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作业论文范文
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学科经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共行政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篇一：《浅谈公共行政学课程教学改革》
[摘要]公共行政学作为当前管理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对象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该课程的理论发展速度很快，而理论建设、教材设施和教学方式都跟不上理论的速度。面对这些变化，对学科建设和教师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甘肃农业大学公共行政学教学改革为例，探讨公共行政学教学的合理范式。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教学改革;甘肃农业大学
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由来
(一)发展过程
18世纪末美国学者W.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诞生。在这百余年时间里，公共行政学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过程，呈现出多范式的理论模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公共行政学特别是以“行政”作为研究对象的政府管理研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从学科起源讲，公共行政学属于“舶来品”。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学整个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几乎完全来自于西方公共行政学成熟并且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这是由客观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各大院校才得以陆续恢复行政学专业，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经过了20多年的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与西方的学科建设相比，还存在很多的差距。
时至今日，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学者仍然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体系上，对公共行政学的中国化关注太少。“中国行政学就整个而言，还处在引进、消化和吸收阶段，在思维逻辑和理论体系上还没有完全跳出西方行政学的窠臼”。应时代的需要，中国公共行政学界迫切地需要开辟出一条行政学中国化的道路，也就是公共行政学“中国化”的问题。尤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广泛而深远的行政改革，政府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间关系、政府生产力的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公职制度改革……，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行政学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做指导。要充分研究当前中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取得的各方面经验与教训，寻找蕴藏于我国社会和各个省市的普适性和特殊性，进而发现和阐释规律，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问题。
(二)课程定位及意义
公共行政学是管理学、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和任务就是引导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从事实际行政管理工作的能力，因为应用面广，目前国内文科类的许多相关学科专业也都广泛开设了这门课程，因此，它是一门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的独特学科，在其一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第一，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系统科学，它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特有的研究对象;第二，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综合科学，它有效借鉴和运用了各个时期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三，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科学，它从论证现实行政问题发端，并始终强调理论研究与现实行政相结合;第四，它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科学，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不断有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问世。
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目前自2001年成立以来设有文秘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汉语言文学五个本科专业，其中文秘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均开设公共行政学，是此三门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专业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公共行政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以讲述为主，形式单一
从我校现阶段公共行政学的教学形式来看，教学环节安排过于简单，教学方法单调呆板，基本以课堂讲授以主要教学形式，属于“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整个教学过程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过分强调授课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近年来学校虽然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方式，但公共行政学理论庞杂，知识体系庞大，涉及的实践问题多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需要教师对理论和社会问题有功能更深层次的理解能力，因此大多教师讲解也基本从现成的概念和原理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对从复杂现象中进行归纳、分析和综合就缺乏进一步深入，从而导致教学活动流于理论上的抽象说教，使学生学习起来如隔靴搔痒，不能有效地取得分析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
(二)实践教学水平较低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实践教学水平低的现象，这与当前高校产-学-研难以实现的资金和社会问题有关，也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对理论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相对程度的忽视有关，在类似于甘肃农业大学这样的专业性较强的院校，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也会感受到被“边缘化”的气氛，学习的环境也会导致他们积极性的挫伤。我国当下的公共行政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过去的案例多、现在的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中国案例少的“三多三少”现象，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施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难以做到深层次分析案例，仅仅停留在对事件的浅层次论述上，更缺乏对理论的运用能力。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当前国内高校从事公共管理教学的专业教师大多没有在公共组织从业的经历，公共组织的管理经验匮乏，再加上教学经费有限的制约和学校支持力度的有限，使其调查、收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的能力相对缺乏;二是近年来高等学校不同程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相应的考评机制导致大部分教师将更多地时间和精力用于科研，而不愿投入案例教学及其研究上，这种价值观的取向明显地影响了教师在教学中的积极性。此外，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也影响到他们在案例教学课堂上的参与程度，有些学生即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或缺乏表达能力，这也影响了案例教学作用的发挥。
(三)内容较多、理论深，对教师的理论水平要求较高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内容是丰富的、交叉性的、广泛的。同时，公共行政学又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均为行政实践中出现的具体的、常规的问题，否则行政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外，行政学还对行政现实进行结果的研究，进而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过程，这一解决问题过程本身是要能够通过教学来演绎推理的，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又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实用性与效用性是行政学的生命力所在，是行政学存在的价值所在，而相当多的学生难以在教学中体会到这一价值，反而认为这门学科枯燥而无味，没有实用性，只是在讲政策。除此之外，公共行政学还是一门系统性学科。公共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对各种行政现象与事实进行系统观察、实验、比较、分析及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系统知识。它的知识并非是零碎的，而是具有一定科学性、完整性、统一性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因此，该学科对教师的综合理论运用能力、分析能力与知识的系统性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当前我国高校年龄较轻，本科教学工作大多以年纪较轻(35岁以下)的讲师来承担，缺乏浑厚的知识体系和社会阅历，甘肃农业大学承担管理课程的教师便是本校的新生力量，活力有余而深度不足，使该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浅尝辄止。
(四)学生对社会时政缺乏兴趣，课堂气氛僵硬，课堂交流较少
当前学生大多是“90后”独生子女，他们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张扬自我个性，相对比较缺乏合作意识和团队忠诚感，人际关系应对力和心理承受力相对薄弱，对身边的社会问题关注较少，热情也不高。而在网络时代形成的速食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对传统的以图文阅读方式获取知识的途径表现出急躁和乏味，在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下，追求快、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更加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而甘肃农业大学是农科类院校，在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图书资料方面都比文科性大学和综合型大学薄弱，进而使学生的知识采纳能力降低，在课堂教学中也表现得漠不关心，缺乏动力，对课堂的竞赛活动和专题讨论都表现出一种漠视。
三、对公共行政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考
(一)丰富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水平
除了课堂讲述，应制作高水平教学课件，以素材较多的案例和图形来弥补口头讲述的不足。如今社会网络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它从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尤其是人文社科教育尤其不能回避这种趋势，而是应该引导学生如何利用和掌握网络资源来开阔视野，了解社会。多媒体教学目前已在全国各大高校推广使用，它的多样性和丰富色彩是传统的黑板教学无法比拟的，任课教师应多方面提高计算机水平，制作优美精致、图文并茂的课件来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与学生通络网络互动来加深学生的参与度，如开通网络教学平台开展论坛进行专题讨论，使用各种聊天工具与学生进行沟通等。
(二)深化案例教学路径
1、教师应转变角色。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教师要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主要素材，以自己的学识和强烈的热情影响学生，以平等的姿态带学生一起进行时政的分析和研讨，实现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的积极互动。要更加科学地把握案例教学法的内涵，积极启发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使它们能够自觉地去涉猎知识，关注社会，能在学习和生活中主动关注社会，从而也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案例教学的开展。
2、精心选择案例，激发参与意识，优化教学过程。
选择公共行政学课程教学案例要充分考虑个案与教学内容的相关性，案例选取要紧跟时代步伐，尽可能贴近我国现实、省情和农业院校的特色，使学生感到与自身的生活休戚相关，激发其学习兴趣，从而实现既提高理论知识水平，又开阔认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视野的目标。建立好案例库，对一些经典案例进行讨论，对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以答辩形式进行，以此加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此外，要注重案例富有启发性的总结，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步骤，而不仅仅是为了找问题的“解”，以避免学生“眼高手低”的常见问题。这有助于训练和提升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也有助于学生的具体操作能力的提升，以实现应有教学效果。
(三)提高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
教师要广泛涉猎除公共行政学以外的相关学科知识，如：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具备跨学科悖论研究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密切关注时政动态，能理论结合实际，毕竟教师是课堂学习的主导，良好风趣的语言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同时，提高本学科教师的学习能力，既包括学习本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又包括学习学生的新思想和新动态。除此之外，“教学相长”是教师教学永恒的主题，一名真正的教师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谦虚接受学生的建议。这不仅需要教师观念的转变，更需要一种勇气。只有兼收并蓄，教师的能力才能与日俱增。
(四)通过目的性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相关的历史趣味性的课外读物让学生阅读，再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当前的本科生群体以具有“90后”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想更好地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需求。“90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价值观的务实性，他们更关注知识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它的理论价值。根据学生的需求，引导出他们的学习目的，从而将教学内容设计成围绕学习目的而展开的教学模式，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同时实现学生的学习目的，从而达到“共赢”的一种教学。比如在教学中穿插学生的择业观教育、升学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这种目的性教学最适合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总之，能让学生意识到公共行政学不仅仅是政府公共政策的条款灌输，更是一门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学科。
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篇二：《浅析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行政生态学》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摘要：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视角，根据我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起点与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围绕“一种理念，两个转变，三项提高”的思路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行政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它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是行政生态学的杰出代表。他将行政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探讨一国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是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的。他总结出著名的三大行政模式: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行政模式，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川。为此，本文利用行政生态学说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来解释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
1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
1.1纯农业社会—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
里格斯认为，农业社会行政模式的社会结构是混沌未分的，与之相适应，行政行为与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社会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更谈不上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因此，其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1.2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
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既具有农业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又具有工业社会行政模式的一些特征，明显带有新旧并存的特点。里格斯认为，20世纪，许多传统社会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下，急速地或缓慢地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这些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走了出来，另一方面，又未能顺利地进人“现代”的范畴中去。在过渡阶段中，社会结构、价值系统、行为模式等都进人内发的或外发的巨大变迁之中，各种行政生态环境中都同时融汇着传统生态和现代生态的许多特质，呈现出并存、冲突的态势。里格斯总结出过渡社会公共行政的3个基本特征:异质性，即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重叠性，即行政机构的重叠现象，最终导致政出多门、相互扯皮、彼此排斥等行政行为多元化的恶果;形式主义，即指政府所制定的法令和政策不能付诸实施，形同虚设、徒有虚名。
1.3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
里格斯认为，工业社会有着明确的、细致的分工，所以政府职能也是十分明确的。各个行政部门各司其职、互不混杂，讲求的是行政效率与科学性，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密切，社会流动和沟通渠道发达。
2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系统
行政生态系统由内部行政系统和外部行政生态环境两部分组成。内部行政系统由行政组织、行政人员、国家行政制度和法律法规等构成。外部行政生态环境由影响行政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人口、心理、生理、自然地理等要素构成。全面深人地认识现行的行政生态系统是推动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起点和首要任务。
2. 1内部行政系统
行政理念管制化。长期以来，政府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政府机关就是权威的象征，人们对它总是充满了敬畏，社会氛围处于僵硬的状态。
行政过程暗箱化。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始终不能做到公开透明，政务不完全公开，或多或少处于幽暗、不明朗的状态。
行政行为人治化。历史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人治”的封建社会遗毒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我国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缺乏照章办事、依法行政的理念，往往习惯于遵从个人的权威。
行政职能全能化。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了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和个人的几乎全部衣食住行，政府计划十分明确、详尽，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仍未能改变全能政府的倾向，行政职能的配置依然十分宽泛。
行政组织封闭化、膨胀化、缺乏活力。政府以规模和等级维护组织的权威，导致行政组织的极大膨胀。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秘化又使其成为脱离社会环境的封闭系统。组织结构的刚性特征，使公务人员丧失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和追求成就的进取精神，从而体现出整体的无效和低效。
2. 2外部行政生态环境
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al。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政府改革，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迫切要求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制度。
2. 2. 1经济生态环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运作方式。应该说，与之相对应的全能型公共管理模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相适应的，这是其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20余年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陷人了严重困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较为可观的程度。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政府职能配置仍然比较宽泛，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收人分配差距过大，公共服务不到位，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2. 2. 2政治生态环境:集权人治—民主法治
随着现代市场精神的逐步浸透，我国政府有意识、有组织地启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如改革高度集权，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扩大地方尤其是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加强各级政府的民主建设，加强立法建设，促进政治运作过程的制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等等。
2. 2. 3社会生态环境:真纯单一—复杂多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取得利益的途径多样化，逐利行为也日趋公开化，自由和开放精神愈加深人人心，整个社会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疲软状态，进人欣欣向荣的良性发展轨道。但是在目前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上层建筑领域的行政体制改革并未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导致社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可见，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不断变迁，我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与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距成为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动因。因此，推动公共管理模式的有效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3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
根据我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本文围绕“一种理念，两个转变，三项提高”的发展思路，对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3. 1一种理念
在公共管理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行政、和谐行政理念，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思想保障。和谐是指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是人类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结晶。以人为本要求作为社会大系统的行政系统与行政生态环境和谐。以人为本的和谐行政的理念，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是服务、民主、法治、效能、廉洁、诚信、公平和活力行政;本质是尊重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人为本和谐行政理念充分体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3. 2两个转变
3. 2. 1以有限行政为基础转变政府职能。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一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哪里有了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行政机关的权力就要在哪里告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政府的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出自社会、企业和公众的要求，政府职能应定位于弥补“社会不能”和“市场失灵”上，做到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目前，我国政府有4大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实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3.2.2以责任行政为依托转变政府形象
政府的行政责任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事实上，行政机关和政府公务人员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因此政府内部会不时地表现出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一套完善的纪律体系和行政责任控制体系，使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切实担负起职能范围内的责任，做到职责到岗、责任到人，防范行政越权和行政不作为现象的发生。在具体操作方面，仅仅从职业道德上约束政府公务人员远远不够，还应改革传统的政绩考核制度，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政府工作的绩效指标更多地围绕人民生活和政府服务水平来设定，确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探索以公众满意度为取向的绩效考核制度，要做到考察干部不仅看GDP增长率，同时还要考察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人民收人水平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以及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改变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工作导向机制。唯有如此，才能使各级政府真正关注人民的要求，也才能从行为上解决各级政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使其真正着眼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 3三项提高
3. 3. 1提高公务员素质—操作层面的人力资源保障
公务员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操作者和实施者，因此，提高公务员素质、建立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是完善公共管理的题中应有之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管理事务越来越复杂，这就对公务员队伍提出了职业化的要求。只有具有较强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职业化公务员才能担负起履行政府职能的重大历史使命。首先，公务员要具备强烈的职业意识，包括服务意识、全局意识、科学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与效率意识、责任意识、学习意识和危机意识等。第二，公务员要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包括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勤政务实，格尽职守，心系群众，廉洁奉公，敬业奉献，勇于创新，要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体现着党的宗旨、政权的性质和法律的尊严。第三，要培养公务员的职业技能，包括:政治鉴别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等。公务员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框架。
3.3.2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合法性层面的效能保障
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就是要正确运用行政权力，有效地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这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政令不畅、执行不力的问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有的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有的讲排场、比阔气，肆意挥霍国家资财，奢侈浪费严重，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一，强化权力监督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这是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前提。孟德斯鸿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精辟论述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因此，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二，增强大局意识，确保政令畅通。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执行力弱，也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中央要把握全局，各地区、各部「丁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在政策执行上不能打折扣，更不能各行其是，要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
第三，切实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正。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进一步明确执法权限，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制度，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违法等现象。
3.3.3提高领导者决策水平—组织层面的能力保障
政府政策总是为着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即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的整体实力。要想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可从领导者个人和行政组织两个层面着手。
就个体而言，领导者要加强两个方面的修养和锻炼:第一，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领导者的价值观是制约决策行为的内在根本因素。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把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作为决策的最高价值准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广泛涉猎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丰富的知识是领导者获得决策信息、控制决策过程、确保决策成功的基础。一名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一定要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管理、文艺、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知识，锻造科学的思维方法，增强分析、综合、决断复杂事物的能力。领导者更要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要能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具有登高望远的战略眼光，具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具有突破常规的改革进取精神，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
从行政组织层面来讲，要建立政府决策的信息公开制度、民主参与制度及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对不依法行使权限，违反法定程序，造成损失的决策，要严肃追究责任，坚持“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做到“有过必纠、过罚相称”;建立健全社会听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集思广益，尊重科学，减少重大决策失误的几率，使政府决策做到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决策更加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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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论文范文篇三：《谈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及运用》
一、公共行政演进历程述评
(一)公共行政时期
行政从政治中分离，便异常“渴望”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工具价值，即变革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采用科学管理手段去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配合上述变革的环境，以理性和高效著称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它以等级分工的形式、非人格化的组织制度、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构成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模式，极大地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要求，为行政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官僚体制便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两大“基石”，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行政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公共组织的设计、科学管理的原则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为发展导向，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便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判，被直指是漠视民主价值和人性的。为此，传统公共行政也结合时局做出了相应的价值转向和理论修正，但改革并未使其理论根基发生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论致力于扭转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偏向，强调新公共行政的使命是对影响和削弱社会公平、出色管理、经济的和有效率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变革[1]306。但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理论影响力有限等原因，新公共行政理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而随后政策科学崛起，政策科学研究虽在谋求和公共行政结合以及促进政策机构管理性向政策执行公共性转变等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政策科学毕竟只是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对传统公共行政形成根本的挑战。
(二)公共管理时期
伴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官僚制的治理弊端日渐显现。诸如指挥―服从的管理方式对人性的压制，科层管理对民主价值的冲击，不合理的分工导致的各自为政，内部封闭的管理造成的体制僵化，都成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政治―行政二分法也受到了诸多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二者泾渭分明地划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种种弊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使公共行政演进到了公共管理的新时期。公共管理修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思路和策略选择，积极地借鉴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与手段，大力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全面地降低管理成本，注重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从而最大化地提升了政府的组织绩效。作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模式，公共管理积极回应行政环境发展的需求，致力于解答公共管理中“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知识框架，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增进了公共利益[2]53。然而，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在缺陷也客观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难以处理好“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即公共管理一味强调师法企业，过分崇拜市场教义，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私部门的现实差异，往往导致公共行政发展中价值导向的偏差和服务对象的失当[3]，这种错把公共行政实现的手段作为目的的做法，也使得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客观上面临着种种困境。通过批判，人们反思到公共行政必须要以民主宪政为基础，应当将其发展目标最终锁定在社会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上，而市场的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只能为上述目标的实现服务。
(三)公共服务时期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它紧紧围绕公共行政发展的核心属性，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群理论、后现代理论和组织人本理论为其思想渊源，以公民优先、社会公益为其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构建政府与公民新型的分权、合作关系，最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理论要求公共组织的设计和运行要以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提出公共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种政府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以合作协调为服务基础，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服务导向，其本质是“社会本位、民本位”[4]。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既不应是“掌舵”，也不应是“划桨”，而是“建立一套明显具有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5]。具体而言，便是政府应当通过权力分放和让渡，不断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充分保障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权，推进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公共服务的理论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从“效率至上”回归到了“民主至上”，有效地摆正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航向。
二、公共行政发展规律之阐释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一条基本规律表明，正是行政生态的变化决定了公共行政的演进特征和重心的变换，即不同的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是依据环境变革的特点予以划定的。
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三个时期所表现的运行规律，都与当时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密不可分。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治―行政二分的提出，使行政凸显出其独立的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般科学管理技巧的借鉴，有效地增强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正与当时工业化大生产的客观环境相匹配。工业化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官僚制的提出一改传统人治行政的种种弊端，构建出了一种法理型的组织体制，实现了理性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这与当时工业文明追求技术进步和生产有序的客观要求得以有效对接，因而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石”。公共管理运动的发起同样取决于环境的变革。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官僚制的管理弊端日益显现，而传统的二分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可治理性。在上述背景下，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运动势在必行。这种运动直击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之缺陷，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采用私营部门和工商管理领域先进的理念与策略，推动了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这场充满着管理主义色彩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但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和政治民主化、权利多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共管理理论也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如何在公共管理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公民需求的充分满足，便成了公共管理自身发展难以攻克的问题。在此环境下，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和承继公共管理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框架，科学地纠正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偏向。
与此同时，行政环境变化也使得公共行政的价值重心和研究途径发生着转变。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基于工业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行政管理过程和行政组织的设计都以提高效率为目标“，效率至上”成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重心和导向依据。而到了公共管理时期，一场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的治道变革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它旨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管理的价值，并通过广泛借鉴工商界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最大化地提升公共管理的绩效。虽然在此过程中，这种变革强调了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和回应性等要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对效率过分追求的偏向，但没有根本扭转公共行政的效率取向，而更多的是完善和修饰了官僚制的工具理性，因此，最终也沦为一种关注管理过程的粉饰行为。直至此时，公共行政的“钟摆”仍然严重地偏向“管理主义”，这自然无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理论旨在纠正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平衡管理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追求，它明确规定公共行政的发展重心应在于保证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使得权力与权利的正常逻辑得以理性回归。与此相一致，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也突破了管理主义限制，变得更加多元，人们综合采用政治、管理和法律等方式对公共行政的运作与发展加以研究。采用多元的研究途径遂成为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①。
三、公共行政发展趋势之考察
(一)政治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特征反映到政治领域，最核心的表现便是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间力量的博弈。二者的此消彼长成就了公共行政演进的不同阶段和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国家行政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国家公共权力由政府行使，政府权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国的公权力都非常发达，并广泛采用了科层的管理体制，致力于推进行政管理的有序和效率。而在公共管理时期，随着政府所面对的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其低效率治理成为常态，对此政府逐步认识到调整自身权力关系和管理方式的必要性，即唯有以职能转变为核心，重塑其与市场、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形成权力共享、分工合作的发展状态，方能有效地应对层出不穷的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回应公共需求。此时，虽然政府也将公民定位为“顾客”给予提供服务，并以经济、效率和效能等作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但由于公共管理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和对市场化的过分追求，最终导致其仍无法深刻地认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公共行政发展的特殊价值，从而依旧陷入了将公共行政实现工具当作管理目标的错误认知中。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修正，科学地调试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和管理性之间的关系，依托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权力逻辑和博弈之特点，提出公共行政区别于一般管理活动的核心属性在于公共性，明确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权利的授予和让渡。因此，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在于服务，即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力量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上述宪制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必须彻底抛弃权力垄断和资源统摄的管理方式，科学地调整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将职能重心理性地收缩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政策制度上积极培育、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的发展，促进民众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最终形成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在权力和权利的博弈中，公共行政不断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官本行政向民本行政、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地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
(二)管理领域
公共行政发展规律反映到管理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从物本行政到人本行政[6]。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到公共管理时期再到公共服务时期，是一个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和需求关注程度持续强化的过程。早期的公共行政过分关注组织、机构、权责关系等物化内容对管理效率提升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的积极作用和主导能力，尤其在官僚制层级节制、命令服从的运行模式的制约下，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更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在随后的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普遍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人对于组织发展和绩效提升的巨大价值，因而重视人才的招募、引进、培养和保护工作，并通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以及新陈代谢、激励约束等机制的创新，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保值、增值。同时，公共管理还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更加重视人的需求，政府将社会公众定位为提供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而将自身的管理目标确定在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之上。在公共服务时期，随着公共部门角色更加清晰，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民利益的服务者，公共行政更将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对公民利益和需求满足之上，努力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第二，组织的封闭管理到开放化、弹性化管理。早期公共行政将组织当作一个封闭型的系统来管理，缺乏对组织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研究，导致了公共行政发展无法适应行政环境变革的要求，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弊端。为了消除上述管理缺陷，随后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公共组织便高度重视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关系的研究，努力实现弹性化管理。即一方面认真研究环境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灵活、权变;另一方面，充分把握环境革新所带来的机遇，能动地加以改造，最终实现组织内外的协调联动。第三，管理从无效走向高效。传统公共行政打破了人治行政和经验行政的枷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管理效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困境和现实缺陷日益显现，对此必须有新的发展模式来修正和改造之，以管理自由化和市场化导向为特征的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它直接瞄准低效行政问题，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和竞争机制，以顾客为导向，通过重视管理结果和放松规制，最大限度革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管理弊端。而公共服务理论在进一步拨正公共管理发展方向的同时，承继了公共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在政府设计上凸显“小而能”的治理理念。在外部，政府组织合理划清职能边界，科学调整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采用市场控制和激励竞争的方法，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同时，政府支持社会力量增强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其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而在内部，政府组织则合理确定行政编制，调整组织结构，控制组织规模，健全制度机制，构建权责体系，减少管理内耗，改变传统的过程控制导向为结果控制导向，实行绩效管理，从而持续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三)法律领域
公共行政的发展从法律层面上而言，主要存在以下趋势：第一，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经历了从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乃至服务论的演进历程，这与行政环境的变迁和公共行政价值重心的转变相伴而行。在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从政治遮蔽下分立出来的行政，其最独特的价值追求便是管理和执行的高效。因此，如何切实保障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就成了公共行政在法律层面上的主题，“保权”“管理”也成了公共行政的法律价值核心。而随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世界各国普遍进入了“行政国”的时代。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无所不在，致使它在管理和应对公共事务的同时，也时常侵犯着社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公共行政演进中的一把“双刃剑”。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证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各国在立法和执法中，普遍调整了法律理念，更多地强调用法律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与行政行为的实施，即从“保权论”转向了“控权论”。但是，过分的控权又往往会使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缩手缩脚，并且丧失积极管理和主动行政的热情。为此，各国政府又对公共行政的法律理念进行了重塑，即公共行政一方面应当在立法上保证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和执行性，确保其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应采用法律的手段去规范、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而正当地行使，避免行政权力异化和无责任状态的发生，从而在管理和控权的协调中实现价值平衡。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后，使得公共组织最重要的职能落在了公共服务之上。因此，如何用法律的手段确保公共组织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并且保障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权利，便自然成为了公共行政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服务论”作为“平衡论”的升级又成了公共行政更高层次的法律价值。第二，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和管理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由于行政环境单一和社会力量薄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成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行政主体，它依托垄断行政权力分配着社会集体的资源。此时的公共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而所谓的法律规范也主要针对行政权力。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所面对的行政环境日益复杂和多元，社会的不可治理性明显增强。为了化解自身的治理危机，政府必须分放和让渡相应的行政权力，使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和市场，通过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方式，在合作治理基础上有效地增进公共利益。在上述背景下，治道发生了从单极统治向多元治理的重大变革，行政主体种类由此扩大到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等。
社会力量日益走上了治理的前台，填补着政府管理的缺位，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有效地回应了公共需求。此外，公共行政在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在官僚体制的制约下，政府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往往强调命令服从、令行禁止，这反映在法律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单方、强制、刚性的行政行为广泛被运用，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而到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时期，社会力量日益崛起，公共行政价值目标转换，客观上要求政府在行政行为的选择上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权利参与和诉求表达，并尽可能在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各国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政府都一改传统的单向管制方式，而更多地引入了柔性的管理行为，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调解等，这些行为更加注重政府和公众的合意与协作，既有助于政府更新治理理念，也有助于公众对政府管理思路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共赢。第三，公共行政在法律上经历了从神秘化向公开化的转变过程。在公共行政早期，由于以官僚体制为主导，行政组织作为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存在，其回应力和透明度偏低;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法律也没有规定行政组织公开的义务。因此，社会公众往往缺失实质上的监督权和知情权，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一个“黑箱”。而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得以正确回归，公共部门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已成为严格的法律义务。公民的监督、建议、批评、表达等权利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确认。各国的法律普遍规定，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必须将管理的事务、内容、权限、过程、程序、信息等向社会公开并自觉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评判，从而确保公共管理在法治轨道上透明、责任化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