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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中,孙中山作为我国历史的重要革命思想家,永远为人所铭记、敬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关于孙中山论文,供大家参考。
前言:在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奋勇斗争、走向振兴的有三个领袖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1956年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做出崇高的、科学的历史评价.继承者对先行者的科学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思想与行动的指南.
一:内容简介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文章中,第一: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概括总结:“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毛泽东自豪地道:“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第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看法整齐划一,因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功过做出了概括,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以及他早期的思想和活动,在研究成果中,几乎都是正面文章,少有提出问题的。
二: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毛泽东科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对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作了充分的概括。主要是:第一,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第二,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第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阐明了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
二、历史意义: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所提出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后,又开始为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于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民主革命的经验相比,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更没有实践的经验,再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只能在建国初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政治上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经济上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获得来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实践证明,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现实意义: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了,从而科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三:启示
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第一:我们要从中学习到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号召我们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使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第二:毛泽东也指出了孙中山像其他伟大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缺点方面,但我们决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第三: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刻苦学习,将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为自己的责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结束语:我想,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态度,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在对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时,仔细地玩味、思考。
摘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他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1905年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在《民报》上提出了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并取得革命的首次胜利。为此,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
关键词:
民主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复辟、护法运动
引言: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正文: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又是卓越的革命实践家。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他不辞辛劳,奔走颠簸,跑遍整个世界。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也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他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他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仅在1907年至1911年间,就领导革命党人连续组织了8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到来。直至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后辈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此,辛亥革命被传诵至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它依然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下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他勉励革命党入“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1913年8月间,孙中山来到日本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策划新的斗争。经过积极筹备,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制定《革命方略》,组织中华革命军,不断派人联络军队,组织武装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完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二十一条”,并加紧复辟帝制时,孙中山在日本一再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在中华革命党的参与发动下,国内各省纷纷起义,并发表宣言、通电,形成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直到1916年4月,孙中山回到国内继续领导护法运动。 1924年冬,孙中山扶病北上,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孙中山到北京后,继续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卖国政策进行斗争。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是孑然一人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不仅推翻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新生民主共和国,将帝王时代带到现今世界,实现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他在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胆识,促使他在时局变化的重要关头,能够在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表现出政治敏感性和革命坚韧性,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他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宗旨,但他追求的共和国模式以及革命方法和手段却不断变化。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提出的和平发展、改革创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和长处,与世界接轨等思想和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初步探明了道路和方法。他所探求和绘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案,既反映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见解。
从孙中山先生的毕生的革命活动中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创人,又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向往者。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说,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是现在也仍旧带有启导和借鉴的积极意义,仍旧带有开拓未来的潜力。
参考文献:
《孙中山传》——尚明轩——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舞与欢呼》——张骏/周楠——解放日报
《文化之旅》 ——王志光——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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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总体认识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就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发展历程作了论述,并力求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出客观的评价,最后对当代民族主义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国势积弱衰微。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了拯救国家危亡的许多方案,探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道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是萌发这个时期,是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过程中关心国事、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表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总体认识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以推翻现存政权,实行革命救国,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中,宣传最得力、影响最大、旗帜举得最高的就是民族主义。
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
民族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是与近代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欧美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时,为发动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欧美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民族独立”的旗帜,唾弃 “民族主义”的理论,成为对全世界后进民族的压迫者。在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派从西方借取已经被抛弃了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宣传革命,这是跟当时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形势密切相关的。它有社会、阶级和思想上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瓜分对象,使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卑躬屈膝,无耻叫嚷“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死心蹋的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孙中山认为,为了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机,“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1]1019 “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1]141。
(二)阶级基础
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阶级基础。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治上摆脱无权的地位,在思想上渴望解除传统封建的钳制,求得自由民主。他们不仅公开谴责清政府“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并且提出了“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等政治要求,这表明历史已把民族资产阶级推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要革命,借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口号和中国传统的“反满民族主义”语言来进行宣传鼓动,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民族觉醒日益提高。
(三)思想渊源
继承和发展华夏历史上的民族意识和吸收欧美、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是20世纪初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
孙中山在回顾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时提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1]916又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915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发展。
1.“先民所遗留者” 或“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孙中山所说的“先民”,是指华夏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并不是一律平等,而是形成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辩”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不可能不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2.“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指的是从西方借取“民族主义”思想,要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孙中山虽然痛恨西方侵略者,但是为了摆脱民族危亡,他竭力从欧美吸收进步思想。在孙中山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他曾长期生活在外国,孙中山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当他了解了美国民族自离英独立以来,高飞突进,便生仰慕之。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理论。
3.改良“民族主义”的缺点
改良“民族主义”的缺点就是排除反满种族主义情绪,“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2]。
总之,孙中山对于中外两个方面民族主义思想的承袭和吸收,不是单纯地照搬,而是把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思想和中国人民反压迫的优良革命传统融会贯通,成为孙中山自己所特有的一种思想体系。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综观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萌发和形成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期阶段
1.兴中会成立之前,孙中山民族思想酝酿产生
当时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主要是出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1893年冬天,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尤列等人,在讨论建立革命团体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华夏”的口号。称满人为“鞑虏”,把清朝入主中原说成是中国的“亡国”,反映了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对孙中山的某些影响。
2.兴中会成立至同盟会产生之前,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初步确立
孙中山这时已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的藩篱。1894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国”遂被定为入会的秘密誓词。1895年,香港兴中会誓词改称“恢复中华”。1900年,孙中山明确提出要在政治上“努力以颠覆北京政府”,“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初步确立。这一阶段,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排满”,主要目的是造成革命舆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推翻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做充分准备。
(二)第二阶段:旧民族主义思想发展阶段
时间是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24年国共合作以前。这是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向新的民族主义思想过渡的阶段。
1905年,同盟会成立。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革命宗旨定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并在《民报》发刊词中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样,就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
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此后,民族主义用民权、民生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以动员人民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战斗口号和奋斗目标。
这一阶段,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由“排满”到“反清”
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3]。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其民族主义思想名曰“反满”,实为“反清”。
“排满”和“反清”,从民族思想的发展程度来说差异是很大的。“排满”是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很浓厚的口号,而“反清”就具有明确的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阶级压迫的意义。反清,实际上是反对清朝少数统治者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压迫、剥削和蹂躏,反对他们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统治。
2.把“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列为民族主义的内容
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提出了“五个统一”的内政方针,并且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贯彻到政权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上,提出了“民族之统一”的方针。后来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4]220,将民族平等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与此同时,孙中上还渴望民族团结,他衷心希望“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 [4]440。
“五族共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民族主义内容,使民族主义具有新的生命力。孙中山能提出和接受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政权,这不仅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压迫和歧视的反动观念对人民思想的束缚,而且是近代中国民族平等思想的一大进步。
(三)第三阶段: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阶段
这段时间大体上从1923年国共合作筹备时期开始到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成熟的光辉标志是增添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5]591 。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这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了,将民族主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具体来说,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以下新的内容及改变:
1.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由对帝国主义的失望、不满,发展到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纲领。辛亥革命前后的斗争实践,使孙中山的头脑更加清醒:不反对帝国主义,也就不能很好地反对和根除封建主义。苏联十月革命的启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使孙中山明确了这一观念。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有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591孙中山把革命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比起旧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2.由民族共和到民族自决
1920年,孙中山主动否定了带有大汉族主义味道的“五族共和”的主张,认为它“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这以后,他把民族主义又注入了新内容,提出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1924年4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主张:“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4]601民族自决的原则,主要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592
3.联合被压迫民族,支持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对待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民族独立、平等,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支持弱小民族。他说:“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是被压迫的活受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6]他在其著名《遗嘱》中,更是集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和思想:“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994孙中山这时候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开阔发展到世界受压迫民族,或者“平等待我之民族”,纳入了世界的范围。无论从认识的深度上,还是其广度上,都表现出巨大的进步。
三、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革命和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富强的时代主题,因此,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唤醒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
首先,孙中山把反满民族革命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民权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给民族主义赋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孙中山曾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7]总之,孙中山进行的民族革命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穷凶极恶的满洲政府,还我主权。但“还我主权”并不是要恢复汉族统治,而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让国民平等地行使国家政权。
其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现实革命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民族主义不仅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战斗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情。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号召革命,不仅把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反清方向上来,而且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吴玉章同志对此作过如下评述: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风暴主要是这样鼓动起来的” [8]。
当然,如前所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旧民族主义时期的“反满”口号带有较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辛亥革命后虽然曾提出过民族平等的口号,但最初也只是局限在“五族”范围之内;新民族主义时期虽然明确提出“反帝”口号,但同时又主张民族自决和“民族同化”等等。不过,笔者认为瑕不掩瑜,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来转变自己的思想,从而达到扬弃的效果。对此,列宁在评价孙中山思想时,指出他的思想具有这样的气质:“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9]。
四、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的一些思考
近几年来,由于世界局势的演变,民族主义又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正确评价民族主义,如何处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利益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
通过以上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民族的深沉意识,它是维系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精神纽带,具有不可抹杀的对内和对外两重意义。但我们要谨防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有分离的倾向,属于一种封闭、自我阻隔、激化仇外情绪的意识,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孤立起来是不行的,它必须与全世界联系,充分利用全世界人民的文明财富。我们要坚持民族主义,但是,这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以建设与变革本民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排斥和凌辱他民族为目的的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胡汉民.总理全集:第1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胡汉民.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5.
[3]孙中山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4-75.
[4]孙中山选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97.
[7]孙中山全集:卷1.[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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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列宁全集.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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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中国革命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排除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另外,如何评价革命和改良,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对于革命,改良的得与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改良;论战;民主革命;封建清王朝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走资本主义道路,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论战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 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 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 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他们指出,那些 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等言论,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 ;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双方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也展开了争论。 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认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是“现社会一
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革命派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 革命派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他们轻信列强不会干涉中国革命;他们并不想发动群众从根本上废除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首先,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因此,革命形势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近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
维新变法与洋务运动相比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但是它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使之必然会失败。经过前后两次的改革,说明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许可能比较的勉强。但后来的清统治者实行的“新政”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纵使是清王朝为挽救自己的统治所做的无用改革,依旧不能改变清朝的统治结束的结局。
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也没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和了解到,当时的根本病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相适应。改良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力的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他只能做到在一定范围内调解,但是当时社会,在调和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改良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在那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维渗透到当时的社会当中。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而革命则是彻底的打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很多封建残留的腐朽文化至今还有。但是革命也是有弊的。就是在跟命中我国丧失了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净化文化,使之没有很好的传承。以至于中国像在国美的思想根基的混乱。以至受外来文化腐蚀的程度如此之大,都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其实看待两者的地位作用,都不能太片面的否定全部或肯定全部。要实事求是且辩证的看待。改良造成了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根基.革命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让民主思想更深入人心,没有改良就不可能革命,要革命就应先改良,改良为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历史证明,在旧的中国社会里,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那时的国家从根本上是腐朽的,尤其是在其统治阶级中的腐败最为严重!康有为的改良没有成功、梁启超的改良同样不会成功,因为他们都试图保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这对当时倍受压迫、但已经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民来讲,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同时,清王朝为其自身考虑,也不会接受其他阶级浸透于他的统治之中;在和平的方式下,洋人们同样不会接受一个“不听话”的统治阶级!所以,那时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历史告诉我们,妥协是没有用的,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一心想要把整个中国做为他们众多殖民地之一的列强们是可笑的.所以,真正为我们带来现在美好生活的,正是溶入中国人血脉里的革命精神!
这说明,近代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人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西方列强民众的思想,而且,我认为暴力革命对旧制度的打扫更为彻底。近代中国想要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尽可能的派出旧制度的影响,所以,暴力革命对于中国更有利。
另外一点,伟人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人民的选择和现状。近代中国是需要革命的,试想当年,饿殍千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和平改良已经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历史的实践也向我们指出,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才会创建一个崭新的中国。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达到从实质上改变生产关系、推动当时的社会向前发展的目的。
太平天国运动 民主革命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即“以反封建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反封建为目的的革命吗?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恐怕不然。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它可以看作是农民阶级反抗清政府压迫的起义,但在定都天京后,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其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倒不如说它是在构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一、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废除封建经济关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天朝田亩制度》 ,提出了按人口的多寡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首先,这种类似于井田制的改革方案,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商业,取消城市只是把生产力禁锢在封建时代的水平上”,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次,“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可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经济根源与其经济主张是相悖的。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只能是农民阶级脱离实际的空想,根本无法实施。不久,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洪秀全宣布农民必须照旧交粮纳税,事实上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天京事变后,洪仁玕辗转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开办学校、报纸等效仿西方的改革措施。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可惜困于当时的条件,也未能付诸实施。
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突显了封建等级关系
太平天国自永安建制开始封王拜相,直至这个农民政权的灭亡,册封的王达到2700多个。“它为了维护王和家族的既得利益,还非常讲究王爵的等级制,所以即使后期广封王爵,裂土分疆,仍是据家族宗族血缘圈、准血缘圈来划定尊卑高下的”。太平天国不仅王爵是世袭的,所有的职官也是父子世袭,这实际上就是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翻版。
“每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就是强化世袭制、等级制的天国法律,它再现了嫡长子的合法继承地位。”太平天国政权为强化等级制度,从玺印、朝仪、衣冠、仪卫舆马、称呼等方面着手,设计出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轿夫四人而止。”对称呼的规定更是细致具体、繁琐无聊,如:“贵岳母与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等职,譬如,七千岁贵岳母见九千岁贵岳母,则称东贵亲嫂;又譬如,七千岁贵岳母会六千岁五千岁贵岳终,则称北贵亲婶、翼贵亲婶,如此则为嫂婶相称也。国岳母与九千岁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贵岳母会见八千岁贵岳母两相称,自因其长次,同称亲家嫂、亲家婶也。”看上去虽眼花缭乱,但体现的是等级差别。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农民领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比之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网罗人才,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就开始了开科取士,并且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或许是自身多次应举不中的原因,洪秀全将3年一次的乡试改为一年4次京试,此举可谓惊人。考试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四书五经变为上帝教教义。“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最为失策,它几乎拒绝了所有知识分子”,考试内容的改革成为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虽然是对科举制的改革,但这种“新科举”完全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即使体现了“参考权平等”的原则,那也只不过是政治的点缀而已。太平天国宣扬“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帘一家”“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的平等思想。但事实上,官员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男女之间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强调男权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太平天国家族宗族圈里的政治女性,也只是天王和诸王等高级官员的属员,如东王府的女丞相,女营的女军帅、女师帅,在官阶前冠以女字,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不平等,何况,天国女官没有独立的主体人格。”平等对太平天国而言,只是自欺欺人的幻局。
三、拜上帝会只是太平天国的工具
洪秀全起义的动机,据说是源于马礼逊所著的《新约圣书》 。在接触了____思想之后,洪秀全加入了朱九畴创立的上帝会,而上帝会是一个图谋反清复明的组织。后来,洪秀全就以拜上帝教的名义来组织农民。“太平天国的宗教,既不是纯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纯粹的耶稣教,各取其所长,更羼以中国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然而,这个新宗教是能为洪秀全所用的宗教。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主要是利用宗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洪秀全称耶和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诡称自己为上帝的次子,从而确立了洪秀全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拜上帝会也沦为天平天国领袖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杨秀清和洪秀全之间就多次上演“借尸还魂”的闹剧。
为了维护自己所炮制的宗教,他们甚至对中国的一些民俗加以否定。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洪秀全“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洪秀全之所以横扫一切的“神”,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神”。洪秀全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否定。后期,洪秀全看到拜上帝教不足以支撑其政权,于是则要求“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即蒙真圣主御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可见,拜上帝教实在只是个牢笼愚民的工具罢了,而蕴含其中的西方民主精神早已被舍弃。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封建的主张,但较多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延续。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更趋向于旧式农民战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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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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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①,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②。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总理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总理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③。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⑤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作者分别为线状书局第一编辑部主任,克莱姆森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注释
①②③④蒋介石:“致国民会议开幕词”,见《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纪事》转引自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2、573页。
⑤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页。
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83~1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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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一切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牺牲的烈士都永垂不朽,一切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高峰,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得不仓促地走上历史舞台,勇敢地领导了救亡运动——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但这些斗争都没有避免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
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
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
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激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成熟,革命派的力量十分软弱,不能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未能把政权巩固起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革命以失败告终。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产了。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首先从辛亥歌名的历史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2,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3,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4,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其次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三点
1.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2.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3.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 。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 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 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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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闻一:《泣血惊魂:辛亥革命新津侯宝斋》,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29、152、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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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近代史中,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伟大的领导者,也是我国杰出的军事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孙中山,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1866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他后来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名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伟人,是因为其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弃医从政,走上救国之路
孙中山早年曾人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先后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等地上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眼界大开。21岁时,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五年后以全校最优的成绩毕业。随后,他先后在澳门和广州等地行医。这时,他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便“借医术为人世之媒”,联络有志改造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求救国的途径,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上书给清政府要员李鸿章,提出自己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系统主张。但是,他既没有得到答复,也没能见到李鸿章。孙中山意识到,通过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是行不通的。
创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上书受挫使孙中山毅然抛弃改良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他来到檀香山,开始在当地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于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他明确指出兴中会的宗旨是“振兴中华”,并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兴中会的建立标志孙中山开始踏上民主革命道路。第二年,他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有人告密,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失败了,遭到通缉的孙中山从此开始丁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
1905年8月,孙中山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于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他亲自制订章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政纲。不久,他又把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政纲比兴中会纲领有了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纲领。尽管同盟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缺陷,但是,它的建立以及革命纲领的提出,还是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领导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同盟会建立以后,一方面,在思想上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另一方面,策划、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因为缺乏群众基础和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听到消息后,取道欧洲于年底回到国内。经宣布独立的17省代表投票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宣誓就职,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宣告诞生。同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法令。1912年3月,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成文法。它的基本精神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用法律形式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赋予国民自由权利,这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仅仅三个月时间,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于1912年4月1日宣布辞职,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给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从此,共和制度名存实亡。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过暴力方式,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这是一个伟大创举,也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为争取国富民强而奋斗,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认为,中国发展的政治障碍已经扫除,三民主义中的两个主义已经实现,接下来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民生主义了。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就是发展实业,孙中山对此满怀信心。他把实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交通运输业上,尤其是铁路建设方面。他还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到处发表演讲,表示自己计划在十年之内,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早日富强。
袁世凯在接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要忠于共和。但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很快便撕下了民主共和的伪装,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1913年3月,袁世凯在上海制造血案,派人刺杀了主张议会政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宋教仁。随后,又与西方财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用来购买军械,扩大军队,准备镇压革命力量。
1913残酷的事实使孙中山等革命派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再次举起斗争旗帜。
年7月,孙中山组织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此,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袁护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把持中央政权,不仅出卖国家主权,还拒绝恢复象征民主共和制度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反对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维护《临时约法》,孙中山于1917年发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并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他担任大元帅。由于遭到滇、桂军阀的排挤,护法运动很快失败。但是,孙中山没有气馁,继续探索中国的出路。1920年底,他返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两年后,由于陈炯明发动叛乱,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孙中山的思想转变,促成国共合作捍卫共和斗争的屡屡失败,给孙中山带来极大困惑。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中国共产党给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以真诚帮助。第二次护法失败以后,孙中山避居上海,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多次与他接触,说明中共主张,商讨合作事宜。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是革命的坚定力量。孙中山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适时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转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的博爱,即“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这种博爱不仅表现在他的宽容广大的胸怀,而且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道德。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是他的精神遗产中的瑰宝,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炎黄子孙神圣的历史使命,也成为我们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追求和责任。孙中山明确指出,谋求国家统一只有用兵力去征服和用文治去感化这两种道路,也就是只有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式,但他主张国家统一最好采用和平方式。
1923年1月,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中说:“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并且孙中山明确指出,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召开一个国民会议。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尽管孙中山也有种种缺点,但是,作为站在时代潮流前面,领导中国人民结束旧时代、开拓新时代的伟大革命家,他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之所以将孙中山先生称为一个伟人,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和平统一的国父,平等博爱的表率,民主共和的先驱。
摘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1866年11月12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1895年2月21号,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总会。1905年8月,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并确定革命政纲,创立《民报》。1911年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成功, 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1917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享年58岁。
关键词:孙中山;民主共和;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
我从小就笼罩在亲爱的伟人孙中山先生的“阴影”下长大,我知道周围的路叫兴中道、中山路、孙文路、逸仙路、博爱路、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有医院叫博爱医院,甚至连体育馆体育场都叫做兴中体育馆兴中体育场。从小到大所有学校春游秋游必去地点是孙文公园和孙中山故居。印象中还保留着小时候在那个高大的孙中山铜像前面献过花鞠躬的场。,也记得小时候妈妈指着那座两层红色小洋房说那是孙中山的哥哥从檀香山(夏威夷)寄钱回来起的。所以我这次写的仍然是我引以为傲的他------孙中山。 还记得历史书上是这样描绘的“120多年前,即19世纪的6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在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王朝的抬枪刀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联合残杀着我国同胞。一场轰轰烈烈,坚持了10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绞杀了。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美丽贫困的翠亨村里,全村7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穷苦生活。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 月初六日)的子夜,绵延不断、终年葱绿的五桂山还未苏醒,和天一色的大海还在沉睡,而翠亨村村头已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越晃越亮,原来是53岁的农民孙达成在村头巡更。“哇哇哇„„”透出灯光的小茅屋内传出了婴儿降世的啼哭。这位刚诞生的婴儿,就是40年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倾覆清王朝统治,在东方古国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孙中山”。下面就让我来详细介绍这位伟人。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名逸仙。香山县(现中山)在富饶秀丽的珠江三角洲南部,北通广州,南达港澳,交通十分便利。这里是最早遭受西方殖民者侵扰的地区,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林则徐曾亲自领兵驻扎香山县;关天培在香山县辖属的磨刀洋痛击英国军舰;香山县有不少群众参加过太平军;就在孙中山诞生的前两年,这里发生了袁亚兴领导的反清暴动。这块“现代思潮汇注之区”,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78年,孙中山随母亲到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并在当地学校就读。这次出国开阔了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积极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1894年初,孙中山满怀激情北上投书掌握中国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提出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实行改革,使国家达到独立富强的目的。可让孙中山意想不到的是上书遭拒,再加上受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的刺激,孙中山开始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在那里定下了兴中会的主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900年10月,孙中山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尽管屡次革命的失败,但孙中山却从未放弃,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而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孙中山的思想也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具有民主化趋势。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然而上天似乎又再一次考验孙中山。
虽然革命是成功了,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2年9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孙文越飞宣言》。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他在主持广东军政的同时,继续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悲痛。
耳边似乎响起了孙中山在临终前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话语。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最伟大之处,是一直坚持把武力推翻清廷当成头等重要的任务,毕生为之奋斗。或许他的一生是曲折的,然而他却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作为一个中山人的我,更从心里为他自豪。
参考文献
[1]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2] 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摘 要: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再到“反帝”这样几个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问题仍然严峻的今天,同样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思想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这场20世纪初的伟大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门。孙中山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对革命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其中民族主义不仅是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今天,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国内外的民族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民族和谐发展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提炼而最终形成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反满”到“五族共和”、建立统一多民族的独立民主国家的过程。
受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熏陶、帝国主义入侵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共同影响,孙中山早在香港读书期间就开始为革命做准备。他经常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鼓吹革命,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还有革命理想的人交往密切。离开香港去澳门、广州从医后,孙中山一方面与郑士良等人联络会党,争取和发展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深入京津等地正式开展他的革命行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限于战争无暇他顾,孙中山认为可利用这个时机展开行动。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口号的提出,可视为孙中山旧民族主义思想早期的主要内容和基目标,我们通常以“反满”加以概括。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斗争要求却没有对准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与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念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密切相关。
到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随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政治上明确坚持国家统一思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口号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中国”到“中华”之称的细微变化,隐含了孙中山在“反满”问题上的根本转变。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①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其民族主义思想名为“反满”,实为“反清”。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被推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满清政府被推翻,“反满”任务已经完成,此时面对蒙、藏宣布独立,东北、新疆被日俄控制的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问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顺应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其侧重点从“反满”进入到了要求民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主张,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平等。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曾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③将民族平等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孙中山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着一定的先进性。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这时的孙中山全力倾注于反军阀的护法斗争,但仍未找
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曾经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的孙中山在经历了陈炯明叛变后,痛定思痛,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从而将其民族主义旗帜转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他再次强调了辛亥革命后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在。他说:“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④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将民族主义旗帜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 会议上,他对民族主义做了新的阐释,他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⑤对外“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尚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 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 发展之肯能。其在劳动界,尚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对内“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 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⑥这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将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政治性、曲折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特点,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 社会作用。在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民族革命的方向最终没有滑向民族屠杀的悲剧,五大民族平等参政的观念得到了体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囿于各种限制,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即: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没能提出通过消灭剥削制度来消除民族压迫的科学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将其否定,应当看到其主流还是科学、进步的。在民族问题仍然存在的今天,诚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应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以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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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25页.
?[2]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38页.
?[3]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20页.
?[4]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94页.
?[5]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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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与现实批判之间的价值关系,将为我们全面而系统地理解当代哲学自我革命的理论背景、根本旨趣和当代意义,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察视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质及对其研究方法的反思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不仅在于它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超越,而且更在于它有一种否定自身的革命精神包含在其理论体系中。也正是由于这一革命性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不断的紧跟时代步伐,做到自我创新;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和具体的科学不断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却没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的产生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面貌以及其内部存在的根本矛盾,从而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构成马克思主义内容三方面都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焕发生机,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应与时俱进。在跟进时代步伐的节奏时,值得提到的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要想与时俱进,首先应是从哲学这里开始。因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通观全局的指导思想,只有作为指导思想的哲学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理论思想才能不断创新与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就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变革,也正是由于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不断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紧跟时代的脚步,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秀成分,促使自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在当下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也成为当下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重大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和理性再造的实践活动
历史上的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而一切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又都会引起一场划时代的社会革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19世纪4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它的创立是人类思维运动走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哲学革命的完成者。这场具有非凡意义的思想革命, 实现了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使之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上抑或在研究主题与基本对象上、无论在其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上抑或在其现实功能与根本使命上, 处处都张扬着有别于以往任何旧哲学、旧思想的一种革命性姿态。从其精神指向上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像以往哲学那样,一味单一地、死板地描述世界和解释世界, 而是倡导人们去改变世界和创造世界。它强调:现实生活的人们需要用一种革命性的态度和精神去面对各种理性前提和现实生活世界, 反对只在纯粹的思想领域进行的所谓改变意识或是变革。“认为那些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革命词句, 实质上连现存世界的一根毫毛都不曾触动, 相反, 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以往的哲学家都只是在探讨怎样认识世界,但重要的改变世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否定性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旧哲学的颠覆具有彻底性与毁灭性。 不仅终结了它的理性前提和现实基础,而且还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现存世界不能从心灵出发进行抽象,因为从心灵出发解释虽然是对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高扬,但是却不能正确的揭示世界原本的面貌; 也不能从客体出发进行纯直观式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直观,而要对现象进行理性沉淀。它认为对于世界,更重要的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进行实践性的理解。换言之,就是要从人与外在世界的否定性关系上去进行革命性的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不是一开始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样子,它既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也永恒地处在革命性的变革实践中。这就要求我们对它在肯定性的理解中又作否定性的理解, 实质上就是将之置放于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作暂时性的理解, 这种理解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革命立场。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正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当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仍然存在某些不当之处。基于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内涵的分析,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重新反思仍是有必要的。本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符合其自身特质的要求,而其内在的革命性要求我们对其研究的方法应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跨学科的对话与整合,即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与其它学科展开充分的交叉融合,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必将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各类学科发展的不可逆的整体趋势。例如:代表学者衣俊卿认为有必要“建立起哲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同盟和有机联系” [3];而孙麾则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哲学完整的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应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跨学科整合和对话的原因,明白其原因,我们就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可行的方法。
(一) 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本人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来找寻答案。第一,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对以往传统哲学的超越,主要是把具体科学及人类的时代精华包含了自身体系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会引发一场哲学革命是因为自身所包含的“文化逻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纯粹哲学,而是时代文化精神的精华。正因为其自身拥有一种文化逻辑,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完全是“纯哲学”的( 特别是在哲学的传统意义上),而应该是跨学科。就现实状况而言,按照学科分类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被划入到任何一门“一级学科”里面。它自身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也自身也包含其中,然而,这些所谓的“一级学科”并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更为遗憾地是,无法被“一级学科”包含旗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划入了哲学、法学等“二级学科”的门下。直到2005 年,教育部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一个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才得以成立。因此,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特质而言,对其研究就应该也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且此方法应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
第二,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上述研究方法并未给予重视。比如“回到文本”、“以西解马”等研究方法,这样的思路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区域进行研究,并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跨学科融合的目的。不仅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遭受到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阻碍。我们可以先不讨论产生这种阻碍的原因是什么,但如果任由这种矛盾长期存在,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然是不利的,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整合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趋势,那我们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二)展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和谐关系,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吸收和借鉴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和重大优秀理论成果。具体说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实现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整合,同时更要必须汲取和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加入到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中,这样才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创造。然而,当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却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学者们都局限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对当下自然学科的重大成果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这样的现状,使得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精神难上加难。因此,当下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行式进行相应革新,就应该在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不断增强吸收和借鉴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重大优秀理论成果。
第二,对于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跳出中国哲学的藩篱站在中国以外的角度去审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已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正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过多的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学科力量,甚至把中国文化放置在世界文化的中心位置。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中国化的途径中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化根基和土壤,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过多的倚重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使得对其的研究所吸收的学科仅限于中国传统哲学一家。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都将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借助的学科领域基本上限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和具体的自然科学。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应该先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身处全球化的中国当代现实紧密结合。当然,这样的结合并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二者不能混淆。
对于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讲述。
第一,跨学科整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使其成为当下时代的精神精华。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以当下日趋扩大化的全球化作为时代语境,对于当今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和解答。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牢牢抓住所处时代的问题主题,这样的哲学早晚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带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革命性质赋予了其自身能紧跟时代步伐。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具体科学的现实成果,对其成果加以扬弃,才能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我国已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提升和创新。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有很多,比如“问题式研究”,其主张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对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解答和攻克,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而当代知识文化的积淀和具体科学的重大突破,也为在二者之间的联系搭起了一个重要的桥梁。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在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中全面渗透,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名副其实地时代精神的精华。
综上所述,在时代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各个学科相互整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讲:“唯物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自己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针,更应做到与时俱进,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必然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哲学山峰上永远屹立在最高处,散发着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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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爆发的。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有力支援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成立了民族军,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为新疆的解放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 “苏联与三区革命”是近50年来中苏关系史中的研究热门。由于档案文件的禁锢,许多疑团没有解开。例如,苏联为什么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就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苏联在三区革命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支持军事进攻,力主和平谈判和指挥战略撤退三个步骤。从外在的现象,亦即国际外交的角度看,很好解释,那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导致的合理结果。但同样,为什么就在签订同一个条约时,苏联却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而对新疆却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当时民族军拿下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本文仅就中亚的民族因素对苏联的对新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粗略的分析,认定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为将上述苏联务实政策讲情楚,对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文章所使用的核心资料主要是已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__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的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其三是封建阶层的,主要以艾力汗吐烈、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4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__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
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
三区革命旧址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__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__省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调停伊宁事件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注释:
1 1945年8月14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1329页。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32-a, 第299箧,案卷11,第1---18张。
3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6 A.A.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2卷,莫斯科,1974年,第19页。
7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1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 ,第3---4张。
1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 ,第2张。
1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 ,第4张。
1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1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 ,第123---124张。
1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17 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__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1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1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2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2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2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23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29---30张。
26 M.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l, p.237-238. 转引自: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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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全文如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稳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也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然而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彻底从世界文明、国际政治体系的中心滑脱到世界格局的底端,被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饱受压迫与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代理人”的清政府仍做着他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黄粱美梦,继续实行昏聩的统治,不断盘剥、侵蚀中国的广大民众。面对这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交错复杂的社会现实,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廷无疑成为人么内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荡涤着整个时代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解放观念与西方思想理论在这片摇摇欲坠的土地上发生强烈的撞击。
基于这样的国情与世情,为挽救民族危亡,关于解决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问题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研究探讨内容。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较于改良维新派依托于统治者陈旧落后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方式,孙中山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理论进一步熔铸成为三民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189为昏昏欲睡、一蹶不振的社会带来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动力与曙光,其民族主义不仅在实践中具有革命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与完善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理论。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交融复合而成的理论体系与学说,其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近代革命形势与革命实践不断成长、变化和完善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讲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然而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留洋经历,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烙印,内化到其思想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仍在其学说中窥见一斑,尤其在革命初期体现明显。
(一)“夷夏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
“处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核心的‘华夷之辨’因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局面而基本处于隐含状态,只有在面临少数民族威胁汉族政权、华夏文化正统地位时才会脱离隐含状态而凸现出来。”〔2〕32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元朝与清朝统治时期,汉民族被蛮夷民族所统治与压迫,汉民族的正统文化受到蛮族文化的威胁与挑战,“夷夏之辨”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强调汉族在各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宣传汉族文化的先进性与文明性,一些知识分子高举“华夷大防”的旗帜,期待以此来恢复汉族的中心地位。在清朝末期,国家面临帝国主义欺凌,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之下,“华夷之辨”又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众中广泛流传。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在革命初期高举“反满”大旗,在兴中会成立之日起便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的口号,“驱除鞑虏”明确的体现出其反对清政府统治,驱除满族的思想。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明确的“反满”倾向,受到了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深刻影响,恢复汉族在政治领域及文化领域的核心优越地位,力主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这一点在革命初期革命派主张建立十八个汉族省的中华民国想法中便可见一斑。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论述过程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民族主义会灭亡最大的原因归结为被异族征服。
虽然这种反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这一想法与主张也是切合中国社会现实情势应运而生,在革命初期,向受几千年封建压迫与统治的社会大众宣传民主与革命的理念必然是在思想与情感上都很难接受的。然而,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的不断觉醒,适时的明确提出“反清反满”的口号能更好的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点燃革命热情,为实现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国家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以血缘关系位为核心的家族与宗族观念
从古至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一直贯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家本位思想浓厚。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便论述到“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1〕 185他充分认识到家族与宗族主义民众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中国人的团结力还没有涉及到国族。正因为家族与宗族观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因此孙中山意识到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在提高民族意识、恢复民族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相较于西方的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在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孙中山以传统宗族为连结体,实现家族、宗族向国族的国度;将传统的宗族与家族主义作为凝结整个民族的重要力量与手段,以此来树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建立民族主义。 (三)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孙中山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并将其恰切的融入其民族主义学说之中,来恢复民族地位、指导革命实践。古代先贤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的道德伦理;“兼爱”“修身、治国、平天下”与“大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得到较好的扬弃,丰富了其民族主义学说。
孙中山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在新旧潮流融合撞击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被保留与继承下来。“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 244孙中山强调修身、齐家,只有“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 250他认为要唤醒民族意识、恢复民族地位,提高国民的个人素质是必由之路。
革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自身阶级性与妥协性,民族主义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持有暧昧不明的态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认识的不断提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善,从早期极端的“反满”倾向、大汉族主义倾向中逐渐抽离,提出“五族共和论”, 主张建立大一统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并且孙中山也不断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再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反帝”主张,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一些年轻人受西方世界主义影响、抵触民族主义的情势下,提出要发达世界主义必先巩固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肩负着“济弱扶倾”的使命,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平等与解放才是真正的“大同之世”。因此民族主义有其重要作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将中国纳入到建立世界主义的核心位置中去。
(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总是结构性的交互影响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进行压迫、经济上进行压榨的同时,也将其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到我国,中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受着西方思想理论的熏染。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转折时期,对于民族理论的探讨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在吸收本国民族观念的同时,将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整合,探索适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留学日本以及在西方各国家进行演说期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也或多或少的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发端于西方国家,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与完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必然产物。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产生条件、民族政权等问题有深刻的论述,这些理论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中也有广泛的体现。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五个要素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强调“一族一国”。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便是“一族一国”。孙中山在早期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强调汉族中心,主张民族同化,在面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上,强调汉族文化的由于地位,主张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以实现“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
(二)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
孙中山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极为推崇的,并将其贯穿到其三民主义学说的论述与阐述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孙中山运用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阐述民族兴亡、论证民族革命。
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民族兴亡源于天然淘汰,由于这种天然淘汰力的作用,一些民族生存下来,而一些民族则从人类中绝迹了。“但在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1〕 197这种人为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立下主要是指政治力与经济力。“照自然力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1〕 217孙中山主张面对帝国主义三种力量的共同压迫,更要树立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地位,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共和。
(三)民族自决思想
从革命初期狭隘的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反满”革命到辛亥革命后期明确的提出“反帝”,从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随着革命形势、自身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日臻成熟与完善。
在民族主义的第四讲中孙中山接受并赞扬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人脱离了了白种,不赞成白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想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1〕孙中山在革命后期逐渐走出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实现本民族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来“济弱扶倾”实现“大亚洲主义”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全世界民族平等、独立、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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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严整的体系:思想现代化是其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其双轮和两翼,而政经现代化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众长之和的集成有高低之分,从而使现代化具有多种层次。一般地说,“集大成”可称之为专业现代化。相应地,“集小成”可称之为基础现代化。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集中成”,可称之为专业基础现代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全文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认识的问题。
自从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个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不时掀起波澜。
阵阵喧闹已渐远去,唯有问题兀自留下。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国人若不对这个关系到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交上自己的答卷,将何以向祖先交待、向历史交待、向世界交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因此之故,在历次文化讨论(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化讨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最近杜维明教授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已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很有启发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个命题入手,对有关问题略加省察,庶几可为引玉之砖乎?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发生于西方,蔓延于全球,目前仍在进行的现代化。
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称作现代。所以,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化的过程,都是现代化过程。
如果可以把人类文化分为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不管那一方面的更新,只要发展到足以促成新旧范式的转化,都可看作现代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即知识系统的现代化往往引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同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也往往引起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造成的。由于世界是异常复杂的,加之每个个体和社会的经验、知识构成、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社会也不可能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认识和体会所得社会化,并足以改变某一文化范式时,现代化就发生了。
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当然不是说用新的因素去完全代替和更换旧的因素,而是用新的因素去补充和更新旧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
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从发生机制看,学者们一般把现代化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在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当另一社会将这种新质引入本社会,并导致本社会范式的转化。
就狭义的现代化而言,的确可分为这两种类型。但如果考虑到广义的现代化,我想应该再加上第三种类型,即文化融合型。
有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文化并没有产生新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的文化发生融合,从而导致相关社会范式的更新,这也是一种现代化。所谓文化融合,意味着某一社会吸收了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所吸收的文化对于本社会来说是新的,足以改变本社会范式的更新。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化融合型现代化。在历史上这种例证不胜枚举,而各种由民族融合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外源型现代化也是一种文化融合,只不过它所引入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文化而已。
从范围和规模看,现代化可分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地区性现代化指发生在世界某一地区的现代化,如上文提到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也是一种地区性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才算大致完成。当时华夏文化较为发达,四夷文化相对落后,因而对于四夷地区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可把这一时期称为华夏化时代。
在历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第二次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1]。第三次就是下文将专门讨论的狭义现代化[2]。
从涉及的领域看,现代化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三次世界性现代化就属这种情况。后者只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主要是思想领域的事情。
所有广义的现代化都可以为狭义的现代化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探讨广义现代化的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现代性这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似乎在寻找现代性的确切含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文化特征或特性,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形成与实现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现代性也不断实现、不断变化。而某种典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便呈现为现代化的某个阶段。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当新的现代性形成以后,以往的现代性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逐渐进入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新传统,尽管这种新传统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旧传统。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完全对立的吗?
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现代性当然不同于传统性,因而二者当然是对立的。
这是一种错觉。
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就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识系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要以传统知识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识被以不同方式运用到新的知识系统中,在新的知识系统中复活了。因而,在现代性中我们总可发现传统的影子。
就价值系统而言,我以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基本价值就已经确立。在其后各个时期的价值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到新的价值体系中,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是经常注意到这种现象吗?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东西,一查古典,原来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就是这个缘故。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人类那个辉煌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代化中,它们往往要改头换面,采用现代的形式,即所谓新瓶装旧酒。有些传统,还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运用到传统中。
就这样,传统性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为现代性。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即化传统为现代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我们毋宁说,现代性就是传统性。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对立起来,主要由于这种传统性被遮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这种关系,我们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新质的产生或引进。这些新质好象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就传统而言,有些方面被摒弃,也有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令新质相形见绌。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代性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准此,那些引起现代化的新质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现代性中包含着传统性,而传统性中亦孕含着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关系。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各个层面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又导致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知识系统产生了更多的新质,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是多变的、跳跃的;相反,价值系统,特别是其实质内容,则继承了更多的旧有因素,所以它的发展表现出更明显的恒常性和稳定性。
如果按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分类法,也许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轴心时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此后,它的发展虽然时有起伏,但一直没有达到轴心时代的高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繁荣程度是绝后的。相反,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更新的,高潮迭起,且一浪高过一浪,当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后,又会被另一个高度所取代。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现代的物质文化繁荣的程度是空前的,但不可以说它是绝后的。至于制度文化的发展,则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
对于外源型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知识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所以,价值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同理,物质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
从现代化的结果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自发型现代化,其新旧因素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新质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面,在新的社会范式中,许多传统的东西以种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在外源型现代化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所铸造的新的社会范式中,新旧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的。旧文化被完全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了。新旧因素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____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混血儿。当时希腊文明是一种较发达的文明,上述地区将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融合起来,改变了其文明范式,形成一种希腊化文明。对于当地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已有文化对新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同化,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有之,如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吸收。如此等等。
当然,在这千差万别中,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越是深厚、强壮、发达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就占越大的比例,并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至于若干种文化势均力敌,那么它们之间的引进与融合,将立足于本社会的文化去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本社会的文化,仍为主导性文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同化掉。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新旧文化的因素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中与自己秉性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同化。
那么,如何理解狭义现代化即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仍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由新质的产生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
在三次世界性现代化中,前两次是各个文明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世界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事实上是和世界秩序的变动、调整交织在一起的。
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尽管如此划分世界文明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我也不同意将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但是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基本单位的见解,的确是极有眼力的。
我想,文明也正是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位。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由于这场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原因,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交叉进行的。
西方是这场现代化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对于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自发型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最早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些学者主张现代化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持后一种观点学者的头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进入传统领域。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则西方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即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性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风格与精神,而人文主义是其基本特征[4]。第二期为工业化时代,其现代性当然是工业文明。第三期即当代,或可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理解其现代性? 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三项内容。我想,工业文明仍应为现代性之一,只是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已。
这三个时期的现代性同西方传统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使这一古老传统“再生”。工业文明虽然起初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但仍离不开已往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于西方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我们仍可从西方传统中找到其根源。
亨廷顿教授曾把现代化之前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八条: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5]。看来,在三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遗产。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遗产。正如亨氏所说,西方传统文明中的各种代议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6]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斯·韦伯早已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过精彩论述。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传统中的商业文明恐怕也不无关系。
可见,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的传统性;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
不过,西方现阶段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有人说,世界(主要指西方)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当这整个变革过程结束以后,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态式以后,现代化才算完成,才会出现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现代化过程即将结束,或现代化即将完成。因此,所谓“后现代化”,那不过是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是新的现代性实现的过程。
那么,新的现代化阶段和新的现代性将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这个问题,只有置之于更广泛的现代化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问题要复杂得多。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属外源型现代化。
当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古老的土地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两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困扰着,一个是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思考着,争辩着,甚至斗争着,由此形成了种种观点。
关于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普遍的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到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亨廷顿教授在阐述了古典遗产、个人主义等八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后指出:“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至于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他总结出三个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7]亨氏尽管把西化和现代化毫不含糊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供出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的意见是,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不赞成西方文明的那些主要特征“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西方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现代性就是其传统性。换言之,一些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既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西方现代化之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全部过滤掉,仅就其现代性中的纯粹新质而言,在发生学上,它仍然是西方的。因此,西方以外社会的现代化,只要是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化过程。
不过,尽管这种西化就是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其他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即西化过程,仅仅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
当这个阶段结束以后,甚至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那便将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事实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那就是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我。对于一种较为强壮的文化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以至亨廷顿教授说:“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我以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
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由于各文明都有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所以,各个文明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文明的。它吸收其他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认同其他文明,取消自我。这就是说,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
然而,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文化,进行现代化,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知识系统,并不困难,因为那些东西拿来可用,一般不需刻意改造。
价值系统和引进和吸收要复杂得多。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排他性,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同样是必要的。
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一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相容的部分可直接拿来,不相容而有必要吸收的部分,则需要一番改造功夫。二是,对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现代相容的部分,可直接继承,虽有冲突但有必要继承的部分,则需加以整理,使之适合现代的形式。由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故传统价值系统的基本内容会保留下来的。
事实上,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如上所述,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来说,这一工作早已进行。而其他文明似乎刚从欧风美雨中觉醒,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照理说,世界现代化进程由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即西方以外的社会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转入各自传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转折被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一开始西方就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大门的,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严重阻碍了各文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次迟到的转折。
对于各文明的现代化来说,第一阶段,即吸收西方现代化阶段或西化阶段,是一种外部引进型现代化过程;而第二阶段,即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则是一种自发型现代化过程。当然,后一过程是由前一过程引起的。
当各大文明的传统充分现代化以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引进、相互吸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望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这种普世的现代性,是由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构成的。这便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四阶段。
尽管西方文明最早进行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存在吸收其他文明文化的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他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正可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
向其他文明学习,从中吸取新的智慧,是西方文明健康发展之道。很有可能,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的正确方向。这个转折,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由自发型转向外源型(对于引进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而言)或文化融合型(对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化而言)。
这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将把目标转向其他文明中那些古老的、尚未经受现代化洗礼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不过,当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都进入公共领域并形成普世的现代性以后,各个文明仍会保持各自的地方色彩,其情形类似于儒道之于中国文化。儒道分别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属地方文化,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它们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地方色彩。
以上所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入侵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明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明现代化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现象就是亨廷顿教授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西方的衰落”的悲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转折吻合了。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不管是世界现代化,还是世界新秩序,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奈何不得。
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
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
如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西、体、用四个范畴而展开的,并形成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等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为洋务派所倡导,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9]。所以,不必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需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己之不足。在中西或新旧关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现代化是十分有限的和片面的,只适合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其是其非,且留下文分解。
全盘西化是五四时期一批热血青年提出的。此派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主张在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豪言壮语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用以概括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李先生本人力主此说,并为之“新释”[10],成为此派在新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西体中用派是作为中体西用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针对后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斥,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其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11]这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是本,其他都是末。
对于中西体用的关系,严复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2]严复进一步指出,如果“西艺”是指科学技术,“则西艺实西政之本。”[13]
李泽厚先生自称,他的中体西用论,“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更为明确’,是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解释。”
我体会,李先生的“体”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把‘体’说成社会存在”:“‘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他的一个小标题“‘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对此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
第二层含义是导致这个“体”发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大工业:“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我提出的‘西体’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层含义是西学:“如果承认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如果承认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那么,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的存在的‘学’,它就应该为‘主’,为‘本’,为‘体’。这当然是近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先生一方面说包括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学”“不能够作为‘体’”,另一方面又把显然属于“学”的范畴的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似乎有一点逻辑混乱。
李先生对“中用”的解释也是全新的:“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看来,“用”即西学之“用”或中学之被“用”。
在这种西体中用的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有什么地位呢?严复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主张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用西学代替中学。康有为虽然没有从正面否定传统,甚至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其实质与严氏无异。
在这一点上,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用”是关键。“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如果“中学”被“西学”所“改换”,那等于说,中国传统只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完全失去了主体性。
这等于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消解了。对于这一点,李先生也没有掩饰:“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庞然大物,首先必需分析它、解构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继承和建设”。然而,依这种西体中用的模式去解构,中国传统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想,不过几块残砖断瓦而已,谈何继承与建设!
因此,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说而提出的,但其实质,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露骨的方式推翻传统,一个以温和的手段消解传统;一个欲将传统杀得片甲不留,一个欲在被解构的传统废墟中捡得几块残砖断瓦;一个激进,一个渐进。如此而已。因此,所谓西体中用派,确切地说,就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存在一个西化阶段,所以在特定时期,西化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象西化派,包括激进的西化派和温和的西化派所坚持的那样,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的总方针,那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语词问题。李先生对“体”、“用”的新解,新则新矣,义则未达。
在汉语语汇中,尽管人们对“体”、“用”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体”、“用”都是名词,前者为事物根源性的、主要的部分,后者为事物派生性的、次要的部分;二者相对而立,相互依存。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而李先生只把“体”当作名词,把“用”释作动词“运用”、“应用”,这就完取消了“体”、“用”的对应性,完全消解了二者作为一对范畴的意义。
所以,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说而提出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针对”性。洋务派的“体”、“用”是从汉语语汇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参见下文),而李先生的“体”、“用”是他自己生硬制造出来的,和汉语语汇中的“体”、“用”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一心想“改换”传统文化“遗传基因”的李先生,连“体”、“用”这对传统范畴的基本意义也“改换”了,其“改换”不可谓不彻底。
除了语词问题外,在思想上李先生的第一个失误是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衣食住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前者。在这一点上,李先生更接近于严复而与康有为有异(康氏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本,严氏主张“西艺实西政之本”)。他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
所谓社会存在,说到底,是人的存在。这也正是李先生讨论社会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李先生把社会存在、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或许这种分界线本来就有若干种,而不是唯一的。我想,如果依此来界定“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那就一定要抓住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样,问题非得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才可以讨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确是由猿过渡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人性论的范畴,那显然是过于肤浅了;而如果因之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则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混淆是非。
我很赞赏根据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来推究人类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思路。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孟子的论述最精彩、最有代表性。李先生说:“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李先生不赞成此种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如说“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作为一种知识,不可不辨。
衣食住行归根结蒂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以之为“体”的“根本”。孟子是怎么看生理本能的呢?针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论断,孟子连续反问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如果只把生理本能当作人性,那么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论,孟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反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不能据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就象不能根据白色把白羽、白雪和白玉三种事物区别开来一样。所以,生理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不能把它当作人性。
那么,什么是足以判别人禽的人的根本特性即人性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性;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即仁义礼智,即人的精神生活。
然而,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毕竟也有生理本能。精神生活和生理本能在人这种存在中的地位各是如何呢?孟子提出了其著名的“大体”、“小全”之说。赵岐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孟子章句》)朱子曰:“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章句集注》)综之,“大体”即心,即精神生活;“小体”即感官,即生理本能。
孟子认为,“大体”和“小体”的功能是不同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等感官不会“思”,故为物所蒙蔽,并会被物引向歧途。心是会“思”的。心之“思”的对象是什么?即“思则得之”的“之”字指什么?“思”是孟子的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其对象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应该如何处理“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呢?既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所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孟子进一步认为,对“大体”、“小体”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层次:“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些见解都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时下那些腰缠万贯而心灵空虚的人们,不就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吗?不就是“养小以失大”吗?
因此,“四端”、仁义礼智、精神生活,就是人之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就是“体”。这表明,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正是原始儒学的精髓。
不过,李泽厚先生声称,他对“体”的新解已经在孔孟原典中找到了根据:“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祟的孟子,也讲‘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李先生不要忘了,孔孟的这些话都是关于政治的(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孟子回答齐宣王的政策咨询),其“本”为政事之“本”,而非人之为人的“本”,亦非“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孟子的学说,把衣食住行作为“体”、“本”,不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征,反而泯灭了人禽之别。这大概是以人禽之别为出发点的李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各种社会存在中,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根本的,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由这种对“体”、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李先生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长在其上的观念形态、政治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西方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全面实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并以之“改换”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西化派的基本立场,不管激进的全盘西化派,还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严复体用一如,以西学代替中学的主张不正是如此吗?其他如陈序经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14],“中国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5]。胡适也说:“一方面学习科学,一方面恢复我国固有文化,……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特别引用了李大钊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根据:“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7]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诚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经济形式呢?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总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必然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潜在世界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的哪一侧面或哪一部分又往往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形式,而一定的经济形式又决定了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发生过程看,一定的经济形式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潜在世界也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只是由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才使某些社会发现了它的某些侧面或某些部分,而另一些社会发现了它的另一些侧面或另一些部分。所以,各个社会所发现的知识与价值,本来就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它们也必然潜在地适用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既是民族的、时代的,又是超民族、超时代的。时下人们常常重复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真理:越是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其奥妙就在这里。
所谓“潜在地”是说各种已被发现的知识与价值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各个社会在采用其他社会的文化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各取所需。
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那些已经形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分离的;人们在引进某一文化体系的某一部分时,完全不必连同其整个体系一起引进。这就是说,当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不但适应其所由来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适应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这个道理已在上文强调过了。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例如,仁和礼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和礼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尚可分开,何况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
这种论断并非象牙塔里的抽象演绎,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例证!当年我们在引进印度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引进它所由生的印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亚四小龙在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根除反而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传统;……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亨廷顿教授在经过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程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8]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接着,李先生自然地得出了第三个错误判断,即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真是千头万绪。”这也是所有西化论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包容、难舍难分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讨论,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先生由“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推导出前现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对立。李先生说:“例如,对待自然,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重视人回到自然怀抱,现代化则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前者重视精神的自由享受,后者首先着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待社会,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重视财富平均,社会福利,而现代则主要是个人竞争、优胜劣败。对待人际关系,前后现代都追求心理温暖,现代则基本是原子式的异化的个人。对待人生,在前后现代,伦理和审美占重要地位,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轻理性,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现代则突出工具理性,关注于目的、功利、前景和合理主义,人自身常常成了手段。在思维方式上,前后现代均重直觉、顿悟和个体经验,现代则重逻辑、理智。在前后现代,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几乎无分轩轾。现代则是明星、天才、领袖、名家、奇理斯玛(Charisma)的世界。”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强调精神生活,更具有人文色彩;而现代更重视物质生活,更具有功利色彩。李先生是怎样看待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相似性的呢?他说:“所有这些描述,是非常粗陋和简单化了的。之所以作这种描述是想指出,尽管前现代与后现代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现代与后现代尽管在表面上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却更为相通和接近。”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基本上建筑在同一类型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之上,即大工业生产之上,与前现代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基地的‘本体’上根本不同。”
原来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作祟!上文我们已经说明衣食住行之类包括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不是“本体”,所以李先生在这里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衣食住行之类固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子不云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贤我,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一个遥远岁月,物质生活极为贫乏,而哲人庄子却在那里“逍遥游”;两千多年以后,美国已“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而哲人李泽厚也时常在那里享受“后现代”的恩惠。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呢?至少我绝不认为前者的精神生活质量比后者有丝毫逊色!
如此看来,历史就不需发展、社会就不必现代化吗?非也!非也!李先生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这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对此,我深表赞同。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的发展呢?按照本文的看法,由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模式不同,所以至少从轴心期以后,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最后才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规律仍然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所以,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物质文化,其次在于制度文化,而不在于精神文化。
当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有助于精神生活。但是,由于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物质生活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这正如李先生所说:“除了物质生活,人各有其不同的精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也推动、影响、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所采取的具体途径。”这种“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的“精神需要”之实现,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这正是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他“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认为“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但是西体中用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其他西化派的思想根源。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并且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了。
在以上诸说之外,傅伟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解释道:“此辞的真意是,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炉。”[19]
傅先生大概混淆了中西文化的体用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诚然,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实际情况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用关系,它必然会打破和取代过去的体用关系。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相对而言,其他东西,不管本来是体还是用,统统都属于用的范畴。
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所谓“本位”,也就是立足点,也就是体。傅先生一面讲“中本互为体用”,一面又强调“中国本位”,却没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设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入歧途。
迷途知反。
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实质上是由吸收西方现代化引起的一次文化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从全球现代化的趋势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引进西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阶段。二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由一种地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全世界广泛认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一切优秀成分,以完善自己的现代化。
依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远未完成,第二阶段亦未真正开始。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同时进行。
方针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体”、“用”这对范畴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连提出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先生也说自己是不得已而用之。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出和使用‘西体中用’。”
但愚见以为,“体”、“用”虽然古老,但不陈旧,更谈不上过时,它们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以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允当的。我甚至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针和宗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关键在于解释”。所以,我也想尝试着对“中体西用”作一番新解。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体用这对概念“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严北溟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20]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之体用即属体用第三义。严复批评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1]这是以体用的第一义攻第三义,不足为据。
且严氏有所不知。洋务派的体用,非指西学之体用,亦非中学之体用,而是中国现代化之体用、中国新文化之体用。也就是说,其体用实“即一物而言之也”,此“一物”就是中国现代化或中国新文化,因而洋务派本来没有违背体用一如的原则。严复此误,或为一时疏忽,但后世学者不假思索便随声附和,以至谬种流传,不亦悲夫!
我仍然沿用洋务派对体用的用法。
事实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相对的。我以为,根据上文对人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理解,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体用可作三层解释。其一,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文化为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存在为用;其二,在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为体,知识系统为用;其三,在价值系统中,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质为体,其具体内容或构成为用。
不幸得很,按照这种解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所谓社会存在,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也不能当作“体”。看来,是李泽厚先生把事情搞颠倒了。
按照这种解释,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之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根源也显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二层面,即以价值系统为体,以知识系统为用。体作为根本原则当然是不能变的,故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可变;而知识系统作为具体方法是可变的,故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知识可以吸收。这就是洋务派的逻辑。
应该如何用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由于知识系统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易于实行的。关键在于价值系统。所以必须超越以上对体用解释的第二层面,超越洋务派,而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面,深入到价值系统内部。
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不能变;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为用,是可变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说详本书《绪论》第一部分《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和第×部分《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其它都是用,都是可以改造的。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中国文化最高层面的体仍为体,这是立足点。用包括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二是被引进的西方文化。就后一类而言,不管它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是用的部分,还是体的部分,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之用。换言之,中学有体的部分,有用的部分,而西学只能是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正是中学中之用的部分与作为用的西学之间的融合。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现代化中,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印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何尝不是印体西用?同样,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吸收又何尝不是西体中用(当然不同于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体印用?
其实,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古人早有明察。尽管当时还没有运用体用范畴进行分析,但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其核心部分是永恒不变的,其边缘部分是可变的。
先来看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家孔子的意见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指礼仪制度,而是泛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孔子认为,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因”即不变的部分,也有“损益”即可变的部分。正因为“礼”中有永恒不变的部分,所以,就这部分而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哪是“因”的部分、哪是“损益”的部分呢?《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看来,关键在于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之本”,这就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因”的部分。自然,那些“玉帛”、“钟鼓”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是非本质的部分,是可以“损益”的部分。孔子还进一步认为,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也要根据“礼”的内在精神:“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由麻改纯,不违背礼的内在精神,且较节省,故孔子接受这种改革;但由“拜下”改为“拜上”,则“泰也”,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故孔子反对这种改造,坚持传统。
对于这种历史观,《礼记·大传》表述得更加清楚:“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亲亲”等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本,是体,故“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而“立权、度、量”等属制度文化,“异器械”等属物质文化层面,这些都是末、是用,故“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古人常常将人文精神归结为“道”。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道”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至董仲舒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论断。唐代韩愈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其“道统”之“道”,非客观之“道”,而是关于“道”的思想学说。所以他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不是说孟子死后就不存在道了,而是指关于“道”的思想学说中绝了。
遗憾的是,这些深邃的思想被洋务派的政治家们忽视了,否则他们不会把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的。至于今人一方面把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东西当作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毒素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一方面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尤其可悲。呜乎哀哉!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而且也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所谓全方位,并不是说要将传统文化抛弃,全部换上西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用西方文化“充实”、“改进”中国文化,而不是象李先生说的那样“改换”中国文化。所谓全方位,也不是说引进全部西方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引进,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西方价值被引进中国以后,会逐渐地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同化,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会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过,不同的文化层面所受渗透程度是不同的,愈往深层,所受渗透的程度就越轻。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特征,是体中之体。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国对佛教的引进和吸收,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刻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首先归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具体地讲,就是儒学的缺陷和危机。余敦康教授曾经指出,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开见绌[22]。
佛教之在中国兴起,还要归因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23]
这个中国化过程,意味着民族本位是万万不可丢掉的。陈先生接着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当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包括对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吸收,当以此为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发出上述精辟见解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应该如何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呢?
固然,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趋势而言,目前的主流仍然是西化,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刚刚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所讨论的现代性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例如,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形成的。然而,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以外的各大文明传统也必将象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完成现代化,并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必象西方的现代性那样,由一种地方知识转化为普世知识。
无疑,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但我想,首先应该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亨廷顿教授曾经把西方文化的传统(当然是优秀传统)列了一个清单,我们也可以这样作。
我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遗产列了十七条,不一定恰当。它们是:
1,人文精神。说详上文。
2,德性学说。本书绪论指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形成于殷周之际。正是由于殷周之际的宗教批判运动,导致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巨大差异。就道德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德性。而西方人却认为,道德的根据是外在的上帝或外在的理念。这也是中西人性论的差别。
3,自由观念。现在人们一谈起自由,便想到西方,殊不知中国早就有别具一格的自由观念。说详第三卷第五篇第一章。
4,哲学人生。西方的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上帝,寄托于宗教。自从周初的宗教批判以后,中国的人生价值,就主要寄托于自性、寄托于哲学。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人生观,即对人生抱着哲学的态度。过去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而四书是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典籍,它们必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发生深刻影响。
5,实用理性。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很妙。
6,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极高的审美气质,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7,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个人主义,主要就人与人之间、就社会立论。与此不同,中国的个人主义就人的内在心性立论。它充分地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性,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8,集体主义。
9,伦理情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决定了血缘的稳定性,而这又最导致了传统的价值系统弥漫着伦理气息,使中国文化很有人情味。
10,民族意识。统一的汉民族意识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它不仅促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帝国最终保持统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11,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向自觉而觉人,以自己的良知去唤醒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昌盛,高潮迭起,辉煌灿烂。不管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可以这样说。其中最突出者有二,即人文领域的哲学和科技领域的中医学。它们必将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
13,文学艺术。这也是中国古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毕加索曾经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艺术是最杰出的,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辞。
14,古代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语。不掌握这种书面语,就休想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真正进入传统。方块汉字不但是汉族各方言共同的书写形式,而且为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运用,甚至被引进到其他国家。这种文字与直觉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15,德治思想。
16,民本思想。
17,文官政治。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民主性。看来,这个传统目前在逐渐恢复。
凡此种种,都应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应该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大抵是中华文明中永恒的、不可革除的部分,大抵是具有普遍意义并可以转化为普世的现代性的部分。
传统的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我注六经,即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二是六经注我,即将传统纳入新的思想体系。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所形成的文化会不会是一种大杂烩、大拼盘呢?这种顾虑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如果认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的主要遗产,就不难发现,其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中和谐共处,并逐渐互相同化。
中西文明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它还意味着互补。过去的研究者往往片面地夸大冲突而忽视互补,并导致一系列的误解。这种偏差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从儒教和道教中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进一步推论儒道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过于武断了,现有东亚的经济奇迹为证。韦伯的败笔就在于错把互补当冲突。
其次,中体西用不是将两种事物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引进佛学,并发展出理学这种新范式,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已隐隐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与调整,就要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价值、它的博大与精深!
我在重新解释中体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的新释尚可备一说的话,那么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关于中、西、体、用问题讨论的轨迹,正好构成一个马鞍形。
这就是说,一个本来正确的方针,由于提出者的片面理解和时人的情绪化等因素,被一步步地偏离了;而当事情发展到极端,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回归。真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路返回,而是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唯其如此,这个轨迹才是马鞍形的。
这个马鞍形的意蕴何止于此!它不正是中国国际地位失落而后提高的过程吗?不正是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后恢复的经历吗?……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孤立地看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李泽厚先生奉为“西体中用”派之典范的康有为,最终归于“中体西用”。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24]他甚至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认为“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5]在他看来,“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所以“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26]于是,他对自己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27]这些观念与洋务派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康有为由改良主张向“中体西用”回归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倒退、这是随落。这种评价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化了。君不见,康氏的结论是他在游历欧洲各国达十一年之久,并对中西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鄙人于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辩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28]所以,这种回归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必有其深层的、理性的根据。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传统回归的,何止康氏一人、又何止改良派!毋庸讳言,有些鼎鼎大名的激进派人物不是也和康有为一样最终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吗?这个奇妙的现象恰与上述那个马鞍形不谋而合,怎能不令人反省、发人深思呢?
[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
[2]由猿到人的进化或许也可看作一次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特征有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但这一过程只具有生物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意义,而不具有文明性质。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3页。
[4]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文艺复兴精神”不仅改变了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改变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等各方面。现在多数学者不再认同这一看法。参阅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9—810页。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2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
[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页。
[9]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
[10]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原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再说“西体中用”》,原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李说,皆见二文。
[11]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3]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4] 陈序经:《再谈“全盘西化”》。
[15]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
[16]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页。
[19]傅伟勋:《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见刘志琴编《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20] 严北溟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49-350页。
[2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22] 余敦康:《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2页。
[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24]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25]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26]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27] 康有为:《国会叹》。
[28]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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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1代议政体是这一时代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体制,它作为君主专制政体的对立物,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二但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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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的一“直接民权”思想
[论文关键词] 孙中山 间接民权 直接民权
[论文摘要】伟太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建民国、实行议套政治失败后,提出了国民应享有选举、罢免、创韵、复决四权的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以实现主权在民的伟太目标一直接民权是对问接民权的必要补充.苻告时代发展潮流,具有曼加完备的民主性,这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文正文】
“主权在民’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的一个重耍思想,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因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内容和伟大目标。对于如何实现“主权在民”,孙中山孜孜以求,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了“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这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认真研究.‘直接民权”的设想,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应该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一、“直接民权”的提出
19世纪未2D世纪初,孙中山是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最伟大的入物二他怀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热情地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精华,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强调要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必须效法美国,推翻满清政府,废止封建专制,创立共和制度。他指出,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人民遭难,都是由清王朝的腐败政治造成的。君主专制是造成罪恶的本原和产生灾难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君主专制之下,“国家为一人之产业”,“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t而不间二”u;一般的人民群众则无权参与国家政怡,更谈不上监普政府的措施,他们是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被统治者,只能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哪还谈得上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他因而得出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 2(!世纪之中国以争民权为之枢纽的结论一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确定以美国的政治模式为榜样,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兴中会的奋斗目标。同盟会成立后,这种思想更加明确;他指出.由平民革命建立的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的有参与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_‘”’、这实际上就是欧美资本义各国所实行的代议政治。孙中山把这称之为’间接民权,、-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实践孙中山‘·间接民权”的理沦〕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封建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的实践失败了。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继续搞封建专制统治_他惧怕宋教仁真正搞资产阶级议会.便暗杀宋教仁;他用金钱收买和武力威吓手段.迫使国会选他为大总统、之后又随心所欲地解散国会,最后废共和搞帝制‘继袁之后。又有张勋复辟,曹银贿选,至使议员成猪仔、投票为形式,国会变成了“橡皮图章‘’。冷酷的现实使孙中山从’J实业兴国、’的美梦中迅速醒悟过来。他痛心地感到,辛亥革命虽然“去一满洲之专制‘,,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w [2)“中国在亚洲首创共和,本总统欲将中国造成新世界,不意事与愿违,以致十年以来,徒去一满清帝国之名,国民受宫僚专制之实,亡清余孽窃据政权、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与本总统所欲造之民国大相背谬J.,}3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决心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寻求中}F}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孙中山思想的重大转折。是从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_
孙中山认为,通过革命彻底清除官僚、军阀政治的统治之后.使国会能完全自由地行使职权_同时,附之以直接民权中国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他说:“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下当自谓能效法于十/’} -r}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始终落于人后;故今后国民.当奋振二.t神于世界.发现一光芒万丈之奇采,啤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al对于直接民权,孙中山解释道:国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的权力。有了这四权,才真正谈得上主权在民。191?年,他将四大直接民权写进《民权初步》一书.强调必须具备这四大民权,才算得上纯粹的民国。1921年,他在一次演说中把人民享有直接民权当作民权主义成立的前提:192年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专门就直接民权间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列为大会通过的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重要内容:总之,孙中山认为,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大直接民权,人民才算真正行使了主权,而没有四大直接民权,就根本谈不上主权在民。
二、直接民权是对间接民权的必要争卜充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是推崇西方议会政治的。他认为议会政治是欧美人民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大事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它体现了人民参政的原则.相对干君主专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代议政治所体现的是一种间接民权。这种间接民权有很大的缺陷.就是人民在选举了议员和官吏之后便不能再行使任何权勺,对侵犯人民利益的议员、官吏以及违背人民意志的法律制度则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去制约,人民不能直接管理政府:这种代议政治仍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还不是纯粹的l.众民政治”,而且很容易被官僚政客和军阀专权,造成对人民权力的浸犯和对人民利益的危害:
孙中山批判了西方国家代议政治的片面性,他指出.欧美等国在代议制度下.人民所享有的只是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这种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选举只限于选举议员和一部分地方官吏;选举总统和上院的议员,还是间接选举.即由人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去选,这是选举范围上的限制习二是对选举人的限制。西方国家享有选举权的只是少数富有者,即握有大里资产的有产阶级;这种选举制度名义上是普选,实际上为少数人听操纵,是以资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在这种选举制度’卜.富人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所以欧美各国二百多年来,全国的权力都操纵在资本家的手里;只有少数人享有幸福.大多数人还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之中。荃于这种事实,孙中山得出结论:当今欧美各国人民,所得到的民权还是很少.还未能达到充分民权的目标;这种代议政治,还不是真正的民权。
孙中山激烈地抨击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代议制度他指出,如果说欧美的代议政体比较中国的专制政体还有些好处的话,那么,这种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二而所学的坏处却十倍百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没有学奸.反而越学越坏o_孙中山对中国代议政体的抨击,既揭露了军阀、官僚.政客利用国会做1具进行月官发财、贪赃枉法的卑鄙勾当和反人民的反动面目、又批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局限隆_
在对西方国家代议政治的剖析中,以及在对中国议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教训的总结中.孙中山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不再认为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体是完美无缺的政体.而是认为这种政体流弊多端,不足}1我们听效法,应当以直接民权即人民直接参与来补救。他指出,要在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以革除代议政治的流弊,即一方面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同时,以人民集合或全民投票的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代议制的局限性,使民主政体为之一新-
三、直接民权代表粉历史发展的潮流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1代议政体是这一时代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体制,它作为君主专制政体的对立物,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二但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代议政治愈来愈显露出其虚伪的本质。这种民主政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分享有。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则要受到种种限制一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扩大民主的要求不断增长.他们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日益不满,纷纷要求废除对广大劳动人民民主权利的种种限制,实行更加充分的民权_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当权者开始趋向于在不损害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扩大一些人民的民主权力,即对人民的要求采取某种程度上的让步政策.以缓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在这方面,瑞士和美国率先推行直接民权制度:
19世纪中叶,瑞士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广大入民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腐朽统治的斗争,在民众斗争的压力下,瑞士某些州开始实行由人民直接选举和罢免官员以及直接创立和修改法律的直接民权制度J后来J这一制度推行至全国并被写人宪法;新民权制度的推行,使曾经是全能的瑞士议会的权力大大削弱.原来的代议政治逐步变为纯碎的民主政治_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一些州也开始采用直接民权制度,规定人民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到1918年扩大到a0个州J直接民砚制度,演美国普通人民的民主权利有所扩大。
和代议制的间接民权相比.直接民权的确立将民主体现得更充分一些。尽管这一民主制度还未达到普遍的程度,但它却呈现出一种扩展的趋势。也正是从这里.孙中山看到了一种新的世界发展潮流,即由间接民权向弃接民权转变的趋势。孙中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在应当如何向世界各国学习的问题上‘始终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台乎人群之需要为宗旨,以“取法乎上“为原则。他总是紧紧追踪时代的潮流.站在时代前列引导中国前进日辛亥革命时‘他主张故法美国,建立代议制共和国。当他发现直接民权优于间接民权后、便很快转变了观念,认为最好的民权制度已经不是代议政体、而是直接民权了:他分析道,现代民权最发达的国家首推瑞士。
瑞士人民对行政有选举权、罢免权.选举权可以推举贤才‘罢免权可以改正误选。又在立法方面有创制和复决权,创制权可以补救法律的不完备.复决权可以桥正法律的失误。孙中山称赞瑞士人民有此四权,才是真正的发达民权:他将直接民权视为世界潮流,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他要求中国要吸取西方最新的思想和借鉴最先进的制度,不能做世界潮汰的尾巴,跟在别入的后面爬行.那样将永远落于入后_他呼吁要把最好的民权制度介绍给中国人民,以便使中国后来者居上。他满怀停t,地预言,只要中国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实行直接民权制度,走在时代前列,“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矣
四、只有实行“直接民权”才能实现主权在民
孙中山依赖代议政治来实现主权在民的目的失败后、提出直接民权的设想,认为只有实行直接民权.才能实现主权在民。他指出:“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则为官治;权在于民,不在于官,则为民治:} (5)官治,政府的法律制度成了官徐政客的装饰品,有利于自己的就实行、不利于自己的就践踏之。如遇到贤能的人为官,人民还可以得到些好处。如果遇到贪官污吏,人民只有遭受祸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代议制是靠不住的,因为在代议制下中国仍出现了比清朝反动统治还要黑暗的军阀统治,所以孙中山强调要在中国推行直接民权制度。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直接民权制度下,人民除享有选举权之外,还享有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只有选举权一项权力,还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他形象地比喻说,只实行选举权,如同最原始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向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即人民除了选举权之外、再有罢免权之后,“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来,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推举和罢免官员。
孙中山认为民权必项有法制作保证,国家的法律直接美系到人民的利益,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因而人民应当有权创制法律一这种权力、叫做创制权、对于立法,孙中山还主张人民要有复决权.他认为国家颁布的法律‘如果有违背人民意志的地方‘人民群众不满意,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以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后的新法律,废止以前的旧法律,这就是复决权孙中山设想,议员、议会官员、政府如果违反人民的意志,侵害人民的利益,普通的人民群众有1a 0}6的人赞成署名,就可以召开国民大会:有says以上的人赞成,就可以成为法律孙中山认为,国民获得了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四权‘就可以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目标了_
无可否认、孙中山提出的直接民权设想,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在当时和在他逝世之后的几十年间‘也没有在中国推行J相反。在北洋军阀统治覆灭之后,又出现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我们下能因此而否定他的杰出贡献。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正面引导历史潮流的伟大人物。他把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_应当承认,直接民权相对于间接民权,包含着更为完备的民主性,具有更民主、更广泛‘更有效的特点_实行直接民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人民行使选举权,而且人民可以比较容易通过法定的途径和手段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可以通过立法权和复决权,对资产阶级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也可以借此获得劳动人民自身利益的某些保障人民享有罢免权,就可以罢免那些不为他们所欢迎的官员,制约政府官员不能为所欲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为追求主权在民的目标、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去努力探素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政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难能可贵又达到了当时应有的高度、至于他的“直接民权’方案没有得以推行,并出现了后来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能归咎于“直接民权”设想本身J这说明在旧巾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太多太虚伪,而是从来就没有过,是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太强和封建传统文化积淀太深而导致的、因此,认真研究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继承他为民主奋斗不息的革命传统,在今天仍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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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会计是依托在互联网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的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建立在网络环境基础上的会计信息系统,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财务与业务的协同远程报表、报帐、查帐、审计等远程处理,事中动态会计核算与在线财务管理,支持电子单据与电子货币,改变财务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方式,使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走上无纸化的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会计——财务革命的新起点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络会计—财务革命的新起点 全文如下:
摘 要:网络会计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打破了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会计模式,动摇了传统会计的理论框架,是现代财务史上的重要变革。全面正确的研究好网络会计,对把握未来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网络会计 财务管理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电子商务、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会计成为时下财务管理的新宠。由网络会计所点燃的财务革命的火花大有燎原之势。
网络会计,是互联网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活动。具体说来,它是利用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一个会计信息系统。它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业务管理与财务管理一体化,通过电子商务,可在线远程处理会计事务,是一种全新核算模式。
1.1 提供会计信息更及时
与传统财务信息相比,网络会计信息实时反馈能力强。一份计划的执行情况、一项投资的获利情况,网络会计可实时反映。网络时代,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现行的定期财务报告制度,已满足不了人们对会计信息及时、全面性的要求。网络会计的实时跟踪功能,动态地跟踪企业的每一项业务,使决策者一目了然。投资者亦可通过网络随时动态掌握企业的现在和过去财务信息,从而减少其决策风险。
1.2 会计信息披露更全面
会计信息要求全面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论是对企业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均要予以披露,从而使公众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传统会计信息,由于篇幅和纸张载体本身的缺陷,使很多非数量化的信息无法反映,更不要谈报表数字处理的会计程序和方法等方面的信息。而网络会计的在线数据库则包括了企业所有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并采用网上报告的方式,有效地扩大了会计报表及附注的信息容量。此外,大量的相关信息,通过链接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信息的容量。企业的信息使用和管理者,通过在线访问,可随时全面了解所需的信息内容。
1.3 会计信息的获取更具针对性
互联网络为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提供了及时、便捷的交流方式。通过人机对话,信息的获取过程具有了交互性。在互联网络中,使用者可针对自己的需要获取相关会计信息,并可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深加工。通过索引,获得各方面的数据和报表。比如,若按报表项目建立索引,就相当于根据自己的需要生成一个简化的财务报告;若按部门建立索引,就可获得企业的部门报告;若按时间建立索引,就可以获得各个时期的财务报告。
2.1 理论冲击,网络会计让传统财务改变思维
传统会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即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传统财务会计的四个假设适应传统社会经济环境,并为会计实践检验证明。但是,网络时代出现的网络经济,却使四项假设有三项假设发生变动和改变,只有货币计量假设没有很大变动,只是更趋于实际。这大大动摇了传统财务会计的基础。
(1)会计主体虚拟化。会计主体又称会计个体,是财务会计工作开展的前提,它明确了财务工作的时间、空间等范围,是确定特定企业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和开展业务的基础。这个主体传统财务中必须是有形的实体。它是传统财务会计四个假设的基石。但随着网络会计的主体——网络公司的虚拟化,四个假设的基石已不复存在。网络公司作为一种虚拟公司,它不同于传统会计主体范畴,因此很难确定会计主体。需要我们改变思维、转换概念,用相对会计主体来代替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使财务会计工作正常进行。
(2) 持续经营假设泡沫化。持续经营假设是为传统会计中企业对其财产评估和费用分配等问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考虑而设立的。但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会计可实时评估财产和进行费用分配。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网络会计的主体——网络公司是一个虚拟的临时性组织,它可能就在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即进行解散。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就像泡沫一样,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3) 会计分期假设空心化。会计分期假设的产生是由于在传统会计报告模式下,提供会计信息的技术受到限制,系统加工信息需要较长的时间,划分一个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期间,可实现报表的连续性和规律性。而网络公司的交易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立即解散。所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再划分时间段已无必要,只要把会计期间与交易期间统一起来,并在一次交易后编制出会计报表便可解决问题。
2.2 实务变革:网络会计改变传统财务会计实务
网络会计是人类财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最大的贡献是使传统会计中的某些原则受到冲击,并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扬弃”。
(1) 对权责发生制的冲击。权责发生制的主要作用是在传统财务管理中限定期间内费用和收人的分配,而网络会计中的会计期间等同于交易期间,所以无跨期分摊收入和费用的问题。因此,权责发生制就失去应有的作用。
(2) 对历史成本计价原则的冲击。由于网络公司是个临时性组织,网络会计否定了持续经营假设,所以它的成本计价按现行价值,可变价值等于公允价值。历史成本对网络会计已无意义可言。
(3)对会计报表的挑战。提供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为决策提供真实、可靠、及时的会计数据。传统会计中,报表是在一个会计期间结束后编制的,所以无论是动态报表还是静态报表都有面向历史的缺陷,用网络会计的电子财务报表更适应决策的需要。海量的数据,多形态、多形式、方方面面的情况反馈,这在以往会计报表中是无法比拟和想象的。
(4) 对会计职能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计管理的现代化使会计的职能从核算型过渡到管理型。因此,对网络会计核算、网络会计监督等职能就有了新的要求。由于网络会计采取的是高速实时传递,诸多信息千变万化,而参加网络交易的双方又因其组合方各自利益不同,任何环节都有出现差错的可能。因此,网络会计管理方法就要适应时代要求。特别是会计监督要与之相适应。会计监督在网络会计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分为交易前监督,交易中监督,交易后监督。只有严格执行这些监督制度,才能保证网络会计工作的安全有效运作。
2.3 规则创新:网络改变会计观念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总是以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为先导的。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网络会计必须抛弃一些陈腐而不合时宜的观念,运用全新的思维,通过规则创新,树立起一系列知识经济时代全新的会计观念。
一是面向未来的时空观念。传统会计是面向过去的时空观,通过记录和总结,对过去的业绩和行为结果作出评价,并以此指导现时事务。而网络会计的特性要求会计的时空观必须由回顾型向展望型转变;构建一种紧跟时尚、面向未来、实时动态处理、在线管理及远程控制的会计组织结构及方法体系,使网络会计系统与周围环境紧密结合,实现会计管理技术的二次飞跃(第一飞跃是从传统的簿记学到现代会计学)。
二是动态时点观念。由于网络会计主体虚拟化,网络公司只是一个临时结盟体,而网络会计又采用的是全球化的实时报告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会计在动态运作中的风险是难免的。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从动态角度对会计环境及会计要素项目进行评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实施时点为基础的动态实时会计报告系统,十分重要和必要。
三是积极的风险观念。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面对风险,网络会计只有在承认风险的基础上,寻求对风险的最佳控制,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面对多变、易变的生存环境,网络会计想要以不变应万变是根本不可能的。传统的会计希望世界是黑白分明的,要么承认,要么否认,而不想部分地确认,这种方法,只能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面临更大的风险。
建立风险观念,有利于积极认识、反映和控制风险,使网络会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风险预警系统。同时承认风险与收益并存,正视风险,有利于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地创造收益,使会计信息更具有决策价值。
四是网络系统观念。网络是信息交流的方式,也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网上活动,丰富了会计业务的形式和内容,使会计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会计系统的设计、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体系的构建,都是以网络系统观念为基础的,这个系统单靠会计界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和参与。因此,网络会计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网络系统观念。
五是回归财富重心观念。会计学是一门对财富及其来源、构成及变化进行计量,说明财富变化的趋势及原因,并对一个组织或个体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估价及预测的科学。会计学的重心是财富,网络会计的发展强调会计资产向财富回归,将一切具有价值并可能带来或控制未来利益的资源都要纳入会计计量的范畴,实现会计资产与财富概念的一体化。财富重心说奠定了网络会计的基础;财富、资产一体化,说明了会计资产的实质;资产、损益一体化揭示了会计损益的真正意义;财富、资产、损益一体化,则让会计可以在灵活的报告形式中采用时点基础,使会计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质的变化。
六是绿色会计观念。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绿色会计(环境会计)便是可持续发展和传统会计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绿色会计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将环境看成是有价值并能被计量的经济资源,要求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纳入会计的核算之中,以便揭示和衡量会计主体的活动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改变了传统会计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原则,使项目兼顾了企业、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效益,从时间上防止了透支未来,破坏环境,滥用自然资源。
七是创新的观念。兼容性和发展性是网络会计的创新标志。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会计面临的风险增加。构建一个开放的会计系统,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实现会计财务管理的内外一体化、国际一体化,将传统会计,通过网络重构融为一体,以信息集成的形式体现不同的目的要求是网络会计的发展趋势。体现会计系统的网络化、动态化、自由化、一体化,将是网络会计发展的最终目标。
3.1 网络会计:与时代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模式
由于网络会计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会计核算模式,与传统会计相比,省时、省力、方便、快捷、廉价、简单,因此必然会风糜全世界。特别是由各种软件所支撑的投资决策系统,让人们摆脱了繁杂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使投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方便。同时,网络会计的兼容性、发展性和创新性为多元化的网络生活开辟了新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充分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经济习惯。网络经济蕴育诞生了网络会计,网络会计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网络经济与网络会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为未来财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2 网络会计:机遇来自与风险的挑战
网络的飞速发展, 给网络会计带来的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信息传递的完整、真实和系统的安全是网络会计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网络的高度开放,信息的高速传递、实时、共享,任意一台计算机都可能通过网络获取其他计算机的信息资源,所以企业的网上交易和结算,面临黑客、病毒等网络风险隐患。因此,只有加强网络管理,才能防患未然。
一是要加强立法,加大对犯罪行为的预防;二是要自觉使用正版软件,减少系统漏洞,加大硬件的防范,做到“软硬兼施”、“软硬兼防”;三是加强数据输入管理,建立严格的凭证录入审查制度,保证数据录入的真实、合法、完整;四是加强对数据处理的控制,采用先集中审核后分散处理和网络授权两种控制方法,确保数据处理安全;五是提高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增加网络“免疫”能力。建立系统容错处理机制,通过网络协议进行容错和纠错处理,保证信息传输的可靠;建立安全管理体制,通过身份认证、权限和记录日志控制网络信息的存取;完善安全保密技术。加强对病毒的防御,加装防火墙,采用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技术,防止传输泄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面对可能出现的网络风险,网络会计安全将越来越有保障。作为未来财务发展方向的网络会计,它所引导的财务革命将会使现代财务管理走向一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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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指的是指一个国家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国,国粹指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深受许多时代的人们欢迎的文化遗产。誉满中外的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全文如下: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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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后,陈友仁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民地的外交方针,尤其是在他的主持下,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国租界,记下了他一生的外交活动中最活跃、辉煌的篇章,开创了国民外交的新纪元。出于他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立场,当时被称为革命外交家,有“铁腕外交”之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特别是那些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时事评论,使他在这时就与孙中山开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揭露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陈友仁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他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而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1922年4月至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据达林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在那里等我。——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4、126页。)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转引自《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又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0~151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11日。)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注:《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上,第267页。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陈友仁不但在工作上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而且不惜倾其所有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20年初,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报纸继承了英文《京报》的传统,观点鲜明,时政性强,特别是他撰写的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精辟,很快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他也被舆论誉为“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报社的资金告急。为了解决《上海时报》的经费问题,陈友仁专程回到英国,说服妻子变卖特立尼达的全部家产,由此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难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友仁和孙中山从相识、相交到相知,俩人逐渐从助手和领袖的关系,发展为诚挚的朋友,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使孙中山一直把陈友仁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因此航空局长的职务就是举足轻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长杨逸仙因公牺牲,孙中山立即任命不谙军事的“陈友仁为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43页。)。1925年1月,孙中山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任命陈友仁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这个安排意味深长:由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浅,又一直在他身边当秘书,但他相信陈友仁具有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因此这个任命其实是为日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们对“三大政策”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纷纷背叛“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陈友仁却与宋庆龄、邓颖超一起,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联俄”是孙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陈友仁的一贯主张。但这个政策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的。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
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们的政治抱负相同。孙中山曾是医生,陈友仁曾是律师,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是成功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而是忧国忧民,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共和作为人生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孙中山常年在外流亡奔波,宣传革命道理,筹集革命经费,最终积劳成疾,中年早逝;陈友仁毅然离别温馨的家庭,变卖全部家产,以报效危难中的祖国。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则舍得一切,“认为做官是达到实现抱负的一种手段,”倘若“抱负不伸”,他们宁可“弃官不仕”(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让出了大总统的位置,专心搞实业;大革命失败后,陈友仁与背叛革命的汪精卫政府决裂,弃所有官职而不惜,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与时俱进,适时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当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后,他积极顺应历史发展,及时推出“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陈友仁回国之初,曾经对袁世凯产生过幻想,应聘过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注:《公共记录》,藏英国政府档案馆,由陈一文提供。)。但当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伎俩暴露后,他即迅速地从拥袁转向反袁,“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注:万平近:《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成为新闻界的反袁斗士,乃至最终投奔孙中山的门下。
第二,他们在重大决策上意见一致。孙中山晚年的最大决策就是联俄和联共,联俄可以获取外援,联共既可以取悦苏俄,又可借用共产党内的能人志士来发展壮大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陈友仁也认为联俄符合国民党和苏俄的双方利益,国民党可以就此获得苏援,苏俄则在中国找到了盟友,有助于改善其在远东的外交处境。陈友仁还期望通过联共,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夯实国民政府的根基,因此他“认为应同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因为“中国要有一个稳固的政府,首先得满足工农最基本的要求。”(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页。)
当然,从最新发掘的材料来分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实质上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即通过联苏这个外援和联共这个内援,改造国民党,增强国民党的实力,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陈友仁和孙中山的基本立场也是一致的。他始终坚持联俄的宗旨就是为了苏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与宋庆龄、邓演达赴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以期推翻蒋、汪政权,建立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平民政权。同样,他反对“分共”,也是出于维护“三大政策”的考虑,而并不是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尽管坚持反蒋,但却没有同反蒋的共产党谋求合作,即使当他反蒋失败而无法在祖国立足时,也还是没有到共产党那里寻求出路。由此可见,陈友仁和孙中山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陈友仁之所以能在孙中山逝世后,依然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一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二是由于他认为只有贯彻这项政策,国民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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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中,1840-1919年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间所有的革命都是由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的。1919-1949年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2]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在打退这次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3]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7]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8]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毛泽东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
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 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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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民主革命),其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近代中国是处一个半殖民地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四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才能把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之中,经过无数共产党员的共同努力,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关键词:国情 时代特征 民主革命
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1948年,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的表达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一大批的仁人爱国之士为之探索了几十年,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奋斗着,在无数次的探索之后,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全面的分析中国当前的革命。
(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
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到鸦片战争的结束而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原来的封建主义社会变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而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程度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入侵而加深。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帝国主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改变着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化。帝国主义通过一些武装入侵和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等,让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同时还通过战争索赔、控制海关税收、倾销商品等其他方式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让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等等。例如:
中英《南京条约》中,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赔款20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同英国进行商定等等。
中日《马关条约》中,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割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于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等。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民族资本有先天的不足,民族资本中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有很大比例,工业的比重不高,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由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行排挤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占据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建立一个如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这个最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革命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压倒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
(二)充分认清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的民主革
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会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为了挽救这个灾难重重地民族和社会危机,无数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等,一大批的仁人志士探索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虽然每次的失败而终,还是推动着中国民族的向前进步。
(三) 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同时也唤醒了东方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的觉醒,并且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者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的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不出动封建主义的根基,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他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向共产主义奋斗的,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共产主义,所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必然。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章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主要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一些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体的讲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
第一,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是由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所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第二,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还有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其中,中国革命的其他环境,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中国还没有开始选择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资产阶级革命已在世界范围暴露了其腐朽性;(2)外国帝国主义也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3)中国工农阶级也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其深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4)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发展不充分。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以及和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中经常表现出动摇和妥协。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第四,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反封争取民主平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无法超越,只能由新生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任何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第五,因此,从其根本性质来看,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又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下过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它应成为我们确定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的重要依据。毛泽东也曾提出:“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了。”又说:“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6.2.
[2]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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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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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资本主义
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象《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1789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160多年没有召开。路易16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红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职前的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宪政发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为离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请法国所有的“学者”,就三级会议如何召开进行一场智力竞赛:会议规模该大该小?三个等级合厅议事,还是分别集会?在权利方面他们是否应该平等一致?布里安显然很开明,他想起了法王遗忘的东西,却和法王一样,忘记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兰西是个阴性民族,以文学和妇女时装而不是制度能力领先欧洲,文人多,学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学评论转型而成。此前路易14将全国的贵族大户迁居凡尔赛,以芭蕾、沙龙等浮华消费耗损他们的财富,消磨他们的斗志,捎带着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阶层。后者活跃于宫廷前后、沙龙内外,习惯于上流贵妇的衣香鬓影,灵感离不开性感,才情与爱情齐飞,有时为法王怨恨,有时为王后宠护。他们离宫廷近,自认已窥得国家奥秘,如稿纸画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距离政治甚远,始终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圈外。不远不近,欲迎还拒,常使文人把剧场栏杆拍遍,为满腔热忱不能宣泄而愤懑。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2,500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 ?に?丈跤诔??芾淼哪昵嗳肆⒖瘫缓坪频吹吹恼?紊杓蒲兔涣恕U饩褪撬?那叭渭孀娓嘎芬?5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60,000册。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文人们当然选择后者。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封闭。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这一民族从路易14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儒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
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
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17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民族革命成败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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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满旧指推翻清朝统治。起源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到1911年这个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全文如下:
“排满”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文化的传入下,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严重的威胁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国情。
首先,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歧视政策是产生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哪里就有民族反抗。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清朝从过关以来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结果。
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表现为清朝入关时所实行的政策:剃发,易服,圈地,投充。
1,剃发
清朝在入关以前,当清朝的统治者占领辽东地区时,就强迫当地的汉人剃发梳辨,改从满俗。清朝入关后,清廷更连下剃发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行剃发之制,但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依然很激烈,而剃发更是招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人民的传统风俗,是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要灭族,这个是对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而当时的清廷在全国立足未稳,为了缓和一下各地人民的反抗情绪,清廷不得不暂时停止剃发令的推行,但是随着全国各地反抗清廷势力的扑灭,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基本上确定。
1645年6月15日,清廷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1)在州郡的檄文中,更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2)的话。此种残暴的剃发令一出,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人们为“为了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和战斗的勇气,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3)。各地的反剃发的斗争最终都为清廷以残酷的镇压所压制,其中由以嘉定和江阴的斗争为烈。
2,易服
清朝入关后,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 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4)强迫各族人民改易满服,这个是清朝民族压迫的又一表现。
3,圈地
清朝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首颁圈地令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清朝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而是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
4,投充
迫使各地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这个又是清朝初年的一个严重的民族压迫,满族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劳动人手,凭借着权势,强迫大量的民人投充为奴。
清朝的民族歧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2,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3,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4,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清朝从入关就开始就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歧视和压迫清廷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对各族人民 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猜疑和压迫政策。处处提防,歧视,压迫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人,而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样的民族政策的反抗。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义愤,列举了清政府“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其次,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卖国是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提出的根本原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朝政府更是和列强签定了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的势力深入中国的广大城乡,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统治,清朝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保住小朝廷,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公能奉行“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5)的卖国投降政策,彻底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成为了“洋人朝廷”,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依据已经不存在。因此,历史赋予了辛亥革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挽救中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
在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来又有之大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以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
最后,各国亡国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传播和中国固有的华夷观念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两大理论来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个国家的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这些都对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提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而“排满”革命的“光复旧物”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辩”。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跟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根源于传统的“春秋大义”,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呐喊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
1,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入手,可以区分为传统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两种。
传统的民族主义渊源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宋朝以后,中原屡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故华夷之防的思想日益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据传统的夷夏观,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视为最优,而鄙视西方人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鄙视他邦为“未闻礼仪之风,仁者教化”的禽兽之国,这种从传统的夷夏观中延续下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华夏中心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他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看法极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而我国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则产生于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2,从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所体认的范围入手,可以区分为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民族主义,和以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众多的民族命运的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民族主义这样的两种民族主义。
用梁启超的说法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一文中提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所谓的“小民族主义”指的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排满”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是指国内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
3,从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或民族主义认同情结所采纳的不同符号入手,又可以把民族主义区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等方面。
族类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或者是种族为认同的符号,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有明显的排斥他族的倾向,强调从来源,血统或者是种族上区分民族,如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里要求“厘清种族”即属于族类民族主义的范畴,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具有族类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政治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权,政治主体为认同的符号,强调政府唯一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基本目标是建立民族主权国家。“排满”民族主义提倡推翻满族所建立的清政府,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强调汉族应该在政权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其实也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特征。而中华民族的提法也可以归纳为政治民族主义的范畴,孙中山晚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可以归为此类。经济民族主义以提倡经济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为主要的内容,近代以来的“实业救国”是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文化民族主义是以传统的文化中仍被认为优异的部分即所谓的“国粹”为该民族主义的认同对象,所放映的是一种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和各种礼仪制度高于优于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4,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入手,或依其对传统,对外来的东西的不同取向态度和排斥情绪的强度,可以区分为革命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
激进民族主义激烈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发扬传统。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主张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有革命民族主义的因素在内,同时有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又吸收了很多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革命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的相互结合体。
“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人所固有,最初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据说,“民族主义”一词最先是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的词典》。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大体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而盛行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在传播和阐述的过程中,又发展出近代中国自己的显著特色。
有趣的是,中国最早提出“民族主义”一词的,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7)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也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和政策之烦扰错杂,以属应该不暇。”(8)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94,95期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他是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势变的趋势:“今日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之时代也。”“专就欧州而论之,则民族主义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他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以行也”。“今欧美列强皆侠其方刚之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国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极汲汲或者也。”
但是,梁启超对民族主义中的“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的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他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感到恐惧不安。特别是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辛亥革命正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排满”民族主义。
这就造成了一种和奇特的现象:最早在中国提出“民族主义”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却是越来越不愿意谈民族主义,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维护或者是改善清政府的统治,根本点还是在于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后来辛亥革命党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掀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清浪潮,“民族主义”在清朝最末的十几年里几乎成了“排满”民族主义的同义词,他们放弃或者是不愿意谈论“民族主义”也是在所难免的。
会党在清朝末年的反清浪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的最早的革命行动就是从联络会党开始,而会党的“反清复明”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地一向着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
1, 会党的“反清复明”的思想
清朝入关之初,由于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一开始便受到很强烈的反抗,其抵抗之烈,场面之悲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历历在籍。带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日见巩固,各地的反清战争相继失败,大部分的汉族知识分子以感到神州陆沉,天下沦亡,回天无力,所谓“故君日逝,故友以亡,吾将安归,敬俯首阳”,或遁迹山林,或逃禅为僧,或佯狂病颠,后著书立说,以表达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敌视。而其中的著书立说更是成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立身的方式,但是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亦巩固,对这些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的打击也就日亦惨烈,大兴文字狱,严酷地屠戮大批的知识分子,因此,有清一代,要想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表达亡国之痛,屠戮之惨已是不可能,因此一些有“民族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便通过将下层社会和江湖上一些无家可归者聚集起来,结成社团,“把民族主义思想发到那种团体中生存。”“民族主义能够流传下来,三百年而不绝,全赖会党之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是这样明确记载会党的历史:“洪门者,创设于明朝的遗老,起于康熙年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身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之忠烈死亡怠尽,二三遗老,见大势以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6)会党的思想中最鲜明的就是其“反清复明”,有清一代,会党起事多以此为口号,而辛亥革命对其思想进行改造,去除其“复明”的主张,吸收其“反清”的合理成分。李大钊在其著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对此是这样介绍“他(孙中山)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传下来的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宗法的会党的性质而入国民革命的正规。”(10)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下层社会”就是指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党。
2,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大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思想的烙印。
孙中山幼年其实生活的香山县,就是会党活动活跃的地方,清朝初年就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五色邦”在这里进行反满活动,此后,香山会党曾“四次兴师大举反满“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香山孙氏家庭,也具有浓厚的反满意识,踞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介绍:“其家先人,在清朝从无人应举觅官者” (7),其先世族人中早就有人参加过反满活动,孙中山第十一世代先祖孙鼎标曾参加过“反清复明”起义。在如此的氛围中,年幼的孙中山“热枕种族观念,志愿非常”,据陈剑安提供的资料表明,孙中山很小之时不仅喜欢听反满的故事,还萌发过效法会党的意向。
1855年以趋成熟的孙中山曾表示:“欲推翻满清复回汉家山河”,这显然受了会党的“反清复明”的影响,而首先响应孙中山“排满”民族主义的是会党,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这得力于三合会首领邓荫南的帮助,其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排满”口号很清楚地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烙印。兴中会的其他重要骨干如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谢赞泰都是会党分子,要时人的话就是“孙逸仙的左右,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
1895年的广州之役,1900年的惠州之役,1903年的广州起义和同一时期的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都是以会党为起义的主力。随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盟书所用的年号——“天运”也是来源于会党,根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记载:“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应以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既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远。(二)明亡后,中国秘密会堂,如天地会,哥老会,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用耳。” (8)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非常大作用的新军其实也多是会党中人。
胡汉民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条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9)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有来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一是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主要用与知识水平较高之中等社会,其做法大抵是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 派的激烈论战的大快文章,都可以列出此类。但是下曾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是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要想让他们明了“排满”民族主义之道理,使他们拥护“排满”革命,只有通过感性的文章,感性的宣传方可以收到效果。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样的情绪煽动的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感情的倾注往往胜与理性的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更易于流传。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点作为反对革命的杨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他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10)因此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扬中国“亡国论”,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之中国。
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自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经亡国,现在要恢复汉人国家,就必须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具体,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11)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满人本是塞外东胡,是异种,异族,本不该入主中原。满州未建国前为中国的“羁靡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的国籍,满族既不是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为一般意义上的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为异族所灭。另一革命鼓动家说的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上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距吾之主权也,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所以章太炎在1920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中说的更为坦率和露骨“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次直截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拒法理。”(12)因此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刨清人种”,鼓吹满汉不同种,满族乃异族。
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革命必刨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有,必内有所结,而外有所排”,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州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同时革命党人为增加汉族内部的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大力黄帝轩辕氏为汉人之鼻祖,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刘师培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中就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因此“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13)用以否认满族在中国统治,使满族的君主年号流于空文。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和《黄帝书》的出版,天才革命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
3,鼓吹清朝“暴政”和民族压迫和歧视,详尽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
如孙中山所言的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 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以“排满”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产生的,革命派要推翻当时的君主专制,而当时的君主和皇室又是数百年前以武力入主中原并曾对汉人大肆屠杀的满人,为了减轻革命的阻力,他们当然不会放弃煽动汉人仇满情绪这一有力的手段,他们也很清楚“排满”其实只是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是在“排满”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人在人数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在各省举行的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从属于民族主义革命的范畴,孙中山早在1906年即以明确地宣告:革命派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州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州的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来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他分做两次来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14)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州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起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百姓,“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州所窃拒,人所共知,不须别有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 (15)正是因为如此,“排满”民族主义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的民众的人体,辛亥革命才会胜利,才不至于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和民族绝灭。
但是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却有着不可否认的缺陷,第一就是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和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因为辛亥革命的建国理论是十八行省,这必然要放弃其他民族的土地。第二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是导致其革命不失败的原因因为辛亥革命时的一个心理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满族的统治被斥为异族统治,因此要挽救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结束满人在中国的同志,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带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排满”民族主义和“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少,还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因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敢下了台,挂上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在当时因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就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能够自然跟上。” (16)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先是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位置流给为“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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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6月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其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80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安徽芜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鸦片战争后,安徽芜湖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之一,1876年中英国《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正式对外开埠。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日益加深,芜湖人民进行着日益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本文试对1876年到1919年芜湖的革命作一概述。
1876年芜湖对外开埠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芜湖人民进行着英勇的反帝斗争,其中以反洋教斗争为主。1888年5月,天主教堂建筑工地上一名雇工无故殴打附近居民的一个小孩,引起公愤,无数群众涌到神父的住处和工地,要求交出打人凶手,停止建筑工程。三天后封建官府派人将民众驱散。这次事件是芜湖人民大规模反洋教斗争的前奏。1891年由哥老会发动了一场民众焚毁天主教堂、孤儿院、英国领事馆,并抢劫其中财物的暴力事件,史称“芜湖教案”。此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将带头焚烧教堂的王光金、傅有顺二人就地正法,芜湖海关道台成章、知县王焕熙因镇压不力被撤职,赔款白银123684两,为教会修建新教堂提供方便等。这场斗争就这样被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所镇压。芜湖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虽被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镇压下去,但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是中国近代革命中一朵绚丽的浪花。[1]48-51
辛亥革命前夕,芜湖地区的民主革命活动,主要是创办报刊和开办学堂,使芜湖成为当时整个安徽革命舆论的中心。
当时芜湖出现许多报刊,其中最显著的是《安徽俗活报》。《安徽俗活报》创刊于1904年3月31日。编在安庆,印在上海,发行在芜湖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不久,陈独秀便将报纸迁来芜湖,将激进民主思想发展到巅峰状态。该报内容丰富新颖,门类多样有趣,语言通俗生动,图文并茂,深受省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1905年9月,因刊载一则反英的消息,触怒了英国驻芜湖的领事,该领事胁迫芜湖地方当局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不得不停办此报。《安徽俗话报》从1904年3月创刊到次年9月13日查封,历时1年半,共刊22期。初刊时销售1000份,但不到半年就增至3000份,并一版再版。特派处也发展到58家。《安徽俗话报》是安徽最早的富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它为清末黑寂的安徽放出了一线光明,它的竭力呼喊,唤醒了众多的安徽民众,并敲响了清政府安徽政权的丧钟。[2]94-96
芜湖近代报业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报纸是《皖江日报》,于1910年12月21日创办,每日一刊,一直到1937年12月5日停刊,历时27年。报纸主要由安徽太平县人谭明卿(1885--1938)创办,在他的努力下,《皖江日报》和《皖报》、《鸠江日报》和《商务日报》一起被视为清末芜湖的四大知名报纸。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天,《皖江日报》就以“武昌方面有激烈炮声”予以简报,继之逐日发“号外”,最多一日发三次“号外”。由于对时事传播及时、迅速,甚至有时比上海的报纸要早上两三天,《皖江日报》在安徽乃至全国文化界都很有影响。[3]152
1903年至1909年,芜湖先后兴办学堂十余所,这当中革命色彩最鲜明的是安徽公学。1904年下半年,由安徽著名的教育家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如苏曼殊、柏文蔚、李光炯、陈独秀等都在该校执教,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力量,创建革命组织。由于安徽公学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全省各地以及省外的许多有志青年来到芜湖,就读于这所学校,从而对于芜湖地区、安徽全省、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4]658-661因此芜湖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革命的策源地,而其革命策源活动之一就是成立岳王会。
1905年7、8月间,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宋少侠等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以反清为宗旨,中央设总部,地方设分部。后来柏文蔚去南京新军当队官,常恒芳赴安庆尚志学堂任训导主任,于是岳王会就分成三部,芜湖为总部,陈独秀任总会长,柏、常在南京、安庆各设分部,各任分部长,运动新军。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成员入同盟会。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官府监视甚严,革命党人难以容身,多离开芜湖,陈独秀东渡日本,岳王会陷于停顿。同年秋,在安庆设立“维新会”、“同汉会”、“励学会”等外围组织,并在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会务复苏。1908年该会会员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岳王会领导骨干受到严重摧残,安庆岳王会分会亦随之解散。“维新会”还继续活动了一个时期。岳王会是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它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安徽地区民主革命运动,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安庆新军首先打响的,而发动新军进行革命的道路,是由陈独秀创建的岳王会开辟的。[5]19-2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芜湖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带有革命色彩的民众剧团--迪智群,接着开始了革命活动,许多商业性的报纸,每天都报道各地革命的消息,这激发了芜湖民众渴望革命早日来临的热情。这时,同盟会会员吴振黄、刘醒吾等来芜湖,以江口大方客栈为秘密机关,联合迪智群组织,商议策动芜湖独立计划。他们带领“青帮”徒众及青年数百人冲进警务公所,未遇抵抗。反动势力被迫妥协,经协商,芜湖新政权---皖南军政分府成立,11月10日公举吴振黄掌分府、刘醒吾为皖南总司令。12月1日,安庆“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公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芜湖军政分府一致拥护。1912年5月孙毓筠去北京投奔袁世凯,由柏文蔚接任都督,下令撤销各地军政分府,皖南军政分府就此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显然,芜湖辛亥革命是由革命党人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实现,新政府的人事,新旧参半,从外表换了一块招牌,内容却依然如故。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芜湖的辛亥革命也就草草收场了。[6]79
四、芜湖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指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运动的标志是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主要人物有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等。运动的内容,前期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安徽是“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以安庆和芜湖为中心的安徽新文化运动,规模大,持续性长。《新青年》在创刊初期就已经在安徽省内传播了,在芜湖的发行量每期达100本以上,芜湖的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受了很大影响。《新青年》中的皖籍编撰者们积极向家乡宣传和介绍这本杂志。例如: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芜湖任省立第五中学学监兼授英语。在该校创办学生自治会,并创办商业夜校二所。《新青年》每出一期,高语罕必买几本送给学生阅读,高语罕还向北京朋友大量索要或订购《新青年》以及《新潮》、《新生活》、《每周评论》等报刊然后分发给各校师生。刘希平,安徽六安人,1916年,刘希平应省立五中校长潘光祖之邀,来校担任修身课教师。此间为学生订阅《新青年》、《新生活》、《新潮》、《湘江评论》等书刊,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当时传入芜湖的书刊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新潮》等不下数十种之多[3]150,这些进步刊物的流传,有力推动了芜湖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在进步刊物的传播过程中,科学图书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经营书籍。他鼎力营销,到处奔波,在全国各地设代售处58个,努力推销新文化的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书刊。随之,芜湖科学图书社名声雀起,被称为马列主义早期在安徽传播的三条主要渠道之一。芜湖科学图书社还是陈独秀组织“岳王会”的诞生地,在辛亥革命前,已是传播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是陈独秀、柏文蔚、钱杏郊、高语罕等一班人的“青年之家”。科学图书社聚焦了安徽知识界精英们的目光,是进步知识分子互相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有力地推动了芜湖乃至整个安徽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芜湖在1876年开埠之后,芜湖人民就进行着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历经主要的革命斗争如反洋教斗争、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后,芜湖地区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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