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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差序格局中的界圈及其文化存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差序格局中的界圈及其文化存在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费孝通教授60 年前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对研究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意义深远。它来源于血缘差序,运用于社会关系。其中,存在着一个依据血缘差等划定的“界圈”。这一“界圈”不仅将差序格局从总体上划分为“内圈”和“外圈”这亲疏明显的两大部分,对人们的社会互动影响甚巨,而且还演变成一种观念文化,广泛存在于非血缘的群体中,成为传统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差序格局血缘差序社会关系界圈文化存在
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差序格局”,最初来源于宗族的血缘差等结构,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差序。由于传统中国对宗族血缘群体有很强的认同感,致使这一血缘差序很自然地转化成了宗族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格局和社会互动准则。
1. 差序格局
费孝通教授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提出“差序格局”的。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①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也与两者在这种“波纹圈”中相距的远近来决定。也就是说,一个人和别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②费孝通教授还将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进行了对比分析,进一步阐明了传统中国的这一结构特征。他认为,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③在这一团体格局里,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类似血缘这样的天然联系和差等,大家讲的是权利和义务。如果某个成员争取不到应有的权利,或没有尽到起码的义务,则都有可能离开这一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④与差序格局相比,团体格局的功能比较单一。例如,西洋的家庭能经营的事务很少,主要功能就是生育儿女。“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而“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⑤孩子成年甚至结婚成家了住在父母家里都不给膳宿费的事极为平常。
当然,费孝通教授的这个分析是就中国社会的主要格局而言的,并不是说中国乡土社会中没有“团体”。“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事实上,这两种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区别和偏重,是“因为这个区别确可帮助我们对于社会结构上获得许多更切实的了解,免除种种混淆”。
2. 差序格局:从血缘差序到关系格局
人与人之间存在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是差序格局的主要特征,就像石子投水产生的、不断向外扩散的波纹圈。那么,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决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疏远近关系的依据是什么? 从费孝通教授的分析来看,这一依据最初来源于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血缘差序。即差序格局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学性质的血缘关系结构,运用于人与人之间因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依据血缘差序划分的社会关系格局。从血缘差序到社会关系格局,不仅是一种质的改变,而且也是一种“量”(范围) 的缩小。血缘是人与人之间的天然联系,给予每个人一个无法改变的血亲角色定位。并且,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显,极易分辨。如“己身”和父亲之间,各自的身份是固定的,是无法更改的。
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最亲、最近。与之相比较,“己身”和叔伯(父亲的兄弟) 的关系则要疏一点,远一些。这样亲疏分明的血缘差序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格局提供了极好的依据。又由于传统中国对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宗族) 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因而依据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差序格局便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
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差序可以推及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⑦又由于传统中国极为重视血缘群体(宗族) ,所以,即使因人为因素而发生血缘关系断裂,使血缘差序缩小到一定范围,群体所包含的人数依然可观。相对来说,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于社会互动,而互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范围要比血缘差序关系的范围要小得多。也就是说,血缘差序的“波纹圈”要大于社会关系的“波纹圈”。
血缘差序的“波纹圈”,其圈内成员所形成的群体实质上就是传统中国长期而又普遍存在的宗族。宗族内与“己身”产生社会互动的成员则构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波纹圈”。两个“波纹圈”内的群体虽然都是宗族,但在人数上前者显然要大于后者。
差序格局的“波纹圈”中“, 己身”位于圈中心,“己身”与圈子中其他人员的社会关系的亲疏决定于他们与“己身”的距离。离“己身”越近,关系越亲密。这是差序格局所揭示的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样的基本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界圈”,它仍然借助血缘关系将差序格局进一步分为“内圈”和“外圈”这亲疏明显的两大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重要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明晰社会互动的准则。这也是每个人“个体”能力有限的结果。
1. 差序格局中存在界圈
“波纹圈”状的差序格局中,“己身”与圈中其他人是由亲到疏的社会关系,离“己身”越近就越亲,越远就越疏。那么,这种亲疏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除却血缘关系,还受什么因素影响? 依据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亲疏关系的体现并非是一种均衡的、渐进式的状态,而是各有侧重。影响这种体现方式的主要因素,除了血缘,还有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总是希望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社会关系的“波纹圈”。
“波纹圈”的扩大,意味着“己身”所获得的权利增大,同时担负的义务也随之增加。社会关系是要靠频繁互动才能获得的,而每个人的时间、精力、能力毕竟有限。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那样,“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这平衡可以在时间上拉得很长,但是如果是一面倒,社会关系也就要吃不消,除非加上强制的力量,不然就会折断的。防止折断的方法之一是在减轻社会关系上的担负。”因此,现实社会中,人们一方面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社会关系的“波纹圈”,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己的时间、精力、能力等,不得不在“波纹圈”内部再选择一个小的“波纹圈”。
在这个小的“波纹圈”里,由于“己身”具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能力,因而与其他成员之间互动频繁,感情亲密,相互获得的权利大,承担的义务也重。而在这小的“波纹圈”外,则互动不多,获得的权利小,承担的义务轻。这样,小的“波纹圈”在原先大的“波纹圈”内部,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分界线,一个“界圈”。在以“己身”为中心的由亲到疏的差序格局中,这个“界圈”将整个差序格局又进一步分为“亲”和“疏”两大部分,也把整个差序格局分成了“内圈”和“外圈”。
2. 界圈的划定
对于传统中国的血缘群体而言,一个差序格局的“波纹圈”就是一个宗族。在这个宗族团体内部,存在着一个小的“内圈”--家族。内圈(家族) 成员之间是亲属关系,感情亲密。成员之间的互动不仅频繁,而且都是积极的合作与互助。每一个成员及其家庭举行婚丧等活动时,其他成员都必须送钱送物(礼金) ,以示祝贺或致哀,也就是尽义务。当然,成员之间也存在亲疏关系,“尽义务”时也存在礼金的厚薄。他们与家族以外(外圈) 的成员之间则是非亲属关系,感情一般。成员之间的互动不仅较少,而且可能包含消极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外圈成员及其家庭举办婚丧等活动时,内圈成员没有必要送钱送物(尽义务) 。这种差序格局中“内圈”的划分标准是传统中国特有的“五服制度”。“五服制度”内涵丰富,也很复杂(包含血亲、姻亲等) ,这里则专指“五代血亲”,即从“己身”出发,五代之内的血缘亲属(含配偶) (参见下图) 。
上图即传统中国农村差序格局(宗族) 中的内圈(家族) ,其界圈很清晰:以“己身”为中心,扩展至五代,即上至高祖父母、下至玄孙及媳,同辈扩展至族兄弟姊妹及配偶。在这个(内圈) 范围内的成员,都是“己身”亲属,范围外的则是非亲属,即《礼记·大传》所谓的“六世亲属竭矣”。例如:族兄弟姊妹及配偶是“己身”亲属,因为他们在五代血缘之内。但他们的子女与“己身”则是非亲属关系,因为超过了五代血缘关系;再从兄弟姊妹及配偶与“己身”也是亲属关系,并且是四代内的血缘关系,因此,他们的子女与“己身”还在五代之内,因此也是亲属关系。
差序格局及其界圈肇始于血缘差序,运用于血缘群体的社会关系,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又由于它们在传统中国的长期存在,最终演变成一种观念文化,并广泛渗透进各类非血缘的社会群体之中,“拟血缘”是其中的突出表现。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渗透,使得差序格局及其界圈可以脱离血缘基础,广泛存在于非血缘的群体中、存在于非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中。
1. 界圈:
由血缘群体走向非血缘群体认识、研究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及其内部的界圈,不仅有助于认识、理解中国的过去,而且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在目前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逐步式微的同时,我们却很明显地看到:传统中国的血缘差序、血缘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模拟”出血缘联系,并据此形成社会关系、区分关系远近。
师徒之间以父子相处、大学同宿舍的同学按出生年月互称兄弟或姐妹等,即是这种“模拟”的具体体现。运用这种“拟血缘”的方法,“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这表明,血缘层次上的差序格局在中国已经上升到了观念层次上的差序格局,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也就是说,以血缘群体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观念文化,并且广泛存在于非血缘性质的群体之中,特别是众多非正式团体之中。这种观念文化已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仅不会随着传统的血缘群体的削弱而淡化,相反,在未来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它还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继续维持着中国社会结构上的差序格局。
2. 文化界圈的划定
这里所说的“文化界圈”是相对于血缘差序中的界圈而言的,是指非血缘群体性质的差序格局中的界圈。它与血缘差序中的界圈的显著不同在于:血缘差序中的界圈完全遵循血缘关系的亲疏,位置明确,也就是“亲属”(家族成员) 与非亲属(宗族成员) 的界线;而文化界圈的位置则非常灵活,不受血缘关系约束,完全依据个人的时间多少、精力强弱和能力大小。例如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街坊”,就是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在周围划出的一个圈子。“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街坊“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
⑩这里所谓的“圈子”、“范围”,就是文化界圈,就是“拟血缘”的差序格局中的界圈。离开了血缘这一天然关系,文化界圈主要依靠利益、情感、信仰等维系。首先,与血缘差序中的界圈相比,其利益的维系力量更大,总体上看应该超过情感。也就是说,“拟血缘”群体及其界圈中的个人大多以权利最大化和义务最小化为原则。其次,应该和血缘差序一样,维系的力量依然来自情感,尤其是那些原先具有业缘关系背景的群体之间,如同学圈、战友圈、同事圈等。最后,随着文化多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具有相同信仰的人群所组成的群体也逐渐增多,其内部的差序格局及其界圈较少地受到利益和情感的影响,更多的是靠信仰高低维系。
文化界圈中,判断“内圈人”和“外圈人”的主要标准与血缘差序中的标准一样,也是看某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生(孩子出生) 、老(老人寿诞) 、病、死、婚(嫁娶) 以及建房、升职等“大事”活动时与其他人的互动。如果遇到这样的活动,总是互相送钱送物,则是“内圈人”,否则便是“外圈人”。特别是在众多的非正式团体中,这样的标准最为清晰。
3. 内圈:差序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除了总体上“别亲疏”的功能之外,差序格局中存在的“界圈”还表明:“内圈”是差序格局中最核心的部分,对差序格局的影响最巨。并且,在许多正式的社会团体中,这一“内圈”也经常会形成一个个无形的小团体、小圈子,影响甚至左右着正式团体的正常运行。
差序格局的界圈及其位置确定、界圈所划分出的内圈和外圈等,都是就社会及其发展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当差序格局的外部环境发生非正常变化时,即使是血缘差序的界圈也会发生变化。如宗族团体遭遇外部敌对势力侵扰时,界圈便会迅速扩大,将绝大多数宗族成员纳入内圈,以便共同对敌;当“内圈”的维系力量(家族势力) 遭到突然削弱时,它也会进一步缩小。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 “ 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3、25、22、25、40、36 - 37、23、75、26、2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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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场运动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另外由其所产生的新的宗教思想也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由于各国对不同新教思想的不同态度,使得各国在这次政治变迁中的步伐也不相同。可见,发生于思想理论领域内的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宗教改革 欧洲政治格局变迁 影响
十六世纪欧洲____国家出现的教会革新运动,也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的_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反对西欧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即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并导致____新教会的诞生,形成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和兹温利的归正宗,英国的安立甘宗及欧洲各国出现民族教会的新局面,由此促进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之风在近代欧洲流行。长久以来,史学界对这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着墨较重,而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的探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浅析。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东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元一体”制的,封建皇权自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势力长期臣服于皇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则可以说是“二元一体”制的,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会封建主义,这样欧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就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两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体系,又相互交融渗透。在西欧,提到封建主义就不能不提到教会封建主义,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封建主义其实主要是指罗马天主教会,称其为封建主义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
首先,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其次,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最后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的特殊形态,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西欧(尽管有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他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因此反封建就必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因此,当时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以反对天主教为形式的反封建运动。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迅速向周边蔓延并逐渐从一种地方性的斗争转为全民族的甚至全欧洲的规模斗争。它与天主教的斗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思想上与天主教三大理论支柱的斗争。
罗马教皇维护封建制及其地位的神学理论支柱主要有三点即教皇最高权威论,“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教士特权论。正是这三根支柱禁锢了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终日活在对“原罪”的恐惧里,活在对“救赎”的追求中,使人失去了进取之心。而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新的宗教观则让人重新又获得自由。
首先,针对教皇最高权威论,路德提出了新的教皇观。他认为____的首领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教皇仅仅是罗马的主教和牧师。“教会在世界上不能有一个头,世上也没有人能统治它,主教和教皇不能统治它,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是头,也只有他统治。”②这一观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另外,加尔文也说:“我们所谓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决定了世界上每个人的成就。”③“上帝创世以前,他已藉着基督拣选了我们。”④这里加尔文也把人的一切直接归于上帝,他以上帝的绝对权威论就否定了教皇的权威。
其次,针对“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路德指出了圣礼观,主张减少和简化圣礼,至于圣礼的作用他则认为:“我们教会教导人,设立圣礼不单是要作为上帝恩赐我们旨意的标志和见证,为要激励并坚定领受圣礼之人的信心……因此,我们教会弃绝那些人说,圣礼的本身使人称义,而不说相信罪得赦免的信仍是为领受圣礼所必要。”⑤而对“善功”赎罪论,路德则说:“你唯有因信才能得救,即令你无法行别的,也能得救。”⑥在路德眼中“信”才是最重要的,而并非“圣礼”,并非“善功”。
最后,针对教士特权论,路德又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他说:“让每一个知道自己是_的人确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彼此没有分别,即是说,我们对圣道和一切圣礼都有同等的权。”⑦由此,路德就剥下了教士神圣的外衣,否认了他们的特权,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样,宗教改革就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当时人们的禁锢,而思想的解放则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使人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并从思想上为人们接受新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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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②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124页
③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第926页
④《以弗所书》《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82年香港版 第295页
⑤《奥格斯堡信条》第十三条《历代基督信条》____辅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⑥马丁.路德《教会被虏于巴比伦》《路德选集》上册 第289页
⑦《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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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的斗争。当时的天主教拥有大量的土地,为此,宗教改革时期,许多人倡导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宗教改革家们还坚决反对教延出售赎罪券,反对高利贷等,从各个方面来打击教延在经济上的种种特权。
第三,政治上,首先否定了教权至上。路德指出世俗政权亦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宣称世俗国家并不依附于天主教会,并提出要取消教会在司法、出卖圣职、施行特恩等方面的特权;其次,他又倡导政教分离,他主张政府不干涉信仰,教会也不干涉政治,他说:“教皇和主教应真正做主教,宣扬上帝之道,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责任,变成了世俗的君主,用那专管生命财产的法律施行治理。他们是如此彻底地把事情颠倒了!”①
这样,通过宗教改革时所传播的一系列新观念必然打击了天主教,而打击了天主教就是打击了当时的封建制度。首先,否定天主教和教皇的无上权威就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西欧封建等级制的第一等级就是教会等级。而神职以外的世俗人则都低于这个等级。对此新兴的市民阶级极为不满。路德就认为教俗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所谓差别,只是职务和工作上的差别,而不是等级上的差别”,②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世俗的平等,贵族与市民、农民一样也无贵贱之分。他说:“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王侯、农民,是修道士和平信徒,”“在_中间,除基督以外,没有尊长,大家都是平等的,有同样的权利、禀赋与荣誉……”“世俗掌权者也是一样,他们不过是受委托,拿刀和杖,惩罚恶人,保护善人,一个皮匠、农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职务,他们也都是受了圣职的神甫和主教……”
③在此基础上,加尔文教会所具有的民主共和性质又为世俗政权的民主共和化奠定了基础。加尔文把教会称为“上帝之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他看来,上帝极推崇教会的权威,但他坚持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从而避免了像在天主教会中所存在的那种专制色彩。在加尔文教会中,教牧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而被统称为“监督”。牧职是完全根据《圣经》设立的。加尔文称:“《圣经》设立了三种牧职,同样古代教会将教牧分为三种职务,他们从长老中选立牧师和教师,其他长老主持训戒和纠正的事。执事受任照管穷人,处理周济。”而这种职权分明的教会组织是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按立长老的方法,就是由会众投票选举”;“监督必须由人选立和委任,才算为合法的选召”。④这里,一方面是教会权威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是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这二者的结合便决定了整个国家政权性质的转变。
对此恩格斯说:“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和领主吗?”⑤另外,加尔文的“天命说”更是强调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体现于全部空间与时间之中,他提出:“万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统括……无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⑥他将人的得救与否也完全归于上帝的拣选预定,这就从新角度解除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依赖,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的特权,同时又借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思,在人类历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旨意管理下”。⑦从而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蒙上了一层了神圣的外衣,为反对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些都是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封建制度的打击,而除此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表现就是由宗教改
革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运动与革命,这系列运动与革命也给了西欧封建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首先是德国的农民战争。当宗教改革一在德国爆发时,农民们就把这当作解除其自身苦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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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54-255 卷二 第69页 卷三 第353页
④加尔文《____要义》香港版 卷四 第54-58页
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⑥⑦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卷十一 第199页 卷一 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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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改革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也给当时德国农民的思想带来冲击。路德在运动一开始就曾大声疾呼:“为什么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则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君,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①他还说道:“上帝的语言就是剑,就是战争,改革迷途和毒药。”②这些都给德国的民众带来很大影响。虽然路德本人在后期思想发生了转变,反对使用暴力,并害怕农民战争,以至后来对农民战争深恶痛绝,但是形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控制的。1524年6月,德国南部的农民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德国。虽然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给教俗封建主以沉重的打击。
其次是在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下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日内瓦,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此传教,并创建了共和化、民主化的加尔文教,在它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力图将反教权和反俗权结合起来,开始对世俗封建制度实行大反叛,并在日内瓦建立了神权共和国。在尼德兰,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化,并演变成更大的变革世俗封建制度的革命风暴,经过数十年战争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了资产阶级的荷兰国。在英国,加尔文的预定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为清教徒所继承,最终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废除了日暮途穷的封建所有制,在预定论思想的鼓励下,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唱着圣诗,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和革命的正义性,向封建王朝开火,于1649年将英王处死,宣告资产阶级共和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已彻底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在制度等各个方面,将中世纪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封建制度彻底地掀了去。给人们以自由地呼吸,同时由于这一改革运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也促进了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瓦解了欧洲封建制度,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发展与资产阶级的产生,从而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神学。”③当时欧洲封建社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政治、法学等都合并到神学中去,宗教神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要求人们禁欲,不注意个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都与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相背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发展就必须要先打破这种思想上的束缚,而宗教改革则正是对思想领域的一次解放运动。
路德为了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和精神专制,提出了信仰自由的主张,他认为人们信仰完全应由个人决定,反对任何以暴力干涉、强迫命令、压制信仰自由的行动,他说:“要用暴力命令或强迫任何人信这信那,不但无益,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必须用别的方法达到,不能用暴力去完成。”④此外路德还宣扬“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人只要有信仰,无须任何中介或代祷者,就可以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信仰是使得人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于其间”,⑤信仰使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在上帝面前,只要求个人的心、灵魂,个人的信仰在场,人就可以靠自己的信仰来解救自己。这样人就从中世纪天主教所宣传的一系列教义中慢慢走了出来,思想的解放使得近代科技得以发展,这样就加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市民资产阶级的需要,路德又提出宗教信仰应从时间上和金钱上厉行节约,即推行廉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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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 第406-407页
②朱寰《世界古代史》第573页
③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469页
④《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35页
⑤《路德选集》香港版 上册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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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天主教会的节日繁多,危害极大, “一般人在节日除受精神上的损害之外,还要受两种物质上损害,既荒废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花钱比平常更多,甚至损害身体,使之不宜于工作”。①为此,他宣布除礼拜日外所有的节日都应废除,并建议把一些较为重大的圣徒节日也归并到礼拜日,或仅在节日当天举行一个早弥撒,把该日的其余时间仍作为工作的时间。这样既缩短了圣礼所占用的时间,又节省了开支,这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很重要的。加尔文也在其预定论中提出选民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其中之一就是“节约、俭朴”。他认为不应该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但对财富的使用,应加以节制,不应有“过份的贪欲和无度的浪费……奢侈和享乐”,②反对“过份享受美酒,以致脑满肠肥”。③这里加尔文通过宣扬有节制的生活和限制浪费而建立起了新的道德观念,使财富的积累成为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这也正符合了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需要,加速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上文也提到过,加尔文通过宣扬“天命说”来强调上帝的意志决定一切,以此来肯定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加尔文还把现世的奋斗和事业的成功与得救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的一生,有的飞黄腾达,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却抑居卑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上帝的拣选,被上帝选中的即为“选民”,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支持与保护;而未被选中的即为“弃民”,这样的人将受到永罚。与此同时,加尔文又通过“呼召说”将上帝这种“选民”与“弃民”不可探知的神圣加以显像化。他说:“上帝的特别拣选本来是隐藏着的,却由呼召而表明出来,因而呼召可称之为拣选的证据。”④而呼召的具体征兆有三,其中一条就是要能够勇于斗争,百折不挠,去争取事业的成功。
他认为:“凡欲求来世在天国得到光荣的,在今世必须斗争,而斗争之胜利必须经历无数困难及克敌制胜始能获得。”⑤这样经过斗争获得事业上成功者,不仅死后升天堂,而且在现世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所享有的财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上帝的分配”,⑥而对于未积极斗争、缺乏勇气或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不仅死后被定罪,而且现世也要生活于苦难之中。依此说教,今生事业的成功,财富之获得,既是上帝之呼召,又是获得上帝拣选之明证,既可在现世过优越生活,又可获得天国的入门券。所以,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加尔文教徒无一甘愿自暴自弃而当弃民,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事业上得到上帝的帮助与肯定,在激烈竞争中奋起拼搏,百折不回,全力以赴,在挫折中增强信心,在失败中鼓起勇气,力求最终获得成功,以最后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潮流,完全推翻了中世纪天主教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的财富,安于贫困,反对经商致富的说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⑦
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时所涌现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加尔文的宗教观,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要求一种符合自身发展的大的政治环境。他们越发展,可以说封建制度就越岌岌可危,所以说宗教改革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同时爆发,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
形式、程度都相同,其原因尽管有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差异,但与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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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127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210页
③④⑤⑥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第724、964、714、408页
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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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最先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德国。在德国,新教徒们主要信奉的是路德新教。早期路德确曾倡导要使用暴力,但其矛头主要是指向天主教会,而并非直接指向封建政权,所以,当农民战争爆发时,他退缩了,转而攻击农民战争,与封建诸侯站到了一起,因为农民战争已危及到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路德先针对农民起义的纲领鼓吹农民只能以和平方式呼吁改革,决不能反抗领主,并利用《圣经》宣称“动刀的必死于刀下”。1525年4——5月间,他又在撒克逊选侯辖境各地进行反革命的宣传,发表了《_》,叫嚣要“戳碎、扼死、刺杀”农民,谁为镇压革命而死就成为“殉道圣徒”。
①路德新教已成为了诸侯们加强统治的工具。虽然在此后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路德教正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可说是当时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大胜利,但德国的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并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其中路德教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路德在否定教权的同时他肯定了封建诸侯的政权,这是其保守的一面。他以君主至上的观点来否定教权至上之说,指出世俗政权也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并据此由进一步论证了教权应服从俗权,对此威尔.杜兰特这样写道:“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示欢迎,因为他发现,新教不但是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由于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上及尘世上之双重领袖。”②与此同时,完全受路德教影响的北欧诸国,丹麦和瑞典国也先后支持并建立起路德派的国家教会,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沿续着封建制度。
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同样传播于许多国家的加尔文教则与路德教不同,在加尔文教的影响下爆发了一列的以宗教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比起德国的农民战争来要深入许多。
加尔文教首先在日内瓦取得统治地位,1541年以加尔文为首的宗教改革激进派在日内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它有力地维护与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并成功地主持了西欧第一个资产阶级神圣共和国,并以此为基地,多方派员宣传其教义,使加尔文教迅速传播于尼德兰、法国、苏格兰、英格兰等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
在尼德兰,加尔文教迅速传播着,从1566年起,尼德兰加尔文教信徒掀起反天主教会的破坏圣像运动,遭到了西班牙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后1572年爆发更大规模的北方起义,北方的革命又推动了南方,革命进入高潮,这期间由加尔文宗精神统治的18人委员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获得了胜利,而这场革命的胜利,加尔文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其资产阶级革命也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
英国的清教徒们将加尔文教教义与其政治目的相结合,经过激烈的斗争,国王查理.斯图亚特被送上了断头台,新成立的独立派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废除了贵族院,规定了一院制国会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国务会议掌握了行政权,国会正式宣布英格兰为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这两次革命虽然都打出了加尔文宗的旗帜,但尼德兰只是局部性的胜利,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这主要是由于,在英国,加尔文宗精神渗入了国教会,并扩大至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中间,最后又从封建王权把持的国教会中分化出了清教,清教比尼德兰革命中的加尔文教更高出了一筹,它不是在民族独立、反对天主教会的圈子里原地踏步,而是不断以血与火的斗争去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权。
综上所述,在宗教改革时期,各家各派思想的不同,对当时欧洲各处国家与地区的革命方式与程度有着深浅不一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影响的又一重要表现。
某一社会中在特定时代形成起来的环境,可以造成肥土沃壤,使新的宗教信仰借以出现和传播,而给旧的宗教信仰注入新的生命。如果,某种宗教思想如果没有归于消灭,就会在社会意识中得到强烈的反响,并变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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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四 第248-254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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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宗教思想屡屡出现在社会发生尖锐危机的时期,因为这群众充满着悲观失望、无所适从的情绪,但方兴未艾的宗教神话却宛然给他们昭示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各种不同的思想,连同宗教思想在内,固然是由一些人提出来的;但是,只有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思想,才能在社会意识中巩固下来。要受到人民群众支持,这又要看所提出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情绪。而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则一向植根于历史环境所由构成的那些因素的总和之中,首先是植根于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之中,植根于社会集团和阶级相互关系之中,植根于阶级斗争的进程之中。
十六世纪正值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也正在于这次转折。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思想领域内的一次革命,但促进了这次历史的转折,它加速了转折的到来,瓦解了西欧当时的封建制度,不同国家、地区对于新教的不同态度,也造成欧洲不同国家、地区在向资本主义过滤的政治分野中的步伐和程度。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的发展并非单一的,并不仅仅只有经济条件决定历史的变迁,思想理论领域里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一旦理论正确,它往往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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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创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该联盟现拥有28个会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欧洲历史格局变迁和欧盟的统一思想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主权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 主权国家 利益至上 欧盟 统一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十字军东征,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 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 “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 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 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一) 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 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 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 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主权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主权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主权。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主权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主权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主权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 《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 《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 《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 《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14)文汇报《俄罗斯拉紧欧盟的手》,2000年11月2日;
(15)《欧洲联盟在多变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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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际期货市场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风险管理是期市组织者和管理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期市不同发展阶段都面临着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艰巨任务。震惊国际金融界和期货界的英国巴林银行破产案、日本大和银行国债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全文如下:
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期货市场产生、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无不刻下经济发展轨迹的烙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轨迹,其期货市场发展的轨迹及特点也不尽相同。期货市场产生与发展的不同经济背景,决定着这些期货市场在全球或区域期货市场竞争格局中占据不同的优势地位。本文试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研究期货市场竞争格局与所在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决定期货市场竞争发展格局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期货市场在竞争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整合所在国家或地区内外的要素禀赋条件来获取优势地位的新思路。
为什么某国或某地区的某类商品的期货交易能够蓬勃发展?例如,为什么芝加哥能够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而不是堪萨斯城?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近年来欧洲金融期货市场能够迅速发展?按照波特的说法,影响产业发展的不仅仅是公司自己创建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能力,重要的是它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或缺乏某些特定的属性。期货市场作为以现货市场为基础的衍生品市场,在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或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基础的期货市场将因此而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及相关理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竞争对手及产业政策。
1.要素条件比较优势分析。要素条件指的是期货市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形成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资源禀赋可以是创造的,也可以是继承的,一般分为四类。
(1)物质资源。物质资源的可获性、数量、质量和土地、水、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成本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资源。物质资源通常是不可再造的资源,对于以实物商品如农产品、能源等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商品期货市场来说,显然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2)资本资源。期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具备充分的流动性才能够实现套期保值与价格发现等基本经济功能。资本的可获性、数量、成本和可获资本的类型方面,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如果某国期货市场遇到来自低资本成本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对手,低资本成本的期货市场可以保持低价,如较低的融资成本、充裕的资本供给等,就会迫使负担高资本成本的市场要么接受投资的低回报,要么撤出该类期货市场。
(3)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系统、结算系统、运输系统、通信系统、法律系统以及这些系统的可获性与使用成本。成熟的期货市场,通常都具有非常先进的基础设施,这也是成熟期货市场重要的比较优势所在。
(4)知识与人力资源。如果某一国家拥有数量可观的、具有科学技术和市场相关知识的研发人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具有知识资源。期货市场是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是金融工程的基础,同时也是信息、网络和电子计算机等尖端技术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理论研究水平、各类相关研发人才及技术人才的数量,都影响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竞争力与发展潜力。
2.需求状况比较优势分析。期货市场是用于满足规避价格风险和投资需求的金融工具,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存在管理价格风险的商业需求,这种商业需求是否强烈与广泛,决定着这一国家或地区对期货市场的需求,并将推动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决定期货市场能否形成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
3.竞争对手比较优势分析。竞争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产生重大影响。
创新是期货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创新能力与创新动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竞争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间的竞争有助于使本国或本地区期货市场保持生机与活力,并构成持续改进和创新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区域内竞争会使本地区期货市场产生自满,并最终丧失国际竞争力。因此,尽管从价格发现、最优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一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数量不宜过多,但保持适度竞争将有助于期货市场在创新方面形成比较优势。
4.产业政策比较优势分析。产业政策是能够对期货市场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鼓励性的产业政策将使一个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得到增强,而限制性的产业政策则会使其比较优势受到削弱,国内避险需求外流,市场发展将受到抑制。
以上各项因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都将影响到期货市场比较优势的形成。在这些因素中,
(1)物质资源是不可再造的资源,是开展以相关产品为基础的商品期货市场必须具备的条件。物质资源最终能否真正形成比较优势,还需要看在相关产业中是否具有规避价格风险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的强烈程度。
(2)资本、基础设施等其他条件都是可以创造的。其中,资本、基础设施、需求状况主要地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构成了期货市场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环境,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比较难以改变,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从长期或宏观层面看,期货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期货市场的规模与层次。
因此,资本、基础设施、需求状况决定了期货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无论物质资源条件有多好,产业政策多么积极,期货市场的发展都不可能超越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3)知识与人力资源、国内竞争以及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监管部门的政策调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改善,即国家通过实施鼓励性的产业政策,向期货市场集中人力和财力,适度调整期货市场结构,为期货市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促进期货市场比较优势的形成,增强期货市场的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物质资源及产业政策等将在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中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期货市场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期货市场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其中美国、欧洲、亚太地区在世界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这些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构成了这些国家在世界期货市场竞争格局中所处地位的深层次原因。
(一)美国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
美国作为现代期货市场的发源地在世界期货市场中始终占居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进入1990年代,欧洲和亚太地区期货市场迅速崛起,美国在全球期货市场中的绝对性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但是,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世界上期货品种最齐全、期货制度最完善、最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国际性期货交易中心。
1.要素条件与美国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要素条件比较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世界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过程中,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基础性产品如农产品、矿产资源、能源的生产国、贸易国和消费国,其实物资本占世界实物资本总量的33.6%,美国研发科学家占世界总量的50.7%,熟练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27.7%.在如此优越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美国在世界实物商品与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中保持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国际竞争中占有着主导优势。美国在除金属外各类品种中均占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商品的期货价格成为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在金融期货市场方面,美国也始终引领着世界金融期货品种创新的潮流,三大金融产品的首张期货合约即外汇、利率和股指期货均产生于美国,其S&P500、NAS-DAQ100、美国中长期政府债券以及主要的外汇期货和期权都是位居世界前列的金融期货品种。
2.需求状况、产业政策、国内竞争与美国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在避险需求方面,美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高,期货交易保值避险的商业需求旺盛,期货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完全开放的国际性市场,不仅满足了国内避险与投资需求,而且将全球避险与投资需求以及投资资本引入国内,从而形成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与国内竞争方面,美国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条件,采取了金融期货与实物商品期货并重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产业政策,全面增强了美国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二)欧洲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
欧洲期货市场在欧元启动的大背景下,借助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当今世界期货市场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物质资源禀赋与欧洲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从总体来看,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基本上属于各类大宗商品的纯消费国,资源相对缺乏,1990年以后,英国的实物商品期货(除LME的有色金属外)如石油、农产品等品种的交易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而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金融期货市场,凭借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众多的金融机构及优秀的管理人才,汇率、利率及股指期货都在世界期货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2.技术、制度创新与欧洲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1990年以来,欧洲期货市场借助交易方式创新,通过电子化交易形成了成本比较优势,实现了金融期货市场的快速成长。2002年,欧洲交易所(EUREX)借助电子化交易,突破欧洲的地域性界限,加紧建立自己的美国相关衍生品的市场。此外,欧洲期货交易所通过治理结构的创新,为金融期货市场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目前欧洲期货及证券交易所绝大部分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化交易所。而美国期货市场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电子化交易和公司化方面明显落后于欧洲,使美国期货市场的竞争优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亚太地区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发展
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的崛起,源自于本地区巨大的避险需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CFTC)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新兴市场的成功主要是满足了区域性风险管理的需要。如发达的工业为日本工业品期货交易提供充足的避险需求,目前日本的铂、钯和橡胶期货市场位居世界第一,黄金、汽油等期货市场位居世界第二。金融市场的发展为韩国金融期货交易提供强烈的避险需求,韩国证券交易所(KSE)的KOSPI200期权合约在1998——2002年五年间年交易量增长了40多倍,2001——2002年连续两年位居全球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之首,充分显示了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
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加入WTO,为中国大宗基础产品期货交易提供巨大的潜在避险需求。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在物质资源总量上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后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大宗基础性商品保值避险的需求以及未来巨大的增长空间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中国非常有条件、也有竞争优势发展成为东半球最大的世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和国际贸易定价中心。
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从美国、欧洲、日本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必然要寻找到一个最具有商业需求、资本最集中、流动性最强、技术最先进、人力资本最充足、交易成本最低、最有助于其功能发挥的地理位置。这正是“区域增长极”理论中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中心,在这里将产生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的聚集效应,使期货市场在本国或本地区竞争中形成比较优势。
1.美国期货市场:形成芝加哥与纽约两个中心并存的竞争格局。
美国最多时曾有近20家期货交易所,经过竞争部分交易所被淘汰,部分交易所进行了合并与重组,目前美国国内共有7家期货交易所。从区域布局上看,不论是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都呈现出向芝加哥和纽约集中的趋势。
研究美国期货市场竞争格局的变迁,我们能够发现,对世界期货市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系列创新并不是全部产生于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例如,1891年明尼阿波利斯交易所创造了世界第一套现代期货清算系统,1982年堪萨斯城交易所推出了世界第一张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价值线指数期货合约,然而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等城市的经济背景及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等都使这些交易所很难在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竞争中获胜。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以及在美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中的重要地位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能够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
芝加哥由农产品期货市场起步,为其1970年代成功推出金融期货在知识与人才、资本方面形成重要的比较优势,芝加哥最终发展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目前芝加哥主要有芝加哥商品易所(CME)、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等,这三家期货交易所多年位居全球期货及期权成交量前十位期货交易所之列,2001年分别为第3、5、6位。纽约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其期货交易在全球期货市场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2001年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期货及期权成交量位居世界第9位,期货成交量排名第6位,其中NYMEX的原油等能源类商品期货,及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期贷以及纽约期货交易所(MYBT)的棉花等农产品期货都位居美国和全球期货交易量的前列。
2.欧洲期货市场:伦敦面临的挑战与法兰克福的兴起。
英国伦敦作为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齐名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凭借其先进的工业和发达的金融业,成为世界金属期货交易中心和欧洲金融期货交易中心。欧元启动是欧洲金融市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促使欧洲整个金融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的内部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欧元货币区的中央银行所在地德国的法兰克福逐步成为欧元区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欧元启动后,欧洲的11个国家采用欧元作为通用货币,从根本上消除了这11个国家货币和利率间的差异,欧元区其他国家以本国利率为基础的利率期货因此失去了市场需求,欧元区金融期货市场快速向EUREX集中。
其次,EUREX通过采用电子化交易方式等积极有效措施,占据了伦敦国际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的BUND期货合约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期货交易所之一。而英国没有在1999年第一批加入欧元,丧失了部分欧元区内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的交易。就期货市场而言,伦敦在欧洲金融期货市场的霸主地位已经被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EUREX所取代,法兰克福已经迅速崛起。
3.日本期货市场:东京成为衍生品期货交易中心。
从日本期货市场的总体格局看,其主要特点是交易所数量较多,同一品种同时在多个不同地域的期货市场上市交易。以商品期货为例,1984年以前,日本有16家以上的商品期货交易所,经过合并重组,现在有7家商品交易所,仅大豆一个品种就至少有3家交易所在上市交易。在日本期货市场,东京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日本乃至世界的经济、金融地位,都决定了东京地区的期货交易所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2002年,东京地区商品期货总成交量(TOCOM和TGE合计)占其全国的市场份额达到67.9%.随着日本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期货交易所间的进一步合并重组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通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竞争格局变迁的规律,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展期货市场,就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行与之相适应的期货市场发展模式和产业政策,以形成本国或本地区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从而在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
(一)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创新发展
1.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期货品种,通过合作促进比较优势的形成。
由于物质资源的不可创造性,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开放程度、法律、人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期货市场通常只能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来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期货品种。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与美国的自然资源条件比较相似,是大宗基础性产品农产品、能源、矿产资源等的主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如中国的小麦产量排在世界第1位,玉米产量为世界第2位,大豆产量为世界第4位、进口量为世界第二,具有开展农产品等大宗商品期货的雄厚现货基础和巨大的保值避险需求。
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上述各类大宗商品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价格波动将更加剧烈,现货企业需要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需要利用期货价格来指导生产和经营。
同时中国远离国际期货交易中心,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进行保值避险,犹如“隔山买牛”,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因此,中国具备在东半球发展商品期货市场最有力的竞争优势,政府应在品种创新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促进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的产业政策。
2.寻求与优势互补型期货市场的合作,促进本国或本地区期货市场比较优势的形成。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需要发展期货市场,首先应认真分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期货市场的关系,通过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互补型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来增强本国期货市场的竞争优势。例如,合并联网成为近20年来各国期货市场应对竞争的新策略,仅自1990年以来,就先后有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与CME、CBOT与EUREX、CME与NYMEX等数十家国际性期货交易所进行跨洲、跨国、跨城市联网,以此来改善双方的资源禀赋条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与市场。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与美国是物质资源禀赋相近的国家,在商品期货交易方面属于竞争型关系,但是两国分处东西半球,在交易时间上形成互补关系,因此如果两国在农产品等期货交易方面能够进行联网交易、交叉结算等合作,即可实现24小时全天交易,从而使双方能够共享全球范围内的相关资源与市场,使双方的竞争优势均得到增强。
(二)同一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的竞争与创新发展
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间的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期货市场是否能够成功地整合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的各类要素条件,从而促进该期货市场在品种、技术、制度等方面创新能力的形成,提升期货市场内部核心竞争力。因此,尽管本文从外部环境分析了期货市场竞争格局形成的深层原因,但是,在期货市场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与期货市场自身创新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助于提高期货市场的创新能力,期货市场强大的创新能力则有利于更好地整合各种可以利用的外部资源条件,从而形成期货市场的比较优势。
1.针对区域性资源禀赋特点,发展最具比较优势的期货品种。
同一国家或地区内的期货市场所处的经济、法律等环境比较相近,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期货市场之间通常属于竞争型关系,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的数量通常会经历由多到少的整合过程。如上所述,资源禀赋是决定期货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而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消费、流通都有其一定的规律和特点,以现货商品为基础的期货品种特别是商品期货就具有了比较鲜明的属地性概念。
这种属地性概念要求期货市场必须将期货价格的基准地即实物交割地设在相关现货流通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内相关商品的实物资源最充足,现货相关企业最集中,现货贸易最活跃,避险需求最强烈,惟此才能够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保持密切、顺畅的联系。也就是说,特定的地区适宜开展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期货市场应选择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区域开展相关品种的期货交易。以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中的大豆系列期货为例,国产大豆、豆粕和豆油的生产、集散或加工中心分别位于大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根据这一基本特点,国产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基准地就应重点考虑分别设在上述对应的区域内,即只有在适合的区域内开展相关期货品种的期货交易,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2.通过期货创新,整合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的要素条件,以形成比较优势。
随着电子化交易、网络交易的普及,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因此,在期货市场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应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变化和市场需求,逐步淡化期货交易所的地域概念,通过品种创新、合约设计和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和延伸市场辐射范围,尽可能聚集本国或本地区的各类资源禀赋,形成比较优势,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商品期货市场为例,在品种创新方面,要认真分析本国或本地区各区域资源禀赋特点,通过科学定位各类品种适合开展期货交易的不同地域,使期货市场分享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的资源禀赋;在合约设计方面,一些不具备资本优势的期货市场利用缩小期货合约规格即设计Mini合约,吸引中小投资者,从而扩大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覆盖范围,充分挖掘投机资本,以促进市场流动性的增长。
例如,日本的中部期货交易所地处日本中部城市名古屋,显然不具备东京那样的要素条件,但是,中部期货交易所通过上市交易Mini石油合约,近年来交易规模迅速增长,2002年在日本商品期货市场的份额达到21.7%,已经超过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成为日本第二大期货市场。在技术创新方面,通过网络交易,期货市场可以实现交易无形化,这就使得期货市场能够在空间上无限延伸,扩大了期货市场的辐射范围,从而集聚更大范围内的投资者和资本;此外,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通过制定期货市场QFII制度,引入境外投资者,为满足境外保值避险和投资需求开辟相应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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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格局产生巨大变化,经济的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表现。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赢得竞争优势,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金融在各国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夯实构建特色文化新格局 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安钢股份公司第一轧钢厂通过企业改革发展,传承安钢文化,注入现代管理理念,构建特色制度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催生团队合力,培育特色精神文化,使企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凝聚力、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关键词:特色制度文化 核心价值观 企业核心竞争力
为了加快企业改革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安钢股份公司第一轧钢厂顺应科学管理发展趋势,本着“传承安钢文化、符合一轧实际、彰显文化特色、注重实践创新”的工作思路,主动向特色文化管理转变,努力培育企业文化新格局。通过有效载体,融合层次推进,创建以优质产品、文明环境、品牌信誉集中体现的物质文化;注重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相结合,注入现代管理理念,构建特色制度文化;倡树社会公德,规范层次行为,恪守职业守则,建设文明行为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企业愿景与个人价值实现紧密联系,催生团队合力,培育特色精神文化。企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凝聚力、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1.紧密结合实际,凝炼文化理念,培育特色一轧精神文化。在创建一轧特色文化的过程中,一轧厂紧密结合实际,拓展延伸公司企业文化理念,着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归纳总结出了《一轧厂文化理念三十条》。用企业核心价值观统一职工思想,继承发扬“拼搏进取,敬业奉献”的安钢精神。在公司“同心聚进、缔造恒远”的主体价值观指导下,用“真诚、奉献、精益、俱进”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职工,把“鼎立中原,争创一流”,建设千万吨安钢集团的企业目标,与老厂要做新贡献,把一轧建成一流轧钢强厂的目标结合在一起,鼓舞激励职工在改革发展中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个人价值实现同企业愿景联系在一起,塑造培育了“学习、创新、奋进、争雄”的企业精神,倡导“与企业一起成长”、“同舟共济、共勉共赢”的理念,努力追求人企合一,目标同化的完美结合。按照“严谨务实、诚信高效”的安钢企业作风,强化制度管理,努力打造“严高细实恒”的一轧工作作风。制定车间、科室、专业、岗位管理理念、愿景。通过文化理念上墙,每日班前文化理念宣誓,特色文化理念培训、宣讲、知识竞赛等一系列活动,向职工宣贯组织文化理念,逐步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愿景的融会趋同,不断注入精神动力,激发企业活力,进而催生团队凝聚力。
2.坚持以德育人,诚信教育,提升团队合力,建设和谐职工队伍。在特色文化创建过程中,一轧厂把加强“三观三德”教育和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做为重点工作之一,以“服从大局,融入集体”,“人人都是一轧形象,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团队理念引导职工,发扬团队精神,提升团队合力。以“对组织、对同事、对朋友,真诚坦率、谦虚宽容、表里如一;对一轧、对工作、对用户,认真负责、说到做到、恪守信诺”的诚信理念,教育职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努力成为现代企业新型高素质员工。以“以产品代表人品,用人品打造精品”,“要轧名品,先正人品”的产品质量理念,教育职工用一流的人品打造一流的精品。近几年,随着一轧厂内部改革步步深入,改造发展不断升级,新技术应用连结硕果,管理创新亮点不断,指标刷新屡破记录,生产效率几度翻番。在“今天的优秀就是明天的起点”企业口号鼓舞下,干部职工团结一心,以主人翁高度负责的精神状态,“以高出组织标准,超额完成工作目标”的自主管理意识,用心尽力工作,奉献聪明才智,到处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洋溢着文明和谐的企业氛围。严冬下水救出落水少年,临危不惧勇斗盗贼,捡钱包千方百计等失主,慷慨解囊助病残,扶危济困,助人为乐,正气张扬,人气旺盛,文明向上蔚然成风。
1.确立文化管理思想,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制度文化是塑造精神文化的主要机制和载体。一轧厂借鉴标准化管理要素,采用先进管理思想和模式,对所有管理制度进行全面审核、修订、完善,注入现代管理理念,溶入文化内涵,体现团队意识,建立起融部门管理职责、管理标准、奖惩考核、行为规范、价值追求等内容为一体的文化管理体系。创新拓展了涵盖七个创新创效、质量提升、专业管理,企业文化、政工安全多个系列共十一个模块,200多个管理文件、两千余条款文化制度体系。系统编制了全厂39个工种、273个岗位的岗位/职务说明书。每一专业管理体系,均围绕生产经营重点,明确各子系统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细化分解责任,形成了以文化管理体系为主体,以管理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为两翼的管理制度体系。在各级管理层树立了完美执行力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大力倡树“没有任何借口,反对推诿拖延”,“把发现不了问题当做最大问题”。明确管理责任制公式:“开会+不落实=零,布置工作+不考评=零,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和执行”,按照职责要求进行考核,以过程管控质量,确保整体输出最优。使一切管理行为纳入了“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程序化中,从制度上体现出“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天天抓落实、事事要落实”的一轧厂工作精神。
2.开展管理评审,实施目标绩效考核,提升管理创效能力。为了强化管理,一轧厂提出“对管理的管理”、“管理不纠错就是不作为”的理念,从制度入手,每月一检查一考核,每半年开展一次对全厂各生产、辅助车间和专业管理科室进行系统管理评审。主要对车间、科室生产经营业绩、专业管理水平、管理制度落实、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职责履行和作用发挥、工作质量高低、效果好坏,进行系统评审,从而识别管理薄弱环节,确立改进目标。通过实施管理评审,促进被评审单位更新管理观念,提升管理标准,增强管理责任、激发管理活力。坚持制度创新,引领制度升级。在全厂引入目标绩效管理机制,强化过程督查,建立起“工作有计划、实施有方案、落实有考核、改进有验证”的“四有”绩效考核新模式。按照财务层面,客户层面,内部运营层面和基础管理、学习成长层面“四维”主体框架,运用“平衡计分法”考核模式,优化融合关键绩效指标、工作职责履行、过程管理质量等考核要素,系统量化各部分管理层职责,制定出《一轧厂企业文化建设五年目标规划》。各单位每月上报计划,月末对计划进行落实总结,考核部门追溯,个人管理痕迹和绩效展示上报给主管领导,逐级评价,实行工作日逐级审阅制度。厂部按照制订的考核标准,运用绩效测量、痕迹管理方式方法,追溯验证工作质量和目标绩效完成效果,形成了制度与措施、激励与约束互为补充、互为基础、因果对应、逐级支撑的链式经济责任制考核体系,有效激发了全厂干部职工的责任感,促进了工作绩效的全面提升。
3.推进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有机结合,逐步打造特色制度文化。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只有得到职工的认可,自觉接受并身体力行,才能上升为制度文化。一轧厂在建设制度文化时,大力倡导“管理讲制度、办事讲原则、工作讲程序”的科学管理理念,注重管理制度与文化建设相结合,通过培育核心价值观,联系安钢改革发展,把制度文化建设与“建设精品高效棒型材基地,建设现代化新安钢”的企业目标紧密相联系,得到了职工普遍认可和赞同。几年来,先后建立竞争上岗、优秀科技人员考评选拔、管理评审、目标绩效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较好地体现了制度的公正、公平性。各项管理制度的出台、创新、优化、升级,都是按照集体决策上下反复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后公布实施。在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始终坚持工作关系高于个人关系,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坚决务求实效。运用管理的科学性、艺术性,最大限度体现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的完美结合,充分发挥文化力的作用。严格执行制度逐渐形成自觉行为,规则意识普遍养成。车间交接班自觉排队,晨誓宣讲,会议、做操列队入场等,制度文化力产生了日益明显的作用。
1.建设行为文化,培育一流职工队伍。多年来坚持素质教育,学习遵守公民道德,开展三观三德教育,培育“四有”职工,努力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一轧厂实际,经过问卷调查、讨论、分析整理,总结提炼出了以做人、待人、公德、学习、工作、团队为主要内容的《职工行为准则》。区分不同岗位,从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生产操作人员、辅助生产人员和综合服务人员五类群体,总结提炼出以职业目标、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技能、职业形象为主要内容的《职工职业守则》,并在全厂倡树实践。扎实开展“六树五要十不准”活动,职工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全员行动,共同参与,为建设企业行为文化、规范职工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认真履行岗位规程、守则,注重职工素养良好养成。按岗位分类、分层次建立起《一轧厂岗位人员行为规程和守则》,全员认真自觉履行。车间还结合自身特点,依据岗位守则,紧紧围绕尊重人、爱护人、培育人、教育人这一主线,注重从文化角度研究分析职工的各种需要,特别是精神需求,通过奖励、表扬、情感交流、人际沟通、群体活动、参与管理等多种形式和手段,为职工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的交往、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得到满足,达到了人企合一、目标同化、价值提升的全新境界。倡树实施岗位人员排队进出车间、准军事化管理,职工遵纪守规行为自觉养成。用制度规范行为,用行为展示文化。职工“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天天抓落实,事事要落实”,营造出一种高昂向上、生机勃勃、开拓进取的良好行为文化氛围。
3.创新安全、设备、技质专业文化理念,营造文化氛围,打造一轧特色专业文化。一轧厂管理体系紧紧围绕厂部方针、目标,以层次管理为主线,以细化分解职责为切入点,明确各工作方针、目标,从而使各体系在弘扬企业管理文化,支撑厂部方针、目标的基础上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安全管理与国际先进的OHSMS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接轨,倡树职工安康理念,强化物的本质化安全支撑效应,预防、教育、管理三位一体;技术质量管理全面贯彻2000版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以满足顾客要求,持续提高产品质量为永恒主题,以技术支撑生产,以技术进步带动企业发展;生产管理创新植入最佳的要素配置与最低的生产成本双赢管理新思维,全力促进生产运行经济、高效;设备管理融设备、计量、能源三个专业管理为一体,全面确立设备预知预控经营型管理思想和操检合一管理模式,强化和突出设备管理由事故处理型到隐患治理型向全面预防的管理转变;环境保护以贯彻ISO14001管理体系标准,创建绿色环保企业为目标,推行清洁生产,促进企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坚持“以人为本”,以创建学习型企业,培育知识型职工为重点,整体推进全员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培育储备企业发展优势;物资管理创新管理机制,以严谨的计划、最优的质量、最低的储备、及时的供应为目标,建立物流有序、顺畅闭环的物资管理网络;政工管理力求实现先进管理模式与政治思想工作的高度融合,以建设一轧特色“四有队伍”为目标,为生产经营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行政管理创新完善职工行为规范,倡导以服务生产超越期望的全新观念,构筑起适合企业发展要求的新型管理综合制度。
1.倡树文化管理思想,整合资源,发掘潜能,提高企业贡献能力。在物质文化建设上,树立“超越自我、合力图强”的企业理念,明确“打造行业驰名品牌,建设精品高效棒型材基地”的企业目标。坚持“品种、质量、效益、效率、安全、清洁”大生产理念,全力组织均衡高效精益生产。为了树立“精心创造完美”的质量观,坚持“用产品代表人品,以人品打造精品”的质量理念,从强化质量意识入手,健全完善质量保证体系,“优良立品,诚信树牌”,努力创保螺纹钢品牌信誉。主要产品多次获国家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国家免检、中国十佳”称号。正确处理责任、利益之间的关系,树立“责任光荣,必须倾尽全力去承担”的文化理念,充分发挥老厂增产创效、降本创效、质量创效能力。在安钢求生存、谋发展的关键时期,主动为公司承担压力,为建设现代化新安钢提供有力的效益支撑。开展“树强厂意识,塑棒型品牌”活动,以品种创新、指标创优、管理创效为重点,推行“生产组织精益化、生产控制精确化、生产管理精细化”“三精”生产组织,优化资源配置,努力做到减产不减效。服从公司效益最大化目标,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安排,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厂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期的贡献与责任。
2.以人为本,建设绿色生态文明企业。一轧厂坚持以职工安康为本,力争做到“凡是有人工作的地方,就要争取变成最安全、最舒适、最美丽的地方”。以推行实施8S管理为契机,通过“整理、整治、清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自检”八个阶段的循环运作持续改进,提出了“争创集团公司8S管理标杆单位”,实现“现场管理可视化、制度执行标准化、过程管控程序化、员工行为规范化”的8S管理推进目标,先后对三个主要生产车间、五个辅助生产车间生产现场及办公条件进行8S治理。8S管理“每周一检查、一通报,每月一公示、一考核”,与开展“8S红旗竞赛、定点摄影前后比对”相结合,形成了“全员参与、全过程支持、全方位覆盖”的立体式督促保证体制。通过落实现场细微细节,营造“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环境,从根本上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减少了打扫卫生的频次,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失误浪费,营造出了“人造环境、环境育人”良好氛围,实现了人的行为规范化,事的先后流程化,物的摆放标准化,厂区环境因地制宜实施绿化美化,面貌焕然一新,多次被省市评为园林建设先进单位。绿色生态园林企业逐步形成,呈现出了树木郁郁葱葱,花草争相斗艳,金鱼畅游水中,白鸽飞翔蓝天的人文和谐景色,构成了绿色安钢、和谐安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安钢第一轧钢厂企业文化内编
[2] 徐玉英,张予峰.以文化管理为契机的目标绩效激励机制[j].人力资源管理,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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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就是立足于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不能遵循旧的思路,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资金倾斜来发展。相反,灵活而贴近市场需求的服务体制,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深刻理解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国际贸易新格局中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及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我国的众多产品远赴欧美,畅销全世界,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随之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欧美经济危机与次贷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下降,相反,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持续提升,国际贸易也由此迎来了全新的格局。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推行TPP等新型贸易协定,目的就是为了要打破原有的在WTO贸易协定框架下稳定的格局与利益分配体制,从而为自身的国际合作加大谈判的筹码和主导力量。这种形势长期持续下去会让原本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并被美国人给架空。为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各种自由贸易区,通过区域性的贸易创新,打破美国人制定的规则,绕过欧美发达国家在产品检疫,知识产权等方面建立起来的壁垒,从事各种自由贸易活动,并同时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家内部,还可以起到促进外商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保税区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
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这是我国新一届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对我国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自贸区是建立在原有的上海保税区多年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在人员、经验、硬件设备方面上海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转型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和储备,这就为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自贸区建设能够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在原来的上海保税区内,绝大部分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区内的一些外国商品可以通过保税仓储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综合保税区以出口加工、仓储、商业展览、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航运服务等为主要职能。随着自贸区的成立,以上方面的工作还会得以保留,并通过一定程序的转移,从而整体过渡到自贸区阶段,这也就加快了自贸区的建设步伐。
2、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和定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自贸区种类多样,其定位也大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自由贸易区都秉承贸易自由、金融流通便利的规范,并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代。从狭义上来说,各国的自由贸易区主要分为单纯贸易型、加工贸易型和港口物流型。随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类型贸易区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在此背景下,各国的自贸区也就越发的同质化,其竞争程度也变得异常的激烈。因此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上海自贸区想要脱颖而出,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在功能上找准自身的定位。
从上海自贸区近一段时间的运行情况来看,依托于货物配送、贸易加工、商品出口方面,以金融和服务为核心,做大做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更有利于发挥上海自贸区先天资源优势的做法。未来,我们将要以自贸区的发展为指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向控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将全力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与产业链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应该作为上海自贸区坚定不移的重要功能定位。自贸区还应保持其出口加工优势,发展区内出口导向型企业,不断完善出口贸易。自贸区因此,在转型的过程中,应该给予自贸区新的内涵,把它定位成在金融,航运,商贸,文化,服务领域全面、协调、创新发展的并且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的自由贸易区。
1.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体制创新
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就是立足于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不能遵循旧的思路,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资金倾斜来发展。相反,灵活而贴近市场需求的服务体制,科学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深刻理解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建立上述在制度的框架下,将来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统一发展,真正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管理原则。大力引进国际上知名的管理服务机构与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此加快自贸区内服务贸易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大力完善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配套服务的建设步伐,加快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改进他们的工作方法,以优质的服务吸引广大外商的注意。全面放开区内外汇结汇政策,建立人民币外汇业务一体化系统,拓展了人民币结算、外汇收付汇及结售汇业务并完善了央行、外汇局则事后监测管理体系,以此来吸引大量国内外的金融资金的涌入带动区域内经贸的发展。
2、推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升级与转型
上个世纪,我国的整体经济基础薄弱,各行业生产普遍缺乏资金支持,因此以“三来一补”方式参与到世界贸易的进程当中去,便成为当时加工贸易行业的无奈之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3年底我国进出口总值达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2013年外汇储备攀升至3.79万亿美元,连续多年居世界各国之首。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的范围持续扩大,依托劳动力的充沛供给与价格优势,我国已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纺织品制造大国,然而与其他纺织品强国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多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行业却始终缺乏实质性的提升,业内大部分企业依然从事含金量较低的来料加工业务。为此,自贸区要通过设立行业技术改造专项经费等财政扶持政策,加快企业技术装备与生产工艺的革新;通过鼓励入驻企业设立行业技术研究中心,进而完善产业研发体系以提升自贸区内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借上海自贸区发展契机,推进我国出口商品品牌建设
我国进出口行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加工层次偏低,产品利润较薄,近年来伴随着原物料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行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推动行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因此,政府要鼓励业内企业努力向国际纺织品产业链上游延伸,从而有效延长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增值率进一步提高;通过强化技术投入,提升产品设计能力从而创立自有独立品牌,由原来的贴牌企业(OEM)转型为设计生产商(ODM)和品牌生产商(OBM);同时深入海外市场,设立产品分销渠道,建立与国外用户直接接触的途径,推动我国纺织品加工贸易行业实现由“订单模式”向“市场模式”的升级与转换。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我国内销市场已悄然启动,渐成规模,这就为纺织品行业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片新蓝海。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为世界和我们国家之间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不仅要把产品输出去,也要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来,用于指导国内市场的开拓。具体而言,在自贸区内,我们要着力引导加工贸易行业由原本的“单一外销型”向“内外销并举”方向转变,加大对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尝试;推动企业商业模式与经营观念的更新,竭力打造广为消费者接受的知名品牌;立足国内,放眼全球,通过整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一改以往被动生产的局面,以海外订单反向定制的创新型模式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角色互换,推动企业实现从低端制造商到高档品牌运营商的本质性跨越。
此次上海自贸区的改革,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对于产业升级与转型方面的改革也将会是重点,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必然会带动国际,国内产业链在区内的蓬勃发展,上海有望成为继伦敦,纽约,鹿特丹等国际传统贸易中心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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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格局是指在国际舞台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包括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9·11”事件和“打恐”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三个总体、三个局部和三个继续来概括。那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继续发展,世界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继续推进,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国际形势中机遇大于挑战的态势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和平、缓和与发展,合作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
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并趋于改善和发展。“9·11”事件和“反恐”战争为大国增进良性互动和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调整,重点是反思与调整其对大国的政策思路。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江泽民同志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
最近,胡锦涛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
造成国际形势紧张、动荡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变数乃是美国强化推行旨在建立单极独霸世界秩序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即使在“9·11”事件爆发之初,布什政府开始反思并调整某些强硬做法,单边主义器张气焰有所收敛之时,也未真正改变其单边主义政策,更未改变其霸权主义本质和企图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现在看来,这种所谓反思和调整主要是一种策略考虑,是为了争取别国与其进行“打恐”合作的需要,可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随着反恐战争的顺利展开和美国自以为取得对阿富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美国政府推出“布什主义”,也就是更加露骨的单边主义。其主要表现和严重危害是:
(一)加紧扩充军备,大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为此,大幅增加军费,2003年度军费增幅达14.5%,为20年来之最,这一年美实际国防开支将突破4000亿美元,到2005年,美国防预算将突破5000亿美元,将比2001年底增加66%,扩充军备达到狂热程度。布什还悍然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否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签《国际生物武器公约》草约,大力发展国家反导防御系统。其所作所为动摇了国际裁军和安全体系,严重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二)重新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施压和遏制。在车臣和台湾问题上露骨地干涉俄、中内政,并把俄、中列入美核武器针对的目标国之中,公然对俄、中进行核威胁。
(三)美国利用打恐战争之机,扩充势力范围。它在南亚、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派驻军队,直逼俄罗斯的战略腹地,继续挤压俄的战略空间。这可能引发大国间新的地缘政治争夺。
(四)美大搞“反恐”划线,实际上是搞以美划线,必然导致反恐扩大化。布什把伊拉克、伊朗、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就是为了把反恐战争扩大到这些国家造舆论。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发动一场新的“海湾战争”势在难免。这将引发地区以至整个国际形势紧张、动荡和危机升级。
美国自冷战结束后,依仗独超强势,加紧推行全球独霸战略,美历届政府无一例外。布什政府是二次大战后最保守的政府之一,利用近10年来美独超实力强劲增长,和“天下无对手”的“战略间歇期”,推行“新现实主义”即赤裸裸的实力政策,变本加厉地强化全球战略攻势,妄图尽快建立由美独家支配的世界秩序。美国的强势地位和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攻势对世界多极化进程造成严重干扰和挑战。但世界多极结构是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基础,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和维护各国独立与主权的重要保障。世界走向多极化既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愿望和人心所向,这一进程是难以阻止的。美国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其一,世界力量消长变化愈益有利于多极化进程。美经济强劲增长时期基本已过,此后可能陷入低速增长。欧盟扩大和一体化深化进程将同步发展,其力量和地位将趋上升。俄罗斯复兴进程加快。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和一些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将不断发展壮大。这将有力地阻止美国的单极战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纵深发展。
其二,美单极独霸政策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抵制。欧盟、俄、中等大国在世界战略格局走向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与政策取向,都明确主张多极化,对美单极支配图谋形成共同牵制态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的独立与主权和确保本国应有的国际权益与地位,都希望维护世界战略平衡与稳定,反对单极独霸,主张多极共存。特别是美国坚持实行强权政治,对不认同美国制度和政策的国家动辄进行制裁、遏制、打压,甚至动武;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为了霸权私利,甚至不惜背信弃义,撕毁国际条约、协定;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美国的一极主导实质上就是强权主宰。这将根本损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与抵制。
其三,美国的作用与影响有一定限度。美国确实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在当前打恐战争中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正处于其独超实力鼎盛时期。但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不能过分夸大。就经济力量而言,世界存在着三大中心,即美国、欧盟和东亚,并不只是美国一个中心。就战略力量而言,世界基本上保持了均势,尤其是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同美不相上下。美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连年受挫,并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反恐”扩大化和中东政策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陷于孤立,对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未能得逞,表明美国并不能为所欲为和一手遮天。包括美大多数盟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所以同其建立密切关系或同它合作,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或经济利益考虑,而不是完全听命于它。
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它们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作出判断和取舍,而不是唯美是从。对于本国的独立和主权,它们更是特别珍惜,牢牢把握,决不愿受制于任何国家。世界各国发展经济需要同美国合作,而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合作。同时,避免和防止国际冲突与对抗,特别是防止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根本利益所在,因为在当今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大国冲突包括核冲突没有赢家。总之,美国的全球战略攻势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会产生全局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但毕竟阻止不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美国不能摆布和决定别国命运,更不能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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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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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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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审计大格局要始终坚持把促进整改、完善体制、规范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谁审计谁督促整改、边审计边整改”的原则,加大审计整改情况跟踪检查力度,重点检查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决定情况、采纳审计报告意见及建议情况、处理审计移送事项结果。依靠人大和政府力量,建立审计整改政府主导机制和通报制度。健全审计整改问责机制,对审计整改不力的,视情况依法移送相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追究领导责任。并定期分类汇总和通报财政审计整改情况,形成高压态势以促进整改,切实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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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种合作经济的思想最初来自于西欧。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整个西欧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于是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就出现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变迁的格局和方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 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变迁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 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因此,我们假定,在正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并不总是有效的条件下,要接近或形成最佳的制度结构,就须:
(1)应使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协调实施,以收取长短之效;受这一基本假定的制约,还应:
(2)使国家尽可能的保持理性,并使国家理性、群体理性符合个人理性而 不是相反;
(3)使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安排与正式安排及正式安排的变迁协调而不是相反;
(4)使制度变迁既依赖既往的制度变迁路径,又要大胆创新;
(5)产权形式要趋向多样化。
我们将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来检验上述假定。
(一)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
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缘于国家追求增加财政收入、银行振兴等潜在收益.以华洋义赈会倡行合作救灾为开端,以1928年国民党政府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的设立和 1934年《合作社法》的出台为标志.迈上了国家单方面实施、推动制度变迁的途经。由于资金来源和规模受到较大限制、也不能有效减少农民加入的交易成本,这场强制性制度变迁致使一方面信用合作大发展,一方面高利贷盛行乡间;虽然合作社在保甲制下普及到保,而农业生产却日趋凋敝。
根据地的农业合作,主要体现诱致性待证。采取了农民自愿的方式,“民办公助”是政府行为的主凋。才溪乡的耕田队和耿长锁的合作社等都采取了灵活的资源配置形式和收人分配方案,努力寻找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的适当比例。但是,由于规模的扩大受入社农民退出权的限制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寻找合理的分配方案交易成本就很高.不合理的分配又加大了入社农民的退出行为,从而增加了组织成本,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并不理想,只能实现较小的规模经济。
可见.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都会面临交易成本与规模扩大的矛盾,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规模扩大并不等于经济绩效提高。根据地以限制合作社的规模来减少交易费用,即在生产水平低的情况下.以追求较小的规模经济为目标的做法,是历史已经验证了的理性选择。但后来的变迁恰恰忽视了这条成功的经验。
(二)告别私有产权并极力追求“公平’(1949~1978年)
关干农业合作的重大决策形成于1953年以前。决策依据是对当时出现的两极分化、中农化、富农经济等现象的综合分析,对旧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估计和原因探讨。以及政府强烈的想把中国引向富强的使命感;也体现对意识形态绩效的追求,对不公平增长方式的舍弃和对公平增长方式的偏好——这表现为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刻意缩小和以产权的不断公有比为缩小分配差别的手段。而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约翰逊也说,“‘经济平等的成本对任何希望增长的处于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来说.可能都是巨大的;待别明显的是,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的极大突发,一直是同极大的意外收益的前景和结果相联系的,所以.一个热望取得迅速增长的国家过于强烈的坚持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限制对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以收入差别为前提。因此,政府当时对公平增长方式的选择,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但也由此丧失了不少的经济增长机会,制度创新的绩效也大受削减。这可以从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变迁中看出。互助组为初级社取代,是因为其规模效益有限,更因为它依然是较完整的私有产权。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产权形式——初级社的效率尚未发挥出来就为高级社所代替,原因之一就是高级社是较完整的公有产权。人民公社取代高级社,则说明国家除了要用产权的公有化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外,还要通过建立全新的、完备的社区治理机构来控制农民甚至农民的思想。
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农民较完整的退出权以形成社内农民的自我实施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合作社解散的风险。初级社以使农民获得较互助组更大的剩余享益权作为交换条件.从农民完整的私有权中.分割出一部分归合作社控制的剩余控制权,以私有土地入股的形式构筑了合作社的共有产权结构;生产股份基金的交纳无疑又增加了合作社的产权权重。由于农民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而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成正相关,农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合作社的管理者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济绩效,还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分配等重大制度决策。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拥有较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使他们可以较自由地退出.也使他们倾向于维持合作社的
稳定运转,从而自觉形成一神防范大多数社员退出以至合作社解散这一风险的自我实施机制(林毅夫,1990)。
较完整的退出权是初级社制度的关键。但形成初级社自我实施机制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借自身暴力潜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农业合作之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注.这使全新的主流意识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内在现定之一就是支持合作社,要求农民加入合作社。这就使单个衣民退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培加大。
另一原因是合作社增加了对生产监督管理者的激励,给他们以较多的剩余权,如地位的改变(从地位低下的“泥腿子”到一方的领导)以及相应的收益(荣誉以及误工补贴)等(A.AAlchian、and H.Demsetz,1972)。
最重要的在于合作社是一种由私有、共有和公营组成的混合型产权结构。除了由公营带来和用于公营的公共积累产权归属不明外,每种产权都能获得其相应收益;而公共积累这时所占比例并不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初级社应留全年收入的5%~10%作为公积金,1%~2%最多3%作为公益金。产权不明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
此外,初级社既继承了由私有观念形成的标准行为,又承继了相沿已久的农民间合作互助的传统,从而借传统的“行为标准化”功能减少了交易费用。
总体来看,初级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原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初级社的产权明晰形成了对社员和合作社的双重激励,这也符合马克思合作思想的本意。但因为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和控制农村社区目标,都存在明显的距离,所以较早地被高级社替代了。
高级社使集体公有产权成了唯一的产权类型,因此,农民的退出权大受限制。而生产责任制不能解决因产权不明晰而带来的分配不合理,和由此产生的激励严重不足的问题。加上农民的意识形态、传统、习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有产权的实际经济绩效并不理想。但是,国家及其代理人并没有去仔细研究产权结构及其实施机制,而是认为现有组织的规模不够大、产权公有程度不够高、国家没有控制农村社区,从而使高级社的缺陷在后起的人民公社中放大,高级社时开启的实施机制探索也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意识形态日趋刚性,终致公社制度成为一种追逐理想的冲动,而被现实撞得粉碎。
(三)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的整体扫视
与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不同,1978年后的制度变迁是以初级行为主体。对潜在的获利机会的积极追求为主因的一场诱致性变迁。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到农业产业化,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认识获利机会、不断实现潜在收益的过程;制度变迁从发生到推广,总是一个不断“学习”——信息成本很低的借用和移植的过程;从收益分配的角度看.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帕累托最优、不断接近帕累托最优的过程。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是一个对多种互补性制度不断选择的渐进变迁过程。各种制度间不但存在互补竞争关系,而且其间的替代也5主意寻找交易成本低的变迁路径.双轨制至今还是一种有效选择。在大包干依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产权形式和实施机制的创新日趋繁夏多样化,合作制度也成了大的制度分蘖母体。
1978年以来变迁还以初级行为主体日趋活跃、国家行为日趋冷静为表象,后者集中表现 为国家角色由市场上的运动员十裁判员员向裁判员的转换,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由刚性(僵比不变)变为弹性(富有包容性和对现实的适应性)。
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正因为有这些待点才会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但是,这场制度变迁却又明显表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弊端。在市场比进程中,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迟缓,就是农村经济制度需求难以满足的原因之一,也是合作制度创新成效有限的原因所在。
中国农业合作的道路充满曲折艰难,要面对太多的困难和复杂的矛盾。
(一)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合作社究竟应该是什么?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取舍。穷人希望合作社充满公平色彩,但合作社又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所以,合作社只能是劳动者在合乎国家法律及其他制度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合作社原则实现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通过资本的集中运营和劳动的分工协作,采用按劳和按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改善劳动者经济状况的经济组织。
我们不认为合作社应仅有劳动的联合或以劳动的联合为主,相应合作社也不应仅仅采用按劳分配的制度。那样就会把合作社局限在劳动的联占中.把台作社的产权制度限制在公有的范围内。现实表明,没有资本的联合并以之为基础,任何社会生产将成为空中楼阁;历史也表明,把可以容纳多种产权形式的合作社局限于劳动的联合中,将合作社等同于社会大生产的一个车间,否认合作社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利益和产权关系,明显是苏联模式的翻版,是对合作社内在含义的扭曲。
我们认为合作社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合作社的发展史以及世界各国信奉的罗虚代尔原则中可以明显看出,合作社要发展壮大并同时对社员实行利润返还。就必须改善内部管理,完善各项制度,甚至要不断提高社员素质,充分实现效率;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合作社要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改善社员的生活,但 中国的合作社却长期奉行“无盈利主义”.致使今天人们还谈“合”色变.将合作等同于财产的归并。这就是过去将合作等同于“公平”——极度平均比的负面效果之一。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已渐次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并逐渐适应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为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以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组织。合作社选择了公平与效率兼顾,就从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解脱出来了。
(二)意识形态流变造成的内在不协调
中国的合作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一种舶来品。建国前的合作社主要依托西方的社会经济理论,建国后的合作社则访苏联模式。无疑,酉方的社会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习惯、观念之间,不仅存在距离,可能还有难以弥合的鸿沟。建国前华洋义赈会极力推行合作救灾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受灾的农民并没有进行合作的理念。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要为农民所接受,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何况,我们接受并用作指导的合作理论偏离了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精神,因此加大了实施农业合作的难度,使我国的农业合作走了一段不应走的弯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理论是灵活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合作经济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与国有经济并存.合作社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合作社内部可暂存雇佣关系,但要加以限制;对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生产者,不能采用剥夺的方式,而要建立各种合作社使他们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合作社只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多种合作社模式,如“合作工厂”、“合作贸易”、“合作生产”、丹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股份合作制”——将农民的“土地结合成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法国巴黎公社将要建立的合作联盟、俄国农村公社中的“劳动组合关系”、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伦述最多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可见,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组建合作社的固定模式。
斯大林则将合作社等同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并坚决主张用这样的合作社去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简单的抛弃了布哈林先发展市场关系使农民摆脱贫困再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社、要用实际利益吸引农民等正确主张,把合作社的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战略“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同起来,使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合作化、集体化实际上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_运动。
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曾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广泛流传,由于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更多的吸收了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斯大林的合作思想成了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能不体现出较多的苏联模式的印痕。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相沿千年的旧意识形态、习惯、传统都未发生太多改变,苏联模式一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决定制度创新的规模和方向时,就会与农民——小生产者依然坚持的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等)、传统(相沿已久的劳作生活格调)和习惯(散漫悠闲的个性)相矛盾,就需要他们形成一种新的标准行为以取代相沿已久的传统和习惯。仅此一点,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就只能是一场高交易费用的强制性变迁。
(三)改造对象——个体小生产的高度稳定性
受上述意识形态规定的制约,当时的农业合作不仅要改变人们的旧传统、旧意识、旧习惯,还要同时改造小生产、取消小生产。改造小生产任务相当艰巨.因为,自近代以来小生产呈现出的分化趋势是:解体与稳定并存,而稳定是主调。解体是因为其小规模、低水平的待性.稳定则缘于其内在的产权制度。由于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合一)对国家和社区的冶理叽为来讲,是可大大节省交易成本的,它们都倾向于使其稳定延续。还由干资源禀赋的刚性制约.以及自身仅够自给的经济规模,农户便自觉的削减交易量,使初始产权的交易受到限制,由之衍生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享益权的交易成为常态。加上这种经济制度小而全,自身对外界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以及近代社会的变迁较少触及社区的治理机沟——制约小生产的政治制度.小生产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生产基本是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个体小生产.就不能停留在规模扩大和产权的公有比程度上.还要以社区治理机构的改变作前提。因此,这场制度变迁是大规模、高难度的,加上要面对的是千万个与小生产、传统社区治理机构、旧习惯、旧意识形态、旧传统有千丝万楼联系的小农.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很高,为此.要么是一边累积变迁所需的费用.一边渐进的变迁;要么就一气呵成,用提高速度来减少交易费用。但实践证明,后者容易煮夹生饭,还会使强制供给的制度安排陷于无效。
(四)规模与效率的矛盾困境
从建国前的农业合作中就可以看出规模与效率的明显矛盾。那时的矛盾表现为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扩大规模又面临因农民退出带来的高交易费用。后来的规模过度扩大,如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又产生了较高的监督费用,导致合作组织的效率难以实现。加上分配制度极不合乎帕累托效率原则,追求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平均化分配,却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以致组织中出现大量的机会主义、“搭便车”和偷懒行为,不断侵蚀组织的制度结构并最终使之陷干无效。
(五)产权兼容性与目标单一性的矛盾
在前面我们给出的定义中,合作社可以兼有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功能,因此.合作社必然会兼容多种产权形式。因为分配制度是对剩余权的规定.不同的剩余权必须以不同的初始产权为前提。初级社制度中就存在私有、共有、公营多种产权形式。但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我们组建的合作社只是以改造私有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由此又引出一系列难题:要改造小生产、改造传统的社区治理机构。改造农民的思想等等.最终陷入了无效率的困境。解决这类问题,就需要从使意识形态富有包容性入手,营造多种产权形式竞争改进的良性状态。这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呈现出的喜人特征。
此外,个体分散经营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与支援工业化的任务.解决民贫与国弱孰先孰后等等.都是农业合作面临的难题。
上述难题,归根结蒂是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问题。要化解高交易费用,国家不惜改造传统的社区治理机构.强化意识形态贯输.追求对旧政治制度、旧产权制度、旧意识形态的迅速替代。由此带来的一厢情愿,却造成制度安排的无效率状态。但如果听任制 度安排自发的创新 ,在建国前不足最低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最低规模经济尚是一道难题,如何满足国家追求最大规模经济以实现产出和租金最大化的愿望呢?建国后特别是高级社后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因规模较大而产生过高的监督成本,同样陷于无效状态。这似乎已经说明,从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二者中任选其一,都难免要陷入制度变迁方式选择上的困境。
透过1978年后以诱致性为主的制度变迁,我们看到:农业合作制度变迁中,诱致性变迁易导致供给不足、强制性变迁易忽视初级行为主体利益的难题,居然有了解除可能,这就是使初级行为主体具有活力.不断实施创新,国家理性地做最终决策。形成一个上上下下协调实施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进行的良性状态;这就是卞流意识形态趋向弹性、包容并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协调的和谐状态;这就是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较多的照顾到初级行为主体的传统、观念、习惯的宽松状态;这就是制度变迁不抛弃过去的路径并在过去的路径上大胆的不断创新的理性状态……无疑,这一状态将不断接近制度变迁的最佳状态——制度安排协调配套实施从而使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渐近均衡的的状态。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1978年以来这一轮全局性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综上所述,农业合作中面临的难题,可以归结为对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两难选择问题;‘因此,解除难题的手段就是努力使诱致性变迁(创新)与强制性变迁(创新)配套协调实施。农业合作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接近甚至达到制度变迁最佳状态——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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