愿承认一纸国籍就将自己改造,选择在土耳其买房产,又带领全家人回到家乡都是在刻意地提醒自己的土耳其身份,但是在一次次尝试确认自己是土耳其人的身份的时候又不能彻底地抹杀掉自己成为德国人的向往。在这两种矛盾之中,爷爷始终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也许至死都还陷入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之中。
(三)以奶奶为代表的积极身份认同构建
身份认同感是个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归属感,是个体对整个文化体系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可以分为客观认同和主观认同两个层面,客观层面表现为某些客观的特征或符号,如身份证、护照等体现并显示的认同。
主观认同即人们在主观上意识上感受的认同,其构成因素包括角色定向、情感体验和角色适应,也分为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积极的身份认同即是个体主动与相关外群体进行有利比较,或者学习、模仿外群体特征的行为,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个体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来加快融入社会,提高自尊,避免偏见和冲突。
奶奶这一角色很好的阐释了在移民过程中加速融入新群体时积极的身份认同构建的意义。奶奶在离开土耳其与姐妹告别时虽然表现出了依依不舍的感情,但是她的眼中却充满着对德国的好奇和对新生活的美好幻想。到了德国之后,奶奶也率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即使语言不通她也勇敢地到商店去买牛奶和面包。她用很短暂的时间就适应了新的生活习惯,如使用坐式马桶、出门不带头巾,不再恐惧基督十字架等。
影片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即将领取德国国籍的时候奶奶十分欣喜地问爷爷应该穿哪套衣服去,在“这件好”还是“那件好”的选择比较中,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与开心,最终取得一纸国籍的奶奶感到十分欣喜和满足。积极的身份认同构建有助于个体在新群体中减少困惑,消除误解,促进自我的价值、理想、目标、情感的主观连续性和独特感,提升个体自尊水平,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个领域的时空界限,日益频繁密集的交流也逐渐模糊民族国家的该概念,资源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加速了人口迁徙速度,移民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个人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动态运动中。
离开母国意味着与故土家乡的空间距离和与母族文化和精神的远离,在异文化的反复斗争与救赎之下,移民的身份认同构建必然是曲折的。移民在进行新的身份认同构建时,原有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都会被重新洗牌,构建的趋势一般是回归母族文化。所以,“寻根”在移民的影视或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本片也不例外,跋山涉水来到德国为了衣锦还乡,但荣归故里后的爷爷已不再适应故土,却又不能把德国当做家乡,最后“一纸国籍”却又让他有家难回,他是第一代移民群体的代表,心中始终怀有乡情,但是却不知道吾乡何在。
已知大限将至的祖父,要求全家人一同回归家乡寻根问祖,就是他想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他想寻找到一种平衡,一种作为移民的在德国文化和土耳其文化之间的平衡,一种可以使自己不再困惑并且认可的合理存在的民族文化身份。
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的移民潮和人群流散,影片中爷爷一家人只是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近些年来,身份认同构建及相关问题持续被关注并且讨论不断升温,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身份认同构建的构成主义模式,认为身份认同是人类依据某种利益自己构建而来的。
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参照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以及近代流动人口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身份认同是“一种受制于历史、语言、文化和权利的话语实践”,受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
“全球化”的效应使生存空间的扩张增大,个体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交流途径更加多样,素材更加丰富,多元文化碰撞引发的误解和偏见同样不胜枚举,个体无论是处于主流文化群体还是亚文化群体中,其原本的身份认同无可避免地是一种动态构建。
移民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个体身份认同的感知考量的标尺却多是他者对自我的评价和看法,所以个体积极主动在新群体进行有利的比较和学习有助于获得新群体中他者的认可。正如影片中一样,这个移民大家庭虽然面临着种种源于两国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尴尬,但是每一个人都保持了愿意接纳和面对问题的姿态,整个电影温情满满,诙谐幽默的色彩给予观众的是对生活的信心。
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的身份认同构建问题无法避免,所以个体在新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主观层面的建设中保持积极心理,主动比较吸纳外群体的特质有助于减少身份认同的缺失和困惑感,加快适应新环境。积极地身份认同建构是个体减少异质性,增加个体在群体和社会中的嵌入度,提高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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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工程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各民主党派,以“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为宗旨,齐心协力帮助解决边远山区、贫穷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民族民生等突出问题的一项伟大的工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践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同心工程的指导意义相关思修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践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同心工程的指导意义全文如下:
[摘要]黄炎培采取发展人类生活智能与服务精神的途径,使教育者能为己治生,为群服务;达到“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终极目标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适应需要为主的职业教育,实施全面的职业教育,手脑并用及注重实践对同心工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同心工程;手脑并用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运动的先驱。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提出的许多职业教育的思想在发展职业教育上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浦东川沙县人。他深感我国实业的不发达,学校教育脱离生活实际,中学生毕业无就业之技能,而用人者又叹乏才,并受到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倡导建立了沟通教育与职业、采取发展人类生活智能与服务精神的途径,使教育者能为己治生,为群服务;达到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终极目标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他对职业的本质和对教育功能的分析。根据职业的本质和教育的本质,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达到四个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把职业教育纳入到整个教育体系中通盘考虑;必须把职业教育放到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与职业、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一思想体系中,还包含了“科学化、平民化、社会化”的办学方针,“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原则,“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观等一些精辟论断。
2010年,为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贾庆林等中央领导对贵州省毕节试验区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由中央统战部发起了统一战线“同心智力支持工程”职业教育和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通过中华职教社统一协调并组织了这一温暖工程的毕节项目,共联合了13个省市的21所职业院校(黑龙江省仅我校一家),计划把3000名毕节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培养成才并走出大山就业,从而改变这些贫困学生和他们家庭的命运。
这项温暖工程是按照“三免一资助”(免学费、免书费、免住宿费和资助困难学员)的政策实施的。在具体操作中,中华职教社安排我校与当地的一所国家级重点中专——毕节地区工业学校合作,采用“1+1+1”学制的操作模式运作,即学生第一年在毕节工业学校学习,第二年在我校学习,第三年由我校负责安置学生就业。2011年8月20日,齐齐哈尔工业职业技术学校正式接收了毕节地区工业学校2010年招生的首批共65名学生。
1、以适应需要为主的职业教育的原则,体现了职业学校是完全根据社会需要和该科修习上的需要,而且职业学校修业年限宜分节,每节宜短,这也是它的原则。在设置上不可拘系统而忽供求,不能比照普教学制,系统设置应是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1]。
同心工程的毕节三个教学班分别为机加班、数车班、数铣班,根据不同专业的技能要求不同,我们为学生提供了符合专业特点的教学计划。如机加班的教学以普通车床为主,加工零件精度不高,对学生的基础要求不高,在教学设置上适当的减少了理论课教学,而对实习教学加大了比重,重点对机床结构了解及简单的机械零件加工。数控车工及铣工专业要求操作者掌握数控机床,加工零件的精度较高,这样在教学安排上比普通机加班教学增加了公差学科的课时,对于数控专业编程中计算坐标点时对数学的要求,适当增加了数学学科的课时。此外,为了让学生对数控机床及零件加工更加深入了解,学校增加了实习及识图的课时,还利用休息时间为学生安排操作实习。
2、实施全面的职业教育[2]。既要培养职业,又要培养职业道德与服务精神,既要学习知识,又要特别重视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手脑要综合训练,须绝对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但着重职业技能,而且还要培养他们适应这种生活的习惯。培养的学生不但有技能,而且要富于欲望,重视谋职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首先让学生明确职业的意义,确立正确的职业观。黄先生认为,“职业观是人们对职业的根本性的认识和态度,他包括人们对专业职业根本性的认识,个人选择职业的标准等。”学生入校第一课就是对所学专业了解,以及明确学到技能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为毕节的工业发展作出一份贡献。这样使学生树立信念,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服务社会之准备,从而学习的目的明晰。
其次利用班级的主题班团会及各项竞赛活动,重视学生生活、行为习惯的培养。开学之初,为期10天的军训为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晚上学工处又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文明教育”活动,让学生爱校如家,树立社会责任感,通过日常行为规范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班会以《如何与同学相处》为主题化解了学生间的矛盾,学会了宽容和礼让。《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主题班会唤醒了学生的责任心,从维护校园环境做起,主动遵守公共秩序,帮助别人做力所能及的事都是“我的责任”,培养了学生承担责任的意识。《学生如何做到理性消费》班会解决了部分学生过度消费的问题。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国学教育,播放国学大师蔡礼旭的幸福人生之《弟子规》,教育学生讲道德,讲文明,求上进,为学生补充丰富的精神食粮。
最后在学生离校之前,对学生进行准职业人的教育。所谓准职业人,就是按照企业对员工的标准要求自己,初步具备职业人的基本素质,能够适应在企业的发展,即将进入企业的人。这需要有积极的职业心态,严谨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习惯,优雅的职业礼仪。
3、黄炎培指出:“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办职业教育,万不可专靠想,专靠说,专靠写,必须切切实实去做一”,“手脑联合训练,确是人类生活教育上最基本的工夫”,“适合青年期身心发展的自然要求。”
黄炎培先生在《职业教育该怎么办》一文中讲:“中国的读书人顶怕用手,除掉写字和吃饭、穿衣、上茅厕以外,简直像天没有给他两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用读书的,好罢!吾们来矫正一下。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并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基础差、不爱动笔的特点,我们的语文课教学增加了硬笔书法、实用写作、活动课,让学生接触中国文化艺术之美,传承祖国传统文化基础,通过硬笔书法比赛让学生主动动手练字帖;实用写作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学会了传递信息、处理事务、交流感情的工具;活动课以学生练口为主,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在公差课教学中,我们在测量室进行工件的专项测量,切实做到课堂上动手操作。在实习课上,更加充分发挥了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思想,实习教师在分配课题后,学生通过分析图纸,确定合理的工艺路线,小组合作参与编制程序,共同讨论后得出结果,通过仿真模拟后,进而确定其可行性,再选择合适的刀具,合理机床的参数后进行零件加工,学生们在完成每个课题后都有一个作品展示。
4、黄先生说:“如果只注重书本知识,而不去实地参加工作,是知而不能行,不知真知。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手脑并用。办职业教育不但着重知能,而且还需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
注重实践,让学生自己动手做事,加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劳动管理周活动为每位学生提供一个自己动手,自我管理的平台,通过劳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良好品质,培养学生不怕苦、不怕累,团结互助,热心助人的优秀品质。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和企业接触,我校安排教师和学生到中国第一重型机械厂实习。上到教师,下到学生都能接触到最新的企业需求,这样教师在教学中能有的放矢,学生也对当前企业的产品有了直接的了解,可以在入职后更好的适应企业需求。“产”与“教”结合得紧密无隙,由此形成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服务社会、服务平民,做人第一、敬业乐群,注重实用,注重技能,手脑联动、做学合一,这一理念对当今的职业教育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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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群众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三个世界的划分"、"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全文如下:
【摘 要】文章阐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构性出发,详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情下相同的价值导向性,从求同存异的角度阐述不同的思想架构对不同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下国家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同构性;指导意义
Abstract :paper describes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From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isomorphism departur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same value-oriented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different ideological framework set for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grou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of Mao Zedong Thought; isomorphic; guidance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思想方面的导向著作,一般认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甚至有一部分学着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已然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而文章所要说明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构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实际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方面不同的思考主要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前期和后期的对社会形态的影响。在正视历史方面我们都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方面的探索性改进有一定的弊病,但是着同样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多了积极地经验。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肯定毛泽东思想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不同革命斗争形势和不同社会形态下,我们需要走更符合自己的道路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层面很好的解决了我国发展中理想形态的模型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做法,所以在哲学层面毛泽东思想所起到的指导意义是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的。
不只是国家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我们都会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简单的摒弃理想或者无视现实都是错误的做法。毛泽东思想的在我国的社会形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建国之初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对于建设富强民主的共和国,具有广泛的积极性,文化领域也百花齐放,出现了不少思想转变的代表性作品,那就是从哲学层面的现实与理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现实的不断努力来实现理想的社会形态。而毛泽东思想无疑是这一理念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重要指导。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从现实出发解读了国家建设方面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过国情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也是众多社会领域研究学者所肯定的。但是怎样去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情下的延伸和发展就成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和示范。这就从本质上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将两者相结合去互相映证而非简单的对立。
当我们以这种互相映证的眼光去看待两者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毛泽东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共同点,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国情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占有如此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又互相独立的原因,在思想层面的启发和现实实践中的实施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现实指导意义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有以下特点:(1)毛泽东思想是立足中国本土民族意识的一种思想理论;(2)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考虑革命斗争和发展建设问题;(3)毛泽东思想对基于中国社会形态和人民思想层面更深入的认识;(4)毛泽东思想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发展制定的思想路线;(5)毛泽东思想是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思想指导。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国情的现实指导意义要远大于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源于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国情、民情、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体制、历史发展趋势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未来进行了指导和规划。毛泽东思想除了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有诸多影响之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文化宣传、生产制造、经济体制的建设、文艺曲艺的创作等方方面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思想层面而言,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从现实存在的意义出发来纠正一部分不良风气。例如在解放初期的言论、思想、科学等层面的欠缺都是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广大人民受到剥削和压迫,没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立足本国的发展需要,从思想层面指导各界、各阶层中国民众进行自身的反省和探索,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涌现了一大批反应劳动人民生活、工作以及人民生活意识形态的文学、绘画、戏曲、歌曲等文化作品。
从而由优秀的文化宣传、文艺活动、文学著作等多种形式引导中国国民的意识形态开始进入到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探索阶段;让更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和实践自身的价值;让实践、发展、探索、务实等思想成为民族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新中国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不断拼搏。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以我国国情为根本的基础上,指导我们进行生产、生活乃至指导我们形成正确、健康的意识形态。让我们从自身的出发认识自己的不足和找寻自身的发展出路,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实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雏形。让我们在发展中不断的进行自我的修正。毛泽东思想的贯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方方面都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多方面事业的蓬勃发展成果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国情下深刻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更加灵活、深刻的贯彻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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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思想家,他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的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实践家之一,被称为“报界之奇才”,他的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新闻思想,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所写的大量的新闻通讯、报刊争论以及他提出的办报理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远生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著名记者,是我国新闻事业勇敢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而闻名于世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选生的记者生涯是从民国元年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名声远扬,当年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中就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其中第一人就是他。由于黄远生本人身居高职,留过学,了解国内外的情势,以致于写的文章比一般记者要略胜一筹,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只三四年,但在新闻界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他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曾先后为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上海的《东方日报》、《时报》、《申报》和北京的《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担任特约通讯员为他们采访供稿,还常常在《东方杂志》、《论衡》、《庸言》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亲切自然、真实可信、有条有理,与当时杂乱无章的议论、激烈攻击谩骂的政党报纸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他之前,维新改良派在办报思想上一直秉承梁启超的观点,即认为报纸是“去塞求通”的工具,其作用不外是“宣上德”、“达下情”、“知中外”而已。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本报之新生命》、《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一、新闻报道及评论
第一,主持公理,认为新闻记者应有“良心”应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少年中国之自由》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之舆论,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第二,在新闻报道上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对自己的办报方针作过这样的表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二、记者的素质
他在《忏悔录》中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三、“新闻通讯”文体—黄远生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
黄远生在民初开创了以内容深、文风新的“新闻通讯”文体而负盛名。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一是:多独家新闻,一手材料,重大政治内容。抓独家重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追求,多苦于难以捕捉,而黄远生是捕捉的高手。他所写的通讯大多是关于国家政治、外交、财政方面重大内容的报道。由于他学贯中西,中过进士,留过学,又曾涉足宦海,人生经历丰富,对国际时事、国内政界情况非常熟悉,使他在民国总统、内阁、各部总长及党政要员之间交游肆应,周旋自如,了解重大政治动向、官场内幕消息特别灵通,常常能采访到他人采访不到的独家重大新闻,并通过他深邃的思考、敏锐的观察、如椽的妙笔反映出来,将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告之世人。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二是:针砭时政,辛锐深刻,淋漓尽致。黄远生满怀爱国热忱,对民初窃国弄权的袁世凯及其一帮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附庸深恶痛绝,以犀利之笔写下大量辛辣尖锐的通讯,针砭时政,淋漓尽致,毫不留情。他认为民初的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另一方面,他的笔下有人民的血泪,有他发自肺腑的呐喊。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屈辱条约时,黄远生在《新闻日记》里一一记录他深刻的爱憎。1915年8月7日,他写道:“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巨痛深。”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点之三是:幽隐毕达,入木三分,词兼庄谐,文采夺人。黄远生的通讯所以能饮誉不衰,还因为他那匪人所及的妙笔。正如邹韬奋所说“写得实在好。”语言文字的驾驭有其极富个性的独特魅力。状物叙人,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描绘细节,则须发毕现,幽隐毕达;解说评判,又亦庄亦谐,议论风生。其笔酣墨饱的通讯,常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且信手拈来,妙语天成。
如果说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办报方针表现了他对新闻传播的功能及舆论机关的使命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在新闻记者的素养方面则有更卓越的贡献,对当今社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黄远生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完全符合新闻采访客观规律的所谓“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黄远生认为,“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我们从他的新闻实践中,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而且具备这方面的种种素养。这种种素养在他身上的表现首先是深入实际,其次是在调查中处处作到细致,周到、严密和认真。他的好友林志钧说,黄远生写新闻通讯,“所费力的”就是到处“一一收集材料”,而且这材料要求都是第一手的,即“直接由本人得来的”。尽管这样,他还不满足,还要“和事主对证明白”。黄远生反对只凭道听途说去写文章、搞报道,他在《最近之北京》一文中,曾批评有些“新闻家以耳当目”,凭听来的消息就以讹传讹地去写文章,结果闹出不少的笑话。他写文章,总是走出去,到实际中去作深入的调查。如他写的通讯《历历伤心录》,从“ 蒙古近状”到“中俄交涉”,最后分析“借款关系”,全是用他调查收集来的事实,读者读后都很信服。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脑筋能想”的结果。
“四能”中的第二能—腿脚能奔走,更是一个做记者的基本条件。黄远生对“能奔走”的解释是“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他本人交际甚广,家中常是客人不断,方方面面的友人,言谈之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和材料。以时访接,他更是得心应手,“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弗届。寻常所不能见之人,亦不得要领者,远生必有素焉,使之不能拒绝”。
“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远生对“耳能听”即记者三能的阐述。黄远生就很善于从听来的消息中透过现象抓实质,“由显达隐”地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如看完题为《库伦独立后之外交》的通讯,黄远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库伦独立后,俄国国家及国民种种活动,汇而记之,不仅是以识外事,即将来中俄交涉果之几微,亦在此矣”。事实证明,中俄交涉之结果,正如黄远生的预见。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善于“听”。黄远生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手能写”是黄远生主张的作为记者应当具备的一能。何谓能写,“刻画叙述,不盘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这是黄远生对“能写”而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刻画一个人,形象逼真,“须眉毕现”,叙述一件事,如临其境,很有现场感。翻开黄远生的通讯,可以说随处可见其高超的文字表达六。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从采访到写作的业务的客观规律。这一见解不仅是在当时,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记者素质的培养,记者能力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作为一个著名的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黄远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总结和探讨他的新闻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将他的新闻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学习他作为新闻人高超的工作能力和公正不阿的品质。黄远生丰富的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光辉典范。
黄远生是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其新闻传播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影响。作为一名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记者素养、报纸作用与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五要素实践性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德化的一个书香世家。黄远生是我国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黄远生早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从1912年开始记者生涯,至1915年被暗杀,从事新闻业不过短短数载,但却参与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月刊,并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后被其好友整理收录在《远生遗著》中。
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报界的传奇人物,后人对于黄远生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大量的研究都停留在对其“民初著名记者”“报界奇才”“通讯界大师”的身份评述以及他的采访能力和“四能”专长的介绍上。即使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也常囿于已有的范式与研究基础中,仅仅对其部分思想进行介绍,而没有系统地、逻辑地归纳与评析。
同时,在研究素材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者也主要以《远生遗著》与以往的研究论文为参考,忽略了黄远生主编的《少年中国》和《庸言》刊物,造成了研究结论的重复性。
黄远生的职业身份主要是一名新闻采写记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人。他虽然创办和主编了两本刊物,但是时间都非常短暂。黄远生在从事新闻业的短暂时间中,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依然是投入在新闻采写上。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不像王韬、张季鸾等报人一样系统,但却具有十足的实践性。这也是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个巨大特点。他将自身对新闻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总结融入到了个人的新闻传播思想中。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将从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对黄远生的实践性新闻传播思想展开新的探讨。
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五要素”都十分熟悉。“新闻五要素”要求一篇新闻报道要讲清楚“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既然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本文试图借助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新闻五要素作为框架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新闻生产过程中,“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便是记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报刊的办报目的,进行的新闻报道。因此,本文着重探究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何人”记者素养、“何因”办报目的与“何事”报道特征。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此处不做探讨。
一、“何人”:记者素养
记者作为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记者的素养对于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高素质的记者在新闻生产还未开始前,便能够把握住大方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能够精细采访与写作,在新闻生产结束后,能够反思过程利弊。
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提出新闻记者应具备的素质。“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调查研究中有种种素养,是为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如此看来,脑筋能想的记者在平时便有许多新闻想法与创意,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与他人不同。在新闻采访开始前,记者便有诸多想法,而采访时也能够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与观点。为了采访到最详实最准确的新闻素材,记者要能奔走,要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要擅于东奔西走挖掘事实真相。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采访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更不能获得实地采访得到的信息。好记者要擅于倾听,并且要擅于触类旁通,由此知彼,但不能道听途说,面壁撰文,而要以事实为基础,擅于动脑筋。当把以上3点都做到后,记者还要精于写作,要能用练达精简但却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新闻真相表达出来。
唯有做到如此,才能称得上一位好记者。而好记者是新闻生产的基础,更是新闻生产的决定者之一。没有好记者,哪来好文章?哪来新闻生产呢?
二、“何因”:办报目的
办报目的,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因”,即记者写新闻报道从事新闻活动的原因。办报目的,同时又可理解为报纸要实现的功能和任务。在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办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报纸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和任务呢?
1.督责当权者
对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黄远生一直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对其督责。他对袁世凯窃权专制禁锢言论严加抨击,指出前清时记者尚可“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而袁之专权“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而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认为对总统的督责需要报刊和国人一同努力。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这样说到:“故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其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
但报刊所应监督的,不止总统一人,只要是当权者,均在监督的范围之内。“本报发愤立愿,将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所注目者,绝非袁总统一人。”
2.为“民生社会请命”
黄远生认为除了督责当权者,报纸还要为民生说话。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钟犹有再兴之日”。报纸作为舆论机关,不仅要和百姓一起监督政府,揭露政府的丑恶一面,还要替百姓考虑,帮助百姓大声疾呼,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报刊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中这掷地有声的探问,道出了当时社会报刊为权贵呼号的社会现实。黄远生誓为“民生社会请命”,不畏权贵。
向上督责当权者,向下为“民生社会请命”,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办报目的。
三、“何事”:报道特征
记者为了督责当权者和为“民生社会请命”,进行新闻报道,这便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事”。黄远生对于新闻报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实践。
1.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
在《本报之新生命》中,黄远生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过去的文章多含有作者的主观态度,而少有客观的叙述。黄远生认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不应加入作者不能确定的任意而言的观点。对于一切事物,如要发表评论与主张,也要是真实全面的观点,并且不能够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盲目排斥其他主张。
在当时社会,新闻报道的不正之风盛行,能在环境压力之下提出这种观点实属不易。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说“以今日大势,固已指导吾人趋于研究讨论之途,决不许吾人逞臆悬谈腾其口说故也。”他反对一些记者以闻传闻,道听途说写报道,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的现象。他对报道及评论的真实性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自己十分重视跟踪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
2.通讯见长
黄远生是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其“远生通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明国初期以前,著名报人多以政论见长,而黄远生则开创通讯局面之先河。由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内容简单不足以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他便在大量的新闻事实采写基础上,将更多内容写到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比消息更加详实丰富、生动有力的报道文体,后发展成为当今的通讯文体。黄天鹏在《新闻文学概论》中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崛起而为通信界之大师”。
黄远生对于通讯文体的贡献,可见其新闻传播思想中极强的实践部分。
四、结语
黄远生作为一名职业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本文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何人”记者素养、“何因”报纸作用与“何事”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究与梳理评析,发现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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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一、引 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 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这是黄远生对“必杀之人”的一种假设,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幕、为人民讲话。
(三)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
黄远生强调办报要对当政者进行监督,这是为他所主张的新闻媒介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使命观服务的。他继续记者应该“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与皇亲国戚,监督那些最有权力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重点说了对袁世凯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说:“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1]”“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持论或有偏激,宗旨决不少变者也。[1]”
三、用新闻实践去阐释“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观
新闻事业活动首先是以通过这一活动所解决的使命和任务为特征[3]。新闻事业活动从使命观的确立开始,通过新闻实践去实现预期的结果。黄远生在他的新闻事业活动,以自己的新闻实践诠释“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
(一)忧国忧民,悲观“社会”,同情“民众”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绝境,整个社会充满凄楚与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远生忧国忧民,他以一名新闻记者特有的体会和观察,用大量的通讯、政论文章为社会立言、为民奔走呼号,对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悲观,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疾苦充满同情。 俄蒙协约,西藏问题,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等很是触动黄远生的悲观情绪。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屈辱条约,远生很悲愤,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日本无理要求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方报纸的舆论,谈判中的各种动向,他都写在《新闻日记》里,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写道:
“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已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钜痛深。”
“余坚询一外交官,以最后办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谓城下之盟,或尚可说。以外交官而让步至现今程度,岂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国民若无自觉心,则此后之危险何可言状,言时泪下。[4]”当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凯政府尚在开会商议,痛呼道:“此时——,此时,——方在会议之中,——呜呼!吾国之命运系于此时。[4]”
黄远生在他的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虽不多,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见一幕幕外国侵略者凶残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奔走呼号而大鸣不平。
黄远生曾描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残一幕,一天,大雨,一对洋人分别坐在两辆洋车上,其中一辆上载得有他们的爱狗。突然车翻倒,狗的头被压碎,这对洋夫妇按住车夫的颈子用鞭子一阵乱打,车夫被活活打死,这对夫妇洋洋洒洒抱着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讳,指斥权贵,为民发言
黄远生力主办报要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来,时刻不忘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所写的政论和通信,不管是总统,还是各级各类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讳。
黄远生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如中央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5]”。对袁世凯这一最有权力者,他也常常批评和指斥,为民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他说:“袁总统自受任以来,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6]”他批评袁世凯只能扶植个人的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的权力等。民国二年,面对全国政局的险恶,他批评袁世凯道:“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5]”黄远生对袁世凯的批评可谓是十分尖锐。
四、小 结
黄远生以“为社会民生请命”为他新闻业的出发点,又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很好地阐释了“为社会民生请命”这一媒介使命观。首先,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会效益。他认为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应,无论正负,皆不能不名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具有“真平民”意识。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体现的是“平民”观念,新闻实践是为“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的国民真正奔走呐喊。再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突出公共属性。黄远生认为,新闻媒介“为谁服务、代表什么人讲话”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媒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大多数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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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体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综合指标。因此,成本管理不能仅局限于生产耗费活动,应扩展到产品设计、工艺安排、设备利用、原材料采购、人力分配等产品生产、技术、销售、储备和经营等各个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施工前期的成本管理有两步。
第一步,通过正常竞标的方式获得工程项目。而在竞标的过程中,施工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到项目的类别、难易程度、所在地理位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选择合适的工程项目,然后再开始进行投标,在投标中实行不平衡报价。在做标书的过程中,尽量运用有相关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力求保底基础上增大利润率。防止低价中标和盲目投标中标,避免给企业、项目施工带来不必要的困难,避免造成管理上不必要的难题。
第二步,成本预测。在工程开工前,在企业内组织专门的成本核算小组,做好成本预测。对工程施工图纸、技术方案、人财物消耗、原材料价格变化机制等进行分析和评价,寻找到节约成本的方法,从而确定目标成本。笔者在湖北十堰柳林立交桥项目中负责工程计量、合同管理、工程造价预(决)算和成本分析工作,在工程建设前期就对工程项目进行成本预测,通过计量清单的方式合理预估每一项成本,制作出最终的工程造价预算,找到节约成本的方法,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并在施工过程中做好合同管理,减少了纠纷扯皮现象的出现,维护了施工企业的权益。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主要是人力、材料、机械的成本管理。
2.1 有利于增产节支
项目施工中,前期的成本预算决定了后期成本管理的工作方向。做好前期成本管理,有利于施工单位有序的开展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工作;有利于施工单位确立成本管理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提高成本管理工作效率,有效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如果不做好前期的成本管理,一旦投到不合理的工程项目,比如说,工程项目对施工企业来说太难,那么企业就需要耗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做好工程项目,而最终结果也不一定尽如人意,于是在竣工结算阶段又与建筑单位发生矛盾纠纷,一个项目下来很多官司纠纷的不断,投到这种工程项目不仅不利于施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严重的还会影响到施工单位的发展和声誉。
而做好各个阶段的成本管理有利于施工企业对工程项目进行全过程控制和管理,完善成本管理体系,严格控制工程造价,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增产节支。笔者曾在衢州塔底水电站项目负责工程计量,合同管理和工程造价预决算工作,并且从项目开始施工到竣工结算对项目整个施工过程做过全程的成本分析工作,通过有效的工程计量、合同管理和预决算工作,严格控制了工程成本,提高了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促进了企业增产节支。
浅谈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论文
2.2 有利于企业加强经济核算
经济核算是成本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有效控制工程成本的重要方面。企业根据工程项目的特点组织专业人员做好经济核算,不断提高经济核算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以高质量的经济核算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3 有利于企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施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人力成本在工程项目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降低人力成本是成本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施工企业做好人力成本管理有利于企业提高现代化水平,有利于企业提高人才竞争力,并逐渐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健康发展。人力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良好的人力成本管理,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使每一个员工都能积极昂扬的开展每一天的工作,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人力成本管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首先,施工企业应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管理制度,注重员工的业绩考核,强化员工培训,努力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并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在企业中形成学习氛围,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基于自身发展不断学习新知识,从整体上提高员工的素质,提高人才竞争力。
其次,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在每一个工程建设中,施工企业都必须解决好各类员工数量的问题,解决好一线基层员工与中高级技术员工的配合问题,充分调动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每一个员工的价值都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最后,建立合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施工企业可以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在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下积极工作,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减少人力资本的消耗。
2.4 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提高经济效益
工程施工中,材料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一般而言,在建筑工程中,有70%成本来源于材料,因此,控制好材料成本可以有效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做好材料成本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工程造价,同时也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在减少或杜绝材料浪费现象的工作中,可以使员工逐步形成节约的工作作风,并将这种作风映射到企业管理中,使企业管理人员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严格控制原材料的价格。施工企业的采购人员在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之后选择最优的供货商,并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减少运输成本,严格控制材料成本。同时,将进货的频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做到既不积压材料,也不造成施工中材料供应不足。笔者在安哥拉甘德杰拉丝项目中负责物资管理和现场施工的工作,所有的工作人员对工程建设进行实时跟踪,并对市场进行正确分析和预测,并监督每个工作人员的材料使用情况,大大减少材料浪费现象,最终减少了原材料的成本。
其次,做好施工现场的材料损失工作。在大型施工项目中,企业要做好材料损失工作,做好物资管理,避免出现材料偷盗现象。
2.5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施工企业要想不断发展壮大,要想提高现代化水平,那么就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换设备。采用先进的机械设备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还能达到节约能源的效果。笔者曾在安哥拉鲁娜机场公路项目负责现场设备管理、工程内业、后勤和出纳工作。不同的设备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每次使用之前都确保机械的正常运转,不会出现故障,通过良好的维修保养工作有效提高了设备的性能和寿命,节约了能源,提高了工作效率。
做好机械设备的成本管理有利于在企业内形成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提高责任感,提高工作积极性,并不断寻求突破。有效的机械设备的成本管理有利于减少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使企业以低成本创高效益。做好机械设备的成本管理,有利于企业做好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有利于企业不断更新设备,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在现代化社会里健康成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施工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施工企业要不断改进成本管理方法和制度,以优质的成本管理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并将成本管理的影响力辐射到企业其他管理上,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促进施工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向管理密集型企业,以高效管理创企业发展新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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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指的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的总称,是打官司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诉讼法是典型的法律程序法。在中国有三大诉讼法,分别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除了以上三大诉讼法外,一般还有宪法诉讼。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诉讼,从文字意义上讲,“诉,告也”,“讼,争也”。即:“诉”是告知,是倾诉、控诉、控告的意思。“讼”是言词争论、争辩的意思。“诉讼”,是诉的行为和讼的现象的结合。在诉与讼的活动中,诉是形式,讼是内容。诉讼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三方条件,根据诉与讼的含义和诉讼的构成要件,诉讼的一般定义应为:诉讼是讼争的一方或双方将致讼的原因、内容、主张及理由告知、倾诉于听讼之人,以求讼的息解的活动。按照现代关于诉讼的解释: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解决讼争的活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我国的诉讼是指在国家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解决讼争的全部活动。
据专家考证,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有关民事诉讼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古代长期刑事与民事不分,实体与程序不分。直到上个世纪的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我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典——《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这部诉讼法草案因清政府的灭亡而未能实施,但对后来我国制定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诸法合律”的格局,开始制定单独的诉讼法。下面分别谈一下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有关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诉讼的方式、内容及其效力的各项规定的总称。
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根据程序法的特征,要求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应用性、实用性的特点。作为主持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其调整对象是刑事诉讼活动。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主体,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什么,法定的诉讼义务是什么?等等。以上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还有刑事诉讼法所包含的内容等,因篇幅所限,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1、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谈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完善,自然离不开历史。据史料记载,周朝的诉讼即有了刑事与民事之分。一般称刑事诉讼为“狱”,称民事诉讼为“讼”。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在其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特征,简单概括为:
①、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在我国古代,司法权从
属于行政权,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从地方到中央,司法权均由各级行政机关行使。
②、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差异不大。因为我国古代的律令没有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分,有关诉讼程序的规范一般都与实体法律规范同时规定在法律之中。同时,实体法大都以刑为主、刑民结合,即以定罪、判刑等刑事手段来调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
③、裁判与追诉责任不分,诉讼采取“纠问”形式。这一形式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司法不分的司法体制相适应的。
④、广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在我国古代,刑讯一度被用作获得口供和其它证据的重要手段,并被认定是合法的,体现了古代诉讼野蛮的一面。
⑤、建立多种监督程序,做到“明德慎刑”。通过建立具体的制度来防止错杀无辜,慎用死刑。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延续了数千年,直到清朝末年刑事诉讼改制后才结束。1906年,清政府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此后,相继制定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律草案》等,但此后不久,上述改制以清政府的垮台而告终结。这次改制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首次从德、日等国引进和移植了了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1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条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以上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在我国的引进和初步确立,并在我国大陆沿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3、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使许多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在法律中确立下来。1956年,全国人大委托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刑事诉讼法。次年5月,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
1979年5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人大会法制委员会开始了制定刑事诉讼法的准备工作。经过反复修改和补充,于是1979年提请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于是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正式诞生。在此后,该部法律进行过多次的修改补充,全国人大授权的司法机关还相继发布了司法解释,使这部法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1996年平3月,全国人大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补充、修改,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同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正式通过,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决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有:
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即可聘请律师协助;
②改革刑事强制制度,放宽逮捕的条件,完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程序;
③废止收容审查,并将其原适用的对象纳入到拘留中来;
④改革审查起诉制度,废除免予起诉;
⑤改革刑事审判程序,取消开庭前的实体审查,改革法庭调查程序,扩大控、辩各方的参与权;
⑥设立简易程序,使轻微案件得到迅速处理;
⑦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其拥有当事人的地位和诉讼权利。
做了重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新的里程碑。
民事诉讼法也是国家基本的部门法之一。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法亦属于程序法的范畴。同样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的漫长历史过程。
1、我国古代的民事诉讼制度
在我国古代,虽然是“诸法合律”,但在具体实施中民事、刑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办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收取诉讼费用的规定,且在诉讼制度上已采用了对席审判、坐地对质。在诉讼证据方面,盟誓、物证、书证、人证、当事人陈述等已被广泛采用。并有审查、核实、判断等验明证据的方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制度。同时对听讼,总结出五听:一是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是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是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是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是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毛然)。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事诉讼制度在那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在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民事诉讼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对现代民事制度产生影响。如司法机构设置和审理期限,审判中的回避制度,诉讼请求权利,民事诉讼受案期限,诉讼时效,代理诉讼制度,书状制度,起诉制度等。
2、我国近代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是《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
它在制定时参照了德国、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根据当时国情制定。这部诉讼法共有4篇800条,其体系结构规范,与现行诉讼法已十分接近。该法因清政府灭亡而未能颁行,但对后来的民事诉讼立法产生积极影响。民国政府于1935年2月公布了民事诉讼法,同年7月1日实施。该法共9编636条。这部民事诉讼法的结构、内容与前述《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基本相同。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不少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并存,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两种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并存,并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新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制定民事诉讼法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先后以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了一系列通则条例。1979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从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1981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获得原则通过。此后,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修改稿)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修改,于1982年3月8日获得通过,1982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审判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对《民事诉讼法(试行)》本身的许多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于1991年4月9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诉讼法共4编29章270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颁行的法律中,条文、内容较多的一部基本大法,并当即公布实施,并沿用至今。
行政诉讼法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由法院来处理行政案件的法律制度,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并称为三大基本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如在法国,行政诉讼被称为行政审判,指公民等一方对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行为,请求专门的行政法院通过审判程序给予救济的手段;在英美国家,行政诉讼被称为司法审查,指法院应相对人的申请,审查裁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诉讼活动。表述尽管不同,但在行政诉讼是由法院运用司法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并保护公民一方合法权益的诉讼,是解决行政案件的司法活动这一点上,是基本相同的。我国对行政诉讼的界定是:所谓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依法向国家审判机关即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并由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裁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行政诉讼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商品关系。契约自由、等价有偿、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正是在这种商品关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资产阶段的“天赋人权”学说。并由此产生了所谓人权、人民主权、民主和法治原则。为了保障人权和民主,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当时,这的确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得非法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保障社会成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政府的行为一旦侵犯了个体的权益,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由此决定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亚洲国家第一个吸收借鉴的当属日本。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制上首先次效仿德国,制定宪法,设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后又模仿美国,废除行政法院,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我国最早的行政诉讼应该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在第2条、第10条、第49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相关条款。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分别于是1914年和1933年制定施行了《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虽然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仍然存在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仍然要提倡民主政治,公民的各项权利需要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直到1982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正式出台。该法律的草案是经我国第七届人大会会议多次审议,于1989年4月4日获得通过的。该法律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历史上最完备、最具有民主性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各项原则和具体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规定,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完善起来。
现代社会的法律诉讼形式主要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称为三大诉讼。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调整冲突的法律手段,其基本功能是制止、揭露和惩罚犯罪,巩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刑事诉讼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有了国家,就有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调整手段,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行政诉讼是现代国家的产物。行政诉讼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行政诉讼产生的基本条件。三个诉讼法同是程序法,其中规定的许多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都是相同的。但因三大诉讼法各自的目的、任务不同,从而使它们在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方面又有许多不同。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是刑事被告人是否犯罪及其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与争议的问题,行政诉讼法要解决的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
1、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如同现代几何学里三个点可以固定一个平面的定理一样,三大诉讼法合力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治平台。不同的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以法律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上,可以说是有共同地认同。勿庸置疑,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满足了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需要。而且,近年来,程序的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法学专家们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来研究诉讼程序问题的独立价值问题。
2、三大诉讼法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治思想的精髓。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国家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执政党执掌政权方式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执政党政治成熟的表现。法律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二者互相依存,互为保障。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法治目标。一个国家的法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或者说是系统,而三大诉讼法正是在宪法的统领之下的三大柱石。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保障民主政治的正常进行,其意义是深远的。
3、三大诉讼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战乱不断,烽烟连绵,无数平民惨遭战争铁蹄的践踏蹂躏,不计其数的社会财富在战乱中毁于一旦。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用_运动代替法制来治理国家,以至出现了让我们永远难忘的“十年动乱”,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个国家,要屹立于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上。强大的国防,积极的外交,科学、高效、公正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效率与公正,效率与公正的实现离不开诉讼程序的规范引导。
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①、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法学教材《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主办。
③、《依法治国论》,肖扬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④、《法治理想国》,周天玮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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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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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同时,也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的多方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全面发展教育”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保障和教育内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人与生俱来的美好理想。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强化。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异化劳动;生产力;现代化建设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说:一方面,每个人既能获得和其他人一样的合乎社会各方面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每个人又能获得与个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条件。此外,在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促进全社会一切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初步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出劳动应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劳动”,这是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劳动及其成果发展到较高程度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被消灭的情况下才能被消除其异化的性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奠定了考察个人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明确地提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成为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分工造成了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片面畸形发展,使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 年))和《资本论》(1867 年)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更加成熟。马克思、恩格斯从人和社会的关系出发,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揭示了三大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状态,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历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流通过程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同时,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发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尺度——自由时间。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性,必然性,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条件,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很多,但其思路脉路是清晰可见的。综合其含义,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理解和把握:
2.1 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人的能力既包括体力,又包括智力;既包括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又包括从事精神生产的能力;既包括社会交往的能力,又包括道德修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
2.2 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是相对于自然关系而言的,指的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
2.3 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个人的自我意识及由此形成的个人特有素质、品格、气质、性格、爱好、兴趣、特长、情感等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个性的充分发展就是“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
2.4 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产品极其匮乏,人的需要只能在一个极其低下的层次上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使人的需要有可能向多方面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剥削制度被消灭,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需要将呈现丰富性和多面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了简单清晰的认识。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积极搞好现代化建设,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其解决手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就会日益改善,物质文明程度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必然造成生产劳动者的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还会大大地缩短人的劳动时间,延长人的自由时间,从而增加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时间。
第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证,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的民主。作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建立和完善新的公有制及其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实现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文化保证。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复杂、艰苦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熏陶必不可少。不断发展先进文化,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的精神世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是人的发展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第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生态文明的优势来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在自然和社会双重因素中存在和发展的,对人全面发展的内容和条件的思考,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孤立地进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还能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们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而不断发展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重视人的发展,因为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又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是不断推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而人越能够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的物质文化财富也就越多,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社会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贾松青.马克思主义永具生命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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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交替是新时期我国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工学交替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构建以工作导向为主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的途径还是通过课堂的教学来实现的,课程模式是职教课程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现有职业教育模式之下学生反映最强烈的是学非所用,学用脱节。在学校所学的不能在实践中起到理论指导作用,在实践中要用到的相关知识在学校的教学中又没有学到。因此,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调动不起积极性,学得没劲;在实践锻炼的岗位中感受不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将自己纯粹地定位于生产一线的打工仔,干得勉强。工学交替模式可以通过构建以工作导向为主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从理论体系上探索解决教学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对策。模块化课程体系与传统课程体系相比,它以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构建一个以工作导向为主体的教学体系。它不苛求每门课程的学科内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是要求对相关的职业或岗位进行市场调研,了解相关的能力要求,进而进行课程的设置与课时的安排。工学交替模式从整体上是要求按照企业特别是企业相关岗位的要求来组织教学的,与模块化体系从职业分析、工作分析着手是一脉相承的。由企业参与,共同制定教学计划,与模块化课程体系从专业市场调研入手相比,更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得天独厚优势,势必使该课程可以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在开发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专业教师应该与企业相关管理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共同探讨、谋划并按照职业分析→工作分析→专项能力分析→教学分析→教学设计与开发→教学实施六个步骤有序进行。在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中,必须贯穿以下理念:培养目标是工作岗位的需要,而不是学科系统;教学的起点不是基础基本相同的班级,而是能力各异的群体;教学内容是专项能力,而不是系统知识。教学材料不是集体的需要,而是因人而异;教学的主要形式不是课堂,而是职业环境;教师的作用主要不是课堂讲授,而是现场指导;教学评价主要不是期末反馈,而是模块反馈。
二、实施集成式教学模式
工学交替模式下学生是以一定周期在企业与学校间轮换进行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训。如果按传统的以学期为单位来编制课程计划,组织实施教学,势必使学习环节出现脱节,不能适应工学交替的实际需要。集成式教学模式是指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将一些相关联的课程在一个较短的周期集中在一起完成。这种模式在职业培训中已经早就用到,但在学历教育中还比较少见。其实,它既有职业培训的成功经验作铺垫,能够达到相应的功效,且符合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事实证明,将一些课程开设的时间越长,所掌握的知识也并不见得会递增,而集中在一个较短的周期内,学生所接触的相关知识和术语会比较频繁,能够促进记忆,也方便掌握。在工学交替实施过程中,集成式教学模式还方便于学校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需要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一些教学课程和教学内容,方便于对一些必修课程的集中安排,如在二年二期可以集中安排学生进行职业资格或专业技能等级的考证课程的学习与辅导。此外,还方便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和驻厂教师的安排。以往按学期安排课程,教师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从期初教到期末,根本不可能抽出时间组织教师到企业一线进行实践锻炼。集成式教学模式下,教师完成某个周期的教学任务后,完全可以挤出一定的时间深入企业一线了解专业发展的现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校的安排,随同学生驻厂进行生活指导和学习指导。
三、形成讲义式教案和校本电子教材
面向市场办学是职业学校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由于受惯性思维影响,一套教材便是一门课程,一门课程必须紧紧围绕教材组织教学,教师习惯于按所选教材组织内容授课,不善于研究授课内容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作用,这是职业学校目前教学过程中的通病。但是,目前职业学校的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大都还在过份地追求学科内在的系统性和理论的完整性,再加上学校教育滞后性的特点,使职业学校的教育很难与社会需要完全合拍,最终以牺牲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代价。就职业学校而言,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应该采用教材一说,而只应该有教学参考书或教学指南之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师和学生摆脱教材学科体系的束缚,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社会需求组织教学活动。工学交替模式下对教师教学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便是从教案入手,打破单一的教材体系的束缚,形成讲义式教案。讲义式教案必须体现教师对相关教材的整合能力。教师必须根据学校课程课时安排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对相关内容进行适度的调整,既包括对部分学生难以理解、消化和相对次要内容的压缩,也包括根据学生和企业实际岗位知识需要,对教材没有讲透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深化和扩充,还包括对同类教材相关内容进行整合。整合结果直接影响讲什么以及怎么讲的问题。讲义式教案必须体现教师对社会新需求的纳新能力。教师的纳新能力不仅表现为对企业要求的融合,对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知识的接纳,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多方面知识的接纳,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全息接纳和感受企业氛围,加强对职业的认同,增强学习的动力。在课程教学的实际过程中,便体现为注重将课程教学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讲义式教案必须体现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置换能力。同一门课程不同版本的相关教材,编写者对相关知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对不同专业的要求也有不同,与使用者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更会存在较大的差距。教师不能满足于教材既定的内容和教学方式,而应该对内容进行“置换盘活”,将教学方法进行更新,有选择性地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将艰涩难懂的内容置换为易学易懂的内容,将偏多难懂的理论知识,置换为学生易学易懂的直观性或可操作性强的实习实训内容。在专业课教案由教师集体开发成讲义式教案,教师共享资源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教学,还可以要求教师采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开发校本电子素材,以图片、现场录像、实例分析等为主,形成实用性较强的电子校本教材。
四、形成以专业主讲教师为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格局
班主任是班级最直接的、核心的管理者。以文化基础课教师担任班主任或设立专职班主任的管理形式从整体而言效果不理想,班主任成为管、卡的代名词,亲和力和沟通力不够。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制,落实到班级管理上来,应该在思想品德素质全面提高时,以职业技能培养作为关键载体,班主任应该在学生的专业发展和职业生涯的引导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亲其师,才能信其道。班主任在学生中如具有人格魅力和专业权威,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在工学交替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将每个班级的班主任都配备为业务能力较强、敬业精神较强、深受学生喜欢的专业教师。在教学任务的安排中,实行专业主讲教师制度,原则上每个班级的核心专业课程以班主任,也即专业主讲教师的教授为主(平行班级的班主任相互间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则有一定的交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位教师在一天多次出现在同一个班级,引起学生的视觉疲劳和心理对抗。)当学生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需要离开学校到相关的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实训锻炼时,专业主讲教师也随班进驻企业,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和专业教学实践的指导和疑难解答。专业主讲教师为班主任制度的确立,使其既有效地履行了班主任的职责,又实实在在地承担了专业教师的职责。首先,实现了对学生的全面了解、有效沟通。专业主讲教师不仅从班主任的角度通过日常生活、学习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心理状态等进行了必要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作为专业教师还能够对班级每个学生专业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便于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从而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其次,使专业教师能够及时地把握专业发展方向,及时地调整专业教学计划,更新专业教学内容,实现教学与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专业主讲教师承担班主任的职责,从全班学生前途的考虑应该关注专业的发展,而能够驻厂实践,了解专业发展的新动向,也为其对专业的改造提供了机会。最后,方便于驻厂学生的管理。专业主讲教师基于平常对学生的了解,能够在学生驻厂期间根据其以往表现进行及时提醒和心理疏导,防患于未然。还能配合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对学生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对工艺与技能方面的疑问进行及时引导与解答。教学是任何一所学校的生命线,管理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手段,抓好了教学与管理这两个重要环节,也就如同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能够促进工学交替模式的稳健发展。
一、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过程质量控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教学过程质量控制现状
目前各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工学交替”教学过程质量控制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1.校外指导师傅,校内指导老师。学生进入实习单位初期,除了企业初期的统一培训外,企业通常会给学生安排一位指导师傅,指导其工作流程,评价其工作表现。2.定期巡查制度。学校通常安排教师定期巡查酒店,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3.校企评定。最终将通过校企共同评分,评定学生最终的实习成绩。教学过程控制的难度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制约:1.学生实习的单位通常远离学校,有的与学校还不在同一城市,空间上的距离使得教师无法经常去酒店巡查,增加了教师对于教学过程质量掌控的难度。2.教师平时有大量的课时和科研任务,无法长时间离开学校,时间上的制约也使得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质量无法及时掌控。3.学生实习所在的岗位层次通常较低,重复性的工作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学生实习的目的是希望缩短理论知识与实际的距离,使学生能灵活运用各种技能技巧,促进其毕业后在旅游行业的就业。然而,好的出发点却往往未能换来预期的效果。
(二)教学过程质量控制存在问题
1.评价体系的非客观性。因为学生整个实习过程是在企业完成,所以等实习结束后,他们的评价主要由企业完成。学生实习的岗位通常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旅行社导游,酒店餐饮、客房、前厅部门,各个岗位的工作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而评分标准并没有统一的细则,是由上级主管或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完成,所以使得评分标准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人为主观性。
2.教学质量控制管理机制不完善。校外实习基地的管理机制是影响合作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旅游业形势大好的影响下,旅游管理专业的实习生面临着极大的市场空间,处于典型的“卖方市场”阶段。在这种状态下,学生的实习期间的后续管理通常由酒店负责,缺少教师、学生和酒店的经常性、密切性的沟通,容易导致教学过程的管理出现真空。校内指导教师的企业联系人往往是旅行社或酒店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学生实习的直接指导人员,也使得教师对学生教学过程的了解和控制缺乏直接效率性。
3.理论课堂走进企业的障碍。长期以来,我院一直重视“工学交替”过程中课堂教学的实施,在实习环节有相对应的教材,指导教师也将课堂带进了企业,其初衷是为了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提高“工学交替”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障碍。其一学生的工作不固定,无法集中统一;其二,学生实习过程中比较辛苦,休息时间较少,集中上课可能会占用到学生的休息时间,学习效果不明显,反而成为学生的负荷。此外,企业对该形式的配合程度不高,因为通常会影响到学生的工作,从而影响到部门的正常运转。此外,课堂教学进企业还缺乏固定的教学场所。
二、建构新的“工学交替”教学过程控制模式
(一)教学过程安排改革
我院旅游管理专业目前的教学进程安排是变通国际酒店管理专业流行的“2+1”培养模式,确立“四段式”-“1+0.5+1+0.5”的人才培养模式,螺旋递进实现“学—工—再学—再工”过程。针对旅游管理专业旅行社实习中普遍存在的淡旺季问题,长三角区域每年的4月至11月都是旅游旺季,12月至来年的3月是相对淡季;而五、十月、年底是酒店传统的婚庆和接待旺季。针对可弹性安排实习时间,调整教学进程,实现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与在企业实践的有机结合。针对课堂进企业的障碍,拓宽校企合作的形式和平台,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校企互聘,可尝试设专人对“工学交替”进行管理,同时让教师走进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兼,了解学生的实习过程的动态,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目前,“工学交替”中一些可喜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例如,一些企业针对在“工学交替”过程中表现优异的学生,打造“明星效应”,并对其制定“个人发展计划”,并形成“以点带面”良好的激励效应。
(二)教学内容与实施
“工学交替”教学内容目前比较单一,目前基本只停留在岗位技能方面,应该进一步优化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办学资源,结合酒店客源现状,可充份借用酒店企业的资源,例如,在酒店内部开设诸如日语、韩语等小语种的选修和培训,让学生学以致用,丰富了学习形式,同时开拓了新的考核方式。教学过程中教材的选择应该是多样化的,应不仅仅限于书本,网络化课堂可突破目前师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距离。目前我院旅游管理专业已开始尝试搭建课程网络平台,短期内将投入使用。通过网络课堂,布置教学和实践任务,可尝试以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技能比赛,让学生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实现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的有机结合,形成师生间的互动和对学生的多种形式的考核,从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按照国际旅游教育公认的实践教学课程设置理念-注重社会责任,紧跟社会需求。因此,“工学交替”教学内容不仅是基本技能,应该从学生全面素质提升角度设置,例如语言能力、社交能力等,注重实用知识,突出实践教学。
(三)教学过程组织和管理机构
目前,企业对于实习学生的教学管理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临时工来管理,与学校“联合培养人才”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这样也是的在“工学交替”教学过程中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的发生,影响了教学质量。因此,在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秉承“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完善教学组织与管理机构。建立院长领导,副院长分管,专业教研室和企业对口部门参加的管理机构,双方进行联合管理,双师指导,形成一一对应的小组,形成互动常态制,保证教学过程的质量。学生的专业实习成绩由小组评定,其中企业指导指导评定的实习成绩(占50%),主要以实践技能、岗位表现为主;教师评定的成绩(占50%),主要以网络互动、自主学习、技能比赛为主。同时构建旅游教学与网络学习互动平台,实现教学过程的互动化。通过开发一个与“工学交替”教学过程紧密相关的专题学习网站,进而完成“工学交替”中的理论课程,强化实践环节,并进一步建立教学案例库,由此构建起能为教学过程服务的较为完善的网络学习环境。(本文来自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三、小结
旅游管理专业的实践性强的特征决定了“工学交替”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教学过程质量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着漏洞和空白,影响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采用网络化教学手段,整合应用多方资源,进一步深化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构建全方位的教学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促进实习结束后的“再学”课程合理有效设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办学资源、提升专业建设的特质,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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