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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育校本课程建设的认识 德育校本课程建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 一个重要内容。做好德育校本课程建设工作, 首先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的需要。中央文件指出,要"加快中 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的改进和建设,充 分利用和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深入研究中小 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把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和民主法制教育有机统一于教材之中,并保 证占有适当份量,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发展 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从这段话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构建 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建设的认识与设想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设置的反思,认识到了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并结合本学科的不同的必修内容,提出了相对应的校本课程建设的一些设想。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设想
校本课程的普及速度和成长规模是新课改下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的存在,无疑点燃了教师的“特长”展示的激情和学生充实兴趣爱好的热情。
喧嚣过后是平静,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设置进入了归整、反思和重建的阶段。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建设亦是如此。
1.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设置一定要有它的价值功能和存在意义
“校本”的英文是school-base,大意为“以学校为本”、“以学校为基础”。校本课程是学校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根据现有的条件和资源、学生现况以及学生、学校、社会未来发展的要求所开发的各种课程。校本课程是学校用来弥补学科课程的不足,从宽度或者深度上进一步提升本校学生的素质、丰富学校教育文化生活而开发与设置的。为此,作为政治教师有必要结合本校学生的成长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缜密思考,不断推敲论证,慎重而行,避免无谓的资源浪费,或者引发学生产生形式主义的不良认识。校本课程不纯粹是教师才艺展示的平台,也不是教师孤芳自赏的作品,我们必须要清楚,校本课程是用来搭建和提供一个让学生在份内的学习外能够汲取到积极有益营养的平台和环境。
已经研发并实施了的校本课程“中途夭折、半途而弃”了的屡见不鲜,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有名无实的“形象工程”,要么是粗制滥造、糊弄差事的“豆腐渣工程”,其生命力的脆弱显而易见。学生没得选择只能选择的任务型、学分型的校本课程也仍顽强地麻木故我,为了开课而开发,一些劣质的校本课程使得严谨而神圣的教育殿堂变得如此的浮躁和功利,当那些华而不实的所谓作品只能算得上是一种摆设、一个门面的时候,这只能说是不得不承认的课程开发上的失败。当然,一些课程在形式上或者主题的切入上得到了学生的青睐,但是结构体系上,理论厚度上,尤其是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上仍然是浅层次的,不足以实现课程设置的目的。
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作为一名政治教师,在校本课程的开发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有着高度地责任意识,郑重地思考这件事、酝酿这件事,深刻地理解新课改的目的,从远处着眼,踏踏实实地创造性地最大化地发挥出校本课程的价值功能。存在的应该是合理的,校本课程的存在一定要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魅力,校本课程一定是基于有足够的需求和必要的要求才开发,进而才开课。校本课程不是教师额内的负担和镀金的资本,它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一种智慧享受和人生态度,只有真心实意地想借此贡献出自己的思维之美、微薄之力,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设置才会有生命的活力。
2.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建设离不开专家的点拨
一些校本课程无非是中学教师自己凭借着本事的高低“闭门造车”,其实,中学校本课程的开发特别需要借助高校的指点和指引。无论我们设置怎样的校本课程,它都与高校的教学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高校教材的删节版或者压缩版,在高校的帮助下,中学校本课程才能站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科学严谨地构思、详略得当地取舍,才能把促进学生当前的进步和长远的发展结合起来。为此,学校需要尽可能地创造教师与高校学习交流的条件,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或者聘请一些学科教授对课程建设进行专门指导,教师也要积极地寻找和珍惜与专家面对面探讨的机会,不断完善自己,相信这样的校本课程必然上升了一个档次,不会显得那样的苍白和稚嫩。
3.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建设需要集体智慧
校本课程也绝不是推崇教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者单打独斗。校本课程的开发不能只追求数量,更要追求质量,强调精品意识。人人都开选修课,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看上去很热闹,可是,一个人的智慧打造的课程的内容往往显得很单薄,教研组一起选定几个主题,分工完成,共同研讨、完善,这样的校本课程也许数量不多,但经得住考验、耐得住推敲。
4. 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要体现学科的特点和要求
不同学科的校本课程要体现各自学科的特点和要求。课程建设不能脱离学科体系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兴趣求异求新,包罗万象,什么“热”谈什么,专挑学生喜欢的说,校本课程可以通俗化,但不能庸俗化。何况就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来看,他们尚未能完全理性地思考和认可通过选修课的学习最终是要获得对自己的成长发展切实有益的东西。校本课程的出现是对学科必修内容的一种拓展,延伸,补充,完善,是对不同情况不同特点的个性学生的发展量身定做,菜单式选择,自助式学习的有效渠道。校本课程不是兴趣和才能的无限性和随意性地绽放,它依托的是本学科的厚重来引发学习的兴趣和思维的冲动。当前,有些校本课程不能摆脱形式新颖内容苍白的困境,缺乏继承性和重复使用性,没有延续的生命力,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舍本逐末,忽视了本学科丰富内涵的挖掘。我们的校本课程不能以上的轻松,学分拿的容易来诱惑学生,能使学生真心地接受和喜欢上一门选修课,靠的还是校本课程本身丰富的内涵和学科自身的魅力以及学生学有所获的愉悦。
思想政治课的校本课程建设应把握好自身的学科特点,结合学生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高校的学科体系建设,本着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常识、增强学生文化底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塑造健全的人格出发,分年级分学期甚至分班级结合本学科的必修内容精心设计相关的校本课程。当然,校本课程的内容容量可大可小,可以是长篇的,需要一个学期或者是一个学年的授课量,也可以是微型的,两周或者几个月,其实,越是袖珍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就更强,就越有实效。
1.结合《文化生活》的必修内容,开设有关文化礼仪的校本课程
目前中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着独生子女行为懒散、没有规矩的通病,这一问题是教师面临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其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行为规范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包括学生学习成绩在内的各方面的素质。鉴于此,在高二年级,结合《文化生活》的必修内容,可以开设一门有关文化礼仪的校本课程,文化礼仪的校本课程可命名为《这厢有“礼”》,介绍不同方面不同场合不同国家的行为礼仪,创设情景模拟、品头论足、闪亮登场、生活看点等环节,实现思想政治课引导行为规范、教育育人的功能,打造出有品味有素养有上进心的中学生形象。
2.结合《经济生活》的必修内容,开设《生活中的经济学》的校本课程
结合《经济生活》的必修内容,在高一年级可以开设《生活中的经济学》的选修课,介绍产品设计中的经济学(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卖,可乐装在圆瓶子里卖)、折扣中的经济学(为什么很多餐厅都为饮料提供免费续杯)、现实中的博物经济学(为什么DVD格式各地区不同,而CD格式却到处都一样)等等,通过鲜活的生活实例,掌握一定的生活技巧,进一步验证和理解经济学道理,进而对必修内容进行深层次的拓展和延伸。
3.结合《政治生活》的必修内容,开设《理性看社会》的校本课程
为进一步加强时政教育,提升学生的公民意识,促进学生具备一定水准的政治素养,结合《政治生活》的必修内容,可以在高一年级开设《理性看社会》的校本课程,这一校本课程,结合一些典型的社会案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充实和完善,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说理论道,逐渐引导学生养成理性客观看待问题的思维习惯,净化心态,消融偏激,以健康、全面的思想状态成长发展。
4.结合《生活与哲学》的必修内容,开设《探寻世界的真谛,感受哲学家的智慧》的校本课程
结合《生活与哲学》的必修内容,在高二年级可以开设一门《探寻世界的真谛,感受哲学家的智慧》的校本课程,借此让学生来了解一些哲学家的重要思想,扩展自己的世界观,坚定为人类的进步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奋斗信念。
5. 结合必修内容,在“实验班”或者特色班,开设一些有针对性的校本课程
“实验班”或者“特色班”学生的发展重点定位在“规矩+能力”的目标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素养的体现,是素质的核心元素,它意味着甚至决定着一个人先天具有的禀赋最终的发展程度和档次水平。无论是良好的行为规范,还是合理的学习习惯,在学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表面的还是内在的、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规矩都是区别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标志。而在“规矩”的前提下,全面、充盈的能力是优秀学生的有力证明。就当前学生的自身特点来看,优秀的学生尤其要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要有主动迎接挑战、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的历练能力,要有接触社会、了解现实、锻炼自己、提前储备能量的能力。由此看来,作为教师,在促进优秀学生的发展上,应该思想统一,依照“规矩+能力”的目标,实施校本课程的开发。
因此,思想政治课的校本课程在促成学生的“规矩”养成上需要匠心设计,而结合《文化生活》的必修内容,开设一门有关文化礼仪的课程,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使得学生在文化礼仪的熏陶和渲染中自然地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而在促成学生的能力发展上,思想政治课的校本课程更应注重方法的传授和平台的搭建。因此,我们不妨开设这样的一门课程《在探究中启发智慧人生》,它包括学习方法和解题方法的探究;历史、地理和政治三科角度思考问题的探究;学会写调查报告和小论文的探究;学会演讲和辩论的探究;学会做主持人的探究;学会参与招聘会推介自己的探究;学会不断修复目标补充所需能力的探究,如通过一些机会让学生直面仰慕的高校,或者请大学生来与他们交流;参加职业见习日等等。
只要能真正地发挥了所存在的价值,实现了“减轻负担、提高质量,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发展个性”,作为选修的思想政治课校本课程同样也可以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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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荣誉勋章是美国唯一不能合法买卖的奖章。荣誉勋章是美国根据1862年的美国国会法而设立的一种美国国家颁发的最高并且获得标准非常高的勋章。获得荣誉勋章的个人必须具备英勇顽强,自我牺牲,临危不惧的事迹,所表现的勇气与大无畏精神必须明显超过他的同伴,授予此勋章必须具备令人信服的服役表现证明,在推荐必须从突出功绩的标准来考虑。荣誉勋章只能由担任美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美国总统亲自颁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欧美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世界各国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种类繁多、层级分明,且在一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程度较高,国际影响力较强。本文主要介绍英、法、德、俄、美等欧美发达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模式、经验,以期为我国功勋奖励制度的创设和运行提供参考和借鉴。
欧洲现代功勋荣誉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早期的骑士团(德语orden,法语ordre),随着历史的发展,“Orden、Ordre”的含义演变为现代的“勋章”.十字军时期,骑士团只是一个教会组织,主要进行传教布道。13~14世纪,各国君王召集各个阶级的代表,设立服务于统治地位的骑士团。19世纪,新的荣誉制度将奖赏对象扩至普通民众、下级军官和士兵。与欧洲功勋荣誉制度起源过程中强烈的宗教色彩不同,美国、俄罗斯的功勋荣誉制度的发展则充满了浓郁的战争色彩。
英国荣誉制度历史悠久,早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1207-1272年)在位时就已经出现了下级勋位爵士;13~15世纪,英国的5级贵族(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伯爵、男爵、公爵、子爵和侯爵)大致成型,形成相对固定的贵族等级制。中世纪后期,为号召各级贵族建功立业、效忠国王,英国开始设立不同等级的勋章勋位,奖赏他们的战功政绩。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英国的功勋荣誉从政治和军事扩展到科学、文学、艺术等其他领域,旨在奖励那些为英国作出突出贡欧美主要国家的功勋荣誉制度献的人士。
英国现行荣誉制度主要由爵位、勋章、英勇奖、女王奖等组成。勋章中级别最高的是嘉德勋章,是英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骑士勋章。此外,还有蓟花勋章、巴斯勋章、英勇奖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个人的名义设立了一些奖项,以奖励在建筑、勘探、诗词、警察和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个人或团体。
在英国,国家荣誉候选人的评选有着严格的程序。提名候选人主要有三种途径:公众提名、政府部门提名、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提名。其中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提名的候选人主要由各部门进行筛选、评审,并最终确定。前两种途径提名的候选人的评审工作主要由内阁仪式秘书处负责。
法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始于拿破仑时期。拿破仑于1802年创立了荣誉军团,奠定了法国国家荣誉制度的基础。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法国设立了十余个专业的“部委勋章”.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法国调整了国家荣誉制度。1962年,法国颁布了《荣誉军团与军功奖章法典》,对荣誉军团和军功奖章、关于接受和佩戴外国勋章和奖章等作了具体规定。1963年,戴高乐将军增设了国家功勋勋章,以整合部委勋章,同时作为荣誉军团勋章的补充。自1964年1月1日起,除了保留4个部委勋章之外,法国废止了其余的部委勋章。自此法国国家荣誉制度更为精简和统一。从授奖对象来看,法国现行的国家级勋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各个行业的综合性勋章,如荣誉军团勋章和国家功勋勋章;另一类是主要针对军事领域的勋章,如解放勋章、军功奖章等。
以法国最高国家级荣誉的荣誉军团勋章为例,它是对在国家民事和军事领域做出卓越功勋的褒奖。荣誉军团是国家级荣誉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共和国总统是荣誉军团团长,领导荣誉军团管理会。荣誉军团还设有委员会,负责审议荣誉军团的地位、预算、任命或晋升、对荣誉军团成员的惩戒等问题。
个人不能申请加入荣誉军团,必须由他人向相关部委推荐。部委对候选材料进行审核和挑选。各部部长将各部的候选提名传达给荣誉军团委员会。荣誉军团管理会总管向共和国总统呈交经荣誉军团委员会通过的候选材料。共和国总统最终做出决定,并签署有关荣誉军团任命和晋级的法令。法令发表在《政府公报》上,民事领域的任命在每年1月1日、复活节、7月14日(法国国庆节)确定;军事领域的任命在每年7月1日确定。以军事或战绩的名义颁发的勋章,同时伴有年薪,不过数额较少,仅是象征性待遇。荣誉军团成员是终身制,荣誉军团成员如有损害荣誉的行为,荣誉军团委员会可采取惩戒措施。
德国的国家级荣誉制度始于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时期,于第三帝国(1933-1945年)时期蓬勃发展。纳粹政府设立和颁授了大量军事类勋章和奖章,几乎覆盖陆海空所有兵种。二战后,联邦德国(原西德)和民主德国(原东德)分别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荣誉制度。前者继承了德意志历史上荣誉制度的特色,后者则受苏联影响,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1990年两德统一后,原西德的荣誉制度继续保留,并适用于德国境内所有地区,原东德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继续佩戴,但取消相关权利。1957年7月26日,德国联邦议院颁布了《头衔、勋章、奖章法》,对德国国家级勋章和奖章的颁授者、颁授对象、颁授条件、佩戴方式、买卖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奠定了德国现代功勋荣誉制度的法律基础。目前,德国国家功勋荣誉体系十分精简,国家级的勋章和奖章主要分联邦总统颁授、许可和承认三大类十几种,各州政府设立的勋章和奖章一般不超过十种。
俄罗斯的功勋荣誉制度历史悠久,早在沙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奖励体系。不仅有以圣安德烈勋章为代表的勋奖章荣誉奖励形式,有保证勋章合法性的法案--《关于勋章的条例》,还设置了专门主持所有勋章事宜的机构--沙俄帝国勋章局。十月革命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1917宣布废除所有沙皇时代的勋章和奖章。近一年后,为了表彰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特别英勇的公民,第一枚苏维埃勋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旗”勋章应运而生。随后,根据实际需要,又陆续设立了其他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断补充,苏联功勋荣誉制度逐渐完善。
苏联宪法规定,设立和授予勋章的权力归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90年3月以后这一权力归苏联总统所有)。勋章和奖章授予的有关问题由《关于苏联勋章的一般规定》和《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程序》两部法令予以详细规定。截至1991年底,苏联总共设立了21种勋章、57种奖章、24种荣誉称号和5种最高级别奖励英雄称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留了部分称号及获得者的相关待遇。同时又重新设置或恢复了部分沙俄时期的勋章和奖章。在法律建设方面,《俄罗斯联邦宪法》为俄罗斯功勋荣誉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励条例》的总统令对功勋荣誉的颁授事宜做了详细的规定。经过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形成了以大量法规为基础,以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俄罗斯联邦勋章、奖章、奖励徽章和俄罗斯联邦荣誉称号为主体的现行功勋荣誉制度。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大多源于战争。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功勋荣誉基本上是军事性的,且未形成完整的国家体系。随着二战的结束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美国的非军事性荣誉在短期内取得了迅猛发展。一方面,许多军事性荣誉历经修改,扩大了授奖范围。许多军事性部委(如陆军部)开始增设针对内部工作人员与平民的非军事性奖项。美国最高级别的两大平民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就是如此。国会金质奖章设立之初,主要奖励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墨西哥战争的军人。自19世纪中期开始,国会两次修正了法案,授奖范围拓展到文学、体育、航天、外交和科学等诸多领域。现在,国会金质奖章还颁给在人道工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士,也包括外国人士。另一方面,包括平民荣誉和专业荣誉在内的非军事性荣誉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联邦政府部门设立的、专门针对平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平民荣誉;另一种是奖励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的专业荣誉。
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的国家荣誉制度现在已经相当完善。目前,美国每年颁发的各种国家级荣誉多达上百项。
有些荣誉,如总统自由奖章、国会金质奖章、奥斯卡奖等,早已超越了美国国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奖。凡是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给予的殊荣。
上述欧美主要国家的功勋荣誉制度,对我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功勋荣誉制度应当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自设立后,历经数代王朝变革,一直沿用至今;德国的红十字等救援类奖章至今仍是联邦级和各州荣誉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勋章和奖章大部分源自苏联和沙俄,其性质和授奖范围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美国荣誉制度发展历程是从战争年代的军事领域向和平年代的非军事领域的转变。二是应当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发国家级荣誉勋章,这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法、德、俄、美等总统制国家,最高荣誉多由总统负责设立和授予。在英国等君主制国家,最高荣誉多由女王负责授予。三是应当建立完善的法律,从制度上保障荣誉制度的健康运行。许多国家在设立和授予勋章和奖章时,国家元首都会颁布相应的法令,对奖项的性质、授予对象、授予条件、授予方式等作出详细规定。除此之外,大多数国家还设置了专门的功勋奖励管理机构,以确保评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荣誉奖励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四是功勋荣誉奖励应当重视精神荣誉方面的鼓励和奖赏。
许多国家的国家级奖励不设任何物质奖励,只是由国家元首签署或亲自授予勋章、奖章,公布获奖名单,在国庆节或其他重要传统节日举办庄严、隆重的授予仪式,并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以表示对获奖者的重视和精神鼓励。五是国家级勋章奖章的颁授对象应走向国际,成为我国展示国家形象、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悠久的国家勋章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无上光荣,如英国的嘉德勋章、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等,其权威性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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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至灭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其自身矛盾相互作用相互运动的结果。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趋势中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和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实物的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最终找出其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和影响因素,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物质方面对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形式,这种种经济发展形式,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矛盾的缓和做出了贡献,使得人们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上的富裕或者是就业等各方面的暂时性的保障。但是就长远来看,这些经济形式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会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相提并论。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时期,只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或者是经济机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共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有比较明显地优势,根据这些特点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必须发展经济和科技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五、结语
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就要用新时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讲,还需要在现实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在现阶段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内部矛盾的发展,它终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并为新的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一、希法亭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阐述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开宗明义“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试图将这些现象纳入始于配第而至马克思达到其最高形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讲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从这里我们看到,希法亭把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和金融资本的形成看作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通过对信用、股份公司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结合”的结论,垄断的出现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也使资本变成金融资本,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因素。
信用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希法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想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部,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由此,它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银行仅仅是信用中介时,他只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而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它们之间“就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银行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顺应企业的要求。
作为金融资本得以产生的重要杠杆之一的股份制度,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法亭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创业利润”的概念,对股份制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股票在发行时通常标有一定的票面额,即股票的票面值,而票面值的总数一般表明投入股份公司生产活动的实际资本量。但是,股票在市场上出售时,它的价格总是围绕着票面值波动,而且往往是高于票面值。希法亭认为,那种高于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不是“欺诈”,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范畴”,即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股票两次资本化的产物,即股票继产业资本化之后又借贷资本化的结果。股票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但由于它是获得股息的凭证,所以便成为虚拟资本,也具有价值。假设交易所不存在,那么股票只是代表并等于实际投入的企业资本,是带来相当于平均利润的股息的虚拟产业资本,但由于交易所的存在,股票进一步成为可以通过出售而收回的虚拟借贷资本。
作为借贷资本,股票必须按平均利息率规律运动,即成为带来利息的资本。于是,原先按平均利润率规律运动时,股息中的企业主收入部分,便进一步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超过股票票面值的股票价格部分,即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由于这个差额通常由股份公司的创业者在发行股票时占有,表现为创业活动的盈利,所以叫作创业利润。但实际上,创业利润并不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这样一种特殊的虚拟资本。
希法亭进一步提出,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得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银行资本更积极地渗入工业企业,以占有企业股票的方式与产业资本发生资本的结合,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得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优势地位,往往不仅掌握了股票发行权,还垄断了新股份公司的创业活动。因此可以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希法亭认为垄断的出现,加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的进程。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集中,卡特尔化的本身也助长了银行的联合;卡特尔化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他论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企业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度上成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个规定为后来列宁制订科学的金融资本范畴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希法亭没有把垄断看作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对金融资本的阐述和定义也没有把垄断摆在首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从16世纪产生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个世纪之久。尤其二战以后,尽管世界上一些国家已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生存而且空前发展,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本质,资本主义终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肯定其积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资本主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两个必然”的坚定认识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趋势同时增长。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1]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私有规模不断壮大,社会化程度提高,他们的矛盾也会加深。这就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剥夺了。”[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曾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处于一种量的积累或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发展状态,这表明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社会指标,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结合是少数具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又不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产的资本家,以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市场上找到那些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把它们的劳动力作为商品购买回来,投入到生产中而实现的。所以,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基础。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掩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掩盖下的内容和结果则是不平等交换。工人并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4]
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本质的弊端,但其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进步作用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强调,工业资本家战胜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业战胜农业是历史的进步。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过程,任何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上曾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会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第二,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消除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和见解,确立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新观念,科学文化的光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统治黑暗时代。第三,资产阶级创立并开拓了国际市场,它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为了开拓世界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原料基地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抨击和谴责。但同时又辩证的看到这种侵略在客观上又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西方进步文明,尽管这对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来说是极其痛苦和耻辱的。第四,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造成了经济的集中,进而又带来了政治的集中。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壁垒,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各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
四、社会主义应该理性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社会形态都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发挥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创造了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文明成果。这些成就必然为下一个社会形态所继承和借鉴,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后,要采取多种方式继承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物化的生产力,充分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反映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能一昧祛除。其中,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资产阶级用科学反对封建的迷信,并第一次引起了人类科学观念的更新,人类对客观世界产生了飞跃性的认识。资产阶级在科学上的革命也引起了技术上的革命。另外,资本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形式,虽然这种民主共和形式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确实比封建专制度进步很多。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保留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成熟形式。
虽然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最后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具有明显加速度的发展的趋势。可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彻底用尽,那么我们认为的资本主义很快灭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形态。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会过快过慢的发生着变化,正如量变引起质变,这种改变最终会达到极限,旧的社会形态灭亡,新的社会形态会随之产生,资本主义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着生产关系,即当代资本主义正一步一步迈向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为更先进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8.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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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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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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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离不开邓演达本人的生活和革命实践。文章遵循其思想发展规律,以时间为序,认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论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邓演达思考中国应该往哪里去,怎么样去的结果。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向着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
他说:“我们知道紧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为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底经济结构”[1 ] 。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2 ] 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大体可以作如下梳理:
一
第一阶段,自1895 年邓演达出生至1925 年底这30 年时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邓演达为国家利益而投身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广东,虽然他忠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机会接触平民百姓,学习也算刻苦,革命也很英勇,但未形成自己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特殊的家庭出身铸就了邓演达自小就有忠贞报国,不负先人遗愿的大志。
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会吟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这首客家儿歌。他了解农民的疾苦,从小就与农民接触,对农民很有感情。“在鹿颈村周遭,有钱的地主与佃户是分区居住的,界线分明,穷人没有地位,亦没有生活保障,抬不起头做人,连住的地方都不可造次,备受歧视。年少的邓演达自小目睹人世间的这种不平等,心中便也就深藏有不平之气, 势必有一天, 要冲勇而去”[3 ]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二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
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去”[3 ] 。就这一点来说,邓演达后来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就绝非偶然。在邓锵的鼓励和帮助下,邓演达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1924 年参加革命以后,他英勇果敢,屡立奇功,深得孙中山的欣赏。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及后来孙先生的“扶助农工”,在邓演达看来很是兴奋,并影响和铸造了他的一生。
黄埔军校时期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致,邓遂产生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当然他是抱着“至坚至诚之心志,求真求美之热诚”,怀揣着祖国去的。他在给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以国人思想之幼稚而愚蒙,且经济力困竭如今日,安能免外人之捆缚而俯伏受戳!救国之计,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功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大两月来观察所决定”“, 川民苦痛殆较粤中为甚甚,亦足证吾国今日经济只万困而当之所措手足矣!”[4 ]
1924 年底邓演达决然辞职,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稍停并游览长江三峡以后,经苏联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军事、经济、政治。由此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的邓演达在革命之余关注农民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经济之所以贫困的问题。无疑这些思考是在为邓演达最终形成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粒子”工作。
第二阶段,自1926 年至1927 年7 月邓演达第二次出国前的一年多时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继续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忠勇奋发,直面蒋的反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土地解决、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认识。
季方回忆,自邓演达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就有不小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更重视农民问题,更强调‘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5 ] 。北伐途中的邓演达发布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深得民心。同时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已密切注视、思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了,据郭沫若回忆,邓演达说“在行军途中,我们差不多时常谈论着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6 ]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邓演达1927 年初就有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当然不是只把井田式的古典制度很笨的演出来,我们是要一面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一面把农业的新基础建造起来———农业的工业科学化。”
[7 ]要使中国革命前进,必须敢于打破旧的经济基础,团结民众的力量,向着民生主义前进。他说“, 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8 ] 。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成立专门组织。中央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正像邓演达所指出的,“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9 ]等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
据茅盾回忆,武汉国民政府时的邓演达就有一个计划。“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10 ] ,彭泽民也说“, 邓先生任农民部长时,为要促进土地政策之实现,提议设立土地委员会。不仅如此,还主张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11 ] 。邓演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是审慎认真的,北伐军的胜利并没有使他迷惘,他曾说,“现时如果像俄国十月革命时,立刻公布土地国有法令,农民是否获得利益呢? 实在是一个疑问”[12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现在不能。
“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13 ] 。这些主张今天看来是很有远见的,也为邓演达进一步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准备。
第三阶段,自第二次出国到回国组党并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时间是1927 年7 月至1930年9 月。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是:继续思考中国的土地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深刻揭露蒋、汪政治经济统治的实质,以旅欧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形成了一系列在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和观点。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向右走,越来越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轨道,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黑暗的反动时代,“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4 ] 。在此等黑暗条件下,农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解决的如何关系中国能否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邓演达在近三年的国外生活里勤奋学习,独立思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等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学问,再加上国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认识更加成熟。邓演达在1929 年6 月30 日和1929 年8 月8 日两封致丘哲的信中都谈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
他说“, 国内局势现在更加明白,只先有资本主义型的发展,才有可能,这个发展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中俄事件自然是蒋介石的一种俾斯麦式的策落,这个策落能否有效,要看日本的态度,多少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15 ]邓演达所推行的革命是要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邓演达于1929 年10 月发表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到“没收一切官僚军阀政客及参加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买办等的财产充公,废止一切厘金杂税,由人民会议重新规定合法税率”等目前行动纲领。
方述在《邓演达归国后的秘密生活》中谈到:邓演达在起草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时说,“发展国家资本,以储备社会主义之条件”,顺便说依据就是流传于国际国内的“政治主张”。我们从邓演达的书信著作中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他参观考察了欧洲一些国家后认识到,以中国现实的条件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忽视了这一点定然会延长中国的革命。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也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1930 年9 月1日邓演达在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系统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此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以此为指导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四阶段,从1930 年9 月到1931 年11 月邓演达遇害,这是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邓演达从各个方面和在各个不同场合宣传他的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主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更好地、尽快地实现这一主张。这是中国革命赋予他的使命。
1930年9 月1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到哪里去?》的结尾喊道“立即实现‘耕者有其田’! 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16 ] 1930 年9 月15 日邓演达在他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中写道,“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由人民行使政权;发展产业,并使产业组织化社会化”“, 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对内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问题彻底的解决,与发展国民经济。”[17 ]在说明中国将来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时,邓演达指出,“他一方面是否定紧束而支离的封建经济,一方面又要转到一个新的集体的国家经济, 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去”[18 ] 。
很显然这个新的国家经济就是邓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邓演达在不断证明不断找寻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行得通的,他一次又一次分析中国局势,用他的话说“, 现在的中国局势,已显明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19 ] 。1931年在他自己所著的文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里呼吁:“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 解决耕地问题! 发展国家资本!”[20 ]从
一定意义上说,邓演达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合理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思考的产物。1931 年在他的《现实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里解释道“, 国民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及‘合理化’,为欧美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循依的道途;特别是落后的东方国家及其他农业国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更因为国民生活要求底昂进,必然会从今后形成提高各国国民经济底机能与活力,以参加及提高国际的经济生活。
因此国民经济,还是最近将来的经济生活底核心”[21 ] 。可以判断,这里的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中国问题,邓演达努力探索,不断深化思考自己已有的想法:由国民会议行使权力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按耕地农有的原则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抓紧制定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还探讨了中国发展领域内的市场问题。邓演达说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改造小农经济,清厘除治高利贷经济,有限制地发展私人工商业,实现土地社会化。
这些内容可以从1931 年6 月25 日邓演达的《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中得到答案。被捕入狱后的邓演达仍没有忘记和狱友交流有关学习、生活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当然也在继续着他的相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反过来又为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土壤。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思想行为和政治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而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建树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与指导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从邓演达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总之,邓演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其政治革命活动紧密相连,随着邓演达对中国革命逐渐深入的认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张和观点已基本确立。
[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57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 页.
[3] 谭元亨, 李景秋. 邓演达[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 页.
[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 页.
[5]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0 页.
[6]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 —14 页.
[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 页.
[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6 页.
[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80 页.
[10]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 页.
[11] 梅日新, 邓演超主编. 回忆邓演达[M] .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 页.
[12]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页.
[13]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7 - 98页.
[14]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34 页.
[15]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29 ,132 页.
[16]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67 页.
[17]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3 ,375 页.
[18]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9 页.
[19]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26 页.
[20]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79 页.
[21] 邓演达文集[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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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政治利益的划分情况。包括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以某种方式和规则组成一定的结构,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英殖民到美殖民的演变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及其当代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势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在对立与冲突中重新分化组合走向新的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明确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所谓国际政治格局是指由世界具有全球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特别是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及其表现形态[1].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过“国际政治格局”一词,但他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国际政治前景的展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构及其表现形态---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梳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估其时代价值,对我国今天分析世界矛盾、认清国际政治格局、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是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制定我国的国际战略和 外 交 政 策 方 面,均 发 挥 了 十 分 重 要 的作用。
(一)“两大阵营”论与两极世界格局
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世界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存的局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并且看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集团。
1925年,毛泽东就世界革命形势分析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 命 和 反 革 命 两 大 势 力 作 最 后 斗 争 的 局面。”[2]随着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做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之论断[3]1259.毛泽东没有使用“两极世界格局”的概念,但是,他所谈到的两大“势力”或两大“阵营”的“局面”,实质上就是“两极世界格局”的含义。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1473可见,两大阵营论不仅是毛泽东对战后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拟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二)“中间地带”论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化
二战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大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际政治呈现新的历史画卷。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对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在美苏争霸的对抗中,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非争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4].194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论及“中间地带”问题,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119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敏锐洞察到了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一新局面,对中间地带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观点。
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5]345中间地带理论的完整提出,表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即向人们清晰展示了主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尤其阐明了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政治力量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
“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和升华,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出的最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多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两个超级大国操纵世界的基本格局。对此,毛泽东以一位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理性分析,即提出了着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到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441毛泽东认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是世界民主力量斗争的对象;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是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有双重矛盾的、可争取的“中间派”;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受美苏压迫最深重,是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力军。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既立足于阶级标准又兼顾国家实力,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是对当时世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更是对世界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和科学概括,揭示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和判断,旨在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根本利益。
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和判断,始终以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价值取向。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毛泽东成长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旧中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被压迫被侵略的悲惨厄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可谓是其毕生的夙愿和追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意志越来越坚定。
无论对“两大阵营”的认识、对“中间地带”的分析,还是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权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能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 政治 力 量 来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和 中 国 国 家权益。
(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辩证法大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他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方法论依据。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从“两大阵营”到“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理论演变,正是他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肯定各种矛盾的普遍存在,又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剖析了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它们对国际政治斗争的态度,并善于运用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来分析预测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指明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方向,辨清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敌、我、友关系,为中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认清国际政治格局、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分析依据。
(三)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着眼点。鸦片战争以来损害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最大敌人,正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反霸政治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本策略。
20世纪40年代末,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毛泽东制定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50年代,奉行沙文主义的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加深,毛泽东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做出“三个世界”划分,进一步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应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权益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适时做出分析和判断,这就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的若干论断和观点,对我们今天分析国际政治格局和预测世界发展走势,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一)为制定外交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旨在厘清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和辨清敌我友,进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还是20世纪70年代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都是基于构建国际安全体系和扞卫中国国家主权这一基本考量。
今天,虽然维护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多元化,但围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生活不变的主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基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抗的客观事实,以国家间矛盾和斗争为切入点,揭示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斗争、彼此制衡及发展趋势,在明确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和辨清敌友关系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策略,有效防御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至今日,霸权主义仍然披着民主与和平的外衣到处横行、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蛊惑人心,但其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中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基本政治考量来审视国际安全环境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和制定行之有效的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思 维模式。
(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提供了理论武器
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借鉴国内斗争的成功经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宝库。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认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把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力量转变成为正能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围。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推行意识形态外交,以西方价值观构建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和霸权外交。广大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要想摆脱国际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必须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致共同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坚守国家利益的原则相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来划分国际政治力量,以实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联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灵活运用,更是在认识境界和理论思维上的重要超越,为当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资源。
(三)为实现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方法
毛泽东国际政治格局理论充满了辩证思维:
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而改变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而推动战争冲突向对话合作转化;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适度妥协、灵活变通是毛泽东平衡国际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方法。
当今世界国际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威胁和考验。美国为巩固其霸主地位,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不仅在国际舆论方面鼓噪“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而且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重返亚太”,意在联合和利用中国的周边国家牵制和干扰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何应对美国的霸权野心,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化解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以及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平衡国际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国际政治难题。适度妥协,灵活变通,保持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稳定,全方位融入国际社会,是化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增进国家间互利互信的基本理念,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
总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格局理论以“两大阵营”论、“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论为主要内容,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利益为主要目的,富有内在的有机逻辑体系,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的立论取向、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认识现今国际局势、分析当前国际矛盾、把握未来世界趋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1]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6.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37.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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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谋求国家安全应该是一个国家追求的永恒目标。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没有教育就没有进步,教育作为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地位和作用逐渐突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安全教育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以往形而上的学科中,少有对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少有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理性研究。这是由于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此问题提出特别的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都有自身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属哲学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内容。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睿??湮?N拦?沂澜缧苑⒄沟母拍睢?/P>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外围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
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自然经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7].必须说明的是,与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工人存在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样,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的焦点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它实质上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对此讲得明白,他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8]
“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9]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霸道!)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市场经济已把发展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刚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必然会把争取发展权作为其国际斗争的主要目标。资本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生产与消费的天然平衡,使生产发展的无限性与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对立,这种对立最初导致国内经济危机;为缓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
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联合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性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淳褪窃谠?械挠蜗饭嬖蛑谐鱿职匀ǜ?姗ぉぞ拖裼⒐??嫖靼嘌馈⒚拦??嬗⒐?谎?U馐且桓鼋?胧谐【?霉斓赖墓?也荒芑乇懿⑶以诮窈笙嗟背さ睦?肥逼谀谖薹ǜ谋涞
睦?饭?獭?BR>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的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10]“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11]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内部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这种深层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15]1882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由世界第12海军国跃居第5位[16].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位[17].
与此同时,美国也极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回顾历史,是为了中国的未来。美国本世纪初的崛起及其与英国等霸权国家的斗争,并不是美国的过错:任何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它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并与这些霸权国家联合垄断和排斥南方国家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阻碍生产力全球化和社会化的霸权行为。
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解决了温饱即生存问题后进一步转向如何解决发展问题的阶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国摆脱了贫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达到小康目标。为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是1959年的80倍、居世界第9位;同年中国进口总额为1402亿美元,是1950年的242倍,居世界第10位。199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国贸易伙伴在50年代有60多个,1980年增加到180个,1998年发展到227个。1998年中国十大出口地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芬兰、英国、新加坡、台湾、法国。十大进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国、台湾、韩国、德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199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为1632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为665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6%,已连续4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1978年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为10%,1998年上升到34%。1998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450亿美元,比1979年的8.4亿美元增加了172倍[18].快速发展必将带动巨大需求。据估计,21世纪头10年,若中国经济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15亿,人均GNP为2700美元,届时中国需石油10亿吨,其中需进口9亿吨;粮食产量维持在5亿吨,需进口2亿吨才能满足国内需求;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提高到7.5%[19].这说明,中国已初步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工业??烦隹诠?遥?泄??/3强的经济增长已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这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国发展及其相关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与建国之初相比,在相当程度上已与世界联系起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将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国经济,乃至美国本身与世界的联系程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
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荒懿欢悦拦?胧澜绲墓叵涤枰宰⒁猓?夂妥愿?宰愕募虻ス勰钣凶盘烊乐?稹!盵20]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21]
与英国前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一样,正是有了控制海权的军事胜利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才巩固和发展了国内民主制度;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曾羡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经济转轨和海外市场的扩展都不仅没有同步发展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结果其民主政治建设大多都失败了。从军事国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本国及其近邻地区安全不致受到经常性的侵犯;换言之,国内政治不能经常出现非集权则不能排除的外部战争压力。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以将企图威胁本国安全的敌对力量消灭于遥远海上的海军,在当前尤其是要拥有集制海、制空、制电磁权为一体的海军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海军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权的保证,同时也是其民主政治发展权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国内必然生长出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这使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念,也必将与世界日益融为一体。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呢?
不,绝不能这样理解。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自从市场经济的政治神话在中国打破后,我们便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
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22],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4]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1][2]《牛津法律大词典》,中译本,北京: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第851页、第365页。
[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除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切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的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页。
[5][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第50页、第9页。
[6]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说,任何国家要想单纯地照搬和轻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第218页。
[10][11][12][20][21][23]马汉:《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第375页、第379页、第297~298页、第412页、第419页。
[11]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
[13][1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43~244页、第300页。
[14][15]《美国军事史》,中译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第255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7页。
[18]据新华社北京1999年9月16日电。
[19]秦朝英:“论国家利益──生存与发展需求”,《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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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针、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制约了整个政治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必须要根据我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立足现实.分析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面临的挑战,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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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是根据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主观意图制定的。由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会有不同的思想特点,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应是多种多样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再认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当前时代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高校的扩招工作也在不断的进行。在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相当关键,应当很好的结合新的发展时期之内学生的基本特征和工作开展的难点等,制定出健全的方案和政策,以更好的实现工作的改革。在工作之中不仅应当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同时还应当很好的坚持与时俱进的观点和思想,很好的应对环境和工作政策的变化情况。总的来讲,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存在有思想观念落后以及工作的内容滞后等情况,在今后还应当及时的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思想,不断的实现对工作的创新,以更好的增强工作的质量。
明确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是真正意义上实现工作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点,所以还应当重点的对此环节的内容加以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看到市场经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部分学生对集体主义取向持否定的态度,部分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淡化。
他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甚至出现了部分学生对西方价值观念主动迎合的现象,学生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崇拜备至。这就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种情况也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针对这一新现象、新问题,积极地采取措施化解问题,这种情况也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成为摆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重任。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明确今后改革的核心方向和应当遵循的原则。下文将针对主要的对策和工作开展的思想理念等进行分析,旨在更好的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事业的发展。
2.1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是切实的增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水准和最终效益的关键点,所以在实践工作的开展过程之中还应当对此方面的内容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大学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形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在此阶段之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在实践的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之中应当树立起正确的理念和坚定的原则思想,同时对工作的开展方向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等进行集中性的分析,全面的坚持正确的、科学化的育人观念,在实践之中应当逐步的形成现代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原则。
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还应当很好的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最大程度之上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吸引学生大力的配合相关工作的开展,始终的坚持人性化的发展观念,全面的尊重广大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同时增强学生对于工作的认同程度,使得传统工作之中单纯的教育理念得到全方位的改进,实现新的发展局面。
2.2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和人才素质提升
除了上述分析到的以人为本思想理念的应用之外,在实践之中还应当对工作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一定的创新,以更好的保证其可以符合当前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需求。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应当多多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工作,贴近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多多运用丰富并且实际的例子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充实,在今后还应当及时的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思想,避免出现教学过程之中出现空洞的情况,同时还应当不断的提升学生对于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同程度,以更好的实现工作的发展,实现工作效应的增强和完善。
此外还应当着重的强调其中队伍以及人才素质的建设,不断的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理,最终使得相关教育事业可以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真正意义上使得广大大学生可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总的来讲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相当关键,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随着当前时代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高校的扩招工作也在不断的进行。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现代化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发展的核心方向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工作的主要思想和主导性的理念等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旨在更好的实现相关事业的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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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指以往他地迁移的居民,包括国内外。中国正在面临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约2.36亿,其中75%由农村流向城市,在工程建设中,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约2700万人。移民问题正是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工程移民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大规模移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公共服务供需变化,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地区经济增长要素的改变等亟需解决,所以,移民研究势在必行。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移民法的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移民法的演变全文如下:
苏联解体后,移民人口成了影响俄罗斯乃至整个独联体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移民问题的产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心理道德等问题,迫使政府将这一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俄罗斯移民法的形成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当时前苏联国家的移民潮涌向俄罗斯,俄联邦不得不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并通过了移民法,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对移民问题进行调控。
1992年11月13日俄罗斯联邦通过法律,加入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联合国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期间俄罗斯还加入了许多加强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条约,如《人权共同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各种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条约》、《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条约》等。1993年2月19日俄联邦通过了《难民法》和《被迫移民法》,这两项法律于1993年3月20日生效。
在起草这些移民法的过程中俄罗斯接收和安置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和被迫移民,而且当时也缺少这方面的专家,这些因素都不能不影响法律的质量。此外,这些法律与俄罗斯接收和安置难民的经济实力也不相符,因此在很大程度只是有名无实的法律。后来俄罗斯对这两部在民主浪潮高涨时通过的移民法进行了修改,更严格地限制向其移民,以及给予难民和被迫移民地位。
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宣布了国家法律发展的主要原则,即:民主联邦法制国家,人权和自由为最高价值,承认、遵守和保护公民的人权和人的自由是国家的责任。但是在俄联邦宪法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移民程序和保护移民权利的问题。随着宪法的通过,国家开始筹备联邦基本法律。
在俄联邦协调移民和保护移民权利问题是在以下级别进行的:
联邦级――(俄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和法令――俄联邦总统令;俄联邦政府指令;联邦各部、机关的规范法令);
俄联邦主体级(俄联邦主体的法律;俄联邦主体权力执行机关颁布的法令);
地方自治级(地方自治机关和负责人颁布的规范法令);
跨国级(在移民方面与其他国家签定多方和双方协议),以公认的国际法和欧洲法律原则和标准为基础。
(二)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各地区的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自己所谓的超立法权力(俄联邦主体通过的法令来协调联邦范围内的关系)时,就不断遇到变化的移民形势,并逐渐形成自己移民政策的立场,开始独立地依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那些人口自然减少超过增长的地区和社会经济发展与移民紧密相关的地区,移民政策也变得相当自由。
一些移民数量过多的地区,如南部联邦管区,实行了限制移民政策。这些俄联邦主体都颁布了一些与人员逗留和居住地登记有关的法规。比如罗斯托夫州立法会通过了“有关加强对罗斯托夫州境内移民程序监控的措施”;斯塔夫罗波尔自1996年12月31日开始实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移民法“;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自1995年6月23日实行“有关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逗留和居住登记程序”的法律,该法律也成为俄联邦其他主体之后制定同类法令的典范。这样以来,南部联邦管区不仅在境内被迫移民数量上突出,另一个特点就是该区的联邦主体都具备发达的主要是限制倾向的移民程序调控体系。
其他地区也“不甘落后”:阿穆尔州通过了“关于外国公民在本州境内居住登记”的法律。1994年11月9日莫斯科市颁布了“关于完善难民和被迫移民工作”的莫斯科市政府命令,根据该命令只有取得了永久性注册的难民和被迫移民才可以在莫斯科注册。(后来这个命令被撤销。)因此,取得难民和被迫移民的资格取决于是否注册过,而不是取决于该人被迫离开前居住国的情况。
尽管俄联邦宪法法院已作出决定,联邦各主体的国家权力机关通过行政法规限制移民俄罗斯境内属于非法行为。但在俄联邦一些主体类似的反宪法规定仍然在实行中。为防止接收移民,地方当局采取了一些诸如禁止注册、购买住房和获得土地等措施。此外,在联邦一级也有类似的限制。例如, 1994年9月8日俄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管制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移民进程的补充措施的决议,就包含有这样的禁止和限制(后来也取消了)。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移民领域(主要是被迫移民)已有十多个联邦法规、一百多个现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令、俄罗斯联邦政府指令和命令、各部和各部门条例、几十个国家间和政府间协议。该领域联邦法律的多样性,以及俄联邦主体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及其它规范性法令,使移民领域规范性文件系统化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俄罗斯联邦在移民领域的主要法规是联邦“难民法”(1993年2月19日生效,1997年6月28日修订)和俄罗斯联邦“被迫移民法”(1993年2月19日生效,1995年12月20修订)。近年来,对这些法律的修订工作持续了好几年。
2002年和2003年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资格(国籍)”、“关于对‘有关出入俄罗斯联邦程序’的联邦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以及“关于外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法律地位”的联邦法律。这些法律的生效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关于外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法律地位”的联邦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法移民工的流入,使国内市场注册外籍工人的数量增加,加强了对外国公民入境和居留的控制。新的俄罗斯联邦国籍法已经考虑到了执法工作的一系列需要,它还为前苏联公民取得俄公民身份提供了简化的程序。
移民法的发展还包括近年来通过的一些法令,其中包括1993年12月16日颁布的“关于吸收和使用在俄罗斯联邦的外国劳工”的第2146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1994年补发的“关于整顿吸收和使用在俄罗斯联邦的外国劳工的补充措施”的第2146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 (三)不足:然而,目前的俄罗斯移民法还远远没有充分反映目前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问题。现在仍有许多法律空白没有消除,也没有完全消除区域法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该领域联邦法律的不符。在最近几年的法令中严格的程序性和限制性手段(许可证、配额、登记、驱逐等)明显占主导地位,而且这段时期在俄罗斯已经出现了劳动力资源的缺乏。
(一)独联体国家在移民法领域所作出的努力
为了在独联体成员国的框架中形成一个条约法律基础(在多边和双边基础上),俄罗斯联邦作出了许多努力。俄罗斯联邦已和大多数独联体国家签订了《有关在相关国家永久居住的俄罗斯公民法律地位的条约》,包括与亚美尼亚(1997年)、与哈萨克斯坦(1995年)的双边条约,与白俄罗斯签订的《关于公民的平等权利的双边条约》(1998),以及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多边条约(1998)等。
俄罗斯在2000年12月5日退出“关于独联体国家公民在其成员国境内免签进出的协议”(比什凯克,1992年)之前,已同所有独联体国家签订了关于公民相互免签过境的多边和双边协议。过境限制只针对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
独联体内部在双边基础上共签订了100多个协议,分别协调其成员国在社会劳动关系、文化、科技、教育、移民等领域的合作。但是,遗憾的是,独联体内部建立起来的内容广泛的法律监管框架只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而已。
几乎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都加入了《人权公约》、《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以及其它赋予其重要法律义务的国际协议。多数这些国家承认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然而,大多数独联体成员国没有批准独联体内部通过的协议,(例如,1995年通过的《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独联体公约》,以及1994年通过的《关于保障少数民族成员权利的独联体公约》)。迄今为止1993年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决议批准的独联体人权委员会尚未开始工作。
为了促进解决被迫移民问题以及在独联体国家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平台,独联体国家元首于1993年签署了《关于援助难民和被迫移民的协议》。该协议成为统一独联体国家境内难民和被迫移民地位的基础。 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该协议没有得到全面执行。
(二)独联体国家在移民法领域需要改进和加强合作的方向
1.今天的独联体国家迫切需要改进和协调其关于移民领域的立法。重点放在两个领域的合作:联合打击非法移民和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独联体国家一个重要的合作方向是合作打击非法移民。为了打击非法移民,独联体的所有国家都通过了一些规范性法律和一系列协调合作打击非法移民方面问题的双边和多边条约。这方面的困难在于独联体各国有关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出、入境以及在这些国家逗留法律的不一致性。
1998年3月6日签订的《关于独联体成员国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合作的协议》是在联合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最早的基础法令之一。协议规定进行出入境管制;清查非法进入有关缔约方领土的外国公民;建立驱逐出境机制;交流有关非法移民渠道的信息。然而,像独联体国家的许多其它文件一样,该法令也缺乏执行机制。本协议的效力因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缺席而大大减小。
通过对移民法的分析,可以把所有国家分为这样两类:一类国家,其移民法中“移民”的概念是主要的;而另一类国家,其移民法中“外国公民”的概念占主导地位。第一类国家往往把重点放在积极吸引移民潮上(美国,加拿大),而第二类国家――则是临时迁移人口(瑞典,德国)。
2.在国际法中“移民”是基本概念。独联体经济法院也为“移民”下了定义,按照它的说法,移民是祖遗的,包括进行空间迁移的所有类别的人,无论其迁移原因、时间和空间界限。
独联体“关于在劳工移民和社会保护移民工人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中也包含了移民的概念,但仅限于其中一类,即:为安置工作而暂时离开其永久居留国的移民工人。
独联体国家非常重视为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的问题。其中,《独联体至2005年发展行动纲领》中就规定了这样的措施(2000年6月20日在莫斯科通过,2001年3月16日修正),包括制定《关于工人移民法律地位的独联体成员国公约》、《示范劳动法》、《关于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监管劳工迁移的方案》等。
当前,由于所有进程(包括移民进程)的全球化、免签证区的建立、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以及国际劳动交流的增长,移民政策应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方向。同样,对移民领域法律关系的调整,也应足以应对现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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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深化的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分化与整合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主发展;在内涵与外延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涵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些必将会使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同时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现代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全球化环境带来的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改革开放也使我国呈现出了多远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也开始渗透到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复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人们思想的多样化,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社会化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相适应,进而推进个体的社会化。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信息、网络得到迅猛发展,人们可以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得各种信息,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进程。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向于工具化和实用主义,大多数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人们树立起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以利于群众利益的意识,用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活动。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个体的自身利益以及个体的价值诉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活动逐渐增多,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开始重视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弘扬和培育人的主体性,培育个体自主、自立、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和能动、创造的精神。
时代呼吁着人的主体性,个体也殷切希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培育人的主体性,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化必然会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各国面临着激烈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家发展既有基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国际化意识,在思想观念上要更加开放,我们要打破闭关保守的思想,积极地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地交流、碰撞。在比较中,增强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东西来提升、发展自己。在吸收别国优秀思想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对国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仅面临机遇,还有很多挑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人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能力。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文化、思潮,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国际化环境中,还要提高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积极地心态面对国际挑战。
由于当今是一个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并存发展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行为受到约束。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公平、违法违纪现象,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使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首先是群众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制定相关政治、标准约束人们的不合理行为,保证人们在这些制度、政策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得人们对制定的政策、标准积极认同,然后规范自身行为。其次,需要建立保障机制来保障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建立评估机制,规定固定的时间对人们一定阶段的思想政治行为进行评估,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发扬正确点,改正不正的行为。还可以建立鼓励机制,对思想政治觉悟高的人进行表扬、奖励。对差的行为进行批评、惩罚,以此来激励人们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做守法的好公民。最后,如果制度建立的好,在群众中有好的反映,必然会引发群众的积极参与,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约束自身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真正发挥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虽然各个社会、各个国家都事实上存在,但把这些教育综合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这就是中国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首先在于它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分向。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开辟新道路。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客体,因此,广泛的群众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征。并且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和主要的教育内容,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将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更富有时代特征。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符合中国国情,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德治、讲礼仪、重伦理的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不仅留下了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形成了民族的习惯。它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因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革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整合运行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需要观念的现代化,实现教育观念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开放的大舞台,要确立开放的教育观念,并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才能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发展的观念,不但要继承、弘扬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而且发展、创新并形成新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创新性的观念,要在理论和实际上高度结合,思想与行为协调一致,在结果表现上要富有特色和创新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教育内容必须要现代化。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前提下,还须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开展教育,用具有现代发展趋势,体现时代特点的人和事来教育引导群众,选择和创造开放环境、信息环境、创新环境的内容来感染群众、激励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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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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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 ,到国家垄断( 20 世纪初至80 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 ,美国约占27%。[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
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 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
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 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 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 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 4 ]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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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发展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相继建成了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秉承为民众构建物质生活“安全网”和“无风险社会”的理念,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各国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法律责任。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多子女津贴、孕妇津贴、母亲津贴等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林林总总的各种福利,使民众不必为衣食住行分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体面生活的物质保证。福利国家的建立,对于促进西欧各国社会平稳发展、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连续几十年的高福利也累积了诸多社会问题: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似乎已难以为继。西欧为何会出现福利国家的危机? 福利国家未来走向如何?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关注和探讨。
福利国家于二战后在西欧各国兴起,有着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要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社会矛盾。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与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两级分化,也必然导致生产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购买力持续降低的尖锐矛盾。于是,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便周期性爆发,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集中,普通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危害增大。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避免崩溃的命运,资本主义世界选择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其主要的“救世”方案就是实施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通过国家投资推行“反危机”措施。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改善劳动群众的贫困状况,增加有效需求。
其次,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西欧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剥削制度,因而必然遭到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为谋求解放,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顽强不屈、持续不懈的斗争,罢工和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进入 20 世纪,西欧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十分强大。工会成为抗衡资本家的重要力量,左翼政党迅猛发展,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于二战后相继参政或执政,对资本主义统治构成极大的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想失去统治,就必须考虑工人的诉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推行福利制度。正如吉登斯所说,福利政策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和“解毒药”,福利国家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①
再次,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既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和社会化阶段。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其一,它要求从事自动化、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经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过去那种陷入赤贫境地的工人已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其二,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不断开拓商品市场具有不可抑制的渴求,为此,它需要劳动者群体也能够有较高的市场消费能力,助推市场的开拓。其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对社会稳定的依赖性增强。任何一种剧烈的社会动荡都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相反,只要工业社会正常运转就会有金钱和财富滚滚流入资产者的腰包。
以上三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的客观要求。这是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同时,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借助国际经济旧秩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构建福利国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所设计的福利制度是“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限”②的。但自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西欧迎来长达 20 年之久的“黄金时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各国具备了“慷慨”地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于是,各国改变“初衷”,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规模、项目和收益范围,“保基本”的社会福利演化为“过度”的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西欧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提高了西欧民众( 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西欧各国民众的人类发展指数一直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始终十分优越。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升了社会公平指数。目前,西欧各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比较小的。据欧盟统计局对 21 世纪历年的统计,西欧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以 2005 年为例: 英国为 0. 346,德国为0. 261,法国为 0. 277,意大利为 0. 328.这说明,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推动收入均等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欧福利国家的突出特点是对全体民众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这种制度安排要求国家财力雄厚,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维持社会福利的运转。从二战后的实际情况看,维持高福利的主要财力基础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民众实行高税收政策,使社会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是凭借“黄金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充分就业,大幅度增加政府与民众的收入。这为政府积累雄厚的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入不敷出。由于社会福利的负担太重,致使各国在财政困境中越陷越深。以法国为例,1974-1982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 3%,而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为6. 9% ; 1987-1992 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2. 4%,而社会保障支出平均增长 7%.这就致使法国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背负巨额公共债务。
法国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1970 年仅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4. 4%,而 2001 年高达 14. 1%,这一年仅支付公共债务利息就需 365 亿欧元。③其他国家与法国同病相怜。根据 1990 年的统计,欧共体12 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方面的亏空高达 7. 5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 5% .④如此困难的财政局面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
西欧福利国家最初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为何后来却陷入危机? 这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西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颓势动摇了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使资本主义必然遭受经济危机的反复折磨,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遭到不断的阻碍和破坏。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与激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生存基础,使其失去了长期存续的条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福利国家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长期存在。从“滞胀”危机开始,它已经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这是因为,固有矛盾的累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生机在日益严重地遭受侵蚀。尤其是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欧资本主义的“疲态”逐步显露,已不具有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能力。有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 4. 5% 以上,方能维持福利国家的正常运作。⑤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2% 上下徘徊( 只有个别的两三年在 4%以上) .长期的经济低靡、日渐衰微的发展态势意味着西欧各国已经“老化”,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已被动摇。
其次,经济全球化恶化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环境。高福利模式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西欧经济的持续高涨和生产制造技术的竞争优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使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其一,经济全球化“给资本以更高的自由度去寻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廉的工资”⑥.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各国资本纷纷流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使西欧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支撑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同时也使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减速。
其二,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商品大量涌入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挤占了各国的商品市场。在全球竞争已成常态的新形势下,西欧各国产品的市场占有优势已不存在,而其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却愈发突出。这无疑会削减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剧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向西欧,不同程度地挤占了西欧各国的就业市场。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资本不断流出的同时,长期享有高工资、高福利的劳动者却很难向国外流动。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强化“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恶化福利国家的社会环境,也必然加剧国内就业压力,推高失业率,加剧福利国家的财政困难。
再次,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本身抑制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虽然它也要求个人和企业实行社会保险缴费,但它突出强调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侧重点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项目。这种制度设计过于乐观地评估了西欧的经济能力,遗忘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对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忽视了福利供给与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衔接,“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独立精神”,抑制了劳动积极性。
⑦有证据显示,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安于完全靠救济度日的生活方式。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完全依靠津贴生活,其中 4/5 的家庭没有一个人试图找工作。
⑧1985-2000 年间,除1990 年外,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 8% 以上。高失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福利使众多不劳动者缺少积极寻求就业的生活压力。由此看来,造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过度福利”的制度本身显然是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此外,西欧各国的老龄化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困难。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西欧各国人均预期寿命逐年延长,而由诸多复杂因素所致,各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社会老龄化成为西欧各国的严峻现实。老龄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 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的,是用现今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却未能明显增多。由此,社会福利制度的世代契约便出现危机,并直接威胁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高福利制度是抑制经济增长、导致财政危机的首要因素,因而西欧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却使西欧各国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
首先,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增加经济活力,各国相继对社会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基本思路是变注重享受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变国家全包的“消极福利”为国家、企业、个人共担的“积极福利”.不幸的是,改革遭到民众激烈的抵制和抗议。高福利制度使西欧民众享受福利实惠几十年,高福利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旨在削减高福利的改革,民众都难以接受。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在法国面临的阻力巨大。
政府的改革举措,多数都在民众的罢工、示威等抗议中夭折。1995 年,法国提出社会保障改革计划,引发了全国大罢工,朱佩被迫辞职,改革计划夭折。2003 年,拉法兰政府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 37. 5 年延长至40 年。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罢工浪潮,迫使改革搁浅。为了解决青年人近 25% 的高失业率问题,2006 年德维尔潘政府推出“首次雇用合同”法案草案。规定 20 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 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用合同后的最初两年内,可以将其解雇,无需说明原因。法案的推出引发全国民众的反对,有 30 多万学生罢课,300 万工人罢工。政府被迫放弃劳工改革法案。⑨这样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在英国同样激烈。2011 年底,200 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卡梅伦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⑩其次,为防止因民众的激烈抗议和反对而引发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政府只有放弃或暂缓福利制度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使政府无法摆脱财政危机的困境。
从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高福利模式的存续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由于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高福利的财政包袱越背越重,各国政府只能依靠赤字财政和大量举债来维持。而连年不断的举债和赤字财政相叠加的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些经济状况较差国家甚至面临政府财政“破产”的境地。据统计,2010 年西班牙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达 9. 2%,2011 年西班牙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量占 GDP 的 355%,失业率为 21. 2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40%.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意大利 GDP 萎缩近 6%,2010 年意大利公共债务规模为 1. 9 万亿欧元,占 GDP 比重高达120%,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合占 GDP 的 310%,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是4. 6% .据权威人士披露,法国 2009 年财政赤字为 14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2%,远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的 3%.其公共债务高达 1. 17 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大大超出欧盟规定的 60% 上限。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政府债务规模 2013 年达到 GDP 的109. 3% ,财政赤字达到 7. 1% .如此之高的债务额和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财政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
尽管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但改革仍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变政府全包的过度福利模式为国家与个人分担的适度福利模式,变注重民众“无压力”的福利首位模式为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 其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渐进过程,是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也是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
第一,从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局势分析,高福利模式的不可持续已是不争的事实。高福利模式是二战后“黄金时代”的产物,而今,在经济全球化和老龄化叠加的新形势下,高福利模式使西欧各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个别国家甚至濒临绝境,经济社会生活难以正常运转。不改变高福利模式,要摆脱困境已没有可能。对此,西欧主流社会已达成共识。众多经济学家都曾警告: “由于过度的工作保障、高额的最低工资、慷慨的失业津贴、沉重的税赋、泛滥的社会对话和工资谈判,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市场结算水平”,长此下去,难以为继。为摆脱困境,2013 年欧盟出台了“社会和就业国家具体建议”,呼吁各国认清形势,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态度十分鲜明,大多数国家也都按照欧盟要求开始重组社保体系。
至于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西欧化解危机的办法还是存在的。首先,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社会有可能承受住政治危机的压力; 其次,改革是有弹性的。政府完全有可能边改革福利制度,边试探民众的承受程度。一旦接近社会承受边界,政府就可以暂停福利制度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改革必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总之,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进程以及力度是可控的,民众对改革的承受度是可控的。故而,西欧各国必然会在注意控制政治危机风险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地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第二,从西欧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上分析,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至今已持续 70 多年。实践反复证明: 政府全包的福利模式和“只享福利不工作”( welfare without work) 的福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欧陆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长期以来的顽疾”.真正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当是个人与政府分担责任的、有助于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激情的制度,也应当是与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相衔接的制度。因此,改革是维持社会福利制度运转的唯一选择。在福利国家的长期实践中,西欧主流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上述认知。
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西欧关于“社会投资转向”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呼声就不断升高,到 2000 年,欧盟出台“里斯本议程”,强调要“投资于人和发展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2002 年,欧盟又出台了“21 世纪欧洲新福利体系的报告”,并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为题公开出版。报告从社会投资的角度全盘规划欧洲 21世纪的新福利体系,呼吁各国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由于福利制度改革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将上述认知和共识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在对待社会福利制度问题上,西欧社会始终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各国执政精英均理性地认识到高福利制度的隐忧和“福利重新校准”( welfare recalibration) 的紧迫性,因而积极推动改革; 但另一方面,诸多民众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则不支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不堪重负。这为改革和政策重新定向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对待改革,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承受力不断增强。各国福利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也逐步减小。这种变化趋势决定了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一定会持续下去,尽管改革的过程可能一波三折或改改停停。
第三,从西欧国家的执政轨迹上分析,自“滞胀”危机发生后,西欧各国的执政者就开始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虽时断时续,但一直没有停止。在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执政就开始福利制度改革,将“用斧子砍( 社会福利) ”视为自己的责任。工党领袖布莱尔自1997 年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强调变国家全包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执政后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是基民盟领袖默克尔执政后继续采取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在法国,从希拉克、萨克齐到奥朗德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在不断遭遇民众抗议的背景下,仍然没有终止。21 世纪以来,各国兴起了又一轮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失业保险方面,“工作第一”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刺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性和提升劳动力参与率是改革的主旨。法国政府于2009 年推出“积极团结收入措施”,确保有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不工作的人,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2010 年,英国卡梅伦政府推出“新福利契约”( A New WelfareContract) ,基本理念是实现“促进工作的福利”,对拒绝工作者给予新的惩罚,强调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不能得到失业救济,进而使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 34. 8% ( 1999 年) 降到33. 5% ( 2011 年) .养老保险方面,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推动养老保险机制多元化。英国于 2010年推出了取消常规退休年龄( Default DetirementAge) 的计划,2013 年在政府白皮书中继续坚持这一计划。其中规定雇主不得因年龄原因强迫 65岁的员工退休,如果员工愿意,65 岁以后可继续工作。同时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 岁提高到 65岁。这实际上等于延长了退休年龄。
与英国类似,法国从 2009 年起规定,如果雇员愿意,可以工作到 70 岁。2010 年 7 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四个月,从目前的 60 岁到 2018 年延长至62 岁。同时交纳退休金的年限到 2013 年将提高到 41 年。
医疗保险方面,各国改革的着眼点是防止过度医疗,节约医保开支。2004 年法国实施杜斯特-布拉奇改革,核心内容是个人承担少量医疗费用,防止过度医疗。推行 1 欧元自付固定诊疗费用,每盒药加收 0. 5 欧元,明确不予报销的实验检查项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征兆:
其一,无论左翼政党抑或右翼政党已形成“政治共识”: 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正如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说: “鼓励人们的依赖思想的福利国家体制,无论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都已不再认可。强调权利也可强调责任,这样的一种公民身份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举世一致的意见的一部分。”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西欧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发展轨迹是: 改革-受阻-暂停-再改革-再受阻-再暂停-再改革。尽管改革常常受到民众的抗议和反对,但却没有终止。虽然每次改革都是对福利制度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连贯有序、持续不断、具有叠加效应的。
其三,改革不是要颠覆社会福利制度,而是要构建多元参与的福利模式和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以便使社会福利制度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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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从不同学科角度,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论述也不相同。而且政治内涵的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对政治的阐释也充满了争议,始终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全文如下:
政治神话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而神话之所以发生功能, 最基本的条件是被人相信,神话只有在被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才会成功地达到其目的 。神话制造者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神话,他便必须显示他的言说与时代流行的理论观念、信 仰是相符合的,如此,神话往往便被拖入非神话的论说里,其结果是神话结合在一般意识形 态的架构之中,因此,政治神话往往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中一些普遍的信仰之上的。当它自身 流行并成为信仰之一时,它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探讨政治神话演变 的原因,必须结合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又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社 会组织及结构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政治神话演变的 契机与过程。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来分析商周秦汉之间政治神话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历史在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较多保存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制度与组织。夏、商、周 三代普遍存在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宗族组织,当时的宗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 实体,可以视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直接就是一个氏族或宗族的 人为扩大。这种特点,也清楚地表现在先秦时代权力的分配制度上。
从现有材料分析,至少在商周时代,亲族关系是直接决定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 天子权力的获得基本上是由于血缘的承续,在位天子只要其血缘的正统性得到确认,其权力 的合法性地位就不容动摇;其次,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 是同一国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公室与平民的关系。这二种政治集团常属于 不同的氏姓。例如吴、晋与虞各国的公室都是姬姓,周天子的宗室。吴之平民为荆蛮,晋之 平民为古唐国之遗,而虞之平民为有虞氏之后。
第二种情形是同姓诸国公室之间的关 系,如宗周与鲁、晋、卫、虞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说,他们之间的政治地位 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各代之长子继承各国的法统,而少子则迁出藩屏公室,其政治地位 对嫡长而言按比例而下降,分支分得愈远,其国其邑的政治地位就愈低。这固然是周代之礼 制,但不少卜辞学者相信宗法制度的初型在商代就已经确定。第三种情形是异姓诸侯国公室 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如鲁之姬姓公室与齐之姜姓公室之间的关系,与天子同宗同姓的公室 政治地位高于异姓公室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9—302页,三联书店198 3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商周时代,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 属制度为直接的基础——由不同的氏族与亚氏族之对于嫡长世系的距离以及对于土地及其财 货的占有与使用关系确定。上层阶级本身又分化政治地位相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的构成亦 基于亲族群,显然不专指氏族而言,而包括氏族以内的亲族在内。
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商周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本 文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一些思想或观念(不管是科学的、神学的、哲学的、习俗的)普遍流行 ,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相信,以至于视为当然的或自明的真理,并结晶为一些典型的模 式 ,这些观念即为神话的框架与模式,如果填入相应的内容即成为神话。祖先崇拜的观念同 样和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上文我们说过,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 过渡时,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而祖先崇拜正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 社会的过渡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意识中心的。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 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发展的源泉。而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式 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式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氏族所专有。祖先崇拜 就 是产生在氏族社会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远古,离开了氏族群体,个体成员的生存 是 十分艰难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而氏族群体是在某氏族首领的统治率领之下的, 于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对于氏族群体的依赖与寄托,大都要抽象为对某首领的酋长的服从与崇 拜,加之,既然是氏族群体,成员与首领之间就一定具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情理关系,所以 当个体把生存的热情与希望,对死亡恐惧的最终依靠投向那具有神秘威力的氏族首领时,就 产生了祖先崇拜观念。大量的材料都能证明先秦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商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 位。《礼记·曲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 赋为次,养器为后 。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 于丘木。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
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先于一切日常生活的首要事情,祖庙及祭器高于一切其他日用器物。
相应于这种权力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在先秦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神话乃是氏 族起源神话。无论是夏、商、周、秦,都有叙述其氏族起源的神话。据《史记·夏本纪》记 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 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接下去,历叙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种种事迹,并由此建立夏朝, 禹成为夏氏族的始祖。
《诗经·商颂》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史记·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 BA5F氏之女,为 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 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 。五教在宽”。封於商,赐姓子氏。
《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 巨人迹,心忻然说 ,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 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 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与此相仿佛的是秦民族的氏族起源神话。《史记·秦本纪》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 大业。
考察夏商周秦三代的氏族起源神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共同内容。第一,文化功绩。氏族 的始祖同时又是文化英雄,如夏禹乃是治大水开九州的英雄,契为辅佐大禹的功臣,后稷是 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符合“英雄即祖先”这一基本准则。第二,传承谱系。每一个氏族起 源神话都记载了完整的传承谱系。第三,感生情节。这三个特征的形成显然与其功能有关。 神话,尤其是政治神话,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氏族起源神话 是否是纯粹的政治神话尚可讨论,但它具有政治功能却是毋容 置疑的。它除了团结氏族以 及维系文化传统等功能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乃是进行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如果按照韦伯的 权力基础的三种划分的理论来区分开的话,那么,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权力基础基本上属于韦 伯所说的传统性权力。因此,先秦时代在论证一位君主的权力为合法时,它只须证明两点: 第一,这位君主的先祖乃是有功绩的氏族部落的首领,具有授命于天的神性。第二,这位君 主与氏族部落的首领有着正统的血缘关系。因此,上述前二个特征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元 素:始祖作为文化英雄的身份是君主权力合理合法的基础,血缘承续的正统性乃是子孙享 有权力的保证。那么,其中最具神话特点的感生情节又是如何产生,发挥着何种功能呢
夏商周秦的氏族起源神话中的始祖感生的情节,原本是原始宗教观念下的产物,直到后来, 随着意识形态中核心观念的变化,才渐渐承受起一定的政治功能。由于夏朝的感生神话有 可能经过汉朝人的增饰加工,我们以商周秦的感生神话为例来说明这一发展过程。
简狄吞卵而生契这一情节,据郭沫若等学者说,由于在母系社会中,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因此有感生情节的产生,它反映出殷契时代正处于父系社会的初期。这一观点早在本世 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已产生,这几十年尤为盛行,似成定论。但近年开始遭 到挑战,林祥庚指出,无论是地下考古材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表明殷契周稷时代早已进入父 系公社时期,乃是父系公社制度的晚期,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 见《殷契周启时代社会性质再认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看来,感生 情节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感生情节反映的乃是当时的图腾崇拜观念。所谓图腾崇拜乃是一种关 于氏族与各种动物、植物、有的甚至是非生物之间的超自然的亲属关系的概念。一般认为, 它乃是过去整个人类所信奉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宗教。在图腾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 认为生育乃是由于图腾进入了妇女体内,而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如生活在澳 州的土著阿兰达人认为怀孕与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某一图腾进入母体的结果即所 谓“图腾魂”或称“婴儿魂或婴儿胚胎等,它是一种与图腾有关的使妇女怀孕的超自然物体 。 图腾魂一般居住在图腾圣地,妇女如要怀孕,就必须到图腾圣地接受婴儿魂”C· A·托卡列夫等主编《澳大利亚大洋州各族人民》上册第275—278页,三联书店,1980年。 。在中国的原始部落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哀牢山有些彝族信仰龙图腾,认为河或水塘里 的岸石为龙图腾的象征,简称龙石,当地的彝族妇女不生小孩或者生下怪胎,就要到河里或 水塘洗浴,设法与龙石接触,如坐在龙石上或者把衣服拴在上面,或者以脚踩龙石,如此这 般妇女才具有孕育的能力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史前研究》1981年创刊号 。。玄鸟乃商族的图腾,这在商朝君王的命名以及其他材料中可以找到各种痕迹加 以证明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痕迹》,《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因此,商族感生神话的实质乃是妇女向图腾祈求生育。
象这类神话都是在原始的生殖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神话,随着人类对两性生殖过程的逐渐认识 ,图腾崇拜便会演变为祖先崇拜。上文我们说过,氏族社会中产生的祖先崇拜观念在商周时 期依然是氏族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然而,感生情节并不因此而消逝,而且也不象化石一样 ,仅仅作为一种原始形态孑遗而存留,在以后的历史条件下,它显示出特殊的政治文化 功能。
如上所述,感生在图腾崇拜观念盛行的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殖方式,每个人都是图 腾祖先的化身,每个妇女都可以通过图腾胚胎的进入而怀孕。然而,当人们对生殖过程有了 相当深的认识之后,无性生殖便成了一种奇迹,而奇迹乃是支撑信仰的重要因素。感生情节 赋予氏族始祖一种神性的背景,从而有助于建立对始祖的崇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 “神话底功能,乃是在将传统溯到荒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 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184页。 因此,感生情节在稍后的一些神话中也反复出现。
一般认为,周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与商族起源神话一样,也是图腾受孕观念下的产物。于省吾 说:“姜源所履的巨人之迹正是周人远祖的图腾,因而受孕生子。”于省吾《泽螺 居 诗经新证》,第208页,中华书局,1982年。孙作云进一步论证道,《大雅·生民》 说 姜源履帝迹而生子,显然是对于“履大人迹”这一原始、野蛮的传说的一种粉饰或误解。而 所谓“巨人迹”,乃是熊的脚印,熊乃是周族的图腾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周 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中华书局,1966年。。我认为孙作云的说法不太可信。首先 ,熊称为大人只有在现代东北方言中这样说,迄今为止并没有在上古语言中得到证实。始居 于西北的周族是否也如现代东北人一样称熊为大人,颇可怀疑。且“大人”与“巨人”并不 能完全等同。其二,尚没有坚强的证据证明熊为周族图腾。孙作云论证道,黄帝号“有熊氏 ”,即黄帝之族以熊为图腾;而周族出于黄帝,因此周族也以熊为图腾。我们上文说过,周 朝的姬姓与黄帝的姬姓可能是种偶合并不一定有血缘上的联系,即便有联系也不能如此推 论 。有虞氏舜据传也出于黄帝,孙作云说其乃是以凤鸟为图腾的,如此说来,出于黄帝的并不 一定与黄帝信奉同一图腾。这样,周人以熊为图腾就失去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在我看来,周族起源神话其初始可能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只是这图腾不能遽定为熊。 不过,至少到《大雅·生民》的创作时期即西周时,这一神话已经发生了变异,从“履大人 迹”到“履帝武敏”,即把始祖的诞生直接归之于天帝而非图腾,三弃三收这种奇迹般的存 活更是显示出天意。始祖从商族的玄鸟之子变为周族的天帝之子,表明西周时的天命观念较 之商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渐渐和祖先崇拜观念一样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在图腾崇 拜观念已经逐渐消退的情况之下,感生情节的保留,乃是由于这一情节具有神化祖先的文化 功能。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能发现商周二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之间有着微妙的不同。周 族后稷的降生更多了几分神秘和命定色彩,而他几遭遗弃而奇迹般的存活,更是显现出天意 。象这样将始祖的降生归结为天的意志,表明意识形态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天命观念 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二 商周时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一向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几乎有了较为一致而 愈趋详密的结论。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商人上帝与祖先的密切关系,郭沫若说,在殷商时代, 人的祖宗神就是至上神,他说:
殷人的帝就是帝喾,是以至上神而兼祖宗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一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29页。。 日本学者赤冢忠则认为:
所有被殷人祭祀的神,诸如祖先神、族神、先公神、巫先、天神、上帝六 大类,原先都是固 有的族神,只是在殷民的祭祀中被分类地组合起来了。上帝作为对殷王的命令统治人间,依 靠其对天候的支配,也成为统治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神。殷人诸神最终都由上帝统治,而所 有祭祀的观念,都汇集于以上帝为中心的祈年祭中赤冢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 ——殷王朝的祭礼》,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
这说明商人的上帝虽然是作为商代自然界、人世间的至上主宰,但其神格却是由族神转化过 来。由此可见,商人至上神的观念很有可能是由祖先神脱胎而来。张光直先生经过更细密的 分析后说:
商朝的上帝又有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特征。其一,上帝在商人观念中没有 一定的居所。其二 ,上帝不受人间直接的供奉。其三,上帝与子姓远祖之间的关系有些纠缠不清,有几位远祖 是神,甚至于上帝的化身,而且所有的远祖都可以很容易的宾见上帝或其他的神张 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04页。。
这种天、祖不分的观念形态使得商朝极少有独立的至上神祭祀,即使有,在整个祭祀体系中 也占微不足道的地位。
时至周朝,上帝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天、祖观念的分离。周人的祖先世界不 再是混融的一团,他们把上帝与神界放到了一个新的范畴,即“天”里去,而把人王当作天 子,不复把上帝与祖先合二为一。在西周的文献材料中,处处可以看到人们对至上神的敬畏 之情。《诗经·周颂·思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C02C 民, 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尚书·泰誓》载周武王云:
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 ,类于上帝,宜于 冢士。以尔有众, 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大盂鼎》铭文也云:
显文王,受有大令。
周朝最显赫的几位帝王,都是受上帝之命而行事的,显然,上帝具有绝对高于他们的地位。 因此,从西周开始,出现了以祭祀至上神为主的宗教仪式,这就是 和郊。虽说《国语·鲁 语上》云:“商人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但这种严格的祭法 大概是后人根据当时的祀 仪推想出来的。从卜辞中看,商人的 祭与郊祭无论如何乃是以祭祀 祖先神为主要目的的祭 祀仪式,帝的地位虽高于一切祖先,但它可以和许多祖先同时受祭。然而在周朝,对上帝的 郊祭并不是任何祖先神都可以配祭,唯有后稷、文武王等“有德者”才能配祭上帝。《礼记 ·祭法》载:
周人 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
郑注云:、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 。此 谓祭 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明、宗…… D63 A、郊、祖、宗,配有德者是也。
随着天命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天意在君权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周朝的 感生神话中出现履帝武敏以及三弃三收等显示天意的情节并不奇怪。三
春秋以后,政治权力的交替与社会地位的升降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篡弑之事不断出现,因此 ,在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当中,天命的作用有着超越血缘的趋势。
在春秋时期的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是具有代表性的大事,拿齐国的陈氏 来说,作为齐国的异姓大族而窃取齐国国君的权力,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最为脆弱,因此, 陈氏对其地位的合法性论证与辨解就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神话的一个有趣课题。《左传》的成 书应在公元前386年之前详见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文史》第六辑,中 华书局,1979年。,作者应当看到了陈氏篡齐,因此,在《左传》对陈氏家族的一 些记载中往往通过神话来预言其当政的必然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人杀太子御寇 ,陈敬仲逃亡到齐,然后回朔道: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 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 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 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 :‘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 ,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此段记载,很明显乃是陈氏执齐国之政之后所编造的政治神话,以此为陈桓子始大於齐,成 子执齐政的历史进程提供依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陈氏篡齐的过程中,为政权合法性作 论证的已不再是姓族起源神话,而变成卜占、筮占等方技术数。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三家分晋 这一事件中,《史记·赵世家》云: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乐, 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 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 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 配而七世之孙。’”
这里,赵简子射死熊与罴的情节,象征着晋国将有大难,而赵简子将灭范氏、中行氏而崛起 ,因为熊罴乃是范氏、中行氏之图腾祖先。帝赐二笥皆有副,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将克二国於 翟,皆子姓也。天帝赐其儿翟犬这一情节,翟犬代表代国的祖先,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必有代 。到了其后嗣,将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这些梦兆,最后一一实现。同样,此一神话 乃是为赵氏成为诸侯提供依据的,只不过陈氏用的是卜兆与筮兆,而赵氏用的是梦兆。这里 虽无感生情节,但卜筮、梦占等神话的功用和感生是一样的,都旨在表明天意的存在。不过 ,尽管陈氏、赵氏为篡夺,但他们两族都有较悠远的氏族渊源,如陈氏称黄帝为其高祖,而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可以追溯到颛顼、大业,因此,他们可以同时利用天命和血统为自己的 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黄帝地位的突然隆盛,大致上发生于这一时期,可能即与陈氏篡齐的 政治事件有关。
当政治权力转移到刘邦手上时,情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平民出身,军功起家的刘邦丧失了 血缘承续的传统优势,其出身和地位使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挑战。刘邦之父称刘公, 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名闻不彰,再上溯似无可再溯。刘邦没有可夸 耀的家族世系,他所依靠的只能是其逐鹿中原、百战百败而得天下的奇迹以及其个人魅力。 这也就是说,刘邦的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性的权力基础转变为克里斯玛基础。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权力合法性论证的氏族始祖诞生神话就失去了作用,新的政治神话 应运而生。
在刘邦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神话因素。《史记·高祖本纪》载:
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 则见蛟龙於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祖被 酒 ,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 行,何畏”乃前,拔剑斩击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前, 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 妪因忽 不见。……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 芒、砀山泽岸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争欲附者矣。
在刘邦的传记中,包含了这样几种神话性情节:1感生。2异貌。3夜斩白蛇。4隐居 常有云气。2、4两个情节,乃是相术及望气之术非常流行,成为一般人的通常观念之后的产 物,而夜斩白蛇则是五行观念普及后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初,方术信仰及五行 观念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之一。而感生情节依然具有很强的证明天意的神化效果 ,因此,在图腾崇拜观念早已消失的汉初时代,它依然是政治神话中的常用情节。
综上所述,感生情节原本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殖观念,当人们 对两性生殖过程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感生情节被视为奇迹,因而具有了神化先祖的政治文 化功能。而一种政治技巧当被证明为有效时,它会被反复应用,所以,在以后的历朝历代, 帝王的感生情节一直是开国神话中的必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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