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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行政合同的重大作用日益突显,但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一直都不完善,往往导致违背行政合同目的的不良后果,进而影响行政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理论上和立法上为行政合同确立一个贯穿其始终、分阶段不同对待的救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行政合同定立过程中的救济、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救济、行政上的救济、司法救济四方面具体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之构想。
所谓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通说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权,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协议。一般认为,行政合同包括以下三种形态:其一是行政主体相互间的合同;其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同;其三特定领域中受行政主体支配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同。行政法学研究的合同,主要是第二种形态的合同,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同。该形态合同亦是本文所论行政合同救济问题的主要指向。
一、行政合同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行政合同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一种行政手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张、人民民主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加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并进一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作用的改变而突显出来。他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让“合同”进入“行政”域,使以支配和服从为特征的高权利行政更加柔和和富有弹性,充分体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及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定性问题争议不一,结果导致行政合同徘徊在民事契约与行政契约之间,对于层出不穷的各种实际问题,往往出现“阴不收阳不管”或搞不清到底由谁来管的混乱而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行政合同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合同的参与性、民主性的信心下降,势必影响行政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合同更好的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标、更好的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同争议投诉有门,解决有据的初衷。因此,为行政合同建立一个合理、健全且与现行体制不相冲突的救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需要的。
二、行政合同救济在国的现状
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的现状是: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合同的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
在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享有必要的统治者特权,即其享有行政合同的发起权;对行政合同履行的监督权、指挥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对不正当履行合同的制裁权。而相对人除享有合同缔结权外并无其他相应性权利。因此,在行政主体行使上述特权时,相对人的权利都极可能也极易受到损害。而在受到损害之后,行政主体大多不予理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此种不良现象的直接根源在于:我国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目前我国行政合同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实践中已大量存在行政合同,如:土地承包合同;政府采购合同;人事聘用合同;科研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公用征收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对于这些合同的种类、定性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而相应的救济,在制度上将他们纳入了行政法的范畴,并且予以相应的行政法上的司法救济;但在实践中,一般将行政合同的救济纳入民事救济的范畴,多采用民事手段来处理。这是解决我国目前急待完善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与实践中纷繁多样的行政合同实务之间的矛盾不得已的措施
总之,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水平在事实上导致行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稳定,或处于悬空状态(主要是相对人利益上的缺失),行政合同法律秩序一片混乱。
三、行政合同分阶段性救济制度构想
为了遏止上述恶果的涌现,追求当事人双方行政合同法律关系的和谐,必须而且只能从根源入手,即:努力寻求当事人双方权利的平衡,并通过其他途径给予相对人的权利予更多的救济。具体到行政合同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合同定立过程中的救济——质询
以合同本身的要约——承诺规则解释,行政合同的主要条款是由行政主体以要约形式提出,由相对人作出承诺形成的。同时对于和谁缔结、如何缔结合同,行政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那些能够使相对人获利的合同的订立中,那些参与而未能与行政主体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就应能够要求行政主体对:为什么选择他人而非自己、根据是什么等作出具体说明,以能够进一步明确、主张自己的权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救济
1、对行政主体在行使指挥权时的抗辩。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享有监督权和控制权的同时,对涉及公共利益合同的具体执行措施还享有指挥权。这是因为行政主体享有大量的信息和相应的能力,是为了更好的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相对人在客观上也是为了公共利益。为此,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指挥权享有抗辩权不是为了抵制行政主体的指挥权;相反,恰恰是为了在行政主体的指挥下,更明确、充分的对产生的后果负责。
2、行政主体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和行使制裁权时相对人的听证。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由于情事变更、政策上的变更而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或对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实施的多种制裁手段(如:罚款、强制执行和代执行、解除合同而不给相对人任何补偿)是比较严厉的,对相对人利益影响甚大。对此,相对人应有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通过听证,要求行政主体说明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给予相对人充分表明自己意见的机会。
(三)行政上的救济。在合同履行、订立过程中为相对人设立的质询、抗辩、听证是在程序上对其权利的救济,是没有实体保障的,还需进一步有赖于行政救济。
1、行政仲裁。随着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依据仲裁法重新建立的仲裁机构性质转变为民间组织。而行政合同争议涉及公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争议根本不适用民间仲裁机构的救济。因此,行政合同的救济不宜借助此类仲裁体系,对此,仲裁法也予以肯定。但仲裁制度的变革并不否认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也能够用于行政合同纠纷。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体系内部设立了专门的仲裁机构,解决特定的行政赔偿。例如:人事部设立了人事仲裁厅,受理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这种模式对解决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其下级机构及其所属公务员之间的行政合同纠纷具有较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落实在制度上就是考虑能否在行政机关体系内设立专门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仲裁机构。
2、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章行政复议范围中的明确规定,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复议。由此,农业承包合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出现,便可选择直接进行行政复议,将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小。基于农业承包合同立法上的积极成就,该模式的立法应大力推广到其它种类的行政合同中。
3、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责任之一,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由国家给予受害人的赔偿。其构成要件是:①必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职权有关的行为;②必须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③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受害人的损失确已发生。由此来看,行政赔偿当然应适用于行政合同纠纷,但我国赔偿法第二章行政赔偿范围却没有将行政合同明确纳入赔偿范围。笔者认为,应在我国赔偿法中直接、明确地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行政赔偿予以规范。
(四)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行政合同的终极救济,是树立在程序救济、行政救济之后最坚实的屏障。司法救济既屏除了程序救济无实体保障的缺陷,又能有效防止行政救济“自己做自己法官”而产生不公正的出现。
行政诉讼(即行政合同司法上的救济)是由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上将行政合同拒之门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不可诉行为亦不包括行政合同纠纷。正是因为此种立法漏洞,尽管在实践中行政法庭有受理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的实例,但严格的说,行政诉讼制度并没有将行政合同纳入救济范围,而是将其作为民事合同,按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这一后果使行政合同救济状况又落回到了初始的低劣层级。为了确立切实、明确的司法救济手段,有学者认为:应将行政合同纳入具体行政行为范畴之内,理由是:(1)行政合同都是基于一定的行政目的,行使行政权利的方式。(2)行政合同事实上能够引起行政法上的效果,产生行政法律关系。(3)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特定的相对人订立的,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笔者非常支持此观点,认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法学著作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界定不够周延,理论界需要在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基础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进行反思、重构,以便为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找到一个有效、合理的诉讼救济途径。
总之,行政合同纠纷在我国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这对我国行政法制进程有所阻碍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解决这些纠纷的救济途径必须明确,应当在最短时间内,确立一个贯穿其始终、分阶段性、具有针对性的救济制度,以能够有效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管理的高效率。
参考文献:
[1]张树义.行政合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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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龙华,杨红英.论行政合同法律性质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J].行政与法,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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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Z].1994-8-31。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Z].19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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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保险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险政策和措施体系。社会保险属于社会性事业。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我国建立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障碍因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由于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现在正面临很大的长期护理费用压力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行性问题也被摆上台面。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我国会面临六个方面因素的阻碍。对此,笔者得出了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结论。
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社会保险;障碍因素;可行性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深。2010年末,我国城乡失能老人达到3 300万人,其中有1 080万完全失能老人。据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到2015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将达4 000万人[1]。如此庞大的失能老人数量不仅带来了护理服务供给的巨大压力,也带来了医疗费用、护理费用增长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护理保险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一)长期护理保险
一般来说,长期护理保险指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入住专门的护理机构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支持护理或在家中接受他人护理时发生的各种费用予以补偿的一种保险[1]。长期护理保险与各种医疗保险一样也属于健康保险的范畴,但医疗保险仅仅在于解决患者的治疗、康复费用以及短期住院护理费用问题,而长期护理保险则是针对需要长时间护理的人群,尤其是需要护理的失能老人。
长期护理保险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类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是国家提供给居民的公共物品,是国家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具有强制性和福利性特征。另一类则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其本质是商业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签订的,目的在于转移长期护理费用风险的保险协议(保单)。
(二)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要素
1.参保人
作为社会保险的护理保险制度应具有强制性,即通过法律规定应该参加的人群范围,以保证制度覆盖面。而且,只有在参保人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够体现出“大数法则”所带来的责任分担效应。在德国,《护理保险法》规定了“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原则,即所有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而在日本,政府举办的护理保险则强制要求40岁以上的公民参加。
2.资金筹集
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多主体分担是形成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主要手段。比如,德国的护理保险资金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负担,其中政府承担1/3以上;企业与个人负担较小,护理保险税按照投保人的收入计算,税率固定为1.7%,一半由投保人支付,一半由雇主支付。
3.待遇支付方式与护理服务体系
在德日的护理保险制度实践中,其待遇支付方式与其他社会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以直接提供服务为主,现金支付为补充。这样的给付方式能够有效地提升资金利用效率,防止资源浪费。在服务的实现方式上,无论是居家护理还是机构护理都被囊括在了支付范围之内。护理保险待遇的支付需要有健全的高水平的护理服务体系作为依托。如果没有可靠的覆盖各类群体的护理服务的提供,护理保险的设立就没有意义。
(一)经济基础和公共财政能力限制
一项保险制度的确立首先要看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能够支撑这一制度。德国在1994年颁布了社会保险法,当年德国GDP达到了2.15万亿美元,人均25 860美元。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人均37 291美元。相比之下,2013年我国GDP折合美元9.31万亿美元,但人均只有月6 767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远低于德日的水平。①社会保险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撑。我国的公共财政能力不足也造成了对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阻碍。②
(二)财务阻碍因素
1.缴费能力不足
雇主与个人缴费是形成护理保险基金的重要来源。判断护理保险的财务可行性首先需要从精算平衡的角度来考察。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如果月人均给付水平在1 000、800、500元人民币时,2014年度护理保险费率应分别达到16.24%、12.99%、8.12%才能保证基金的收支平衡,这基本相当于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费率,无疑会给缴费者增加很大的负担[2]。然而,2013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8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955元。但同时,我国养老机构的费用大致在500―2 500元/月的范围内,其中收费在1 000元以下的根本不能承担对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从这里就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居民收入与长期护理费用之间的矛盾。
2.社会保险费率过高
与护理保险费率较高问题相矛盾的是我国现有的已然畸高的社会保险费率。至2013年,我国各项社保缴费的总费率平均在40%以上,其中个人缴费率达到11%。相比之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费率却和我国的水平相当,甚至较低。比如法国社会保险费率合计为45.04%,德国为41.53%,瑞典为30.43%,而日本这个数字仅为25.24%[3]。因此,护理保险财务平衡所需的较高费率与我国已有的高费率之间形成了巨大矛盾,再加之我国雇主和居民缴费能力不足,这就造成了我国建立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障碍。
(三)社会保险体制碎片化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体制存在碎片化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德国和日本都实行了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原则,用国家强制的方式确保了护理保险参保率。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分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此外又有“大病保险”予以补充,这些医疗保险制度相互独立,内部机制也各有不同,统筹层次差别很大,这就给“护理保险跟随医保的原则”带来了天然的不便。 (四)缺乏健全的社会护理服务体系
1.机构护理服务供给短缺
一方面,我国从事老年人护理的养老院、护理院的床位供给在总体上是极度短缺的。根据民政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收养性养老机构为4万个,养老床位仅为314.9万张[4],而同期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就已经超过1.77亿,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7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至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
2.居家养老护理服务发展缓慢
相较于专业性很强、价格昂贵的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成本较低、占用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少,在目前财政能够用于养老事业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适合大规模推广覆盖,利于节省护理费用。此外,居家式养老更加符合我国传统“孝”文化伦理,易于群众接受。在德国,护理保险所包含的护理服务就分为在宅护理和住院护理两大类。
3.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滞后
前文中提到,护理服务标准体系对于护理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具有重大作用。但是我国目前的护理服务标准化体系还未完全建成,还没有类似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价标准、护理等级评定标准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出台。护理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滞后直接导致了护理保险无法根据被保险人的失能等级来判定支付方式和水平,无法根据护理机构的服务质量判断资金的使用效果。
(五)法律强制力较弱
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需要由法律强制来实现。护理保险的建立同样需要国家通过强制力来保证参与率。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中并没有规定护理保险的相关内容,而且即便是其他保险的具体实施办法也只是有各种行政条例所规定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是存在很多不交、少交保险费的行为。所以,法律强制力较弱也给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带来了很大障碍。
(六)社会阻碍因素
1.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如果儿女将老人送去养老院会被许多老人认为是“不孝”的表现。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了很多家庭不愿参与社会化的养老护理服务,而更偏好于家庭养老。但是随着我国家庭养老护理功能的减弱,其养老责任必然要向社会转移,这就要求逐步削弱这种传统的养老观念。
2.居民保险意识薄弱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实践中,存在很多因保险意识不强而漏缴少缴保险费,甚至退保的行为。尤其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养老保险退保潮。居民退保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退保人只注重眼前利益,盼望多拿工资,而对自己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并不关心。我国较高的保险缴费率也使参保人形成了保险“不值”的心态。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养老护理费用支付的问题迫在眉睫。但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立刻建立形成了巨大阻碍,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的可行性不强。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不应照搬德日的护理保险制度,而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手段,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护理保险体系。具体工作应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应加大对商业性护理保险的政策优惠,鼓励商业护理保险的开展,在促进高收入群体解决护理费用压力的同时增强社会对护理风险的防范意识;其次,应加强顶层设计,逐步解决我国现有养老保险体系碎片化和高费率问题,之后再着手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再次,护理保险制度可先从缴费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职工群体中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开始建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应大力完善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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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当然都要通过一定的测验(也就是考试或考查)来得出结果,才能产生具体的评价标准。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考试,其特点也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不同,最终也决定了评价结果的不同。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质量评价制度的紧迫性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论文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质童评价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继续学习和从事生产、生活所应当获得的基拙知识和墓本技能,以及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基拙教育要有自身的质量评价体系,高考不能替代基拙教育质量的监浏与评价,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基拙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论文正文:
试论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质量评价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占据了一个人生命历程的十几年光阴,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继续学习和从事生产、生活所应当获得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决定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基础教育必须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关于教育质量,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所持的定义往往存在差异。这种质量观的不同又决定了监测与评价标准的差异性。那么,基础教育的质量应该如何定位呢?必须看到,不论教育目标有多大差异,教育价值观有何不同,都不能否认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活动的核心产出是学生。我国从事基础教育的每一所学校所开展的工作、每一个教师所进行的劳动都是为了保证针对学生而存在的教学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因此,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最终体现于该校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我国制定的教育方针对于基础教育所培养的学生质量是有明确要求的,而对如何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实施素质教育也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根据这种理解,要界定基础教育质量,可能应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1、对于教育提供者来说,教育质量应指教育的成果或结果达到国家教育目标所规定的标准的程度(包括学校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让学生所获取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等等)。
2、对于教育接受者来说,教育质量应指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的素质状况,对应于教育目标、要求以及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所达到的程度与水平。
3、对于教育评价者来说,教育质量应指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测量与评价,以及由每一个学生个体汇聚起来的每一所学校学生群体状况的衡量与比较。这种综合测量与评价,根据实施素质教育的规定与全面发展的要求,应该包括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水平,而不能只是其中的某一项,比如只考量学科课程的文化书面考试成绩。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地方的中学对于基础教育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对其自身质量观的把握也产生了失误,并由此导致质量检测与评价标准的异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各中学都热衷于以高考成绩来评价自己的教学成果与办学成就。每年高考一结束,校与校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就开始互相比较“上线率”、“升学率”,比较全省“状元”、“单科状元”、全市“状元”、全县“状元”等等,这些指标甚至决定了校领导的进退荣辱以及对教师的奖励程度。使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严重地扭曲了中学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干扰了中学既定教育目标的实现。
当然,不可否认高考成绩是中学教师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中学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之一,间题的实质在于,它毕竟只是某一方面的成果,仅以这一方面的成就能够反映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吗?基础教育的价值观和质量观真的就只有依附在高考身上才能体现吗?高考能作为对中学和教师进行管理和问责的唯一依据吗?答案自然都是否定的。
对于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当然都要通过一定的测验(也就是考试或考查)来得出结果,才能产生具体的评价标准。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考试,其特点也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不同,最终也决定了评价结果的不同。
高考,全称是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这是我国确立的一项专门为普通高校选拔人才而组织的考试。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是一种“选拔性”考试,就是要把整个考生群体通过这种考试形成必需的、合理的“区分度”,也就是要人为地把考生分成为“三、六、九等”,从而适应高校招生的“分数优先、择优录取”的需求。
这种选拔性考试由于有了“区分度”的要求,对试卷的难度系数以及考生群体“及格率”就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根本无法科学地、准确地反映基础教育体系中不同地域、不同学校的学生所具有的实际能力与水平,甚至常常会出现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不匹配的现象。为了达到合理的区分度,许多通过率(或者称之为及格率)高的试题就不宜采用,一般选择通过率为40%一60%之间的题目。中学课程标准规定的一些重要内容,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反复强调,学生掌握得比较好,导致试题通过率会比较高反而难以进入高考试卷。尽管一再强调要依据中学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来制定考试大纲和编写考试说明,命题中不能“超纲”,不要出“偏题、怪题、难题”,但是受难度系数的客观制约,不出一些“难题”是不可能的。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的高考尽管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但至今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笔试,所检测到的只不过是学生对学科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尽管兼顾了一些对学生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检测。但这种检测结果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反映出一个学生的全面素质,从而也就难以对一个学生群体进行全面的正确评价与比较。
高考虽然有着这些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在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条件下让学生自主竞争,反映出来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具有相对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公平、正义”又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所以高考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再者,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也还没有其它的形式可以取代高考作为我国高校选拔人才的理想形式。所以,尽管高考也招致不少批评,暂时还是不能废除,仍需继续对其进行改革。
然而高考的性质、特点、作用决定了它的考试结果与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应有之义无法吻合,因此绝不能让高考替代基础教育的质量检测与评价。
“升学教育”既然不是基础教育办学活动的全部目的,甚至与“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质量观相抵触,高考由于自身的缺点与局限性更不能作为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检测与评价的工具,那么基础教育如何尽快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呢?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不断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教学改革,也始终坚持不懈地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反对把学校的工作绩效和教师的劳动报酬与高考挂钩,但收效甚微。反而出现一种怪象,一方面是口诛笔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把追求升学率现象,把互相攀比、互相竞争的压力和苦衷都归究到高考身上,认定“高考”是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把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奉若“神明”,恨不得把它运用到极致,让它产生最大的功效,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紧盯高考、研究高考、应对高考的机制与措施不断健全、完善,以致“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成为长盛不衰的潜在规则,教学研究演变成高考研究,教学质量检测演变成模拟高考。究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基础教育尚未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伴随着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取得了不少历史性的成果,但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教学改革的长期不稳定性。每隔几年,就推出一轮改革,往往旧的改革成果还来不及总结、稳定和延续,新一轮改革又启动了。在这种不稳定性的制约下,自然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质量评价体系,也就不可能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借用“高考成绩”这个很不合理、很不全面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衡量、比较和互相竞争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前基础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时候了。这基于以下三点依据:
我国已在实施新轮中学课程改革,明确要求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新课改始终秉承这样的理念:教育的成功不仅仅是一张高分数的成绩单,也不仅仅是一张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是培养一个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因此要从以升学论英雄转到以综合素质论英雄的轨道上来。
新课程标准是教育质量在特定教育阶段应达到的具体指标,是国家教育部门管理和评价中学课程的基础,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价的依据,也是制定考试评价标准的依据。它确立了一种新型的行为规范并具有法定的性质,必须坚决执行。
新课程标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几个方面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阐述了课程的目标,并且对各学科内容领域都有很详细的要求,这就为建立基础教育自身的质量评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确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基础教育必须以新课改为契机,尽快建立自身对中学教育阶段的质量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就其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来说,应该与高考完全不同,是一种“水平性”的考试与测量,它应该实现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纸笔考试外,还要综合运用观察、交流、测验、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自评与互评等各种方式,为学生建立综合动态的成长记录,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并通过对同一所学校学生群体的分析与评估,来检验和比较学校的工作成果,督促学校认真执行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真正确立素质教育观念,努力实现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宽厚基础的教育目标。
就高考而言,2009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过去30年来,我国致力于分步推进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初中阶段义务教育,逐步普及高中教育,同时也在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因此,在高中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得到迅速的扩大。以福建省为例,2000年全省考生9万多人,高校只能招收4万多人;而2009年考生为30.5万人,高校则招收22.18万人。同时,还有一个新情况不容忽视,即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之后考生数量却开始减少。根据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福建省应届高中毕业生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从而也是高考考生数量的最高峰,高达32.7万人,同年招生20.13万人;2009年高考考生数在历经十几年持续抬升之后开始出现历史性的下降,比上一年减少2.2万人,但是招生数反而增加2.05万人,2009年的考生数和招生数之间只相差8万多人了。
照此趋势发展,今后几年,高中毕业生数还将逐年下降,招生数和考生数将逐年持平。面对这种新的发展态势,迫切需要对高考进行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否则其也就失去了“选拔性”考试的功能与作用。而这种改革的战略选择,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出发,比较可行的是实行“高端多元、中端稳定、低端放开”,即把“211", "985”等一批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作为“精英教育”的基地,视为高端,坚持以国家统考统招为主,辅以保送生、特长生等多元化的选材形式,培养国家需要的一流的专门人才;把其他的本科高校视为“中端”,在国家有关机构的指导与规范下,由各省自行组织考试与招生,立足于培养当地社会大量需要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而高职高专院校则作为“低端”,突出其自身的技能性与实践性,定位于培养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具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因而在招生上要“放开”,不能再像现在这样都凭一张文化考试试卷来选拔,应该由高校自主招生,即由高校根据考生在中学阶段的综合素质教育成绩,辅以必要的实践技能测试来选择。届时,基础教育的质量评价结果必定会在高考高招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显然,由这种发展变化了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今后高考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为中学提供互相比较和评价的某种标准和条件,因此基础教育需要尽快建立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才能帮助推进高招改革。
长期以来,高考考生的成绩都是由省里按地区逐级下发,最后由县一级招办统一打印高考成绩单送达考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各校之间、各市之间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与竞争,以致县里可以据此给教育部门以及中学订立“上线率、升学率”之类的责任目标并进行考核与奖惩,甚至中学也会据此给高三年段的年段长、班主任和各科课任教师订立目标和进行奖惩。从2009年开始,福建省高考建立了网上信息查询系统,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了重大改革,高考成绩的获取方式由之前的逐级下发改为考个人凭自己的账户与密码直接上网查询并打印,这就在客观上阻断了以高考成绩作为基础教育评价标准的源头,有效地制约了互相攀比的现象和借此实施片面评价与奖惩的行为。
不过,各级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乃至学校抓教育质量并没有错,反而是十分必要的,不抓才是失职行为,关键是怎样抓。不管是“升学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需要对其进行监测、评价与管理,放弃监测与评价也是一种缺失。现在连原有的高考成绩这个参照物也失去了,又该用什么对班级、年段和各地之间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测与评价呢?因此,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进而确立基础教育的质量评价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已具备了内部、外部的有利条件,有关领导机关和管理机构应该把握机遇,顺应时势,因势利导,早日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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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将坚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土地权益“叁保”原则,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全文如下:
农业现代化是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手段和物质手段,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为农业提供先进的管理手段,用现代农业方式(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方式)逐步改变和替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土地的分散经营,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现行土地制度造成农民经营土地行为的短期化,难以产生农民学习掌握农业新技术、新管理方法的内在动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强烈显示出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它不但没有彻底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的基本状况,甚至造成农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现行土地制度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当前我国农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小农经济,面对市场,农民作为生产者、农户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成部分,生产和销售都是一家一户,是市场链条上最弱的环节。虽然国家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着力不少,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中间商的盘剥和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带来的风险,不仅使农产品价格的杠杆作用扭曲和失效,也使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利益遭受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同时,承包制容易造成农民经营土地行为的短期性,甚至采用掠夺性经营方式,导致土地贫瘠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也就无从谈起。
(二)现行土地制度制约了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
制约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产业内部直接和间接因素,也有产业外部的商业环境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诸多因素均受制于现行农业土地制度的弊端。从产业内部来说,一家一户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直接影响到农业新科技、新品种的推广和大型机械化耕作技术的应用;土地超小规模经营,导致绝对的规模不经济,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生产率低;从外部商业环境来说,以人力要素为主的一家一户分散生产方式,在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反馈、新技术的学习培训与推广、生产标准化管理、质量的监控等方面,难以形成内在机制和动力,进而造成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产品质量标准难以保证,这势必无法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相竞争。农业生产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不高、生产要素不能合理流动、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现行土地制度不能支撑城镇化发展并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水平。
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历史的必然,但从目前看,由于土地制度的制约,农村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农民难以完全脱离土地成为城里人;尽管大多数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虽然向往城市,却没有对如何留在城市拿出长远规划,“候鸟”心理使其在多个企业与行业间不断转移,难以学到一技之长,因而也很难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所以一面是用工荒,一面是就业难,其根源就在于新农民工虽梦想在城市,但又感觉自己的根在农村,毕竟那儿还有一亩三分地,对向产业工人过渡缺乏自主意识,缺乏长远规划。
所以,改革农业土地制度,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离开土地,提高进城农民工的专业分工技能和素质,才能加快推动城镇化,也才能真正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而城镇化的推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服务支撑,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因而,如果没有城镇化的推进和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与进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物质、技术基础和服务支撑。
(四)现行土地制度正逐渐使中国农业沦为西方发达国家
的附庸。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跨国企业,以农业生产为依托,进入农业研发领域,抢占市场。我国涉农企业完全无法与这些跨国大公司竞争,因为我国涉农企业既在规模、效益、技术上无法与之抗衡,又没有土地依托。国家相关科研机构找不到上规模的土地经营企业合作,靠政府配合又无法应对市场条件下的竞争;涉农企业本身因为规模小数量少,对农业研发既没有基础,更没有动力,只能被别人牵着走。不改变这种现状,就只能任由我国农业一步步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我国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小农经济形态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土地制度势在必行。现在各地出现了很多土地转包向种粮大户集中、通过自发整合向合作社集中的现象,都是农民适应新形势的自发创造。党和国家已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颁布,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为农业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国(境)外成功的土地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所以改革的积极推进与改革的审慎并不矛盾,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1] 现在进行土地经营模式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均已具备,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要顺势而为,不失时机稳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在土地公有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家庭分散拥有的前提下,通过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实现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土地流转和规模扩大后的专业农户(家庭农场)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模式下,家家包地的同时不再户户种田,这才是一种新的中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只有在这样的经营模式基础上才能建设中国现代农业。
(一)因地制宜,走土地集约化之路。
进行土地集中经营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方式是以农户参股的方式进行土地集中。由有能力的种粮大户或几户联合,实行集约化耕种,农民以土地参股,按一定的比例分红,让不种地农民安心地离开土地外出务工。这种方式的优点:一是整合后的土地经营者,可以发挥其资金、技术、设备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劳动力转移效果显著;三是这种方式适合以自然村为单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市场化运作,农民自由出让土地,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收益,操作比较容易。
第二种方式是以村社合作的方式进行土地集中。参照以前农业合作社形式,以村为单位把土地集中起来,农户入社,不但能够集中土地,还能够集中资金、生产资料,按地亩、投资、劳动力投入做利润分成。
这种方式的优点:
一是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自愿出资,可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地推进合作社的规模和运作水平;
二是劳动力转移效果也比较显著;
三是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从种到收,从良种的选择、土地的改良、农用机械的使用、病虫害及自然灾害的防治到农产品进入市场,都由合作社统一组织,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规划;
四是这种方式在全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效果明显,土地投入减少、产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有保障,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
第三种方式是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土地集中。将社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对土地进行工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最有效的办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后,农民会向两个方向转移,一是为农业企业服务,在家门口成为农业产业工人;二是向工业转移,逐步成为工业产业工人。但是不管农民向哪个方面转移,即土地承包关系变更前,其每年都得到一份来自其土地承包出让的固定收入。
当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社会资本的进入是大势所趋。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市场监管加强,资本的特性将显著表现在农产品品牌竞争、农业技术创新以及农业企业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而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我们可以预计,社会资本的进入将会使我国农业发展出现新的转机。届时,社会资本以集中起来的土地生产为依托,吸纳农业人才,或与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设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不但能推进其企业自身的农业生产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还可立足中国地域特点,在种子、农药等各种农业技术上取得突破,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业的知识产权控制,提高中国农业安全水平。
以上三种土地集中的方式,可以说是土地集中经营的三个阶段,是三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阶段,也是中国农业改革必经的三个阶段。但不是说非得按部就班的三步走,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适合的集中方式。在进行土地集中的同时,再辅以国家的惠农政策和严格的土地监管,农业的生产效率将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取得飞跃式的发展。
(二)完善相关法律,推动土地集中经营。
从国外经验看,单纯的自发式农地流转不太可能将农地集中起来,但若以政府强制性行政措施推进农地集中流转,又往往违背农户自由意愿,损害其权益。因此,法、德、日等国都采用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农户自愿流转农地。如日本于1970年大幅修改《农地法》,该法为促进农地规模经营,专门设立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业协同组合共同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地管理公司,协助农业生产单位从农户那里流转农地,政府对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户双方均提供优惠补助。
1980年日本颁布《农地利用增进法》,积极推行农地委托经营,在农业协同组合的协调下,农业生产单位接受农户的委托,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进入本世纪以后,台湾当局推行了所谓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主要内容是建立老农退休机制,推动“小地主大佃农”计划,并规划农地分级分区管理和变更机制,在土地银行和农会等中介机构的协助下,促进农业经营向企业化目标迈进。
始于1993年的越南农村土地制度革新推动了越南农业的快速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成效是粮食从短缺变为有余,现已成为仅次于泰国的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越南几经补充完善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土地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目前已完成了农户土地使用权证的发放,为农民土地权利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同时,增加了农户土地作为投资的合资资本权利。2001年的《土地法》,赋予了农民农地赠予权,还规定了土地发生变更的情形及变更登记程序。新修订的《土地法》中,土地首次被官方认定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价值,因而可以交易,允许农民和经济组织参与土地的市场交易。
我国可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农地规模经营的经验和做法,用政策法规正确引导农户自愿流转农地。
(三)进一步明确农地产权,建立完善的农民退出机制。农地产权价值化,有利于完善农民的“退出”机制。
第一,要改变当前农民土地产权只能“用”,不能“带走”,也不能“兑现”的状况,让农民从土地产权的转让和流转中获益。农民可以通过对土地的耕种和劳作获取利益,也可通过多种形式,如再承包、入股、转让等,从土地产权的价值化流转上实现最大化的利益,这种作法为希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提供了退出机制。
第二,要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的土地转变为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应该有步骤、有重点地将在城市己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先通过建立”承包地+个人账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承包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出,即将“承包地十个人账户”的双重保障体制向单纯的“个人账户”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化。承包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退出,可以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尽可能地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使土地的流转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行政的手段。这样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也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土地要素的保证。
(四)发展引领有效、支撑得力、网络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完善农村信息综合服务体系,形成网络发展的农业服务供给格局和农业服务能力格局,促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农村土地、房产等资产要素市场化交易机制,切实提高农民利益保障;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一是必须坚持土地公有。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因此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这是不能改变的,毫无疑问,改革的是使用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权制度,土地公有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二是必须保护耕地。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母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少、用途不变、质量有提高。”[2]可见中央力保耕地安全、力保粮食安全的决心十分明确。如果将土地改革称之为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这必须是一场“红线内的革命”。因此,土地集中经营,无论是什么方式,都必须确保“农地农有、农地农用”这个基本前提。
三是必须保障农民利益。农村土地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当前还兼具社会保障功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既要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弱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失地农民“农转非”后顺利的从过去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行为转化为市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行为;又要改变过去一次性货币补偿和安置为主的做法,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机制,确保农民利益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二元化结构在于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农业改革还不足以彻底改变农业落后的基本状况。只有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消除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实行合理和适宜的土地制度,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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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深化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毕业论文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关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
事业单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的产生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长期以来,事业单位定义和外延不规范,基本定位和公益服务的目标模糊。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现有的体制已经阻碍了事业单位的经营和发展。因此,进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公益服务体系已事在必行。
1.发展过程中缺乏规划,存在不合理扩张问题。
2.政府和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
3.某些领域改革存在市场化“过度”问题。
4.普遍存在放权过度、约束不足问题。
5.国有资产监管不力。
6.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较大缺陷
7.过程缺乏统筹规划,制度建设滞后。
1.人员规模的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就业安置需要而非事业单位本身的需要;
2.仍然存在明显的政府职能“越位”问题;
3.对“企业化”转制或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选择,更多的依据自身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而定;
4.不少事业单位中,“内部人控制”问题相当突出。
5.从改革实施方式看,主要依靠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主实施,改革进展有很大差异。
6.体制存在缺陷的原因:(1)仍然存在突出的条块分割问题;(2)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
7.监管缺乏有力措施:一些单位把所拥有的场地、设施大量出租或利用其创收,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损失。
1.必须牢固树立以改革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必须先行确保内部机制改革全面到位。
3.必须切实把握产权制度改革这个重点。
4.必须高度重视改制职工的分流安置。
5.必须结合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改制办法。
开题报告范文二
我国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选题的背景:内部审计是企业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MBA开题报告展,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的自身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6万多个内部审计机构,18万名内部审计专(兼)职从业人员。全国的内部审计机构每年完成审计项目50万个左右,通过查处违纪违规、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提高经济效益约1 000亿元,为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如此,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目前我国内部审计的现状看,内部审计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和完善。
研究意义: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在维护国家财经法纪,促进增效节支,以及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审计工作缺乏规范性等问题。应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使之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监督的作用。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决策者要求使用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这给内部审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本文结合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完善我国企业内部审计提出一些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 内部审计的概述
2 我国内部审计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2.1内部审计独立性不强
2.2内部审计法规不健全,职员素质不高
2.3审计质量不高
3解决我国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措施
3.1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和治理
3.2树立风险意识,为建立内部审计文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3.3保证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才能保证审计的公正性
3.4进步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3.5建立一套完整的赏罚制度
3.6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加快内审法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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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的定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在古老时期,判例因源于人类对社会冲突解决的经验,故判例被称为法律科学,更准确地讲是法的实践科学。判例是人类处理具体的社会矛盾的理性智慧结晶。古罗马时期,判例没有现在司法先例的意思,但在古罗马,法学家活动具有判例的雏形。古罗马的大法官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都是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他们作为法律实践者和学者进行的活动中得出的方法。这两种法学家的活动在古罗马时期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权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法理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法学是研究法律以及相关法律现象的科学,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加复杂和多变的社会关系时,法律的滞后性就显现出来了。当今我国就面临着法律缺位、法律体系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判例制度对弥补我国成文法的漏洞,健全法律体系和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判例本质上是由特定主体创制的一种法律渊源,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要想建立判例制度,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判例。
(一)判例的概念。
判例法意义上的判例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所做出的对其后相同或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的案件裁决。判例和判例法是判例制度的要素不同角度的称谓,虽然有许多学者主张判例法和判例是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通用。判例本质上是法律渊源的一种。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判例的地位也不同,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将判例作为本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渊源之一,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判例更是作为主要渊源。
作为判例制度的代表,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制度是在经验主义哲学的指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法律的原则是通过总结大量判例中的共同价值追求归纳而出的。判例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判例拘束力原则,即相似的案件应当与以前的案件判决相同的对待。此原则将判决中法官的意见分为两部分:判决原理和附随意见。判决原理是指就案件中的争点所做的法律原则和法理的说明,是判决约束力的主要来源;附随意见是指法官就争点之外的事项发表的意见,并不具备约束力。判例约束力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运用有严格的规定。
以英国为例,英国现在所采用的是严格判例约束力原则为主,约束力原则的突破为例外,即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有绝对的约束力的,但当有确切理由证明在违反前例所做的判决仍然正当时,法院可不受前例拘束。这点对我国判例制度的建设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判例法的特点是相对于制定法来说的。制定法是由法定的制定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判例法则是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官在案件中创造的法,法官起着立法者和裁判者双重身份。判例法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应用和实践,是一个归纳演绎过程;制定法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应用,是演绎推理的过程。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制定法发达的国家,但判例在我国古代的司法体系中也占据着中国要的地位。当今我国的法治进程也遇到一些难题,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很有必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带来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的法源体系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1、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性。有句著名的法彦说道:“法律在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就是落后的了。”制定法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对新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无法达到理性期望。以当今的行政诉讼法为例,虽然今年实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升级和优化,检测包括可起诉的范围扩大,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扩大等,但随着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的非常速发展,出现大量的群体性行政案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仍没有很好的应对制度,对当事人众多的案件只能通过共同诉讼来解决,而没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机制。这也是制定法适应性差的体现。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制定法本质上是人的理性的法律化体现,是基于先验主义哲学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具象化。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人的理性也并非永远正确,因而以此为基础的制定法不可能是完备的。而这些人类的理性所无法观察和认识到的角落就成为了制定法的盲区或空白,制定法内容的缺位是在所难免的。
3、制定法的文字本身的歧义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语言及文字都难以做到完全消除歧义。汉语博大精深,古时多以单字为词,字意很复杂。现代汉语的语义虽已相对明确,但仍会造成对法律的不同解读。语言本身的模糊性,立法者为了法律的灵活性有意为之,都会造成制定法的不确定性。
4、除了制定法本身的缺陷外,我国的法源体系也存在重大问题。首先是民法典的缺位使得我国法律体系残缺;其次是我国法源体系移植自西方,与我国的法律道德传统没有传承关系,法律认同感低;最后在司法实践中有过多的非相关因素干扰法律的正常运行。判例制度可以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监督法律的执行,填补制定法的空白,减少两造讼累等,实现法律正义和秩序的双重价值。
1、我国有着深远的判例传统。
我国古代是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判例法并行的混合法制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记载,秦代在司法过程中不仅适用制定法典,还广泛的应用“廷行事”亦即司法机关做出的判决。如“盗封啬夫可论?廷行事以伪写印”即是对廷行事的运用,说明在秦代已将例作为正式法源的一种,将司法机关的判决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了。判例制度在汉代完成了体系化。
《汉书·刑法志》中有云:“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其中“比”又称“决事比”,是司法机关编订的典型判例集,官员在断狱审判中可以直接引用决事比,承认其为正式法源。西汉中期以后尤其在董仲舒提倡下,引儒家经义断狱之风盛行,当遇到疑难案件而制定法没有相关规定时,可以运用儒家经典的原则进行裁判。董仲舒还做《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赋予儒家经典以法律效力,称“春秋决狱”。
唐宋时期已经发展出了较为完整的判例体系。唐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凡触刑者此“一断于律”,而律本身是很精练的文字,多有语义不清楚之处,令、格和式则是律的实施规范、制度和细则等。此外还有“法例”的判例形式可以在无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宋在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敕令格式”的体系。宋代的判例制度有了很大的完善和发展。宋把对断狱有指导意义的判决和案例编纂成册,这种立法活动叫做编例,由此产生的判例集被称为“编例”,如《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等。南宋时判例的地位更甚,先后编有《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和《开禧刑名断例》等判例法,甚至要取代敕的地位了。当然古代的判例和当今的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2、我国实际上正在适用判例。
关于司法解释的性质,我国将其定义为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并不是立法活动,但其实质上已经具备判例法的所有要件,可以说是我国实质运行的判例制。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还有好多有名无实的“判例”制度:最高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半公开的判例制度,这几乎可以看做是我国将来判例制度的雏形。与此类似的还有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当然这些案例都是经过最高法院的筛选和加工的;
疑难案件的请示批复制度几乎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在运用的判例制度,最高院的批复不仅对请示的个案发生效力,更是对其他各下级法院都发生效力,突破了个案的范畴。我国近年来的法治发展可以说是由一个个的个案推动进步的,其中许多冤假错案更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示作用。因此更加关注个案公平的判例制度在我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历史和现实土壤。法学教育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因此我国判例制度建设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我国建立应建立以制定法为主,判例为辅的判例制度,判例主要功能除了衡平正义之外,还要弥补制定法的不足与空缺。判例的制定程序需要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定,被选为判例的案例一定要具有典型性,选择程序也一定要法律规定。而判例的制定机关应该有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经由法定的程序制定,最高人民法院所制定的判例适用于全国,高级法院制定的判例只在辖区范围内适用,当判例与地方习惯冲突时,可以向判例制定机关申请作出调整。
当然判例的执行也是重中之重,法律权威和法官的权威需要法律的实施来体现,以达到法律的统一适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监督机制一定要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执行,并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协同行使监督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监督通道的畅通。
当今的判例法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由于日积月累的判例卷帙浩繁,内容和体系都过于庞杂,且今后会愈发复杂。这对于一般的公民来说,法律体系简直就像迷宫一般无法明了;对法律职业工作者来说,也是难以完全掌握。不过我们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扬长避短,就能使其成为我国法源体系的重要拼图。
【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法理考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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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定性对比分析隐性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找出各自的利弊,其对策是:保持存款保险机构独立性,完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杜绝监管宽容。并建立数学模型,定量比较商业银行在隐性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的差异。
关键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比较研究;定性分析;道德风险;风险控制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学者认为现存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障碍,应将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化”。基于此,我们将两种存款保险制度进行对比,从道德风险的角度出发,分析何种形式的存款保险制度更适合我国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
目前,大多数学者仅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进行定性分析。本文为克服不足,将用定量的方法,通过构建模型来说明建立隐性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进而比较两种存款保险模式的差异。
假设某商业银行原本风险中性。该银行总投资规模I=存款D+次级债S。该银行将I投入两种不同的项目中,高风险项目(成功概率为θ)和低风险项目(成功概率为θ),项目收益为R。
假设ρ为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μ为政府资助的可能性,p为存款保险机构设置的保险费率,π为银行利润。
假设rD为银行给存款人的存款利率,rS为银行给次级债券持有人的债券利率,rf为无风险利率。RD为存款人的收益,RS为次级债券持有人的收益。
1.当ρ=1时,该商业银行完全出现道德风险。此时,确定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θ)。
①在隐性制度下:(0<μ≤1)
RD=Drf,即银行支付给存款人Drf,政府不确定是否补偿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给债券持有人,Srf政府不确定是否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1=θR-Drf-Srf+f(μ)其中为单调增函数,即f′(μ)>0
②在显性制度下:(μ=0)
RD=Drf+Drf(1-θ-p),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银行补偿Drf(1-θ-p)给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存款保险机构不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1*=θR-Drf-Srf+Drf(1-θ-p)
利润之差△1=π1*-π1=Drf(1-θ-p)-f(μ)
2.当ρ=0时,该商业银行完全不出现道德风险。此时,确定选择投资低风险项目(θ)。
①在隐性制度下:(0<μ≤1)
RD=D[rf+μ(rD-rf)],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政府通过银行补偿μD(rD-rf)给存款人。
RS=S[rf+μ(r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政府通过银行补偿μS(rS-rf)给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2=θR-Drf-Srf+μD(rD-rf)+μS(rS-rf)
②在显性制度下:(μ=0)
RD=Drf+Drf(1-θ-p),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银行补偿Drf(1-θ-p)给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存款保险机构不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2*=θR-Drf-Srf+Drf(1-θ-p)
利润之差△2=π2*-π2=Drf(1-θ-p)-μ[D(rD-rf)+S(rS-rf)]
3.当ρ≠1/2时,该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不确定。假定此时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θ)的可能性为ρ,选择投资低风险项目(θ)的可能性为1-ρ。注意,此种情况下,隐性和显性制度下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不同,分别为ρ1和ρ2。
①在隐性制度下:(0<μ≤1)
RD=D[rf+μ(1-ρ1)(rD-rf)],即银行必须支付Drf给存款人,剩余f(ρ1, μ)=μD(1-ρ1)(rD-rf)]由银行和政府共同承担,分担比例依据ρ1和μ。
RS=S[rf+μ(1-ρ1)(rS-rf)],即银行必须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剩余f(ρ1, μ)=μS(1-ρ1)(rS-rf)]由银行和政府共同承担,分担比例依据ρ1和μ。
银行利润π3=[ρ1θ+(1-ρ1)θ]R-Drf-Srf(为简化起见,此处忽略银行的额外支付和补贴)
②在显性制度下:(μ=0)
RD=Drf+Drf{1-[ρ2θ+(1-ρ2)θ]-p},即银行支付Drf给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银行补偿Drf{1-[ρ2θ+(1-ρ2)θ]-p}给存款人。
RS=Srf,即银行支付Srf给债券持有人,存款保险机构不补偿债券持有人。
银行利润π3*=[ρ2θ+(1-ρ2)θ]R-Drf-Srf-ρ2f(ρ2, μ)+Drf[1-(ρ2θ+(1-ρ2)θ-p]
利润之差△3=π3*-π3={[ρ2θ+(1-ρ2)θ]-[ρ1θ+(1-ρ1)θ]}+Drf[1-(ρ2θ+(1-ρ2)θ)-p]33、实证结果
1.将△3分别对ρ1和ρ2求偏导,得:
故随上升ρ1,增大△3,即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随着道德风险上升,银行利润会增大,故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会增加;
随上升ρ2,减小△3,即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随着道德风险上升,银行利润会减小,故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会降低。
所以,上述模型表明,银行的道德风险会随着隐性保险制度向显性保险制度的转变而降低。故从银行的角度分析,采取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维护金融稳定。
对比两项表达式可以发现,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的道德风险与保险费率p有关,且成正相关,可以通过设计恰当的费率p实现银行道德风险最小化。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的道德风险没有定量可控因素,只能通过监管等手段避免银行的道德风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隐性还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都有产生道德风险的缺陷。但存款保险制度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并不会使得道德风险增加。相反,如果制度设计的得当,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将有效降低商业银行业的道德风险。
保证存款保险机构的相对独立,需要让其承担监督商业银行的部分职能。所以,我国设立存款保险机构时,应考虑加强其对问题银行的干预和处置能力。如我国可采用由银监会组织,由中国人民银行派驻董事,双方共同组建的方式设立存款保险机构。
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在部分情况下并不承担自己高风险行为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引入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时,必须使银行和存款人之间的信息透明化,即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可以借鉴美国的监管方式,一方面减少监管的随意性,对不同资本充足率等级的银行规定监管的强制性条款和选择性条款。而且随着银行资本状况的恶化,原先的选择性条款也将成为强制性条款。另一方面实行最小成本的关闭,应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到资产总额的具体比例做出明确规定。
相比于隐性制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抑制道德风险有一定的优越性。通过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还能通过银行内部监管和实行差别费率等外部监管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和效率,从而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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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快速增长,200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为6208亿美元,江苏为703.1亿美元。到2011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3.64万亿美元,江苏达5397.6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5.86倍和7.68倍。然而在进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国外技术壁垒,被国外要求召回的事件也层出不穷。一方面,由于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缺失,我国在应对国外召回通报的及时性和对出口召回产品后续监管处理的时效性方面都表现滞后,未能快速消除我国缺陷产品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入世以来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对于其中的缺陷产品我国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进口产品召回处理制度,国外厂商往往钻了这一空子,在产品出现问题需要召回时往往是“全球召回,排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十个年头,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也跨上了新的台阶,面对纷繁复杂的进出口形势,建立和完善我国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健全我国进出口产品检验监管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召回 缺陷产品 检验监管
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是一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政管理规范,是指制造商(或进口商)生产(或进口)的产品设计或制造上存在缺陷,并已进入市场流通、消费领域,为避免这些缺陷产品危及安全及财产损失,制造商(或进口商)将其从流通、消费领域收回,给与维修或者销毁,并承担相关费用的制度。它最大的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将风险和隐患排除于萌芽状态或者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是预测突发性、系统性商品质量安全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的风险控制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都规定了召回制度,而我国还刚刚起步,仅限于进口汽车等少数产品。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出口产品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大,然而普遍存在产品档次不高,利润微薄的问题,出口产品低价大量倾销极易引起进口国的双反调查,从而造成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特别是在以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盛行的当下,利用产品召回制度排斥它国产品保护国内产业正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中国工业产品、日用消费品、食品和玩具产品召回事件带来的“中国制造”信任危机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因此尽快与世界接轨,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产品召回制度,建立起我国的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保护国内市场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进出口产品召回信息的获取方面,今年来我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家质检总局先后与我国主要贸易国家——欧盟、日本、韩国、美国、东盟、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检验监管合作机制,为我国输外产品召回建立了顺畅的沟通和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2006年欧盟建立的中国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CHINA系统),及时向国家质检总局提供欧盟市场存在质量安全缺陷的中国产品详细信息和召回要求,成为国家消费品质量安全合作的成功典范。同时国家质检总局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合作,以及与日本、加拿大等的合作已制度化日常化。
在我国现行和法律体系中,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关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药品召回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这些法律规范在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市场键康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渐渐显现出力不从心,在面对种种具体的进出口产品召回案例中显得不适用。主要不足表现在:
1.立法体系不健全,缺乏完备的法律基础。这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很难据此直接要求经营者召回缺陷产品。作为指导并规范进出口产品检验监管的最重要的法律《商检法》中并没有关于进出口产品召回的相关描述。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只是针对进口汽车的召回要求,其它缺陷产品则排除在外。
2.立法层次低。《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只是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部门规章,无法对其他部门产生效力。《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和《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等也存在着法律位阶较低,只是行政规章,不足以涵盖所有缺陷产品的问题。
3.惩罚力度不够。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和《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规定的最高罚款限额仅为3万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受限所致。依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这对于追求高额利润的企业来说,3万元罚款实在无法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而相对于由于缺陷产品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3万元罚款更显微不足道,难以弥补损失。处罚标准过轻,使得经营者甘愿受处罚也不承担法律责任,缺乏了促使经营者召回产品的动力。
4.没有独立权威的缺陷鉴定机构。当前我国对于缺陷产品困境,不仅在于法律的空白,还在于缺乏独立、公正、权威的缺陷产品鉴定机构,比如汽车召回,虽然有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专家库建立与管理办法》等实施细则,但在现行行政体制下,鉴定机构与召回企业存在联系,消费者很难找到独立、公平的鉴定机构。
1.美国召回制度现状。美国是最早规定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也是产品召回制度实施最完善的国家。美国采取“自愿认证,强制召回”的形式,尽管进入市场门槛较低,只要有独立机构的检验即可进入,但进入后即面临严格的监控,有监管部门的抽查,消费者的监督,在政府和消费者之间有通畅的沟通渠道,一旦证实市场中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法规或标准,则立即进行封杀并召回。美国召回产品涉及一般消费品、食品与药品、化妆品、可能污染的环境产品、机动车、船舶等六类。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简称CPSC)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一个产品召回监管机构,实施召回的主要依据法律有《消费品安全法》、《儿童安全保护法》等。
2.法国召回制度现状。法国是欧盟国家中实施召回制度比较成熟的代表性国家,法国政府鼓励生产商自行对缺陷产品召回,很少发布政令进行强制召回,只有当产品缺陷可能对消费者已构成严重威胁,或者生产商(进口商)对安全隐患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当局才会通过法律手段强制生产商(进口商)实行召回。法国由公平贸易、消费欺诈监督总局具体负责在法国市场上流通的缺陷产品召回事务。
3.日本召回制度现状。目前日本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文件主要有《消费者产品安全法》、《电气产品和材料安全法》、《家庭用品含有有害物质管理法》等5部。日本处理与缺陷产品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主要有司法、经济和行政这三种手段,其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这三种手段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共同形成了日本解决缺陷产品召回问题比较成熟的机制。
《缺陷汽车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进口产品召回制度的法规文件,其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明确了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等经营者的责任义务。通过该体系,国家质检总局妥善、有效地处理了2008进口雷诺梅甘娜汽车变速器安全风险、2009年进口雷诺汽车不符合强制性标准、2010年丰田汽车全球召回、2011年进口克莱斯勒牧马人越野车起火等事件,有效保障了我国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从立法主体、执法主体、缺陷评估、召回程序和法律责任五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进出口产品召回管理制度。
1.立法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是一部规范我国对外进出口商品贸易行为的最高法律文件,而进出口产品召回是一种对外经济行为,属于其管辖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这部法律中完善对于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的各项法律界定,以保证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权威性。而对于具体的操作规范,可以以其为原则针对不同产品特性制定出行政法规或规章。
2.执法主体。目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承担着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而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笔者认为,进出口产品召回工作也可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作为主管部门负总责,可以借鉴国外做法下面设置一个召回中心进行日常组织和管理,而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产品召回监督工作。
3.缺陷评估。产品缺陷是召回的基础,准备判断产品缺陷是召回制度执行公正性、有效性的保证。纵观各国对缺陷产品的判定原则,笔者总结出以下三条:(1)产品安全不符合标准、法规、指令要求的。(2)产品因设计、制造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3)经检测、实验和论证,特定条件下存在可能引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缺陷产品。产品召回主管部门应聘请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对缺陷产品调查、认定;根据专家委员会建议,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产品进行技术检测,从而保证召回制度的公正权威性。
4.召回程序。进出口产品的召回方式可以是制造商(或进口商)主动召回,也可以是主管部门强制召回。主动召回是指制造商(或进口商)自行发现,或通过销售商、客户的报告和投诉、或通过主管部门的有关通知等方式获知缺陷存在,并将召回计划在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产品召回。强制召回是指制造商(或进口商)明知产品缺陷需要召回而未主动召回,或者故意隐瞒产品缺陷的,或者对产品处理不当的,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其按照召回程序的规定进行缺陷产品召回。
主管部门组织建立进出口召回产品信息系统,负责收集、分析与处理有关产品召回的信息。主管部门对经确认需要召回的产品根据风险危害程度进行分级,制造商(或进口商)在收到主管部门的召回结论后,应立即着手制定召回计划。主管部门应当对制造商(或进口商)进行的召回过程加以监督,并在指定的媒体上对已确认的进出口产品召回信息向社会公布。
5.法律责任。一项好的制度首先在于制度本身的可操作性、完善性和有效性,其次在于该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并成为人人需要遵守的规范准则。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一是惩戒造成社会损害的企业,二是消除缺陷产品的安全隐患。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它不仅能赔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更能够有效遏制或惩罚不法行为,督促企业严格遵守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各项规定,规范缺陷产品召回行为。
从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起到现在已有十个年头,十年来中国外贸经济局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经稳居世界前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增多,我国对外贸易摩擦事件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几年进出口质量安全事故频发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完善进出口产品检验监管体系,加强风险管理,加快质量突发事件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建设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只有建立和完善进出口产品召回制度,才能够有效应对各种质量突发事故、快速消除不良影响、避免出现重大损失,真正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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