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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判断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新时期的年轻学子,正处于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期,高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意义重大。
高校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全方位人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全方位人才的重要措施。因高校的政治思想理论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进行深入理解和接受方面比较困难。实际教学时,学生常常会如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作用是什么”,基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大多从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进行回答,这种回答也非常准确,但却并未真实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学习动机,应该深入展开分析。从学生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开展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是必修课之一,学生需要认真的学习并考到合格证书方可得到学分。对这个方面,不管是教材上还是老师都未过多的提及,但这却是多数学生关注的要求,若说学习上述课程可以达到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需求则是最真实最基础的,也是所有教学老师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说,即使学习这些了理论知识无法与其他专业知识一样获取可操作性的技能,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可以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日积月累有助于提升学生日后的研究能力。同时,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开展政治思想教学的价值体现。
所有真正的理论知识,都不应该是乏味枯燥的理论,应该包含兼容性、涵容性为一体。本质上来说,进行理论教学应该讲出理论的历史感和逻辑力量。如果老师都把理论当作是枯燥的内容,并以此开展空洞的教学,学生必然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教学的吸引力,是当今高校政治思想教学老师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拥有坚实的理论知识吸引学生。老师是否可以使用理论说服学生,首先老师自身必须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老师要克服教学中把理论当作现成理论,从而更好地展现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对理论的学习不能单单一开填鸭式的灌输,学习理论的过程应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思想教育老师应该研究马列理论,对其中的问题、观念、逻辑关系等展开深入分析和把握。同时,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从不同方面传授给学生。可以从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热门问题入手,广泛涉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发展情况,逐步更新并填充教学内容。
(二)拥有广博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兴趣与自身的理论视野有着很大联系。学生的理论视野越宽广,就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问题。这就要求老师拥有深厚的知识为基础,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老师应跟随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强化理论知识的创新。每一种理论知识对于其所处的时代都有相应的滞后性,所以导致编制的教材内容和任课老师的备课内容在某一程度上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有所遗漏,进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老师要在实际教学中增设新的内容,去除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旧内容,把最新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政治思想理论并非空中楼阁,任何时候的理论教学应以科学为基础,单一向学生阐述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感到无法理解、知识过于空洞,授课老师应该合理引用相应的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达到有理有据让学生心悦诚服。老师应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文帝,更好的引导学生。重视使用马克思观点、方法对问题展开分析,合理引导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化学生对政治的敏感性和洞察能力。
(三)合理运用教学艺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讲理,上文讲到的理论知识就是有理,只有理还无法形成巨大的教学魅力。老师只有在实际教学中激活理论知识和成果,把理论知识深入讲解,从而获取更好地教学效果。老师要具有一定的教学技巧,拥有组织学生、课堂讲授等技巧。在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学中,必须根据教学的实际需求入手,重视收集学生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实际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老师可以运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经典的历史故事展开政治思想理论教学,把枯燥无味的教学氛围转变为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政治思想理论考试实际教学时要倾注最大的教学热情,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配备精湛的教学办法,从而消除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障碍,强化政治思想理论的感染力,为促进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高校开展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其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老师应合理运用教学方法,让学生对该课程充满兴趣,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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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为根据,合着世界发展的节拍,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地位重要。基本要点是,坚持以人为本,它把历史主体论、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论与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执政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高扬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价值思想,突出了发展的主体问题,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体现。全面发展的思想深化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想,突破了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涵,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统揽全局的执政能力问题。协调发展的思想丰富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谐性、平衡论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筹兼顾、互动互促、良性循环的和谐发展机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助推发展中的体制性建设路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时代性把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所担负的深远历史责任。另一些人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总结和指导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光辉典范,它的科学性、现实性和深刻性,不仅在于准确地把握住当今我们党所处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在于它立足历史唯物论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开辟了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新视角: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应是以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和人的全面发展尺度为主要内容的三维发展尺度体系。新发展观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评价尺度。它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变换视角,从社会文明演变和人类文明的拓宽来说,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从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到四个文明的飞跃。邓小平的文明观重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他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江泽民的文明观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内在地包含了四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对传统发展观彻底颠覆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产物。生态文明倡导整体性、持续性、公平性的原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勾画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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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
关键词:丰富内涵协调发展战略措施科学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为根据,合着世界发展的节拍,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首先,有必要从从本体论、价值论和终极意义方面来科学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时代蕴涵。(1)就本体论意义而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目标。(2)在价值论层面上,关注民生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模式。(3)人是终极追求意义上之本,科学发展观应强调可持续性发展的终极关怀。另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用科学的理念来定义发展,并确立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通过科学、利用科学的手段实现发展,并达到发展目标。因此,科学发展观涉及科学和发展两方面的概念。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去分析新的科学发展观,应该说,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本质,协调发展是发展的核心,文明发展是发展的境界。也有论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真”,体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创新认识;科学发展观蕴含的“善”,体现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美”,体现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世界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还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众既有“以人为本”的内涵,又有“科学”规定的内涵,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实践活动过程既是人们的主体性、目的性、能动性的实现过程,又是客体、对象以其自身的规律性对主体的作用过程。人们只有把对对象、客体的改造建立在认识和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才能在实践活动中达到预想的目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客观的统一、价值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观照。从综合的方面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要包括以下特征:第一,突出人类利益的主体性,在更全面、更合理的意义上肯定人的主体性原则,最终关怀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第二,重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强调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居于各种社会利益的最高层次;第三,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充分考虑到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关系,强调人民根本利益的全面协调性;第四,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关注发展在时间上的动态平衡性。另有人认为,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的本质特征表现为:一是新的发展观注重人的主体性,立足从人的角度对发展理论做出全新诠释,抓住了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根本、发展的内源;二是新的发展观具有深刻性,它已深入揭示到发展的深层次的核心和实质的问题,对人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解读,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三是新的发展观具有广泛性,它所强调的发展克服了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潜在冲突,注重经济对文化的依赖性。新发展观是以文化价值为基础,把发展问题置于文化背景之中来研究,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变。
从另一方面看,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现实性、时代性、合理性特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了既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要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既要满足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利益更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既要追求当前人的发展又要追求未来人的发展,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从价值观转型方面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清醒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自觉,认清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从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出发,选择正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路向,以正确的价值观念规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以正确的价值理想指引实现全体人民富裕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荣事业。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是由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价值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三个价值维度构成的价值规范系统。要确立人民至上、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人是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核心动力,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中国的一切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也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清醒的价值自觉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我们党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观,是一种价值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要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从实践操作和思想认识方面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四个积极”。 一要积极领会发展的“全蕴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着力于全方位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均衡问题,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认识前提。二要积极探索发展的“新样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顺应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要求,以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大胆扬弃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勇于冲破阻碍又好又快发展的传统路径和习惯做法。探索科学发展的新样式,必须紧密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大胆探索,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新路。这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具备的思想方法。三要积极消弭发展的“负效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求各级干部积极创新思路,在发展实践中积极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求得更好发展,既不断化解当前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困难,又努力消除前轮发展中遗留的“负效应”。这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该具备的负责精神。四要积极建树发展的“软绩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求各级干部能自觉克服发展上的“短视”、“弱视”,克服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在重视提升“硬件”发展水平、追求“显性”发展绩效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长远竞争力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更多的财力、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惠及长远、惠及群众、惠及子孙后代的“软绩效”上来,努力追求经济社会更持久、更长远的发展。这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该登上的境界高度。
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地位重要。基本要点是,坚持以人为本,它把历史主体论、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论与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执政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高扬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价值思想,突出了发展的主体问题,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体现。全面发展的思想深化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想,突破了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涵,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统揽全局的执政能力问题。协调发展的思想丰富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谐性、平衡论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筹兼顾、互动互促、良性循环的和谐发展机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助推发展中的体制性建设路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时代性把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所担负的深远历史责任。另一些人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总结和指导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光辉典范,它的科学性、现实性和深刻性,不仅在于准确地把握住当今我们党所处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在于它立足历史唯物论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开辟了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新视角: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应是以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和人的全面发展尺度为主要内容的三维发展尺度体系。新发展观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评价尺度。它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变换视角,从社会文明演变和人类文明的拓宽来说,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从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到四个文明的飞跃。邓小平的文明观重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他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江泽民的文明观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内在地包含了四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对传统发展观彻底颠覆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产物。生态文明倡导整体性、持续性、公平性的原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勾画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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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全文如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某些科学的预测,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两段话体现出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即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部社会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从以上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他们更多的是用生产关系的特征去区别于旧有的社会形态,导致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根据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述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等同起来。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思想作出了新概括。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说,这个概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要点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这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途径,这个要点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社会区别开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根本目的、最终目标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过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个重要论断。而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科学社会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提了出来。邓小平在1985年接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后来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进一步全面的理解,突破了我们最开始只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局面,对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预测了未来社会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未再划分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
而且,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级发展的过程,将经历“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这表明列宁已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分成若干阶段,但由于缺少经验,他并没有准确判断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上。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要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也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于要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理论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划分阶段的,并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是我国制定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因此,根据这个实际,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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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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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理论是对某种经验现象或客观事实的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也是对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它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原理(命题)以及对这些概念、原理(命题)的严密论证组成的知识体系,它是客观论证,而非主观验证,可证伪性是判断科学与否的重要依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论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全文如下:
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从实在论中挣脱出来获得其独立发展的,它在本质上是反实在论的。然而随着人类的视野向着微观和宇观两极领域的不断拓宽,现代科学日益远离人的感性经验而不得不极其明显地依赖于人的理性建构。这种状况不仅使传统的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具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而且由此引发了古老的理性主义的再度复兴。为了重振唯物主义雄风,形形色色的科学实在论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所谓科学实在论从其诞生以来,虽然前赴后继、声势浩大,却总是抵挡不住反实在论的进攻。
其中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然而有两个根本的缺陷则是在这些科学实在论中普遍存在的:其一是不了解实在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及其超越本性,没有从终极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观念从而难免流于肤浅;其二是囿于具体的殊相层面,没有能够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理论,结果是发现科学理论的多少构成要素就创造多少实在论。本文针对这两个问题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阐述一种彻底的反实在论科学观。
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分析,还是从其社会历史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助性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自然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_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_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科学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理论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方法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现代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自然规律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理学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哲学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历史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发展、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目前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影响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内容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_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科学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发展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现代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研究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内容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中国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科技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计算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
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哲学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再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必须从总体上正确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同科学实在论对现象知识进行客观化与本体化阐释的理性主义倾向恰恰相反,在现代哲学中,始终还涌动着一股对理念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本体化阐释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以理性为尺度抛弃康德“自在之物”走向现象世界的同时,人文主义则以非理性为尺度把它又重新捡了回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之流”、鲍恩的“人格”等,都是从康德的所谓“自在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它们抛弃子虚乌有的彼岸世界,以非理性取代理性,在此岸世界中继续着自己的超越之旅。这是古希腊理念论与中世纪实在论的现代翻版。至于马利坦复活的所谓“存有”、海德格尔在非理性直觉、领会和体验中所把握到的“存在”,更是把思辨的理念知识客观化与本体化的典型。
实际上,无论是科学主义所感知到的现象,还是人文主义把握到的所谓自在之物,都决不是可以相互分离的两种不同实在。它们是一体圆融、内在统一的整体。如果说科学主义专注于物质世界,人文主义则钟情于精神世界,然而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现实的实在世界本身。因为这两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以人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倘若一定要真实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实在,则它既不是传统实在论所痴迷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也不是古今唯名论所执着的现象、质料或殊相,而只能是参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且处在实践活动中的人本身。正是人的出现使现象与自在之物呈现分离,也只有人才能够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科学理论作为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产物,不同于形形色色人文主义说教的地方,正在于它经受住了现象世界的严峻考验,它是理念知识与现象知识相融合的产物,其中的魅力显然是那些生活在文明的边缘为原始思维笼罩着的土著居民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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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胡锦涛为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相关哲学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之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指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的产物。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变化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复杂事物内部存在很多矛盾,根据各种矛盾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的不同,矛盾又有主次之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着重解决主要矛盾,目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正是着重抓主要矛盾原理的体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解除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只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的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和多样性。由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事物的变化,推动事物的发展。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发展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理好各种关系,全面发展,协调推进,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创造、消灭或改变规律,但人能够发现、认识和利用规律。要求我们把主观能动性和规律的客观性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把主观能动性和规律客观性的有机结合。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党的十七大中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既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又要尊重自然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有其发展规律,社会全面发展也有自身发展规律,自然发展更有其规律性。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要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我们在发挥人的主观性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以及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都发挥了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决定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进建设和谐社会。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xx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xx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3.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xx年12月26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20xx年6月15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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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全文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指导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1.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维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8.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9.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上述九条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要掌握其完整体系和内在逻辑。胡锦涛同志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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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外交思想、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等的研究相比,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本书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监狱学基础理论、监狱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及研究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及研究价值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包括“关于战犯改造”、“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人是可以改造的”等九部分。这九个部分可以概括为“三观”即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三论”即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三观”为基础理论,“三论”为应用理论。这一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监狱刑罚执行与罪犯改造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本质和内涵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我国的监狱哲学、监狱基础理论,掌握和深刻领会了这一理论也就等于深刻理解了我国监狱法规制度的立法精神、惩罚与改造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既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面对未来;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为监狱工作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而进行的应用研究。
【摘 要 题】刑事执行法学研究
【关 键 词】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基本框架/内在联系/人文关怀/创新精神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创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进程中,革故鼎新,白手起家,逐步创建起了一整套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及运作体系。在短时间内,使旧中国黑暗落后、野蛮残酷的监狱制度一下子飞跃到世界领先、文明进步、科学有效、独具特色的监狱制度行列,创造了为世人瞩目的多项人间奇迹。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新中国的监狱制度不仅有效地完成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基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且,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体系的实践为人类社会刑罚执行制度的文明进步和教育矫正罪犯的科学化进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特色鲜明、科学有效、文明进步的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成并不断完善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追本溯源,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迅速建立并不断取得成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缔造和奠基人民共和国政权基础的建国初期,我们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做依据,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依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出各种指示、批示、谈话、讲话等,及时拨正航向,指导监狱制度与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建设发展,领导和推动了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实践的不断完善。虽然,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监狱制度及运行机制得以奠基并不断发展,法规制度逐步建立,且在实践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尚未得到法学专家和监狱学理论工作者深入系统的整理开发与研究。
进入21世纪,我国监狱工作既具备了更优越的社会环境、得到了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为了迎接挑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地完成新世纪社会发展赋予监狱的历史使命,监狱系统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与制度创新,而改革创新应当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已有优势、保持并发扬监狱制度的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进行。
综上所述,无论是理性地总结新中国监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还是规划监狱制度在新世纪的改革创新,都离不开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开发。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监狱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进行深入的、系统化的梳理总结、研究开发,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整理挖掘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做一些“后原创”工作,将这一理论中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思想融会贯通于监狱系统的有关法律制度及运行机制,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要求,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与结合性研究,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监狱制度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从整体看,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萌芽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土地革命前,发展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到抗日战争,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后到三大改革完成时期成熟,1956年以后继续发展。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新政权建立之初,创建新型的国家机器,巩固政权基础,恢复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共和国缔造者们面临的首要任务。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自然受到领导者的重视与关注,大批的俘虏、战犯、旧政权留下的反革命分子及各种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需要迅速处理,这更增加了解决监狱问题的迫切性。因此,监狱建制、罪犯改造问题受到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这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他们重要的理论著作上、各种会议讲话上、各种场合的谈话上、各种文件汇报的批示批语上,亲自过问并组织领导监狱建设工作。新生的人民政权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监狱?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职能怎样规定?新中国监狱如何对待各类罪犯?采取什么样的改造模式与手段?这是历史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提出的课题。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以睿智的政治家的理性思维、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新世界的胆略和胸怀,根据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观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监狱制度逐步建立,科学地回答了这一历史性课题,同时形成了一整套改造罪犯的新理论。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监狱制度、罪犯改造理论是与国家机器和政权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就提出了罪犯改造方法、原则问题,这是在毛泽东同志著述中最早谈到改造罪犯问题,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萌芽。
到了1948年以后,全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筹划新生国家的政权建设问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提出了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基本方针。建国初期,监狱建设、罪犯改造提到了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因而,关于监狱的组建、改造方针、监狱性质等,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在各种会议、讲话、谈话、文件批示上多次就监狱建设和罪犯改造问题发表观点,提出思想。这一时期十分丰富的改造罪犯理论观点使新中国监狱制度、改造罪犯理论的框架轮廓基本确定。
随着监狱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又及时做出指示,指导监狱工作管理体制、教育改造、劳动生产、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不断的调整、改革与完善,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时期。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当时,我国监狱学作为刑事法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已经兴起并获得初步繁荣,因此1993年广大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总结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此次研究热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综上所述,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但在解放战争以前,只是零散的一些观点和论述。从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伴随全国革命胜利的临近及新中国监狱制度及运行体系的建设发展,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系统地就监狱工作的有关方面发表了丰富的论述和观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与完善。从1954年《劳改条例》颁布到“”期间,则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成熟时期。1993年前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期间,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及理论研究总结形成热潮,这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初步总结研究,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科学体系的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针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不是现成的理论专著,而是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设的进程中,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以著作、报告、讲话、批示、指示、谈话等多种形式阐述的观点论断的汇集的特点,认真地梳理和研究这些散见的观点论述,笔者认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这九个方面分别是:一、关于战犯改造;二、改造罪犯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三、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四、人是可以改造的;五、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六、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七、对罪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八、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九、劳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集中。
战犯改造是新中国监狱史上辉煌的一章,它的辉煌不仅在于胜利者对失败者博大的胸怀与人道,而且在于它对战犯改造的极大成功,战犯改造的成功使一大批侵略者变成了和平友好使者的中坚力量,使新政权的死敌变成了拥护者和建设者。以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体系而言,关于战犯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战犯改造的成功使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得到肯定证明,其思想便自然融入到或固化到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之中。所以,战犯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及新中国监狱制度承上启下、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状态和中介阶段。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这九个方面可以简单概括为“三观”、“三论”,“三观”为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三论”为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第一部分“改造罪犯是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是刑罚观,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和阐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刑罚思想。无产阶级奋斗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犯罪、消灭国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犯罪分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破坏因素和消极力量,是首当其冲应当改造的对象,因此,改造罪犯,预防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犯罪是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实现理想目标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刑罚思想超越一般刑罚思想与理论的特点在于,它把刑罚任务与社会理想社会发展的伟大前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给国家的刑罚制度以极高的立意、极高的定位,增加了国家刑罚事业的神圣感,从而使刑罚制度及其运行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乃至最高层的重视和关注,这也是新中国监狱制度从一开始创设就是高起点,就站在了当时世界刑罚制度的前列的根本原因。这与旧中国长期封建制度下对刑罚工作重判轻管无视改造,重官轻吏放任自流的落后野蛮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刑罚观念拘于现实、细务而缺乏宏观视野有着显著的区别。
“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代表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新颖的监狱观。监狱伴随国家产生以来,在隔离罪犯于正常社会之外、震慑不法分子、伸张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历史上的监狱也成为社会最黑暗最异化的角落,甚至成为新的更危险犯罪的传习所。这说明,作为监狱仅能起到隔离和震慑作用是不够的,甚至它还可能与设立它的初衷形成悖论。因此,伴随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监狱的教育矫正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青睐。监狱的功能和潜力得到拓展。
关进监狱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到社会,为了犯罪者本人和全社会的利益,人们开始尝试把服刑过程同时作为犯人重新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人的再生重塑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减少犯罪人口,净化社会。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教育改造,新中国监狱从创立之始就将改造罪犯成新人作为监狱的最高价值追求,新中国监狱的全部工作也以改造人为核心而设置、而展开。正是在这样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的背景下,毛泽东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的论断。监狱其实是学校的论点代表了人类监狱观的进步与飞跃,符合人类刑罚制度文明进步的根本趋势。
当然,监狱是学校并不是否认监狱作为刑罚惩罚机关的性质,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监狱的“共性”,是监狱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对此亦多有论述。强调监狱是学校或监狱的根本性质应当是学校有助于人们深化对监狱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监狱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强化监狱的教育矫正功能与作用,有利于拓展与扩大监狱为社会存在和发展服务的领域,有利于推动刑罚制度不断走向更加进步与文明的未来。
“人是可以改造的”则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改造观”或“矫正观”。虽然现代监狱都在强调教育矫正,但从理论上讲,罪犯到底能否改造,监狱是否有效地改造了罪犯,西方理论家却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出现了不少消极的结论。人能否改造?罪犯能否改造?监狱能否有效地改造罪犯?这是监狱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它关系到监狱的存在价值。
对此,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做出了毫无疑义充满信心的结论,人是可以改造的,在一定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旗帜鲜明的“改造观”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为监狱有效改造罪犯、保卫社会、实现犯罪分子的转化和再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提高了监狱的存在价值,引导监狱在改造罪犯的科学途径和方法上去努力创造、不断追求。如果在理论观念上不敢承认人是可以改造的,则监狱的存在价值便只能局限于隔离和惩罚罪犯的狭小天地,所谓罪犯矫正与重新社会化也只是无可奈何的知天命尽人事的消极状态。
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体系中,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罪犯改造观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论述和观点。这些论述和观点从哲学、社会学及社会实践等方面科学地阐明了人为什么可以改造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闪烁着耀眼的理论光辉,而且是寻求探索科学有效的罪犯改造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以改造人为中心的监狱制度的科学依据和理论源泉。它的研究和发展将有力地证明监狱改造罪犯是一门科学,也将有力地推动监狱改造工作的科学化和法制化发展。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关于以思想改造为核心的教育改造理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关于劳动改造罪犯成新人的劳动改造理论。这两方面的理论共同构成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改造罪犯的“方法论”。
人是可以改造的,但必须政策和方法正确才行。改造方法有千万种,但最重要的,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以思想改造为中心的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一个人在社会中怎样定位自己,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实施什么行为,归根到底是他的思想支配的,是由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所以,改造罪犯不触及思想,不转变人生观价值观就抓不住要害,而将改造的主攻方向指向犯罪思想与恶习,指向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则是治本之举。
劳动改造则是另一个基本改造手段。以劳动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其他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劳动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是知行统一的活动。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和习惯是人自立于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能力。因此,通过劳动改造罪犯是最有效率与效益的改造方法。通过劳动(当然必须配合劳动教育),可以让人简单明了地认识个人与社会的正常关系,个人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的正常关系,明确劳动对人被社会接受,融入社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对应关系,从而澄清模糊认识,转变错误观念。树立科学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个人自我实现的正确方向和路标。通过劳动习得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合作精神,也是罪犯刑释后谋生就业,做一名守法公民的基本保证和前提条件。
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特色和精华所在,新中国几十年罪犯改造成绩斐然,保持了世界上最低的重新犯罪率,与监狱始终坚持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的治本措施是分不开的。
“对罪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和“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改造罪犯的“策略论”内容。所谓“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主要包括“罪犯也是人”的观念,在罪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物质生活方面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在精神方面尊重罪犯人格,不得侮辱体罚虐待罪犯,在改造上强调教育感化挽救方式,而不是压制和酷刑。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罪犯人权保护”在根本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只不过显得更具有政治性和政策性味道。
所谓“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主要体现为一种“给出路”政策,关心罪犯的前途和新生,对认罪悔罪、改善向善的给予鼓励,包括减刑假释。让罪犯抱有希望,在希望中改造,而不是消极混刑、自暴自弃。充分调动罪犯的改造热情,让罪犯看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有用性,从而激发新生欲望,形成内在的、自觉的改造动力,实现改造效益的最大化。
“劳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集中”是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管理论”部分。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是否科学有效,管理体制极为重要,因为,罪犯的刑罚执行与教育改造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刑事司法制度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实现,而且法制工作特别强调统一、规范,不能各行其是、自由随意。监狱的执法管理、教育改造是由监狱人民警察掌握和主导的,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管理能力、教育能力的高低决定监狱工作的整体质量。
因此,监狱工作的管理体制和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受到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监狱管理理论也成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监狱工作时多次强调,“劳改工作的领导与管理要集中”,“必须认真加强党对劳改工作的领导”,“劳改工作干部不能太弱”,对监狱人民警察“要训练、要教育”。实践证明,我国监狱多年来形成的国家和省两级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监狱模仿军队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监狱长政委分工负责制,强化对监狱警察的教育培训,实行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的政策,有力地保证了监狱工作规范运行和整体质量的不断提高。
上述九个方面的理论前三部分“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构成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基础理论部分。后三部分(五章)“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构成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部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内容虽然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有漫长的时间跨度,出现于各种背景场合,有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散见于各种文献、著作之中,但整体观之,它却系统地回答了监狱刑罚执行与罪犯改造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综观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全部内容、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它有两个支撑点,统一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社会理想,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它的两个支撑点或立脚点是:
第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认识和对待监狱工作,把监狱工作作为创新国家制度、巩固政权基础、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工作来抓。
第二,以高度的人文关怀对待罪犯,关注犯罪人的人生前途命运,关注罪犯的新生与发展。深入研究考察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各个方面内容,其深刻内涵和理念指向无不体现和贯穿着上述两个方面的意蕴和光辉。
两个贯彻整个理论的内涵又统一于或来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政治胸怀和社会理想,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消灭犯罪、阶级、国家,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奋斗理想,改造旧社会、旧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改造罪犯正是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既考虑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又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国的监狱制度也必然要求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一系列创新观念和思想有力地促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创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充分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监狱制度在新时期的法制化科学化发展首先要继承这种创新精神。
作为新中国五十多年监狱制度及监狱工作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研究虽然已开展多年,但理性地看,这些研究还是表面的、初步的。充分地占有各种材料、深入地发掘其丰富内涵、研究分析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此基础上整理出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不仅是系统总结新中国监狱工作成功经验、为监狱事业积蓄“理论家底”的需要,而且也是丰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监狱制度理论基础、科学指导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新世纪的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完成这些任务是监狱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监狱工作既得到了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今天,不适应、不科学的弊端日益显露,改革和制度创新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任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不可能直接援引和照搬西方的东西,我们必须自己有所本,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论,仅从实际上看,中西社会基础、国情差异巨大,西方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研究整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并以它作为监狱制度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在改革建设中保持并不断发展监狱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必不可少的。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需要,我国监狱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主要应体现在法治化和科学化建设上。而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法治化科学化建设与改革离不开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深入研究,这里的所谓“离不开”除了指导思想的含义以外,主要是说,法治化和科学化的核心任务正是要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以及监狱系统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造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具体化、固定化到监狱法规制度之中,使政治理念变成法律规定,科学思想变成法律条款,以使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与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融会贯通、密切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律制度的基础,促进监狱法律制度的创新发展与传统制度优势的有效发挥。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新中国监狱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质和内涵的高度概括抽象,是我国的监狱哲学、监狱基础理论,掌握和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等于深刻理解了我国监狱法规制度的立法精神以及执法改造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因此,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深入研究及其在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中的教育普及,可以极大地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可以使监狱人民警察具备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培养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理性和职业道德,从而有力地推动监狱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者集体创造的。同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并不是现成的系统的论著,它们散见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讲话、谈话、批示之中,也蕴含于建国以后一个时期内历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和决议、蕴含于历次劳改工作会议文件及最初的法规制度之中。
另一方面,领导人每一次批示谈话都有其针对性,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都有当时的语境、当时的特殊背景,其中许多论述表达也并非是完全符合论证逻辑的规范话语,而往往是一些形象性、哲理性、论断式的语言。因此,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我们的任务是,从零散中找出系统,从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找出一贯,从不同具体论述中找出内在联系,从简单的论断中挖掘其深刻内涵和深层思想,在此基础上理出脉络,勾勒梳理出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
如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中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实际上得益于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优待俘虏、分化感化俘虏、改造旧军队的思想、经验和做法。战争年代优待俘虏改造旧军队,解放初优待战犯,感化转化教育战犯,对普通罪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这三者实际上有着内在的承接和演进发展关系。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诸多观点中有许多是针对当时的具体困难、具体问题,或为纠正某些偏差而提出的,而非是对监狱工作的全面考虑论述,我们不能机械地把这些观点当成语录“经”而到处套用。将若干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观点放在一起综合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系统性和一贯性,找到其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创新精神。因此,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研究既要将其理论观点放在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去正确理解和体会,根据这些批示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来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又要将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体系去研究其系统一贯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创造精神,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既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面对未来,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为监狱工作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而进行的应用研究。所以,我们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不是表面化地重念“语录经”,也不是对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者的观点进行一般性的阐释分析,歌功颂德,更不是刻板地讲“凡是”,而是对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进行深入的、系统化的研究总结,梳理出其科学体系,全面挖掘其立场、观点、方法和创新精神。
同时,联系现实的需要尝试做一些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后原创”工作,将这一理论中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思想融会贯通于监狱系统的改革和法规制度、运行机制的创新之中。根据现实改革发展的需要,将这一理论的科学观念进行与时俱进的拓展与开发,将观念性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措施上,将其薄弱不足的方面充实完善起来。总之,我们的根本宗旨是,通过梳理总结和研究,让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活的灵魂在指导新世纪监狱工作的改革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更灿烂的光彩与活力,成为推动监狱事业发展的强大理论和思想武器,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监狱制度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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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设置到完善,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形成系统认识,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时代特征及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全文如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财政法治 公民权利
【论文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 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宪政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 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
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 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 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6]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宪政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主权、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主权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
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 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
德国宪法法院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 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
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 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
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主权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
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宪政机制难以实现。[9] 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
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 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
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 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
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
;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
[14] 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
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 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 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 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19] 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
[20] 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
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 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
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 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
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而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以后,政府仍应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只不过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渐成为日益增长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24] 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
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政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1 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 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9日11:22新华网。
3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 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 “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 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 2 Bvl 37/91 published in Official Tax Gazette (BStBl)Ⅱ 1995 at 655 ff.
9 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 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 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 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 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 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 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23 [印]巴吉拉斯•拉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转引自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一文。
24 转引自杨荣学:《建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协调机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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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从字意上很好理解。“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所以,旅行偏重于行,旅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含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管理论文范文:探科学旅游观内涵。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科学旅游观的内涵,就是包括科学发展观、科学治理观、科学旅游治理观、科学的旅游经营观、科学的旅游服务观、科学的旅游消费观等,明确以科学旅游观统领旅游健康发展的新思维。
关键词:科学;旅游观;内涵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从占国民经济的微小比例发展发展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旅游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产业体系、行业形态、企业主体、消费群体、国际地位、全球影响发展了深刻的变革。中国的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角色。它的实力体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有最大的出境旅游消费群体,已为第四大入境的接待规模,中国,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发展道路。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号文件)提出的“旅游发展观”,不仅在我国旅游发展史上,即使在全球旅游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标志。树立科学旅游观,是搞好旅游发展的关键。为此,深刻领会旅游观内涵,是我们发展旅游产业的第一步。
(一)科学发展观科学理论。
科学的旅游发展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首要前提,其决策主体是国家。研讨旅游发展观就是要依据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可持续发展观内容,遵循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规律。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基础薄弱的国情下,选择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创建高度文明的明智选择。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概括,综合考虑自然层面及人文层面的问题。在当前多元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发展旅游业,就是要把视野拓展到自然和人文两个领域,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问题,及人文资源、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态问题。从单纯地关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局部的自然属性,到同时或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属性,把握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寻找全球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环境社会学与社会生态学兴起的根源,更是我们发展旅游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科学发展定位。
制定科学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及发展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成为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对纷繁多变社会环境、经济结构、城乡关系、生态条件、及全新国际影响的中国。我们要确定,国家发展旅游的目的超越了创造外汇收入、刺激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而更加强调其实现社会和谐、平衡区域发展、满足民生需求、促进文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乃至提升国家形象的非经济功能。在此背景下,因此,在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绩效评估等方面,要摒弃过去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的做法,高度重视旅游在民生、环保以及国家战略等层面的作用;要摒弃过去只看到经济成本而忽视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的做法,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最优来衡量发展结果。
通过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不同途径,建立“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低成本使用的方式”的发展方式。保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利用,保证人类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既要尽量满足人类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既要尽量考虑人类的利益,也要注意人类未来的利益。因而,我们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兼顾,科学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处理好人文与自然、旅游产业与资源的关系,实现旅游开发适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品打造与文化发掘相协调,加快产品体系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
旅游产业是国家经济的关键领域,其发展方式是决定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方式。过去30多年,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以资源、土地、人力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低成本使用为前提,以规模扩张、数量剧增为内容。当前,“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政策引导、激励机制、配套措施等方面,要通过鼓励开发方式、业态类型、商业模式、服务方式等的创新,降低旅游发展对要素投入的依赖和消耗。总之,推动旅游业发展要与新型四化建设相结合,突出旅游业产业链长、融合度高、综合带动作用大的特点,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是参与治理的主体,科学的旅游治理观的推动者,也是旅游治理观的实现主体。首先,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包含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其他政府部门,各类社会组织。不同类型企业、当地社区、游客等各个主体,实现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构。推动政府依法监管,行政手段越来越让位于法律手段、市场手段和社会手段,避免过度参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调互动,共同发力;但要清楚,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的作为空间并没有变小。相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的责任更大,需要其具备更大的勇气、更宽的胸怀和更高的智慧来调动、协调所有治理主体,建立更加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实现对旅游事务的协调。
科学的旅游经营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要体现,其执行主体是旅游企业和接待主体。
(一)遵循市场规律,开发旅游产品。
旅游经营中,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以用户需求、商业逻辑 ,资本理性为指引,紧紧抓住游客尤其是主流群体的消费心理,通过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的系统努力,超越对手,超越自己,赢得市场的认可。因此,经营者的产品开发、服务供给、项目设置、设施建设都应围绕游客的需求而展开,应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发展。
(二)推动旅游开发与本土资源有机结合。
旅游经营往往与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依赖于风景优美的自然生态,有的根植于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有的处于当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之中。因此,旅游经营者在满足顾客需求、 实现自身盈利的同时, 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都毋庸置疑地负有责任。 经营者的产品开发、 服务供给、 项目设置、 设施建设应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影响,设法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受益,这是旅游经营与其他一般经营者的重要区别。忽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当地居民排除在外的旅游发展、既不符合全球旅游发展的普遍伦理,也难以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更加注重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学的旅游服务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体现,其执行主体是所有和旅游活动有关的服务主体。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旅游业的核心是服务。推动旅游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在旅游服务体系中,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而应获得更多的重视。旅游商业服务的成熟在于从福特主义的标准化、生产线式供给转向后福特主义的消费者导向、差异化经营和大规模定制。旅游公共服务的健全在于政府从“管治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各领域的协调配合、无缝衔接。不管是商业服务还是公共服务,均应从游客角度出发,重视对其旅游活动各阶段、各环节、各层次需求的满足。
科学消费观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体现,其实践主体是所有旅游者。旅游,是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出现的必然需求,是依赖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消费行为, 是体现精神品位和个人素养的社会行为。 旅游消费的成熟、 理智、 科学, 体现在既不过分追求奢华炫耀,也不一味贪图便宜;体现在掌握价格规律,面对各种产品服务,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和理性选择;体现在了解自身内在需求而不盲目跟风;体现在知晓自身权益,并有愿望和能力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维护;体现在明白旅游活动可能会给生态环境、 当地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并尽力通过自身努力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体现在知道旅游消费往往是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的,应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科学的旅游消费观是成熟游客的重要表现, 而拥有大批成熟游客又是一个国家旅游发展成熟的重要表现。培育成熟说的游客是我们要不断努力的工作。
要用科学旅游观统领旅游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在当前,以下几点显得尤为重要。
(一)、深化改革,建立科学的旅游管理体系。
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体系不科学、不顺畅造成的。因此,树立科学旅游观,应从建立科学的旅游管理体系抓起。首先是要建立科学的旅游行政管理体系。现有的旅游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在当初小旅游、小行业的基础之上,主要职能是行业管理。现在旅游已发展成为跨产业、跨领域、跨国界的大产业,而且发展势头正猛。各级政府要从产业管理的角度,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高度,科学、合理地设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职能、编制,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有职、有人、有能力管理旅游这个大产业。其次是要建立科学的资源管理体系。改变现在资源多头管理,开发各行其是,标准政出多门的现象。应该设立一个总口子,凡是列入了旅游资源的开发,都要通过这个总口子把关。最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各种旅游行业协会,把一些应该由市场管理、市场调节的职能从政府剥离出去,交给社会和市场,强化社会管理,行业自律,市场调节。
(二)、循规而行,合理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要遵循发展规律,根据当地的资源情况、综合条件,确定旅游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各项指标,切忌不合实际的高定位、高指标。要遵循自然规律,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要有“留有三分地,留给子孙耕”的理念,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遵循工作规律,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项工作的位置,不搞一头独大。既要搞旅游的宣传营销,提高知名度,更要重视产品建设,旅游环境建设,做到名符其实,甚至实超其名。让游客喜出望外,不让游客失其所望。要坚持依法兴旅,用法律保障和促进旅游发展。
(三)、融合发展,拓宽旅游发展空间。
探索产业融合。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产业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旅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产业也越来越向旅游靠拢。一产围绕旅游转型,二产围绕旅游升级,三产围绕旅游拓展已成为趋势。作为旅游行业本身,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快产品融合。人民群众对旅游产品个性化的要求日益明显,单一的产品只能满足部分游客的需要。要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必须多产品融合发展,可以一种产品为主,其它产品配套,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发展新的业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医疗康体旅游、文化研学旅游、老年关怀旅游,不断催生新的旅游业态。
(四)、强化引导,形成科学的旅游行为。
大旅游、全旅游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旅游的管理者、旅游的建设经营者、旅游的消费者或叫享受者也就是游客。前面两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游客的行为,游客的要求往往影响管理者和建设经营者,影响着旅游的发展。由此而知,游客的科学旅游行为是科学旅游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游客的科学旅游行为观,真正的、全面的科学旅游观就无法树立。因此,要高度重视对游客的引导工作,做到政府、社会、企业一起努力。政府要制订游客行为守则,并对违规违法行为有强制性措施。社会要形成共识,对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对破坏公共设施、破坏旅游设施的行为群起而讨之。企业要加强宣传,做好沟通,引导好游客行为。游客要加强自律,理性消费,文明旅游,和旅游管理者、经营者形成良好关系,共促旅游发展,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总之, 科学旅游观是我国未来旅游发展的重要指引, 而科学旅游观的形成与践行则需要国家、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相关部门、 旅游经营和服务主体以及所有旅游者的共同努力。
【探科学旅游观内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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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目标也是企业经营目标在财务上的集中和概括,是企业一切理财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成功的前提,只有有了明确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工作才有明确的方向。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经济体制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科学合理地选择、确定财务管理目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科学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的目相关标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论科学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全文如下:
摘 要: 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财务管理目标社会价值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相互适应,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是指发展必须保持持久性和承续性,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既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又要改善、优化结构,提升增长质量、提高增长效益,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也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目标是系统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根据不同的系统所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可以确定相应的目标。财务目标是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评价企业财务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
财务目标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2.1 相对稳定性
财务目标在一定时期或特定条件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必须把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外界环境的变化与财务管理的内在规律结合起来,适时提出并坚定不移地抓住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2.2 多元性
财务目标的多元性是指财务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适应多因素变化的综合目标群,要以主导目标为中心,协调各目标之间的矛盾。
2.3 层次性
按财务管理内容的层次,可把财务目标划分成由整体目标、分部目标和具体目标构成的层次体系,以整体目标为中心,做好各项具体工作。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同,在体现上述根本目标的同时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代表观点有:
2.3.1 销售额最大化目标
厂商所追求的是销售额最大化。其理由是,经理阶层的工资和其他报酬与销售额的相关程度大于与利润额的相关程度。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密切注视的是企业的销售额,只要企业销售额扩大并继续增加,银行就乐意向企业提供贷款和服务。如果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降低,就会削弱自己的竞争地位以及与对手讨价还价的能力。
2.3.2 利润最大化
有观点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越近企业目标。假定在企业投资预期收益确定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该观点的缺陷:
①它不能区分不同时期的报酬,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而今天的一元钱比未来的一元钱更值钱;
②没有反映创造的利润与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不同资本规模的公司之间或期间的比较, 税后利润最大化不能成为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③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导致企业短期行为,如忽视产品研发、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等;
④没有考虑风险因素,高额利润往往要承担过大的风险;
⑤会计利润忽略了一项最重要的成本———机会成本。
2.3.3 每股利润最大化
通过将企业实现的利润额同投入的资本或股本数进行对比,可以说明企业的盈利水平。
该观点缺陷:股票市价除了受企业经营盈亏影响外,还要受其他外部因素影响。以每股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目标,意味着只要资金能投资于内含报酬率大于零的项目,企业就不应该支付股利,但这种股利政策对股东不可能总是有利。
2.3.4 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
美国学者Arthur J. Keown 在1996年版(现代财务管理基础)中提出“财务管理与经济价值或财富的保值增值有关,是有关创造财富的决策。” 可口可乐公司,199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只为一个原因而生存,那就是不断地将股东价值最大化。”Equifax 公司,199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为股东创造价值是我们全部的经营和财务策略的目标。” Georgia-Pacific 公司,199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永远是创造新的价值和增加股东财富。”
这种观点认为,投资者建立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这种财富首先表现为企业的价值。 公司价值是指公司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股票与负债市场价值之和),它是以一定期间归属于投资者的现金流量,按照资本成本或投资机会成本贴现的现值表示的。
该观点的优点:
①财富最大化目标考虑了取得报酬的时间因素,并用货币时间价值的原理进行了科学的计量;
②财富最大化目标能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方面的短期行为。反映了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因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不仅有过去和目前的利润水平,预期未来利润的多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更大;
③财富最大化目标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各企业都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整个社会财富也就会不断增加;
④财富最大化目标科学地考虑了风险与报酬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克服了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不顾风险大小,只片面追求利润的错误倾向。一般而言,报酬与风险是共存的,对额外的风险需要有额外的收益进行补偿。报酬越大,风险越大,报酬的增加是以风险的增大为代价的,而风险的增加将会直接威胁企业的生存。因此,企业必须在考虑报酬的同时考虑风险。企业的价值只有在报酬和风险达到比较好的结合时才能达到最大。财富最大化的观点也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深层次认识,因而是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
2.3.5 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是目前绝大多数企业普遍采用的财务目标,但这一目标具有以下缺点:①对非上市公司不能用股票价格来衡量其价值;②对上市公司,股价不一定能反映企业获利能力股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它同时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新时期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从财富最大化的内涵来看,它是指通过企业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在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情况下不断增加企业财富,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企业的总价值可以用股票市场价值总额来代表。这个目标完全是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推出来的,从单个企业角度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目标,因为它满足了企业生存、发展、获利的目标,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却是个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目标。这是因为:
3.1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忽视了企业生产负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说来,如果某人或者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他个体带来危害或利益,而该个体又没有为这一后果支付赔偿或得到报酬,则这种危害或利益就被称为外部经济,也就是外部性,收到的危害叫做负的外部性,得到的利益叫做正的外部性。比如说,空气污染就产生典型的负外部性,因为它使得很多其他的,与产生污染的经济主体没有经济关系的个体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这些个体希望减少这样的污染,但是污染制造者却不这样认为。例如,一家造纸厂排放废气,它可以建造设备以减少废气排放量,但是它从中却得不到收益。但是,在造纸厂附近居住的人们却可以从减少废气的排放中大大受益。
由此可见,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而忽视企业生产负的外部性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也必然会导致企业财富的增长是牺牲整个社会的财富为代价的。因此,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应减少负的外部性,增加正的外部性,增强企业生产的社会责任感。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修正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这存在一个企业的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3.2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削弱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往往会违背社会发展这个大局目标,比如企业会利用各种渠道得到各种资源,尤其是优质的资源。而资源是稀缺的,企业获得了优质资源意味着社会在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规模上大大降低。企业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企业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企业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使企业缺乏改进企业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的动力,如果企业还是采用集约式的生产,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成本、低产出、低效益,这显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因此,笔者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符合企业集约式生产的新要求,应同时满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修正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3.3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利于人力资源会计和绿色会计的推行
在企业价值的计算公式中没有反映人力资源增值的信息,而科学发展观指出“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利益和价值,这就要求会计学科的发展也要核算人力资源,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财务管理的目标理应体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应将人力资源对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贡献体现出来。
在企业价值的计算公式中没有反映绿色价值的信息,而科学发展观指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就要求会计学科的发展也要加强对绿色资源的价值管理。
笔者建议,应将企业价值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改,体现出人力资源和绿色资源的价值,而这需要企业不仅站在企业的角度,而且站在社会的高度来定位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修正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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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统计工作的源头和基石,统计数据质量的真实程度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根本上扭转统计工作“弱在县级、冷在乡镇、空在村居”的局面,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转化为谋划统计事业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统计事业发展的有力措施,转化为领导统计事业发展的实际能力,理顺关系,扎实推进,使统计基层基础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关键词】;统计管理体制;统计基础规范建设
所谓基层统计工作是指县级及其以下乡镇、村从事统计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利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分析和提供关于社会经济现象数量资料的工作的总称。基层基础工作是统计调查立足之本,是统计系统根基所在,是统计事业兴旺之源。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不仅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重要环节,更是打造“科学统计、依法统计、阳光统计”的关键所在。
一、基层统计工作的现状
1、统计指标体系滞后,缺少应变对策,难以适应当地政府部门的需要
目前,统计指标主要是为了满足开展全面调查的需要而设置的,下级实施业务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为主,执行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报表制度相关指标。由于整体统计制度中全面指标相对滞后,而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案设计初衷就是为高层服务,因此,国家统计局在制定基本统计调查时主要考虑自身开发统计数据结果的需要,忽视了基层党委政府部门的需要,使得基层地方政府对部分统计数据难以进行开发利用,而地方政府需要掌握的指标,基础统计部门又难以准确去统计和反映。与之相对,基层统计部门为加强服务职能要制定本地区统计调查计划却又受到基层统计人员整体素质,办公设备条件,特别是经费不足的制约。
2、领导不重视,统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比较严重
部分领导普遍认为:统计不是直接的经济管理部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没有物质产出,所以统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可以不要。特别在基层部门,统计人员往往抽调到其它各部门,在完成各项中心工作之后,才来完成统计工作,这样就严重影响了统计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3、向主管部门报送统计资料与向政府统计部门报送统计资料重视不够程度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由于统计数字是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促进工作的同时,不得不看到对数字的负面效应。“数字出宫”,“宫出数字”的现象屡见不鲜,数字跟着计划走,年初计划有多大,年底完成就有多好。甚至个别地方出现领导直接干预,多报或瞒报,篡改统计数据,造成统计信息失真。
4、《统计法》的违法处罚不明确,依法治统力度不够
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劳动者素质也相对较差。目前新《统计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不够具体,对迟报、瞒报、拒报等统计违法行为的处罚没有明确的限额,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又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案件查办难落实,影响了统计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这样,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统计管理体制影响了基层统计工作的独立性
在现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下,统计业务领导与行政管理分离,地方统计机构直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人事、财务等事项也由其管辖,这就给县、乡两级政府以“人、财、物”权影响统计人员“事权”留下了操作空间。因而这种体制对抵抗行政干预的能力较差,在逐级综合汇总统计数据过程中,统计信息的真实性容易受到地方利益的某些不利影响。如一些地方领导一方面为得先进、争荣誉、个人升迁等,需要政绩作铺垫的时候,就虚报主要经济指标,如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外贸出口额、招商引资、财政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等;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政策的扶持而假报有关经济指标。如虚报贫困户、贫困人口、粮食生产面积及良种面积等,瞒报地方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完成名目繁多的责任状,更是把上级部门下达的指导性计划当成指令性计划指标来完成,造成这些指标的统计结果是计划部门将任务层层分解,乡、村统计又按计划数层层上报。统计工作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现行的统计管理体制是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根源所在。
(二)部门协调不力加重了基层统计工作的负担
长期以来,政府综合统计与部门统计之间关系一直没有理顺,联系不密切,缺少强有力的协调:一是政府综合统计系统缺乏与政府部门统计系统的横向联系。当上级综合统计部门需要统计资料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下级综合统计部门布置,而不管同级政府部门统计是否已取得此项统计资料;二是不同政府部门统计机构之间在职能上交叉、重叠,如主要农产品产量、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人口等指标均有多个政府部门统计机构在同时统计;三是部门统计自成体系的内向运行,阻隔了与综合统计部门的有效配合,部门统计的统计指标、计算口径、指标代码等都由部门自主决定,缺乏与综合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协调,多头向下、重复调查、报表多乱、数出多门的现象较为严重,不仅加重了基层统计负担,而且影响了基层统计数据质量。
(三)系统内部关系不顺降低了统计工作整体效益
从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对所属城市、农村、企业三支调查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三支调查队的机构和人员整合在一起,成立国家统计局各级调查队。由于对改革方案缺乏通盘考虑,宣传力度不够而且操之过急,目前已暴露出一些明显问题:一是局队相互完全独立,协调机制不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可操作性差,已造成了新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对统计部门的地位有一定影响;二是调查队内设机构设置不合理,与地方统计局机构重叠,职责不清,进一步割裂了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三是部分县(市、区)局队分设,进一步加大了基层统计工作成本,降低了统计工作整体效益。
三、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想走出当前面临的困境,从根本上扭转统计工作“弱在县级、冷在乡镇、空在村居”的局面,必须把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转化为谋划统计事业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统计事业发展的有力措施,转化为领导统计事业发展的实际能力,理顺关系,扎实推进,使统计基层基础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一)加快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革现行统计管理体制,是统计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更好地为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服务、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客观需要。目前实行的“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事实上就是“统而不管,分而无责”。基层统计不能从源头上确保统计数据的质量,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上”不负责。没有时间和精力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客观上也存在对“下”不负责。要改变这种局面,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统计工作实际,实行“业务上全国统一领导,机构、人员、经费省以下垂直管理”的体制,同时调整政府统计系统的内设机构和专业统计分工,理顺与部门统计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垂直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统计的抗干扰能力,从过去和现在来看,对统计数据的干扰主要来自地市、县区和乡镇,由省统计局对下垂直管理,操作上更可行,易被各级政府接受。同时也可使基层统计人员切实履行好统计管理和监督职能,形成对政府负责、对公众负责的强势统计
(二)加强统计制度方法改革,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卸下沉重的包袱
目前基层统计报表数量越来越多,指标不断增加,报告期也越来越短,基本上是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基层负担越来越重。实际上有些报表和指标基本没用或已经过时。因此,必须把改革统计指标体系、减少基层报表工作量提到重要日程。一是精简报表。重点是剔除那些已经过时或不经常用的报表和指标,对有些变动不大,或不常用的报表、指标,扩大报告期,不要每月或每季都统计。二是实施基层统计“一套表”制度。对现行的各项统计调查项目进行清理整合,消除重复矛盾的内容,实行基层统计“一套表”制度,不管是统计部门还是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向下布置,做到“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三是扩大抽样调查领域,可以使用抽样调查方法取得数据的项目,尽可能进行抽样调查。要强化抽样调查的培训、设计和操作能力,使抽样调查在社会更大范围派上用场、树立信誉、发挥作用。
(三)完善统计规章制度建设,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基层统计既担负着统计调查的使命,也担负着统计服务的使命,更担负着统计监督的使命。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各项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是基层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重要内容,各级统计部门和基层统计机构应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有关业务管理、纪律管理、学习管理、财务管理等一系列便于操作落实的规章制度及统计工作规范化流程,强化依法行使统计的监督权,并做到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坚持用规章制度约束和规范行为,使统计业务工作高效、流畅地向前推进,彻底改变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计划,就统计而统计,就数字而数字的工作格局,使统计工作更好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情况,科学开展统计调查,积极开展优质服务,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四)夯实统计法制建设基础,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树立坚强的后盾
实践证明,要抓好基层统计工作,法制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手段。各级统计部门要坚持一手抓统计基础工作,一手抓统计法制建设,充分依靠法制手段规范统计行为,维护统计秩序,改善统计工作环境。一方面,要加大统计普法宣传的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开展多种形式的统计法律法规宣传,不断增强基层领导干部、统计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统计法律意识。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让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进一步提高对弄虚作假行为的严重危害性的认识,让县级统计人员明确自己的合法权利和法定职责。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类统计违法行为。对虚报、瞒报、迟报、拒报及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对于基层代填代报统计报表的问题要进行重点执法检查。并且要把机构人员是否到位,统计台帐是否建立,登记是否及时,资料是否可靠,工作程序是否规范等基础性工作,列为统计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
(五)深化统计基础规范建设,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构筑坚实的根基。
规范化建设是从微观上、从技术层面做好基层统计工作的必要手段。在改革完毕、体制顺畅的情况下,规范化建设不能松懈。在尚不能对统计管理体制进行彻底变革的情况下,规范化建设更是举足轻重。一要加强统计手段的现代化建设。各级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基层统计工作的现代化和信息自动化水平。当前,要重点解决县乡之间的联网问题,做到县、乡两级统计机构网上互联,实现统计资料的网上传输,逐步实现统计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应用和管理的现代化。二要加强统计资料的档案化建设。基层统计机构应当统一管理统计资料,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报送、保密和档案管理等制度。统计工作中形成的统计原始记录、统计台帐、基层统计表、统计调查分析以及其他有保存价值的统计资料,都要及时整理归档,妥善保管。三要加强统计机构的网络化建设。要切实采取各种措施,督促各乡镇建立健全统计站,配备专职统计人员,切实把乡镇一级的统计工作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大胆创新,最大限度地保证统计队伍的稳定性、统计工作的连续性、统计资料的完整性、统计信息的时效性和统计标准的一致性。
(六)强化统计队伍素质提升,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搭建人才的平台
加强统计队伍建设,事关统计事业的长远发展,建设一支“思想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湛、清正廉洁”的统计队伍是做好基层统计工作的前提。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统计人才的培养,下大力气造就一批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结构优的复合型统计人才。一是“筑巢引凤”,引进优秀基层统计人员。以感情凝聚人,以待遇留住人,以事业召唤人,确保优秀统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活,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统计干部队伍的潜力;二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基层统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县乡统计人员身处统计工作最基层,既是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又是统计业务的具体操作者,要求具备全面的素质。各级统计部门要把统计、经济、法律、计算机等知识的培训列入统计工作的重要体系,通过开会、办班、讲座、函授等多种形式,组织统计人员学习,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三是建立合理的人才交流机制。一方面把有培养前途的人员输送出去锤炼锻造,使得统计人才能走出去拥有更多更广阔的空间,拓展视野、丰富经历、积累沉淀,通过挂职锻炼和基层体验,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实行系统内部的轮岗交流,让干部到多个岗位接受锻炼和挑战,多方培养,全面成长。通过有步骤地轮岗交流,力争培养出一批熟悉几个专业以上的统计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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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同人类的一切知识一样,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就是与生产形成一体化,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不断应用于生产活动与管理实践之中。
20世纪前对管理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动力代替部分人力——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普遍出现。随着产业革命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厂和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这些工厂需要预测需求,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向工人分派任务,指挥每天的生产活动;协调各种活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和保证产品质量以及为产品寻找市场等。特别是,在家庭手工业中人们很少关心效率,而在大生产条件下,面临按期支付工人工资的压力,如何使工人满负荷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出现像泰勒和法约尔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古典组织理论。
始自英国的产业革命随后扩散到欧美其他国家。例如工业革命到达美国后,孕育了纺织工业。1808年美国已经出现了15家纺织厂,一些企业还对早先的英国管理方式进行改进,雇佣了专业管理人员,并使用了蒸汽机。不过在内战前,美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管理,规模小,技术不发达——这是与其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它们以少量的资本投资,服务于有限的市场。随着铁路、轮船以及通讯技术(如电报)的出现,市场扩大了,于是产生了对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在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提高效率就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昂贵的设备(如炼钢用的大型鼓风炉)只有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才能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扩大市场。现由于数学学科的理论发展,使得对管理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研究管理及提高效率的方法大量出现,如运筹学及其优化方法引入管理的各个领域,使其更科学合理和有效。
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机械力的使用、大批量生产、欧美国家迅速扩展的铁路系统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等等,也促进了大公司的发展(大型企业首先出现于铁路系统)。如john D.Rockefeller建立了垄断性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Andrew Carnegie控制了钢铁工业的2/3。这些企业需要正规化的管理,因此对规范的管理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MRP(物料需求计划)、准时生产、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逐渐规范。
科学与技术的短时滞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一些旧的管理模式、经验阻碍了生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新的管理思想。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企业内、企业间及企业与客户间的往来数据不断增加,从中发展一些潜在规律和有用知识使企业更好、更合理的发展势在必行。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管理幅度相应增加。新的技术与理论如ERP、E-Business(电子商务)、CRM(客户关系管理)、KDD(知识发现)和DM(数据挖掘)开始引入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之中,它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库结合的产物。
近代应用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突飞猛进,相应的知识逐渐体系化,在管理理论中也渗入了相应内容,如模糊专家系统、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等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并成长于众多学科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得到更快更好和更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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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 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泰勒的地位无人能替代。百年之后,其科学管理思想仍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该原理与中国的实践以及泰勒的实践精神对当前学术科研活动的启迪。
[关键词]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实践精神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与中国实践
1912年,弗雷德里克・ 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人管理实践,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被尊称为“泰勒制”。泰勒提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的内容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劳资双方进行一次“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泰勒认为“所有的日常活动中,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而补救效能的办法在于科学的管理。”
泰勒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企业的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勒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百年之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其思想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尤其有着深刻的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总的来说,从政府到公司,效率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混乱效率低的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导致了资源不应有的损失浪费。而有的企业主认为雇员与老板是对立的,想方设法卡员工,如珠三角前段时间频繁见报的劳工荒现象就是 “重企业经济发展、轻工人权益保护”,最大限度地剥削廉价的劳动力导致的结果。
因此,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广泛开展各种科学的分工和合作,建立新型的激励机制,采取强力措施,逐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标准化、计量化作业管理,使经营管理尽快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并且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应进行一次伟大的“心理革命”,以友好的合作方式共同做大饼,从而得到双赢的结局。
笔者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在该企业带来的巨变。该企业是一家压力容器生产企业,起初厂里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关系就是一种对立关系,厂级领导来巡视时工人们就各就各位干起来了;管理人员一走,工人便漫不经心地组装着零配件,时不时聊天看报。还不到下班时间,众人就都早早挤在厂门口,只等铁门一开就夺门而出。新厂长上任后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后来笔者才知这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经过开会讨论,计件工资制正式实施,不到一个月就显成效,原来总不能按时完成的任务很快就完成,工人们不再视管理者为监工,而是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甚至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蛋糕做大了,工人的平均收入大幅提高,有的甚至比管理人员高出四五倍,由于企业效益改进,订单增多,整体员工的收入都比原来提高。员工与管理者双赢的局面出现。
泰勒的精神令人感动
泰勒出身于美国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长大后他立志继承父业,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但由于视力严重减弱不得不中途退学。他并没有怨天忧人,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不像今天我们脆弱的 “天之娇子”,动不动就做出要跳楼的呻吟,而是先在一个小厂踏踏实实当学徒,后到米德瓦尔钢铁厂当机械工人。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很快先后被提升为车间管理员、小组长、工长、技师、制图主任和总工程师,并在业余学习的基础上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泰勒的经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屈于挫折,与命运做斗争的典范。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几乎都是经自己亲自试验和认真研究提出的。他的探索主要反映在他的三个最有名的试验:通过搬运生铁的试验,摸索出工人的日合理工作量,从而为实行定额管理奠定基础;通过铲具试验,探索铁锹多大铲物效率最高,从而为工具标准化奠定基础;在金属切削试验中,泰勒前后共花了26年,15万美元,写出了3万多份试验报告,仅形成的切屑就达80万磅,最后,取得了有关车床、刨床、钻床、铣床在车速、进刀、材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为制定各种机床进行高速切削和精密加工的操作规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实验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理论深深地扎根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他进行的多种实验可以看出他个性中的很多值得学习的品德:
具有独特的创造个性特征,坚毅,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独立性;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以自己科学的独立思想去认识分析研究对象;不迷信权威,好奇,对不了解的事实有新奇感和兴奋感,这是求知欲和潜在的创造力的具体表现;严谨,认真,任何事情都要用实验和数据去说明。
尽管岁月已经历百年,泰勒的品德对今天的我们进行学术科研活动仍有着深深的启迪。它启示我们,对于任何问题,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注意实事求是问题,不能浮夸,不能掺入半点虚假。
在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很多人都是急于求成,热衷跟踪模仿,不愿做深入的研究,评价和宣传浮夸不实,追求论文数量和不讲质量。少数人中还出现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也存在着文人相轻、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毛病。当然,形成这样的情势,甚至愈演愈烈,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有社会上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如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缺乏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等。
笔者深深地感到,对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学习泰勒的品德,提倡他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十分重要。在科学研究中,要力戒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要甘于寂寞,准备长期坐冷板凳,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认真执着,并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以指导实际。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只有不浮躁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应该耐得住清凉和寂寞,在科学道德上有正确的认识,识别什么是良好的科研实践;什么是科学道德和良好的学风,什么是学术欺诈和不端行为,从而为世间真正做些贡献。
摘 要: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时至今日,其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我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科学管理理论没有过时,深入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还能为我国企业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方向性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泰勒;我国企业
1.泰勒科学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追溯泰勒科学管理传入我国的时间,甚至早于欧洲。早在1914年,我国民族工业家穆藕初先生意识到科学管理的巨大价值,不远万里到美国向“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当面求教,而后开始着手翻译包含“泰勒制”精华思想的《科学管理原理》[1]。遗憾的是,20世纪复杂纷乱的中国环境,并没能使科学管理扎根结果。纵观我国企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被政治变故和战争所打断。以市场经济算来,我国企业真正迈入市场化,在按照企业规律运营的历史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科学管理被一些更新潮的管理概念和术语所湮没,很多企业还没有夯实基础就盲目地追求管理前沿;未形成严谨有序的职业化团队就开展企业文化等。时至今日,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内部仍然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等原始色彩。从普遍意义上讲,当前我国企业的管理还处于一种“草莽管理”的状态,然而,并非所有的我国管理者都认清了这点。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具体地说,管理缺乏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延续性,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科学管理。
2.泰勒科学管理的基本内容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写道:“人的生产率的巨大增长这一事实是文明国家和不文明国家的区别所在……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科学管理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2]。
(2)提升效率的有力工具是标准化与工时研究。在科学管理诞生之前,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工具都是根据师傅的经验制定的,作息时间和机器设备也由管理人员依据以前的记录来确定。为改进这种方法,泰勒选择熟练的工人,记录他们的每一项生产动作,每一道工序。通过分析来去除不必要的部分,再加上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及额外的延误时间,就是该工作所必需的总时间。据此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对策日工作量,这就是著名的“工作定额原理”。
(3)培养“第一流的工人”。这里说的第一流的工人并非劳动模范,而是指在其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其适合的工作的人。泰勒认为,培养第一流的工人,主要是管理者的责任,使员工的工作能力和优势与其本职工作相配,并且要使员工乐于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
(4)实行薪酬激励制度。泰勒提出新的计件工资方案,其中包括由管理层制订以工时研究和分析为基础的定额标准,在此基础上采用按工人完成定额的情况确定工资报酬的“差别计件制”的激励性薪酬制度。另外,泰勒特别强调,薪酬支付的对象并非职位,而是工人。也就是说薪酬激励的重点在于生产工作的效率,而不在于工作的类别,这样能够克服“磨洋工”的现象,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5)在工人与企业之间,要停止过去的敌对关系,开始新的合作关系,即“精神革命”。过去,企业更关心低成本,而工人更关心高工资,这就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工人与企业的合作。“精神革命”的目的就是使双方意识到提高效率对方法都有利。泰勒将这种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称为科学管理的实质。
(6)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泰勒认为,工人仅凭经验无法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这些工作应交由计划管理部门去做,而执行职能则由一线管理者和工人来承担,并且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这也与我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殊途同归。
3.现阶段研究泰勒科学管理的意义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有过辉煌的农业文明,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不曾经历西方工业革命的洗礼,无法形成真正的管理科学。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此历史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生产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转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形成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也就无法形成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这些体现工业文明精髓的要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尽管有了高速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硬件设施,然而我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仍然有待于提高。
总体来看,在资本经济关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所以,他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国外有研究指出,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当时完全推行科学管理方式的大多数工厂,的确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最先应用并取得成功的美国通用洗车公司以及福特公司等等。而科学管理方式的精髓及其在泰勒之后的不断被完善,更是历史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为人类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把科学管理评价为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巨大革命[3]。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面临科学思想缺乏、经验色彩浓厚等严重问题,很多企业仍然停留在家族式企业的阶段,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这正与当年一战后刚刚开始学习科学管理的欧洲的市场环境极为相似,而在此程度上探讨“人本”、“文化”、“战略”等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普遍缺少科学管理所提倡的规范化、流程化管理作为基础。在西方企业忙于进行企业流程再造、企业文化等环节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也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从最基础的理念出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标准的企业运作流程,所以当代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科学管理,实现从原始化、粗放化、经验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向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转型。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科学管理是当前我国企业最薄弱、最亟待提高的环节。科学管理也是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经阶段。回归科学管理,首先就要根据我国企业所处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倡导科学管理精神,回归管理起源,踏踏实实地学习科学管理的精髓,理解和掌握科学管理基本方法和原理。泰勒的科学管理源于工厂的流水线作业,但是其方法、原理和理念决不仅限于流水线的管理,而是广泛的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管理领域。从本质上讲,泰勒的科学管理是一场革命,把人的小生产思维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场革命,就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而泰勒自己也承认,科学管理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结合不同企业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况来探索和制订科学的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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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以人机和谐为基础、以劳资和谐为灵魂、以社会和谐为终极追求、以科学方法为实现路径的、在内容上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科学管理 和谐管理 劳资合作 生产效率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在泰勒之后不久,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整合”管理观,强调企业管理是一个“所有部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紧密结合,各自的活动得到调整,从而互相锁定、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运转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功能整体或者整合的统一体(integrated unity)”[5],而管理者就是要通过“找到一种方法”来“整合”企业各方(工人、消费者投资者等)利益 [6]。对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从这种“整合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其内容构成的和谐统一中来理解和运用。
提到科学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一套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工资制度,即所谓“泰勒制”。实际上,泰勒时代的许多企业和追随者正是从这方面来认识科学管理,把它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工人产出的方法来应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工人的不满和劳资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美国国会就企业应用科学管理问题举行听证会。泰勒当时就对这种片面理解科学管理思想的做法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强调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管理工具或管理方法的应用问题,而是“以一套根本原则替代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以一种管理思想代替了另一种管理思想”[7]。除非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否则“就不要尝试从过去的管理变革到新的管理”[8]。因为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管理理论、一套整体性解决生产效率和劳资冲突问题的方案(在布兰代斯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概念之前,泰勒称自己创立的理论为“任务管理系统”)。正如泰勒指出的:“各个要素的集成,而非个别要素,构成了科学管理,可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而不是分歧。合作,而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出,而不是有限制的产出。发挥每个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富裕最大化,而不是贫困”[9]。这表明,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由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操作程序等不同要素构成的“整合统一体”。科学管理“就其实质而言,包含有一定的管理思想”[10],泰勒反复提醒当时的人们,“一定不要误解这一机制的实质和基本原理”[11]。这里,劳资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革命”是科学管理能够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和谐共赢的有效途径。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上的整体性,实质上意味着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系统的、程序化、规范化的管理过程。具体地说,通过深入的动作和工时研究,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和适当的绩效标准,确定每项工作任务的“最好的方法”;然后选择、培训“第一流的工人”,在职能工长的管理下,工人按照标准化的规范主动地、积极地工作,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根据工人完成的工作量情况参照绩效标准支付有差别的报酬,使劳资双方各有所得。而要达成这一完整管理过程的基本前提就是劳资双方形成真诚合作、互利共赢的和谐理念。生产流程系统化、生产工具标准化、工作任务标准化、工资激励差别化、组织结构职能化等,都只能在这一和谐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也只有从科学管理理论各项要素的和谐整体中,才能理解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所实现的管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12] 1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继承和借鉴,还是反思和批判,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在内容构成方面的这一总体特征,才是准确合理把握科学管理理论的真谛。
2 人机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是“提高每一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而工业生产中的效率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主要是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劳动环境等;一个是人,是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技能、劳动方法。但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不是机器方面的生产效率和工人方面的生产效率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器与工人和谐搭配所形成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科学管理理论在技术、方法层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方面,泰勒通过精确的工作研究和对以往工作情况的总结,提出了生产工具、生产要求、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这就是泰勒所说的“建立科学的劳动过程”;[13]在工人方面,泰勒提出选拔“第一流的工人”,即那些愿意工作并且有能力工作的人,并强调对工人的职业培训,教会工人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根据对生产工具和工人劳动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动作分析和时间分析,通过合理确定工作定额、科学安排工作程序、训练工人使用正确工作方法,找到既能发挥机器最大效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工人付出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内容的工作任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工时研究确定工人使用特定工具或从事特定工作的标准工作量,培训工人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工人操作规范化),据此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就可以“促使科学的劳动过程和经过挑选和训练的工人结合起来”。[14]这样,人—机之间的和谐运行局面形成,泰勒所期望的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就可以经由工人积极性的发挥而源源不断产生出来。据测算,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20-30%。这种人机和谐运行所形成的高生产率在随后福特汽车厂的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得到生动体现,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典范形式。
3 劳资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灵魂
泰勒时代,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法律规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约,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加上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先后发生5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劳资关系处在相对紧张的状态之中。据统计,1881年至1905年,美国共发生了36757次罢工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达几百万。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人们从企业内部探寻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的美国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管理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的像麦卡勒姆、亨利·汤、泰勒、亨利·甘特这样的“效率专家”、“管理专家”,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就是这场美国管理运动的系统总结和最大成果。
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只要利益分配合理公正,雇主与工人各得其所就可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但是,当时美国工业界的现实是,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普遍都认为劳资双方“不可能协调到利益完全一致的地步”,永远都是“残酷斗争多于真诚合作”。[15]泰勒则认为,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坚信,“雇主与雇员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实现了雇员的财富最大化,否则不可能永久地实现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反之亦然”。[16]劳资双方利益共识的基点就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财富最大化只能是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所以,实行“科学管理时涉及到的一个真正问题,是所有管理者(包括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的彻底改变”,这就是泰勒特别强调的“工人对他们自己和雇主的职责的看法”和“雇主对他们自己和工人的责任的看法”进行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17]即劳资双方应该把关注的重点从分配生产剩余的问题上转向如何增加生产剩余上来,通过友好合作,“共同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廉的产品”,[18]最终使工人所得和雇主所得都有增加。这样,“利益一致、为完成共同目标而整天并肩工作的劳资双方就不再发生争吵”。[19]因此,泰勒明确提出:“管理人员和工人亲密无间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任务管理的精髓”。[20]“没有这种双方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21]这样,工业进程中劳资双方从“对抗和斗争”的敌对关系转变到友好合作的和谐状态,才能保障科学管理的各项措施或方法取得成效。
基于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泰勒强调企业内部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雇主或管理者要“承担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的职责”,[22]“必须真正把工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23]要尊重、同情和关心工人,重视工人提出的建议,帮助工人提高工作技能,给予工人以“特殊的诱导或激励”,充分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克劳德·小乔治正确地指出:“在对待工人方面,科学管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它把劳资双方看成是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集体。它倡导并号召一种新的和谐和衷心的合作精神以代替早期的拓荒者典型的强烈个人主义”。[24]简言之,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友好合作,首先在于雇主或管理者的主动责任,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工人身上。
4 科学方法: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实现路径
泰勒创立的管理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性,他首次全方位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用科学研究替代单纯的个人经验,把管理发展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二是实践性,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亲自参与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强调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应用价值。为了探索最佳的工具使用方法,泰勒及其助手就金属切屑工艺所进行的实验就长达26年,详细记录了3—5万次实验,花费了15—20万美元,把超过80万吨的钢铁切成了碎屑。因此,泰勒科学管理的任何一项制度、一个措施、一种方法,都追求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单纯是一种理念的倡导。同理,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劳资合作、人机协调,还是计件工作、工人培训,泰勒都看成是“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努力以科学方法探求其实践中的具体路径。以劳资和谐为例,在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下,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都心中无数,仅凭感觉判断,结果是:工人认为工资偏低,多劳不能多得,以“磨洋工”方式加以消极应对;雇主则认为工人工作量偏低,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增加工作量,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这样,雇主与工人之间互不信任,自然引发矛盾和冲突。泰勒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在合理确定“每日工作量”即劳动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劳资双方的合作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从而避免因为相互猜疑而产生的矛盾。为此,泰勒通过对工作、时间、工具等的实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一个每日工作量的标准,采用差别工资制,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定额而采用不同的工资率,如果工人达到或超过定额,就按高的工资率付酬;如果工人没有达到定额,就将全部的工作量按低的工资率付给,如再不改进就考虑解雇工人。这样,劳资双方在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就可以实现相互协作,泰勒为工业生产中劳资和谐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制度基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管理”[25]。 5 社会和谐: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社会哲学意蕴
泰勒以宗教般的热情和执着从事科学管理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困、低收入、劳资冲突等)源于资源的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而致力于通过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呼应当时的“全国性效率”运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科学管理原理》前言中,泰勒指出:“根治效率低下的良药在于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就使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具有了超越企业、工人和利益层面的社会考量,成为一种社会哲学。泰勒说:“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单个产品的产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导致了文明与不开化、富裕与贫穷困扰之间的区别”。[26]泰勒要求人们特别是管理者、工人从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管理,认识科学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利润的提高。第一,实行科学管理除了雇主和工人这两个利益方可以合理分配经过协作产生的利润外,“这一管理方法的唯一目标在于保证全体第三方的利益(指“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27]“这些人的利益比管理者或工人的利益要重要得多,第三方应从全部收益中得到其合理的份额”[28],因为科学管理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等方式,使“最大的收益还是落到全体人民头上”,最终使“今天的工人比300年前的国王生活得更好”。[29]第二,通过实行科学管理,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成倍地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缩短了,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都实现了增长,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这些又意味着“整个世界由于这种增长而受益”、“意味着增加财富、减少贫困。受益者不仅仅是这些工人,而且还有与他们近邻的整个社区”。[30]所以,泰勒真诚地相信“只有劳资双方协作在所有共同工作中应用科学方法,才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31]这就使得科学管理理论“由不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工程师的妄想变身为吸引人的、广为流传的、治愈社会痼疾的秘方,它几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美国民众热情拥抱泰勒的哲学,即清楚浪费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关键”[32]。这种以科学管理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人文情怀使科学管理理论超越了单纯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层面而具有了社会哲学的意蕴。
也许“泰勒调和阶级利益的药方十分天真”[33],也许是初创时期的科学管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更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泰勒曾经许诺过的企业和谐从来没有实现过”[34],无论是劳资合作,还是社会和谐,在泰勒时代的美国社会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实现。在泰勒去世大致10年以后,因为有了工业民主、集体谈判、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条件的支持,科学管理理论的全面运用才不断逐渐产生出劳资合作、社会和谐的积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泰勒和谐管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毕竟泰勒认真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身体力行地探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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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是科学管理的主要倡导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他的管理思想包含着引发一切管理思想的萌芽,因此他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下面,我就针对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谈谈自己看法。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提出了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地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而要成功地实施科学管理,劳资双方必须进行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就是树立一种劳资双方互惠互益、利益一致的态度和观念,以友好合作代替对立斗争,这种劳资双方理念的转变是泰罗提出科学管理原理的基本前提。
泰罗提出“双赢思想”,他指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员和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这种最大限度的富裕不仅意味着公司和企业主获得最大的利润,还意味着对每一个雇员而言,他所获得的工资超出本阶层的一般收入水平。这让雇主和雇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基本利益不是必然的彼此对立,而是统一的、一致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培训和发掘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才干,使每个人尽他天赋之所能,干出最高效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这种劳资双方思想上的转变将改变整个企业和工人的面貌,而长期困扰企业的工人“磨洋工”现象也将得到解决。科学管理理论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雇主应当以满足雇员物质和经济方面的需求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给消极怠工者以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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