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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正如经历过现代社会与思想运动洗礼的理论家一样,霍耐特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学派的危机。因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阶级结构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第三代理论家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这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意义。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向米德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从而通向了规范社会哲学的建构之路。
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斗争、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霍耐特认为:“历史的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如霍耐特在标题中所指出的:他的“承认”概念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
道德成为了黑格尔思考的基础,他带着对古希腊城邦理念的热情,认为人们之间的道德互动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而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的渴望驱使人们造成了这一切。黑格尔把“承认”关系看作是建立主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主体脱离自然状态成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耐特除了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的承认斗争理论,也借助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开辟了权力批判的新维度: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发了“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的原因,实现了“承认理论转向”,表达了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向往,伦理生活或者说德性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他人而认同自我,即在冲突中确立伦理规范,在差异中谋求价值同一。霍氏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所以,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冲突的道德和承认的伦理,它为当今政治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主体间交往的三种形式都被归结为伦理生活这一价值理想。
霍氏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因此,批判理论不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闭限之下”,“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⑥在霍耐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承认的政治应当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面旗帜,它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等带来了理论支持。霍氏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有更宽容的态度,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的立场。
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思考的参照系,而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则是三代理论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对理性、启蒙、交往、承认的思考引发了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具体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规范性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摆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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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企业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现象,有企业便有企业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企业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构建和谐企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我国企业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形之下,构建和谐企业对于吸纳社会劳动力、创造社会价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更为特殊作用和时代意义。本文阐述了“和谐企业”的内涵和意义,并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谐企业”建设的对策和举措。
论文关键词:和谐,企业,对策
一、“和谐企业”的内涵和意义
“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之意;“谐”者,相合也,有协调、顺畅、顺和之意。“和谐企业”,简单地说就是指构成企业系统中的各部分和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平衡发展状态。它应该具有“依法治企、科学发展,公平协调、团结有序,诚信合作、安全效益,美化环境、服务社会”的基本特征,其核心是通过促进企业内外“和谐”,达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协调发展。对企业来讲,构建“和谐企业”,对其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企业”是企业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是由“和谐家庭”、“和谐学校”、“和谐社区”以及“和谐企业”等众多“和谐细胞”组成的。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这些“和谐细胞”入手。
作为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构建“和谐企业”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构建“和谐企业”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下,一些企业内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现象,比如企业之中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职工之间彼此猜忌,团队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与社会效益;一些企业以金融危机影响为由,随意裁减员工,给社会增加就业压力。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危害了职工的利益,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因此,消除这些“不和谐”现象,构建“和谐企业”是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企业职工的共同愿望,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
“伦理世界观”为分析企业组织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行为,超越实体与主体的伦理--道德悖论,实现企业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运用这一学术资源,有望彻底超越企业组织实体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因为企业组织实体的“伦理世界观”所考察的不仅是企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或“整个的个体”与主客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企业组织内部个体成员与组织实体的关系问题,从而对明晰企业经济活动的道德责任主体层次,实现个体、实体和主体以及市场经济与企业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极大的解释力。
如果说企业组织成员的“道德世界观”标志着个体成员的道德良心或企业内在和谐状态的形成,那么,企业组织实体的“伦理世界观”则预示着企业真实的伦理良心或企业内外和谐状态的实现,它解决了企业组织行为的社会化和客观化难题,对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和社会实践具有深刻的影响。企业组织实体的“伦理世界观”表达了已凝结为伦理实体的企业组织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意识和意志行为通过践履作为伦理性经济行为主体的实体道德义务,企业组织扬弃了自身的道德意识与自然世界、义务感与自然冲动之间的冲突,进而使企业伦理实体发展提升为道德主体。显然,企业组织成员“道德世界观”以及企业组织实体“伦理世界观”的形成,不仅为和谐企业建设奠定了伦理与道德基础,而且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人文生态危机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二、“和谐企业”的对策和举措
(一)和谐理念,统领企业发展
企业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大力构建和谐企业,用和谐理念统领企业发展,这是时代对企业和企业法人提出的新要求。就企业而言,就是要从本企业的特点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转变经营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大力开展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发展循环经济、实行绿色经营管理工作和“主业养家、多业并举”新型企业经营之路,既追求自身的效益,更追求社会和环境效益;既追求利润,更追求和谐。为此,首先必须做到“三破三立”。一是破除墨守成规的旧观念,与时俱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要破除你死我活的旧竞争观念,树立和开展竞合双赢或多赢的新局面;三是要破除妒富嫌贫的旧观念,树立利益和谐的新观念。通过构建与正确运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新机构,在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取向的同时,兼顾对社会的回报;既要提倡带头致富,更要提倡共同致富,促进企业经营成果和利益的“共享”。
(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前提。以人为本建设和谐企业,就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实现人与企业的和谐发展。 以人为本,就是要凝聚人心,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员工敬业爱岗、艰苦创业的创造精神和聪明才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全面进步。企业是一个小社会,其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素质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个人志向不同,因此,要实行人性化管理。在企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拥有一支过硬的员工队伍,才能有过硬的产品,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把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做到在育人上,坚持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在选人上,坚持不唯学历,不论资力,只看能力;在用人上,坚持注重开发潜能,敢于偏高使用,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大胆把有才能的人放在重要岗位,力求让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和谐。人作为企业的主体,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和依靠力量,离开人就无从谈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企业要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之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职工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利益问题,满足职工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合理需求,保证企业发展成果惠及职工,努力搭建各种平台,调动和凝聚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在企业发展中得以充分发挥。以注重人文关怀为纽带实现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内部利益矛盾冲突和摩擦时有发生,人际关系紧张,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多。因此,企业必须坚持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握职工的思想、情感、心理和精神需求,引导职工自觉调整消极心态,摆正个人与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关系,促进职工和企业之间、职工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以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为手段实现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的经济、文化权益是企业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要努力探索和形成公平合理的制度,协调内部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有效的保障机制,使企业内部各利益群体的权利和需求得以满足,使他们和谐相处。
(三)深思熟虑,处理各种关系
处理好个人、集体和政府的利益差别。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各自的运转环境中,实际上都处于博弈状态,各自都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博弈一方,冲突和矛盾是免不了的。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股份制改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轮岗、下岗、合并、重组等问题所引发分工、收入、保障的差距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掩盖这种利益差别、否认博弈的现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客观地看待社会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另外,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习惯于集中管理模式,因此,客观地看待这种博弈现实在思想上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处理好博弈与规则透明、诚实守信的关系。规则透明和诚实守信是博弈各方达成协议的基础。规则透明是互信的条件。管理者要取得人们的信任,政策必须公开、公正。对于企业,企业管理者要取得职工的信任拥护,企业要在市场上立得住、站得稳,必须得讲诚信、讲公平、讲公正。那种以权宜之计、无意实施的政策得到的结果是暂时的。如果所要的结果不是通过透明、可信的规则取得的,必然不会与职工群众达成共识,企业氛围也不会是和谐的、稳定的。
(四)关爱员工,协调劳动关系
广大员工是企业的主力军,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面临严重冲击之下,正确处理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对于保持企业稳定、协调、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企业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企业要把建立协调的劳动关系作为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企业要发展,职工权益要维护的原则,围绕劳动关系建立、运行、监督和调处等环节,要在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上下功夫,尽最大努力不减员、不减薪,积极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使劳动关系各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协调劳动关系,建立工会组织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工会是联系职工、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利益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不断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扩大视野,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当前,我们还要切实保障外来员工的利益,工资发放要体现公正公平、多劳多得原则,按时发放,不拖欠。同时,生活上要关心外来员工,做到政治平等、福利同享、一视同仁,并认真做好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聪明才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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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浩.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J〕.学术月刊,2006(6).
企业文化是每个企业都具有的特征,是对企业理想、愿望、行为和认识有意义的诠释,代表成员所持有的共同认知。在当代人们思想和意识都有很大程度提升的当下,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提升企业格调、可以凝聚企业员工力量,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效落实,提升企业竞争力,促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伫立和发展。基于此点,本文笔者将在下文中探讨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根据管理学的定义,管理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部分。在此探讨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关系,参考斯蒂芬?罗宾斯博士的研究,即一个组织的文化,尤其是强文化,会制约一个管理者设计所有管理职能的决策选择。可以说明,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管理产生影响,促使企业管理职能发生变化。那么,企业文化是如何影响企业管理的呢?
1.企业文化影响计划。 企业所制定的计划通常包含多个变量,如风险度的高低、制作主体人数、管理者参与环境扫描的程度等。而企业文化会对计划包含的这些变量影响,促使所制定的计划有某种程度的风险、某种程度的管理者参与环境扫描等,促使计划以企业文化为基础。
2.企业文化影响组织机构。 企业文化对组织的影响,主要是影响雇员工作中应有的自主权程度、任务应由个人还是小组完成、部门经理间的相互联系程度等相关方面。如此,组织机构以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为目标,有效的落实各项工作,促进企业良好的发展,并且继承和发展企业文化。
3.企业文化影响企业领导。 企业文化对企业领导的影响,主要是关心雇员日益增长的工作满意度的程度、领导方式、建设性意见等。通过企业文化的影响,企业领导则会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优化、合理落实各项工作,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4.企业文化影响管理控制。 企业管理的有效落实可以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企业文化作为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良好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企业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了促使企业管理的有效落实,应当基于企业文化来调整和控制雇员控制自身言行、雇员绩效评价、个人预算超支反应情况等方面,如此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管理控制作用,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影响。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精神,注意构建企业文化并积极发展企业文化,可以使企业在开展和落实经营业务的过程中受企业文化影响,为良好传承和发展企业文化,遵照企业文化要求来经营各项业务,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其二,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是非常容易滋生和蔓延的。因为企业经营不良、经营策略转变、企业领导思想偏差等诸多因素都可能产生具有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其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就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降。
二、我国钢铁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文化中存在问题,将直接影响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不利于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对此,以下对我国钢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探究优秀企业文化的塑造做铺垫。
(一)重视生产,忽视人员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钢铁企业为了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良好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指标,相应的企业任务就是完成生产指标。此种情况下,企业将关注点落到生产活动上,对员工提出严格的、苛刻的要求,要求员工有效的落实生产活动,为达到生产指标而努力。基于以上内容,可以确定钢铁企业重视生产、忽视人员。因为生产活动是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有效手段,所以企业对生产非常重视,不认为员工能够为企 业带来多大的利益。此种错误思想的存在,致使员工不能发挥主人翁精神,负责的、主动的、积极的工作,这对企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重视硬件,忽视软件
因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部分钢铁企业一直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偏差。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就是非常具体的表现。钢铁企业领导固有思想的作用下,认为引进生产设备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可以提高生产水平,而引进一套企业文化是比较“虚”的事情。所以,目前我国部分钢铁企业在硬件配套设备非常完善,表面看来钢铁企业形象是非常良好的,但事实上钢铁企业因缺少企业宗旨、企业精神等软件,显得特别空洞,不利于促进钢铁企业长期健康发展。
(三)重视过程,忽视结果
传统钢铁企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评价标准不明确,无论是生产标准、还是员工评价标准都十分不明确,这使得钢铁企业在落实生产经营上,对生产过程比较重视,但并不重视生产结果,这很可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佳而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并且流入到市场中,这将影响钢铁企业的发展。所以,钢铁企业只注重“生产过程,忽视生产结果”的情况存在,是企业文 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其会阻碍钢铁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良好发展。
三、塑造适应钢铁企业发展的优秀企业文化
综合以上内容的分析,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够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那么,如何塑造适应钢铁企业发展的优秀企业文化呢?
(一)选择适合的有利时机,引入新的企业文化
为了促使钢铁企业塑立优秀的、适合的企业文化,需要选择适合的有利时机,将新的企业文化引入,促使企业员工可以尽快接受企业文化,并逐步被企业文化所影响,为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引入新的企业文化时机的选择,注意以下把握以下几点。其一,在企业创办之初,将新企业文化引入,这可以使企业文化与企业共同发展,可以使企业文化与企业更好的融合。其二,企业生产力低、利润不足、士气低 落及人员流动率 较大时,将新的企业文化引入,在适当的调整企业内部,革新和优化企业,改变企业低迷的情况,可以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重要一部分。
(二)迅速转变观念,优化企业文化
在当前我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钢铁企业依旧遵照传统思想,固守成规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使钢铁企业被淘汰。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最佳的办法就是迅速转变观念,优化企业文化。具体的做法是:其一,转变价值观的取向。从当前时代特点出发,对市场经济环境进行分析,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取向,比如重视生产的同时重视人员、重视硬件的同时重视软件、重视过程的同时重视结果。通过良好价值观的转变,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积极且正面的影响员工,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其二,确立新的理念。在现代化的今天,钢铁企业要想良好的发展,一定要紧随时代步伐。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企业确立新的理念,使钢铁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背景相适应,并渗透中国管理思想精华,使其可以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当下,塑立优秀的、适应的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经营管理予以正面影响,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目前钢铁企业文化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其不能够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对此,笔者建议通过选择适合的有利时机,引入新的企业文化、迅速转变观念,优化企业 文化等措施来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如此可以使钢铁企业受企业文化影响而良好发展。所以,钢铁企业塑造优秀的、适合的企业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一门重要的企业管理学科―企业文化学。在三十余年的理论总结与管理实践中,企业文化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当代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要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同时建立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阐述
关于“企业文化”(Business culture)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文化”概念的复杂歧义,据统计目前关于“文化”的概念全世界大约有几百种。
美国学者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克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中各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价值观念,……是指企业中人们相互作用时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如使用的语言与行为的礼仪等”。
沃特曼和彼得斯在他们合著的《成功之路》一书中认为“企业将其基本信念、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它的职工,使广大职工为自己的信仰在工作,就会产生强烈的使命感,激发最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给企业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从属于组织管理文化的一个子概念,它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员工文化素质,以及蕴含在企业制度、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之中的文化特色。其中价值观念(具体凝结为企业理念和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文化所需达到的核心目标是:培育高效精神共通、情感共流和命运共担。
二、培育企业精神、价值观的重要性
美国企业文化研究学者彼德斯和沃特曼在《追求卓越―美国优秀公司管理经验》(1982年)一书中曾强调:“我们研究的所有优秀公司都奶清楚他们主张什么,并认真地建立和形成了公司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如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观的不准确,我们则很怀疑它是否有可能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从此可以看出,培育企业精神、价值观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企业精神是企业全体员工群体意识的结晶,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好的企业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潜能,能激发员工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奋发图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企业建立以人为本管理为核心,以竞争、进取、优秀、高效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精神。企业精神在发达国家企业界备受推崇,被称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和动力,是推动企业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企业精神代表和体现着企业的鲜明个性,并且以独特的感召力成为员工的精神支柱,它能够激励员工投身到实现企业愿景的工作中去。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企业发展壮大之魂。
(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企业价值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价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和社会活动是非的标准,也就是评价企业和员工行为有没有价值和价值大小的一种尺度。成功的企业,都有其正确的、高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如企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共创的财富观、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只争朝夕的时间观、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审美观和成果、价值与发展相统一的绩效观等,这些都体现了企业的价值取向。企业文化建设要从重塑企业价值观着手。
如果说在一个企业中,企业精神是“唯一”的话,那么企业价值观则可以是“多个”,即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部门、工作性质等确立一些具体的企业价值观准则。在通常的意义上讲,人们也把企业价值观称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理念。以海尔集团的企业文化为例,对于一线生产员工,他们所倡导的企业价值观是“你的下一道工序是消费者”,通过这种价值观的强化,让员工心里想着消费者,从而唤起生产员工自觉的质量意识。
(三)企业形象是优秀企业文化的体现
企业形象包含着企业整体素质的外在表现,是由产品形象、经营形象、管理形象、员工形象、精神动力等要素构成的统一体。企业形象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无形的资产,是一个企业在用户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或者说是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认识与综合评价。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条件之一。因此它被现代企业称为重要的“产品”,一种实在的物质存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形象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具体和抽象的统一。它可以分为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内在形象是企业员工心目中的形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员工对自己工作的选择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态度。外在形象是企业的外部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它表示企业对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及外部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的信心。
三、企业文化的重大作用
当今的企业面临世界多元化、信息化的严峻挑战,企业文化是企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对内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约束力,形成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规范,能使企业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企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优秀的企业文化会成为企业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一)导向作用
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价值取向,规定着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导向的功能。卓越的企业文化,规定着企业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总是引导企业去主动适应健康的、先进的、有发展前景的社会需求,而指引着向成功迈进。拙劣的企业文化,使企业鼠目寸光,总是引导企业去迎合不健康的、落后的、没有发展前景的社会需求,最终使企业破产。 (二)凝聚作用
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有同化作用、规范作用和融合作用。这三种作用的综合效果就是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企业总是根据时代精神的要求,确立自身的战略,企业文化就是通过思想、感情、认识上的同化,把个人目标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以此来引导和教育员工为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努力奋斗。
(三)协调作用
企业文化能够协调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使社会和企业和谐一致。因为无论中国或外国的企业文化,其精神内容都是要使企业自觉地为社会服务。具体地说,通过文化建设,企业尽可能调整自己,以便适应公众的情绪,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企业和社会之间就不会出现裂痕,出现了也会很快弥补。
(四)育人作用
人才的竞争是决定一切的先决条件,要通过各种文化手段,培养“四有”员工队伍,是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管理的精华。提高人的素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员工的教育培训工作,能使员工产生一种奋发进取的力量,能使员工看到自己成长、发展的空间,能使优秀员工有一个很好的充分展示才干的平台,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激励作用
企业文化正是抓住了人是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个根本,把员工置于主人翁地位,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强化整体激励机制,既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要注重员工的精神需求,激励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起到单纯的物质剌激所起不到的作用。
(六)辐射作用
文化具有辐射社会的功能。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但它不是封闭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现代管理实践中加工提炼出的精华,因而它表现在外部时,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使顾客感受到不同企业的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企业产品、服务的附加值。企业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体辐射到社会公共环境和社会公众之中,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成为其他企业以及社会组织效仿的榜样,从而对于净化社会环境、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无论人们对企业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如何众说纷纭,如何给企业文化下定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企业文化给现代企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经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软实力,在发展中的作用已不容置疑。世界成功的企业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世界顶尖企业,即使是红火一时,也不会成为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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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所谓“生态艺术”的概念性定义,应该包涵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三组相关的内容和探讨话语。自然生态,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物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资源;社会生态,即人类现存的法学意义上的外在制度系统;而文化生态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依据,它包括人文传统及其对传统所加入的共时性创造意识。在此三组逻辑关系中,社会生态受文化生态的意识制约,进而影响并改变自然生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生态的再审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在宣告文化工业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对我国原有的艺术生态包括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等各环节均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只有认清当下我国艺术生态环境内各个层面的变化,准确把握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才能够在当前媒介传播语境下构建更为和谐的艺术生态,从而促进我国艺术生态和艺术传播的良性发展。
伴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所向披靡的蔓延趋势,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规模扩张之中,“文化工业”这个率先被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字眼已经演变成为现代社会无法拒绝的真实存在,并且引领着一个崭新艺术传播时代的来临。面对文化工业大规模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面对艺术作品原有观照灵韵与魅力的日趋丧失,面对逐渐漫漶开来的商品化和全球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关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生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自古以来便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美学观,将这种物我和谐的艺术观念投射和贯彻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理论之中,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艺术生态与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态一样,也是一个囊括多种因素,各生态因素之间休戚相关、彼此依赖、互相制衡的有机整体。因此,关注艺术整体生态当中的局部生态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的局部艺术生态可以从外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的对话和内部不同艺术形态的多元共生两个层面去研究:
首先是外部生态。艺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继承和创新的基本规律,而其中的继承性,不但表现在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也表现在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和借鉴。我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文化艺术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随着外来思想文化、艺术作品的大量传入,对我国原有艺术传统、艺术风格和艺术内容等各个层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改变着我国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方法以及艺术接受的趋向和态度。
我国艺术领域内中西艺术的碰撞从近代以来就从未停止,在不断的交融和磨合中已变得水乳交融,呈现出融合和趋同的趋势。当然,在艺术交融的洪流之中,我国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文化成果也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色、融会民族艺术元素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和独具魅力。因此,面对中西文化艺术不断碰撞和交流融合的外部生态环境,我国艺术更应该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本着适应我国本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本土化原则,保持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艺术“对话生态”重心上的不偏不倚,为我国艺术的健康发展拓展更为广阔和平衡的生态空间。
其次是内部生态。我国的文化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见证历史时代变迁的各种艺术形式此消彼长,在艺术不断繁荣壮大的今天已经融合交流成具有无限潜能的传统艺术宝藏。古老和新兴的艺术形式并存,彼此吸纳和影响,新旧艺术之间遵循着因袭相承的和谐关系。悠久的历史积淀留给了我们丰富的艺术形式,而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对文化艺术的丰富性有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风格,我国艺术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完美结合正符合了生态学多元共生的发展观点。
此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很多少数民族的艺术形式甚至堪称见证文化历史发展的“活化石”,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和挽救,这些五彩斑斓、各具魅力的民族艺术形式,恰如朵朵奇葩共同装点着我国的艺术宝库,为建构健康、良性的艺术生态添砖加瓦。当然,外部开放的文化氛围自然会带来崭新的思想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为内部生态注入新鲜活力,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西方艺术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性阶段的艺术趋向和艺术风格的流变,在我国的艺术环境里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时性存在状态。西方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演进和发展在我国变成了凝结时间、汇聚历史的盛会,面对目不暇接的各种艺术形式共存的艺术环境,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敏锐的判断力,避免随波逐流的盲目效仿或跟从。
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大众文化的大门,艺术生产在现代科技和大工业模式的运作之下,变成了类似于工业产品制造的机械复制,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制度的联合作用之下,艺术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商品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转向。面对文化工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转变,及时了解艺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够确保我们对于时代艺术脉搏的准确把握和掌控。当下艺术生态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艺术生产环境。
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艺术生产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创造性,艺术家们运用个人化的艺术灵感、情感体验和艺术技巧凝结在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当中,这些独具魅力的艺术产品为营建和构造我们的精神世界、陶冶和荡涤大众的内心道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艺术生产的传统模式决定了其高山仰止的精英化道路,阳春白雪的曲高和寡,最终使得传统艺术生产模式远离大众,变得遥不可及。而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使这一局面彻底改观,艺术家们原本的精英地位在市场效益面前丧失殆尽,艺术的自由和个性也望而却步,艺术家不但要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还要面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艺术生产环境的彻底改变,使得艺术家们不得不暂时抛弃自己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对于纯艺术的向往,向大众消费品位和市场的实际效益靠拢,文化工业生产的模式使得艺术产品成为具有标准化、同一化和模式化的消费商品。加上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的有效介入,艺术形式、艺术种类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换,艺术生产者们单打独斗的创作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大众消费的审美需求。随着艺术创作分工的渐趋细化,艺术早已不再是由单个艺术家能够耗费时间和精力独立完成的产品,而是由多部门、多分工联合完成的作品,艺术家们联合作业的生产模式已成为文化工业时代的公认的标准化模式。
第二,艺术传播环境。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艺术以大众传播媒介技术为依托,拥有着最为便捷广泛的传播环境。大众传媒在传统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依赖于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拓展了艺术产品的传播范围,随着视听读图时代的来临,尤其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更是改变了人际交往和文化运作的方式以及生产、传播过程,类似“地球村”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文化正在逐步形成。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瞬时性等特点,文化艺术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变得畅通无阻,古人原本凭借思绪的神游才能实现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在网络中都能够瞬间实现。此外,艺术产品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是文化工业时代艺术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传播媒介在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之下,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改为自主经营模式,加上多种性质的资本积极参与和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大众传媒都在利用多渠道、多元化途径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全方位传播。传统传播媒介在技术的带动下积极寻求改进创新的出路,借助电子媒介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逐渐消失,呈现出趋向融合的一体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当然,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由于其开放性和虚拟性特点,传播过程自然会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非约束性,加之我国对于新兴媒介的管理制度依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网络传播还存在着很多弊端和问题,这对文化艺术的传播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存在障碍和危害。例如,网络文化中的道德低下现象,文化艺术产品的篡改、复制、侵权等问题,以及充斥网络文化的暴力、色情内容对于社会的公害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积极面对和改变的现状,对于网络传播的规范化、合理化管理依然任重道远。
第三,艺术接受环境。
大众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消费,文化工业时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向商品化和消费性转变,在商业利益和市场机制驱动之下的艺术流程中间,大众作为消费者的地位便毫无争议的成为核心。面对消费者的不同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以及受众群体内部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层次差别,不同的市场定位就成为决定艺术产品命运的风向标,对受众和消费者的关注成为艺术产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受众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从社会阶层的划分来看,受众由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事业阶层、企业阶层、个体劳动阶层等共同组成的社会层次构成,不同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地位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面对受众的本土复杂性。
其次,从我国地域、民族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地域差异决定的南北方、内地和沿海的不同,多民族意识决定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差异,还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现代化都市与内地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差别,都使我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处在一种多元混杂的并存局面之中。所以,我国文化工业时代面对的受众的复杂程度,远非西方大众文化的受众所能够比拟的,必须正视复杂的受众和接受环境,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够使我国文化艺术协调整体的长足发展。
同时,受众内部还存在着相对复杂的接受态度。一方面,面对大众传媒的强势传播和信息充斥的接受环境,受众必然会应接不暇,出现被动接受的局面,在图像传输和视觉文化的信息包围之中,受众会失去自身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受众或消费者面对机械复制的同类艺术产品,久而久之自然会对产品的模式化、同一化产生抵触心理,受众的主体性和主观判断能力在信息和产品泛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发挥出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遵从个体的主观意志和审美趣味对艺术产品和信息进行批评判断和重新选择。此外,随着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市场机制和商业利润对文化艺术主导作用的加强,接受环境内的艺术批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面对艺术的商品化趋向和商业利益的诱惑,原本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的艺术批评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文化艺术产品实施市场宣传策略的最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借助权威和专家的品评,对文化艺术产品进行炒作,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宣传手段,甚至出现了艺术家与批评家联合作业的模式。艺术批评家作为社会的良心,应该秉承尊重事实的原则进行公正平等的评论,如果艺术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准则和尺度,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和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发生偏离和错位,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和艺术发展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值得警醒。
面对文化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人们对于文化艺术通俗化消费的产业化模式已经变成一种显性的趋势和潮流,面对文化工业时代推动之下空前繁荣的大众文化,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抗拒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只有及时掌握文化工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深入分析和总结艺术生态在时下的内在本质,才能够促使我国文化艺术的良性发展。我国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时代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本质特征:
第一,生产模式的工业化。当下的艺术生产已经具备了大工业生产的显著特征,艺术作品的创作已全然脱离了以往艺术家个体创作的独立性、自由性和个性化,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创作是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作用下,与现代科技和工商业生产紧密结合,在工业化的流水线上,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对艺术产品进行机械复制和加工的过程。
第二,艺术产品的商品化。
在文化工业机械复制的生产模式下,艺术品已经成为承载商业价值、市场效益和物质利益的文化产品和消费产品。艺术生产者关注的是市场需求和获得的商品利润,消费者则更注重产品的价格和个人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当中,艺术产品从构思、创作、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艺术已经蜕变为能够与市场相互兑换的资本,消费决定生产,艺术产品必须能够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品位与消费需求,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生产是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产品除了具有一般产品的属性之外还有特殊的精神价值,艺术消费也是特殊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这是由文化艺术产品的双重属性决定的,文化艺术产品不但具有普通商品的消费性,还具有精神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说文化艺术品的消费“具有一般商品消费与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二重性质”。
当我们在文化工业时代,在现代传媒便捷的流通渠道里,在大众文化的通俗化氛围中关注艺术的商业利润和消费群体的同时,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价值被娱乐和消费不断消解颠覆的残酷现实,认识到艺术产品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不容忽略的重要性,艺术产品在文化工业时代除去其本身作为文化资本所凝结的商业利益之外,更为神圣的使命担当依然是带给大众和消费者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净化我们的内心世界。
第三,艺术品位的通俗化和娱乐化。
文化工业时代,如何迎合和满足广大受众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成为艺术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面对文化层次参差不齐、艺术修养各不相同的大众群体,要克服众口难调的困难,打破地位和身份的界限和壁垒,只有力求艺术品的通俗化大众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雷同或类似的消费愿望,从而保证市场利润的占有和获得。通俗化品位的出发点是将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结合起来,使艺术消费在满足受众审美需求的基础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在通俗化和日常生活层面达成高度默契,从而使得艺术市场的供需双赢关系更加强化和巩固。
另外,文化工业时代艺术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娱乐化,随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交融合流,伴随着大众媒介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艺术产品的传输渠道和途径已经变得广泛便捷,从文字时代向视听和读图时代的转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太多既定和现成的图像以及视觉艺术的冲击,裹挟着来自生存现实的压力,驱使人们主动放弃文字背后的深刻思索,转而选择更为轻松的视听享受和消遣方式,而这一放弃和选择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艺术的娱乐化转向。为了迎合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更多没有内在实质和深刻内涵的所谓艺术产品,陪伴着现代大众一起“游戏人生”,甚至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和文化艺术媚俗化倾向得愈演愈烈,大众在对这些纯粹商业化的文化艺术产品娱乐消遣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反向“愚乐”的危机。
第四,传播渠道的广泛化。
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兴媒介在文化工业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文化工业时代,大众文化以传统媒介为依托,凭借融合现代技术的现代传播媒介,在传播空间和速度、影响范围、艺术产品的流通渠道以及受众群体的数量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文化艺术产品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和通讯网络的整合传播,迅速快捷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其广泛影响已经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大众传媒强大效果的带动下,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要件。因此,借助大众传媒的威力,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毫无疑问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形式。
当然,在大众传媒强大传播威力和广泛传播效果的背后,也存在着传播媒介的霸权和暴力隐患。有学者将葛兰西提出的媒介霸权理论阐释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2]其实,这种媒介霸权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和各种观念的单向灌输。媒介暴力问题,一方面是指大众传媒传播暴力、色情等内容,用强烈的感官冲击刺激和引导受众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媒介本身的暴力,现代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大众媒介所包围和控制,在媒介信息泛滥和充斥的环境中,“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在凭借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3]大众已然遭受着丧失个体主观判断力和辨别能力的威胁。
第五,艺术环境的多元化。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分分合合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化工业时代艺术产品的通俗化转向,对于艺术和艺术门类的界定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不断涌现出新兴的艺术种类,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网络艺术等已经完全打破了艺术门类原有的界限逐步走向整合化、多元化和交融化,艺术呈现出泛化的空前繁荣的景象。
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潮流,我国民族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界限被全球化所向披靡的势头所打破,具有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从创作、技巧、理论批评、风格、流派等各方面都沾染了西方的气息,中西方文化艺术增进了交流和对话,力求向世界靠拢、与国际接轨。但是,在看似融洽的对话局面中,我们必须警惕的事实是,全球化趋势存在着文化殖民的潜在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一次新的文化艺术范围内的“殖民运动”,从风靡全球的摇滚乐、牛仔裤、可口可乐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品牌就足以见出,全球化的背后,部分发达国家作为文化输出国占据着不可逆转的绝对优势,而其他国家仅仅只是招架和被动地全盘接受。因此,对于借助各种媒介渠道一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加以清醒地鉴别和取舍,在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有效地沟通和存留,这样才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从而避免被完全淹没的危险。
只有在保持清醒和独立的前提之下来反观文化工业时代之下的我国艺术生态环境的内外部特征,动态地把握艺术生态在文化工业背景之下产生的变化,准确认识到特定时代我国艺术生态呈现出的本质特征,合理把握和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便捷渠道和广泛影响,才能够真正保证我国文化艺术步入长足发展的良性轨道,并对今后艺术生态领域内的新问题和新变化的研究产生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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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事业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旅游资料被译成英文。而中国地大物博,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美不胜收,如何向海外游客推介旅游品牌,也就成了旅游战略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读者反应论视角下旅游资料英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从奈达的“读者反应论”的角度,探讨旅游资料英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问题,指出译者在翻译中要顾及读者的反应,如读者的认知能力,读者文化中的“取向”因素,读者的文化接受能力,同时也要注重读者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传递旅游文化。
【关键词】旅游资料;文化信息;读者反应
旅游资料的翻译属于实用性翻译,以传达信息为主。同时,旅游资料所蕴涵的信息大多涉及文化知识,翻译旅游资料就是要把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转换到译文中,这才是旅游资料翻译的重点所在,也是为了满足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
但是,由于中外在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的差异,而旅游资源所涉及的内容、背景知识等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有许多东西在英语语言、文化里找不到现成的对应概念,文化信息的翻译成了众所周知的翻译难题。要处理好旅游资料中大量的文化信息, 例如典故、景点名称、趣闻轶事等,并用英语有效地传达给外国游客更非易事。旅游资料的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跨文化的沟通。
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于如何处理旅游资料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大量文化信息问题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奈达从语言交际功能入手,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为旅游资料英译中文化信息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角度,尤其是在阐述翻译应达到的标准时,他所指出的“读者反应相似”的论点,它使翻译实践者们放在谋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上的注意力有了另一个支点。“读者反应论”是以读者的反应为衡量标准,把读者的接受效果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它强调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读者的反应要与原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1]根据“读者反应论”,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让译文本身必须做到通顺、达意和传神,更重要的是还要兼顾读者因素,以读者为中心。特别是结合旅游资料的功能(吸引外国游客游览并向他们传播中国文化),读者的反应及读者的因素在旅游资料英译中更值得重申,并予以重视。“读者反应论”可以说是给译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旅游资料这类实用性翻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奈达的“读者反应论”把焦点明确放在接受者的反应上,没有接受者,信息的传递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因而翻译不能以译者自我为中心。[2]旅游资料英译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忽视了这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即忽视了译文的信息接收者――读者的因素,忽视了接受者的感受决定旅游资料翻译后的传播效果。要消除这个障碍,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及读者的接受效果,就必须考虑读者的因素。这里所谓“读者”针对的是一般读者,即以英语为母语或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外国大众游客,并非学者或专家,虽然他们个体有差异,如有不同的知识层次,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个人生活经历等,但他们具有这一文化中的人们的共有知识,也就是某一文化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知识。下面,我们就结合陕西旅游资料英译文本中的一些现象,具体阐述如何借助“读者反应论”解决旅游资料英译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问题。
1、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
旅游资料涵盖的信息非常丰富,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地理、宗教、民俗、建筑艺术, 甚至生物学、动植物学、生态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知识, 并且这些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有的具有一定的异国特色,有的需要具备一些基础科学知识, 再加上由于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等的限制, 读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具有的知识体系是有限的, 对异族文化的认识和认可也是有限度的。因此,译者不只是要很好地把握原语与目的语的语义对比,了解语义差异,传递表层信息,更要作为第一读者,适当地进行文化补偿, 帮助一类二类读者群补充文本所要向他的意向读者传达的深层文化信息,又不能犯“以己度人”的毛病,忽略某些对读者来说重要的文化知识,要以有利于读者理解和欣赏为原则。例如,西安古城墙的资料介绍中提到“箭楼”,译文只是根据语义对比译作the arrow tower,这虽不是重要的文化信息,但对于缺乏中国历史背景知识的译文读者来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如可以让读者简单了解其用途,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和认识中国文化。
2、顾及读者文化中的“取向”因素
所谓读者文化中的“取向”因素是指这一文化中的人们共有的价值取向、心理取向、情感及审美取向,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前两者。[3]具体而言,“价值取向”涉及人们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等;“心理取向”则涉及人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种族性别等。对于旅游资料的译文读者来说,大部分接收者都是在本国长大,具有迥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接收异国文化时, 难免会从本国的文化角度出发,产生干扰性文化联想,从而导致接收障碍,引起误解。而旅游资料的译者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只一味地“忠实”于原文的表面形式。
实践表明,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 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同时,如果译文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符合其价值、心理取向,他们就会乐于接译文并产生美感,原因在于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然而,各民族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有完全符合另一个民族的价值、心理取向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此,译者要顾及读者的情感、审美需要,对文化引起的心理接受冲突加以解释、疏导,使读者能够理解、认同异国文化,而不能忽视读者的感受,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效果。例如,大雁塔景点的英文资料在介绍“法堂”部分用western paradise表示“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佛教用语,但是对于很多信基督教的外国游客来说就不易理解,我们应加以解释,并使他们明白这其实指的就是英语中的“heaven”,以免读者产生困惑。
3、顾及读者的文化接受能力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 译文读者接受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加强 ,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 人们接受新的异国文化始终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 因此,旅游资料英译过程中不能错误地认为在当今开放的、信息化时代外国游客一定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有相当的了解,进而忽视读者对异国文化的理解、接受能力。 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却大量存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在翻译中,译者通常在文中省略与其意向读者――多为原语读者共有的文化信息, 相反,忽视了他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虽然,缺省信息可以被特定的文化语境激活于读者的脑海中, 使读者得到连贯的语义理解,而外国游客读者遇到此类缺省时就会出现意义真空, 难以调动语言之外的各种因素来参与话语理解并形成连贯的语义。因此,翻译时译者应根据自己的双文化知识, 有必要适当地进行文化补偿, 帮助读者把缺省的文化补充出来,准确传达深层文化内涵。译者对这个度的把握却必须始终以读者反应作为判断的标准,应考虑现时的译文读者能接受的文化能力范围,照顾他们的情绪,尽量保留异域风采。
“直译加注法”通常保留原作的词语层次和句子结构,在呈现出原文信息的字面意思后, 通过注释对缺省信息进行填补或解释, 使译文读者获得异质文化的新鲜感受。如果要传递的文化信息确实超过了他们的接受范围, 则可以选择向其文化倾斜,如采用文化借用的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内容,也可以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对某些高难度的文化信息词采用删减重组的办法做降级处理,以更利于外国游客的接受,但是要对相关文化信息认真组织、筛选,突出重点和当地特色,以免引起文化误导。例如,在介绍乾陵过程中讲到“乾陵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皇帝与皇帝合葬的陵墓”,这个现象汉语读者都知道,但也未必清楚原因,而对于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的英语读者就无法理解,笔者认为应在这句话后加以注释、说明,以免引起误解。
4、注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得到体现(凌双英,基于读者反应论的旅游英语翻译策略,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03)。如果语言表达形式不符合译文读者的习惯,即使是对原文完全忠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读者对通过翻译移入的异国文化范畴的接受能力。这也是导致旅游资料英译文文化信息传递功能失效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所谓“不符合译文读者的习惯”并非是指译者英语译文不流畅、生硬,而是说译者在翻译时忽略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习惯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介绍旅游资料时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 审美反应等引起的差异。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介绍旅游资料时中西方在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上都大不相同:汉民族大多使用描述性语言,主观色彩极浓, 言辞华丽, 文笔夸张,内容含蓄,讲究音形皆美、情景交融,同时译者为了追求忠实于原文或希望外国游客读者也能领略其中的美感,往往在翻译时对原文费劲心思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这恰恰失去了使读者通过表层语言进入深层文化的前提。事实上,所谓“有美感”的华丽辞藻、夸张描述与英语简洁明快、直观理性的欣赏习惯完全不相符合,只会使外国游客感到语言罗嗦、华而不实,根本无法领略其中的内涵。因为在描述旅游时,英语旅游文体大多风格简约,逻辑严谨,行文措辞简洁明白,表达方式直观、通俗、易懂。整体上重在景点地理环境、服务设施、优势与不足等方面的纯信息传递。倘若翻译时一味按汉语的思维、表达习惯行文用字势必与英语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格格不入,影响读者的接受心理。
因此,旅游资料的英译文本要让国外游客能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就有必要采用归化式的译语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可将那些在汉语原文里面面俱到,词义重复,而对等译成英语又显得繁琐,对原文理解无实质性帮助的字、句删去,也可细推敲原文,透过其华丽的外表, 抓住实质具体的内容,译出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译文, 只有这样才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审美反应,也能减少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对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产生的障碍。例如,在介绍华清池过程中提到“the Five-Room Hall”, 这个命名是源于“西安事变”,原文并对这次事变做了很详细地讲解,但是要符合英语旅游资料的描述习惯,译文就应作简洁、明了地概括,这样才会让读者觉得逻辑性强、简约。
读者反应因素在翻译中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无法被忽视的。只有兼顾读者的感受,译文才可能被大众接受,从而实现翻译的真实目的,但也不能哗众取宠,只追求读者的感受。“读者反应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更有效地传递旅游资料中的文化信息,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但从时代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作为译者还是读者,我们都应该有跨文化意识并积极主动了解外国文化, 增强对目的语文化的领悟力和敏感性, 减少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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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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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社会心理、共同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等的总和。真正的文化根植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且被历史传承,是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且被人类自觉意识发现、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封闭型”的文化特质具有“自成一体”的个性和上下传承的规律,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性文化。处于重要影响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取了道家、佛教、法家等各家之长,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觉整体的思维方式和观物取向的象征思维模式。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使对立的两极相互结合、相互沟通,使上下之间相互连接,同时也使上下都有所节制。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观念,它至少包括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人——机——环境系统、协调科学、艺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工业设计,更加符合中华文化的本性。
中国传统美学始于老子美学,发展于孔子的儒家美学,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以整体为美”的基调、“以和为美”的思想表现。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追求“天人合一”、“形神兼备”,在“以整体为美”的思想指导下,借物抒情,以内敛含蓄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审美取向,创造着中国式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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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角色,尽快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去20多年 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主要把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推向市场的最主要措施是缩减财政拨款,让他创收。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确实被推向市场了,然而这是一个扭曲的、不健全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国家的提供公共文化收缩了,减少了,本来就匮乏的公共文化设施被挪为他用,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已被完全的市场交易所代替,甚至成为利用公共文化设施谋取部门利益工具。当前,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在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加大,政府权力的越位与职能的缺位是其根本原因。
文化生产力就是指人们围绕满足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把人类自身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作为文化资源,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文化转变为生产力并不是新鲜概念,在物质生产力中,工具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代表着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能力水平。在这里工具就是文化转变为生产力的标志。马克思把科学和艺术等都看成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科学和艺术等是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并从物质生产中逐渐分离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的精神生产,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物质形态的主导特征;文化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发展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化生产力具有物的属性和意识形态性。在文化生产力中,精神生产者将自身强烈的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物质性。因此文化生产已不仅仅是艺术家们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而是天然地具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其运行方式依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在文化生产力中人自始自终处于主体地位。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消费者。文化生产力同时具有物的属性和意识形态性。只有当文化作为服务人类精神消费时,文化生产力的实现才有可能。文化生产力特殊的二重性,使得文化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中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生产力最先进的,最具活力的部分。文化生产力根植于物质生产力,成长于上层建筑,又分别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的力量。文化生产力二重性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为产业性与精神性。一方面是指它所具有和其他产业一样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产业管理规范及追求经济效益等一系列特征。另一方面是指把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等作为产品内容。文化生产力特殊的二重性决定了它既有巨大的经济能量,又有影响民族文化心理和整合社会关系的力量。文化的产业性是意识形态性的载体和最有力的传播工具。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的形成,都是通过文化产品和有效的传播途径,被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的。文化产业的规模、速度和效率以及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意识形态传播力度、幅度和效率。由此可以断定,国家制定公平的文化法规和政策,政府提供健全的文化服务文化,市场提供文化自由竞争的平台。人们通过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创造出文化经济、经济文化和文化市场。文化生产力通过满足文化的市场需求,创造出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手段,通过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创造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通过满足人们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创造出人类文化自主、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繁荣局面。
对现代政府而言,保证人的文化权利,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其重要职责。文化生产力理论揭示了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明示了政府的文化职能就只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切实搞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提供完善的文化服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的功利性和内在效应促使政府的权力的越位和职能的缺位,事实上,政府重要的是不要去做那些私人已经在做、做得会好一点或差一点的事情,而是去做那些根本没人做的事情。那么如何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就是把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其任务不仅仅是提供直接的文化服务, 而是保证公共文化服务得到提供,保证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实现。文化管理主要由三大基本职能构成,即文化市场监管职能、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和支持发展文化产业职能。为此,政府就必须围绕职能,建立国家文化服务体系。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应立法保护人民的文化权力,应依据国家财力和公民的宪法权利,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与比例,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低标准。强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并不是说政府要尽力做好基础公共文化建社会和提供文化服务,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是政府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明晰政府的法律责任,赋予执行权利,界定其职权范围,评介其实施后果。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提高公共文化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确立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低标准,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促进农民增加文化消费,启发农村文化市场,既是政治承诺,也是法律责任。只有将这种政治承诺纳入法治轨道,将政治承诺与入法律程序结合起来,与法律后果结合起来,与人民群众的认同结合起来。
二是制定公共文化支持和扶持政策,改革文化投融资体制,激活文化主体和市场主体投资、经营公共文化,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根据不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对那些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放,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对那些兼有公益和经营特征,进入门槛较高的公共服务项目,主要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公共文化部门的竞争,提高公公文化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对那些无人投资或不愿投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仍要依靠政府公共部门来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如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保护等。政府在文化设施建设中应当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各地文化资源优势,分析市场行情,搞出文化特色。与此同时,还要鼓励国内外社会法人和各界人士捐资兴建各类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形成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捐赠的多元资金筹措机制。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无疑应当是国有资本的主要投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社会资本的投入。从国际经验和我国近几年来的实践看,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往往也是社会资本感兴趣并能够有所作为的一个领域,因为捐资兴建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既是社会资本回馈社会、体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其扩大社会影响、增加企业或个人知名度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不仅将激活国有文化事业大量的存量文化资源潜力,还将激发目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民营文化产业的增量实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建立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和文化产品交易网络,促进文化资源信息交流和文化合作。信息交流平台就是利用政府文化网络,及时发布文化产业政策、动态、发展规划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为各地文化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市场、资源、资金等状况提供便利,实现城乡文化资源共享,实现信息、技术、人才的有效交流。建立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是政府根据法定的职能,利用资源提供文化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把建立完善的文化服务体系和提供丰富文化服务,作为政府的硬性职能,纳入国家的法规体系之中,使政府的职能性功能不因政府领导的爱好,重视与否而改变,也不因民众的瞩目与否而减弱。政府打造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就是依据市场需求,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完善文化市场法规和秩序,确立市场主体法律地位,打造了一个面向市场、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文化产品交易与合作的平台,促进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的交易、开发,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文化服务于文化增长有机的结合起来。
四是培育和培养文化中介组织和文化经纪人。文化经纪机构和文化经纪人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是文化转化为生产力重要环节,是国际文化交流与文化经济发展必要条件。我国文化经纪机构建立的法治环境还不健全,文化立法与文化政策,文化的准入和文化输出,文化艺术与文化产品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法定的联系与内在的关系。文化经纪人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中的必要环节,还没有得到法律的允可和社会认同,业内道德规范和业务规则好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加快文化立法,把文化经纪机构和文化经纪人的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当前,政府应利用文化经济的契机,加强对文化经纪人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市场营销、依法办事等综合素质,培养一支善经营、懂科技、会管理的人才队伍,健全和规范文化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作用、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实施行业统计、指导和管理。
转变党管理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是建立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核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文化在我国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国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用意识形态理论规定国家文化管理的主要任务和职能,是我国文化管理的重要特征。按照文化生产力的理论,文化的物的特性与意识形态性是两种不同的属性,文化的公益性和经营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划分明显的表现出国家文化管理意志和管理政策的制度性重大转型,表明文化生产力理论将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理论创新和文化转型的基础。如果不能在关于党管理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和大众文化产业化发展之间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不能为我国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转型提供法理上的依据。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要求,对严重制约文化生产力思维模式、传统习惯进行彻底的变革,对那些严重妨碍我国文化生产力解放的制度性障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中国文化变革与转型的任务就难以实现。
在构建国家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是文化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意识形态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它的传播手段和受众群体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文化多样化趋势使党单一的文化管理失去了它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党的文化执政能力要从过去单一的文化管理,向多元的、综合的文化执政能力转变。当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已经客观地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存在形态和传播路径的时候,当文化市场已经客观地成为没有区域限制的价值观念竞争的阵地时,当公众从被动的文化受体变为文化自觉主体时,执政党必须认真研究执政的规律和文化发展的规律,自觉转变执政理念、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完善和创新党管意识形态的制度形态和制度系统,实现党管文化向党重在抓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性转变。党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将党的文化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依法行政建立起国家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把政府管理文化的职能性工作权利还给政府。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一切文化事业;把文化产业的主体地位还给企业,确立起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把应该属于市场调节的那一部分权力还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总之,政府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上由过去的微观管理变为宏观管理管,从直接办文化向为文化发展提供服务转变,从以管理直属单位为主向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从以行政手段管理文化市场为主向以经济调节,以法律手段规范为主转变。政府要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增加投入、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创新体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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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社会心理、共同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等的总和。真正的文化根植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且被历史传承,是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且被人类自觉意识发现、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封闭型”的文化特质具有“自成一体”的个性和上下传承的规律,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性文化。处于重要影响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取了道家、佛教、法家等各家之长,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觉整体的思维方式和观物取向的象征思维模式。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使对立的两极相互结合、相互沟通,使上下之间相互连接,同时也使上下都有所节制。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观念,它至少包括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人——机——环境系统、协调科学、艺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工业设计,更加符合中华文化的本性。
中国传统美学始于老子美学,发展于孔子的儒家美学,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以整体为美”的基调、“以和为美”的思想表现。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追求“天人合一”、“形神兼备”,在“以整体为美”的思想指导下,借物抒情,以内敛含蓄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审美取向,创造着中国式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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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现代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建设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和阐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__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诊释,并未能深人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b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驱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格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制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人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梁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着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普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要的勾画了出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质,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德的镶旗,绿笠皮箱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慈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人,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镶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仿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旧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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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
"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文化政策,各部门并无统一方案,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蔡元培为首的元老派主政教育文化,仍保持革命精神,又一次重申排除尊孔与教育的关系。
1928年2月,大学院对当时社会上的祀孔举措曾明令废止,禁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民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即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这与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息息相关.
此令一出,遭到不少反对之声,四川省东川道儒分会、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废止祀孔令,蓝天彬等称:"今大学院乃出此谬论,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电全国取消大学院乱命,恢复祀孔,以顺舆情。"而儒教分会则指责:"今该大学院不明大体,竟谓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不知所指为何,试问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谬。"儒教分会进而提出读经崇圣的建议.时湖南省政府委员曹伯闻向"内政部"提案,请确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民要则,以正风俗。河北省政府提案要求提倡中国固有道德,以维风化。据此"内政部"提出"议遵照遗训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重心以端趋向而奠定国基案",强调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美德,以期唤醒民族特殊精神,"于旧有道德,则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于固有智能则主张恢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此实抉出吾民族文化之重心,示党国唯一之正轨".并要求大学院首定教育宗旨,以立纲领,厘定公民道德常识课本,责成各级学校讲授。
蔡元培禁止祀孔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议,邵元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认为:"毕生最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固然要用三民主义的方法谋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物质文明的进步。
而在精神上又努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因为承认东方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表现则为侵略压迫,所以我们的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应该深深地致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他主张只有将东方的文化复兴以后才能确立东方民族的基础,化除西方文化犷悍压迫的戾气,这样才可以造成世界的真和平。这个责任就在国民党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教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从纵的方面,要努力于专门学术的提高,从横的方面,努力于平民教育的普及.邵元冲明显对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下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满。
不久,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文化的四元老之间矛盾爆发,蔡离开大学院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主张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得以落实。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力重心一直没有稳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一直以"三民主义"作为文化教育的纲领,但一直没有具体而统一的文化政策出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政策上的抵制,随着蔡元培等退出教育文化的领导地位这一政策开始改变。"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官方更是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占据了文化运动的道德高点,一再进行宣传鼓吹。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发动新生活运动,颂扬"礼义廉耻",使"读经"在地方教育中回光返照,试图通过重申传统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恢复民族精神以对付日益迫近的日本威胁。为此,国民党要人进行系列阐释。中央大学教授杨公达号召:"中国青年们,看到民族当前的危难以及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就应该觉得,促进这种新生活,是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南京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上发表演讲,宣称:"新生活运动是民族急迫的要求,亦是时代精神的表演。"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是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由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开纪念大会,各地政要纷纷出面组织孔诞纪念"大典"活动,讲述孔子生平事实、学说、思想。各界悬旗志庆,礼堂设灵位,置于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尊孔祀孔,提倡读经,仪式之隆,尊崇之甚,较之历代盛典,毫无逊色。国府特派大员往祭曲阜孔庙,盛况为民国以来所未有,报纸更连篇累牍地登载,目为大典。
对于尊孔的目的,蒋介石讲得非常清楚。1935年7月1日,蒋介石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我们民族立国的基础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然而,尊孔与统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其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重点即放在三民主义与文化统制上了。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理论基石。国民党执政以来,不断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等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不断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以此作为统一中国社会思想的中心。
1931年2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在纪念周做了有关中国教育思想的演讲,明确地提出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统一思想问题:"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立足于世界。"这一中心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戴季陶的解释为准绳,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到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时蒋有意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以蒋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在"九一八"之后成为官方的一种主导思想。
为了强化三民主义与儒学等民族文化关系,自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积极筹备倡办中山文化教育馆,提出"以树立三民主义文 化与教育 之基础,以培养民族文化为宗旨"瑏瑡?.1933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在南京中山陵内国民党中央要人孙科、陈立夫等发起成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推举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等8人为常务理事,推举林森、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孙科等29人为理事,下设办事处、研究部、编译部和各种委员会,引导研究三民主义,其目的无非以三民主义来引领思想舆论,其出现的原因就还在于对民初以来推行新教育结果的不满,认为"所谓新教育者,徒为产业先进国家经济侵略之工具而已。
我国新教育之失败者,以此民族文化停滞不进者。"所以党国要人要秉承心理建设的遗教,发起中山文化教育馆,"遂以数年来拳拳服膺之复兴民族文化方案作一具体计划".对于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置,时人当即指出国民党以复兴民族文化来统一思想,"中国纷乱之症结,敢一言以蔽之曰:在思想之不统一耳!""中山文化馆筹设之宗旨,即在发扬中山遗教,以党中领袖参加之众,规模宏伟,自意中事,深望能集中群力,广罗积学之士,专致力于此项研究之工作,尤望党内'英雄豪杰',勿专以争权夺利为能事,用其'争夺'之时光,致力于中山文化之探讨,庶几乎'党风'可树,纠纷可减少也".这种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从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开始来统一全国思想界,其效果如何,则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怀疑。
如果说设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内温和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则代表了另一激进的主张。"九·一八"后,国民党内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抬头,出现了所谓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倾向。就组织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其外围组织"复兴社"着力标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张采纳德意法西斯主义,实行所谓铁血救国。在其直接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一股法西斯主义勃兴的潮流,外在集中表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九·一八"事变后,介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书籍潮水般地涌现。自1932年底起,出现了许多专门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专刊,其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其理论的落脚点则为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瑏瑤?.
为了统一与领导这场带有强烈法西斯化的文化统制运动,国民党内部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1933年12月24日,在中华复兴社两个主要头目萧作霖和邓文仪的建议下,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宣言即宣称:"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准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各国进步文化,创建新中国文化",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有二:
(1)"养成个人健全人格,个人修养重在礼义廉耻,团体活动重在负责任,守纪律","今后全国应有统一的口号:劳动、创造、武力".
(2)"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瑏瑥?.此外,1934年1月,齐集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伧、潘公展等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宗旨与中国文化协会如出一辙,号召文化统制,"在政府未以统制政策适用于文化事业之前,本会将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渗入本组织,以达到建设文化之目的。"瑏瑦?其后专门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作为喉舌。有研究者称这是该协会公开表明将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来实现"文化统制"瑏瑧?,可谓一语中的。可以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国民党就开始在文化上加强统制,直到1934年这一政策才得以从制度上、组织上得以确立与保证。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抬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由此前宽泛的三民主义号召,转向更为严密的"文化统制".国民政府在控制国家文化教育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对教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文艺等文化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出台,表明其试图改变原来由民间社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社会上极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
1934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刊物《大学生言论》即有学生撰文指出:"由最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协会'式的中国文化运动看来,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运动的主体,转换了一个方向,他的素质和形态,也就大大不同。"作者接着分析,与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相比较,当前的文化运动有两个显然不同的要点:一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是纯以文化问题为主,是以文化发展为社会的基础,现在的文化运动,从共产党的文化总同盟到最近成立的文化协会,都含有一种极强烈的政治意识,"文化运动"成为一种最尖锐的利器了。二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发源于知识分子,激荡于学术与思想上而已,现在的文化运动,是以党国要人和军政教的名流为主脑,因而运动方式和将来的影响自亦不同,"这儿占有优势的助力,足以大量的推广".不过作者对于这种文化运动的前景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究竟是否适合一种文化自然生长的条件,倒颇值得考虑?!"瑏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文化统制下的中国文化动向,因一开始即带有强烈的御用色彩而为时人所诟病。
"九·一八"以后,举国上下对于民族竞争力虚弱的担心,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共以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为职志,国防方面,经济方面,需要科学人才尤亟,而高等教育亦完全转向。"瑏瑩?总的方向是提倡实科,限制文法科。
1932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教育会议上,邹鲁等政要首先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随后,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这是彻底改造教育的新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规定各专门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2)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3)各大学中必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陈的提案支持者颇多,反对者亦众,引发了全国性的文实之争。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文实之争背后还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论者的政治立场与观念差异,背后的实际利益及个人之间的恩怨等复杂因素.自是以后,教育部对于实业学校之类的所谓实科,固然尽量充实,对于文法科学校,则严加限制,或禁止招生,或强迫结束。
1932年11月朱家骅代表教育部发表《九个月全国教育之说明》,对于整顿高等教育说明两点,一是大学教育必须在学术文化上领导民族活动以求复兴民族;二是文法教育不宜扩张,而理工农医诸科则力求充实。这代表着南京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的重要转向。在1933年中,单强迫结束的专科以上学校就有华北学院、郁文学院、江南学院、广州法学院、文化学院等八校。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对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招生比率和中等学校的经费比率做出严格规定。
1933年,教育部下令各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的平均数;后来又规定文法学院各系所招新生不得超过三十名。
"提倡理工",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运动的迫切需要,也是自清季以来科学主义在中国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表现;另一方面,却是直接针对当时唯物主义等社会思想的兴起,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刊物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已是门户洞开列强环攻的一个局面,决非古时闭关时代所可比拟,欧美各国,物质科学,日新月异,而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科学,更派别繁多,各持一说,中国接受西欧文化以后,物质上又殊少贡献,而政治上及哲学上,则唯心唯物之争,已为中国科学界最大的焦点,甚至一般醉心阶级革命的人们,非马克司[思]不谈,非唯物论不读,结果把中国弄得支离1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将矛头指向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为了更好地将提倡理工政策落实,1932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吴承洛、张其昀、顾毓琇、李学清、吴大钧等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南京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并于次年元旦出版《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他们"坚决地相信科学在今日文化上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坚决承认科学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演变占着重要的位置。"科学化运动的目标就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运动的方法是:一是注意宣传、印发各种刊物,引起民众的注意;二是注重编译和整理的工作,把西方有关科学的材料,作有系统有计划的输入,并将中国固有的科学材料整理起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和赞助,国民党"CC系"陈立夫视科学乃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这一认识也在其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得到进一步发挥.
如何来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倡导尊孔读经一方面提倡理工?当时社会舆论即从"中体西用"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说明,"只有一方面精研物质上的科学,以开发中国广大的富源,而解决中国的贫乏;一方面恢复精神上中国固有的文化,如忠诚信义仁爱等美德,以挽救道德的沦亡。"显然,中体西用论的登台,成为对尊孔读经与倡导科学运动的最好解释了。
如前所论,"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先后出台了系列的文化政策,不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出现儒学化法西斯化的倾向,而且将"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这两个看似矛盾重重的文化政策置于一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整理当时的报刊史料,发现对于这一时期的提倡理工,社会舆论虽置词不多,倒也乐观其成;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政策"体"的一面,即尊孔读经与文化统制,下面就此来展开讨论。
首先,舆论对于尊孔与读经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国民党尊孔读经政策一出台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无论是当时北方的自由主义重要舆论阵地《独立评论》,还是南方保守主义的舆论重镇《国风半月刊》、《时代公论》均对此发表意见,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舆论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变化,不由不发出感叹:"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殊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子有知,度亦与吾人有同感矣。"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陈独秀诸人,倡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普遍全国,把孔子的思想学说,驳得体无完肤,而孔子这个偶像,不复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崇拜,"想不到湮没了十几年的孔子,最近又走起红运来,人事变迁,殊令人有白云苍狗之感".
此时"何以又尊起孔子来了"?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用社会史学的方法来回答。他认为,五四以来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改革,影响只在大都市里的学术界。"说到各地的地方政府、乡村的家族制度,任何官厅里的撤销主义的精神,满都没有动摇多少。目前的尊孔,来源在于后面这几种现象。
大都市学术界多少年来,一往直前地依照欧美的都市人的学说去做,一向没有看见这些现象还在深重地存在着。"他认为拜孔教没有复活的理由,目前存在,正说明大都市学术界力量之小、努力不足。最后,他承认:"拜孔教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不能成一件事情,原来发展孔子学说的,并不与孔子有同一的思想,孔子早就管不了孟轲董仲舒周敦颐的事了,他又有什么方法管到于今的民族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家张申府对于尊孔思想也提出质疑,认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目前农村破产与帝国主义进攻两大根本问题,自政府倡导地方应和的尊孔潮根源在于多种因素,它是政府稳定社会粉饰太平的工具,也是前些年"打倒孔家店"的反动,同样也受现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的影响,还有中国受日本的复古的影响等,就最根本点上而言,"近年来,中国思想上失去了重心,也是事实。在复古潮流之下,而想找到一个重心,当然也会找到孔子头上去的。"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可谓是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尊孔政策的批评。
与尊孔相连的是读经,正如有人评论说,国民政府的祭孔命令是"国家暗示'经书不可不读'的表现。"当时即有人公开评论说,"'祀天'、'尊孔'、'读经'本是'三位一体'的中国二千余年之'帝王术',从旧的解释是'治术',从新的解释是'麻醉作用'."具体而论,"眼前盛倡学校读经之论者,凡有三人,'异曲同工',却各有他底背景。一位是伪满洲国文教部长郑孝胥,他底尊孔调子,与日本对于殖民地教育政策合上了拍,所以东四省各级学校实行了每周二小时读经,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还有一位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这是两个'带兵官'."一些中央大员如蒋介石、陈立夫等和部分地方当权派如湖南的何健和广东的陈济棠纷纷倡导读经,读经也由早期文人倡导进入官方的视野。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倡导而引发的尊孔读经潮流的出现,决非一个单纯的思想动向,实际上与国民党整个政策的变动紧密相连,费正清在论述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孟之道的回响"时,就指出:"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度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总体而论,尊孔读经显然是国民党借复兴民族精神加强思想控制而达到政治统一的一大举措,何健曾在1937年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案中请明令中小学读经,其所持理由,"想拿读经来解决三个问题:'恢复固有道德'、'范围青年思想'、'陶铸民族精神'".
其次,更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体西用"是理解国民党政策的钥匙。提倡理工与尊孔读经,体现出国民党文化政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两极之间动荡,毫无疑问地激起到教育界与知识界的回应。冯友兰撰文认为这两思想似乎是不相合的,因为"理""工"既不讲 孔子之道,而孔子也从来 没 有 讲 过 "理""工".他指出,但是稍为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两种思想实在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这就是30年前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一般人主张读经尊孔而同时提倡理工不就是这一种思想之十足表现吗?"文中的"一般人"正是指的陈立夫、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国民党非一般人,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西洋超过中国的不过是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占先。如果必须学西洋只可以学他们的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还是保守旧有的传统道德。冯友兰先生不愧是哲学大家,他高屋建瓴地从哲学的层面提出"中体西用"是评析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一体两面。这一思路,实为后人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文化政策提供了上佳思路。
最后,舆论批评的重点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上。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化政策日益转向统制,与民初以来教育思想界形成的"思想自由"等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很多学者公开提出批评,北平故都的李旭撰文对当前的文化政策提出正反两方面分析,他认为应辩证地看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积极方面来看,有助于"树立民族的社会的文化";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则对于文化是限制与反动,因此,他提出"反对狂妄的文化统制,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其主要理由为:"我们根本上认定,今日中国并无多少文化可以统制!统制文化,最限制文化的自由发展!我们应当用某种教育或思想,指导社会文化的途向,但我们不应当将这种萌芽的文化,一概统制起来!使它退缩,挫折!二十余年来的国人思想,正害着固滞、迟疑、徘徊、不进展的状态,我们可以谈任何统制,如经济统制、政治统制,而独对于文化,应当绝对的放任绝对的自由,这样,学术思想才会发达,中国文化才有光荣灿烂的前途。"显然,这一批评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的,也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前途并不看好。
虽然,"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出台了头绪众多、莫衷一是的系列文化政策,但总体上仍不出"中体西用"的基本模式,即以儒学化三民主义为"体",以西方现代的科学("理工")为"用",并以体驭用,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进而言之,国民党当局为了统一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在原"党化教育"的基础上,倡导"尊孔读经",并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文化统制"的纲领,并强化儒学化的三民主义作为文化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中央要人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希冀以三民主义来扮演文化导向的角色,虽然这种努力仍难逃"文化警察"之讥,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正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借助回归传统拓展了思想统一的道义空间,将政治的威权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以争取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民族主义话语也为官方文化统制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
"九·一八"后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着非常强烈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尊孔读经"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制定文化政策时,面临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难题。故在教育文化领域国民党推行"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两大口号,看似矛盾的两大文化主张,仍可安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中,可见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虽然有新的内容与形式,仍难逃晚清士人文化思维模式的窠臼,既表现于历史惊人的继承性一面,又表现国民政府文化教育政策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特点,其主张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其文化统制的目标不仅落空,更引发国人对中国文化出路更为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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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全文如下:
摘 要:本文从当前大学英语选修课建设亟待规范和创新的实际要求出发,以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研究作为依据,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有关指导思想, 针对性地对大学英语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模式设计和课程评估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探讨。
关键词: 大学英语 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批判性思维 课程设计。
在过去几年里, 我国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中已经普遍增设了选修课( 或称“ 通选课”) 。高等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们对如何建设科学、规范和有效的选修课体系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 有关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也就此撰写了许多相关研究论述。然而,其中专门针对关于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论述却并不多见。这使得开展文化类选修课的英语教师在需要完成更高教学任务要求的同时缺乏相关的教学理论的指导。随着英语选修课建设的不断深入, 如何科学规范地开展语言文化类课程教学, 通过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帮助学生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已成为一个值得所有大学英语教师思考的课题。
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所建议的大学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是以英语为载体,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实施的文化类选修课程教学,根据各校师资、教学资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开设, 以充分尊重学生个性为前提由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这类课程尤其“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帮助学生“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要求》,2007)。
目前我国各高校已开设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主要涉及: 文学诗歌类, 如《美国文学赏析》、《英诗鉴赏》;人文历史类,如《西方简史》、《美国文学史》; 文化知识类, 如《西方礼仪文化》、《美国大学校园文化概览》;以及艺术鉴赏类,如《影视作品欣赏》、《艺术鉴赏》等等。
然而, 这些文化类英语选修课的开展主要还处于开课教师各自为政, 根据自己的经验、兴趣及特长对所开课程进行设计和展开教学的阶段,这就使得选修课教学在为大学英语教育注入了“个性化”和“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等特色的同时出现了因教师对课程设计整体把握不同导致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有效性”的千差万别。
要讨论批判性思维, 我们应该首先对西方学术界给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一个简单回顾。就曾对学界纷繁复杂的论述进行了一次梳理, 认为常见的与批判性思维紧密相关的还有“ 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批判性意识(criticalconsciousness)”、及“批判性自我反思(criticalreflection)”等概念。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之力”主要在于思维者接受某种观点或结论时进行评价和辨别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思维者在假设的基础上检验命题,并发现偏见和正确看法、以及看法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被誉为现代批判性思维之父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将批判性思维中的“反思”定义为: 对自己的一种信仰或所偏好的某种知识形式, 从其所依存的基础上和可能得出的结论上, 进行积极的、持续的、仔细的审视。另一位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Robert·Ennis则在1991年将这一思维形式精炼地表述为:
“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Ennis的定义把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活动”, 强调“个人判断”
及采取的相应的取舍(知识)的“决策”。一个较新的观点来自于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一种调查研究的说法,认为其目的是探究一种情景、现象、问题或假设, 以达到整合所有有效信息并能够有说服力地证明结论或假设。与其他众多从纯思维角度所给的定义不同,Kurfiss把批判性思维比作一种调查研究活动, 使批判性思维过程更加易于理解的同时强调了“ 信息整合的效度”和“说服力”两条标准,而“批判”活动的基础是“有效信息”或“知识”,因此,在大学生日常知识学习过程中注重批判性思维技术训练并有意识地鼓励其批判性思维精神的培养, 能逐步提高其整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199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教育界发表的《批判性思维:一份专家一致同意的关于教育评估的目标和指示的声明》将批判性思维认知能力的核心分解分为: 阐述、分析、评估、推论、解释和元认知六个方面, 认为其中的“元认知”是一种“自我的、有意识地监控认知行为, 以及这些认知行为中所运用的认知手段和所引起的结果, 特别是以一种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的推论性判断”。
批判性思维还可被细分为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情感意向(affectivedispositions),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精神。前者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具体的运作和构成机制,偏重于指导学习中的实际操作; 而后者则指思维者个性气质中的一种趋向性, 起到主观引导作用。
“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的第一项议题中指出教育的使命是: 培养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这一态度已经被确立成为当今许多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而我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只在近三、四年,才有对国外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零星介绍出现”。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谓是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带有批判性思维技能训练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其批判性思维精神;另一方面,在主动的逐步增强的“批判性思维精神”驱使下, 学生又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强化其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人文素养以及思辨能力。
下面我们将遵循《课程要求》指出的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 结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大学英语中语言文化类选修课的课程设计作一些建设性的讨论。
《课程要求》明确指出, 教学模式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思维过程具有“ 内隐性”和“ 自动化”的特点, 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思考的或自己的思考方式具有何种趋向性。在英语提高阶段的选修课教学中, 教师应正确理解自己在文化选修课中的“ 辅助者”角色, 力求放弃课堂中的“ 主角”地位,而仅应为学生规划出学习范围和方向,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利用文化类课程的知识性、趣味性、引起学生的共鸣或好奇, 为学生搭建一个通过自主收索并消化信息的平台。同时,教师应起到科学调动学生自己“计划、选择、组织和评价学习内容的”的主动性,使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动力, 树立起培养自己批判性思维精神的自信心。
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教学内容的设计;第二,教学活动的设计。《要求》中建议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及互联网等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教师应该利用合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 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科学训练。当今社会网络咨询飞速发展,学生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网络收索到丰富但略嫌庞杂的相关知识。选修课教师可为学生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讨论话题; 建议合理的关键词或关键话题的网上搜索; 或是推荐一些优秀的原版英文网站或链接地址, 并且据此安排相关课堂活动任务,如:要求学生将收集到的原版英文资料打印出来进行小组讨论或者将其浓缩为简单易懂的PPT文件。在这些过程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摸索Kurfiss所说的“调查研究”技能, 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选择”和“有效整合”。为了在课堂中参与小组讨论或进行上台讲解, 学生必须要对应该“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分析、解释、推论、说明或自我校对, 以使自己的发言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从而引导学生逐步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要求》倡议教师采用“ 过程性评估”,其中排列在前两位的“学生自我评估”
和“学生相互间的评估”同样是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最有效训练和考验。针对这一倡议,教师可以根据“元认知”理论,调动学生的“自我监控”和“反思”等认知手段, 积极地通过“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表现。具体的做法可以是: 设计出一套“全面、客观、科学、准确”但又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估标准,让学生充分了解应该从那些方面去评价自己和同学,通过反复的相互比较,学生逐渐熟悉了导致“课堂成功表现”的构成因素, 因而更容易发现自己学习策略中的不足, 并及时做出“取舍”和改进。
在开展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时, 大学英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语言学习自然而有效地融合到其他文化知识体系的学习过程中, 通过主观情绪的调动帮助学生提升其批判性思维精神; 通过客观教学手段和评价手段的设计强化训练其批判性思维技能。最终达到使学生能主动地、有意识地调 动其批判性思维技能, 逐步建立起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策略, 稳步提高其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有效地拓展知识面,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建立其稳定的批判性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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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析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解析工业企业的财务管理全文如下:
对工业企业资金运行的管理,即对工业企业资金的筹集与获得,运用与耗费、回收与分配所进行的管理。内容包括财务决策评价、资金筹集、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以及其他资产管理、对外投资、成本和费用、营业收入、利润分配、企业清算、财务报告及财务评价等。其特征是:
以企业资本金运动的客观规律为依据;以正确组织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为内容;以获取企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以货币形态为计量单位。
别是基层站队,有的成本控制已经达到了一条毛巾、一块大布的程度,成本节约与奖惩兑现已逐步深入人心。
3.财务预算是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司的财务预算是责任预算的编制基础,责任预算以财务预算为基础进行编制,责任会计以责任预算为对象进行核算,考核兑现以责任会计资料为依据进行考核。环环相扣之中,财务预算是上述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一切经营管理工作围绕财务预算进行。
现代责任会计的管理原理是以责任中心为核算对象,对其分工负责的经济业务进行核算并考评的一种内部控制体系。其优点是职责清晰、责权对等、业绩量化、便于考核。从1997年开始,公司将原来惯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体制转变为责任会计的考核方式,并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划分了若干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2000年开始将成本中心的范围扩大到全部6大科室。2001年在原有基础上,取消了利润中心,将所有科室和基层单位纳入成本中心进行管理,并进一步完善了考核和奖惩办法,全面实行成本中心管理模式。
为了更好地发挥预算管理与责任会计的优势,我们将财务预算中的34个成本项目中除工资及附加、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税金等9项费用以外的其他所有可控费用,按责任会计的要求转换为内控责任预算,并全部分解到各科室和基层单位。为了避免财务会计核算与责任会计核算的重复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核算人员,我们利用《中油财务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专项核算功能,将财务会计核算与责任会计核算采用一套账的核算办法,对公司36个成本中心进行单独核算,并据以考核。
通过这种将财务预算转换为责任预算,再通过责任会计核算责任预算并据以考核兑现的经营管理模式,我们找到了如何将财务预算落实到责任主体,并通过科学量化的核算方式进行考核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于采取了这种全新的行之有效的预算管理机制,促成了油气储运公司连年超额完成各项考核指标。当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存在着责、权、利不尽对等,细节指标不尽完善等问题,但因其总体方向的正确性和机制的先进性,已经使成本控制的意识在油气储运公司生产经营的各个角落产生了能动作用,进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财务预算向责任预算转换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分解方式。即:在进行财务预算指标横向分解到各科室和职能部门的同时,又将指标纵向分解到各基层单位,实行财务部门总揽、主控部门交叉监督、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共同对预算负责的双重考核办法,将责任预算予以落实。
1.预算指标的横向与纵向分解。即将公司2001年度25项可控费用,首先在机关7大职能部门进行横向分解,明确责任主体,下达控制指标。例如运费,总控部门为调度中心,即调度中心对年度预算运费总指标负责。差旅费由经理办公室总控,即经理办公室对年度预算差旅费总指标负责。其次,由总部门将所控费用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二次纵向分解,比如运费,由调度中心将运费再次在公司所有用车单位和部门之间进行分解,形成各部门和单位的责任运费指标。其他如差旅费、公杂费、原材料、修理费、水电暖气费等同样进行二次纵向分解,形成各部门和基层单位的责任预算指标。
2.双重考核。将横向分解的总控费用和纵向分解到底的各单项费用按公司36个责任主体分别进行汇总,形成各责任主体的责任指标,并以业绩合同的形式逐一予以确认。
考核时,对某一单项费用,既考核主控部门,又考核分控部门和单位的责任。例如对运费的考核,既考核调度中心对总控费用的责任,又考核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对分控运费的责任,实行双重考核,使各项费用由始至终接受财务的监督与考核。
财务预算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必须得到及时的监督和预警。公司财务科在每月的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中,对本期实际收支与本期预算收支做全面的分析和对比,对存在的差异认真查找原因,并在经理会议上及时进行通报,要求主控部门加强费用控制措施,并提请主控部门及时注意费用超支,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控制,确保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以内。由于这种及时到位的财务监督和预警功能,使公司财务预算收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得到了及时的调整和纠正,并始终沿着预算的指标行进。
油气储运公司的财务预算管理之所以能够逐步深入地开展,首先得益于公司领导的重视,并给予了相应的地位,使企业由原来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现在的生产效益型。另外,预算管理本身的几个重要支持性基础工作在油气储运公司也得到了较好的开展,如建章立制、规范运作方面,公司财务部门先后编制并下发了《油气储运公司预算管理办法》、《油气储运公司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油气储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和《生产经营计划管理办法》等,对公司各科室和单位的财务职责进行了规范和界定。同时,公司通过了IS09002质量认证,在认证过程中对各科室和单位的业务职责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进行了认真的清理,使各责任主体基本做到了职责清晰,责权对等,为财务预算管理和责任会计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油气储运公司将预算管理、责任会计和约束激励机制三者融为一体用于实践,勇于创新的实质是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约束激励的竞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员工的创造性和工作的积极性必然体现为多种多样的增收创收意识和积极主动的成本控制意识,会涌现出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本节约和管理进步,这种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也是企业效益的根本。公司近年来的经营业绩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进步,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只有更科学、更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经营管理体系才能促进企业持续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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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这样就导致大量民族音乐资源文化的浪费,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高校作为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基地,教师应该要不断丰富其多元化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给予学生更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指导,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为我国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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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文化理论民族钢琴音乐体系的构建探究
音乐无国界,钢琴音乐作为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它起源于欧洲,但是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多,钢琴音乐已经流行于全世界。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其自身有着悠久的民族音乐文化,通过与钢琴音乐的融合,能够更好地向世界展现出我国民族音乐的特点,提升世界对我国民族音乐的认识。
从钢琴音乐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的音乐人才已经创作出许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并且在世界钢琴音乐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当前我国民族钢琴音乐体系的构建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到今后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应该要做好民族钢琴音乐体系构建,不断丰富我国民族钢琴音乐形式,从而实现我国民族钢琴音乐文化的繁荣。
1 、多元化理论下民族钢琴音乐体系构建策略
1.1 制定科学完善的教学目标
民族钢琴音乐要想实现多元化发展,就需要不断吸收我国多样性的民族音乐,从而增强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水平。但是在以往的钢琴音乐教学中,由于教师对教学目标不够重视,导致教学方向和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到民族钢琴音乐的进步。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在进行民族钢琴音乐教学时,虽然都涉猎到中国民族音乐,但是与本土民族音乐的介绍相对较少,这样使得学生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感受不到钢琴音乐与民族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降低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教师应该要明确自身的教学目标,找到更适合本学校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案,增强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的认识,在今后的学习和创作中能够将更多的民族音乐融入其中。教师在教学时,还要积极构建完善的钢琴课程体系,真正实现钢琴民族化教学,在教材的选用、教学曲目的确定以及演奏技能上更要突出民族钢琴音乐的特色。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努力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环境。
1.2 提升教师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
教师在进行民族钢琴音乐教学时,应该要提升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这样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为学生今后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在传统的钢琴教学中,教师大部分比较重视外国经典钢琴作品的讲解,从而忽视了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教学,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下学习,无法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也就不能够将钢琴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合,从而降低我国钢琴民族音乐的发展质量。
提升教师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质量,首先,就要增强教师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重视民族音乐的多元化,了解各个民族音乐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给学生介绍更多的音乐知识,满足他们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需求。其次,要努力实现音乐教师教学思想的多元化。钢琴音乐教师在教学时不仅需要有比较高的专业技巧,同时还要有着比较高的音乐文化素养,在思想上能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吸收百家文化之长,汲取我国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为学生创建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调动他们学习民族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今后的创作中将钢琴与民族音乐完美融合,促进我国钢琴民族音乐更好的走向世界。
最后,教师要实现授课形式的多元化。钢琴技巧的提升不仅需要学生的日常练习,同时也需要教师的良好指导。教师可以采用欣赏式、讲座式以及比赛式的教学形式来讲解钢琴音乐知识,调动他们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3 拓展多元化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
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这样就导致大量民族音乐资源文化的浪费,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高校作为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基地,教师应该要不断丰富其多元化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给予学生更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指导,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为我国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拓展多元化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教师就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制定教学方案,让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有更多的学习兴趣,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魅力。
教师也要积极推动相关理论知识的构建,如要加大对一些民族音乐的调研研究,分析出这些民族音乐的特色,并结合这些特色来探讨相应的发展理论,找到更多的民族音乐发展空间,为我国钢琴民族音乐的进步提供强大的理论保障。在教学理论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情感培养,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在学习时可以将民族情感融入其中,这样既能够提升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的理性认识,又可以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满足他们的钢琴音乐学习需求。
1.4 构建完善的民族钢琴音乐实践环节
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实践,这就需要高校为其构建完善的民族钢琴音乐实践环节。学生在这样的实践中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演奏水平,在情感的把握上也会更加准确,技巧处理上更加娴熟,从而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演奏风格。在进行音乐实践时,既可以是校内钢琴音乐实践,也可以是校外实践。
例如,校内的民族钢琴音乐演奏会、音乐会以及学术交流音乐会等,校外的如学校间的音乐交流会、民族钢琴艺术下乡活动、钢琴艺术进社区等实践形式,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族钢琴音乐,同时也能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钢琴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奠定群众基础。在世界音乐交流会中,这些民族钢琴音乐会显得别具一格,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能够丰富世界钢琴音乐形式,使其在钢琴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艺术性。因此,在今后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该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知识,为今后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提供优秀人才。
钢琴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该要实现教学的多元化,同时还要保证钢琴教学的民族性,让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提高他们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的积极性。这样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将我国多元化的民族音乐与钢琴音乐相结合,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民族钢琴音乐作品,增强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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