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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与我国经济环境一同在飞速发展。当前社会如何能够将工商管理的效率发挥到最大化是工商管理部门必须要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工商管理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选择进城贩卖民族特色商品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政策对失地农民的影响
退耕还林(包括还草、还湖),是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大政策,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这项策略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生态环境的改进,还涉及到人口的产业间、地区间流动,城市化的进程等等多个方面。这些少数民族流动商贩,以前大多是当地的农牧民,原本在家乡的务农放牧生活就不是很好,近几年家乡的耕地被退耕,更造成了当地农民无地可种。而国家的退耕补贴有限,不能够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再加上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落后的,因此进城贩卖民族特色商品就成为了他们的必然抉择。
(二)深受教育水平低下的限制
少数民族流动商贩一般受教育的水平都不高,大多数都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凭。受教育水平的低下,文化语言隔膜的影响及特殊的民族观念的影响,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里从事较高收入职业,甚至无法从事一般服务性行业,而只能选择成本风险都较低的贩卖方式来谋生。而且由于他们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意识有很淡薄,有时就难免会出现团伙暴力抗法等过激行为了。在城管的执法过程中少数民族商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这地方又不是你们的,你们没有权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商贩法制观念意识的淡薄。
(三)市场对民族产品强烈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逐渐兴起,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宣传出版物的传播,其少数民族商品往往都浸染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加之,现在人追求个性,对异文化的充满了新奇,这也是造成民族特色商品有着较大的消费市场的原因之一。而且这个工作劳动强度低,成本也较低,又没有太大的经营风险。因此,进城贩卖民族特色商品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二、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提供良好的再就业渠道及完善社会保障措施。
针对上述情况,建议政府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真落实退耕还林的各项工作部署的同时,也针对当地实际的社会文化情况,为失地农民提供良好的再就业渠道,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措施,把失地农民所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二)为外地少数民族商贩建立固定市场
为外地少数民族商贩建立固定市场,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市容问题,也利于集中展示我国丰富多彩的多元民族文化。考虑到还有少数民族商贩无力支付固定市场的摊位租金,所以除固定市场之外,还可以考虑划定一部分满足条件的街区为特许地带或规定某些特定时间段为特许时间来给小本生意的少数民族流动商贩提供一个经营机会。这样不但节省了政府管理的人力物力,照顾到城市市容整洁和交通畅通,也有利于化解民族纠纷,促进民族团结和谐。
(三)加强地方民族干部和城管干部间交流沟通
不断增进地方民族干部和城管干部的交流沟通,并相互协调处理城管工作中一些涉及少数民族人员的社会治安纠纷案件,这样不仅有利于化解民族纠纷,促进民族和谐,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大城市和民族地区的友好交往及经济协作,从而支援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力度
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应着重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制观念意识。教育问题是本源问题,只有真正解决了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散杂居少数民族城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才能真正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
一工商管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
1.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目前中国高校对大学生的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授课为主,学生通过此方式掌握了大量最新的专业知识。但此方法也导致了理论与实践出现脱节。大学生存在“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现状,特别是工商管理这个实践性强的专业,大学生应该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工商管理创新班的开设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目前急需的实践能力。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工商管理创新班的培养方式是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到三年级时进行“大实习”,即在企业实习一年,四年级时再回校继续上课。这样的方式能使学生把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然后从实践中回到理论上,使理论和实践接轨,学生对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2.培养具有就业竞争力的人才
国内的许多高校都有开设工商管理这一专业,但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近年来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提高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迫在眉睫。高等院校开设工商管理创新班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广东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创新班安排学生三年级的“大实习”课程便增加了学生各方面的工作经验积累。如今企业要培养一个完全无工作经验的毕业生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这导致企业对于这类毕业生望而却步,而工商管理的创新人才则解决了这一难题,由于有一年的工作经验,学生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减少了企业的成本,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
二工商管理专业现有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方法和手段与社会脱节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然而目前的培养模式却造成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主动学习能力不足,缺乏提出独到见解、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
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和应用导向,虽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强调理论与实践并用,但受多种因素制约,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模式还未真正转变;专业课教材内容陈旧,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教学内容、课程设计与实际工作脱节的情况十分严重;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不强,也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多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并以教材内容的掌握程度作为评定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标准,忽视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构建工商管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地方综合性大学培养的工商管理类人才必须具备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特征,因此,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等,都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文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究。广东工业大学首次开创工商管理专业创新班培养模式,选拔综合素质较强的80名学生进行培养。进行改革后的综合素质教育,工商管理创新班的课程安排、学分设置和培养模式都有了相应的改变。
1.课程安排合理化,追求知识传授的精益求精
其中,课程分四大模块,包括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高级专业课程模块、实习与实践课程模块、学术与科研模块。
(1)基础课程模块
包含科学与人文课程、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
(2)专业课程模块
包含专业主干课程,结合专业综合改革思路和质量工程要求,结合广东经济转型升级对管理人才的新要求设计本模块。
(3)高级专业课程模块
围绕学生专业实习的问题,结合专业教师学术研究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采用案例教学和研讨的方式,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管理决策的能力。
(4)实验、实习课程模块
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为目标,企业(组织)职能管理实践锻炼为基本特色,校内专业课程实验+第二课堂竞赛+参与导师研究课题,校外实战型专业实习锻炼。这种合理化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设计可以在学生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初就将专业实验系统导入进来,以教师的讲授演示为主,同时让学生进行一次完整的实践操作,对企业运营管理形成一个全面感性的认识,从而做到即学即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的同时,兼顾学习导向与学习目的的统一。
2.培养模式创新化,追求塑造综合型、应用型人才
第一、二年级在校内完成理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人文素质教育课等课程的学习,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三年安排为期一年的专业实习,采取边实习、边授课的形式,把与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部分专业课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把课堂教学移到企业现场去,采取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授课的方式,在增强学生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学好专业理论课程,提升学生专业能力。这一阶段由校内导师负责,确定实习单位,如汽车、电子、家电、IT、电子商务、金融、物流等企业进行实习,实习过程强调对学生进行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信息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研发管理等职能管理领域的实践能力锻炼,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新思维、管理决策等能力。第四年上半学期,结合学生实习过程经历、收集的数据资料和问题,采用案例教学和专业竞赛等形式,开设高级专业课程,对学生实习、实践的问题进行反馈和“回炉”,有效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管理决策、创新思维的能力,使学生系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具备较强的管理实践技能。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安排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要求按理论和实践、国际化和本土化、管理学科和理工学科结合,体现复合型、创新型的综合知识和能力。四结束语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机遇的同时又带来了挑战。地方综合性大学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应用型兼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系统研究、整体推进,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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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是人们进行心灵对话的模式之一,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是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本真意思,有利于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更加全面正确地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多学科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解释学的诸多流派对文本研究的观点一脉相承,认为文本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不仅应当正确理解,避免误读,还应与时俱进,结合当代的实际问题,对文本所承载的理论进行进一步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仍属后起之秀。结合其他人文学科的文本研究方法将更有利于该学科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文本语言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文本,是广泛运用于当代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的一个术语。它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文本研究是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都在它们不同的视野里给予了文本独特的解读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文本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从最初的“走入马克思”等马克思文本研究,发展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文本解读中来。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有利于扩展对文本的研究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文本研究又通常被称作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语言学家出于自身研究的目的,使文本研究这一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从无到有,最终使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文本学。自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第28期上发表了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至今,现代文本研究已经走过了58年的发展历程。哈里斯提出了语篇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将描写语言学延续到单句之外,另一个是将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然而,哈里斯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67年,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在德国康斯坦斯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第一次提到了“篇章语言学”,他认为,任何语言研究都应以篇章为基础。至此,欧洲大陆开始了现代语篇研究,这便是文本研究的雏形。然而,这一阶段的文本研究是零散的、盲目的,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只是语言学的辅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语言学家们对于文本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篇章的整体分析,而开始注重文本构建的细节。1976年,语篇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语篇衔接的著作《英语的衔接》由朗文集团有限公司出版。这部著作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和他的妻子哈桑合著的。韩礼德是提出“衔接”概念的第一人,而他的妻子哈桑则在其1962年的博士学文中对“衔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最终在《英语的衔接》中创立了衔接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语篇研究的发展。1978年,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弗里德尔召集了由代表各个学科的79名学者成立编委会,在美国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业杂志《话语过程》。这标志着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语篇研究也就是文本研究这一学科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深入发展文本研究,并创立了相关文本研究理论帮助读者找到语篇理解的理论对策,提高阅读水平。当时欧洲大陆最活跃的语言学家之一范・戴克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在其专著《宏观结构》中提出了语篇的“宏观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语篇是由多个层次的宏观结构构建的,每一层相对高的宏观结构都是对每一层相对低的宏观结构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大脑中获得语篇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飞速发展。1980年,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掀起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的热潮。1981年,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博格兰德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德莱斯勒的合著《篇章语言学入门》。这本书可以说是篇章语言学的第一本教材,为语篇研究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学科框架。这本书第一次完整提出了语篇的7个标准: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同年,范・戴克和德国篇章语言学家裴多菲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国诸多学科的学者组建编委会,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二本专业杂志《篇章》。199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教授斯威尔斯的专著《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提供了阅读学术性语篇的方法,使语篇研究朝专业化的方向又进一步。同年,由范・戴克主编的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三本专业杂志《语篇与社会》创刊。至此,在语言学家们的推动下,文本研究在欧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综上所述,文本研究在语言学家不同时代的解读下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语言学家对文本研究的解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对文本的研究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整体意思的理解,往往忽略了对文本的具体解构。用语言学对语篇进行解构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写作意图,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金量。此外,语言学对篇章的阅读技巧也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提供了方法。
解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是从古老的语言学中演变而来的。和语言学一样,它与文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释经”、“译经”的传统。中国古代很多学者都是通过解读儒道佛的经典文本而领悟出自己新的理解,从而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学术天空。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是中国传统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的典型代表。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文以载道,认为文本的存在是用来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在道家解释学看来,文章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道”是最主要的,决定着文字的表达、符号的使用;而文本则处于次要地位,它只是表意的工具和形式。按照道家解释学的理论,文本上上下下无不渗透着文本作者想表达的意义。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时候,要时刻想到文本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经典作家们的思想。经典作家们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分层划段,甚至是符号使用都是为阐述其“道”的目的。
西方解释学专家也对文本有其独到的看法。在认识论解释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有着跟道家解释学类似的看法,认为文本是决定意义解释的唯一标准。但他又更深一步地关注到了文本解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境。他认为,作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主观理解上的客观偏差,由于解释者本身学术水平的限制,将难以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本意义。其次,如果解释者受感情因素、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也难以对文本进行客观评断。再次,由于时代的不同,解释者也很难理解文本作者那个时代的想法。正是因为如此,狄尔泰认为,要正确解读文本,解释者不仅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还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当如此,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摆脱个人的偏见,还要融入作者当时的处境,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深刻把握产生它的环境,通过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领会文本作者的愿意,进而揭示出其表层意义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义。
然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却有不同的看法。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领域颇有造诣,他反对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他认为,对于文本的理解,要有当代理解。在他看来,文本的当代理解才更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此,伽达默尔并没有进入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这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它帮助我们回答了文本研究的目的问题。文本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深度挖掘,但不能脱离现实问题研究。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文本研究的成果,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代解释学认为利用文本解读可以带给我们对文本内涵新的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为依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挖掘出其新的内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塞到马克思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得面目全非,丢掉其科学品质。
各个解释学流派对文本研究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它们看似矛盾,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并不冲突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道家解释学和认识论解释学都十分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因此要求解释者尽力解读出作者最真实的意图,避免误读;哲学解释学则要求解释者结合当时代的实际问题,使文本解读更具现实价值;当代解释学则进一步要求解释者挖掘文本新的内涵,使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为标志,学界认为卢卡奇之所以能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解读,并且它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得到了认可。之后,无论是在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等国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热潮,尽管各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甚至曲解、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但各国研究者都很重视马克思文本研究,特别是原苏联和东德联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开展文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在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保卫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等等。
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走进马克思”等口号。文本研究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关注,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热点之趋势。关于国内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
(1)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走进马克思》(孙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为马克思辩护》(杨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张一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张一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论文。《“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张一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胡大平,《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聂锦芳,《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王东,《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张羽佳,《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聂锦芳,《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开创了一个范例,启发了一种思路,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过于宏观和宽泛,没有深入,更没有细化,更多的还只是提出问题。受上述诸多学科关于文本研究的启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也可以学习语言学的技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语言进行解构,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可以借鉴解释学各流派的观点,不仅要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也要结合当代的现实情况,对理论有所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在研究时间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比语言学、解释学应用文本研究的时间要短;在实践应用方面,马克思文本研究也不如语言学那样惹人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这项长期的、难度大、枯燥的工作而言,个人研究或小群体研究是很有局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不仅需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其他学科人才的帮助和配合。组建学术共同体,吸纳其他学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各种学科文本解读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天空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1]周启超.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
[2]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3]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4]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5]李建平.大力开展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王传君.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为中心[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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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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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营销有赖于其在国内外知名度的提升,而旅游资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在吸引游客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当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观光旅游,优质的旅游资料翻译迫在眉睫。研究者会发现旅游文本的翻译中存在着诸多包括语言学、语用学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文本英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旅游文本是外国游客了解、选择景点的重要参考资料。旅游文本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翻译过程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文化间的交流活动。旅游文本英译中文化缺省现象的存在,更加凸显了翻译补偿策略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江西省几个著名景点的宣传文本进行探讨,分析文化缺省现象,并提出翻译补偿策略,以实现旅游文本的宣传效果。
从广义上讲,旅游文本包括一切与旅游相关的文本资料,它主要具有两项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施加影响、诱导行动(朱灿灿,2013:12)。换言之,旅游文本作为宣传类文本,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需要让潜在的游客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基本情况、相关服务和特色文化,以达到信息传递和吸引游客的目的。对于游客来说,他们希望通过阅读文本获得游览目的地的信息。但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对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同的需求,这就决定了英汉旅游文本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言风格的差异
东西方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截然不同,旅游文本在语言风格上自然要考虑双方读者的感受,采取恰当的表述方式。
汉语旅游材料在表述上注重辞藻、韵律,结合景点的文化历史背景,多采用四字成语以及排比、对偶句式,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对自然景观的介绍,重视优美的写意,或者采用丰富的想象力给景观增添神秘色彩,读起来或诗意盎然或浮想联翩。英文旅游材料重视“人情味儿”,常常会出现诸如“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最佳观赏时间是……”此类贴心的提示,用词和句法偏口语,简洁朴素,避免??嗦重复;其在介绍景点具体情况时,通常采用简单叙述法,三言两语道清楚,对景点介绍追求客观、中肯,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即可。
除此之外,中西方人民对待宣传材料的态度也是决定其内容的因素之一。不难发现,英语旅游文本突出信息的客观性,汉语旅游文本在撰写时加入主观色彩,呼吁性极强。
(二)信息容量的差异
中国经典故事层出不穷,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但是外国游客并不一定了解。我国的旅游景点,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大多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社会风俗有关,借用古文,引经据典,中国游客固然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其中奥妙,但是外国游客可能会因为错综复杂的人名、地名、朝代等因素而感觉晦涩难懂,降低他们旅游的积极性。
所以,英汉旅游文本并不一定包含相同的信息内容。旅游材料在英译的过程中,译者有必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适当修改,对其中特殊的内容进行特殊的翻译。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数不胜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旅游文本和文化紧密相关,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转换往往会因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而忽略了外国游客的认知。这就是文化缺省现象。它是指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中对双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的忽略,这种现象是跨语言交际的一大障碍。在翻译旅游文本时,由于源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不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因此,对原文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目标语读者就构成了文化缺省成分(王大来,2004:69)。汉英文本之间可能会存在大量的文化缺省因素,可归类为:历史景点和历史人物、传统概念和信仰、社会风俗和文学作品。这些缺省内容可能导致翻译文本缺失民族特点,损害旅游景点的形象,切断文化的关联意义,影响汉语旅游资料信息的传递和潜在游客的兴趣(张富庄,2013:6)。
鉴于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性,以及英汉旅游文本本身的差异性,如果译者不针对文化缺省现象进行翻译补偿,游客就不能完全理解原意,将无法达到旅游文本预期的目标。所以,译者在对旅游文本进行翻译时,要充分挖掘文本内文化缺省现象的深层含义,以采取相应的翻译补偿策略。
针对英汉旅游文本的差异性以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理解差异,翻译补偿策略是解决文化缺省现象的理想方法。Newmark认为,补偿是翻译的一种手法,补偿主要是用来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省,而且译文可以在不同于原文的语句中再现这种效果。在英译旅游文本时,译者通过运用多种补偿策略将缺省的背景知识恰当地传递给译语读者,同时又可以保持原文的真实性。通过分析江西省的几处景点和文化人物简介的英译文本,得出具体策略如下:
(一)归化法
文化在输入时,应该倾向于归化,以保护本族文化的纯洁性;但文化的输出应该倾向于异化,以促使本族文化的外介,扩大本族文化的影响(李建军,2012:107)。英译旅游文本,属于文化的输出,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社会风俗上,应该在简单易懂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归化法。例如:
(1)江西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加上地处南方,处处山清水秀,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
译文:Jiangxi,the provinc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e;i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China with picturesque scenery.Thus it has been aptly termed:“the land of rice and fish”.
该例句中的“鱼米之乡”直接将“鱼米”等文化意象移植到了目的语文本中。实际上,在英语表达中,“a land of honey and milk”同样具有“鱼米之乡”的意思。但为了更好地传播源语文化,“the land of rice and fish”更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更有利于外国游客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奇特之处。随着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会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 (2)龙虎山,位于江西鹰潭,道教发源地,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
译文:Longhu Mountain,which is located in Yingtan of Jiangxi Province.It is known as one of Four Taoism Mountains because of its position――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Taoism.
龙虎山,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传说“丹成而龙虎现”,此山因此得名。有人建议将“龙虎山”翻译成“Mt.Dragon-Tiger”才能对外展示其深刻含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之一的龙虎山,以道教发源地著名,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遗址在翻译时,采用归化翻译方法能更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如:“龙虎山 Longhu Mountain”“道教 Taoism”。
(二)释义法
汉语旅游材料中,文言文出现频率高,在英译过程中,译者要充分考虑外国游客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进而考虑原文信息翻译之后,读者能否明白并喜闻乐见。释义法针对此类情况,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历史知识、社会风俗、地理位置等因素采用加注法、同位语解释等方式进行说明,以方便外国读者理解。例如:
(3)南昌地处长江中下游,濒临鄱阳湖西南岸,自古就有“粤户闽庭,吴头楚尾”之称。
译文:Nanchang,bordering the Poyang Lake in the northeast,lies south of the lower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It has been enjoying obvious advantages geographically.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it has been known as the favorable place bordering Guangdong and Fujian in the south and Jiangsu, Zhejiang and Hubai in the north.
“粤”和“闽”分别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简称,“吴”和“楚”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江浙一带的诸侯国。对于外国游客,这些都不是熟悉的“中国常识”。在英译旅游文本时,应该将它们具体到现在的省份“Guangdong and Fujian in the south and Jiangsu, Zhejiang and Hubai in the north”,外国游客才能真正明白南昌所处的地理位置,从而理解它的重要地位。
(4)素有“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美誉的滕王阁,雄踞南昌抚河北大道,坐落于赣江与抚河故道交汇处。依城临江,瑰伟绝特,因“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一篇雄文――《滕王阁序》,脍炙人口,传诵千秋。
译文:Tengwang Pavilion has long been ranked first among the three famous pavilion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Standing by the North Fuhe Avenue in Nanchang,the magnificent pavilion is located at the convergent point of Ganjiang River and the Old Fu River,taking the city as its background and the river as its mirror.Its splendor and majesty was lauded by Wang Bo,the leader of the four excellenc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in one of his masterpieces,Preface to Tengwang Pavilion,and thus has been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ell as maintained the glory with the years going.
“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有名的历史文化遗迹,但是外国游客不一定都清楚,正如王佐良所说:“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郭建中,2000:20)。同时,对于“初唐四杰”的概念,译者将王勃的身份加以解释:“The leader of the four excellenc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通过释义法,译者详细而自然地介绍了滕王阁的背景知识和王勃的诗人地位,有利于外国游客更好地了解滕王阁的历史价值。
(三)省略法
省略法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内容,结合目标语的语言特色,并以传递基本信息为目的,对源语做出适当的缩略、删减的一种翻译方法。译者通过对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进行甄别,分出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在翻泽过程中抓住主要信息,对无关紧要的、目的语读者又很难理解的次要信息进行删减。这样做有助于保持目的语读者理解的连贯性,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主要信息(吴秀群,2012:162)。例如:
(5)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名潜,号“五柳先生”,东晋时期诗人,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世人敬重他,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流传至今。公元405年秋,他为了养家糊口,来到彭泽当县令……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 说罢,辞官离去。
译文:Tao Yuanming(365~427),a poet in Dongjin Dynasty,also called Mr.Wuliu and Tao Qian,was a native people of Jiujiang City.We all respected has spirit that he wouldn't bend his waist for the salary from the dark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对中国古代称谓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古代,同一个人除他的姓名之外,往往又有字、号,有时还不止一个号,且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称呼。陶渊明号“五柳先生”,这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并非重要的讯息,没有必要赘述“号”这个概念。另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为中国大众所熟知,但是为了略去复杂的因果关系,避免外国游客坠入五里雾中,英译文本时删除了具体故事,用简单的句子“He wouldn't bend his waist for the salary from the dark government at that time”向游客阐述世人敬重陶渊明的原因,达到了信息传递的目的。
(6)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公元940年,唐贞元年间,江州刺史李渤隐居这里读书,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书院几经衰败。到南宋朱熹重建书院,并亲自在此讲学,当时名人正士均乐于在此求学,其成为了“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其他三所为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译文:Bailudong Academy was built in 940 AD. Zhuxi,the great educator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turned the place into Bailudong Academy, which rivaled the other three famous academies in China.It was a school for some famous people reading there.
如上所述,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和其他三大书院的名称在英译时被译者删除略去,直接提及南宋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为避免信息量过于庞大,有选择性地将重要信息保留、提取,帮助外国游客理解书院的历史。此时,省略法能够给外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有利于景点的宣传。
(四)增译法
增译法和省略法殊途同归,都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源语做出适当的调整。翻译过程中,若能将省略法和增译法处理得当,互为依据,交错使用,就能够使得译文顺畅明了、通俗易懂。例如:
(7)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AAAAA级旅游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东北部。
译文:Mt.Sanqingshan,located in northeast of Shangrao city,is a World Natural Heritage, National Scenic Area,World Geo-park and State AAAAA Tour Zone,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tourist attractions issued by China’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为五级,最高级别为AAAAA。但是,外国游客对中国5A级旅游景区的定义不一定都了解,所以在英译本中增加了对“AAAAA”的解释,加深了外国游客对三清山旅游景区的印象,使外国游客意识到该景区的游览价值,达到了旅游文本的宣传目的。
针对文化缺省这一现象,译者需合理运用不同的补偿策略,对源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做出补偿,弥补缺省,最大限度地传递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旅游文本的跨文化翻译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既要尊重源语文化,又要顾及目的语文化。
旅游文本英译中的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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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全文如下:
宪政是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西方宪政思潮不断冲击着正由帝制向共和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政治人物亦着手在中国构建宪政的尝试。任何国家的宪政体制建构,均有其立宪精神;而在所有的宪定事权中,均离不开“权力分立”(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的设计与安排,欧美先进国家有“三权分立”,晚近有美国联邦政府(或官僚体系)所形成的“第四权”(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而孙中山先生构想之“五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是宪政体制探索中的一个独创。
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考试思想是围绕五权宪法而形成的,其思想主导了文官考试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建国实践中被制度化与规范化。当时之国情,科举制度在对官僚体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本身逐渐走向僵化和停滞,尤其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东渐的影响,时势对人才需求的巨变,导致科举式微并最终归于废除。历史走向了交叉路口,选才应归于何途?以何种理论来承继选贤与能的功能?如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以适应中国之国情?难题摆在国人面前,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另求养才取才之道,这道绝难之题最终由孙中山先生阐发的五权宪法之下的文官考试思想的提出而得以曙光初现,随着后继者如戴季陶等人将其充实,近代文官考试思想渐趋完善,社会舆论也逐步接受这样一种既有别于科举又不同于当时西方各国考试的新思想,而文官考试制度的前 途也随之逐渐明朗起来。当时中国的文官考试立法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与西方先进国家仅仅将其作为考试选才的普通法律规范不同,中国是当时唯一将考试权及其相关规定写入宪法性文件的国家。将文官考试作为国家宪政实现所依托的基本制度之一,文官考试法律制度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社会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国以来,各种国会与政府形式层出不穷,各自进行了不同的政制尝试,宪法文本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文官考试的走向。考察不同时期宪法文本中关于考试的规定,不失为厘清近代文官考试发展脉络的有效途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孙中山曾试图让参议院根据五权宪法思想来制定宪法性文件,无奈在位时间仅有数月,五权宪法文本的制定又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加之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所以未能实现[1]。孙中山主导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并非一部真正贯彻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宪法文本,文本并不成熟。它一方面通过宪法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与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方面在政体的设计上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袁世凯的权力,使权力划分极为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三权分立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并非成熟的五权宪法实践。
即便如此,在《临时约法》的细节中仍不乏五权宪法思想的痕迹,突出表现为考试。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宪法文本上明确赋予人民考试任官的权力,而该文本第2章“人民”第11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考试权利与自由权、请愿权、陈诉权与选举权等并列,成为人民的基本权之一,地位显要这里所指的“考试权利”,应包括应公职人员考试权利与应教育考试权利。
。当然《临时约法》的“考试权”主要指人民的“考试权利”,并不完全等同于治权中的“考试权力”,但是人民的“考试权利”是治权的“考试权力”的根本来源,正是由于人民天然具有参加任官考试的权利,国家体制层面的考试权力才有发挥的余地。穷源溯流,《临时约法》解决的是考试权的来源问题,是根子问题。
事实上,这可被视为近代文官考试入宪的开端,其重大意义在于国家根本大法确认了人民参加任官考试的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说明《临时约法》时期的立法活动已经将文官考试作为国家一项根本政制予以考虑。要知道,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的考试权利与中国古代所谓考试权利有根本之区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考试权利的说法,但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民众的考试权利是君主赋予的,归根结底是君权的一部分,是人民“无权之权”;而宪法中的考试权利是真正属于人民之权利,在民主共和国家,宪法通过代议制由人民的代表们会商产生,宪法文本就是会商的产物,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是人民固有的权利并通过宪法文本予以确认与保障,是人民“有权之权”。所以,《临时约法》中考试权利的引入,是巨大的进步。随后的具体法律制定必然考虑如何不妨碍或者促进该权利的实现,其效用可指引未来考试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这也说明,一些基本观念在上层已经渐成共识,即考试是社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手段,亦是维护国家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形式;考试不但应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而且具有均衡社会职业、协调社会角色之功效。
为配合考试权利入宪,孙中山在任内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主持颁布了几部关涉文官考试法律的单行法律文本,典型的如《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1912年3月)与《文官考试令(草案)》(1912年3月)等。这些文本联同《临时约法》,初步构成一个由宪法、考试行政组织法与考试基本法组成的,效力层次区分清晰的考试法律体系。考试机关是考试权的组织载体,相关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考试权的实现。《临时约法》存续期间,涉及考试行政机关组织安排的主要法律文本是《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作为一部行政组织法,文本中对考试行政机关的设置、编制、职权、职责、活动程序和方法予以规定,其中职权与组织构架是其核心。就某种程度而言,此时的考试行政组织尚未完全独立。文本显示考试委员会仅仅被作为考试事务办理机关,在这期间,无论是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还是普通文官考试委员会,都是临时机关,直接隶属于,虽然人民的考试权利已经在宪法中提及,但制度安排上仍趋保守,具体制度并未完全按照考试权独立的方案来进行安排。
南京临时政府的考试立法活动因孙中山辞任而停滞,当时许多相关法律草案均未完成立法程序,更难以公布施行。由于制度初创,难以找寻借鉴经验,又要面临与现实的妥协,文本中出现多处创新的犹豫,如未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考试权利并未独立于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而是隶属于内阁;普通文官考试委员,在中央举办者,属于内阁设置,在地方举办者,则属于各地方官厅设置。但是,对科举考试文化传统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等的吸收,仍然引领未来公务员考试法律之发展。
1914年,袁世凯主导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起草与出台。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违背《临时约法》的精神,既推翻了内阁制,也弃用了总统制,袁世凯几乎被赋予了终身大总统的特殊地位,遭到舆论激烈的批评。标志着民主宪政的内涵已消失,并被独裁制所取代。
1922年恢复后的第一届国会召开第三期常会,以《天坛宪草》为蓝本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正式公布与实施。这是北京政府正式颁布的唯一宪法。但由于在起草期间发生曹锟贿选丑闻,又被称为《贿选宪法》或《曹记宪法》,在宪政史上屡遭非议。通过文本对比可发现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权逐渐从宪法文本中消逝的过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期赋予人民的考试权利是基本权利,不作任何限制。《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分10章共68条。文本体例为“国家”、“人民”、“大总统”、“立法”、“行政”、“司法”、“参政院”、“会计”、“制定宪法程序”与“附则”。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8-16页。 已经有所变化,第2章“人民”第9条规定:“人民依法令所定有应任官考试及从事公务之权。”此时的考试权利被置于法令范围内,不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考试权利的品格已经下降。《曹记宪法》《曹记宪法》分13章141条。文本体例为“团体”、“主权”、“国土”、“国民”“国权”、“国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地方制度”、“宪法及修正解释及效力”。
参见张耀曾, 岑德彰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5页。 中已经完全不见考试的规定,删除了人民有“应任官考试”的权利,条文被其改为“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有从事公职之权”。这样一来,文本只是规定人民有任官权利,但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任官已经不作限制,考试的宪政意义尽失。究其原因,除了与军阀征战与执政者过分执着于权力争斗有关外,还有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宪政因素。这是源于北京政府的几个宪法文本均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由于缺乏五权宪法的视野,考试权始终难以脱颖而出。与此相适应,文官考试地位与作用式微,其他录用人才方式在北京政府时期如保举制等大行其道,任用私人成风,直接引发了官场贪腐与行政效率低下,是北京政府治理日益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也反证了当时的文官考试发展与宪政体制确有重要的关联。
与此关联,北京政府时期考试显著的改变就是不再由专门考试机构来统一执掌考试权,而是将其交予人事行政机关进行统一管理,可见考试权已经被融解于行政权之中。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国务院铨叙局官制》,在国务院之下设人事行政部门――铨叙局。铨叙局隶属于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是典型的人事行政机关,负责文官、荐任官以上的任免及履历,负责文官考试、恩给及抚恤、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受领及佩戴等事项。1914年2月对文本进行修订,增加文官升转、勋绩考核两项。同年5月,又增加文官任免和资格审查职权两项。铨叙局依法设局长一人,主管全局事务;参事2人,协助局长审议全局事务;
佥事6人,分管全局具体事务;主事12人,负责具体事务办理。另外可以根据情况酌定设置办事员若干。总数看仅21人,作为主管全国文官大小事务的核心机构,十分精简。由于铨叙局只是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其建制变动频繁历经多次改变,但隶属关系一直没变。1914年5月,铨叙局改设在总统府政事堂之下。1916年,政事堂改为国务院,铨叙局再次直属于国务院。1924年之后,北京政府取消国务院,铨叙局隶属于临时政府。1925年,铨叙局再次重新归于复设的国务院[2]。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在北京政府存续的16年间,铨叙局一直作为全国文官管理机构,其机构一直延续,历任铨叙局长的任职从未断裂,未见化并或撤销,地位非常重要。
1928年,国民党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按照《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与宪政二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定,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施行”。因此,宪法草案理应予以完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国内舆论纷纷要求“结束训政以实行宪政”。在国内各界的压力下,1933年4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33年1月开始讨论起草宪法的事宜,决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宪。
委员长由孙科担任,吴经熊、张知本担任副委员长,立法委员陈肇英、林彬等40人担任立宪委员,戴季陶、伍朝枢、王世杰等人担任顾问,临时列席,陈述意见。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由立法院编译处翻译大量各国宪法的文本以作参考,一面登报征国人意见。经多次会商后,议决起草原则共25点[3]。当时的文本由张知本、吴经熊、傅秉常三人为初稿委员,后追加马寅初、焦易堂、陈肇英等为初稿委员,推定吴经熊依据委员会决定的起草原则担任初稿主持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1934年11月呈报国民政府转送国民党中央进行审核,审核意见反馈至立法院重加修正。当时国民党提出了几项意见,均与其党治政策有关:一是应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训政时期约法之精神作为宪法的根本;二是政府之组织应考虑当时的实际政治运作状况,以实现集中全国力量之根本制度,不宜对行政权作刚性限制;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制度在宪法草案中应在职权上作大致规定,其组织以法律定之等[4]。1936年5月,第三次议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被称为《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中有关考试的规定两处。其一,第2章“人民之权利义务”第20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应考试之权。”纠正了北京政府时期的规定,再度将人民的考试权利写入宪法。其二,第4章“中央政府”之第五节“考试院”中,共4条内容,设置了考试权实现的独立组织载体――考试院。第83条规定“考试院谓中央政府行使考试权之最高机关,掌理考选铨叙”。第84条规定“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任期三年,由总统任命之”。第85条规定“左列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铨定之。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公职候选人资格;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第86条规定“考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五五宪草》对考试的贡献在于承继了孙中山的权能区分与五权宪法理论,并以此来理顺了考试权与人民的关系、考试权与其他四权的关系。
第一,从根本大法上再度明确了考试权利的宪法依据――人民的考试权利。
第二,明确考试权是独立的治权之一,为此设置了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来执掌考试权,五院以分工合作与制衡的形式进行运转。
第三,设置了制度意义上的制衡机制。从制度设计上看,国民大会对政府有约束力,政府的五院要对国民大会负责,故考试院长要向国民大会负责,但却由总统任命。
总体而言,《五五宪草》中关于考试的规定基本符合孙中山的设想,也参考了训政时期的一些实践经验。当时各界对其评价尚可,“第一合于国父权能区分造成万能政府的遗教;第二合于现行政治的趋势;第三合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环境”[5]。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向制宪国大提交由《五五宪草》修订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大会审议修正草案后,于1947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同年12月施行。考试权不仅要实现,还要被更好地实现,为此《中华民国宪法》除了沿用了《五五宪草》相关规定外,还增加了一些规定。
其一,分区考试入宪,标明考试的公平正义日益受到重视。制宪国大审议《宪法草案》时,有很多提案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正义,分区考试是热点之一。当时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边远地区省份人才考试的变通规定,但是并未入宪。很多制宪议案均提及,国家幅员辽阔,各省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也相距悬殊,考试应该适当变通,使各省应考人员能在公平之前提下参与考试,参酌明清的考试分省定额制度与英国的分省制度,应在宪法中确立分区考试的原则以平衡各地文化上的差距,“历年高考普考,边区各省参加考试及格者为数寥寥,以致中央及内地各省市行政机关之公务员隶属边区者很少。公务员考试如能确定按省定额分区举行,不仅边区省份人才悉可罗致,并可加强边远省份人民之向心力,对于民族政策及开发边疆关系都很大”[6]。为此,《中华民国宪法》增设了一条,即“公务员选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按照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这说明考试的公平正义问题已经被提至宪法的高度,在制度构建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其二,考试机关立法权入宪,这是保障考试权独立的一种新的制衡机制。之前的宪法性文件并未明确考试机关的立法权力,只是零散规定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可就其主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议案。这项规定在《中华民国宪法》中被废除,但是独独保留了一点:“考试院关于所掌握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7]因提案权的授予,较之其他几院,考试院之超然独立之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如当时考试院之代表史尚宽等人即认为“考试院关于主管事项的法律案,可向立法院递送,如需出席立法院说明,应由负责之院长或其所派人员出席即可,不必如惯例一定要秘书长出席”[7]。这体现了考试院在考试事务上享有的较为广阔的权力空间。
尤需提出的是,孙中山持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宪政观。他认为,个人的自由有害于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若要扭转中国衰弱不堪的殖民地的地位,必须要人民牺牲自由得以组成组织严密与号令统一的坚固团体。孙中山所主张的五权宪法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它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而是更倾向限制个人自由,集合国民力量,形成严密健全的现代体制的宪法,强调的是政府组织与体制的重构[8]。引申至考试权,自然考试权实现的核心因素就是独立考试机关“考试院”的成立与运转。遵循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文本所涉条文的相当部分均与考试院的构建有关。
国民政府设立的考试院是五权宪法的一大象征。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制度是围绕以考试院机构组织建立为核心构建起来的。1928年10月20日,公布《考试院组织法》;同年12月17日,公布《铨叙部组织法》;1929年8月1日,公布《考选委员会组织法》,考试院的行政组织构架基本形成。1930年1月6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哲生、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邵元冲及铨叙部部长张难先、副部长仇鳌,同时宣誓就职,旋即积极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考试院下设有铨叙部和考选委员会两个机关。考选委员会负责考试管理;铨叙部主管全国文官任免、升调、叙级等事宜。至此,宪法文本中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走向成熟。
任何法律制度的形成,均有其时代背景、历史因素及理论根源,其产生与流变,均非偶然之事;而这三者又往往互为因果,交错会留,互相融合形成制度特征[9]。就某种程度而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被浓缩为封建君主国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变过程。转型过程中,文官考试可谓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它一方面传承封建君主国家中作为根本政制的古代科举考试传统,蕴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在共和政体中享有崇高的宪法地位,是宪政实践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文官考试成为沟通新旧社会的制度因素,是帝制中国与共和中国的结点,其宪政意义不言而喻。毋庸置疑,文官考试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思想引发,被载入宪法,得以法律法规的创建而形成民国以来的根本之政制之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建设既是统治阶层维护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接触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文官考试进行的历史评价,需着眼于文官考试与其所依托的五权宪法框架之间互动之关系。
考试是座桥梁,以一种真正公平正义之方式成全了从民到官的身份转换诉求。但它又不仅仅是座桥梁,更不仅仅是考什么与如何考的问题,看似简单机械的考试与录取的流程性事务并不足以表达它的全貌。在中国,它的背后蕴含的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它关切的不仅是个人抱负与前途,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大命题: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沟通人群阶层的合理流通,践行平等自由的主流价值观,进而成为民主宪政的重要支撑制度之一。而这样的命题,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进行破题的尝试。
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腐败、专制与低效,但却能维持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统治,科举制就是重要因素之一。科举考试好像是从外部为自成一体的官僚社会作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被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个以专制君主为纲,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古代官僚社会,也许确实需要考试制度来选贤与能,维持政权基本的运转。但是它又怎么可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笔者不否认科举制的进步意义,但在大量资料翻阅后,更愿意相信它的终极目的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程式中;
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的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进而自发地成为政权的维护者。清代中叶以后,官僚政治已经逐渐变得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但同时国内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虽在不断增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内外力量也并不示弱。这是旧官僚统治其所以能一直维系到20世纪初清朝覆灭才归于颓败瓦解的关键原因。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反专制、反封建官僚统治的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实践中,封建官僚政治必定受到清算。仿效世界潮流,官僚政治由以议会政治为名的宪政来承续。官僚政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去取代,国人已经认识到宪政是可取之道。巧合的是,文官考试同科举考试一样,借助历史机缘,承担了激活宪政的角色。这与其他国家的经历十分不同,中国也许是唯一将文官考试提高到如此高位置的国家,借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及其建立的政府形式,借由五权宪法与考试权的阐发与实践,成为了宪政的启动机制。
文官考试能得到如此崇高之地位,甚至借由五权宪法的实践成为根本政制,依笔者之思考,盖有主观心理与客观现实两个原因。
其一,人治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科举思想的延续。与西方法治不同,中国素来信仰人治传统。与之相适应,社会处于官僚阶层的管理之下,官僚本身成为国家与社会核心,选拔官僚的制度也成为根本制度中的根本制度。这种传统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产物,任你用尽一切民主制度与法治手段,也无法在短时期消失殆尽,更何况是正处于社会变革当口的民国时期。很难说既是革命先行者,又是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多年的孙中山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抽离出来而成的五权宪法,是否也是受了人治思想的影响。将文官考试看得越高,越能证明人才的重要,却也能反证人治的重要。大量资料显示,按照执政者的设想,文官考试至少在地位上被定位为共和时期的“科举制”。
其二,国家危亡的客观情况。国家危亡,官员无能,国家机器需要新血液,社会治理需要新气象。人的教育是漫长的过程,但是考试体制能够迅速转变,求富求强的功利心态也使得文官考试一经出现就被推至相当之高度。
但是,社会现实已然与古代封建社会迥异,科举制确实能够维系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政体的运转,但文官考试却无法独立承担官僚政治革新之重,更何况民主宪政的实现。一方面,宪政是中国从未经历的权力运作形态,其良好运行必有赖于民主、法治、控权与人权保护诸多因素的实现,岂能寄希望于文官考试一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断断续续进行的宪政实践,实施于内忧外患与连年征战的国土之上,频频遭遇各种势力的阻挠,宪法也因为陷于权力斗争与政治角力而成为具文;而作为宪政实践的一个环节,文官考试也难逃宿命。这就很容易解释文官考试所遇到的种种挫折,如旧官僚势力的排挤、及格人员的分发任用相当困难、文官考试成为派系斗争的主战场、及格人员本身品质的堕落、考试施行多年却无法改变旧官僚政治形态、文官考试被烙上政治人物个人色彩等。
很难区分,究竟是文官考试挫折阻碍了宪政的发展,还是宪政推进的困难阻滞了文官考试的发展。但无疑的是,文官考试所遭遇之挫折是一种宪政意义上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宪政的不彰,又最终使宪政受挫。或许,转型期的近代文官考试确实难以独立承受如此深重的意义,良好的宪政运转必是由多方因素合力才能实现。寻求这种启示,对考试氛围浓厚与官治思想至今萦绕的中国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借由王亚南先生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政府无效率、腐败无能、官僚化的政治形态,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体制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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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强调课堂教学应焕发生命的活力,教师必须注重教学的动态生成性,捕捉教育生成点,全面实施教学育人。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情,发挥教育机智,充分利用课堂生成资源,相机而教。要想课堂上学生生成的资源 为学所用 ,就要努力捕捉课堂教学中的生成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如何在动态生成中拓展文本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课程资源的不断丰富,课堂对话教学中对文本的拓展成了时尚。我听了不少公开课,特别是在诗歌教学中,很多老师都采取了以一篇带多篇的组合方式进行教学。不可否认,这能使课堂上的情感容量、信息容量大大增加,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课堂对话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而我们的拓展几乎都是预设的拓展。教学过程中,文本有的地方似乎还有深入探讨下去的必要,可是为了完成预设的拓展不得不终止而进入下一步。这让我反思:这是否有点舍本逐末?这样的拓展有效吗?究竟怎样才能在动态生成中进行有效的文本拓展?
对于这些问题,于永正老师也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课堂上要“举一”,即引领学生走进文本,课内尽量不要拓展,因为时间有限;课外一定要拓展,否则不能形成语文能力。这话值得玩味,应该给我们许多启示。
我认为,在课堂对话教学中,教师应分清主次,突出重点,要在动态生成地对话中把握时机,恰到好处进行必要的文本拓展。因为,课堂教学的时间是个常数,而课堂对话是一个动态生成的变数,必须要根据教学目标来动态地确定拓展的内容,把握好拓展的尺度。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拥有一双慧眼并找到切入点而进行恰到好处的拓展呢?
在动态生成的对话过程中,由于学生个体的差异,各种想法层出不穷,因此肯定有不少想法偏离文本。这时,作为导航者的教师应该及时纠偏,引导学生回归文本,凡是与目标不一致的要大胆删除或者延伸至课前或课后。因为离开文本目标的拓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生只有在亲密地与文本要点进行了接触之后,通过教师的引领展开积极对话,才有超越文本的可能。例如,有一次我上老舍的《我的母亲》一文,设计了三个主要教学环节:
1.问题导入,感受“母亲”。2.深情感悟,体味“母爱”。3.拓展延伸,回报“母亲”。我自以为这三个环节应该是很好把握的,但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感受母亲”这一步,我先谈自己的母亲,讲得很动情,触动了学生,学生也纷纷谈自己的母亲,课堂气氛很好,不知不觉时间竟用去了约8分钟;第三步,回报“母亲”气氛更好,我放了相关的歌曲和影视片断,学生也大谈各种回报的方法,共用去16分钟。这一节课,我确实充分注意到了拓展,并且能贯穿在动态生成的每个步骤,但这是一堂失败的课,是一堂效率不高的课,是一堂未能解决教学任务的课。反思这一切,我深深体会到动态的拓展更需要围绕目标进行选择。因此教此文,第一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宜简,第二个环节宜繁,因为第二个环节正好是本文最重要的目标。
现在的一些一线教师,潜意识里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若就本教本,容易被人诟病为因循守旧,视野狭窄;还有些教师由于对叶圣陶先生的“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这一观点的断章取义,并借新课标的拓展要求之东风,便随心所欲的将文本进行任意分解和拓展。我以为,我们不能为了拓展而拓展,拓展应该是合理而且必要的。“合理”强调拓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实际,数量要精。“必要”强调拓展的内容一定是非要不可的。例如《米洛斯的维纳斯》一文,可拓展的地方相当多,但教师要选择最必要的。
此文是涉及审美的文艺评论,作者的基本观点是:维纳斯双臂残缺,反倒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他认为维纳斯“为了如此秀丽迷人,必须失去双臂”,复原维纳斯那两条已经失去了的胳膊的方案“全是些倒人胃口的方案,全是些奇谈怪论”,而维纳斯失去的只能是两条胳膊而不是其他任何部位。对于这个观点同学们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了更深入理解,就必须进行拓展。我以为,教学此文,除了要理解作者观点、写作的逻辑关系和文中难句之外,很有必要从审美理论中的整体美和残缺美或者空白艺术和虚实相生这几个方面加以拓展,而且在课堂上也只能就其中的一点进行拓展,这样,才见深度,也才适度。如此有针对的拓展方起到提高课堂效率的作用,这才是厚实的课。
因为课堂对话是师生双方精神的敞开,本身就是动态生成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对文本中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会产生独特的感受,对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问题会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甚至是“突发奇想”,这就必然要拓展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自然”讲究水到渠成,师生对话到某个地方,必须要补充相关内容才能让对话进行下去,这时就非拓展不可。只是,这要求教师能在纷繁复杂的对话中独具慧眼,适时拓展。
例如,在教学余秋雨的《道士塔》一文时,我引导学生对王道士、统治阶级、外国文化强盗三类历史罪人的形象进行比较,有学生对王道士这个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很无辜,并谈出了不少理由。我觉得这是一个绝佳时机,这对培养学生的多元解读有极好的导向作用。我借机给学生介绍了雒青的《也说王道士》一文,此文的观点与余秋雨的观点截然不同,学生听后很感兴趣,我趁势布置学生课外阅读此文,写一篇读后感。后来,学生感觉在思想上收获很大。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在课堂对话中,拓展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但一定要注意:顺其自然不是说只要能拓展就拓展,而是要做精心选择。
当然这里所说的三方面并非是孤立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教师应该学会综合使用。只要我们在课堂上不失时机加以牵引,就能够培养出一群视野开阔、精神丰富的学生,也必能拓展出一方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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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这就对中文旅游文本的翻译产生了巨大需求。因此,对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主要难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其英译现状却不容乐观,问题比比皆是,既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又阻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提高旅游资料的英译质量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跨文化视角探析三亚旅游文本的英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三亚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吸引众多国外游客。本文从跨文化角度,对三亚旅游英语文本的文化信息进行探析,以期提高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推动旅游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增强文化沟通和理解以及推动三亚旅游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本;英译;三亚;跨文化视角
国际旅游的发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这一胜地。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曾说:“国外游客和我们之间的接触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旅游文本的英译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沟通。其目的除传播基本信息外,更要吸引游客注意力,理解景点丰富内涵,诱发其对目的地文化、民族风情、旅游产品的兴趣,刺激其购买旅游产品的愿望。所以,从跨文化视角探析旅游文本的英译成为一项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三亚旅游景点内容上涵盖了滨海旅游、宗教文化、民族风情、舞台艺术等。若将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传播给世界各国的游客,了解旅游资源中所蕴含的中西文化差异必不可少。
如:“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三亚市都举办盛大的中国(三亚)龙抬头祭祀南海文化民俗庆典。龙抬头被译为“Dragon Raising Head”Ceremony。中国文化背景下,龙是海神的象征,有强大的能力并且庇护人民。而其英译让外国游客费解,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具有贬义色彩,是魔鬼撒旦的象征。因此,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用追加注释的方法则更为妥帖,即 “Dragon Raising Head” Ceremony-a memorial ceremony for sea god-dragon,which is a symbol of power in China,足以体现出译本的跨文化意识。
(一)景点名称的翻译
景点名称的翻译可分为直译、异译、音译或交叉进行。英译的过程中,选择何种译法,传达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取决于译者是否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如:“天涯海角”,直译为Tianya Haijiao或意译为 The End of The Earth 都会让外国游客费解,爱情地久天长的寓意却未能传达。若译为 “Tianya Haijiao-which means remote place and symbolize love or friendship will last forever”,相对就能尽量展现出“天涯海角”的丰富人文精神内涵。
(二)民俗节日的翻译
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海南黎苗族同胞隆重庆祝“三月三”这一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节日。很多国外游客穿起民族服饰、跳起竹竿舞,感受黎苗人民的热情。英文简介如下:
On Lunar March 3,Hainan Li & Miao would flock together to wish for double harvest in Shanlan rice plantation and hunting. Nowadays,large-scale ethnic events would be held in Sanya city,mainly launching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port games and other featured activiteis.
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游客很难理解“三月三”的涵义。因此,在介绍三月三名称时,用副标题更为妥帖,即Lunar March 3―A Traditional Festival for celebrating harvest and expressing love for Li & Miao minority. 内容简介紧贴习俗活动,文化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英语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足以体现译本中跨文化交际意识。
(三)大型文化演出的翻译
三亚海棠湾著名大型文化演出《海棠?秀》将一个流传于三亚海棠湾的古老爱情传说以国际流行的“秀”的形式搬上舞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其部分英文简介如下:
“Spiral Show” tells a tale about ancient love in Haitang Bay,Sanya. A’ming,an archaeologist,first discovered nautilus,an ancient sacred weapon. ……here lies 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at is played out every night in Sanya.
这段简介概述了《海棠?秀》的故事梗概及历史来由。采用插入语,解释说明的表达方式,以及“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等英文惯有的行文习惯和相类似英语文化背景的表述,大大提高文本翻译的接受性(acceptability),提高与国外游客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国际旅游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旅游从业人员的高度敏感的跨文化意识对于高效的跨文化交流尤为重要。因此,旅游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充分理解源语言符号,而且要从跨文化的角度破译源语非语言符号―文化的内涵,才能将三亚旅游事业推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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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本是审美沟通中可以激发审美体验的符号形式与意义系统.一首诗.一幅画.一件雕塑等等,都可以称为审美文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
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
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 学时、文学史108 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 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 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1]果鲁伯柯夫. 文学教学法[M]方拯, 等,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2]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 文艺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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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研究,亦被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之中。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着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在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会把文本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而且会尊重文本作者的本意,避免歪曲误读,并注重把握文本完整的意义,避免断章取义。
关键词:语文教学 理论学科 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如何更好地使用文本研究,使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贡献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首当其冲的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研究亦广泛运用于语文教学之中。研究语文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当代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静态的文本。语文阅读教学就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指引下,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教师提供的阅读规则,去深刻体悟作者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的感情或表达的想法,去挖掘作者文本背后所蕴含深刻的思想,并形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最终培养出一定的语言文字素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文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对文本的解读过程。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直接目的是教师向学生传授解读方法。因此,语文学科教师的文本解读方法便显得至关重要。语文学科教师在多年的教学经验中摸索出了一套解读文本的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同样值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借鉴。
语文阅读教学是母语教学,具有培养民族认同感、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天优势。当代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文也多是那些能够唤起民族认同感、反映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文本。教师和学生唯有把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正确理解文本,才能挖掘出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所表达的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赵州桥》这篇课文,如果不把它放置在1300年前隋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就不能理解赵州桥的伟大之处。因为像赵州桥这样的石拱桥在近现代比比皆是。只有考虑到它的时代背景才能感受到赵州桥设计的巧妙,才能体悟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只有结合理论文本的时代背景,才能体悟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瞻远瞩的目光。
解读任一文本,最重要的是解读出作者创作的本意。作家在写作文本的时候,寄托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作者的这种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便是文本的价值所在。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曲解或歪解文本不仅达不到解读文本的初衷,而且是对文本作者的一种侮辱。例如,在解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时候,要认识到地坛只是一个载体,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描写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若只是看到“我”与地坛的关系或对地坛的回忆,则明显与作者原有的写作意图不符,便读不出其中所蕴含的真挚感情。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在几百余年来几代人的传播和诠释之下,形成了很多版本的所谓“新解”。有的“新解”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得面目全非。这些“新解”的作者自以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创造性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歪曲,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侮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只会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的基础上解读文本,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含金量,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尊重。
文本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世界。它不仅包含其文字符号层面,还包含了文字层面背后隐蔽的象征意义。如果只是看到文字符号层面,则并没有把握文本的完整意义。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文本全篇描写的是月下荷塘的美丽景象。但如果只是看到这些,并没有领悟到作者写作该文本的完整意义。
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地融入到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悟能力,便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荷塘月色》不仅描写了月下荷塘的美丽景象,更抒写了作者在政治形势剧变之后,在严酷现实的重压下的苦闷、彷徨和寂寞的心境,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未来美好自由的向往。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时候,切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在掌握了文本表层的文本符号的同时发现文本背后的意义,这样才算是对文本的完整解读。
受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方法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文本研究应当学会把文本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尊重作者本意表达的基础上,完整把握文本内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界就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本身的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界新的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语文教学中的文本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只有不断学习语文教育学等人文学科中的文本研究方法,才能撑起一片带有本学科特色的成熟的学术天空。
语文教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启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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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应试教育存在,考场就是磁场,考卷就是指挥棒。在语文考试中,作文占了半壁江山,无论学生和教师都不敢对它掉以轻心。笔者在中学任教36年,长期关心考场作文。什么是考场作文?它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怎样才能写好考场作文?为什么年年高考和中考时不少考生因作文不慎而败北?本文试从两方面来谈谈看法。
考场作文题虽然林林总总,但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限制性强。考场作文与平日自行作文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前者是要我写,我得写;后者是我想写,我要写。考场作文的被动是由于考场作文的限制性,考场作文的限制性是由于考题承载着制题人的意图,考生只能按他的意图去写,有人称这样做是戴着镣铐跳舞。即使那些能妙笔生花的作家,由于平日写东西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惯了,如果要他们来写考场作文,未必都能得高分。因此要想写好考场作文,就要熟悉和适应考场作文,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戴着镣铐也能跳出漂亮的舞姿来。
二是时效性强。考场作文不能悠着点,是极讲究时效的。以高考为例,要求150分钟完成语文试卷,给作文的时间就是个把小时。60来分钟要写好一篇800字以上的文章是件难事,要把这件难事做得称心就需要有功夫来做铺垫,这功夫就是平日有针对性的作文强化练习。因此平日要通过练审题、练行文、练书写速度,来达到一小时写好一篇文章的要求。只有这样,身临考场时才会心中有数,游刃有余。
三是风向性强。考场作文从内容来看是风向性很强的,而风向标就是时代特征,具体来说是时代风貌、时代气息、时代精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场作文一以贯之的出题宗旨。高考作文就是见证: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诞生,一派新气象,于是有了《记一件新人新事》(1952年题);60年代中抗美援越揪人心,于是有了《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题);70年代末国家在拨乱反正中急需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有了《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缩写,1978年题);80年代环境保护已成为问题,于是有了关于环境污染的《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1985年题);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于是有了《尝试》(1994年题)和《转折》(2003年北京题);近几年来高考出题以各省市为主,每年出题多样化,但都遵循了上面的宗旨,于是北京奥运、金融海啸、汶川地震等事情及宽容、诚信、和善等观念,都成了高考作文题的制作材料。因此要写好考场作文,就要关注所处时代发生的事情、存在的问题,就要关注社会、关注民族、关注环境、关注人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写不好考场作文。
考场作文题虽然千变万化,但归纳起来是四类: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半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在我国的考场承传千年了,生命力极强。近30年来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热闹时,它也没销声匿迹,最近几年它的出现又很频繁。其特点是用来做题的语言简单,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短语,或是一个词。这看似简单的题目往往最让人琢磨,过去每年中考和高考,因看不懂题或看不准题失分的很多。命题作文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审题千万不能马虎,题中的每个词不能轻易放过,而关键词更要吃透。有的题言约意丰,题外有题,不能死扣字面来理解。比如《踮起脚尖》(2009年湖南高考题),“脚尖”在题中有它的比喻义,是藏虚于实。如果看不到这层意思,作文就会拓不开思路。命题作文的另一特点是形式表现的多样性和内容表现的广泛性,这在以一个词为题的作文最突出。比如《难题》(2010年重庆高考题),形式基本上不受文体限制,内容凡与“难题”有关的都可以写。以上谈的是旧命题作文,近几年出现了新命题作文,它制题时比旧命题作文字多,有题目,还附有材料,材料对题目有提示作用,审题降低了难度。
材料作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有代表性的是1983年高考题,要求根据漫画《挖井》的材料来写文章。材料作文的出现,打破了命题作文的一统天下,并多年取而代之。它的特点是限制多:限内容,作文不能脱离材料的内容;限立意,不能脱离材料含义的范围;限体裁,一般要写议论文。它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猜题套题,弥补命题作文在这点的不足。它的缺点是:审题难度大,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再者它不利于个性表现,对擅长写记叙文的考生有失公平。因此,最近几年出现了新材料作文。它的特点是:给的材料往往不止一条(旧材料作文一般是一条);材料的含义不难理解(旧材料作文的材料比较难懂);可以写成其他文体。新材料作文是对旧材料作文的修正。由于材料作文的上述特点,制题人对它是青睐的,它一度冷寂后又热闹起来,近几年频现于高考,与命题作文平分秋色。
话题作文的出现是继材料作文之后,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形成高潮,取代了材料作文的位置。2004年高考,全国卷和地方卷共15套,只有北京卷的作文题《包容》是命题作文,其他全是话题作文。它具有限制性和开放性共存的特点。限制性是不能离开规定的话题;开放性是只要能围绕某话题怎么写都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文体都行。它的好处是题目确定了话题写什么就明白了,审题无障碍;不受文体限制,有利于个性表现。由于这样,它曾一度极受追捧,但因不利于检测学生对考题的认辨能力,它一度热闹之后又冷寂下来。2010年的高考和中考,在我看到的各地几十套的考卷中都无话题作文。
半命题作文出现的时间与话题作文大致相同,它先出现在中考中,并且一直占重要地位。后来高考也有了它,但次数不太多,到了2010年它基本消失于高考。半命题作文也具有限制性和开放性并存的特点,内容上它对考生既有所限制,又给予了较大施展的空间。审题难度比较小,考生只需要审好已给出的半命题中的信息,结合人生体验和素材积累将题目补齐,一个他熟悉的新题目就出现了,写起来也比较顺手。半命题作文的第二个特点是:补齐后的题目大多只适合写记叙性文章,这大概是中考作文制题人一贯青睐它,而高考作文制题人先亲近后疏远它的原因。
写好考场作文,在技巧上我简单归纳为六个字:准、清、快、紧、亮、当。具体来说是:
这里的“题”取题目的意思。多个题选做其一是一种常见的作文现象,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选准再做。要避免半途而废另取题重写,这会因时间不够难以成篇;或要避免写到一半硬往下写,这会因写不顺手勉强成篇。选题要准应做到:避难择易,避生择熟,避短择长。
这里的“题”取题旨的意思。有的题审题难度大,不能急于开笔,要在咬文嚼字上花点时间,弄清题意再写。比如《品味时尚》(2009年江苏高考作文题),“品味”不能理解为“体验”,它是仔细体会、玩味的意思,“时尚”不能理解为“时髦”,它比时髦的外延要大。时髦是指人的衣着或其他事物入时,仅就物质而言;时尚是指时代的风尚,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有的题看似好写实易犯错,要谨慎对待。比如《老师要来家访》(2006年某校中考模拟题),许多学生写成老师来家访怎样怎样,把个“要”字漏掉了,出现了审题严重失误。有的题立意不受限制,写时不要轻易逆向取意。我主张平日作文要求异,考场作文要求稳。考试不能做没把握的事,要在稳中求赢,不在险中取胜。走险路,出怪招,虽然有成功的可能,但风险也大,过去有太多的教训。求稳的文章虽立意和写法一般化,但翻不了船,如果思路和语言好,同样可以得高分甚至满分。
这里的题也是取题旨的意思。文章下笔后,一开始不要去兜圈子,这是考场时间不允许的。开头不要长,长了主体部分的内容可能就少了,结构就不相称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头大身子也要大。因此,写记叙文最好不要先讲个故事再引出主题,写议论文最好不要先论了一大段再提出观点。开门见山很适合考场作文。
这里的题也是取题旨的意思。落笔后要紧扣题意来写,不要若即若离,更不要观点与材料油水分离。后一种情况虽然少见但考场作文不乏其例,前一种情况则是普遍出现的。议论文中材料与论点结合不紧或写着写着就跑了题;记叙文中题材与题旨亲而不密或貌合神离,在考场作文中都是常见的。我曾看过一篇中考满分作文,题目是《惊喜》,初看觉得不错,多看一遍就发现问题了。因为文中“选择”的词多于“惊喜”的词,题目改为《选择》更好。这使我怀疑考生可能将一篇《选择》的作文套入到考场作文《惊喜》中来。即使避开这一点不谈,仅从扣题来看,它也谈不上紧密。如果阅卷人心细一点,这个考生就会吃大亏。
这里的题既取题目的意思,也取题旨的意思。古人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古今中外选美人,第一是挑眼睛要大要亮。文章的“眼睛”不亮很难感动阅卷人,因为他得在很短的时间看完你的文章并判好分,需要“眼睛”亮。如果他看后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他认为你写的与题目并无关系,这对你是很危险的。要避免这样,就要在文中适当之处用好点题的话。最好在首尾各出现一次,中间也出现几次。
这里的题只取题目的意思。结题就是结尾。我们的古人历来重视文章结尾。有的主张要有力量,像豹子的尾巴;有的主张要有韵味,像绕梁的余音。哪一种好?要视情况而定。大凡而言记叙文可来点余音绕梁,议论文要响鼓落音有力。我以为,考场作文的结尾要防止下列现象:
不要似结非结。2009年湖北高考某考生的作文是《站在自由的门口》。考生在文章前面叙议了对自由的看法和自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以及在母亲教育下的思想转变,结尾时他这样写道:“后来我还是向母亲阐明了自己当时的错误想法,并说明了今后的打算。母亲对我大加鼓励,这使我更坚定了自信心。还好,自己从将要踏进自由享受的门口退了回来,我感到万分庆幸,庆幸自己对自由的认识,从此改变了,做了自己该做的,去追求自己力所能及更应当的自由。”这样的结尾,写得拖泥带水,使人感到好像是结尾,好像又不是。
不要画蛇添足。有一年湖南中考,作文题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有位考生写了自己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的所见所闻,本来不错,可以写点感想结尾了。可是他又由此展开联想,写到又一个夏天的早晨在这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本想以此形成对比,不料弄巧成拙,不仅没有增加表现力,反而有悖于题旨,被阅卷老师视为严重跑题。
不要草率收场。有一次某县初三联考,题目是《我更需要什么》。有位考生写自己更需要自信。他在文中回顾了一段人生经历,写了自己不成功是由于缺乏自信,总觉得事事不如人是爸妈没给自己生个好脑袋,于是每事都不想去与人竞争,只求一个“混”字。结尾他说:“为了美好的明天,我要拾起自信来。祖国,请相信我吧。‘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个结尾虽然说了自己的观点,但三句话中有一句套话和一句不着题意的话。这样的结尾是不成功的。也许这样改会好一些:“一位名人说:‘自信是成功的秘诀。’从此以后,我要抛弃自卑,战胜胆怯,竖起自信的灯塔来,想必等待我的是明天的成功。”
不要首尾不一。2008年广东佛山市中考的作文题之一是《永远的座右铭》。一位考生开头说:“‘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是我国已故数学家华罗庚的名言,自初一起我从语文老师那儿知道了它,并把它当作座右铭。”主体部分,他叙述了自己学习的经历,讲了两个小故事来印证勤能补拙的观点。结尾他却说:“我忘不了这位语文老师,他告诉了我怎样做人的道理,使我有了生活的座右铭。它会永远陪伴我去奋斗。”开头陈述的对象是华罗庚的名言,结尾的陈述的对象是语文老师,虽然有点题的话,但首尾的内容并不一致。
不要字数不合要求。2004年高考,福建作文题要考生从孔子、苏轼、曾国藩、鲁迅、霍金等人物中,选择一个写篇文章。一位考生选了霍金,由于体裁没限制,他写了一首诗《上帝是公平的》。该诗8节,48行,300多字,表现了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主题,有鲜明的形象和蕴藉的哲理,确实是一首好诗,也得了很高的分。但我不主张考场作文这样写,至少它的字数不合此次作文“800字以上”的要求。仅凭这一点,阅卷老师就有理由判它一个不及格。这位考生虽然得了高分,可走的是险棋。
诚然,写好考场作文,除了按六字诀去做,还要有点文采,一篇文章要有几个吸引眼球的句子,还要卷面整洁,字迹清楚等。但这要靠平日练好功夫和养成良好习惯,这不是考场作文对策中所要说的技巧问题。因此,这里我就不去详谈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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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结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连结,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连结所指向的位置。超文本的格式有很多,目前最常使用的是超文本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及富文本格式。以下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超阅读:数码时代的文本变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提要:由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普及,以电子超文本为对象的阅读(即"超阅读")正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超阅读的特性,评介了国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并在阐述超阅读的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上提出了扬长避短的措施。
关键词:超文本超阅读网络文化
电子超文本(electronic hypertext)的勃兴,是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60年代中叶,它仅仅是美国学者纳尔逊头脑中的灵想独辟。80年代中叶,随着光记录技术的进步,超文本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单行电子出版物。从90年代初开始,由于超文本标识语言(HTML)的问世、万维网(www)的建立,超文本在赛伯空间中不胫而走,成为在线电子出版物最为流行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超文本是作为线性文本的对立物而出现的。由于超文本势力日盛,与之相适应的超阅读(hyperreading)正深入人们的生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试图剖析超阅读的特性,评介相关研究的成果,并探索超阅读扬长避短的途径。
基于印刷术发展起来的传统文本,以线性文本为其主流。多数出版物通过章节设置、页码标注等方式规定了阅读顺序,读者的任务似乎就是逐章、逐节、逐页、逐段、逐行以至逐字往下读。当然,这不是说传统文本就没有非线性因素,百科全书从总体上说便不是为线性阅读而设计的,人们通常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查阅它。有人因此将百科全书视为超文本的雏形,这是不无道理的。尽管如此,超文本真正成熟是电子时代的事情。电子文本固然也有线性因素,但是,它所看好的其实是以非线性为特征的超文本。如果我们将超阅读的特征界定为非线性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与超文本相辅相成、在电子时代获得崭露头角的机遇的。如今广为人知的"冲浪"、"巡航"等譬喻,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超阅读而言。它们既说明了超阅读有别于传统阅读的特点,又展现了超阅读特有的魅力。
不过,在将超文本与阅读联系起来时,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相关的概念:一是对于超文本的阅读,二是以超文本的方式来进行阅读。尽管超文本本身可能包含了许多交叉链接、因而提供了非线性阅读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链接的话,超文本(通常是在一个节点的范围内)用浏览器读起来或许和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并没有什么差别。由此看来,超文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非超文本的方式来阅读。反过来,非超文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用超文本的方式加以阅读。例如,打开印刷在纸面上的散文时,即使其中没有现成的注解,也没有标明引文,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一边跳来跳去地读,一边查找手边的辞典、对照其它散文,试图找到文本之间的联系。有人认为:这一意义上的阅读(即以超文本的方式进行阅读)便是"超阅读",它适用于一切文本(包括成套的文本)。(Burbules,1997)上述两个概念的区分,事实上牵涉到阅读过程中人所固有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由自身信息的结构所规定,每种阅读材料都有与之匹配的阅读方式,这体现了人在阅读时的受动性;从自身的知识储备、阅读能力、阅读目标等条件出发,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阅读方式有所抉择,这体现了人在阅读时的能动性。因为上述矛盾的存在,我们有必要更严格地界定超阅读的外延与内涵,将狭义超阅读理解为针对超文本的非线性阅读,而将针对线性文本的线性阅读称为传统阅读。为简明起见,下文不把针对超文本的线性阅读和针对线性文本的非线性阅读列为研究的重点。
与传统阅读相比,超阅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追随链接以把握文本间性。任何意义上的阅读都涉及材料的节点与链接两方面,用传统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文本单位和文本间性。以线性文本为主流的印刷品使得阅读经常定位于相对孤立的作品或文献(文本单位),文本间性隐而不显(除非加注或作特别说明)。与此相反,超阅读材料以链接的形式突出了文本间性,从而大大便利了读者的视野在文本之间的迁移。印刷文本本质上是选择性与排外的。任何印页、任何卷宗,都只能包容一定数量的词语;它可以参考其它文本,但为此必须翻检藏书、到书店购买或者上图书馆借阅。这类活动本身不是阅读,读者却必须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有时还得耗费金钱。网上的超文本本质上是包容的:文本的大小几乎可以视人们的愿望而定,任何文本都可以被链接到实际上数量无限的其它在线文本,访问这些文本链接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或努力。
实施跳跃以进行网上冲浪。如果说传统阅读以连贯性为特点的话,超阅读的特征则在于跳跃性。连贯性具有两方面的依据: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人类思维的逻辑性,从客观来说在于传统文本相对严密的结构。这两方面的依据互为因果:阅读结构严密的传统文本有助于训练人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训练有素的人易于把握传统文本内在的结构。正因为如此,为了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有必要引导他们条分缕析地阅读各种以连贯性见长的范文。传统阅读虽然有上述不可抹杀的功效,但亦存在易使思维陷入各种条条框框的缺陷。例如,科举时代讲究"起承转合"的八股文,从破题、承题、起讲,中经入手、起股、中股、后股,而以束股结束,看起来似乎结构紧凑、易学易教,实际上形式死板、束缚性灵。当代以应试为宗旨的新八股,同样不利于发挥人的创造性。与此相比,超阅读比较重视自由联想的作用,相对充分地体现了读者的能动性。如果说自由联想是超阅读的主观依据的话,那么,相对多样的路径设置则是超阅读的客观依据。当这些路径通过网络媒体彼此相通、在不同路径之间实现跳跃成为可能时,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便向网络媒体的"冲浪者"转化。
提供选择以实现阅读的个性化。传统阅读通常面对的是定型的文本。形式上相对稳定的传统文本往往成为存在"终极解释"的客观证据,这种终极解释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解释者权威性的认可。在不少情况下,原作者因其意图被作为释读文本的参照而享有权威地位,由原作者手定的文本则成为一切传世之作的基准。版本考订也好,文字训诂也好,都服从于上述权威和基准。如果找不到原作者或者原创文本,那么,声望卓著、功力不凡的学者便可能成为权威,由他们所校定的文本相应可能成为基准。超阅读根本否定终极解释的存在,这种否定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其一,超文本是一种开放的作品,鼓励充分发展读者的阅读潜能。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超文本作出不同解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二,超文本赖以安身立命的网络媒体以"平等"作为自己的特色。因此,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并非压制与服从。换言之,话语霸权在超阅读中没有市场。
必须指出:与传统阅读相比,超阅读的历史还相当短暂,而且,目前人们对二者的关系仍存在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超阅读和传统阅读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例如,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的P. W. Foltz曾对传统阅读和超阅读进行比较研究,其成果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发表,题为《线性文本与超文本中的读者理解和策略》(1993)。他在文中报告自己的实验结果时,就持这样的观点。问题在于:这一实验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它的做法是从现成的本科生经济学教科书中选取部分内容,分别制成电子线性文本和电子超文本,然后就理解的速度和精确性等项目对非经济学专业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用的超文本仅仅包含6018个单词、26个节点、17个横向链接,而且,这些节点本身又是根据原作的段落标题设计的。这种状态下进行的超阅读,毕竟和网络用户接触在线超文本的体验有不少的差距。当然,这不是说超阅读就与传统阅读不存在共同之处,我们应当比较全面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超阅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布什。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设想了超越印刷文本之局限的新的阅读方式。(Bush, 1945)虽然布什受时代所限、将这种超越的技术基础认定为缩微胶卷,但这篇文章从总体思路上对后人多所启发。纳尔逊、恩格尔巴特等人在60年代中叶所设想的超阅读,便是沿着上述思路加以拓展的,只不过其时的技术基础已经转移到计算机。关于超阅读的研究,到80年代末开始形成高潮,至90年代堪称成果迭出。
在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已对阅读进行了大量研究,某些成果已在实践中获得应用。上述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弄清哪些主客观要素对阅读效果有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读者背景知识、阅读动机、认知能力,文本的结构形式、题材类型,提示的诱导、从众的压力等。这类研究原则也适用于超阅读。除此之外,人们还试图寻找影响超阅读的特殊因素,其中之一是显示器的分辨率。实验表明:同一个文件分别呈现在纸面和屏幕上时,就阅读速度而言,后者高于前者。(Gould, etc., 1984, 1987))但是,若显示器的分辨率提高,则阅读速度加快。这说明:阅读速度事实上并非取决于文本的结构。因此,对阅读和超阅读所作的比较研究,必须以二者拥有相等的分辨率为前提。从理论上说,要想弄清超文本的特性,首先得将其特性和在特定装置上阅读它的体验上加以区分。(Landow, 1994)为电子超文本的特性所决定,在超阅读领域人们更多地探讨人机界面的设计,分析链接、组织与调用信息的方法。为此,人们不仅运用了计算机科学,而且引入了心理学、阐释学、工程学、概率论等原理。例如,Spiro和Jehng等人所作的研究就援引了认知心理学理论。(1990)
以要素研究为基础,人们正在试图建立超阅读模式。这种理论尝试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移用或借鉴传统阅读理论模式,像V. Balasubramanian所著《超文本入门》(1995)就是如此。它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语义学和符号学。另一种是着眼于超阅读所固有的特性,将链接取为中心范畴。例如,Nicholas C. Burbules认为:人们通常关心节点而非链接,链接的价值被低估,原因在于链接的易用使之看起来像是捷径、转移的迅捷使其自身来不及被反映,一切看起来仿佛自然而然。其实,链接很值得研究,理由如次:其一,并非一切链接都浑然无别。超文本的作者设置链接有一定的考虑,读者选择与追随这些链接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出于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有时由常规所预示,有时出于对作者设定这些链接的意图的猜想。其二,在读者遭遇超文本之前,链接就已存在。在多数情况下,读者并不了解超文本的作者,对他们的理智、偏见、动机和信用都一无所知。运用与定位超文本中的链接,是使作者的默许假设及价值观豁显的主要方式。其三,链接不仅连接既定的两个文本,而且改变材料被阅读与理解的方式。两个相连的文本的单纯并置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不用说对链接本身加上说明或标题。作者当然可以用链接来表达一定的意图,虽然这种意图并不一定能为读者所把握。
Burbules对链接修辞非常感兴趣,他说自己从修辞的角度来描述不同种类的链接,为的是强调它们的多样性、强调它们非中性的意义,希望人们将链接当成一种有待评价和探询的修辞运动。修辞有意无意地暗示着选择,昭示着假设,带来了效果。因此,超阅读不仅仅是单纯追随摆在我们面前的链接,而且意味着对它们的意义加以阐释、对它们的合适与否进行判断。在网络上,超文本固然为一个个的作者所拥有,但是,这些页面并非孤立存在,因此,作者必须对自己所创造的网页负责任。读者也必须摆脱自己对网络所持的简单消费者的倾向,学会区分简单的信息与链接的信息,抵制页面上那些花花俏俏的东西的诱惑,培养批判性的超阅读能力。有三条值得注意:其一,读者必须掌握与网络设计、制作有关的技巧,迨所谓"能作方能评"。其二,必须认识到不论网络是个多么富于弹性的结构,仍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不可能对于各种文化群体和个人都一视同仁。网络不仅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外化,而且以其反馈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人们创造工具,工具在为人们服务的同时反转过来改造人。网络与人的关系同样是如此。其三,必须认识到不管网络如何庞大、仍然有些重要的东西未被收入。任何链接都在包容某些联接点的同时排除了另一些联接点,任何路径都在开拓某一通道的同时甩开了其它通道,任何修辞都既是揭示又是隐瞒。因此,我们必须在阅读"存在"的信息的同时阅读"不在"的信息。如果读者拥有批判能力的话,网络可以提供巨大的发现、集成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网络可能是一个操纵人、歪曲人的可怕的媒体。(Burbules, 1997)这些见解是相当精辟的。
如果说一定的理论模式总是和一定的阅读规范相联系、因而大致相当于我国古典文论所说的"规矩"或者"法"的话,那么,阅读策略则与"巧"相通(作为范畴的"规矩"与"巧"最初见于《孟子·离娄》等文献),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即使在纵览线性文本时,读者也采用了某些策略。循规蹈矩地逐字、逐句、逐段地阅读的情况固然存在,但这种阅读通常只是相对于非常重要、难度又很大的文本而言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境,读者往往试图根据文本提供的标题、强调性字段(在中文出版物中通常以黑体字排印)等提示进行跳跃式阅读。换言之,阅读并不一定是连贯的。一项研究表明:除将文本从头读到尾之外,读者还可能先将一段读完、然后再重读该段各个句子,或者有目的地回到文本中先前读过的任何有关的句子。在阅读时,读者不止利用一种策略,显出种种弹性。(Goldman & Saul, 1990)可见,阅读并非总是按单一顺序进行的静态过程。策略的运用取决于读者在相应领域的知识、目标、技能及文本特性等。
策略亦为超阅读所必需。米歇尔·德索托《日常生活实践》一书说:"简而言之,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地点。由都市规划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在行走者(的脚步下)转化为空间。同样,阅读行为也是经由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实践所生成的空间;一部被书写的文本,亦即一个由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地点。"(转引自《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下》695页)超文本的路径好比是德索托所说的街道,阅读则像行走一样、由行人的脚步将这些街道转化为空间(即阅读空间)。没有行人,街道便失却了存在的意义或价值,由一条条街道所组成的都市也就成了庞贝式的死城。都市中的街道,除沿用历史自然形成的墟集外,通常是根据一定的规划加以建造的,支配它们是体现一定价值观的程序与规则。要想在街道上行走,就难以抹杀这些程序与规则的影响,行人通常也并不直接向这些规则和程序加以挑战。尽管如此,行人有时仍拒绝墨守成规,在行走时运用一定的策略(如抄近路、等)。人们在从事阅读活动时,也有自己的策略。这些策略并无一定之规,也难以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超阅读的境界,因此可以区分为三种,即"无法"、"有法"、"无法之法"。作为最高境界的"无法之法",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对理论模式的心领神会、对阅读技巧的得心应手。在超阅读策略研究方面,虽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P. W. Foltz,1993),但数量较少,有待深化。
三 超阅读评价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万维网的流行,超阅读正在逐渐走俏,其长处与短处都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如何使之扬长避短,已经成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写作此文时,笔者曾就超阅读的优点征求了MarleneM、Hologram、Erhnamm、Idiotboy、Pcgirl79等8位在线网友的意见,他们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开拓阅读空间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超阅读将范围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图片、动画以至视频,进而使视觉感知和听觉感知有机结合,这是利用超文本来导引不同符码的材料实现的。其二,超阅读改变了囿于某一中心文本的模式,通过追随链接以获得多样化的说明,特别是利用网络媒体的漫游特性、下载功能、检索服务来扩展信息来源,使读者的眼界大为开阔。其三,超阅读注重动态交互,这种交互具有相互激发、益人神智的作用。
除了开拓阅读空间之外,超阅读的长处主要在于实现建构学习、培养阅读个性两方面。
研究表明:超文本的潜能暗合于建构学习理论。对于那些复杂的、非决定性的知识领域,那些要求高度"认知弹性"及容忍模糊性的知识领域来说,超文本与学习的联系显得特别重要。"学习"和"理解"都是通过制造联系来起作用的。我们对于某一事物达成理解,是在将它置于同我们已知的其它事物的联系之时。人脑与记忆自身是"超环境":我们不是将新的信息作为离散的、孤立的事实来加以学习,或者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可能长时间地记住它们。我们能够掌握得最好的信息,是那些可以结合入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材料,经常是通过复杂的、多维的联想连接。正是通过将新的材料结合入原有的认知结构的方式,人们实现了由信息到知识的转化。在建立活跃的、新奇的联想模式的过程中,在首要文本和补充材料之间的线性消失了。不仅如此,平常认为是"单一"的文本也开始消解,分离为一系列独立的节点。(Burbules & Callister, 1996a)由此看来,超阅读事实上就是一种建构学习。
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训练是以文本为基础进行的。文本代表了相对固定的思路、相对权威的观点、相对强制的要求,不论是教师对于文本的解释,还是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归根结底要以是否合乎文本原意来判定。由此而训练出来的学生或许在思维条理性、收敛性方面有其所长,易于服从权威,接受社会所灌输给自己的仿佛是天经定义的规范。但是,他们在思维的创造性、知识的创新性、开拓进取的勇气等方面可能有所不足。相比之下,以超文本为依托的新型教育具有独特的优点。超文本的价值,在于引导学生摆脱传统文本及连同课堂练习而来的标准答案的束缚,寻找对于材料独一无二的组织方式。经过超文本建构的训练,学生在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精神上可望有较大的提高。
超阅读的上述优点固然已经获得比较广泛的肯定,但它所潜藏的缺陷亦招致了批评。大致而言,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方向感、逻辑感和历史感的丧失上。
方向感是和人类活动的计划性相联系的。传统阅读中已有"精读"与"泛读"的区分,尽管如此,相对受重视的毕竟是前者,"熟读深思"是基本要求。相比之下,超阅读引以为荣的是"漫游"。"游"而至于"漫",不论是漫无边际、漫无目的、还是漫无止归,都比"读"而"泛"更进一步,随机性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随机",事实上可以用心理学所谓"刺激-反应"模型来解释。"漫游",指的就是用户在网络上沿着超文本的链接随机地从一个网页浏览到下一个网页。在这种情况下,页面所提供的刺激是决定用户反应的主要因素,与计划性相联系的方向感由此而弱化。当然,不是说计划性在超阅读过程就完全不起作用。所谓"计划",表现为有目的地按一定的要求或步骤查找信息,当用户开动引擎、根据搜索结果进行阅读时,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检索所得尽管根据匹配程度高低排了序,但为了避免"沧海遗珠",用户往往不得不实施穷尽式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读上数十篇甚至数百篇,却仍然找不到所需要的材料,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丧失方向感。
人们为何需要阅读文本?一种可能是捕捉信息、了解世界,另一种可能是反思自我、训练思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发现别人、进入别人的世界,而且进行反观,观察自己的内心,同时在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进行自我调整的根据。因此,在考察超文本阅读时,必须注意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如何评判超文本,另一方面是超文本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如果教师不再向儿童讲解文本层系,如果基于三段论的预期在阅读过程中不再起引导思路的作用,如果阅读实践无法继续为读者提供逻辑思维的范本,人们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进行严密的思考,值得怀疑。这是超阅读招致非议的原因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在思考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命运时,就指出了原作的"氛围"(aura,又译"灵韵")因复制而丧失的问题。人类复制信息的活动已经由手工复制、机械复制进入数码复制阶段,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艺术原作,而且是广义的精神产品。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历史系教授Graeme Davison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历史与超文本》。在文章中,他引述了Sven Birkerts的《谷腾堡的挽歌:电子时代阅读的命运》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超文本与网络将擦除作为被书写的记忆之积淀的时间感,而这种时间感恰恰是我们的历史感的基础。为了理解上述看法,让我们想象一下进入图书馆的情景。书架上的那一排排书,都在无声地叙说着某种历史。我们从书籍之多可以想象得到人类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已积累的知识之丰富,从书籍的尺寸、印张、版式、装订等方面的差异又可以萌发岁月的沧桑感。相比之下,一旦这些书籍都被数字化、以网页或文件的文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那么,不仅书籍"汗牛充栋"的历史感没有了,而且,看不到旧书发黄的书页与新书崭新的书页之间的差别,也闻不出旧书的霉味与新书的油墨香之间的区分。我们对于过去的感觉,不仅仅是由语言建构的,而且由印刷品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堆积加以具体化。在这一意义上,电子超文本所能传达的时间感远不如印刷品。因此,书籍的数字化意味着时间感的消失,或者说历史的深度被消解。
根据辩证法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传统文本已经过时而加以摒弃,但也不能因为超文本在某些方面尚不成熟而将它弃置一旁。考虑到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笔者认为超阅读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如此,要想使超阅读造福于人类、有益于文明,无疑必须注意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具体地说,可从完善导航机制、实现自动连贯、确立价值标准入手。
传统阅读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最大劣势)是根本不用担心"歧路亡羊"。超阅读在使读者体验到"曲径通幽"之乐趣的同时,可能带来让人无所适从的烦恼。正因此如此,有必要完善导航机制,避免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迷路的危险。对于读者来说,在文本中穿行不像在超文本中航行那样承载巨大的心理负荷。为了简化超文本读者的任务,必须提供附加的导航特性。这类特性在文本中也有,像目录和索引就是如此。但是,超文本的结构比文本复杂得多,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提供地图。读者从地图中不仅可以了解超文本由几部分构成,而且可以把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项研究表明:在提供地图的条件下,用户能够较迅速地回答主试就超文本所提出的问题。(Monk, Walsh & Dix, 1988)但是,在同样研究中,有人却得出如下结论:不论回答问题的准确性或所耗用的时间来说,有否地图并无差别。他们还发现:在有地图的条件下,被试倾向于访问更多的节点。航行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用户的任务而定的。获得探索信息空间之指示的被试更多地利用导航特性,获得回答既定问题之指示的被试则更多地利用索引特性。(Hammond & Allinson, 1989) 由此看来,读者的目标和背景知识决定了一项特性是否有用,设计导航机制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类型。
超阅读以跳跃为特色,这对于拥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来说是很相宜的。不论跳到超文本的什么部分,这些人总能迅速地将该部分的内容纳入自己的认知框架中。与此相反,缺乏背景知识的读者往往对彼此交叉、四通八达的超文本感到困惑,每一次改换路径都意味着进入陌生的语境,都意味着原有的思路的中断。有鉴于此,某些超文本的实验者尝试性地让计算机自动在每一文本单位的开头加上一段说明性的文字,使得跳跃性的阅读连贯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对整个超文本进行命题分析,确定循着不同路径所进行的跳跃有哪些破坏了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为了建立或恢复这些联系需要补充哪些内容。应当说明的是:这样的自动说明并非总有必要,也并非总有可能。
为了判定自动说明是否有可能,必须从理论上区分若干超文本类型,让作者在开发时就清醒地意识到实现自动说明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持。为了判定自动说明是否有必要,必须从理论上建立若干读者模式,让真正的读者在进行超阅读时根据自己的水平与爱好加以选择。我们不妨对浏览者、用户和合作者加以区分。浏览者是偶然、好奇的读者,没有明确的目的,随意所之。要想为他们提供帮助的话,可以从让他们知道如何返回入手。为此,要有目录或地图显示他们先前所做的选择,使之可以方便地回到所经过的某一节点而不致迷路。用户有明确的目的,上网是为了查找一定的信息,因此,他们最需要的是弄清整个超文本的组织、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定位。合作者希望对超文本施加活跃甚至永久的影响,如加注、修改与补充等。他们对于不允许作任何修饰的"只读"模式最有意见。在设计自动说明时,要注意"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超阅读在否定终极解释的同时,造成了各种解释都具有同样价值的假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后果,必然是思想上的离心主义、行动上的莫衷一是。应当看到:超文本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工具或阅读手段,然而,它自身是惰性的,没有自行作出选择的能力,选择什么样的链接来进行跳跃,归根结底是人的价值判断在起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超阅读中引进历史的维度、确立某种公认的价值标准。 上述过程本质上再造经典。经典性不是文本孤立的特性。任何一种文本被作为"经典",都是相对于其它文本而言的,或者是由于该文本与其它已被视为经典的文本的相似性,或者是由于该文本与其它已被视为非经典的文本的差异性。因此,一种文本被确立为经典的过程,既是亲合化(相对于其它经典而言),又是疏远化(相对于非经典)。在文本演变过程中,存在试图上升为经典的一般趋势,同时也存在试图解构、叛离经典的特殊趋势。
经典通常处于文本世界的中心,非经典则处于文本世界的边缘。大体而论,传统文本世界是以经典为中心的,经典意味着权威性、稳定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超文本就其主导趋势是非经典的。因为它所依赖的网络出版系统给予非经典性的作品以出版的机会、非经典性作家以成名的机会,并且,改变了追求永恒的观念。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相反的趋势存在:一方面,在传统文本世界中,仍存在解构经典的趋势,这就是说,某些经典在一定的条件下丧失了它们的权威地位,原因也许是社会条件、意识形态的变化。经典成了历史的经典,而非现实的经典;另一方面,在超文本世界中,同样存在再造经典的趋势,这就是说,某些超文本精华不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且作为有价值的文献而被保留、被仿效。网络出版既为非经典性文本的发表提供了便利,同时又为经典性文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者更多地体现在BBS上,后者更多地体现在专题网站的建设上。在一个非常自由与宽松的出版环境中,经过竞争,仍会形成优胜劣败的局面。对于这个问题,应持辩证的观点。
人们曾经责难电子书,说它限制了读者在选择阅读环境方面的自由。如果说人们可以躺在浴缸中舒舒服服地读印刷品的话,电子书就无法给人们带来这样的乐趣了。就现有的发展水平而论,电子书的确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如此,膝上电脑、无线调制解调器等应用,已经使电子书的阅读由固定向移动发展。参阅Landow, George P. What’s a Critic to Do?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Hypertext. Landow, George P. edit..Hyper/Text/The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4。supersed
在实验中,超文本未必胜出。当前的成功之一是作为搜索引擎,如SuperBook,提供了这种功能。另一种潜能在于呈现不易以线性形式呈现的文本信息,任何文本信息都有相关的、相反的观念,可用超文本来加以组织。第三种潜能是提供动态连贯。正如本文所述,提供附加信息。通过将读者的知识、能力、目标模式化,超文本可以开发出对文本加以动态结构的类型。包括附加背景知识。通过可选项,保证各取所需。
个性化文本的听起来不错,但要准确量度读者的背景知识、能力和目标确有困难。有赖于开发出恰当的用户模式。考虑到文本当中有什么信息、读者已掌握了哪些信息,又需要知道什么信息。超文本的成功一方面依赖于对计算机潜能的开发,另一方面得靠作家开发出较好的个性化文本。
如何看待书籍与超文本、印刷术与网络的关系呢?尽管存在关于书籍即将死亡的种种说法,书籍仍将存在于网络时代,就像手写本在印刷术发明仍然存在一样,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或者说书面传播不再占主导地位。这种变化很难说是书籍的死亡或电子文本的僭位,不妨视为一种载体迁移。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的P. W. Foltz曾对传统阅读和超阅读进行比较研究,其成果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发表,题为《线性文本与超文本中的读者理解和策略》(1993)。
Foltz, P. W. (1993). Readers’ comprehension and strategies in linear text an hypertex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他做了两项实验,集中考察两种因素对于阅读的影响:一是文本的连贯性,二是读者的目标。第一个实验考察读者的理解与策略,运用一个线性文本,或者两个超文本环境之一(从一个本科水平的经济学教材中的两个超文本版本之一)。操纵读者的目标,使一半读者阅读这一段以学习一般知识,另一半阅读这一段以发现特定知识。试图进行以下比较:其一,在阅读超文本与线性文本时,读者的理解与策略是否有别?假设:既然读者缺乏对于文本主题的背景知识,超文本缺乏连贯性可能影响理解。其二,读者的目标是否和文本的程式发生相互作用?读者是否基于其目标运用不同策略?文本程式是否使理解程度有别?假定超文本更宜于信息检索的任务,因此,有特定目标的读者(必须发现相关信息)依托于超文本时表现更好;拥有一般阅读目标的读者利用线性文本更为有利,因为它提供了单一的连贯性信息。
取自本科生水平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段落被转换成为超文本,运用了几部超文本作品的方针;包括利用作者的段落标题以设计节点,利用作者的概要以产生层系。由此产生的层系超文本包含6018个单词,由26个节点组成。在上述层系之外,有17个横向链接,指示作者进行各部分之间的交叉参考。超文本允许读者通过按钮对文本加以纵览,遵循层系结构或者交叉链接。此外,还提供了超文本结构图,允许跳到文本的任何点。假定超文本的跳跃性不能像线性文本那样提供连贯的段落,因此导致理解度降低。为了验证这一点,开发出更为连贯的超文本,这个超文本与前一个超文本几乎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提供了附加的连贯性。为了确定在超文本中进行的非连贯性的跳跃,首先对文本进行宏命题分析,描绘每个句子的要旨,。分析指示何处可能发生非连贯的跳跃,为了使转变更为连贯需要补充什么缺失的信息。因此,不论非相干的跳跃发生的什么地方,计算机自动加入一个附加的首段以补充必须的缺失的宏命题,以句子的形式。
为了对超文本和文本的线性版进行比较,开发了在线的线性版。文本允许人们前后翻页,到达段落的起首或结尾。在段落的首页也提供内容表。内容表等于在超文本地图所提供的层系呈现。
没有经济学背景的本科生阅读三个文本程式之一。半数读者被要求找出文本中跨越若干部分的知识,另一半读者被要求阅读文本以掌握一般知识。在阅读文本之后,被试回答理解问题,写一篇关于这一段落的论文。某些问题要求被试回忆文本中的信息,另一些问题要求被试将所习得的知识运用于新的例子。允许习自文本或记自文本的东西进行评价。
令人吃惊的是:超文本读者与线性文本读者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时间上几乎一样,理解也几乎相同。然而,运用超文本的被试的确得分较高,对于评价它们对于文本的结构的知识的问题是如此。
操纵读者的目标确有效果。搜寻特定信息的被试速度较快,但对于一般知识的理解不足。不过,指示文本程式的不同类型,并未影响拥有不同目标的读者的理解。由此看来,超文本无助于读者寻找信息。
为了说明何以无别,必须看看读者的策略。电脑存下了每个被试的过程以及他们在纵览时的选择。被试花费5秒以上的任何节点或页面都被视为他们已经读了文本。因此,在线性文本中,被试仍可通过迅速前后翻页进行非连贯转变。被试阅读文本的顺序其后与文本的宏命题分析进行比较,以便计算被试所作的连贯性转变的数量。连贯性转变指的是不破坏文本宏命题的转变,亦即他们正在阅读的节点的上下文与他们所跳到节点的上下文本相同。
在该研究的所有组中,80%-90%的转变是以一种与文本的宏命题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的。与文本程式和读者的目标无关。这对于线性文本的读者来说无足怪,可超文本的读者也是如此,首先进行同样背景的转变,很少跳到超文本迥然有别的部分。答题显示:文本越是被连贯阅读,所写的论文就越好。因此,读者对超文本的理解在以一种连贯性的方式阅读时较好。
在上述实验中,所有被试几乎都以相等的连贯的方式阅读同样的文本,因此理解没有大的区别。显示:被试倾向于运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探索来纵览超文本,试图保持连贯。
A. 超文本读者策略的语词报告
上述研究显示:被试运用来自文本的信息以引导自己以连贯的方式纵览文本。在第二个实验中,订立了这么一个协议:阅读文本必须安静,但必须大声报告他们在纵览文本时所想到的东西。如果被试决定在超文本当中决定作出变换时,主试要求他们描述自己其时所想的事情。结果因此提供了对于他们的航行策略加以定量分析的数据。口头报告显示:被试很少想要从层系结构上滑开,通常只是读完了一个文本单位才表现出转移到另一个文本单位的兴趣。这一策略有点像深度第一策略,避免在任何一点上从当前的上下文滑开。进行口头报告的有6个被试。其中,2个被要求寻找特殊信息,4个被要求掌握一般知识。被要求掌握一般知识的被试运用阅读策略以按连贯的方式读完整个文本。他们一旦作出了非连贯的转移,通常表现出混淆,然后试图回到先前的上下文。被要求寻找特殊信息的被试则试图使上下文保持在他们需要发现的特殊信息的周围。而且,他们通常始于所需的信息的上一个节点,以获得适当的背景知识,然后再进入包含所需要的信息的节点。
地图看来对被试帮助很大。在实验中,被试平均查考了地图8次,以便进行定向。节点的标题也有作用。层系结构的地图看来是用来定向的首要资源。标题可区分层系中项目之间的关系,允许被试基于下列的商标进行航行。
两个实验表明:阅读超文本不只是单纯的阅读,而且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口头报告显示:被试力图使自己停留在相同的文本背景中。
B. 超文本与线性文本的含义
阅读策略和超文本中的理解:浏览线性文本时,被试仅仅依靠文本的线性次序,以追随连贯的路径。对超文本来说,主体依靠地图、节点标题等文本中指示结构的附加限制物。这些限制物作为向导,供节点定位之用。
当读者被要求在不熟悉的文本中找到特定信息时,他们仍需要适当的背景知识。阅读不同格式的文本,但使用相同的策略。
加上连贯性补充段落的超文本,对读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在这些段落出现时未格外留心,也可能这些段落未能提供充分的信息。然而,因为被试倾向于以连贯的方式纵览连贯的超文本,因此,这类补充段落很少提供给他们。因此,他们没有足够机会去运用这些补充段落,以产生显著差别。虽然这一实验未能显示自动的连贯有助于阅读,这类探索对于超文本开发来说或许有用。读者可能因为补充段落的帮助而摆脱于对其后连贯路径的依赖,在作出跳跃时得到必须的信息帮助,
一个超文本的读者必须能够猜想追随特定链接能否通达相关信息并与当前的上下文连贯。为了让读者能作出成功的猜想,通过文本的结构和节点的标题所显示的信息必须是明显的。
C. 文本理解理论与超文本
这项研究由缺乏连贯性方面的变化,无法得出超文本阅读中连贯性在什么程度上被破坏、因此影响到理解。
v在开发超文本的过程中,链接的节点之间的连贯性经常未加考虑。超文本方针告诉开发者将相关的项目链接在一起,但很少有方针告诉他们使相互链接的节点彼此连贯。通常假定:两个节点是由某种共同的信息片断链接的,因此,读者可以产生关于链接的正确的参考,并将新信息结合进他或她关于文本的描述。研究结果显示:被试避免"松散"链接的信息(即跨层系的链接),而首先在高度相关的链接之间进行转移。
如果读者熟悉该领域的话,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他们可以不考虑连贯性而进行跳跃,因为原有的知识结构保证他们在节点之间通过联想而进行"搭桥"式的交叉参考。因此,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可望较好地探索超文本中非连贯性的节点。
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三类:
超阅读将读者的选择置于重要地位。因此,自然要关注读者作出选择的原因。这种选择取决于读者的知识背景、操作目标。反过来,要考察读者向超读者的转化。
一是超阅读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有人认为"超阅读"的出现,印证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作者之死"的宣言,实现了接受美学关于发挥读者能动作用的要求;也有人认为"超阅读"的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作者对于读者的控制。
二是超阅读过程中手段与内容的关系。有人认为
三是超阅读过程中方式与环境的关系。
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超阅读和传统阅读没有什么两样,另一种认为二者迥然有别。
A. 超阅读与学习理论
对于超文本来说,读者同样可以采用多种策略,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保持连贯性,以发展一种连贯的心理呈现。开发超文本的注意事项之一,是让读者可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切入相关的段落。这样,读者的阅读策略有赖于超文本所贯彻的机制。主要基于检索的超文本倾向于将读者的策略定位于检索。但是,这些机制必须吻合读者的目标,目标可以影响策略的选择。 超文本提供了不同于阅读标准线性文本的新的阅读在线文本的方式。文本典型地呈现为线性形式,让读者从头至尾读到底。在超文本中,信息可以呈现为语义网络,其中许多文本单位彼此链接。用户可从超文本的一个部分跳到另一个部分,选择与自己的兴趣最为相关的路径进行浏览。比较起来,超文本阅读更有弹性。传统文本也有某种弹性(例如目录、索引等),但不是被广泛应用,更谈不上系统开发。超文本允许读者自动地利用上述特性,而非要求读者根据需要加以运用。在决定文本被阅读的顺序方面,超文本向读者提供了额外的控制。弹性本身便于实现阅读的个性化,并减轻寻找信息的负担。
有可能是成千上万个除了随机阅读与计划阅读外,穷尽式阅读也是一种方式。在超文本世界中,引擎的设计面向这两种需要,按目录编排的引擎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于信息加以分门别类处理的要求;全文检索则是另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要看到:即使在传统文本世界中,随机性与计划性的矛盾仍是存在的。人们固然有根据塾师的要求有计划地选读作品的经历,同时也有在图书馆或书店中漫游的体验。二者都是不可代替的。有时,漫游能给人以更多的触发与联想。
这种阅读无疑有两种态势:一是仰视,正如儿童那样;另一种是俯视,正如教师对于学生那样。
就主观因素而言,超阅读与人的需要存在密切关系。这一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看:其一,超文本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建立的。人们不仅进行分析,而且进行综合;不仅需要建立单独的文本,而且需要建立联系。不仅需要一气呵成的专著,也需要辞典与百科全书。第二,人作为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需要主体,要寻找信息;另一方面,作为需要主体,要提供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能动性与受动性是对立的统一。有三种可能:提供者将信息按自己的思路塞给接受者,这看起来是处于最主动的地位,其实效果并不一定好;提供者只是提供原汁原味的原始数据,让接受者去自己组装;提供者替接受者着想,为他们发挥主动性提供方便。相比之下,第三种方式也许是最好的。第三,超文本为主是满足人的信息性需要。
关于超文本在教育中的应用,已有一些文章。美国一些学者开发了一个名为Romantics High School的教育项目,利用网络进行关于浪漫主义研究的信息交流。
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特色其实就是寻找不同文本(通常产自于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种寻找对于传统文本来说一般是靠冥思苦索完成的。超文本可以助比较文学一臂之力,而使相应的研究操作化。例如,我们要比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便可以在两个文本的可比点之间建立对应的链接。让学生自己来寻找链接点,这样,文本的应用不仅非作者始料所及,往往也出乎教师的思考之外。 为电子超文本的特性所决定,在超阅读领域人们更多地是从计算机科学出发,探讨人机界面的设计,分析链接、组织与调用信息的方法。
"航行"或"浏览"仅仅对于小小的超文本系统有效,对于大型超文本数据库来说,通过探询(queries)而进行的信息调用(IR,information retrieval)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探询包括内容检索和结构检索两类。
有人因此认为超阅读也与文学格格不入。试想想:如果我们将莎士比亚名作《暴风雨》的原文连同评论、学术研究、演出实况等用超文本技术组合在一起,结果会是如何呢?论者直言不讳地说:"《暴风雨》不再是一部供欣赏的文学作品,而是一堆供记忆的事实,或者是有待破解之谜语、有待解释之奥妙。……当我们以这种方式’阅读’时,剧本倾向于消失在超文本中,就像水消失在海绵中一样。"(Hardison, 1989)但是,想要用这种轻松愉快的口吻来将超文本打发掉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用上述方法对名作进行加工,所得到的仅仅是摇篮期的超文本,而不是成熟期的超文本。并不是所有的超文本都将经典艺术置于这等的不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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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语文教学的真谛。语文朗读教学是语文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如何有效利用语文朗读教学提高语文朗读的能力,从而提高语文整体素养一直是学术上研究的热点。虽然目前有很多学者对朗读教学进行了研究,而且成果显著。但是,还有一些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教育论文范文:赋文本以生命力,还语文朗读真谛。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训练学生朗读能力是语文学科教学的任务之一,通过朗读可以实现学生与作者间的心灵交流,学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作者的思想与感悟。因此,朗读对于学生语文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格外注重对于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针对当前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适时指导,切实有效提升朗读能力,赋文本以生命力,还语文朗读真谛。
所谓的朗读教学就是学生根据教师在朗读文本中的优秀示范,而产生模仿心理,进而实现朗读能力的提升。为此,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需要教师饱满而真挚的示范朗读。富有感染力的朗读对于学生而言,不仅仅可以实现其与文本的良好互动,更可以充分感染学生,提升整个课堂的活跃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朗读指导,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也要一切以教师为主,应善于激发学生自身的感悟,运用自身体会把握朗读的情感基调。
例如,在《童趣》一文中,我会向一些平时不善于发言的学生提问,首先让他们来讲一讲自己童年的乐趣,学生在此过程中,积极性就会明显提升,朗读效果也逐步提升。另外,教师可在指导朗读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进行有目的的指导,引导学生体会文本内涵。例如,在《秋天的情怀》一文的教学中,为了把握教学重点,让学生从秋天的景色中理解“母爱”的伟大,获得思考,我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朗读,如提问方式,分小组朗读,表演式朗读,角色朗读等等,朗读方式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文本的形式来决定,以激发学生对于朗读的兴趣,提升课堂的活跃程度。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在必要的时候对学生的朗读给予一定的规范和指导,使学生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进而更好地获得提升。
对于朗读教学实践来说,创设适当的教学情境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语文教师在朗读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为学生创设情境,将学生自然而然地带入到文本中,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唤醒学生对于文本的深刻体验,实现师生间的有效共鸣,进而奠定整个课堂良好的情感基调。在创设教学情境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自身从文本中获得的体验通过朗读的方式向学生传达出来,现实心灵的共鸣与交流。例如,在《春》的朗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在充分理解文章结构的基础上,深情地向学生进行示范朗读,并在此过程中以朗读情绪引导学生进入文章中的美丽世界,打动学生内心的情愫,使文章绽放出原本的生命力。另外,在创设情境中,教师也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必要的联想,使学生将自己设定为文章中的人物,与人物的体验与命运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整个文章的脉搏。
例如,在教学《紫藤萝瀑布》时,我在授课前搜集一些紫藤萝花盛开的图片,以便学生可以观赏到紫藤萝的美景,将自己设想为文章的作者,在观赏紫藤萝时所具有的心情和感悟,进而感受作者通过紫藤萝所感悟到的人生真谛。随后,我让学生带着这份情怀去体会文章,带着自身的感觉和理解去朗读原文,进而还原语文朗读的真谛。然而,并不是所有文章都可以通过学生自身获得感悟,有的文章还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引导。例如,在《走一步,再走一步》的教学中,我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我为他们设定的场景。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试着去体会情境中的孩子们的心情,模仿他们的口吻进行朗读,这样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朗读效果。通过这种虚拟情境的设定,学生感受到了文章中孩子们心理的几次变化,这种方式可以更加真实地唤醒学生的真实感悟,进而引发师生之间的良好共鸣,为阅读能力的提升做好铺垫。
从现实来看,技巧的培养是强化学生朗读能力。同时,朗读技巧的应用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增强文本的感染力,从而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该文本的理解,还原真谛。具体来说,朗读技巧的培养主要分为基本的朗读技能与朗读技巧两个方面。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基本朗读技能进行指导,要特别注重从文本的整体结构上把握学生的认知,发挥感性认识的积极作用,并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重要原则。首先,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发音,很多学生会在某些词语上存在发音不标准的情况;其次,要在朗读流畅的基础之上,指导学生善于运用语音、语调、手势、动作等等来丰富对文章情感和内涵的理解;最后,教师要在充分理解文本内涵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特别是要针对不同的阅读文本进行辨别与分析,从而把握各类文本的写作风格,以便学生在今后的朗读中,能够切实有效地把握文本主旨与其深刻的文学内涵。
例如,在对《沁园春》《秋天的美景》《春》这三篇文章进行朗读指导时,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文本,深化文章的内涵,使学生能抓住不同文章的特点,进而实现有效地阅读。另外,在对学生朗读技巧进行指导时,教师应在对文章内涵进行讲解后,注重对学生轻重音、停顿、语调等方面的培训,掌握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在《在别康桥》一文中,教师应首先带领学生了解诗人徐志摩创作的背景,以及想通过这首诗表达的情感。在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后,学生对于诗歌的理解将更为深入,特别是在朗读“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时应表达的伤感之情。这种更深刻的朗读技巧训练,会使学生由内而外理解朗读的精华,也会重新赋予文本应有的生命力,进而帮助学生体会朗读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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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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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进行的翻译,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翻译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释性翻译在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作用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解释性翻译在旅游文本翻译中的作用全文如下:
旅游文本作为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有效途径,在旅游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旅游文本是旅游业发展中重要的一种宣传和推广手段,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民俗风尚、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旅游文本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内涵和思维模式的传递和交流。旅游文本往往带有本族语多重文化色彩和表达习惯,其翻译若只是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准则来要求就不一定成功(李德超,王克非)。恰当的旅游文本翻译,能更好地让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旅游业的发展。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会给旅游文本的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承载着沟通和桥梁的作用。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中英文的旅游文本在词汇、布局和风格上大为迥异。在旅游文本的翻译中,解释性翻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用以解决翻译中所面临的文化空缺现象和不可译现象。
解释性翻译作为一个术语和翻译方法已经被广泛接受。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解释性翻译是解释源语文化的重要途径。纽马克认为解释就是翻译(As a last resort, explanation is translation)。解释性翻译,即在翻译时对所译内容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是对语言意义的解释和对背景知识和文化的说明。解释性翻译可以通过适量的添加或删改在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跨越不同文化造成的鸿沟。解释性翻译是直接将缺失的信息融入译文中,是一种隐性填补文化缺失的方法。解释性翻译分为解释性增补法、解释性替代法等。何慧刚指出,解释性翻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解释性增补。它是指当原语中词语的理性意义在译语中出现词汇空缺,其联想意义也近乎空白时,译者保留原语中词语的形象,而将其深层次意义以补充的形式进行解释性翻译。添加补充部分可以解释原文的比喻含义,文化特征或文化背景以及原文的省略部分。
解释性翻译的另一种类型,是解释性替补。它是指当词汇在原语和译语中的理性意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完全不同,不能按照字面理性意义翻译而应该用解释性替代的方法翻译原文。解释性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增益手段,用于补偿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缺失,但解释性翻译并不意味着译者可随意增词、任意解释;解释性翻译必须遵循四条标准:通顺、适度、情节和文体。解释性翻译必须在遵循四个标准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便是胡译、乱译。
旅游文体的翻译,不但要传达源语信息,而且要能吸引游客的兴趣。旅游资料的功能是通过对景点的介绍、宣传,扩展人们的知识,激发人们旅游、参观的兴趣。因此,旅游文体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吸引旅游者。翻译旅游文本,译者要考虑到译语的可读性及读者的接受效果。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旅游文本的英译过程中,有很多文化缺失和不可译现象。解释性翻译能有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宁夏西部影视城的旅游文本英译为例,谈谈解释性翻译在旅游文本中的应用。
宁夏西部影视城俗称镇北堡西部影城,因以古时屯兵的镇北堡两座废堡为基地而得名。镇北堡西部影城富含影视文化,在此拍摄了《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等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及《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锦衣卫》《刺陵》等200部脍炙人口的影视片,许多蜚声国际影坛的中国影星由此一举成名故而镇北堡西部影城享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镇北堡西部影城“借影视艺术之体,还民俗文化之魂”,集中了大量中华传统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再现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战争方式和娱乐方式。这里被游客评为“中国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和“中国最佳旅游景区”,并被宁夏回汉乡亲誉为“宁夏之宝”。西部影视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但是景区内旅游文本的翻译值得商榷。
旅游文本的翻译,涉及到的不仅是语言的翻译和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其文化内涵的传递和交流。旅游文本的英译最重要的是译文能使译入语读者产生和源语读者同样的感受。在西部影城中,有很多内容是非常具有西北特色的文化民俗,还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文化或现象,这些都是外国游客不熟悉不理解的。因此,在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解释性翻译是必不可少可的一种方法。本文将从景点名称、景点介绍和展览资料三个方面的翻译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请看以下实例:
1.景点名称
(1)牛魔王宫――Niu Mo Wang Gong
分析:牛魔王宫是一座典型的过去富裕人家的院落,有多部电影在此拍摄,最有名的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而外国游客不一定了解或知道这部电影,这种直接使用拼音的方法会使外国游客不知所以。此处可以加入解释性增补,因此,试译为“Legendary Bull’s Palace”或“Palace of Bull King”.
(2)百花堂――Flowers Hall
分析:此译从字面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影城中的“百花堂”其实是一个独特的动态艺术展厅。它是张贤亮为迎接在银川市举办的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而亲自设计。步入百花堂就能感受到影视艺术的视觉冲击力,令您目不暇接,“百花堂”内部100台电视机同时播放在西部影城拍摄由明星大腕主演的影视作品。其名来源于中国的电影百花奖。将百花堂直译为Flowers Hall,会让游客以为是和鲜花有关系的地方。而且中国电影百花奖对外国游客来说也很陌生,其联想意义基本上是空白的。因此,建议以直译和解释性翻译相结合,从而使外国游客明白它的意义。试译为:Flowers Hall ― Exhibition of Great Chinese Movies and Movie Stars 。 (3)古丰轩酒楼――Gu Feng Tavern
分析:“古丰轩酒楼”,是2000年拍摄《浴血残阳》时搭建的,它的特点是同一建筑有四个不同的门面,分别是“祥瑞酒楼”“如意当铺”“兴泰诚九号客栈”“长胜赌坊”。在古丰轩酒楼的内部却是“一个房间,四面墙”。它的可塑性很强,美工师根据剧情的需要仅用三合板就可以隔出几间房屋,所以又被剧组反复利用。直译的名称毫无特殊之处,无法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也没有展示出这一景点的神奇之处。试译为:Gu Feng Tavern―A Magic Building,既保留了原来的汉语名称,又能提醒游客这座建筑不同一般,吸引游客去探寻秘密。
2.景点介绍
(1)“幸运之门”的中英文文宣
“这道城门被影视界誉为“幸运之门”。城门中轴线正对贺兰山第二高峰,与其遥遥相对。风水先生曾预言:“此处必出帝王将相。”果真,有了西部影视城以后许多影视界的影帝影后从这里诞生。正对的贺兰山峰形似卧佛,游客朋友穿过“幸运之门”,就会“迎门见佛”,吉祥如意。”
This gat es ar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s the “lucky the door.”Gates of the Helan Mountains,the axis is the second peak,with its distant relative to be.Mr Feng Shui had predicted:“here must be out of emperors.”Really,there are.After a number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s in the western sector of the actor actress was born here.Being the shape of the Helan Mountains supine Buddha,visitors to firends through the“luck of the Gate”will be “Towards the door jianfo”, good luck!
分析:此段英译文里除有不少低水平错误:如主谓不一致、搭配不当、时态语态错误、拼写错误、并列结构连接不当之外,更突出的问题是,译文没有考虑英文旅游文本和文体的特点,忽视了文化差异,原文中很多内容是外国游客所不熟悉的内容,诸如“贺兰山第二高峰”“卧佛”“迎门见佛”,但译文都没有对此做出解释或说明,不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不符合翻译的目的和要求。在这一段介绍材料中,重要的信息是“幸运之门”的含义以及它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意义。因此,如能利用解释性翻译将这些不为外国游客所知的文化和习俗信息转换成他们能够理解和懂得的内容,能更好地宣传和展示这些极具西北特色的旅游景点。
试译为:This Gate is named“Door of Fortune”in Chinese film and TV industry.The axis of the gate is opposite to the second peak of Helan Mountain which looks like a Buddha lying.Master Fengshui predicted that"It is the place to produce great men."This prophecy is fulfilled now: many Chinese movie stars won their greatest awards with the movie which shot here. It is also the fortune door for tourists because the local people believe that seeing Buddha at the gate will bring big fortune.
(2)“知之门”的中英文介绍材料
“西部影城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充分展示了“文化是生产力”的理念,处处闪耀着创意、设计、策划的智慧光芒。“两座废墟有艺术加工变瑰宝,一片荒凉经文化妆点成奇观。”在倡导“创新发展”的今天,到这里浏览或许会给你某种启迪。”
As a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 the City has fully demonstrated the conception of“Culture is Productivity”,shining with wisdom of creativity,design and planning.A Wasteland has turned to treasure with artistic polishing,and two ruins have created wonder through cultural decoration.Today, under the prevailing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tour to the City will give you some inspiration.
分析:这段译文完全忠实的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但是对于外国游客来说,这段文字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这段文字对中国游客来说没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要求。这段材料要表述的重点是“文化是生产力”,文化能够创造奇迹;西部影城的崛起就是文化的力量。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解释和说明,让游客了解影城的发展是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就已经足够。“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智慧光芒”“创新发展”对于译文读者都是陌生的内容,可以删减。 试译为:“Culture is Productivity.”Zhenbeibu is a good exemplifier of this slogan.The wasteland becomes a famous attraction and the ruins create wonder under the polishing and decorating of culture. Where there is culture,there is miracle.
3.展览资料
“大美为善”展厅中的中英文文宣。“风水”是中国一门古老的学问,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堪舆学”。古时朝廷和民间修筑任何建筑物都要“看风水”,王??和郑?^修建所有的要塞当然也都请过“风水”。风水术士走遍贺兰山山麓,选中今天镇北堡西部影城“明城”这个地方,说这里有一条“龙脉”从贺兰山延伸下来,有“卧龙怀珠之势”,于是王??和郑?^决定将要塞修建在此,命名为“镇北堡”。
Fengshui,an old Chinese philosophy,gradually develops to geomancy science nowadays. In the ancient times,any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both imperial court and common peopl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fengshui.Wang Xun and Zhen Qi had certainly invited feng shui maser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fortresses. Feng shui master searched around piedmont of Helan Mountains and finally chose the place at“Ming Dynasty Fortress”left as Zhenbeibu Western Film Studio nowadays.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dragon vein extending from Helan Mountain,forming the posture of “a lying dragon embracing a pearl”.Therefore,Wang Xun and Zhen Qi decided to built fortress there named “Zhenbeibu”.
分析:此段译文忠实地翻译出了原文的内容,但是会造成外国游客理解的困惑。“龙脉”被译为“dragon vein”, “卧龙怀珠之势”则被译为“a lying dragon embracing a pearl”,这两个部分的翻译会让译文读者产生误解。 “dragon”一词在西方文化中代表一种邪恶的会喷火的怪物,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是皇权和地位的象征,是吉祥如意的意象。而在风水学说里,“龙”是指山的起源之处和脉络,代表了山脉的起伏走向,由山顶蜿蜒而下的山梁叫“龙脉”。“卧龙怀珠”则有蓄势待发之意。这里不能直接进行语义翻译,否则会造成误解。在翻译时对“龙脉”及“卧龙怀珠”进行解释说明是非常必要的。
试译为:Fengshui,an ancient Chinese theory,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geomancy. In ancient China, fengshui is the essential part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fortress was no exception. The fengshui master searched around the foothills of Helan Mountains and chose the location at the place of“Ming Dynasty Fortress”.According to the fengshui master,this location was being stretched from the peak of Helan Mountain and was surrounded by water,which means great power and high status in ancient cultures.Actually,the water just refers to the channels for floods. Therefore,the fortress was built here and named “Zhenbeibu”.
旅游文本的翻译,不仅是语义的翻译,更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此类翻译客体之信息性强、目的明确等显著特点,需要翻译时以“忠实”作为首要准则,即将源语内容准确、全面地传达给译文读者。但由于各国的制度、文化、宗教、风俗等各有特色,各国都具有一些独有的特色语言,如果单从语言层面上将原文逐句译成外文,译出来的语篇看似“忠实”,但未必能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内容,甚至会令读者不知所云,产生误解,因而有必要对译文进行加工,即作解释性翻译。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增译和加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宁夏西部影城是宁夏乃至中国颇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之一。在这里融汇了中国西北地区特有的风俗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经脉。旅游文本的恰当翻译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也能够提升景区的形象和价值。但是景区内的标示、简介、展览资料等外宣文本的翻译有很多值得探讨和改进的地方。这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翻译的过程中,仅仅忠实是不够的,需要译者经过对原文的理解、加工后,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准确地把原文所包含的信息传达给目标语读者,也就是在“忠实”原则下对原作进行二度阐释,不作刻意求工的美化,但使语言和语境浑然一体,而这是解释性翻译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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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语文界有关“多元解读”问题的讨论中,绝大多数论者对任意解读都持否定态度。我们说,多元解读不提“界”,就很难防止陷入无意义、无真理的绝对相对主义的陷阱,至少在语文界可能导致放弃艰苦卓绝地研究客观文本,放弃教师的教育引导。我们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此“界”并非文本本身而另作他设,这样的“多元有界”同样可能使教学目标的设置掉进主观主义的泥潭,甚至出现“无哈姆雷特”的怪现象。看来,仅提“多元有界”还不行,还应理直气壮讲“文本中心”。文本中心依旧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导向力求读出“最哈姆雷特”的结果。文本中心更迫使学生你追我赶,充分施展其主体个性和创造性,乃至催生出超越他人见解、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解读。这样的“多元”才“多”得有价值,这样的“有界”才“界”在要害上。这似乎与西方文论的“读者中心”论背道而驰了。
这其实是理论上的误解。以为“读者中心”论的主要含义是要以读者为中心解读文本、阐释作品,以为“读者中心”论的主流思想是绝对相对主义,甚至以为我国西方文论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见也如此。都不是。
按我国西方文论研究领域中一批主要著述的介绍,“读者中心”(读者转向)理论主要涉及现象学的英伽登、阐释学的伽达默尔、接受美学的姚斯和伊瑟尔、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以及存在主义文论家萨特。此外,不少研究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将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为德里达)及相关的结构主义后期文论(主要为罗兰·巴特)归入读者中心阵营。
上述西方理论家的有关代表著述展现的实际情形是:第一,影响最大的接受美学,正如胡经之所言:“还较为重视文学文本。”①姚斯的前期理论没有说要以读者的接受作为阐释作品的主要依据,因为并非一切接受都是正确的,姚斯在其代表作中就清醒地看到存在片面的、简单的、肤浅的理解,明确批评了法国社会曾出现过的普遍不看好《包法利夫人》的错误接受现象。因之其“文学史是接受史”只是“陈述”“史实”,要人们重视研究读者接受。其后期理论研究转向后,实际是以文本为阐释作品的主要依据的。而伊瑟尔则始终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去研究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的。其核心理论“召唤结构”认为,文本中确存某种意向,但作品有意不言明,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完全按照其召唤实现一切潜在的可能,但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所以读者的自我提高和多元反应成为必要。第二,接受美学之前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英伽登等,无论他们怎么强调读者的不可或缺作用,文本仍然是他们的主要依据。英伽登的具体化(填充),强调在文本的基本骨架内和内在暗示下使之血肉丰满;其代表性著述的一半多内容在反复强调忠实重构和正确分析。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里说得更多的是作品视界对读者视界的制约,是倾听文本的“诉说”,克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是扩大导致正确理解的“真前见”,剔除导致错误理解的“伪前见”。萨特的代表作《为何写作》可用一句话概括:阅读是自由的行为,更是负责任的行为;在展现自己阅读自由时,更要展现别人创作的自由。第三,接受美学之后的读者反应批评,较为主观但影响小,且其基本成员可称为“共同论”。霍兰是由共同反应与个人“原始”风格共同决定,希望找到具体文本的客观理解与主观体验的契合点。费什、卡勒、布莱奇都没有把裁决权交给个体读者,而给予了他们各有命名的“阅读共同体”。而一般而言,多数人的阅读接受、反应,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②“大致不差”,这就是文学阅读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共同体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第四,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深究文本,质疑他人对文本的“成论”,但不改变、瓦解文本,因而既是更自觉更艰苦地指向文本,又是人的能动性的更大发挥;由穷究原初意义而可能造成的文本意义的消解,并非其初衷。巴特的“可写文本”确是走向了任意读解,姚斯当时就进行了批判。第五,有意思的是,上举重视文本的学者中,多数都认为文本无法穷尽,进而越发感到多元解读的必然和重要;而强调读者主观反应的,更关注共同反应。第六,综上所述,绝对相对主义者极少;读者中心论主要应指把读者的接受反应作为研究的中心;把它说成是以读者为中心、为主要依据阐释作品,即使命名给“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未必合适,因为这样的“读者中心”很容易演变为个体读者可任意决定,而读者反应批评的基本成员是注重共识,反对个体任意性的。
读者转向理论不仅不是任意解读的防空洞,反而给了“多元有界”乃至“文本中心”有力的理论支撑。更不用说历史更悠久、表述更经典的注重作者、注重作品的种种有关理论对多元有界和文本中心的支持,还有更为强调文本客观制约的“唯实论者”杜夫海纳,提出文本是客观独立存在、是常数,读者是变数,阅读是常数与变数结合的瑙曼,近年强调真理的绝对性的伊格尔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论都是对本命题的有力支持。
当然,绝非所有西方文论,包括读者中心论阵营里的全部话语都支持多元有界与文本中心。不管支持与否,理论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实践。以下就着重从实践层面继续探讨我们的命题。
首先,从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者(主要是后三者)关系看,中心在作品。
胡经之、童庆炳等许多理论家都论及文学艺术有四个缺一不可的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者的关系,他们也早就说清楚了:“作品,作为显示‘世界’的镜子,作为作家的创造物和读者阅读的对象,是使上述一切环节成为可能的中介。”③中介,即围绕的中心,就阅读的对象而言,既作为对象,哪怕它是一介微尘,你都必须以它为中心,而不是相反,以你读者为中心,导致信口开河,妄加评说。这就是实践给我们的常识。但是,在一些现代、后现代文论的话语里,这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和模糊,仍需从实践层面作进一步辨析。不错,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怎能当斧头?斧头又怎能当电脑?废纸更不能当作品,《水浒传》也不能代作《红楼梦》读,某一读者的阅读体会更不能代替作品本身。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知道构成某一事物,往往有多种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其中必有主要的和次要的区别,并且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角度上,谁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还会起变化。具体说到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确缺一不可,扩大一点,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这整个系统中,占最主要的决定地位的还是作品,所有都是围绕着作品转的,否则我们何以有这个区别于万事万物的文学的世界?而从作品具体产生的角度,作者是决定因素;从时代社会条件的角度,执政者的执政思想又恐怕是决定因素。从作品成为读者头脑中现实化的作品,用英伽登的话叫具体化的角度,读者是决定因素,但这决定仅是指作品会成为“什么样状况”的意义上的决定,如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提到的,从接受的角度,读者“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了作品的存在”④。所谓存在,即作品在读者头脑中呈现什么样的现实样式,这确是读者说了算。但不能理解为凡“决定”都是对的,更不能理解为是对作品性质的决定权,即进一步的理解、阐释、解读作品,决定权又应回到作品本身,否则人们是无法评判众多读者谁是谁非的;同样,在此时,作者也没有了决定权,你写出的东西“已然这样”,你之前的一切想法、经历都只能是分析作品的重要因素而不应是决定要素,决定作品性质的只能是作品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在人类文明史的大视野里,作品和读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一部成功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绝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事,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尤其是文明、文学、艺术形式、语言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晶,是一种“集体”成果,是某种规律的外显。相反,读者的实际存在却是“个体”的,面对这样的文明成就,是读者需要它,而不是作品需要读者。中国的读书人注定要读《红楼梦》、《桃花源记》,读李杜。三者中,也只有作品永在,经典永恒。孙绍振说过,“作家可以死亡,读者也一代一代地更迭,而文本却是永恒不变的实体,人们可以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荷马的生平,不知道这些经典存在着多少不同的解读,照样可以为其艺术所感染。”⑤面对这样的文明结晶、人类财富,说是经典在个体读者头脑中的存在样式由你读者“决定”,但你决定的存在样式与经典有距离,是你要向经典靠拢而不是经典俯就你,距离过大,你甚至要感到羞愧。正像《包法利夫人》更新改造了一代读者的期待视野那样,在文学史、文明史的长河中,往往是经典改造了读者,而不是读者改造了经典。至于阐释、评判作品,文学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错误的“读者决定”——李杜曾经不入流,《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法庭审判,美国文学界的男性大作家们曾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嗤之以鼻,清代有文字狱,““””中有大量作品被诬为大毒草。然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经典,不是这样的读者能决定其命运的。即使是很好的解读也不能代替作品本身,也决定不了作品的全部价值。“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正表明,面对经典,即使最有水平的评论家也不敢宣称他的解读是“最后的决定”,更遑论我们一般的读者。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王朝闻著名的《论凤姐》皇皇五十万字,能把凤姐说尽?说不尽。即使难以胜数的研究者构成的“红学”,能在今天封顶《红楼梦》研究?封不了。在这个意义上,重视研究读者接受的“读者中心论”是有意义的,包括研究读者的水平如何提高,包括培育如英伽登等人提出的文学学者的读者(专业读者、有知识的读者)。今天课标修订稿提出的要引导学生“钻研文本”“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向经典学习,向文明学习,努力地正确了解、解读文明史上的伟大经典。这样的提高、钻研,当然意味着艰苦。相反,以读者自我为中心,正是为懒汉思想提供了庇护所:其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导致的将是低水平的自我重复,产生如当前学术界批评的“浅阅读,浅写作”。
以上,从四者关系,尤其是作品与读者关系看,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作为对象的性质还是作为经典的地位,都要以文本为中心进行阅读、解读活动,这自然也就是“界”,也必然产生多元,因为你有你的钻研,我有我的努力,看谁更靠近文本,这样的多元解读才真正有意义。
其次,如前所述,作品永在,经典永恒,说明作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现在进一步从作品是“非常独特”的独立存在说明以文本为中心的重要意义。其一是它的思想、内涵,即作品所表现的对人生、世界的感悟、情怀、探索、思考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独立的精神存在。名篇佳作特别是经典中的“思想”甚至令我们震撼,引起萦绕脑际的长久思索,非同一般到像文艺复兴时代所比喻的“自然界只是一个铜的世界,诗却为人类铸造了一个黄金的世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⑥,伟大到像王国维说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⑦。面对这样一个非同一般乃至伟大的思想存在、精神存在,我们首先是尽可能正确了解经典,尽可能从中吸纳营养,而不是轻言参与创造。要像杜夫海纳说的,“大部分作品以它们的全部光辉和全部密度,要求人们这样公正地对待它们”,“它们的存在需要我们去知觉它,我们作为它的观众就是它的本质的一种证明,它的自主性向人们召唤它的确定性”。⑧其二是这思想、精神的表现又是独特的。
文学首先是娱乐的,即鲁迅说的“可辅道德以为治”,“而要以与人享乐为臬极”⑨,所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不断批判那种劝诫、教化小说。所以文学呈现为“故事”或种种感性画面,直接诉诸愉悦的感官享受,如王国维所言,要“能观可感”,“明白如画”,“语语都在目前”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接受熏陶、感染、教育,在“故事”中被打动乃至被震撼。“寓教于乐”是文学的特征,一切倾向、见解应如恩格斯所言“愈隐蔽愈好”。于是,空白就成了必然,成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独特品质。于是,仅仅直接层面、第一层面上“被教育”是不够的,人类日益完备的庞大的教育系统的一大任务,就是希望经典中的思想、智慧能被后来人更多更精致地吸收。因而发现、揭示空白中未言明的丰富深邃的思想,就成了读者尤其是教育者的自觉不自觉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读者参与了创造,但是要慎言,我们不是随意图解,更不是借题发挥,而是“还原”;“有意留白”者只露出了“冰山”一角,“无意留白”者是混沌一片,要窥见全貌、抽绎精华都颇不容易。其三,作品的艺术形式,所采取的具体的语言表现手段更是独立而独特的。又是王国维说的,读者“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11),鲁迅说的“凡人之心,无不有诗”,“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12)。这“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正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区别于自然科学,赖以立身处世,可以骄人示人的硬武器、秘密武器、独立独特的武器。其独立独特还表现在每一个作品都不同于他人,是艺术的“这一个”。其独立独特更表现在它在作品中无法说、不可说,即使作家知道自己采取了什么语言手段在作品中也不能说,无处说,何况作家不自觉运用的许多艺术规律连作家自身也不自知,更无可奉告。这是更大的空白,最大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习,一切读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不同程度地向这些语言宝库学习,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在这里,如果不是去发现它的不足(经典也难免有瑕疵),不是去实现对它的超越(任何经典都可以被超越),而是去发现、学习它的优秀形式、优美语言,则与“参与创造”无关,此时的填空实际是揭秘。一字不可改易,一段不可调动,福楼拜等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都谈到过艺术表现形式唯一性的创作体会。用英伽登的话说就是艺术价值如果有两种判断,其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
歌德说:“内容人人可见,意蕴须经一番努力才能找到,形式对大多数人却是一个秘密。”。歌德之言就是对上述三点“非常独特”性的极妙概括。面对这样的艺术世界,以它为中心,探寻其秘密,是我们的荣幸。虽然,向文本的“最后秘密”的挺进是无限的,但在探秘路上,我们将不断有所发现。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回到文本中心吧!中心并非一切,中心更非排他,所有其他因素,作家、读者、背景都是解读文本不可或缺的,但作品是中心。陈思和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作品就像夜空中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文学史就像那神秘的太空;我们研究文学史,就好比遨游在太空中,呼吸那神秘的气息;然而没有了那些璀璨的星星,这夜空将会是什么样?我们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投向那一颗颗美丽的明星上。这就是作品中心说。没有了作品,文学的世界不复存在,作家和作家的地位无从谈起,读者的接受无从产生,文学史也罢,接受史也罢,都无从写起。对于本来的任务就是去结识这些“星星”的阅读教学而言,文本更无疑是中心。还美丽的夜空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充分地观赏星星,这是“作品中心”最起码的要求。告诉好奇的孩子们星星里的一些秘密,带领孩子们一起探秘,在直面文本的探秘中,必然产生多元解读,而这多元必定比较少任意性,比较有意义,不仅可能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读写能力,而且可能让他们知道语文学科也和别的学科一样,是识破自然奥秘、认识未知世界的一把钥匙,果能如此,文本中心、多元有界就结出了美丽的硕果。这就是实践的回答,实践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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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级中学新课程语文标准(实验稿)》中强调:"高中语文教学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由此可见,依据教材文本和学生发展需要培养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能够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语文文本解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来自21世纪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掀起课程改革的热潮。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也开始了基础教育的改革:2001年国家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新课程在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基础上,就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提出了“以尊重个体体验、强调主体间多重对话为特点的、以读者中心的文本解读理念”,文本解读一时成为语文教育的热点。
那么,何为“文本解读”?有人认为是“通过分析来理解”、“文本的阅读是一个分析、理解的过程”。分析、理解的过程都涉及到背景、方式、角度、时空和度的问题;而且,个人的阅历、动机、能力等对分析、理解的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老师和学生会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同一文本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一)对学生的关注
建构主义者认为,“不同的学习者对同一个命题会有不同的理解。理解只能由个体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来建构,它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历程”。因此,文本解读离不开对学生个人经验的关注。
2014年12月,老师要求我们选择一篇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然后把他和全体研究生同学作为教学对象。我的备课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根本没有对“学生”的学情进行分析,在不了解“学生”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思路备课。结果,我把“学生”本来就了解、熟悉的整个文章的故事情节作为了这节课的教学重点,浪费了本来就宝贵的教学时间。如果我在上课前对“学生”进行关注,了解他们对于文章的感知、理解,那么,上课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整个教学也更加有效。
作为新手的我们不能落实对学生的关注,但很多教育名师却用自己的行动在关注学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注,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活跃于浙江一带的郭初阳老师。
2003年11月5日下午,郭初阳老师在杭州市第十四中学给学生们上《项链》一课。根据郭初阳老师当天的教学实录,他在关注自己文本解读的时候,更多地关注了学生的解读:上课前,根据学生自己对文本的阅读,完成一个预习题――“根据我个人的阅读和理解,这是一篇关于的小说”,并且要求学生附上自己的名字上交预习题。我们知道,学生在提前预习课文的时候,会对整个文本进行一个整体的感知,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认识。抓住这一点,有利于教师在后面教学的顺利、有序的展开。在了解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以后,郭初阳老师就根据同学们上交的答案,设计了如下活动:刚上课时,教师就傅学磊同学“这是一部关于变化的小说”的理解,设计了玛蒂尔德的外貌是否发生了变化、性格是否发生了变化等问题;接着学生开始就“变化与否”作讨论,讨论之后郭老师就引出了这篇的小说主题这一块儿来,将同学们关于文本的理解罗列出来,并且请同学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最后,教师还将“灰姑娘模式”与三位同学的阅读感受“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相衔接。总体而言,郭初阳老师的教学和解读文本是实实在在地联系了学生自己的阅读感受,真正地做到了关注学生。
(二)对文本作者的关注
何为作者?《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对作者的了解是连接读者和文本的一个有效的桥梁,只有在全面了解文本作者以后,教师才能高效地将有效知识讲授给学生。然而,很多教师仅仅是停留在对作者表面的了解,而没有深入研究作者。最后导致课堂教学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教师所教给学生仍然是学生自己能够通过身边的资料查找得到的,既然如此,我们教师的价值在哪里?!
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该在研究作者的前提下,认真地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努力去做 “文本作者的知音”。
(三)对文本自身的关注
王尚文先生写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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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鉴定是司法程序中有关技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运用医学、生物学、人类学及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与人身有关的活体、尸体及生物物证等的检验鉴定工作,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事实确认等结论性意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症候精神之文本病理学概论—阿·尔都塞“症候说”的批判式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阅读与参考!
症候精神之文本病理学概论—阿·尔都塞“症候说”的批判式解析全文如下:
关于阅读阿尔都塞的人来说,“症候式阅读”或许是他令人难以了解的概念。之所以难以了解,并非是其在界定上不够严谨或明晰,事实上,阿尔都塞对“症候式阅读”的阐明还算细致。但问题在于,“症候式阅读”不是一个地道的理论概念,它是一种办法,也就是说,是一种有待于我们去应用的办法,而在应用上,我们遇到了宏大艰难。或者整个问题能够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阅读才称得上是“症候式阅读”?
“通常医生不是简单地经过一个症候或病症来对病人的详细病情下判别,而是经过一种症候群的方式才干得出病人可能的病症是什么。弗洛伊德很自然地将“症候”的概念沿用到肉体剖析中,他在《肉体剖析引论》中,特地讨论了“症候”的意义。弗洛伊德指出他的肉体剖析就是以“症候”为起点的:“我供认我本人向来很注重关于神经病症候的解释,由于这些症候视为占领病人心内的‘无认识观念’的表示。”
① 熟习弗洛伊德肉体剖析的人不难了解,无认识———作为弗洛伊德的中心概念,遭到了认识的压制,只要在认识的控制松动的时分,无认识才干以“症候”的方式显现出来。在弗洛伊德那里,最典型的症候就是人的梦境,他喜欢从梦所展示出来的看似无意义的东西动身,剖析出对象的肉体状态。那么,与医学上的症候一样,弗洛伊德的“症候”依然是其临床诊断的一个入口,即经过症候的表象,我们了解被剖析对象的实践的肉体情况。问题在于,阿尔都塞这里所运用的“症候”终究与肉体剖析能否有关联。关于晚期的阿尔都塞,其中的关联是显著的。他对法国肉体剖析宗师拉康的讲座十分关怀,以至不惜派出他本人的两个弟子(巴迪欧和让-雅克·米勒,后者成为了拉康的女婿)去倾听拉康的讲座,阿尔都塞本人也不甘寂寞,在那篇著名的《认识形态与认识形态国度机器》的论文中,他就公开运用了拉康的理论和重要概念,如询唤(interpeller)。
此外,他晚期也曾撰写过一本《肉体剖析论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Freud etLacan)的作品。但是,我们能否也能够断定,阿尔都塞在写作提出“症候式阅读”的《读〈资本论〉》的时期曾经遭到了拉康肉体剖析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我们只能从阿尔都塞本人的文本之中来寻觅答案,也只要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我们才干了解他是如何将“症候”与“阅读”接驳起来的。当然,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是针对一种传统式的阅读而提出的,他称之为“栅栏式阅读”。这种阅读是一种显性的阅读,也是我们平常人所坚持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置信,我们能够从文本中读出某种分歧性的理论或思想脉络来,而这种思想脉络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我们之后只需带着这个“栅栏”,便能够在文本中畅行无阻。这种阅读方式,树立在两个根本假定上。
(1)文本是分歧性的,即文本一切的门槛或障碍,都能够用一把钥匙,一个“栅栏”全部处理。而作者正是在这个大写的一之下完成了对文本的创作。这样,关于文本而言,一切的文字或言辞都是指向这个大写的一的,但凡与这个大写的一不相契合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次要局部,关于阅读而言,能够疏忽不计。因而,阅读的中心在于,去抓住位于文本之中那个大写的一的轴线,并让这个轴线彻底贯串全部文本。
(2)文本不只是分歧性的,那个大写的一,即作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栅栏”,是直接向我们显显露来的。我们能够在作者直接的表达中看到或者读到用以贯串全文的一,并且我们也深信,作者在创作的时分,也有认识地将这个一显显露来,并便于读者去抓住他文章中的主要脉络。在这两个假定背后,隐含着一个更深入的假定:即作者在书写文本的时分认识是明白的,具有有认识地发明一个明晰可读的文本的才能。同时,作者也有才能将本人的思想中心明白无误地流露出来,并且作为直接的文本根据,来停止逻辑的演绎和推理,最终在大写的一的线索之下,毫无艰难地走向结论。因而,文本的阅读被复原成了一种逻辑思想的坦途,而文本所设下的米诺斯的迷宫(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王用以困住牛头怪米诺陶的迷宫)在大写的一的光芒下完整失去了神秘感,人们只需求从迷宫的入口进入,然后能够毫无难度从迷宫里出来,虽然蜿蜒迂回,但是逻辑的光辉足以让我们顺利抵达终点。但是问题真是这样吗?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诸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样一些以手稿、札记呈现的文本时,还会是这样吗?
再阐明确一点,关于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所面对的马克思公开出版的《资本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在一个明白无误的逻辑下畅行无阻吗?当马克思用亚当·斯密的言辞来言说《资本论》的时分,我们能否应该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漫游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阿尔都塞显然都能否定的,亦即阿尔都塞并不太信任那种直接被表白出来的东西,遭到肉体剖析学派影响的他,总会置信,在作者有认识的文字下面会蕴藏的某种不曾开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不能简单地经过对文本外表的显性的触摸来到达,我们需求应用一种更深层的办法来发掘出那些看似平滑划一的文字外表之下的东西,这才是阿尔都塞提出症候式阅读的真正动因。作为对文本停止深度发掘的阅读办法——症候式阅读,我们或答应以用阿尔都塞的这段话作为基点来了解:人们发现,在许多本书中包含的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书中所写下的文字,而历史的真实也不可能从它公开的话语中阅读出来,由于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 逻各斯) 所言说的文本,而是在诸构造的构造的影响下所构成的听不到的无法区分的记号。①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至少有两个意义是明白的。首先,真正的阅读不是对外表的公开的文字的阅读,而是一种深层的阅读,一种对不曾直接显显露来的东西的阅读。用阿尔都塞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我们的忽略,亦即我们对之视而不见。其次,之所以会呈现这种忽略,缘由在于“看是看的构造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范畴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深思关系”② 。说得浅显些,阿尔都塞指出,之所以没有看到,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宜地看的安装,而这个安装就是阿尔都塞的“总问题”(problématique)—在这段话中,阿尔都塞将“总问题”表述为“诸构造的构造”。我们只要在“总问题”或者“诸构造的构造”这个看的安装下,才干看到“总问题”所能让我们看到的一切。因而,关于传统的阅读而言,我们只能抵达问题的显在层面,即被“总问题”所中介之后折射出来的形象,但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更需求理解,那个“总问题”终究是什么。即我们所需求看的不只仅是意义或者形象,而更需求看的是我们佩戴的那个用以看的视觉安装,也包括试图去被这个视觉安装所过滤或遗漏掉的东西。但问题到此还没有完,阿尔都塞简直是无认识地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并未完整在《读〈资本论〉》这一文本中展开的问题——或者能够说,这是一个阿尔都塞本人视而不见的忽略。当阿尔都塞说“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声音(逻各斯)所言说的文本”时,似乎指出,文本自身可能不止是一种逻辑的结果。然后面的那句“而是在诸构造的构造的影响下所构成的听不到的无法区分的记号”我们能够将之解读
为,文本是在诸多构造的影响下构成的一种结果,虽然阿尔都塞坚持以为,这些诸多构造也具有一个总的构造。文本能否是在某种大写的一之下完成的呢?这个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取决于作者的肉体状态。那么问题能够转化成这样,书写文本的作者的认识能否在认识上是分歧的呢?关于人的肉体与认识的分歧性问题,肉体剖析给出了完整否认的答案,我们的认识的分歧性仅仅只是显露冰山的一点表象,在这个冰山下面,还躲藏着更大的冰山,即无认识。关于肉体剖析的症候而言,无认识的表征必然会突破认识的外在统一性,并且以症候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作为“本能”的力比多总是试图冲破认识的压制。那么,肉体剖析彻底推翻了心理学行进的方向,原来我们以为的正常的认识和肉体状态不过是一种结果,是认识对无认识的压制的结果。而无认识的“本能”表现为一种激动和紊乱,这势必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正常人都是偶尔的,而一旦力比多冲破认识的约束和压制,就表现为神经症的症候,这样,我们都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一特定时分,我们表现为某种症候状态,一种不能在认识下停止了解的状态。
假设每一个人都可能呈现症候,那么我们能否能够以为,文本的作者在撰写文本的时分,也会呈现某种症候?关于文本的作者而言,我们无法判定他能否完整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状态下完成的写作,假如这种统一的逻辑无法压制住其他的无认识的力比多,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症候状态,并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以为,文本的外表就不可能是划一而宁静的水面,在这个水面,时不时会泛出波涛。
无认识的成分总是在这种宁静的认识的统一性上划出裂痕,文本裂痕的呈现,在基本上突破了文本逻辑同一性的神话,那个大写的一,那个作为文本背后崇高的认识形态的对象,曾经被裂痕所突破。在传统的阅读方式中,大写的一的逻辑自然也会遇到裂痕存在的影响,但是在这种阅读方式下,不分歧的文本和裂痕完整作为一种剩余物被大写的一的逻辑所排挤。因而,文本的裂痕和抵触被掩盖在大写的一的逻辑之下,它遭到了阉割,成为普遍性逻辑的牺牲。那么大写的一是被主体所复原的,用巴迪欧的话说,“这个一本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操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基本不存在一,只要被计数为一。”
①这样,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变成了巴迪欧意义上的纯多(des multi-ples),而我们曾经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纯多看成是大写的一(UN)。而齐泽克也指出,“某一能指——即拉康所谓的大写的一(UN)—‘缝合’了整个范畴,并经过表现它,完成了其统一性。”
②实践上,巴迪欧和齐泽克的批判不只仅指向了传统的阅读,也指向了阿尔都塞自身,即阿尔都塞与传统式阅读的区别仅仅在于,阿尔都塞的大写的一是隐含的,而传统阅读的大写的一是显现的。阿尔都塞仅仅在于要看到传统阅读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即那个躲藏用来看的安装,殊不知,这种看的安装自身就决议了哪些东西可见,哪些东西不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基本缘由在于我们基本不具备看那些东西的才能。但是这些被大写的一所排挤掉的东西(在阅读中表现为与大写的一的逻辑不分歧的文本)存在着,并作为一种剩余物(surplus)存在着,它是作为真(réel)或者无认识的力比多而存在着,在文本中,它表现为对大写的一的逻辑的撕裂。
于是,真的症候呈现了,这种症候并非是阿尔都塞那种简单的诸构造的构造意义上的症候,更重要的是,这种症候是作为文本自身的真之存在的症候。也就是说,作者的无认识浇筑了作为剩余物的文本,而剩余物的文本撕裂了大写的一的整体逻辑,让那个看似平滑划一的外表呈现了裂痕,真的深渊一下子在这个裂痕中涌现出来。那么,这种能够用来撕裂文本同一性的文本就表现为真的症候,这种症候对应于文本书写者的真之症候,即在书写状态下,作者无认识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并在某一霎时,打破了认识的压制,以文本的方式展示出来。故而,任何既定的文本都不是那种平滑划一的文本,任何由人所完成的文本必然是症候式的文本,由于在他们所写就的文本中,自身就有无认识的涌动,在这种涌动下,必然会扯裂文本中大写的一的逻辑。
这样,文本表现为一种挤压、冲撞、撕裂的状态,我们在文本中看到的不再是一望无边的平原,我们看到了地壳运动所挤压构成的山脉,看到了地壳别离运动的沟壑。整篇文本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地貌学构造,而症候式阅读所运作的中央并不是那种一望无际的平地,而是那种凸凹不平的文字,在这些作为症候的文字中,我们才真正打破了被构建起来的大写的一的幻象的循环,向真敞开了大门,也只要在直接面对作为症候的文本中,我们才干面对那些“听不到和无法辨识的记号”。
我们能够这样来了解这个公式,即对象小a是主体愿望的成因,驱动了主体的运动,但是这个对象小a又是主体的绝对的残缺,而对象小a的残缺使得主体那个大写的一的幻想处在匮乏之中,而对大写的一的追求,势必让主体不停歇地去追求对象小a,但这个运动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样,我们便能够了解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的窘境了,在书写的时分,那个将要成为统一性的文本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大写的一,即这个大写的一是一个在认识形态之下的幻象。但是,残缺的主体S|不得不面对的理想是,它与这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一直存在着一个间隔,一个残缺,这是横亘在主体与作为大写的一的幻象的文本之间的绝对的裂痕,这个裂痕自身构成了让主体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的对象小a。文本作者的两难能够概括为如下两点。
(1)主体必需完成了那个一,那个统一性的文本就是让其成为写作主体的绝对性的目的。为了到达那个绝对的大写的一,他必需竭尽全力,扫除任何可能对大写的一形成障碍的一切缺憾,这样,在主体与大写的一之间的绝对间隔(对象小a)的弥合成为主体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2)更深入的窘境在于,那个对象小a从基本上就是不可取得的,就好像吊在布尔丹之驴面前那根胡萝卜,驴总是能看见它,但总是咬不到它,而正是这根胡萝卜让驴不停地行进。在文本的创作中,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需尽可能地弥合一切的文本裂痕,以保证文本的整全性。但是,主体在写作中一直面对的是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文本的裂痕从未真正消弭过。在这样悖论性的运动过程之后,比布尔丹的驴稍稍聪明一点点的主体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整个游戏还能够有另外一种玩法,他们不需求真正弥合裂痕,他们所需求做的仅仅只是用一块遮羞布抓住他们需求掩盖的局部。
用齐泽克的一则笑话来说,人们都以为主体是在用遮羞布遮住本人的阳具,但实践上主体需求遮羞布遮住的恰恰是主体基本没有阳具。这个逻辑同样能够应用到文本的症候式阅读上。作为主体,作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他们所需求遮掩的局部给遮掩起来,这样,让读者至少不能马上看出问题所在。那么终究什么是作为主体的作者的遮羞布呢?我们还是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来答复这一问题。阿尔都塞在谈到古典经济学时,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最初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古典经济学消费这一答复的那一段文字,就其严厉的、完整站得住脚的内容来说,能够表述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价值”。在这一答复中有两个空白,两个空缺。马克思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答复中的这两个空白,但是马克思由此向
我们指出的只是古典著作自身在缄默时曾经表述出来的,而在表述中没有说出的东西。因而不是马克思通知我们古典著作没有说出的东西,不是马克思从外部干预,给古典著作附上一种言语,使得古典著作的缄默得到提醒,相反,古典著作自身通知了我们它所缄默的东西:它的缄默就是它特有的话
①阿尔都塞明白阐释到,在马克思《资本论》所引述的古典经济学中,存在两个空缺,这两个空缺就是症候式文本。这种症候式文本之所以产生,缘由正是在于主体在表达上的不逮性,而这种不逮性又源自意味界的伪完好性,而这种伪完好性又维持了大写的一的幻象性存在。简单来说,即作者以为其文字自身能够完整地表达出他想要表达出的意义。但是,阿尔都塞在这里指出的问题是,“劳动”这个概念在这样的表达中会呈现严重的逻辑破绽,假如我们把这个表达复原为“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价值”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在维持劳动?”“什么是劳动的再消费”。在阿尔都塞看来,“劳动”是无法再消费的,那么,将后面的问题改成“劳动者”即“劳动者的再消费”,问题处理了吗?阿尔都塞依然质疑道:“这个答复就变成了‘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消费劳动者的价值’。但是,由于劳动者并不等于劳动,所以句子末尾的术语‘劳动者’和句子开头的‘劳动’就相互矛盾。”
②这个为难的境地等于是说,在现有的语汇之下,基本无法弥合存在于文本和逻辑之间的宏大裂痕,现有的能指曾经无力承当这个任务,这样,我们就需求新的能指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也是阿尔都塞最观赏马克思的中央,在这个中央,马克思没有成为布尔丹的驴,而是发明了一个新的能指——“劳动力”,一个之前基本不存在的语汇,一个在之前没有任何意义,所指为空的能指。于是“劳动力”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即“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呈现,基本不是从逻辑上对之前的古典经济学问题的处理,而是一块规范的遮羞布,将裂痕挡住,让阅读的读者直接从“劳动力”这块遮羞布上顺利经过。但是阿尔都塞在这一点基本误解了马克思,阿尔都塞以为“马克思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东西的机制,也就是使马克思看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机制”
③。关于阿尔都塞来说,那个所谓的“劳动力”预先就存在着,在那里,马克思只是从古典经济学的空中上将其发掘出来,让其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在拉康的肉体剖析式的症候式阅读中,马克思的“劳动力”基本就是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概念,它的呈现,或者说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消费,完整是出于对文本的裂痕的缝合,这地道是马克思本人的发明,其发明的基底是对象小a,而对象小a差遣作为主体的马克思去缝合残缺的主体与大写的一的幻象之间绝对的裂痕,“劳动力”是一种填充物,它的呈现不是为了真正处理逻辑层次上的断裂,而仅仅只是一种替代性的计划,或者说一种次好的快感与满足。
实践上,在缝合之后的意味层面,只是完整了在想象层面上的大写的一的幻象,在空泛的“劳动力”概念之下,下面依然是空空如也。那么,依照这个逻辑,症候式阅读踢中了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的最痛楚的中央。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都强调概念的绝对明晰性与语法句法上确实实性。正如剖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亨曾评述道:“我发现《读〈资本论〉》极端不明白。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明智活动准确性的坚决主张,在巴黎从未遭到欢送。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厉的传统。”④这样,关于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来说,概念必需以定义的方式呈现,而且必需在一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下进入到表达之中。也只要这样,文本的表达才具有意义。
但是,假如概念只是用来作为缝合意味界的裂痕的遮羞布的话,那么概念基本无法被定义,或者说,这样呈现的概念,基本不是一个能够剖析的概念。好像一个破布上的洞是什么外形,用来遮住这个洞的概念就是什么外形,而且,任何意味界上的裂痕的外形是绝对不规则的,任何人类言语中的有形表达都无法完整遮住这个破洞。假如剖析哲学和剖析马克思主义要独断专行的话,只要一个结果,那就是被主体所遮掩住的对象小a的匮乏,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由于任何严厉的语词上对概念的界定必然是有限的,而这类概念呈现的缘由正是无法用现有的有限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共同性的情况,才不得已而为之,用一个历来不存在的才能防止人类言语力所不及的困境。而剖析哲学对概念的请求都是在现有的语词之下对概念停止重新说明,这样将人类言语的有限性与裂痕的不规则性、漂浮性、共同性、难以驾驭性(用巴迪欧的话说,这就是绝对的无限)的矛盾再一次显显露来。
马克思曾经战战兢兢用“劳动力”遮住伤疤的中央,又被剖析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地揭显露来,柯亨就在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一个辩护》中细致地“剖析”了“劳动力”的概念。这样,关于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来说,用概念缝合意味裂痕的做法成为了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概念,新的能指来遮盖掩饰不住的洞。葛兰西创造了霸权(hegemony),阿多诺和本雅明创造了星丛(constellation),尼采创造了谱系学(genealogy),福柯创造了学问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阿尔都塞创造了症候式阅读,而拉康创造了对象小a。一切这些概念都是不可界定的,它们都是充任着缝合的填充物呈现的,是主面子对大写的一的绝对不可能性而被迫采取的次好姿势。
三、作为不可能的将来
必需阐明的是,作为缝合的概念虽然遮盖了裂痕,让意味界依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划一润滑的一,但是由于缝合的概念是一种次好选择,它依然是文本的症候。也就是说,新概念的呈现并没有真正处理文本之中的裂痕问题,作为主体的作者只是用难以了解的新概念敷衍了我们,而关于读者,这些概念成为了最大的难题。因而,对这一类概念的解读自身就是症候式阅读的范畴。这里包含了两个逻辑。
(1)作者应用新概念跳过去的中央,并不等于我们作为读者能够随便地跳过去。由于,作为缝合的概念是不可剖析的,也是难以了解的。正如我们曾经指明,现有的语汇基本无力阐释这种概念,任何对这种概念的阐释都是对这些概念的歪曲和异化。
(2)但是,面对这样的概念,我们依然不得不要做出本人的抉择。由于,假如我们不在阅读的过程中做出本人的了解的话,文本关于我们来说,就会变成天书,变成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通途。在这样的逻辑背后,引出了一个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什么是阅读?或者在本文中,更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症候式阅读?阿尔都塞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他的症候式阅读仅仅停留在发掘出一个基本不存在的一之上。他给我们的许愿是,置信我吧,往深处挖,那里一定有一个一。但是真实的状况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发掘,那个一,关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望梅止渴。于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基本走错了方向,虽然他提出了症候式阅读,但是他本人只是玩了一个乾坤大挪移,症候式阅读是什么这个难题被他原封不动地踢给了我们。还是回到阿尔都塞本人的文本去看看吧!阿尔都塞说道:“认识,它的独一职能就是用特殊的手腕在对象中把对象所包含的两个局部即实质的东西和非实质的东西辨别开来。运用这些特殊手腕的目的是消弭非实质的理想。”① 阿尔都塞的意义很明白,那
种特殊的手腕就是症候式阅读,而症候式阅读能够把文本中实质的东西和非实质的东西辨别开来,最后消弭非实质的东西。在非实质的东西,或者用更精确的话来说,在认识形态的东西被消弭之后,就只剩下实质的东西,一种原本来本意义上的真。不客气地说,阿尔都塞还有一种实质主义的剩余,由于他置信,在非实质的下面还存在一个绝对的真,即他所谓的总问题的构造。那么套用《读〈资本论〉》的原始情境,所谓复原非实质下面的那个真,就是答复一个本真的马克思,一个没有遭到认识形态玷污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在其中的企图也了如指掌了,这是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争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位置之后,阿尔都塞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独一合法的先知。正如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不客气地批判道:“这种形势让阿尔都塞主义能够去引入一种新正统性,这种正统性用警示的符号取代了日丹诺夫的机关枪。”
①回想起来,诸多打着“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的口号不都是为了这种正统性而正名吗?当人们提出“回到……”的逻辑时,其实忘却了,基本不存在一个能够供他们往回返的动力,那个所谓的“回到.....”的逻辑全部是一种幻象。但是,我们又遭遇了窘境,即假如我们无法回到那个绝对的一,那么我们阅读是为了什么。用齐泽克的话说,一旦大写的一被杀死,我们本人也终结了,由于差遣我们行进的死亡驱力不存在了。假使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停止症候式阅读呢?在症候式阅读背后,难道不是在拆解我们人类站立的最后的希望吗?假如本来的一不存在,我们又如何生存?这样能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像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宣布一切巩固的东西都云消雾散了,然后蜷缩在我们本人那不幸的躯壳里,瑟瑟发抖?答案并非如此。由于阿尔都塞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将那个大写的一指向了过去,一个本来在先的过去,而我们所需求做的是考古学的工作,从深埋的公开找到那个大写的一。因而,关于他们来说,症候式阅读的语法是“回到.......”,所谓的症候,只是考古学的碎片,好像在今天的考古学工作中,发掘出来的物质资料,不过是用来证明一个远古的一的存在,而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是一种历史的恢复,对本来的真采用拼贴与想象,复生出一种意味性的一来。
齐泽克曾带有戏谑性地指出:“当基督来临的时分,就绝对地杀死了那个崇高的大物。”②同样,我们也能够参照这个格式来说,当作为主体的作者让文本道成肉身之后,本来的一(作者创作时所树立起来的一的幻象)曾经被绞死在文本之中。齐泽克关于“回到……”的公式有一个很有趣的改造,即“从....回到.....,然后再返回来”,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例子中,齐泽克的公式能够表述为“从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然后再返回来”。关于齐泽克式的改造之后的公式我们能够这样来解读。
(1)首先,我们要置信,阿尔都塞创建症候式阅读法,是诚心诚意地要回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的。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没有一点虚妄,由于在他写作《读〈资本论〉》以及在巴黎高师与弟子们一同研读《资本论》的时分,他真的置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而这个马克思被认识形态的误读所遮盖了。因而,阿尔都塞的“回到..........”是一种基于阿尔都塞本人的想象性关系,而那个马克思成为驱动阿尔都塞完成《读〈资本论〉》写作的动力(反过来说,阿尔都塞关于那个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着一种愿望关系)。
(2)但是症候式阅读法所提醒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的存在,那个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形象只存在于阿尔都塞本人的脑海中。因而,一旦阿尔都塞用本人“特殊的方式”抵达作为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时分,道路疾速折回,回到了阿尔都塞自己那里,即阿尔都塞完成的是一次镜中自舞,那个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不过是阿尔都塞本人折返的工具而已。
那么,马克思的一就是阿尔都塞的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大写的一的马克思的探寻,阿尔都塞完成的是本人的自我救赎,那么在《读〈资本论〉》中的症候,毋宁是阿尔都塞本人的症候的映射。这种映射关系最终指向的是阿尔都塞本人的道路,即他本人将来的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大写的一的马克思不是一具棺材里的木乃伊,而是阿尔都塞本人的将来的希望,一篇启示录,一个永远不能来临的弥赛亚。经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立刻能够明白,症候式阅读基本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将来,一个不可能的将来。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康式左翼,并不放弃希望,而是将那个大写的一留给了将来。这就是为什么巴迪欧、齐泽克、伊格尔顿、朱迪丝·巴特勒、让-吕克·南希、雅克·朗西埃、安东尼奥·奈格里、彼得·霍华德、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布鲁诺·波斯蒂尔重新去谈共产主义观念的问题。
由于,那大写的一,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不是现成的存在,是一个尚待我们去发明的将来的可能性。巴迪欧说:“经过全球性的和普世性的学问行动,同谬误的零系统碎的实验(这些实验常常是特殊的和详细的)相分离,完成真正普世性的革新,我们就能在个体的认识中,给予共产主义假定以重生,或者是大写的共产主义观念的的重生。”①那么,关于我们来说,症候式阅读法如何指向将来?假如不从巴迪欧他们那种虚空式的共产主义观念来看,文本的症候式阅读有什么意义?
首先,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分,特别是那种作为缝合的概念的时分,我们面对的是一道槛,一个由于作者敷衍而留下的难以逾越的槛。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概念面前,基本不存在本来的解释。就好像在监狱里写下《狱中札记》的葛兰西何曾会想去对霸权概念给出完好和明晰的解释?当作者跳过去的中央,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去摸着石头过河,这实践上是作者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样,即使我们回到原作者那里,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关于文本所承载的东西的认识。那么,关于这样的概念,我们只要经过本人的考虑,来完成一次穿越。那么症候式阅读变成了一次消费式的想象过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界、真实界和意味界才真正地被搅在了一同。
阅读的主体在对症候式的文本的了解中,提出了本人的见地和观念,从而试图取得意味界上的一。那么,症候式阅读是一种消费式的阅读,它是对文本的继续完成,它的目的是文本的将来的一,即文本真正的完成状态。但是,必需指出的是,同作为主体的作者一样,作为主体的读者,即使是在症候式阅读下,文本的真正完成也是难以企及的。一方面,作者留下的问题的裂痕太多,需求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不时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在马克思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马克思的问题依然需求不时发挥我们的智力去填补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扫除这种可能,即后人的完成不是使裂痕减少了,而是扩展了,以至开启了新的裂痕的可能性。比方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阿尔都塞就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对人道主义的解读提出剧烈的批判,阿尔都塞以为这些人道主义的解读完整是囿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形态下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这样,在后人的努力中,马克思文本之谜不只没有得到处理,反而成为更大的谜团。这样,文本的大写的一,成为了一种绝对的不可能。
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依然是症候式阅读的目的,就好像一个医生,在道义上关于患者有着救治的职责,虽然他也晓得,将眼前的患者变成一个全身没有一点问题的安康的人是不可能的。关于症候式阅读来说,我们的目的虽然是指向将来,但是,我们也需求明白,我们的症候式阅读更多是有的放矢,有什么样的症候,就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基于症候的肉体剖析的病理学的态度,以此为根底,构成了一种文本的病理学。
这种文本的病理学请求,我们并不是把文本看成绝对安康和无问题的文本,而是一种带有诸多症候的病理学上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可能被我们当做圣经式的传道书来阅读,更不是圣人之言,字字珠玑。它自身就是病态的文本,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面对诸多症候,让我们本人的思想在病理性的文本中穿越,去对文本停止临床诊治性的或者说消费性地完成。阿尔都塞并没有走到这里,由于他的文本病理学是原发性的,因而他的诊治计划也是按图索骥式的。我们的文本病理学是发明性的,即在不时的尝试和实验中找到完成文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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