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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我是人类历史上亘古不变的话题, 心理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方法。分析弗洛伊德、霍妮、马斯洛的心理治疗理论思想,指出了这些理论在 认识自我 这一主导思想上的共通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认识自我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我认识是个体对主体自身状况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评价三个方面。所谓的自我观察,就是将自己的心理活动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自己观察自己,即如古人所说的,人要“吾日三省吾身”;而自我分析是个体把从自身的思想与行为所观察到的情况加以分析、综合,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自己个性品质中的本质特点,找出有别于他人的重要特点;在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的基础上,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品德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价值做出判断,形成自我评价。
要想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首先自我观察要全面,对所有属于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和社会关系都要进行细致的观察;其次,自我分析要科学,对自己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要总结概括,并作出科学的分析;最后,自我评价要适当、正确,既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看低自己。
21世纪是充满竞争的世纪,敢于冒险,敢于探索,善于竞争,善于合作,富于创造是21世纪对人才规格的基本要求。这些品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密切相关。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们大学生都是从为数众多的中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在心理上有很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与此同时,大学生则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大学生往往自视甚高,很容易受挫折,并随之发生一系列心理卫生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环境等都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学生必须快速适应紧张的社会生活节奏;就业竞争的加剧所带来职业选择的提前以及与之相关的高强度的心智付出等也使大学生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加大。从大学生自身看,大学正是人生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化的协调发展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往往会发生矛盾。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大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解决问题,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障碍甚至精神疾病。
因此,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良好的人格品质首先应该正确认识自我,培养悦纳自我的态度,扬长避短,不断完善自己。其次应该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在挫折面前不惊慌失措,采取理智的应付方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挫折承受能力的高低与个人的思想境界、对挫折的主观判断、挫折体验等有关。提高挫折承受能力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丰富人生经验。
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已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指生活有规律、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坚持体育锻炼、少饮酒、不吸烟、讲究卫生等。大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心理压力较大,为了长期保持学习的效率,必须科学地安排好每天的学习、锻炼、休息,使生活有规律。学会科学用脑就是要勤用脑、合理用脑、适时用脑,避免用脑过度引起神经衰弱,使思维、记亿能力减退。 加强自我心理调节。自我调节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包括调整认识结构、情绪状态,锻炼意志品质,改善适应能力等。大学生处于青年期阶段,青年期的突出特点是人的性生理在经历了从萌发到成熟的过渡之后,逐渐进入活跃状态。从心理发展的意义上说,这个阶段是人生的多事之秋。这是因为,经验的缺乏和知识的幼稚决定了这个时期人的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许多尴尬、困惑、烦恼和苦闷。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正在发生复杂和深刻的变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科学技术急剧发展。这种情况也会在早晚要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中引发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例如父母下岗、家庭生活发生变故、学习成绩不佳、交友失败、失恋等。这些心理问题如果总是挥之不去,日积月累,就有可能成为心理障碍而影响学习和生活。让学生正视现实,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同现实的良好接触。进行自我调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的一个过程。正确地认识自己能够使自己得到提高,能够有方向性的训练自己,完善自己。错误地看待自己则使自己沉溺在幻想的虚拟世界不能自拔,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
正确地认识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
三毛曾经说过:“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是啊,寻求内心真正的安宁,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使自己快乐,才能变得成熟。像三毛一样。假如她没有认识到生活的乐趣,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所需要的,所追求的,怎么会有如今三毛的流浪文学,怎么会有华文世界的传奇女子,又怎么会有我们心中最浪漫、最真性情、最勇敢潇洒的——永远的三毛。
正确的认识自己,使自己更加完美。
如果可以认识自己也不那么完美,就不用忙着去粉饰了;如果可以认识自己不那么伟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了;如果可以去放弃自己的种种成见,就不用吵着去反驳了;如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不用哭着去申诉了;如果可以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了。正确地认识自己,能够将自己的优点发出万丈光芒,将自己的缺点掩盖。正确的认识自己能够使自己更加完美,将不用去模仿他人而遭到别人的嘲笑了。难道东施效颦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春秋时代,西施因生病而蹙紧眉头,却更显得美丽动人、楚楚可怜了。然东施见此,连忙去效仿不想被贻笑大方。西施的美尽显在她的举止投足之间、谈吐之间,天生的美与气质并存,而东施却以丑闻名大江南北。若东施正确地认识自己,不去模仿西施搔首弄姿,而是发扬自己的长处,那也不会落下今日如此耻笑。 正确地认识自己,使自己更加成功。
自然更替:“自然界中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更替。冬天让位于春天,夏天让位于秋天。羊吃草,狮吃羊。与谁强大无关。人心若能理解,那么人的灵魂则可能从肉体中解放找到成功。”正确认识自己,能够抓住机遇,获得成功。正确地认识自己,能够进行替换。论点:认识自己才能赢得机会,取得成功。毛遂是战国时期有远见卓识且口才出众的外交家。他本是平原君家中的食客,当平原君要挑选20名食客去说服楚国出兵解救赵国时,他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抓住机会,大胆,自信的说:“我可以去。”果不其然,毛遂以出色的辞令说服了犹豫的楚王,就这样赵都解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毛遂自荐的故事。毛遂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关键时刻自荐,赢得机会,最终获得成功。因此,正确的认识自己才能赢得机会,使自己成功。 正确的认识自己,能够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安慰,赢得成功。
研究生是我国最高层次教育培养出的高层次人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更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近年来,国家逐年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而且缺乏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控制,导致研究生整体素质下降。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承受多重压力的研究生也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如何改善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国家、社会和高校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各个专家机构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都做了大量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马喜亭、李卫华用SCL-90及《研究生压力问卷》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压力做了调查研究,存在心理问题的研究生占44.16%;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及“精神病”五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1]同年龚惠香以浙江大学为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及需求做了研究,显示男性把“压力问题”排在首位,女性把“职业发展问题”排在首位;未婚的心理健康问题大于已婚的;农村家庭的心理健康问题大于城市家庭的。[2]2015年赵红伟、徐海燕用SCL-90量表对高校研究生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学生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并且与学历呈正相关的关系。心理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问题”、“学业问题”、“自尊问题”上。[3]
二、高校研究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1、追逐功利的心态
现在研究生越来越多抱着功利的心态进行学习和科研活动,这与个人有关,也与学校的教育有关。研究生的教育都强调论文、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而这些又直接影响到奖学金的评定。僧多粥少的局面也必然导致同学之间关系的疏远和相互猜忌。随着论文要求的越来越严格,而且对发表质量和数量都有规定,这也让研究生的心理负担加重。
2、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随着研究生的全面扩招,研究生的文凭价值降低,就业前景也不如以前那么好,有时甚至还比不上本科生的就业率。学历越高,期望值越高,对未来的期待也越大,但在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更愿意用更低的工资去聘用本科生,而一些研究生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去与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研究生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往往都会产生挫败感。
3、网络导致人际关系淡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研究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网络交往淡化了生生与师生之间多方位的人际关系;沉迷于网络容易使研究生漠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降低现实的人际沟通能力;网络“教育”和“监控”功能的弱化,大量的不良信息正在慢慢侵蚀着研究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长期人际关系的淡漠就会引发研究生心理和生理各方面的问题,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易怒、思维缓慢、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丧失学习兴趣等。
三、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家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虽然很重视,发展迅速,力度也大,但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研究生作为国家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人们会认为研究生各方面素质都会高于大学生,但其实不然,要面对比本科生更大压力的研究生在心理素质方面相应会更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的问题也会比大学生的更严重。对比本科生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资源配置方面:服务层次不够深入;硬件设施方面不够完善;专项经费投入较少且来源单一。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培训力度不够;兼职为主且专业不对口,专职教师较少;男女教师比例不协调,女教师居多。教育体系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四、加强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
导师的治学态度、个人作风、道德修养对研究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业科研方面,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做到关心每一个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受到亲人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减压策略,共同应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2、强化辅导员的陪伴作用
辅导员作为研究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与学生成为朋友,帮助研究生应对心理压力和问题,促进研究生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做好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辅导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应提高自身能力素质,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以体验式教育为模式,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向上的态度、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理论知识投入到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3、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建立针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资料数据库,及时更新,全面动态地掌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督导制度,依靠专兼职心理咨询师,为学生提供工作日全天候个体咨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及时的干预、有效的防范。因为心理咨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时候还可能出现反复,所以需要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4、积极开展体育锻炼等文体活动
体育锻炼不仅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而且对心理健康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学生通过参与集体的体育活动,锻炼了身体,超越了自我,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增进了同学间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使生理和心理各方面都得到积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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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全文如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某些科学的预测,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两段话体现出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即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部社会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从以上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他们更多的是用生产关系的特征去区别于旧有的社会形态,导致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根据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述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等同起来。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思想作出了新概括。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说,这个概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要点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这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途径,这个要点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社会区别开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根本目的、最终目标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过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个重要论断。而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科学社会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提了出来。邓小平在1985年接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后来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进一步全面的理解,突破了我们最开始只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局面,对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预测了未来社会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未再划分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
而且,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级发展的过程,将经历“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这表明列宁已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分成若干阶段,但由于缺少经验,他并没有准确判断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上。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要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也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于要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理论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划分阶段的,并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是我国制定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因此,根据这个实际,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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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理论是对某种经验现象或客观事实的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也是对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它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原理(命题)以及对这些概念、原理(命题)的严密论证组成的知识体系,它是客观论证,而非主观验证,可证伪性是判断科学与否的重要依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论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全文如下:
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从实在论中挣脱出来获得其独立发展的,它在本质上是反实在论的。然而随着人类的视野向着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的不断拓宽,现代科学日益远离人的感性经验而不得不极其明显地依赖于人的理性建构。这种状况不仅使传统的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具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而且由此引发了古老的理性主义的再度复兴。为了重振唯物主义雄风,形形色色的科学实在论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所谓科学实在论从其诞生以来,虽然前赴后继、声势浩大,却总是抵挡不住反实在论的进攻。
其中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然而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则是在这些科学实在论中普遍存在的:其一是不了解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超越本性,没有从终极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观念从而难免流于肤浅;其二是囿于具体的殊相层面,没有能够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理论,结果是发现科学理论的多少构成要素就创造多少实在论。本文针对这两个问题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阐述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科学观。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分析,还是从其社会历史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自然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_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_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科学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理论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方法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现代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自然规律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理学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哲学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历史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发展、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目前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影响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内容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_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科学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发展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现代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研究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内容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中国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科技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计算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
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哲学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代理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实际上,无论是科学主义所感知到的现象,还是人文主义把握到的所谓自在之物,都决不是可以相互分离的两种不同实在。它们是一体圆融、内在统一的整体。如果说科学主义专注于物质世界,人文主义则钟情于精神世界,然而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实在世界本身。因为这两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以人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倘若一定要真实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实在,则它既不是传统实在论所痴迷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也不是古今唯名论所执着的现象、质料或殊相,而只能是参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且处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本身。正是人的出现使现象与自在之物呈现分离,也只有人才能够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科学理论作为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产物,不同于形形色色人文主义说教的地方,正在于它经受住了现象世界的严峻考验,它是理念知识与现象知识相融合的产物,其中的魅力显然是那些生活在文明的边缘为原始思维笼罩着的土著居民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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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全文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指导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1.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维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8.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9.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上述九条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要掌握其完整体系和内在逻辑。胡锦涛同志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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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观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某一事物所具有的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观就是用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某一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所谓科学价值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应该说,这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全文如下:
自牛顿力学问世以来,科学对于促进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把科学当成破除迷信、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学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利大还是弊大,从来就有不同看法。著名法国思想家卢梭曾对科学的影响发出强烈质疑,到了20世纪,更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学的负面价值,流风所及,对科学持怀疑与批判态度不但在发达的现代、后现代社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成了风尚。
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哲学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分析梳理自上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学习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①
梁启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脍炙人口的“欧游心影录”中写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观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②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狭隘的、于国无益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中国人抱持着前世老冬烘的态度,把科学理解为只具有工具性、物质性、机械性,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精神性、伦理性的。对照近一个世纪前国门初开时国人幼稚而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真应该尽快用开放的心态取代那种狭隘的心态。
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2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著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论战。这场争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当时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水平,以及面对科技文明和科技思潮时产生的分化与对立。
论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他的论点分两个方面,第一,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判然有别,科学并非万能,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第二,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依靠科学,导致人生观的机械与简单,中国人应该放弃科学的价值取向,回归传统,回归宋学。
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人生观派(又被轻蔑地称为“玄学派”,甚至“玄学鬼”)完全失败告终。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是相当值得玩味的。
从学理上讲,张君劢等人将人生观与科学完全对立,否认二者之间有任何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狭隘、因循守旧的见解。胡适辩驳说,人生观随经验和知识而与时俱进,比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之残酷。确实,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引起人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深刻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玄学派”的失败明显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大趋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开放、革新的思潮锐不可挡,使保守立场声名扫地,张君劢提倡回归宋学,显然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之路。这时贬斥科技物质文明,倡言东方精神文明,不仅是徒托空言,简直是腐儒误国之论。
但是我认为,现在冷静地看,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决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却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科学派固然可以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有关系,但进一步认为人生观问题可以化约为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科学问题,却是简单的、不正确的。诚然,人生观与经验、事实、知识有关,但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价值观、意义观,它谈的是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世界或事情是怎么样。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应然”与“实然”的分别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休谟和康德对此早有明确论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它们是天然相通的。当时的科学派大多是西化派,但在这种复杂微妙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简单了一些,未脱传统思想窠臼。当然,论战的中间派有较为全面合理的主张,比如范寿康认为应该区分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明“应该怎样”的问题。
“科玄”之争对我们今天的思考很有启发。它既彰明了科学的价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围。我们今天特别应当注意,掌握科学知识决不能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决不能代替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向善情操的熏陶。
自从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质疑和否定科学价值的倾向又多了一样思想武器。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和德里达全力消解科学的价值,动摇、瓦解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代表的地位。他们力图证明,认为科学知识反映了客观世界,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神话,科学不过是一种话语权力,它并不比其他形式的话语特殊和优越。
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中国知识界有较大影响,此书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成元话语,是衡量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科学和其他叙事方式,如神话、寓言、民间传说等等处于同样地位。他说,以前科学家一直看不起其他叙事,因为它们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而在今天,科学知识在证明自身时,却不得不依靠其他叙事性知识:“当科学家有所‘发现’之后,在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会重复一套叙事诗的知识探索”,“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③
利奥塔把什么都当成话语,这就抹杀了科学和迷信、巫术的区别,这不能解释人类文明史中科学战胜愚昧的事实。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科学与神话、巫术没有区别,但当他们生病时是去医院,还是去找巫婆呢?科学家为了让社会和公众了解科学发现的成果和价值,会使用宣传和其他介绍手段,但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本身能否成立,却有自身的评判标准。这相当于医药的推销要靠广告,但它们能否治病,却不是广告吹出来的。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科学落后、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深远的民族有相当的危害。中国科学和文化落后,人民大众要摆脱愚昧和陋习,尚须作出巨大而长久的努力,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巫术的界限,只会延滞中华民族摆脱愚昧落后。
中国有些所谓文化人缺乏基本科学知识,对科学的历程和精神并不了解,却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否定科学技术,诅咒科学文明。他们提倡返朴归真,脱离现代文明生活,其实不过是对海德格尔的学舌。请看以下言论:④
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状态已经成了一种世界命运。是的,人类愈来愈想家了,回到那个自然、和谐、自由的家园……是科学首先分割了自然、分割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统一性,是科学首先以一种合理的片面性和整体的孤立性切开了人类眼中浑然一体的自然世界,它解剖了人体、解剖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它将人的体力和功能延伸到人的异己的部位,并进一步让异己的器械取代了人的体力和功能,从而中断了人的体能的进化,使人的精神出现出分支状态,甚至发展到一种破碎状态……人文主义在维护和捍卫着世界和生命的整体性;科学主义在切割、分解着这个整体……人文主义在尊重并返归自然,科学主义在解剖、毁坏自然……科学主义在客观上促成了商业和战争;人文主义在主观上抵制着商业和战争……
我认为,承认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一回事,无限美化原始生活,用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原始乌托邦批判现代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人们都知道,原始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人类诗意地栖居之地,地震、火山爆发、雷电、洪水等等轻而易举就使人丧生。而科学不但不降低生命的质量,反而是生命的守护神。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鼠疫、黑死病、产褥热等疾病不知道会有多猖狂。至于说到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可以比较唐僧取经、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艰辛和现代交通、通讯带给人们在旅行、交流方面的极大方便。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接近“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古往今来的人文主义理想。
科学给人理性和力量,使人自尊和自信,科学是人文的后盾,不是人文的敌人。
西方思想家中不断有人反思科学的后果,批评科学的方法,置疑科学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其必要,但鼓吹他们的思想则必须三思而后行。这里没有篇幅讨论他们的合理与偏颇之处,只是有必要指出,就算他们说的有道理,西方科技过分发达西方人对科技太偏颇、太迷信,因此有各种副作用,但在中国情况又怎样呢?我们是科学太多太成熟了,还是太少太落后了?在中国,什么时候科学被滥用了,成了霸权,还是情况刚好相反,人们往往缺少最起码的科学态度,甚至反科学、伪科学大行其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现实,努力使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道安家落实,发扬光大。科学的价值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和肯定。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于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5—366页。
③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中译本,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94、98、99页。
④李震:“科学文明的沉思”,载于《科技与国力》,1995年5月,创刊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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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外交思想、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等的研究相比,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本书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监狱学基础理论、监狱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及研究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及研究价值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包括“关于战犯改造”、“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人是可以改造的”等九部分。这九个部分可以概括为“三观”即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三论”即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三观”为基础理论,“三论”为应用理论。这一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监狱刑罚执行与罪犯改造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本质和内涵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我国的监狱哲学、监狱基础理论,掌握和深刻领会了这一理论也就等于深刻理解了我国监狱法规制度的立法精神、惩罚与改造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既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面对未来;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为监狱工作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而进行的应用研究。
【摘 要 题】刑事执行法学研究
【关 键 词】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基本框架/内在联系/人文关怀/创新精神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创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进程中,革故鼎新,白手起家,逐步创建起了一整套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及运作体系。在短时间内,使旧中国黑暗落后、野蛮残酷的监狱制度一下子飞跃到世界领先、文明进步、科学有效、独具特色的监狱制度行列,创造了为世人瞩目的多项人间奇迹。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新中国的监狱制度不仅有效地完成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基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且,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体系的实践为人类社会刑罚执行制度的文明进步和教育矫正罪犯的科学化进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特色鲜明、科学有效、文明进步的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成并不断完善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追本溯源,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迅速建立并不断取得成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缔造和奠基人民共和国政权基础的建国初期,我们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做依据,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依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出各种指示、批示、谈话、讲话等,及时拨正航向,指导监狱制度与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建设发展,领导和推动了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实践的不断完善。虽然,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监狱制度及运行机制得以奠基并不断发展,法规制度逐步建立,且在实践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尚未得到法学专家和监狱学理论工作者深入系统的整理开发与研究。
进入21世纪,我国监狱工作既具备了更优越的社会环境、得到了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为了迎接挑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地完成新世纪社会发展赋予监狱的历史使命,监狱系统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与制度创新,而改革创新应当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已有优势、保持并发扬监狱制度的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进行。
综上所述,无论是理性地总结新中国监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还是规划监狱制度在新世纪的改革创新,都离不开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开发。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监狱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进行深入的、系统化的梳理总结、研究开发,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整理挖掘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做一些“后原创”工作,将这一理论中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思想融会贯通于监狱系统的有关法律制度及运行机制,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要求,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与结合性研究,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监狱制度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从整体看,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萌芽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土地革命前,发展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到抗日战争,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后到三大改革完成时期成熟,1956年以后继续发展。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新政权建立之初,创建新型的国家机器,巩固政权基础,恢复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共和国缔造者们面临的首要任务。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自然受到领导者的重视与关注,大批的俘虏、战犯、旧政权留下的反革命分子及各种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需要迅速处理,这更增加了解决监狱问题的迫切性。因此,监狱建制、罪犯改造问题受到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这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他们重要的理论著作上、各种会议讲话上、各种场合的谈话上、各种文件汇报的批示批语上,亲自过问并组织领导监狱建设工作。新生的人民政权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监狱?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职能怎样规定?新中国监狱如何对待各类罪犯?采取什么样的改造模式与手段?这是历史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提出的课题。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以睿智的政治家的理性思维、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新世界的胆略和胸怀,根据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观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监狱制度逐步建立,科学地回答了这一历史性课题,同时形成了一整套改造罪犯的新理论。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监狱制度、罪犯改造理论是与国家机器和政权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就提出了罪犯改造方法、原则问题,这是在毛泽东同志著述中最早谈到改造罪犯问题,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萌芽。
到了1948年以后,全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筹划新生国家的政权建设问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提出了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基本方针。建国初期,监狱建设、罪犯改造提到了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因而,关于监狱的组建、改造方针、监狱性质等,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在各种会议、讲话、谈话、文件批示上多次就监狱建设和罪犯改造问题发表观点,提出思想。这一时期十分丰富的改造罪犯理论观点使新中国监狱制度、改造罪犯理论的框架轮廓基本确定。
随着监狱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又及时做出指示,指导监狱工作管理体制、教育改造、劳动生产、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不断的调整、改革与完善,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时期。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当时,我国监狱学作为刑事法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已经兴起并获得初步繁荣,因此1993年广大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总结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此次研究热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综上所述,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但在解放战争以前,只是零散的一些观点和论述。从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伴随全国革命胜利的临近及新中国监狱制度及运行体系的建设发展,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系统地就监狱工作的有关方面发表了丰富的论述和观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与完善。从1954年《劳改条例》颁布到“”期间,则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成熟时期。1993年前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期间,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及理论研究总结形成热潮,这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初步总结研究,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科学体系的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针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不是现成的理论专著,而是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设的进程中,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以著作、报告、讲话、批示、指示、谈话等多种形式阐述的观点论断的汇集的特点,认真地梳理和研究这些散见的观点论述,笔者认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这九个方面分别是:一、关于战犯改造;二、改造罪犯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三、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四、人是可以改造的;五、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六、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七、对罪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八、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九、劳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集中。
战犯改造是新中国监狱史上辉煌的一章,它的辉煌不仅在于胜利者对失败者博大的胸怀与人道,而且在于它对战犯改造的极大成功,战犯改造的成功使一大批侵略者变成了和平友好使者的中坚力量,使新政权的死敌变成了拥护者和建设者。以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体系而言,关于战犯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战犯改造的成功使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得到肯定证明,其思想便自然融入到或固化到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之中。所以,战犯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及新中国监狱制度承上启下、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状态和中介阶段。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这九个方面可以简单概括为“三观”、“三论”,“三观”为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三论”为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第一部分“改造罪犯是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是刑罚观,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和阐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刑罚思想。无产阶级奋斗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犯罪、消灭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犯罪分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破坏因素和消极力量,是首当其冲应当改造的对象,因此,改造罪犯,预防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犯罪是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实现理想目标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刑罚思想超越一般刑罚思想与理论的特点在于,它把刑罚任务与社会理想社会发展的伟大前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给国家的刑罚制度以极高的立意、极高的定位,增加了国家刑罚事业的神圣感,从而使刑罚制度及其运行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乃至最高层的重视和关注,这也是新中国监狱制度从一开始创设就是高起点,就站在了当时世界刑罚制度的前列的根本原因。这与旧中国长期封建制度下对刑罚工作重判轻管无视改造,重官轻吏放任自流的落后野蛮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刑罚观念拘于现实、细务而缺乏宏观视野有着显著的区别。
“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代表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新颖的监狱观。监狱伴随国家产生以来,在隔离罪犯于正常社会之外、震慑不法分子、伸张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历史上的监狱也成为社会最黑暗最异化的角落,甚至成为新的更危险犯罪的传习所。这说明,作为监狱仅能起到隔离和震慑作用是不够的,甚至它还可能与设立它的初衷形成悖论。因此,伴随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监狱的教育矫正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青睐。监狱的功能和潜力得到拓展。
关进监狱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到社会,为了犯罪者本人和全社会的利益,人们开始尝试把服刑过程同时作为犯人重新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人的再生重塑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减少犯罪人口,净化社会。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教育改造,新中国监狱从创立之始就将改造罪犯成新人作为监狱的最高价值追求,新中国监狱的全部工作也以改造人为核心而设置、而展开。正是在这样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的背景下,毛泽东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的论断。监狱其实是学校的论点代表了人类监狱观的进步与飞跃,符合人类刑罚制度文明进步的根本趋势。
当然,监狱是学校并不是否认监狱作为刑罚惩罚机关的性质,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监狱的“共性”,是监狱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对此亦多有论述。强调监狱是学校或监狱的根本性质应当是学校有助于人们深化对监狱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监狱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强化监狱的教育矫正功能与作用,有利于拓展与扩大监狱为社会存在和发展服务的领域,有利于推动刑罚制度不断走向更加进步与文明的未来。
“人是可以改造的”则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改造观”或“矫正观”。虽然现代监狱都在强调教育矫正,但从理论上讲,罪犯到底能否改造,监狱是否有效地改造了罪犯,西方理论家却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出现了不少消极的结论。人能否改造?罪犯能否改造?监狱能否有效地改造罪犯?这是监狱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它关系到监狱的存在价值。
对此,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做出了毫无疑义充满信心的结论,人是可以改造的,在一定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旗帜鲜明的“改造观”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为监狱有效改造罪犯、保卫社会、实现犯罪分子的转化和再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高了监狱的存在价值,引导监狱在改造罪犯的科学途径和方法上去努力创造、不断追求。如果在理论观念上不敢承认人是可以改造的,则监狱的存在价值便只能局限于隔离和惩罚罪犯的狭小天地,所谓罪犯矫正与重新社会化也只是无可奈何的知天命尽人事的消极状态。
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体系中,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罪犯改造观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论述和观点。这些论述和观点从哲学、社会学及社会实践等方面科学地阐明了人为什么可以改造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闪烁着耀眼的理论光辉,而且是寻求探索科学有效的罪犯改造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以改造人为中心的监狱制度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源泉。它的研究和发展将有力地证明监狱改造罪犯是一门科学,也将有力地推动监狱改造工作的科学化和法制化发展。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关于以思想改造为核心的教育改造理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关于劳动改造罪犯成新人的劳动改造理论。这两方面的理论共同构成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改造罪犯的“方法论”。
人是可以改造的,但必须政策和方法正确才行。改造方法有千万种,但最重要的,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以思想改造为中心的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一个人在社会中怎样定位自己,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实施什么行为,归根到底是他的思想支配的,是由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所以,改造罪犯不触及思想,不转变人生观价值观就抓不住要害,而将改造的主攻方向指向犯罪思想与恶习,指向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则是治本之举。
劳动改造则是另一个基本改造手段。以劳动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其他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劳动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是知行统一的活动。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和习惯是人自立于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能力。因此,通过劳动改造罪犯是最有效率与效益的改造方法。通过劳动(当然必须配合劳动教育),可以让人简单明了地认识个人与社会的正常关系,个人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的正常关系,明确劳动对人被社会接受,融入社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对应关系,从而澄清模糊认识,转变错误观念。树立科学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个人自我实现的正确方向和路标。通过劳动习得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合作精神,也是罪犯刑释后谋生就业,做一名守法公民的基本保证和前提条件。
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特色和精华所在,新中国几十年罪犯改造成绩斐然,保持了世界上最低的重新犯罪率,与监狱始终坚持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的治本措施是分不开的。
“对罪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和“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改造罪犯的“策略论”内容。所谓“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主要包括“罪犯也是人”的观念,在罪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物质生活方面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在精神方面尊重罪犯人格,不得侮辱体罚虐待罪犯,在改造上强调教育感化挽救方式,而不是压制和酷刑。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罪犯人权保护”在根本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只不过显得更具有政治性和政策性味道。
所谓“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主要体现为一种“给出路”政策,关心罪犯的前途和新生,对认罪悔罪、改善向善的给予鼓励,包括减刑假释。让罪犯抱有希望,在希望中改造,而不是消极混刑、自暴自弃。充分调动罪犯的改造热情,让罪犯看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有用性,从而激发新生欲望,形成内在的、自觉的改造动力,实现改造效益的最大化。
“劳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集中”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管理论”部分。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是否科学有效,管理体制极为重要,因为,罪犯的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刑事司法制度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实现,而且法制工作特别强调统一、规范,不能各行其是、自由随意。监狱的执法管理、教育改造是由监狱人民警察掌握和主导的,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管理能力、教育能力的高低决定监狱工作的整体质量。
因此,监狱工作的管理体制和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受到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监狱管理理论也成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监狱工作时多次强调,“劳改工作的领导与管理要集中”,“必须认真加强党对劳改工作的领导”,“劳改工作干部不能太弱”,对监狱人民警察“要训练、要教育”。实践证明,我国监狱多年来形成的国家和省两级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监狱模仿军队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监狱长政委分工负责制,强化对监狱警察的教育培训,实行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的政策,有力地保证了监狱工作规范运行和整体质量的不断提高。
上述九个方面的理论前三部分“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构成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基础理论部分。后三部分(五章)“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构成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部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内容虽然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有漫长的时间跨度,出现于各种背景场合,有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散见于各种文献、著作之中,但整体观之,它却系统地回答了监狱刑罚执行与罪犯改造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综观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全部内容、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它有两个支撑点,统一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社会理想,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它的两个支撑点或立脚点是:
第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认识和对待监狱工作,把监狱工作作为创新国家制度、巩固政权基础、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工作来抓。
第二,以高度的人文关怀对待罪犯,关注犯罪人的人生前途命运,关注罪犯的新生与发展。深入研究考察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各个方面内容,其深刻内涵和理念指向无不体现和贯穿着上述两个方面的意蕴和光辉。
两个贯彻整个理论的内涵又统一于或来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政治胸怀和社会理想,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消灭犯罪、阶级、国家,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奋斗理想,改造旧社会、旧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改造罪犯正是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既考虑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又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国的监狱制度也必然要求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一系列创新观念和思想有力地促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监狱制度在新时期的法制化科学化发展首先要继承这种创新精神。
作为新中国五十多年监狱制度及监狱工作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研究虽然已开展多年,但理性地看,这些研究还是表面的、初步的。充分地占有各种材料、深入地发掘其丰富内涵、研究分析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此基础上整理出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不仅是系统总结新中国监狱工作成功经验、为监狱事业积蓄“理论家底”的需要,而且也是丰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监狱制度理论基础、科学指导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新世纪的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完成这些任务是监狱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监狱工作既得到了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今天,不适应、不科学的弊端日益显露,改革和制度创新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任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不可能直接援引和照搬西方的东西,我们必须自己有所本,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论,仅从实际上看,中西社会基础、国情差异巨大,西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研究整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并以它作为监狱制度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在改革建设中保持并不断发展监狱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必不可少的。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需要,我国监狱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主要应体现在法治化和科学化建设上。而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法治化科学化建设与改革离不开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深入研究,这里的所谓“离不开”除了指导思想的含义以外,主要是说,法治化和科学化的核心任务正是要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以及监狱系统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造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具体化、固定化到监狱法规制度之中,使政治理念变成法律规定,科学思想变成法律条款,以使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与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融会贯通、密切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律制度的基础,促进监狱法律制度的创新发展与传统制度优势的有效发挥。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质和内涵的高度概括抽象,是我国的监狱哲学、监狱基础理论,掌握和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等于深刻理解了我国监狱法规制度的立法精神以及执法改造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因此,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深入研究及其在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中的教育普及,可以极大地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可以使监狱人民警察具备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培养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理性和职业道德,从而有力地推动监狱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者集体创造的。同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并不是现成的系统的论著,它们散见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讲话、谈话、批示之中,也蕴含于建国以后一个时期内历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和决议、蕴含于历次劳改工作会议文件及最初的法规制度之中。
另一方面,领导人每一次批示谈话都有其针对性,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都有当时的语境、当时的特殊背景,其中许多论述表达也并非是完全符合论证逻辑的规范话语,而往往是一些形象性、哲理性、论断式的语言。因此,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我们的任务是,从零散中找出系统,从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找出一贯,从不同具体论述中找出内在联系,从简单的论断中挖掘其深刻内涵和深层思想,在此基础上理出脉络,勾勒梳理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
如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实际上得益于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优待俘虏、分化感化俘虏、改造旧军队的思想、经验和做法。战争年代优待俘虏改造旧军队,解放初优待战犯,感化转化教育战犯,对普通罪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这三者实际上有着内在的承接和演进发展关系。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诸多观点中有许多是针对当时的具体困难、具体问题,或为纠正某些偏差而提出的,而非是对监狱工作的全面考虑论述,我们不能机械地把这些观点当成语录“经”而到处套用。将若干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观点放在一起综合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系统性和一贯性,找到其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创新精神。因此,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研究既要将其理论观点放在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去正确理解和体会,根据这些批示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来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又要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体系去研究其系统一贯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创造精神,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既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面对未来,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为监狱工作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而进行的应用研究。所以,我们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不是表面化地重念“语录经”,也不是对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者的观点进行一般性的阐释分析,歌功颂德,更不是刻板地讲“凡是”,而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进行深入的、系统化的研究总结,梳理出其科学体系,全面挖掘其立场、观点、方法和创新精神。
同时,联系现实的需要尝试做一些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后原创”工作,将这一理论中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思想融会贯通于监狱系统的改革和法规制度、运行机制的创新之中。根据现实改革发展的需要,将这一理论的科学观念进行与时俱进的拓展与开发,将观念性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措施上,将其薄弱不足的方面充实完善起来。总之,我们的根本宗旨是,通过梳理总结和研究,让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活的灵魂在指导新世纪监狱工作的改革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更灿烂的光彩与活力,成为推动监狱事业发展的强大理论和思想武器,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监狱制度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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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从字意上很好理解。“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所以,旅行偏重于行,旅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含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管理论文范文:探科学旅游观内涵。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科学旅游观的内涵,就是包括科学发展观、科学治理观、科学旅游治理观、科学的旅游经营观、科学的旅游服务观、科学的旅游消费观等,明确以科学旅游观统领旅游健康发展的新思维。
关键词:科学;旅游观;内涵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从占国民经济的微小比例发展发展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旅游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产业体系、行业形态、企业主体、消费群体、国际地位、全球影响发展了深刻的变革。中国的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角色。它的实力体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有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群体,已为第四大入境的接待规模,中国,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发展道路。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号文件)提出的“旅游发展观”,不仅在我国旅游发展史上,即使在全球旅游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标志。树立科学旅游观,是搞好旅游发展的关键。为此,深刻领会旅游观内涵,是我们发展旅游产业的第一步。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理论。
科学的旅游发展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首要前提,其决策主体是国家。研讨旅游发展观就是要依据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可持续发展观内容,遵循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基础薄弱的国情下,选择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创建高度文明的明智选择。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概括,综合考虑自然层面及人文层面的问题。在当前多元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发展旅游业,就是要把视野拓展到自然和人文两个领域,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问题,及人文资源、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态问题。从单纯地关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局部的自然属性,到同时或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属性,把握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寻找全球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环境社会学与社会生态学兴起的根源,更是我们发展旅游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科学发展定位。
制定科学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及发展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成为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对纷繁多变社会环境、经济结构、城乡关系、生态条件、及全新国际影响的中国。我们要确定,国家发展旅游的目的超越了创造外汇收入、刺激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而更加强调其实现社会和谐、平衡区域发展、满足民生需求、促进文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乃至提升国家形象的非经济功能。在此背景下,因此,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绩效评估等方面,要摒弃过去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的做法,高度重视旅游在民生、环保以及国家战略等层面的作用;要摒弃过去只看到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的做法,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最优来衡量发展结果。
通过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不同途径,建立“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低成本使用的方式”的发展方式。保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利用,保证人类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既要尽量满足人类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既要尽量考虑人类的利益,也要注意人类未来的利益。因而,我们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兼顾,科学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处理好人文与自然、旅游产业与资源的关系,实现旅游开发适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品打造与文化发掘相协调,加快产品体系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
旅游产业是国家经济的关键领域,其发展方式是决定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方式。过去30多年,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以资源、土地、人力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低成本使用为前提,以规模扩张、数量剧增为内容。当前,“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政策引导、激励机制、配套措施等方面,要通过鼓励开发方式、业态类型、商业模式、服务方式等的创新,降低旅游发展对要素投入的依赖和消耗。总之,推动旅游业发展要与新型四化建设相结合,突出旅游业产业链长、融合度高、综合带动作用大的特点,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是参与治理的主体,科学的旅游治理观的推动者,也是旅游治理观的实现主体。首先,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包含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各类社会组织。不同类型企业、当地社区、游客等各个主体,实现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构。推动政府依法监管,行政手段越来越让位于法律手段、市场手段和社会手段,避免过度参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调互动,共同发力;但要清楚,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的作为空间并没有变小。相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的责任更大,需要其具备更大的勇气、更宽的胸怀和更高的智慧来调动、协调所有治理主体,建立更加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实现对旅游事务的协调。
科学的旅游经营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要体现,其执行主体是旅游企业和接待主体。
(一)遵循市场规律,开发旅游产品。
旅游经营中,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以用户需求、商业逻辑 ,资本理性为指引,紧紧抓住游客尤其是主流群体的消费心理,通过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的系统努力,超越对手,超越自己,赢得市场的认可。因此,经营者的产品开发、服务供给、项目设置、设施建设都应围绕游客的需求而展开,应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发展。
(二)推动旅游开发与本土资源有机结合。
旅游经营往往与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依赖于风景优美的自然生态,有的根植于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有的处于当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之中。因此,旅游经营者在满足顾客需求、 实现自身盈利的同时, 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都毋庸置疑地负有责任。 经营者的产品开发、 服务供给、 项目设置、 设施建设应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影响,设法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受益,这是旅游经营与其他一般经营者的重要区别。忽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当地居民排除在外的旅游发展、既不符合全球旅游发展的普遍伦理,也难以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更加注重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学的旅游服务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体现,其执行主体是所有和旅游活动有关的服务主体。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旅游业的核心是服务。推动旅游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在旅游服务体系中,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而应获得更多的重视。旅游商业服务的成熟在于从福特主义的标准化、生产线式供给转向后福特主义的消费者导向、差异化经营和大规模定制。旅游公共服务的健全在于政府从“管治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各领域的协调配合、无缝衔接。不管是商业服务还是公共服务,均应从游客角度出发,重视对其旅游活动各阶段、各环节、各层次需求的满足。
科学消费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体现,其实践主体是所有旅游者。旅游,是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出现的必然需求,是依赖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消费行为, 是体现精神品位和个人素养的社会行为。 旅游消费的成熟、 理智、 科学, 体现在既不过分追求奢华炫耀,也不一味贪图便宜;体现在掌握价格规律,面对各种产品服务,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和理性选择;体现在了解自身内在需求而不盲目跟风;体现在知晓自身权益,并有愿望和能力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维护;体现在明白旅游活动可能会给生态环境、 当地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并尽力通过自身努力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体现在知道旅游消费往往是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的,应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科学的旅游消费观是成熟游客的重要表现, 而拥有大批成熟游客又是一个国家旅游发展成熟的重要表现。培育成熟说的游客是我们要不断努力的工作。
要用科学旅游观统领旅游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在当前,以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
(一)、深化改革,建立科学的旅游管理体系。
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体系不科学、不顺畅造成的。因此,树立科学旅游观,应从建立科学的旅游管理体系抓起。首先是要建立科学的旅游行政管理体系。现有的旅游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在当初小旅游、小行业的基础之上,主要职能是行业管理。现在旅游已发展成为跨产业、跨领域、跨国界的大产业,而且发展势头正猛。各级政府要从产业管理的角度,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高度,科学、合理地设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职能、编制,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有职、有人、有能力管理旅游这个大产业。其次是要建立科学的资源管理体系。改变现在资源多头管理,开发各行其是,标准政出多门的现象。应该设立一个总口子,凡是列入了旅游资源的开发,都要通过这个总口子把关。最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各种旅游行业协会,把一些应该由市场管理、市场调节的职能从政府剥离出去,交给社会和市场,强化社会管理,行业自律,市场调节。
(二)、循规而行,合理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要遵循发展规律,根据当地的资源情况、综合条件,确定旅游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各项指标,切忌不合实际的高定位、高指标。要遵循自然规律,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要有“留有三分地,留给子孙耕”的理念,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遵循工作规律,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项工作的位置,不搞一头独大。既要搞旅游的宣传营销,提高知名度,更要重视产品建设,旅游环境建设,做到名符其实,甚至实超其名。让游客喜出望外,不让游客失其所望。要坚持依法兴旅,用法律保障和促进旅游发展。
(三)、融合发展,拓宽旅游发展空间。
探索产业融合。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产业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旅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产业也越来越向旅游靠拢。一产围绕旅游转型,二产围绕旅游升级,三产围绕旅游拓展已成为趋势。作为旅游行业本身,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快产品融合。人民群众对旅游产品个性化的要求日益明显,单一的产品只能满足部分游客的需要。要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必须多产品融合发展,可以一种产品为主,其它产品配套,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发展新的业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医疗康体旅游、文化研学旅游、老年关怀旅游,不断催生新的旅游业态。
(四)、强化引导,形成科学的旅游行为。
大旅游、全旅游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旅游的管理者、旅游的建设经营者、旅游的消费者或叫享受者也就是游客。前面两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游客的行为,游客的要求往往影响管理者和建设经营者,影响着旅游的发展。由此而知,游客的科学旅游行为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游客的科学旅游行为观,真正的、全面的科学旅游观就无法树立。因此,要高度重视对游客的引导工作,做到政府、社会、企业一起努力。政府要制订游客行为守则,并对违规违法行为有强制性措施。社会要形成共识,对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对破坏公共设施、破坏旅游设施的行为群起而讨之。企业要加强宣传,做好沟通,引导好游客行为。游客要加强自律,理性消费,文明旅游,和旅游管理者、经营者形成良好关系,共促旅游发展,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总之, 科学旅游观是我国未来旅游发展的重要指引, 而科学旅游观的形成与践行则需要国家、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相关部门、 旅游经营和服务主体以及所有旅游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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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判断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新时期的年轻学子,正处于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期,高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意义重大。
高校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全方位人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全方位人才的重要措施。因高校的政治思想理论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进行深入理解和接受方面比较困难。实际教学时,学生常常会如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作用是什么”,基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大多从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进行回答,这种回答也非常准确,但却并未真实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学习动机,应该深入展开分析。从学生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开展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是必修课之一,学生需要认真的学习并考到合格证书方可得到学分。对这个方面,不管是教材上还是老师都未过多的提及,但这却是多数学生关注的要求,若说学习上述课程可以达到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需求则是最真实最基础的,也是所有教学老师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说,即使学习这些了理论知识无法与其他专业知识一样获取可操作性的技能,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可以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日积月累有助于提升学生日后的研究能力。同时,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开展政治思想教学的价值体现。
所有真正的理论知识,都不应该是乏味枯燥的理论,应该包含兼容性、涵容性为一体。本质上来说,进行理论教学应该讲出理论的历史感和逻辑力量。如果老师都把理论当作是枯燥的内容,并以此开展空洞的教学,学生必然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教学的吸引力,是当今高校政治思想教学老师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拥有坚实的理论知识吸引学生。老师是否可以使用理论说服学生,首先老师自身必须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老师要克服教学中把理论当作现成理论,从而更好地展现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对理论的学习不能单单一开填鸭式的灌输,学习理论的过程应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思想教育老师应该研究马列理论,对其中的问题、观念、逻辑关系等展开深入分析和把握。同时,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从不同方面传授给学生。可以从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热门问题入手,广泛涉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发展情况,逐步更新并填充教学内容。
(二)拥有广博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兴趣与自身的理论视野有着很大联系。学生的理论视野越宽广,就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问题。这就要求老师拥有深厚的知识为基础,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老师应跟随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强化理论知识的创新。每一种理论知识对于其所处的时代都有相应的滞后性,所以导致编制的教材内容和任课老师的备课内容在某一程度上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有所遗漏,进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老师要在实际教学中增设新的内容,去除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旧内容,把最新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政治思想理论并非空中楼阁,任何时候的理论教学应以科学为基础,单一向学生阐述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感到无法理解、知识过于空洞,授课老师应该合理引用相应的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达到有理有据让学生心悦诚服。老师应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文帝,更好的引导学生。重视使用马克思观点、方法对问题展开分析,合理引导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化学生对政治的敏感性和洞察能力。
(三)合理运用教学艺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讲理,上文讲到的理论知识就是有理,只有理还无法形成巨大的教学魅力。老师只有在实际教学中激活理论知识和成果,把理论知识深入讲解,从而获取更好地教学效果。老师要具有一定的教学技巧,拥有组织学生、课堂讲授等技巧。在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学中,必须根据教学的实际需求入手,重视收集学生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实际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老师可以运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经典的历史故事展开政治思想理论教学,把枯燥无味的教学氛围转变为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政治思想理论考试实际教学时要倾注最大的教学热情,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配备精湛的教学办法,从而消除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障碍,强化政治思想理论的感染力,为促进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高校开展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其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老师应合理运用教学方法,让学生对该课程充满兴趣,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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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外语翻译论文: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对奈达翻译思想转变的反思
摘要: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他本人最近宣布“我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奈达学术观点的这一变化无疑会给我们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研究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descriptive study
论文正文: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
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
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
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
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1. 对翻译理论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分析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 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方法”(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教育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科技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 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
“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社会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科学、客观地分析。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1. 正确认识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及翻译理论在其中的位置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
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当前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2.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形象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先画一个简图:
翻译实践部分
应用翻
译理论
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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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同人类的一切知识一样,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就是与生产形成一体化,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不断应用于生产活动与管理实践之中。
20世纪前对管理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动力代替部分人力——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普遍出现。随着产业革命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厂和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这些工厂需要预测需求,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向工人分派任务,指挥每天的生产活动;协调各种活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和保证产品质量以及为产品寻找市场等。特别是,在家庭手工业中人们很少关心效率,而在大生产条件下,面临按期支付工人工资的压力,如何使工人满负荷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出现像泰勒和法约尔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古典组织理论。
始自英国的产业革命随后扩散到欧美其他国家。例如工业革命到达美国后,孕育了纺织工业。1808年美国已经出现了15家纺织厂,一些企业还对早先的英国管理方式进行改进,雇佣了专业管理人员,并使用了蒸汽机。不过在内战前,美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管理,规模小,技术不发达——这是与其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它们以少量的资本投资,服务于有限的市场。随着铁路、轮船以及通讯技术(如电报)的出现,市场扩大了,于是产生了对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在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提高效率就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昂贵的设备(如炼钢用的大型鼓风炉)只有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才能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扩大市场。现由于数学学科的理论发展,使得对管理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研究管理及提高效率的方法大量出现,如运筹学及其优化方法引入管理的各个领域,使其更科学合理和有效。
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机械力的使用、大批量生产、欧美国家迅速扩展的铁路系统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等等,也促进了大公司的发展(大型企业首先出现于铁路系统)。如john D.Rockefeller建立了垄断性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Andrew Carnegie控制了钢铁工业的2/3。这些企业需要正规化的管理,因此对规范的管理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MRP(物料需求计划)、准时生产、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逐渐规范。
科学与技术的短时滞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一些旧的管理模式、经验阻碍了生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新的管理思想。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企业内、企业间及企业与客户间的往来数据不断增加,从中发展一些潜在规律和有用知识使企业更好、更合理的发展势在必行。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管理幅度相应增加。新的技术与理论如ERP、E-Business(电子商务)、CRM(客户关系管理)、KDD(知识发现)和DM(数据挖掘)开始引入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之中,它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库结合的产物。
近代应用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突飞猛进,相应的知识逐渐体系化,在管理理论中也渗入了相应内容,如模糊专家系统、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等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并成长于众多学科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得到更快更好和更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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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 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泰勒的地位无人能替代。百年之后,其科学管理思想仍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该原理与中国的实践以及泰勒的实践精神对当前学术科研活动的启迪。
[关键词]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实践精神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与中国实践
1912年,弗雷德里克・ 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人管理实践,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被尊称为“泰勒制”。泰勒提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的内容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劳资双方进行一次“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泰勒认为“所有的日常活动中,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而补救效能的办法在于科学的管理。”
泰勒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企业的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勒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百年之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其思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着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总的来说,从政府到公司,效率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效率低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导致了资源不应有的损失浪费。而有的企业主认为雇员与老板是对立的,想方设法卡员工,如珠三角前段时间频繁见报的劳工荒现象就是 “重企业经济发展、轻工人权益保护”,最大限度地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导致的结果。
因此,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广泛开展各种科学的分工和合作,建立新型的激励机制,采取强力措施,逐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标准化、计量化作业管理,使经营管理尽快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并且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应进行一次伟大的“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方式共同做大饼,从而得到双赢的结局。
笔者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在该企业带来的巨变。该企业是一家压力容器生产企业,起初厂里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厂级领导来巡视时工人们就各就各位干起来了;管理人员一走,工人便漫不经心地组装着零配件,时不时聊天看报。还不到下班时间,众人就都早早挤在厂门口,只等铁门一开就夺门而出。新厂长上任后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来笔者才知这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经过开会讨论,计件工资制正式实施,不到一个月就显成效,原来总不能按时完成的任务很快就完成,工人们不再视管理者为监工,而是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甚至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蛋糕做大了,工人的平均收入大幅提高,有的甚至比管理人员高出四五倍,由于企业效益改进,订单增多,整体员工的收入都比原来提高。员工与管理者双赢的局面出现。
泰勒的精神令人感动
泰勒出身于美国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长大后他立志继承父业,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但由于视力严重减弱不得不中途退学。他并没有怨天忧人,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不像今天我们脆弱的 “天之娇子”,动不动就做出要跳楼的呻吟,而是先在一个小厂踏踏实实当学徒,后到米德瓦尔钢铁厂当机械工人。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很快先后被提升为车间管理员、小组长、工长、技师、制图主任和总工程师,并在业余学习的基础上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泰勒的经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屈于挫折,与命运做斗争的典范。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几乎都是经自己亲自试验和认真研究提出的。他的探索主要反映在他的三个最有名的试验:通过搬运生铁的试验,摸索出工人的日合理工作量,从而为实行定额管理奠定基础;通过铲具试验,探索铁锹多大铲物效率最高,从而为工具标准化奠定基础;在金属切削试验中,泰勒前后共花了26年,15万美元,写出了3万多份试验报告,仅形成的切屑就达80万磅,最后,取得了有关车床、刨床、钻床、铣床在车速、进刀、材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制定各种机床进行高速切削和精密加工的操作规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实验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理论深深地扎根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他进行的多种实验可以看出他个性中的很多值得学习的品德:
具有独特的创造个性特征,坚毅,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独立性;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以自己科学的独立思想去认识分析研究对象;不迷信权威,好奇,对不了解的事实有新奇感和兴奋感,这是求知欲和潜在的创造力的具体表现;严谨,认真,任何事情都要用实验和数据去说明。
尽管岁月已经历百年,泰勒的品德对今天的我们进行学术科研活动仍有着深深的启迪。它启示我们,对于任何问题,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注意实事求是问题,不能浮夸,不能掺入半点虚假。
在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很多人都是急于求成,热衷跟踪模仿,不愿做深入的研究,评价和宣传浮夸不实,追求论文数量和不讲质量。少数人中还出现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也存在着文人相轻、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毛病。当然,形成这样的情势,甚至愈演愈烈,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有社会上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如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缺乏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等。
笔者深深地感到,对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学习泰勒的品德,提倡他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十分重要。在科学研究中,要力戒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要甘于寂寞,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认真执着,并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以指导实际。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只有不浮躁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应该耐得住清凉和寂寞,在科学道德上有正确的认识,识别什么是良好的科研实践;什么是科学道德和良好的学风,什么是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从而为世间真正做些贡献。
摘 要: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时至今日,其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科学管理理论没有过时,深入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还能为我国企业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方向性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泰勒;我国企业
1.泰勒科学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追溯泰勒科学管理传入我国的时间,甚至早于欧洲。早在1914年,我国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意识到科学管理的巨大价值,不远万里到美国向“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当面求教,而后开始着手翻译包含“泰勒制”精华思想的《科学管理原理》[1]。遗憾的是,20世纪复杂纷乱的中国环境,并没能使科学管理扎根结果。纵观我国企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被政治变故和战争所打断。以市场经济算来,我国企业真正迈入市场化,在按照企业规律运营的历史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科学管理被一些更新潮的管理概念和术语所湮没,很多企业还没有夯实基础就盲目地追求管理前沿;未形成严谨有序的职业化团队就开展企业文化等。时至今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内部仍然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等原始色彩。从普遍意义上讲,当前我国企业的管理还处于一种“草莽管理”的状态,然而,并非所有的我国管理者都认清了这点。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具体地说,管理缺乏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科学管理。
2.泰勒科学管理的基本内容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写道:“人的生产率的巨大增长这一事实是文明国家和不文明国家的区别所在……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科学管理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2]。
(2)提升效率的有力工具是标准化与工时研究。在科学管理诞生之前,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工具都是根据师傅的经验制定的,作息时间和机器设备也由管理人员依据以前的记录来确定。为改进这种方法,泰勒选择熟练的工人,记录他们的每一项生产动作,每一道工序。通过分析来去除不必要的部分,再加上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及额外的延误时间,就是该工作所必需的总时间。据此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对策日工作量,这就是著名的“工作定额原理”。
(3)培养“第一流的工人”。这里说的第一流的工人并非劳动模范,而是指在其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其适合的工作的人。泰勒认为,培养第一流的工人,主要是管理者的责任,使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优势与其本职工作相配,并且要使员工乐于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
(4)实行薪酬激励制度。泰勒提出新的计件工资方案,其中包括由管理层制订以工时研究和分析为基础的定额标准,在此基础上采用按工人完成定额的情况确定工资报酬的“差别计件制”的激励性薪酬制度。另外,泰勒特别强调,薪酬支付的对象并非职位,而是工人。也就是说薪酬激励的重点在于生产工作的效率,而不在于工作的类别,这样能够克服“磨洋工”的现象,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5)在工人与企业之间,要停止过去的敌对关系,开始新的合作关系,即“精神革命”。过去,企业更关心低成本,而工人更关心高工资,这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工人与企业的合作。“精神革命”的目的就是使双方意识到提高效率对方法都有利。泰勒将这种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称为科学管理的实质。
(6)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泰勒认为,工人仅凭经验无法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这些工作应交由计划管理部门去做,而执行职能则由一线管理者和工人来承担,并且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这也与我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殊途同归。
3.现阶段研究泰勒科学管理的意义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有过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曾经历西方工业革命的洗礼,无法形成真正的管理科学。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此历史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生产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转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形成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也就无法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这些体现工业文明精髓的要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尽管有了高速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硬件设施,然而我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仍然有待于提高。
总体来看,在资本经济关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所以,他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国外有研究指出,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当时完全推行科学管理方式的大多数工厂,的确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最先应用并取得成功的美国通用洗车公司以及福特公司等等。而科学管理方式的精髓及其在泰勒之后的不断被完善,更是历史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为人类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把科学管理评价为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巨大革命[3]。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面临科学思想缺乏、经验色彩浓厚等严重问题,很多企业仍然停留在家族式企业的阶段,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这正与当年一战后刚刚开始学习科学管理的欧洲的市场环境极为相似,而在此程度上探讨“人本”、“文化”、“战略”等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普遍缺少科学管理所提倡的规范化、流程化管理作为基础。在西方企业忙于进行企业流程再造、企业文化等环节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也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从最基础的理念出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标准的企业运作流程,所以当代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科学管理,实现从原始化、粗放化、经验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向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转型。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科学管理是当前我国企业最薄弱、最亟待提高的环节。科学管理也是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经阶段。回归科学管理,首先就要根据我国企业所处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倡导科学管理精神,回归管理起源,踏踏实实地学习科学管理的精髓,理解和掌握科学管理基本方法和原理。泰勒的科学管理源于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但是其方法、原理和理念决不仅限于流水线的管理,而是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管理领域。从本质上讲,泰勒的科学管理是一场革命,把人的小生产思维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场革命,就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而泰勒自己也承认,科学管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结合不同企业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况来探索和制订科学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1] [2]泰勒,FW.科学管理原理[M].马凤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5.
[3] 达尔·尼夫.知识经济[M].樊春良,冷民,译.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48~55.
[4] 丹尼尔·A·雷恩,阿瑟·G·贝德安.管理思想史[M].孙健敏,黄小勇,李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 刘敬鲁,等.西方管理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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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以人机和谐为基础、以劳资和谐为灵魂、以社会和谐为终极追求、以科学方法为实现路径的、在内容上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 和谐管理 劳资合作 生产效率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在泰勒之后不久,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整合”管理观,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个“所有部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各自的活动得到调整,从而互相锁定、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运转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功能整体或者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ed unity)”[5],而管理者就是要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来“整合”企业各方(工人、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 [6]。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从这种“整合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其内容构成的和谐统一中来理解和运用。
提到科学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一套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工资制度,即所谓“泰勒制”。实际上,泰勒时代的许多企业和追随者正是从这方面来认识科学管理,把它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人产出的方法来应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工人的不满和劳资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美国国会就企业应用科学管理问题举行听证会。泰勒当时就对这种片面理解科学管理思想的做法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强调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方法的应用问题,而是“以一套根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以一种管理思想代替了另一种管理思想”[7]。除非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否则“就不要尝试从过去的管理变革到新的管理”[8]。因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一套整体性解决生产效率和劳资冲突问题的方案(在布兰代斯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之前,泰勒称自己创立的理论为“任务管理系统”)。正如泰勒指出的:“各个要素的集成,而非个别要素,构成了科学管理,可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9]。这表明,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由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不同要素构成的“整合统一体”。科学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包含有一定的管理思想”[10],泰勒反复提醒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要误解这一机制的实质和基本原理”[11]。这里,劳资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革命”是科学管理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上的整体性,实质上意味着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系统的、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具体地说,通过深入的动作和工时研究,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适当的绩效标准,确定每项工作任务的“最好的方法”;然后选择、培训“第一流的工人”,在职能工长的管理下,工人按照标准化的规范主动地、积极地工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根据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有差别的报酬,使劳资双方各有所得。而要达成这一完整管理过程的基本前提就是劳资双方形成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和谐理念。生产流程系统化、生产工具标准化、工作任务标准化、工资激励差别化、组织结构职能化等,都只能在这一和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也只有从科学管理理论各项要素的和谐整体中,才能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所实现的管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12] 1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继承和借鉴,还是反思和批判,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方面的这一总体特征,才是准确合理把握科学管理理论的真谛。
2 人机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是“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工业生产中的效率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主要是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一个是人,是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技能、劳动方法。但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是机器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工人方面的生产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器与工人和谐搭配所形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科学管理理论在技术、方法层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方面,泰勒通过精确的工作研究和对以往工作情况的总结,提出了生产工具、生产要求、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这就是泰勒所说的“建立科学的劳动过程”;[13]在工人方面,泰勒提出选拔“第一流的工人”,即那些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并强调对工人的职业培训,教会工人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根据对生产工具和工人劳动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通过合理确定工作定额、科学安排工作程序、训练工人使用正确工作方法,找到既能发挥机器最大效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工人付出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内容的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工时研究确定工人使用特定工具或从事特定工作的标准工作量,培训工人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工人操作规范化),据此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就可以“促使科学的劳动过程和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工人结合起来”。[14]这样,人—机之间的和谐运行局面形成,泰勒所期望的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就可以经由工人积极性的发挥而源源不断产生出来。据测算,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20-30%。这种人机和谐运行所形成的高生产率在随后福特汽车厂的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得到生动体现,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形式。
3 劳资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灵魂
泰勒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规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加上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先后发生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劳资关系处在相对紧张的状态之中。据统计,1881年至1905年,美国共发生了36757次罢工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达几百万。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人们从企业内部探寻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美国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管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的像麦卡勒姆、亨利·汤、泰勒、亨利·甘特这样的“效率专家”、“管理专家”,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就是这场美国管理运动的系统总结和最大成果。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公正,雇主与工人各得其所就可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工业界的现实是,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普遍都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协调到利益完全一致的地步”,永远都是“残酷斗争多于真诚合作”。[15]泰勒则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16]劳资双方利益共识的基点就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所以,实行“科学管理时涉及到的一个真正问题,是所有管理者(包括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的彻底改变”,这就是泰勒特别强调的“工人对他们自己和雇主的职责的看法”和“雇主对他们自己和工人的责任的看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17]即劳资双方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分配生产剩余的问题上转向如何增加生产剩余上来,通过友好合作,“共同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廉的产品”,[18]最终使工人所得和雇主所得都有增加。这样,“利益一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整天并肩工作的劳资双方就不再发生争吵”。[19]因此,泰勒明确提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20]“没有这种双方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21]这样,工业进程中劳资双方从“对抗和斗争”的敌对关系转变到友好合作的和谐状态,才能保障科学管理的各项措施或方法取得成效。
基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泰勒强调企业内部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雇主或管理者要“承担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的职责”,[22]“必须真正把工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23]要尊重、同情和关心工人,重视工人提出的建议,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给予工人以“特殊的诱导或激励”,充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克劳德·小乔治正确地指出:“在对待工人方面,科学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把劳资双方看成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集体。它倡导并号召一种新的和谐和衷心的合作精神以代替早期的拓荒者典型的强烈个人主义”。[24]简言之,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友好合作,首先在于雇主或管理者的主动责任,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
4 科学方法: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
泰勒创立的管理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性,他首次全方位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替代单纯的个人经验,把管理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实践性,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亲自参与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强调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应用价值。为了探索最佳的工具使用方法,泰勒及其助手就金属切屑工艺所进行的实验就长达26年,详细记录了3—5万次实验,花费了15—20万美元,把超过80万吨的钢铁切成了碎屑。因此,泰勒科学管理的任何一项制度、一个措施、一种方法,都追求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单纯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同理,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劳资合作、人机协调,还是计件工作、工人培训,泰勒都看成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努力以科学方法探求其实践中的具体路径。以劳资和谐为例,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下,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都心中无数,仅凭感觉判断,结果是:工人认为工资偏低,多劳不能多得,以“磨洋工”方式加以消极应对;雇主则认为工人工作量偏低,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增加工作量,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这样,雇主与工人之间互不信任,自然引发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合理确定“每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劳资双方的合作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因为相互猜疑而产生的矛盾。为此,泰勒通过对工作、时间、工具等的实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一个每日工作量的标准,采用差别工资制,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高的工资率付酬;如果工人没有达到定额,就将全部的工作量按低的工资率付给,如再不改进就考虑解雇工人。这样,劳资双方在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就可以实现相互协作,泰勒为工业生产中劳资和谐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制度基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管理”[25]。 5 社会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哲学意蕴
泰勒以宗教般的热情和执着从事科学管理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困、低收入、劳资冲突等)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而致力于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呼应当时的“全国性效率”运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科学管理原理》前言中,泰勒指出:“根治效率低下的良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就使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了超越企业、工人和利益层面的社会考量,成为一种社会哲学。泰勒说:“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单个产品的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与不开化、富裕与贫穷困扰之间的区别”。[26]泰勒要求人们特别是管理者、工人从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管理,认识科学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提高。第一,实行科学管理除了雇主和工人这两个利益方可以合理分配经过协作产生的利润外,“这一管理方法的唯一目标在于保证全体第三方的利益(指“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27]“这些人的利益比管理者或工人的利益要重要得多,第三方应从全部收益中得到其合理的份额”[28],因为科学管理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等方式,使“最大的收益还是落到全体人民头上”,最终使“今天的工人比3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好”。[29]第二,通过实行科学管理,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成倍地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缩短了,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实现了增长,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这些又意味着“整个世界由于这种增长而受益”、“意味着增加财富、减少贫困。受益者不仅仅是这些工人,而且还有与他们近邻的整个社区”。[30]所以,泰勒真诚地相信“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31]这就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由不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工程师的妄想变身为吸引人的、广为流传的、治愈社会痼疾的秘方,它几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美国民众热情拥抱泰勒的哲学,即清楚浪费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关键”[32]。这种以科学管理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人文情怀使科学管理理论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层面而具有了社会哲学的意蕴。
也许“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33],也许是初创时期的科学管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更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泰勒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34],无论是劳资合作,还是社会和谐,在泰勒时代的美国社会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在泰勒去世大致10年以后,因为有了工业民主、集体谈判、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条件的支持,科学管理理论的全面运用才不断逐渐产生出劳资合作、社会和谐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毕竟泰勒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身体力行地探索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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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美]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马风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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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是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他的管理思想包含着引发一切管理思想的萌芽,因此他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下面,我就针对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自己看法。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提出了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地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而要成功地实施科学管理,劳资双方必须进行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就是树立一种劳资双方互惠互益、利益一致的态度和观念,以友好合作代替对立斗争,这种劳资双方理念的转变是泰罗提出科学管理原理的基本前提。
泰罗提出“双赢思想”,他指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员和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这种最大限度的富裕不仅意味着公司和企业主获得最大的利润,还意味着对每一个雇员而言,他所获得的工资超出本阶层的一般收入水平。这让雇主和雇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利益不是必然的彼此对立,而是统一的、一致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才干,使每个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效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这种劳资双方思想上的转变将改变整个企业和工人的面貌,而长期困扰企业的工人“磨洋工”现象也将得到解决。科学管理理论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雇主应当以满足雇员物质和经济方面的需求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给消极怠工者以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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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1] 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对于行为科学的概念,国内外各学术界(如社会学界、心理学界、管理学界等)有不同的解释,综合起来主要分广义行为科学和狭义行为科学。广义行为科学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规律的学科群。狭义的行为科学是指以人为核心的现代管理科学,它应用行为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包括研究组织中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其目的在于提高管理的有效性。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的基本原理,此外,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的知识对行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重要贡献,它们也是行为科学的基础学科,而哲学是基础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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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探析景观的科学与艺术。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景观的设计就是土地的设计,它的基本原则为:认识人性,尊重人;认同自然过程,尊重自然,尊重土地之“神”。
论文正文:
探析景观的科学与艺术
一、关于景观免费公文网版权所有景观应该从五个层次来理解。
(1)第一层含义:景观是美,是理想。
人们把他所看到的最美的景象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这是景观最早的含义。在西方,景观的画的含义最早来源于荷兰的风景画,后来又传到英国。
它是描绘景色的,是当一个人站在远处看景色时的那种感受,然后把这种感受画下来,所以画永远不是实景,画是加上了人的审美态度之后再表现出来的。景观的概念最早的来源是画,一幅风景画,它是有画框的,这画框是人限定的,是人通过审美的趣味提炼出来的。景观一开始就是视觉审美的含义。但人的审美趣味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经济地位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人所了解的景色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作为画之前,景观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中。是用来描写耶路撒冷皇城景象的,一个牧羊人站在一个荒凉的山冈上,看到一片绿洲,这个绿洲中有宏宇大厦,有庙宇宫殿,这些他作为美景来描述的景观是一个城市。所以,在农业时代人们想像的美景是一个城市,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工业时代。把景观作为城市发展的极致,把城市当作理想,一直发展下去,才会导致纽约这样的大都市的出现。现在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景观也基本停留在农业时代的城市理想,所以你才会看到深圳的高楼大厦,才会看到浦东的高楼大厦,才会用同样的理想来建设北京的城市。这就是农民在描绘着未来的场景。但这种趣味是不长久的,所以到了工业时代末期以后,由于大量的乡下人涌到纽约城市中来,纽约的钢筋水泥丛林不再适合人居住,一系列城市病出现。他们发现他们追求的城市景观原来不适合
人的生存和居住,高楼大厦太危险了(世贸大厦的悲剧就是很好的说明),景观的理想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想用以前当农民或牧民时眼中的城市模样来造景观。
这种对城市景观的否定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个是逃离城市,建立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另一个是把自然引到城市中来。
为什么国家公园会在英国出现?国家公园甚至有上万平方公里之大,有大量的自然地,这是由于纽约人的理想景观开始转向自然地,所以才会把自然地保护起来,作为他们休闲度假的地方,所以才出现了黄石公园、红杉树公园等。这是否定城市的一种途径——逃离城市,逃到荒野之中——这时,人们对景观的概念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把自然当作美而不是把城市当作美。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逃跑不是办法。因为,二战以后,汽车在美国很快普及,所以汽车就拉着城市跟着人跑到郊外去了,人越想离开城市,这个城市就越跟着人和汽车跑,这就出现了郊区的城市化。整个美国都出现了这样的城市:大量的土地盖了房子,把自然地变成建筑,把环境变得更糟糕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后,人们就发现,以前想像的田园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因为当时的人想用铁路把中心城市和郊区的花园城市连接在一起,但美国在20世30年代以后铁路被高速公路取代了,火车被汽车取代了,汽车公司为了推销汽车而拆掉铁路.结果每家都有至少一辆汽车,最后导致每一寸土地都变成城市。
除了离开城市走向自然外,要摆脱拥挤的城市还有第二条途径,那就是把自然引到城市中来。最早的实践就是把公园建到城市中去,这就是纽约的中央公园,300多公顷,那是城市中心的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从此出现了美国的城市公园运动。
这就是由于人类想像中的理想景观概念的变化导致城市的变化。这是关于景观作为视觉美的含义的理解。
(2)第二层含义:景观是栖息地,是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它是人的内在生活的体验,是和你发生关系的地方,哪怕是一株草、一条河流,或者是村庄旁的一棵大树。皖南的民居充满诗情画意,非常潭亮,那是由于居住在那方土地上的人形成了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人要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取资源,获取庇护、灵感以及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所以景观就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中东地区耶路撒冷有____、犹太教,还有伊斯兰教,从城市的景观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总是有纷争的,反映了人和人关系的不和谐。当丽江穿过你门前的时候,你可在门前的石埠上洗涮,人和自然就这样发生了关系。你看到的石埠,实际上在告诉你人是需要水的,需要和水亲近的,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非常友善和谐的关系。
如果是不和谐的关系,比如长江、黄河、钱塘江。钱塘江大坝筑到10m高,有些地方有20m高,这是人和自然的敌对关系的反映,而没有把自然当作你的家人来对待,把自然排除在外,这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和谐。那么人和人的关系呢?当年柏林墙没推倒时反映了人和人关系的不和谐,现在以色列边界立起铁丝网也反映了人和人关系的不和谐。香港没回归之前,香港和大陆的边界上有一道断面是倒“l”形的铁丝网,这也反映了人跟人关系的不和谐。这种边界都被称作政治景观。
所以当你看到景观的时候,看到任何景观中任何一种元素的时候,它实际上都是在讲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不是和谐。
(3)第三层含义:景观是具有结构和功能的系统。
在这个层次上,它与人的情感是没有关系的,而外在于人情感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系统,人是更客观地站在一个与之完全没有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景观,所以景观就变成科学的研究对象。一块土地,当你和它没有关系时,那你的研究是科学家的研究。但
如果你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再去研究它,就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态度了,因为这块土地已经和你的切身利益发生关系了,就不是科学了。一块土地有动物的栖息地,有动物的迁移通道,等等,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用生态的、生物的方法来观察、模拟,来了解这个景观的系统。一门学科叫“景观学”,实际上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景观系统,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4)第四层含义:景观是“符号”。
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有其背后的含义。景观是关于自然与人类历史的书。皖南民居的路、亭子、河流和后面的牌坊群,都在讲述着今天和昨天的故事。比如亭子,当地叫做水口亭,在村庄的水口,这就说明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这个地方很关键,决定当地人的生老病死和财富,这个亭子就告诉你这块地是神圣的.又比如说,这个牌坊叫贞节牌坊,那个叫忠孝或仁义牌坊等等。贞节牌坊讲的就是一个少妇在她丈夫死后就未再改嫁,这种对贞节的树碑立传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忠孝坊是歌颂孝道的,讲的是一个儿子当他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是不离开家的,这就是一种价值观。
华北平原上,哪怕是一条浅沟、一个土堆,都在讲述着历史。城墙、烽火台,曾经是金戈铁马,烽火燎原。这些现在看来不起眼的留在土地上的痕迹,都在讲述着非常生动壮阔的故事。北方地区有三百年的古道走成河的说法,一条走了两千多年的路,变成了河,那么这条河就不只是河,它是古代赵武灵王攻打秦国时用过的古道,千军万马曾从这走过。一条浅浅的古道或浅沟,充满了含义。所以,景观是有含义的符号,需要我们去读。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最早的文字也来源于景观。山的象形字直接 来源于山,水的象形字直接来源于水。云南丽江纳西族文字中水的写法和汉族的是不一样的,汉字的水是在一条曲线两侧各有两点,而纳西族文字中的水则是在这条曲线的端点还有一个圈。我的理解是:因为纳西族居住在云南
高原上,那里水的形态跟长江和黄河是不一样的:玉龙雪山融化后的雪水流下来,在河里你看不到水,水都渗到河滩底下去了,然后水经过河滩在十几里外的地方又冒出来,这个水就叫潭,有黑龙潭或白龙潭。这些水你是看得见它从哪里来的,是有源头的。但是我们的长江或黄河一带早期居民看到的水是没有源头的,虽然说源头在昆仑山,但当时谁也没到过昆仑山。这就是景观的小同导致描述的文字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语言也是从景观来的。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实际上是说我们的古代文字是阅读了黄河、洛河,阅读了来自水中的龟背的纹理来解读、预测事物的变化。这些都是符号,都在讲述着故事,兴的故事,亡的故事。
所以说当你看到景观和景观中的元素的时候,哪怕是一棵树,也要认真地阅读它、理解它。比如说,这棵树长弯了,为什么长弯了,因为风的力量的不均衡,或者因为光照的不均衡;如果这棵树上布满了伤痕,为什么有伤痕它在讲述曾经被火烧了或是什么。所以如果到颐和园去,你可以看到那里的柏树都是伤痕累累的,靠房屋的一侧,许多古柏都是没有皮的,为什么?都是给八国联军烧的,所以没有皮了。这些树讲述了历史,充满了含义。
人类最伟大的景观创造莫过于城市。一个几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组成的社区,他们为了共同的和不同的目的生活在一起,有时互助互爱,有时嫉妒有加,憎恨之极,以致于你死我活。有时为了交流,他们修池道,掘运河;有时却为了隔离,垒城墙,设陷阱。我们看以前的城市,有城墙,有陷阱。同样的爱和恨也表现在人类对自然及其它生命的态度上。恨之切切,人类把野兽、洪水视为共同的敌人,所以称之为洪水猛兽,因此筑高墙藩篱以拒之;爱之殷殷,人们不惜挖湖堆山,引草木、虎狼入城,像在城里建动物园、植物园,又表观了人类对自然的爱。人类所有这些复杂的人性和需求被刻写在大地上,刻写在某块被称为城市的地方,这就是城市景观。所以说,景观需要人们去读,去品味,去体验,正如读一首诗,品味一幅画,体验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5)第五层含义:景观是土地之“神”。
我们都知道宗教的神,神的概念本质上就是精神寄托.那么人对景观的寄托就使景观有了神性。当一个信徒一步一叩从西藏的边缘爬到拉萨,他可以叩一年的长头,这就使土地——拉萨那块土地——变成了神。当他走到了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那会有一堆石头,这堆石头是玛尼堆,它寄托了人的希望,寄托了人的信仰,这堆石头也是神。哪怕是普通的山,普通的地形,也是神圣的。中国古代有一个模式,被用来神化大地,叫风水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看看北京的山水,北边的军都山脉就是玄武,因为明代十三陵的缘故,叫万寿山,它是有了神性的山。也因为明代十三陵的缘故,把西边的山叫做青龙山,东边的叫做白虎山。中国古代所有的城市或建筑选址都是在这一模式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说用这种模式把整个大地都神化了,没有一个山脉是不属于某一家或某个州府的神。所以你动土的时候,先要研究一下这座山是归哪个神管辖的。
在唐僧取经的故事里,孙悟空有着高超的本领,但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把土地爷叫出来。土地爷是什么?土地爷就是土地之神。问问他这里有没有妖怪?是好妖怪还是坏妖怪?然后他就知道,如何对待这块地方,如何施展他的法术。这就是当地的神,说穿了就是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精神。地方之神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必须服从的外在力量。不管你是科学家或者宗教人士,不管是搞法律或是搞经济的,你都得服从,否则你就要吃亏,就会被这神圣的力量摧毁。这种神圣的力量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人永远战胜不了的自然力。
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大赌场里养了两只白老虎,供人参观。这个白老虎养在非常壮丽的宫殿里,外面是镏金的玻璃,地下铺着大理石,里面有一个皇帝才能坐的那种镀金的汉白玉宝座,有喷泉,有非常华贵的
装饰。但是每次去看,这老虎都是病怏怏的,像一个病猫一样趴在那儿。学生物的知道,虎是猫科动物,所以当虎没有虎威的时候,它就变成猫了。它没有神气,是病态。不能够使它认同这个环境,它就失去了它的个性、天性,失去了它作为老虎的那种威风。老虎只有在丛林中飞奔、在悬崖上咆哮,在那才是虎。人也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北京新建的别墅,有多少像宫殿一样,看看北京城里住宅销售的广告,有多少在宣传这是凡尔赛宫、那是丹枫白露。这就是一种病态,病态的心理在引导大众的居住模式,导致病态的价值观、病态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人真的居住在那儿,人是要失去人性,失去天性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符合人性的生活空间。我并不是说要让你生活在太行山区,而是说除了生活在城市的优越的物质环境之外,你也要有一种对土地的归属和认同。
很多人可能去过九寨沟,成都到九寨沟的路上,有一段悬崖,路非常难走,经常出车祸。据说很早以前当地人说那个山像龙一样,是龙骨山,不能炸、不能动的,但公路部门就不听,非得修这条公路,结果开山以后,这地方老出车祸,死了不少人,然后当地就建了一个庙,整天祭拜,我路过的时候就发现好几辆车摔在悬崖下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理解,这样陡的山是不能修路的,你如果顺着地形去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你非要开山,抄近道,把自然的“骨头”露出来了,路就会很陡,尽管是近了,车子开得快了,事故却会更多,这是科学的解释。这归根到底是什么呢?尊重土地之神,也就是尊重自然,尊重自然原有的格局。
因此景观需要人们去呵护,去关爱,就像关爱自己和爱人;当然景观也需要人们去设计,去改造和管理,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要理解景观,要阅读景观,要呵护它,要关怀它,要管理它,这就是景观设计学。所以说,景观设计学,就是土地的分析、规划、设计、改造、保护和管理的科学和艺术。它是科学,因为景观是一个系统,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去分析;它又是艺术,因为它跟人发生关系,需要创造,除了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还要有人的情感,要用人的激情去创造你的生活空间,这就是一种艺术。
景观设计是科学也是艺术,那么它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区域的景观设计,就是区域尺度上的,在几百、几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尺度上设计,梳理它的水系、山脉、绿地系统、交通、城市;其次是城市设计。城市需要人们去设计,它的公共空间、开放空间、绿地、水系,这些界定了城市的形态;再次,风景旅游地的规划和设计、自然地和历史文化遗产地的规划和设计;第四,自然地,如湿地、森林,也需要人们去设计;第五,综合地产的开发项目的规划和设计;第六,校园、科技园和办公园区的设计;当然还有花园、公园和绿地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你未来的归宿——坟墓,也需要设计: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埋葬你的遗骨。人活着的时候需要优美健康的环境,死后也需要一个归属,跟土地发生一种关系。这些都是景观设计的范畴。景观设计就是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设计、改造、管理、保护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本质上讲,景观就是土地,所以景观设计就是土地 的设计。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北京大学研究生的专业中有这个专业方向,因为它也是法律的问题,它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就需要法,所以有《城市规划法》《土地法》;应当认识到,美是有经济价值的,为什么香港豪宅都在山顶上?就是因为它的景观好,所以经济价值高;与信息工程也有关系,现在进行土地
分析时所用的是地理信息系统,大量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地形的模拟、地表径流的分析、土地适宜性的分析,然后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如何梳理水系,如何布局建筑、交通;与文学艺术当然就更有关系了。所以景观设计和许多专业都发生了关系。凯文?林奇曾经说,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景观和城市的设计师,必须学完270门课,所以说这门学科综合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科学。
天地、人、神,是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1)天地:在天地中定位,认同自然过程与格局。
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就是实现人、建筑、城市以及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这就是景观设计师的工作,使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具有意义,那么生活怎么会有意思呢?有两点跟土地有关系:
首先,是所谓的定位。你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定位?为什么北斗星如此重要呢?为什么发明罗盘呢?就是为了让人在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方向,有个方位。中国人发明罗盘,最早不是用来航海的,是用来看风水的,就是为了定位,为了在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穴位,找到现实人生活的穴位以及死去后居住的墓穴。当然罗盘后来被西方人拿走了变成了航海的工具,航海也是为了定位。在大海上,在戈壁上,在森林中,你找不到自己的方位的时候,简单的说就是“迷途”,不见得是饿死、渴死,却往往因为恐惧而死。所以说要使生活具有意义首先就是要定位。人要是失去了定位就失去了意义,人就变得空虚了。
人与土地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是认同。在英文中它和个性(identity)是—回事,但是在汉语中这两者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好像你认同了—个东西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实际上,正因为认同才有个性:认同你的父母,才使你有了像父母的个性;认同一个家族,才会发现这个家族的个性;同样,如果认同于太行山,你就会有太行山的豪爽个性;认同于江南山水,你就会有江南山水的秀气。太行山人的壮阔、粗犷,江南人的秀气,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不同?就是因为认同了自然。在新疆的草原上,唱歌的调子非常悠扬、高亢,就是因为那儿的大地非常开阔,歌声只有那样才传得远,所以就出现了那样的风格,那里人的风格,那里人的音乐,那里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认同于自然。在江南就只能出现江南小调,如果把陕西的民歌引到江南去那就不伦不类了,因为那小山小水里头,小城镇里头,声音不用喊得很响就能够听见所以只能是非常亲切,拐弯抹角的小声音才优美。这就是认同创造了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艺术、不同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人生活的过程就是认同于环境、认同于自然的过程。当一个哈尼族的山寨姑娘走出她的村庄,走到城里的大街上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哈尼族的。为什么?她带着哈尼村寨的风水,带着哈尼村寨的梯田。每个人的身上都反映了他生活空间的所有信息。所以说人跟土地、景观经过这种认同、定位发生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得到尊重,需要设计。
所以景观设计,第一条原则就是要尊重自然,尊重天地,尊重自然的山,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的水。
(2)人:认识人性,尊重人。
此外景观设计还要尊重人,既然我们要建立人和土地的关系,设计就必须尊重人。
我们可以做很多实验来证明人的健康居住场所到底是什么。土拨鼠选择栖居的时候跟人类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比人更聪明,有人说土拨鼠建造的城市比人类建造的城市更完美:不受洪涝灾害的威胁,冬天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温暖(simonds,1984)。为什么呢?它总是在阳坡上打洞,而且洞是先往上打,然后再往下斜着打下,所以水来了淹不到它,而且洞的前面还有溪流,水边长满谷子,有食物。同时它还要回避丛林和乱石堆。阳光、水、谷子,都好理解,就像人们想像草地上有鸭子,河里有鱼一样,人们在潜意识中就想像人们需要有这么多水和食物,来保证给养,所以,关于动物和花卉的美是从这里来的。那土拨鼠为什么要回避丛林和乱石堆呢?原来,丛林是它的天敌猫头鹰经常居住的场所,而蛇是住在乱石堆里的,那是鼠类的另一大天敌。不管有没有猫头鹰和蛇,老鼠都要回避这种景观,中间过程就忘了,最后你发现它怕的是乱石堆和丛林,有没有天敌和它关系已经不大了。
人也像土拨鼠一样,鲁滨逊流落到一个荒岛上,遇到了为自己找居住场所的问题。最后他就找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背靠森林,是悬崖峭壁底下的一个洞穴,面向大海,前面是一片草地,他在草地前面做了一个栏杆,这就成了最理想的“家”了。尽管后来发现在那片森林里并没有任伺食肉动物,但是他选择这个居住场所,就考虑到了这些危险,也就回到了人类原来的“家”,这个原来的“家”是洪荒时代的“家”,是几万年、几百万年之前的“家”,人类把几百万年之前的所有需求的本能都调动起来找,找到了这么一个理想的地方。
北京郊区的龙骨山上的龙骨洞里曾经住着北京人,北京人在这里居住过好几次.10万年前,50万年前都居住过。龙骨洞下面有一条河,叫做坝儿河,河边是一大片草地,这是有人考证过的。这是原始人居住的场所,和鲁滨逊选的那个一样,这样的栖居场所是最安全的,可以隔河而望。当时大概是50个人一个群体,其中大概20个男人、20个女人、10个小孩,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构成一个居住群体。男子要出去打猎,需要一个囤猎的空间,而在茫茫草原上,很难围猎,所以必须靠自然的屏障来围猎,所以当你发现盆地这种空间的
时候,就有一种安全感、美感,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就是这种空间。另外,在河南有一个小小的盆地,叫小南海,一万多年前居住过一群人,有趣的是,后来的人在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上面盖了一个道观,盖道观的时候道士们并不知道这里有原始人居住过,那么为什么道士选的地方和原始人类选的地方是一个场所?那是因为人类的基因是一样的,老在惦记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理想的,就像在冥冥之中有个人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最好。大家都知道古代陶渊明所描绘的武陵仙境就是盆地。所以我们可以想像为什么将北京作为首都,原来几十万年前就注定了人类要选择这么好的地方:它背靠太行山、燕山。这个山脉是一直连着昆仑山的:俯瞰华北平原,这是边缘地带,符合“?t望—庇护”的需求,就是看得见别人而不被别人看见(appleton,1975)这就是人天性的反映。
除此之外,人还有领地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实际上就是人自己的领地,每个人都有领地。小孩就经常为课桌闹矛盾,要在课桌中间画一条线,谁都不能越过这条线,过了这条线就要发生纷争了,这和中东的巴以冲突情况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的本性。
所以,城市景观为什么最终会走向美国的郊区化,走向单家独屋?为什么领地要搞清楚,土地要私有,否则便有“公地悲剧”(hardin,1959 ),就是因为人本质上需要他的领地。另外,人还有狩猖、采集的本性,人都是猎人的后代。小孩爱爬树,女孩子爱采摘,这就是为什么女生爱穿花衣服,而且女生一般来说在一起会发出很多的声音,有说法称发出声音是为了采集时吓唬动物的(geist,1978)。而男的一般合作性比较好,一般是一群人在一起,你看经常出去酗酒闹事的都是—群人,而且都是围绕食物,可以想象当年猎获一只羊以后再去烧烤、分享猎物的情景。这时你就要选择位置坐下来。有人类学家研究过,只要五个或十来个人出去,里面必然会产生一个领袖,然后必然会产生至少一个领袖的支持者,其他人就会听他的,这也是人性,因为男的要打猎,要合作,必须有合作精神,必须有组织。女性的合作精神就差一点,她各
自采各自的,只要大家发出声音就行。这就是从人的本性来论证现在人在景观中的所有行为。
当一片空间,比如一片林子或草地,没有结构的时候,人就会有迷茫的感觉。这跟乡下人到城里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人类的城市、居住环境要有一种结构。校园也是如此,要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结构,让你回想起来;我在食堂,在宿舍,在教室,要有非常好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如果是符合人性的,就产生美感;如果不符合人性,景观就不能产生美感,而只能产生恐惧感。这是人性对空间的需求,这是回到生物的“人”上面来理解的。
但是,人不光是生物的人,还是一个文化的人,各个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这是长期以来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形成的。比如四川是天府之国,最休闲,种下去粮食肯定都有收获,旱涝保收。李冰父子修了都江堰,四川盆地从此不知道旱涝是怎么回事,所以就使得成都认非常悠闲,一天可以坐在那儿不动。耍麻将、掏耳朵是成都的特色。你再到深圳、广东,就不一样了。在北京的街上,人们就都匆匆忙忙,没有人在掏耳朵,也没有人坐在那儿休闲。广东、广西的人,是女的下地,男的在家抽烟、打麻将;北方和江南的人,是男的下地,女的在家。这是不一样的,是当地的气候条件、生活方式造成的。各地人有各地的文化、习俗,这是需要尊重的。设计要尊重人的这些生活方式。人的动物性当然是一样的,但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尊重人的另一个层面。
那么,如果我们的设计不尊重自然,不尊重人,就是糟糕的。哪些东西是不尊重人的呢?凡尔赛宫的广场!凡尔赛广场是为了路易十四一个人造的。故宫也是为了一个人造的,是为了当时的皇帝造的,绝对不是为老百姓造的。而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广场,有时也是为了一个人造免费公文网版权所有 的,是为了市长、为了某领导造的,根本没有为普通老百姓考虑。有的广场没有一棵树遮荫,这是违背人性的。而恰恰我们现在的许多城市都在学着搞这种大广场。这种大广场是把人当成蚂蚁,缺乏人性,所以不美。
人类设计城市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人类是为神设计,像前一段时间展出的印加帝国,还有天坛。大家去参观的时候觉得天坛、月坛这么漂亮,这么宏伟,那不是为你设计的,是为神设计的,是为了祭天、祭神的。印加帝国的金字塔上面是要杀人的,把人杀了放在上面祭天、祭太阳神,是很残酷的。这样的景观我们现在却要去崇拜,把它当作美的东西来对待。历史我们就不说了,故事是故事,但现代人绝对不能生活在那样的空间里。我们要认识到为神设计的空间不是好的,当你看到大家都在欣赏一个地方,你要想想它到底是为谁设计的,是为老百姓还是为神。
第二个阶段是为权贵,为君主而设计。文艺复兴以后,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神、宗教、教会统治了人类的生活。文艺复兴以后,解放了人,但并没有解放人权,最后是君主替代了神权来统治。法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出现了君主、帝王,是权贵的时代,城市变成了为贵族、君主设计的了。你看巴黎的大街,这么宏伟壮观,但你要问问:它是为谁设计的?是为君主个人。凡尔赛是为帝王设计的。故宫参观一下可以,千万不要再设计这样的东西。有人要重新设计胡同给现代人居住,是荒谬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东西,所有居住在胡同里的平民百姓,都是在晨钟暮鼓的号令之下,早上8点钟起床,晚上8点钟睡觉,没有任何自由的夜生活。所以这个城市建设得这么严谨,有这么强烈的轴线,这么井井有条的院落和胡同。它是历史,是故事,可以讲,但不能居住,不要幻想我们还要回到那种地方去居住,封建君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三个阶段,我们摆脱了封建贵族、君主的影响,又被工业时代的机器统治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城市基本上是为工业发展,为机器、为能源开采、为矿物开采而设计的。哪里发现了一个矿,就在旁边盖工厂,工厂旁边盖住宅,这是一个人围绕着机器的模式,最终城市变成了机器。比如城市交通,北京的五环、六环,就像机器的输油管道,汽车在里面运转,这里有个大学区,那里有个居住区,那儿有个工业用地,那儿有cbd,那儿有个公园,所有这些都成了机器的零件,城市变成了机器。当描写香港是什么时,有人说香港是高楼大厦,但能更形象地说明香港的是“管道”。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机器被输送到各个零件,城市是没有人性的,不是为人设计的。
现在是真正应该回到城市为人设计的时代。当你看到一个城市,一个景观的时候,你就要感觉一下:这是不是为你设计的?
(3)神:设计尊重地方之“神”。
最后一点关于景观设计的原则是设计要尊重神。文艺复兴把神打倒了,神的地位降低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思考问题。马克思说,人的认识总是螺旋式上升的。我们曾经把自然打倒,现在又要尊重自然:神、土地之神、地方之神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要尊重地方之神。美国的白宫、国会大厦出现在中国的城市里,就是不尊重地方之神。在咸阳,中国第一大古都,秦始皇开始在那里建都,竟然出现了美国的白宫和国会大厦,是对土地之神的侮辱,对中国土地之神的不尊重。北京也有这种现象。整个中国的600多座城市里,有上千座来自欧洲、美国的建筑,这就是不尊重中国的土地之神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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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古人的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希伯来人领袖摩西的岳父对摩西事必躬亲的做法提出的千夫长、百夫长的建议。古希伯来人研究了“组织的概念等级原则。例外原则”:古巴比伦成为最早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典范: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者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
但是,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尤其是18世纪以来,管理才被系统地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共同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虽然是经典经济学说,但他也提出了劳动分工的管理理念。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
到了20世纪初期,呈现了管理理论多样化的趋势,一批管理研究人员强调人力资源或管理的“人的方面”,而另一批人则专注于开发应用数量方法。不同的方法都与同一研究对象有关,他们之间的差异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背景和兴趣。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效率至上及实施标准化管理等,为当时的管理理论填补了空白。他的追随者甘特发明了甘特图来改进管理工作,提高效率,并更关心工人利益。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开辟了管理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为其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约尔提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理论或称为组织管理理论,认为经营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了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职能和14项管理原则,并构建了金字塔型的等级组织结构,直到现在,一些企业和组织仍然在沿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发展了一种权威结构理论,并依据权威关系来描述组织活动。这是一种体现劳动分工原则、有着明确定义的等级和详细的规则与制度,以及非个人关系的组织模式,这种组织理论又被称为“官僚制”。这种组织设计适合了工业化以来大型企业组织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以后,管理学家们发现,提高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提高组织的效率更为重要。组织活动成果的大小是由领导方式与工作人员的情绪决定的,由此管理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管理中的人本身,这就是以行为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关系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行为学家梅奥,他主张采取行为管理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影响人的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采用一定的措施改善人际关系,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情绪和士气,从而能产出最大的成果,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此后,一大批学者开始以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管理问题。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管理就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认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从不同的方面来刺激工人进行工作,起不同的作用。对管理者的启示是要重视员工工作内容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使工作丰富化,多方面满足员工的需求。强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行为学家、心理学家斯金纳,他认为,凡须经过学习而发生的操作性行为,均可通过控制“强化物”来加以控制和改造,强化方式有正强化和负强化。期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于1964年提出的。认为人的行为是对目标的追求。行为的激发力决定于目标价值的高低和期望概率的大小。管理者必须善于提高目标价值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才能有效地激发人的行为积极性。“报酬公平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56年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而报酬是否公平,职工们不是只看绝对值,而是进行社会比较,和他人比较,或进行历史比较,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报酬过高或过低都会使职工心理上紧张不安。
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管理理论百家齐放的局面。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享利明茨伯格为代表的经济角色学派,以德鲁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或称为案例学派,以卢桑斯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等。到了20世纪末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管理理论,如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波尔的战略管理,彼德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等。还有很多相关的管理理论,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它们始终都要阐明管理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服务的,是为提高全社会的效率服务的。
人们在协调群体的活动以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中,根据管理任务和管理对象的情况,制定出达到既定目标的活动方式。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就说明它是有效的,这种行动方式在人们的活动中经过不断地重复,就逐渐在头脑中固定下来,变成了正确的管理方法。人们一直在管理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摸索、寻找着正确的、合乎需要的管理方式。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协作关系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使得管理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了。人们开始把管理方法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化管理方法,但它是以金钱为诱饵进行的。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强调合理的劳动分工和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为我们在企业宏观方面提供了指导。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主张管理必须重视人的心理上的满足并强调对人际行为的激励。因此,人际关系理论的出现,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的变化。人际关系理论渐渐渗入组织管理实践中去,管理学家在这种管理思想中找到缓和劳资关系,提高工人的士气,借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决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管理研究中引入的数学科学等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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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发展观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遵循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进入到对高级认识运动基本规律的较好把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及其科学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的理论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对它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进行了描述。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反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重新的认识,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或者教条式地理解他们的相关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提出了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有益的思想。遗憾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反而走向了反面,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的反思,开启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一般事物的认识一样,包含着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定量分析。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lJ1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想淹没在随之而来的错误思想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些新政策虽然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理论上却同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冲突,有些人怀疑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否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必要性。为了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进行正确分析的同时,邓小平思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还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990年12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外交战略和祖国完全统一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系统的论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遵循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进入到对高级认识运动基本规律的较好把握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坚持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问题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也需要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建构和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超越阶段;在坚持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根据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的相关论述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邓小平“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强调协同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针对新形势下公民思想道德状况,提出了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为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进行建设。正如江泽民所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回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入更科学的认识。2003年1O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内容。2007年l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他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发展观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凝结成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这一思想着重解决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为什么需要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江泽民把发展问题同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通过党的执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学发展观则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坚持科学发展,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解除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把握发展机遇,积极科学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建设理念的提出,扩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充实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追求——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国人民,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战略思想。所有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地得以丰富、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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