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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应当积极地探索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作用的问题,可以通过目标、内容、方法、路径等方面的梳理,归纳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路径和原则,为在实践中推进二者的结合提供理论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教学中的传播机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的过程,其文化本性要求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必须按照教育目的,同时遵循文化的规律,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也为思政理论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教育,但同时,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学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其由“自然人”转变成“文化人”的过程――“文化化人”的过程,充分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文化属性的学科。本文尝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展开讨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的辩证意义及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传播机制。
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其次,进行教学改革,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课程与教材体系中的比重。通过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传统文化积极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通过一些措施,激励研究哲学的教授和学者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述”或“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导读”之类的选修课和必修课,规定所有的大学生必须修满有关传统文化的学分,否则不得毕业。在课堂日常教学中,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青年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渗透的实际效果。另外,利用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传统节日上,要让大学生到社会上举办纪念活动,激发他们热爱民族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一般来说,实践教学活动比较生动有趣,大学生也比较有兴趣参加,是很不错的传播方式。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新一代大学生可以说是生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中。学生通过发贴与回帖、短消息回复、社区论坛等网络方式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但总体而言,高校思政理论课的网站建设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因此网站的建设一定要有特色和吸引力,通过开辟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栏目,吸收大学生参与进来讨论或交流。也可以有计划性地播放一些经典的反映文化传统的红色影视作品,让学生写出自己的观后感在网络平台上交流和分享,以此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还可以以其他多种方法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定期、不定期地向青年大学生传输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等,以此提高青年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广泛传播。
除以上述几个方面,还可以组织一些以传统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通过举办校园论坛、开设专题研讨和支持学生社团开展学术活动等多种方式,营造出一个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融入的过程,就是将事物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践的进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蹦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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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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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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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又称组织文化,是一个由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文化现象。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包含三个层面,分别是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广告与企业文化之间的连接是品牌。从产品的定位、生产包装、推广销售再到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无法脱离品牌文化。品牌文化内涵的传递必须依靠文化手段,而广告是品牌文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手段。广告属于企业文化设计的物质层面,是企业文化理念的外在体现。广告受企业文化理念支配,而文化才是广告的魅力所在。据调查发现,全国500强的企业广告,在内容上更注重产品介绍的科学性、真实性、信息性;在广告投放平台的选择上,更注重主流性、大众性、权威性;在企业文化传播中,更注重宣传企业的创新性、团队性以及优质的服务。纵观河南企业的产品广告,大多侧重产品的介绍,广告投放平台的选择主要是电视媒体,缺乏创意和多样性。广告不仅是为了增加产品销量,还应起到对企业文化的建设、烘托和宣传的作用。企业文化不只存在于公司手册中,更应贯彻到企业行为及商品中去,要开拓出广告营销策略的整合营销,实现企业文化的传播。
消费行为就是“消费者寻找、购买、使用和评价用以满足需求的商品和劳务时所表现出的一切脑体活动”。消费者购买一件商品,不仅能获得物质满足,还可获得情感寄托。消费者与企业之间除了正式的买卖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比交易契约更为重要的心理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决定了消费者在选择同类商品时的品牌忠实度。
心理契约关系是建立在企业文化基础上的,是对企业文化中企业信誉度以及企业传递的价值观的支持和维护。分析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企业文化的接受认同心理以及找到有效的广告投放策略,对于建立消费者与企业的心理契约关系至关重要。
消费者选择品牌的心理过程是经营者创建成功品牌战略思想的重要依据。以往企业经营者多从营销学的角度认知与创建企业文化,对从消费者心理角度的研究并不多。所以,误以为创建品牌主要是从品牌传播上做文章,以致市场上许多品牌知名度虽然很高,但在消费者心理或品牌态度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样的品牌是无法在风云变幻的经济市场中屹立不倒的。消费者在选购时,尤其是在选购食品商品时,面对众多可供选择的品牌,为了提升购买体验以及减少购买可能带来的损失,首先考虑的是产品的品牌特性。对消费者来讲,他们不仅关注产品的性能和服务,也对这家企业的文化感兴趣。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表达心理,即通过购买某种品牌的商品来获得情感体验,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生活品味和生活理念。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和自己的生活文化相同或相近的品牌产品。企业可以通过分析目标消费群的表达心理来创意广告内容,并把与之相契合的企业文化融入产品广告中,与此同时,分析目标消费群的信息接收习惯和模式,制定综合的广告投放策略。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还存在一种企业责任期待心理,在广大消费者的心目中,一个唯利是图、没有爱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是无法做到诚信经营的。如果企业广告能在内容上和传播方式上满足消费者的心理期待,那么消费者就会和这个品牌的产品缔结心理契约关系。
广告向消费者展示的是产品特点、企业实力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同消费者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增加产品销量,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企业广告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介绍产品功能特性的广告,二是展示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广告,三是烘托企业社会形象的公益广告。在广告投放策略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广告内容策略,二是广告传播模式策略。在广告内容上,企业的产品广告首先要集中提炼核心理念,展现企业的定位和文化内涵。在介绍产品的广告中,虽然不需要做到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有主题和独到之处。在企业的形象广告中,主要是展示企业目标以及企业对未来的展望。在企业的公益广告中,主要目的是展示企业的实力和责任感。广告需要以媒介为载体,广告的内容也总是伴随着媒介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广告投放平台而言,其成功的标识就是对社会环境有较大影响力,企业在选择广告投放平台的时候要打出“组合拳”,借助不同的传播媒介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广告投放平台分为电视媒介、广播媒介、纸质媒介、网络媒介和户外媒介五大类。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各不相同。电视媒介相较其他媒介而言,具有声画一体性、伴随性、强制性和广泛接收性的特点。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广大消费者依赖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原因在于电视的权威性优于网络,且对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没有限制,即使不识字甚至是语言不通也基本上能理解广告所传递的内容。大多数食品广告通过展示食品的色、香、味(用语言和动作来表现)来表明食品是美味的、新鲜的、健康的。而电视媒介具有演示功能,能使消费者直观领略广告内容。另外,电视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强制性,可以使消费者被动收视。这是广播、杂志、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所不具备的传播特点。虽然在电视收视过程中消费者可以通过手中的遥控器进行选择,但是只要广告投放的频道够多,播出的频率够高,那么消费者即使转换频道也无法完全避免收看。广播媒介的传播特点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与其他传播媒介相比,广播不像电视需要精良复杂的后期制作,也不像报纸、杂志需要排版印刷,所以就传播范围的广泛性而言,它的速度是最快的。纸质媒介传播的靶向性较强,发行对象明确,有稳定的读者群体,且受众的文化层次较高,购买力较强。网络媒介传播具有交互性、多元性和密集性的特点。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依托的网络广告发展势不可挡。网络作为新媒体以其高效、优质的传播优势把广告传播带入了一个新世界,网络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企业品牌迅速实现全球化。户外媒介的最大传播优势是成本低廉、时间持久区域性强,户外环境和人流数量以及人流质量都是企业选择投放广告的重要依据。企业应根据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在有计划、有重点的选择广告投放平台,制定有效的广告策略,增加产品销量的同时起到构建、宣传企业文化的作用。
总体来说,媒介传播已经成为企业成功宣传其企业文化并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手段。企业文化的传播有自己的特殊性,无论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还是传播目的都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套用一般文化的传播模式,而是要研究发现其特有规律,制定高效的企业文化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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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两种压迫:物质、经济上的压迫和精神、文化上的压迫;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新工人文化是为当代劳动者服务的文化,是要帮助我们劳动者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主性,从而使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获得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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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中西方音乐的风格、背景文化和发展历史等方面看,中西方音乐的审美价值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音乐文化特点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c小调革命练习曲》和《松花江上》是两首以战争为背景的音乐作品。两首曲目虽创作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下,各自抒发了作曲家的爱国情怀,但其音乐元素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追求独立、自主、平等的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含蓄之美。在新文化运动后,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中西方音乐文化产生碰撞,形成了新的音乐的“中西合璧”之美。
音乐是人类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通过音乐交流情感,因为在音乐中可以听到快乐和欢喜,可以读出忧愁和伤悲。在同样的战争年代,同样的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西方两位作曲家都将自己的思绪寄予自己作品之中,创作出了感人的旋律,流传至今。笔者将以《c小调革命练习曲》和《松花江上》这两首战争中诞生的佳作为例,带领读者走进作曲家的内心,去领会这背后的文化之美。
弗雷德里克?弗朗西斯克?肖邦(Fryderyk Fanciszek Chopin, 1810―1849)是波兰伟大的音乐家。《c小调革命练习曲》写于1831年9月,华沙起义失败后,是肖邦27首钢琴练习曲中以革命战争为创作背景的曲目。波兰沦陷,被称为“钢琴诗人”的肖邦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他怀念祖国,心中的痛便借由钢琴抒发,于是创作了这首充满强烈的悲剧性色彩的练习曲。整首曲目由低声部快速的回旋式旋律以十六分音符急速下行,以及高声部坚定有力的和声进行来表现作者激动、悲愤的情绪。
谱例1:
此曲为复三部曲式。第一部分,高声部不稳定的和弦以强劲的力度开启每一次动机,好似战场上的战士们发动进攻的呐喊声。而低声部由高音区翻滚着、咆哮着的十六分音符急速下行至低音区,再低音区跳回高音区重复着这种波澜,形象的描绘了战火交融的场面。第二部分,音乐在高声部上出现了歌唱性的旋律,低声部依然为十六分音符的急速跑动。在声音效果上体现了作曲家沉痛的心情,和为战争带给人类的悲伤和愤怒感。曲式一再转调,描绘了作曲家激动的心情和在悲痛中痛定思痛的心绪。第三部分再现第一部分战场上的画面,左手在低高音区间不断的以十六分音符快速翻滚着好似海面层层波浪,席卷着、涌动着,描绘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烟火。曲终,在悲愤中,在哀痛中,双手旋律由弱突然到强同样由高音区以十六分音符急速翻滚跑向低音区后在四个强劲的和弦声中结束,表现了作曲家激动的心情和对理想的坚定信念。
《c小调革命练习曲》全曲壮阔激扬,从开始到结束始终可以嗅到作曲家激动的情绪。肖邦借助这首曲目毫无保留的释放着他的爱国情怀。他激动、沉痛、愤怒的心情在曲目中通过一个个强有力的和弦和一叠叠汹涌澎湃的浪潮抒发着,无尽无余的展现着他的爱国精神,以及对民族独立的信心和平等、自由的憧憬。
歌曲《松花江上》由张寒晖作于1936年11月,后由崔世光于改变为钢琴独奏曲。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描绘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人民的苦难日子和对收复失地、抗战胜利的殷切盼望。整首曲调如泣如诉,唱出了战争下人们悲愤交加的声音,旋律凝聚着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歌曲的结构为二部曲式,歌词内容真切感人,第一部分抒情的叙事着家乡东北的丰富物产和爹娘亲人。第二部分抒发着沉重的悲痛之情,和盼望收复失地和亲人团聚的憧憬,旋律萦绕回肠,却蕴藏的抗争的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民族凝聚力量,众志成城,保卫国家的气魄。
歌词内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钢琴独奏改编版谱例:
旋律一开始由引子进入,然后高声部清晰地奏响主旋律,与歌曲的第一部分主旋律相同,以慢板的速度描绘着东北家乡安定祥和的画面,那是多么美的景色,在富饶的土地上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这片净土被日本人夺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父母亲人流离失所,愤怒着,怒吼着,旋律进入第二部分,九一八!九一八!高声部强劲的和弦在挣扎着,低声部的八度音程和十六分音符交替着,犹如一个一个晴天霹雳雷轰鸣着劈在平静的海面上,海面顺势卷起层层巨浪,一波波袭来,人们在沉痛的叹息着流浪!流浪!哪年!哪月!爹娘啊!爹娘啊!通过第一部分含蓄的诉请与第二部分愤怒的痛斥,全曲抒情的悄声结束,传递出了声断情不断的意境。
由《c小调革命练习曲》和《松花江上》分析可见,在同样社会背景下,当作曲家面临同样灰暗的世界,战争年代,国土沦陷,家乡的人民流离失所,内心的苦痛,强烈的爱国情怀都借于作品爆发。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差异,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也大相径庭,或喜或悲,表现手法可以豪迈壮阔,也可以温婉含蓄。
在音乐文化中,西方音乐艺术受中世纪教会影响,形成了完整的调性体系。教会占有当时的统治地位,其思想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格里高利盛咏的产生。而宗教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威,文艺复兴时期相对自由、自愿的创作环境使西方音乐越来越世俗化,提倡个性反对宗教,使理性因素越来越突出。到了巴洛克时期,主复调体系越来越完善,使西方的调性体系丰富多彩。而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又一次推动着人类思想的解放。从肖邦的音乐构思中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个人主义、个人自尊等理性因素。
中国民族音乐始于华夏文明的新石器时代,远古的音乐文化注重歌、舞、乐三者的结合,歌咏的内容多与日常生活有关。从西周起,开始建立礼乐制度,后广泛采集民风,收录三百多首民歌于《诗经》。礼乐与俗乐开始并行,贯穿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中。礼乐为国家礼制仪式所用的规定性音乐,而俗乐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求或娱乐的结合各民族风俗的音乐。乐律上,周代的十二音理论已经成熟,确立了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传统的中国音乐用民族调式表现着东方的委婉、含蓄之美。
20世纪初,中国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文化运动,这是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国社会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摒弃旧的落后的思想,迎接新的先进的理念。在音乐领域中同样是一场颠覆性的文化运动。学堂乐歌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新音乐发展的开端,西方音乐快速影响着中国,全国各地的学堂开始开设乐歌课程,通过课程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弘扬爱国精神。学堂乐歌的词曲呼应的形式也打破了传统中国音乐的模糊性、多义性的旧俗,依曲填词,在词曲创作上融合中西方文化,既有中国古典音乐文化旋律的柔美也有西方追求理性的音乐立体感。
清末年间,随着钢琴传入中国,我们对西方乐器开始逐步深入了解。在一批先进的作曲家笔下诞生了一系列优秀的钢琴作品,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以及钢琴改编器乐、声乐作品,如《松花江上》。在《在松花江上》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曲家借用西方大小调体系,配以中国民族性旋律,使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融合正是受文化的影响,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加入西方文化元素,使作品“中西合璧”。
在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中,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科学性的同时,也继续传承中国传统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创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许多新的音乐体裁和大量的优秀作品,学习西方乐器的同时也使中国民族乐器得到发展,使音乐文化得到多元化发展。在现代中国钢琴作品中,越来越多的听到中西合璧的音乐元素,既有西方系统的大小调体系的骨架,又有中国民族传统五声调式的影子,使西方音乐影响中国,也使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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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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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理念的变化,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新闻媒体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关键词】民生新闻 公共新闻社会责任
【论文摘要】民生新闻及公共新闻,因其“受众本位”核心,一直深受公众认可,而随着新闻传播渠道的延展,受众媒介素养提高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入手,解析新闻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随着社会发展和新闻理念的变化,电视新闻的形态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趋势,其中包括最近几年引起关注和热议的民生新闻以及公共新闻。而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媒介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除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网络、手机等新兴的传播媒介,也迅速发展起来,信息的传播力度和流动性大大增强。新闻类型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风格、品位、讲述方式以及对生活的影响面,都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望,也赋予其更多意义。
“社会责任论”,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后来传到西欧和其他发达地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还要对社会负责。主张通过讨论来解决冲突,注重保护个****利和重大的社会利益。
民生新闻是关注人民生计、关注市民生活的新闻,即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关注群众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其基本原则是 “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民众话语。”而形式上则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因而得到受众的欢迎和认可。
公共新闻理论于1990年左右在美国新闻界出现,我国学者孙旭培曾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从国内一些电视新闻栏目的发展看,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从平民化走向公众化的升级版。
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新的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从受众转变为传播者,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2004年8月,美国“公共新闻网络”主席Leonard Witt教授正式提议,考虑将“公共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强调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
无论是民生新闻、公共新闻还是公共参与式新闻,这类型新闻从诞生到发展核心都是人,它们所关注和打算传达到的人群、希望塑造和引导出来的群体也从平民提升到公众再提升到公民。这一步步的渐进过程无不彰显着新闻媒体的目标和志向,同时也意味着新闻媒体自身要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这类型的新闻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们将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促进和推动公众应享有的权利,这正是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
一、坚持真实报道,扩大公众知情权范围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有力载体,应反映公众意见,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公众利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在满足人们新闻需求上推动政府的民主开放,促进公众知情权的进一步深入。这其中,记者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着名报人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但是,当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长面对媒体调查竟质问记者:“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公务员吃空饷的更多,你们记者怎么不去关注?”如此荒诞的言行、无知的举动实质是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知情权赋予媒体采访权,但如果采访权使用不当,也会造成新闻侵权,或者陷入新闻监督的误区。2007年的“纸包子”事件成为滥用媒体公信力的恶劣范本。虽然当事人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也在业界和社会上身败名裂,但是不实的新闻、虚假的报道已严重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
新闻媒体报道及时、深入、全面、真实与否反映了一个政府的民主开放程度和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特别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由于新闻媒体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冲在了最前线,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均第一时间及时、充分地报道了地震的消息,充分体现了媒体的责任意识,这在建国以来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有着诸多突破,意义重大。电视媒体更是借助本体优势在此次报道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追求事实真相、开放、透明地全方位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增强了媒体的公信力。
二、反映民意,为受众提供表达平台
古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就是意见和情况的表达和传播,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没有“言”,人也不成其为人了。尊重受众表达权是新闻的手段,为扩大受众表达权提供平台,也是媒体吸引读者眼球、增加亲和力的重要支撑。一直以来,民众的表达权大多是由主流媒体来代言的,这也符合社会参与论的主要观点,即“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所以,较早出现的由北京电视台制作的代表民生新闻品质的电视节目《点点工作室》(后改为《元元说话》,至今叫《第七日》)备受欢迎,紧随其后的《北京特快》和成都电视台的《今晚8:00》也都呈现了典型的民生新闻特质。直到2002年,江苏电视台推出的《南京零距离》一度成为民生新闻的巅峰之作。不管这类新闻发展到哪个层次,“受众本位”,“民本取向”都是其核心,为观众设置热线、互动话题、短信平台、观众播报等环节,给受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平台和空间。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带给传统媒体近乎颠覆性的变革,这让民众表达权的代言者范围进一步扩大。论坛、个人空间、博客以及微博等新平台的出现,使得传播的门槛再次降低,碰碰键盘、点点鼠标,只要会上网就能将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怀传播出去。从前几年的孙志刚事件、史上上最牛“钉子户”到最近几年的华南虎、躲猫猫事件、3Q大战以及方舟子微博打假,一系列关注民主、关注国家的事情经过了一个从“虚幻”的网络空间摆到各级政府桌面上的过程,普通受众拥有了表达权,人们发言、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
三、引导舆论,保障公众监督权施行
在当代新闻传播中,真正对新闻媒介握有生杀大权的,往往是广大的受众。新闻媒介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真实、广泛、全方位的报道,使得公众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出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而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制度、住房保障、金融秩序、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每一阶段也都有新闻媒体进行追踪报道,这使得更多的民意被吸取,改革过程也更加公开透明。
同时,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媒体也是监督反腐的一股重要力量。由网民予以曝光的女检察长豪车事件,政府官员境外旅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我爸是李刚”事件等等问题人物和事件逐渐由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社会,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和公众关注度最终使得这些不符合规定、常理的非制约并加以改正。
四、加强公民意识,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进入“公共参与式新闻”层次后,新闻报道就不单单是反映事实本身,还包括提升公众对新闻事件及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力,增加公众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社会治理离不开公民权益的充分表达,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媒体来实现。目前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能拿出精力、肯花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还不常见。参与途径不多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公民意识还不太强烈,再加上共同利益诉求较为松散,不能很好传达公众诉求。因此,新闻媒体应加强这一方面责任感,认清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最佳的参与方式,并通过引导公众,加强公民权利意识,促使公众参与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中来,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效维护公民权益,和平表达,逐步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
参考 文献
①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6)
②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 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1)
③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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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巨大发展与广泛传播的辉煌时期。在历经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愈加成熟的姿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拓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方向;统一战线政策思想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手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路径保障。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工作的开展仍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而微妙,各种理论思潮的碰撞拉锯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与革命经验的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套独有的宣传体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与命题,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向处于革命浪潮中的人民提供的是一种“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不同的客观实际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的不同结果,将马克思主义机械与教条化并不能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反而会造成反面作用,王明“右倾”错误完全性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②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充分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在理论创作与推广工作中将中国性格与实际环境通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扩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
其次,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性的发展要求,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落脚点。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而这种中国特性的形成则必然要从思想内涵与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构建。在思想内涵方面,对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华文化的采纳与吸收显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渗透中国社会的最好切入点,而毛泽东本人所著的《实践论》则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提供了最佳范本。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了单项化的宣传与灌输模式,为多元化多角度的宣传方式提供理论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让位于民族矛盾,却并又没有完全消弭。争取政治话语的艰难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为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以指导的革命发展和满足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普遍深入得研究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为宝贵材料,通过概括、提炼与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也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与发展的总体把握,也有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某一个方面的单独论述,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客观全面的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与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与此同时,随着党内政治活动的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综合性文集开始大量出版与广泛发行,报纸期刊的宣传报道亦紧随其后,这使得包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多篇文章在党内外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著作材料、讲话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在整风过程中对于“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⑤的强调,加快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落实。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得以开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首先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神被底层民众所了解,最终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效果。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这部分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获得系统性的学习的机会,具有知识素养的人很少,甚至有99%以上人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这部分群众对于学习与了解艰涩的理论术语与体系有着客观上的困难,因此说老百姓的话,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成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重要原则。正如列宁曾经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 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⑥。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对于革命发展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而他本人亦在众多的文章著作中流露出符合底层群众阅读与理解习惯的行文风格,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为例,毛泽东以极其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通过类比的手法从生活中寻找例子生动形象的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而“法宝”、“糖衣炮弹”、“两条腿走路”等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比比皆是,为底层群众直观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提供条件。
其次,为了贴近底民众的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融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之中,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纷纷涌现。即有以民间文化形式为依托的革命戏剧、民歌与舞蹈;也有以学习教育为表现形式的识字班、夜校、学习监督组,并提出了“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将生产运动与学习运动相结合”教育理念;甚至墙画、标语、黑板报等与群众生活细节方面均称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以戏剧为例,几乎所有较大一些的村镇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革命戏剧班子,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富有农村革命气息的戏剧类目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并在休闲娱乐中获得了革命的体验,激发了革命了热情。而从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的冬学运动则成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传播工作的有效形式,冬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期望通过集体学习让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与民族革命意识和群众正式觉悟结合起来,以造成把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一“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⑦的良好局面。
传播主体多层次发展成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显著特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工民群众的上下结合、横贯联通构成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体系。
党员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核心力量,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信仰的党员干部一直是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干部学校、发展在职教育、发动学习运动、制定规范化的教育流程与制度等方式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的优良学习风气,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保障。知识分子群体受文化背景与阶级属性双重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中,既是传播的对象也是桥梁。他们在向往与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情感驱动下,开始学习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等小资产阶级习气,在思想上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洗礼。而具备进步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可又以通过运用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参与马克思理论教育,并在文学艺术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式,帮助党内干部与党外群众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以艾思奇、范文澜、张培森、张如心等为主要代表。工农群众的知识水平虽然远落后于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了限制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与掌握,但是工农群众在我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着可不代替的重大意义,首先,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运用思想理论的力量焕发群众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促进革命的斗争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新的发挥在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要依靠工农群众对于理论的实践程度来检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根本目标所决定的,也就是使人民掌握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外化成具体的实践。
可以看出,虽然党内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所承担的职责并不完全一样,但却在相互连接与共同发展之中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合力。(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⑤唐宝林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 页。
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7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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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重性质。]首先,建筑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用劳动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其次,建筑是文化的“容器”,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仅记录古代中原人民抵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历史事实,也体现了中国人勤劳勇敢、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文化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从中荷建筑特点看两国不同的文化心理
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同时,衣食住行也反映出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掩盖下的文化心理。建筑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物质外壳,是文化的外化,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受到当地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当地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熏陶,昭示了居住者的文化心理内涵。
素有风车王国之称的荷兰,其建筑外观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小门大窗户”,大面积的窗户表现了荷兰人开放的文化心理,对各种事物有较强的包容性。而传统的中国建筑,无论是皇家宫殿还是普通民居,都习惯将建筑设计成一个较封闭的空间,门窗等与外界相连的部分也比较小,并用雕花窗格等阻拦外界的视线,显示了中国人较为严谨的文化心理。
不同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方面的文化差异会阻碍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交流。在当前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文化的双向传播,对于外国文化我们要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文化传播应在交流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进步。
说到建筑,大家头脑中会立刻出现古今中外各色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印度的泰姬陵等等,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建筑本身。就建筑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建筑所反映出的民族特性、社会道德、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等等。建筑与文化,其关系是多方面的。
“文化”是一个汉语古典词。“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只是在与武力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文化获得现代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过程中开始的。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2]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重性质。]首先,建筑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用劳动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其次,建筑是文化的“容器”,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仅记录古代中原人民抵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历史事实,也体现了中国人勤劳勇敢、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文化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荷兰的建筑就其外观来说,给人们最深的印象的就是“小门大窗户”,建筑物的表面积的一大部分被窗户占据,大大的窗户让人对室内一览无余。房子的外面正对着街道,如果有院子的话,通常也是开放式的,有的用低矮的栅栏象征性地围起来,或者只种上草坪。
这样的小门大窗户的建筑必然有其产生的社会原因,据说以前荷兰房屋建筑收税的多少是按照门的大小来确定的,所以家家房子就都建成了这种前窄后长,瘦高小门大窗户形的建筑了。这样的房子上下搬东西肯定不方便,所以荷兰人通过滑轮从窗户搬运东西,荷兰的古董房子上都会有一个滑轮,可见,荷兰人搬东西早就只用窗子不用门了。
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这种开放型的建筑类型必然是在一个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来的。荷兰宽容文化的形成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成立的水利委员会(Water Boards),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奠定了荷兰民主和宽容的基础。[3]荷兰的宽容概念首先诞生在宗教宽容领域中,它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宗教不宽容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贸易的繁荣和对外交往的频繁,荷兰人更增强了对宽容文化的认同感。当今的荷兰社会依然延续着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甚至对毒品交易、同性恋婚姻以及安乐死等大多数国家无法接受的行为保持着极宽容的态度。由此可见,荷兰宽容开放的文化氛围由来已久,并且已经深刻地影响着荷兰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中国建筑的内向性
说到传统的中国建筑,有两点必须要说一下。一是“改朝换代,结构不变”。[1]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期间虽然改朝换代的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改变,经济结构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不变,而建筑也承袭了“秦砖汉瓦木结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二是建筑结构的内向性,各个建筑自成一体,其内部体现封建等级、儒家礼法制度,等级明确,系统完善,与外部的联系甚少。小到平常民居,大到皇家宫室无一不体现了建筑的内向性,甚至有的人会想到万里长城,是不是企图将整个中国都划为内向性的。
现代的中国建筑,由于改革开放的浪潮和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受国外各种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中国国民思想的进步和开放,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但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人们思想中的存在相当牢固,其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比如,大多数人都向往独门独院的一套宅子,大多数有院子地房子都会建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把院子严严实实地围起来,窗户也会配上厚实的窗帘,一些底层的住户会在窗户外加装一道防盗窗,总之,外人难以看到屋主在做什么就对了。
(二)内向性特征的形成
中国建筑的内向性特征的形成也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部落时期,部落组织为抵抗外敌产生的内聚特性,以及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形成的权力中心和等级划分,早期的部落建筑就显示了内聚性和权力中心的特点。
其次,中国建筑的内向性的形成也是人们对传统儒家礼法制度的一种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乐之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十分推崇“礼”,而礼制在安邦定国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清代的儒学者阮元曾指出:“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所以,以家庭为核心的建筑形式其实是对儒家文化中“礼”的一种认同,而这种认同也同样扩散至城市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
从庭院式住宅到围合的都城是一系列内向空间的嵌套,从向心的聚落到向内发展的城市又体现了向内性特征在时间上的传承,这种内向性特征正是由千年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确定的。
(三)含蓄内敛的文化氛围
内向性的建筑显示了中国人民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对礼乐制度认同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君臣父子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时代变迁,中国人尊尊、亲亲、毕恭毕敬的行为方式依然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传统的家长制度使得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像西方人那样进行平等的交流,因而也就无法形成开放的文化氛围。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角度来看,在中国这样的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很多决定都是由在上位者做出的,普通的群众只需执行。且在抒发己见的时候由于所处的权力阶层不同,人们必须注意措辞,尽量使用委婉含蓄的话语说出自己的意见,不具有攻击性。
其次,中国的社会是以集体为导向的,个人是为集体而服务的,无论是家庭、团体还是组织机构,都有其自己的系统,而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是由很多的小集体构成的,民族的向心力伴随着民族的形成过程而产生。内在向心力则产生了内敛的文化心理。
道家的无为也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无为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顺应事物本身的规律,不人为造作,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老子?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忧。”老子认为无为即不争,不争而取胜且没有祸害。无为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强调顺应、辅助自然,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则是不恣意妄为,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不妄图通过个人改变事物获得利益。因此,文化心理上的不作为也促进含蓄内敛的文化氛围的形成。
五、中荷两国文化心理差异及其跨文化交际
(一)文化心理差异比较
荷兰的外向性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传统的内向性文化心理是两国建筑风格迥然不同的根源。外向性文化心理关注个体与外部的联系,乐于与外部沟通,并对外部的信息进行积极的反馈,通过讨论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内向性的文化心理则倾向于内部决定,对外部有一定的防御心理,不善于通过沟通交流获得结果,倾向于单一地接受大家长的决定。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二者也不相同。外向型的文化注重沟通,为保证沟通的流畅和良好的接受性,因而沟通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且每个人都乐于说出自己的想法,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而内向型的文化由于其内部的阶层高低分明,处于较低阶层的人通常选择接受而不发表意见,决定权在于地位高者,在交际中可以感觉到明显的等级差别。
在利益取向方面二者也不同。外向型文化注重个体的利益,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乐于做出各种努力,并认为个体有影响全局的能力。而内向型文化由于其向心力而形成的内聚性,是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个人是为集体服务的,个人的行为要考虑到集体的利益,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而凝聚起来的集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因此,内向型文化的人们有较强的家国观念。
在交流的方式及程度方面二者也有差异。外向性文化交流的语言比较直接,语义比较直观,不需要太多语境的参与。而内向性文化由于社会关系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交流的内容通常有较多的语境参与,不能从交流的语言直接理解交流的内容,是高语境文化。
(二)跨文化交际
不同的权力距离对交流会产生影响。权力距离指的是地位低的人们对于社会权力不平等分配情况的接受程度,分为高权力距离国家和低权力距离国家,中国是高权力距离国家,而荷兰则是低权力距离国家。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里,领导与下属或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是垂直的,人们注重地位的权威性。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里,社会关系相对来讲要平行些,个性更能得到彰显,更能自由表达个人的看法。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的高或低权力距离会直接影响到交际的进行,甚至会造成语用失误。
人类交际中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也存在不同的特点。语境是语言赖以存在、被人们实际所使用的环境,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把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不同的语境文化中,语境和语言在意义传递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其交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是二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信任并使用客观来源的信息,而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则偏好人际交往之中的信息来源。二是在交际中所使用的媒介,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不注重非语言传达的信息,并认为交流是有意义的言语信息的交流,而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则更善于从情景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正如很多外国人无法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客套话、礼貌用语等,这些话内容形式相似,但重要的信息并不是在话语内容中,而是通过话语内容表现出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外,在书面表达方面,低语境文化倾向于具体、准确的描述,而高语境文化则更具感官化和抽象化,颇有言内意外的特点。这些由于语境高低不同造成的交际差异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两种文化的内向性和外向性不同,而在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方面所体现的各种差异,往往会造成双方交际中的障碍或误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要了解交际对象的文化特点,为交际奠定基础。
从中荷两国不同的建筑特点,我们发现两国不同的文化心理。中国的内向性文化心理以及荷兰的外向性文化心理在交际中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交际中由不同的文化心理而造成的误解以及交际不成功是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对中外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隔膜与差异,我们应通过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增进了解与信任,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达到共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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