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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的语言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消除误解与偏见,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全面提升和增进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传播对策。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力;全球化
1 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发展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要与西方跨国传媒展开长期博弈。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实力,当前要重点抓好一下工作:
积极营造国际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形下,在涉外活动中,我们应该通过搞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第一,要充分发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
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维度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和深入宣传,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我们不仅要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还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理论创新和实际宣传相结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充分发掘和依凭自身的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循序渐进,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第二,要谙熟国家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技巧,提升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要更加有效地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因为只有更加贴近外国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结构,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
因此,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塑造中国充满活力、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国家形象的策略问题。具体要把握以下几点:
对于价值观冲突,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努力做到既坚持自己的标准,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为了有效、恰当地进行交流,就需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多地加以了解,避免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行为方式,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要合理吸收乃至扬弃,在跨文化交流中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求同存异。对于文化竞争,面对文化弱势地位,要面向主流社会主动出击,营造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文化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宣扬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增加共识。我们要主动利用各种涉外活动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要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和背景,从而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理念,使我国能更广泛和更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国际对华舆论。同时,我们也应当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认识、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积极开展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等,增信释疑,为搞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筑就更坚实广泛的基础。
讲究策略,改进对外宣传的方法,要针对西方主要媒体不断地“妖魔化中国”拿出对策,以有效化解其负面影响要提高宣传技巧,以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宣传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国和平崛起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现状传达到普通大众的心中,以消除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心理,逐步压缩“中国威胁论”的市场。
另外,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要提倡国际主义,使人民认识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支持对外战略和政策。相信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定能走向普遍化,从而为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3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从对“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是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最顽固的屏障,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例如政治意识形态层,以及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层。这给我们振兴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中国的大众媒介文化产业政策,以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众媒介文化产品作为先锋。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集,从而突破国际传播“文明的藩篱”呢?
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指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其两个最基本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它不仅为促进文化生产与消费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明显地丰富了文化景观,扩大了文化辐射,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性与消费性具有的普世效应,使之更容易被国际传播受众接受,不容易引起文化反感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大力扶持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是扩大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在国际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极好切入点。
4提升华文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地位
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主导地位,除了积极与世界接轨、采取多语传播这样开放的心态外,加强汉语本身在世界的地位,打破英语媒体垄断性的强势地位,使汉语媒体成为世界主要媒体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正如程曼丽教授谈到的一样。目前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本国语言的振兴运动,以希打破英语的垄断地位。例如:法国现在正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也在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断层过的文明,而作为其传承载体的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却并不能算强势语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究其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汉语或中文标准,包括所谓的法律语言本地化等,都是以粤语为主而在国外华人社区,则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并作为通用的标准。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融合,也直接影响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在促进汉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长远规划,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不断提升汉语以及华文媒体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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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自古就保持着比较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越南被称为北蜀的时期,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秦朝至北宋初年的一千一百多年之间,中国文化对于越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南的文明程度。而在十九世纪法国殖民越南之前,越南也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文化在越南国流行开来,并为越南人民所接受,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饮食文化。
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不断的迁往越南,这使得越南也接纳了云南、广东以及不少的客家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深刻的影响了越南人的生活习惯,时至今日,越南街头仍旧能够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子。
这里我们所说的地缘因素,主要包含了两国之间的地理条件,这为中越两国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越南和中国的南方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相似,而且与我国的西南两省相邻,中国和越南之间有着长达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边境线,并且中越两国边境上没有高山大河和的阻隔。很中越边境的很多地方,两国人民隔路相望,除此之外,还有流经中国云南和越南的红河-元江水道,这为两国之间的物质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越南和我国接壤的广西地区气候十分相近,雨量十分的充沛,并且预热之间的配合比较好,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特别适合一年多季的水稻种植,这些气候方面的相似之处,使得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更加容易进行传播。
汉文化对于古代生活在越南地区的人民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北属时期之前,也就是距离现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周朝时期,越南就已经有了原始部门的人类群落,但是在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形成。直到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正式将越南地区纳入到大秦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设置象郡,同时将中原地区的居民迁移到此地居住,那些开荒、戍边的人们就成为了越南地区最早的一批使用汉字的居民,使得汉语正式传入到越南地区。在汉朝统治时期,赵佗在越南一地建立南越国,将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完整的植入到了越南,正式的帮助当地的原始部落从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社会,这为后来汉文化深入的影响越南地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越南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的使用汉字,在文学作品和官方文书等,都开始使用汉语。即便是在后期越南被法国占领的19世纪,汉字依然被看作是正统的文字。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将一些文字记录的美食也传入到了越南。
筷子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在古代筷子被称作是箸或筋,早在商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象牙制成筷子,一直延续至今。筷子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逐步的传入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此时筷子也传入到了越南地区,并成为了越南古代人们重要的饮食工具。现代越南语中将筷子称作是“
在越南有很多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小食品和小吃,比如豆鼓、烧麦、水饺、油条、馄饨等等,这些食品不仅仅和中国国内的食品做法相同,而且发音也十分相像,基本上和广东话一样。油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小吃,相传古时候人们为了纪念岳飞,将秦桧的妻子模样捏成面放在油锅里炸了,然后把她吃进肚子中,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随着时代的演变,油条逐渐成为一种在我国南北方都比较受欢迎的食品,广东话将油条称作是油炸鬼”,越语直接取最后一个字叫“quáy”(越语发音为“鬼”)。这个例子足以看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对于越南的深刻影响。
茶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都很大。在越南话中,茶被称作是“trà”或“chè”,这和广东话中的茶比较相似,仅仅从语言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茶文化对越南有着深刻的影响。加上历史长,两广地区的居民大量的移居越南,这为中国茶文化在越南的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越南饮食文化中,将中国阴阳调和的饮食方法应用的也比较到位。在越南的饮食制作中烹调比较讲究清爽和原味,只放少许的香料,其中青柠檬和香花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佐料,制作方法中主要以凉拌、蒸煮为主,在具体的食用过程中,即便是烧烤的菜肴也多会配上一些生菜或者是薄荷菜一同来食用,进而达到下火去油的作用。总体来讲,越南人认为咸味道属于阳,而酸或者是甜则属于阴,在菜品的制作中越南人讲究阴阳调和,将甜和咸进行调和与混搭,以达到最佳的饮用效果。
越南人不仅仅关心食品之间的阴阳调和,同时还留意食品和人之间的阴阳调和。当有人感冒的时候,越南人就会煮姜粥给她喝。如果有人中暑了,则会给他煮葱粥喝。除了这些,越南人还注重人和气候之间的阴阳调和,夏天阳气比较重,所以吃的时候多选择酸汤之类的东西,冬天的阴气重,则会选择烤肉一类的东西。
中国和越南之间比较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加上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多个省份都有居民前往越南居住,这不仅仅促进了越南地区的文明进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即便是今天,以油条等中国传统食品为代表的饮食仍然在越南受到欢迎,这足见中国饮食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用筷子、饮茶文化等在越南民众中影响深远,特别是在饮食的制作和饮用过程中,越南民众将中国阴阳协调的饮食方法进行应用,加上本地的一些食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越南看到中国饮食文化的身影,这说明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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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目标消费者及公众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心理的﹑生理的﹑综合性的肯定性感受和评价的结晶物。人和风景,艺术家,企业,产品,商标等等,都可以发展成为品牌对应物。我们在市场营销中说的品牌,则指的是狭义的商业性品牌,即是公众对于某一特定商业人物,包括产品﹑商标﹑企业家﹑企业四大类型商业人物的综合感受和评价结晶物。——摘自兰晓华著《品牌管理》
品牌战略的关键点是管理好消费者的大脑,在深入研究消费者内心世界、购买此类产品时的主要驱动力、行业特征、竞争品牌的品牌联想的基础上,定位好以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品牌识别系统,然后以品牌识别系统统帅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全文如下: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也衍化成了品牌与品牌之间的竞争,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产品趋于同质化,这就使得竞争已不再局限于质量、成本、人才,而是上升到了品牌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的竞争。企业品牌战略是基于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创立自主品牌,将品牌作为核心竞争力,以获取品牌高溢价能力与差别利润的企业经营战略,也以此来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增强品牌竞争力。
1.我国企业品牌竞争力现阶段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企业品牌意识开始意识凸显,创造出来不少著名品牌。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国家在政策上的鼓励,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走出去”,进军国际,中国品牌慢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费者信任。但根据2013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对全球领导力、品牌忠诚度以及市场占有率三项指标评出的2013年世界500强,其中美国占有232个,法国占有47个,日本占有41个,而中国仅有中央电视台、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联想、海尔等25个品牌入选[1]。虽拥有“世界工厂”称呼,但我国显然还是“品牌第三世界”。
2.我国企业品牌发展与经营不足
我国的品牌总数多,但是国际知名品牌少,国际上影响力不够。中国品牌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外部环境杂乱,侵权现象严重,很多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现象令人担忧,而中国企业又有自我保护能力低,市场监管乏力,广告依赖性强等缺陷。几年前兴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山寨之风给中国品牌的形象与口碑迎头一击,“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走低[2]。这从侧面反映我国某些行业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心态,迫使很多知名品牌为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断投入人力财力,增加了成本却收效甚微。
3.我国品牌与国际品牌差距巨大
根据2014年英国品牌顾问公司的品牌价值名单,美国苹果公司以1047亿美元蝉联全球最具品牌价值榜首,位列中国第一的中国移动通讯以318亿美元世界排名13,不及苹果公司的30%。2013年我们的国航、南航与东航三大航空公司销售收入之和不及美利坚航空公司的20%。同时,曾有一项面向全球的品牌知名度的调查表明,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普遍较低,最高的联想也仅31%[3],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程度、年销售收入与创利能力远低于国际知名品牌。
4.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形象竞争力弱
品牌的基础是质量,品牌能否成功建立,能否拥有持续的生命力,质量是第一步,没有高质量就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进入国际市场后,某些中国企业由于产品质量较低,创新能力又不够,曾导致我国产品因质量问题而招牌被砸,商业纠纷不断,且企业危机公关能力不强,对事件的反应速度慢,导致企业形象严重受损,这对品牌的塑造打击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我国还是有部分产品无论质量还是技术含量,在国际上都不输于同类竞争品的产品,可是市场份额却远远比不上,这是因为我国品牌形象塑造不强。
1.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
我国有些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定位不明确,只看重产量与贸易总量的增长,安于租用国际知名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对创建品牌与用品牌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认识严重不足。同时,我国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导致国际市场上经常发生我国品牌被抢注的情况。商标被抢注后我们再想使用自己的商标,就必须得用高价向注册方购买;如果不想购回,重新创造新的商标,意味着我们要舍弃原先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与精力,这也为那些有潜力的品牌国际化带来了阻碍。
2.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缺乏创新与自主核心技术
企业必须通过对新产品的研发,不断地开发新技术,才能使品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与生命力。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在品牌技术上投入力度不够、研发能力弱、技术水平落后、质量差、互相模仿严重,只顾引进技术而不善于对其进行吸收创新等问题,缺乏创新是我国品牌生命力不强的一个软肋。目前我国的自主品牌由于核心技术缺乏,没创新能力做后盾,生产出的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曾经有很多优秀的“老字号”品牌,由于缺乏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我国每年的新增品牌很多,但能够顽强发展,长期生存,对市场又能产生影响力的屈指可数,平均生命力只有短短几年[4]。
3.企业规模小,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资产不雄厚,投入和研发投入与生产要素比例不高,品牌竞争力不强,加上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与经验,短时间就能基本占领市场,使得我国中小企业运营举步维艰。管理理念的落后也是我国企业的硬伤,经营竞争性意识落后,国际化经营手段欠缺,对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视度以及创造自主品牌意识严重不足,对于企业品牌管理不够重视,浅显地认为品牌管理只是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而已,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对品牌策略的制定以及品牌形象的策划,对品牌的全球管理,品牌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品牌公关等。
4.国际经营急功近利,忽视企业长远发展战略
国外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广泛施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这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实践才能得出经验,这并非只是单纯贸易战略,而是涉及投资、生产、贸易、管理的一种集成策略。相比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出口能力与营销能力的强势,我国出口企业的品牌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些企业不重视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盲目扩张品牌,品质下降,这些行为简直就是自毁品牌。创品牌和品牌的推广到品牌展现影响力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需要长期的投入,这样就与很多企业短期就要效益的思想背道而驰。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企业对品牌的培育,使得我国知名品牌更难形成。 5.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水平落后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浪潮席卷而来。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高超的信息化水平是企业进行现代化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跨国品牌的品牌竞争力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对于进行外贸业务的出口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来说尤其重要。很多国际公司的虚拟经营战略就是建立在高度运营的信息网络基础上,这是一种技术信息共享、联合开发的互利动态网络型经济组织,利用他人生产、销售、开发等。而现阶段,我国的很多企业无法很好地运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性,说明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增强品牌战略意识,选择品牌战略
依靠品牌战略提高竞争力,企业首先就要提高品牌战略意识。品牌的塑造和发展是企业必须经历长期的奋战,投入大量精力,加上一系列的措施共同作用才能成功的。企业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就要将品牌战略塑造为首要目标,渐渐摆脱贴牌生产,直到自主品牌的树立。企业在选择品牌战略时,应该先考虑自身的实力,要对品牌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品牌的延伸上也要理性选择,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战略,并协调好品牌战略与其他战略间的关系。
2.严抓质量关,提高竞争力
产品优良的质量是一个企业立足的根本,是一个品牌不断延续的生命。品牌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在于产品质量上的可靠,以及优质的售后,消费者的信赖产生于此。创造名牌与维持名牌均离不开优良的产品的高质量,我国企业要切实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各环节把关做好,积极推广ISO9001标准,让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国际标准。只要有了好的口碑与公信力,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就能对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面的影响。
3.加大科研力度,提升出口品牌的创新力
一个企业能否夺取更多的市场占有率,保持较强的市场生命力,明显就体现在它的品牌的创造能力。如果说质量是守护品牌的盾,那么创新就是开发市场的剑,是品牌不断发展下去的最好的方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创新开发新技术,用持续不断地创新来丰富品牌内涵,巩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质量上的可靠,优质的售后,才能让企业站得更稳,走得更远,这是品牌不断发展与提升品牌竞争力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4.加大对品牌的管理与影响力的维护
创名牌和保名牌是品牌战略的两大主要内容。创名牌可利用一个好的机遇,在很短的时间能迅速崛起,但要想品牌走得远,就要采取措施保住品牌住口碑。对于品牌的维护,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法律手段,捍卫和保护好自己的名牌商标不受侵犯。对于知名度高的商标,要持续开发新产品来保持曝光率,为商标信誉不断注入活力。对于品牌的管理,企业应坚持创新,用心发掘客户的需求,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发挥广告的效能,推广品牌中影响力,促进品牌战略实施过程中消费者与品牌的良好关系,避免品牌形象稀释和短期效应。
5.着力打造品牌的东道国本土化策略
对于打造国际化品牌,有一点要非常注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一个知名企业即算在国内做得风生水起,当决定走出国门那一刻起,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将寸步难行。品牌国际化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企业在更多国家实施东道国本土化的过程。如同Coca-Cole在华的中文名称定为“可口可乐”一样,能迅速带来认同,销量大增。中国品牌要对东道国当地的文化、民俗、消费者偏好等做一个全方位详细的调查,认真选择与确定中国品牌的当地本土化的适当名称,迅速融入当地文化与习俗,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带来自身的快速发展。
6.组建现代化专业团队,优化企业管理层
品牌的竞争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建设出一流的品牌,生产出一流的产品,企业就要把人力资源的构建纳入品牌战略,打造出一支强悍的品牌战略管理团队,需要有谙熟国际惯例、专业知识过硬以及精通外语、对现代管理熟稔的通才。对于这种团队的建立,企业要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落到实处,采取多种方式引进人才、开发人才,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国外先进品牌技术人员和那些对品牌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也要积极引进,充分发挥人才对于品牌的自主创新、品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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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应该表现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指导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作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软实力;对策思考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砝码,通过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观点,这必将对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所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发展历程。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批判的理论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而造成了人们认为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是人创造了宗教,并进一步对宗教这种文化意识形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文化领域,确立了文化观的自然存在前提。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文化主体存在的自然前提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的自然存在物,其中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与自然界是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而我国“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源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都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物化”危机。虽然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流传下来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医、天文历法、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而是它的经济作用。在一味追求物质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面临着被“物化”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下,我们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优秀文化,造成很多“去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主体的缺陷。由于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人才严重不足,滞后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速度。三是文化事业教育工作者缺乏创新精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这些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下人们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道德无下限等负面情绪的影响所致。
(三)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加剧,甚至出现文化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参透等不良现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与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③可见显而易见,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甚至对我国文化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制定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应该切实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
(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主体又是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更是检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指标。
(三)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传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往形式,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将一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我国可以结合本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策略。例如:举办中西方国家“中国年文化活动”、成立“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的参与度。我们既可以发挥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人际传播和交往的作用,又可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走出去”,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总之,我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丰富,但是发展速度滞后,国际影响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制定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对策。(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②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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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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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交流的鼎盛期,而法国则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本文通过传教士这一直接媒介和其著作等间接媒介对其在法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阐述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18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都大大地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古今音乐考》成为了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珍贵的资料,详细地记录了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研究。本文以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十八世纪中国的音乐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影响。
十八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古玩等大量的物品都逐渐传入法国,当时的法国装饰艺术大多都浸透着东方的审美观,洛可可风格的装饰随处可见,此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浪潮,当然中国音乐文化也作为这股热潮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传入了欧洲,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欧洲人不再只是单纯的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曲调和中国传统经典的音乐作品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
十八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包含了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思想热”和“中国的风物热”。在音乐领域方面,“中国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音乐文化大量的介绍,还包括创作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洛可可”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审美情趣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和音乐方面共同的审美原则,对欧洲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
十八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中国的音乐,与中国相关的大量的音乐创作、译作等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和介绍大致分为著作和译作、曲调、乐器这三个部分。
(1)著作和译作方面。1754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翻译了《古乐经传》。随后又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今音乐考》,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的音乐发展史、律制以及乐器等都作了大量的介绍。1713年来华的传教士马若瑟详细地研究了《元人百种曲》,并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来华传教士杜赫德创作了《中华帝国全志》,这本著作详细的介绍论述了中国的乐器、乐理以及记谱法等音乐问题;来华传教士韩国英在1780年发表了论文《论中国的磬》,此文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曲调方面。1779年钱德明汇编了《中国乐曲集》,里面包含了五十四首中国的乐曲;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列举了一些中国的乐曲;1768年由卢梭在《音乐辞典》里发表了一首中国的乐曲,这首乐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被德国的音乐家韦伯引用创作出了一首《中国序曲》。
(3)乐器方面。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神父把中国的许多著名的乐器都陆续的传入了欧洲,钱德明神父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乐器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游记》中巴罗刊布了四幅中国乐器的图版。
2、与中国相关的欧洲音乐作品
早在十七世纪,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就已经出现,如1674年上演的英雄剧《中国之征服》、1692年的上演的喜剧《中国人》以及1692年上演的歌剧《仙后》等。到了十八世纪之后,与中国相关的音乐作品出现的更为频繁,但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现象是,一部分作品标明的是中国音乐,展现出来的却不是中国的音乐风格,或者指明的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但故事的情节却是欧洲式的。如《中国英雄》是由《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虽然在道具方面和舞台的布景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写,故事情节很大一部分都体现了欧洲剧情创作的手法,在《中国女子》这部歌剧中,作者用充满中国味的装饰和中国女子喝的茶等来体现中国风味,但剧情却采用了欧洲常见的歌剧片段。
3、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建筑中所体现的用曲线花饰将那些方正规则和棱角分明的建筑的形式变柔和的建筑风格,就被成为“洛可可风格”。洛可可的艺术风格是受到中国的园林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影响而产生的,洛可可风格将宏伟构造且具有立体感的设计重点转移到了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上,以曲线玲珑的趣味和自然写意的特色来展示室内装饰的艺术魅力。这种洛可可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的盛行也影响到了欧洲的音乐风格,被音乐领域称为“华丽风格”,主要是以法国的音乐家库普兰和拉莫为代表。在德国,洛可可风格则形成了一种独具德国特色的“情感风格”,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著名作曲家巴赫,此外在莫扎特、海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也偶尔能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余音。洛可可音乐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中国风物以及洛可可美术风格的影响,音乐家们通过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感受,从华丽装饰和崇尚自然情趣的氛围中激发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中国的艺术风格以中国工艺品和中国园林艺术作为载体,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将洛可可的美术融合到了音乐中,由此影响了洛可可音乐风格的形成。
钱德明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社会背景和音乐文化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撰写《中国古今音乐考》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为了澄清他所翻译的法文译稿《古乐经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误读。《中国古今音乐考》是他在《古乐经传》的基础上又汇集了许多中国的音乐文献资料,并在此著作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亲身体会和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成为了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史最详实的一部音乐论著。
1、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今音乐考》这部著作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具体的阐述了中国的音乐是从公元220年,也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论述了汉朝到宋朝之间,中国音乐史变化和发展的历程。钱德明在这部分的写作中表明到“人”对于音乐发展史所起到的重要性,比如在阐述唐朝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时,他记录了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参与了下乐官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
2、对中国乐律的研究
乐律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钱德明在此著作中的第三部分对律吕的生成以及律吕的度量等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从整个探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中西音乐文化间差异的存在,中国的音乐体系在西方的音乐体系中是不能够直接体现出来的,钱德明通过一种从局内到局外的方式,以“融入到跳出”来进一步的解读中国音乐体系的独特性,这些阐述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古代音乐提供了简洁的途径。
3、对中国乐曲的研究
钱德明除了对中国的乐律和中国的音乐史有较大的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乐曲,在著作中收入了一首《先祖颂》,据陈艳霞的研究可知,这首《先祖颂》是当时钱德明的一位中国文人助理仿照古人的做法,用五音谱写成的,而这五音与钱德明所提供的音程关系是相同的。除了《中国古今音乐考》中收录的《先祖颂》之外,钱德明还汇编了中国的音乐曲集,该集里面共包含了五十四首乐曲,其中有十三首是根据中国的乐曲改编而成的天主教祷告曲,有四十一首乐曲,这本中国的音乐曲集后来被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由此可见,钱德明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乐曲在法国的传播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十八世纪在欧洲所产生的“中国热”的现象对欧洲的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质上也体现了欧洲对中国音乐文化失真性和片面性的认识。钱德明以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教,他将欧洲的音乐和艺术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艺术和音乐文化传到了欧洲,使更多的欧洲人认识并了解了中国的音乐文化,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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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以其深奥的哲学思想和凝练的言语风格,赢得了哲学诗的美誉,并使得海内外众多不同层次的读者为之折服。2500多年来,仅在中国已有700多部《道德经》的注疏问世,更多的评注还在不断涌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道德经》的英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道德经》即是了解中国文化。《道德经》英译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从《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及价值、《道德经》的英译概况和《道德经》的英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道德经》;翻译;中国文化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和主张。《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道德经》主要阐述了“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多层次剖析了宇宙万物及人类的内涵,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英译《道德经》使老子的养生思想和处世之道传播到西方社会。通过《道德经》的英译本,西方国家了解老子对待名利?p钱财?p成功?p失败的态度,及如何做到谦虚谨慎和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英译《道德经》把中华民族的养生处世思想精髓传到世界各地,有利于中外的交流与合作。
《道德经》英译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其重要性。从里雅格到韦利,从胡子霖到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不断地深入和进步,这些译本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经》和老子思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道德经》的研究和翻译必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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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应当积极地探索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作用的问题,可以通过目标、内容、方法、路径等方面的梳理,归纳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路径和原则,为在实践中推进二者的结合提供理论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教学中的传播机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的过程,其文化本性要求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必须按照教育目的,同时遵循文化的规律,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也为思政理论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教育,但同时,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学生的过程也是一个使其由“自然人”转变成“文化人”的过程――“文化化人”的过程,充分地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具有文化属性的学科。本文尝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展开讨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的辩证意义及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传播机制。
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求同存异”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其次,进行教学改革,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增加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课程与教材体系中的比重。通过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将传统文化积极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通过一些措施,激励研究哲学的教授和学者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述”或“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导读”之类的选修课和必修课,规定所有的大学生必须修满有关传统文化的学分,否则不得毕业。在课堂日常教学中,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培养青年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文化渗透的实际效果。另外,利用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传统节日上,要让大学生到社会上举办纪念活动,激发他们热爱民族文化,培养其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一般来说,实践教学活动比较生动有趣,大学生也比较有兴趣参加,是很不错的传播方式。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新一代大学生可以说是生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中。学生通过发贴与回帖、短消息回复、社区论坛等网络方式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但总体而言,高校思政理论课的网站建设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因此网站的建设一定要有特色和吸引力,通过开辟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栏目,吸收大学生参与进来讨论或交流。也可以有计划性地播放一些经典的反映文化传统的红色影视作品,让学生写出自己的观后感在网络平台上交流和分享,以此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还可以以其他多种方法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定期、不定期地向青年大学生传输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等,以此提高青年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广泛传播。
除以上述几个方面,还可以组织一些以传统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通过举办校园论坛、开设专题研讨和支持学生社团开展学术活动等多种方式,营造出一个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融入的过程,就是将事物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实践的进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蹦而就。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政课程教学中的传播机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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