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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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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会展一线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2004年商务部《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的出台,为外商进入中国展览市场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国外会展巨头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本文研究了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背景,分析了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几种主要模式,阐述了采用这些模式的战略背景以及这些模式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外资 会展业 引进模式 发展趋势 影响。
论文正文: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主要模式及其影响
2008年后中国会展的专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运营更加完善、会展人才培养更趋多元化、出国参展与国内办展同步进行。但必须看到中国会展业与外国会展业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会展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国外会展业的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机制和自律规范,政府的介入一般体现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国际大型展会的协助招揽上。我国的会展管理体制是“多头审批制”。这种计划经济形成的展会审批制、展览公司资格认定制,不能与市场接轨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2)展览场馆和设施相对落后。全国展览馆总面积在100万平米左右,展场面积超过10万平米的大型展馆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几家,与国际知名展馆相比,国内场馆举办特大型展览、会议难度较大。与之相配套的展馆设施如餐饮、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相对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网络信息技术在展馆中的应用还不普遍,制约了国内展览水平的提高。
(3)专业性和服务管理水平的差异。国内许多展会因专业性差,定位不清晰,致使参展商和参展观众寥寥,同时,缺乏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是导致国内展会管理水平较低的主因。
(4)缺乏专业会展人才。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专业会展人才培养机制,致使中国会展业发展后劲不足。
随着国内外会展业的竞争加剧和城市经营等新理念的提出,国内一线会展城市更加重视会展产业形象和国际化品牌展会的打造。我国的会展业正朝着专业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一些中国本土展览项目的国际化呼声越来越高,力求能在国际招商和招展上获得突围。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国际展览巨头国际市场纷争白热化,亚洲市场成为了他们争夺的重要市场。尤其是在2004年1月,中国颁布了《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后,中国会展市场的大门正式向外国投资者打开。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内以多种形式投资会议展览公司。在2004年9月27日意大利里米尼举行的全球展览业协会(UFI)会议上,欧美会展强国“进军中国市场”成为了普遍共识。2005年以后,外资会展大规模地杀进中国。
外资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带来了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理念,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对中国会展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纵观十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外资进入中国展览市场主要有这样几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对中国会展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诸多差异。
3.1 外资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咨询机构或代理机构。
此种形式是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准备和过渡阶段,多被2004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展览巨头广泛使用或被近年来刚开始进入中国展览市场的公司采用。
3.2 外资直接投资参与展览场馆的建设。
1999年初,由德国汉诺威、慕尼黑、杜塞尔多夫三家展览公司组成的德国展览集团直接投资参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的场馆建设。中外方控股各50%。中方的股权以土地形式表现,外方的50%股权以由德方现金投入方式实现。外资公司的注资弥补了中国的展览业的基础建设资金不足,也为中国的展览场馆管理提供了经验。当然,展馆的管理权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合作中,德国三家公司在展馆管理方面取得了主动权,拥有50年的展馆管理权。这样在展馆场地使用上,中外展览公司之间如何协调就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3.3 国外展会品牌移植、联合办展。
外国会展公司将国际品牌会展项目移植到中国,扩大其品牌知名度,使外资在占领中国展览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外资公司在中国移植品牌展会的最迅速、便捷的方式是联合办展,即与中国政府或行业协会有关的中资公司合作办展。最先将品牌展览移植到中国的是德国汉诺威公司,2004年,德国科隆公司把五金、家具、摄影和童装等几个领域的展会移植到了中国。2005年8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订自2006年开始,长期在中国联合主办“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协议。汉诺威非常著名的信息与通信博览会(Cebit),现在以“亚洲信息与通信博览会”的名称在上海举行。
3.4 外资与中资建立合资展览公司。
2000年初,意大利展览业巨头博洛尼亚展览集团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组建合资展览公司——上海博建国际会展有限公司。2005年2月,锦江国际集团与世界排名第二旅游集团——日本株式会社JTB签约合资成立会展公司,此举标志着中国和日本两大旅游“航母”将携手开拓中国会展市场。2005年8月,英国励展博览集团出资获得中国医药集团下属国药展览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份,成立了国药励展展览公司。与中资公司联合办展或建立合资展览公司的模式在外资公司中具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展会都是由政府主导或是拥有“二级政府”身份的行业协会主办。这类展览会在中国的展览行业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外资选择和行业协会或实力雄厚的政府相关公司合作,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办展批文,另一方面,外资公司可以利用中方的资金、基础设施和国内的营销网络等资源,更为便利地开展招商和招展工作,从而降低成本,攫取最大经济效益。
3.5 外资成立独资公司。
暨2004年初商务部《规定》出台后,11月21日,由香港建发国际集团全额投资的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建发(四川)展览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0万美元,总投资额100万美元。同年11月,日本最大的会展机构,康格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的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独资会展公司。据悉,康格会展(上海)有限公司选择独资公司的方式,是担心合资的方式可能会和中国的会展公司在经营理念等方面产生差距。
国外展览公司成立独资公司,单独举办展览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加剧了国内会展行业的竞争,加快中国会展业国际化的步伐。商务部出台的《规定》中的条款如“在境内外举办展览、会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按国家其他规定,对于外资企业来华展览和出国展览的项目审批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还有较大的限制。所以很多外资公司对于以独资公司的进场方式采取了谨慎保守态度。
3.6 收购或并购中国展览公司。
2006年以来,很多外资会展企业在华业务重点已经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者并购国内有一定资质的展览企业或者有一定品牌影响的国内展览项目。1997年CMP公司并购上海博华展览公司;2005年全球第一大展览公司Reed 并购中国国药展览;2007年法兰克福公司与广州光亚展览公司在项目合作两年后正式进入并购。
对于跨国展览公司来说,通过收购或并购,可以有效利用中国本土公司原有无形资产,如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品牌等,大大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实现赢利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合资中的矛盾和冲突,迅速提高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外资展览公司国内展览企业“大鱼吃小鱼”的趋势,对中国目前尚处于稚弱的成长阶段的展览产业来说,将使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加速了国内会展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中国在2003年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涵盖了一般竞争法中关于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的并购垄断。但是品牌并购和传统国有展会品牌的价值评估等仍是外资并购中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很多国有展览会的品牌无形资产是在政府长期扶持和投资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展览会举办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展览会品牌并购过程中,会涉及到评估国有品牌价值、确保国家利益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进入中国的外资展览公司毫无置疑是一个帮助者。它们带来了成功的展览理念、管理模式、销售网络,帮助中国的展览业开发市场,树立品牌,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会展业的发展。同时,外资注入中国展览市场也对中国会展业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必须审慎应对,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的会展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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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整合,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优化重组,跨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限制,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广乾博士)在信息时代,电子政务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迫切需要发展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服务是一个复杂系统, 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用户、服务内容、服务过程、信息源。
1、电子政务与地方中小企业的双向沟通模式:电子政务的核心是将传统的政府办公模式转变为政府办公的信息化,通过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关系链接方式的变化实现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变化,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企业社会公众提供便捷的服务。电子政务与地方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电子政务的双方渠道的畅通与否的影响。以中小企业对于电子政务供求情况来看电子政务的实施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双向沟通的模式技术支持层面:要求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完整的“一站、两网、四库”。即政府的门户网站;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以及人口基础信息库、企业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数据库。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电子政务的技术支撑层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影响到电子政务的发展。
2.1政务内网的建设优于政务外网的建设。从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来看,信息化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我国信息化的过程要求“政府先行,带动信息化的发展”政务内网的建设是政府信息化的关键,所以从发展历程来看,政务内网的建设先于政务外网。
门户网站是政务内网的一部分,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搜索到各种类型的门户网站,其显示的服务类型和服务功能比较齐全,而政务外网尤其是企业网站的建立落后于政务内网,以中国中小企业河北网为例,通过门户网站搜索到中小企业中随机抽取的103企业中,大多数中小企业无独立的网站,采用通用网站的有59家占到总数的57%,而拥有并在通用网址上发布电子邮箱的企业仅有25家,占总数的不足25%。
以河北省旅游网作为门户网站来研究其对于河北省的中小旅游企业的服务内容和功能,如表1所示:
通过上述表格可以分析河北旅游网作为河北省旅游企业的门户网站之一,设定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齐全,从信息的提供到企业与旅游行政部门的网络业务处理,几乎囊括了旅游企业简单服务到网络办公的详细流程。但是双向沟通的效果不明显,以导游年审培训和考核为例,企业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完成一部分的业务,例如培训指示下载,培训试题的上传,但是磁卡的办理任需要旅游行政部门和企业面对面的业务流程。在其提供的服务项目中,有些项目无实际服务内容,如旅游统计。
信息库的建设和完善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基本要求。政府和企业的双向沟通能否顺利进行对于信息库的技术要求严格,在电子政府必备的“四库”中,人口基础信息库和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建设得比较完善,并得到及时的更新、企业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和宏观经济数据库在许多门户网站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政府建立门户网站处于全面性的考虑,涉及的内容和服务项目齐全,但是支撑该服务项目的基础信息库的建设影响到政务的具体实施。以河北旅游网的旅行社信息库为例,该信息库包含的205家旅行社中,81%的旅行社打开链接显示无任何内容19%的旅行社仅有简单的内容介绍,可以搜寻到联系方式的更是寥寥无几。
3.1从服务内容来看,中小企业以获取静态信息为主。静态信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传统的政务流程相比其优势表现在:(1)改变了原有的市场范围,引起供求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可以将市场拓展到国际范围。(2)为中小企业节约成本,
3.2双向互动的服务功能不够完善,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沟通;从服务的类型看,政务信息平台的主要服务类型表现为三种形式:事务服务形式,如网上税收、网上银行;信息服务,如行业数据库查询检索、带有咨询性质的附加服务、网上贸易、网上订票等;功能服务,如网络教育、网上政府采购。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以河北旅游网为例,分析其面向中小企业的事务服务,没有提供用于企业交易环节的网上银行和网上税收的服务项目,也即企业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存在着信息供给无法使用或者供给与需求不协调的情况。例如,关于行业查询的服务,通过该项查询并不能找到企业和政府所需要的信息。
门户网站在建立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双向互动的服务功能,设有双向互动的服务项目,例如网络教育,但是由于缺乏面对面的针对性、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沟通的效果不佳,再加上网络营销中恶意欺骗行为的存在,导致双向沟通的有效性大大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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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是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货币借贷行为。广义的信贷是指金融机构存款、贷款、结算的总称。狭义的信贷一般指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信贷不是指信用贷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信贷合同结构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及其对中小银行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该文主要从信贷合同结构出发,探究在不同的合同结构类型下,小微企业贷款所产生的风险和收益以及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首先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国内目前主要实行的是连带责任型合同结构,然后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外研究人员在实验当中使用的新型合同结构——权益责任型结构合同进行了分析,发现权益责任型结构合同相比其他类型合同而言,可以更好的促进贷款方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积极性,使得贷款方能在保证不违约的基础上,承担合理的风险以获取更多的收益,这意味着作为主要贷款的中小银行同时可以承担更低的违约风险。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老问题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愈加严峻。一方面,中国的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以及拥有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和82%的新产品开发。然而规模以上的小企业至少80%拿不到银行贷款,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95%以上的拿不到银行贷款。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的问题无疑对于企业、社会和国家部门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部门,由于利率市场化即将到来、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式发展、金融脱媒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商业银行部门的贷款业务将从以前的大中型企业逐步下沉到中小微企业,怎么样能使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本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小额信贷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功的帮助微小企业融得资金,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人摆脱了贫穷。然而在辉煌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根据相关研究机构调查,那些受小额信贷支持的大多数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发展,而很少有企业能做大做强。不同的合同结构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和收益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合同结构主要是连带责任制,那么问题的产生会不会与这个原因有关系吗?同时,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是中小商业银行,银行和企业之间签订什么结构形式的信贷合同不仅影响小微企业的经营,也将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影响。
连带责任型贷款合同相较于传统的个人责任型合同而言有着一定的优势,贷款人难以准确把握项目的风险状况,在此情形下,小额信贷机构实行连带责任贷款技术,潜在的借款人自愿组成小组,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潜在的借款人有激励去鉴别他人的信贷项目,从而解决了借款项目区分的问题。潜在的借款人能有效地识别项目信贷风险(聂强,2010),在信贷风险和监管成本方面要好于个人责任型。
连带责任制信贷合同理念最早是在1976年由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尤努斯提出的,他创立了格莱明银行模式(GB),该模式采取的形式是:在小组中采取”2+2+1”顺序进行贷款,即在同一小组里的五个人不能同时获得贷款,而是先贷给小组中的两个人,若这两个人还贷正常,三至四周后再贷给另两个人,最后再贷给小组长。小组中若有一个成员无法还款,则整个小组从此就失去了借款的资格,因此小组成员要互相帮助。这一模式为解决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以及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在有效的乡村社会背景下,成员之间彼此了解,采用连带责任结构合同,可以促使借款人相互选择、相互监督,导致还款率的普遍上升。但是,这种小额信贷合同的结构也许阻碍了高风险但是高收益回报的投资。在指定条件下,当同伴的投资项目失败的时候,连带责任制将迫使成员承担成本,但如果同伴的投资项目成功的时候成员却又得不到来自同伴的补偿转移,这使得联保小组成员的投资非常小心,甚至不敢承担合理的风险,最终不可避免的使得投资的收益降低,进一步导致小组还款违约率的上升。
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小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情况,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额信贷的发展道路,笔者实地深入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北方最大的皮革产业基地集宁皮草城,对其中2000家商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有效样本500家商户中,贷款经营的商户达到60%,其中大部分涉及到联保贷款。其中联保贷款商户普遍反应的问题是:虽然通过联保贷款在银行可以更容易获得贷款,但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资金的使用方向往往在周转方面,而在扩大经营方面很少,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其他联保商户的压力。而导致这一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联保商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差、财务信息公开性和真实性差、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导致了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债权人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严重信贷风险, 完善贷款合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石星宇,2004)。
当然,连带责任制贷款合同除了导致联保商户之间过度谨慎,若整体行业形势不佳,还有可能使得联保商户集体违约。Besley and Coate(1995)最早给出了横向监督机制引发社会制裁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通过引发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横向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还款率。他们的分析表明,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对于偿还率既具有正面效应,又具有负面效应。正面效应体现在,项目成功的小组成员可以偿还项目失败的小组成员的贷款;负面效应产生于整个小组合谋而集体违约。
针对上述问题,该文接下来将通过国外有关人员实验探索新型的贷款合同结构,期望能够对目前主流的小额信贷合同结构的改善提供思路。Greg Fischer(2013)模型中涉及到的合同形式:个体责任型(individual liability)、连带责任型(joint liability)和权益类合同型(equity)。其中合同方式处在两种类型的信息条件下,一种是完全信息:所有的行动和结果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另一种是不完全信息:个人只能知道他的同伴是否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去偿还他的债务。接下来,将对作者涉及到的实验进行一个介绍。
实验假定:经济环境中,有两个人做定期投资,他们的初始资金由自有财富和外来融资构成。每个投资阶段,她们分别将资金分配在无风险回报较小和有风险回报较高这两种项目上。同时二人都是风险厌恶型,不可以储蓄和不能进入正式保险市场。
实验的基本结构:实验的受试者全部为女性,来自印度东南部的一个叫Chennai的城市。在实验的初始阶段,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投资选择来测试自己风险偏好。每个受试者在给定八种彩票中选择,每种彩票所产生的高收益或低收益的概率相同都为50%。每一次测试的时间段包括两到五轮实验。t=1:给每个受试者贷款价值40卢比的筹码,在每一轮结束的时候,要偿还这笔贷款。t=2:每个受试者用这些筹码从八张彩票选项中作出投资决定。每份彩票的价值(成本)值40卢比,即每个受试者只能选择一种彩票。t=3:实现收益。t=4:当她们获得收入后,她们可以在贷款合同所规定的转移量的范围内给她们的搭档提供收入转移。t=5:当收入转移结束后,将收回每个受试者们40卢比的贷款。此处假定不存在故意违约,如果贷款者可以偿还贷款,那么她一定要偿还。如果实验继续的话,每个受试者将和同样的搭档从t=1这个环节开始,那些偿还了贷款的受试者将得到新的贷款筹码继续投资,而那些在上一轮中不能偿还贷款的将待定不能继续获得贷款投资了,并计分为0,直到实验结束(在每一段实验结束时,受试者们都要完成一个调查,关于她们的职业、贷款和偿还经历)。
作者通过256个受试者和450个实验期得到3443个观察值。其中:个体责任贷款,不能给她的搭档提供收入转移。主要作用是给衡量其他合同形式和非正式保险形式的影响提供一个基准;连带责任型(JL),这种合同方式是目前大多数小额信贷的主要特征。当且仅当受试者和她的同伴都能偿还40卢比的贷款时,她们才能继续试验;权益类型(E):在这种方式中投资收入将被均分给受试者和她的同伴。
得出结论:在信息的不完全情况下,合作更不容易维持。连带责任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信息环境。根据企业融资的非对称信息理论,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使用者在企业经营方面比资金的提供者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事先谈判、合同签订或事后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损害资金提供者的利益,使资金的提供者承担过多的风险,即逆向选择。而权益类合同相对于其他的合同形式可以增加预期回报,同时产生的违约率也是最低的,逐渐超越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可谓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权益责任型合同的小额信贷要比目前主流的个体责任型和联带责任型小额信贷更能降低企业的违约率和提高企业的收益率。利用新型合同的优势,一方面,能有效的缓解小微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使企业的获取贷款的能力更强,而且促进了企业的风险投资,使得收益率提高,同时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违约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于主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中小银行而言,贷款的风险可以进一步下降,不良贷款的形成率大大下降,为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鉴于此,首先银行应该积极应用的贷款合同,在信息不对称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在贷款合同中设计一个双赢选择的合同即权益责任型合同。其次可以考虑使债务契约和股票契约两者结合,使得债务资本化。最后在银行监管上应树立柔性理念,可实行区域性主办银行模式。主办银行模式指银行同时作为企业的融资人和重要股东, 与企业形成长期紧密的交易关系, 并具有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主办银行制度可以更好地解决银企之间信息的对称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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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期间国民外交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当代启示全文如下:
民国年间,国内民间外交团体不断兴起并进入鼎盛时期,1919年2月16日,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严修等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1]
最引人注目;1921年11月11日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932年3月,由南京国民政府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成立国民外交协会。[2]学界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研究相对较少,《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熊斌、但唐军,2013)一文中系统论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组织架构、属性以及主要活动;朱蓉蓉在《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中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也有涉及。已有研究多侧重于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组织架构,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背景较少。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外交的发展和抗战大环境出发,充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内容,并分析其意义,强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当前外交的借鉴作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体现了抗战期间国民思想的进步和民族观念的更新;作为一个外交团体,它有别于政府官方外交,有其特殊的性质。近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不少失败,丧权辱国的耻辱让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国民外交逐渐趋于活跃,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于抗日战争期间顺势成立。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背景"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3]在西方民权思想的传播下,民族民权意识萌发,国民外交开始产生。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外交的影响力,有人提出:"政府即属无用,而有国民以监督其后,亦不致贻误多方。"[4]《外交报》1909年9月刊登一篇题为《论国民外交与官僚外交之别》的文章,已经显示国民外交与旧式的官僚外交、秘密外交是相对立的;外交的主体是政府,监视政府外交,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后援[5]."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国民外交的概念这时己普遍为人所接受,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许多'专业性'的国民外交团体。"[6]
五四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对拒签《对德和约》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都取得了不错的外交成果。国民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如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属于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没有保障,"其方式仅限于示威游行,其意见亦乏合法之地位,政府可以不予理会。"[7]《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略》中引用王立诚理解的国民外交内涵,认为国民外交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影响政府对外关系的决策。
此定义将国民外交立足于外交运动。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谋求国家发展,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对外交涉和交流[8].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辅助力量和后方支持。国民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危机促生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9],更多民众关注外交,参加外交活动,注重以国民外交促进政府外交。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拥有相对成熟的国民外交背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还有一个时代环境: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公开采取了团结抗日的政策。国民党争取各国援助,发动民间团体,最大程度上取得国际盟军和西方社会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当时有人指出:"现在我们展开了全面抗战,应该迅速地发动我们的国民外交,派遣大批国民使节,前往世界各国从事抗日的宣传,使国际人士皆知日本侵华的阴谋,作国际和平正义的呼吁。"[10]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取得国际间广大同情,除由政府执行外交方针外,有待国民外交的促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日背景下,需要更多民间外交团体的力量时成立并立即投入活动中。1937年12月27日下午3时借汉口青年会邀集各界领袖举行国际宣传座谈会,经决议筹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38年1月1日下午3时举行第一次会员成立大会。[11]6此时政府树立权威,国内空前团结抗战。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性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别于一般的纯民间团体,因抗战背景,与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半官方的性质。研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利于全面了解协会的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民间团体。首先,从协会组织结构和主要人员分析,其主席团成员为陈铭枢、陈立夫及名誉主席孙科、何应钦、王宠惠等均为国民政府重要军政高官,蔡元培、宋庆龄、李宗仁在国民政府有着重要影响力,其均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骨干人物。但是参与的会员来自各界人士,组成人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浓厚官方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政府外交"之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
其次,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用于职员津贴、印刷、招待,所有的活动经费开销甚大。除协会自身的微薄收入,陈立夫主席个人名义定期补助,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运作给予经济上定期补助,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按时将经费开展上报社会部,由社会部审核,如1940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将二月份经费收支情形概况表及计算书送审至社会部鉴核在案[12]16.由此可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部分经费来源于国民政府并需国民政府审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于经费不符预算,恳请增拨补助费多次呈涵致中央宣传部和社会部。后因蒋介石在补助团体一项核减甚多,为符合预算,暂停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津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1940年2月份经费收支概况表收入项部分如下:收行政院补助费洋叁百元;收外交部补助费洋肆百元;收社会部补助费洋壹百元;收陈立夫主席补助费贰百元;收外交部王部长补助英文小册印刷费五百元;收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补助湘北胜利印刷费壹千元。[12]12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经费来源于个人捐助和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资金支持,更突显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半官方的性质。
再次,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联合一切反侵略之民族与国家共同奋斗,以促进世界和平保障正义并发扬中国文化为宗旨,积极维护与各国关系,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招待各国使节,需要经国民政府批准,如社会部批复国民外交会欢宴各国使节的各项事项及有关文书[13].可见,协会需将外交招待活动上报。
在任周奈豪为海外理事一事中,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恳请社会部赐予核准;还有社会部等阻挠钱俊瑞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名义赴海外宣传的文书[14],不难发现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直接涉及海外的部分活动需获得经国民政府的同意和安排,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国民政府管制;但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又有一定的自由进行活动,包括电函书信、广播和讲习班等。所以,民间性和官方性两者皆具备。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对外传播中国军民积极抗日的精神,揭开日本的丑陋面目,还原真相;对内协助国民政府从事宣传,培养民众外交意识,团结同胞。
(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的活动
抗战期间,"全国人民故不能人人去外交,但外交当局却不可不以人民之公意为外交进行之立足点"[15].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进行外交以民意为基础,作为半官方的外交团体,其活动由国民政府引导,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配合政府抗日政策,作为政府外交的合理补充。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主要以舆论为立足点,使得国内国外联动。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主要有:
1、.派遣代表团出使,招待外宾
为了向各国政府及国际团体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获取最大的支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多次派遣国民代表团出使。为答谢缅甸访华团访华,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缅甸访问团",共41人,为时两个月的访问。通过讲演、话剧歌咏和抗战画展等契机,联络在缅甸的友邦人士,加深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对中国极度的同情及支援。
同时鼓励在缅华侨,为祖国抗战捐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曾向政府分析国际环境,发出请求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至美苏的建议书,以求造成两国舆论,在1939年11月中旬,协会会议决定:"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访问美苏大城市,作大规模之民众宣传。"[16]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会务状况表工作状况的第五条:自抗战以来,各国人士多来华参观抗战情形,本会为连络感情,不使为敌方蒙蔽起见,故常以茶会方式招待外宾,报告我国如何抗战之一切实际状况,俾使国际间明了真象。[11]8英国全国职工会代表团来华访问[17],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参与接待,争取大国援助,维护友好关系,把握与别国的交流机会。1938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借海军青年会送别美国大使馆参事裴克。陈铭枢强调请美国深切了解中国,援助中国。裴克表示回国后,"极愿向各方呼吁,并将中国之抗战实况报告当局,使其尽量予中国以援助"[18].由于出访及接待外宾,需向国民政府审批,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这方面的活动相对较少,但并不影响其活动质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抓住每次与外宾直接接触交流的机会,通过各种形式招待外宾,宣传抗战形势并寻求帮助。
2、充分利用通讯工具,加大对外宣传
信件、电函、电话是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使用的主要通讯方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发动各国、各团体及与国际友人之间的通讯,布置世界通讯网。通讯宣传较其他宣传方法规模最宏大,收益最广。至1938年6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收到各方供给之地址,连同海外各团体之地址,共有十万八千余处,平均每日发信百余封,从3月13日至5月8日止寄往国外函件,美国1265件、英国873件、德国626件、法国607件以及其它各国706件.[19]158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发出大量电函,迭接国外来函,对中国抗战给予勉励,并为中国募捐以及送宣传品。通过发送大量电函,一方面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如代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拟致世界各国回教团体请一致制裁暴日函[11]36,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有抗日目标;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抗日立场和应对措施。1938年4月,电英国总工会,工党国会党团,工党执行委员会对该会联席会议决议谴责日寇,抵制日货,并主张联合各国采共同行动,以制日本案表示敬意。[19]1611938年10月30日,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请制裁日寇,停止以军火、汽油、钢铁等物供给日本。11月28日,电世界反侵略大会,请各反侵略团体一致加强援华反日工作,以谋世界和平之早日实现。12月12日,函美大总统及国务卿,请其立即停止对日一切经济往来。[11]35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通讯工作中,积极宣传,积极与他国联系,表明抗日态度与立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1939年后,美国联合飞机厂,不再出售飞机给日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如信函、电话,主动向外国领导人和团体,请求经济、军事等方面制裁日本,为削弱日本的战斗力,寻得国际声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纵观以上通讯类活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经历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简单的书信、电函的方式,简洁明了表达中国的抗战立场,收获了国际方面的积极响应。
3、刊印外文宣传册,开展广播工作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搜集有关我国军民抗战事实,国民政府领导及专家言论和国民政府抗战政策,翻译成大量外文,刊印大量期刊和宣传册向外国人士宣传日本暴行和中国遭遇,增加了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和同情。为了更好发挥外文宣传册的作用,"派员赴难民收容所和伤兵医院搜集各种材料,预备印英文小册,对外国宣传敌军暴行"[20].其中刊印有:美国高伯兰先生广播演辞中日抗战之观察;汪精卫先生广播演辞中日战争与世界关系等。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编辑英文稿小册外,并将原稿寄国外各大报发表,如:中国空军及其空前之胜利、中日空战过去与现在、中国兵士攻击日本机械化部队英勇战斗记等。[19]
146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不仅从文字宣传,也透过广播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的立场,积极获取国际的支持。广播讲演便利迅速,又能普及听众。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汉口时,从1938年1月1日起,聘请国内外名流及学者,每晚八时半轮流以各国语言,分别讲述抗战与国际间各种重要问题,以及我军英勇抗敌的精神,使得世界人士对中国抗战有深切之了解。
后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汉迁移渝,广播工作继续进行。方振武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当天,通过广播英语讲演日本与世界和平。[19]
150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通过宣传册子、广播演讲,把抗战场面最大程度真实呈现给国内外民众,将战争的残酷与我国爱好和平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虽缺乏和国际人士的直接交流与互动,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这些积极活动促进了国际对抗战的认知,为赢得舆论支持奠定了基础。
4、联合个人及社会团体,培养国民外交意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在国内各大城市组织分会。1938年6月为止,湖南已经成立分会,国内其他各地如重庆、广州等处均也着手筹备。国外,由尤永增、翁秀民、邝炳舜三先生负责筹备旧金山分会;李平衡、朱学范、王礼锡负责筹备欧洲分会。[19]143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国内外分会六十余处。1940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浙江分会正式成立于金华。[21]
这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人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为唤起国际的同情与援助,陈铭枢主席呈涵至社会部长希望全国各民众团体加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为团体会员。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通令所属团体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劳动学社、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纷纷加入,多方联合开展外交工作,也保证了国内关系的团结稳定及促进国民外交意识的宣传。
因国民及外交协会会员缺乏一定的外交知识,为集思广益,共同研究,促进社会人士普遍注意基本知识,国际问题讲习班因此开办[22].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定期招收学员,邀请对国际政治外交各专题素有研究之学者,专家担任本班讲师,以国际政治、日本问题、中国外交政策、外交行政与技术等课程为主进行针对性、专业性教学。国际问题讲习班成为了学员学习外交知识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座谈会工作开展地井井有条,旨在唤醒会员觉悟及提高外交认知与能力。1929年1月19日第一次座谈会,王礼锡先生主讲"世界大战与援华运动",后有邵力子,周鲠生、张忠绂、董承光、谢贻徵、胡秋原五先生主讲,讲题为"英美合作对日制裁".座谈会主题紧紧围绕当时的战局和国际关系,使得国民、会员对外交有了更充分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不仅发展会员,也致力于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和外交知识的培养。尽管国际问题讲习班没有系统、完善的学习外交知识,受众并不广泛,但依旧是提高民众外交知识的主要方法,并有可操作性,也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努力争取西方各国援华制日,对外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为更好地进行外交活动,同时也积极进行对内活动,壮大协会规模,唤醒民众意识,团结国民,实现一致抗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动的作用可分为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
1、护形象,寻援助,促和平的国际意义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宣传军民英勇抗敌,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展现的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国家的形象,不屈服于武力暴力的欺压,奋勇抗敌,军民一心,政民一体的民族形象[19]144,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国形象。抗战初期,西方国家表面保持中立态度,实则对日本更有利,国民政府官方外交进退两难,收效颇微,1936-1938年王正廷任驻美大使,未能获得美国对华的一分贷款。其后任胡适,也仅仅从美国获得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23].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对外活动,利用各方资源,努力联系他国政府、团体及民众,获取同情心并激发其正义感,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为中国正声。经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海外分会和所有人士一致努力后,促进了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严厉谴责日本违背人道主义的恶行的步伐。
《国民外交月报》曾刊文表示:美国"不只应供给飞机与军械援华,更应派多量远征军往华协助作战。"[24]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在浙江分会成立时,李立民发表国民外交的基本精神与决策的讲演中强调: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25].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揭露日本的罪行,辅助政府外交为积极抗日作出贡献。
2、壮规模,唤意识,促团结的国内作用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致力会员和分会的发展,作为半官方的社会团体,拥有较多资源,吸收会员。一定量的会员,保证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日常工作和工作效果,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从自身规模出发,不断拓展各地分会,确保总会宗旨和任务目标落实。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本身就意味着国民爱国热情高涨和民族意识觉醒,积极参政。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成为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重要的活动目的,普及国际外交、政治知识,鼓励国民积极参与。随着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对国际外交形势普遍有一定的认识。当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关键性的作用就是促进国内政民团结、民民团结,保证国家凝聚力,实现一致对外。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内不仅宣传日本罪恶的所作所为,还要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努力下,举国上下,国民政府、各类团体、普通国民之间都高度相互信任,团结一致,一致抗日,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支持力量。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抗战期间,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活跃时期的思想理念和积极活动,对于当下我国民众外交意识培养及我国外交活动依然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的全民外交意识政府外交有其独一无二的官方性和权威性,体现国家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与态度,顾全大局。在全球化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外关系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形式应当趋向于多样性、开放性。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政府外交为指导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对我国民众的的外交意识有所启发。始终坚持政府外交的指导地位,丰富民间外交的内容与形式,结合团体、个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一定的对外作用。
积极发展有中国代表性的团体和先进个人,开展与他国的交流与学习,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帮助发展中国家某些领域的发展,保持友好关系。如今,更多的国人拥有走出去的机会,积极展示中国形象和维护中国形象,这也是民间外交的一种特别形式。
面对走进来的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以礼相待,以民间活动促进政府外交,政府外交引导民间外交,两者有效结合。
(二)外交内政并重的处理原则无论时候,外交内政的平稳都有重大意义,既保持国际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又要顾及民众利益,保持民族团结。中国国民外交协会针对抗战,明确外交主线,确保内政稳定,由内而外,有计划、有目的、有目标开展活动。内外并重,依然可以作为我国处理外交内政的重要原则。从内稳定人心,利用榜样典型,合法团体,培养民族意识及参政意识,提高公民政治修养,引导民众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对外坚守外交准则,保持友好态度,促进世界和平,坚定国家正确立场不动摇,主动担当国际责任。只有内外平衡,内外并重,国家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实现真正的复兴。
本文为"红色文化"专栏文章。"红色文化"专栏由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稿,旨在通过红色文化研究,凝聚队伍,拓展空间,提升认识,同时深化红色文化资政育人,为文化强校强省强国建设作出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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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社会部批复国民外交会欢宴各国使节的各项事项及有关文书:1941.4[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1,案卷号: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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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是美术用语。在写生过程中,画具有对形体称特征的物体时,为了把该物体形体结和结构关系画准,所虚设的一条中轴线。尤其是画 人物头像,“中线”显得更为重要。中线把人的头部分成左右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形体和解剖结构是完全对称的。有了中线,可以避免把形体划歪;可以把握不同角度头部形体透视的变化;可以掌握不同动态的头部的结构特点。当然,“中线”对于静物的造型也是很重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漫谈美术中线的作用及其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线条在美术作品创作中线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艺术家们常常运用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心灵的契合点,进而清晰的传达出作品的创作意图。在现代美术创作中,线条依然深受艺术家们的认可与喜爱,创新挖掘线条的审美特征与作用以丰富作品的审美意境,提升美术作品的审美价值。
线条是美术领域中的一种表现语言与表现方式,艺术家们往往运用不同的线条来勾勒形态各异的艺术形象,以突显出美术作品的简洁性与朴实性。虽然中西方存在着社会形态、审美文化的差异,但对于线条美却有着相同的认识,艺术家们积极发挥“线”在美术创作中多样性的表现张力与广阔的意趣空间等作用,以线条的力度美、意象美等审美特征来营造美术作品的意境,进而增强美术作品的艺术渲染与张力。
(一)散发多样性的表现张力
线在美术创作中充当着一种表现工具,一种形象化的表现形式,是点与面之间不可缺少的过渡工具,发挥着其本质的艺术作用与表现张力。艺术家们为了尽可能多的挖掘线条的艺术表现张力,常常采用人工表现方法与手法来灵活变化线条的表现形式,进而赋予线条人工的气韵,使得美术画作能够在“线”的作用下更加富于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意趣。总体来说,美术中“线”的作用之一在于其散发多样性的表现张力,而这种表现张力也脱离不了人工创作意识的牵引。艺术家们以或柔或刚、或拉或提等创作手法来运用线这一表现工具,以极具审美性的线条来勾勒出心中的理想意境,以线条美来丰富画作的整体意境,创作出具有强烈表现张力的美术作品。
(二)营造广阔的意趣空间
线作为一种视觉上的表现形式,具有简单、多变的表现特征,艺术表现形态丰富多样,能够满足艺术家营造广阔意趣空间的创作需求。不同的线条可以表现不同的视觉效果,营造不同的视觉意趣,如直线给人一种正规、严肃的视觉感受,而斜线、曲线则给人一种动态、多变的视觉感受,流畅的线条给人以愉快感,而断断续续的线条则给人以压抑感等等。虽然在美术创作中,画作的空间还可以通过色彩、块面等表现方式来区分体现,但若是缺少了线条这一辅助工具的衬托,画作的空间感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理想中的审美性。尽管线条本身的表现方式较为简单、朴实,不过若将线条与色彩、块面等表现形式有机结合时,则更易于营造出丰富多样的画面意境。于是乎,营造广阔的意趣空间是“线”在美术创作中又一大作用,利于增强美术作品多变、绚丽的视觉审美力。
(一)力度美
力度美是美术中“线”的一大审美特征,在中西方美术创作中,其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来体现作品中线条的力度美。西方艺术家在最初的美术创作时期,常常将线条这一元素运用在雕塑艺术上,因雕塑讲究立体性,所以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线条的力度,从而以恰到好处的线条来雕刻出作品的块面,以达到光与影的最佳视觉效果。而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中,线条的力度美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而易见,线条力度美在山水画创作中为作品添加了气势上的审美表现张力。
在山水画家用笔创作的过程中,笔的着力与勾勒都会影响线条的表现与审美,或浓或淡、或细或粗、或刚或柔的线条取决于用笔的力度、速度与笔墨含量,而线的韧性与审美性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此外,山水画家所掌握的“折钗股”绘画基本功也会影响着线条的力度美,圆润、饱和的线条转折才利于山水画呈现出自然的审美性。线条的表现方式简洁、清晰,艺术家们可以通过不同力度的线条来突显作品的审美性。
(二)意象美
如上所述,线条在美术创作中具有营造广阔意趣空间的艺术作用,线条那丰富多变的艺术形态可以为美术作品渲染更为抽象性的意象审美感觉。在艺术家的眼中线条已超越了绘画元素的普通意义,而是一种承载艺术家丰富想象与情感的表现体,从而为艺术家勾勒极具意象美的画作奠定创作基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往往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他们擅长将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进行线条的抽象化提炼,而后根据创作需求对这些抽象化的线条元素进行再创造,充分的利用抽象线条来勾勒出心中的感性意境,以呈现出画作内容丰富的意象美。线条意象美的审美特征最可贵的地方就表现于此,线条的意象化表现形式往往反映了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思想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艺术家的创作意向以及创作风格,而具有意象美的作品更易于得到欣赏者的注意与共鸣。
线条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美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丰富美术作品审美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线条所具有的力度美与意象美两大审美特征,以及线条在美术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性表现张力、广阔性意趣空间的艺术作用。这利于艺术家们更加熟练的运用线条,并积极发挥线条的最大化功能,从而创作出更多极具张力与意趣性的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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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物价的上涨均为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的结构性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的物价持续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居住、服务消费的支出价格上涨拉动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关键词] 物价;影响因素;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物价涨幅持续提高,从结构看是食品价格、居住价格和医疗保健价格持续上涨拉动的,但内在因素依然是成本上涨、水电燃料提价、投机性炒作和自然灾害严重。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2003年1月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三次持续大幅度上涨,分别发生在2003年1月到2004年6月、2006年6月到2008年2月和2010年1月至今三个时期。从结构看,每次CPI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均是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的。2010年1~10月份我国CPl月度同比涨幅从1.5%提高到4.4%,从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和居住等八大类消费支出物价涨幅看,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主要拉动因素,但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总体看,本次CPI的大幅度上涨与2004年和2008年的物价上涨一样,仍然属于结构性上涨。
从八大分类消费支出价格对CPI涨幅的贡献看(见表1和图1),食品价格上涨是历次CPI涨幅提高的主要因素,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CPl分别上涨3.9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CPI涨幅分别为3.28个百分点、4.02个百分点和4.67个百分点,分别占当年CPI涨幅的84.1%、83.7%和79.1%。按2005年1月份以来食品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32.65%)估算,2010年食品价格涨幅从1月份的3.7%提高到10月份的10.1%,对CPI涨幅的贡献从1月份的1.21个百分点提高到10月份的3.3个百分点;1~10月份CPI累计3个百分点的涨幅中,有2.12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0.9%。
居住价格上涨是推动我国CPI涨幅提高的第二大因素。2004~2008年期间,居住价格涨幅在4.5个百分点到5.5个百分点之间,居住价格的上涨每年拉动CPI涨幅提高0.72—0.87个百分点。2009年居住价格下降3.6个百分点,但201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居住价格涨幅再度提高,从1月份的2.5%提高到6月份的5%,6月份以后居住价格涨幅略有回落,但到10月份又提高到4.9%,前10个月累计上涨4.2%。按2005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15.89%)估算,2010年前10个月居住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67个百分点,占今年
2003~2009年期间医疗卫生价格波动幅度不大,对CPI涨幅影响较小,但2010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明显上涨,成为推动2010年CPI涨幅提高的第三大因素。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从2010年1月份的2.3%提高到10月份的3.7%,1~10月累计上涨3%,按2005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7,36%)估算,前10个月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22个百分点,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4%。
除居住和医疗卫生支出之外,2003年以来其他五类非食品消费支出价格涨幅变化较小(见图2),对CPI涨幅的影响也相对较小。2003~2009年期间烟酒价格波动幅度介于-0.2个百分点到2.9个百分点之间,对CPI涨幅的影响介于-0.01个百分点到0.33个百分点之间。2010年前10个月烟酒价格涨幅基本稳定在1.6%,对CPI涨幅的贡献平均为0.18个百分点。2003年1月份以来衣着和交通通讯价格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对CPI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家庭设备用品价格在2003年到2005年处于小幅度下降状态,2006~2009年有小幅度上涨,但对CPI涨幅的影响较小。文化教育支出价格在2003~2005年有较大幅度上涨,但2005年以后趋于下降,2010年前10个月仅上涨0.6个百分点,对CPI涨幅的贡献只有0.09个百分点。
2001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等主要食品价格均呈周期性大幅度波动状态,且上涨幅度均大于回调幅度,使食品价格总体上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月度累计食品价格涨幅的趋势值从2001年1月的-0.93提升到2009年4月的8.07之后趋于回调,但周期性波动在2009年7月份以后进入复苏状态,在2010年10月份接近趋势值,即将进入周期性扩张阶段。鉴于周期性波动值的回升速度大于趋势值的回调幅度,未来一段时期食品价格仍会上升。
(一)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点
从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看,2003—2007年期间,由于各类食品价格上涨的时点、幅度不同,且各类食品价格在食品总价格中权重不同,导致各类食品价格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升作用存在较大差别(见图3、图4和表2)。如2003年鲜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但其他食品价格涨幅较小,鲜菜价格上涨成为2003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2004年鲜菜价格下跌,但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0.56个百分点。2006年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2.72个百分点,但占食品价格权重很高的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涨幅较小或出现下降,当年食品价格仅上涨2.6个百分点。2007年1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下降,但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涨幅大幅度提高,导致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7.6个百分点。
2007年6月份以后各类食品价格出现同步上涨态势,食品价格因此出现加速上涨,特别是2007年12月份以后,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均大幅度上涨,最后引致2008年食品价格暴涨,2008年2月份到6月份食品价格涨幅一直维持在21%左右,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CPI涨幅超过8%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再度共同上涨,引致食品价格涨幅不断提高。特别是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涨幅的贡献显著提高:1~10月份,粮食、
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共拉动食品价格上涨4.48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68.9%;鲜菜和鲜果价格累计上涨21.24个百分点和12.85个百分点,分别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2个百分点和1.35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比重分别高达18.5%和20.8%。与2004年、2007年和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相比,2010年前10个月食品价格上涨的主体因素仍然是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的上涨,但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
(二)我国食品价格周期性上涨的内在因素
2003年以来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种粮成本提高推动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又会推动养殖成本的上升,引致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见表3)。
首先,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由种粮成本上涨推动的。从直接因素看,近年来国内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对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内市场粮食批发价的涨幅基本与粮食最低收购价提升幅度一致,如2010年2月份国家将早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提高3.33%和10.53%,籼米和粳米的市场批发价分别上涨3.87%和19.61%;2010年10月白小麦最低收购价比2009年10月最低收购价提高5.56%,同期白小麦市场批发价上涨6.98%。但粮食收购价与市场批发价的提高,是由种粮成本的上涨推动,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0.63%、7.69%和20.28%,加上用工成本的上涨,这三年粮价也出现大幅度上涨。总体看,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成本推动型上涨。
其次,近年来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较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成本推动型上涨。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推动饲料价格上涨,最终将传导到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鉴于猪肉价格和其他肉类产品价格及水产品价格具有很强的比价关系,我们仅以猪肉价格为例分析肉价变动的供求因素及其与粮食价格的关系:2000年以来,由于粮价上涨、肉类价格偏低,养殖户亏损,2006年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均出现下降,供给减少导致2007年和2008年肉类产品价格暴涨。
随着生猪存栏数量和肉类产量的增加,2009年肉类产品价格又出现较大幅度下跌,2010年2月份全国猪粮比价下降到5.87,再度下跌到养殖盈亏平衡点(猪粮比价为6)以下,2010年6月份猪粮比价一度下跌到4.76,使生猪养殖再度陷入亏损状态(见图5)。近期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猪粮比价恢复到2010年11月份的6.59,生猪养殖恢复微利状态。总体看,肉类产品价格与粮食价格高度相关,如果肉类产品价格偏离粮食价格过大、时间持续较长,会导致肉类产品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目前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仍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肉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仍处于粮价上涨推动下的恢复性上涨状态。
我国鲜菜和鲜果价格受季节性因素、气候因素、市场信息影响较大,但也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特征。2001年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波动基本表现为年初的供给淡季上涨、下半年供给旺季回调的周期性变化特点,反映了鲜菜和鲜果供求关系的季节性变化特点。但上涨幅度明显大于回调幅度,总体价格呈持续上升状态,反映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和用工成本提高等成本推动特点。2010年1月份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涨幅不断提高,是鲜菜、鲜果价格季节性回升的结果,但与往年下半年价格涨幅回调的走势不同,6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涨幅仍居高不下,重要原因在于2010年年初的倒春寒和夏季自然灾害严重等气候因素对鲜菜、鲜果供给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社会投机资金对大蒜、生姜等易于储存的农副产品进行炒作,也加大了鲜菜、鲜果等农副产品的涨价幅度(见图6)。
居民居住价格包括水电燃料、装修、租房等消费支出价格。从影响居住价格的结构性因素看,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在居住价格中的权重大于95%,是决定居住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2002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的三次较大幅度上涨主要由水电燃料和住房装修价格上涨拉动。其中2002年4月到2004年10月期间居住价格当月涨幅从一0,2%提高到6.8%,水电燃料价格上涨是主要拉动因素;2007年2月到2008年6月期间居住价格涨幅从3.7%提高到7.7%,是由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上涨共同拉动的;2010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的持续上涨,则是水电燃料、装修和租房价格均持续上涨的结果(见图7)。 br>
从内在因素看,水电燃料价格上涨与资源价格改革等政策性因素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等输入型因素关系密切。2000年以来,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加快了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次上调水电价格,煤炭、石油价格逐步转向市场化定价机制,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价格的上升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同时,我国对石油、煤炭等资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大幅度上涨,在推动国内煤炭、石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居民用水电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即直接由国家上调水电价格和煤炭石油价格等燃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推动。
房价上涨引致的建材价格上涨,直接提高了居住装修价格,间接推动居住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房地产投资、建材价格与居住装修价格的波动情况看(见图8),住宅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扩张又拉升了建材价格,最终导致居住装修价格上涨。从变动规律看,住宅价格超前于房地产投资1~5个月启动,房地产投资超前于建材价格2~4个月启动,居住装修价格与建材价格基本同步变化。据此判断,2010年6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10月份应是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涨幅的峰值。
在非食品消费支出中,2002年1月以来,家庭服务和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见图9)。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上涨,是消费结构提升、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的结果,也与近年来的工资上涨密切相关。
受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影响,近年来以初级产品为原料的中药材与中成药、车用燃料和酒类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见图10)。车用燃料价格的上涨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结果。酒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有关,粮价上涨会直接提高酒类生产成本、推动酒类价格上涨。中药价格上涨与中药资源稀缺和国内外对中药疗效认识提高、需求扩大有关。
受规模快速扩张、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2002年1月到2005年12月期间我国工业消费品价格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但2006年1月份以后,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大幅度缩小或出现小幅度上涨,价格波动区间从2005年6月份以前的一6个百分点到一1个百分点,提升到3个百分点到3个百分点(见图11)。
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上升,是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的结果:
一是受劳动力供求格局转变影响,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2006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的供过于求转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部分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引致工资上涨。
二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由于国内资源不足,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不断增加,铁矿石、原油、有色金属矿产、煤炭等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受我国等新兴国家需求增加拉动,加上国际投机资本炒作,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持续大幅度上涨,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也同步上涨。
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国内采掘业价格上涨,通过产业关联,间接推动原材料、加工工业产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以来各类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波动走势看(见图12),国内采掘业价格走势及波动幅度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一致,原材料、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价格走势也与采掘业价格走势完全一致,但波动幅度依次减小,即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依次降低,重要原因是国内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产品的涨价因素大部分在加工生产的各个环节被消化吸收,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和采掘业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只有部分涨价因素传导到工业消费品上。
从2010年前10个月的情况看,受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在年初迅速回升后,从5月份开始下降,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也从6月份开始回调,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也趋于稳定。
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生产成本提高包括工资或用工成本的提高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源于新兴国家需求增加和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引致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直接推高了居住价格,也通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间接推高了种粮成本和食品运输成本,对食品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机性炒作使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间接导致居住价格和CPI上涨;特别是投机资金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直接推高了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鲜菜和鲜果的供给能力,是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将呈现见顶回落的发展态势。
(一)从长期看,我国物价将趋于上涨
从长期看,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将推动我国物价持续上涨。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预计201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下降,而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劳动力供求关系日渐紧张,将加快工资上涨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原材料价格走势看,近两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对初级产品需求增速减缓,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压力减弱,但国际投机资本对初级产品价格的炒作依然盛行。
一旦国际经济恢复较快增长,需求增加加上投机炒作,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还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局面,我国依然面临长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经过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内已积聚了大量富余资金,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会日益严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大量过剩流动性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最终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如果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进行有效的严格管控,部分资金有可能流入实体经济流通领域,加大对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炒作力度,推动实体经济价格上涨。
(二)短期内物价将见顶回落
从短期看,服务价格趋于上涨,但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居住价格趋降,成本推动型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趋于稳定,我国物价即将见顶回落。
1.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
一是目前国内粮价仍高于国际市场,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小。近期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2010年10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达到270.29美元/吨,已超过上次大幅度涨价前(2007年8月份、259.73美元/吨)的小麦价格,目前国内优质白小麦每吨2188元(327.9美元/吨),仍比国际市场价格高384元,接近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时期每吨357美元的平均价格。
二是肉类产品供给稳定,猪粮比价已处于盈利水平,在粮价不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肉类产品价格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三是鲜菜、鲜果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平稳状态,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四是近期国家出台了平抑物价的16条措施,会有效降低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运输成本,打击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食品价格涨幅将因此下降。
2.居住价格趋于下降。
2010年3月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发挥效应,房价趋于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即将回落,会有效降低居住价格涨幅。
3.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将趋于稳定。
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的最大因素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势。从需求因素看,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完全恢复正常增长尚需时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也趋于回调,需求增速下降将减弱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从美元走势看,美国政府采取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加剧美元贬值幅度,提高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但2010年10月份美元对主要货币指数已达到197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72.37),再度大幅度下跌的空间较小。
从国际投机情况看,受经济增速偏低、需求增长势头偏弱制约,国际市场投机炒作空间缩小,前期炒作资金存在获利抽逃需要。综合看,明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降中趋稳的可能性较大,工业消费品价格将保持小幅度下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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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的内容非常广泛,可粗分为计算机系统技术、计算机器件技术、计算机部件技术和计算机组装技术等几个方面。计算机技术包括:运算方法的基本原理与运算器设计、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CPU)设计、流水线原理及其在CPU设计中的应用、存储体系、总线与输入输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政府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提要:计算机产业是一个收益丰厚,而且高度竞争的产业,但是美国政府大力资助计算机产业技术的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本文重点介绍和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计算机产业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对我国政府如何支持产业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借鉴。
关键词: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对计算机产业的支持之所以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关键是政府职能明确,不断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支持方向,改进资助体系和管理。总结美国联邦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经验,对我国政府支持产业技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一直是计算机技术的强有力支持者。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1976-1995年间,联邦政府对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支持由1.8亿美元增加到9.6亿美元,增长了5倍。其中,基础研究投入由6500万美元增加到2.65亿美元;应用研究投入由1.16亿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联邦政府资助中约35-45%投向大学,其余55-65%投向政府实验室和产业界;政府基础研究资金的70%投向大学。联邦政府还对其他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研究给予资助。联邦政府对与计算机研究相关的其他技术和电子工程研究方面的投入由1972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7亿美元,占联邦总投入的比重由5%增至7%。
联邦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决定资助方向,政府资金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点支持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美国政府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基础性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其效益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显现出来,风险较大。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企业没有实力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二是其应用领域往往比较广泛,一家公司无法完全利用,而且又无力阻止竞争者利用其研究成果。因此,产业界较少对长期基础性研究进行投资。
美国联邦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长期基础性研究的资助项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政府资助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始于70年代早期,直到1997年才研制出能够成功识别持续性语音的个人电脑。与此相似的是,国防基金从60年代就开始资助可用于三维图像的基础性系统研究,直到90年代才形成消费性产品。尽管这项成果在高性能仪器中早已开始应用,但近些年才广泛应用于医疗、娱乐及国防产业。
(二)资助计算机研究的基础设施
联邦政府在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1.为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力资源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培养了一大批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和优秀研究人员,为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人才。国家科学基金的数据表明,1985-1996年间,获得联邦资金资助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比例从14%增加到20%。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主要采取助教奖学金的形式,助教奖学金占总资助额的75%以上。1985年到1995年,全国最好的计算机系里,如MIT、卡内基·梅隆、加利弗尼亚大学勃克力分校等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约有56%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其中一半是助教奖学金。1997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专业27%的研究生获得联邦政府资助,50-60%的博士得到资助。同时,政府资助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还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
2.为大学教育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和设施
配备和维护研究的硬件设备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一般的大学很难筹集到这笔资金。联邦政
府采取多种形式来支持大学购买计算机设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大学教学提供计算机设备;另一种是通过资助特定研究项目为大学提供精良设备。
联邦政府在支持大学研究设备方面的主要贡献,一是支持建立大学计算中心,资助大学计算机系开展研究工作。国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NSF”)于1956年就开始了为大学提供普通教学和研究用计算机的资助计划。该计划每年提供的资助金额增长很快,1958-1970年间,共资助了66,00万美元。60年代,国防部高级项目处(以下简称“DARPA”)重点资助了少数几个基础好的大学计算机系(如MIT,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开展专门项目研究,资助项目的大部分资金用来采购设备。据估计,60年代,全美大学中约一半的计算设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提供。1981-1995年间,联邦政府资助了计算机科学系研究设备采购的65%,1985年高达83%。在电子工程方面,联邦政府的设备资助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1982年为75%,1995年为60%。NSF启动了两套专门为计算机科学系提供设备的计划:计算机研究设备计划和一个更加广泛的协作实验研究计划。
二是研制高性能计算设备和建设网络设施。8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了IBM701等高性能计算机
的研制,造出了供研究人员进行各种研究使用的大型计算机系统。1985年,NSF启动了一项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的计划,资助建立了5个全国范围的计算机中心,为那些不能在普通计算机上进行的高级的、运算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后来,这些中心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早期试验场,还对一些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学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项计划还带动州、私人部门出资在其他大学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府加大对网络设施的资助力度。1973年起,NSF着手进行一项科学网络的计划,每年提供60万美元到75万美元为大学的研究人员建立计算机网络。
(三)支持利用高新技术的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联邦政府有效资助了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项目。DARPA支持了计算机间相互联结的分批转换网络(ARPANET)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促进了有关入网协议、分批转换及路线安排等项研究。同时也推进了对大型网络管理模式的开发研究,如,域名系统及开发电子邮件等。DARPA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大型分批转换网络的价值,促进了其他网络的开发。NSF网络的建立形成了网络的基础。政府通过资助大型高新技术应用系统的开发,把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者汇聚起来共同建立共用的实验室,交流思想,从而创造出一支有能力最终推动技术发展的研究力量。如,50年代的SAGE项目组织了来自MIT、IBM及其它研究实验室的研究者,整个项目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创新思想,目前在计算机行业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想法都是当时提出来的。许多计算机行业中的先驱人物也从50-60年代的控制计算机系统(SAGE)项目中获得了经验,后来这些人在代表着计算机及通讯事业新兴的公司及实验室中工作。SAGE的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才逐步显现出来。
构造大型应用系统的实践表明,有些研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某一项技术的创新,而是导致开发与技术推广。应用开发是对已经研究出来的技术进行分析和合理组合,形成新的应用系统。如,建立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项目就是把电子通讯系统的原理应用到ARPANET项目开发中,形成了网络技术的基础。
(四)对产业技术的早期资助
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资助了绝大部分计算机技术的研究。那时,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
开发的资助超过工业界R&D投入的3倍,几乎覆盖了整个计算机界的研究与开发。直到1963年,政府还资助着IBM计算机R&D的35%,Burroughs公司的50%,Control-Data公司的40%。从60年代末开始,因为整个计算机行业快速发展,政府对计算机R&D资助的比例急剧下降。直到7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仅占计算机R&D投入的25%,1979年达到战后的最低点15%。随着新项目的启动和里根执政时期的国防建设,1983年,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的资助比例又有回升,约占20%。
美国政府对产业界的资助重点放在推动技术商业化方面。一是对产业界早期研究的资助。政府对企业实验室提出的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给予资助,将其推向商业化。例如,IBM最先提出了相关性数据库的构想,但IBM考虑到这项技术构想可能对自己已经成熟的产品造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没有继续进行商业化研究开发投入。而NSF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对这一构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推向商业化;二是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有些研究开发具有商业价值,但属于共性技术,单个企业难以研究开发,或者企业担心难以控制竞争者使用技术成果。IBM最先开发了RISC(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但直到DARPA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及斯坦福大学进行深入研究时,RISC才实现了商业化。该研究是作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的。后来许多公司把以RISC为基础的产品引入了市场领域。
(五)联邦政府的资助对创新起到重要作用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据统计,1993至1994年间,美国全国共批准了1619项与计算机产业有关的专利。尽管这些专利的所有者75%是美国企业,但它们所引用的论文大部分是由大学或政府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在按资助来源分类统计的论文中,51%的资助来自于联邦政府,37%来自产业界的资助。政府资助中NSF占22%,DARPA占6%。尽管这些数据仅限于两年的专利统计,但反映出联邦所资助的项目,特别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资助研究,推动了计算机行业的技术创新。
政府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计算机产业成长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一)5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用户和资助者
在1960年以前,美国政府作为用户和资助者,主导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一期间,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主要出于国防需要,资助面比较窄,重点是对技术本身的试验,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长期战略计划。但是,这一时期的政府资助项目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资助机制,对私营部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50年代,几个主要计算机公司的R&D都得到过联邦政府的各种形式的资助。例如,在IBM公司的R&D投入中,政府合同资助投入占50%以上,直到1963年还有35%。联邦政府不仅在资金上对私营部门提供资助,而且从项目设计、技术思路、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了支持。资助的项目涉及到有关国家安全、人力资源培养等各方面,还包括一些综合性、高投入、不确定性大、具有长期影响的技术开发项目。政府资助的许多项目研究出了设备的原型,在这些原型基础上,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二)60-70年代——技术扩散和产业增长阶段,政府扶持的重点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
60年代初期,美国的计算机行业开始商业化,可以独立于政府的资助和采购,全国出现了几个大型的计算机公司。这些大型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有能力自己研究开发计算机应用技术,从而促进了计算机产业的商业化。如,IBM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在部分采用军事指挥和SAGE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计算机订票系统(SABRE系统)。计算机定票系统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计算机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产业界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出现了计算机科学领域,几个重要学校的计算机系已经成立。
随着计算机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政府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计算机产业界对R&D的投入增加,尽管政府资助产业界的绝对数额还在上升,但比例却急剧下降。
(三)80-90年代——计算机产业成熟阶段,政府积极组织和支持联合研究开发
随着产业界增加对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政府资助所占比例开始下降。80年代初期,日本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存储器等技术开发,使美国的计算机产业感到了竞争威胁。同时,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国际市场份额从75%下降到了40%。“增强竞争力”成了美国80年代技术政策的关键字眼,国内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提高。同时,大学与实业界开始以合资、协议等方式进行合作,或组织行业协会抵制来自日本的威胁。
为了提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力,使其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联邦政府不仅继续支持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而且调整了支持重点和资助方式。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支持各界联合开发,通过支持行业协会等一些新机构,组织和促进产业界联合开发。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从不信任法案中把研究协会的名字去掉了,从而使研究协会的合作合法化。政府支持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SEMATECH)等行业性组织机构,发挥其在计算机技术联合开发中的组织作用。那一时期,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和高性能计算机研究所等受到政府资助的行业性机构,成为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和政策议程的主导者。
90年代,政府一方面对现存的政府所有的成熟的计算机基础设施实现商业化和私有化;另一
方面又开始资助新的更高层次的技术研究。如,NSF于1992年将其互联网向商业应用开放之后,又于1995年成功地把NSF的互联网推向私有化。与此同时,NSF和其他联邦机构还在继续进行下一代互联网(NGI)的开发与扩展工作,计划将互联网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倍。NGI计划将建立一个试验性的、范围广阔的、可升级的测试系统,用以开发那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网络应用技术,如国防和医疗等。
美国政府资助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政府职能明确
在美国的计算机革命中,政府、产业界和学校起了不同的作用。政府主要引导大学和产业界研究机构的研究,特别在建立前沿研究需要的实物基础设施,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和技术队伍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尽管有些在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如AT&T、IBM、微软和英特尔等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公司更倾向投资于与其发展目标及产品开发有紧密联系的研究项目。而政府则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应用前途广泛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计算机产业从幼稚产业发展为成熟产业,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50年代的用户和资助者,60-70年代的资助基础研究和培养人才,到80-90年代的合作者。资助机构和管理也从分散、无战略计划逐步发展到由专门机构统一协调。
(二)资助来源多元化和机制多样化,发挥政府代理机构的作用
联邦政府对于计算机技术与电子工程技术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几个代理机构来完成的。例如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航空航天部、能源部及国家健康机构。这些代理机构的特点是,专业技术能力比较强,机构内部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有些机构本身就是国家研究机构。除国家科学基金外,这些代理机构大都是计算机技术的直接需求和应用方,经常根据部门自身的需要资助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
多元化的优点,一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多样性。由于计算机技术是工具性技术,各个领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每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资助重点及资助方式,从而促进计算机技术多样化发展;二是提供多种潜在的支持,增加了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选择余地,有利于竞争;三是研究成果可以在不同的机构间转移,形成广泛的用途,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利用效率。
(三)加强统一协调
尽管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计划是由专业管理部门分别执行的,但是,随着计算机产业的成熟和资助规模的扩大,各专业管理部门和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计算机资助项目计划的统一协调和战略规划。60年代以前,军方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是根据各军兵种自己的需求分散进行的。60年代初,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项目处,并成立了专门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协调军方各部门的长期战略性资助计划,实行统一管理。
9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设置计算机、信息和通讯委员会,该机构通过下级委员
会,协调12个政府部门或机构的有关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R&D项目,并重点组织实施了5个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项目计划。
这种体制即发挥了专业代理机构的积极性和技术特长,又加强了统一协调,避免重复研究和
分散竞争资源的局面,提高了政府资助的整体效果。
(四)以多种方式支持计算机技术
除了资助研究开发以外,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市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是高新技术的最大用户,政府采购为高新技术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从半导体到超级计算机,在许多领域中,政府创造了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市场,促进新技术的标准化和核心技术在计算机行业的推广。例如,联邦政府为阿波罗号航天飞机采购的集成电路以及国防部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都对集成电路生产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刺激。为开发核武器,能源部及其前身机构对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驱动了早期超级计算机市场的形成。美国政府的统计体系也是早期计算机及其软件的大用户。在软件方面,通过建立联邦数据处理标准,联邦政府促使市场向“美国国家标准机构”制定的COBOL(面向商用的通用计算机语言)不断靠近;为使FORTRAN程序语言扩展应用于并联计算机,政府资助了高级FORTRAN论坛项目。
反垄断诉讼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1952年出现了针对IBM的反垄断诉讼案,要求IBM公司出卖或出租其设备,以帮助其它公司进入这一商业领域。同时要求IBM公司对其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所有有关信息处理设备的现有及未来专利实施许可制度,并规定了许可的比率。“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负责人认为,IBM诉讼案是“开放电子领域的一个进步”,为其他公司进入计算机行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五)保持战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贡献中最发人深省的是,政府不仅在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初期发挥了作用,而且在计算机产业逐步趋于成熟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计算机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该产业不再像以前那么依赖于基础性研究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继续资助计算机技术研究呢计算机行业是一个收益丰厚的高度竞争的产业,为什么一些大公司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实际上,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美国计算机产业界已经增加了对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政府的资助所占比例开始下降。而由于80年代日本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存储器等技术开发,对美国的计算机产业震动很大。因此,围绕提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力,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目标,政府和产业界联合起来,加大了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一是政府在资助计算机技术中的作用是对产业界的补充,而不是代替产业界。尽管产业界的大公司花费了大量资金支持和进行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实用技术研究,公司目标都是商业化目标,而政府目标是非商业化的。政府对整个创新过程起着杠杆作用;二是政府的技术政策要有整体战略目标。计算机产业是美国的战略性产业,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其计算机产业在全球占居和保持领先地位。因此,政府不仅对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研究投入大量资金,还对推动产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投入了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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