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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话语方面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各个学科都有很多贡献,使话语成为了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符号,两者的结合是极其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当前,传统话语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民主治理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夯实国家治理方式的公众支持和群众基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转换,既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民主治理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要求,也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民主治理、话语民主化
(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当前,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治理改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治理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治理概念的这一界定,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即可以指向企业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也可以指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因此,关于治理内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实际,纷纷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关于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俞可平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在区分“统治”与“治理”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并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因此民主化是善治的最重要标准和特征。鉴于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也称为民主治理。[3]由此可知,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表征。
党的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国国家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民主治理水平和能力还相对比较落后,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主治理危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是国家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发挥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特殊作用。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精神动力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日益凸显。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论证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阐述主要的政治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我国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国家推进民主治理服务,而且必须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就必须顺应民主治理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这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的转换是重要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手段,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空间。因此,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意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新目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继承和创新,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主治理的阐释、宣传、教育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精神与社会运行的一致,夯实民主治理的群众基础,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研究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当前民主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并明确民主治理的机制、原则和基本特征,展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理论分析与阐释,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国家民主治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变革的助推作用,进一步阐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辩证关系。
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结合相关话语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验证标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结合现实实践佐证,阐释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机制和原则。
总体而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创新,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现实脱节、内容不鲜活,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境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话语理念,从思想深处认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第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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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尧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尧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尧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尧文化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提高其道德素质,让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尧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传说中帝尧的历史功绩为人们所称颂,指导其具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及尧文化更是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综观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依托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尤其重视人文资源。虽然,近几年,我们很多地方充分重视了尧文化所具备的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研究、宣传和开发尧文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使尧文化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更好地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当今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高度发达,需要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发展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才能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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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再确立及其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全党的力量,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
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毛泽东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
语来表达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
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
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_”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_”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
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
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
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实践证明”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应有含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就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明确论断。[6]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真理当然离不开实践。然而,在一段时期这一论断却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强调“被实践证明”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要予以抛弃和纠正,把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予以坚持和发展。所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坚持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那些贯串于毛泽东全部
科学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谓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原有含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就含有这层意思。把这层意思更突出地表达出来不仅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使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愈发厚重。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5](P172),“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5](P148-149)。这番话语重心长,寓意深远。由此可见,否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仅仅否认毛泽东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必然否认由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整整一代人,必然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样,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思想的再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起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1] 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上一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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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思想家,他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的新闻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实践家之一,被称为“报界之奇才”,他的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新闻思想,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所写的大量的新闻通讯、报刊争论以及他提出的办报理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黄远生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著名记者,是我国新闻事业勇敢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而闻名于世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选生的记者生涯是从民国元年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而名声远扬,当年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中就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其中第一人就是他。由于黄远生本人身居高职,留过学,了解国内外的情势,以致于写的文章比一般记者要略胜一筹,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只三四年,但在新闻界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他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曾先后为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上海的《东方日报》、《时报》、《申报》和北京的《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担任特约通讯员为他们采访供稿,还常常在《东方杂志》、《论衡》、《庸言》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亲切自然、真实可信、有条有理,与当时杂乱无章的议论、激烈攻击谩骂的政党报纸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他之前,维新改良派在办报思想上一直秉承梁启超的观点,即认为报纸是“去塞求通”的工具,其作用不外是“宣上德”、“达下情”、“知中外”而已。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本报之新生命》、《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一、新闻报道及评论
第一,主持公理,认为新闻记者应有“良心”应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少年中国之自由》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之舆论,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第二,在新闻报道上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对自己的办报方针作过这样的表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二、记者的素质
他在《忏悔录》中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三、“新闻通讯”文体—黄远生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
黄远生在民初开创了以内容深、文风新的“新闻通讯”文体而负盛名。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一是:多独家新闻,一手材料,重大政治内容。抓独家重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追求,多苦于难以捕捉,而黄远生是捕捉的高手。他所写的通讯大多是关于国家政治、外交、财政方面重大内容的报道。由于他学贯中西,中过进士,留过学,又曾涉足宦海,人生经历丰富,对国际时事、国内政界情况非常熟悉,使他在民国总统、内阁、各部总长及党政要员之间交游肆应,周旋自如,了解重大政治动向、官场内幕消息特别灵通,常常能采访到他人采访不到的独家重大新闻,并通过他深邃的思考、敏锐的观察、如椽的妙笔反映出来,将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告之世人。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色之二是:针砭时政,辛锐深刻,淋漓尽致。黄远生满怀爱国热忱,对民初窃国弄权的袁世凯及其一帮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附庸深恶痛绝,以犀利之笔写下大量辛辣尖锐的通讯,针砭时政,淋漓尽致,毫不留情。他认为民初的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另一方面,他的笔下有人民的血泪,有他发自肺腑的呐喊。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的屈辱条约时,黄远生在《新闻日记》里一一记录他深刻的爱憎。1915年8月7日,他写道:“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巨痛深。”
黄远生新闻通讯的特点之三是:幽隐毕达,入木三分,词兼庄谐,文采夺人。黄远生的通讯所以能饮誉不衰,还因为他那匪人所及的妙笔。正如邹韬奋所说“写得实在好。”语言文字的驾驭有其极富个性的独特魅力。状物叙人,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描绘细节,则须发毕现,幽隐毕达;解说评判,又亦庄亦谐,议论风生。其笔酣墨饱的通讯,常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且信手拈来,妙语天成。
如果说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办报方针表现了他对新闻传播的功能及舆论机关的使命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在新闻记者的素养方面则有更卓越的贡献,对当今社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修养,黄远生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完全符合新闻采访客观规律的所谓“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黄远生认为,“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我们从他的新闻实践中,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而且具备这方面的种种素养。这种种素养在他身上的表现首先是深入实际,其次是在调查中处处作到细致,周到、严密和认真。他的好友林志钧说,黄远生写新闻通讯,“所费力的”就是到处“一一收集材料”,而且这材料要求都是第一手的,即“直接由本人得来的”。尽管这样,他还不满足,还要“和事主对证明白”。黄远生反对只凭道听途说去写文章、搞报道,他在《最近之北京》一文中,曾批评有些“新闻家以耳当目”,凭听来的消息就以讹传讹地去写文章,结果闹出不少的笑话。他写文章,总是走出去,到实际中去作深入的调查。如他写的通讯《历历伤心录》,从“ 蒙古近状”到“中俄交涉”,最后分析“借款关系”,全是用他调查收集来的事实,读者读后都很信服。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脑筋能想”的结果。
“四能”中的第二能—腿脚能奔走,更是一个做记者的基本条件。黄远生对“能奔走”的解释是“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他本人交际甚广,家中常是客人不断,方方面面的友人,言谈之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和材料。以时访接,他更是得心应手,“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往弗届。寻常所不能见之人,亦不得要领者,远生必有素焉,使之不能拒绝”。
“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这是远生对“耳能听”即记者三能的阐述。黄远生就很善于从听来的消息中透过现象抓实质,“由显达隐”地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如看完题为《库伦独立后之外交》的通讯,黄远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库伦独立后,俄国国家及国民种种活动,汇而记之,不仅是以识外事,即将来中俄交涉果之几微,亦在此矣”。事实证明,中俄交涉之结果,正如黄远生的预见。作为一个记者,必须善于“听”。黄远生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手能写”是黄远生主张的作为记者应当具备的一能。何谓能写,“刻画叙述,不盘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这是黄远生对“能写”而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刻画一个人,形象逼真,“须眉毕现”,叙述一件事,如临其境,很有现场感。翻开黄远生的通讯,可以说随处可见其高超的文字表达六。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从采访到写作的业务的客观规律。这一见解不仅是在当时,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记者素质的培养,记者能力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作为一个著名的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黄远生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总结和探讨他的新闻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将他的新闻思想贯彻到实践当中,学习他作为新闻人高超的工作能力和公正不阿的品质。黄远生丰富的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光辉典范。
黄远生是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其新闻传播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影响。作为一名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记者素养、报纸作用与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五要素实践性黄远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德化的一个书香世家。黄远生是我国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黄远生早年从日本留学归来,自弃功名投身新闻业,从1912年开始记者生涯,至1915年被暗杀,从事新闻业不过短短数载,但却参与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月刊,并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百多篇,后被其好友整理收录在《远生遗著》中。
对于这样一位民国报界的传奇人物,后人对于黄远生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大量的研究都停留在对其“民初著名记者”“报界奇才”“通讯界大师”的身份评述以及他的采访能力和“四能”专长的介绍上。即使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也常囿于已有的范式与研究基础中,仅仅对其部分思想进行介绍,而没有系统地、逻辑地归纳与评析。
同时,在研究素材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者也主要以《远生遗著》与以往的研究论文为参考,忽略了黄远生主编的《少年中国》和《庸言》刊物,造成了研究结论的重复性。
黄远生的职业身份主要是一名新闻采写记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人。他虽然创办和主编了两本刊物,但是时间都非常短暂。黄远生在从事新闻业的短暂时间中,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依然是投入在新闻采写上。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不像王韬、张季鸾等报人一样系统,但却具有十足的实践性。这也是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个巨大特点。他将自身对新闻工作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总结融入到了个人的新闻传播思想中。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将从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视角,对黄远生的实践性新闻传播思想展开新的探讨。
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五要素”都十分熟悉。“新闻五要素”要求一篇新闻报道要讲清楚“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既然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本文试图借助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新闻五要素作为框架对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探究。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新闻生产过程中,“何人”,在“何时”“何地”,为“何因”,做了“何事”,便是记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报刊的办报目的,进行的新闻报道。因此,本文着重探究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何人”记者素养、“何因”办报目的与“何事”报道特征。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此处不做探讨。
一、“何人”:记者素养
记者作为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记者的素养对于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高素质的记者在新闻生产还未开始前,便能够把握住大方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能够精细采访与写作,在新闻生产结束后,能够反思过程利弊。
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提出新闻记者应具备的素质。“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调查研究中有种种素养,是为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为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如此看来,脑筋能想的记者在平时便有许多新闻想法与创意,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与他人不同。在新闻采访开始前,记者便有诸多想法,而采访时也能够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与观点。为了采访到最详实最准确的新闻素材,记者要能奔走,要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要擅于东奔西走挖掘事实真相。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采访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更不能获得实地采访得到的信息。好记者要擅于倾听,并且要擅于触类旁通,由此知彼,但不能道听途说,面壁撰文,而要以事实为基础,擅于动脑筋。当把以上3点都做到后,记者还要精于写作,要能用练达精简但却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新闻真相表达出来。
唯有做到如此,才能称得上一位好记者。而好记者是新闻生产的基础,更是新闻生产的决定者之一。没有好记者,哪来好文章?哪来新闻生产呢?
二、“何因”:办报目的
办报目的,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因”,即记者写新闻报道从事新闻活动的原因。办报目的,同时又可理解为报纸要实现的功能和任务。在黄远生的新闻传播思想中,办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报纸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和任务呢?
1.督责当权者
对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黄远生一直用自己手中的一支笔对其督责。他对袁世凯窃权专制禁锢言论严加抨击,指出前清时记者尚可“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而袁之专权“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而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认为对总统的督责需要报刊和国人一同努力。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这样说到:“故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其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
但报刊所应监督的,不止总统一人,只要是当权者,均在监督的范围之内。“本报发愤立愿,将对于今之总统、政府、政党、议院及言论界,尽相当之忠告。所注目者,绝非袁总统一人。”
2.为“民生社会请命”
黄远生认为除了督责当权者,报纸还要为民生说话。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他主张报纸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钟犹有再兴之日”。报纸作为舆论机关,不仅要和百姓一起监督政府,揭露政府的丑恶一面,还要替百姓考虑,帮助百姓大声疾呼,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报刊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中这掷地有声的探问,道出了当时社会报刊为权贵呼号的社会现实。黄远生誓为“民生社会请命”,不畏权贵。
向上督责当权者,向下为“民生社会请命”,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黄远生新闻传播思想中的办报目的。
三、“何事”:报道特征
记者为了督责当权者和为“民生社会请命”,进行新闻报道,这便是新闻五要素中的“何事”。黄远生对于新闻报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实践。
1.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
在《本报之新生命》中,黄远生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过去的文章多含有作者的主观态度,而少有客观的叙述。黄远生认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不应加入作者不能确定的任意而言的观点。对于一切事物,如要发表评论与主张,也要是真实全面的观点,并且不能够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盲目排斥其他主张。
在当时社会,新闻报道的不正之风盛行,能在环境压力之下提出这种观点实属不易。
除此之外,黄远生还说“以今日大势,固已指导吾人趋于研究讨论之途,决不许吾人逞臆悬谈腾其口说故也。”他反对一些记者以闻传闻,道听途说写报道,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的现象。他对报道及评论的真实性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自己十分重视跟踪采访,掌握第一手材料。
2.通讯见长
黄远生是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其“远生通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明国初期以前,著名报人多以政论见长,而黄远生则开创通讯局面之先河。由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内容简单不足以反映新闻事件的全貌,他便在大量的新闻事实采写基础上,将更多内容写到新闻报道中,形成了一种比消息更加详实丰富、生动有力的报道文体,后发展成为当今的通讯文体。黄天鹏在《新闻文学概论》中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崛起而为通信界之大师”。
黄远生对于通讯文体的贡献,可见其新闻传播思想中极强的实践部分。
四、结语
黄远生作为一名职业采访记者,他的新闻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新闻实践联系紧密。本文以新闻五要素为框架,结合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实践性,对黄远生关于“何人”记者素养、“何因”报纸作用与“何事”报道特征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了探究与梳理评析,发现黄远生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后人在新闻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黄远生.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远生.本报之新生命[N].庸言,1914-2-15.
[4]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M].//黄远生.远生遗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7
[5]邦梁.试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J].试听纵横,2006,(01):115.
[6]宋三平.论黄远生新闻思想的内在逻辑[J].南昌大学学报,2012,43(06):120.
[7]张洁.新闻职业化的萌芽――重读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J].新闻大学,2006,(89):28.
[8]高坡.黄远生新闻思想探析[J].盐城师专学报,1998,(02):94.
[9]李晨光.民初记者黄远生研究综述[J].媒介纵横,2013,(07):223.
[10]雷素云.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4(20):110.
[11]宋三平.从《庸言》看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J].中国出版社,2010.54.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一、引 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 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这是黄远生对“必杀之人”的一种假设,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幕、为人民讲话。
(三)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
黄远生强调办报要对当政者进行监督,这是为他所主张的新闻媒介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使命观服务的。他继续记者应该“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与皇亲国戚,监督那些最有权力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重点说了对袁世凯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说:“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1]”“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持论或有偏激,宗旨决不少变者也。[1]”
三、用新闻实践去阐释“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观
新闻事业活动首先是以通过这一活动所解决的使命和任务为特征[3]。新闻事业活动从使命观的确立开始,通过新闻实践去实现预期的结果。黄远生在他的新闻事业活动,以自己的新闻实践诠释“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
(一)忧国忧民,悲观“社会”,同情“民众”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绝境,整个社会充满凄楚与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远生忧国忧民,他以一名新闻记者特有的体会和观察,用大量的通讯、政论文章为社会立言、为民奔走呼号,对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悲观,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疾苦充满同情。 俄蒙协约,西藏问题,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等很是触动黄远生的悲观情绪。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屈辱条约,远生很悲愤,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日本无理要求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方报纸的舆论,谈判中的各种动向,他都写在《新闻日记》里,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写道:
“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已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钜痛深。”
“余坚询一外交官,以最后办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谓城下之盟,或尚可说。以外交官而让步至现今程度,岂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国民若无自觉心,则此后之危险何可言状,言时泪下。[4]”当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凯政府尚在开会商议,痛呼道:“此时——,此时,——方在会议之中,——呜呼!吾国之命运系于此时。[4]”
黄远生在他的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虽不多,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见一幕幕外国侵略者凶残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奔走呼号而大鸣不平。
黄远生曾描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残一幕,一天,大雨,一对洋人分别坐在两辆洋车上,其中一辆上载得有他们的爱狗。突然车翻倒,狗的头被压碎,这对洋夫妇按住车夫的颈子用鞭子一阵乱打,车夫被活活打死,这对夫妇洋洋洒洒抱着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讳,指斥权贵,为民发言
黄远生力主办报要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来,时刻不忘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所写的政论和通信,不管是总统,还是各级各类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讳。
黄远生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如中央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5]”。对袁世凯这一最有权力者,他也常常批评和指斥,为民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他说:“袁总统自受任以来,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6]”他批评袁世凯只能扶植个人的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的权力等。民国二年,面对全国政局的险恶,他批评袁世凯道:“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5]”黄远生对袁世凯的批评可谓是十分尖锐。
四、小 结
黄远生以“为社会民生请命”为他新闻业的出发点,又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很好地阐释了“为社会民生请命”这一媒介使命观。首先,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会效益。他认为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应,无论正负,皆不能不名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具有“真平民”意识。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体现的是“平民”观念,新闻实践是为“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的国民真正奔走呐喊。再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突出公共属性。黄远生认为,新闻媒介“为谁服务、代表什么人讲话”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媒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大多数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参考文献:
[1]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 (苏)E·普罗霍罗夫等.新闻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 黄远生.新闻日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四)[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5] 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J].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6] 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黄远生.政局之险恶[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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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中比较突出的内容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群众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三个世界的划分"、"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全文如下:
【摘 要】文章阐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构性出发,详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情下相同的价值导向性,从求同存异的角度阐述不同的思想架构对不同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下国家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同构性;指导意义
Abstract :paper describes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From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isomorphism departur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same value-oriented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different ideological framework set for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grou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of Mao Zedong Thought; isomorphic; guidance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思想方面的导向著作,一般认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甚至有一部分学着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已然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而文章所要说明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同构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实际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方面不同的思考主要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前期和后期的对社会形态的影响。在正视历史方面我们都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方面的探索性改进有一定的弊病,但是着同样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多了积极地经验。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肯定毛泽东思想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不同革命斗争形势和不同社会形态下,我们需要走更符合自己的道路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毛泽东思想在哲学层面很好的解决了我国发展中理想形态的模型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做法,所以在哲学层面毛泽东思想所起到的指导意义是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的。
不只是国家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我们都会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简单的摒弃理想或者无视现实都是错误的做法。毛泽东思想的在我国的社会形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建国之初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对于建设富强民主的共和国,具有广泛的积极性,文化领域也百花齐放,出现了不少思想转变的代表性作品,那就是从哲学层面的现实与理想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现实的不断努力来实现理想的社会形态。而毛泽东思想无疑是这一理念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重要指导。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从现实出发解读了国家建设方面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过国情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也是众多社会领域研究学者所肯定的。但是怎样去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情下的延伸和发展就成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和示范。这就从本质上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将两者相结合去互相映证而非简单的对立。
当我们以这种互相映证的眼光去看待两者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毛泽东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共同点,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国情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占有如此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又互相独立的原因,在思想层面的启发和现实实践中的实施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现实指导意义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有以下特点:(1)毛泽东思想是立足中国本土民族意识的一种思想理论;(2)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国情出发考虑革命斗争和发展建设问题;(3)毛泽东思想对基于中国社会形态和人民思想层面更深入的认识;(4)毛泽东思想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发展制定的思想路线;(5)毛泽东思想是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思想指导。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国情的现实指导意义要远大于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源于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国情、民情、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体制、历史发展趋势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未来进行了指导和规划。毛泽东思想除了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有诸多影响之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文化宣传、生产制造、经济体制的建设、文艺曲艺的创作等方方面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思想层面而言,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从现实存在的意义出发来纠正一部分不良风气。例如在解放初期的言论、思想、科学等层面的欠缺都是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广大人民受到剥削和压迫,没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热情和需要。毛泽东思想立足本国的发展需要,从思想层面指导各界、各阶层中国民众进行自身的反省和探索,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涌现了一大批反应劳动人民生活、工作以及人民生活意识形态的文学、绘画、戏曲、歌曲等文化作品。
从而由优秀的文化宣传、文艺活动、文学著作等多种形式引导中国国民的意识形态开始进入到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探索阶段;让更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和实践自身的价值;让实践、发展、探索、务实等思想成为民族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新中国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不断拼搏。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国情下的指导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因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以我国国情为根本的基础上,指导我们进行生产、生活乃至指导我们形成正确、健康的意识形态。让我们从自身的出发认识自己的不足和找寻自身的发展出路,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实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雏形。让我们在发展中不断的进行自我的修正。毛泽东思想的贯彻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方方面都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多方面事业的蓬勃发展成果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国情下深刻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更加灵活、深刻的贯彻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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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何具有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经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不会完全因时而变,因时而废,毛泽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因而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切合当今时代主题的特点。
第三,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局部动荡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威胁世界和平,天下仍很不太平。
我们常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欣慰,但由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超强地位,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毛泽东思想中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内容,就很难说完全与当今时代背离,毫无当代价值可言。 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和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应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基本标准和参照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
这一实践层面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和两次胜利的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陷入白色恐怖的紧要关头,正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才开辟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开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保卫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原则和军事战略战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全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抗日战争兴起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才能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把它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大面积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才能发展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成为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我党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党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暂短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
思想先导.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决策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我们奠定了国体和政体及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和统战理论等都是在毛泽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派关系,现在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思想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是自毛泽东1956年提出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毛泽东创立的统战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策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对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尤其是统战大业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确实时过境迁了,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的不合时宜而无视甚至否定其恒久价值和普遍意义。
时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同样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30年前,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需要和认知水平从毛泽东浩瀚的理论著作中挖掘、提炼、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历史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我们要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高度,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新需要,以宽阔的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所蕴涵的许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智慧火花,并进行新的系统阐释,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使它在新时代不断彰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最有发言权的。纵观发展至今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实现的历史性巨变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导向性的,是中国一切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所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它已经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脑海里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思想的自觉,成为我们的习惯性话语表达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并不知不觉地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优秀成果,在今后新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摘 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重新回顾与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识其思想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方面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模糊甚至错误认识,十八大明确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重新考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正确定位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演变
“遵义会议”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充分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1]使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其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地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基于党情国情“八大”前后,全党上下包括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保持低调。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打击,并未影响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期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
但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2]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3]。中央作出的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的时代主题已由革命转到了和平与发展,但毛泽东思想仍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继续提供着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提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应是群众化的方式。今天,面对复杂社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丛林中立足,就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提高其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提出的对农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对个体手工业的耐心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在当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在安排三大产业布局时也要统筹兼顾,积极引导,对创新的思想可以采取先进行典型示范,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减少无谓的损失,真正做到在稳步中前进。总之,这些经过多方探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对民族关系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我们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没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就没有我们整个国家的和谐。而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长期以来,新疆始终坚持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教育,各族人民真正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人民遭殃,使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三)对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发展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我们知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那么现今在一些西方利己主义、金钱主义盛传的时期,我们就应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民主说服教育,在公共场合开展一些形势教育,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扬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做贡献;面对现在多样的文化形式,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在学习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髓。总之,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方针对我们今天提高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我们今后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沿承其三大作风思想,我们党内部经常开展党内生活,进行作风教育,加强了党员同志的思想觉悟;他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加大反腐倡廉,十八大报告专门论述了今后我们的党建工作,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5]
十八大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6]今天,我们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指导地位,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9.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72 -298.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人民出版社,1981.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
[5]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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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关键字】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创造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历史经验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这一定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定义亦可以知道: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创,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内容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两个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这5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是极具创新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除了极具创新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具有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以及认识和指导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而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军事领域矛盾运动普遍规律、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规律的理论体现,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第一,提出了战争的科学定义。德国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虽表述了战争的基本特点,但没有明确战争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分析研究了战争与生产、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列宁进一步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毛泽东则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他明确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精辟的阐述不仅阐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生产方式、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还进一步发展了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指出霸权主义也酝酿着战争,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扩张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这就在战争的认识问题上比前人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但未能揭示战争真正的政治本质和从经济上揭示战争的根本动因。列宁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由于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
第三,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列宁指出:“战争是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特点。
第四,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一切革命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在阶级社会中,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类社会只有进步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时候,才能根本消灭战争。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民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的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去战胜、消灭反革命的阻碍进步的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以后军队建设指明了道路:
首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问题,使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热情支持,强大有力、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明确地给人民军队提出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后来概括为主要是一个战斗队,但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把人民军队的任务、命运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军队的任务上划清了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严明界线。
再次,实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提供了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它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杜绝军阀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维护军队团结统一的根本问题。通过党和国家两个军事委员会对军队实施领导,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体现。
最后,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制度。在军队建设上重点突出了政治建军的内容,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确立了我军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民主制度和行动准则,提供了我军团结一致、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并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创新思维,启迪人民智慧极具影响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毛泽东是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也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另一位军事评论家池野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导致这些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长期以来为世界军事界所关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翻译出版,一些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
在当代新形势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我军的全面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并引发了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的深刻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也应运而生,成为当代战争的基本形态。当今中国,国情、军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新形势下我军的建设提出了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方法和制度,为新形势下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于指导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持续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惠才.日本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几个特点[J].党史通讯,1986,(12).
[11]《毛泽东思想概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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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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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由 “和” 衍生而来。作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 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和谐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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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 严复;家庭伦理;积极性;保守性;现代意义
论文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以进化论为指导,融会中西,形成了与古代不同的家庭伦理思想。他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教育。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既具有开新的特点,又打上了传统封建伦理深深的烙印。批判地继承这一思想,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建设。
论文正文:
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讲学等形式,宣传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以求中华民族的革新图强,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变革时代的特征,既具有批判、启蒙和开新的特点,又留下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总的说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中西兼容,以新式思想为主。具体而言,可以把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概括如下。
(一)提倡婚姻自由
首先,严复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说:“匹合之制所以最善者,以其最便家庭教育之故,故吾国多妻之制,往往为新学家所深垢。”批判中国当时有钱人和贵族的一夫多妻现象。其次,反对早婚,主张晚婚。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曾说:“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把早婚提到导致国家落后的高度,虽有夸张的成分,或者说严复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但他的确指出了早婚的危害性。并且,严复还讲了反对早婚的理由。“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认为比较适宜的结婚年龄是男子三十岁和女子二十岁。再次,严复主张满汉通婚。他认识到满、汉两族各有优点,通婚则可以取长补短。如果继续实行满汉禁婚,则对满人最为不利。最后,严复反对封建婚姻中的门户观念。他说:“故无论复之嫁女娶妇,固不论财。”可见,严复在子女的婚姻上没有传统的门当户对、嫌穷爱富的思想。这对于上流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联姻”、“经济联姻”是一大挑战。另外,严复还主张婚姻自主。他说:“昏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模式的叛逆,具有启蒙意义。严复还认识到青年人经济上的独立对婚姻自主的重要作用。他说:“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如此而日自由结婚,不待父母之命,庸有当乎?庸有当乎?”
(二)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严复形象深刻地描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悲惨遭遇。他说:“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控诉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是中国礼俗中对民力贻害最深的两件事。他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人为设置,并非天然形成的。“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他还指出了妇女自立的途径。“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灼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并且,他特别强调读书和参与社会实践对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严复认为,妇女自强有利于国家强盛。“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这一认识可谓很有远见。严复不仅指出男女的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束缚,而且,还认识到经济上不平等,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是根本原因。他说:“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女子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则她们在人身、人格等方面不可能真正独立,必然处于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女子参与劳动,取得经济收人不仅有利于妇女解放,而且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说:“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他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他家乡30年前盛行的溺女之风,并大声疾呼:“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可见,严复一方面强调亲子之情,另一方面反对重男轻女,女孩应该同男孩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和呵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较早地认识到了妇女参政的重要性。他说:“吾国近十余年来,始有男女平权之说,浸假言自由婚姻矣,至于今则言女子参政权矣,此其为是为否,哲家不敢轻下断言,但就事实上之实验,科学上之研究,有可言者,请为诸公更一及之。”最后,严复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符合社会进化的法则。“既言男女婚配之进化,则女子地位关于社会进化者亦有可得而言。”
(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父子亲情
他指出:“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髦奎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严复的家教思想中重“孝”。在他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一封家书中说:“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问其母,此儿真不孝也。”在写给女儿严殡和严谬的信中夸奖她们能勤学写信,鼓励她们经常写信给他。由此可见,严复非常注重与子女间的沟通和了解,注重亲情的培养。他不仅深爱着自己的亲生儿女,而且怜爱亲属中的其他晚辈。这一点从他写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可见一斑。“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吾甥当善体此意,以慰老人,切切!”另外,严复还教导子女要赡养父母,使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子女有所成就,父母也引以为荣。尽管世界进化、前进,但“孝”的思想不可丢弃。“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严复认为子“孝’,并不是片面的,他还高度赞扬母慈的伟大。“慈母之于子也,幼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
(四)阐述了兄弟姐妹相处的原则,要求儿女之间要重视姊妹亲情
首先,兄姐要关心、疼爱弟妹。在写给次女严谬的信中他说:“小弟弟不赖学否?不好哭吵要东西吃否?汝是姐姐,须得疼他,他自然不同你淘气了。”其次,长子拥有严父一般的权威,弟妹要敬重长兄。他是这样说的:“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虽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严复在这里所强调的长兄的权威是建立在亲情互爱基础之上的,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嫡长子继承制中的长子所拥有的那份权威和独尊地位。另外,严复还强调在姻埋姑嫂的关系中,长嫂应贤淑大度,发挥表率作用。“人家有大小,有灿理,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
(五)重视教育,提倡科学的生育观
他在谈到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时指出:“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 ”说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视生育,但不重视教育。严复认为父母当用“善”来教育子女。“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文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严复还认识到教育是提高女子地位,改善女子生活,解决女性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他说:“姑(故)女子教育,所不可不巫者,一曰妃(配)偶关系,二日遗传关系,而最后则有生计关系。”严复主张优生,用遗传学和进化论思想来解释优生的道理,希望以此来改进国民的素质。他说:“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并且,严复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只重视生育的数量,而不重视生育的质量。“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长成,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巫巫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由此可见,经济贫困与生育质量低下已进人恶性循环的矛盾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极度贫穷和人民意识不觉醒的社会现实。
(六)对西方家庭伦理思想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倡导有取舍的吸收
他说:“即在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而自由结婚之余,亦未尽离苦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可见严复看到了西方社会婚姻自由的一些负面影响,对独身主义和轻易离婚持否定态度。另外,对盲目崇外、心醉欧风的不良社会风气严复提出了批评。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可取之处严复持肯定态度,提倡继承。而对只注重感官肉欲的不负责任的爱情婚姻观提出批评。他如此说道:“又睹东西之俗,通脱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知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妻,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肉欲而外,羌无目的之存,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惊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
二、正和其他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严复自小熟读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又有着保守性和批判不彻底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片面之处
如严复认为,为人太太的天职是:“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他认为在新式人物中这种美德已荡然无存。“承先持门户教子孙为第一要义,此之美德,岂是新人物中可求?‑”他还认为“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与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认识到,男女因生理方面的区别,因此分工有所不同。“故女子以生生为天职,其力以储能为多;而男子之力见于事功,固多效实。”认为女子的天职就是生育,对女子在参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起作用认识不足。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显然,严复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二)在爱情婚姻观上尽管与前人相比有较大突破,但受传统影响依然存在
在他晚年所作的《读经当积极提倡》演讲稿中倡导隆古教化、纲纪不变。他说:“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 ”他还说:“今日吾国所谓女权,无非与男子争权。既与男子争权,则不得不过于智育,过于智育,则女性必衰。女性之衰非他,一曰不事嫁娶,二日不愿生育,此欧、美之已事。”把争取女权仅仅看作与男子争权,反映出严复的矛盾心理。女权解放运动主要是指让女子从男尊女卑、受歧视、受压迫的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中解脱出来。与不事嫁娶、不愿生育并无必然联系。严复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问题时,这一保守心理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洛生提出先与他的女儿相处,看彼此是否情投意合,然后再决定是否婚约。严复的回答是:“告以不能。”而且把青年男女为婚姻自由而私自出走视为一大罪过。他说:“故务弱其民,男秉义程,女守洁清,而寄毅逃嫁,皆大罪矣。”
(三)家教思想中尚有一些世俗的内容
如他教导长子严豫说:“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件俗。”要求儿子不要像他那样为无谓而怜俗,对社会宜采用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一点仅就家庭教育而言并无可厚非,但鉴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其世俗和保守的一面也清晰可见。
(四)始终没有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女性人格独立的束缚作用
通过分析他生前的著作和他给亲友的书信,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了经济落后和教育不发达是社会腐朽、人民素质低下的原因。主张走教育救国的改良道路,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其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体现。如他在《拟上皇帝书》中说:“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逾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谓[为]过矣。”虽然有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祖宗之法的要求,但对涉及根本的封建政治制度“祖、父之道”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办法。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以上大致勾勒出严复家庭伦理的正反两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思想中既有积极探索、以求变革、突破xxx成规的可取之处,又有相对保守、谨小慎微的矛盾特点。这既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也根源于阶级立场的狭隘性。这一点对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不能苛求。严复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家庭伦理遗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既大胆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内容,又勇于批判其中封建性的残余,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家庭美德。
(一)严复的家庭伦理中注重亲情和弘扬“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
据报道,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 67亿,占总人口的12. 5%。与上年度相比,老年人口增加725万,老年人口比重增加0. 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10年来,我国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2009年,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00万左右。在我国人口老年化和高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今天,弘扬“孝”道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家庭作为个人生活、休息、娱乐的场所,对处于激烈竞争和急剧变动状态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和谐安宁、充满亲情、幸福美满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消除人的疲劳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当然,美好的亲情关系不仅需要全体家庭成员精心的培养和细心的呵护,而且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共同目标才能得以维持。子女对父母的关心和孝敬是培养亲情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部分年青人不养老、不敬老的行为,不仅是对亲情的践踏和伤害,而且毒害了社会风气。
(二)严复认为对待爱情婚姻应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借鉴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格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爱情既是神圣高尚的,又是纯洁无瑕的。它应是婚姻的惟一基础,对待爱情和婚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尤为必要。应该说当今的大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是持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只图一时新鲜,违背了爱情的初衷。比如大学生中就比较流行“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的观点,甚至有些人把恋爱视为一种时尚追逐,把拥有男友女友当成一种装饰,就像脖子上的项链,成了炫耀的资本,缺乏理性思考。正如有学者指出,恋爱与婚姻虽然不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却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丰富的生活内涵和文化外延,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社会定格和个体质量。因此,青年人在婚恋生活中不仅仅局限于跟着感觉走,还应当进一步通过对爱的思考去增强自身爱的行动自觉性和科学性,从而消除自发性和盲目性。
(三)摈弃严复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片面认识,提倡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严复在女性社会地位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也曾正确地指出,平等并不是抹煞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夫精神本于体力,而女子体力,以经数舍逊于男子,此学者所共识。”今天所强调的平等主要是人格独立和权益平等。现在有些单位在招工时或提出特别要求或提高标准不愿录用女工。因为我国人口太多,为减轻就业压力,有些人甚至提出让女性回到家庭中去。这些是明显不合理、不可取的,是男女不平等思想的表现。在农村地区,生育观上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比较普遍,为了生男孩,在怀孕时查出是女孩,采用堕胎的办法也时常出现。当然,封建家庭伦理思想的遗留远不止这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严复主张树立科学的生育观,有利于顺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我国由于实行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质量普遍提高。但是,每年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畸形和弱智儿童出生,优生、优育的观念有待进一步普及。有些人还抱着多子多福的思想。未来的竞争必定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现代家庭应重视对子女的全面教育,为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腾飞培养优秀的人才资源。
(五)学习严复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进行重大革新的做法,我们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建设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这使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传统的家庭道德正在解体,现代家庭道德尚未形成,后现代家庭道德又滋生和蔓延开来。l我们只能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而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对今天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比如家庭功能进一步社会化,人员流动异常频繁等,要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以有利于家庭形态、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本身的生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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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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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始了全新的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当代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毛泽东思想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大地,渗透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大学生群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当代大学生的身上。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新问题,解决新情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现实意义;大学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问题。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革命与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凡事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原则方针,无论是出自毛泽东本人还是党的决定,都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三)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新的科学的评价。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需要让大学生意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于当今时代发展的指导意义,让大学生学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要求;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要求;是在当前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要求。
(一)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对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做了新的概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新概括,要求大学生必须把培育思想道德素质作为首要任务,把促进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基本目标,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思想旗帜,是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地位不容忽视。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而且还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它覆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学习这一思想体系,可以使大学生接触到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丰富大学生的文化修养,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提高了,有利于他们学习专业知识,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供思想保证和文化基础。他们“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在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通过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人类传统,并在实践中发扬了这种精神,毛泽东思想正是这种创新的硕果。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体系,可以使大学生认识到创新精神贯穿毛泽东思想之中,这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创新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坚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伟大的指导作用。让大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从而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的确立起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总之,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中,毛泽东思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并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出色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比如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上: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建立了这样一套共同语言,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全党都认同了。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来讲问题。可见,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四)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有了一些新变化,但是基本的方面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点,没有做到的事情要做起来,做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没有做好的事情要做好。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可以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掌握毛泽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帮助大学生增强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邓小平继承毛泽东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状态,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任务,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且提出了很多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过程中,经历过巨大的挫折,犯过包括““””在内的错误。但是总结反思,这些挫折也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教训,避免在社会主义建设犯同样的错误。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五)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在当前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需要
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并且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时,不仅要学习其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掌握运用这些原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如果毛泽东思想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不会有生命力了,而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说,所以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仍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要学习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其精神支柱首先来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作风,所培育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心理上引起巨大的共鸣,培养了几代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具有较高素质的大学生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教育他们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树立远大理想,坚持拥护党的领导至关重要。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让大学生了解中国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与现实意义,结合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才能不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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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之一。研究“灌输”理论对提高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从而在新形势下自觉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因此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就在于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实践观,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合理内涵,是正确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在借鉴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实践理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对实践的概念和特征等做出详细解释,而形成的科学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超越了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是精神的主观的东西,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实践等同于动物式的本能活动的东西,指出实践观既是物质性的活动,又是属人的活动,前者体现了实践的客观性原则,后者体现了实践的主体性原则,最终得出“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1]。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的基本特征:客观实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实践观指出实践是人们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具有直接现实性。同时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具有目的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被动接受,没有目的。同时实践不是个人的运动,而是整体的运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践的速度和规模也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的基本形式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曾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人类生存和发展是以生活资料为依据,正是这种需求不断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第二,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他人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而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科学实验活动。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实验作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一个重要手段,摆脱了盲目依靠经验来研究事物,提高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新事物、证明新事物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的运行过程:目的、手段、结果。目的是实践的初始环节、内控因素,在做一件事时,先对这件事做一个预期,并在实践过程中,当预期结果发生偏离时,及时进行调整。手段就为了达成预期目的,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达成预期结果的措施,结果也就是实践的最终目的的实现。在实践过程中只有遵循实践运行过程,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正确的运用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在对其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同时人们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认识,为了了解这些新认识,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们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人们不断抬升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进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积极性。其次,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会形成对某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在这种规律的引导下,可以让我们快速、准确的进行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理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具有指导作用,在我国文化建设方面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作用。
1、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
当今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一直坚持科教兴国思想,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我国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面临一系列问题。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与实践教育脱节。在当代社会,中国的教育工作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因此学校过多的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在教学中主要“采取灌输式教育,采取能提高成绩的投机式教育”[4],只注重书本知识,而忽视了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忽视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方法落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课堂灌输式等简单的粗放式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育,同时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网络也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单纯依靠简单的粗放式教育方法,限制了学生的视野。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缺乏能动性。首先,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仅仅将课本上的知识原封不动的传授给受教育者,而没有联系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使得教学脱离现实,枯燥无味,不能为学生所掌握。其次,受教育者只是被动接受教育,没有发挥受教育者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对于教学内容仅限于死记硬背,不能融会贯通。
2、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作用
面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指导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运用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中,变得刻不容缓。
首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认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相符合的思想,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因此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与当前的时代背景相结合,面对人们的困惑,要先找出问题的根源,从根源来解决人们面临的困惑,加强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以创造性的思维和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片面的照搬课本知识忽视人们的社会生活,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 其次,发挥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加强自身的修养”[5],为受教育者树立榜样作用。曾说过“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6]其次,教育者在为受教育者传授知识时,应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法,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适合受教育者的教学方法,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使受教育者能将所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认识论的辩证发展过程,主张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经不能适用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必须要进行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化教学手段也层出不穷,如多媒体教学、远程课堂教学等。学校在加强传统教学的同时,也要重视现代化教学,将其纳入教育工作中,不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局限在课堂,使思想政治课教学更加灵活多变,调动大学生的上课积极性,达到大学生认知、情感、意志等因素的共同参与,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参与其中,随时随地可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综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也对加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法,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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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一方面是指国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放宽政策,放开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全文如下: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
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
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
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
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
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
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
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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