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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视角关照比较教育学知识与教育学知识之间的关系,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实践来看,比较教育学仍然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教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全民教育问题是大家关心的话题。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泰国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的基本内涵是,扫除成人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以及消除男女受教育之间的差别。200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通过了《达喀尔纲领》,使得全民教育的目标更为具体化并确定了时间表。
为了积极应对《达喀尔纲领》,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全面地总结了2000年达喀尔世界全民教育会议以来中国全民教育实现的历史性的突破,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扫盲及其少数民族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同时也清晰地记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全民教育的历程。
一、全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内涵
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宣告:“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几十年来,许多发达国家把全民教育作为缓解社会危机和国家反贫困计划和经济振兴计划来对待。亚太地区于198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推行“亚太地区全民教育计划”的建议。1990年3月“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在泰国宗迪恩召开,这标志着全民教育思想的正式产生。进入21世纪以来,全民教育思想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教育思潮之一(另一个是终身教育思潮),它不仅主导了当前世界教育改革努力的方向,也成为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和进步的趋势。
全民教育兴起并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三:首先,从个人发展的层面上看,全民教育既是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籍以促进社会平等的根本保证,又是使个人获得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基本手段。其次,从社会或国家层面上看,全民教育既是社会经济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和国家走出危机、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必然选择。第三,全民教育是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需要。目前,全世界面临着一些令人生畏的问题:环境的普遍恶化、人口的迅速增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等。教育,尤其是面向所有个体的全民教育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全民教育思想教育主张
首先,从教育对象的范围来看,全民教育主张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学习需要。它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儿童的早期护理与教育、初等教育、成人扫盲、特殊教育、技能培训、妇女教育等等。显然全民教育的对象是无所不包的一切有生命的个体的总合。全民教育的教育对象是“全民”,是无条件的,有追求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民主化的基本内涵,致
力于是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获得学习的机会。实际上,处于现代社会阶段的全民教育思想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人类目前还不可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基本相同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能保证让所有人都受到教育,同时也是我们现代人甚至未来人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从教学方法来看,全民教育是一种现代教育思想,它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现代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全民教育的教学方法具有全面性、针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全民教育内容丰富、对象复杂、形式多样,要求教学方法依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丰富多彩。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远程教育的空前发展,使全民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必然向开放性方向发展。还有,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全民教育必然要反映自我教育、自主学习方面的教学方法的要求。但是现代全民教育思想在凭借现代化的、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的基础上,还要继承传统教育、教学思想的精华。
第三,从教育目的来看,全民教育的宗旨和最终目的是满足所有人的学习需要,以提高所有人的基本文化水平和谋生的基本技能,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全民教育是普及教育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建立并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教育机会均等,从而使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但是,全民教育拘泥于普及教育,它放眼全球,从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困扰人类的一些世界性问题高度,来审视教育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全民教育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必须。,并有一定的意识和能力参与解决困扰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通过全民教育,让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进步,从而使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最后,从教育内容来看,全民教育思想作为代表现代社会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思想,越来越与终身教育思想融合起来,在教育内容方面体现出无所不包的广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中国政府率先承诺在中国普及“全民教育”,为此,中国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使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全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2000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目前在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中国在全民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广泛好评。
但是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进步,中国的农村教育事业和扫盲教育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由于人口众多、国力相对落后,中国内地仍有8700万成人文盲,其中青壮年文盲2300万人,全国8%的地区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又是非常困难的地区,在农村教育方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大力推动西部‘两基’攻坚任务,本届政府决心要在任期内完成这项任务。
中国不仅要保持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此次高层会议恰恰为各国代表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平台。虽然我们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有自己的国情,各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差异,但我们都有着共同的全民教育发展的奋斗目标,相信此次会议将有力地促进全民教育有关问题的解决。相信这次高层会议的召开,必将为世界全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摘要]:为了适应日本社会的变化和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迎接21世纪的挑战,1984年,内阁大臣中曾根在第101次国会上,提出把教育改革作为施政的三大政策之一,同年设立了直属大臣的“临时教育审议会”,要求对有关教育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综合的调研和审议,并提出教改方案。日本也掀起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所谓第三次教改浪潮。面对21世纪的科技、教育发展日本提出了三个教育目标:①广阔的胸怀、强健的身体和丰富的创造力; ②自由自律和公共的精神; ③世界中的日本人。
[关键词]:80年代 教改 高等教育 发展趋向
历史迈入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开始进入知识社会,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主导力量和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21世纪也是网络信息的时代。科技的突飞猛进,知识的需求,尤其是信息通讯的迅速发展对社会、教育都有极大的挑战。21世纪的知识“产品”席卷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全面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不但经济全球化,东西方的教育、文化也在经济全球化中互相碰撞与融合;21世纪是人为中心的时代。不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更加重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对于人的潜能的开发,以及人对社会生活的自觉参与。
人们发现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纪,唯有做的就是在教育上的改革。只有改革教育上的不足点,改进教育的缺点才能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给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培养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迅速超过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从8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期,使日本于70年代确立的“技术立国”的神话破灭,经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是日本经济赖以重振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那么怎样才能让教育从新恢复过来为社会、经济服务呢?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大量的加大职业教育的数量,大量兴办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专业学校。一方面给日本经济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教育思想,给学生、给家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的降温,政府必须面对如何改革当时教育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把以往教育重视经济的价值取向转变为强调人的精神丰富,打破学校教育的终结性与封闭性,试图在一种大教育观的指导下,建立终身学习的网络;并且,突出了教育的灵活性、个性化和特色化;重视提高教育质量;强调增强文部省的政策指导职能和地方教委的活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弹性化,发展研究生教育,振兴学术研究;加强国际交流等。只有这样日本的经济才能发展,虽然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高等教 改革有所收获但是办的不太成功。此次的教育改革是日本教育改革的第三次教改浪潮,它重点放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尤其是职业技术和专业学校的改革上。日本80年代踢出的教育改革目标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和能力主义色彩。
1987年8月,日本内阁设立了“教育改革实施总部”,负责落实“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改革方针。同年9月10日成立高等教育改革政策的研究机构——大学审议会,期望通过高等教育推动第三次教育改革。但是,限于当时日本社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其教育改革实践基本上是在战后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框架内进行了局部的修补或调整。总的来说80年代的教育改革动作不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成效。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教育改革迟滞不前,而改革的动力冲不破传统的阻力呢?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与大学教授谈到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启动时认为,80年代的教育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二:其一,是当时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缺乏行政能力。因为“学者及教育家在实行改革方面是缺乏力量的”。其二,是教育改革理念缺乏哲学指导思想,没有确立作为支柱的基本方针。关于战后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改革,他认为“日本的大学偏离了以制定国家政策为宗旨的轨道,继续维持着19世纪的保护所谓‘象牙塔’的旧体制”。总之,人事上的失败是导致“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教育改革主张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其实战后日本有三次的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80年代以来的改革就是第三阶段的改革。从7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国际化。70年代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以完善人格为目的”,“完善人格,作为教育努力的最终目标”。1971年6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省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整体扩充改善的基本政策》的咨询报告,这个文件成了日本7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日本继明治初期和战后初期两次重大改革之后的所谓“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主要依据。1974年6月文部省制定的《大学院设置基准》,使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法规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1978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其咨询报告中提出修改《大学设置基准》,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1984年日本政府设立直属于首相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加大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1985年6月,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是80年代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9月,文部省设立了大学审议会。概括起来,80年代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高等教育机构;二是充实与改革研究生教育;三是加强学术研究。
90年代,日本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课程的一体化。1995年,日本政府确立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国策,并相继制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实行“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9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困扰着日本高等教育界,据此,文部省修订了《大学院设置基准》,并出台了其他相关政策措施,开始日本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1998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提交了题为《21世纪的大学像和今后的改革方策——在竞争环境中充满个性的大学》的咨询报告,全面规划了21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及改革方针政策。2001年6月11日,文部科学省向日本第10次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审议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总的来说,90年代以来大学改革主要是四项:第一,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对本科教育进行改革;第二,把大学院建成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在质、量两方面进一步充实大学院的教育;第三,向社会开放设施设备等学习条件,为社会人士提供更多的终生学习机会;第四,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全面展开。
日本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无论从规模、制度、组织和培养方式等所有方面均面临着挑战。为应对挑战,日本政府至今仍持续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并把研究生教育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是日本追求新的国家目标的需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在以IT产业为标志的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相比也处于下风。可以说,缺少创造性人才,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日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所以日本要想在国际社会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更加积极地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通过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以加强基础研究,多出一流研究成果,培养世界顶尖科技人才,推进日本的产业振兴,实现由“日本制造”向“日本创造”的转变。
其次,这是日本大学摆脱生存危机的需要。90年代以来,日本教育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学率几近100%,高中阶段的学生就学率也已达到96%以上,高等教育的学生就学率如果将高等专门学校计算在内的话则超过60%,即日本社会已经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自1992年18岁人口高峰过去以后,到2009年高等教育将进入全部高中毕业生入学时代,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将面临着由“学校选择学生”转为“学生选择学校”的挑战。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导致以招收本科生为主的私立大学的经营越发走向困境,而以承担研究生教育为主体的日本国立大学要维持生存就必须实行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采取扩招以广泛吸纳成人研究生入学的政策,将成为国立大学抢夺生源的有效经营策略之一。
第三,是日本应对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挑战的需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比较封闭的。但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迅速进展,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在逐渐加深。日本要在全球化时代增强国际信誉,就必须创造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环境,以吸引国外优秀人才融入日本社会。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和研究生院在广泛吸纳留学生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是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理性选择,其改革过程主要是围绕“入口”和“出口”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从国内形势看,前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大学生存危机和满足国民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对高层次教育的广泛需求,改革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培养方式,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弹性化”、“多样化”;从国际形势看,要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困扰局面而实现产业振兴,就必须通过改革大学管理制度、创新研究生教育的组织机制、加强大学的基础研究,以培养能够活跃在国际尖端研究领域的精英人才,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而追求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实行研究生院“重点化”改革,实现高等教育“高度化”。
当然,日本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方面。如日本COE项目的实施类似中国的“985工程”。而在立项建设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一改过去那种由政府行政命令式的均摊或指派的办法,改为以日本学术振兴会为中心、另由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大学基准协会四个机关联合组成的“21世纪COE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实施,就值得我们借鉴。但日本通过扩招来摆脱大学生存危机,使研究生院人满为患、研究生求学意愿低下、博士过剩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和导师指导能力欠缺等问题,同样值得我国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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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振玉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1期
(3)赵洪伟.《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第320页,第327页,第326页,第337-338页,第338页.
(4) 李振玉.《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的过程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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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公认的以学科名义长期建设和发展的学科,比较教育学科理应成为并称为“比较教育学”,弃“学”直呼“比较教育”,是淡化和规避比较教育学学科性的非学科化的表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教育学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义务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同时,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义务教育 东部教育 西部教育 差异
【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至今的20年中,我国积极探索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发展问题日趋显著。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实现东西部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加剧的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制度等也在转型之中,且许多方面存在着改革的不对称现象,导致东西差距还十分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发展失衡诸方面;东西差距又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交织在一起,尤其西部地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现象。较发达的东部(尤其江浙)近几年改善情况较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仍然还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本文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情况为案例进行讨论。
一、政府资源配置的政策、努力与困难
1.政府出台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义务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公共产品,都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孩子都必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当然也就是财政教育经费支持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还没有真正实现与城市一样的义务教育。更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农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带着全家和孩子进入城市,这个矛盾便由农村走进城市。现在,这个矛盾随着三农问题、社会失衡问题的突出,被提到政府工作甚至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且,西部地区如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新问题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困难。
2.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努力与困难。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政策的可持续性,忧心忡忡。从调研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虽然比发达的东部已经晚了好几年,但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
(1)学校总体容量基本饱和,局部热点地区学位紧张。
(2)教师编制严重不足。
(3)学校办学经费缺口很大。西部地区办学经费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在落实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后,面临的经费困难将更加严峻。
(4)学校安全存在隐患。
3.教育行政部门的措施与希望。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是:增拨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编制,在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民工集中聚居的城郊地区布局新学,清理整顿城郊出租房、暂住证、假用工合同等。
二、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状况
民工子弟学校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
同,在实际生活中,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仍然十分艰辛。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发展并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政策,这可说是仅次于教育经费筹集的另一个重大问
题。
1.打工子弟学校的作用与贡献。
一般来说,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要求比较低,一般是要让孩子识字,
接受比乡村学校更好的教育,提高谋生能力和就业能力。
2.困难与挑战:五大难题。
(1)是学校迟迟拿不到“准生证”。有些校长诉苦说,学校总是被告知需要继续整改,
拿批准文件好象遥遥无望,这一点可以说是所有民工子弟学校遭遇的通病。学校在战战兢兢
中往前走,合法化进程十分艰辛。
(2)是学校校舍不稳定,不敢搞扩大和基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有些学校这些普遍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学校随时面临拆迁,不敢搞基建,更不敢扩大。校舍不稳定,是几乎都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子弟学校普遍遭遇的第二个问题。
(3)是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4)是民工学校多采取租地办法办学,抗干扰能力脆弱。民工学校普遍没办理征地、更
无拨地,基本采用租地办法办学,而租地老板擅自中止合同、抬高地价的事时有发生。
(5)是学生拿不到教委承认的文凭。不过肖校长告诉说,小学毕业证对民工子女的影响
不大,因为继续升学对小学文凭的要求不严格。
三、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思考
方兴未艾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样好的政策面
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工学校迅速发展?因为需求更大,供不应求。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
置失衡,最根本的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其关键又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负担的问题;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政策定位,如何真正扶持他们发展,并使他们规范发展、健康发展。
1.西部大开发应实施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的政策;义务教育经费应由中央财政全额、
足额拨款。
教育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品,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义务教
育更应平等享有。在我国,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民享有的水平很低;享有的水平低,人的文化、思想、科技等素质就低,获取知识的能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低,西
部经济社会就难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代代循环,难以走出贫穷甚至愚昧落后的困境。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巨大差距从而补贴能力的差距,由于个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实际教育水平的差
距更加突出。
即使在西部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及其与东部的差距,也十分惊
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切切实实的事实,西部人从这些切身感受中深
切体会到东西部间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家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
距。家庭收入高的,可以为小孩请家庭教师,可以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可以用较高的钱去选校。普通中学办学举步维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当然更加困难。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获得其他公平的根本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应切实关
注教育,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平等。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提供一种养成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强迫性、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中的‘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2.调动全社会力量,多渠道发展教育事业;积极扶持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尽快解决“准
生证”、合法化、规范化,积极推广“教育券”等好办法。
第一,限时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准生证”和学生的毕业证,加快民工学校的“合法化”
进程。要正确评价民工子弟学校的贡献和作用,对他们应真正做到中央有关文件倡导和强调
的扶持、规范而不是限制,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条件,并对他们的发展给予切切实实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推广浙江率先实行的“教育券”制度,让各方面的教育事业得到更公平的竞争和
资源,从而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尤其要切实解决民工子弟学校遇到的问题。
第三,民工学校使用土地给予特殊政策,政府主动出面对涉及各方进行协调,并制定相
关政策。
显然,西部地区不能与财力雄厚的东部相比,教育资源的压力在城市也不可盲目乐观,
民办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帮助民工子弟学校成长,是西部地区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3.关注“留守儿童”,让西部农村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在关注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
民生存状况和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面对的教育条件更差,所在地财力也更加困难,在西部许多地方,基础教育条件倒退,农村孩子较小年龄辍学甚至轮为童工,已不鲜见,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央更应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拨款和教育援助。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成果,也理应由全体人民,包括西部人民、
农村群众共同分享。它最应该体现的领域便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是16大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基础和重要职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更是打破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困代际传递的利器。
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改变中央政府和省级
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份额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力,应是转移支付的主体。,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已经逐渐明确,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大力扶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为整个教育事业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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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问题是大家关心的话题。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泰国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明确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的基本内涵是,扫除成人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以及消除男女受教育之间的差别。200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通过了《达喀尔纲领》,使得全民教育的目标更为具体化并确定了时间表。
为了积极应对《达喀尔纲领》,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全面地总结了2000年达喀尔世界全民教育会议以来中国全民教育实现的历史性的突破,充分展示了中国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扫盲及其少数民族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同时也清晰地记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全民教育的历程。
一、全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及其基本内涵
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宣告:“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几十年来,许多发达国家把全民教育作为缓解社会危机和国家反贫困计划和经济振兴计划来对待。亚太地区于198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推行“亚太地区全民教育计划”的建议。1990年3月“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在泰国宗迪恩召开,这标志着全民教育思想的正式产生。进入21世纪以来,全民教育思想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教育思潮之一(另一个是终身教育思潮),它不仅主导了当前世界教育改革努力的方向,也成为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和进步的趋势。
全民教育兴起并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三:首先,从个人发展的层面上看,全民教育既是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籍以促进社会平等的根本保证,又是使个人获得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基本手段。其次,从社会或国家层面上看,全民教育既是社会经济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和国家走出危机、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必然选择。第三,全民教育是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需要。目前,全世界面临着一些令人生畏的问题:环境的普遍恶化、人口的迅速增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等。教育,尤其是面向所有个体的全民教育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全民教育思想教育主张
首先,从教育对象的范围来看,全民教育主张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学习需要。它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儿童的早期护理与教育、初等教育、成人扫盲、特殊教育、技能培训、妇女教育等等。显然全民教育的对象是无所不包的一切有生命的个体的总合。全民教育的教育对象是“全民”,是无条件的,有追求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民主化的基本内涵,致
力于是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获得学习的机会。实际上,处于现代社会阶段的全民教育思想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人类目前还不可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基本相同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能保证让所有人都受到教育,同时也是我们现代人甚至未来人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从教学方法来看,全民教育是一种现代教育思想,它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现代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全民教育的教学方法具有全面性、针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全民教育内容丰富、对象复杂、形式多样,要求教学方法依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丰富多彩。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远程教育的空前发展,使全民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必然向开放性方向发展。还有,随着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提出,全民教育必然要反映自我教育、自主学习方面的教学方法的要求。但是现代全民教育思想在凭借现代化的、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的基础上,还要继承传统教育、教学思想的精华。
第三,从教育目的来看,全民教育的宗旨和最终目的是满足所有人的学习需要,以提高所有人的基本文化水平和谋生的基本技能,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全民教育是普及教育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建立并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教育机会均等,从而使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但是,全民教育拘泥于普及教育,它放眼全球,从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困扰人类的一些世界性问题高度,来审视教育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全民教育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必须。,并有一定的意识和能力参与解决困扰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通过全民教育,让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进步,从而使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最后,从教育内容来看,全民教育思想作为代表现代社会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思想,越来越与终身教育思想融合起来,在教育内容方面体现出无所不包的广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中国政府率先承诺在中国普及“全民教育”,为此,中国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使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全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2000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目前在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中国在全民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广泛好评。
但是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进步,中国的农村教育事业和扫盲教育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由于人口众多、国力相对落后,中国内地仍有8700万成人文盲,其中青壮年文盲2300万人,全国8%的地区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又是非常困难的地区,在农村教育方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大力推动西部‘两基’攻坚任务,本届政府决心要在任期内完成这项任务。
中国不仅要保持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此次高层会议恰恰为各国代表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平台。虽然我们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有自己的国情,各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差异,但我们都有着共同的全民教育发展的奋斗目标,相信此次会议将有力地促进全民教育有关问题的解决。相信这次高层会议的召开,必将为世界全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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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遭遇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比较教育学的概念建构对于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教育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义务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同时,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义务教育 东部教育 西部教育 差异
【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至今的20年中,我国积极探索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发展问题日趋显著。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实现东西部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加剧的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制度等也在转型之中,且许多方面存在着改革的不对称现象,导致东西差距还十分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发展失衡诸方面;东西差距又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交织在一起,尤其西部地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现象。较发达的东部(尤其江浙)近几年改善情况较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仍然还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本文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情况为案例进行讨论。
一、政府资源配置的政策、努力与困难
1.政府出台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义务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公共产品,都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孩子都必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当然也就是财政教育经费支持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还没有真正实现与城市一样的义务教育。更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农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带着全家和孩子进入城市,这个矛盾便由农村走进城市。现在,这个矛盾随着三农问题、社会失衡问题的突出,被提到政府工作甚至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且,西部地区如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新问题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困难。
2.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努力与困难。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政策的可持续性,忧心忡忡。从调研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虽然比发达的东部已经晚了好几年,但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
(1)学校总体容量基本饱和,局部热点地区学位紧张。
(2)教师编制严重不足。
(3)学校办学经费缺口很大。西部地区办学经费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在落实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后,面临的经费困难将更加严峻。
(4)学校安全存在隐患。
3.教育行政部门的措施与希望。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是:增拨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编制,在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民工集中聚居的城郊地区布局新学,清理整顿城郊出租房、暂住证、假用工合同等。
二、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状况民工子弟学校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
同,在实际生活中,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仍然十分艰辛。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发展并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政策,这可说是仅次于教育经费筹集的另一个重大问
题。
1.打工子弟学校的作用与贡献。
一般来说,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要求比较低,一般是要让孩子识字,
接受比乡村学校更好的教育,提高谋生能力和就业能力。
2.困难与挑战:五大难题。
(1)是学校迟迟拿不到“准生证”。有些校长诉苦说,学校总是被告知需要继续整改,
拿批准文件好象遥遥无望,这一点可以说是所有民工子弟学校遭遇的通病。学校在战战兢兢
中往前走,合法化进程十分艰辛。
(2)是学校校舍不稳定,不敢搞扩大和基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有些学校这些普遍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学校随时面临拆迁,不敢搞基建,更不敢扩大。校舍不稳定,是几乎都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子弟学校普遍遭遇的第二个问题。
(3)是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4)是民工学校多采取租地办法办学,抗干扰能力脆弱。民工学校普遍没办理征地、更
无拨地,基本采用租地办法办学,而租地老板擅自中止合同、抬高地价的事时有发生。
(5)是学生拿不到教委承认的文凭。不过肖校长告诉说,小学毕业证对民工子女的影响
不大,因为继续升学对小学文凭的要求不严格。
三、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思考
方兴未艾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样好的政策面
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工学校迅速发展?因为需求更大,供不应求。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
置失衡,最根本的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其关键又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负担的问题;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政策定位,如何真正扶持他们发展,并使他们规范发展、健康发展。
1.西部大开发应实施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的政策;义务教育经费应由中央财政全额、
足额拨款。
教育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品,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义务教
育更应平等享有。在我国,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民享有的水平很低;享有的水平低,人的文化、思想、科技等素质就低,获取知识的能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低,西
部经济社会就难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代代循环,难以走出贫穷甚至愚昧落后的困境。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巨大差距从而补贴能力的差距,由于个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实际教育水平的差
距更加突出。
即使在西部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及其与东部的差距,也十分惊
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切切实实的事实,西部人从这些切身感受中深
切体会到东西部间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家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
距。家庭收入高的,可以为小孩请家庭教师,可以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可以用较高的钱去选校。普通中学办学举步维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当然更加困难。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获得其他公平的根本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应切实关
注教育,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平等。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提供一种养成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强迫性、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中的‘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2.调动全社会力量,多渠道发展教育事业;积极扶持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尽快解决“准
生证”、合法化、规范化,积极推广“教育券”等好办法。
第一,限时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准生证”和学生的毕业证,加快民工学校的“合法化”
进程。要正确评价民工子弟学校的贡献和作用,对他们应真正做到中央有关文件倡导和强调
的扶持、规范而不是限制,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条件,并对他们的发展给予切切实实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推广浙江率先实行的“教育券”制度,让各方面的教育事业得到更公平的竞争和
资源,从而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尤其要切实解决民工子弟学校遇到的问题。
第三,民工学校使用土地给予特殊政策,政府主动出面对涉及各方进行协调,并制定相
关政策。
显然,西部地区不能与财力雄厚的东部相比,教育资源的压力在城市也不可盲目乐观,
民办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帮助民工子弟学校成长,是西部地区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3.关注“留守儿童”,让西部农村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在关注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
民生存状况和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面对的教育条件更差,所在地财力也更加困难,在西部许多地方,基础教育条件倒退,农村孩子较小年龄辍学甚至轮为童工,已不鲜见,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央更应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拨款和教育援助。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成果,也理应由全体人民,包括西部人民、
农村群众共同分享。它最应该体现的领域便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是16大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基础和重要职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更是打破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困代际传递的利器。
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改变中央政府和省级
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份额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力,应是转移支付的主体。,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已经逐渐明确,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大力扶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为整个教育事业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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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灵娥.义务教育校际均衡发展研究.[D]华东师大. 2009
[摘要]:目前,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间经济交流更显频繁,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教育显得非常重要。家庭教育尤其重要,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相关方面的比较,分析形成两国家庭教育差异的原因,对走出我国家庭教育的误区将有很好的启发和警惕作用。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显然家庭教育 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学界的重视,但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介绍了 家庭教育的定义,指出了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家庭教育 中国 美国 比较
家庭教育指的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也是全社会各个教育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中美两国由于在文化传统、观
念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导致了两国在家庭教育目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也存在着很多差异。家庭教育对于人的教育具有不可置换的意义,因为家庭是人降生以后第一个归属的集团,在那里形成这基本的人格。正确认识和了解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1、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求“天人合一”,“天德合一”。儒家文化历来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总是意味着权威,作为统治者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至今中国人在评价孩子时,听话、稳重仍是大优点。主导美国的文化是欧洲文化,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人本主义思潮渗透于美国各个角落。因此,在美国家庭,他们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让其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自己做决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是参谋和朋友。
2、思维风格不同。我国的家庭教育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来处理家庭人际关系。我国父母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个人养老或个人荣誉
面子角度考虑子女教育,在无微不至的父母爱怜中隐含着较为浓厚的“投桃报李” 的私情。美国人强调理性主义,其家庭教育推崇以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待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美国父母多是把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与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样看待,这是超越个人的立场,而不是完全从家庭本身或父母自身的利益来看待家庭教育。
二、教育方式的不同
两国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1、中国家长在生活上的包办代替。中国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在生活上对孩子的衣食住行包办代替,不让孩子沾家务活的边。这种包办横向涉及孩子的方方面面,纵向延伸到孩子长大成人。于是出现了小学生还要家长接送,中学生还要家长洗衣服,大学新生入学还要家长护送。而美国孩子具有很强的自立能力。绝大多数18岁以上的孩子,都靠自己挣钱来读书。而美国孩子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
2、中国家庭经济上的放任。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有求必应。这无形中助长了孩子奢华浪费的习惯。而在美国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头脑。美国不少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参与当家理财,通过亲身体验使他们深知金钱来之不易,从而养成精打细算、勤俭度日的好习惯。
3、美国孩子具有适应社会环境的本领。由于从小的艰苦磨炼,美国孩子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与此相反,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成绩上不亚于西方,但普遍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主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缺乏对环境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不懂得人际交往的技巧,人际关系差;怕苦怕累,只要求别人照顾,却缺乏同心和帮助别人的能力;在家不懂得尊敬自己的长辈,在外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中美家庭教育内容的不同
1、美国家庭教育内容丰富,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可称之为“素质教育”。在促进体力的增强上,重视开展幼儿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如在庭院里荡秋千,野外远足等;在认知的发展上,重视训练孩子的各种感官,注意开拓孩子的文化、审美视野,孩子的学习兴趣,如父母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或学习时,喜欢带上孩子,让其受周围环境的熏陶,萌发学习的愿望;在社会性的培养上,教育孩子自我服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要 求孩子学会具有与同伴合作、分享、互助的行为;在情感的陶冶上,指导孩子欣 赏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如带孩子到美术馆、博物馆观看各种 展品,鼓励孩子参加艺术创作活动,让孩子亲身接触、体验大自然的奥秘,如带 孩子到森林公园旅游,海浪中游泳、攀登岩壁等。
2﹑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虽然也可以分为德、智、体、美几方面。但往往是当孩子进入了学龄期(有的甚至在学龄前期)就开始将智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使得教育内容出现不平衡的倾向。在体育上,中国的家庭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 营养,保护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与美国对比起来,这种教育是 一种防御性的、静态的、消极的保护,温室培育起不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在智育 上,向孩子传授知识、技能,如为孩子购置各种知识性、趣味性的读物,训练孩 子朗读、书写、计算等技能,当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后,家庭教育出现学校化 倾向,父母监督学习、检查作业、购买习题集、实行题海战,应付永无休止的考 试;在美育上,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培养 孩子特殊艺术才能,如把孩子送入绘画班、歌舞班学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方面无视孩子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往往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四、中美家庭教育方法不同
1、在美国家庭里,父母主要用一种平等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权力。在家庭里,孩子被看作独立的个体。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家庭教育缺乏平等性。
2、中国的父母并不把孩子当成和自己同一水平来对待。相反,父母往往代表长辈,而孩子代表晚辈。
五、中美家庭教育的方向不同
家庭教育的目标决定其方向。因此,家庭教育的目标是核心,也是中美家庭教育不同的根本原因。家庭教育的目的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一些特。一旦目标确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就应该相应的选定。
1、美国家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社会人,孩子能够处理各种事情拥有自己独立的能力。实际上,这种教育能够有很好的效果。根据这个目标,他们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让我们看看不同时期的美国孩子。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就单独睡觉;当他们会自己走路的时候,他们很少要求父母的帮助;当他们长大点后,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并且自己打扫。从儿童时期到可以挣钱,他们都会做他们能做的去挣钱。比如,他们会打扫房屋,当保姆,派发报纸;当他们上高中或者大学后,他们做兼职挣钱来贴补自己的生活费。
2、中国家庭教育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人才,有着光明的前途。而一个光明的前途意味着有一份好的工作,一生过着简单的生活。首先,这样的目标很高而且具有功利性,很难达到,因为有个光明的前程不是个普通的目标。由于这样的目标,中国的父母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的孩子可以集中精力在学习上。同时,父母忽视了孩子的独特能力,破坏其想象力。最后,父母有可能在孩子成为合的人之前扼杀了天才。尽管中国的孩子学习非常努力,学习也很好。但是他们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
事实上与中国比较,美国家庭教育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也要反思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学习借鉴他国先进教育思想和观念,以他人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既要提高家长的整体素质,学会真正尊重自己的孩子,注意孩子的全面发展。弄清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冷静地分析、思考两国家庭教育中的长处和短处,吸收中美家庭教育的精华并融会贯通,努力寻找其中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的家庭教育的长远发展,使我国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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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作为一种伴随全球化出现的研究世界历史的新观点,自其出现以来便得到了迅速关注,它的学科观念直接或间接渗透到包括比较教育学在内的研究领域,使得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发展由于新生命力的注入而焕然一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比较学前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在比较教育史上,曾经有许多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有的对比较教育做出大量的实际研究,写出了研究著作。同时,比较教育观,比较教育方法论也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教育方法论观点有1.诺亚的实证主义比较教育学,2﹒埃德蒙·金的文化相对主义比较教育学,3﹒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比较教育学4﹒施瑞尔的系统功能主义比较教育学。本文拟对诺亚的实证主义比较教育学作简单的介绍,希望对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有所指导和帮助。 关键词 比较教育 诺亚 实证主义
哈罗德·诺亚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并继续在英王学院教育系做研究生,是汉斯的学生。此后,他有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贝雷迪,并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授。诺亚于1991年退休,其代表作是与麦克斯·埃克斯坦合著的《比较教育科学探索》。诺亚在60年代比较教育方法论争论的高潮时期,倡导对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为比较教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诺亚的实证主义比较教育理论见解深刻,可操作性强,是指导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比较教育的性质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诺亚对比较教育的性质的看法。诺亚认为比较教育这个领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潜力:一是跨国研究教育上争论问题的特殊价值;二是这个学科领域所提供的作为各学科协作研究的活动场所。前者指的是在不同国家检验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命题,后者指的是比较教育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问题,而非任何一方的专门问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上,诺亚认为:比较教育学一方面植根于于普通教育学,一方面植根于社会科学的更广泛的领域。前者,主要是解释教育制度及其组织机构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即教学方法、不同类型的课堂教学、组织结构、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后者涉及的范围和资料与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问题重合,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探讨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 比较教育的研究程序
诺亚认为:“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是一套程序或方法,而且是建立科学信念的途径。” 他在比较教育方法论方面的主要贡献也在于把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程序引进比较教育研究中。他的科学比较教育学的基本研究步骤是:(1)确定问题;(2)建立假说;(3)概念的操作化和指标的确定;(4)选择个案;(5)收集资料;(6)处理数据(7)检验假说和解释结果。以下是对这种研究程序的分析。
1.确定问题和建立假说
诺亚认为研究从确定问题开始。他认为:“对一些相似和不同的事例所引起的好奇心将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可以建立假说。
在没有假说的情况下收集资料效率低、浪费大,研究者可能在杂乱无章的资料中漫游、浪费时间。假说通常是根据研究者所信奉的理论提出的。
2.概念与指标
假说是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变化关系的一种陈述,它通常用一个概念与其它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表示。概念是人为的赋予现实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个名称。为了用经验数据来验证假说,就要明确假说中所包含的概念,并尽量用实际能够测定的指标数据来表示概念,这就是概念的量化。通过把概念转化为变量,就可以探讨一现象的变化如何与另一现象的变化相联系。
3.选择个案与收集资料
建立了假说之后,就要在不同的背景中检验该假说。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普遍化,具有更大的可靠度,选择的对象国越多越好。然而,世界上国家那么多,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在每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检验。因此,首先要选择适当的个案。诺亚认为个案的选择标准有三个:与假说的相关性,对主要外部变量的控制的程度,以及调查研究的经济性。可见,个案的选择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假说本身的特点和假说检验过程中的方法论考虑,即关于个案的理想选择;二是实际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
选择了个案之后,就可以根据前述的指标收集数据。这里的关键因素是要使指标在不同的个案中具有相同的或等价的意义。
4.资料处理与假说检验
收集到这里后,就可以根据假说要求作适当处理。当一个概念用多个指标来描述时,就有哪一个指标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加权的问题。有些指标的数据相对来说可靠性较大,权重应该较大。因此,在确定权重方面要做到尽量客观。诺亚认为,从问题的确定到资料的处理都存在主观性的因素,而科学方法的特征就是避免这种主观性,在难以避免时,要求使这种主观因素公开化,以便接受公众的检查。数据类型不同,相应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有的数据只能加以分类,然后赋予各类以不同的名称;有的数据可以按一定的标准进行排序;有的数据可以进行加与减的运算而不能进行乘除。
数据处理之后,就可在不同个案中检验所提出的假说。如果在所有个案中假说都成立,则该假说的可靠度增大;如果在有些个案中不成立,那么就对这些个案进行分析,找出不成立的原因,以便修正假说,提出新的假说。
结语
诺亚倡导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使用假说检验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也是有缺陷的。它的误用和滥用将会产生消极的效果。正如埃德蒙·金所说的“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由于时髦的定量标准更容易被认为是‘科学的’,比较难于定量分析的、更为复杂的东西常常被急于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的部长们,或急于通过产生某些惊人的‘结果’而赢得晋升的研究者们抛弃在规则之外。”诺亚只注意到比较教育在教育科学建设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的领域,应该说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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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务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同时,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义务教育 东部教育 西部教育 差异
【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至今的20年中,我国积极探索了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义务教育的地区间发展问题日趋显著。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实现东西部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东西部义务教育地域差异问题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加剧的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而且,由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制度等也在转型之中,且许多方面存在着改革的不对称现象,导致东西差距还十分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发展失衡诸方面;东西差距又与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交织在一起,尤其西部地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现象。较发达的东部(尤其江浙)近几年改善情况较好,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仍然还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本文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情况为案例进行讨论。
一、政府资源配置的政策、努力与困难
1.政府出台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
义务教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公共产品,都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孩子都必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当然也就是财政教育经费支持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还没有真正实现与城市一样的义务教育。更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量农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进入城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带着全家和孩子进入城市,这个矛盾便由农村走进城市。现在,这个矛盾随着三农问题、社会失衡问题的突出,被提到政府工作甚至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且,西部地区如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新问题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困难。
2.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努力与困难。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政策的可持续性,忧心忡忡。从调研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虽然比发达的东部已经晚了好几年,但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
(1)学校总体容量基本饱和,局部热点地区学位紧张。
(2)教师编制严重不足。
(3)学校办学经费缺口很大。西部地区办学经费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在落实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后,面临的经费困难将更加严峻。
(4)学校安全存在隐患。
3.教育行政部门的措施与希望。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是:增拨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编制,在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民工集中聚居的城郊地区布局新学,清理整顿城郊出租房、暂住证、假用工合同等。
二、民工子弟学校生存状况民工子弟学校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
同,在实际生活中,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仍然十分艰辛。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扶持民工子弟学校发展并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政策,这可说是仅次于教育经费筹集的另一个重大问
题。
1.打工子弟学校的作用与贡献。
一般来说,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要求比较低,一般是要让孩子识字,接受比乡村学校更好的教育,提高谋生能力和就业能力。
2.困难与挑战:五大难题。
(1)是学校迟迟拿不到“准生证”。有些校长诉苦说,学校总是被告知需要继续整改,拿批准文件好象遥遥无望,这一点可以说是所有民工子弟学校遭遇的通病。学校在战战兢兢中往前走,合法化进程十分艰辛。
(2)是学校校舍不稳定,不敢搞扩大和基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有些学校这些普遍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学校随时面临拆迁,不敢搞基建,更不敢扩大。校舍不稳定,是几乎都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子弟学校普遍遭遇的第二个问题。
(3)是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4)是民工学校多采取租地办法办学,抗干扰能力脆弱。民工学校普遍没办理征地、更无拨地,基本采用租地办法办学,而租地老板擅自中止合同、抬高地价的事时有发生。
(5)是学生拿不到教委承认的文凭。不过肖校长告诉说,小学毕业证对民工子女的影响不大,因为继续升学对小学文凭的要求不严格。
三、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思考方兴未艾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样好的政策面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民工学校迅速发展?因为需求更大,供不应求。解决东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最根本的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其关键又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负担的问题;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政策定位,如何真正扶持他们发展,并使他们规范发展、健康发展。
1.西部大开发应实施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的政策;义务教育经费应由中央财政全额、足额拨款。教育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品,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义务教育更应平等享有。在我国,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民享有的水平很低;享有的水平低,人的文化、思想、科技等素质就低,获取知识的能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低,西部经济社会就难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代代循环,难以走出贫穷甚至愚昧落后的困境。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巨大差距从而补贴能力的差距,由于个人收入的巨大差距,实际教育水平的差距更加突出。即使在西部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困境及其与东部的差距,也十分惊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切切实实的事实,西部人从这些切身感受中深切体会到东西部间在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家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距。家庭收入高的,可以为小孩请家庭教师,可以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可以用较高的钱去选校。普通中学办学举步维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当然更加困难。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是获得其他公平的根本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应切实关注教育,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平等。教育学者杨东平说:“义务教育是为全体儿童提供一种养成国民素质的基础性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予以保证,主要由政府举办,强迫性、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中的‘义务’,就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
2.调动全社会力量,多渠道发展教育事业;积极扶持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尽快解决“准生证”、合法化、规范化,积极推广“教育券”等好办法。第一,限时解决民工子弟学校的“准生证”和学生的毕业证,加快民工学校的“合法化”进程。要正确评价民工子弟学校的贡献和作用,对他们应真正做到中央有关文件倡导和强调的扶持、规范而不是限制,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条件,并对他们的发展给予切切实实的指导和帮助。第二,推广浙江率先实行的“教育券”制度,让各方面的教育事业得到更公平的竞争和资源,从而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尤其要切实解决民工子弟学校遇到的问题。第三,民工学校使用土地给予特殊政策,政府主动出面对涉及各方进行协调,并制定相关政策。显然,西部地区不能与财力雄厚的东部相比,教育资源的压力在城市也不可盲目乐观,民办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帮助民工子弟学校成长,是西部地区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3.关注“留守儿童”,让西部农村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在关注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同时,更要关注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生存状况和贫困的代际传递。他们面对的教育条件更差,所在地财力也更加困难,在西部许多地方,基础教育条件倒退,农村孩子较小年龄辍学甚至轮为童工,已不鲜见,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央更应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拨款和教育援助。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成果,也理应由全体人民,包括西部人民、农村群众共同分享。它最应该体现的领域便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更是16大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基础和重要职能。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更是打破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困代际传递的利器。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改变中央政府和省级
政府在整个义务教育资金筹集与分配中一般仅占有较低份额的状况。所以,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较大的财力,应是转移支付的主体。,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已经逐渐明确,关键就在于发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核心作用,大力扶持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为整个教育事业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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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华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作为东西方不通文化代表的老庄学说“天人合一”同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人天合一”同样具有相通的跨文明异质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坚持传统老庄学说中的同时还能不断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然而,虽然这两种精神具有异质性而同时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天合一”中的“天”
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千字文》开宗名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时的“天”是一个浑沌不清的大园筒,先民们把“天”看成一种绝对的力量来崇拜;到了周朝,对“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文王作《易经》卦一:“乾。元享,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天”是一个相当于河图、洛书的天园地方的宇宙,相当于“太极”阴阳两极相抱旋转的球,是一个造生万物的主体“一”。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就是一人头顶“一”,“一”就是“天”,“天,颠也。至高无上”;老子庄子则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多指是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按造字会意拆字讲“天”字可有二种理解:(1)“一大”就是“天”最大;(2)“一人一”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人”,按文字学看它由一撇一捺组成。按《易经》的观点这一撇一捺就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抵抗,它是阴阳相斗相和的产物。按现在观点讲人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意志的高级主体。在老子、庄子思想中“人”是相对于“天”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新的意义,《庄子·逍遥游》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就有“人”意义的延伸。
按现代的理解则是,老庄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人应该顺应而存在,自然万物皆是一样,要按自然规定的天命运转。
然而,与老庄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并不是最至高无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人”与“天”有着同等的地位。希腊神话精神强调“人天合一”,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人即是神,而神即是代表天,神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主宰着一切生灵的地位与命运。希腊神话体现了一种尚武的精神,崇尚力量,它更加侧重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冒险、占有、自我满足的思想,所赞扬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人天合一的本位主义。原始幻想中最有力者是希腊的天神,是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能者。希腊崇拜力量和知识的精神最初表现为崇拜最有力的天神,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天并不代表一切,也并不是天主宰人,人与天地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忍有时还能控制天。
二、关于“人”的地位
老子庄子认为,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应该要顺应自然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同时要遵循天的规则。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低也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高一等,每个人都是顺应天命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地位一样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也许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老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将“天”放在首位的,天就是一切,人必须要顺应天命。而在希腊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天合一”精神则是将“人”凸现出来的,“人“与”天“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了”天“而存在,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走极端的做法。古希腊神话,因为它的肯定人欲,所以就非常注意个体的独立,个体的利益,所以就非常多的宣扬个
体性。希腊神话就向一出正在上演的社会剧,活灵活现,有立体的真实感,如对宙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行为描写的欣赏笔调;如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了永在的天神,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在西方文化中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而在《奥德修记》中,更加侧重对冒险、征服和占有的赞美,充满了来自金钱、美女、奇珍异宝的诱惑,这类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大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如阿伽门农率众从遥远的希腊千里迢迢奔赴特洛伊,除了复仇和征服,更重要的目标则是珠宝财富和俘虏,以及能带来更大财富的东方贸易市场。借助神的形象,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
总之,在希腊神话中,回荡着一个由奋斗指向占有的主旋律,那就是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最早根源。
这也许就是老庄学说和希腊神话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一点。
三、文化相通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而她们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说的跨文明的异质性。
首先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上。老庄学说虽然是把“天命”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比如他们的“无为而治”。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更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只是两者维护人的利益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在于对天的权利的肯定上。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变化,人不能试图去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应该在自然所赋予的权利下生活,天道自然才是一切。希腊神话中,将天的权利赋予到了神的神上,而神具有着不可亵渎的权利,其实他也只是天的权利的一种变异而已。
四、小结
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天人合一”还是希腊神话体现的“人天合一”的人本主义都具有着不可否认的长处与有点。我们应该在遵循天道自然的同时,充分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在坚持老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辩证地学习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精神。“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有着相通的跨文明的异质性,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将东西方文化实现互补,辩证吸收精髓,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学期,《比较文学》这门选修课讲的主题是“性而上的寻求:《围城》与《简·爱》对读”。对于《围城》,我的了解并不多,这本书我没有通篇读过,只是读过有关于它的书介和书评,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至于《简爱》,很幸运的是高中在旧书店徘徊时无意中看到了并买了回去,因此,《简爱》我读过,也看过一些有关于它的书评,《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长篇小说,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三姐妹作家之一的夏洛蒂*勃朗特所著。这是一本用自己的心与强烈的精神追求铸炼成的一本书,含着作者无限的情感和个性魅力,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也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每次读《简爱》的时候,都会被这段话所震撼。
这是两本不同国度的作者写的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心路历程,挣扎与奋斗,徘徊与盲目,《围城》里主要围绕男主人公方鸿渐写的,写他的历程。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
而《简爱》主要写的是女主人公的的心路历程,简对于女性精神追求的历程,控诉男性的压迫,塑造作为强者的女性形象,大胆坦率地描写妇女的感情生活。在19世纪的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天使般的纯洁、美丽、甜蜜、是被动的、玩偶式的、无自我的尤物。然而,就在这天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怪物:具有破坏性的、冲动的、疯狂的女性,她使男性感到恐惧,正如《简·爱》中疯女人时时威胁罗切斯特一样。男性出于对女性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才创造出天使与恶妇的形象,后者充满了女性自身的原貌,代表着一种颠覆男性统治的竞争性力量。从伯莎烧掉桑菲尔德即可看出这一力量的威力。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伯莎,成了简爱的另一重自我,女性的反叛者。盖茨海德是她旅行的起点,家的丧失,寄人篱下;劳渥德学校是她受教育和精神成长的地方。在此,简的“狠狠地回击”与海伦·彭斯的“以德抱怨”, “我还是觉得海伦·彭斯是借着一种我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光亮来看事物的。”简的人生是一个逐渐归向上帝的历程。桑菲尔德是简的乐园,在这儿也失去了快乐,后来又回到了乐园, 简的出走到荒原,再到沼屋,再到回归,最后与罗切斯特走向他们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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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及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对研究世界文学并对抑制文化霸权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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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不仅仅是教授学生掌握汉语基本知识,例如阅读、理解以及写作等能力,还要求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培养。而这种教学理念和比较文学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鉴于此,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就比较文学视野下高中语文教学实践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比较文学起源于国外,在经历了引进、介绍以及改造后在国内开始发展起来,并且呈现出日趋完善的趋势。目前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其两大主要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则是比较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目前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较为典型的定义是:所谓比较文学,主要是基于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以及不同学科间的跨越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采用的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跨文明研究的方法,对跨越式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以及互补性等进行详细探究,通过发现文学规律及特性,促进世界文学加强了解和整合,最终全面推动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近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国内的逐渐发展,将人文精神理念积极融入到比较文学中,进一步彰显人文素养,推动文学理念朝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样充分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新鲜的学术活力。高中语文教学的理念在于通过文学教育手段,运用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整合,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格以及审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重视对人类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在中学语文新课标中也明确规定了,中学语文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授语文基础知识,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健全的人格,而这种教学理念正和比较文学中“兼容并包”和“和而不同”、“尊重生命”、“新人文精神”等理念不谋而合。可以说,比较文学和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理念是高度契合的。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高中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参与主体是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其中学生的主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导位置往往由教师所代替,对于高中学生来讲,其学习能力还在进一步培养当中,所以这种替代也显得顺理成章。以往研究当中大多忽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作用,更多的关注点则放在了教材的编写以及教改方式方面,其实高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才应当是多加关注的地方。具体来说,比较文学的理念以及方法是需要教师通过备课、授课以及课外辅导来完成的,而对于学生的要求则是使其学会如何应用比较文学思维和视野来分析文本,提高自身思维,拓展视野。
(二)实施策略
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囊括了备课、教授、课外指导以及作业批改等具体行为。首先,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活动,教师要充分做好备课工作。若是教授外文作品,应用比较文学的合理性就不言而喻了。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重视作者以及译者介绍,帮助学生更好理解译文和原著之间的关系,可能这种教学只是浅尝辄止的尝试,但势必会增强学生对不同语言差异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语境,懂得语言表达方式的区别。长期以来,将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直接当做外国文学作品来宣讲是有一定问题的。抛开翻译问题不谈,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若是课文是来自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中国文学作品,则可以借助延续影响的思路来探寻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及其在中国发生的变化,而课文同外国文学缺乏关联性,教师就需要通过平行研究的方式来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其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以灵活直观的方式来讲解比较文学方法中的难点。这里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幻灯片以及视频资料等来展示异域文化特色,帮助学生更加形象的理解文化差异。一方面,教师在教授过程中,要阐明课文所涉及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文学特色,使学生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背景的理解,以此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学及语言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要不失时机的讲授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就目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理论枯燥的问题。因而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结合具体的文献现象,以基本概念和方法为切入点,让学生有一个大致轮廓。然后在逐渐深入,讲解翻译研究等,重消化不重记忆。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引领学生培养宽广的胸怀和广博的视野。这对于学生尽管要求很高,但应当让学生形成这样的意识。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他国文学文化为参照,这就要教师要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再次,在课外辅导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阅读比较文学书籍的习惯,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为宜。教师可以通过周期推荐文学读物的方式来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譬如一周或者是半个月为一个周期,在周期内向学生推荐影响研究方面的理论及论文或是有关世界文化方面的书籍,让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荐给学生以减少阅读量,求质不求量,让学生知道基本的中西方文学经典作品,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借助计算机网络资源来主动探寻答案,解除内心的疑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最后,培养学生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不仅要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还应该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逐步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现阶段,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地球村的观念逐步形成。因此中学生应该在此阶段形成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而比较文学的理念就是通过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并将具备“世界主人”意识最为比较文学的最终指向。所以中学生不仅要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书籍、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若条件具备,还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是交换学习等方式来努力拓宽个人的知识储备,努力形成世界性的眼光,从而不断提升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高中语文教学效果。总而言之,将比较文学引入到高中语文教学活动中,势必会拓展素质教育视角,为高中语文教学增添新的元素,给学生带来全新的视野,催生学生的国际性视域及思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来看待文化的多元化。伴随着比较文学应用的逐渐推进,培养学生国际性的视域必定会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李军亮.高中语文新课程教科书文学选文编排比较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4,16:38-40
[2]张磊.论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现状及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6:41-43
[3]焦娟娟.高中语文中外国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内涵探析[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01:98+4
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时代、跨文化的开放性学科。本文综述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个学派的形成及研究方法,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文学关注人的心灵与想象的世界。比较文学通过对不同民族、社会、时代、语言的透视,通过比较分析人类的心灵取向和想象力空间,关注全球视野下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才能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可比性的强弱是决定这种文学想象与文学问题是否成为比较文学的关键。文学始终是比较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是国际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其发展的三阶段包括:
1.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影响研究,主张实证研究,即以确凿的事实和严谨的考证和思考揭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各种关联和影响。梵•第根、基亚为代表人物。研究内容包括:以文学影响的起点考证放送国的放送者,从文学接受的到达者考证接受国的接受者,然后从两者之间的事实材料考证经过路线,再从经过路线追踪传递者。文学影响的过程是多样复杂的,在影响过程中,放送者和接受者往往要通过中介完成接触和联系。涉及领域包涵渊源学(由接受者溯源)、流传学(由放送者出发)、媒介学(中间路线)、译介学及异域形象学。影响的类型包括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精神气质影响。除了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外,精神联系和精神影响也是研究者很难把握的。
2.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通过类同和对比,不仅寻找作品的相同之处,而且研究其不同之处。美国学者威勒克、雷马克、为斯坦因、奥尔德里奇是代表人物。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别文学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美学价值;对不同体系的文学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对比研究,以其他民族文学为参照,也可以清晰地认识自身民族文化学的特点,有利于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对话与沟通。方法上,平行研究注重美学分析和科学理论的运用,强调寻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包含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两种模式。平行研究的视角有文类学(文学体裁)、主题学(对考察对象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不同表现形态的手段和形式的外部关注)、形象学(一个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他民族文化形象)、比较诗学(不同民族文化体系文学理论及发展史的比较)等。
3.以俄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反对文学“欧洲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着重研究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异同之处。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是,历史学派尤其关注文学史上相似历史条件下的主题、情节、形象、典型、题材等方面的类同想象。为此,不仅需要收集和挖掘外来影响经过路线的历史事实,还需要从民族历史和传统内部探寻其内部根源及作家的个性独创,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以中国学派为起点的阐发研究,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学理论和模式解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是文学理论相互阐发。阐发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类型及分支。它以某种理论批评模式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及创作原理进行相互阐释和印证,以期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获得新角度和新视野,得到具有更新的借鉴价值和审美欣赏结论。作为中国学者的创造,翻译佛经的僧人使用的“格义”附会佛教教义。明末清初诗论家王夫之将阐释佛学唯识思想引入诗学理论,用“现量”二字阐释自己诗学理论中“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观点。这些均被视为我国比较文学的萌芽。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古添洪的《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均为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贡献。不同于平行研究强调的中西文化差异矛盾,中国学者主张以一种平等的立场看待中西文化与文学,倾向于“双向阐发”法。
综上,自比较文学的诞生,随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及阐释学的先后出现,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概括起来有:
1.历史实证法:既注重事实依据,更强调历史沿革。这种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实证式研究是影响演剧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
2.美学批评法:各类具有可比性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再评估和再审视。
3.异同比较法:从相同或相似的文学现象着手,通过表层的类似寻求深层的类似,通过外在的“同”寻求内在的“同”。基亚曾说: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在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仅有比较是不行的。
比较文学应该在中西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作为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时代和学科的比较文学学科,通过比较,我们要达到融通,以世界文学为语境,在比较中重新认识自己和他者的文学与文化,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汇通。为此,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界限并具有开拓的视野。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3.
[2]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4.
[3]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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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较文学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取得了学科的独立,而且也取得不应被忽视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它本身是带着众多争议和问题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再加上学科发展历史短暂,因而为其自身留下了一系列悬而未解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英语是世界上最多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二语言,是拥有着世界第三位的母语使用者,仅次于汉语和西班牙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英语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举足轻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成为大部分国家追求的目标,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科技创新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利弊共存的挑战,如果中国想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那么学会英语这种国际语言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同时,对于国人来讲,英语的学习对自己自身素质的提高、未来的就业等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比较重视英语的学习,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英语这一科目,基于比较文学与英语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千年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向世人彰显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往过程中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着“外来的新因素”的加入而呈现不同的内容,所以不同的文化都是处于不同的交流对话中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这样,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对话,相互影响,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都会在人们学习的过程中,在人的意识中产生比较,产生影响。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现象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名字为《比较文学教程》的一本书,作者是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但是这本书里并没有提及这门学科的方法与理论,让这一术语真正流行起来的是一名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叫维尔曼,曾多次在自己的讲课过程中和著作中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术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来重要的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称其为“比较文学之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9世纪的70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发展中心是法国。比较文学不仅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清朝末期,梁启超先生就把我国的黄公度的长篇诗歌与西方的史诗进行比较,类似这样的比较苏曼殊与王钟棋等人都做过,虽有的比较肤浅,但是还是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已经有了开端。而正式的比较文学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国出现的,朱自清、钱钟书等人的著作中都出现许多中西文学比较的内容,很有见地,尤其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全世界的学者认可,认为是比较文学史上的大事。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在目前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好,所以老师会大部分使用英语教学,遇到十分难以理解的内容会使用母语也就是汉语来加以解释。众所周知,英语属于第一大语种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仅次于印欧语系的汉藏语系,二者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语是屈折语体,词内有着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曲折变化,而汉语则与之相反,没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的附加成分。
虽然两种语言有很大的差别,看上去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和沟通的工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中西之间的不断交流和发展,语言自身也随之而变化,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英语和汉语有更多的接触,在各自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彼此所需要的因素完善自我的发展。例如词汇发面,茶文化是指饮茶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包括茶道、茶精神、茶艺等,一直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16世纪茶被葡萄牙人从我国的澳门带进欧洲并在16世纪末进入了英语,tea这个词是闽南语的音译,而闽南语起源于福建的泉州,而福建又是著名的乌龙茶的故乡,有着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自从tea被英语借用后,茶逐渐被英国人喜爱,许多贵族为了彰显自己的文雅,会在家中特辟茶室,而且此后以tea为词根,构成了许多的复合词,如绿茶是greentea,红茶是blacktea等,我国的名茶也越来越多地被英语借用,功夫茶为congou,武夷红茶为bohea等。文化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明末清初时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逐渐增多,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加深,一些有志之士将大量的英语词汇引进汉语中,而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翻译外国文学的风潮也引进大量的英语词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大门全面打开,西方文化在语言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对中国产生影响,涌进大量的英语词汇。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也是源于英语,吸收了他们的音译或意译,如英语中的sofe被译为沙发,typhoon译为台风。借用一些外来词汇有些时候会让言语表达得更加清楚,起到简练语言的作用。例如现在在电视中人们会经常看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召开会议时围圆桌而坐,这被叫做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一词就是借自英语“roundtableconfence”,是指围绕圆桌召开的会议,大家围绕桌子而坐,没有上下级、主次等分别,人人平等,来源于英语民间故事《亚瑟王传奇》,故事中的亚瑟王为了让自己的手下不产生尊卑感,相互之间不要有等级方面的矛盾,所以每次召开会议时就让所有的武士坐在圆桌的周围,彰显人人平等,所以提到圆桌会议人们就明白了这是一种平等交流、对话协商的会议。对英语词汇的借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
除去一些词汇的借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也会发现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习语在形式和意义上非常相似,甚至有些词汇与习语可以说是完全的相似。例如汉语中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英语中为“likefatherlikeson”,汉语中形容人多嘴的长舌,英语中为“alongtongue”等,英汉中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形态和意义上十分相似的,有些词就是英汉的直接翻译。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母语一定程度对学生理解和学习英语有着很大的帮助,英汉的对比会使得学生在理解英语的基础上加快对英语的记忆。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文化也制约着语言的发展。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说语言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二者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通过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可以了解到不同的文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和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为使学生可以适应这种国际化的潮流,大学对学生英语学习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也传入中国。西方的饮食文化对中国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的传统饮食比较注重食物的色、香、味、形,而西方对于这方面往往是忽略的,他们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如果营养充足可以不计较食物的单一、味道的贫乏等。近些年来中国人也开始从营养方面出发来考虑自己的饮食,学着合理科学地搭配食物,满足身体需求的营养。其实西方饮食文化的传入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中都有肯德基的连锁店,以肯德基为代表的快餐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好多的学生以吃汉堡薯条为时尚。西餐厅越开越多,拿着刀叉切牛排、举着高脚杯品红酒成为都市生活的潮流。
此外,现在许多的大学生都比较热衷过西方的节日,例如圣诞节,这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耶诞日,因为西方人把12月5号当做耶稣的诞辰来庆祝,随着英语的学习,同学们对西方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每年的这一天好多学生都会装扮宿舍,装扮圣诞树,并相互分发礼物。看待事情往往要一分为二,西方文化的进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华文化,但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我们也发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不足之处,开始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例如各地方经常举行文艺汇演,学校也经常举办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电视上出现许多介绍各地历史文化的节目以及许多各地美食的纪录片等。所以说西方文化的传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弘扬,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保护和弘扬本国的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的课堂上,学生不仅会在学习中感受到英语和汉语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同时通过英语文章的阅读会了解到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能够更加清楚中华文化的魅力。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要求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大学的英语教学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理解、尊重、包容以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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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教师的能力结构包括政治觉悟、教学能力、治学和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全球化时代对比较文学教师提出更高要求。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国学及教育学基础的夯实和务实的科研创新精神是提高比较文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比较文学;全球化时代;教师专业素养
一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域民族、跨越语言、跨域学科和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文化多元,高校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比较文学的教育与研究作为能够促进民族文学发展,推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学科,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知识、能力和职业道德是高校教师素质的“三要素”。比较文学教师肩负传播中西文学学术思想的重任,学科性质决定其面临巨大挑战。
1.政治素质
文学的内容涉及所在国别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在传播中西先进文明与文化的同时,教师要把握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尺度,在洋文学引入比较文学课堂的同时,引导学生合理、正确地借鉴和吸收其精华思想。盲目自大不可取,全盘西化亦不可取,要避免进入意识形态的误区而不能自拔。
2.知识结构与教学方法
在一些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被看做是边缘学科,不能得到校方的重视,仅能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现有的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多锁定为“比较文学概论”,对文学功底尚未深厚的本科生来说,抽象的概念、方法论、研究对象和学科联系脱离了学生的知识积累和范围,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积极性不高。教师自身学习层次和知识结构单一,教学理念跟不上,教学方式方法落后,难以激发学生兴趣,学生满意度差,教学效果和质量受到很大影响,这也造成现有比较文学教师的身份焦虑。
3.科研水平
教学和科研是衡量教师水平的重要内容。高校部分教师对此存有错误认识,认为只要讲好课程,完成教学任务就是一名合格教师。殊不知,脱离了科研的教学完全是无水之花。比较文学教师往往受限于惯有的文科科研经费紧缺的现实,逃避科研任务,造成科研与教学的脱节。
4.语言功底
比较文学作为跨语言的学科存在,要求教师具备多语种的学习能力和功底。在英语日益成为通用语种的全球化的今天,不具备流利的英语水平,难以写出一流的国际学术文章,教学上也难以令学生信服。另外一种情况是:教师的英文水平是过关的,而中文功底恰恰不足。在分析中西方文论时,对中文古文的理解往往不到位。
二
全面提高比较文学教师的综合专业素养,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的建构
比较文学以世界文学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我们在进行学科定位和理论体系构建时要正确处理其同中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理论体系和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原理、比较诗学、跨文化研究等架构板块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学科观。包括:学科范围、性质、特点、理论、方法、体系等主体观念;人文关怀、对人的培养和塑造、对文学和文化的促进的价值观念;对全球人类友好合作、平等对话、共享、共建全球多元文明的学科宗旨,等等。
2.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史哲不分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师在练好文学基本功的同时,要有跨学科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比较文学自身就借鉴了渊源学、媒介学、主题学、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的研究方法,同时与宗教学、哲学、戏剧学、古典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关系也极密切。深谙多学科领域,对扩大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视野、激发学术创造力必然是有益的。
3.夯实并不断更新教育学、国学和语言功力
高校教师应当既是自己所教学领域内的专家,又是教育家。因此,大学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要有教育科学理论和技能的知识,懂得教育规律。全球化语境下,教育教学亦呈现出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深刻地理解并不断更新教学活动的规律、教学和教育的原理与方法,只有掌握教育科学理论与方法,并把这些理论与方法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才能使教学和教育工作富有成效。在语言学习方面,向大师和一流研究院所看齐。纵观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大师,如林语堂、季羡林、张隆溪等,多语言的功力都极其深厚。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界泰斗曹顺庆先生在培养博士生时,要求每位学子入学后进行系统的古文功底训练,系统学习《十三经》,背诵中国古代经典文论,奠定坚实的国学基础。这对于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师来说也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目前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也在倡导和鼓励原文阅读,将英文作为备选语种。
4.科研创新思想
科研创新非一日之功。在正确认识科研与教学关系的同时,比较文学必须定期关注并研究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如《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的前沿成果,参与各种学术训练、集体讨论、会议交流、课题和书籍的申请和编写等,在与国内外同行的切磋和交流中勇敢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积极发表自己在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培养科研创新能力。比较文学是参与和更新世界文学建构的重要途径,全球化的发展对比较文学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新要求。教师素质决定了学科教育质量,为此,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更要具有一种贯通古今中西的全球文学史观,教学同时辅以丰硕学术成果的推出,在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中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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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深入,身处其中的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以中文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为例,分析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并结合学科特点进行教学反思,提出改革建议:根据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的原则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结合,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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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在很多高校中都设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专业,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一专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本文则主要针对这一名称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高校;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前言
教育部于1998年大规模地调整了二级学科,其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进行了合并,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置于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在该课程名称诞生伊始,国内的学者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谢振天指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强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阻碍。一方面,导致认识论的混乱,很多师生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学科的实质,从而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同等对待,认为两者的教学研究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也造成了混乱,在很多师生眼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相同的,理所当然地把外国文学的相关教学、论著看做是比较文学的教研成果。再如,孟华指出,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捆绑起来进行学科设置,对于比较文学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范畴,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把这两个学科强制地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并没有经过学术意识的公众论证。然而,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基本上原来的“外国文学”课程均变为了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那些“外国文学”的教师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
1、比较文学的内涵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是混乱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就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学研究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比较思维”。事实上,在人文学术史上,“比较文学”和其他各个“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命名是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涵义就是在存在于特定地域中的一种“文学”。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专门用来解析及阐述以上各“文学”的,它不是“文学存在”,而是“学术存在”。
2、世界文学的内涵
可以说,“世界文学”也是以地域为基础认定的一种“文学”,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从古至今,思想家们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做出的无数的构想,例如,“天下大同”、“桃花源”、“万国共和”和“共产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期望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实现语言上的相同,从而出现了“世界语”,与此同时,人们还期望人类可以在精神形态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但是,“世界语”的流布失败了,而“世界文学”也尚未形成一定的模本,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是先哲们的一个“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看,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而高校学科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各国的“文学”,其仍然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无论是高校,还是学者,都没有展示出“世界文学”的样本,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属于世界,其超过了“国别”。严格来说,“世界文学”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的一种“集合体”。在学术意识的层面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国别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的。例如,《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定论,且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3、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就是先哲们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幻想,一个“梦”,尚不存在任何模板。因此,以一个不具体的“梦”来当做我国高校中一门学科,并不合理。此外,现行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但是,“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总量代词,其需要进行还原,成为具体的“国别文学”,如“美国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学”,这样一来,使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所具有的“非学术性”特征更加凸显。综合以上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名称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结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很大学术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人,在人文学术界,包容性地阐述某一学科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更难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学科的基本学术内涵,尊重并遵循其基本特征,从而有效保护这一学术的严肃性与价值。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也应该形成基本的公式,以促进其健康长期的发展,不断提升学术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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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着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抛出“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本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信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着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本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对象、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本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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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学科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较文学的发展为中学贯彻比较文学教学理念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活动中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引导学生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的意识和胸怀。这样的结合将会为培养初具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提供帮助。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人文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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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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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国内外学界至今都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位。不过,由于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核心属性,国内学界倾向于根据其“跨越性”特征来界定比较文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离不开丰富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区域的实例。将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既能形成较有岭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又能彰显教学改革实践中比较文学课程的民族文化资源整合特色。本文就此展开教学实例研究,以期实现比较文学特色教学的目标。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盘古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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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发展面临的困境,结合移动阅读时代的诸多特性,分析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具体发展策略。
【关键词】移动阅读;数字出版;比较文学
移动阅读即人们通过各种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阅读互联网上海量数字出版物的现象。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阅读终端的发展、普及,移动阅读现象在现代社会变得愈加普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移动阅读已经成为出版物未来发展方向。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间的频繁交流,加之互联网技术日益进步和普及,国际间文学的交流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具规模与深度。具有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特点的比较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且正在经历着以日趋形成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发展新阶段。那么,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现状如何,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的发展之路何在成为笔者探讨的重点。
一、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困境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72年维尔曼在巴黎大学讲学的内容中,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梵•第根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①在我国学者曹顺庆看来,所谓“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②“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③因此,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世界文化间的“翻译”,能够帮助普通读者增长见闻、了解多元文化、拓展国际文化视野。但是,在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正面临着如下困境:
1、内容专业化与出版全民化的矛盾
比较文学出版物一般涉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实践等方面的专业化内容,带有学科特性和精英色彩。内容的专业化使得一部优秀的比较文学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从作品到出版物还要经过市场调研、策划论证、编辑加工、校对、印刷等流程。可是,在这个追逐快节奏的时代,比起需要经过“一番寒彻骨”的比较文学出版物,耗时少、内容浅显的段子、漫画或是小说等休闲类读物,更能符合移动阅读时代人们的阅读胃口。虽然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国家为平衡人文学科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政策背景的支撑下依旧能够在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市场毕竟是需求与供给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生存空间、市场占有率势必被进一步压缩,除了部分受国家资助的作品可以被少量出版外,比较文学出版物面临着“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
2、精细阅读要求与碎片化阅读方式的矛盾
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它的“学院派”色彩和“贵族化”气息,阻隔了与多数人的联系。④其作品内容晦涩拗口,深奥艰深的特性需要读者精读、慢读。而在移动阅读时代,阅读方式呈现碎片化特性,短、平、快是其基本特征,这与比较文学作品需要潜心钻研、精细化阅读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目前以图书、杂志等印刷品为主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对其提出的要求。这也使得消费者的体验感较差、观赏意愿降低。
3、作品版权问题与盈利模式缺失制约移动阅读发展
移动阅读市场产业链涉及内容创造者(作者)、出版商、电信、技术开发商、版权贸易等领域。当前移动出版物的销售模式分别以内容提供商、电信运营商及移动终端制造商为核心进行,具体的发行模式有手机阅读、专用终端阅读。但目前移动阅读存在版权不明、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内容创造者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产业链上游和下游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实现多方合作共赢是整个移动阅读产业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比较文学出版物想要在移动阅读时代提升市场竞争力,对这一问题同样无法回避。另一方面,网络中的比较文学作品和其它出版物同样是作为他人智力劳动成果而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书籍在网络中的版权问题因其涉及整个出版行业的根基而尤为引人注目,如若无法妥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包括比较文学出版物在内的整个移动阅读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移动阅读时代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新机遇
1、无线互联网为“世界文学”理想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无线互联网络为移动阅读、全民出版创造了条件,也为比较文学作品实现“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其拥有的海量信息与全球互动的特性为比较文学作品的继续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条件与空间。世界文学交流传播多元、繁复,立体化、多维度的“世界文学场”在移动阅读时代得以形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他们通过互联网技术,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充分发展、互动,无论是写作、传播还是阅读行为的跨民族、跨文化性特征将会进一步加强,文学写作的世界文学语境逐步形成,阅读亦随之成为对全世界文学、文化的认知与发现行为。另一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埋没,今后的伟大作家就将出现在这其中。”⑤作为一种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移动阅读的普及对于推进文学翻译发展,拓展文学传播、阅读的多元渠道有着重要的意义。
2、数字化互动平台促进沟通移动阅读所依托的数字化互动平台
令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无障碍的互动交流,“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⑥要适应移动阅读时代读者阅读方式的碎片化现状,改善比较文学出版物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尴尬境遇,就必须实现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交流。依托数字化互动平台实现上述功能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书籍评分、长短书评、佳作推送等功能进一步的扩散作品,阐释作品,进而实现出版物的营销互动。面对数字化平台带来的机遇比较文学出版物通过培养具有特殊兴趣的读者群体,并在读者和从业人员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创造新的联系,通过数字平台进行读者意见调查、分析读者或潜在读者群数据,进而锁定读者群,营造比较文学作品阅读氛围,实现此类出版物的可持续发展。
3、多媒体技术为比较文学作品提供多元表达方式
移动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式,其终端还是无线通信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综合载体,它能够突破传统印刷文本静态、单一的文字表现,将文字、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通过数字编码、解码呈现出多元的动态组合。例如,美国诗人E.E.卡明斯张扬、独立的个性赋予其诗歌作品独特风格。如何能够将其极具个性的诗歌文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这给研究者、翻译者和出版者都带来了技术上的难题。今天,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工具的帮助下,我们能相对妥帖地处理其诗歌的表现形式,将原本晦涩、艰难的比较文学作品通过多媒体技术改造成为多维、立体的综合艺术,将其以更加接近原貌的、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读者。
三、比较文学出版物的发展策略
1、彰显比较文学特色,提升出版物质量
彰显比较文学出版物的文化特色,提升作品创作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是关键。作为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需要培养从广泛的跨文化联系中考察和审视文学的研究意识。”⑦比较文学学者须具备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把自己的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进行检验和评价。”⑧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了解。同时,比较文学出版物作为提升读者文化素养、拓展民众国际视野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移动阅读工具的多媒体功能,在保证其比较特色的基础上,利用多种表达形式,实现专业学术作品的通俗化与普及。另一方面,对于当前盛行的全民出版,编辑人员也应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努力使得提供给读者的出版物真正能够发挥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作用。
2、增强用户体验,提升市场占有率
移动阅读背景下比较文学出版物发行中除了要求提升比较文学出版物内容质量,还要在此基础上加强移动阅读终端使用者对比较文学出版物的用户体验。这要求比较文学发行商在前期宣传和推广时明确业务定位,再细分用户群,将潜在用户区分为浏览者、关注者、猎奇者、响应者、传播者、关键人物等不同类型,以此作为向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区别化的用户体验的依据,并阶段性的跟踪客户持续使用意愿,以提高粘性,进而使比较文学出版物阅读成为用户的持续使用行为。另一方面,挖掘用户需求,选择适合移动阅读条件的比较文学作品进行呈现。为此,这就需要有专业的队伍对于比较文学出版物进行内容资源的重建,尽量使比较文学出版物呈现的形式简洁,从而更好的满足目标读者娱乐或者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需求,通过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受提升市场占有率。
3、整合产业链,构建比较文学出版物
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就整个移动阅读产业来说,探寻适合的商业模式势在必行,作为较为小众的比较文学出版物更需要在发展中寻找出适合自身特点的盈利模式与产业链结构。比较文学出版物在移动阅读时代,从纸质媒介传播向多元媒介传播的转变,只有通过电信运营商、内容供应商与终端制造商的紧密协作,建立资源整合、竞争力要素整合、利益合理分配、核心竞争力超强的战略联盟,在合作中应立足于读者的需要,提供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或技术,通过利润分成的方式实现共赢,才能将比较文学出版产业发展带入高速发展的健康轨道。
参考文献
①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M].商务书馆,1937
②③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④高旭东主编:《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92
⑤王朔:《网络之星丛书》[M].花城出版社,2000
⑥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人民出版社,2004:287
⑦⑧龙云,《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J].《理论月刊》,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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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在内的国际比较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给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二、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国内关于比较文学的教材种类很多,既有针对本科生的,也有针对硕士生的,有些教材甚至本科生和硕士生区别不大。而这些教材编写者不乏重点院校的专家教授,他们在编写教材时,可能更多的是结合自己院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所以对于西部地方师范院校来说不太适合,尤其大多数教材都重理论而轻实践,导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得不紧扣教材内容进行讲解,使得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目前,国内真正意义上针对高等师范院校的比较文学教材还没有。因此,笔者认为高等师范院校应选用符合本校学科定位的教材,同时鼓励教师自编有针对性的、有特色的精品教材。“高师比较文学教学必须紧密关注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善于将抽象的理论理解建立在对中西文学文本尤其中学语文读本解读的基础上,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地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细读中学语文读本。”这样做可以使高师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中学语文教材进行有效的衔接,使学生在未来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优势。
二、比较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鼓励老师在课堂上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各地方高师院校也在积极的尝试。但是由于比较文学不仅所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综合性强,而且还涉及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等,学科覆盖面非常庞杂,各种理论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课时量少,比较文学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主,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沟通,不能做到教学相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方法的调整,例如跨学科研究这一节的讲授。首先,讲述跨学科研究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的“明诗”和“乐府”两章。其次,让学生讨论音乐和诗歌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互补与配合的关系。最后,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现代声、光、电的方式进行教学,设计选取《诗经》中的《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宨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宨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宨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宨淑女,钟鼓乐之。”采用诗配乐的形式,设置一些优美音乐、美丽的图画,进行讲述。这种讲述可以延伸到其后的乐府民歌,这些民歌自身就是一些民间传唱的歌曲,它们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音乐而流传。以上采用的这种多媒体教学可以代替机械枯燥的讲解,使教学效果形象直观,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学科之间学术整合的能力。再如讲授文体学这一节的时候,可以采用“讨论式”教学法。提前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思考“究竟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让学生自己进行资料的查找,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通过学生的讨论,教师再正确引导和总结。这样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加了他们的学术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正是由于比较文学独特的整合性、跨越性特征,我们不仅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而且还要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公选课,使不同学科的学生了解比较文学,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自己所属专业的学科实践中培养其独特的学术视阈、开放的视野,以及不同学科之间整合的能力,这对学生全面发展大有裨益,也对他们未来走上教师岗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所涵盖的知识面广、综合性强。纵的方面连接古今文学知识、文学理论,横的方面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知识,是贯通古今中外文学知识的一座桥梁。目前比较文学在西部地区高师院校本科阶段的教学仍处于摸索阶段,因此,要真正做好比较文学教学,还需不断进行长期深入的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无疑这对每一位比较文学教学工作者都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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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学科经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行政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公共行政学作为当前管理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对象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该课程的理论发展速度很快,而理论建设、教材设施和教学方式都跟不上理论的速度。面对这些变化,对学科建设和教师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甘肃农业大学公共行政学教学改革为例,探讨公共行政学教学的合理范式。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教学改革;甘肃农业大学
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由来
(一)发展过程
18世纪末美国学者W.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诞生。在这百余年时间里,公共行政学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过程,呈现出多范式的理论模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公共行政学特别是以“行政”作为研究对象的政府管理研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从学科起源讲,公共行政学属于“舶来品”。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学整个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几乎完全来自于西方公共行政学成熟并且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这是由客观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各大院校才得以陆续恢复行政学专业,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经过了20多年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与西方的学科建设相比,还存在很多的差距。
时至今日,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学者仍然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体系上,对公共行政学的中国化关注太少。“中国行政学就整个而言,还处在引进、消化和吸收阶段,在思维逻辑和理论体系上还没有完全跳出西方行政学的窠臼”。应时代的需要,中国公共行政学界迫切地需要开辟出一条行政学中国化的道路,也就是公共行政学“中国化”的问题。尤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广泛而深远的行政改革,政府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间关系、政府生产力的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公职制度改革……,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行政学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做指导。要充分研究当前中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取得的各方面经验与教训,寻找蕴藏于我国社会和各个省市的普适性和特殊性,进而发现和阐释规律,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问题。
(二)课程定位及意义
公共行政学是管理学、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和任务就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从事实际行政管理工作的能力,因为应用面广,目前国内文科类的许多相关学科专业也都广泛开设了这门课程,因此,它是一门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的独特学科,在其一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系统科学,它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特有的研究对象;第二,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综合科学,它有效借鉴和运用了各个时期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三,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科学,它从论证现实行政问题发端,并始终强调理论研究与现实行政相结合;第四,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科学,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不断有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问世。
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目前自2001年成立以来设有文秘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汉语言文学五个本科专业,其中文秘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均开设公共行政学,是此三门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专业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公共行政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以讲述为主,形式单一
从我校现阶段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形式来看,教学环节安排过于简单,教学方法单调呆板,基本以课堂讲授以主要教学形式,属于“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整个教学过程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过分强调授课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近年来学校虽然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方式,但公共行政学理论庞杂,知识体系庞大,涉及的实践问题多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需要教师对理论和社会问题有功能更深层次的理解能力,因此大多教师讲解也基本从现成的概念和原理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对从复杂现象中进行归纳、分析和综合就缺乏进一步深入,从而导致教学活动流于理论上的抽象说教,使学生学习起来如隔靴搔痒,不能有效地取得分析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
(二)实践教学水平较低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实践教学水平低的现象,这与当前高校产-学-研难以实现的资金和社会问题有关,也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对理论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相对程度的忽视有关,在类似于甘肃农业大学这样的专业性较强的院校,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也会感受到被“边缘化”的气氛,学习的环境也会导致他们积极性的挫伤。我国当下的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过去的案例多、现在的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中国案例少的“三多三少”现象,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施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难以做到深层次分析案例,仅仅停留在对事件的浅层次论述上,更缺乏对理论的运用能力。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当前国内高校从事公共管理教学的专业教师大多没有在公共组织从业的经历,公共组织的管理经验匮乏,再加上教学经费有限的制约和学校支持力度的有限,使其调查、收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的能力相对缺乏;二是近年来高等学校不同程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相应的考评机制导致大部分教师将更多地时间和精力用于科研,而不愿投入案例教学及其研究上,这种价值观的取向明显地影响了教师在教学中的积极性。此外,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也影响到他们在案例教学课堂上的参与程度,有些学生即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或缺乏表达能力,这也影响了案例教学作用的发挥。
(三)内容较多、理论深,对教师的理论水平要求较高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内容是丰富的、交叉性的、广泛的。同时,公共行政学又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均为行政实践中出现的具体的、常规的问题,否则行政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外,行政学还对行政现实进行结果的研究,进而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过程,这一解决问题过程本身是要能够通过教学来演绎推理的,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又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实用性与效用性是行政学的生命力所在,是行政学存在的价值所在,而相当多的学生难以在教学中体会到这一价值,反而认为这门学科枯燥而无味,没有实用性,只是在讲政策。除此之外,公共行政学还是一门系统性学科。公共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对各种行政现象与事实进行系统观察、实验、比较、分析及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系统知识。它的知识并非是零碎的,而是具有一定科学性、完整性、统一性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因此,该学科对教师的综合理论运用能力、分析能力与知识的系统性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当前我国高校年龄较轻,本科教学工作大多以年纪较轻(35岁以下)的讲师来承担,缺乏浑厚的知识体系和社会阅历,甘肃农业大学承担管理课程的教师便是本校的新生力量,活力有余而深度不足,使该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浅尝辄止。
(四)学生对社会时政缺乏兴趣,课堂气氛僵硬,课堂交流较少
当前学生大多是“90后”独生子女,他们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张扬自我个性,相对比较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忠诚感,人际关系应对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对薄弱,对身边的社会问题关注较少,热情也不高。而在网络时代形成的速食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对传统的以图文阅读方式获取知识的途径表现出急躁和乏味,在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下,追求快、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更加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而甘肃农业大学是农科类院校,在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图书资料方面都比文科性大学和综合型大学薄弱,进而使学生的知识采纳能力降低,在课堂教学中也表现得漠不关心,缺乏动力,对课堂的竞赛活动和专题讨论都表现出一种漠视。
三、对公共行政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考
(一)丰富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水平
除了课堂讲述,应制作高水平教学课件,以素材较多的案例和图形来弥补口头讲述的不足。如今社会网络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它从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尤其是人文社科教育尤其不能回避这种趋势,而是应该引导学生如何利用和掌握网络资源来开阔视野,了解社会。多媒体教学目前已在全国各大高校推广使用,它的多样性和丰富色彩是传统的黑板教学无法比拟的,任课教师应多方面提高计算机水平,制作优美精致、图文并茂的课件来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与学生通络网络互动来加深学生的参与度,如开通网络教学平台开展论坛进行专题讨论,使用各种聊天工具与学生进行沟通等。
(二)深化案例教学路径
1、教师应转变角色。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教师要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主要素材,以自己的学识和强烈的热情影响学生,以平等的姿态带学生一起进行时政的分析和研讨,实现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的积极互动。要更加科学地把握案例教学法的内涵,积极启发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使它们能够自觉地去涉猎知识,关注社会,能在学习和生活中主动关注社会,从而也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案例教学的开展。
2、精心选择案例,激发参与意识,优化教学过程。
选择公共行政学课程教学案例要充分考虑个案与教学内容的相关性,案例选取要紧跟时代步伐,尽可能贴近我国现实、省情和农业院校的特色,使学生感到与自身的生活休戚相关,激发其学习兴趣,从而实现既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又开阔认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视野的目标。建立好案例库,对一些经典案例进行讨论,对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以答辩形式进行,以此加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此外,要注重案例富有启发性的总结,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步骤,而不仅仅是为了找问题的“解”,以避免学生“眼高手低”的常见问题。这有助于训练和提升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也有助于学生的具体操作能力的提升,以实现应有教学效果。
(三)提高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
教师要广泛涉猎除公共行政学以外的相关学科知识,如: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具备跨学科悖论研究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密切关注时政动态,能理论结合实际,毕竟教师是课堂学习的主导,良好风趣的语言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同时,提高本学科教师的学习能力,既包括学习本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又包括学习学生的新思想和新动态。除此之外,“教学相长”是教师教学永恒的主题,一名真正的教师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谦虚接受学生的建议。这不仅需要教师观念的转变,更需要一种勇气。只有兼收并蓄,教师的能力才能与日俱增。
(四)通过目的性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相关的历史趣味性的课外读物让学生阅读,再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当前的本科生群体以具有“90后”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想更好地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需求。“90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价值观的务实性,他们更关注知识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它的理论价值。根据学生的需求,引导出他们的学习目的,从而将教学内容设计成围绕学习目的而展开的教学模式,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同时实现学生的学习目的,从而达到“共赢”的一种教学。比如在教学中穿插学生的择业观教育、升学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这种目的性教学最适合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总之,能让学生意识到公共行政学不仅仅是政府公共政策的条款灌输,更是一门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学科。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摘要: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视角,根据我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起点与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围绕“一种理念,两个转变,三项提高”的思路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行政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它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是行政生态学的杰出代表。他将行政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探讨一国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是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的。他总结出著名的三大行政模式: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行政模式,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川。为此,本文利用行政生态学说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来解释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
1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
1.1纯农业社会—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
里格斯认为,农业社会行政模式的社会结构是混沌未分的,与之相适应,行政行为与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社会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更谈不上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因此,其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1.2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
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既具有农业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又具有工业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明显带有新旧并存的特点。里格斯认为,20世纪,许多传统社会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急速地或缓慢地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这些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走了出来,另一方面,又未能顺利地进人“现代”的范畴中去。在过渡阶段中,社会结构、价值系统、行为模式等都进人内发的或外发的巨大变迁之中,各种行政生态环境中都同时融汇着传统生态和现代生态的许多特质,呈现出并存、冲突的态势。里格斯总结出过渡社会公共行政的3个基本特征:异质性,即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重叠性,即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最终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扯皮、彼此排斥等行政行为多元化的恶果;形式主义,即指政府所制定的法令和政策不能付诸实施,形同虚设、徒有虚名。
1.3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
里格斯认为,工业社会有着明确的、细致的分工,所以政府职能也是十分明确的。各个行政部门各司其职、互不混杂,讲求的是行政效率与科学性,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密切,社会流动和沟通渠道发达。
2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系统
行政生态系统由内部行政系统和外部行政生态环境两部分组成。内部行政系统由行政组织、行政人员、国家行政制度和法律法规等构成。外部行政生态环境由影响行政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人口、心理、生理、自然地理等要素构成。全面深人地认识现行的行政生态系统是推动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起点和首要任务。
2. 1内部行政系统
行政理念管制化。长期以来,政府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政府机关就是权威的象征,人们对它总是充满了敬畏,社会氛围处于僵硬的状态。
行政过程暗箱化。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始终不能做到公开透明,政务不完全公开,或多或少处于幽暗、不明朗的状态。
行政行为人治化。历史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人治”的封建社会遗毒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我国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缺乏照章办事、依法行政的理念,往往习惯于遵从个人的权威。
行政职能全能化。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了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和个人的几乎全部衣食住行,政府计划十分明确、详尽,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仍未能改变全能政府的倾向,行政职能的配置依然十分宽泛。
行政组织封闭化、膨胀化、缺乏活力。政府以规模和等级维护组织的权威,导致行政组织的极大膨胀。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秘化又使其成为脱离社会环境的封闭系统。组织结构的刚性特征,使公务人员丧失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和追求成就的进取精神,从而体现出整体的无效和低效。
2. 2外部行政生态环境
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al。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政府改革,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迫切要求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制度。
2. 2. 1经济生态环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运作方式。应该说,与之相对应的全能型公共管理模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相适应的,这是其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20余年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陷人了严重困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较为可观的程度。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政府职能配置仍然比较宽泛,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收人分配差距过大,公共服务不到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2. 2. 2政治生态环境:集权人治—民主法治
随着现代市场精神的逐步浸透,我国政府有意识、有组织地启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如改革高度集权,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扩大地方尤其是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加强各级政府的民主建设,加强立法建设,促进政治运作过程的制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等等。
2. 2. 3社会生态环境:真纯单一—复杂多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取得利益的途径多样化,逐利行为也日趋公开化,自由和开放精神愈加深人人心,整个社会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疲软状态,进人欣欣向荣的良性发展轨道。但是在目前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上层建筑领域的行政体制改革并未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导致社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可见,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不断变迁,我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与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距成为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动因。因此,推动公共管理模式的有效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3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
根据我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本文围绕“一种理念,两个转变,三项提高”的发展思路,对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3. 1一种理念
在公共管理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行政、和谐行政理念,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思想保障。和谐是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是人类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结晶。以人为本要求作为社会大系统的行政系统与行政生态环境和谐。以人为本的和谐行政的理念,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是服务、民主、法治、效能、廉洁、诚信、公平和活力行政;本质是尊重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人为本和谐行政理念充分体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3. 2两个转变
3. 2. 1以有限行政为基础转变政府职能。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一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哪里有了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行政机关的权力就要在哪里告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政府的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出自社会、企业和公众的要求,政府职能应定位于弥补“社会不能”和“市场失灵”上,做到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目前,我国政府有4大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实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3.2.2以责任行政为依托转变政府形象
政府的行政责任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事实上,行政机关和政府公务人员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因此政府内部会不时地表现出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一套完善的纪律体系和行政责任控制体系,使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切实担负起职能范围内的责任,做到职责到岗、责任到人,防范行政越权和行政不作为现象的发生。在具体操作方面,仅仅从职业道德上约束政府公务人员远远不够,还应改革传统的政绩考核制度,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政府工作的绩效指标更多地围绕人民生活和政府服务水平来设定,确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探索以公众满意度为取向的绩效考核制度,要做到考察干部不仅看GDP增长率,同时还要考察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人民收人水平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以及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改变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工作导向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使各级政府真正关注人民的要求,也才能从行为上解决各级政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使其真正着眼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 3三项提高
3. 3. 1提高公务员素质—操作层面的人力资源保障
公务员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操作者和实施者,因此,提高公务员素质、建立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是完善公共管理的题中应有之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复杂,这就对公务员队伍提出了职业化的要求。只有具有较强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职业化公务员才能担负起履行政府职能的重大历史使命。首先,公务员要具备强烈的职业意识,包括服务意识、全局意识、科学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与效率意识、责任意识、学习意识和危机意识等。第二,公务员要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包括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勤政务实,格尽职守,心系群众,廉洁奉公,敬业奉献,勇于创新,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体现着党的宗旨、政权的性质和法律的尊严。第三,要培养公务员的职业技能,包括:政治鉴别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等。公务员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框架。
3.3.2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合法性层面的效能保障
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就是要正确运用行政权力,有效地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这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政令不畅、执行不力的问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有的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有的讲排场、比阔气,肆意挥霍国家资财,奢侈浪费严重,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一,强化权力监督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这是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前提。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精辟论述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因此,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二,增强大局意识,确保政令畅通。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执行力弱,也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中央要把握全局,各地区、各部「丁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在政策执行上不能打折扣,更不能各行其是,要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
第三,切实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正。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权限,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制度,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违法等现象。
3.3.3提高领导者决策水平—组织层面的能力保障
政府政策总是为着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即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的整体实力。要想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可从领导者个人和行政组织两个层面着手。
就个体而言,领导者要加强两个方面的修养和锻炼:第一,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领导者的价值观是制约决策行为的内在根本因素。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把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作为决策的最高价值准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广泛涉猎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丰富的知识是领导者获得决策信息、控制决策过程、确保决策成功的基础。一名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一定要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管理、文艺、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锻造科学的思维方法,增强分析、综合、决断复杂事物的能力。领导者更要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要能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具有登高望远的战略眼光,具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具有突破常规的改革进取精神,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
从行政组织层面来讲,要建立政府决策的信息公开制度、民主参与制度及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对不依法行使权限,违反法定程序,造成损失的决策,要严肃追究责任,坚持“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做到“有过必纠、过罚相称”;建立健全社会听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集思广益,尊重科学,减少重大决策失误的几率,使政府决策做到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决策更加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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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行政演进历程述评
(一)公共行政时期
行政从政治中分离,便异常“渴望”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工具价值,即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采用科学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变革的环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称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等级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构成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模式,极大地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为行政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官僚体制便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两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公共组织的设计、科学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发展导向,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视民主价值和人性的。为此,传统公共行政也结合时局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转向和理论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论根基发生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论致力于扭转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偏向,强调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的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变革[1]306。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论影响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而随后政策科学崛起,政策科学研究虽在谋求和公共行政结合以及促进政策机构管理性向政策执行公共性转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学毕竟只是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对传统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战。
(二)公共管理时期
伴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渐显现。诸如指挥―服从的管理方式对人性的压制,科层管理对民主价值的冲击,不合理的分工导致的各自为政,内部封闭的管理造成的体制僵化,都成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诸多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二者泾渭分明地划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种种弊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进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时期。公共管理修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积极地借鉴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与手段,大力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从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组织绩效。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积极回应行政环境发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增进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缺陷也客观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难以处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强调师法企业,过分崇拜市场教义,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私部门的现实差异,往往导致公共行政发展中价值导向的偏差和服务对象的失当[3],这种错把公共行政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客观上面临着种种困境。通过批判,人们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须要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应当将其发展目标最终锁定在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上,而市场的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只能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服务。
(三)公共服务时期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它紧紧围绕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属性,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群理论、后现代理论和组织人本理论为其思想渊源,以公民优先、社会公益为其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构建政府与公民新型的分权、合作关系,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共组织的设计和运行要以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其本质是“社会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既不应是“掌舵”,也不应是“划桨”,而是“建立一套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5]。具体而言,便是政府应当通过权力分放和让渡,不断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权,推进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公共服务的理论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从“效率至上”回归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摆正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航向。
二、公共行政发展规律之阐释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一条基本规律表明,正是行政生态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演进特征和重心的变换,即不同的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是依据环境变革的特点予以划定的。
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三个时期所表现的运行规律,都与当时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密不可分。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治―行政二分的提出,使行政凸显出其独立的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般科学管理技巧的借鉴,有效地增强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正与当时工业化大生产的客观环境相匹配。工业化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官僚制的提出一改传统人治行政的种种弊端,构建出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体制,实现了理性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这与当时工业文明追求技术进步和生产有序的客观要求得以有效对接,因而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同样取决于环境的变革。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官僚制的管理弊端日益显现,而传统的二分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治理性。在上述背景下,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运动势在必行。这种运动直击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之缺陷,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采用私营部门和工商管理领域先进的理念与策略,推动了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这场充满着管理主义色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但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和政治民主化、权利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共管理理论也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如何在公共管理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公民需求的充分满足,便成了公共管理自身发展难以攻克的问题。在此环境下,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和承继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框架,科学地纠正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偏向。
与此同时,行政环境变化也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重心和研究途径发生着转变。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基于工业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组织的设计都以提高效率为目标“,效率至上”成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重心和导向依据。而到了公共管理时期,一场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的治道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它旨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管理的价值,并通过广泛借鉴工商界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最大化地提升公共管理的绩效。虽然在此过程中,这种变革强调了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和回应性等要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对效率过分追求的偏向,但没有根本扭转公共行政的效率取向,而更多的是完善和修饰了官僚制的工具理性,因此,最终也沦为一种关注管理过程的粉饰行为。直至此时,公共行政的“钟摆”仍然严重地偏向“管理主义”,这自然无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理论旨在纠正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平衡管理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明确规定公共行政的发展重心应在于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使得权力与权利的正常逻辑得以理性回归。与此相一致,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也突破了管理主义限制,变得更加多元,人们综合采用政治、管理和法律等方式对公共行政的运作与发展加以研究。采用多元的研究途径遂成为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①。
三、公共行政发展趋势之考察
(一)政治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特征反映到政治领域,最核心的表现便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间力量的博弈。二者的此消彼长成就了公共行政演进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国家行政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国家公共权力由政府行使,政府权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国的公权力都非常发达,并广泛采用了科层的管理体制,致力于推进行政管理的有序和效率。而在公共管理时期,随着政府所面对的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其低效率治理成为常态,对此政府逐步认识到调整自身权力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必要性,即唯有以职能转变为核心,重塑其与市场、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权力共享、分工合作的发展状态,方能有效地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回应公共需求。此时,虽然政府也将公民定位为“顾客”给予提供服务,并以经济、效率和效能等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但由于公共管理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和对市场化的过分追求,最终导致其仍无法深刻地认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公共行政发展的特殊价值,从而依旧陷入了将公共行政实现工具当作管理目标的错误认知中。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修正,科学地调试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依托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权力逻辑和博弈之特点,提出公共行政区别于一般管理活动的核心属性在于公共性,明确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权利的授予和让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在于服务,即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力量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上述宪制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必须彻底抛弃权力垄断和资源统摄的管理方式,科学地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将职能重心理性地收缩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政策制度上积极培育、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的发展,促进民众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最终形成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公共行政不断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官本行政向民本行政、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地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
(二)管理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规律反映到管理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从物本行政到人本行政[6]。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到公共管理时期再到公共服务时期,是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和需求关注程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早期的公共行政过分关注组织、机构、权责关系等物化内容对管理效率提升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积极作用和主导能力,尤其在官僚制层级节制、命令服从的运行模式的制约下,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更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在随后的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普遍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人对于组织发展和绩效提升的巨大价值,因而重视人才的招募、引进、培养和保护工作,并通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以及新陈代谢、激励约束等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保值、增值。同时,公共管理还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更加重视人的需求,政府将社会公众定位为提供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而将自身的管理目标确定在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之上。在公共服务时期,随着公共部门角色更加清晰,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民利益的服务者,公共行政更将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对公民利益和需求满足之上,努力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第二,组织的封闭管理到开放化、弹性化管理。早期公共行政将组织当作一个封闭型的系统来管理,缺乏对组织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研究,导致了公共行政发展无法适应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弊端。为了消除上述管理缺陷,随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公共组织便高度重视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实现弹性化管理。即一方面认真研究环境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灵活、权变;另一方面,充分把握环境革新所带来的机遇,能动地加以改造,最终实现组织内外的协调联动。第三,管理从无效走向高效。传统公共行政打破了人治行政和经验行政的枷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管理效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和现实缺陷日益显现,对此必须有新的发展模式来修正和改造之,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为特征的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它直接瞄准低效行政问题,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和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通过重视管理结果和放松规制,最大限度革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弊端。而公共服务理论在进一步拨正公共管理发展方向的同时,承继了公共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在政府设计上凸显“小而能”的治理理念。在外部,政府组织合理划清职能边界,科学调整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采用市场控制和激励竞争的方法,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同时,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增强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而在内部,政府组织则合理确定行政编制,调整组织结构,控制组织规模,健全制度机制,构建权责体系,减少管理内耗,改变传统的过程控制导向为结果控制导向,实行绩效管理,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三)法律领域
公共行政的发展从法律层面上而言,主要存在以下趋势:第一,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经历了从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乃至服务论的演进历程,这与行政环境的变迁和公共行政价值重心的转变相伴而行。在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从政治遮蔽下分立出来的行政,其最独特的价值追求便是管理和执行的高效。因此,如何切实保障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就成了公共行政在法律层面上的主题,“保权”“管理”也成了公共行政的法律价值核心。而随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世界各国普遍进入了“行政国”的时代。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无所不在,致使它在管理和应对公共事务的同时,也时常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公共行政演进中的一把“双刃剑”。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证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各国在立法和执法中,普遍调整了法律理念,更多地强调用法律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与行政行为的实施,即从“保权论”转向了“控权论”。但是,过分的控权又往往会使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缩手缩脚,并且丧失积极管理和主动行政的热情。为此,各国政府又对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进行了重塑,即公共行政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保证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性,确保其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应采用法律的手段去规范、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而正当地行使,避免行政权力异化和无责任状态的发生,从而在管理和控权的协调中实现价值平衡。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后,使得公共组织最重要的职能落在了公共服务之上。因此,如何用法律的手段确保公共组织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且保障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权利,便自然成为了公共行政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服务论”作为“平衡论”的升级又成了公共行政更高层次的法律价值。第二,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和管理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由于行政环境单一和社会力量薄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成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主体,它依托垄断行政权力分配着社会集体的资源。此时的公共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而所谓的法律规范也主要针对行政权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所面对的行政环境日益复杂和多元,社会的不可治理性明显增强。为了化解自身的治理危机,政府必须分放和让渡相应的行政权力,使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和市场,通过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方式,在合作治理基础上有效地增进公共利益。在上述背景下,治道发生了从单极统治向多元治理的重大变革,行政主体种类由此扩大到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
社会力量日益走上了治理的前台,填补着政府管理的缺位,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有效地回应了公共需求。此外,公共行政在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在官僚体制的制约下,政府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往往强调命令服从、令行禁止,这反映在法律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单方、强制、刚性的行政行为广泛被运用,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而到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社会力量日益崛起,公共行政价值目标转换,客观上要求政府在行政行为的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权利参与和诉求表达,并尽可能在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政府都一改传统的单向管制方式,而更多地引入了柔性的管理行为,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调解等,这些行为更加注重政府和公众的合意与协作,既有助于政府更新治理理念,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管理思路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共赢。第三,公共行政在法律上经历了从神秘化向公开化的转变过程。在公共行政早期,由于以官僚体制为主导,行政组织作为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存在,其回应力和透明度偏低;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法律也没有规定行政组织公开的义务。因此,社会公众往往缺失实质上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一个“黑箱”。而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得以正确回归,公共部门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已成为严格的法律义务。公民的监督、建议、批评、表达等权利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确认。各国的法律普遍规定,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必须将管理的事务、内容、权限、过程、程序、信息等向社会公开并自觉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评判,从而确保公共管理在法治轨道上透明、责任化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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