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质量评价制度的紧迫性论文
对于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当然都要通过一定的测验(也就是考试或考查)来得出结果，才能产生具体的评价标准。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考试，其特点也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不同，最终也决定了评价结果的不同。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质量评价制度的紧迫性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论文摘要:我国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继续学习和从事生产、生活所应当获得的基拙知识和墓本技能，以及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基拙教育要有自身的质量评价体系，高考不能替代基拙教育质量的监浏与评价，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基拙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论文正文：
试论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质量评价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占据了一个人生命历程的十几年光阴，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继续学习和从事生产、生活所应当获得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决定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基础教育必须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一、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应有之义
关于教育质量，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所持的定义往往存在差异。这种质量观的不同又决定了监测与评价标准的差异性。那么，基础教育的质量应该如何定位呢?必须看到，不论教育目标有多大差异，教育价值观有何不同，都不能否认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活动的核心产出是学生。我国从事基础教育的每一所学校所开展的工作、每一个教师所进行的劳动都是为了保证针对学生而存在的教学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因此，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最终体现于该校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我国制定的教育方针对于基础教育所培养的学生质量是有明确要求的，而对如何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实施素质教育也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根据这种理解，要界定基础教育质量，可能应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1、对于教育提供者来说，教育质量应指教育的成果或结果达到国家教育目标所规定的标准的程度(包括学校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让学生所获取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等等)。
2、对于教育接受者来说，教育质量应指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的素质状况，对应于教育目标、要求以及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所达到的程度与水平。
3、对于教育评价者来说，教育质量应指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测量与评价，以及由每一个学生个体汇聚起来的每一所学校学生群体状况的衡量与比较。这种综合测量与评价，根据实施素质教育的规定与全面发展的要求，应该包括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水平，而不能只是其中的某一项，比如只考量学科课程的文化书面考试成绩。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地方的中学对于基础教育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对其自身质量观的把握也产生了失误，并由此导致质量检测与评价标准的异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各中学都热衷于以高考成绩来评价自己的教学成果与办学成就。每年高考一结束，校与校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就开始互相比较“上线率”、“升学率”，比较全省“状元”、“单科状元”、全市“状元”、全县“状元”等等，这些指标甚至决定了校领导的进退荣辱以及对教师的奖励程度。使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严重地扭曲了中学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干扰了中学既定教育目标的实现。
当然，不可否认高考成绩是中学教师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中学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之一，间题的实质在于，它毕竟只是某一方面的成果，仅以这一方面的成就能够反映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吗?基础教育的价值观和质量观真的就只有依附在高考身上才能体现吗?高考能作为对中学和教师进行管理和问责的唯一依据吗?答案自然都是否定的。
二、高考不能替代基础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
对于教育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当然都要通过一定的测验(也就是考试或考查)来得出结果，才能产生具体的评价标准。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考试，其特点也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不同，最终也决定了评价结果的不同。
高考，全称是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这是我国确立的一项专门为普通高校选拔人才而组织的考试。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是一种“选拔性”考试，就是要把整个考生群体通过这种考试形成必需的、合理的“区分度”，也就是要人为地把考生分成为“三、六、九等”，从而适应高校招生的“分数优先、择优录取”的需求。
这种选拔性考试由于有了“区分度”的要求，对试卷的难度系数以及考生群体“及格率”就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根本无法科学地、准确地反映基础教育体系中不同地域、不同学校的学生所具有的实际能力与水平，甚至常常会出现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不匹配的现象。为了达到合理的区分度，许多通过率(或者称之为及格率)高的试题就不宜采用，一般选择通过率为40%一60%之间的题目。中学课程标准规定的一些重要内容，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反复强调，学生掌握得比较好，导致试题通过率会比较高反而难以进入高考试卷。尽管一再强调要依据中学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来制定考试大纲和编写考试说明，命题中不能“超纲”，不要出“偏题、怪题、难题”，但是受难度系数的客观制约，不出一些“难题”是不可能的。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的高考尽管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但至今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笔试，所检测到的只不过是学生对学科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尽管兼顾了一些对学生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检测。但这种检测结果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反映出一个学生的全面素质，从而也就难以对一个学生群体进行全面的正确评价与比较。
高考虽然有着这些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在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条件下让学生自主竞争，反映出来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具有相对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公平、正义”又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所以高考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再者，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也还没有其它的形式可以取代高考作为我国高校选拔人才的理想形式。所以，尽管高考也招致不少批评，暂时还是不能废除，仍需继续对其进行改革。
然而高考的性质、特点、作用决定了它的考试结果与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应有之义无法吻合，因此绝不能让高考替代基础教育的质量检测与评价。
三、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基础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升学教育”既然不是基础教育办学活动的全部目的，甚至与“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质量观相抵触，高考由于自身的缺点与局限性更不能作为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检测与评价的工具，那么基础教育如何尽快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呢?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不断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教学改革，也始终坚持不懈地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反对把学校的工作绩效和教师的劳动报酬与高考挂钩，但收效甚微。反而出现一种怪象，一方面是口诛笔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把追求升学率现象，把互相攀比、互相竞争的压力和苦衷都归究到高考身上，认定“高考”是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把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奉若“神明”，恨不得把它运用到极致，让它产生最大的功效，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紧盯高考、研究高考、应对高考的机制与措施不断健全、完善，以致“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成为长盛不衰的潜在规则，教学研究演变成高考研究，教学质量检测演变成模拟高考。究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基础教育尚未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
伴随着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取得了不少历史性的成果，但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教学改革的长期不稳定性。每隔几年，就推出一轮改革，往往旧的改革成果还来不及总结、稳定和延续，新一轮改革又启动了。在这种不稳定性的制约下，自然无法建立起稳定的质量评价体系，也就不可能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借用“高考成绩”这个很不合理、很不全面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衡量、比较和互相竞争只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前基础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时候了。这基于以下三点依据:
1、课程改革的规范性。
我国已在实施新轮中学课程改革，明确要求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新课改始终秉承这样的理念:教育的成功不仅仅是一张高分数的成绩单，也不仅仅是一张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是培养一个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因此要从以升学论英雄转到以综合素质论英雄的轨道上来。
新课程标准是教育质量在特定教育阶段应达到的具体指标，是国家教育部门管理和评价中学课程的基础，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价的依据，也是制定考试评价标准的依据。它确立了一种新型的行为规范并具有法定的性质，必须坚决执行。
新课程标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几个方面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阐述了课程的目标，并且对各学科内容领域都有很详细的要求，这就为建立基础教育自身的质量评价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确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基础教育必须以新课改为契机，尽快建立自身对中学教育阶段的质量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就其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来说，应该与高考完全不同，是一种“水平性”的考试与测量，它应该实现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纸笔考试外，还要综合运用观察、交流、测验、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自评与互评等各种方式，为学生建立综合动态的成长记录，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并通过对同一所学校学生群体的分析与评估，来检验和比较学校的工作成果，督促学校认真执行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真正确立素质教育观念，努力实现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宽厚基础的教育目标。
2、高考发展态势的严峻性。
就高考而言，2009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过去30年来，我国致力于分步推进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初中阶段义务教育，逐步普及高中教育，同时也在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因此，在高中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得到迅速的扩大。以福建省为例，2000年全省考生9万多人，高校只能招收4万多人;而2009年考生为30.5万人，高校则招收22.18万人。同时，还有一个新情况不容忽视，即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之后考生数量却开始减少。根据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福建省应届高中毕业生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从而也是高考考生数量的最高峰，高达32.7万人，同年招生20.13万人;2009年高考考生数在历经十几年持续抬升之后开始出现历史性的下降，比上一年减少2.2万人，但是招生数反而增加2.05万人，2009年的考生数和招生数之间只相差8万多人了。
照此趋势发展，今后几年，高中毕业生数还将逐年下降，招生数和考生数将逐年持平。面对这种新的发展态势，迫切需要对高考进行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否则其也就失去了“选拔性”考试的功能与作用。而这种改革的战略选择，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出发，比较可行的是实行“高端多元、中端稳定、低端放开”，即把“211", "985”等一批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作为“精英教育”的基地，视为高端，坚持以国家统考统招为主，辅以保送生、特长生等多元化的选材形式，培养国家需要的一流的专门人才;把其他的本科高校视为“中端”，在国家有关机构的指导与规范下，由各省自行组织考试与招生，立足于培养当地社会大量需要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而高职高专院校则作为“低端”，突出其自身的技能性与实践性，定位于培养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具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因而在招生上要“放开”，不能再像现在这样都凭一张文化考试试卷来选拔，应该由高校自主招生，即由高校根据考生在中学阶段的综合素质教育成绩，辅以必要的实践技能测试来选择。届时，基础教育的质量评价结果必定会在高考高招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显然，由这种发展变化了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今后高考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为中学提供互相比较和评价的某种标准和条件，因此基础教育需要尽快建立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才能帮助推进高招改革。
3、管理方式变革的制约性。
长期以来，高考考生的成绩都是由省里按地区逐级下发，最后由县一级招办统一打印高考成绩单送达考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各校之间、各市之间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与竞争，以致县里可以据此给教育部门以及中学订立“上线率、升学率”之类的责任目标并进行考核与奖惩，甚至中学也会据此给高三年段的年段长、班主任和各科课任教师订立目标和进行奖惩。从2009年开始，福建省高考建立了网上信息查询系统，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了重大改革，高考成绩的获取方式由之前的逐级下发改为考个人凭自己的账户与密码直接上网查询并打印，这就在客观上阻断了以高考成绩作为基础教育评价标准的源头，有效地制约了互相攀比的现象和借此实施片面评价与奖惩的行为。
不过，各级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乃至学校抓教育质量并没有错，反而是十分必要的，不抓才是失职行为，关键是怎样抓。不管是“升学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需要对其进行监测、评价与管理，放弃监测与评价也是一种缺失。现在连原有的高考成绩这个参照物也失去了，又该用什么对班级、年段和各地之间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测与评价呢?因此，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进而确立基础教育的质量评价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我国基础教育建立自身的质量评价制度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已具备了内部、外部的有利条件，有关领导机关和管理机构应该把握机遇，顺应时势，因势利导，早日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