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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之争历来已久,是用专章专门立法,还是走法典化的道路,学者们各执一词。随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争议本应尘埃落定,由于该法的颁布并未能解决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所有问题,从而引起更多争议。根据各大法系的国际私法立法实践和该法颁布后所引发的法律适用的困境以及中国目前的国情,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应当是采取国际私法法典化的立法模式。
关键词:中国国际私法立法模式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法典化
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对于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的选择的争论又有上升的趋势。一部分学者对这部法律赞不绝口,还有一部分对于学者对于这部法律的颁布则表现出担忧,这部法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了,而这部法律由于残缺不全导致适用时会产生诸多问题。鉴于此,自90年代初始学者们就开始不断倡议推进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20多年过去了,学者们的努力换来的是一部让人感情复杂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由于这部法律颁布时间仓促,内容有限,法律体系不够全面系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遭遇诸多尴尬。尽管已经有专门的国际私法立法,但又不能解决所有涉及国际私法的相关法律问题,甚至很多学者也认为,这部法律就是中国的国际私法法典,无需另外再进行编纂中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包括立法机构也基本持该种观点。在这种情形下,论证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就很有必要,一方面纠正一部分学者错误的认识,以正视听,另一方面就法典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述,给我国的立法机关提出可行的立法建议,对于中国推进国际私法法典化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因此,本论文重点不在于如何完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而在于着手推进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尽管这个选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人研究,但20多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实质的推进,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的新形势下,再次研究该选题就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性意义。
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后,对于各种立法模式之争渐趋于平静,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进程也暂告一段落。但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这部法律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制定国际私法法典,许多赞同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走国际私法法典化的道路的观点的学者在失望之余,依然对中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抱有一线希望。而这希望正是来自于这部法律的颁布。虽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立法模式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并不代表我国国际私法已实现法典化,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私法法典化应是将我国现行有效的分散在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冲突规则进行统一编纂,最终形成一部国际私法法典。这一法典编纂过程意味着清理和废止旧的、不合时宜的冲突规则,同时使新的更为合理、全面和完善的冲突规则变成制定法规则,因而也是冲突规则的现代化过程。①很显然,目前的这部《法律适用法》并没有真正实现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化的目标。
在《法律适用法》出台之前,为与我国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立法体系相适应,我国国际私法采取专章、专篇系统规定国际私法为主,以有关单行法中列入相应国际私法为辅的分散式立法模式。即有关国际私法的立法如以专章、专编的形式的《民法通则》第8章、《民事诉讼法》第4编中的规定,以及涉及不动产、合同、侵权行为、结婚与离婚、扶养、遗产继承等领域的法律,同时也包括诉讼法与仲裁法,而这些立法的形式均是以单条规范的形式分散在《合同法》、《继承法》、《收养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海商法》《海事特别程序法》等单行法中的国际私法的规定。这一立法模式导致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不完整、不系统,且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即如同黄进教授指出的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不系统,不全面,不具体,不明确,不科学。
不系统,是指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散布在不同的民事法律法规之中,不仅分散而且不便于统筹兼顾,,难于作出统一的规定。不全面。是指由于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散布在不同的民事法律法规之中,所以,它们不可能突破该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去规定其他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只可能在该法律法规适用的范围作出有限的规定。同时,由于在一些民事领域,中国即使有比较系统的专门立法,对相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也未作规定,如侵权法、物权法。不具体。是指尽管有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规定已涉及到民事关系的大的方面,但对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加以规定。比如说,在现行的规定中,有不动产所有权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有动产所有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有中国人之间在国外结婚以及外国人之间在中国结婚的法律适用的规定。不明确。是指部分规定不精准、不周延、不严密,容易引起歧义不科学。是指其中有一些规定不科学。比如说,《民法通则》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不仅将外国法律,而且也将国际惯例作为可依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排除的对象。
由此可见,在《法律适用法》出台以前,多层次的立法体系、分散式的立法模式导致我国在涉外民事关系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而这种不足与缺陷是无法与我国日益增多的涉外民商事交往相适应的,尤其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问题就更多的凸显出来。因而,制定一部统一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显得尤为迫切。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我国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首部单行立法,是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基本法,在立法结构上,法律适用法采用了民商分立的模式,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该法设总则、分则、附则,共有8章52条。其中第1章总则部分是一般规定,包括立法宗旨、调整范围、意思自治原则、强制规定的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最密切联系地、诉讼时效、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外国法律的范围及外国法律的查明等方面的内容;第2-7章是分则部分,分别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比如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涉外继承关系、涉外物权关系、涉外债权关系以及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等,第2章为民事主体的规定,主要规定了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失踪、宣告死亡、人格权、法人、代理、信托、仲裁、自然人的国籍、经常居所地法律等法律适用的规则;第3章是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分别有结婚的条件、结婚的手续、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协议离婚、诉讼离婚、收养、监护等方面的法律适用规则;第4章规定的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则,有法定继承、遗嘱效力、遗嘱方式、遗嘱管理、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等方面的法律适用规则;第5章为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则,有不动产物权、动产物权、运输中动产物权、有价证券、权利质权等方面的规定;第6章为债权的法律适用规则,规定了合同、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网络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等方面的法律适用规则;第7章规定的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则,主要有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等方面的内容;第8章也是最后一章是附则部分,规定与过去法律的关系和施行时间的规定。
由此可见,该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做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规定,分别涉及到外婚姻家庭关系、涉外继承关系、涉外物权关系、涉外债权关系以及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同时还整合了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将有关国际私法的立法如以专章、专编的形式的《民法通则》第8章的规定,以及散落在《合同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单行法中散见的单条规范的形式的国际私法的规定整合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这些立法涉及结婚与离婚、扶养、遗产继承等方面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不动产、合同、侵权行为等物权、债权及侵权关系领域。但是对于《民事诉讼法》第4编中对于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及《仲裁法》中的涉外仲裁的规定并没有整合在该部法律中;同时也没有将《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海商法》中的有关国际私法的规定统一收纳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因此让大家感到很遗憾的是,该法并没有规定在涉外民商交往中非常重要的涉外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如涉外票据关系、涉外保险关系、涉外海事海商关系以及涉外民用航空关系等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依然还是缺失,这样在适用过程中依然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从该法颁布后,可以发现,黄进教授提出的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不系统、不明确、不全面、不科学、不具体的缺陷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如没有把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票据法等三部商事法律有关法律适用的规定纳入到该法中来;未将同属国际私法规范的管辖权、外国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程序性规范纳入其中等。黄进教授也指出,在结构体系和逻辑顺序方面有不当之处,如“知识产权”一章不应放在“债权”之后,而应放在“物权”一章之后,“债权”一章之前。又如,将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放在“民事主体”一章内规定也是不恰当的。而且,章内条文顺序安排、逻辑结构也有问题,有调整的空间。
本来寄希望于这部法律的学者们也发现,这部法律也没有解决它出台前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的问题,反而是让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走法典化的道路的学者们更加失望,一方面是对这部法律的失望,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立法问题和适用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走法典化的道路的梦想彻底破灭。因为这部法律是一部专门立法,且在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就是这部法律出台,都已经是费尽周折,才最终出台,如果想要在这部法律之外,另行再编纂中国国际私法法典,不说不可能,但在短期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目标。更何况还有学者及国家立法机关认为这部法律就已经是可以作为中国的国际私法法典了。
国际私法立法的第一阶段是分散式立法。这是国际私法立法技术发展的第一阶段。采用这种模式的立法以法国1804年制订的《法国民法典》为代表。《法国民法典》的分散式立法虽然有着适用简单的优点,但是也有着天然的缺点,如系统性欠缺、缺乏国际私法立法的总则的原则性规定和分则的具体性规定,而且这种规范调整的范围受限,规范数量也不多,无法完全满足不断增长的涉外民商事交往的需求。
国际私法立法技术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专章式立法。《德国民法施行法》是这种立法模式的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包括《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1998年)及《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1999年)中的法律适用规范所采用的立法模式同样都是专章式的立法模式。但是它依然有着调整范围受限、规范数量不多、规定不明确、不具体、不系统等缺点,依然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涉外民事关系的需要和充分发挥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法规范的作用。
国际私法立法技术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法典式立法。1978年的《奥地利国际私法》、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和1996年《列支敦士登关于国际私法的立法》是法典式立法模式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法典式立法分为总则部分和分则部分。总则部分除了规定有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反致、转致、识别、外国法的查明、住所、国籍、公共秩序保留等内容之外,还规定有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法典化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内在逻辑性和和谐性等优点。
徐伟功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理想模式是采取法典形式,这样才能将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内容与立法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从各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法典化是国际私法立法的必然趋势;从有利于我国对外经济交往来看,法典化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必然要求;从我国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来看,法典化是中国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的必然结果。
根据国际私法立法的发展趋势,走法典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中国国际私法从分散式立法到专门立法从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来看已经是一大进步,如果这部法律能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的所有问题,学者们也不会对此提出疑义,但是正是由于这部法律问题多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法律适用法》将《民法通则》的第八章及一系列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法律适用规范统一归纳在一部法律中,其他未纳入《法律适用法》的包含法律适用规范的单行法的废止与否是要取决于立法机关的决定。一方面这些法律适用规定的继续存在会产生大量问题:为维护法律的适用的权威性与完整性,立法机关要如何处理这些法律适用规范与《法律适用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律实践中,司法机关又将如何处理这两套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如要废止这些法律适用规范,又涉及到立法程序的启动的合法性的问题,即在法律依据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法律适用法》已生效,这些问题已经凸显。可以这么说,在《法律适用法》对《合同法》、《继承法》、《收养法》中的法律适用条款没有直接做出否定的规定,在我国立法机关未启动废止其他法律、法规中相关法律适用条款的法律程序的情形下,这部《法律适用法》采取的立法模式本质上来说还是分散式的,相比以前的立法模式并未有多大改观。所以从表面看,似乎是已经比以前的分散式立法更进了一步,实际上可说是还在原地踏步。
当然如果现阶段采用法典化的模式,立法部门也存有疑虑,主要是将有关管辖权、判决、裁决承认与执行等程序性规范纳入国际私法典后,要如何处理《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仲裁法》第七章(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就会让立法机关陷入困境。这些编章如果继续存在,那么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中就会产生两套规范共同作用的现象:国际私法典和《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将会共同适用于我国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反过来,去除这些编章,缺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的《民事诉讼法》、缺乏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的《仲裁法》就会产生不完整、不完备及不系统的问题。另外,如果将《海商法》、《海事特别程序法》及《民用航空法》中的法律适用规定抽取出来纳入国际私法典,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即上述法律也将会不完整,更为重要的是,立法机关还需另行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处理好这些单行法与国际私法典之间的关系,这同样也是费时费力的事情,如不经过严格论证、考虑,确实不敢轻易妄论出台中国的国际私法典。由于立法部门提出的这些疑虑,导致最终没能实现中国国际私法最终走法典化的道路。
很显然,法典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一系列相关法律的重新整合,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法典的编纂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当然会有难题不断出现,但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完全放弃这条符合国际趋势的法典化的道路,在短暂的时间内出台一部不成熟又不能解决所有法律适用问题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从国际私法立法阶段来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分散式立法是顺应立法模式发展阶段的应有之义,在国际私法的立法体系不完善,不系统的情况下,对于填补国际私法立法上的空白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然而,在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应当清楚地看到其历史局限性,这一立法模式导致了现行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支离破碎,致使一些领域国际私法的规定顾此失彼,前后矛盾。而《法律适用法》的出台尽管从形式上看是属于专章式立法,但从内容上看依然起到的只是分散式立法的功能,并没有在立法阶段及立法技术上更进一步。在这种情形下,国际私法应确实发挥调整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积极的作用,以满足我国日益增多的涉外民商事交往的需要和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但我国目前国际私法的立法的情况是既不能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发展,也不能实现国际私法本身的价值,更不符合当今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总的趋势,因而我国的的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可以说是相当落后,因此制定一部完善的国际私法法典是当务之急。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依然是解决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根本出路。
之所以提出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是因为法典作为法的形式的最高阶段,和其它法的形式相比,具有较多的优越性:比如它比习惯法判例法更明确、直观、更便于人们了解、理解和运用。在编纂过程中可以较好体现主权者的意志、立法者和法学家的智慧,具有主动性;法典是实现立法上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一种有效的或比较好的选择方式;法典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当然也有局限性,如滞后性等。
据此,我国未来国际私法典的结构可以设计为:序言(主要规定国际私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等内容);第1编,法律适用,第1章,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第2章,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1节,民事主体,第2节,物权,第3节,知识产权,第4节,债权,第1分节,合同,第2分节,侵权,第3分节,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5节,婚姻家庭,第6节,继承,第3章,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1节,国际代理,第2节,国际保理,第3节,国际破产,第4节,国际信托,第5节,国际服务贸易,第6节,国际运输,第7节,国际投资,第8节,国际票据,第9节,国际金融,第4章,海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2编,国际民商事程序;第1章,一般规定,第2章,管辖权,第3章,司法协助,第4章,国际仲裁;附则。限于文章篇幅,对于具体的每节的规定就不在此赘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问题,反而使得我国的国际私法规定在适用上又产生了更多的漏洞与缺陷,因此,顺应国际私法立法的国际趋势尽快制定中国的国际私法法典是中国的立法机关当前的一项十分紧迫任务,而不是认为有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认为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的法律适用问题,从此不再论证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出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管是学界还是立法机关都应当正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模式应采取法典化的立法模式,根据所碰到的法典化的难题可广泛征询学者的意见,尽快启动中国国际私法法典的立法程序,早日实现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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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税收收入已连续多年以明显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水平快速增长,宏观税负水平持续提高,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国富民穷问题的争论。本文在分析1986年以来的税负演进趋势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我国税负水平的客观因素,通过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分组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的宏观税负相对较高,最后从税收监管、税收改革、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调节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税负 影响因素 国际比较 政策建议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是关系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159,排名上升至第二名,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高税负国家。当前宏观税负水平持续地提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税负在地区结构间分布不平衡,在要素结构间分布不平衡,容易加深纳税主体尤其是居民的税负感受,理性分析我国税负水平成为当前急需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56.9万亿元,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兴经济体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税收来源于经济,得益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我国税收收入也表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全国税收收入从1978年的519.28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1.1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从14.2%上升到19.4%,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显示,除个别年份(1986,1987,1990―1992)外,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以高于GDP的增长率在增长。
与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税负水平的不断提高。税负反映的是纳税人或者说征税对象对于政府课税的承受状况,通常用一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表示。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的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年之前,宏观税负基本维持在13%的水平上下浮动;1985―1996年,税收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1997―2013年,税负走势发生反转,税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拉升直至接近20%。
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税负的超经济增长现象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不发生重大的经济波动和政策制度调整条件下,这种趋势短期内很难发生逆转。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理论上来说,在税制不变、管理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可运用的资源的日益丰富,自然会导致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得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所以经济发展带来的政府收入增加直接体现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结构上来看,三大产业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也是不同的。农业税取消之后,第一产业对税收总收入的贡献甚微。而在小微企业和劳动力高度集中的服务业,以缴纳营业税为主,占宏观税收总收入过半以上的增值税并不主要来自服务业,再加上税收征管困难,使得服务业对税收总收入的贡献十分有限。与之情况截然相反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自然成为税收增长的核心动力,事实上也正是近年来制造业引擎的启动才带来了税收超经济总量增长现象的出现。
由于制度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所以制度改进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效率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就税制改革而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很好地协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起各级政府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1994年之后,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税收政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2007年5月30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由原来的千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三,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树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千分之三的税率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仅此一项,2007年,全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2005.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17倍,增收1825.84亿元。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存在着税源管理覆盖不全,监控不力,偷税逃税等违法现象较多的问题,造成税款大量流失,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1994年8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实施了“金税工程”,在现代化、信息化征管方式下,税务机关运用稽核系统,可以及时地对税收入库数据进行纳税评估分析,适时地采取征税措施,将相互独立的一般纳税人纳入系统管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基本实现了对一般纳税人经营情况的全程监控。金税工程运行后,促进了我国税收征管体制的变革,不仅有效地堵塞了税收漏洞,抑制了偷税漏税和骗税现象,同时也有力确保了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使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应该说任何税收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重复征税问题。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为背景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重复征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流转税为例,由于过去一直实行的是生产性增值税,购进固定资产所包含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形成了重复征税。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而言,应缴增值税按增值率计算,购进货物也得不到抵扣。另外,当增值税纳税人购买营业税纳税人货物时,由于无法取得相应部分的增值税发票,所以也有重复征税现象存在。随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启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扩围等税收政策的变革,这些新的政策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纳税人负担,减轻重复征税现象,但仍会有相当一部分重复课税进入财政,推高税收收入。
我国税收收入以超GDP的速度连年增长,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容易加深纳税主体的税负感受,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国富民穷”问题的探讨。那么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税负水平究竟如何?表1是根据2013年IMF出版的《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整理出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通过表1可以发现,我国2012年税负水平为19.37%,这一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发达地区组中的美国(18.84%)、新加坡(14.48%)、日本(17.48)和香港(14.05%),低于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同发展中地区相比,2012年发展中国家中宏观税负较高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税负26.19%,比中国同期高近7个百分点;其次是独联体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21.56%;中东欧地区的宏观税负平均为21.16%,略高于中国;2012年亚洲地区(除发达国家外)的宏观税负平均为20.35%,同中国税负相接近。宏观税负水平比中国低的区域有西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18.9%)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国家(平均税负17.7%)。可以看出,综合来看我国的税负水平处于世界中游水平,在与收入相当或地域相近国家的比较中,我国的税负水平就相对不低。如果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将会超越很多国家。
通过宏观税负水平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税负增长并不乐观。如果再考虑到税负在地区、行业、不同纳税要素主体和不同类型纳税人之间的不平衡,关于税负的种种争论便在情理之中了,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找到既能提高政府财政能力同时又减轻微观主体税负感受的方针策略:
从上面的国际比较来看,许多欧洲国家的税收负担很高,有的甚至达到了30%以上,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福利待遇也很高,所以民众并没有感觉到较高的税负压力。从这个方面来看,税收的高低并不是最关键的讨论热点,不管税收是高是低,只要用在对人们有利之处并且让人们能切实感受到,即使税负高也不会引起过高的负担。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很完善,因此相同或较低的税负水平都会让微观主体感到税负重,想方设法避税、逃税,从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对此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职责,政府支出也应该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
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由于流转税在经济循环中会产生税负转移,税收的最终承担者是普通商品的消费者,所以这种税制结构一定程度上具有累退性质,偏重效率而公平不足,相比之下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更具有优势。因此,适当降低流转税,提高所得税比例,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例是十分必要的。深入而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施分类征收模式,没有考虑到家庭负担因素和收入来源对纳税人的影响,客观上造成了税收征管上的不公平,因此应当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并且对个税的扣除标准实施动态管理,与物价指数等因素相挂钩,充分发挥其在调节收入分配、筹集财政收入等方面的作用。
建立健全税收监管制度是体现税负公平的重要方面。在税收源头上,可借鉴瑞典的终身制税务号码对税源进行监控,通过与银行、公安、工商等部门协作,应用统一的号码进行管理,从而征税机关能监督该税务号码的一切经济活动,全面掌握纳税人的情况。在税收监管方式上,可建立纳税信用体系,根据信用评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用户采取不同程度的监督,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对积极纳税户给予一定的奖励,增强偷逃税的犯罪成本。在监管内容上,应加强优质服务和纳税宣传,良好的服务态度会增强纳税人的遵从度,因此征税机关应对服务内容、流程、效果和责任等进行规范,为纳税人创建良好的税收服务环境。
产业结构也对宏观税负高低产生重要影响。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税源结构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的税源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升高,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税负的上升。2009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而以缴纳营业税和小规模纳税人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承担了较多的税收转嫁和重复课税。随着增值税扩围改革的继续推行,税收对于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将有所减轻,因此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税收政策,对于国家鼓励的经济增长点应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建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匹配的税制结构调控机制,改善经济结构与税收负担不相匹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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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税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进行,通常根据经济区域范围、税源集中和分散程度、纳税大户的分布情况、纳税人的分类情况,设置区域性税务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以及若干税收征收(服务)中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经验对中国税源管理的借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税源管理工作,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如法制建设、纳税风险管理、机构设置、分类管理、信息化和优质纳税服务等在税源管理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税源管理工作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国际经验对于中国的税源管理工作有着哪些启示作用呢?通过对中国税源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国际经验对中国的税源管理工作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国际经验;税源管理;分类管理
国际经验对中国税源管理的借鉴
税源管理是以现行税法为基础,实现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的税收收入最大化所进行的管理活动,既是税收征管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税收征管工作的核心。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税源管理工作,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这些国际经验对中国的税源管理工作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税源管理的经验
1.科学配置机构,降低税收成本。
国际上,税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进行,通常根据经济区域范围、税源集中和分散程度、纳税大户的分布情况、纳税人的分类情况,设置区域性税务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以及若干税收征收(服务)中心。新加坡设立常规的税源评估部门,有对个人评估的纳税人服务部、对公司法人评估的公司服务部、对重大税案调查的税务调查部等,是按照纳税人对象来设置机构。阿根廷国家税务局下辖24个分局,其中在税源集中、经济发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设9个,依据税源分布跨省设15个,其设置税务机构的根据就是税源分布和经济区域来划分。
2.对纳税人分类管理、提高税收效率。
很多国家为提高税收管理效率,通常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对不同的类别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澳大利亚税务局按照规模将公司分为三类(大企业、中小企业、更小企业)进行监控。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大型企业进行管理,一方面为这些大公司提供优质的纳税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增强对其监控的力度。荷兰把纳税人分为个人、中小公司、大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公司等四种类型,并分别设置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使管理更有针对性,强化了对重点税源的监控。阿根廷是将纳税人按大、中、小户归类,侧重抓好年纳税额占全国税收总额过半的大户,不仅成本低而且效果好。
3.强调纳税风险评估和分析。
纳税风险评估被作为新加坡税务局的税源管理核心工作,贯穿于税款征收、日常管理等各环节,是对纳税人进行税源管理和监控的最有效手段。澳大利亚国税局认为纳税人实行自行申报、自行审核后,效率提高的同时风险也增大了,因此必须对纳税人资料进行分析,重点是进行纳税风险评估,评估人员将来自税务当局数据信息库、银行、海关、移民局、证券市场的内、外部信息输入由专家设定的标准模型中,自动生成评估报告,主要有财务分析、欠税情况分析、征收情况分析、营业行为报表等,得出分析结论。把纳税人按风险大小分级,实行区别管理。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主要是自我管理、自行申报、自行审核的策略,税务机关只是简单的监督与观察;而对于抵触税法、遵从度较低的纳税人,管理具有强制性。
4.多渠道交换信息,重视税源管理信息化。
澳大利亚不但在全国税务机关内部全面运用计算机系统管理纳税申报、办理出口退税、处理公文流转等日常管理工作并实现了全国联网,而且与政府的有关部门如海关、保险、金融及大企业实现了互联,为其有效实施税源管理及有针对性地开展税务审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税源管理智能化程度比较高,计算机电子化系统由东海岸国家计算中心和按地区设立的十个税务征收中心组成,纳税人的报税资料输入电脑后,电脑会自动进行逻辑审核,并以此估算其税款,自动进行评估,旨在追求纳税评估的有效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5.加强宣传、实现纳税服务经常化与多元化。
为纳税人提供广泛、周到、多元化的税法宣传和优质纳税服务,为税源管理创造条件,提高纳税遵从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常用的做法。除传统宣传方式以外,税法宣传广泛运用高科技手段,如多媒体、FLASH、DVD软件、网络等,还注重个性化的宣传。在澳大利亚,税务机关每年都会派出高级官员与前三十名的集团公司进行沟通,讨论公司重大经营活动及税收遵从问题。税务机关还定期邀请行业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参与税源管理工作,使税务官员们更好地了解大公司在经营中所处的经济和行业环境,以增强税务官员的管理能力。
德国成立了纳税人协会,办有《纳税人》月刊,并建立了专业数据库,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会员提供税务信息服务。
二、对中国税源管理的启示
1.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合理配置机构和资源。
税收风险管理是税务机关以纳税遵从最大化为目标,科学实施风险目标规划、识别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考评,力求最具效率地运用有限征管资源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的过程。结合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经营者素质、企业效益等因素综合评价确定高风险税源点的区域、行业、企业。分行业、分税种、分区域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确认为税源管理风险点。根据风险发生的规律,通过建立风险特征指标和风险特征库,对风险数据信息进行扫描、分析和筛选,找出遵从风险易发生的领域、环节和纳税人群体。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的需要,建立起适应风险管理的税源管理机构和岗位,在合理的税源管理机构和岗位的基础上,建立纵向互动、横向联动、内外协作、运行顺畅的立体化运行机制,实现有限征管资源的有效整合、优化配置。以是否有助于促进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不断提高,是否有利于最具效率地降低纳税风险、促进纳税遵从来规划和展开,并以此作为衡量、检验资源整合配置、流程改造是否成功的标准。
2.加强税源信息交换,实现信息来源多元化。
与纳税人税源相关的信息多种多样,由许多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以及相关部门掌握的,涉及到工商、海关、财政、统计、土管等行政部门以及银行、电力、审计、评估等机构和企业的数据。因此,加强税源管理必须保证相关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有效交换传递。目前,中国税务部门已着手于税源管理手段的信息化进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金税工程、评估系统、防伪税控、税控收款机等。但是,由于中国税源管理信息化工程起步较晚,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现有税源管理采集数据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税源管理信息分析应用水平较低、对数据的挖掘利用程度不高。为了更好地应用信息化手段对税源管理进行强化,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快网络社会化进程。网络社会化,就是使计算机网络从税务部门向社会各部门延伸,实现各部门的数据共享,使税务机关充分了解纳税人的各项纳税资料。(2)建立税源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以税源信息采集、加工、利用(包括税收风险评估分析)为主线的税源管理信息系统,以增强税务部门的信息采集、利用、管理能力,加强税收风险的分析和评估。(3)建立税务决策分析系统。建立起功能齐备、协调高效、信息共享、监控严密、安全稳定的税务决策分析系统,充分利用采集、整理的数据资料,向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
3.专业化的分类管理。
按照纳税人的税源规模、税收风险、纳税遵从的不同进行税源分类,进行分类管理,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把纳税人按风险大小分级,实行区别管理,将税源管理指向由管理所有纳税人转为管理有风险的纳税人,将有限的税收管理资源由用于管好所有纳税人转为优先用于遵从风险较高的纳税群体和领域,可加强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针对不同税收风险的纳税人进行不同的税收监控和审计措施。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采取宽松措施,由纳税人进行自我管理、自行评估,税务机关只是简单的监督与观察;对税收风险高、纳税遵从度低的纳税人采取严厉措施,实行全程监控、全面跟踪、全面审计。针对不同规模的纳税人设计不同的税源监控、管理方案。将大型企业集团集中到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管理,对他们实行税务审计为主的管理措施。对中、小型企业实行以纳税风险评估为主的税源监控办法,对这些企业仍然采用属地管理办法。
4.加大宣传力度,提供优质纳税服务。
涉税宣传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不断改进,涉税宣传的方式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充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经验,运用免费电话服务、免费提供纳税手册、利用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开设税务课程等方式,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和详尽周到的纳税服务,真正建立起“为纳税人服务”的现代税收征管基础。税源管理的最终对象是纳税人,要高度重视纳税人纳税主体地位,没有良好的服务体系作保障,没有广大纳税人的积极配合,就不可能搞好税源管理。因此要建立以纳税服务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将现有的重征管、轻服务的征管模式,转变为重服务、重稽查的模式,加快由单纯执法者向执法服务者角色的转换;为纳税人提供经常化和多元化的全程涉税服务。
在税务局与纳税人所打交道中,应加强与纳税人的沟通,充分了解纳税人的愿望与要求,对纳税人进行细分,使纳税服务在普遍化的基础上兼顾个性化,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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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
关键词:WTO 保险业 经济
WTO对中国保险业影响
关于保险业,美方要求中国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1.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机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开放还是相当快的。截至98年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设立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寿险公司。据统计,1998年,我国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0.22亿元,约占全年保费总收入的10%,同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达到8家,已经超过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数量。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开放"了30多年的寿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只占到1.3%的市场份额。而在我国这个开放时间不到7年的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上,外资保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
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发展中国家有保护性地开放保险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如果一下子全面开放保险业,势必会对我国的民族保险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在保险业的开放问题上,只能是坚持逐步开放的原则。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保险业的开放情况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做到全面开放本国保险。
同样,加入WTO对完善我国的保险体系,为中国企业与个人提供更多样的保险品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国内保险业的改革和提高效率、培养人才都有巨大的作用。
2. WTO给中国保险业带来的挑战或不利影响
在加入WTO后,中国将首先开放人民币业务寿险及产险市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马永伟也表示,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大局已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多家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进一步提高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引进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开放更多的地域。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财产保险公司,允许其选择分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的形式;设立寿险公司的,则允许其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且合资的中方合作伙伴必须是保险公司。在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缓冲期",在有限的时间内,着力于提高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力。适当放宽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限制,加快其市场化进程。中资保险企业则可以采取差别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人员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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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环境,还将给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入世贸十大好处相关国际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外资企业已为中国提供了约一千万个就业机会,有关资料显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一个国家的GDP将提高三个百分点,而每一个百分点,将创造四百万个就业机会。
关键词:改革 世贸 好处国际经济
论文正文:
中国入世贸十大好处
中美双方历经千辛万苦,终於敲定了中国加入WTO的市场准入协议,上海部分研究WTO的专家连夜召开会议,商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在如今中国吸引外资脚步有所放慢的时刻,中国今天与美国签订的加入WTO的市场准入协议,无疑将增强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为吸引外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一旦中国正式加入WTO,在与该组织的一百三十四个成员国进行贸易交往时,都将享受到最惠国的待遇。
二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环境,还将给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已明确地把加强国企改革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国企目前之所以遇到相当的困难,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缺少竞争压力,好比独生子女,无忧无虑。
伍尧田说,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史,缺乏竞争必将导致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加上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已经饱受了三次此番苦滋味。希望国企能借此良机,化压力为动力,奋起直追。
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後,随著各行业的复苏,将有效地刺激内需。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外资企业已为中国提供了约一千万个就业机会,有关资料显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一个国家的GDP将提高三个百分点,而每一个百分点,将创造四百万个就业机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後,人民将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高质量的进口商品,从而有效地增强百姓的购买力。
以往台湾千方百计设置了「三通」(通航、通邮、通讯)障碍,而中国大陆先加入世贸组织後,如果中国台湾作为独立关税区也能加入WTO,根据WTO的有关规定,「三通」的阻碍将有效地减少,从而增强海峡两岸的交流。
香港的特殊位置,使得其发展与大陆的繁荣休戚相关,大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享受的任何好处,都将在香港得到间接的体现。
沪深股市今天下午的强劲反弹以及香港股市的良好表现,有效地印证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它不仅有利於中国,也有利於美国,有利於世界。伍尧田表示,毋容置疑,在进入WTO後,也存在著一些负面影响,一部分企业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关、停、并、转。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如何度过最初的不适应期,是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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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还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都是促进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世界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各国扩大国际贸易范围,技术本身就是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而国际贸易的开展使世界可以分享技术提高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开展本国的技术创新,为节约稀缺的技术资源,分享资源作出努力。国际贸易的开展基于共赢的理念,达到了世界共享资源,提升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最后,对我国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大程度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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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且考虑到各国斗争的本土性与复杂性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灵活处理,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至此共产国际结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风雨历程,载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面一元”效用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曾有学者指出“国情并不完全是本国内部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形成的。”在全球形势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也是国内外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共产国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它就是司令,他的话,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它。形式上共产国际没有了,实际上没有哪一国的共产党不注意苏联的广播,中共也不例外。”[1]这足以说明共产国际曾经同中国共产党的微妙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因为苏联共产党的缘故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共产国际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它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消灭剥削制度作为组织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中,曾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对各个国家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导致许多指导失误,而且由于长期受到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高度集中地组织形式影响了各党的独立自主以及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1943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且考虑到各国斗争的本土性与复杂性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灵活处理,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至此共产国际结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风雨历程,载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长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监督。在共产党建立初期,共产国际从思想、组织上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的帮助,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迅速的发展壮大,但是共产国际六大之际,共产国际逐渐滋生教条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将苏联模式视为金科律令,照本宣科,“共产国际和苏共还从组织上培养了一批唯苏共和共产国际之命是从、自我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把持中共领导权”[2],导致教条主义的思想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使中国共产党连续三次犯下“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李立三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3]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引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国际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依赖服从到灵活策略性听取,再到独立自主的变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最好史证。
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无产阶级的使命,当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后,积极帮助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的崇高使命,这也是列宁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所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纪元,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关注本国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带着无产阶级的使命感将目光投向邻邦中国。共产国际创立之后,列宁从世界革命的战略全局考虑,派遣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这些代表积极同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接受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联络,向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共产国际的帮助,李大钊等人很快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共产主义小组,吸收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1920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纷纷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1921年3月,在共产国际和苏共远东局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制定了临时性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前期准备。1927年6月,共产国际派遣马林到中国指导共产党的建立,共产国际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通过了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与基本任务。
共产国际的帮助,使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避免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都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机遇和启蒙思想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深刻地总结了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各国共产党党内所存在的“左”倾错误,并且重新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重新调整了共产国际运动策略,转变了组织领导方式,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方面,共产国际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宽松的组织与思想环境。共产国际第一个章程中规定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发布指示,并监督他们的活动”,“各个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指示”[4]在第二个章程中,又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做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
[5]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使得“每一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使本应平等的关系陷于不平等的格局。共产国际七大上,执行委员会纠正了一直以来的“左”倾认识,季米特洛夫认为各国指出“各国共产党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施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要机械的把一国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的格式和笼统的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6]这一次大会,共产国际改变了高度集中的组织方式,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独立自主指挥中国革命的机会,而中国共产党也抓住了这一时机,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本国化、具体化的倡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启示意义。季米特洛夫曾说过“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7]这说明七大以来,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认识到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下,各国共产党依从共产国际的教条指示给各国革命带来的挫折,此次大会季米特洛夫强调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以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
他指出“我们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护者”,“在各个国家内必须调查、研究、判断其民族特性和法西斯的民族特性,由此规划出一些反法西斯斗争的有效方法和形式。”[8]当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共产国际指示并非完全正确之后,共产国际也反思到只有符合国情的斗争策略才能最好的服务本国革命。因此“各国党应该越来越自主,并且应该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要根据实际来进行领导。”[9]已经独立自主展开本国道路探索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民族特性,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不断靠近。
共产国际的正确决议和指导,不断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免走了很多弯路与错路,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最终发展成为能够独当一面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党。
纵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多指导与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共产国际的失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诸多失败和重大损失。正是这些失败与损失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从国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共产党走中国道路的决心,催生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抵制共产国际错误指示过程中诞生的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策略
北伐战争时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后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屡次进攻,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只能在合作中起不大的辅助作用”,而“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主要现实力量”。[10]为了维持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权问题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问题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动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共产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这种错误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分析,他们误判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的性质,最终做出了错误的指示,可以说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遭受到的严重挫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认识到牢牢掌握和坚决捍卫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1925年,中国共产党四大上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11]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革命武装,抵制共产国际关于领导权错误指导的行动。
1927年8月1日,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表明革命到底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标志,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诞生的助产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导权问题上重蹈覆辙,要求中共做出妥协,但是遭到了中共的坚决抵制和斗争。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一文中指出,“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就不能建立。”[12]这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直接回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二)抵制共产国际错误指示过程中诞生的中国道路思想
1927年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对于采取何种革命道路的问题却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的苗头,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然而三次尝试均告失败。面对共产国际六大上所确立的以是否维护苏联利益作为判断各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坚持马列主义的标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妥协,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以及结合革命实践经验,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土地革命、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既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新认识,又是对教条主义的鲜明批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写到:“朱德毛泽东式、__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13]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并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全党共识。
这是对“以城市为中心”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共产国际错误道路指示又一次坚决抵制的产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坚定的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中国革命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给予了有力地回击。
共产国际奉行教条主义,并且这种错误思想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实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这样千钧一发,如履薄冰的时刻,毛泽东等同志实事求是不妥协的态度拯救了中国革命,这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萌芽和不断发展。特别是遵义会议召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趋势日益明朗,并且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
正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一度陷入绝境,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从中催生并且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时曾说过:“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共产国际伴随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而有益的帮助,成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面“助推剂”;也有错误而有害的指示,成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面“催化剂”。这两“剂”并进最终实现“一元”,从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两面一元”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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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目标消费者及公众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心理的﹑生理的﹑综合性的肯定性感受和评价的结晶物。人和风景,艺术家,企业,产品,商标等等,都可以发展成为品牌对应物。我们在市场营销中说的品牌,则指的是狭义的商业性品牌,即是公众对于某一特定商业人物,包括产品﹑商标﹑企业家﹑企业四大类型商业人物的综合感受和评价结晶物。——摘自兰晓华著《品牌管理》
品牌战略的关键点是管理好消费者的大脑,在深入研究消费者内心世界、购买此类产品时的主要驱动力、行业特征、竞争品牌的品牌联想的基础上,定位好以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品牌识别系统,然后以品牌识别系统统帅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全文如下: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也衍化成了品牌与品牌之间的竞争,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产品趋于同质化,这就使得竞争已不再局限于质量、成本、人才,而是上升到了品牌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的竞争。企业品牌战略是基于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创立自主品牌,将品牌作为核心竞争力,以获取品牌高溢价能力与差别利润的企业经营战略,也以此来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增强品牌竞争力。
1.我国企业品牌竞争力现阶段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企业品牌意识开始意识凸显,创造出来不少著名品牌。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国家在政策上的鼓励,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走出去”,进军国际,中国品牌慢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费者信任。但根据2013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对全球领导力、品牌忠诚度以及市场占有率三项指标评出的2013年世界500强,其中美国占有232个,法国占有47个,日本占有41个,而中国仅有中央电视台、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联想、海尔等25个品牌入选[1]。虽拥有“世界工厂”称呼,但我国显然还是“品牌第三世界”。
2.我国企业品牌发展与经营不足
我国的品牌总数多,但是国际知名品牌少,国际上影响力不够。中国品牌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外部环境杂乱,侵权现象严重,很多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现象令人担忧,而中国企业又有自我保护能力低,市场监管乏力,广告依赖性强等缺陷。几年前兴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山寨之风给中国品牌的形象与口碑迎头一击,“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走低[2]。这从侧面反映我国某些行业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心态,迫使很多知名品牌为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断投入人力财力,增加了成本却收效甚微。
3.我国品牌与国际品牌差距巨大
根据2014年英国品牌顾问公司的品牌价值名单,美国苹果公司以1047亿美元蝉联全球最具品牌价值榜首,位列中国第一的中国移动通讯以318亿美元世界排名13,不及苹果公司的30%。2013年我们的国航、南航与东航三大航空公司销售收入之和不及美利坚航空公司的20%。同时,曾有一项面向全球的品牌知名度的调查表明,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普遍较低,最高的联想也仅31%[3],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程度、年销售收入与创利能力远低于国际知名品牌。
4.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形象竞争力弱
品牌的基础是质量,品牌能否成功建立,能否拥有持续的生命力,质量是第一步,没有高质量就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进入国际市场后,某些中国企业由于产品质量较低,创新能力又不够,曾导致我国产品因质量问题而招牌被砸,商业纠纷不断,且企业危机公关能力不强,对事件的反应速度慢,导致企业形象严重受损,这对品牌的塑造打击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我国还是有部分产品无论质量还是技术含量,在国际上都不输于同类竞争品的产品,可是市场份额却远远比不上,这是因为我国品牌形象塑造不强。
1.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
我国有些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定位不明确,只看重产量与贸易总量的增长,安于租用国际知名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对创建品牌与用品牌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认识严重不足。同时,我国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导致国际市场上经常发生我国品牌被抢注的情况。商标被抢注后我们再想使用自己的商标,就必须得用高价向注册方购买;如果不想购回,重新创造新的商标,意味着我们要舍弃原先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与精力,这也为那些有潜力的品牌国际化带来了阻碍。
2.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缺乏创新与自主核心技术
企业必须通过对新产品的研发,不断地开发新技术,才能使品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与生命力。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在品牌技术上投入力度不够、研发能力弱、技术水平落后、质量差、互相模仿严重,只顾引进技术而不善于对其进行吸收创新等问题,缺乏创新是我国品牌生命力不强的一个软肋。目前我国的自主品牌由于核心技术缺乏,没创新能力做后盾,生产出的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曾经有很多优秀的“老字号”品牌,由于缺乏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我国每年的新增品牌很多,但能够顽强发展,长期生存,对市场又能产生影响力的屈指可数,平均生命力只有短短几年[4]。
3.企业规模小,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资产不雄厚,投入和研发投入与生产要素比例不高,品牌竞争力不强,加上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与经验,短时间就能基本占领市场,使得我国中小企业运营举步维艰。管理理念的落后也是我国企业的硬伤,经营竞争性意识落后,国际化经营手段欠缺,对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视度以及创造自主品牌意识严重不足,对于企业品牌管理不够重视,浅显地认为品牌管理只是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而已,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对品牌策略的制定以及品牌形象的策划,对品牌的全球管理,品牌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品牌公关等。
4.国际经营急功近利,忽视企业长远发展战略
国外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广泛施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这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实践才能得出经验,这并非只是单纯贸易战略,而是涉及投资、生产、贸易、管理的一种集成策略。相比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出口能力与营销能力的强势,我国出口企业的品牌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些企业不重视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盲目扩张品牌,品质下降,这些行为简直就是自毁品牌。创品牌和品牌的推广到品牌展现影响力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需要长期的投入,这样就与很多企业短期就要效益的思想背道而驰。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企业对品牌的培育,使得我国知名品牌更难形成。 5.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水平落后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浪潮席卷而来。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高超的信息化水平是企业进行现代化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跨国品牌的品牌竞争力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对于进行外贸业务的出口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来说尤其重要。很多国际公司的虚拟经营战略就是建立在高度运营的信息网络基础上,这是一种技术信息共享、联合开发的互利动态网络型经济组织,利用他人生产、销售、开发等。而现阶段,我国的很多企业无法很好地运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性,说明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增强品牌战略意识,选择品牌战略
依靠品牌战略提高竞争力,企业首先就要提高品牌战略意识。品牌的塑造和发展是企业必须经历长期的奋战,投入大量精力,加上一系列的措施共同作用才能成功的。企业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就要将品牌战略塑造为首要目标,渐渐摆脱贴牌生产,直到自主品牌的树立。企业在选择品牌战略时,应该先考虑自身的实力,要对品牌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品牌的延伸上也要理性选择,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战略,并协调好品牌战略与其他战略间的关系。
2.严抓质量关,提高竞争力
产品优良的质量是一个企业立足的根本,是一个品牌不断延续的生命。品牌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在于产品质量上的可靠,以及优质的售后,消费者的信赖产生于此。创造名牌与维持名牌均离不开优良的产品的高质量,我国企业要切实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各环节把关做好,积极推广ISO9001标准,让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国际标准。只要有了好的口碑与公信力,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就能对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面的影响。
3.加大科研力度,提升出口品牌的创新力
一个企业能否夺取更多的市场占有率,保持较强的市场生命力,明显就体现在它的品牌的创造能力。如果说质量是守护品牌的盾,那么创新就是开发市场的剑,是品牌不断发展下去的最好的方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创新开发新技术,用持续不断地创新来丰富品牌内涵,巩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质量上的可靠,优质的售后,才能让企业站得更稳,走得更远,这是品牌不断发展与提升品牌竞争力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4.加大对品牌的管理与影响力的维护
创名牌和保名牌是品牌战略的两大主要内容。创名牌可利用一个好的机遇,在很短的时间能迅速崛起,但要想品牌走得远,就要采取措施保住品牌住口碑。对于品牌的维护,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法律手段,捍卫和保护好自己的名牌商标不受侵犯。对于知名度高的商标,要持续开发新产品来保持曝光率,为商标信誉不断注入活力。对于品牌的管理,企业应坚持创新,用心发掘客户的需求,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发挥广告的效能,推广品牌中影响力,促进品牌战略实施过程中消费者与品牌的良好关系,避免品牌形象稀释和短期效应。
5.着力打造品牌的东道国本土化策略
对于打造国际化品牌,有一点要非常注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一个知名企业即算在国内做得风生水起,当决定走出国门那一刻起,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将寸步难行。品牌国际化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企业在更多国家实施东道国本土化的过程。如同Coca-Cole在华的中文名称定为“可口可乐”一样,能迅速带来认同,销量大增。中国品牌要对东道国当地的文化、民俗、消费者偏好等做一个全方位详细的调查,认真选择与确定中国品牌的当地本土化的适当名称,迅速融入当地文化与习俗,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带来自身的快速发展。
6.组建现代化专业团队,优化企业管理层
品牌的竞争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建设出一流的品牌,生产出一流的产品,企业就要把人力资源的构建纳入品牌战略,打造出一支强悍的品牌战略管理团队,需要有谙熟国际惯例、专业知识过硬以及精通外语、对现代管理熟稔的通才。对于这种团队的建立,企业要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落到实处,采取多种方式引进人才、开发人才,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国外先进品牌技术人员和那些对品牌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也要积极引进,充分发挥人才对于品牌的自主创新、品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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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战场是抗击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1931~1945年)的战场,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战场决定性地位的再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人民的关内战场(通常也称中国战场)、苏联红军的满洲战场和美、英等国武装力量的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大组成部分。虽然亚太各国人民都为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平等的成员。但在军事上毕竟有主次之分,何者是主战场?一直是“二战”史学界热烈争论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数坚持“中国主战场说”,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作战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之久,若从“九一八”算起,则长达14年。
二、中国军队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既使其无法北侵苏联远东,又削弱了南进东南亚的军力。
三、中国歼灭日军的人数最多,战绩超过美军和苏军。
四、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
笔者认为,上述四大论据中,第三条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缺乏严密性和说服力。第一、二、四条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欲得结论的必备条件。退一步说,即使四项论据均能成立,亦不足以论证“中国关内战场是主战场”的观点,因为是不是主战场,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具有构成主战场的基本特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法西斯各国对日作战的总政治,是力图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为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实施一系列战争行为。笔者认为,主战场应当是主要战争行为的发生地域,它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汇集了敌对双方武装力量的主力,一系列战役直接反映了国家军事力量最精锐部分的较量,其结果既能对辅助战场产生影响力,同时又决定着——而不仅仅是影响——整个联盟战争的成败。例如,苏德战场被公认为是欧洲战场的主战场,其最基本的依据是,苏德两国各以倾国之师相搏,德军四分之三的兵力是在苏德战场上被歼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等战役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法西斯德国的覆灭,对欧洲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同样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应当是消灭日本武装力量主力的战场。即使某个战场拥有若干一般特征,但若不具备根本特征——即没有在战场上取得彻底击败日本战争机器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便不能算作是主战场。
众所周知,日本武装力量由陆军和海军两大军种组成,航空兵分别隶属于两大军种。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实践国家军事学说的战略作用上,往往比陆军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其一,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历来侧重发展海军,明治维新以来未曾有过丝毫的松懈。20-30年代,为了建成“一支能与美国相对抗的海军”,日本将其舰艇总吨位扩展至100多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位,是一支有着强大突击力的现代化作战力量。在此过程中耗费了巨额资金,有时甚至不惜割舍陆军的建设经费。以1918-1937年为例,日本海军预算实际上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甚至约为陆军预算的两倍。1其二,从历史上看,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海战、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大海战,比其陆军同时间的满洲旷野之战,对于两次战争的最后成败更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1941年日本一搏国运的珍珠港事件也是以海军突击的形式发动的。其三,太平洋战场上海空战役所能带来的军事、政治后果,远远超过亚洲大陆上的陆军战役。由于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里亚纳、菲律宾、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等战役中大败,以及数百万吨海运船只无法弥补的损失,2日本世界性军事大国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1945年8月盟军本土登陆在即,严重地威协着日本国家政权的生存,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日本的投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和苏联的海上力量都很薄弱,即使能够全歼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也没有在日本本土登陆的能力。)其四,和海军日新月异的状况相反,自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陆军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停滞导致的落后到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形成。和半封建、半近代化的中国国民党部队相比,近代化的日本陆军自然高出一筹,但若置身世界列强,和英、美、苏、德等国现代化陆军相比,则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整体、全面的滞后。3由此,笔者认为,日本海军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核心,承担了战争的首要重担。不消灭它庞大的海军,要赢得战争是一种奢望。对日本来说,一旦其海军悉数被歼,即使陆军主力犹存,有五、六百万之众,亦难继续战争,日本的最后败降即出于此。
显然,在界定“日本武装力量主力”时,不能紧紧局限于陆军,还应将更重要、更强大的海军兵力考虑在内。事实是,中国关内战场和满洲战场对消灭日本海军贡献甚微。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时总吨位仅5.6万吨,只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并很快丧失殆尽。苏联海军的主力在欧洲,其太平洋舰队兵力单薄。与之对阵的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和“松花江区舰队”亦长年保持在数万吨左右,战争中几乎没有损失过巡洋舰以上的舰种。日本绝大多数的主力舰艇在“联合舰队”的编成内,它们是被以美国为主的盟国武装力量在太平洋战场上歼灭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损失的主力舰艇具体如下:4
战列舰: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1978年发行,第909至912页。就此问题,笔者撰有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陆军力量的滞后》,未刊。1937年日本约有航运船只400万吨,1941年增至700万吨。太平洋战争中,主要由于美军的轰炸和潜艇攻击,船损率达80%。(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参见【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6、47页。
航空母舰: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至于日本陆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一直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但在此之后,确切地说只是抗击了其陆军主力之一部,有着庞大兵员的另四大主力——“关东军”、“东方军”、“第一总军”(部署在日本本土)、“第二总军”(部署本土)并不用于中国关内战场。而此时,美、英盟军同样抗击着一个陆军战略军团——“南方军”,并使其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因此仅就陆上作战而言,太平洋战场并不逊色。以下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陆军步师团兵力分布情况简表”1。年月日军步兵师团总数中国关内百分比满洲东南亚及南太平洋朝鲜日本国内台湾及冲绳1937年7月1742111937年末241667%5121938年末342471%8111939年末412561%9251940年末492755%11291941年12月初512243%1310241942年末582339%1415151943年末702333%1523271944年末992525%103821861945年8月1682615%22449598据上表可知,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日军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常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曾达71%。此后几年连年下降,1944年占25%,居第二位。1945年仅占15%,居第三位。由此可见,自1943年末起日本陆军主力的部署重心已开始转向南太平洋和日本本土。总而言之,美、英盟军歼灭了几乎全部的日本海军,并重创了“南方军”;苏军歼灭了关东军;中国军队牵制了“中国派遣军”,并派出部分军队到东南亚对“南方军”作战。
为了论证中国战场的战果要大于其它两个战场,某些学者通常引用下面三个数字:
一、据〔日〕林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被美、英等国军队击毙和死于伤病者约89万人。
二、据林三郎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称,关东军1945年8月在满洲战场被苏军消灭共达67.7万以上,其中战死者约8.4万人。2
三、据1945年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各类武装力量共歼日军527422人。3又据蒋纬国总编:《抗战御侮》称:国民党军共歼日军859626人。两者总计共歼日军近140万人。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就第一条而言,89万人仅指的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损失,并未包括日本本土的伤亡,而日本本土也属于太平洋战场的区域之内。若将日本本土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人员总损失必将位居首位。另据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死亡军人约200万人,其中死于中国关内战场为45.5万人。(参见中原茂敏:前引书第1、第332页)。《抗战御侮》第10卷,台湾,1978年,第45页。《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第479页。《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1页。引自《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2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还有一些学者则有意无意地将第二、第三条的两个数字相加,声称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总共损失了约200万人,这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中国领土”和“二战”史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战场”这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在地理上指的是山海关以南中国领土。若将满洲战场的战绩也计算在内,岂非贪苏军之功。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人数也只是计算战果大小的参数之一,还有一个物的因素。衡量海军战果最主要是计算“物”——舰艇。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人和物综合起来考察,然后再就各战场进行比较。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因素在战斗力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应地,人力比重急剧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一艘数千、数万吨的巡洋舰或航空母舰。常常凝结着国家的最高科技,虽船载不过千百人,但作为一种强力突击兵器,若折合战力恐怕不会亚于数万陆军官兵。
就对日作战的军事技术水平而言,太平洋战场无疑是最高的。虽然中国的抗战具有反侵略的正义性质,并且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持久、消耗战略,但充其量只是一场近代水平的战争,绝不可与太平洋战场上大量飞机和舰艇的现代化海空立体作战同日而语。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现代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很难有自己真正独立的世界军事战略。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5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和当时西方的战略战役水平来说,是相当有限的。研究“二战”史的学者都知道,日本陆军缺乏实施现代化战役的技能。具体来说,就是坦克(快速集群)的大规模深远突击、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和机动等。换言之,那种源于30年代、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北非战场的机械化、高速度、大纵深的合围战役,是日军不具备的。
尽管它几乎在所有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以少胜多,但那充其量“只是现代科学化战争的微弱摹仿而已”,战役本身的质量并不高。其进攻战役的基本布势,是由“军”级军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集中大部分兵力猛攻敌方战线的某一部分,实行中央突破。由于动作比较呆板,进展目标固定而有限度,正面攻击一般没有伴之于两侧的掩护,也未向敌方两翼同时实施快速、深远的钳形迂回,所以国民党军队大都可以在遭受突击的情况下,从容撤出基本兵力,免遭合围。
尽管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支二流陆军,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孱弱和军事水平的低下,中国军队也仅能对其实施牵制作战,无力采取歼灭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更是表现消极,战略上形成了对盟国战场的严重依赖。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军队从未对日本占领者实施过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八年间虽然通过游击战取得了很大成就,卓有成效地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并将敌人紧紧地压缩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一带,但也没有对日军的战略战役军团——军、方面军,实施过歼灭性的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南方军”和“关东军”俱遭重创,建制残缺不全,但同时的“中国派遣军”战略布势却基本完备,师团以上的建制从未遭到过全歼。
众所周知,是否能整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战术兵团乃至战略军团,是现代军事学衡量战争水平的一个重要志。
中国军民虽然抗战最久,但时间长短尚不足以论证“中国主战场说”。以欧洲战场为例,英、法对德作战长达6年(1939年9月始),苏联不过4年(1941年6月始),但没有人会认为英、法的西线是欧洲的主战场。
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战场的牵制作用时指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的太平洋战争。他们引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的抗战,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东南亚,又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中东,他们将会与德军会合。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盟国间的支援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些学者不应该片面地单提我国抗战对别国的帮助,而忽视别国对我国的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有许多部队南调,从而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再以“关东军”为例,尽管它始终部署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战略上的真正对手并非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如东北抗日联军),而是苏联的远东部队。“二战”期间,苏联远东军一直对日本“关东军”拥有军事优势,即使在1941年12月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苏联一直在“冷战”中遏制着关东军,使其有所忌惮,那么“关东军”主力一旦入关,必将形成攻占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现实威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好的例证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拼凑了14万人,便轻易地从河南洛阳打到了贵州独山。
中国八年抗战的损失确实在亚太各国中位居首位,人员伤亡3000万,物资损失600多亿美元,是受日本军阀戕害最重的国家。(对日作战中,美军伤亡32万人,苏军伤亡仅3.2万人)然而,衡量一个战场的地位主要还不在于它自身的损失,而是歼敌的成绩。苏德战场的作用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主要不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多万人,更重要的是苏军歼灭了1000个德国师,并且攻战了柏林,在政治、军事和法律上毁灭了希特勒德国。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军民坚持了8年抗战,并有4年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单独作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大战的整个进程和现代军事学的自身规律来看,太平洋战场无疑起到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战场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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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广告法》中“广告”的定义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广告发展中国国际化与本土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段时间我常在网站和书上看到一些有关于中国广告发展方向的文章。比如:全球十大营销传播公司世界伙伴公司的执行长说:本土化的广告要比国际标准化的广告效果至少强30%。因此他们从来都和当地的行销传播公司平均持股,使命是增加本地代理商的力量,使之与全球传播集团的代理商抗衡。
屡获广告大奖的NIKE广告创意掌门人说:不管他们给不给你奖都别在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广告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国有了不起的文化,惟有从自己的文化出发才会做出好广告,中国的广告应从自己的文化和角度出发告诉世界其它角落的人什么是你所认为的好广告,而不是去请一大堆西方人来告诉你们广告应该怎么做。
戛纳评委、日本电通的镜明说:亚洲广告人应该真诚地向西方世界呈现我们独一无二的观点,亚洲本土的创意存在不可取代的独特性。镜明更身体力行在戛纳广告节上设立具有旗帜性的《亚洲创意》论坛。
汇丰银行的广告语说:环球金融、地方智慧;我们向来重视地方智慧。
当代台湾艺术家倪再沁认为:凡一切历史、文化或时间、空间;只要阻碍国际市场运行者皆应被排除,艺术也不例外。国际化这个名词,是从经济领域扩散出来,进而渗透到各个领域,在所有知识、作为都笼罩在“全球化”的今日,当代艺术自不能免。
正在国际艺坛上走红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他说:“当代艺术可以乱搞”,“西方认为好的那么就是好的”。
2000年在瑞士达沃斯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被称为全球经济的“奥林匹克”———共有40多位政府首脑,300多位世界顶尖级经济专家,1000多位跨国公司总裁一致认为:区域界限会被逐渐打破,逐渐被淘汰,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主任,教授吴予敏说:广告国际化是资本国际化的必然需求。
对于上面艺人的一些陈述,我也想就此问题提一点自己的看法吧。
从事物的普遍性和联系性说:“一切事物都是普遍存在和相互联系的。”既是统一又是对立的。就好像高楼大厦不能没有第一层;人的左手没有右手灵活就把左手砍下来;美国认为伊拉克政府不好就要把它消灭等。这样看问题,这样做事情合理吗? 能行得通吗?这不就是那些自认为是学者的人说什么必走本土化或走国际化吗?我就是想不通那些能写大篇文章的文人有没有学过哲学。“一切事物的矛盾都是相互联系的。”就这样的哲学理论都不知道还去谈什么国际化与本土化呢?中国广告发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能分开吗?像有些学者那么单一看问题能推进中国广告的健康发展吗?所以我们必须跟随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原理。既要正确发展中国广告的国际化也要发展中国广告个性化和本土化。这何乐而不为呢?我想也只能这样中国广告才能与国际市场竞争,才能永远地生存下去,才能真正的健康发展。
广告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都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无不对广告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对广告的发展产生着制约作用,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是世界四大发明古国之一。她有丰厚文化修养与风俗信仰。但她的发展须要和国际接轨。
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制度背景有利于发展中国广告本土化和国际化共同生存并发展。
在中国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它就以图案来说明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也许是中国广告史的第一章,它虽然不能代表中国当时文化的发展,但它对当时的文化传播找到了一条有利途径。后来才可能出现我国古老的标记广告。最初,产品上加刻的铭文、年号、还只是为了表示私有权和纪念、装饰之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上的分工,商业性交换扩大,逐渐出现了商业性的广告标记和招牌。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悬物广告,它是在店铺门前悬挂与经营范围有关物品或习惯性标志从而达到宣传广告的作用。还有中国的《清明上河图》和活字印刷术都对中国的广告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众人所知1840年帝国主义向中国爆发的鸦片战争,这就是对外扩张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刷新了中国广告发展。从此那些“只顾眼前利益,自产自销,封闭自守,井底看天”等一些话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广告就面临了国际市场和本土文化市场的双重问题。在1853年8月由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中文杂志,是首开中文刊物登广告之先河。也就是这样一些“洋鬼子”的出现,使得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盲目地学习西方。比如一些留学生的一举一动,自以为去了一次外国就高高在上,但他们所学的是外国一些吃喝玩乐,其他一无所获。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虚心学习的回国后,确实对当时社会有很大推动。在这里我也不多说,仅对广告文化类谈一谈。《申报》可以说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广告报刊了,到1920年卖出达到3万多份,成为当时全国才力雄厚。销数最多的报纸。再者《新闻报》在当时广告收入高高在上。
据《新闻报》30年纪念册载:“近年来广告几占篇幅十之六七”,又说“广告费的收入,年几及百万元”。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都刊登大量广告。广告媒介也开始多样化,除了报纸广告之外,其他几种近现代影响较大的广告形式也陆续诞生了。如广播广告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国际化和本土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谁,单独依靠某一些方面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快的发展水平的。如果说中国广告是依赖本土化的化,那么我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中国在此之前发展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当时的电台,蒸汽机、汽车等一些在当时比较发达的工业产品都没有,怎么去谈广告经济化市场化商业化呢?而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广告业又如何会如此快地发展呢?这也不能说是中国广告国际化。我们的广告公司、策划人和消费对象都是中国人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者。这使得我们的广告不能忘本。
在这段时期,由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复苏再加上社会制度的初步建立,使得广告的发展道路非常曲折。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广告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报纸,路牌,橱窗等广告形式,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广告管理也跟随国际化走,同时也发展自己民族的特性,使得广告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经济宣传的重要工具。“十年动乱”期间,广告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工具,遭到了严重摧残。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之后,由于中国政策的改变,实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活跃,我国广告事业发展迅猛,广告理论水平不当提高,广告人才培养得到重视,广告事业显现出繁荣发展的现象。这时期我们才真正的开始考虑在中国发展广告的方向。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外贸广告专业公司,而且各进出口公司都设置了负责对外广告宣传的专门科室。但由于历史原因,外贸广告公司成立较晚,自身建设差,服务水准和范围没得到客户的认可,给实行代理制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这关键的时刻,广告公司与媒体要发展壮大,不能一味地向外看,更重要的是在借鉴国外同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学会立足国情,挖掘自身的资源,管理国际化。当时国内广告界打入国际市场,因为缺少经验,因为外国的就是好的,忘了本土思想,盲目向国外看齐。应该说,从创意水平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这一点不容置疑。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运作方式的同时,国内广告人千万不要丧失独立性与自由性。如果在这两方面,无论是丧失独立性或还是觉得只有洋教头才能点国内广告江山,那么就会得不到客户的认可。那么中国广告也无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我国对外政策的开放。广告业随即走出国门,积极与国际合作交流,提高了我国广告业的地位,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80年代开始,是我国广告事业大发展年代。主要表现有:《中国广告》杂志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专业性的广告杂志:1983年12月中国广告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全国性的广告行业组织;1987年5月12日,国际广告协会中国分会在北京成立,开拓了对外交流的渠道;1987年6月16日至20日,第三世界广告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进入90年代后,我国广告业经过治理整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广告营业额大幅度增加;其次是广告的设计制作水平,服务水平有明显提高,广告制作开始向采用国际先进的技术装备转移;此外,广告业逐步走向专业化。科学化与现代化,主要表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子,激光等新技术和一些新材料,已在广告设计,制作中逐步推广应用,并向国际广告市场迈进。比如中国关于进入WTO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社会,意味着我们一部分的游戏规则要与国际规则接轨,燃而,在中国的6万多家广告经营单位,在实力,规模上能与跨国广告公司抗衡的几乎没有。
对我们业内人士来说,主要应该明确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主要媒体绝不会彻底“开放”,这是国家主权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盲目自菲薄,过于害怕“洋鬼子”。“本土化”,“本地化”这个词大家都听过,这是一家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国家最重要的概念和步骤。然而,实现“本土化”需要时间。面对天时,地利,人和,国内广告公司占有先机,但是必须有所作为。必须提高自己的特色与专长,操作方式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从上述反映出经济国际化造成了我国广告事业发展的规律性:1。跨国广告公司介入中国市场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现象,开放广告市场无可逆转;2、开放广告市场使我国广告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唯一有效的因应之道是加速加深广告业的改革;3、这一改革比片面的追求暂时性的市场增长规模更加紧迫,这涉及到中国广告业的长远利益;4、广告业的改革必须是整体的、全方位的、配套的,从产权-经营体制、运作理念、管理机制到法规体系、媒介环境、行业规范、公共关系综合协调;5、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是广告业改革的根本标准,民族化、本土化是从属的参照系统;6、广告业自由竞争必须通过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负责任的监控形成良性成长的动力。
那么中国广告面临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也正在国际艺坛上走红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一样来一句“当代广告可以乱搞呢?”那么广告既然已经“可以乱搞”了,哪还会有什么广告的标准?广告的标准早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嘲弄和解构。面对一件作品,这个人说好,那个人说不好是很正常的事,除非你刚好走运被某个西方大展策展人看中,作品又卖了好价钱,那么,众口一词的吹捧叫好是少不了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这个古老的寓言,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避免盲目、片面和自以为是。毕竟我们每个人的视野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身份角色、艺术观念、知识背景都不尽相同,谈论问题的角度、语境、方式、方法也各有不同,面对中国前卫艺术这只“大象”,谁又能无所遮蔽地一下说出整个的“真象”呢?何况这只“大象”正在现实与文化的森林沼泽中行进着,我们每个人触摸的部位、触摸的感觉也会因“大象”行进的动作、速度以及外在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整个来说,中国当代广告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令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已经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从国际广告角度看也是这样,中国当代广告开始引起国际艺术界的注目,并达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在90年代中国也开始创办自己的双年展和三年展。这不仅为了建构起自己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当代艺术体制,实质上,它反映了在全球主义背景下,民族国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展示、交流和传播方式,最大限度的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挑选艺术作品,并通过自己建构起的组织权力,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当代艺术的发生方式。自我历史意识和视觉现代性。
关于中国的双(三)年展向何处去的讨论和实践事实上从1996年的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就开始了。上海双年展一开始试图办成中国的双年展,但由于它的城市历史传统,事实上最后还是往国际化的方向走,成都双年展虽然是清一色的中国艺术家,并且提出了本土化的目标,但在实践上,又似乎没有找到一个全景的叙述框架和本土的学术切入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展览是以全部本国艺术家参加,还是有外国艺术家和策展人参与,这并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问题在于,本土性和全球主义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关系。就这一点来说,今年的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在学术定位上要成功一些,至少它整合了过去亚洲和国内双(三)年展的提出的视角,并吸收了西方双年展的一些新的趋势。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民族的特色,才是自己的。现在国内企业在发展品牌、进行广告传播时一方面固然要向国际化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保持民族特色。我们经营品牌要有一个世界眼光和胸怀,但尽量要接近本土化。
同样,媒体代理也要走出中国的特色,结合本土的特色以及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广告形式。大家都在讨论"本土"“国际”这样四个字,创意和媒介代理要本土化和国际化,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尝试着去真正思考"本土化"“国际化”的内涵呢?本土化,国际化到底应该怎样做呢?《著名企业故事展播》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答案。得国际大奖、到国际舞台上去表演固然重要,但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做点有益于中国广告界、企业界、媒体的好事,我认为更重要。
所以我们的广告再也不能像Pepsodsent牙膏在东南亚广告推销时犯的错误了。广告商如常地宣传产品使牙齿保持洁白的功效,未想到在当地发黑和发黄的牙齿却是“威望”的象征。中国广告想打入国际市场还得分析目标市场的环境,文化环境等。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是国际资本评估市场投资前景的根据,这些因素也深刻影响到中国广告的国际运作。在这些因素方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如可口可乐的包装,世界范围的红白颜色——包装、广告,到了阿拉伯(中东)却要改为绿色,因为那里绿色代表着生命和吉祥。如日本汽车,销往不同国家,就有不同的标准。伊莱克斯的家电,海尔的国际化中销售到美国得家电美国化。这种变通,是典型的因文化差异而做出的产品设计上的改变,并且是有着切实意义的变通,对于企业来讲,有着绝对必要的意义,也是成功的表现。
综上所言,中国广告的发展无论其在量的递增上如何神速,在质的方面离现代化、国际化还有很大距离。就发展中国家广告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本土广告国际化和国际广告本土化是逆向互动的过程。目前的情况是,以媒介垄断经营为市场保护条件的广告量的持续增长,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广告市场的实际竞争和演变状况。在中国的跨国广告公司,本土化的进程迅速。它们的代理服务已经从单纯代理国际品牌广告转到兼而代理国内品牌广告;其人才结构已经转向主要依靠本地;广告表达已经追求国际性认同与民族性认同的协调一致但针对中国广告业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改造转型方面却没有全面的实质性的推进。在未来开放的中国广告市场竞争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是我们需要走出盲目乐观而加以警惕的。
既是国际化的又是本土化的才是广告内在属性。
《国际广告》,孙有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中外广告史》,陈培爱,中国物价出版社,1991年
《广告学》,漆梅君,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4年
《关于创意——我有意见》,黄文博,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
“中国制笔信息网”《品牌国际化与本土化》,张冰,2002年
“中国先锋文字艺术网”
“尚邦传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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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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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WTO 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中小企业尽管规模小,凭借充沛的人力、旺盛的企业精神与市场灵活性,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相对来说我国中小企业资金有限,财力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欠缺,技术能力不足,市场信息匮乏,经营管理水平低落,也造成企业体质薄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提升电线电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电线电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被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它存在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本文对电线电缆行业所面临的困难作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电线电缆企业 发展现状 国际竞争力 对策
目前,全球电线电缆市场规模已超过1000亿欧元,其中,中国的电线电缆行业在全球电线电缆行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并且在2011年中国电线电缆企业的产值已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但是,相较于欧美地区的电线电缆行业来说,我国的电线电缆行业发展还是呈现大而不强状况。
一方面,电线电缆行业发展规模迅速壮大,产销量达到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电线电缆工业销售产值11438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近年来,电线电缆行业还是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之中,是机械工业中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其年总产值已占到GDP的1%~2%。
另一个方面,电线电缆行业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整个行业面临四个方面的困境:
一是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来争夺低端制造业,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据统计,现有我国电线电缆生产企业8000余家,从产品结构来看,90%左右的电线电缆企业主要从事中低压电线电缆产品的生产,其生产设备工艺简单,从而导致电线电缆产能严重过剩。鉴于这种情况,我国现有的经济产业政策已经明确把新上电线电缆项目规定为限制类项目,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电线电缆行业必须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其产品技术性能不断提升的要求及市场需求变化。
二是发达国家重回高端制造业,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的回归与复兴,增大了产品的竞争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弊端,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首要的就是振兴制造业。由此,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实现从“产业空心化”到“再工业化”的回归,这是一个建立在持续创新基础上新的制造业格局与形态再造的过程,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尤其值得线缆行业的关注。我国电线电缆行业目前集中度不高,行业整体竞争实力不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国内电线电缆行业规模以上企业4000多家,虽然企业数量众多,但敢于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电力电缆主要用户的招标中能够取得大订单的企业并不多。只有少数优质大型企业的增长速度高于行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从而成长为行业龙头。质量为王,品牌取胜已成为电力电缆市场的竞争法则。
三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企业利润被压缩,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电线电缆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且多采用价格竞争手段,压价竞销的情况相当普遍,导致企业利润偏低。业内有超过40%的企业遭遇过低于成本价中标、同行恶意压价等不良竞争的经历。同时,电线电缆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国内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为中低端电线电缆产品,因此,很多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总的来看,国内电线电缆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低于机械行业平均水平。
四是国内电线电缆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从区域上来讲,欧美公司一直在全球电缆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掌握着核心技术。从产品上来讲,环保成为近年来全球电缆制造商所共同面临的外部压力与发展趋向,美国、日本、欧洲在环保型电缆的研发和制造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生产技术也比较成熟。欧盟制定的ROHS指令要求,从2006年7月1日起,在新投放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中禁止使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二苯醚和多溴联苯等有害物质。
而反观国内线缆行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跟不上,市场创新缺乏,管理制度缺失等等无不阻碍着电线电缆企业的发展,这也是国内电线电缆行业难以形成自己的具有国际品牌的根本原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对于电线电缆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若电线电缆缆企业难以生产出符合要求、符合标准的电线电缆产品,势必将遭到淘汰。
从影响我国电线电缆企业竞争力的各种因素来看,电线电缆企业要想扩大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电线电缆企业须实施以创国际品牌为重点的国际化战略。品牌是电线电缆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实力的突出表现及其物态转化,企业要顺应时代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要深刻认识到实施品牌战略是现阶段争夺市场份额,求得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手段之一,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内与国际企业发展的形势,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机遇,实施本企业的品牌战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紧迫感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
实施品牌战略须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实施以创国际品牌为重点的国际化战略。电线电缆企业要想打造国际性品牌,必须要从企业内部开始,立志培育企业自身的国际品牌,这不仅需要企业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还需要具备品牌国际化的经营战略。
(1)企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树立国际品牌。电线电缆企业的品牌国际化,要以创新的形象进入国际市场,增强自主创新和独立研发的能力,积极吸收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人才。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是企业生产的动力之一,如何把握消费者的需求,是一个品牌能否走向国际化的关键。同时,一个国际化的品牌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深层次沟通,企业需要把品牌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将文化融入品牌之中。
(2)国际品牌本土化经营。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品牌跨国经营的标准也注定不同,因此,品牌国际化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将国际品牌进行本土化经营。国际品牌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品牌文化的本土化,为使品牌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要充分研究当地的民俗风情、生活习惯及消费方式等文化特征,在保持中华文化的同时,适当加进当地文化的元素,以求与当地消费者进行更有效地沟通,完成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结合。
(3)采取灵活多样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国内电线电缆企业在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要根据自身的实力和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国际化发(下转第263页)(上接第261页)展模式,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一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发达国家市场是非常成熟的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国际性品牌众多且实力强大,有些公司已经经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品牌在市场与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稳固,要打入该市场必然不容易。但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中,竞争规则和消费习惯成熟,市场规模庞大,经济利益可观,如果能在那里树立企业的品牌信誉和形象,就能顺利把产品推向全世界,很快被全世界所接受,实现品牌国际化,成为一个强势的全球品牌。二是进入以东欧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进入标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没有发达国家高,本土化压力小,消费者的忠诚度也没有那么高,许多消费行为正在形成中,同时市场上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先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风险较小。三是进入欠发达国家的市场。欠发达国家的进入门槛最低,对质量的要求也较低,消费者的品牌概念弱,市场容易进入,代价低,费时短。
基于以上三种模式,电线电缆企业要慎重选择适合自身的品牌国际化路径,这对于企业实施品牌国际战略具有重要的作用。
2.电线电缆企业应采纳以全球供应链为重点的国际化。全球化供应链能适应全球市场快速反应的要求,实现在供应链的各环节上即时出售、即时生产和即时供应,也就是在需求信息获取和随后所做出的反应尽量实时地接近最终消费者,将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前置时间降到最低限度,从而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创造条件。
3.电线电缆企业要推行人才国际化。电线电缆企业推行人才国际化战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构建人才国际化,进行企业人才体制改革,尽快从主要参与国内人才竞争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从使用性人才竞争上升为开发型人才竞争,通过系统的体制机制创新,使人才的整个链条与国际接轨。
4.电线电缆企业要实施集团化战略。要走出国门,必先强大自己。大企业集团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催化和媒介作用,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企业集团是一种先进的组织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工业与现代化达到一定阶段共有的经济现象。在经济发达国家,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
大企业集团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手段现代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要更有力地开展国际竞争,必须形成一批由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要在新形势下抓住一切机遇,努力形成和发展壮大一批的跨国公司。这就必须在电线电缆行业中发展一些龙头企业,大企业,对外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民族品牌,对内可以促进良好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加强技术创新力度,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推动电线电缆行业的调整升级。
总之,企业推行国际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存在完全可以效仿的模式,但是国内电线电缆企业可以研究世界著名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结合自身实际加以创新,强化国际化的经营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培育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
[1] 高瑞德.我国电线电缆市场的质量监管问题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9(1)
[2] 王家梁.“八大问题困扰电线电缆行业”[J].电气技术,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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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应该表现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中的指导价值。这需要从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问题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指导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内涵,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作出相关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软实力;对策思考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砝码,通过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观点,这必将对解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提升文化软实力有所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转变发展历程。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对文化批判的理论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而造成了人们认为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是人创造了宗教,并进一步对宗教这种文化意识形式进行了总结性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了文化领域,确立了文化观的自然存在前提。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文化主体存在的自然前提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前提的自然存在物,其中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然存在为前提的文化创造,因此,文化与自然界是有直接关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阐明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发展与完善。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而我国“软实力”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是源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到都在不断地强调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可见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物化”危机。虽然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承,流传下来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医、天文历法、书法篆刻等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而是它的经济作用。在一味追求物质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正在面临着被“物化”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在所谓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下,我们漠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优秀文化,造成很多“去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主体的缺陷。由于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二是文化软实力建设人才严重不足,滞后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速度。三是文化事业教育工作者缺乏创新精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力。这些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下人们的急功近利、诚信缺失、道德无下限等负面情绪的影响所致。
(三)文化安全问题亟待解决。这里所说的文化安全,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加剧,甚至出现文化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参透等不良现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的“十条诫令”就是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好佐证。“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新闻量占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与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③可见显而易见,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加速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甚至对我国文化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根据。因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地制定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举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和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应该切实将它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
(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来源于社会实践,又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主体又是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的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更是检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基本指标。
(三)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传播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往形式,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将一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塑造传媒文化,提高我国文化传播力度,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我国可以结合本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策略。例如:举办中西方国家“中国年文化活动”、成立“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的参与度。我们既可以发挥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人际传播和交往的作用,又可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走出去”,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而且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总之,我国文化软实力资源丰富,但是发展速度滞后,国际影响力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分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制定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科学对策。(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②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③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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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极其复杂,时而乌云密布,时而峰回路转,令人目不暇接。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周边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即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
关键词:周边关系 冲突矛盾 共同发展 战略安全
今天的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边地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一环。周边形势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安全利益,事关国家和平发展和战略机遇期的实现。而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除了大国的关系因素之外,周边形势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周年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
一、朝韩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
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又韩国和日本一样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朝鲜半岛有着长久的裙带关系,所以韩国对中国比日本要更有亲近感。韩国前首相卢武铉曾提出希望韩国可以成为各大国发展关系的纽带,尤其是中美之间。但是由于韩国这身的影响有限,所以最终没有向着卢武铉的理想方向发展。 韩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既有一种传统的亲切感,又有一种不想存在于中国或美国的阴影当中的逆反心理,比如韩国的首都以前叫“汉城”但是韩国人觉得这个名字太有“中国特色”了,所以改成了首尔,应该说韩国自身的力量对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不构成威胁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二、日本
2009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7周年。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日本想成为正常的国家,就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拥有自己的合法军队,目前日本由于是战败国,自己的宪法规定日本只能拥有自卫队,就是
只能是被动防守的军队,但是随着国家的实力增强日本日渐希望可以成为“正常的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领导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所以不同的日本首相会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和态度。日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和俄罗斯韩国也都有,而且相对而言和韩国俄罗斯的貌似更难以解决,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三、中亚
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9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7周年。17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中亚地区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冲击,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中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边境,自古以来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亚五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家,地理上位于大陆心脏地带,是大国政治势力和地区政治势力缓冲区和交汇区。在经济上,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文化上,中亚是伊斯兰文明,____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结合部。我国和中亚各国是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并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成为长期的政治、经济贸易伙伴,以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
四、俄罗斯
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我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动摇。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五、南亚
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由来已久,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端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则将会长期维持下去,两国关系将获得不断的发展。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六、东南亚
东南亚诸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依托于一个地区性的同盟。受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打击,海外市场缩小,外资流入减少,旅游业衰退,如何实现国内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成了东盟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东盟可以说是我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我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促进了东盟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新进展。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我国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和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主权争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但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双方在经济上有竞争,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方的关系必将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密切,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七、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参考文献
[1] 2009形势与政策论文
[2] 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安全战略选择
[3] 09中国周边形势
[4] 论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
【内容摘要】 近期中国周边多个方向频繁出现异常情况,作为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美日菲则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周边 安全环境
一 、周边安全基本形势总体相对稳定
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与周边稳定的能力增强了;第二,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第三,周边国家对华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第四,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认同大于疑虑;第五,发展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机会仍大于挑战;第六,巩固、发展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主动权在我。
二、消极面增多、矛盾复杂、动荡加剧
近年来,我国周边发生了很多具有冲击力的事件,周边环境恶化的迹象比较明显:
一是因为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中国被称为“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邻国数量多,而且这些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多样,这在世界上较为少见。中国所处周边环境特别复杂,决定了在中国与邻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概率要更大一些。
二是因为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三是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三随着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受到冲击。日本对这一前景并不是欣然接受,而是试图延缓这一进程,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的方式,制约中国影响力的上升。
1、 南海争端
近年,南海地区存在的一些岛礁主权和部分海域化解争议升温,菲律宾、越南等国频频制造事端,美国、日本等外国势力也积极插手,使南海问题更
加复杂。从表面上看,南海问题是围绕国家主权及相关权力所展开的法律问题和历史问题;从根源上看,南海问题是南海周边国家与域外大国相勾连、相互推动的结果。
2、日本“远交近攻”,中国成其主要防范对象
中日关系在21世纪开始就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内,其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等不负责任的做法遭到中国等的强烈反对。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 日本的购岛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降到冰点。
3、半岛局势僵局难破,未来走向不明
2010年,“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先后发生,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1953年朝鲜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将朝鲜半岛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朝核问题阴云不散朝鲜仍然坚持核试验,六方会谈终止。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金正恩接班,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大。
三、针对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对策
问题摆在那里,我们不能乱了阵脚,应该淡定从容,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解决问题,关键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最根本的法宝。
1、不回避、不着急。周边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必经阶段,要去坦然面对,去有效应对。
2、要有发展战略,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政策要做调整。2010年,我国提出了要“塑造周边”。
3、“韬光养晦”与“敢做敢为”并重。在整个过程中,“韬光养晦”一定要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有所作为”、要有威严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让一些国家觉得中国难以挑战、难以侵犯、难以“忽悠”。
4、要讲“巧实力”,对周边国家区分对待。
四、当代大学生的责任
作为新世纪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处在大学这样好的环境中,就应关注时事,好好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我们在社会中的努力,增强中国的竞争力,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强国,为中国的安定团结尽自己的一份力。
参考文献:1 曹博亚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2012——2013学年度第一期总第69期
[1] 牛立伟.《世界军事》.2011/21期.
2 李国强,《中国南海诸岛主权的形成及南海问题的由来》,2011年
摘要:中国位于亚洲东部,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和13亿人口的大国。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明显增强,正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最近愈演愈烈的钓鱼岛问题显露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该如何在狭缝中生存并强大起来呢?本文先概括介绍中国周边环境,再重点分析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最后寻找原因并提出未来发展策略。
关键词:中国;周边环境;发展;复杂性;利益
一、中国周边环境概况
国家的周边环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周边国家或地区影响本国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因素,它是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本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安全利益是否构成威胁的综合分析和判断。
据此,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沿岸。陆地边界总长约2.2万余千米,海岸线总长1.8万千米。我国陆地与14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洲、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千米,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千米,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千米。在与中国相邻或相对的国家中,有世界“五大战略力量”中的三个:美国、日本、俄罗斯;有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的6个: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世界上7个公开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4个在我们周边: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另外还有12个像伊朗、日本这样的核门槛国。
由于多次外敌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3600千米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千米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几个突出的周边环境问题的分析
1.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全长2000公里,分西、中、东3段,涉及争议面积12.5万平方公里。几十年来,中印政府虽然一直在努力寻求公平、合理地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方式,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不断在西藏问题上做手脚,向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阻止解放军解放西藏。1951年,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出兵占领了西藏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随后,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干涉,将麦克马洪线印在了印度的官方地图上,并支持西藏反动农奴的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叛乱失败,但尼赫鲁仍沉浸在“大印度联邦”的幻想中,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将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划归印度统治,并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关于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继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战争全面爆发。中印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给“大印度联邦”的美梦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自2007年开始,中印两个边界开始进行正式谈判,谈判已进行3轮,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边界争端由来已久。中印两国一直没有正式的条约对两国边界进行正式划分,中国政府虽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是第三方英国调停划分的,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央政府就中印东段边界线举行过秘密换文,成为印方在与我方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2)中印边界问题也涉及西藏及__集团的问题。虽然印方公开承认西藏为我国领土,但暗地里却为西藏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避难的叛乱分子提供保护伞,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了__集团的根据地。(3)印度的崛起。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较快,军事实力增强,尤其是核试验的成功,更加足了印度谈判的底气,使印度在谈判中不做丝毫让步。
中印边境问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必将对我国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中日钓鱼岛之争。
中日领土争端主要在于钓鱼岛之争。钓鱼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中国台湾的大陆性岛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和3块小岛礁组成。
早在明朝初期,钓鱼诸岛就已明确为我国领土,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化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无主地”。但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以“无主之地先占”为由,宣布钓鱼列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来中国政府应该接管日本在华的所有权益,但是日本政府却与美国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合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而中国方面从未承认过此合约的合法性。在60年代末,联合国一委员宣布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大量石油资源后,日本开始采取单方面行动,进行巡航。尤其是今年,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断挑衅,并扣押我国保钓人员,更将钓鱼岛的争端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为什么七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会引来这么多争端?其原因有二:(1)争夺石油资源。根据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勘探结果,钓鱼台附近广大大陆棚海域可能储有大量石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日本虽然需要大量石油资源,但本土却不产石油,因此日本的石油全部依靠从国外尤其是从中东地区进口,所以当听到钓鱼岛周围可能蕴藏石油资源时,必然会全力以赴去争夺。(2)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日本而言,若把钓鱼岛化为自己的领土范围,可以增加其战略纵深,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国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对于我国而言,钓鱼列岛的前沿位置不仅对台湾岛的军事防御意义重大,而且对我国东南沿海方向的安全也有重要影响,被美国视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 如果钓鱼岛被日本永久霸占,日本军事力量将据此向西扩张,对我国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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