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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迅速发展,人性世俗欲望的诉求是其兴起的基础,电子媒介为其插上了翅膀,市场经济为其提供成长的沃土。随后,大众审美文化带着娱乐性、商品性、视像性、复制性等特征,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并冲击着大学审美文化。
大学审美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化,是在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和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互动中形成的。然而,由于大众审美文化对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和理念造成了一定的消解和颠覆,所以,当代大学审美文化一方面有必要接受传统审美文化中优良部分使其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构建新的审美理念与价值。
所谓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渗透于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子系统。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人类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总和,具有独特的功能、意义和价值。[2]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大学生与审美、大学生与社会两个方面。
首先,从审美文化的方面来看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表现在:第一,审美理想是当代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审美理想能够指引当代审美之路的发展方向;引导美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强化美学的道德价值;指导审美理想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最美的理想目标。
《列子》以“心凝神释”为审美理想,《淮南子》以“真人之游”为审美理想,这些审美理想都以“美的自由人生”为人生目标。第二,审美观念体现着大学审美文化具有美化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审美观念是大学生在审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直接指导大学生的审美活动,制约大学生对美的创造,规定大学生立美和审美的方向,因而必然成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审美观念直接受世界观的指导和制约。[3](P141)因此,大学生作为社会的建设者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完善审美观念。第三,审美趣味体现着大学审美文化具有美化人生活的价值。在精英审美文化群中,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史记”和“诗骚”传统审美趣味。晚清时期,小说这种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也开始具有了较高的审美趣味。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学则成了当时“高雅的审美趣味”。不管怎么演变,审美趣味都反映人在审美活动中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需要,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和现象表现一种富有情感的、具有个性的主观偏见和兴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应该传承审美文化的人文性和高雅倾向,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能被世俗的大众审美文化同化。
其次,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还体现在人与世界的整个关系上,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审美使人直面自己的灵魂,从而将自己的全部心灵秘密揭示出来,使人的心灵渗入生命意义之光。[4](P134)审美,是人与他人心灵的沟通和灵魂的默契达到彼此深切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爱”正是在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中形成的。每一种审美文化都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总结,反映了时代人物的形象与时代的变迁。通过审美活动,达到自身关照,实现自身的净化。审美文化不只是对具体、现实现象的反映,而且是关注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与终极价值。审美文化的价值同时表征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大学审美文化的人文性与引领性不仅标志着对世界文化体悟的程度,也标志着人关于存在本质的最高哲学的理解。人通过审美认知世界,直观自身,体现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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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角色,尽快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去20多年 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主要把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推向市场的最主要措施是缩减财政拨款,让他创收。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确实被推向市场了,然而这是一个扭曲的、不健全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国家的提供公共文化收缩了,减少了,本来就匮乏的公共文化设施被挪为他用,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已被完全的市场交易所代替,甚至成为利用公共文化设施谋取部门利益工具。当前,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在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加大,政府权力的越位与职能的缺位是其根本原因。
文化生产力就是指人们围绕满足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把人类自身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作为文化资源,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文化转变为生产力并不是新鲜概念,在物质生产力中,工具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代表着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能力水平。在这里工具就是文化转变为生产力的标志。马克思把科学和艺术等都看成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科学和艺术等是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并从物质生产中逐渐分离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的精神生产,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物质形态的主导特征;文化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发展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化生产力具有物的属性和意识形态性。在文化生产力中,精神生产者将自身强烈的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物质性。因此文化生产已不仅仅是艺术家们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而是天然地具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其运行方式依然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在文化生产力中人自始自终处于主体地位。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消费者。文化生产力同时具有物的属性和意识形态性。只有当文化作为服务人类精神消费时,文化生产力的实现才有可能。文化生产力特殊的二重性,使得文化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中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生产力最先进的,最具活力的部分。文化生产力根植于物质生产力,成长于上层建筑,又分别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的力量。文化生产力二重性在社会实践中表现为产业性与精神性。一方面是指它所具有和其他产业一样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产业管理规范及追求经济效益等一系列特征。另一方面是指把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等作为产品内容。文化生产力特殊的二重性决定了它既有巨大的经济能量,又有影响民族文化心理和整合社会关系的力量。文化的产业性是意识形态性的载体和最有力的传播工具。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的形成,都是通过文化产品和有效的传播途径,被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的。文化产业的规模、速度和效率以及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意识形态传播力度、幅度和效率。由此可以断定,国家制定公平的文化法规和政策,政府提供健全的文化服务文化,市场提供文化自由竞争的平台。人们通过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创造出文化经济、经济文化和文化市场。文化生产力通过满足文化的市场需求,创造出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手段,通过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创造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通过满足人们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创造出人类文化自主、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繁荣局面。
对现代政府而言,保证人的文化权利,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其重要职责。文化生产力理论揭示了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明示了政府的文化职能就只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切实搞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提供完善的文化服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的功利性和内在效应促使政府的权力的越位和职能的缺位,事实上,政府重要的是不要去做那些私人已经在做、做得会好一点或差一点的事情,而是去做那些根本没人做的事情。那么如何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就是把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其任务不仅仅是提供直接的文化服务, 而是保证公共文化服务得到提供,保证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实现。文化管理主要由三大基本职能构成,即文化市场监管职能、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和支持发展文化产业职能。为此,政府就必须围绕职能,建立国家文化服务体系。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应立法保护人民的文化权力,应依据国家财力和公民的宪法权利,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量与比例,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低标准。强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并不是说政府要尽力做好基础公共文化建社会和提供文化服务,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是政府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明晰政府的法律责任,赋予执行权利,界定其职权范围,评介其实施后果。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提高公共文化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确立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低标准,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促进农民增加文化消费,启发农村文化市场,既是政治承诺,也是法律责任。只有将这种政治承诺纳入法治轨道,将政治承诺与入法律程序结合起来,与法律后果结合起来,与人民群众的认同结合起来。
二是制定公共文化支持和扶持政策,改革文化投融资体制,激活文化主体和市场主体投资、经营公共文化,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根据不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对那些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放,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文化需求;对那些兼有公益和经营特征,进入门槛较高的公共服务项目,主要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公共文化部门的竞争,提高公公文化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对那些无人投资或不愿投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仍要依靠政府公共部门来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如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保护等。政府在文化设施建设中应当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各地文化资源优势,分析市场行情,搞出文化特色。与此同时,还要鼓励国内外社会法人和各界人士捐资兴建各类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形成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引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捐赠的多元资金筹措机制。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无疑应当是国有资本的主要投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社会资本的投入。从国际经验和我国近几年来的实践看,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项目往往也是社会资本感兴趣并能够有所作为的一个领域,因为捐资兴建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既是社会资本回馈社会、体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其扩大社会影响、增加企业或个人知名度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不仅将激活国有文化事业大量的存量文化资源潜力,还将激发目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民营文化产业的增量实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建立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和文化产品交易网络,促进文化资源信息交流和文化合作。信息交流平台就是利用政府文化网络,及时发布文化产业政策、动态、发展规划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为各地文化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市场、资源、资金等状况提供便利,实现城乡文化资源共享,实现信息、技术、人才的有效交流。建立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是政府根据法定的职能,利用资源提供文化服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把建立完善的文化服务体系和提供丰富文化服务,作为政府的硬性职能,纳入国家的法规体系之中,使政府的职能性功能不因政府领导的爱好,重视与否而改变,也不因民众的瞩目与否而减弱。政府打造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就是依据市场需求,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完善文化市场法规和秩序,确立市场主体法律地位,打造了一个面向市场、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文化产品交易与合作的平台,促进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的交易、开发,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文化服务于文化增长有机的结合起来。
四是培育和培养文化中介组织和文化经纪人。文化经纪机构和文化经纪人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是文化转化为生产力重要环节,是国际文化交流与文化经济发展必要条件。我国文化经纪机构建立的法治环境还不健全,文化立法与文化政策,文化的准入和文化输出,文化艺术与文化产品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法定的联系与内在的关系。文化经纪人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中的必要环节,还没有得到法律的允可和社会认同,业内道德规范和业务规则好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加快文化立法,把文化经纪机构和文化经纪人的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当前,政府应利用文化经济的契机,加强对文化经纪人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市场营销、依法办事等综合素质,培养一支善经营、懂科技、会管理的人才队伍,健全和规范文化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作用、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实施行业统计、指导和管理。
转变党管理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是建立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核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文化在我国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国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用意识形态理论规定国家文化管理的主要任务和职能,是我国文化管理的重要特征。按照文化生产力的理论,文化的物的特性与意识形态性是两种不同的属性,文化的公益性和经营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划分明显的表现出国家文化管理意志和管理政策的制度性重大转型,表明文化生产力理论将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理论创新和文化转型的基础。如果不能在关于党管理意识形态与国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和大众文化产业化发展之间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不能为我国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转型提供法理上的依据。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要求,对严重制约文化生产力思维模式、传统习惯进行彻底的变革,对那些严重妨碍我国文化生产力解放的制度性障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中国文化变革与转型的任务就难以实现。
在构建国家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是文化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意识形态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它的传播手段和受众群体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文化多样化趋势使党单一的文化管理失去了它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党的文化执政能力要从过去单一的文化管理,向多元的、综合的文化执政能力转变。当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已经客观地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存在形态和传播路径的时候,当文化市场已经客观地成为没有区域限制的价值观念竞争的阵地时,当公众从被动的文化受体变为文化自觉主体时,执政党必须认真研究执政的规律和文化发展的规律,自觉转变执政理念、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完善和创新党管意识形态的制度形态和制度系统,实现党管文化向党重在抓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性转变。党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将党的文化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依法行政建立起国家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把政府管理文化的职能性工作权利还给政府。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一切文化事业;把文化产业的主体地位还给企业,确立起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把应该属于市场调节的那一部分权力还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总之,政府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上由过去的微观管理变为宏观管理管,从直接办文化向为文化发展提供服务转变,从以管理直属单位为主向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从以行政手段管理文化市场为主向以经济调节,以法律手段规范为主转变。政府要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增加投入、改善服务为重点,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创新体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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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审美观念中,往往将音乐与道德关联起来。最早可追溯至音乐美学萌芽期,这一时期为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期,这时社会为大变革阶段,音乐实践也随之发生着改变,音乐由经验逐渐上升为理论,人们对音乐的优劣、美丑也有了最初的评判标准,最常见的审美标准为“平和”、“和平”,将“德音”(表现德行的音乐)视作最好的音乐。儒家音乐美学奠基人孔子的音乐审美思想为“尽善尽美”,其中,即对美和善进行了区分,同时又肯定了美与善的相互补充后的“美善统一”,将其视为最完备的音乐审美标准。孔子在对《韶》乐进行评价时,认为《韶》乐不仅具备美的形式,同时包含善的内容。孔子将善与美看作音乐艺术的最高形式,而儒家音乐美学观念的成熟则来自于荀子,荀子认为人的善是后天习得的,恶则是生来俱来的,他从功能的视角对音乐中的美和善作出了肯定,荀子认为音乐“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并将其看作“治人之盛者”。荀子主张用道德引导人们欣赏音乐,可带领人们感受音乐之美与善。在儒家的音乐审美观念中,强调的是音乐的教化效用和社会功能,然而“美”属艺术,“善”为道德,音乐中要想达成“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有赖于音乐结合文学的声乐形式,这是由于歌曲中的歌词能限制其中的道德内容。而声乐则是“美”与“善”结合后用以教化引领人们的最佳方式。在古代,音乐往往带有“教化”“、引导”等功用,因而在其审美观上便显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另外,声乐艺术作为抒情性较强的艺术门类,其抒情性即反映在音乐之中,同时也表现于歌词之中。声乐作为抒发感情的重要艺术形式,若完全受缚于“礼”,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声乐艺术本身的艺术特征。因此,声乐艺术应伴随着其发展在“美善合一”的基础上,被赋予更多内涵,使其更加符合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声乐艺术的审美追求。中国古代文化较为重视“美”与“善”的统一,往往将对艺术的审美与欣赏视为教化引导、塑造人格的修养之道。千百年来,这种“美与善”始终影响着声乐艺术的审美观及其发展,成为声乐审美观的重要体现。
和谐是美的最高理想,是艺术的共性。在艺术的创作和对艺术的欣赏上,中国惯于利用艺术显示主体的心理和谐,从而达成对人格的塑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沟通。同时注重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与艺术本身所传达的意境美,进而浸润影响审美客体。从古代开始,中国的艺术便注重和谐统一,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间的诉诸和谐,古代儒道互补正是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美学实践。音乐是文化与自然的和谐产物,儒家文化非常注重音乐对和谐起到的积极作用,以“礼”将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纳入道德体系,以“乐”将“礼”转化为君子的文化审美和价值取向,从而实现心理与精神的和谐。这一礼乐思想将礼乐融入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之中,使之成为指导现实的行为规范。儒道皆以中庸为最高标准,古典艺术中较为重视人格与伦理的和谐,进而实现了礼乐协调,构成了和谐的传统音乐风格,同时影响了历代声乐艺术审美观的发展。
儒家认为,音乐应平和、淡泊,道家主张恬淡、无为,认为音乐应是“淡兮其无味”。儒道所提倡的人生哲学和审美观念,影响了琴歌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后来阴柔空灵的琴乐风格和飘逸淡雅的琴歌特色,使得琴歌琴曲多为曲淡节稀之风,琴歌旋律质朴、节奏平缓、恬静淡雅、气疏韵长,没有复杂繁琐的音乐表现手段,仅以简洁的音乐语言,清淡的旋律节奏寄托思想情趣。例如,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正是琴歌的代表之一,运用骚体中参差的句式、清丽流畅的文辞,自由的音乐节奏,简淡清雅的旋律,细腻深刻的感情,整体风格自然淳朴,将爱慕思念之情进行惟妙惟肖地刻画,将爱恋之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还有刘禹锡《竹枝词》流畅清美,曲调自然恬淡,意境深邃悠远。纵览历代琴歌不难发现,这些琴歌皆是以简单质朴的音乐语言倾诉深远的思想情感,展现的是古代声乐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神韵。中国艺术为抒情的艺术,古典诗歌、戏曲等皆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通常与意境美紧密相连,因此,往往将有无“意境”作为中国艺术的衡量标准之一。在中国诗歌中,情景交融是重要的表现手法,是创造意境美的重要因素。在文学艺术上,便形成了一种诗化的美学风格,造就了传统艺术中含蓄的意境美。这种含蓄的美感要通过欣赏者对美的体味与想象、思索来获取,这种想象是艺术的想象,对意境、神韵的向往和追求,在这种意境美的影响下,对声乐艺术清雅简淡的审美追求成为音乐艺术的又一审美方向。
中国的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积蕴,成熟的唱功技法,丰厚的理论知识,在传统的声乐宝库中有很多关于歌唱规律的见解,其中对行腔吐字的归纳成为声乐艺术的又一美学特色。“韵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美学概念,这种美学概念,既指艺术中美的境界,又指审美欣赏中的审美感受,能激发情感共鸣,获得美的感受。歌唱是音韵美的最佳体现形式,汉语自身特点也形成了歌唱中特有的行腔咬字,在中国的声乐理论中尤为讲究“韵味”的生发。韵味成为声乐作品中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有韵味的声乐艺术才能引起音乐上的共鸣,加强音乐表情,激发音乐感染力。韵味作为特殊的美学特征,广泛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的诗歌、戏曲、曲艺之中。从宋代南戏到明清传奇,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到戏曲的创作之中,这些创作不仅对文辞、格律非常考究,更看重其中的音韵与意境。文人创作后经艺人编演,在历代戏曲艺人对唱本、剧本的二度创作中,将生硬的文辞、格律进行打磨。使后期的戏曲作品更显光彩熠熠。艺人在演唱过程中也更加追求自然、生动与深远的韵味。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曲艺的演唱与创作从未因历史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而忘却对“韵味”美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对中国戏曲一代代的传承中保留,并成为窥探声乐艺术的重要美学观念,中国观众也将声乐艺术中有无韵味作为评判声乐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在中国,汉民族语言最讲究声调和韵,这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语言的音乐美,尤其是曲艺,戏曲产生之后,则更加细致地挖掘出了其中表情达意的功能,其中的音乐性和表现力尽显无疑,使演唱艺术可以利用这些优美的语言、多变的节奏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变化,更大程度上地展现了音乐的美,同时促进了声乐艺术的发展。中国的曲艺、戏曲基于民歌演化而来,同时长期的露天表演,要求表演者在演唱时要将声音尽量送得远,咬字要更加清晰,因此,在演唱时则要注重字的声、韵、调等,从而使中国的声乐演唱更具韵味,也更具特色。近现代以来,从20世纪40年代的秧歌运动,到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的到来,中国歌剧创作逐步繁荣,并滋养了大批声乐艺术家,为中国当代声乐艺术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代代歌唱家在声乐艺术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当代声乐艺术开始继承和发展,同时在字、声、情上也从未停止对“韵味美”这一声乐艺术审美观念的追求。
美依存于社会,并在社会中深化发展,每一种审美观念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沉蕴积淀,而任何一种审美观念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发展历程,造就了以价值观念为基础,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审美体系。将声乐艺术放置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视域之下分析探究其审美观念,充分遵循了声乐艺术的历史发展特性,深切体悟到声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美善合一”“、和谐统一”“、清新简淡”“、韵味美”决定了声乐艺术以简单的音乐语言、和谐的艺术思想、字里行间、行腔咬字的韵味,呼唤人们对美的尊崇,对善的向往,实现美与善的统一。在以传统文化为视角,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声乐艺术审美观的探索中,声乐艺术开始逐渐完善其以美学概念为基本特征的声乐审美理论体系,不断满足大众对音乐艺术的审美需求,促进声乐艺术的前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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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这样就导致大量民族音乐资源文化的浪费,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高校作为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基地,教师应该要不断丰富其多元化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给予学生更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指导,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为我国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基于多元文化理论民族钢琴音乐体系的构建探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基于多元文化理论民族钢琴音乐体系的构建探究
音乐无国界,钢琴音乐作为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它起源于欧洲,但是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多,钢琴音乐已经流行于全世界。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其自身有着悠久的民族音乐文化,通过与钢琴音乐的融合,能够更好地向世界展现出我国民族音乐的特点,提升世界对我国民族音乐的认识。
从钢琴音乐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的音乐人才已经创作出许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并且在世界钢琴音乐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当前我国民族钢琴音乐体系的构建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到今后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应该要做好民族钢琴音乐体系构建,不断丰富我国民族钢琴音乐形式,从而实现我国民族钢琴音乐文化的繁荣。
1 、多元化理论下民族钢琴音乐体系构建策略
1.1 制定科学完善的教学目标
民族钢琴音乐要想实现多元化发展,就需要不断吸收我国多样性的民族音乐,从而增强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水平。但是在以往的钢琴音乐教学中,由于教师对教学目标不够重视,导致教学方向和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影响到民族钢琴音乐的进步。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在进行民族钢琴音乐教学时,虽然都涉猎到中国民族音乐,但是与本土民族音乐的介绍相对较少,这样使得学生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感受不到钢琴音乐与民族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降低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教师应该要明确自身的教学目标,找到更适合本学校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案,增强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的认识,在今后的学习和创作中能够将更多的民族音乐融入其中。教师在教学时,还要积极构建完善的钢琴课程体系,真正实现钢琴民族化教学,在教材的选用、教学曲目的确定以及演奏技能上更要突出民族钢琴音乐的特色。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努力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环境。
1.2 提升教师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
教师在进行民族钢琴音乐教学时,应该要提升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意识,这样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为学生今后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在传统的钢琴教学中,教师大部分比较重视外国经典钢琴作品的讲解,从而忽视了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教学,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状态下学习,无法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也就不能够将钢琴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融合,从而降低我国钢琴民族音乐的发展质量。
提升教师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质量,首先,就要增强教师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重视民族音乐的多元化,了解各个民族音乐的特点,这样才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给学生介绍更多的音乐知识,满足他们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需求。其次,要努力实现音乐教师教学思想的多元化。钢琴音乐教师在教学时不仅需要有比较高的专业技巧,同时还要有着比较高的音乐文化素养,在思想上能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吸收百家文化之长,汲取我国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为学生创建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调动他们学习民族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今后的创作中将钢琴与民族音乐完美融合,促进我国钢琴民族音乐更好的走向世界。
最后,教师要实现授课形式的多元化。钢琴技巧的提升不仅需要学生的日常练习,同时也需要教师的良好指导。教师可以采用欣赏式、讲座式以及比赛式的教学形式来讲解钢琴音乐知识,调动他们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3 拓展多元化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
当前我国还有许多的民族音乐文化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这样就导致大量民族音乐资源文化的浪费,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高校作为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基地,教师应该要不断丰富其多元化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给予学生更多的民族钢琴音乐学习指导,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钢琴音乐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为我国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拓展多元化民族钢琴音乐教学理论,教师就要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制定教学方案,让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有更多的学习兴趣,感受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魅力。
教师也要积极推动相关理论知识的构建,如要加大对一些民族音乐的调研研究,分析出这些民族音乐的特色,并结合这些特色来探讨相应的发展理论,找到更多的民族音乐发展空间,为我国钢琴民族音乐的进步提供强大的理论保障。在教学理论研究中,要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情感培养,让他们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在学习时可以将民族情感融入其中,这样既能够提升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的理性认识,又可以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满足他们的钢琴音乐学习需求。
1.4 构建完善的民族钢琴音乐实践环节
民族钢琴音乐的学习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实践,这就需要高校为其构建完善的民族钢琴音乐实践环节。学生在这样的实践中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演奏水平,在情感的把握上也会更加准确,技巧处理上更加娴熟,从而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演奏风格。在进行音乐实践时,既可以是校内钢琴音乐实践,也可以是校外实践。
例如,校内的民族钢琴音乐演奏会、音乐会以及学术交流音乐会等,校外的如学校间的音乐交流会、民族钢琴艺术下乡活动、钢琴艺术进社区等实践形式,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族钢琴音乐,同时也能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钢琴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奠定群众基础。在世界音乐交流会中,这些民族钢琴音乐会显得别具一格,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能够丰富世界钢琴音乐形式,使其在钢琴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艺术性。因此,在今后的民族钢琴音乐教学中,教师应该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知识,为今后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提供优秀人才。
钢琴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该要实现教学的多元化,同时还要保证钢琴教学的民族性,让学生对民族钢琴音乐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提高他们学习民族钢琴音乐的积极性。这样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将我国多元化的民族音乐与钢琴音乐相结合,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民族钢琴音乐作品,增强我国民族钢琴音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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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
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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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重性质。]首先,建筑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用劳动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其次,建筑是文化的“容器”,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仅记录古代中原人民抵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历史事实,也体现了中国人勤劳勇敢、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文化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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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荷建筑特点看两国不同的文化心理
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同时,衣食住行也反映出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掩盖下的文化心理。建筑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物质外壳,是文化的外化,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受到当地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当地文化观念的影响和熏陶,昭示了居住者的文化心理内涵。
素有风车王国之称的荷兰,其建筑外观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小门大窗户”,大面积的窗户表现了荷兰人开放的文化心理,对各种事物有较强的包容性。而传统的中国建筑,无论是皇家宫殿还是普通民居,都习惯将建筑设计成一个较封闭的空间,门窗等与外界相连的部分也比较小,并用雕花窗格等阻拦外界的视线,显示了中国人较为严谨的文化心理。
不同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方面的文化差异会阻碍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交流。在当前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文化的双向传播,对于外国文化我们要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文化传播应在交流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进步。
说到建筑,大家头脑中会立刻出现古今中外各色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印度的泰姬陵等等,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建筑本身。就建筑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建筑所反映出的民族特性、社会道德、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等等。建筑与文化,其关系是多方面的。
“文化”是一个汉语古典词。“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只是在与武力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文化获得现代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过程中开始的。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2]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重性质。]首先,建筑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用劳动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其次,建筑是文化的“容器”,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仅记录古代中原人民抵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历史事实,也体现了中国人勤劳勇敢、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文化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荷兰的建筑就其外观来说,给人们最深的印象的就是“小门大窗户”,建筑物的表面积的一大部分被窗户占据,大大的窗户让人对室内一览无余。房子的外面正对着街道,如果有院子的话,通常也是开放式的,有的用低矮的栅栏象征性地围起来,或者只种上草坪。
这样的小门大窗户的建筑必然有其产生的社会原因,据说以前荷兰房屋建筑收税的多少是按照门的大小来确定的,所以家家房子就都建成了这种前窄后长,瘦高小门大窗户形的建筑了。这样的房子上下搬东西肯定不方便,所以荷兰人通过滑轮从窗户搬运东西,荷兰的古董房子上都会有一个滑轮,可见,荷兰人搬东西早就只用窗子不用门了。
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这种开放型的建筑类型必然是在一个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来的。荷兰宽容文化的形成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成立的水利委员会(Water Boards),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奠定了荷兰民主和宽容的基础。[3]荷兰的宽容概念首先诞生在宗教宽容领域中,它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宗教不宽容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贸易的繁荣和对外交往的频繁,荷兰人更增强了对宽容文化的认同感。当今的荷兰社会依然延续着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甚至对毒品交易、同性恋婚姻以及安乐死等大多数国家无法接受的行为保持着极宽容的态度。由此可见,荷兰宽容开放的文化氛围由来已久,并且已经深刻地影响着荷兰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中国建筑的内向性
说到传统的中国建筑,有两点必须要说一下。一是“改朝换代,结构不变”。[1]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期间虽然改朝换代的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改变,经济结构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不变,而建筑也承袭了“秦砖汉瓦木结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二是建筑结构的内向性,各个建筑自成一体,其内部体现封建等级、儒家礼法制度,等级明确,系统完善,与外部的联系甚少。小到平常民居,大到皇家宫室无一不体现了建筑的内向性,甚至有的人会想到万里长城,是不是企图将整个中国都划为内向性的。
现代的中国建筑,由于改革开放的浪潮和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受国外各种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中国国民思想的进步和开放,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但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人们思想中的存在相当牢固,其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比如,大多数人都向往独门独院的一套宅子,大多数有院子地房子都会建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把院子严严实实地围起来,窗户也会配上厚实的窗帘,一些底层的住户会在窗户外加装一道防盗窗,总之,外人难以看到屋主在做什么就对了。
(二)内向性特征的形成
中国建筑的内向性特征的形成也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部落时期,部落组织为抵抗外敌产生的内聚特性,以及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形成的权力中心和等级划分,早期的部落建筑就显示了内聚性和权力中心的特点。
其次,中国建筑的内向性的形成也是人们对传统儒家礼法制度的一种认同。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乐之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十分推崇“礼”,而礼制在安邦定国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清代的儒学者阮元曾指出:“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所以,以家庭为核心的建筑形式其实是对儒家文化中“礼”的一种认同,而这种认同也同样扩散至城市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
从庭院式住宅到围合的都城是一系列内向空间的嵌套,从向心的聚落到向内发展的城市又体现了向内性特征在时间上的传承,这种内向性特征正是由千年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确定的。
(三)含蓄内敛的文化氛围
内向性的建筑显示了中国人民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对礼乐制度认同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君臣父子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时代变迁,中国人尊尊、亲亲、毕恭毕敬的行为方式依然存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传统的家长制度使得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像西方人那样进行平等的交流,因而也就无法形成开放的文化氛围。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角度来看,在中国这样的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很多决定都是由在上位者做出的,普通的群众只需执行。且在抒发己见的时候由于所处的权力阶层不同,人们必须注意措辞,尽量使用委婉含蓄的话语说出自己的意见,不具有攻击性。
其次,中国的社会是以集体为导向的,个人是为集体而服务的,无论是家庭、团体还是组织机构,都有其自己的系统,而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是由很多的小集体构成的,民族的向心力伴随着民族的形成过程而产生。内在向心力则产生了内敛的文化心理。
道家的无为也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无为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顺应事物本身的规律,不人为造作,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老子?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忧。”老子认为无为即不争,不争而取胜且没有祸害。无为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强调顺应、辅助自然,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则是不恣意妄为,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不妄图通过个人改变事物获得利益。因此,文化心理上的不作为也促进含蓄内敛的文化氛围的形成。
五、中荷两国文化心理差异及其跨文化交际
(一)文化心理差异比较
荷兰的外向性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传统的内向性文化心理是两国建筑风格迥然不同的根源。外向性文化心理关注个体与外部的联系,乐于与外部沟通,并对外部的信息进行积极的反馈,通过讨论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内向性的文化心理则倾向于内部决定,对外部有一定的防御心理,不善于通过沟通交流获得结果,倾向于单一地接受大家长的决定。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二者也不相同。外向型的文化注重沟通,为保证沟通的流畅和良好的接受性,因而沟通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且每个人都乐于说出自己的想法,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而内向型的文化由于其内部的阶层高低分明,处于较低阶层的人通常选择接受而不发表意见,决定权在于地位高者,在交际中可以感觉到明显的等级差别。
在利益取向方面二者也不同。外向型文化注重个体的利益,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乐于做出各种努力,并认为个体有影响全局的能力。而内向型文化由于其向心力而形成的内聚性,是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个人是为集体服务的,个人的行为要考虑到集体的利益,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而凝聚起来的集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因此,内向型文化的人们有较强的家国观念。
在交流的方式及程度方面二者也有差异。外向性文化交流的语言比较直接,语义比较直观,不需要太多语境的参与。而内向性文化由于社会关系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交流的内容通常有较多的语境参与,不能从交流的语言直接理解交流的内容,是高语境文化。
(二)跨文化交际
不同的权力距离对交流会产生影响。权力距离指的是地位低的人们对于社会权力不平等分配情况的接受程度,分为高权力距离国家和低权力距离国家,中国是高权力距离国家,而荷兰则是低权力距离国家。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里,领导与下属或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是垂直的,人们注重地位的权威性。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里,社会关系相对来讲要平行些,个性更能得到彰显,更能自由表达个人的看法。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的高或低权力距离会直接影响到交际的进行,甚至会造成语用失误。
人类交际中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也存在不同的特点。语境是语言赖以存在、被人们实际所使用的环境,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把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不同的语境文化中,语境和语言在意义传递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其交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是二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信任并使用客观来源的信息,而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则偏好人际交往之中的信息来源。二是在交际中所使用的媒介,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不注重非语言传达的信息,并认为交流是有意义的言语信息的交流,而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则更善于从情景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正如很多外国人无法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客套话、礼貌用语等,这些话内容形式相似,但重要的信息并不是在话语内容中,而是通过话语内容表现出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外,在书面表达方面,低语境文化倾向于具体、准确的描述,而高语境文化则更具感官化和抽象化,颇有言内意外的特点。这些由于语境高低不同造成的交际差异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两种文化的内向性和外向性不同,而在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方面所体现的各种差异,往往会造成双方交际中的障碍或误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要了解交际对象的文化特点,为交际奠定基础。
从中荷两国不同的建筑特点,我们发现两国不同的文化心理。中国的内向性文化心理以及荷兰的外向性文化心理在交际中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交际中由不同的文化心理而造成的误解以及交际不成功是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对中外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隔膜与差异,我们应通过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增进了解与信任,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达到共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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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对形成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企业竞争,实质是企业文化的竞争。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企业应不失时机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行动规划和实施步骤,虚心学习优秀企业文化的经验,努力开拓创新。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汽修专业教学中如何引进企业文化和管理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探讨汽修专业教学中如何引进企业文化和管理全文如下:
中职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它的培养重点无非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在这方面,职业教育有必要向企业学习,从企业需要的角度来办中职教育,向企业学习企业文化和管理,提前让学生去适应企业,去适应社会。下面笔者就分别从这两方面阐述本人对11级汽修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过程的一些思考。
加强职业素质的训练有助于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适应企业员工的角色,也使得他们可以提前建立一个完整的职业观,为其制定合理职业规划铺设坚实基础。笔者尝试遵循以下几个要点展开日常职业素质的训练。
(1)严格按照公司(4S店)标准化工作流程管理实训现场,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众所周知,当前汽车维修行业做得最好的应属各汽车厂商自己的品牌4S店了。4S店之所以能够做得如此出色,与其严格而且标准化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职校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复制公司的管理模式,但尽量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合理模拟公司的管理要求,对于实现学生“零距离上岗”,意义尤为重大。举个具体例子,“晨会制度”。
晨会制度是丰田公司对其经销店日常工作的要求之一,由于它能够及时总结昨天工作情况,准时布置今天工作任务,对于工作的持续改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广泛地被各品牌的经销店采用。每次实训前,我们必定严格按照丰田公司“晨会”的标准流程,执行晨会制度。
①按军训标准列队,检查仪容仪表不能有损工作形象(工作服整洁且穿着整齐,头发指甲整洁);
②负责教师点名,登记出勤人数;
③负责老师总结昨日实训情况,表扬好现象的同时,也及时通报实训过程出现的问题(如不注重生产规定,任由油水淌落地面;没严格执行举升前的绕视检查等等);
④负责老师宣讲今天实训任务,强调安全及有关注意事项;
⑤学生负责人补充说明一些情况(如总结自己小组工作配合情况等);
⑥鼓励学生出列面对大家发言(如自己实训心得、遇到的难题,需要哪些协助等等);⑦负责教师宣布大家一起拍“爱的鼓励”,结束晨会。
(2)平时课堂上适当穿插企业管理常识(以4S店为主),使其明了企业对员工诸般要求的意义。
纵观我校历届毕业生,不少都是创业者的典范。因而在课堂上适当穿插企业管理的常识,不仅有利开拓学生创业思维,也有利于理解公司各种近乎残酷的规定,对于缓和学生就业初期强烈的抵触心态,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比如:4S店的维修车间是必须随时保持整洁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参加工作初期极可能会产生“像个廉价清洁工,在公司一天到晚都是在拖地,学不到一点东西”的抱怨心理。
笔者首先从公司管理者的角度跟同学们分析“时刻保持车间整洁”的意义:
第一,客户看到我们时刻都保持着车间的整洁后,就会想“连地面都一尘不染,我的车交给他们肯定可以得到细心呵护”,进而产生 “把车交给你们,我放心”的感觉;
其二,我们的员工每天都可以在如此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干活,心情定能保持最佳状态,干活质量和效率都能得到大幅提升。然后笔者再根据自己经验分析“真的学不到一点东西吗?”:你学不到东西很可能是你心态没调整好,心里老大不情愿地在拖地,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其实你的师傅肯定也是希望你能够快速学会更多的东西能够为班组创造更大产值,如果你动作利索,虚心求教,会学不到东西吗?
(3)鼓励学生扎实学好专业知识。我校汽修专业最基本的教学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从事汽车服务业相关工种,拓宽自己就业途径。
但无论学生毕业以后是继续在维修车间从事维修工作,还是进入汽车服务业中的维修接待、索赔、整车或者配件销售、汽车保险等工种,他们都应当要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这样才能够承担起工作责任,他们的职业生涯才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日后才有机会创造自己在行业的辉煌。
“培养适合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是我们职校最基本的培养目标。那么我们制定自己的专业培养目标时,就必须先调查社会上汽修企业现状如何,他们需要些什么人,需要员工掌握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据此制定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我们先来看看一汽丰田公司统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很明显的得出结论:虽然现代汽车技术发展很快,但并不等于日常汽车维修工作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
企业对员工技能的要求也是顺应这种业务需求来确立的。它们需要的是:全员能够高效率地完成简单而频繁的维修作业(比如保养、更换正时皮带等),同时也应当有部分技术人员有能力解决少量的高难度技术问题。学校的培养目标也因此而确立:训练学生熟练的动手拆装能力,掌握汽车的日常保养、维修技能,引导学生全面掌握汽车构造特点和维修要点,开拓学生创新思维使其适应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汽修行业。
丰田公司《TEAM21》培训方案是划分了四个培训级别:STEP1,丰田技术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定期保养);STEP2,专业技术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日常维修);STEP3,诊断技术员(对单一系统故障进行基本诊断);STEP4,诊断技师(对跨系统故障进行高级诊断)。同时根据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建议,学校教育主要做好前两阶基础训练,并使大部分学生参加工作后有基础可以快速成长为诊断技术员或者诊断技师。因此笔者在我校汽修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的基础上,融入丰田公司对其经销店的培训方案的要点,确定自己的教学和实训方案,如表2所示。
现在以“标准化保养作业”实训方案为例,阐述本方案特点。
本“标准化保养作业指导书”以上海PASSAT车型的维修手册为蓝本,并融入一些经销店在标准化作业方面的尝试,因而保证了“指导书”除了满足教育教学目的外,尽量贴近企业生产实际。现对其中过程简单阐述:
(1)做好作业前准备。从专用设备、工具和场地的清洁、检查到车型技术资料的查阅,清晰地向学生表明:任何工作的准备工作都必须认真细致做好,充足的准备提高工作效率。
(2)进行维修前工作。检查工单,保证工作严格按照工单要求,避免工作纠纷;铺放三件套、翼子板护垫,体现作业过程对车子的爱惜,时刻把“客户第一”的理念落实到作业过程;摆放工作状态牌,方便主管合理协调车间作业。这些工作虽然琐碎且无技术含量,但通过模拟真正让学生能体会到企业的作业气氛。
(3)车身电器设备。包含了自诊断、灯光和用电器检查、安全气囊、多功能方向盘、保养周期显示的重新调整。这些项目虽多,但均操作简单,因此必须按照保养表格提示逐条进行,不能错不能乱。车外灯光检查时涉及双人操作,双方配合要默契,打手势一方姿势应严守标准。强调学生必须养成细心、严守标准、讲究配合的工作习惯。
(4)车身外部。包含了车门限位器、锁、销、天窗、雨刮的检查。工作虽简单,但却不可掉以轻心。比如更换雨刮时,雨刮摇臂不可离手高举,否则易打碎前挡玻璃,造成上千元的损失。通过非标准操作举例反面证明标准化操作的必要性。
(5)发动机舱。发动机舱内项目较繁乱,除了示范操作要领外还必须反复强调操作注意事项。比如使用蓄电池测试仪检查电压降时应注意触及正负极的先后顺序;检查冷却液浓度时,应注意对仪器的保护。通过训练培养学生熟练的操作技能,有条不紊的作业思路,爱护仪器的好习惯。
(6)发动机及车身底部。举升车辆,检查发动机及车身底部。仔细检查车身和发动机底部有无漏油漏水现象,各传动部件有无破损、参照技术标准打紧底盘螺栓,更换刹车皮、盘,这些操作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学生工作时一丝不苟的态度。(7)车辆退出工位,等待质检。完成上述操作后,车辆退出工位,等待质检(指导老师进行总检)。同时,必须清洁工位,清洁并检点使用过的工具设备。并移交给下一组同学。从课堂表现来看,学生积极性高,通过训练,部分学生甚至能在企业限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保养项目内容。另外,从学生课后的反馈来看,学生们一致认为模拟生产的实训教学目的明确,符合社会要求,让人能够产生较强而且持久的兴趣。
总之,在汽修专业教学中穿插职业素质培养,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认同感,制定合理培养方案,培训切合企业实际需要的专业技能,可以使学生有更高的兴趣学习专业知识,毕业后也能更快地适应职业生活。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本人会继续学习钻研,持续改进,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进而使得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快速适应行业要求,为我校技能人才的培养,树立良好的社会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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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
"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文化政策,各部门并无统一方案,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蔡元培为首的元老派主政教育文化,仍保持革命精神,又一次重申排除尊孔与教育的关系。
1928年2月,大学院对当时社会上的祀孔举措曾明令废止,禁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民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即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这与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息息相关.
此令一出,遭到不少反对之声,四川省东川道儒分会、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废止祀孔令,蓝天彬等称:"今大学院乃出此谬论,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电全国取消大学院乱命,恢复祀孔,以顺舆情。"而儒教分会则指责:"今该大学院不明大体,竟谓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不知所指为何,试问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谬。"儒教分会进而提出读经崇圣的建议.时湖南省政府委员曹伯闻向"内政部"提案,请确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民要则,以正风俗。河北省政府提案要求提倡中国固有道德,以维风化。据此"内政部"提出"议遵照遗训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重心以端趋向而奠定国基案",强调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美德,以期唤醒民族特殊精神,"于旧有道德,则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于固有智能则主张恢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此实抉出吾民族文化之重心,示党国唯一之正轨".并要求大学院首定教育宗旨,以立纲领,厘定公民道德常识课本,责成各级学校讲授。
蔡元培禁止祀孔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议,邵元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认为:"毕生最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固然要用三民主义的方法谋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物质文明的进步。
而在精神上又努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因为承认东方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表现则为侵略压迫,所以我们的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应该深深地致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他主张只有将东方的文化复兴以后才能确立东方民族的基础,化除西方文化犷悍压迫的戾气,这样才可以造成世界的真和平。这个责任就在国民党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教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从纵的方面,要努力于专门学术的提高,从横的方面,努力于平民教育的普及.邵元冲明显对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下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满。
不久,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文化的四元老之间矛盾爆发,蔡离开大学院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主张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得以落实。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力重心一直没有稳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一直以"三民主义"作为文化教育的纲领,但一直没有具体而统一的文化政策出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政策上的抵制,随着蔡元培等退出教育文化的领导地位这一政策开始改变。"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官方更是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占据了文化运动的道德高点,一再进行宣传鼓吹。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发动新生活运动,颂扬"礼义廉耻",使"读经"在地方教育中回光返照,试图通过重申传统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恢复民族精神以对付日益迫近的日本威胁。为此,国民党要人进行系列阐释。中央大学教授杨公达号召:"中国青年们,看到民族当前的危难以及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就应该觉得,促进这种新生活,是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南京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上发表演讲,宣称:"新生活运动是民族急迫的要求,亦是时代精神的表演。"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是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由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开纪念大会,各地政要纷纷出面组织孔诞纪念"大典"活动,讲述孔子生平事实、学说、思想。各界悬旗志庆,礼堂设灵位,置于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尊孔祀孔,提倡读经,仪式之隆,尊崇之甚,较之历代盛典,毫无逊色。国府特派大员往祭曲阜孔庙,盛况为民国以来所未有,报纸更连篇累牍地登载,目为大典。
对于尊孔的目的,蒋介石讲得非常清楚。1935年7月1日,蒋介石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我们民族立国的基础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然而,尊孔与统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其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重点即放在三民主义与文化统制上了。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理论基石。国民党执政以来,不断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等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不断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以此作为统一中国社会思想的中心。
1931年2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在纪念周做了有关中国教育思想的演讲,明确地提出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统一思想问题:"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立足于世界。"这一中心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戴季陶的解释为准绳,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到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时蒋有意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以蒋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在"九一八"之后成为官方的一种主导思想。
为了强化三民主义与儒学等民族文化关系,自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积极筹备倡办中山文化教育馆,提出"以树立三民主义文 化与教育 之基础,以培养民族文化为宗旨"瑏瑡?.1933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在南京中山陵内国民党中央要人孙科、陈立夫等发起成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推举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等8人为常务理事,推举林森、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孙科等29人为理事,下设办事处、研究部、编译部和各种委员会,引导研究三民主义,其目的无非以三民主义来引领思想舆论,其出现的原因就还在于对民初以来推行新教育结果的不满,认为"所谓新教育者,徒为产业先进国家经济侵略之工具而已。
我国新教育之失败者,以此民族文化停滞不进者。"所以党国要人要秉承心理建设的遗教,发起中山文化教育馆,"遂以数年来拳拳服膺之复兴民族文化方案作一具体计划".对于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置,时人当即指出国民党以复兴民族文化来统一思想,"中国纷乱之症结,敢一言以蔽之曰:在思想之不统一耳!""中山文化馆筹设之宗旨,即在发扬中山遗教,以党中领袖参加之众,规模宏伟,自意中事,深望能集中群力,广罗积学之士,专致力于此项研究之工作,尤望党内'英雄豪杰',勿专以争权夺利为能事,用其'争夺'之时光,致力于中山文化之探讨,庶几乎'党风'可树,纠纷可减少也".这种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从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开始来统一全国思想界,其效果如何,则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怀疑。
如果说设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内温和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则代表了另一激进的主张。"九·一八"后,国民党内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抬头,出现了所谓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倾向。就组织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其外围组织"复兴社"着力标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张采纳德意法西斯主义,实行所谓铁血救国。在其直接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一股法西斯主义勃兴的潮流,外在集中表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九·一八"事变后,介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书籍潮水般地涌现。自1932年底起,出现了许多专门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专刊,其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其理论的落脚点则为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瑏瑤?.
为了统一与领导这场带有强烈法西斯化的文化统制运动,国民党内部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1933年12月24日,在中华复兴社两个主要头目萧作霖和邓文仪的建议下,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宣言即宣称:"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准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各国进步文化,创建新中国文化",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有二:
(1)"养成个人健全人格,个人修养重在礼义廉耻,团体活动重在负责任,守纪律","今后全国应有统一的口号:劳动、创造、武力".
(2)"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瑏瑥?.此外,1934年1月,齐集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伧、潘公展等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宗旨与中国文化协会如出一辙,号召文化统制,"在政府未以统制政策适用于文化事业之前,本会将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渗入本组织,以达到建设文化之目的。"瑏瑦?其后专门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作为喉舌。有研究者称这是该协会公开表明将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来实现"文化统制"瑏瑧?,可谓一语中的。可以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国民党就开始在文化上加强统制,直到1934年这一政策才得以从制度上、组织上得以确立与保证。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抬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由此前宽泛的三民主义号召,转向更为严密的"文化统制".国民政府在控制国家文化教育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对教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文艺等文化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出台,表明其试图改变原来由民间社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社会上极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
1934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刊物《大学生言论》即有学生撰文指出:"由最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协会'式的中国文化运动看来,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运动的主体,转换了一个方向,他的素质和形态,也就大大不同。"作者接着分析,与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相比较,当前的文化运动有两个显然不同的要点:一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是纯以文化问题为主,是以文化发展为社会的基础,现在的文化运动,从共产党的文化总同盟到最近成立的文化协会,都含有一种极强烈的政治意识,"文化运动"成为一种最尖锐的利器了。二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发源于知识分子,激荡于学术与思想上而已,现在的文化运动,是以党国要人和军政教的名流为主脑,因而运动方式和将来的影响自亦不同,"这儿占有优势的助力,足以大量的推广".不过作者对于这种文化运动的前景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究竟是否适合一种文化自然生长的条件,倒颇值得考虑?!"瑏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文化统制下的中国文化动向,因一开始即带有强烈的御用色彩而为时人所诟病。
"九·一八"以后,举国上下对于民族竞争力虚弱的担心,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共以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为职志,国防方面,经济方面,需要科学人才尤亟,而高等教育亦完全转向。"瑏瑩?总的方向是提倡实科,限制文法科。
1932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教育会议上,邹鲁等政要首先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随后,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这是彻底改造教育的新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规定各专门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2)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3)各大学中必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陈的提案支持者颇多,反对者亦众,引发了全国性的文实之争。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文实之争背后还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论者的政治立场与观念差异,背后的实际利益及个人之间的恩怨等复杂因素.自是以后,教育部对于实业学校之类的所谓实科,固然尽量充实,对于文法科学校,则严加限制,或禁止招生,或强迫结束。
1932年11月朱家骅代表教育部发表《九个月全国教育之说明》,对于整顿高等教育说明两点,一是大学教育必须在学术文化上领导民族活动以求复兴民族;二是文法教育不宜扩张,而理工农医诸科则力求充实。这代表着南京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的重要转向。在1933年中,单强迫结束的专科以上学校就有华北学院、郁文学院、江南学院、广州法学院、文化学院等八校。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对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招生比率和中等学校的经费比率做出严格规定。
1933年,教育部下令各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的平均数;后来又规定文法学院各系所招新生不得超过三十名。
"提倡理工",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运动的迫切需要,也是自清季以来科学主义在中国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表现;另一方面,却是直接针对当时唯物主义等社会思想的兴起,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刊物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已是门户洞开列强环攻的一个局面,决非古时闭关时代所可比拟,欧美各国,物质科学,日新月异,而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科学,更派别繁多,各持一说,中国接受西欧文化以后,物质上又殊少贡献,而政治上及哲学上,则唯心唯物之争,已为中国科学界最大的焦点,甚至一般醉心阶级革命的人们,非马克司[思]不谈,非唯物论不读,结果把中国弄得支离1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将矛头指向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为了更好地将提倡理工政策落实,1932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吴承洛、张其昀、顾毓琇、李学清、吴大钧等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南京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并于次年元旦出版《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他们"坚决地相信科学在今日文化上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坚决承认科学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演变占着重要的位置。"科学化运动的目标就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运动的方法是:一是注意宣传、印发各种刊物,引起民众的注意;二是注重编译和整理的工作,把西方有关科学的材料,作有系统有计划的输入,并将中国固有的科学材料整理起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和赞助,国民党"CC系"陈立夫视科学乃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这一认识也在其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得到进一步发挥.
如何来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倡导尊孔读经一方面提倡理工?当时社会舆论即从"中体西用"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说明,"只有一方面精研物质上的科学,以开发中国广大的富源,而解决中国的贫乏;一方面恢复精神上中国固有的文化,如忠诚信义仁爱等美德,以挽救道德的沦亡。"显然,中体西用论的登台,成为对尊孔读经与倡导科学运动的最好解释了。
如前所论,"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先后出台了系列的文化政策,不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出现儒学化法西斯化的倾向,而且将"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这两个看似矛盾重重的文化政策置于一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整理当时的报刊史料,发现对于这一时期的提倡理工,社会舆论虽置词不多,倒也乐观其成;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政策"体"的一面,即尊孔读经与文化统制,下面就此来展开讨论。
首先,舆论对于尊孔与读经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国民党尊孔读经政策一出台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无论是当时北方的自由主义重要舆论阵地《独立评论》,还是南方保守主义的舆论重镇《国风半月刊》、《时代公论》均对此发表意见,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舆论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变化,不由不发出感叹:"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殊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子有知,度亦与吾人有同感矣。"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陈独秀诸人,倡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普遍全国,把孔子的思想学说,驳得体无完肤,而孔子这个偶像,不复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崇拜,"想不到湮没了十几年的孔子,最近又走起红运来,人事变迁,殊令人有白云苍狗之感".
此时"何以又尊起孔子来了"?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用社会史学的方法来回答。他认为,五四以来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改革,影响只在大都市里的学术界。"说到各地的地方政府、乡村的家族制度,任何官厅里的撤销主义的精神,满都没有动摇多少。目前的尊孔,来源在于后面这几种现象。
大都市学术界多少年来,一往直前地依照欧美的都市人的学说去做,一向没有看见这些现象还在深重地存在着。"他认为拜孔教没有复活的理由,目前存在,正说明大都市学术界力量之小、努力不足。最后,他承认:"拜孔教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不能成一件事情,原来发展孔子学说的,并不与孔子有同一的思想,孔子早就管不了孟轲董仲舒周敦颐的事了,他又有什么方法管到于今的民族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家张申府对于尊孔思想也提出质疑,认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目前农村破产与帝国主义进攻两大根本问题,自政府倡导地方应和的尊孔潮根源在于多种因素,它是政府稳定社会粉饰太平的工具,也是前些年"打倒孔家店"的反动,同样也受现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的影响,还有中国受日本的复古的影响等,就最根本点上而言,"近年来,中国思想上失去了重心,也是事实。在复古潮流之下,而想找到一个重心,当然也会找到孔子头上去的。"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可谓是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尊孔政策的批评。
与尊孔相连的是读经,正如有人评论说,国民政府的祭孔命令是"国家暗示'经书不可不读'的表现。"当时即有人公开评论说,"'祀天'、'尊孔'、'读经'本是'三位一体'的中国二千余年之'帝王术',从旧的解释是'治术',从新的解释是'麻醉作用'."具体而论,"眼前盛倡学校读经之论者,凡有三人,'异曲同工',却各有他底背景。一位是伪满洲国文教部长郑孝胥,他底尊孔调子,与日本对于殖民地教育政策合上了拍,所以东四省各级学校实行了每周二小时读经,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还有一位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这是两个'带兵官'."一些中央大员如蒋介石、陈立夫等和部分地方当权派如湖南的何健和广东的陈济棠纷纷倡导读经,读经也由早期文人倡导进入官方的视野。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倡导而引发的尊孔读经潮流的出现,决非一个单纯的思想动向,实际上与国民党整个政策的变动紧密相连,费正清在论述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孟之道的回响"时,就指出:"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度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总体而论,尊孔读经显然是国民党借复兴民族精神加强思想控制而达到政治统一的一大举措,何健曾在1937年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案中请明令中小学读经,其所持理由,"想拿读经来解决三个问题:'恢复固有道德'、'范围青年思想'、'陶铸民族精神'".
其次,更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体西用"是理解国民党政策的钥匙。提倡理工与尊孔读经,体现出国民党文化政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两极之间动荡,毫无疑问地激起到教育界与知识界的回应。冯友兰撰文认为这两思想似乎是不相合的,因为"理""工"既不讲 孔子之道,而孔子也从来 没 有 讲 过 "理""工".他指出,但是稍为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两种思想实在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这就是30年前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一般人主张读经尊孔而同时提倡理工不就是这一种思想之十足表现吗?"文中的"一般人"正是指的陈立夫、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国民党非一般人,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西洋超过中国的不过是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占先。如果必须学西洋只可以学他们的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还是保守旧有的传统道德。冯友兰先生不愧是哲学大家,他高屋建瓴地从哲学的层面提出"中体西用"是评析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一体两面。这一思路,实为后人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文化政策提供了上佳思路。
最后,舆论批评的重点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上。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化政策日益转向统制,与民初以来教育思想界形成的"思想自由"等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很多学者公开提出批评,北平故都的李旭撰文对当前的文化政策提出正反两方面分析,他认为应辩证地看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积极方面来看,有助于"树立民族的社会的文化";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则对于文化是限制与反动,因此,他提出"反对狂妄的文化统制,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其主要理由为:"我们根本上认定,今日中国并无多少文化可以统制!统制文化,最限制文化的自由发展!我们应当用某种教育或思想,指导社会文化的途向,但我们不应当将这种萌芽的文化,一概统制起来!使它退缩,挫折!二十余年来的国人思想,正害着固滞、迟疑、徘徊、不进展的状态,我们可以谈任何统制,如经济统制、政治统制,而独对于文化,应当绝对的放任绝对的自由,这样,学术思想才会发达,中国文化才有光荣灿烂的前途。"显然,这一批评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的,也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前途并不看好。
虽然,"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出台了头绪众多、莫衷一是的系列文化政策,但总体上仍不出"中体西用"的基本模式,即以儒学化三民主义为"体",以西方现代的科学("理工")为"用",并以体驭用,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进而言之,国民党当局为了统一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在原"党化教育"的基础上,倡导"尊孔读经",并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文化统制"的纲领,并强化儒学化的三民主义作为文化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中央要人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希冀以三民主义来扮演文化导向的角色,虽然这种努力仍难逃"文化警察"之讥,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正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借助回归传统拓展了思想统一的道义空间,将政治的威权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以争取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民族主义话语也为官方文化统制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
"九·一八"后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着非常强烈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尊孔读经"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制定文化政策时,面临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难题。故在教育文化领域国民党推行"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两大口号,看似矛盾的两大文化主张,仍可安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中,可见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虽然有新的内容与形式,仍难逃晚清士人文化思维模式的窠臼,既表现于历史惊人的继承性一面,又表现国民政府文化教育政策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特点,其主张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其文化统制的目标不仅落空,更引发国人对中国文化出路更为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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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事业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旅游资料被译成英文。而中国地大物博,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美不胜收,如何向海外游客推介旅游品牌,也就成了旅游战略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读者反应论视角下旅游资料英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从奈达的“读者反应论”的角度,探讨旅游资料英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问题,指出译者在翻译中要顾及读者的反应,如读者的认知能力,读者文化中的“取向”因素,读者的文化接受能力,同时也要注重读者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传递旅游文化。
【关键词】旅游资料;文化信息;读者反应
旅游资料的翻译属于实用性翻译,以传达信息为主。同时,旅游资料所蕴涵的信息大多涉及文化知识,翻译旅游资料就是要把含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转换到译文中,这才是旅游资料翻译的重点所在,也是为了满足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
但是,由于中外在社会、历史,文化诸方面的差异,而旅游资源所涉及的内容、背景知识等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有许多东西在英语语言、文化里找不到现成的对应概念,文化信息的翻译成了众所周知的翻译难题。要处理好旅游资料中大量的文化信息, 例如典故、景点名称、趣闻轶事等,并用英语有效地传达给外国游客更非易事。旅游资料的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跨文化的沟通。
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于如何处理旅游资料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大量文化信息问题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奈达从语言交际功能入手,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为旅游资料英译中文化信息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角度,尤其是在阐述翻译应达到的标准时,他所指出的“读者反应相似”的论点,它使翻译实践者们放在谋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上的注意力有了另一个支点。“读者反应论”是以读者的反应为衡量标准,把读者的接受效果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它强调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读者的反应要与原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1]根据“读者反应论”,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让译文本身必须做到通顺、达意和传神,更重要的是还要兼顾读者因素,以读者为中心。特别是结合旅游资料的功能(吸引外国游客游览并向他们传播中国文化),读者的反应及读者的因素在旅游资料英译中更值得重申,并予以重视。“读者反应论”可以说是给译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旅游资料这类实用性翻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奈达的“读者反应论”把焦点明确放在接受者的反应上,没有接受者,信息的传递过程就不可能完成,因而翻译不能以译者自我为中心。[2]旅游资料英译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忽视了这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即忽视了译文的信息接收者――读者的因素,忽视了接受者的感受决定旅游资料翻译后的传播效果。要消除这个障碍,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及读者的接受效果,就必须考虑读者的因素。这里所谓“读者”针对的是一般读者,即以英语为母语或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外国大众游客,并非学者或专家,虽然他们个体有差异,如有不同的知识层次,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个人生活经历等,但他们具有这一文化中的人们的共有知识,也就是某一文化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知识。下面,我们就结合陕西旅游资料英译文本中的一些现象,具体阐述如何借助“读者反应论”解决旅游资料英译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问题。
1、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
旅游资料涵盖的信息非常丰富,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地理、宗教、民俗、建筑艺术, 甚至生物学、动植物学、生态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知识, 并且这些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有的具有一定的异国特色,有的需要具备一些基础科学知识, 再加上由于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等的限制, 读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具有的知识体系是有限的, 对异族文化的认识和认可也是有限度的。因此,译者不只是要很好地把握原语与目的语的语义对比,了解语义差异,传递表层信息,更要作为第一读者,适当地进行文化补偿, 帮助一类二类读者群补充文本所要向他的意向读者传达的深层文化信息,又不能犯“以己度人”的毛病,忽略某些对读者来说重要的文化知识,要以有利于读者理解和欣赏为原则。例如,西安古城墙的资料介绍中提到“箭楼”,译文只是根据语义对比译作the arrow tower,这虽不是重要的文化信息,但对于缺乏中国历史背景知识的译文读者来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如可以让读者简单了解其用途,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和认识中国文化。
2、顾及读者文化中的“取向”因素
所谓读者文化中的“取向”因素是指这一文化中的人们共有的价值取向、心理取向、情感及审美取向,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前两者。[3]具体而言,“价值取向”涉及人们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等;“心理取向”则涉及人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种族性别等。对于旅游资料的译文读者来说,大部分接收者都是在本国长大,具有迥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接收异国文化时, 难免会从本国的文化角度出发,产生干扰性文化联想,从而导致接收障碍,引起误解。而旅游资料的译者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只一味地“忠实”于原文的表面形式。
实践表明,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 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同时,如果译文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符合其价值、心理取向,他们就会乐于接译文并产生美感,原因在于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然而,各民族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有完全符合另一个民族的价值、心理取向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此,译者要顾及读者的情感、审美需要,对文化引起的心理接受冲突加以解释、疏导,使读者能够理解、认同异国文化,而不能忽视读者的感受,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效果。例如,大雁塔景点的英文资料在介绍“法堂”部分用western paradise表示“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佛教用语,但是对于很多信基督教的外国游客来说就不易理解,我们应加以解释,并使他们明白这其实指的就是英语中的“heaven”,以免读者产生困惑。
3、顾及读者的文化接受能力
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 译文读者接受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加强 ,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 人们接受新的异国文化始终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 因此,旅游资料英译过程中不能错误地认为在当今开放的、信息化时代外国游客一定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有相当的了解,进而忽视读者对异国文化的理解、接受能力。 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却大量存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在翻译中,译者通常在文中省略与其意向读者――多为原语读者共有的文化信息, 相反,忽视了他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虽然,缺省信息可以被特定的文化语境激活于读者的脑海中, 使读者得到连贯的语义理解,而外国游客读者遇到此类缺省时就会出现意义真空, 难以调动语言之外的各种因素来参与话语理解并形成连贯的语义。因此,翻译时译者应根据自己的双文化知识, 有必要适当地进行文化补偿, 帮助读者把缺省的文化补充出来,准确传达深层文化内涵。译者对这个度的把握却必须始终以读者反应作为判断的标准,应考虑现时的译文读者能接受的文化能力范围,照顾他们的情绪,尽量保留异域风采。
“直译加注法”通常保留原作的词语层次和句子结构,在呈现出原文信息的字面意思后, 通过注释对缺省信息进行填补或解释, 使译文读者获得异质文化的新鲜感受。如果要传递的文化信息确实超过了他们的接受范围, 则可以选择向其文化倾斜,如采用文化借用的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内容,也可以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对某些高难度的文化信息词采用删减重组的办法做降级处理,以更利于外国游客的接受,但是要对相关文化信息认真组织、筛选,突出重点和当地特色,以免引起文化误导。例如,在介绍乾陵过程中讲到“乾陵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皇帝与皇帝合葬的陵墓”,这个现象汉语读者都知道,但也未必清楚原因,而对于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的英语读者就无法理解,笔者认为应在这句话后加以注释、说明,以免引起误解。
4、注重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得到体现(凌双英,基于读者反应论的旅游英语翻译策略,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03)。如果语言表达形式不符合译文读者的习惯,即使是对原文完全忠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读者对通过翻译移入的异国文化范畴的接受能力。这也是导致旅游资料英译文文化信息传递功能失效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所谓“不符合译文读者的习惯”并非是指译者英语译文不流畅、生硬,而是说译者在翻译时忽略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习惯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介绍旅游资料时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 审美反应等引起的差异。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介绍旅游资料时中西方在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上都大不相同:汉民族大多使用描述性语言,主观色彩极浓, 言辞华丽, 文笔夸张,内容含蓄,讲究音形皆美、情景交融,同时译者为了追求忠实于原文或希望外国游客读者也能领略其中的美感,往往在翻译时对原文费劲心思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这恰恰失去了使读者通过表层语言进入深层文化的前提。事实上,所谓“有美感”的华丽辞藻、夸张描述与英语简洁明快、直观理性的欣赏习惯完全不相符合,只会使外国游客感到语言罗嗦、华而不实,根本无法领略其中的内涵。因为在描述旅游时,英语旅游文体大多风格简约,逻辑严谨,行文措辞简洁明白,表达方式直观、通俗、易懂。整体上重在景点地理环境、服务设施、优势与不足等方面的纯信息传递。倘若翻译时一味按汉语的思维、表达习惯行文用字势必与英语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格格不入,影响读者的接受心理。
因此,旅游资料的英译文本要让国外游客能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就有必要采用归化式的译语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可将那些在汉语原文里面面俱到,词义重复,而对等译成英语又显得繁琐,对原文理解无实质性帮助的字、句删去,也可细推敲原文,透过其华丽的外表, 抓住实质具体的内容,译出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译文, 只有这样才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审美反应,也能减少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对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产生的障碍。例如,在介绍华清池过程中提到“the Five-Room Hall”, 这个命名是源于“西安事变”,原文并对这次事变做了很详细地讲解,但是要符合英语旅游资料的描述习惯,译文就应作简洁、明了地概括,这样才会让读者觉得逻辑性强、简约。
读者反应因素在翻译中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无法被忽视的。只有兼顾读者的感受,译文才可能被大众接受,从而实现翻译的真实目的,但也不能哗众取宠,只追求读者的感受。“读者反应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更有效地传递旅游资料中的文化信息,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但从时代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作为译者还是读者,我们都应该有跨文化意识并积极主动了解外国文化, 增强对目的语文化的领悟力和敏感性, 减少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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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企业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现象,有企业便有企业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企业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构建和谐企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我国企业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形之下,构建和谐企业对于吸纳社会劳动力、创造社会价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更为特殊作用和时代意义。本文阐述了“和谐企业”的内涵和意义,并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谐企业”建设的对策和举措。
论文关键词:和谐,企业,对策
一、“和谐企业”的内涵和意义
“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之意;“谐”者,相合也,有协调、顺畅、顺和之意。“和谐企业”,简单地说就是指构成企业系统中的各部分和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平衡发展状态。它应该具有“依法治企、科学发展,公平协调、团结有序,诚信合作、安全效益,美化环境、服务社会”的基本特征,其核心是通过促进企业内外“和谐”,达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协调发展。对企业来讲,构建“和谐企业”,对其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企业”是企业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是由“和谐家庭”、“和谐学校”、“和谐社区”以及“和谐企业”等众多“和谐细胞”组成的。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这些“和谐细胞”入手。
作为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构建“和谐企业”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构建“和谐企业”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下,一些企业内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现象,比如企业之中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职工之间彼此猜忌,团队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与社会效益;一些企业以金融危机影响为由,随意裁减员工,给社会增加就业压力。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危害了职工的利益,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因此,消除这些“不和谐”现象,构建“和谐企业”是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企业职工的共同愿望,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
“伦理世界观”为分析企业组织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行为,超越实体与主体的伦理--道德悖论,实现企业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运用这一学术资源,有望彻底超越企业组织实体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因为企业组织实体的“伦理世界观”所考察的不仅是企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或“整个的个体”与主客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企业组织内部个体成员与组织实体的关系问题,从而对明晰企业经济活动的道德责任主体层次,实现个体、实体和主体以及市场经济与企业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极大的解释力。
如果说企业组织成员的“道德世界观”标志着个体成员的道德良心或企业内在和谐状态的形成,那么,企业组织实体的“伦理世界观”则预示着企业真实的伦理良心或企业内外和谐状态的实现,它解决了企业组织行为的社会化和客观化难题,对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和社会实践具有深刻的影响。企业组织实体的“伦理世界观”表达了已凝结为伦理实体的企业组织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意识和意志行为通过践履作为伦理性经济行为主体的实体道德义务,企业组织扬弃了自身的道德意识与自然世界、义务感与自然冲动之间的冲突,进而使企业伦理实体发展提升为道德主体。显然,企业组织成员“道德世界观”以及企业组织实体“伦理世界观”的形成,不仅为和谐企业建设奠定了伦理与道德基础,而且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人文生态危机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二、“和谐企业”的对策和举措
(一)和谐理念,统领企业发展
企业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大力构建和谐企业,用和谐理念统领企业发展,这是时代对企业和企业法人提出的新要求。就企业而言,就是要从本企业的特点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转变经营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大力开展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发展循环经济、实行绿色经营管理工作和“主业养家、多业并举”新型企业经营之路,既追求自身的效益,更追求社会和环境效益;既追求利润,更追求和谐。为此,首先必须做到“三破三立”。一是破除墨守成规的旧观念,与时俱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要破除你死我活的旧竞争观念,树立和开展竞合双赢或多赢的新局面;三是要破除妒富嫌贫的旧观念,树立利益和谐的新观念。通过构建与正确运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新机构,在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取向的同时,兼顾对社会的回报;既要提倡带头致富,更要提倡共同致富,促进企业经营成果和利益的“共享”。
(二)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前提。以人为本建设和谐企业,就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实现人与企业的和谐发展。 以人为本,就是要凝聚人心,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员工敬业爱岗、艰苦创业的创造精神和聪明才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全面进步。企业是一个小社会,其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素质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个人志向不同,因此,要实行人性化管理。在企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拥有一支过硬的员工队伍,才能有过硬的产品,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把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做到在育人上,坚持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在选人上,坚持不唯学历,不论资力,只看能力;在用人上,坚持注重开发潜能,敢于偏高使用,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大胆把有才能的人放在重要岗位,力求让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和谐。人作为企业的主体,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和依靠力量,离开人就无从谈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企业要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之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职工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利益问题,满足职工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合理需求,保证企业发展成果惠及职工,努力搭建各种平台,调动和凝聚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在企业发展中得以充分发挥。以注重人文关怀为纽带实现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内部利益矛盾冲突和摩擦时有发生,人际关系紧张,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多。因此,企业必须坚持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握职工的思想、情感、心理和精神需求,引导职工自觉调整消极心态,摆正个人与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关系,促进职工和企业之间、职工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以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为手段实现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的经济、文化权益是企业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要努力探索和形成公平合理的制度,协调内部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有效的保障机制,使企业内部各利益群体的权利和需求得以满足,使他们和谐相处。
(三)深思熟虑,处理各种关系
处理好个人、集体和政府的利益差别。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个人、企业和政府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各自的运转环境中,实际上都处于博弈状态,各自都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博弈一方,冲突和矛盾是免不了的。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股份制改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轮岗、下岗、合并、重组等问题所引发分工、收入、保障的差距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掩盖这种利益差别、否认博弈的现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客观地看待社会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另外,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习惯于集中管理模式,因此,客观地看待这种博弈现实在思想上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处理好博弈与规则透明、诚实守信的关系。规则透明和诚实守信是博弈各方达成协议的基础。规则透明是互信的条件。管理者要取得人们的信任,政策必须公开、公正。对于企业,企业管理者要取得职工的信任拥护,企业要在市场上立得住、站得稳,必须得讲诚信、讲公平、讲公正。那种以权宜之计、无意实施的政策得到的结果是暂时的。如果所要的结果不是通过透明、可信的规则取得的,必然不会与职工群众达成共识,企业氛围也不会是和谐的、稳定的。
(四)关爱员工,协调劳动关系
广大员工是企业的主力军,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面临严重冲击之下,正确处理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对于保持企业稳定、协调、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企业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企业要把建立协调的劳动关系作为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要坚持企业要发展,职工权益要维护的原则,围绕劳动关系建立、运行、监督和调处等环节,要在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上下功夫,尽最大努力不减员、不减薪,积极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使劳动关系各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谋发展。协调劳动关系,建立工会组织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工会是联系职工、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利益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不断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扩大视野,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当前,我们还要切实保障外来员工的利益,工资发放要体现公正公平、多劳多得原则,按时发放,不拖欠。同时,生活上要关心外来员工,做到政治平等、福利同享、一视同仁,并认真做好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聪明才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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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樊浩.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J〕.学术月刊,2006(6).
企业文化是每个企业都具有的特征,是对企业理想、愿望、行为和认识有意义的诠释,代表成员所持有的共同认知。在当代人们思想和意识都有很大程度提升的当下,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提升企业格调、可以凝聚企业员工力量,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效落实,提升企业竞争力,促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伫立和发展。基于此点,本文笔者将在下文中探讨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根据管理学的定义,管理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部分。在此探讨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关系,参考斯蒂芬?罗宾斯博士的研究,即一个组织的文化,尤其是强文化,会制约一个管理者设计所有管理职能的决策选择。可以说明,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管理产生影响,促使企业管理职能发生变化。那么,企业文化是如何影响企业管理的呢?
1.企业文化影响计划。 企业所制定的计划通常包含多个变量,如风险度的高低、制作主体人数、管理者参与环境扫描的程度等。而企业文化会对计划包含的这些变量影响,促使所制定的计划有某种程度的风险、某种程度的管理者参与环境扫描等,促使计划以企业文化为基础。
2.企业文化影响组织机构。 企业文化对组织的影响,主要是影响雇员工作中应有的自主权程度、任务应由个人还是小组完成、部门经理间的相互联系程度等相关方面。如此,组织机构以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为目标,有效的落实各项工作,促进企业良好的发展,并且继承和发展企业文化。
3.企业文化影响企业领导。 企业文化对企业领导的影响,主要是关心雇员日益增长的工作满意度的程度、领导方式、建设性意见等。通过企业文化的影响,企业领导则会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优化、合理落实各项工作,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4.企业文化影响管理控制。 企业管理的有效落实可以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企业文化作为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良好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企业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了促使企业管理的有效落实,应当基于企业文化来调整和控制雇员控制自身言行、雇员绩效评价、个人预算超支反应情况等方面,如此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管理控制作用,促进企业良好发展。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
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影响。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精神,注意构建企业文化并积极发展企业文化,可以使企业在开展和落实经营业务的过程中受企业文化影响,为良好传承和发展企业文化,遵照企业文化要求来经营各项业务,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其二,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是非常容易滋生和蔓延的。因为企业经营不良、经营策略转变、企业领导思想偏差等诸多因素都可能产生具有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其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就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降。
二、我国钢铁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文化中存在问题,将直接影响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不利于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对此,以下对我国钢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探究优秀企业文化的塑造做铺垫。
(一)重视生产,忽视人员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钢铁企业为了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良好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指标,相应的企业任务就是完成生产指标。此种情况下,企业将关注点落到生产活动上,对员工提出严格的、苛刻的要求,要求员工有效的落实生产活动,为达到生产指标而努力。基于以上内容,可以确定钢铁企业重视生产、忽视人员。因为生产活动是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有效手段,所以企业对生产非常重视,不认为员工能够为企 业带来多大的利益。此种错误思想的存在,致使员工不能发挥主人翁精神,负责的、主动的、积极的工作,这对企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重视硬件,忽视软件
因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部分钢铁企业一直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偏差。重视硬件,忽视软件就是非常具体的表现。钢铁企业领导固有思想的作用下,认为引进生产设备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可以提高生产水平,而引进一套企业文化是比较“虚”的事情。所以,目前我国部分钢铁企业在硬件配套设备非常完善,表面看来钢铁企业形象是非常良好的,但事实上钢铁企业因缺少企业宗旨、企业精神等软件,显得特别空洞,不利于促进钢铁企业长期健康发展。
(三)重视过程,忽视结果
传统钢铁企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评价标准不明确,无论是生产标准、还是员工评价标准都十分不明确,这使得钢铁企业在落实生产经营上,对生产过程比较重视,但并不重视生产结果,这很可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佳而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并且流入到市场中,这将影响钢铁企业的发展。所以,钢铁企业只注重“生产过程,忽视生产结果”的情况存在,是企业文 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其会阻碍钢铁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良好发展。
三、塑造适应钢铁企业发展的优秀企业文化
综合以上内容的分析,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够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那么,如何塑造适应钢铁企业发展的优秀企业文化呢?
(一)选择适合的有利时机,引入新的企业文化
为了促使钢铁企业塑立优秀的、适合的企业文化,需要选择适合的有利时机,将新的企业文化引入,促使企业员工可以尽快接受企业文化,并逐步被企业文化所影响,为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引入新的企业文化时机的选择,注意以下把握以下几点。其一,在企业创办之初,将新企业文化引入,这可以使企业文化与企业共同发展,可以使企业文化与企业更好的融合。其二,企业生产力低、利润不足、士气低 落及人员流动率 较大时,将新的企业文化引入,在适当的调整企业内部,革新和优化企业,改变企业低迷的情况,可以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重要一部分。
(二)迅速转变观念,优化企业文化
在当前我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钢铁企业依旧遵照传统思想,固守成规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使钢铁企业被淘汰。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最佳的办法就是迅速转变观念,优化企业文化。具体的做法是:其一,转变价值观的取向。从当前时代特点出发,对市场经济环境进行分析,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取向,比如重视生产的同时重视人员、重视硬件的同时重视软件、重视过程的同时重视结果。通过良好价值观的转变,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积极且正面的影响员工,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其二,确立新的理念。在现代化的今天,钢铁企业要想良好的发展,一定要紧随时代步伐。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企业确立新的理念,使钢铁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背景相适应,并渗透中国管理思想精华,使其可以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
四、结语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当下,塑立优秀的、适应的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经营管理予以正面影响,促进钢铁企业良好发展。目前钢铁企业文化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其不能够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对此,笔者建议通过选择适合的有利时机,引入新的企业文化、迅速转变观念,优化企业 文化等措施来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如此可以使钢铁企业受企业文化影响而良好发展。所以,钢铁企业塑造优秀的、适合的企业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一门重要的企业管理学科―企业文化学。在三十余年的理论总结与管理实践中,企业文化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当代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要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同时建立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阐述
关于“企业文化”(Business culture)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文化”概念的复杂歧义,据统计目前关于“文化”的概念全世界大约有几百种。
美国学者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克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中各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价值观念,……是指企业中人们相互作用时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如使用的语言与行为的礼仪等”。
沃特曼和彼得斯在他们合著的《成功之路》一书中认为“企业将其基本信念、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它的职工,使广大职工为自己的信仰在工作,就会产生强烈的使命感,激发最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给企业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从属于组织管理文化的一个子概念,它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员工文化素质,以及蕴含在企业制度、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之中的文化特色。其中价值观念(具体凝结为企业理念和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文化所需达到的核心目标是:培育高效精神共通、情感共流和命运共担。
二、培育企业精神、价值观的重要性
美国企业文化研究学者彼德斯和沃特曼在《追求卓越―美国优秀公司管理经验》(1982年)一书中曾强调:“我们研究的所有优秀公司都奶清楚他们主张什么,并认真地建立和形成了公司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如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观的不准确,我们则很怀疑它是否有可能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从此可以看出,培育企业精神、价值观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灵魂
企业精神是企业全体员工群体意识的结晶,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好的企业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潜能,能激发员工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奋发图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企业建立以人为本管理为核心,以竞争、进取、优秀、高效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精神。企业精神在发达国家企业界备受推崇,被称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和动力,是推动企业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企业精神代表和体现着企业的鲜明个性,并且以独特的感召力成为员工的精神支柱,它能够激励员工投身到实现企业愿景的工作中去。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企业发展壮大之魂。
(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企业价值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价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和社会活动是非的标准,也就是评价企业和员工行为有没有价值和价值大小的一种尺度。成功的企业,都有其正确的、高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如企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共创的财富观、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只争朝夕的时间观、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审美观和成果、价值与发展相统一的绩效观等,这些都体现了企业的价值取向。企业文化建设要从重塑企业价值观着手。
如果说在一个企业中,企业精神是“唯一”的话,那么企业价值观则可以是“多个”,即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部门、工作性质等确立一些具体的企业价值观准则。在通常的意义上讲,人们也把企业价值观称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理念。以海尔集团的企业文化为例,对于一线生产员工,他们所倡导的企业价值观是“你的下一道工序是消费者”,通过这种价值观的强化,让员工心里想着消费者,从而唤起生产员工自觉的质量意识。
(三)企业形象是优秀企业文化的体现
企业形象包含着企业整体素质的外在表现,是由产品形象、经营形象、管理形象、员工形象、精神动力等要素构成的统一体。企业形象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无形的资产,是一个企业在用户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或者说是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认识与综合评价。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条件之一。因此它被现代企业称为重要的“产品”,一种实在的物质存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形象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具体和抽象的统一。它可以分为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内在形象是企业员工心目中的形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员工对自己工作的选择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态度。外在形象是企业的外部公众和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它表示企业对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及外部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的信心。
三、企业文化的重大作用
当今的企业面临世界多元化、信息化的严峻挑战,企业文化是企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对内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约束力,形成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规范,能使企业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企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优秀的企业文化会成为企业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一)导向作用
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价值取向,规定着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导向的功能。卓越的企业文化,规定着企业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总是引导企业去主动适应健康的、先进的、有发展前景的社会需求,而指引着向成功迈进。拙劣的企业文化,使企业鼠目寸光,总是引导企业去迎合不健康的、落后的、没有发展前景的社会需求,最终使企业破产。 (二)凝聚作用
企业文化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有同化作用、规范作用和融合作用。这三种作用的综合效果就是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企业总是根据时代精神的要求,确立自身的战略,企业文化就是通过思想、感情、认识上的同化,把个人目标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以此来引导和教育员工为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努力奋斗。
(三)协调作用
企业文化能够协调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使社会和企业和谐一致。因为无论中国或外国的企业文化,其精神内容都是要使企业自觉地为社会服务。具体地说,通过文化建设,企业尽可能调整自己,以便适应公众的情绪,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企业和社会之间就不会出现裂痕,出现了也会很快弥补。
(四)育人作用
人才的竞争是决定一切的先决条件,要通过各种文化手段,培养“四有”员工队伍,是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管理的精华。提高人的素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员工的教育培训工作,能使员工产生一种奋发进取的力量,能使员工看到自己成长、发展的空间,能使优秀员工有一个很好的充分展示才干的平台,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激励作用
企业文化正是抓住了人是企业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个根本,把员工置于主人翁地位,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强化整体激励机制,既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要注重员工的精神需求,激励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起到单纯的物质剌激所起不到的作用。
(六)辐射作用
文化具有辐射社会的功能。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但它不是封闭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现代管理实践中加工提炼出的精华,因而它表现在外部时,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使顾客感受到不同企业的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企业产品、服务的附加值。企业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体辐射到社会公共环境和社会公众之中,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成为其他企业以及社会组织效仿的榜样,从而对于净化社会环境、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
无论人们对企业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如何众说纷纭,如何给企业文化下定义,但可以肯定地说,企业文化给现代企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经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软实力,在发展中的作用已不容置疑。世界成功的企业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文化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世界顶尖企业,即使是红火一时,也不会成为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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