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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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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此对其结构性能进行研究是实现古建筑保护的重要途径。中国现存的木结构古建筑最早的已经存在逾千年,很多结构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古建筑保护是文物保护的一部分,是继承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述了对古建筑保护的理念和内容,分析了在古建筑保护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更好地开展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古建筑 保护理念 传统工艺
前言: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的古建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与西方石制古建筑不同,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材料,无论是木质材料的构架结构,还是榫卯结合的形式,都表现出中国独有的特色。作为古建筑保护工作者,应清楚古建筑的损坏特点和修缮方法,在修缮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的价值,经常维修,从而使古建筑永葆健康状态。
由于古建筑是一定时期文化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艺术品,因此都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保护与修缮的过程中,针对的只是古建筑的物质组成部分,而不改变古建筑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因此在保护过程中,针对不同价值的古建筑,需要对其价值进行意义评估,从而拟定不同的保护对策[1]。
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古建筑保存状况的研究,通过对其材料、保存环境等的研究,找出古建筑损坏的原因和实现古建筑长期保存的办法。此外,还可以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技术,对古建筑加以保护和修复。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相关的资料,而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想象随意改变,从而破坏了古建筑的历史原貌。
对古建筑的保护,首先要保护的是古建筑的本体,包括古建筑原先的平面格局、造型以及艺术风格等,每个古建筑都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古建筑,就是不改变古建筑的原状,不损毁、改建或者拆除古建筑。古建筑的原状,指的是古建筑最初建成时的样子,通过建造时间、类型和工艺手法等找出依据,从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再现当时的风采,进而保留古建筑的文化传统特性。
其次是保存古建筑的材料,以及原有的结构[2]。古建筑的材料主要由木、石、砖、瓦、灰五种构成,由于我国的森林资源缺乏,木材通常是供不应求,基于此种现状,我国的古建筑方式需要采用现今的建筑方式,而湿木材通常难以保证古建组修缮的质量。砖瓦的制作也是古建筑修缮的问题之一,由于传统工艺的大量缺失,现代的砖瓦厂很难烧制出原有的砖瓦,从而使古建筑修缮质量大打折扣。建筑结构决定着建筑类型,古建筑在修缮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原有的建筑结构,就会降低古建筑的科学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古建筑的形式。
此外还有保存原有的工艺技术,用原有的材料、原有的工艺、原有的技术完成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是实现古建筑保护和修缮的根本保证。当原有的技术难以完成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时,可以利用现代的技术实现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在古建筑的保护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从而不利于古建筑的保护。首先是公众的古建筑保护意识不足,人们在参观古建筑的同时,如乱涂乱画等现象,会造成对古建筑的破坏。由于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兴起,部分人为了眼前的利益,对古建筑进行彻底翻新,从而造成了对古建筑的破坏。
其次,古建筑的保护略显表面化,相关方面的措施不够。部分古建筑的保护仅限与对周围环境的改造,而忽视了对其内部的原状的保护,外表上颇有古韵,而内部则是钢筋水泥加固,失去了古建筑原有的韵味。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消防设施的缺乏通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2009年7月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怀德堂突发大火,短短几个小时后,百年建筑毁于一旦[3]。
此外,在古建筑保护过程中,通常会忽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古建筑的保护仅仅停留在单个建筑上,而忽视了建筑周围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久而久之,古建筑的历史文化氛围也将逐渐消失。
针对中国古建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首先,提高广大群众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对古建筑的保护,成立相关的保护团体,宣传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广大群众和政府部门相配合,共同开展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其次,要加强对古建筑的维护,不仅要维护古建筑的外表,更要维护古建筑的内在。定期对古建筑进行修复,在修复过程中保持古建筑的原状。强化古建筑的消防措施,尽可能地减少火灾发生的概率,在发生火灾时也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建筑的损坏。加强火灾预防技术的应用,通过各种探测报警系统,做到防患于未然。
再次,将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建设结合。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古建筑保护和城市建设结合的原则,合理规划古建筑保护范围,做到对古建筑本身及周边的文化保护。在城市的建设上,做到与古建筑风格保持协调。
此外,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通过在高校开设相应的专业来培养专门的人才,通过开设古建筑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课程,从而使传统的工艺技术得以代代流传下去。通过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从而扩大古建筑保护的队伍,提升保护人员的整体水平,从而便于古建筑保护工作的更好进行。
结语: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国家与社会对古建筑的保护的关注也逐渐加强。不断发展古建筑保护的理念,关注古建筑保护的内容,针对古建筑保护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公众对古建筑保护意识不足、古建筑保护不够、忽视相关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等问题,提出提升公众对古建筑保护意识、加强对古建筑保护、将古建筑与城市建设结合的对策,从而更好地开展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刘乃涛.试论中国古建筑保护理念[J].文物春秋,2008,09(06):43-46.
[2]王洲,潘可馨.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发展与对策浅析[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1,07(08):245-246.
[3]邱盼.试论我国古建筑保护面临的问题[J].山西建筑,2009,01(29):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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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央国家领导集体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冷静分析、抓住机遇,务实灵活的推进外交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完善。但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没有变,中国外交“和”的理念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和平外交内容不断丰富,取得了新的成果,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冷静面对,制定相应对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共赢主义”外交新理念与中国崛起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以共赢主义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治理理念和一整套具体措施。共赢主义的提出,将有助于营造适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并为国际交往格局的健康发展创造新机遇。
【关键词】共赢主义 国际格局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可见,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格局,已成为崛起中的中国在当今时代的一大选项”。
一直以来,中国都秉持着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仅大量吸引外资、出口产品和服务,还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杠杆和资本支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据德意志银行2013年的统计,中国对世界GDP成长的贡献高达38%。
但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崛起充满疑虑。它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其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产生威胁和挑战。在坚持和平外交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等基本外交政策原则的同时,中国亟需发展新的外交理念和思路,以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赢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理概念,亦非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深具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共赢主义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崭新概念。
共赢主义的第一个核心内涵,就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国际交往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乃至多赢。只有参与者都心甘情愿,才能达成共识并取得共赢。在博鳌论坛上,指出,我们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以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共赢主义的第二个内涵,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应该建立在互信、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恰如在博鳌论坛上所强调的那样,“‘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强调,“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共赢主义的第三个内涵,是将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有机联系起来,这是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内政到外交上的延续。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续。提出共赢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内政治理思想。
执政以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断走向“新常态”,并倡导将改革红利惠及全体民众。如果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共赢主义的思想,都可以从在整饬内政和深化改革上的种种提法和措施上找到渊源。
共赢主义的第四个内涵,是它具有一整套的相互关联的理念和机制。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许多人都认识到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但是却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只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阐述了推动和实现共赢主义的许多措施,使合作共赢不再只是人们所期许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从而为共赢主义的落地和得到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看,实现共赢主义的道路至少有两条。其一是改造现有的国际交往渠道和对话平台,使之能够进一步支持国际治理的新形势和新需求。比如,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亚信的发展,使之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而不再只是过去轮流召开的常规性多边会议。其二是建立新的国际交往渠道和沟通平台,以打开新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局面。当既有的国际组织和游戏规则无法满足共赢主义的需求时,就需要提出替代性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工具。
同合作、互利、共赢等有关的概念和理念有许多,但是所倡导的共赢主义却与它们有显著的区别。概括来说,共赢主义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延续性。共赢主义不是另起炉灶或推倒重来,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续。从中国历任领导人所提及的外交理念可知,的共赢主义,在思想脉络与政策思路上,都同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和前后连贯。换句话说,共赢主义既有其崭新的一面,也有其历史连续的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外交理念的集体智慧结晶。
第二,总体性。共赢主义不单纯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总体战略。共赢主义也不止是单方面的具体举措,而是多管齐下的综合国家战略。无论是在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还是广泛接受海外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亦或是积极举办体育赛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主动开展国际交流,中国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推动共赢主义。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互利意识,开展各领域和全方面的沟通、交流、合作、共享、互助和协调,这些理念和行动充分反映了共赢主义的核心精髓。
第三,共赢主义体现了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共赢主义既是中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其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这使他逐渐形成了利益共享和互惠互利的发展思路。可以说,的地方工作经验对其治理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共赢主义的提出并非想当然的,而是对其长期工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因此自然而然烙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质。 第四,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实用、有序、和谐等理念。在多次讲话中都援引儒家经典语句,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提出的共赢主义,强调世界各国平等交往,有序参与,共同发展和分享收益。在共赢主义的世界里,大国推行仁政而不是霸权,讲求各国关系的和谐,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愿景。共赢主义也并非空中楼阁或水中之月,而是从中国实际和各国的共同诉求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就此而言,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没有对中国传统思想精髓的透彻领悟,就无法提出共赢主义并将其贯彻落实。也正因为共赢主义所蕴含的深厚哲理,它才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并在未来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中国倡导的共赢主义,是首次以大国的名义提出的国际格局新构想。共赢主义的影响会是渐进性的过程,它的影响可能会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共赢主义的影响体现在抽象的理念层面。即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领导人,所倡导的共赢主义将为其赢得更加正面和积极的国际形象,并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除了其国力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理念。以共赢主义为核心理念,和中国都将从理念上更持久地影响世界。
其次,共赢主义会在机制层面产生影响。从亚投行的事例可见,在共赢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中国提出的许多新机制和新方法,会日益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并逐步成为补充乃至更新国际交往格局的替代性选择。共赢主义的提出立基于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机制和政策措施。这些机制和措施既有此前未必重视和充分利用的,也有此前从未被付诸实践的。它们的提出和推行,为其他国家解决类似的国际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也为中国打开国际格局新局面提供了密钥。
最后,共赢主义的影响立基于切切实实为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现实效益。只有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共赢主义才能真正说服人们。光凭好听的承诺、悦耳的语言,无法真正说服其他国家认同乃至追随。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产生实质性的收益,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心悦诚服。基于共赢主义的理念和机制,产生现实的收益并为其他国家所共享和共有,就会为共赢主义的持久影响提供可持续性的支持。
推行共赢主义并不会一帆风顺,无论是在中国外部,还是在内部,都可能会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共赢主义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撼动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共赢主义将直接或间接挑战西方霸权所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特别是美国对全球格局的控制形势。相对来说,英国、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更为正面。
美国皮尤调查(Pew Survey)在2014年的一组全球调查结果,可以反映当前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了解,但是这些认识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总体来说,越是具有世界主义的美国民众(如民主党派、自由主义或曾经访问过中国),越对中国持有积极态度。调查还发现,中国日益凸显其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但是美国许多民众却“不买帐”,甚至持有负面抵触的态度。这种负面态度主要源于他们认为中国还未履行其国内义务(如所谓的保护人权和民主化改革),并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相对来说,对中国文化和知识感兴趣的美国民众,往往持正面态度,表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
此外,台湾大学的朱云汉教授领衔的“亚洲晴雨表”对13个国家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多数受调查的亚洲国家都对中国在本区域的影响持积极态度。与中国存在潜在安全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对中国持怀疑态度,而在领土和文化上接近的国家对中国崛起较为乐观。与中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政治敏感议题的亚洲国家的民众,很难产生对中国的友善态度。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提升对中国的好感,但也可能因为经济脆弱性问题而产生敌对情绪。与此同时,一些亚洲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同中国在本区域和国际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上述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在推行共赢主义的理念和机制时,需要采取借力打力的策略。在某些利益上体现中国的价值元素,才能吸引和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加强自身的国家能力建设,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构建。目前,既了解中国文化,又通晓世界规则的全球化人才还较为匮乏。中国特别需要培养具有国际交往能力和全球开阔视野的人才,以支持其日益发展的共赢主义。此外,强化共赢主义的影响,需要中国采取若干关键举措。
首先,中国需要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应承担大国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并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以也门危机为例,中国不仅营救本国国民,还派出部队积极营救包括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他国公民。再如非洲,中国为许多国家提供无偿性且无附带条件的医疗卫生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援助等,惠及许多当地民众,并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通过提供诸如此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将有助于中国的共赢主义获得越来越广泛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其次,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并站在多数国家的立场上主张权益。共赢主义强调不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且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站在共赢的角度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大国胸襟和仁政理念,将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并为共赢主义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共识支持。
最后,实现共赢主义的制度化,是最为关键的举措。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可谓引领了一股新风。其开放的胸襟、广邀各国自愿参与、主动放弃否决权、透明的决策过程等,必将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许和认可。与此同时,亚投行所推行的制度创新,可以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既有制度相抗衡,而中国作为正面榜样的力量,也会使共赢主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
①《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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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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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遗产极为丰富,具有言简意赅、表现力强和富有文采的特点。在新闻写作中,借鉴古典文学中的写作风格、警句格言,不仅可以提高文字水平、表现技巧,还会使作品翔实丰满、相得益彰。古文在现代新闻传播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 新闻 运用
新闻中正确运用古文的重要性
古文能为新闻写作增添色彩。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遗产极为丰富,中国古典文学具有言简意赅、表现力强和富有文采的特点。在行文之中借鉴古代文学的语料,则有文白相生、言简义丰之妙。
古文的传承和发展要借助新闻传播。新闻传媒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担负着一定的传承优秀文化的重任。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他们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他们文化的基石。古文的传承和发展要借助新闻传播。今天,新闻媒体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大众传媒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给受众提供大量的古文信息。古文本身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新闻事件,如果作者运用古文写成的稿件在媒体上发表,传承古文的影响力便非同小可。正如茅盾的《林家铺子》使得人们追随文中的内容来到周庄,一个小小的古镇便由此成为旅游胜地。同样,古文在新闻稿件中若能恰当地运用,不知不觉中就会给古文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取得很好的效果。
正确运用古文是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还要具备良好的古文素养。在新闻写作中,借鉴古典文学中的写作风格、警句格言,不仅可以提高文字水平、表现技巧,还会使作品翔实丰满、相得益彰。新闻工作者要提高古文方面的素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重视阅读、背诵。读是古文学习中最为关键的方法,应贯穿于学习的整个过程。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些都说明熟读、背诵的好处。能熟读成诵,久而久之,就能循序渐进、增强语感,对古文的感性认识就能升华为理性认识。
第二,在积累中丰富。古文学习需要积累,古文中雅字佳句的积累也正是解决语言贫乏问题的途径。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名言佳句、字词用法、古代作家常识这些知识的积累将是古文学习的一笔宝贵财富。
新闻写作中对古文的借鉴
古文在新闻标题中的引用。新闻标题中对古文的引用常见的有直接引用和易字引用两种形式。
第一,直接引用。直接引用是指恰当地引用思想完整、立意鲜明、哲理性强的诗词伟句。直接用古文作为新闻的主标题或引题,这种借用已屡见不鲜,有的引用甚为经典。例如《人民日报》2006年5月10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国太阳能利用独辟蹊径》、《工人日报》2006年5月12日的一篇题为《青歌赛“素质考评”是在“喧宾夺主”》的文章都直截了当地运用成语作标题。成语集中凝练,给人启迪,作新闻标题有较强的吸引力。又如新浪体育2001年6月5日载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洛杉矶湖人进军总决赛之路》。这篇报道取用唐代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中的诗句,来形容湖人队在季后赛首轮、西区半决赛、西区决赛中所向披靡,非常贴切。这里将诗句“拿来”直接作题,意境相同,不禁使人抚今思古,耳目一新。
第二,易字引用。古文中描写过的事情在现在时有类似的现象发生。若运用古文的原句,则可能与文中的意思有出入;倘若不用,又少那么点味道,可将古文原句中修改一二字,用在新闻标题中。曾获得好新闻奖的作品《每逢佳节倍思谁?》(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96年1月24日)一文引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句子,文中将“思亲”改为“思谁”,留下了悬念,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再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出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意是指作者饮酒作乐,其实是纵情于山水、心情放纵之乐。后人就引用此来表示当前举动或者言语不是最终目的,另有所图。《“会翁”之意不在会在乎山水之间也》(引题)《青岛会议知多少请看会议一览表(主题)》正是运用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义,并且巧妙地将“醉翁”改为“会翁”。易字引用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利用古文中的古典含义,借指今天的事物,恰到好处地借古喻今,简洁而有力。真是一字之别,趣味盎然。
新闻稿件借古文中的人物、事件来表现主题。借古文中的人物、事件来表现新闻稿件的主题早已有之,有些运用得相当巧妙,让人耳目一新。例如《“敬亭绿雪”恢复生产》(新华社1978年5月23日电):“失传40年的安徽名茶‘敬亭绿雪’,今年正式恢复生产。‘绿雪’产于宣城县敬亭山,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有诗咏赞此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游历祖国山川,写下了许多讴歌江南风光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其中一首。诗人笔下,可爱的敬亭山成了能够懂得诗人心情的朋友。在这篇消息中,记者让读者一边品味敬亭山的绿雪名茶,一边吟咏脍炙人口的名诗《独坐敬亭山》,使人顿感心旷神怡。又如《一些用人单位“宁要武大郎,不选穆桂英”(肩题)女大学生找工作好累(主题)》(《新民晚报》2004年3月8日)“武大郎”是《水浒传》里的人物,书中形容他是“三寸钉枯树皮”。穆桂英是戏曲及小说《杨家将》中的人物,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有神女传授神箭飞刀之术。她50岁仍挂先锋印,力战番将,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是中国古典文学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题中将武大郎与穆桂英相提并论,意在点出有些用人单位性别歧视的做法。新闻稿件中,正是这样大量地引用了古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才使新闻稿件更具可读性,联系古今,相得宜彰。
古文作为新闻稿件的论据。新闻评论是一种政论性的新闻体裁。古文中的东西可谓新闻评论中的盐,是不可缺少的。如一篇杂谈《发现人才之后》(1980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中作者引用的古文篇幅占了一小半:“春秋战国时期,想成霸业的齐桓公问谋士管仲:何为而害霸业?管仲答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深以为然,于是便将国政托付给知才善用的管仲主持。齐国果然大治,称雄天下。今天,我们虽然决不想称霸,但是,在对待人才问题上,管仲的话还是可以借鉴的。”运用这面古代的镜子,确实可以照见我们今天在人才问题上的种种弊病,它启发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以管仲为鉴,“识才之后,还要做好用才、爱才、护才等工作,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人才济济,兴旺发达。”这样不仅增添了文章的色彩,使之富于生动性,而且更富于说服力和号召力。假如删去这段文字,就会使文章不够丰满,减弱了说服力和号召力。
古典文学成为新闻事实。中国古典文学运用于新闻作品中,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新闻,为新闻作品增添色彩,也有可能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成为新闻事实而出现在文章中。例如2006年7月13日《楚天都市报》载文《一个孤儿的爱心“反哺”》,报道了一名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肖前志,把靠勤工俭学10个月攒下的300元钱全数捐给了《楚天都市报》“七助贫困大学生”活动。文章引题为“去年,他被‘六助’资助;今年,他捐给‘七助’300元”。当记者劝他把钱留给自己时,他一听这话急得脸都涨红了。他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钱虽然不多,但其中凝结着我对社会的感激之情……”肖前志“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这句俗语取自《增广贤文》,这并不是记者写报道时所惯用的华丽辞藻,用来表现被采访对象的高大形象,而是真实的新闻事实。记者完整地记录下肖前志被采访时与他的对话,用新闻事实说话,毫无掩饰、也不夸大地将一个可爱大学生的“反哺”之心呈现给读者,让人们为肖前志叫好,也将新闻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到极致。又如载于2006年7月5日《楚天金报》的《三镇市民争为武汉“取名”》中写道:“家住黄鹤楼下的武昌戴羚女士,力荐武汉延用‘江城’的别称。她说,‘江城’的由来有历史文化的支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人李白的一首绝唱,让武汉‘江城’的佳名流传至今。”“‘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出自李白的《黄鹤楼闻笛》。正如文中被采访对象说的,武汉的别名‘江城’,即来自‘江城五月落梅花’一句。”文中出现的李白的诗句是由被采访对象表述出来的,作者在文中间接引用了被采访对象的话语,那么也就成为新闻报道事实的一部分,也让读者认识到了“江城”的由来,很有效地传播了这一信息。
温家宝在新闻发言中引用的古诗词赏析
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温家宝,给人以谦谦君子的印象。一些海外人士评价这位常引用古诗文抒发自己理想情怀的中国,“看上去更像一位有着儒家风范的知识分子,并且兼具了忠诚与亲民特质。”2003年的人代会上,温家宝当选为国务院。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引述中国晚清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将自己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自身的生死祸福均可置之度外的信念与决心展示在世人面前。温在公开场合对古诗词的引用,不仅让世人对这位平民产生无限的敬意,让海外华人华侨热血沸腾,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这无形中让中国古文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多次引用诗文:在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时他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有一句古话:“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其中,“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出自《管子·版法》;在谈到海峡两岸关系时,温引用唐诗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出自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时说:“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一古语出自宋代苏轼的《晁错论》。
2006年4月6日,在新西兰访问的温家宝在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先后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简短的几句古文不仅传达了温对海外华人、对全体中国人真挚的感情,更是让海外华人感受到我国独有的古文气息,引起海外华人华侨胸膛中的那颗中国心的共鸣,这短短的几句古文胜过了千言万语。2008年在答记者问时说:“我想集中回答一下关于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一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我想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一直很重视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两句古语,很好地阐释了继承传统与解放思想,坚持根本与开拓创新之间的关系。
温讲话中对古诗文的引用,不仅达到了“诗言志、露真情”的效果,而且无形中也对中国古文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俞香顺:《传媒·语言·社会》,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于德山:《当代媒介文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康文久:《实用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彭朝丞:《新闻标题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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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其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1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相关内涵
(1)批判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决定了后现代知识观是不能用经验证实的,换句话说,科学知识具有猜测性、假设性和可错性等特点。此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知识的内在批判性。它认为,知识不再是真理,知识的发展也不再是单向性的线性积累,最重要的在于批判和创新,在于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更是怀疑和批判的过程。
(2)多元性
多元是当代世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存在,而这种多元性又使得边缘知识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赋予了一些原本人们不屑的知识形态以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竭力压抑边缘知识,它主张,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除了要竭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要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后现代主义对缄默性知识进行了分析,认为“恰恰是这些为现代知识观所不屑的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科学进步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源泉”。
(3)情境性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社会团体的创造,它存在于一定情境中,与特定环境的认识模式、理论规范、价值观念相符合。正如尼采所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而有各式各样的真理”。罗蒂曾说过:“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认识与外界实在相符合,而是依赖于它与隶属的社会集团的认识规范与行为方式是否一致。”
(4)价值性
“知识只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所有知识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价值需求的展现,这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另一个论点。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带有特定文化立场、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范畴,譬如历史。因此,绝对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任何知识都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认识结果。
(5)动态性
从认识的主体来看,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人的认知不可能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会因为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顺势提高;从认识的对象看,认知客体总有其安生立命的外在空间,外部空间的不断变化,使得人类追溯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感受到一个静止又处于绝对运动中的奇妙世界。因此,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既然知识是认识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动态发展的。
2后现代知识观对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教育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对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知识进行筛选以传授给学习者。课程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有力载体,其改革的发展趋势与知识观的转型密切相关。后现代知识观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
2.1课程目标的变革
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的结果,在这种视野下所制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通过实践积累而得到的知识一代代地传承。在高校,多年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是给学生传授了多少知识和学生到底获取了多少知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核心标准。在这种单向灌输式的评价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仅是像U盘一样为了存储更多的知识,而知识贮存得越多,学生自身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就丧失得越多。与此相反,强调知识情境性的后现代知识观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知识爆炸、物欲横流的信息时代,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和能够学到的知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知识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高校的教学中更应该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维能力,这也就要求高校课程设定的目标,要摒弃先前仅仅重视知识累积的观点,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保护学生求知欲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提升学生批判精神。高等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旨在使学生通过各种学习获得知识与能力,体现知识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2.2课程内容的变革
随着后现代“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知识观的确立,人们开始突破传统重新意识到知识的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对知识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科学知识体系内,这个仅仅是知识很少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叙事性知识,某个地区所拥有的本土化知识以及那些不能为人们所言明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缄默性知识,这些种种都属于知识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认知显然是对学生有害的,只有全面认识知识范畴,学生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目前普遍而言,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还是比较狭隘的,集中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这使得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范畴也产生了偏差,其他知识明显被高校教学所忽视。由此出发,课程改革首先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垄断的现有局面,充分使课程内容形成包容、开放的面貌,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叙事性知识、缄默知识以及本土化知识等等。正如爱因斯坦在文集里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我们在那里面就像感到在家里面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从微观角度看,在后现代知识观的视野下,人文课程应被纳进课程体系,人文知识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具有明显的“个体性”“隐喻性”和“多质性”,在现有知识氛围下,呼吁人文精神则有助于高校的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培育。课程内容的改革应该朝着加强知识的整合、平衡课程结构的方向发展。
2.3课程实施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特别注重个人经验的赋予,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这种独特的个人经验看作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思考,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探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学生的个人经验融合到无限的知识探索中。如果强调了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性,知识权威存在的合理性就应当受到质疑,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按照所谓的课程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教学活动是不合理的,需要师生相互交流与协作,激发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整个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知识灌输的强权者,而是学习活动的引导者,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同时能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的理解,以达到共识。这样教师享有“话语霸权”的局面得到彻底瓦解,形成的则是一种教学相长、师生共进共生的局面。这样和谐的师生关系在高校里尤为重要,有利于教者与学者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
2.4课程评价的变革
后现代知识观认为认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独立的”“自主的”和“自在的”,它们与认识者的兴趣、利益、知识程度、价值观念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后现代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知识是有一定的“文化限域”、价值取向,而不是现代知识观所认为的“超文化”或者“价值中立”的,知识的多元性弥补了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客观的、单一的课程评价所带来的不足。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应该将课程评价看成是对学生的一种学习状况的反馈,这样的观念在高校的课程评价理念的形成过程尤为重要,在充溢科学研究氛围的高校,应该将课程评价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能作为某一过程的终结。
3结语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想成功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不可小觑知识观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知识观是课程改革的基础。正如课程设计的基础不能仅仅是哲学,只有对课程基础学科研究成果及课程关系全面了解基础上,才进行明智的课程决策。然而后现代知识观现在仍备受争议,但它对课程改革大致发展方向的指明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课程改革并不是仅仅受后现代知识观的控制,它不可能成为课程改革的全部,因而在高校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仅仅凭借知识观建立一种课程体系。总之,课程改革应综合知识论、社会因素、学生发展规律等各种要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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